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精选12篇）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第1篇

一、邓小平论人才的范畴

2010年5月,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颁布, 明确指出,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 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1) 。

邓小平认为的人才也不例外。一方面, 邓小平认为, 人才指各行各业具有过硬知识和技能的人。邓小平在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你们讲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 教育战线也应该这样。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 好的教师就是人才。” (2) 可见, 邓小平所说的人才并不专指科研机构中的优秀分子, 教育领域也可以出人才。他还说:“后勤工作也是一门学问, 也需要学习, 也能出人才, 不钻进去是搞不好的。” (3) 这也是说人才并不局限于某一行业或领域。总之, 邓小平认为的人才包含各行各业, 如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艺术人才、金融人才等。另一方面, 邓小平认为, 人才是具有正确政治方向的人。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一个人, 如果爱社会主义祖国, 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 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 按政治标准来说, 就不能说他是白, 而应该说是红了” (4) 。因此, 在邓小平眼中, 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坚定政治立场和态度的人, 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人。

二、邓小平论人才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由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而人即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而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是历史的创造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邓小平非常重视人的作用, 特别是人才的作用, 因为人才将为社会创造更大更多的财富。邓小平在重要讲话和谈话中多次提到人才具有极大的作用。

其一, 人才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十分缓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各方面工作需要恢复和建设, 其中, 在恢复和建设中, 我们一直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我们的目标。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要实现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还得靠人才的带动, 因为人才是科技革命的推动者。瓦特改良蒸汽机推动了第一次科技革命, 爱迪生发明电灯、贝尔发明电话推动了第二次科技革命, 冯诺依曼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 科技人才在科技领域起到了榜样作用, 可以带动科技水平的提高。1977年, 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说道:“我们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 没有人才, 怎么上得去?” (5) 可见邓小平非常关注人才对于推进现代化的作用, 特别是科技人才。后来邓小平又提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 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 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 没有大批的人才, 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我们搞四个现代化, 急需培养、选拔一批合格的人才。” (6) “改革经济体制, 最重要的, 我最关心的, 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7) 。由此可知, 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才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认为人才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其二, 人才为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作贡献,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它需要后来者的继承与建设, 需要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的努力, 更需要大量的有才之人。“道理很明显, 只是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 还需要有人干” (8) 。也就是说, 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需要人才贡献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为之服务, 只有各领域的人才齐心协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有希望。唐太宗非常重视选官和用人。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广纳贤才, 因此唐太宗时期人才济济, 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 等等。唐太宗在人才的帮助下治国兴邦, 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朝盛世。可见, 人才是国家的希望, 人强则国家强。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人才不断涌出, 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9) 这里的“事业”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 人才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梦之队”, 即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支撑,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主力军。

其三, 人才问题是战略问题, 关系百年大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人才问题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如何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坚定地选择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的人才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并能保证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就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正如上文提到的, 人才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需要接班人和人才。邓小平把人才问题提升到战略高度, 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在1979年发表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说道:“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认真选好接班人是一个战略问题, 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10) 在这里,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问题是战略问题, 关系着我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而人才是社会主义的优秀接班人, 因此可以说人才问题也是战略问题, 也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在21世纪的今天, 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最稀缺的战略资源, 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只有做好人才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万古长青、生生不息。

既然人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所以需要创造有利条件使人才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邓小平认为, 除了关心人才的精神生活, 还要关心人才的物质条件。物质生活条件是人才发挥作用的基础, 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 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 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恶劣的物质条件影响了人才施展他们的才华。这种物质条件包括职称、工资待遇等问题,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鼓励上进, 才能出人才。

三、邓小平论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由于人才对科学技术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其一, 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前提及基础。选拔和培养人才有一个发现人才的问题, 可以说, 发现人才是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所说的:“世界上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才就如美, 我们并不缺少人才, 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 所以领导干部要善于发现人才。邓小平在1985年说:“善于发现人才, 团结人才, 使用人才, 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11) 这段话表明, 领导者成熟与否与发现不发现人才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发现了人才, 才能培养好和选拔好人才他甚至说:“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 能不能用人才。” (12) 可见, 发现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二, 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对于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邓小平有过明确的表述,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说道“要注意培养人, 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13) “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即毛泽东所说的“又红又专”, 既要为社会主义服务, 又要有专业素养, 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又要有真才实学。“年轻化”即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人才。邓小平认为在这四个标准的基础上, 我们培育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 邓小平认为, 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技术标准, 即专业知识素养。二是政治标准, 即“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 为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14) 。

其三, 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途径。关于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途径, 一方面, 邓小平认为, 选拔人才需要有良好的用人机制。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总的看, 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问题, 尊重人才, 广开进贤之路。” (15) 从“广开进贤之路”可以看出邓小平要求我们建立有利于人才选拔的机制, 通过良好的用人机制选拔人才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另一方面, 邓小平认为,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 其中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 一定要把教育办好” (16)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 基础在教育” (17) 。显而易见, 教育向国家和社会输送人才。在谈到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的同时, 邓小平指出教育需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只有经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生产实践才能造就合格的人才。除此之外, 邓小平认为, 我们应当重视科学家、教师等对发现和培养人才的作用,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键在教师” (18) 。可见邓小平认为教师对培养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 我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 发挥教师和科学家的作用以培养人才。

四、邓小平人才思想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一,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丰富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许多邓小平思想, 其中有我们熟知的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政治思想、行政管理思想、法制思想等。邓小平的人才思想拓宽了邓小平理论的领域, 从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体系,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启示我们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以培养具有正确政治方向的人才。我们需要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人才, 而不是具有专业知识素养却危害社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因此,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减弱,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加强。特别学校教育, 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 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党管人才”的原则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迫切的。

其三,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启示我们应创建良好的用人机制, 以利于人才的选拔。良好的用人机制包括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开放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及激励机制等。在良好的用人机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任人唯贤, 而不能任人唯亲。所谓任人唯贤就是选拔任用有德有才的贤能之人。只有任人唯贤, 我们才能创造出“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的局面。

在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指引下, 江泽民同志同样谈到了人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说:“培养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尤为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 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 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 (19) 这是江泽民同志谈到的关于人才的重要性, 接着他谈到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他说:“领导干部要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 知人善任, 广纳群贤。” (20) 这说明江泽民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2008年5月3日, 胡锦涛同志视察北京大学时发表讲话, 他向大学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努力造就高素质人才, 高素质人才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 是建设新型国家的强大依托。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指出了人才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作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2014年6月9日, 习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才越多越好, 本事越大越好, 我们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以上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人才的论述与邓小平的人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是对邓小平人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时代在不断发展与进步, 我们应重视学习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同时树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科学人才观,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摘要：邓小平的人才思想是邓小平关于什么是人才、人才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对待人才、怎样选拔和培养人才等一系列观点和看法。这一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观点。研究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人才思想,意义

参考文献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第2篇

一、邓小平提出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

反腐倡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学习和探讨邓小平反腐倡廉的思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克服腐朽思想的途径，他说：“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1954年2月，邓小平在《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中讲到：“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原创：http://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地步。”指出党内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使我们党丧失敌情观念，必然会破坏党的团结，会经不住困难和敌人的考验与袭击，从而使我们伟大的事业遭到失败。[]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执政党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他提醒全党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防止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要求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监察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讲了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批评道：“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因此要逐步予以解决。”他认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另外，还应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1975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他紧紧抓住整顿党的作风这个关键，大刀阔斧地整顿由于“文革”的破坏而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邓小平列举的腐败现象虽然是在军队中讲话的，但对当时的整风来说具有普遍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集中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同时，提出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1982年4月，针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猖獗，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时，他第一次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对外开放，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这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十二大”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各种错误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随之猖獗。邓小平十分关注对腐败现象的防范和对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为此他做了不懈地努力。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一定能赶上资本主义，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平现象。”表明了我党对根治腐败现象的坚定信心。

1989年春夏之交，在平息政治**中，邓小平连续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了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表示了他对反腐败工作的最大决心。他还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抓紧一二件大案，透明度高，处理不能迟。”他把惩治腐败能否取得成效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

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谈话。再一次强调了反腐倡廉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证，原创：http://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绝不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二、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思想特点的概述

第一，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是一以贯之的。从1950年一直到1992年期间，邓小平针对不同情况多次论述了反腐败的思想，这表明他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战略眼光。

邓小平人才思想与素质教育 第3篇

【摘 要】人才问题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邓小平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人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今天推行素质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邓小平人才思想入手,对实施素质教育的任务、前提、内容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人才思想;素质教育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要体现教育这一基础性,必须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

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对人才问题作过许多精辟论述,眼光深邃、见解独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人才思想。邓小平人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今天推行的素质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关键,教育在基础。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在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正占主导地位,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曾多次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⑴教育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归根结底是培养合格的人才。

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人才的问题。什么是人才?人才有没有标准?这是教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进行素质教育改革,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合格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邓小平人才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人才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什么是人才,人才的质量标准,人才的作用,对待人才的态度以及

培养人才的途径等。

1.人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人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⑵因此,在不同时代,人才的内涵也各不相同。同时,“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问题。”⑶,人才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

2.社会主义人才质量的标准是又红又专。什么是“红”?什么是“专”?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才“红”的政治标准是“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⑷而且“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⑸因此,社会主义人才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人才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要有真才实学,否则只能是热情有余而贡献不足,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科学技术人员应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⑹“红”与“专”要在人才上有机统一起来,科研人员“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⑺“红”必须通过“专”才能表现出来,“专并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⑻

3.人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全社会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重视教育,大力培养人才。邓小平强调:“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⑼如何培养人才?人才培养关键在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大批人才,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综上所述,教育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归根结底是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什么是人才?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邓小平人才思想中详细回答了这些问题。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困此,把握邓小平人才思想,对于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坚持邓小平人才思想,实施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必须向素质教育转化,这是教育改革的必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素质教育重在人的素质,那么,什么是素质?素质是社会要求与个性的统一体。邓小平人才思想体现了当今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教育应培养人的哪些素质?按照邓小平人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素质。邓小平强调人才应是又红又专,作为培养人才的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⑽“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⑾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他一再强调:“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⑿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培养人才的方向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培养的人才为谁服务,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人的素质首先应是思想政治素质。

第二、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⒀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要通过人来实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生产的人。”⒁可见,邓小平非常重视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他指出:“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⒂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身体心理素质。身心素质是人才的物质基础,它是其他一切素质的载体。邓小平一直重视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出要增强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他指出:“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这对于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是必要的。”⒃同时,他认为,面对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人们要提高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由此可见,素质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保证是培养人才。邓小平人才思想集中反映了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对教育的要求。因此,在以培养人才为核心内容的素质教育改革中,坚持邓小平人才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⑴⑶⑷⑸⑻⑼⑾《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103、89、41、92、262、40、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⑵⒁ 同上,第88页。

⑹⑺ 同上,94页。

⑽⒂ 同上,104页。

⑿⒀《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306、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⒃《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1.张小涛,女,大学,文学学士,中学二级教师,重庆鲁能巴蜀中学高一班主任、语文教师。主研方向:中学语文学科教学、学生管理。

邓小平人才思想及实践价值 第4篇

一、邓小平人才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一) 邓小平人才思想产生的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后, 世界多极化渐成趋势,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 各国关注点从政治对抗转为经济竞争, 如何解决本国发展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并产生的重大变革, 使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世界各国的竞争, 已经由某一领域的竞争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综合国力的较量, 实质上就是人才的较量。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 要求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对待人才建设, 强调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 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指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关键在于人才。他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从一定意义上说, 关键在人。”[1]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邓小平运用世界历史眼光和现代化眼光对当今世界各国竞争态势的科学洞察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思考得出的现实结论。他把人才问题放在适应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上, 用国际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来推动我国的人才开发。

( 二) 邓小平人才思想产生的国内背景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产生的。

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 人才问题日益突出。邓小平曾反复论述人才的关键作用, 他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 而是缺少一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 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 没有大批的人才, 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 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2]他指出, 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 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这是当前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 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这样我们一定会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逐步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大业迫切需要大量人才, 需要正确的人才思想来指导人才建设, 这样邓小平人才思想应运而生。

邓小平人才思想, 是他看到了人才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后逐步形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 随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活动的深入, 邓小平人才思想逐渐发展成熟。

二、邓小平人才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人才思想继承了我们党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工作的优良传统, 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原则、新方法, 全面回答了新时期如何造就和发挥人才优势等一系列问题。

( 一) 人才战略论

1. 人才问题是关系到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培养了成千上万忠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 耽搁了对一代青年人才的培养, 严重影响了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 造成我国各项事业缺乏一大批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领导层也面临年纪偏大和青黄不接的现象。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 “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个战略问题, 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3]他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 不但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这个战略问题, 而且要从实践中从大局着眼, 解决好这个问题, 只有选拔好中青年干部, 才能使他们接好老同志的革命班, 才能使党的事业万古长青。

2. 人才问题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凡讲现代化建设必涉及到人才问题。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 有人才。”因此,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不是资金, 不是技术, 而是人才。邓小平认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归根到底取决于年轻一代干部的健康成长, 不尽快培养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素质硬的领导人才, 就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没有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没有一支科学技术大军, 没有一支素质优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 四个现代化就会流于空谈。

3. 人才问题是关系到人才队伍发展壮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队伍存在着三个不适应形势需要的问题: 一是人才少, 二是缺乏专业干部, 三是干部年龄老化现象严重。他强调指出:“要跟上时代步伐, 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就要造就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 要有一大批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 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4]这是邓小平在科学分析国际竞争的新态势和国内“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后提出的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

( 二) 人才尊重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在1977年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 他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 工作上放手使用, 生活上关心照顾。

1.“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才的主体是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地位问题, 是关系到能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邓小平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 是还知识以应有的尊严与地位, 并全面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他引导人们正确评价了教育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 使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不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正确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践中解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战略问题。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根本上解决、确立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并将其提高到空前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各项任务中, 把发展生产力摆在第一位; 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 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位; 而在发展科学技术及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任务中, 把人才问题放在第一位。因为, 人才是知识、科学技术的载体, 科学技术必须依靠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才能得以创造和发现, 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这层意义上讲, 人才就是生产力。这无疑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施展才能解除了羁绊。至此, 可以说, 知识分子获得了彻底解放。

( 三) 人才培养论

1. 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四有”。针对“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国民精神、社会风气的巨大破坏, 邓小平特别注意通过教育恢复良好的社会风气, 要求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从而树立一代新风。1980年, 他首次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四有”目标, 1982年7月起, 又把“四有”概括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并且在接下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四有”基本要求被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成为人才培养的标准。“四有”基本要求把新时期人才的培养工作落实在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 在“四有”中, 理想、道德、纪律都是强调对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 而文化则是对人才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视, 德才兼备一直是邓小平培养人才的标准。

2. 培养和造就接班人。一方面, 邓小平强调要培养青少年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 青年一代的成长, 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5]他强调, 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指出, 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现代化劳动者, 学校要从难从严要求, 严格训练, 加强中小学教育质量管理, 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 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中小学教育内容。还强调学校教育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从根本上杜绝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这种破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现象。另一方面, 邓小平强调要培养和选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接班人。他认为, 认真选好领导岗位接班人, 是一个战略问题。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要注意培养人, 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 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这点明了培养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接班人的重要地位。

( 四) 人才管理论

1. 人才管理要制度化。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才的管理, 而且特别强调通过制度来管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 在邓小平人才理论中, 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人才管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包括分工负责制度, 各级党委“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党委成员也要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监督制度, “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等。

2. 人才管理的基本原则。党管干部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 一管党员, 二管干部。要坚持党对干部工作的统一领导, 要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根据人才的质能分配担任相应的工作。职权责利一体化原则。邓小平认为, 对人才要有什么能授什么职, 授什么职给什么权, 给什么权负什么责, 负什么责得什么利。他指出, 对人才党委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三、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实践价值

人才是社会资源中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党极端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并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战略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 这是对邓小平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人才思想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 一) 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邓小平人才思想为我们党提拔和选用干部提供了理论指导。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 注重素质的选人用人理念, 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 努力培养和选拔具备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领导干部。邓小平人才思想为全面贯彻党的宗旨提供了理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这是由党的性质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 必须尽到勤务员的职责, 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人才思想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供了理论指导。在领导干部中进行党风廉政教育, 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和法治观念, 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有力地促进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落实, 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 二) 锻炼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邓小平人才思想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大批干部、官兵与专业人才的培养任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 党政干部队伍与专业人才队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党政干部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优化, 专业人才队伍特别是科学技术研究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同时, 大力发展高等院校, 不断推进教育领域改革开放, 使高等院校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本上适应了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培育了大量后备人才。

( 三) 提高了国民文化素质, 推动了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繁荣

各级各类学校中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数以及毕业生数都翻番了, 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更长时间的教育, 文化素质得到有效改善, 能够从总体上学习和掌握更多、更复杂的知识, 国民总体文化水平更高。正是由于培养出的大量人才, 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 初步理顺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问题,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还培养出大量人才进入文化艺术事业机构, 与不断发展的文化艺术一道, 共同推动了文化繁荣。

邓小平人才思想抓住了时代脉搏, 选拔、任用、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化素质的高水平人才。正是这些人才的拼搏进取和无私奉献, 社会主义现化化建设才取得如此辉煌成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人才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思想创新, 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最终版） 第5篇

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权力失去制约、失去了监督，当权者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特权导致腐败。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存在弊端，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

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主要就是公共权力与金钱、物质、美色等的交易，公共权力成为腐败者谋私的手段。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廉政建设的落脚点就是要要放在规范权力的运行上面，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规章制度不健全或不严格执行，决策、人事、管理缺乏公开和透明度，特别是对这些单位的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这些领导腰杆又不硬，反过来又放任下属违法违纪，甚至暗中为其牵线搭桥，使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人事升迁任免权，行政审批权，资金发放权等，大到官吏的荣升贬谪，小到百姓的油盐酱醋，都受“公仆”的干预、影响。一些当权者，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唯我独尊，专权擅断，压制民主，践踏民意，脱离人民，由“公仆”变成“老爷”。搞“一言堂”，“家长制”，特别是在决策上缺少民主性和透明度，许多腐败事情由“暗箱操作”、“权力黑洞”产生的，或只有圈内的少数亲信知道，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的屏障，权力寻租，索贿受贿，权力达到了最大的使用值，腐败现象产生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换，大搞裙带关系，“亲友团”控制一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家族网、人情网，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近几年来被揪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胡建学、李嘉廷等都是由于集中了过分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他们大权独揽，权倾一日，威震一方，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权权交易，以权谋私，以权猎色，贪图享乐，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收受邹某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们国家中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湛江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烟台“11.24”特大海滩事故，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甚至长江三峡工程，长江大堤抛石护堤工程，这样百年大计的“生命”工程，竟然有偷工减料严重事件，使工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腐败现象正吞噬着党和国家健全的肌体，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毒害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社会风气，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它是寄生在国家健全肌体上的毒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利剑向腐败现象进行不懈怠地斗争。

二、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

首先，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理想信念和法制教育，引导大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真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

应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应建设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制止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对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和公开办事的原则，增强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应加强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监控，坚决取缔小金库，从源头上铲除滋生粮食腐败的温床。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向腐败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狠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和威慑力。反腐倡廉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受到了人民的拍手称快的赞扬，提高了党的威性。但是这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铲除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控制，只有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同时，转变政府职能，由行政命令、审批向协调、中介、服务职能转变。

一个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先天就具有“腐败因子”，他们大都有一个艰苦的成长过程，有一个艰难的奋斗史，有绚烂多彩的创业史，他们也曾有许多璀璨耀眼的光环，他们为什么由一个“明星”、“功臣”脱变为一个令人唾弃的腐败分子呢？也许你可以说，封建残余思想，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等，不一而足，为什么一沓钞票、一根金条、一座洋房、一句许诺，一个情人，就把他们拉下水了呢？为什么不从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上铲除其根源呢，腐败分子“腐败”后才被制裁，对个人和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如从“源头控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和制约机制，科学地调控权力的运行，那可以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因此，我们反腐败要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土壤，建立一个健全的权力产生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对权力滥用的监督。使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温床，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加大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增加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克服特权思想，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

我们从根本上反腐防腐，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要从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入手：

① 建立完善的完备、科学的人事任免制度，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精选优秀人才。任人唯贤、唯能，杜绝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的行为。建立完善公平、公开、民主选拔、选举公务员、官员制度，使德才兼备的英才脱颖而出。建立完善公务员的考试、考核、奖惩、晋升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

② 建立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杜绝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温床，监督和防犯行政审批中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

③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生活保障制度。高薪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举个例子，我们给公务员一辆“奥迪”，行贿者给一辆“夏利”，肯定不会产生腐败。高薪养廉目前不现实。高薪与经济状况是相关联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高薪。另外，高薪的标准是什么，说不清。公务员的收入是与地方财政相联系的，而现在各地方的财政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势必导致薪水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是暂时无法消除的。当然，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是可以实行“高薪”的，以后的趋势也会是“高薪养廉”。

④ 建立完善信息的保密与公开制度，增加对决策的监督和决策的透明度。

⑤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轮换、回避、任期制度。

⑥ 建立完善民主评议制度。

⑦ 建立完善群众检举、监督制度。

⑧ 建立完善财产登记、申报制度。

⑨ 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的公开制度。

⑩ 建立完善弹劾、罢免制度。

增加政治的民主性和决策的透明性，切实保证人民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并切实以上制度的贯彻实施，必然有效地防范、遏制腐败。正本才能清源，“欲流其远者，必浚其泉源，欲求草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本”。从制度上保证不能腐败。把腐败现象消灭、抑制在萌芽状态，决不使其滋生、蔓延。

三、依法行政是反腐败的关键

我们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没有切实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关系。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干些专横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谀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权力欲膨胀，特权思想严重，办事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长官一人说了算，写条子、打招呼、办事缺少公开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现象就产生了。

邓小平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他指出了我们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缺少法治理念，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如果领导的品德存在问题的话，腐败现象就随之产生了。

我们必须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制约权力、防治腐败。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问题上，他讲到“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做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现在实行依法治国，重要的是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约权力。（1）依法配置权力资源。建立稳定的合理的权力制度，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制度，使国家机关权限分工、权力取得规范化、法律化。（2）依法制约权力主体。使权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规范和约束，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轮岗制、民主评议制、选举制。邓小平指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的。”（3）依法监督权力的运行。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制约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审议、质询等方式监控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权。（4）依法监督矫正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者，通过弹劾、罢免、撤销、制裁的方式来矫正权力的滥用。邓小平指出：要健全领导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活动，“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设置罢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

依法行政是保证我们办事的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败的产生的关键。官吏的任免、选举、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等必须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进行，向社会公开，增加公众参与性，保障公民的参政权、知性权、监督权。防止官员的专断擅断，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四、加强司法监督是反腐败的后盾

以严厉法律的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使欲贪污腐败者不敢贪。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发挥党纪国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不仅对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经商等违反党纪政纪者也要从严惩处，决不姑息。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全面的清理检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从而震慑犯罪分子，纯洁干部队伍，坚决堵住腐败这一黑洞。

五、加强社会监督是反腐败的保障

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专权擅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发挥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败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权力的腐败，而决策又是权力的核心源泉，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制约，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

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监督的主体可分：①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②国务院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地方政府对其各职能部门的监督。③人大及其常委政协会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④人民群众的监督、检举。⑤新闻媒体的关注、监督、评价、批评。

监督的方式有（1）来信来访，（2）批评、建议，（3）检举、揭发、举报，（4）公众听证会，（5）控告，（6）审诉

决策监督是行政监督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对决策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国家权力机关及领导的决策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公正性、清廉性的监督。决策中，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否符合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群众监督是促使政府和官员清正廉明、高效的有效手段和措施，是政府和官员行为的一面镜子，充分发挥监督手段有效防范、遏制、揭露腐败现象。全国的67%的反腐案例都是群众揭发检举的，群众监督在反腐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一些违法现象进行曝光，起了很好敲山震虎的作用，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许多报刊在反映社会的光明面的同时，也敢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起了鞭策、监督作用。

不庸讳言，我们的监督存在不力的一面，广州市就“对该市领导干部廉政监督是否有力”进行调查，认为监督不力的占67.4%。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很多：（1）不敢监督：腐败分子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势力网、权大势众，根深叶茂，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2）不能监督，群众不知情，没有真凭实据，监督无门。（3）不愿监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4）不会监督。不知用法律手段，采取正当程序检举、监督腐败，只是发牢骚，闹情绪。

我们的监督制度有待于完善，要切实保护监督人的合法权益，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开性，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决策的公众参与性，让群众监督、防范腐败。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加强监督，使腐败分子处于天网恢恢之中。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回(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诸君如何跳出历史兴衰存亡的周期率支配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监督，人民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但长久以来，民主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弱乏力、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就会产生权力滥用，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新时期下，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断完善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人事任免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切实实行依法行政、增加决策的民主性、透明度、保障人民的参政权、监督权，使腐败现象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邓小平的党风建设思想探析 第6篇

【关键词】邓小平 党风建设思想 探析

一、邓小平对党风问题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和智慧，结合时代特征，对党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风建设思想。

1977年7月，他曾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指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关于反对形式主义。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尖锐批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他要求开会、讲话都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要克服官僚主义，就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

关于反对贪图享乐和浪费之风。邓小平同志不只一次地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艰苦创业。”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优良传统更应坚持和发扬。

二、邓小平提出党风建设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党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现实，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其中包括：

（一）加强思想教育，改进作风

1989年邓小平坦诚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以，他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还特别强调进行艰苦奋斗教育。

改进党风，重点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他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

（二）严肃纪律，从严治党

邓小平认为，改进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必须落实到对不正之风的严肃处理上，落实到改进工作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上，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

抓具体事件，首先要抓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的案件，抓典型。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党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

（三）完善制度，规范行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何建立严格有效的制度？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体制和新制度，以此规范、约束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防止权力滥用。在制度建设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建立健全监督制度。1980年9月，他提出，要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从而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滋长不正之风。邓小平认为监督有三种形式：一是党内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

（四）加强法制建设

法制在党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86年在谈到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说我们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结果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都出来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又一次提出，搞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立法要完备；二是执法要严格。对于执法机关本身，邓小平要求它们要廉洁，认为对它们不廉洁的问题不能姑息迁就，不能以钱代罚、以钱代刑，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

三、启示

邓小平党风建设思想，内容丰富，难于概括穷尽，认真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

（一）改进党风，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

由于党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把党风建设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党风建设，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必须看到，当前党的作风方面还存在大量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还相当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群众隔开，使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最终难以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都要锲而不舍地抓党风建设。

（二）改进党风，关键在于落实群众路线

党风建设的核心就是党群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同样需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当前，推进作风建设的主要工作，就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这就要求发扬民主、开门整风。要建章立制，积极引导和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评议和监督。要真抓实干，切实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以优良党风凝聚起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改进党风，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既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常抓不懈，又需要在坚持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重视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不断提高作风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才能真正抓好作风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卢先福.邓小平党建理论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论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第7篇

关键词：邓小平教育思想,基本特征,动态适应论,加快发展论,深化改革论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及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出发，针对不同阶段的现实问题，在革命和建设迫切需要理论指导的关键时刻，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过人胆识和伟大气魄，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论，开辟了一条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和回答如何巩固、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把教育作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历史使命的战略问题进行考察，并亲自进行教育工作。他对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内涵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成为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武器。概括起来，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动态适应论、加快发展论、深化改革论。

一、动态适应论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核心

“适应”是一个动态发展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适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受制于并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具有更为深邃的内涵，即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后备军必须预见到远期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要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当代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中，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经济竞争的主动权，谁的发展速度就会加快。198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科技事业的基础在教育。他对教育的基础地位作出了三个方面的指示：一是“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二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三是“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要求在按照自身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主动充分发挥自身的全面功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服务。

从“适应论”出发，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原则。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学校内部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部门，从学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到整个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相结合，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培养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而且是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进步的强有力的杠杆。这不仅纠正了以往在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的失误，而且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自1979年以来，随着一系列的教育调整和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如把教育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与普通教育、劳动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互相渗透，实施“燎原计划”，“农科教”结合，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还指导我们研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如何为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入新的活力。

二、加快发展论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点

加快发展是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出了教育发展问题：“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全局的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在设计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并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人才问题的重要地位，强调培养“四有”新人对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极端重要性，确立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且十分果断地提出宁可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他在南巡讲话中谆谆告诫大家：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而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针对一部分同志对教育缺乏应有重视的状况，大声疾呼：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我们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他还说：“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该包括教育。”这些论述，为我们指出了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及其重要作用。

如何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落在实处，优先发展呢?邓小平提出三点：一是领导重视。因为教育是一项庞大的、关系到社会主义各方面的育人工作，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教育战略地位就会落空。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因为教育的大政方针确立以后，教育的产出便取决于教育的投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发展教育事业不增加教育投资是不行的。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这“两个增长”的原则在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又得以体现，从而教育经费的增长有了法律保障。三是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因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教师。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而且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三、深化改革论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关键

深入改革是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选择。因为改革既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又是中国发展教育的必由之路。教育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我国发展教育的驱动力。鉴于我国长达十年“文革”的浩劫等原因，我国教育严重脱离现代化建设，严重地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需要。针对教育这种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状况，邓小平同志热情鼓励、支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思想，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他对北京景山学校的“全面发展打基础，发挥特长育人才”的教改实验，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的鼓励，就是最鲜明、最生动的例证。

邓小平同志1983年10月1日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仅是对景山学校教改的支持和鼓励，而且为我国整个教育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深化改革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邓小平始终把教育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提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的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一英明论断无疑是正确的。搞好了教育改革，就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大规模地准备了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人才。第二，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以及“三个面向”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的加强教育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把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战略地位，为确立“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第三，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深入进行教育改革。为了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更好地发挥它的各种社会功能，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教育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还从教育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的结合上提出，要把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思想认识落实到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大量合格人才的具体规格上。要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弹性的各级各类教育体系，首先就要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次要通过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三大特色 第8篇

一、鲜明的时代特色

邓小平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视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制思想的发展,把法制建设和时代主题紧密结合起来,把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将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中包括法制建设同样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在1985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虽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但是,在其法制思想形成之初就贯彻和体现了时代主题的思想。作为时代主题的具体体现,中国的法制建设就要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为重心,法制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要维护、巩固、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这个中心。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措施,并将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把健全法制作为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明确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1]。邓小平还把加强法制建设作为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手段,明确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都是需要稳定。”[1]为维护稳定,他坚决主张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作为时代特色的重要表现,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首先,他反对“人治”,主张用“法治”代替“人治”。针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人治”痼疾和“文化大革命”给法制建设造成巨大破坏的实际,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2]主张通过法律制度化的途径来解决“人治”问题,强调,“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3]其次,他把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各方面关系的主要手段,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法治社会,法律在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主要作用。邓小平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3]告诫“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斗争。”[3]邓小平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干部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捍卫法律的尊严。最后,他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有超越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邓小平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重要的法制原则,明确要求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一原则。他总结了特权产生的根源,阐述了依法反对特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任何人都不允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消遥法外。”[3]

二、浓厚的中国特色

由于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在产生、内容和作用方面都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必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强调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虽然没有确立现代的“法治”理念和精神,但是,强调道德在维系和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却是中国法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邓小平继承和批判了中国传统法制思想中的历史遗产,并加以发展,从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的高度来认识法制建设,强调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密切结合和统一。他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看做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重要工作,强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遵循社会主义法的原则”又要有“必要的法律设施,加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报刊宣传和学校教育的配合”[3],明确指出,法制建设“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法制建设是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制度化;另一方面又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加强法制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具有的目的性价值,指出“法制建设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教育人。”[1]

2. 主张建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培养法律队伍,加强对国民进行法制教育。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人、领路人,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外国法制建设经验的借鉴和吸收,但是,他主张“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借鉴别国有用东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司法部门和法律队伍,加强对国民进行法制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十分重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关心宪法的修改,“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他还根据中国无法可依的实际,提出加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加快立法步伐。“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3]从中国司法部门、司法人员存在的数量少、素质低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对司法人员要严格考查,建设一支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规模宏大的法律队伍。从“我们国家缺乏执法和守法的传统”的实际情况出发,他积极主张要“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树立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的良好的社会风气。

3. 提出依法保障国家的主权和统一。

法律必须保障国家的主权和统一,这是法律的最高职能。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是剥削阶级的法律,其制定和施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维护和巩固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地位,而没有把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作为法律的最高职能。邓小平的法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了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上。从维护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并且保持五十年不变,指出,“中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的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1]“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1]“一国两制”是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一国两制”,“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1]

4. 依法确立和保证国家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

由于中国革命在对象、任务、领导阶级、主要力量、革命道路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如此,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优良传统,建国后,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一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过去,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政策在法律上也得到了确认,但是,由于法制遭受破坏,动摇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民族政策的法制基础。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从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为国家制度和民族政策奠定了法制基础,使制度和政策跨入法律化健康发展的轨道。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来说“仍然必须实行专政”[3],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3]。在专政问题上,要“依法专政”。

三、显著的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法制思想和法制建设方面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加之,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因此,法制思想存在着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错误,以阶级斗争思想代替法制思想、以开展阶级斗争代替法制建设,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总的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法制思想和法制建设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但是在具体做法和步骤上,并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法制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前提的基础上,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情况的法制思想,体现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完整的、合格的社会主义的法制思想特色。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社会主义特色突出地表现为:

1. 全面阐述了法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深刻论述了法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改革开的顺利进行和加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相统一的思想,指出,“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3]“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3]。“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3]。他还主张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明确指出以社会主义法律机制来约束和制约权力,主张“靠加强法制”来解决“不正之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把发展经济和完备法制看成是巩固社会安定团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主张用法律规范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依法巩固和推进改革开放。

2. 论述了党的领导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主张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要按照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加强对党的领导的监督。

3. 充分贯彻和体现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是国家的真正主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社会主义特色的重要体现,就是确立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首先,邓小平主张以宪法和法律来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严厉打击侵犯公民民主权力的各种犯罪活动。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制定上,要“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要使我们的宪法“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3]其次,提出在不搞群众运动的前提下,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打击犯罪活动。“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体人民参加”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后,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立法和法律监督方面的作用。立法、执法、守法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为加强立法,严格执法,邓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主张要有“群众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作用。

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三大特色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的整体。其中,时代特色表明了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先进性,社会主义特色决定了其法制思想的性质,而中国特色则是其法制思想实践性的基础。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在中国法制思想发展和法制建设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把中国的法制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摘要：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充分体现出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开辟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局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法制思想,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领导伦理思想的独特意蕴 第9篇

一、领导伦理的基本功能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 领导伦理研究领导者的伦理规范, 即领导者在领导活动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为培养领导者尚公、正直、廉洁和勤奋的美德, 实现领导过程的伦理价值及领导者的道德完善, 提供正确的道德原则和实现途径。

邓小平领导伦理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这一思想具有许多独特的功能。

(一) 导向功能

上行下效是道德运行的通则。领导道德修养的高低, 在公众中会产生极强的映射效应。正如邓小平所说:“领导作风恶劣, 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 群众就不批准。……群众不跟你走, 你就一事无成。”[1] (p157) 如果领导者尊重群众, 从最广大人民的合理诉求和利益出发, 确保民主决策的“不走样”, 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获得群众的信任;反之, 如果在领导角色的扮演中, 责任道德意识缺失, 缺乏“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人民负责”的服务动机, 就会损害党和领导的形象, 难以做到领导活动的公开透明, 甚至可能出现以决策谋取个人政绩等自私的价值观。

(二) 协调功能

当前,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一些领导干部经不起执政考验, 迷失方向, 放弃了自身修养, 出现了道德失范的现象, 如官僚气重, 不尊重群众, 办事不公正;以权谋私, 堕落为腐败或犯罪分子;生活作风腐朽, 为人民所不齿。这些虽然属于少数现象, 但足以伤群众的心、降党的公信力。其实, 邓小平早已告诫领导干部, 以身作则非常重要。不正之风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 他们改了, 下面就好办。”[2] (p124~125) 因此, 领导者应重视将领导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自觉意识, 并使之外化为道德实践, 依靠道德约束力来缩短与人民间的道德期望, 以尽可能消解干群矛盾。

(三) 凝聚功能

领导者具有尊重他人、严格自律、大公无私等较高的道德修养, 就会得到下属或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并在全社会形成情感凝聚、奋发工作的良好氛围。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领导生涯中, 以其丰厚的道德精神感染和激励着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无论作为战争年代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虽然“三落”, 却以惊人的毅力“三起”,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执着奋斗, 鞠躬尽瘁, 令人折服。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人们从来就没忘记他:1984年国庆节, 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中, 大学生们那句“小平您好”的问候, 亲切地表达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敬意, 这是领袖与群众的情感交流, 表现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高度认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人心凝聚、全国上下团结努力的结果。

二、领导伦理的基本道德原则

领导者没有道德就没有灵魂。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他的身上闪耀着一种博大、崇高的领导人格。他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无论是时至今日还是后世, 其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勇往直前的力量, 留下长存的风范。

(一) 大局意识

顾全大局、勇挑重担, 大公无私、自我牺牲, 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体现。1947年, 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作战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毅然挑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担。对此, 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抱这样的态度:牺牲小局, 保全大局。”[3]他曾谆谆告诫全党同志, “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 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4] (p298) 邓小平大局意识的核心就是, 开展工作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领导者应具备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社会、思考问题、解决矛盾的立场、观点、方法, 这既是一种领导艺术, 也是领导者思维方式是否先进的彰显。

(二) 责任情怀

作为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在对一系列现实的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不断思考, 并探索其解决之道的过程中, 以其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使领导干部的责任情怀在更深层次上变成了现实。“文化大革命”时期, 邓小平仍不忘忧国忧民的本色, 利用劳动之余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书籍, 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前途和命运,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初, 在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问题上, 邓小平向英国政府明确表达了“关于主权问题,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4] (P12)

(三) 谦逊本色

亚里士多德认为谦虚、公平是人的基本德性。邓小平一生从不居功自傲, 始终保持谦逊本色。他曾指出,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我这个人, 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 但也做了一些错事。”[4] (p173) 后来, 他进一步指出“我个人做了一点事, 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 群众发明的, 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 提出了方针政策。”[4] (P272) 邓小平以谦虚、客观的态度进行自我评价, 为领导干部如何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做出了表率。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对于其组织的价值观有至深的影响。所以, 在工作中, 领导应自觉“慎独”, 学会通过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监督, 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超越。

三、邓小平领导伦理思想的基本意蕴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不仅模范地践行共产主义道德, 而且一贯重视领导干部道德素养的形成和教育问题。他对于领导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深刻的阐述, 大致概括如下:

(一) 领导道德的基本品质:服务意识

责任、权力和服务三者关系的处理与运用, 决定一个领导者的个人素养与工作作风。邓小平指出, “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每一个党员必须修养成为人民服务, 向群众负责, 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1] (P217) 因为, 在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已经当家作主,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领导者必须以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 他深刻地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4] (P121) 这一精辟的论断, 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道德的创新认识, 也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道德素质的基本规定性, 就是要求所有领导干部把领导作为服务工作来对待, 使社会主义新型的领导关系寻找到由理念变为现实的途径。打造责任型政府, 不仅要完善监督体系, 防止歪风邪气, 还要提倡服务意识, 坚持正面引导, 弘扬正气。

(二) 领导道德的关键环节:道德教育

作为道德修养的培育过程, 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实质上是其道德情感的陶冶过程。通过道德教育, 将其获得的道德认知转化为个人品质的定型。道德教育的核心是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协调与处理。邓小平认为, 密切联系群众, 最基本的是通过具体的研究和踏踏实实的工作, 关心群众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 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 同群众打成一片……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 任何困难都容易克服。”[1] (p160) 密切联系群众还要勇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以防官僚主义, 这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品质。通过道德教育还应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 道德从本质上讲, 是基于道德主体的责任感而发生的, 是完善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 邓小平告诫领导干部, 要严于律己, “在繁忙的工作中, 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4] (P147)

(三) 领导道德的核心内容:党风建设

党风既是党的世界观及精神面貌的外在表现, 又是党的性质和特点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结历史教训,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邓小平认为, “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 极大地加强纪律性。”[2] (P271) 纪律是实现党的有效领导和国家各项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更是时刻坚守的。他同时强调, 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尤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 他坚定地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 搞廉洁政治。”[4] (P327) 爱民与廉洁事关民心向背, 也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道德品质的核心考量。邓小平认为不断纯化党风, 保持领导活动对人民的责任性和忠诚, 还应建立内外联动的监督机制, 即党的内部监督和人民群众以及党外人士监督形式的综合运用, 以发现、纠正和处分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

参考文献

[1][8][10]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杜润生.气度·风格[J].读书, 1997, (4) .

邓小平信仰思想的四大要点浅析 第10篇

关键词：邓小平,信仰,理想,凝聚力,信念

1 对社会主义的追问

由于不同国家, 不同时间, 不同环境当中存在多种信仰, 只要其营造的精神文明环境与国家的发展相符合, 我们就应当肯定其存在的必要性, 就应当将其作为国家的主导信仰。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当中, 我国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邓小平曾说:“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邓小平的生前谈话中, 多次提到对社会主义和谈到了我国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的情况下也能建设一个新的国家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严守在心, 不断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追问。

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 认为“物质是基础, 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 文化水平提高了, 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 针对过去我们不重视物质利益的现象, 他强调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革命行动的基础, 只有革命精神到位了, 革命行动才可以更好的进行。”革命是要讲求物质利益的, 一味的追求牺牲精神是没有直面现实的表现。我们要顺应民心, 对于群众的需求和呼声, 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帮他们解决, 并且加大经济建设, 这样群众才会有凝聚力。群众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 而经济水平的建设也应当是革命的重点之一,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们生活舒适安心了, 社会自然稳定了,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之上。邓小平主席就曾经说过, 加强政治工作虽然很有必要, 但仅仅这样做事远远不够的, 要让经济增长, 让人民生活变得富裕起来, 革命工作才是做好了, 做踏实了, 做到实处了。

经济的发展是人民最容易看得到的进步, 稳定的社会是给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人民受益与当今的制度, 获益于施行的政策, 社会才是真正的稳定下来。精神的信仰是需要物质的利益作为保障的, 革命精神也是如此, 若是忽视了物质的利益, 这样的革命精神很难可持续发展。所以革命要想让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参与进来, 最关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实际的看得见的好处, 让他们的生活以为参与了革命而变得更好, 这才是最为基本的。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只有革命精神、社会主义, 很难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3 一国两制

邓小平曾经表示, 我国对人民信仰的建设是要基于目前的社会主义大前提的, 包括现在努力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 也是有社会主义特点的现代化, 而不是其他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之本, 然而一国两制则是新中国统一的根本, 且都是社会主义伴随中国一路走来,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一路线, 坚定社会主义这一信仰, 让人民坚定这一信念不动摇, 有效对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一直以来, 都是社会主义引领着中国不断前进, 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 党和国家还要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七十年代末是中国一个转折, 国内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会上决议将党和国家要更加加强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 工作重心的转移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日趋正常, 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 海峡两岸的龙的传人, 大陆与港澳同胞甚至在国外的华侨华人都对两岸的合作抱有十分大的期待。为了更好的促进海峡两岸和谐共处, 国家提出来一国两制的方针, 和平统一呼之欲出。

4 小康社会的思想

1979年12月6日, 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首次提出“小康社会”概念, 在30多年的实践中, 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 到2000年实现了总体小康。

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国情, 提出了建设小康的设想。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 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作为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到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政治领袖, 虽然借用了小康这一具有儒家色彩的词汇, 但他提出的小康社会思想却是一个与传统文化绝不相同的概念。首先,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指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第二,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一种社会制度, 是一种尚未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第三,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表述了人民群众所要达到的社会生活状态, 但又有比社会生更为丰富、宽泛的含义。第四,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强调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翻, 并且常常在同一层面上的使用小康这一概念, 说实现这一目标后,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5 结语

本文主要对邓小平的信仰思想进行了浅析, 通过分析, 我们应该积极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 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抓好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以实际行动为实现理想增砖添瓦。

参考文献

[1]孙其华.试论邓小平的信仰观[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1) :21-24

[2]耿纪朋.羌族释比信仰思想与其法器的内在关系[J].华章, 2011, (31) :14-15

[3]贺新元.邓小平发展思想论纲[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 (10) :12-20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11篇

【关键词】邓小平；治国理政；“四个全面”；习近平

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我国发展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出的重大贡献。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这也是邓小平对于经济建设的最深认识，邓小平重视经济建设，这对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重视当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国积极开拓改革开放的步伐，积极颁布政策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使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坚持加强经济建设，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了物质信心。从邓小平为代表党中央努力进行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步伐，积累社会主义发展和应对复杂国内外形势的经验，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智力保障。邓小平治国理政思想作保航，使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明确方向，坚定地信念，更勇敢带领全国人民群众走向富国、强民、和谐的新社会。

二、对于全面深化改革

邓小平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1989年谈及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实践证明，改革放开政策确实让人民生活得到大大改善，更是稳定人心，从而稳定国内局势，是中国发展走上了正确地道路，习近平同志更加认识到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仅不能停止，反而更应该全面深化改革，另外，改革给人民和国家面貌带来翻天覆地，使人民可以坚定信念，认识到改革再困难也是短暂，也要努力推进向前。鄧小平改革思想为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还将面临一系列躲不开也绕不过的矛盾和难题，而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为其提供很多积极有效的指导方向，提供很多值得借鉴的方法论。邓小平改革思想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发挥着牵引作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不断解放和发展，这也为当代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充当了引力。邓小平改革思想运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有利于为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指导性意义。改革发展到了今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这样条件下更要注意改革方法论，他的每个论断都蕴含着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思维模式，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阐明了改革的战略结构、辩证思维、系统优化、底线思维和创新方法，这些改革认识与见解与邓小平的改革论断是相一致的，这也就是说明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是走的继承邓小平改革道路，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站立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新高度。

三、对于全面依法治国

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尤其是经过“文革”社会大动乱，对民主和法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政府治理国家产生的重大影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另外，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打开国门，解放生产力，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科技人才，但是也会有西方腐败的思想和各种违法犯罪的风险，这更加需要我们加强对民主和法制建设，对全党和全国加强防腐拒变的重视，邓小平坚持民主和法制建设，一方面是对于政府治理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有利于打好根基，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民主和法制起到监督、维护和制约市场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治理国家，走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民主和法制作为协助政府管理国家经济运行、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有效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在这其中民主与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由此发现，邓小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民主”与“法制”发展要求已经发展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主”和“法治”的新阶段，邓小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为当下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打下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根基所在。

四、对于全面从严治党

关于重视党的作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并视为“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主张建设廉洁政府，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就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提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的现象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由此可见，建设廉洁政府，有利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也只有政府加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知道人民群众的呼声与需求，完善政府的治理，党领导人民群众更好地发挥主心骨的作用。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敏锐地认识到腐败问题对改革开放过程带来的危害，这也是习近平同志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前车之鉴”。邓小平同志的建党思想，重视党的领导地位，这些伟大的思想对当下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以及积极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展开反腐败斗争都产生积极影响，巩固对从严治党思想根基，习近平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作风。可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仍然重视对党风建设，这是一种战略高度以及稳定和加强对中国国内治国理政伟大事业高度警惕性，是说明当代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处于深化改革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坚持重视党风建设是一个不会过去时，只会进行时重要专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廖菁（1992.5.15）女，汉族，湖南益阳，硕士在读，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

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哲学思维定位 第12篇

关键词：邓小平,领导思想,哲学思维定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他的领导思想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领导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 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思想, 从哲学高度进行探讨, 无论对深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 还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仅就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哲学思维定位作一初探。

一、邓小平领导思想的核心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邓小平领导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 而实事求是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淆了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 以领袖的言论、指示、语录作为评判思想路线的准则, 极大地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的指导地位。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举国上下面临着全面的拨乱反正。在这一重要转折关头, 邓小平抓住根本, 从认识论方面倡导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平了理论道路。

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邓小平深知在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实践观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 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 “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邓小平还提出坚持实践观点必须打破精神枷锁, 而“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 可见思想僵化”[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邓小平面对国内外异常严峻的现实, 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更深层目的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顺利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他指出:“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在他看来,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脱离实践、不依靠实践的检验, 就谈不上“实事求是”。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邓小平以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这一机遇, 态度鲜明地支持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 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指导了这场大讨论。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1]“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1], “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 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在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转折时刻,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特别是实践的基本观点进一步普及和深化, 为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内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内涵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它深深扎根于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个历史唯物论基础之上, 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邓小平强调社会发展依赖于物质实践, 把实践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来认识。他还根据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之间关系的变化,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之一, 以此来指导全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改革开放伊始, 安徽首创包产到户经营责任制,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但被不少人反对、怀疑。邓小平却大力赞扬群众这样做“效果很好, 变化很快”。由于党中央、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才得以逐步发展壮大, 并成为农村改革的典型标志,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先力量。邓小平提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 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是生产力的发展, 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邓小平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制高点,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对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 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在中国,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中国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根本途径。他所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就是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是加快经济建设的途径和条件。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引导人们认识大力发展生产力、物质实践的重要性, 把认识论的实践标准运用到以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实践标准, 认为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势必陷入空想和唯心史观。由此把发展生产力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统一起来, 并且这一统一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胜利, 从而在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三、邓小平领导思想的本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邓小平领导思想的本质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质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是在实践中创造, 在创造中发展, 具体体现在邓小平著名的“三论”, 即“摸”论、“闯”论和“不争”论。

“摸”论, 即“摸着石头过河”, 其哲学思维是实践出真知。邓小平同志指出, 实践是创造的活动。实践只有作为创造的活动, 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源泉。在邓小平同志看来, 实践作为创造的活动, 一定要在活动中表现出不断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不断研究新情况并且解决新问题这样一种特征。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 马克思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 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 在实践中摸索。”[2]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领导思想, 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 因势利导、稳扎稳打, 用实践指路, 用事实说话, 先通过试点, 然后普及推广的方式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闯”论, 即“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其哲学思维是在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 使实践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特别强调“闯”, 他认为“闯”是一种精神, 一种气魄, 具有创造性, “不要怕冒风险”, “看准了的, 就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2]“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没有一股气呀、劲呀, 就走不出一条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可以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闯”的过程, 邓小平倡导的“闯”论, 就是引导人们敢于解放思想, 破除各种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立足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实, 改造那些前人未曾改造过的世界, 揭示那些别人还未认识的规律, 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 是我的一个发明。”[2]不搞争论, 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精神。十月革命之后, 列宁说过:“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理论在变为实践,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 由实践来检验。”[3]这也适合用于中国当前的情况。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不能等到争论好了才去干, 而是要立足于实践, 由实践赋予活力, 不足之处通过实践加以修正和完善, 成功之处通过实践加以证实并加以发展。邓小平说:“一争论就复杂了, 把时间都争掉了, 什么也干不成。”[2]邓小平不搞争论的论述, 把时间的不可逆性引入实践观, 强调时间是一维的, 一去不复返,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邓小平同志著名的“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造性阐述, 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指导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四、结语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在科学实践观中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现实历史进程的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这种活动, 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 这种生产, 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4]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正是担负起这一重大而现实的历史任务, 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从认识论深入到社会历史观, 依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当代历史的演进而拓宽实践观的内涵,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 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邓小平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立场体现了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的、本质的统一, 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当代哲学基础。总之, 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理论主线, 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 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15-27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58-374.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