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范文

《大后方》范文（精选11篇）

《大后方》 第1篇

2015年12月20日11:40, 深圳发生震惊全国的光明新区渣土受纳场特别重大滑坡事故。在随后短短的不到两个小时内, 深圳卫视就决定开直播窗口向全国观众进行直播。而这个时候, 记者甚至还没有完全到“位”, 而新闻中心在岗的、休息的所有的编辑人员已经全部回岗, 各就各位, 各司其职, “战斗就此打响”。下午3点, 第一个直播窗口准时打开, 尽管还没有传回事发现场的直播画面, 但是通过编辑对各路记者信息的整合, 有关光明特大滑坡的第一声权威信息, 已经由深圳卫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突发报道的主动权就此握在了自己手中。随后深圳卫视每隔一小时直播一次, 时长15分钟至45分钟不等。从集团领导到普通的编辑记者们, 谁都没有料到, 这个直播战一打就是整整7天。在长达一周的间歇性直播过程中, 除了深圳卫视在事件发生后立即派出了三路记者分赴灾难现场、救灾指挥部、官方新闻发布厅进行现场连线之外, 其余所有的信息整合几乎都是由后方编辑统筹完成的。也正是由于这一成功的“编辑整合”, 让全国观众详细、系统、完整地了解了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最新进展, 为观众呈现了真实、及时、准确的信息, 并成功地、正确地引导了社会舆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于不见硝烟的编辑大后方才是突发报道的主战场。

一、主导

理论上说, 最好的突发事件报道, 是在事件发生后, 报道人员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通过转播车以直播连线的方式将前方情况告知观众。然而现实却存在诸多困难。首先, 当地是否具备直播技术条件;其次, 突发事件发生伊始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有关信息的发布上会有出入;第三, 随着自媒体的涌入, 突发事件的信息呈现了碎片化的特征, 这个时候, 有些谣言或者失真的消息就可能混杂在期中;这个时候, 处于后方的编辑, 其“主导”地位就必须显现出来。在乱无头绪的报道初始阶段, 后方编辑最为关键的工作是梳理信息源、整理人力资源、调集直播团队。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 清理信息来源。目前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信息大致有:1.以新华社和央视为代表的国家级媒体或者通讯社;新华社微博;人民日报微博;当地政府微博客户端等。2.周边媒体。如凤凰资讯、香港翡翠新闻等。3.自媒体。包括网友的手机视频、自拍图片等。一般来说, 初期最容易获取的也正是来自于民间的这些视频和文字及图片消息。不过这些消息源必须得到印证, 真实可靠方可使用。4.认证微博及视频网站信息。5.一些正好在现场的媒体人现场拍摄到的视频或者音频片段。一般情况下, 编辑可以将这些信息搜集下载, 分门别类, 便于统一厘清调用。

第二, 整理人力资源。1.对编辑部人员进行分工, 消息整理、文稿统筹、视频搜集、记者联络、美术编辑、通联协作, 各个岗位分工明确责任到人;2.确认一线记者和摄像人员的手机号码、微信号码或者QQ号码等一切联系方式。3.迅速建立突发报道的采编人员微信群或者QQ群;4.搜集有关联的资料画面, 以应付偶尔缺乏现场图像的直播需要, 或者可以为记者连线的双视窗提供服务。

第三, 调集直播团队。目前常用的几种直播信号:SNG、3G/4G、微波、海事卫星。与技术部门协调, 在确定各路记者使用直播设备型号后, 编辑要向技术部门确认各种直播设备的技术参数, 同时尽量派出专门的编辑负责直播电话的联络, 因为这一环节直接关系到前方记者的直播信号能否顺利无误地呈现在电视屏幕上。

二、决战

当事故发生后, 身处现场的记者了解到的信息一定全面、权威吗?并不尽然, 在日常的采编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 某个新闻事件很可能具有多个层面, 局限于个体的能力、受支配的有效时间以及活动范围的制约, 一线记者可能只了解到了部分真实信息。而随着时间推移, 突发事件前方传来的消息愈加丰富, 报道任务更加密集, 采访任务或者之前的计划也可能因为事件的发展而出现新的情况, 因此, 坐镇后方的编辑在这个时候, 就要担负起“决策者”的角色, 统筹各类信息, 为第一线的记者“指路”。

第一、“定调”。当天直播前要及时准确地和现场记者确认当天新闻报道的大致内容, 并向值班总监和制片人汇报核实。在了解了市委市政府的宣传提示和宣传口径后, 要立即与前线记者沟通, 尽量详细传达编辑意图和报道要求, 并且商定传片途径, 如果需要连线, 也要提出明确的方向, 并根据记者将要表达的内容拟出标题。

第二, “补给”。在了解当天记者的报道方向后, 要及时帮助他们梳理各个媒体报道的内容和观点, 对于其他媒体提到了“独家式”报道, 要请前方记者核实后, 强化细节, 增加报道深度、加大信息量。要强调的是, 后方编辑提供的信息必须以官方媒体为准, 绝不采用不明来路或者猜测性质的消息。

第三, “善后”。对于前方记者遗漏的重要信息, 或者出现的口误、信息偏差等, 编辑要有“善后”意识, 后方编辑可以使用记者的现场出镜, 然后以配音的方式, 将搜集到的权威部门发布的内容制作成新闻。当一线记者不能及时回传现场信号时, 可以使用央视的画面或者前期接收到的信号。

三、挖掘

突发事件进入后期开始变得有规律, 报道方向也开始明朗, 大众聚焦的议题也开始不断集中起来, 尽管客观上可预见的报道内容开始变多, 但是, 随之而来的是观众对于事件背后的故事等信息渴求度加强。尽管这个阶段编辑任务仍然是配合前方记者开展报道, 但是, 这个阶段就要有意识地建立起突发事件的“档案库”, 从头梳理突发事件中各个空间时间节点上的内容, 深入挖掘事件的本质。在这个时期, 编辑可以对前方记者发回报道的某方面内容进行整合, 以新闻特写、新闻故事、新闻背景的形式出现在报道版面上。甚至对于突发事件中衍生出的“专业问题”或者“热点现象”进行解读。方式包括邀请专业嘉宾访谈、请出时事评论员解读、请相关领域专家说明, 也可以通过虚拟演播厅进行话题探讨。总之, 通过编辑手法, 使一场突发报道从喧嚣走向冷静, 从冲动走向理智, 从自发走向自觉, 也由“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

有人说, 在信息世界里, 编辑站在了金字塔的最高端, 他们获取信息的广度、深度以及对于信息的整合与辨别优势要远远好于独自站在第一现场的记者。既然这样, 在突发报道中, 编辑就应当意识到自身的优势, 掌握手中的利器, 在媒体的大会战中, 发掘自己的价值, 引导公众的视线。要知道, 有时候决战恰恰就在“大后方”。

摘要：当今社会突发事件越来越多, 人们对于突发事件的关注度始终热度不减, 在自媒体方便、快捷、海量的冲击下, 电视媒体必须要在突发报道中找回“阵地”, 不仅如此, 突发事件报道已然成为扩大媒体影响力, 增强媒体公信力, 提高节目收视率的一把利器。而本文重在探讨“突发报道中的编辑价值”。

潜入银行“大后方” 第2篇

在“大后方”

能到一家具备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银行实习，我自然非常欣喜，也非常愿意体验一番“银行人”的生活。由于暑期到银行实习的同学比较多，银行会对所有实习生统一管理，并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和岗位工作量情况来分配实习岗位，不管到哪个部门，自己都应该谦虚向老员工请教，多学一点实用知识，多积累一点经验。

我在金融学院读的是中文专业的财经传媒方向，被分配到了一个据说要经常与文字与文件打交道的部门——合规部。很少有人知道，银行还有个“合规部”，更少有人知道，“合规部”是做什么的。事实上，在进入这家银行实习之前，我对合规部知道的也不多，仅仅是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一些模糊的知识，大概认识到它跟银行风险评估有关。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规”，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合乎规矩”，简单来说，“合规部”就是按照相关法律、监管规定或规则，来识别、评估、通报、监控并报告银行风险行为的一个独立的职能部门。如果把服务客户的银行柜台看成是“前方”，那么合规部更加类似一个“大后方”，工作内容既包括银行日常业务的监督监管，也包括信贷经营和审批责任的认定，还包括风险管理、反洗钱工作等。

耐心+细心

令我较为兴奋的是，身在合规部需要和许多不同的部门打交道，每天在上传下达的沟通中跟不同的人联系和碰面，也让我结交了一大批可爱可敬的“银行人”。在很多人眼里，银行是一份很没趣而且压力巨大的工作，的确，我见识了银行的“无趣”，柜台前的工作日复一日，业务的工作忙碌又奔波，合规部大量的文件归档和审核……但是，我在银行内内外外地打了个转，看到了柜台前一张张敬业的微笑脸庞，看到了业务部门同事百折不挠的斗志，看到了合规部伙伴们肩负重担细致审核合同的身影，我想，这就是“无趣”中的“有趣”，“无趣”中的可贵。

在银行合规部工作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文件，包括总行文件、分行文件与各类通知的机密文件等，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将这排序错乱的文件按照电脑的顺序排好并最终整理成册。我还需整理合规部庞大的资料库，将历年的资料整理好，将这些文件整理归档。

在实习过程中感觉稍微困难的事，是整理内部网的发文。总行在上传文件的时候总是一次性将所有的文件上传到内部网，但里面只有部分是合规部需要的，我要在这大量的信息条里筛选出有用的信息，但因为之前并没有太多金融类的知识，在筛选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遇到不确定的信息时要不断地问领导是否要删除。

除此之外，审核可疑客户交易信息也是我在合规部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在网上审核标记为可疑客户的交易信息并不困难，只要该客户并未标注进入“黑名单”，我均可以将此客户本次的交易标记为“顺利交易”。虽然任务简单，但由于客户数量极为庞大，多达4万条，因此在这过程中还是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当我面对着每天几乎陆续不断、堆积如山的归档文件、审核文件、规章制度方案，想要仰天长啸的时候，合规部的一位前辈告诉我说：“能把每一件琐碎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在合规部同事的身上，我算是真正见识了银行人的严谨。

“责任”最重

在银行合规部实习的这段时间，最大的感触莫过于对于“责任”二字的理解。合规部门是支持、协助银行高级管理层做好合规风险管理的独立职能部门，一线业务部门对合规部工作负有直接的责任，高级管理层对银行合规经营负有最终的责任。

换句话来说，作为一个合规人员，身上肩负着诸如对外公告、函件、合同、协议以及授权文书的合法合规性审核的责任，所有业务拓展、重大经营事项、重要对外协议等均通过其审核，所以在合规部里做事情要特别的谨慎小心，业务复杂多样，小小的错误就会给顾客和银行带来损失。

在合规部里，我接触到许多关于银行操作的各项规范，这让我感受到了银行严谨敬业的工作氛围，使我明白到作为管理钱的地方，银行需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员工行为以及客户的交易行为。银行就像一座熔炉，放眼看过去的密密麻麻的白领，稍一懈怠似乎就会被淹没在这个大环境中。在这里，须得很努力，才能得到更多的认识，获得更多的认可。

记得刚进来的时候，做得最多的就是文档排序的工作，认真研究这些文件，遇到不懂的就上网搜，无形中金融知识也丰富了很多；在阅览纸质版文件的过程中我还不断地与电子版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了一些登记错误的信息，及时汇报上级，我的主动与细心也获得了领导肯定。当然，获得肯定不是我的最终目的，重要的是，在这一堆又一堆的文件中，我看到了更广阔的知识世界，这远比我坐在办公室仅仅机械校对、审核文件能收获到的更多。

实习期只是短短的两个月，虽然短暂却非常的充实，对我来说，这是大学生涯中甚至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经验。没有在柜台旁边与客户直接接触，也没有和业务员一起出去跑业务，但接触了神秘的合规部，反而让我更加全面了解了银行管理的运作、银行的架构、监控管理法规。

《大后方》 第3篇

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陈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履安先生, 台湾新竹县县长邱镜淳先生, 台湾彰化县副县长杨仲先生, 台湾中视公司董事长林圣芬先生, 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蒋平, 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郝成竹, 重庆市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李邦平, 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巡视员肖敏, 重庆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吴凯奇, 重庆市档案局 (馆) 长况由志, 副局 (馆) 长潘樱出席开展仪式并观看展览。

为弘扬“抗战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 加强渝台两地文化交流合作, 两地文化档案机构首次举办《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展》, 此次展览由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市档案馆和台湾中时集团、新竹县文化局、彰化县文化局联合举办。

此次展览依托重庆市档案馆丰富的抗战历史档案, 以政治、经济、军事、文教为主线, 精选抗战时期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各界、各阶层重要人物的手迹, 配以人物图片、简介制作而成。展览涉及人物150余位。展出的人物手迹为题词或书信, 其中, 90%以上均为第一次公开展出或面世。与之相配的人物图片, 也有相当部分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如重庆市第二任市长张必果、第三任市长李宏锟, 抗战初期担任重庆市防空司令、抗战时期长时期担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李根固的照片, 均为第一次公开。

总后武汉后方基地历史130520 第4篇

军事经济学院襄阳士官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

总后武汉后方基地为正师单位.从第一任司令员政委起,主官均高配.后方基地成立第二年即1995年,其司令员江杰生,政委胡梅汉同时晋升少将军衔.；

着重说一下“武汉后方基地”，总后武汉后方基地是我军队生涯开始的地方，新兵连在湖北襄樊黄集镇教导大队，时任司令员江杰生少将，江司令同时还兼任总后勤部副参谋长（江的父亲和张震是老战友），时任政委孙长新少将（99年到位），总后武汉后方基地下属副师级仓库几十个，正团、副团级的仓库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仓库分布在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安徽、广州、河南、江苏、西藏......其中包括：军需、弹药、武器、油料、装甲、航材、汽车团、教导队大队、金矿、养殖、医院等等，总部位于湖北武汉解放公园，武汉后方基地司令员绝非一般人能为之！

1。1985年10月18日，当时的总后勤部，为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军战略后方仓库，落实战略、战役、战术三级储备供应管理体制，提高后勤供应能力，适应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建立新型的后勤指挥系统。设立总后勤部基地指挥部，2。该指挥部是以原武汉军区后勤部基础组成的，下属单位分布在鄂、豫、晋、陕、川、贵、湘等省。基地指挥部和所属基地、仓库的主要任务是，平时管好战略物资，并担负部分部队的供应；战时对各战区实施后勤战略支援。

3。1994年，在原基地指挥部的基础上整编后，由组建新的战略后方基地（改名为总后武汉后方基地），其性质任务不变。

4。该基地一直是正军级别的单位。

5。简单的例子，该基地通讯站为正团级别的单位，目前，只有军级单位以上才可以有通讯团，如果是师级，充其量是个通讯营。

江杰生在总后勤部武汉后方基地司令员任上调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后才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勤指挥学院院长。所以他不可能在任后方基地司令员（高配副军）时去兼任总后的副参谋长。

1985年根据中央军委（1985）14号文件，武汉军区撤编，后勤35分部机关及所属部分单位交广州军区，武汉军区后勤部改编为总后勤部基地指挥部，仍为正军级单位。司令员张书坤（原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政委陈静。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物资部、油料部、运输部、营房部等部，下辖第一基地，第二基地，第三基地，第四基地。统一管理后方的战略仓库、医院、汽车部队等单位。

1992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总后勤部基地指挥部撤编，其机关缩编为总后勤部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杜克安，政委刘功利。

1994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1994）军字第7号通知，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后方基地改称为总后勤部武汉后方基地，司令员江杰生，政委胡梅汉，属总后勤部建制领导。原总后勤部驻武汉办事处撤消。

总后武汉后方基地是总后基地指挥部下属第二后方基地的班底.是从襄樊过来的.不是原基地指挥部直接整编的。说总后武汉后方基地现在是正军级别的单位，那为什么后方基地政委李健2005年5月任职，2007年7月才晋升少将军衔？？？武汉军区撤消后，在军区后勤部的基础上成立总后勤部基地指挥部，行正军级职权，司令员张书坤，政治委员陈静；1988年张书坤授衔中将，陈静则未授予军衔。基地指挥部撤销后，整编成立总后勤部武汉办事处；1994年撤销总后勤部武汉办事处，原第二后方基地（驻襄樊）成建制到汉与办事处合并，以二基地为主成立总后勤部武汉后方基地，行正师级职权；二基地主官主任江杰生大校、政治委员胡梅汉大校任后方基地主官，不久双双高配副军职。原办事处主官调湖北省军区。

江杰生（1947～）湖南省祁东人.1963年入伍.1995年授少将衔.历任总后基地指挥部第二后方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总后武汉后方基地司令员，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总后勤部副参谋长，后勤指挥学院院长。

14楼的问题。本人就是住在这个基地。在2006年八一的基地宣传栏上，我看到李健是着大校制服。

2011-1-28 09:14

基地司令员胡宜树,政委李健,副司令员王相文、李天宏,副政委张学德,参谋长杨志伟,政治部主任方立友等会见了我市慰问团一行。会见中,孙立坤说,涟源综合仓库，时任主任陈立华大校，（后任华东物资局局长），政委刘戴生大校。

江杰生(1947—)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总后勤部某后方基地司令员。

湖南省祁阳县(今祁东县)人,1947年9月20日出生于祁阳县竹鸡村一个农民家庭。1963年7月在祁东县第二中学毕业后,考入第一军医大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学习期间,两次到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196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7月,分配到武汉军区总医院任军医工作。

1971年8月,调武汉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工作,任助理员、副科长、副处长。1975年、1976年、1977年到西北参加核试验卫生勤务演习。1979年2月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负责组织卫生列车医疗队,救护伤员。1983年8月至1985年8月,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指挥培训队学习。1985年10月,任总后勤部某基地指挥部卫生部副部长。根据该指挥部卫生工作的特点,应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建立了仓库群中心卫生所保障体制,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广大指战员的好评。从1988年8月起,先后担任总后勤部某基地副主任、主任。

1994年4月,总后勤部战略后方编制体制进行了调整改革,他负责某后方基地的筹备和组建工作,任司令员。深入细致地做好几个单位的合编、合心、合力工作,保证了组织指挥、后勤供应和正常工作三不间断,提高了后方基地的建、管、供水平。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抓管理,抓基层,加强后方基地正规化质量建设,抓好小、散、远单位建设的经验,在解放军基层建设座谈会上交流和推广。1995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在工作中注重理论学习和经验总结,撰写了学术论文50多篇,先后在军内外刊物上发表,专著《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质量建军思想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出版。1998年5月,被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聘请为教授。

1998年,参加了长江抗洪抢险斗争。根据中央军委和三总部的指示,他把做好抗洪抢险部队的后勤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多次到抗洪前线,巡堤查险,看望和慰问抗洪官兵,组织指挥紧急调运物资,率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灾区人民群众和抗洪抢险部队高度赞扬。他所领导的单位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单位,获中央军委通报表彰,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并作为单位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

昆明 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 第5篇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北方及沿海城市逐步被日军占领，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同时云南又位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和中国抗日战场的结合部。在1941年底，日本进攻滇西，占领怒江以西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云南又成为抗日的前线，这样的特点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随着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民众大量撤到昆明。抗战中后期，又成为中国和盟军的战略基地。昆明是否能保得住、坚持住，是否能继续为陪都重庆、数百万抗日军队输送国际援华战略物资，是否能成为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基地，直接关系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成败和二战的命运。因此，云南以及昆明在全国抗战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抗战八年，昆明市民热血沸腾举城出动，为军队出征壮行助威，为阵亡将士恸哭祭奠，为前线献血筹款筹衣粮，为抗日救国争取民主游行呐喊，已经不可历数。自1937年7月7日起，昆明乃至全省人民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正在前线与敌寇生死搏斗的军民紧紧融和在一起。

昆明在当时的战略地位，各方都心知肚明。于是，中国战区统帅部同日军大本营围绕昆明展开了殊死搏斗。封锁昆明和攻占昆明是日军大本营的战略目标。此时中国其他通道都被日军封锁，唯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为能够接受盟军援助的大通道。日军大本营成立了“封锁委员会”，其封锁的主要手段便是实施大轰炸。轰炸的重点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的起点和国际援华战略物资集散地的昆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9月20日，昆明共遭受敌机轰炸29次，伤亡11479人，其中死亡1024人，受伤10445人，房屋受损8734间。然而，正是这些每天“跑警报”徘徊生死线的人们，时刻缩衣节食的人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极大的吃苦耐劳精神，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赋予的重任。当时住在昆明的沈从文先生有感而发：“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

当抗战在全国进行时，昆明特殊的地理位置恰如战场的大后方，它保持着大后方的彼岸和基地；当众多的国土沦丧时，昆明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利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的畅通，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我们能感受到从昆明出发的火车、运输车队所肩负的重任。在抗战的岁月，那些车队所穿越的崇山峻岭给艰苦卓绝的抗战带来的不仅是抗战物资和军火，更为重要的是为抗战奠定了最为坚固的抗战大后方的基地。

随同滇西战争的爆发，在滇缅公路被中断的历史危机中，另一条著名的航道产生了，它就是令历史永不忘却的驼峰航线。因为它，中国抗战出现了一条空中的奇迹，透过从印度到喜马拉雅山白雪茫茫间的飞行从而抵达了昆明的航道，我们看见了飞虎队员和陈纳德将军。在1942-1945年的三年时间里，美国空运队为中国抗战空运了无以计数的物资，让昆明城拥有了驼峰航线的传说。

昆明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为负荷涌入昆明的全国各地同胞，并为抗战前线提供大量抗战物资，昆明乃至全省的农民努力开荒、生产、节衣缩食，可以用“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来形容，其背后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仅全省出动的民工数量，就属全国第一。此外，云南人民对抗战的物资支援也是巨大的。据估计，抗战8年，云南人捐献的御寒棉衣就有200万件以上，衣帽鞋袜更是不计其数。1941年初，抗敌后援会在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的倡议后，云南人民踊跃捐献，共捐出30架飞机，名列全国第一。至于像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焕章捐献3万瓶“百宝丹”等事迹都颇为常见。

在抗战历史中，昆明与全国命运与共，为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获得历史的回馈。战争带给全国一场灾难，但同时也给昆明带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抗战爆发后，内地一些企业迁来昆明，为昆明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昆明的四大工业基地，马街、茨坝、海口、安宁。中国工业的很多“第一”都诞生在昆明：中国第一根电缆、第一台汽车、第一台军用望远镜、第一炉电力炼制的钢水……

另外，大批精英人士来到昆明，对昆明的金融、城市建设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南屏街“银行如林”，堪称昆明的“小华尔街”。兴文银行就是今天的百货大楼、重庆银行就是今天的邮电大楼：我们大家熟悉的曾经在昆明城显赫耸立的南屏电影院和人民胜利堂就是在抗战的背景下出现的。

随着十余所国内著名高校内迁昆明，一批知名学者、高素质人才涌入昆明，推动云南的教育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在那些日子里，昆明城出现了众多著名学者、作家、诗人、教授，他们中有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吴宓、刘文典、傅斯年、潘光旦……炮火弥漫中在昆明诞生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昆延续了八年时间，在这八年时间里，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形成了那一时期特殊的“学术重地”和“文化重镇”。

“没有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像昆明这样如此完整地暴露在西方观念之下”，生存于战火中的昆明民众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绝不向苦难低头的坚毅，令世界动容，成为了世界判断东方大国抗战意志和命运的重要渠道。

《大后方》 第6篇

一、业务与社务孰轻孰重的论争

抗战时期, 消费社社务包括是否按期举行会议, 社内陈设是否科学合理, 社员之间、社员与社之间、社与社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消费合作推进办法》明确规定, 消费社门面“一律漆成深绿色, 上加白色字体, 并以红底黄线‘合作’标记, 以便识别”;门面陈设、内部布置“力求雅洁整齐朴素, 以期表现合作之意义”[1]49。业务主要包括购销货品、经营手段与定价策略等方面。就社务与业务孰轻孰重, 时人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社务决定业务, 社务健全则业务“无不有不展, 财务亦无有不严密健全”;否则, 合作社“昙花一现, 旋归消失”, 社务因此是合作社“生命之所系”。然而, 无论机关消费社还是乡镇消费社, 缺点均是由于社务工作“做得不够”, 进而“影响了业务、财务的健全”, 如“集体鄙视有力的意见”, 职员“亦感觉到无法揣测”社员意见而“无所适从”[2]2。1943年10月, 全国合作人员训练所还就两者孰轻孰重进行了辩论。正方观点认为:“社务领导业务”, 社务是“合作社的基础”、“业务的原动力”, 社务“管督业务”, 可发挥“最高的连锁合作精神”以及伦理、道德、社会、教育、政治机能。反方则从合作社目的层面分析认为, 业务发达能“提高其职员待遇, 使其生活安定工作效率增加”, 进而“增加自给资金, 充实合作社资本”与“选择精干的工作人员”, 改良货物品质、降低货价成本还有助于完成“国民经济建设的任务”[3]4。尽管反方理由更为充分, 但最终结论仍认为社务重于业务。

然而, 社会舆论对社务的重视与当时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截至1943年, 重庆市各社均“无社务活动, 社员除购买货品外, 社与社员间可以说并无其他关系”, 管理权实际“操诸镇公所及监事等绅士手中, 民主管理事实上做不到”;社员大会因“召集困难, 多未召开”, 多数社“亦无社务会议”, 事务“均由理事主席或经理决定”。乡镇社情况实际更为糟糕, 社职员“均缺乏合作意识”, “除生意外全无社务活动”, 社员与社“无任何联络”[3]9。有鉴如此, 寿勉成强调, 社务“较业务为基本, 将社务办好, 则即能将业务办好”[4]1。有人也表示, 社务健全则“业务必可随时充实”[5]15。还有人提出了详细要求, 如开会前“作充分的准备与计划”, 利用“国民月会”与社员“接触谈话”, 组织研究会“作精密之研讨”, 服务部应“偏重教育性的服务事宜”[3]1。总之, 时人之所以强调社务工作, 主要是因为社务混乱影响了业务的运营, 关注的重点其实还是如何维持盈利。

二、交易对象问题

关于交易对象问题, 国民政府各项合作法规均明确规定, 严禁合作社与非社员交易。实业部通令各社“凡与社外人士交易者, 应先依法履行入社手续”[6]235。《消费合作推进办法》也规定, 消费社“以对社员交易为原则, 凡欲与合作社交易而一时不能正式入社者, 得先加入为预备社员”[1]50。行政院核定的《陪都及迁建区普设消费合作社配销平价物资办法》也规定“不得对非社员交易”[7]90。

尽管法令规定甚为明晰, 但并未被严格执行, “与非社员交易者竟占多数”。各消费社以机关社“限制非社员交易者居多”, 市民乡镇社“则反是”[8]50, 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关社资金大多由主管机关拨发, 货品供应较为充裕, 而乡镇社资金相对有限, 与非社员交易可保持一定盈利以维持正常运营。为保证消费社的持久运营, 时人李仁柳反而要求各级供销机关“采取与非社员交易的政策”[9]24。究竟是否与非社员交易, 时人表达了不同看法。屠绍祯认为, “凡是主张不和非社员交易, 不但不合理, 而且减弱运动的力量”, 实际完全有必要“将其利益推广到外界去, 使每个人都享受到”;若不与非社员交易则是“减少合作社的营业, 作茧自缚、自掘坟墓的灭亡政策”。由于与社员交易免税属“分配行为”, 而不是“交易行为”, 但与非社员交易“完全是交易行为, 应该纳税”。折中办法是红利“应该给予的, 惟可比较社员为少”[10]54。屠绍祯的意思甚为明显, 即在保证社员利益前提下, 借助与非社员交易来扩大经营规模, 增加合作社资金积累。然而, 李仁柳根据对战时中国情形的分析认为, 与非社员交易不登记的缺点甚为明显, 导致“不少人竟在合作社与消费者之间做其投机取巧的生意”, 非社员也不能“享受分配盈余的权利”, 合作社因此实与普通商店无异。李仁柳强调, 在商人操纵物价、资金短绌的情况下, “只有切实的执行不与非社员交易的政策, 才能刺激或吸引非社员的消费者加入合作社为社员, 才能显出合作社与普通商店不同的地方”[9]22。但有鉴于“交易限于社员, 似难完全达到理想”, 时人因此主张与非社员交易“以差别价格及盈余分配吸引之, 使非社员渐变为社员或足以资补救”[3]8。在资金短缺、物价飞涨的恶劣环境下, 折中方案不失为维持消费社运营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货品来源与供应机关问题

为保证货品的充足供应, 财政部、经济部在法令解释中强调, “经营消费供给业务之合作社, 进货不限于社员”[6]256。《各机关消费合作社购运货物办法》规定, 各机关消费社可向当地合作供销处或联合社进货, 当地无合作供销及联合社则向外埠进货[1]60。具体而言, 货品主要来源于市场、合作供销机构、联合社、物品批发处、国货公司与市场。重庆市供应日用必需品机关则包括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财政部盐务管理局重庆分局、财政部食糖专卖局重庆分局、经济部日用品必需品管制局、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市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以及消费社联合社等, 各供应机关侧重点各有不同, 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多侧重各机关消费社的供应, 市消费合作联合社多倾向于各镇消费社, 大部分货品均在“各物资机关进行批购”[11]5。出于节约成本考虑, 消费社通常采行“总社进货不零进, 分社销货不批进之制度”[12]60。当时, 货品既来源于东南联合办事处、各界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重庆市生产合作社供销处[13], 也来源于全国最大的供货机关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 它内设总务、采购、销售、推进、会计、产制、运输、统计各组, 四联总处以基金方式投资五百万元, 采购方面采取远道运输、本部批购、发料收货、特约经售等方式进行[14]38。

《大后方》 第7篇

一、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价状况

（一）总体情况

抗战初期的1937年到1939年，物价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上涨幅度不大；1940年到1941年随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对外贸易渠道多被阻断，工农业产品供不应求，税收锐减，军费猛增，财政赤字加大，纸币投放过多，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随之大幅度上涨；1942至1945年，物价狂涨到最高程度，较之抗战初期，物价水平上涨了百倍以上。

（二）各阶段情况

1、第一阶段（1937—1939)

战争开始后的三年内，整个中国大后方物价增长相对缓慢。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华东各省先后限于敌手，政府和投资对总产品的需要有所增加，但在中国后方的消费品供给并没有多大的减少。日军的占领虽然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对中国后的供给，但战争开始时，沿海各地的商民就把衣着品和其他消费品大量转运内地。这些存货对进口品价格的上涨起了缓和作用。以最重要的食品而论，由于1938和1939年正值大后方丰收之年，其供给量是相当充足的。

2、第二阶段（1940—1941)

这一时期大后方的物价大幅上涨，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锐减，特别是国民经济中枢的四川省。1940年，大后方出现了普遍的农业歉收，遍及15个省份。[2]1940年农产生产比1939年减少10%，1941年又下降了13%。[3]粮食产量1941年比战前平均降低9%到13%。1941年7月，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市场上粮食减少，食品供应明显不足，食物价格暴涨，成为物价上升中的急先锋。1940年，四川粮食产量减为常年的六成八，粮价大涨，自8月到12月上涨3倍，到第二年7月上涨7倍半。[4]重庆的大米价格指数从5月间的213上升到12月间的1004。[5]

日本对中国南方和中部封锁的加紧，在战争初期能够到内地的商品其存量已行枯竭，使商品短缺更加严重。同时，交通的破坏和扰乱，分配更加困难，普遍存在的供应不足迫使物价飞涨。此外，新的征兵运动以及其他各项追加拨款使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为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政府不得不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从而导致通货膨胀。1939—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三倍半以上，而批发价格则几乎增加了六倍。[5]除了政府加大对货币的供应量之外，投机者为谋取暴利，大量囤积工业原料以及其他投资财物，一般公众也大量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以保障其生存需要。这都导致了物价的飞速上涨。

3、第三阶段（1942—1945)

在这四年中，重庆当地产品的价格上涨速度不如来自其他各省的商品之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内地交通运输的缺陷所造成。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交通运输工作的效能有所减低，在维修、设备更新、燃料缺乏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使交通运输困难重重，日军的狂轰乱炸也使运输力量大为破坏。

1942年和1943年两年的粮食生产趋于劣势，但这两年粮食的不断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的全面减少而是交通运输能力的缺乏。1943年8月到1944年6月期间，国内产品价格的突飞猛涨是由政府收支入不敷出和实行农产品征实而产生的过量需要的压力所造成的。1944年夏收增加，冬季又是大丰收，两者总计使改年的粮食产量超过战前的水平达8%。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军于华中发动攻势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主要粮产区和交通运输工具被割裂的恶果。加上在缅甸的中、美军队的胜利，乃使1944年下半年的批发物价的上涨比1941年初以后的任何时期都少。直到1945年初受到日军攻势的威胁时，物价水平才又开始回涨。1945年的物价总指数比1937年上涨了1630倍以上。[7]

二、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物价上涨的应对措施

为了平抑不断高涨的物价，安定人心，国民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一系列办法、方案、纲要等。

1938年1月，经济部被授权：所有工业原料和制成品加以管制；对所有商品规定合理的售价；对重要物品的生产采取鼓励措施；对投机牟取暴利行动予以查禁。同年10月6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授权经济部对四十余种军需民用物资实行管理。政府于1938年12月下令，日用必需品须规定合理价格，所有有责任心的公民均不得进行囤积居奇的投机倒把活动。并在重庆成立了物价管制委员会，该会由政对各该辖区府、商会、各业公会代表组成，并责令内地其他大城市效法重庆成立物价管制委员会，对各该辖区内的订价工作进行监督。1938年底，政府宣布向某些主要城市低价供应少数的日用必需品，并且在经济部下设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处。

1939年2月20日，经济部颁布了《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方法》，对管制物价开始有了明文规定、对平价的人员和机构、平价的标难和违反平价办法的处罚办法等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1941年2月，国民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当时，抗战处于非常艰苦的阶段，投机和囤积居奇现象十分严重，煤炭等生产资料也属所取缔的囤积居奇的物品。

1942午9月，蒋介石手订《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同时政府也公布了新的较全面的方案：对日用必需品实行限价；对消费品实行配给；由政府购、销商品；限制存货数量；限制稀有物品的使用；限制工资。

1943年3月，行政院颁布《限价议价物品补充办法》，规定除上述8种物品限价外，其余必需品采用议价。1945年2月15日，匡民政府又公布了《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对违反限价议价者的取缔处分作了具体现定。

1944年5月20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加强管制物价紧急措施案》，决定取缔囤积居奇、加强物资流通，减少物资生产远销成本，管制物价，从而稳定物价。1944年8月1日国家总动员会议第54次常委会通过《各省管制物价物资及实施纲要》。纲要规定：各省间之物资必须完全自由流通，各省政府不得禁止或妨碍出境。八项日用必需品须按中央规定限价，非经呈请核准，不得变更，议价物品也应择要实施。以上法令规章的颁布，构成了战时物价统制的法律依据。

三、对国民政府应对措施的评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后方实行的控制物价的政策及措施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缺乏有训练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各级政府和各行业公会之间不能配合协作。政府本身对于此项艰巨的工作也没有充分的认识。政府当局在思想上就反对把控制物价作为合乎需要的政策。他们认为，有政府规定物价和具体控制商品的分配，势将造成对物品匮乏的恐慌心理，从而导致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以及其他促成物价上涨的活动。政府官吏又缺乏控制物价的经验，特别担心在行政方面的问题，尽量规避对稳定物价工作的责任。

其次，交通运输费用之不同造成商品价格上的差异，同时缺乏物资供需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再次，控制物价的措施支离破碎，甚至个别措施在目的上互相矛盾，每当一项措施不能达到原期的目的时，便匆匆予以废止，更订新的办法以代之，无法建成一个控制物价行之有效的制度。

最后，人们对于各种统制办法普遍反感，他们认为市场问题最好由市场本省解决，听其放任自由。纸币的源源不断出笼，更使人民对政府的措施丧失信心。

国民政府控制物价的基本弱点在于政府腐败无能，其行政力量既管制不了零售价格，也阻止不住商贩利用通货膨胀的情势，即使在物价控制工作稍有成就的地方，也仅限于少数的商品及少数几个大城市，对于物价的总体水平则无能为力。在物价不顾政府的控制而继续上涨的情况下，1942年12月所实行的工资冻结也归于无效，其结果只能是丧失民心，加速其垮台。

摘要：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价随着战事的推进而呈现阶段性上涨的趋势。在各个阶段, 国民政府据其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复杂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导致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后方,物价,国民政府

参考文献

[1]《箔连县志》卷四“食货.物价”[M].民国二十七年刊.

[2]冯宪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评析[A].《社会科学辑刊》, 1997 (03) .

[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668.

[4]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M]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9.

[5][6]张公权.《中国同伙膨胀史 (1937—1945) 》[M], 17.

[7]《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M], 126.

后方油库安全管理浅析 第8篇

一、注重教育引导, 强化后方油库官兵安全意识

安全工作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油库建设, 后方油库因某个人、某个时段、某个程序、某个环节没有把握好, 都有可能出现事故苗头, 所以必须注重后方油库的全员经常性安全教育, 形成人人抓安全、时时抓安全、事事要安全的良好风气[1]。通过邀请军地专家、库领导举办安全形势、法规制度、案例警示等一系列专题讲座和学习, 强化后方油库官兵政治、法规、安全意识;对重要岗位人员和临时工进行政审, 防范政治性问题的发生;连级单位每周、营级单位每月、团级单位每季度必须进行一次全面安全教育, 要明确教育的要求、范围、内容、形式并搞好考核。落实安全教育制度, 要把握以下三条原则:

一是抓住“经常”不放松。要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和上级要求, 经常性地进行安全管理教育, 常念安全经、常敲安全钟、常绷安全弦、常亮“安全灯”, 把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采取的相应对策想细、想透、想全, 并分清主次, 理清头绪, 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二是抓住“拐点”不放松。“拐”即是关节点, 往往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 诸如重大任务的保障、长途器材运输、天气季节的转换等等。要把安全教育作为一根“链条”, 力求使每个环节都坚固。三是盯住“细小”不放松。安全工作要从“细小”着手, 学会见微知著, 警钟长鸣, 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健全管理机制, 提升后方油库安全防范能力

要确保后方油库的安全工作有序开展, 上级指示要落到实处, 就必须针对后方油库的特点规律, 研究和建立健全后方油库安全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隐患排查机制。随时掌握人员真实思想变化和平时交友圈、生活圈、娱乐圈, 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 并及时帮助解决工作、生活、家庭中的实际困难。定期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会, 查找薄弱环节, 防患于未然。

二是要建立督导考评机制。把不定期的安全督导检查经常化, 对基层单位的人员思想、日常管理、制度落实、能力素质、安全教育、形势分析等进行严格的督导检查, 进行量化考评, 打出安全系数分值, 评价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及不安全因素比值。

三是建立安全评价机制。执行大任务前要坚持安全评价, 必要时还要定期对后方油库一个阶段全面形势进行安全评价, 结合工作任务特点及完成情况, 全面衡量安全工作是否到位。对评价不符合要求的, 针对隐患, 重点纠改防范, 把每一项工作都变成零风险。

四是建立奖励奖惩机制。就是要对安全工作突出的个人实施重奖, 特别是对发现苗头快, 阻止即将发生重大事故的人实施大奖, 对抓安全不尽责, 方法措施不得力, 导致发生事故案件者实施严惩。

三、狠抓岗位练兵, 提高官兵素质

根据军事斗争准备的要求, 随着近年来新装备的增加, 给后方油库安全管理带来了一些新的特点与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要做好后方油库安全管理工作, 就必须注重人才培养, 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 狠抓岗位练兵, 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和油库安全管理的能力。一是打牢基础, 突出重点。积极开展“红旗库房”、“红旗保管员”和“一口清、一摸准、活账本”岗位练兵活动。平时结合器材进出库进行器材安全发放演练和专业技术比武竞赛。二是区分层次, 明确职责。战士 (含职工) 以技术训练为主, 熟练业务操作技能, 做到会收、会管、会发、会算、会使用维护配备工具及消防设备;干部则以科学管理训练为主, 通过严格训练, 做到会讲、会做、会教, 提高组织、指挥和协调三种能力。三是定期考评, 奖勤罚懒。油库各类人员均要按照《大纲》进行训练与考核, 并将考核成绩作为战士 (职工) 干部升学、入党、晋级、提升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并建立好考绩档案, 在档备查。四是训管结合, 以训促管。坚持“向训练要素质、向管理要效益”, 要通过严格正规的业务技能训练, 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基础, 巩固和提高训练成果, 使训练与管理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四、加大经费投入, 加强后方油库设备设施建设

设备设施是油库安全的必要物质基础。油库设备设施性能先进、技术状态良好, 就可以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 必须要加大经费投入, 加强后方油库安全设备设施建设。

首先, 要重视改造维护, 确保设备设施质量。高度重视后方油库设施设备的整修改造和日常维护保养是提高安全、防范事故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一要搞好整修规划论证。坚持“安全优先”的原则, 以国家规范和总部要求为依据, 在项目安排上突出解决危及油库安全的紧迫问题。要抓紧安全设备设施更新改造, 加快安全检测、报警和防护设备的更新配套, 建立适合油库特点的安全保障体系, 用科技进步保障油库安全。二要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坚持标准依法施管, 注意把好“六”关, 即:图纸设计关、施工队伍选择关、质量检查关、安全管理关、经费管理关、工程验收关。三要加强设备设施的维护工作, 坚持对设备日检查、周保养、月维护制度, 实行定设备、定人员、定任务的责任制, 认真进行设备设施的清洁、润滑、调整、紧固和防腐, 做到无泄露、无锈蚀、无故障、无丢失。

其次, 要加强技术革新, 提高安全屏蔽效果。安全设备是用来屏蔽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发生交叉, 起阻止事故发生的作用。油库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克服“等”、“靠”、“要”的惰性和消极情绪, 充分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 或聘请军地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联合攻关, 加快对设备设施的技术改造, 通过增加技术含量, 提高设备设施的安全运行能力。例如, 通过引进射频识别技术 (RFID技术) 可以大大提高油库人员、车辆、物资管理[2]。

五、更新思维观念, 搞好后方油库安全评价工作

安全评价作为后方油库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 已经受到各级领导和首长的重视, 但是,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后方油库安全评价工作是项复杂的任务,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少, 要求我们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 更新观念, 以高度的主人翁姿态和对国家、军队、油库负责的精神搞好这项工作中。

一是纠正错误, 统一认识。进行后方油库安全评价是我军油库安全管理工作的一项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然遇到人们传统思维的挑战。要纠正人们的一些错误思想, 统一认识, 充分利用各种渠道, 广泛宣传进行安全评价的重大意义, 使油库管理走出“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境地, 使广大油库官兵意识到:进行油库安全评价是油库安全管理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是向科学管理迈出的重要一步。加强油库安全管理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和量化目标, 有考查的方法和手段, 安全评价则可满足这一需要。另外, 虽然评价指标体系看起来很庞杂, 但只要通过学习就可掌握其运行规律, 对其进行操作也不是件难事。

二是创造条件, 培训人员。油库安全性评价不仅指标多, 而且各指标评价检查条款也比较多, 专业性较强, 统计计算过程也比较繁琐。为此, 我们要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对各级各类人员实施培训, 使大家明确安全评价指标的构成、意义, 考评的方式、方法及分值的计算方法。油库安全评价不仅涉及到油库的干部战士和职工, 而且涉及到各级主管部门。随着评价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应着重培养一批军区和分部级的诊断师, 以增强安全评价的权威性。

三是抓好试点, 全面推广。在各军区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油库进行安全评价试点, 并在试点过程中及时收集情况总结经验, 根据试点情况修正和完善指标构成、指标评价标准及各指标权重。推广试点单位的经验也不是简单对号就能凑效的, 一定要同各油库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各油库不能借口情况特殊把典型经验拒之一边, 也不能照搬照抄。油库党委和机关要舍得下大力气, 认真分析典型经验, 从油库安全评价实际出发, 做许许多多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四是结合实际, 开发软件。安全评价工作数据繁多、信息量庞大、计算非常复杂, 如果仅仅停留在低层次的数据处理阶段, 既影响工作的效率, 同时难免出现计算错误。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我们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 结合油库实际情况, 开发配套的计算机评价系统, 使其能自动生成受检油库安全评价报告, 这样既能使我们各级安全评价人员从信息的输入、统计、汇总、计算等非常繁琐工作中解脱出来, 有计划地开展评价工作, 也能使受检单位看到自身工作存在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便于机关对存在的问题给予重视, 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改进和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志军, 高慧安.提高后方军械仓库安全管理水平浅见[J].仓储管理与技术.2009.3.44～45.

地板企业需充实“后方”迎战电商 第9篇

另一个地板品牌销售透露, 他们在发货上狠下工夫, 主要在送货时间上做区分。将订单客户的电话重新整理, 按消费者需要货物的时间长短来分配要货时间, 将发货时间切分出来, 12月、1月、2月等分批发货。这样既有条不紊, 消费者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时拿到货品。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很多地板品牌都增加了某些型号或热销产品的库存量, 这样当然比双11当天下单后再生产的发货速度要快得多。除了物流体系和库存量上的准备, 还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加快订单的审核速度等, 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发货与送货的速度。

对客服的培训, 不少品牌也是不遗余力。有业内人士透露, 某些地板品牌几乎全年都在为双11做准备。在双11前几个月更是开始全员备战, 电商和线下实体店客服全都上阵。消费者的成熟也是一股力量。“大家更理性地选择地板, 对送货信息也看得更详细。”同时, 今年的不少产品设计也更符合网购人群的喜好。

不过, 送货慢、附加费用高、线下服务差、货品破损这类的抱怨之声仍然常见于评价中, 网购地板的顽疾并没有根除。有匿名买家称, 自己仅买了个品牌的地板, 也等到了快双12才到货。另一买家称, “发货的速度只能用忍无可忍来描述。”

看看双11那过亿的销售额, 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地板电商不得不做了, 否则不仅失去先机, 还会错失未来。但到底用什么样的模式, 地板人仍在苦苦探索。

张瑞芳:大后方剧坛的一颗艺术巨星 第10篇

一、投身沸腾的抗日救亡热火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口头上不得不答应抗日，全国的民主空气有所增强。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学生，发展抗日民主力量，1937年春假，北平“学联”组织了全市七千名学生在香山广场集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由张瑞芳、崔嵬等演出著名救亡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急忙调动大批军警在香山四面包围学生，一场剑拔弩张的露天广场演出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放下你的鞭子》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一对流浪街头卖艺的父女俩为了生活，支撑着饥饿的身体表演技艺。张瑞芳扮演卖艺姑娘香姐，崔嵬扮演香姐父亲。戏一开始，卖艺女弯腰、踢腿拉架子……功夫耍完了，张瑞芳先唱“凤阳花鼓”，一些观众带头叫好，接着又唱“九一八”小调：“高梁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香姐因为饥饿和内心痛苦唱不下去了，观众中有人喝倒彩。卖艺老汉忙又让香姐练武术，香姐因气力不支摔倒在地，气得老汉抽出腰里的鞭子抽打香姐，一个青年工人从人群中走出来高喊：“放下你的鞭子！”戏进入了高潮。

张瑞芳和这个戏的演员们亲眼见过许多东北流亡同学无家可归，受尽了苦难。她觉得这不是演戏，这是活生生的观实，她越演越动情，眼泪情不自禁地唰唰不停地流，许多观众也流着眼泪看。当青年夺下老汉的鞭子，把卖艺老汉推倒在地后，崔嵬躺在地下也真哭起来。当张瑞芳大段叙述父女苦难时，忘了词，眼泪唏里哗啦，说不出半个字，她跑到躺在地上的崔嵬身边大叫爸爸，感情始终沒有中断。戏的末尾，青年弄清卖艺姑娘与老汉是父女关系，向他们讲了团结抗日的道理后，转而对观众说：“请大家帮一帮他们父女的忙吧！”话还未说完，周围的同学就纷纷把钱往场内丢，一下子满地都是铜钱，还有银元和钞票。大家帮着收捡起来，最后把崔嵬那个装化妆用品的广东藤箧塞得满满的，他们把钱全交给了学联。

1938年秋，张瑞芳来到了大后方戏剧运动的中心——重庆，开始了她长达八年的大后方演剧生涯。这年10月，她参加了著名抗战话剧《全民总动员》的排演工作。

为了排好这出场面浩大、情节错综的大型话剧，剧本定稿后，中共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指示文艺界地下党负责人阳翰笙主持，并动员了许多有声誉的团体近百人参加了这一演出。应云卫任执行导演，曹禺扮演一位开明资本家，赵丹主演抗日志士邓疯子，张瑞芳演一个从沦陷的故乡流亡到武汉的难民芳姑。群众演员由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率领表演班同学担任，余上沅自己则扮演一个剧场看门人。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最高文化官员张道藩也被动员出来扮演剧中的孙将军。他为演好這一角色，还特地做了全套马裤呢将军服和高筒靴、黑斗篷。演出时，他每天来到后台等待化妆师辛汉文为他化妆。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力量，反映了抗战初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炽热气氛。

连排时，张瑞芳扮演的小难民芳姑引起了赵丹、魏鹤龄、施超等老演员们的注意，她颈上挂着一个摆香烟的木盘，怯生生地出场叫着“先生，买包香烟吧！”

芳姑的戏不多，但却需要张瑞芳付出很大的激情。大家发现这个女孩子戏虽不多，但演得十分认真、纯朴、真挚。在她退场的时候，她不像一般演员那样自顾自地背台词，或同别人聊天，而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别人的表演。看到赵丹、魏鹤龄、舒绣文等同台演员的精彩表演，张瑞芳暗暗地反复揣摩自己扮演的角色。

第二幕，当抗日团体负责人马公超（高占非饰）怀疑芳姑是暗探，反复盘问她时，芳姑放声痛哭，扑在父亲（王为一饰）怀里，苦苦哀求道：“爸爸，带我走吧，离开这里吧！带我走吧，离开这里吧！妈妈，你在哪儿啊！……”

张瑞芳哭得那样伤心、凄惨，将一个备受离乱之苦的小难民遭受的精神创伤令人心碎地体现了出来。芳姑的戏演完了，舒绣文看见张瑞芳哭着退场，她的心情好像仍然不能平静，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布景后面，独自抽咽了半天。

张瑞芳扮演的小难民戏虽不多，却无一处松懈，感情真挚、赢得不少观众一掬同情之泪。

《全民总动员》的演出，场场满座，四天中加演了三个日场仍不能满足要求。最后一天，因为要买票的观众太多，前台的工作人员设了五道防线，国泰大戏院的院子几乎被潮水一般的观众挤破。

这次演出也使张瑞芳深深感觉到了优秀演员表演的抗战戏剧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湘累一曲伴潮声

重庆是令人神往的地方，众多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在这座山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呈现了中国话剧史上空前的盛况。张瑞芳1938年秋到重庆，从此整整呆了近八年，开始了她一生演剧活动中光辉灿烂的新时期。

到了重庆不久，张瑞芳便于1938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揭开了她人生道路上崭新的一页。从此，她更以先锋队员的姿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自觉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

党组织考虑到白色恐怖下一个经常公开露面的演员的安全，在“皖南事变”之后，让张瑞芳制造不问政治只愿搞艺术的假象，摆脱原有的组织关系，由周恩来找张瑞芳单独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内作了一次谈话，此后她便成为和周恩来单独联系的地下党员。这次谈话，周恩来耐心地倾听张瑞芳详谈她的出身、经历、思想和工作。谈话的末尾，周恩来给张瑞芳指出两点努力方向：一是努力做共产党的好演员；二是要联系群众。张瑞芳说：这使我铭记终身。这件事虽在中共南方局内部也少有人知道。1946年，张瑞芳回到北平，叶剑英在军调处，他不知道张瑞芳是党员，问她：“张小姐，你也敢来我们这里吗？”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南方局通过举办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庆祝活动，用“祝寿”这一独特的斗争方式，借以发动一切进步力量起来冲破当局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香港等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重庆，戏剧界准备了两台话剧献礼，一为郭沫若写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一为阳翰笙写的六幕历史悲剧《天国春秋》。

《棠棣之花》是郭沫若在旧作《聂嫈》的基础上增补改写的，以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为题材，增加了三家分晋的内容，以强调团结御侮、反对分裂的主题，歌颂热爱祖国、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出戏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导演石凌鹤，主要演员舒绣文、周峰、张瑞芳、江村、魏鹤龄、石羽等，演出阵容强大，体现了舞台艺术的完整性。舞台上激荡着舍身取义的凛然正气，洋溢着画境诗情，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张瑞芳扮演的春姑尤为成功，几乎就达到了“我就是春姑”的境地。

春姑是一位纯朴、优美、温柔的女子。张瑞芳并沒有离开角色的思想性格和特定情景去设计很多大开大合的动作，而是以充分的自信，准确的自我感觉，按照人物的思想逻辑进入规定情景，真实地生活着。剧中第二幕中春姑有一段无言的戏：从她倾听严仲子和聂政的谈话，开始对后者产生敬佩之心，继之渐起爱慕之意而从隔室走出来向聂政敬酒，直到最后含情脉脉地送他一枝桃花。张瑞芳沒有去“表演”人物的情绪，而是通过特定的人物关系，深入剧中的规定情境，有层次地体现出这位少女对聂政既热烈又含蓄的深情，使观众受到真实的感染。观众看到春姑的情感和动作反应似乎都是从心灵中、从形体上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一切是那样地生动和流畅，像是泉水在溪流中缓缓流淌一样。它表明，张瑞芳对角色的真挚体验，不是更多地运用理智，而大半是在直觉的范围内发生的。

张瑞芳所追求的表演上的生活化，不是“自然主义”。她对春姑的塑造既自然真实，又很讲究形体的美感和内在的韵律。《棠棣之花》是一出诗化的历史剧，张瑞芳扮演的春姑，从思想感情，到形体、台词、歌唱，都使人感受到那种同整个作品的风格相协调的古朴美。她在剧中唱的那首著名的“湘累”，显得清新、典雅、抒情，有着浓重的民族风味。此剧上演后，这首“湘累”曾风行一时。所以郭沫若在《赠张瑞芳》这首诗中，赞扬了张瑞芳的歌声有艺术韵味之美：“回忆嘉陵江畔路，湘累一曲伴潮声。”

三、人是婵娟倍有情

郭沫若的另一部历史剧经典《屈原》，张瑞芳在剧中成功地扮演了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对这一人物的体验，她从剧作家朗读剧本的时候便开始了。

《屈原》是郭沫若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念给周恩来听的，后来又在天官府的家中念给大家听。张瑞芳亲耳聆听了剧作家激情澎湃的朗诵，郭沫若操着他四川味的普通话，投入到每一个人物当中，忽而仰天大笑，忽而悲愤倾泻，他的感情在燃烧。当朗诵到婵娟喝下南后杀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去时，郭沫若激动得不能自己地喊出：“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恩人呀！你已经发了火，你把黑暗征服了，你是永远永远光明的使者呀！”这时盈眶已久的泪水从张瑞芳的双目中滚滚而出，婵娟的形象顿时在张瑞芳脑海中活生生地立了起来。张瑞芳在扮演时，感情随着台词倾泻而出。那时她已忘掉了自己，和人物融为一身，这是她从未体验过的。

长期的演劇实践的锤炼，张瑞芳已经具备了把握人物个性并通过表演手段加以准确体现的能力。婵娟一角的扮演中，又一次显示了她这方面的才华。春姑和婵娟，这两个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年龄相仿，都富有正义感，最后也都死得很壮烈，很容易演得雷同化。但张瑞芳苦心琢磨，能够细致地掌握住她们同中有异的性格和气质特征，揭示出“这一个”人物的独特个性来。张瑞芳创造的春姑，是一位优柔中略带刚烈的少女；而婵娟，却是一位坚贞不屈为了追求真理而一往无前的坚毅女性。春姑抒情味浓，婵娟则有书卷气并有较深的政论色彩。张瑞芳在婵娟身上倾注了强烈的激情，把这位屈原钟爱的弟子对她老师火一般的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塑造的婵娟面向光明、顽强追求，从一个侧面象征了屈原的精神，使屈原精神的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

《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特请著名导演陈鲤庭执导，配备了强大的阵容，由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孙坚白（石羽）饰宋玉，顾而已饰楚怀玉，施超饰靳尚……公演之后轰动山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剧中的“雷电颂”响起了激昂的战斗号角，山城上下，嘉陵江两岸，不断发出“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张瑞芳塑造的婵娟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评论界指出：“在戏的比重上较轻，而居于最有辉煌成就的诸角之一是张瑞芳扮演的婵娟。”郭沫若对她的表演，也十分欣赏，欣然赠诗一首：“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

春姑和婵娟，是张瑞芳1941年冬—1942年春，在重庆剧苑中开出的两朵鲜艳的花。

四、感谢“法西斯导演”

抗战后期，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让张瑞芳感到荣幸的是，她不仅排演了郭沫若的两部历史剧力作，而且在另一位戏剧大师曹禺的剧作《北京人》《家》中扮演了主角，并且受到了一位“法西斯导演”的教益。

1941年秋，曹禺的新作《北京人》在四川江安问世，他迅即派人送到重庆，请他的挚友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张骏祥导演。张骏祥和曹禺商量后，决定如下演员阵容：张瑞芳饰女主角愫方，江村饰文清，耿震饰江泰，沈将饰曾皓，赵蕴如饰思懿，吕恩饰瑞贞，方琯德饰曾霆……演员大部分都是剧专的毕业生。

排演第一天：张瑞芳就感觉到张骏祥这位初次接触的新导演不同寻常。他一声令下，舞台监督将小锣敲一下，然后他一个一个点名。点完名，他宣布几条纪律：从开排起，效果、剧务每次都要跟着，全体演员不论这场戏有沒有你，均需到场。

第一次排练，剧作者曹禺也在场。“今天趁着家宝在，我们将最后一个场面愫芳捶腿先排一下。”张骏祥对大家说。

扮演愫芳的张瑞芳上场了。过去她演的大都是一些年轻姑娘，比较接近她的角色；这次要她扮演的却是一个早就该结婚、但被她姨夫控制在身边做奴仆最后才冲出罗网的老姑娘。这是她从未扮演过的角色，因此，她老觉得这个人物不附体。刚一走步，就被张骏祥叫停了。

“停一下，停下。瑞芳，你走得快了些。你要记住这个人物的基调，就是一个字：慢。你要慢慢的走，慢慢的动，慢慢的说，慢慢的看。你把刚才的一段再来一遍。”

按着导演的启发，张瑞芳逐渐找到了愫方这个人物的形体节奏。本来她老感到心里不踏实，动作也不对，做着做着，她觉得似乎抓住了这个人物的节奏。她看江村扮演的文清，不是一下子就转向对方，而是想着要看他，然后才慢慢地抬起眼来。

“好！这样就对了，这才是此时此刻愫方的感情和性格准确的外部表现。”张骏祥高兴地夸奖道。曹禺也赞许地点了点头。

张骏祥和张瑞芳送曹禺出门时，曹禺对张瑞芳说：“瑞芳，我还想给你写一个戏，让你扮个新娘子。从结婚那天演起，一直演到死。我设想，她死的时候，下着鹅毛大雪，让人们感到很纯洁。”

“剧名想出来了沒有？”张瑞芳急切地问。

“这个，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曹禺诡秘地笑了笑。

10月24日，《北京人》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抗建堂正式首演。大厅里观众已爆满，剧场外的场地上还拥挤着不少买不到票的观众。

戏临近尾声了。愫方决定与瑞贞一起奔向洒满阳光的地方。临走之前，她向瑞贞倾吐自己做人的道理，张瑞芳将这一段近似独白的台词说得那样哀婉、动听，双眼充溢着泪水，又由于对知心人倾吐出久郁心头的忧愁而在脸上呈现出真诚的微笑。观众从人物纯真的情怀中，感受到了一位在旧的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既苦闷彷徨，又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无限向往的大家闺秀的复杂精神世界。

演出在重庆文艺界、戏剧界和广大观众中引起了高度的重视，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演出。

周恩来接连几次看《北京人》，赞扬它是“优秀的作品”。

排《北京人》，也使一些人深感张骏祥排戏在艺术上要求极其严格，演员们背后开玩笑，给张骏祥偷偷起了一个“雅号”：“法西斯导演”。张骏祥给张瑞芳排戏，张瑞芳也有点儿怕他的严格，但她又喜欢他的严格，因为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后来她回忆说：“《北京人》这次演出对我的演剧生活来说，也是重要的一页，从中学到的东西一直贯穿到我以后的创作之中。”

五、创造了票房的最高记录

1942年，经过盛夏三个月的笔耕，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揭露封建势力腐朽，控诉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大家庭罪恶的四幕话剧《家》终于诞生。许多剧团听到这一消息，都向剧作者要求首演权。曹禺不堪其烦，就委托一个代理人专门和剧团办交涉。他对这位代理人说：“哪个团演这个戏都可以，但是有一条，瑞珏这个角色非要由瑞芳来演不可。”

曹禺觉得他笔下的瑞珏这个角色难度相当大，让剧校毕业的演员来演很难胜任。张瑞芳则是又喜又忧。高兴的是，曹禺如此信任她，让她挑主角的担子；担心的是，怕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尤其是剧中第一幕洞房之夜，有那么长的大段独自，怎么处理才能让观众坐得住，而且看得兴趣盎然呢？她很快感到自己能在章泯导演下排戏，是一种幸福。她早就听说章泯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著名艺术家，戏剧老前辈熊佛西的高足。他排戏格调很高，从不追求庸俗的表面效果，注意体现剧本深刻的内涵。张瑞芳排戏时发现，章泯导戏不爱说话。如果你演对了，他就笑咪咪地看着；如果演得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也不吭声，只是扭过头不看了。这对演员来说，真是最大的痛苦。章泯从不长篇大论地同演员谈理论，而是让你感觉到他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他的表情是鉴别你演技优劣的试金石。他从不具体教你如何说如何做，甚至不作一丁点提示。这就使张瑞芳有时感到困难很大。洞房之夜，长长的独白，觉新和瑞珏两个人各自在舞台两端说话。瑞珏有时候站起来，有时候还要走几步。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说话，这成了考验演员的难题。这使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

一天，张瑞芳到张骏祥那儿去请教，正好曹禺也在，她高兴极了，就将这个难题提了出来。

“你先把你怎么演的，演给我们看一看。”曹禺建议说。

于是，张瑞芳端来一张方凳，将洞房独白这一段从头至尾演了一遍。

演完之后，曹禺说：“这一景几段独白，你要念得像说话，不要像背书，否则就不自然。”

“我老觉得头抬不起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张骏祥想了一想，说：“你是否换一个道具，不用凳子，用椅子怎么样？需要起来的时候可以扶一下椅背，有点依靠。”

于是，张瑞芳换了一把椅子，按张骏祥的意见做了，果然慢慢地能站起来了。张瑞芳高兴得笑了起来：“太谢谢你了，张先生。这样觉得舒服多了，也自然多了。”

“瑞芳，这几段独白，你还要再仔细地磨一磨。”曹禺说。

“是的，万先生，我还要再琢磨琢磨。我演这个戏感觉特别舒服，台词沒有废词，连标点符号也经过推敲，很有嚼头。”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家》终于在重庆首演了。

剧场里安静极了，似乎池座里空无一人。七百多个观众都注视着台上一对新婚夫妇灵魂的倾诉。舞台上的洞房窗明几净，湖边风光旖旎。夜半，湖邊忽然传来了春天降临前杜鹃的欢叫声。男女主人公渐渐接近了，杜鹃非常清脆的声音，跃动着生命的活泼。张瑞芳扮演的瑞珏看见了觉新的全貌，惊喜地说：“妈，真的，您沒有骗我，他是个好人！”

台下观众发出会心的微笑。不一会，又从床底下接二连三地爬出三个淘气的孩子。顿时，全场观众哈哈大笑起来。

第一幕演下来之后，张瑞芳说了大段的台词，感到腹中饥饿，看见桌上预备好的面条，她对舞台监督司徒慧敏说：“我想吃一碗排骨面。”

“现在就吃？”司徒慧敏吃了一惊，“马上就有你的戏呢！”

“不要紧，来得及。”张瑞芳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将面条扒拉下去，就贴墙沿着天幕，从台底下钻过去。因为心急，半路还绊了一跤。她爬起来，忙赶到幕的另一侧，一上场刚好接上第二幕的戏。

司徒慧敏一见张瑞芳上场了，这才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看怀表，半分钟也沒有拖，他宽慰地笑了。

《家》的演出轰动了山城。售票时，观众排成了一字长龙，人们争先恐后，前拥后挤，售票处的小房子都被蜂拥而来的观众挤歪了。

此剧的演出连满三个月，创造了重庆舞台演出的最高记录。

六、和大师同台演出

让张瑞芳终生难忘的是，1943年春，她还同她敬爱的剧作家曹禺同台演出，一起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

一天，张骏祥喜冲冲地对张瑞芳说：“瑞芳，这次我们再合作一次吧！我导《安魂曲》，你演女主角莫扎特的爱人夏洛霞。”

“谁演莫扎特？”

“曹禺，这是他自告奋勇提出的。”

“曹禺，他演莫扎特？这太好了！”张瑞芳兴奋得叫了起来。她早就听说，曹禺在南开中学时就被誉为南开“演剧五虎”之一。上次，与他同演《全民总动员》就领略了他的舞台风采，这次同他一起扮演主角，太幸福了。

首演开始了。莫扎特一幕幕的人生遭遇让观众们感叹不已。戏剧终了，光采照人，正在事业巅峰的红歌星夏洛霞穿着雪白耀眼的华丽长裙走出剧院，出乎意料地见到了她旧日的情人。此时此刻的莫扎特，为女友的成功由衷地感到喜悦，又为爱情的可望而不可及感到深深的落寞与悲哀。他虽然衣衫破旧，重病缠身，但他庄严地、极富自我牺牲精神地祝贺了夏洛霞的成功，在悲哀而又清丽流畅的音乐旋律中，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所爱。

演出结束，池座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张瑞芳一边卸妆一边对曹禺说：“万先生，您演得真好，我全被您带进戏里去了。”

“瑞芳，你演得十分投入得体。你把夏洛霞的美演得让人倾倒。沒想到你是那样美，一出场，我的头都昏了。”

走在路上，一群戏迷情不自禁地围住了张瑞芳：“张小姐，你演得太美了，真是震撼灵魂。”张瑞芳忙说：“万先生才演得好呐，演出了大音乐家的精神气质。”“万先生演得好，你也演得好，你们两位真是珠联璧合。”一位观众忽然提出了一个让张瑞芳感到意外的问题：“张小姐，你台上穿的华丽长裙，雪白耀眼，是什么料子做的？”“剧团现在这么穷，哪还买得起好衣料，我看是仿制品，大概是白被单加银纸做的吧？”另一位观众猜测说。“哪里，比那个强多了，是一袭白蚊帐改制的。”张瑞芳笑答。

《安魂曲》的演出又一次轰动了山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看了演出之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夜赶回，敲钟集合全体学生谈自己的感受。第二天率领学生徒步一百多里，坐在剧场楼座的石头台阶上观看。谢幕的时候，张瑞芳听到楼上两边台阶上发出的最热烈的掌声，又一次感动得落下泪来。

建国以后，张瑞芳将主要精力从事电影表演，但她对舞台艺术仍十分钟情，先后演出过《保尔柯察金》《红色宣传员》《苍海还珠》等多部话剧。1956年张瑞芳一面参加电影《家》的拍摄，一面参加上影电影演员剧团话剧《家》的演出。此剧由赵丹导演，张瑞芳仍主演瑞珏，演出轰动浦江。

一次演出结束，一位十四五岁的小话剧迷看完《家》，如醉如痴。领导上台向演员致谢，他也糊里糊涂地跟着领导上台，一一和赵丹、张瑞芳握手祝贺。张瑞芳一看一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兴高采烈地同她握手，她正感到奇怪之时，导演赵丹向她挤了挤眼，她顿时明白，两人一起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这位小戏迷成为千千万万仰慕张瑞芳艺术的粉丝中典型的一位。

关于后方交会法若干问题初探 第11篇

关键词：解析交会法,后方交会,测角后方交会,边角后方交会,危险圆,多值性,危险域

在地质测量中, 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导线、小三角锁 (网) 和解析交会的方法建立或加密平面控制。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我们工作区内的首级和次级控制比较完整, 而地形比较复杂, 需要单点定位的情况比较多 (例如:用于收测探槽、测绘1:2000地形地质图等) , 根据地形情况和我们的仪器配置状况, 在地形复杂和没有测距仪或全站仪的地方, 用解析交会法中的前方交会、侧方交会、后方交会、单三角形, 地势较缓的地方, 仪器允许用极坐标法。本文主要就其中的后方交会法谈点看法。

后方交会法分为测角后方交会、边角后方交会和测边后方交会, 测边后方交会一般不用。在这里主要介绍前两种。

1 测角后方交会法

只需在待定点上设站, 观测3个以上已知方向测得各方向之间的夹角, 就可根据任意三个已知点的坐标和其所对应的两个观测角值计算出待定点的坐标, 多余的点用于检核。这种方法, 外业工作量小, 由于有了计算机, 内业计算也十分方便。在首级控制完整的地区比较实用。

如图1所示, 如用PC-1500计算, 将A1、B1、C1坐标及α1、β1角度值输入, 就能直接算出P点坐标。同理, 将A2、B2、C2坐标及α2、β2角度值输入, 算出的P点坐标用来作为检核。

但是, 测角后方交会也有其弊端, 这就是存在危险圆问题。

如图2所示, 若待定点P位于三个已知点A、B、C、的外接圆上, 即数学上所说的四点共圆。无论P点在圆周上任何位置, 所测的α、β、γ分别等于相应的已知角A、B、C。此时P点无解。故当P点与三个已知点共圆时, 这个圆为其危险圆。

由上可知, 当P点越靠近危险圆时, 其解误差越大。为避免在危险圆上或其附近, 选用的三个以上的已知点应尽量分布在P点的四周。而P点位置应离危险圆的距离大于该圆半径的1/5, 在观测中, 如发现观测角α、β、γ接近固定角A、B、C时, 应弃之不用, 另行选点观测。

2 边角后方交会法

随着测距仪和全站仪的使用, 极坐标法成了单点定位法的主要方法, 然而, 在两已知点不通视或者携带仪器到已知点比较困难而已知点较少 (少于3个) 的情况下如图3, 极坐标法就失去了作用, 边角后方交会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未知点P上设站观测水平角β, 测定PB之边长S, 按下面公式就可计算出P点坐标

式 (4) 中, 当P点位于BA边的左侧时, 取“-”号;当P点位于BA边的右侧时, 取“+”号。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只需在待定点上架设一次仪器。然而,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 有时候使用边角后方交会法会出现多值问题和危险域, 本人谈些不同看法。

(1) 多值问题

当由 (1) 式推至 (2) 式时, 当β≥90°, 由式 (2) 得到的γ≤β是正确的;但当β<90°, 且γ>β时, γ`=180°-γ也同时满足式 (1) 和三角形内角和条件, 故γ多值。如图4所示, 圆O是三角形ABP的外接圆, BB`为其直径, 作PP`⊥BB`, 如果P点与P`点位于AB的同侧, 则可知:

这表明满足边角后方交会条件的未知点P不唯一。

在实际测量工作中, 上述的多值问题是不可能出现的。原因在于:从图4不难直观地看出, 当γ>β时, 则S>S0。只有S>S0时, 才会出现多值问题。

(2) 危险域问题

如果从边角后方交会点位精度分析出发, 可得到如下结论:当γ=90°或270°时, 待定点的点位方差为无穷大, 即γ=90°或270°的直线相当于角度后方交会的危险圆, 所以有人把这一直线及其附近的区域称为危险域。

上述的结论从理论上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在实际测量工作中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γ=90°时, 则有S>S0, 这在测量工作中不允许。另外, 当γ=270°时, PB的边长明显大于PA边长, 此时, 就应该观测PA边来推算P点坐标, 而不应观测PB这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