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记忆范文

城市的记忆范文（精选12篇）

城市的记忆 第1篇

无论是旅行还是旅游，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城市，会买点什么留待将来把过往走一遍?或者送出点什么最能表达自己的心意，期许这个人能通过这个物品记住你们的交往?这个物件姑且把它称为城市礼品想必贴切!我要强调的是，城市礼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纪念品。

那么，什么是城市礼品呢?无论怎么解读，城市礼品应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地方民族特色以及地域色彩。具备纪念性、艺术性或实用性，做工精细，创意新颖，包装精美。价格贵，贵得有道理，便宜，便宜得有说法。但这还只是城市礼品的一般属性。真正让人们怦然心动，难以忘怀的礼品，还应该囊括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内涵，代表一个城市的品牌与形象，是城市的文化符号和固化的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纪念及收藏意义。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刚成为独立的国家后，发现当时还没有一个代表性的纪念品让前来观光的旅客带回国，于是，举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关于“新加坡象征”的搜寻。在经过各方的建议下，一种将天然兰花保存于黄金内的丽西施兰花(RISIS)成为了独特的新加坡“城市礼品”。

城市礼品不完全是旅游纪念品，它代表着城市品牌，必须符合这个城市的气质和精神。城市礼品不仅用于旅游景点的零售，更可月于当地各级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进行文化及商务交流,特别适合赠送外地客人。

城市礼品和旅游纪念品都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但形式上城市礼品更加高端，它在升级地方品牌，代表城市文化，发掘地方精华的表征上更具有意义。比如法国的名牌香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耳坠及建筑模型、巴黎圣母院的建筑模型、美国纽约“自由女神”钥匙扣及雕塑、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小木鞋”“小风车”、日本东京的和服偶人、韩国汉城的小腰鼓，俄罗斯的套娃等等，每一个城市礼品都留下了这个城市的浓烈情调和鲜明特色，是一个地方文化和风物的缩影，使人日久天长睹物思情、难以忘怀。

城市礼品属于形式，更属于灵魂。只要一看见它，一段和这个城市有关的历史，或者这个城市的精神属性，就会如影随形，会激活和灿烂你关于这个城市的所有记忆。如果一份城市礼品，只让你感觉到美丽，那你只是看到城市的霓裳;如果你感觉温暖，那已经触摸到了城市的体温;如果久久凝视心意相通，那你已经深入到了这个城市的灵魂。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礼品，是承载视觉、触觉等感觉的统一体。否则，就是一个留置无用，弃不可惜的鸡肋。

一个有底蕴的城市，如果没有通过一定的表象物把城市展现出来，那不是城市的过错，肯定是城市经营者的欠缺。在中国，无论是哪里，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人文和自然两条主线，而多数旅游城市，生态文化因为有纯自然和半自然景点的支撑，一定意义上够得上风生水起，可如果细究，这些地方的人文表现难免苍白。很少能把历史遗存和当代物质以礼品的方式符号化地表现出来。在追求物质浮躁但是又注重推介自身资源的当下，如果没有沉下心来回溯和梳理自身的文化的脉络，没有代表城市形象的礼品文化的醒悟、努力和表白，那么，无论怎样，这个地方都有一处短腿。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一个城市如果抓紧城市礼品的救赎和弘扬，那么它的旅游专列想必走得轰轰烈烈。

城市礼品或许可以分成4条主线:艺术品、工业制成品、农副产品、印刷产品。

成为代表城市艺术品的材质很重要，玉石、珍木、金属、贝壳天赐之物不仅可以加工成城市礼品，而且还可以贵为国家礼品，比如当年周恩来总理就曾以鸡血石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元首。只是物稀价高，曲高和寡，难以从普及的角度承载城市文化传播的使命。

工业礼品是制造业的衍生品，往往代表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精华，附加着企业文化和品牌价值，否则很难在同质化的商品中脱颖而出。

朴实无华的“土”元素融入城市礼品当中应该是最易被接受的，尤其是优质、生态、绿色的名优特农副产品，因其实用价值最为抢手。当然这个“士”并不是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士”，而是根植于当地农业基础之上，注入现代农业理念的“士”，科学种植，科学推广，实现规模化生产、生态化管理、品牌化运作，艺术化包装、从而让原来“土货”变成一种拿得出手的“城市礼品”。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数，从大枣到鸭蛋，从荞面到香油，从板栗仁到老陈醋，从蘑菇木耳到铁棍山药花生糖把优质、生态、绿色的农副产品作为城市礼品，既体现了城乡统筹，又促进了农业的转型升级，符合各地打造生态农业、精品农业的目标。

一本书，一幅画，一套影碟，这些文化产物无疑也是很好的城市礼物，只是它容易被界定在风花雪月和诗情画意的范畴。但对有些人来说，在凤凰古城买一本沈从文的《边城》，在庐山买张《庐山恋》的影碟，在曲阜孔庙买幅孔夫子后人亲手画的孔子炭画像的意义，远远大于开销在居住地的新华书店，无论花多少钱，都很值千百万里的追寻了。比如在杭州的城市礼品中，《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就是非常受欢迎的出

一礼浓缩城市，有理走遍天下。城市礼品是一个专业的范畴，需要有明确的定位，绝不是靠某位说了算的人拍拍胸脯就能决定的事。需要文化学者、专家、企业家、设计师，遵循当地的自然地理、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标志性人物，对本地特有的物品进行传承和开发。最后找到那个、那几个“最代表”的品类使其成为城市的“表征”和

城市的记忆初中作文 第2篇

当我们还沉浸在奥运盛事的时候，世博会又悄悄地与我们临近了。如果说北京的奥运会是一场体育的狂欢派对，那么即将到来的世博会则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记忆的聚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

可是，你是否会留意那些角落中的记忆?它们并不是多么珍贵的物质文化，但也能象征这个城市的记忆。不过也只有深入这个城市的文化的人，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的那些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的真正意义。

一首诗中说到：“漂浮在影中的城市，希望人们有些时间停留。走入城市的光影中，与城市的记忆融为一体，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发现城市的美。”

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是从不知不觉中开始的。

不知整日为工作和学习奔波的你是否还记得那些属于童年时光的弄堂游戏呢或者曾经那些耳熟能详的儿歌呢?

时光倒流数十年，你会看到上海弄堂里的小孩子们三五成群的，拿着教室的粉笔头，在地上画着什么，接着叫几个伙伴一起，在画着的方格子上跳来跳去

又或者你会看到另几个女孩子，边唱边跳着橡皮筋;还有几个调皮的男孩整日藏着弹弓准备恶作剧

哦，也许你会想起，你小时候也是其中的那个用红头绳扎着辫子的女孩，和自己的伙伴跳着橡皮筋，嘴里还唱着跟妈妈新学的儿歌;或者你是其中的一个男孩，那时你最调皮，会玩得也最多，滚铁圈，抽陀子，顶核子什么都会。

这是上海最传统的民间游戏，它承载着无数的`人童年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上海的弄堂文化很难用一种形式去展现在世博会上，可是它也确实是我们宝贵的文化之一。

上海世博会中，意大利馆人之城的设计用巧妙的方式融合了上海的弄堂文化，不仅外观设计的灵感取自于上海游戏中的游戏棒，连内部都可见上海的弄堂文化的影子，真的做到了“上海的意大利馆”。我想着也许正是结合中国元素的重要体现吧!

失去记忆的城市 第3篇

老弄堂的叹息

随着城市改造工程的大规模展开,上海狭小嘈杂的弄堂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以及星罗棋布的居民小区取代。亭子间、弹格路、老虎天窗已从我们的视野里淡出了。我常常疑惑: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座城市么?

改建中的创新与守护,是当前大多数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发展需要大刀阔斧,需要除旧迎新。从现实利益看,似乎发展比保护更“硬”,许多人认为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居住”与“容纳”,其次才是“文化”与“表征”。不同观点的口舌之战丝毫未能影响城市新旧格局的大置换。不知不觉间,中国的许多城市已被整饰一新。暮色四合下,老上海的弄堂正在退出历史。当熟悉的“甜酒酿,小圆子”的叫卖声与弄堂的消失而消失时,我才发现内心仍然依恋着这种美妙的组合。

也许,没有保持,就会失去一个城市原有的容貌和基调;没有保护,就会割断一个城市的历史血脉。

日本的建筑思维

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了解一些日本的城市保护情况。简而言之,日本是通过拆除旧建筑以达到保护旧建筑的目的。定期或不定期将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物拆除,然后按照原样重新翻建,这种做法在日本极为普遍。旧城改造绝不意味改头换面,通常仅意味“材质”上的变化,因此旧城风貌被完美地保留下来。

日本古代的建筑物是以木结构为主,易腐朽的木材很难长时间保留,加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因素,所以日本从古代就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隔60到70年(地震周期),就把旧房拆掉盖新房,拆除下来的木板或重新利用,或成为炊事之薪。

从传统观念来说,日本人对古物的理解和我们不甚相同。举个例子,我国古代下葬时出于对死者的敬畏,使用的棺木总是越重越好,常用“薄棺一副”来形容身后凄惨。但日本人总将棺材弄得轻薄无比,因为他们认为人死之后腐化得越快,得到超度就越快,“早烂早超生”。对建筑物亦如此,他们往往不等旧建筑物老朽,就先行拆毁重建,让其获得新生。典型的例子是伊势神宫。这座历史悠久的代表性神宫,自古就形成了“20年一迁宫”的定例。不管原物是否损坏,是否有重建的必要,严格按照20年一重建的原则行事。翻建的办法并不是先拆后建,而是先建后拆——先在旧宫旁边建新的,新的落成之后才拆毁旧的。所以,伊势神宫在相隔一二十米左右的地方,以20年为周期轮建,几百年来均如是。得到新生的古迹,一般都还在履行着传统的功能,过去干什么用,现在仍然干什么用。

在日本的建筑思维里,传统文化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保守的环境,需要一脉相承地传递,而城市建筑风格的朝三暮四不利于这种传递。日本人以保守著称,但也正得益于此,日本的城市建筑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格,战争、自然灾害或个人好恶都改变不了它。百姓认可这种风格,通过它体验着民族认同带来的快乐。

迥异的价值观

再看中国。中国人喜欢追求文物的原味,不惜投入巨资对重要文物原样修补维护,以尽量延长原物寿命。这种文物观表面上看是忠于文物,实际上不一定有利于保护传统,因为木质传统建筑的寿命充其量只能存留一二百年。所以,我们即使坐拥具有千年历史的城市,也保留不了几百年的记忆;而日本却紧紧攥着几百年的历史,保存着活生生的城市。

两种迥异的价值观的差别集中在:看重“形式”还是看重“材质”?一个古建筑物或古建筑群,是否因材质的改变而失去原有价值?如果确定存在价值丢失,具体来说丢失的成分又有多大?这的确值得认真思考。日本人认为材质的改变不仅不会使古建筑物丢失原有价值,还会增加价值,因为经过材质的替换古建筑更牢固了。古建筑的价值在于风格与外观,而不在于材质。我们则认为材质的更新会使建筑丢失很多价值,但是原物破旧得不能修复了,文物也就没有了。

肉身之人,难能永恒,然而人的精神确实可以长存人间,建筑物也一样。换一个思路,放弃对建筑“肉身”长生不老的幻想,改为追求建筑灵魂的永恒不朽,那是完全可能的。将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与建筑形式留存下来,代代相传,建筑就不会死,不会消亡。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对民族认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城市了。民族精神需要通过建筑遗存加以张扬,因为作为抽象表意符号的建筑物是庞然大物,影响力最大,也最持久。欧洲人早早认识到这一点,重要的建筑物都用坚固的石头作地基,以使之能够千年不腐。日本几百年前修筑的“城下町”,同样以坚固的石头做材料,至今丝毫无损,巍然屹立。传统建筑物屹立在城市,人们每看它一眼,民族意识就会得到一次强化,它是民族的广告。

历史建筑的气质

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已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城市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更要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在“守”与“破”之间,人们努力寻找着平衡点。于是就有了文保单位被允许开发后作为商用,如观光、餐饮。上海新天地经常会作为正面例子被人津津乐道。但如果你试着站在黄陂南路马路这边,把视线抬高,看星巴克门口标志性的绿色店名和雕花灯柱,你根本不可能分辨出这是上海还是纽约。油漆喷涂出的青灰色外墙,墙缝里簇新平整的水泥,打通的长廊用落地窗的形式保留着门的痕迹,原本石库门的意味荡然无存。

工业遗产不能忘却的城市记忆 第4篇

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中，大量的古街巷被拆除，不少重要的文物古迹被损毁。在破“旧”的同时，“新”却未能立起来，结果导致大江南北千城一面。许多有识之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大声疾呼，重塑城市特色，找回城市记忆。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随之各种经营城市的理念也不断涌现，但由于认识论上的偏差，不少城市殚精竭虑找回的却是虚假的记忆。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产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工业面临巨大冲击，工业遗产保护面临诸多威胁，原因主要有三：近年来，随着都市空间结构和使用功能的巨大变化，大型工业建设开始向城外拓展，城内的旧工业区日渐废置;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工业先后遭遇工业衰退和逆工业化过程，陷入困境;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些尚未被界定为文物、未受到重视的工业建筑物和旧址，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正急速从城市里消失。

“工业遗址陈旧过时，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普遍存在于城市建设和规划决策层的认识，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工业遗产人为地被消灭。从人文学的角度来看，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能在市民心中引起温暖的认同感和亲切感，有利于特色城市的建设。工业活动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工业遗产记录了企业开创与发展、辉煌与衰落的成长史，体现了锐意进取、精益求精、务实诚信的企业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于厂房发黄的标语中，存在于档案柜里工整的生产记录中。工业遗产更记录了普通劳动群众难以忘怀的奋斗人生，对其本身和家庭都有特殊的情感价值。这种价值存在于职工的文章诗句和生活日记中，存在于受工业生产的规章制度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的特殊生活习惯中。保护工业遗产是对民族历史完整性和人类社会创造力的尊重，是对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纪念和其崇高精神的传承。而这种情感和精神将在城市居民心中引发强烈的身份认同。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保护利用工业遗产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是循环经济的体现。一个成熟工业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工业建筑大都结构坚固，往往具有大跨度、大空间、净空高的特点，内部空间具有使用的灵活性。对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可以节省大笔资金，避免资源浪费，有助于减少环境的负担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工业遗产的物质形态，弘扬工业遗产的文化精神，能够产生巨大的人才、资金的磁场效应，保持地区活力的延续性，给社区居民提供长期持续稳定的就业机会。

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保护工业遗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技术价值和审美体验。工业遗产从其本身讲就是一部都市发展足迹的活史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工业建筑体现了某一历史时期建筑艺术发展史的风格、流派特征。生锈的高炉，废旧的厂房，粗黑的烟囱，被荒草掩埋的铁路和报废的庞大机器这些遗迹作为工业活动的结果，包含着强大的技术之美。

在种种苛刻条件的制约下保护、利用工业遗产，结合工程技术建造所应用的材料、所造就的场所肌理、所塑造的结构形式，加上设计参与者虔诚的历史情怀、高超的设计技巧，必将创造出与自然风景一样动人的人文景观。这种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体验，必将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独特的营养因子。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性的产业结构和物流方式的变化调整，欧美城市发展逐步进入“后工业”时期。其突出的标志是，城市失去了大规模扩张的发展动力，而转向旧城更新、改造和再生，这逐渐成为近40年来大多数欧美城市建设的关键词和实践主题。

人们发现，那些上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老工业区，并不一定与现代城市生活相悖，它们的存在反而为城市增加了场所感和历史感。作为物质地标，它们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显然，如果没这样的进程，就没有今天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今天，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传承社会文化、提升城市形象的作用上已经形成了共识。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在俄罗斯下塔吉尔召开会议，通过了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下塔吉尔宪章》。宪章告诉我们：“为工业活动而建造的建筑物、所运用的技术方法和工具、建筑物所处的城镇背景，以及其他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形象，都是工业遗产的形成部分，它们应该被研究，它们的历史应该被传授，它们的含义和精神应该被探究并告知公众。”

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典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鲁尔区的“逆工业化过程”已经开始，工厂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外迁或转行，导致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包括严重的事故，工业污染得不到治理，城市的中心地位消失，区域形象恶化和吸引力下降等。德国人试图通过创新性的改造使这个200多岁的奄奄一息的“巨人”复活。

亨利钢铁厂被改造成一个露天博物馆，废弃的铁路和旧火车车皮变成了当地社区儿童的艺术表演场地。蒂森钢铁公司“擦去了脸上的煤灰”，成为以煤铁工业景观为背景的大型景观公园。废弃的旧贮气罐被改造成潜水俱乐部的训练池，墙体被改造成攀岩者乐园，一些仓库和厂房被改成迪厅和音乐厅，甚至高雅的交响乐也别开生面地以巨型钢铁冶炼炉为背景演出，艺术灯光工程使公园之夜充满魅力。2001年，德国鲁尔区的埃森煤矿成为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定的以工业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环境问题解决了，工人就业解决了，工业遗产得到了保护，人们又多了一个极具趣味的空间。

与世界很多国家一样，我国各地也遗留有不少工业遗产。虽然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地方政府，把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和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许多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情怀的设计师深入研究，大胆构思，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城市的记忆600字精彩作文 第5篇

“莫兰蒂”台风像神话里的魔鬼作法时那样，天空里顷刻出现了烧焦的破棉絮似的云块，变得天昏地暗、混混沌沌，灰蒙蒙的一片。台风在桅杆、支索上、天线上打着呼哨。暴风雨像瀑布似的，风流直下地倾泻下来。风把雨和水搅拌在一起，像密集的子弹噼噼啪啪射来，打在人的身上像针扎一样，痛到了极点，这台风真是来势凶猛呀!

风，放肆地咆哮着，雨狂虐着侵袭着大地。风雨加交，犹如鬼哭狼嚎一般，让人感到心惊胆战。风，呼呼地刮着，雨连继不断下着。这场景，使多少人失魂落魄，可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呢!第二天起来，整个厦门立马就变了个样，成百的树木被刮倒了，就连最粗壮的苍天大树也不例外，有人整个房子的阳台玻璃都被吹走了，台灯和玻璃都碎掉了;洪水泛滥着，露出了它那狰狞的面目;走在路上，公交车站的招牌玻璃全部都碎了，广告纸也被吹走了。沙发被台风吹到了树枝上，一辆辆小汽车被风吹翻了，或者被刮破了，压扁了的都有，如果在“莫兰蒂”登陆时走在街上，那么一棵树也会要了你的命，厦门这个美丽的鹭岛城市，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道路堵塞的城市。

人间处处有真情，人间处处有真爱。听到这个消息，解放军叔叔和志愿者们立刻火速赶往厦门，为我们做好防护救灾的工作。解放军叔叔冒着树林随时倒下来的危险，边搬走倒下的树木，将碎玻璃一块一块细心地捡起，他们连续几个日夜不眠不休地防灾防护中。几天下来，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炎炎烈日，他们依然任劳任怨，为厦门的美丽做出一份贡献。还有路边的交警们，他们默默地维持着。许多的爱心妈妈和那些无私奉献的学生及社区里自发献爱心的叔叔阿姨们，也默默地奉献着。“雷锋叔叔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些献爱心的叔叔阿姨们的精神不也值得我们学习吗?

英雄的城市 永恒的记忆 第6篇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红色的起点·永远的丰碑——上海庆祝建党90周年美术作品特展”在七一前夕开幕，在这个展览上，25件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第一期作品格外引人瞩目，这些作品不仅体量大，而且题材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辉煌历程。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组织实施的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将在三年时间内创作100件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点的美术精品，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展示上海城市历史文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以此推动上海美术事业的发展，打造新的上海文化大都市形象。

上海，中国现代工业文明发祥地，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的首个革命圣地。星星之火，由申城燃起；辉煌历程，从这里起步。永恒矗立的历史丰碑，历久弥新的理想信念，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精神力量，这种意志和力量至今依然激励我们走向新的辉煌。我们的艺术家，满怀激情，用自己的艺术，表达欢愉自豪的真情实感。历史和艺术的融汇，情感与使命的交织，记录历史，抒发理想，美术，又一次承担起了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作为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我既感到光荣和自豪，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担。

上海是一座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城市，在五、六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近现代上海政治、文化的发展中，留下了其特有的革命文化遗存、民族工业文化遗存、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近现代建筑、名人故居等等，这是上海城市的记忆，是难得的文物资源。而当今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也越来越显示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迷人风采。

文化代表了国家的形象，文化的发展和强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因素。文化也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综合实力和外在形象。文化是软实力，更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是它在诞生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精神财富，也是它在不同阶段留存下的历史印记。历史文脉是城市鲜活生动的灵魂，是城市与众不同的特质，它包含了以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孕育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城市的历史文脉只有被充分理解、传承和创新，才能实现它的最大价值。因此，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用艺术的形式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进行梳理和记录，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的总体思路是：以上海的人文历史为主线，以人物、事件、风俗、建筑等为切入点，艺术地展现上海的历史文化脉络。其中包括了上海的文化名人、文化现象、文化景观，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大约5000年前的菘泽、福泉山文化，较近的是洋山深水港的建设；上海文化名人包括了徐光启、盛宣怀、鲁迅、巴金等，文化现象包括了上海开埠、上海的电影与电影院、城隍庙庙会以及世界名人爱因斯坦等在上海的活动等，文化景观包括了豫园、福州路文化街、大世界等，其中突出了党的一大、二大会址等革命圣地。

工程自2005年7月正式启动，2007年底完成文字脚本撰写工作，根据目前上海的美术创作条件和创作队伍的实际状况，工程拟用三年时间，分两期实施。第一期25件作品在2011年7月前完成，第二期75件作品拟于2013年全部完成。

在工程的组织实施过程中，我们充分学习和借鉴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及兄弟省市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宝贵经验，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出精品力作。我们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在把握总体方向的基础上，在创作上努力做到精益求精的程度。为此，我们聘请了全国和上海美术界的专家、学者组成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专门设历史顾问，由上海历史学权威研究专家担任，为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严谨的历史依据。

参加第一期创作的作者除了来自上海中国画院、上海油画雕塑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等上海本地美术专业单位之外，同时也有来自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武警上海指挥学院等上海以外的艺术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大型主题性创作的经验，有的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曾担当重任。他们都是工程领导小组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并通过与作者沟通交流而确定下来的。

艺术家们大多是独立创作，也有一部分是以老师带学生的工作室方式进行创作的。一些有着丰富的大型主题性创作经验的画家，带了青年画家参与创作，这对于美术人才的培养是十分有益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磨练，才能真正提升青年人才的艺术技能和综合素养，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为优秀的青年美术人才提供了展示才能和提高水平的良好平台，这将很好地促进美术事业发展和美术创作队伍的壮大。

所有参与创作的画家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表现出了高涨的创作激情和严谨的创作态度，他们积极查阅资料，深入实地考察，在掌握了所绘题材的时代背景、事件详情、人物性格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后，依据对于历史的感悟、认知与理解，借助符合历史逻辑的想象，结合各自的造型语言和绘画风格，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拿出了具有震撼效果的小稿。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创作，终于推出了一批兼具艺术感和历史感的巨作。这些作品总体来说，较好地把握了历史与艺术的平衡，既尊重历史，又注意艺术的升华，充分挖掘出上海的城市特征和文化内涵。大多数作品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整个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的全面实施开了一个好头。

上海的美术在主题性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人才和精品佳作。老一辈艺术家激情燃烧，其作品至今依然感人至深；今天的艺术家更注重从不同的视角和方式来歌颂党和人民的历史功绩，反映社会进步思潮，在祖国大地上高歌着时代的主旋律。艺术家们始终弘扬主旋律，抓住当前文化发展的大好机遇，潜下心来专注于艺术创新，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充满想象并具有创新传统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应该只是文化交流的码头，更应该是文化创新的源头。艺术特别是美术，虽然反映的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感悟、对情感的体验等主观意识，但最终反映的还是历史时代和现实生活。我们的美术创作要准确把握历史本质，努力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的有机统一，用主流价值观引领多样的社会思潮。通过实施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积极引导我们的艺术家立足现实，面对未来，努力开拓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阔艺术空间。

我参与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创作和评审工作，参加了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评审工作，为此，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美术作品，首先要对上海这座城市有比较深入和切身的了解，要了解城市的历史本质、美学特征以及生活形态的演进，要了解它的特色、精神和日常生活。要认识到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同时，我们的艺术家要尊重艺术规律，尤其是要尊重历史画的艺术规律，在专家学者的品位高度和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间创造出左右逢源的新颖表现形式，使得我们的作品成为这座城市的市民能够共享的文化成果。

美术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美术事业是时代的需要。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将以优秀的作品，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人民群众心声，塑造上海作为国际化文化大都市的形象，并以此促进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气派、民族精神、时代特点，中国当代美术的核心价值，在这里被再次演绎。

凝重的历史，多彩的画面；丰富的情感，坚定的信念。一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几代人的梦想憧憬，任重道远。

广州“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启示 第7篇

一、多主体参与

1.广州市城建档案馆。在我国“城市记忆工程”建设早期,广州市城建档案馆是最早发起“城市记忆工程”的城建档案馆。它以“记录城市发展脉络、展现城市建设成就、保存城市永恒记忆”为使命。在资源建设方面,它对城市变迁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对城市当前发展变化全程记录,组建专业的声像拍摄和资料收集队伍,主动对城市面貌改造的工程项目进行拍摄,并利用航拍技术对城市重要地区进行多媒体式记录。在记忆传承工作中,积极开展档案编研活动,且开展有特色的声像档案编研。

2.广州市档案馆。在广州市“城市记忆工程”启动之后,广州市档案馆也积极融入工程建设工作中,履行“守史”的责任。利用馆藏档案资源,充分挖掘社会散存的城市记忆资源,打造“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组织“城市记忆工程”研讨会,学习借鉴其他省市“城市记忆工程”的做法与思路,探讨“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建设的要点和核心;利用多媒体技术,融现代声光电技术于展览中,打造“新广州好”立体百景图长卷,并精心制作展览“记忆之城———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档案珍藏展”,利用档案资源直观展示城市历史变迁。同时,还积极联合媒体、个人等社会主体参与城市记忆工作。

3.媒体单位。广州日报社联合广州市档案馆的档案资源优势,在《广州日报》要闻版登载“解放旧事”、“地图讲史”等专题,融档案馆藏与当事人采访资料为一体,“回顾1949年前后以及解放60年来广州发生的重大、有趣且鲜为人知的故事”[1]。广州日报社曾联合广州市档案馆等单位共同主办“古穗倩影暨粤港澳百年老照片展”,重现城市历史。信息时报社每周三天“羊城今日话当年”栏目整版刊载“当年今日”广州的“重要政策、民生事件、重要工程以及重要文化事件等,同时记者跟踪回访事情现在的发展,用今昔对比的形式,挖出1997年4月10日广州地铁首列列车运抵黄埔港、2002年3月28日首台直饮水机亮相羊城、2003年3月19日广州骑楼拟申请吉尼斯等读者关注的广州今昔变化”[2]。报纸等大众传媒利用其形式多样、宣传广泛等优势,逐渐关注城市记忆主题,不断营造城市记忆传承保护的社会氛围。

4.社会个人。被誉为广州市“扫街元祖”、“见证广州拆迁最多并留下最真实最详尽记录最多的人”的李瑞然身居广州60年,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拍摄了内容涵盖历史原貌、拆迁瓦砾、居民搬迁、新修建筑等数以万计的照片,留下广州城市发展进程的影像史,用镜头记录广州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3]。广州市档案馆自2003年起,就关注李瑞然的留史壮举,主动与其联系,并提供支持和帮助;2008年将李瑞然先生留存的部分相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收藏进馆;2010年,组织出版《留住记忆——李瑞然镜头下的广州》;2013年,通过专业设计“留住记忆———李瑞然摄影作品展”,将李瑞然先生数十年的成果为社会公众共享。在广州,类似李瑞然留存城市记忆行为的民众还有很多。档案馆与社会个人合作,共同挖掘城市记忆资源的价值,是一件有利于双方的做法。

城市记忆的内涵包括多方面,这也就决定了城市记忆传承保护需要多元的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其中就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媒体等文化单位以及社会个人。广州市“城市记忆工程”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多元社会主体也成为一个亮点,这也促使了“城市记忆工程”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社会支持基础越来越好。

二、以资源为基

1.立足广州特色记忆资源。广州市城建档案馆在启动“城市记忆工程”时,就明确了首期工程的四个子项目,即征集城市历史照片,举办城市建设摄影大赛暨展览;征集、抢救、出版广州市历史地图;制作城镇化过程中“城中村”专题资料汇编;制作珠江广州段专项成果汇编。围绕各子项目,制定相应的活动规划,并已开展了一些有关城市记忆的活动。如现已举办三届的“城市与人”广州摄影大赛,对挖掘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城市的现代化巨变,保护保存城市记忆具有很大促进作用。首届摄影大赛设有城市雕塑、名城风貌、文化精粹、当代建设等主题;第二届摄影大赛设有亚运广州、生态广州、旧城改造与新社区建设等主题;第三届摄影大赛设有人在广州、十年读城、直击亚运、鸟瞰广州等主题。摄影大赛等活动立足广州的城市历史和城市变迁的重大项目,将政府与公众、历史与现实纳入城市记忆的内涵之中。

2.打造综合性城市记忆资源库。广州市档案馆在参与“城市记忆工程”后,就积极建设以“收集广州文献遗产、传承岭南历史文化、保护广府人的集体记忆、增强市民对广州的认同”为目标的“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数据库由广州市档案局(馆)牵头、各部门协作、市民参与共同构建,通过“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记录和反映广州悠久灿烂的历史(包括城市变迁、名胜古迹、历史典故、重要地标、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包括语言、饮食、民居、服饰、戏曲、工艺、风俗等)”[4]1。在资源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对馆藏档案资源数字化,建立一些专题资料库,并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打造多媒体信息资料库;同时向社会征集反映广州历史风貌、城市变迁、建筑特征、市民生活、人文环境等方面的档案资料,整理后纳入数字资源库。

3.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广州“城市记忆工程”建设过程中,既关注城市历史记忆资源的挖掘,又加强对城市当前建设重点项目和区域面貌资料的留存。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在广州旧城中心区2200多年历史的积淀基础上,通过各方渠道,向国内外多个馆藏单位征集广州历史地图,并邀请地图学、地理学、建筑史、地方志、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对广州历史地图的筛选、鉴定、解读工作,完善“广州市历史地图抢救、征集与出版”项目,充实广州城市记忆的历史内涵。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就注意收集广州近现代城市建筑和历史街区的影像资料,在2002年“城市记忆工程”开始初期,就“以‘翱翔蓝天看广州’为主题开展系列航拍,选取南沙、大学城、新机场为‘点’,传统城区为‘面’把中变期间的城市风貌忠实地记录在摄影镜头中”[5]A04,并对广州亚运会和首届亚残会开展口述资料建设,为广州留下这段体育盛况的城市记忆。

“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6]7可以说,资源是城市记忆传承保护的核心所在。系统全面具有特色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也一直是广州“城市记忆工程”各参与主体工作的关注点。

三、重编研传承

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目的也是建设成果的开发,从而为城市记忆传承提供良好的“载体”。“档案要真正成为社会记忆,还需经过社会认知、记忆重构的复杂过程,因此,能够使档案信息传播更广泛、可读性更强、社会影响力更大的档案编研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7]45,“通过对有形、无形的城市记忆客体资源的挖掘整理,结合馆藏进行编研,开发系列文化产品,形成增值信息,为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是城市记忆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8]19。档案编研也是广州“城市记忆工程”的显著特点,现已形成了一批丰富的档案编研成果。

广州市城建档案馆编印的《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从城市变迁的视角,对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广州城市发展变迁历史进行解读,通过“图文互证、图城互映”的方式展现广州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记忆,重现广州发展脉络和城市历史形态。广州市档案馆等单位编纂的《百年记忆清代广州》,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百年间广州城市的荣辱。

此外,还有广州市档案馆联合各区县档案馆编纂的《人文广州》丛书,广州市档案局(馆)主编的《广州解放档案文献图集》、《春色满园———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百年广交会》,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纂的《广州优秀城市雕塑作品集》、《珠江全景图》、《城市与人摄影作品集》等。

在广州市“城市记忆工程”建设过程中,广州市各级各类档案馆都围绕各自的业务工作领域,围绕城市记忆这一主题,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视角开展了编研,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编研成果,是城市记忆资源建设成果的集中开发,也是城市记忆传承的有力平台。

四、网络化共享

城市记忆资源编研成果可以将城市记忆凸显出来,通过编研成果的传播,可以促进城市记忆的传承,并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城市记忆传承保护的积极性。此外,将城市记忆的宣传和传承置于网络环境中,将更加快捷有效、生动形象地实现城市记忆的传承保护。广州“城市记忆工程”通过展览的网络化、联网的城市记忆资源库和统一的城市记忆资源访问平台等方式促进城市记忆资源的网络化共享建设。

1.展览网络化。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通过图片网络展览形式,将现有的城市记忆资源网络化共享,提升公众对城市记忆传承的认知度,实现城市记忆的传承和保护。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网站设有网上展厅栏目[9],以图片和文字介绍的方式,分为魅力广州、航拍广州、记忆广州等部分。以时间线索和城市重点建设项目为主线展示广州城市历史记忆的魅力;通过近现代城市的山、城、田、海等自然景观的航拍图景展示广州城市变迁;通过不同历史跨度的历史经典瞬间呈现记忆广州的深度。

2.联网的城市记忆资源库。由广州市档案馆主持的“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是当前及未来广州“城市记忆工程”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其主要通过文本、图片、音(视)频等资源形态来记录和反映广州丰富的城市记忆,并努力打造成公众认识广州、了解广州的一条捷径,力争成为广州城市记忆资源中心。

3.统一的城市记忆资源访问平台。正在建设中的“广州记忆”网站是“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供公众查阅了解、访问获取城市记忆资源的统一平台,现“已设立城市变迁、重大事件、历史名人、广府文化、名胜古迹、历史典故、影像记忆、网上互动等栏目,还建立了数字文献资源库目录、政府信息公开文库、资料上传、数字文献征集、寻找老照片的记忆等信息检索和公众网上互动专栏”[10]。

在当前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广州“城市记忆工程”在广州市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努力下,能够迅速拥有和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工作思维,通过城市记忆资源数字化和网络传播技术,搭建城市记忆资源的网络利用平台,实现城市记忆资源的深入挖掘,实现不受时间、地点、范围限制的传播,实现城市记忆资源的共建共享和城市记忆的传承保护。这反映了广州“城市记忆工程”各参与主体开展城市记忆传承保护工作的经验丰富、工作思维先进、适应时代能力强。在通过统一资源库和统一访问平台来促进城市记忆传承保护方面,广州“城市记忆工程”的相关做法对其他城市、地区及领域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2002年广州市城建档案馆推出的广州市“城市记忆工程”,在建设主体、资源建设、传承方式和传播路径等方面凸显了以下几个特点:多主体参与、以资源为基、重编研传承、网络化共享。其主动传承城市记忆、演绎城市历史的积极探索,在本市全局性工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亦可为很多城市、地区及领域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启示,资源

参考文献

[1]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与广州日报联合主办《解密广州》专栏,中国广州档案网,2009-09-16,http://www.gzdaj.gov.cn/gzdt/200909/t20090916_51529.htm.

[2]谭静宇.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与媒体合作推出档案栏目,2013-07-10,中国档案网,http://www.chinaarchives.cn/lanmu_view.asp?id=40612.

[3]谭静宇.6万张照片为广州存档九旬老人用镜头感动广州: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首办草根摄影展反响实录,中国广州档案网,2013-04-10,http://www.gzdaj.gov.cn/gzdt/201304/t20130410_61200.htm.

[4]彭穗邦.“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建设正式启动[G].中国档案报,2012-5-11.

[5]高丽.“广州城市记忆工程”全面启动[N].广东建设报,2004-10-19:A04.

[6]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7]卫奕,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档案学通讯,2008(6).

[8]潘连根,屠剑虹,城市记忆工程与城建档案工作[J].浙江档案,2011(2).

[9]http://www.gzuda.gov.cn/wszt.asp.

城市的记忆 第8篇

首先,数字化展览模式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分类整合,可为用户提供多入口的检索方式,减少信息冗余,使用户查找起来方便快捷;其次,传统的实体展览,可提供的信息量极为有限,而网络环境支持下的数字展,可以充分挖掘潜在的信息资源,达到资源的最大公用,使用户获取实体展览所不能提供的海量信息,从而自身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再者,数字展可以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分类、统筹和组织,找寻彼此之间的共性,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 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信息服务。

本文从“城市记忆”数字展品的特点以及用户的信息需求出发, 利用Protégé 对数字展品资源进行语义组织,对潜在的、相互联系的相关信息进行挖掘和推理,为以智能化、个性化、多元化和便捷化服务体验为特征的数字化展览提供系统化、有序化的底层数据结构。

一“、城市记忆”数字展品属性分析

相对于现实展览中展品的类型多样性,数字展中的数字展品均以照片的形式呈现“,城市记忆”数字展应根据具体展览的主题选择相应的城市照片。一般的,一座城市系统而全面的照片资料,是该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相机为记录手段,以照片为记录介质,真实记录城市不同发展时期,涵盖城市历史变迁、文化风俗、人文等内容的历史记录,反映了其真实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一个城市在其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照片资料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传承城市文明、展现城市历史记忆和重现城市发展印记的使命,是留存“城市记忆”的重要资源。

1.“城市记忆”照片资源的来源。照片资源的来源相当广泛,既可以是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保存的历史照片档案,也可以是散落在企事业机构和民间的私人照片,更可以是借助于先进技术手段, 如Google卫星等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系统拍摄照片,其中企业和个人应当作为照片资源的重要来源,因为其保存的照片更接近于城市发展和变迁的真实面貌。同时,对于现实展览展品的数字化大多是通过拍照、扫描形成图片文件,也可作为数字展品资源。对于这些较为零散的照片资源,应根据其所处的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历史价值,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征集、收集,以最大限度地丰富 “城市记忆”数字展资源。

2.“城市记忆”照片资源的特点。基于照片资源的固有属性“,城市记忆”照片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真实记录性。除去少量的经过人工处理和刻意伪造的照片,大部分的照片都能较为真实地再现城市发展变化的瞬间,定格“城市记忆”;二是直观、生动形象性。一组反映同一地点,不同时间历史变迁的照片,看似静态的照片,却能产生动态的感觉,好像城市的发展演变就在眼前,具有很强的即视感,在对人们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前提下,可以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三是信息蕴含量大。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可能有一个故事,透过照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物的成长和衰老,窥探生活的变迁,也可以感受城市的发展。此外,一张照片必然还包括拍摄者、拍摄地、拍摄时间、主题等基本信息。总之,照片资源可挖掘信息较多,信息蕴含量极大。

3.“城市记忆”照片资源的分类。“城市记忆”数字展品均是以照片形式呈现,文件格式单一。按照主题划分,照片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景观照,人物照和事件主题照。其中景观照片又包括反映一个城市的河流、湖泊、园林景观等的自然景观照和一个城市各种建筑物、工厂、雕塑、喷泉等人造景观照;人物照片主要包括城市名人照片,即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名人照片,以及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照;事件主题照片包括财经事件、重大政治事件、行业会展、文化盛事等相关的照片,一些新闻报道及政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发行的一些红头文件的照片等。

二“、城市记忆”数字展览用户需求分析

“城市记忆”数字展览是依托网络环境,以用户为服务对象的一种新型展览模式。因此,为提升展览质量,获得良好的展览效果,需要对用户需求进行分析。

1.信息获取便捷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面对海量的记忆信息资源,方便、快捷、准确地获取自身需要的信息,是用户的一大需求。因此,开展数字化展览,需要对数字化展品资源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整合,提供多个入口的检索方式,方便用户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展品信息,并提高查找的准确度。

2.信息资源多元化。信息化时代,人们的信息需求由被动接受向主动获取、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对于展览来说,用户除了要了解展品自身的信息以外,还希望获取展品背后的信息。数字化的展览模式,需要立足于展品数字化的独特优势,深入挖掘潜在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3.信息推送智能化。随着数字化、智慧化的发展,传统的被动满足用户需求已相对滞后,主动推测用户喜好进而智能推送成为服务的热潮。城市记忆数字化的展览模式,需要对数字展品相关信息深度分析,建立相互联系,智能推送用户可能感兴趣的记忆信息资源, 进而提高用户满意度。

三“、城市记忆”数字展品资源的语义组织

反映城市变迁和发展的照片资源只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为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需要对照片资源及其相关的背景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即构建照片本体。

1.类的分析。数字展品资源主要涉及的类包括照片(photo)、照片的拍摄者 (person)、照片的拍摄地 (place)、照片中的人物 (person)、照片所反映的事件(event)。

2. 属性的分析。(1)Photo的属性分析。照片是由人拍摄的 (created By)、照片中可能会有人物(roles)、照片有拍摄时间(when)、 照片反映的事件(subject)、照片有拍摄地(where)、照片有自己的标题(title)、照片上传的形式(format);(2)Event的属性分析。事件有发生的时间(when)、事件有发生的地点(where)、事件有自己的标题 (title)、事件中可能会有人物(roles)、事件有关键词(keywords)、事件有相关介绍(description);(3)Place的属性分析。地点有自己的具体地址(address)、地点有自己的物理位置(经纬度等,以便与国际接轨)(location);(4)Person的属性分析。人物有自己的住址(address)、 人物有自己的简历(resume)。

3.Protégé 建模过程。利用Protégé 进行数字展品的语义组织包括三个步骤:(1)类及其子类的创建;(2)数据属性和对象属性的创建。类的属性分为两类,分别是对象属性(Object property)和数据类型属性(Datatype property),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属性值的取值范围不同,对象属性的属性值依然是对象,而数据类型属性的属性值则是内置数据类型,例如整型、实型等;(3)个体描述。

城市空间情感与记忆 第9篇

■于一凡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副会长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 (SORSA) 留法分会副会长

法国巴黎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院 (IPRAUS) 研究员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 (Paris-Sorbonne) 远东研究中心 (CREOPS) 研究员

法国的建筑历史学者常用欧洲古代用于记事的“羊皮纸” (parchemin) 来比喻城市的发展, 取其因反复擦写而留下层层叠叠的痕迹与城市空间的更迭有所相似之意。特定的城市文化是特定地域里人们通过空间营造的实践活动而不断选择和取舍的结果, 成熟、自信的民族都很重视具有自身特色的空间文化传统, 并积极继承其中的优秀成分。离开继承就谈不到发展和创新, 而继承的过程也必须适应时代、环境的发展而推陈出新, 以免走向没落。

相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城市文化形态结构的演进更缓慢。任何时期的文化形态都与其前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存在显著的关联, 在继承既有模式与习惯的基础上, 根据新的要求加以修整、补充和发展, 并增添新的内容。正是由于这种继承性和延续性, 城市形态乃至社会意识才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可以追溯的历史线索。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叶落归根”, 就是情感和文化意义上的回归。

文化形态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同时决定了其演进过程的艰巨性。特定的传统、风俗、习惯, 包括禁忌等, 往往是面对特定地理、自然环境而积累的智慧, 渗透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而得以代代相传。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偏好和具有共识的价值观, 一方面反映着情感和心理的共同需要, 有利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因循守旧的惰性, 缺乏对环境刺激的及时反应, 成为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阻碍。奥格本 (W.F.Ogburn, 1923) 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曾经用“文化堕距” (cultural lag) 一词概括社会变迁过程中, 文化集丛中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出现的呆滞现象, 以及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适应性变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的时差。

从目前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来看, 文化形态在社会转型期所面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新旧文化并存、冲突, 城市空间形态在多元外力的影响下, 必须通过系统自组织机制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机制。这一过程作用于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 使后者表现出整体文化价值认同度较低和一定程度的“媚外”心理, “贪大求洋”是很多中国城市在旧城更新与新城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误区。其次, 随着社会“异质性群体”的产生, 城市“亚文化”群体增多, 个性化、小众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心理日益凸显, 这不仅导致精神和物质领域的群体差异越来越明显, 甚至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领域内的多重错位, 进而成为影响社会整体良性发展的阻碍。与此同时, 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滋生的浮躁、功利心态, 也可能通过集体行为转化为社会意识失范、公德意识丧失和城市文化的断裂。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柯亨 (A.L.Kroeber, Clyde Kluckhohn, 1952) 从符号文化学角度出发, 提出文化包括外显和内隐两种模式, 继而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 并构成人类社会的显著成就, 包括体现于人工环境中的成就。长期积累形成的传统观念, 尤其是价值观念, 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 也可能成为限制人类进一步实践探索的因素。“文化力”究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 还是阻滞其健康发展的障碍,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文化的态度。

因此, 城市空间的文化形态必须放在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去认识, 不同的历史传统、自然环境、气候条件, 造就了文化形态的差异性。谈起风格迥异的中国江南水乡和欧洲中世纪小镇, 大多数人都会在脑海里立即形成愉快而清晰的画面, 并迅速产生情感、意境上的联想;然而比较上海和东京的CBD地区, 却很难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可供分辨的空间记忆。当代中国城市的文化特色流失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以至于是否能够重新唤醒城市形态的地域特色似乎也并不那么令人肯定。

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是一个文化积累和进步的过程。如果说经济建设曾经是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当代城市建设的主题, 那么, 从文化形态上把握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则应当成为21世纪中国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正如科斯洛夫斯基 (P.Koslowski, 1999) 所预言的那样: (后现代) 社会中, 经济技术理论方案的统治地位将被文化策略所取代。

寻找城市的记忆

■袁逸倩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教育研究所所长

随着高速城际列车的开通,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缩小了;随着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 小城镇仿佛雨后春笋般遍地生长;随着汽车业的突飞猛进, 城市道路越拓越宽;随着土地资源的快速流失, 建筑物越盖越高一座座崭新的城市屹立在我们面前, 这些都在证明着社会的进步, 科学的发展。

然而, 一个城市是需要记忆的。记忆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电影导演路易斯布鲁艾尔曾经这样评价记忆:“记忆是我们的内聚力, 是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情感。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而对于人类社会, 记忆同样重要。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过:“人类的所有思想不过是人类的集体记忆而已, 人类历史也是如此。”城市被阿尔多罗西看作人类集体记忆的场所, 其中交织着历史和个人的记录, “当城市与记忆通过时间性扭结、空间性扭结与物质性扭结牢固结合在一起时, 城市就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种综合载体。”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 城市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记忆的载体, 一砖一石都忠实地记载着不同时代所留下的印迹, 当记忆被这些城市中遗留的印迹所触发时, 过去所遇到的经历就会和人的记忆一起呈现出来。因此, 城市记忆的重要性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不容忽视的。

每个人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城市都是有感情的。当我们惊叹儿时玩耍的街道变成了车水马龙的大路、低矮的砖房胡同换成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区、房内可以任意游戏的水泥地面变成了不容磕碰的高档地板、两轮自行车换成了四轮轿车、建筑物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而与此同时生活品质、生活情趣似乎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悄然流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街, 它们是许多人记忆中充满了乐趣的场所。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迅猛演变, 街道已渐渐成为一种简单的交通运输功能性场所, 其原本所承载的众多城市生活功能, 包括交往、定向、识别、获取资迅等正在慢慢丧失。

人类需要生活, 生活需要情感, 情感需要记忆。城市如果一味地发展, 千城一面, 没有特色, 没有历史, 没有情感, 没有尺度, 必将成为混凝土的森林, 高度运转的机器,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好在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开始有意识地保护、开发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街区和建筑了。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 任何空间一定要有其适宜的尺度, 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大, 吸引人的眼球就好。人们的生活需要亲切、温馨、宜人的空间, 而我们的某些城市, 道路、广场、绿地、建筑等似乎都一味地追求宽、大、高, 殊不知建成后的空间环境会缺少人情味, 给人冷冰冰的感觉。我们多么怀念儿时玩耍的小街道、小空地, 小院落, 甚至四通八达的防空洞, 那里曾是欢声笑语的儿童天堂, 那里留下了儿时玩耍的足迹、美好的回忆

一个“区域”、一个“家”。“区域”来自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 是城市内中等以上的分区, 由于它具备共同的、能够被识别的特征, 人们从心理上有“进入”其中的感觉。曾对天津五大道地区做过一些调查访谈, 这里可被称为一个区域, 二、三层高的砖木结构小楼、严实而密不透风的围墙、尺度宜人的林荫道、远离喧嚣的街道环境, 构成了五大道这一区域的单元主题, 成为标志性的区域特征。由于五大道地区明显的区域特征使大多数被访对象觉得, 每次下班回家或是从外面办事归来, 一旦进入本区域“边界”内, 就已经有了到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与在此居住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这种心理对环境的感知和依赖称为归属感。

五大道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灯一柱无不透露着这片区域的异国风情, 同时也诉说着它的殖民历史、殖民文化。现在居住在此的居民, 大部分已经不是原住民的后代了, 以外来人口居多。而长期居住在此的原住民, 依然保持着对五大道深厚的感情。在访谈中发现, 许多老者宁愿住在拥挤的里弄中, 也不愿意搬到新楼房中居住。毕竟这样独特的居住环境对他们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感官享受, 还有深藏于内心的一段回忆。

我们希望如五大道般具有归属感的城市片段再多一些。现代化的生活条件在拉近居民邻里时空距离的同时却疏远了其心理距离, 日渐生疏的邻里交往使居民产生环境“虚无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作为建筑师应该思考如何有效地建构有“归属感”的社区交往环境, 为城市提供更多的情感记忆。

只是, 当传统建筑遇上现代都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时, 很多承载其上的城市生活印记难免日渐消逝。而都市生活的喧嚣浮华, 让置身其中的都市人往往只顾一味向前奔忙, 而顾不上回过头看看身后这些逐渐远去的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又是一个遗憾的时代。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每时每刻涌动着新的契机和创造, 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同时, 城市几千年的历史面貌顷刻改变, 我们熟知的生活场所依稀难辨。那么, 许多年后, 我们该拿什么让后人重温最真切的城市记忆, 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呢?

我们的目的是让乐趣回归街区, 让街区回归生活, 让街道成为“城市生活发生器”。

找回城市失去的记忆

城市空间的记忆现象

■何依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加塞特 (JoséOrtega Y Gasset, 1883～1955) 作为现象学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 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唯一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绝对不可能再来一遍”。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认为“黑猩猩与人的区别不是在于严格意义上的智慧, 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记忆力。每天清晨, 这些可怜的动物必须面临着几乎完全忘却前一天生活过的内容, 而且它们的智力只能运用极少的经验。同样, 今天的老虎与6 000年前的一样, 它们每一只都如同没有任何先辈那样开始它们的生活打断对以往的延续, 是对人类的一种贬低。”

以上开场白, 是借用生物体之间的本质区别, 说明记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全时空的存在, 人过去的生活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消失, 人就生活在记忆场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间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 而活动是易逝的, 当过程告一段落时, 并没有化为乌有, 而是转换了形式。在活动中, 过程消失在产品中, “劳动物化了, 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经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 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 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 对象化是马克思社会记忆思想的逻辑前提。城市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载体和结果, 是人类社会记忆对象化的主要形式。因此, 城市空间作为社会记忆的累积, 是人类精神追求向物质表现的连续转化。它包含了人类的理想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 蕴含着自然的魅力, 在各种复杂关系的交织中, 形成了“最佳的人类创作” (王富臣, 2004) 。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1895～1990) 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称这样的城市空间具有“容器”功能:“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 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成果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 因为城市的其他功能无论有多重要, 都只是预备性的或附属性的。”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所讲:“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结合一个典型案例, 分析上述观点。太原府城的南华门历史街区曾是晋王宫的南门, 朱在宋城外杏花岭修建晋王府成为明太原城的象征;顺治年间晋王府却化为灰烬, 街区时空结构经历了一次跳跃性的转换, 原址成为清兵的精骑营, 日后“精营”一词逐渐成为太原府城清阶段的符号;清末精骑营废除, 街区时空结构再一次整体嬗变, 精骑营演化为达官贵人的宅第, 民国时期阎氏公馆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解放后太原市政府又将此作为行政中心, 赵树理故居、政府礼堂等历史建筑是这一时间截面的确证。随后街区空间要素为适应新的功能, 又面临着一次次更替和转化, 成片院落式民居, 被各单位宿舍楼取代。南华门空间在经历了近800年的沧桑巨变后, 地面上的建筑一次次被覆盖, 封建政权和兵营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环境一次次被解构与重组, 今天的历史街区以一种零散化的状态存在。但历史的碎片仍然可以拼贴出一个富有历史感的城市记忆。

首先是记忆的时序, 南华门、精营街、阎公馆、赵树理故居等一系列历史名称及实物, 表明了历史活动的先后顺序, 记忆是连续的;第二是记忆的内容, 南华门纪录了明代晋王府的宫城, 精营街纪录了满清时期“精骑兵”军营, 阎公馆纪录了民国时期阎锡山对太原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赵树理故居纪录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流派, 记忆是有意义的;第三是记忆的组织, 南华门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是在当前片断化、模糊化的历史空间中, 重拾历史记忆线索, 将分散的历史遗存通过一条连续的带状空间组织在一起, 并以区分时代特征、强化记忆关节点的方法, 使街区成为贮蓄城市历史地理记忆的容器。

城市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中地, 而且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新地。芒福德的学术观点进一步证明了城市空间作为容器存在的价值:“用象征性符号存贮事物的方法发展之后, 城市作为容器的能力自然大大地增强了:它不仅较其他任何形式的社区都更多地聚集了人口和机构、制度, 它保存和留传的文化的数量还超过了一个个人靠脑记口传所能担负的数量。”

温情、怀旧与人性化的城市空间的呼唤

■陈可石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人对于物化的城市空间是有感情的

每一个城市空间都有它的特征, 人在城市空间中会受到这种特征的感染而产生不同情感。古希腊人非常重视城市空间的营造。雅典的执政官伯里克里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的城市培养市民的道德和民主。”古希腊人把城市空间与人的精神世界结合起来, 让城市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个民族的性格、文化、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城市环境判断出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后面肯定有一座伟大的城市, 一种伟大的文明背后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城市空间作为支撑。所以说, 城市空间是文化的舞台, 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情感的寄托。

中国传统城市的诗情画意

中国传统城市是非常注重情感的, 这点我们可以从唐诗宋词对城市的描写中看出来, 如“独上高楼”、“人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抚栏露华浓”等。我曾查看过宋元明清的城市绘画, 很多城市形态都非常考究, 并充满诗情画意。

人们常说“江山如画”, 在如画的空间里, 人才能产生美好的情感, 才能产生诗意。从城市空间情感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的一些乡村充满了温情与山水的自然融合, 尤其在塑造景观的诗意化场景方面。中国城市非常注重亭台楼阁的塑造, 我们送别的时候有十里长亭, 庆典的时候有广场楼阁。于是有了大量关于亭台楼阁的诗篇, 像《腾王阁赋》、《岳阳楼记》等。《岳阳楼记》的文字就是非常典型的对空间情感的描述, 它首先讲人刚登上楼时对楼上景色的反应, 接着描述景色对人心灵、情感的触动:天气不好的时候“日星隐耀, 山岳潜形”, 然后让人产生了“去国怀乡, 忧谗畏讥, 满目萧然, 感极而悲”的情绪;天气好的时候“沙鸥翔集, 锦鳞游泳, 皓月千里, 浮光跃金, 静影沉璧, 渔歌互答”, 这种景色让人“心旷神怡, 宠辱偕忘, 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矣”。由此可见, 中国人对空间以及空间与人的情感是非常关注的。

我们在汶川水磨镇的设计实践中, 强调运用传统中国城市设计理念, 把水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元素, 采用景观优先的原则, 强调整体城市景观。基于这种理念, 在“春风阁”观景建筑的设计中, 考虑到亭台楼阁这种城市空间对人的情感影响, 将其作为水磨镇最重要的景观和景点, 强调城市的诗情画意, 强调情感的表达作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因素 (图1～图3) 。

欧洲城市的诗化空间

欧洲传统城市的空间都富有深厚的情感, 有一种诗化的空间意象, 所以才有吸引力, 表现出从容、快乐和享受, 这是欧洲人对于城市的态度, 也是城市空间赋予欧洲人的一种情感。欧洲有很多“慢城”, 这里的人悠闲浪漫, 对生活无限享受, 让人不愿离开。在意大利, 火车沿途中可以看到那些隐逸在山峦、农田当中的村落, 这样的小镇有无限的神秘感, 你会被那种空间吸引;在法国大部分农村小镇都可以感受到诗化的空间, 你会不自觉地想画水彩画、写游记、写诗来赞美这就是欧洲城市最成功的地方。

城市需要温情和怀旧的空间

现在的城市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快速城市化, 大部分城市在短时间内高速建成, 大部分城市规划与设计并没有把人的情感考虑进去, 没有创造温情和怀旧的空间, 更没有创造人性化的空间, 使我们感觉到城市一直处于一种过渡的、旅途中的、一种以车行方式为主的状态。我们在城市中穿越, 却不愿在城市中停留, 想从城市逃离,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现实。

1.温情

为什么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有吸引力呢?为什们我们认为像杭州这样的城市有吸引力, 而愿意在那个地方工作、生活、居住呢?因为在这样的城市, 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种温情, 能够发现一种人性化的空间, 这种人性化的空间满足了我们的情感需求, 而不仅仅是物质需求。生活需要一种温情, 就像歌曲一样, 温情的音乐和场景, 才是人类生活的主题。

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一直关注功能、生产、效率、交通和防灾等, 却忽略了城市空间的情感需求。温情的城市空间才是城市更新、旧城改造和新城规划的终极目标。尽管现在也需要一些纪念性的城市空间, 但是这些不能代表所有城市的空间意向, 纪念性的城市空间只是城市空间中的一部分, 而且并不是城市的主流。

目前, 中国的城市规划大部分都把城市当成生产型的工业园区, 即使是以文化为题也把它叫做“文化产业园区”。这种园区落实到城市空间, 就是一种土地利用的方格网:不同类型的建筑摆放在一种网格化的城市空间里面。这种建设, 与我们所强调的“温情城市意象”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

很多欧洲城市空间是非常温情的:广场上看似简单的几棵梧桐树, 人们在树下席地而坐, 聊天、交友、其乐融融;每天上午, 广场会形成一个自由市场, 这个市场卖水果、蔬菜和其他食品。这样一种以人为本、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 它本身是非常艺术、干净和温馨的。

为什么很多老的城市拥挤、嘈杂, 交通又不便利, 但大家都住在老城区不愿意离开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新城规划没有创造出一个温情的城市空间。即便这些年景观塑造一直被热捧, 但是就城市空间的营造来说, 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2.怀旧

怀旧,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们对空间的情感需求。人们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有时间、有历史的空间里。当我们在欧洲看到很多1 000年前的房子和街道或者500年前的建筑还在使用, 我们会非常羡慕。我们看到那些石头、那些材料, 可以想象几百年来多少代人在这里生活过, 历史记忆里的人和事让游人产生一种美好的情感, 让人不禁想停下来, 体验眷恋生命、渴望宁静的感受。

城市中需要这样的空间, 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样的场所与空间。我们参与的广东佛山名镇规划设计项目的定位就是创造一个怀旧的城市空间, 一个步行者的天堂, 一个在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城区重塑一种怀旧情怀的城市空间, 而这样的空间才是符合人的情感需求的。在佛山名镇的定位和空间设计当中, 我们把怀旧作为一个重要的设计目标, 挖掘佛山的故事, 找到了明末清初很多已经消失的建筑和现在已有的残破建筑, 并把它恢复到古镇的最佳状态, 让人们在这种怀旧的空间里, 沐浴历史的光芒。

3.人性化空间

“人性化的城市空间”是一个非常需要树立的理念, 现在的新城规划忽略人是第一要素, 强调以汽车为单位的空间统计方法 (如4车道、8车道、甚至是16车道) 变成了城市间相互竞争和炫耀的标准。所以在很多城市, 车道如飞机跑道般宽阔, 街道却空旷冷清, 这实际上是规划上的大失误。

人性化的空间在农耕时代就被高度重视。传统古城的肌理就是农耕时代的人们对空间人性化的敏锐感悟。弯曲的街道, “丁”字形的路口, 街道空间高宽比的和谐, 让人觉得非常舒适。我们只有观察到这种细节, 才能体会到当时规划和设计的匠心。现在的新街道设计, 很难做出传统城市街道的自然美。我们在设计水磨镇时非常注重人性化尺度、注重传统街道肌理的规划。

在遵照传统人性化空间尺度来重塑城市这方面, 我们应该向欧洲的一些城市学习。城市应该拥有怀旧的情结, 这种怀旧的城市空间并不一定要有古建筑, 而是要有城市的记忆和历史, 城市的不同时期都有它的记忆, 所以旧城改造一定要在时间与空间上保留城市的记忆。

总结有关城市空间情感与记忆的议题, 我认为塑造一种温情怀旧和人性化的城市空间, 是我们目前城市设计需要强调的一个理念。我们在功能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应该掉转城市设计的航向。我们提倡建设一种温情的城市空间, 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大规划与当代地域建筑特征

■赵巍岩, 王珣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上海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

大规划的局限性

当代, 形而上学的空想经常被称为“大规划”, 在反思大规划所带来的弊端的时候, 人们并不是对规划的所有手段提出质疑, 而是希望能对“必要的规划和不可规划的边界”进行讨论。

建筑的地域特征在近些年被不断强调, 一方面来自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地域文化不断萎缩后的反弹,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城市活力基础的担忧。城市间差异的缩小, 导致城市传统文化在城市文化中几乎可有可无。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导致人们对所处的城市环境缺乏认同感, 与传统割裂的“更新”毫不吝惜地取代了“复兴”意义上的与传统的关联。

这种情况正越来越引起城市建设者们的重视, 但以大规划为基础的建筑控制手段却很难在此范畴有所建树。我们看到, 由于大规划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之下进行的, 因而其所体现出的操作方式与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一种单一观念的烙印, 从而使整体创作手法趋向单一, 而这种单一又很难形成与更大范围内其他地域 (城市或地区) 的差异。在特定时期, 由于规划对“先进性”的推崇, 导致其在地域建筑风格维护或复兴等方面基本手法上的趋同。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在采取类似的方法来应对传统文化的时候, 地域差别同样被抹杀了。

同时, 地域建筑特征呈现的重点并不仅在某些特定的建筑 (如火车站、政府办公楼、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 这些建筑在规划的控制过程中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并被要求承载某些文化上的意义) , 更重要的是最普通的街道、居住区、商业建筑等 (在规划总图上看起来是均质的、大多数的) 。因而, 大规划所提出的地域性表达的建议与方法不仅仅是单个建筑意义上的, 而应是整体的。这也意味着, 地域性的处理不能是一种刻意的表演。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少数试图通过建筑整体姿态来呈现建成环境的地域特征是得不偿失的。追求所谓“形似”、“神似”, 或建筑形体的象征性, 将造成大量结构上的“赘余物”, 过高的代价使得这些规定难有大范围应用的可能。同时, 对建筑在当代适应与发展的思考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造成建筑语言与时代的脱离。

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规划本身, 规划不再意味着一个蓝图, 而是规划政策、原则的集成。规划的关键在于实施。在这个过程中, 规划图所起的是未来目标引示的作用, 而政策则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去实现目标、如何开展行动的指导 (孙施文, 王富海, 2000) 。但这种规划的方法与实施过程并未摆脱“大规划”的特质。毫无疑问, 指导总是从上至下的, 这些指导原则最后成为了建筑评价条件和文化控制手段。如果说大规划是试图通过总体上的原则约定来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对于本土化或者地域性表达来说, 其路径可能正好相反。地方化的特征恰恰是由于特定地域的生活方式、环境、气候、文化等因素影响而反映在建筑上的一种传统的、约定俗成的做法, 是经验积累和由下至上的。只要上述这些因素还存在, 地域化的特征就不会消失, 而大规划所引发的指导原则, 往往成为地域形式发展与延续的对立面。

在沃尔夫冯埃卡特 (Wolf Von Eckardt) 一本未得到重视的著作中有两幅设计图, 一幅是勒柯布西耶在1926年为法国佩萨克 (Pessac) 的一个工人新村设计的住宅, 我们看到的是纯粹的现代主义模式:全部是简洁的直线和水平构图, 覆以一个平屋顶, 用灰泥粉刷, 色调朴实。另一幅是居住者按自己的意愿对房子进行改造之后的图片:房子前部用整齐的栏杆围出一个前院;房子的前窗挂上了窗帘;屋顶改成了坡顶, 因为原来的平屋顶会渗漏;原来的小院被封闭起来, 做成一个单坡的小顶, 以储藏园林工具等。作者特别强调, 这些改造都不是规划的一部分, 而是本土化的具体体现。就像JB杰克逊 (J.B.Jackson) 说的, 本土特征“并不热衷于提出一些通用的设计原则;它是非常偶然随意的;它仅仅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规划所应关注的层面

地域建筑创作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建构的特征, 决定设计从大规划框架下导则式的规定方式中摆脱出来, 是地域建筑特征能够获得发展的前提。因而, 规划必须改变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定位, 从指导者 (instructor) 变为协作者 (facilitator) 。摆脱大规划所刻意关注的形态与形象层面的“结果”, 转向对建筑创作中体现“过程”的其他特定层面的关注, 这也意味着地域性的着眼点应该更多地放在与人的生活、工作、建筑建造相关的方面, 促使创作者努力将建筑的地域性特点编织在建筑要素的经纬里, 放弃对建筑整体形态在意义表达方面的依赖感。

再回顾一下柯布西耶的一段话:“在路易十四时期, 在错综复杂、拥挤不堪、七拼八凑、不能住人的巴黎, 一位非常聪明的神父、搞城市规划的劳吉埃呼吁:细节要统一, 总体要变化 (跟我们所做的相反。我们的做法是:细节发疯般地变化, 而街道、城市的大框架却是可悲地千篇一律) ”。

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的“细节要统一”才是地域建筑特征得以存在的根本, 这些细节才是与特定地域的材料、建造方式、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是正在持续的价值。地域建筑特征的持续与发展, 更多地应建立在对局部与细节的思考过程中, 并进一步获得区域总体上的共同特征, 而不可能是依据某种导则将整体按照某一特定思路进行形式上的风格化。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 我们必须思考当下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建筑生成方式。事实上, 当下的建筑设计不可避免地要与当下的生活、工作方式相适应, 也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当代建造技术, 这也就决定了其整体姿态与传统会有很大的距离, 缩短这种距离是研究的目的, 但在方法上应保持清醒。

这些细节在以往对建筑的评价体系中,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模型、效果图等评价中的可视化手段, 在大尺度的观察模式下, 无形中抑制了这一层面对建筑及其所产生的氛围的关注度。所以, 对特定设计层面进行关注, 并仅对这些层面进行关注, 在建筑的地域性设计表达方面和对设计的评价, 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实现这样的想法, 涉及到对评价体系的调整。大多数情况下, 评价的方式决定了建筑意义的最后呈现方式。很多关于建筑的象征意义的表达手段已经成为某种定式, 也正因为这样的定式使许多评价方式会不由自主地向这些既成的手法靠拢。但是, 很少有人注意到, 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正确”的手法, 导致了城市建筑地域传统的逐渐丧失。在建筑创作上, 将某个方面推向极致, 认为这一方面应该凌驾于所有其他方面之上, 并要求作全方位的呈现, 往往是建筑失败的原因。

关注这些设计中的特定层面, 是使城市规划摆脱人工城市烙印、呈现自然城市特质的重要方法, 是与城市复杂的半网络结构一致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地域建筑特征的表达才会更有活力, 更有意义。

一些对大规划进行反思的言论都是更强调从人的视角进行观察的重要性。针对城市课题 (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兴衰成败的决定因素) 有两部有影响的著作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的《城市发展史》和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在这方面是共同的。

局部对整体的规定性

对特定层面的关注是否可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延续传统意象的目的?或者换句话说, 这些“局部”是否可以“规定”出整体的某些性质?

除了时代与技术发展迫使我们可能也只能将传统的继承以符合当下条件的方式表达之外, 我们同样应该看到, 当下我们之所以将注意力的侧重点进行转移, 还缘于当代人们“观看”方式的变化。“观看”是一种美学观点, 也是一种哲学观点 (赵汀阳, 2007) 。

造型作品是基于视觉基础的, 因而也就涉及到“把什么看成什么”的问题, 同时也是“把什么不看成什么”的问题。对造型的“看”是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 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种“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 “看”已经呈现出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方式。

对造型作品的理解, 我们大体上经历了图像学的角度、形式的角度、符号学的角度和解释学的角度 (理查德豪厄尔斯) 。一方面, 这些角度是针对不同时代或不同模式的作品的, 这些角度自身也在宣示着不同的价值观, 从时间上来看, 这些阐释理论大体上是随时间演化, 并以上述顺序先后继起的;另一方面, 新的“观看”方式往往是在对新的视觉现象进行阐释的情况下产生的, 也必然对后来的创作形成制约。

简单回顾一下建筑的这一“观看”的历程, 我们会发现, 现代主义建筑迅猛发展所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知觉方式, 使我们学会用一种与历代都不同的方法来体味建筑为欣赏抽象形式而欣赏抽象形式。这是形式理论得以存在的基础。

在极端现代主义的建筑创作中, 对物体的认知被打破了, 简单地说, 就是窗不再是窗, 墙不再是墙, 柱也不再是柱, 这些建筑物的组成部分不再具有物体上的意义, 而转化成为点、线、面, 成为纯粹的几何形的物质载体。而创作的结果就是通过这些基本要素简单的几何形体, 来构成“有意味的形式” (苏珊朗格) 。因此, 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 建筑创作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建什么”, 而是“如何组建”。在现代建筑中, 窗有可能仅仅是一个虚的面, 墙也仅仅是一个实的面, 它不再试图引发公众的任何其他有关物体意义或象征意义的联想。也正因为如此, 才产生了与传统意象整体上的断裂感。

在现代建筑探索中, 重要的不在于要素的物理特征, 而在于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 如果说, 传统建筑创作是基于图像学这一“观看方式”而必然以要素为重点的话, 那么, 现代建筑创作必然以整体为重点, 以更有利于观察者理解创作者在整体形式组合上的匠心。

在多样化的阐释模式背后, 有一些基本的、共性的认识:整个社会文化语境转向更加注重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 在建筑领域表现为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抽象形式已经不再是建筑意义的唯一载体, 这种远距离或俯视的观察角度, 与所谓的“宏大叙事”一起, 被当代审美观察摈弃, 并自然而然地被近距离的、随时的体验所取代。

“以行人视角所见的才是最重要的。如同伊丽莎白剧院前排的观众一样, 芒福德和雅各布斯都想从近处来看, 并通过听觉、味觉、嗅觉来感知事物” (勒柯布西耶) 。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简单直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描述传统建筑时, 我们采用的语汇是庄重、典雅、雄浑、严整, 对称、节奏、韵律, 格局、形制、风格在说明现代建筑时, 我们采用的语汇是视觉张力、力度、感染力, 对比、均衡、协调, 形体、形式、空间而在讨论当代建筑时, 我们采用的语汇是界面、情境、场所氛围, 表皮、肌理、透明性, 建构、片断、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代建筑创作一方面强调人的综合感受, 这种感受是非视觉中心主义的;另一方面强调在近人范围内局部的重要性。从传统意义来说, 是整体等于局部之和, 局部与整体是在讲述同一个故事;从现代意义来说, 则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局部无意义, 只有结合成为某种组合而成的“有意味的形式”之后, 才能呈现意义;从当代意义来说, 则局部就是目的, 局部和整体之间没有高下之分, 人在日常生活中可感的局部, 甚至可能成为建筑意义更重要的载体。

规定局部的性质及其表征, 是符合当代技术条件与文化语境的最有力的方式。这样, 群体通过不同建筑单体在这些层面上的共性才能获得整体上的地域特性。

综上可以看出, 传统建筑文化在当前建设中继承的中心问题, 不仅在于保护规划的缺位, 也在于在此领域中的“过度规划”。在单一价值取向及其所导致的观察方式的影响下, 建筑或在“不规则的私人效应”方面彻底失语, 或在商业利益诱惑下胡言乱语。

对作品不可能有终极的、一劳永逸的解释, 解释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等于说解释具有随意性。任何解释都不可能脱离文本和社会、文化在人们心理中的积淀, 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

城市的记忆 第10篇

出版自由与激烈竞争

香港可能是全世界出版最自由的城市。香港的出版一直不设审查,即使成立出版社也只需简单注册公司,书号免费可得,只须在印成后一个月送五本样书到书刊注册处即可(即使违反,罚款也只是二千元而已)。实在希望,有日能向某位前辈或某本史书探得,当年殖民地政府何以让香港的出版如此宽松。这份堪称殊异的自由,令香港不同于整个世界的出版生态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像香港出版这样轻易,一本书无论如何禁忌、如何欠缺市场、如何个人化,只要把心一横,自掏腰包,不计后果(被告或堆积),在街上摆摊、派发,或后来派往二楼书店独立书店寄卖,你的书就有人能够看到。台湾自九十年代解严,如今“独立出版社”蔚为风尚,但在香港,“一人出版社”早已是传统常态,不少出版人特立独行,钻空子赶风潮趁时势做话题书的更大有人在。

香港一度被称文化沙漠,但其实,当五十年代起两岸都吹肃杀之风,香港便成两岸文化思想之泉的出口交汇处。老一辈的读书人津津乐道小时如何在街边的书摊上找到各式书报,在连环图旁边有哲学书。加之香港以前一直是中国对外的窗口,五十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香港都是华文界信息的桥头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那只鸭。信息与西方潮流曾一度是香港的独门兵器,胜在快、动态、紧贴西方潮流尖端第一本中国意识流小说,便是刘以鬯的《酒徒》,生于香港这蕞尔小岛。香港一度是世界上最多报章的城市,一个区区小城却有数十份综合报刊,在五六十年代娱乐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人渴求文字,这些报刊大有需求。

同样,因为出版自由,一人报章也很多,像小说家昆南,便曾办过多份一人报章。只要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一部机器,马上就可以出版自己的报章,这简直是当年大仲马搞报纸的方式。因为报章牌头很多,竞争也便激烈。往往报章靠一样独门兵器保证销量,余下版面则表达自己的意见;金庸初期办报只得一张纸两页面,半页是他自己的小说。

专栏与连载

报章滋生连载文化,曾经养活许多作者。香港作家往往分出煮字疗饥的“前花园”与为了娱己与述志的“后花园”;像梁羽生,一边写武侠小说连载,一边自写古雅的诗词。刘以鬯的《酒徒》记录了典型香港文人的生活形态,一边写武侠小说甚至色情小说维生,一边写严肃小说、编先锋的文学杂志,“只要还有一个人看就要继续出版”。六十年代梁羽生渐渐“败”于金庸,众所周知金庸引入了西方好莱坞的电影技法,小说的感官性与现代性远胜于梁羽生。虽然不少人指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旧学根底较厚,金庸小说的历史与考据有时出错,但在受欢迎程度上,胜败已分。这也显示香港社会的阅读状况处于激烈的市场化。至七十年代初古龙冒起,借鉴于日本武士片、推理小说,现代味更重,市场与产量都更大,全盛时期古龙同时写好几份报章的连载,到后期更有不少作品是由人代笔。倪匡据说更曾日写二万字,一度自诩“中国字写得最多的人”。而如许多的文字都有人急于消费,这个阅读状态也充分显示都市的密集性与速度感。

香港学者黄继持曾称,传统的散文是“士人散文”,而专栏散文则是“市人散文”,是写给一般市井之徒看的。一般来说,专栏都要亲切对待读者,它在报纸媒体上发表的,是消费品,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构成关键,也是给市民茶余饭后提供话题。内地的阅读在挣脱革命文艺的宏大意义后,往往要很大力地提倡阅读“生活化”;“生活化”对于香港人来说没有任何提醒意义,因为香港的阅读产品大部分都要紧贴生活才能找到市场;而除了市场,书业几乎一无可靠。

上海文化评论人顾文豪说今年他在书展搜购了《犀利女笔十三妹专栏选》,实在有眼光。十三妹活跃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不党不群,少人知其面目却非常受欢迎。学者樊善标认为十三妹制胜之处在于:真诚辛辣,强调“独立”,不向任何人卖账;与读者互动紧密,经常在专栏中与读者对话;迅速而频密地引介西方最新文化潮流信息。这三点,也可视为香港专栏的制胜之道。有次谈起六十年代的作家徐速,著名书评人叶辉向我说,那时徐速和部分文人名驰全国,本日香港专栏一出就马上打电报送到上海等国内城市,全中国都在看香港。

既以引入西方新事物为香港胜处,难免有抄。像倪匡的卫斯理和原振侠系列,早被指出“模仿”源头(包括田中芳树)却无碍畅销;但还有一批英文书读者(也有日文、法文),这类人往往比较高傲,坚持要直接接触外国文化,抗拒香港本土那样夹抄带创的山寨版;也因能直接汲取外国文化,往往能指出山寨版抄袭的源头,更评弹“移植”手法。有趣的是,这种人所属之阶层殊异,可能有知识分子,也可能有宅男学生,一个售货员也可能读日本原文杂志,所以在香港,书要大卖,不难;要骗倒人、做文化偶像、不受挑战,却特别难。因为信息繁多,读者族群分化,最流行者亦只能割据一方,不能一统江湖号令天下,甚至不见得人人都给面子。这是不是一种清醒呢?也许吧。

爱情梦与醒

说到清醒,又反向联想到言情小说的鸳鸯蝴蝶梦。老读书人说起,言情小说的大潮,原是六十年代后期由琼瑶引起;当时台湾仍有文禁,因而不少琼瑶小说越洋而发表在《中国学生周报》,琼瑶为此一直称道香港的发表自由,孕育了不少文艺,有严肃有大众。言情小说潮大盛于七十年代中,亦舒、严沁、林燕妮等崛起,当时出现了不少所谓“才女”,这些在报上拥有专栏话语权的女作家曾一度形成一个互有微妙竞争关系的文化阶层。最近邓小宇二十年前的旧文《女人就是女人》复刻重出,里面既写名女人如方盈、徐小凤、狄波拉,也写舞蹈家黎海宁、时装设计师Vivienne Tam,及作家亦舒、西西等,都象征着理想形象和丰富的世界即使是写爱情小说的亦舒,这名字亦远远大于爱情二字。

言情小说背后的支持者,其实是六七十年代的工厂女工,她们是辛勤工作养家的庞大族群,学历不高,却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支撑着电影电视和大众文艺。现在从历史照片中看到工厂女工,记忆中好像全是笑容和朝气。言情小说作家替补名单不短,如今生产和消费量都远超短寿的武侠小说;大约到八十年代开到荼蘼,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改变:连载文化与城市的生活节奏有关,男男女女下班后坐渡轮和长途巴士,买一份晚报细细把连载小说看完。后来地铁车速飞快,娱乐选择增多,人渐渐失去每日等连载出炉的耐性,报章推出一日完小说,而到互联网大胜的九十年代,晚报文化正式消亡。

九十年代以后依然有才女,就是张小娴、李敏、深雪等。她们没有连载文化可倚,都是一本本书地写,一年印五六本书以作“职业作家”的证明。张小娴以其新一代现代女性的视角一度带领过新的爱情小说文化,但才女文化亦于九十年代末落。问到其中分别,有说是新一代才女就算其中卓异者,形象都是职业女性,其教养、阶级不像前一代那样有贵族文化气息;又有说,时代变了,读者也变了,以前读爱情小说的女人就像《甜蜜蜜》里黎明的姑妈,老念着与威廉荷顿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偷偷藏起餐具留念,一生就守着那个梦幻的下午,后来爱情小说消费者很多是职业女性,抛掉前代女性对爱情梦幻的信仰。无信仰的爱情工业是否进入杀鸡取卵阶段?我不知道。但“港女”好像还是对结婚有信仰,关于婚姻的出版近年大行其道。仍有新一代的爱情小说出版,但爱情工业里更大的一个成分是“寻梦园”(一爱情小说品牌)式的小说,封面是粉彩美女,作者是笔名,放在便利店里摆卖,是毫无遮掩的消费品。

永远面对目前

“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是甄妮八十年代金曲《明日话今天》中的一句歌词,也是香港一派文化人的信念。本来书是一种自我延伸、名留青史的欲望展现,但是有一批则被称为“新文化人”的人,如黎则奋、马恩赐、曾澍基等,于七十年代末开始进占媒体,大搞葛兰西意义上的“位置之战”。他们有一种信念,就是不正面进攻,却想以旁敲侧击之法将读者潜移默化,例如马恩赐明写赌马的马经贴士,实却想在其中宣扬马克思思想。他们大量以笔名写作(一人用数个笔名或数人用同一笔名),在报章上大量发表,文章却罕有结集,始终相信道在便溺,只有目前,不留痕迹。由于他们写的都是市俗实用范畴(如财经、赌博、时尚、玄学),自有其读者;这是否真能熏陶培养出一些出身普罗但目光如炬的读者?我也不知道。但每隔一段时间,这种潜于地底深耕细作的传奇便会被一些文化人转述;而最近,我又在星期日的明报上发现了一位表面上写广告界人士、实际上则批评国情的化名作者。

“永远面对目前”里面有一种反高蹈的态度,部分也是历史与时势造成的。撇开新文化人其来有自的思想渊源不说,在香港写文章的人,常有一种看透世情的淡泊,不求留名于世。我觉得这和殖民地政府一直以来的文化政策有关。自六七暴动以来,殖民地政府开始建立图书馆等提供基本阅读资源的单位,对阅读的定位一直都是康乐消闲之一部分,接近聊胜于无,最终目的是驯化市民(所谓教养),消磨其日常时间,是疏导躁动能量的软性手段。回归以前,政府并没有太多推动阅读的政策举措。长期以来,令出版界人士即使胸怀大志,但也很清楚必须面对市场;政府将阅读定位为“消闲”,也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气氛。这样能修练出个人的功力、腾挪变化之术;但对文化根基的削弱,则又是一个问题。

回归后情况有所改变。先是教育资源增加,每间学校都努力推动阅读,阅读变成了日常功课(某程度上也成为一种教养的光环),带动了出版业往中学界努力耕耘,这有时又和关怀社会等议题结合。看香港书展近年主题,也把阅读扣连到绿色环保及高等文化等“有品味”的议题下,不复往年赤裸裸的“做生意”。而此时,出版业已受租金上涨、简体字书的冲击而元气大伤,报纸副刊的文化版面也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于是在此时,出现了一种新式的“话题书”形式。

“话题书”也有一种一往无前的“面对目前”之姿态,已出简体版的《地产霸权》当是一例;今年还有一本极畅销的话题书叫《九评地产党》;2003年以讽刺政治人物为题、漫画为招徕的话题书曾大销一时、救小出版社于水火。但上述两本批评地产问题的书,都是论辩周周之作,《九》是文化评论人陈云所编,内收的更多是知识评论界颇有名气的作者之严肃政论文章,平时若以作者个人名气结集,当无如此成绩。可以说,在时势之下,“政治批判”竟然变成可以与“消闲”比肩的号召力度。某种集体的反叛也比以前更受注目,这一两年以“八十后”为题的书,都获得注意,在销售上能以小搏大。

香港自己的书展?

香港书展前身是“中文图书展”,于七十年代开始,于香港大会堂低座展览厅举办。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意识开始萌芽抽枝。当时,经历六七暴动,殖民地政府了解到要提供文化、休闲、康乐,让人民的能量有个去处,方能避免香港再生暴乱,坏了女皇荣光。于是七十年代方有图书馆、康乐设施如游泳池体育场、于卜公码头等地开办民众参与的舞会等等而大会堂(低座)作为表演场地之一,毗邻图书馆(大会堂高座)以及天星皇后两个码头,是低调平实的现代主义建筑,浅灰,水泥,平实的窗框恰与人身等高。余生也晚,未能与会;而作为日后回忆,有出版人向我提及当时的中文图书展比较面向出版业,今年文化人、资深编辑许迪锵先生撰写了一篇《书展简史》,亦提到第十一届亦是最后一届中文图书展主办者为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会场所见逾半都是台湾书籍(参展书商有二百四十家,如台湾商务、三民、幼狮、洪范、远流和联经等),本地出版业只是副将。言下之意是香港书展之开办,初期实令人有“香港自己的书展”之期许。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呢?香港真是一个很怪的地方,要回到其自身,有好远好远的路。一直以来,香港最畅销的书据说是字典、地图之类的工具书。然后比较有保证的是投资书,要是股市倒了恰逢经济萧条,心灵类书籍就会补上。经历回归的风物志式硬资料,再到前几年的保育热潮,一种具创意的本土视角逐渐浮现,方言俗语、本土农业、乡议局史、大家族史、建筑、饮食、旧书复刻现在要找香港历史和风俗故事的书,已较以前容易得多。其中所恃的,是年轻一代对于本土故事、自身来处的强烈兴趣。而这种自我寻找,若以权威人士的一言堂口述来做,也不是香港年轻人口味。

从来不只是书

许迪锵先生回顾书展旧事的文中,提到一件趣事:首届香港书展举办时,“主其事者为局内以人脉广泛著称的David Yip,这位叶先生神通广大,因恐新闻发布会乏人问津,据说私底下约请李嘉欣等港姐’,乃至波霸’叶子楣等stand by,若场面冷清,即摆出美人阵撑场。结果记者蜂拥,也就毋须劳动众美人了。David Yip不是别人,正是文化文学界无人不识的小说家、散文家、藏书家、香港掌故学家、知名编辑叶灵凤先生的公子。”传说令人神妙,也让人莞尔但我暗自唏嘘的是,即使是叶灵凤先生的公子,在香港最重视文化的八十年代余威犹在之时(首届书展是1990开办),都在心底里不相信单凭书可以成就大事。八十年代是香港最有梦的年代,步入九十年代,移民,社会经历经济起飞、进入商品社会,楼价开始飞涨,剩下来的人都现实得不得了。鲁迅以“救救孩子”来呼唤新文化,转化到香港便是书展一直以儿童(其实是家长)为照顾对象,首届书展更设有儿童游乐场!所以合家欢一直是书展的杀着。

香港书展是B2C形式,一直是一盘生意,不管黑猫白猫,能够卖钱的就是好猫。香港书展有多混杂,就是书业经营的缩影。以前书展的新闻常常报导人们抢购精品、漫画的热情,后来漫画另开漫画展,精品也放到另一展览馆去。一段时间传媒又报导明星出书、签书大排长龙,后来发现出书赚不了多少钱,明星们也就不奉陪,如今书展的签名区也特别在远处,似乎已淡出“前台”。去届为了讨好家长和道德团体,将“嫩模”(衣着性感的少女模特)逐出书展,场面更加净化。被放到前台的,是严肃作家、受注目的文化人,关于讲座和作家的报导应该占去香港大部分的报导篇幅。以前那种雅俗不分、沙泥混金的状态,似乎已经被修饰得文质彬彬。我们应该为书展“回到书本身”而庆幸?有没有人怀疑昔日大隐隐于市、以市井掩胸怀的港式风格?香港书展是雅化了,而“香港”本身的复杂气质,又有多少人懂得?最高傲的香港文化人会带点不屑地说,以前是把好东西做成很廉价的样子,降低门槛骗你消费;如今是把普通货色做成很高档的样子,一样是骗。

张怀引:纪录消失的城市记忆 第11篇

他用笔描绘自己心目中的武汉

张怀引1985年出生在山城重庆，2005年，张怀引考入海城青岛的一所大学读了电子商务专业。报考大学时，电子商务专业十分火爆，可是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张怀引觉得这个专业并不怎么适合自己，于是大学毕业时，他决定去学心爱的建筑，“其实想做建筑是因为爱设计，因为觉得建筑设计师在建筑和设计行业里都是老大，而这个身份则将这两者完美结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张怀引成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研究生。

刚来武汉时，他对这座城市其实挺反感的，因为武汉的天气很热，天空也总是灰蒙蒙的，而且很多新建筑的风格和其他城市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张怀引一直很喜欢旅行，初到这个城市，不管是喜欢还是反感，他都想深入地去了解一下，刚好这时候，他的导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们走走汉口老租界的一百多个建筑，拍摄一些照片。于是，张怀引就开始一个人坐公交车或者走路，走进了武汉深深浅浅的街巷。

没想到，当张怀引真正深入武汉之后，很快发现了武汉别有味道的一面，比如留在武汉的各国租界建筑、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的雄伟黄鹤楼、汉口电报局的那带着历史沧桑感的民国建筑，以及他就读的武汉大学的水泥冲天式牌坊以及狮子山南坡的老斋舍……这些建筑都带着武汉独有的味道，不多久，张怀引就彻底被武汉三镇的老街道和老房子所吸引了。

武汉的这些老建筑风格各异，工艺精美，这对于学习建筑设计专业的张怀引来说，无疑极具诱惑力，面对他所拍下来的大量的老建筑照片，张怀引不由地想要探究建筑背后的艺术和历史。于是拍照之外，他还查阅了大量关于老建筑的资料。渐渐地，对于许多武汉本地人都不太熟悉的老建筑，张怀引都能如数家珍。

随着对武汉老建筑了解的深入，摄影已经无法满足张怀引对于这些建筑的喜爱了。擅长绘画的他决定用手绘的方式来纪录和表现它们。白天，他带着相机遍寻武汉三镇的各种老建筑拍下照片，夜间再一笔笔地画下来，在旁边配上原创的文字。“真是没想到，一开始一个让我不喜欢甚至是有点讨厌的城市，很快在我心里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慢慢扎根在我的心里，生长成一种挚爱。”

不多久，张怀引就绘制出了好多幅武汉的图景，刚好有一天，一个同学来张怀引的宿舍，看到了他画的那些画，尤其是其中和武大有关的几张绘画，同学简直是叹为观止，问张怀引能不能送给他一份关于武大绘画的合集。张怀引答应复印一下送给同学，同学走了之后，张怀引想，学校的每一处有标志性意义的图景，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肯定都会怀念，为什么不把自己绘制的这些绘画集成一册，印制出来呢？

很快，张怀引印制除了一套武大绘本，里面所有的绘画都是钢笔手绘，张怀引把这本绘本拿到学校的一个咖啡馆寄卖，没想到，两天过去，几十本画册就被抢售一空了。

张怀引认为，关于武汉的地图绘本，应该会有更多武汉人愿意收藏。

《给我个武汉》卖出了两万册

接下来，张怀引开始了更多的手绘创作，他花费半年时间，绘制出了150多页关于武汉的建筑和图景：昙华林的老街巷，武大的老建筑，汉口的老租界……在张怀引的笔下，这些绘本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些工笔画，张怀引在钢笔手绘层层叠叠的线条间，加入了大胆又浪漫的想象，将这些地点的建筑风格以及背后所深藏的人文背景，用非常个性化的风格表达出来。比如，黄鹤楼上有乘鹤飞去的女子，昙华林老房子上盘旋着硕大的昙花……建筑在他面前，不是冰冷的房子，而是柔软的情感和记忆的载体。

“在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眼里，建筑是人们集体记忆的场所，一个城市，它首先是一个四维的记忆之城，其次才是三维的物质之城。武汉也正在大拆大建的快速发展时期，但拆除一处老建筑，也意味着拆掉一段记忆。我想用我的笔，来纪录这些正在消失的城市记忆，给人留下一个可以用来怀念的本子。”在昙华林手绘图旁边他写道：“在粮道街和水陆街的老房子都被拆光之后，只有昙华林还珍藏着一些武昌古城的记忆了，那些记忆散落在梦境里，那些梦境遗失在往事里，那些往事浮游在城市里。”

就这样，昙华林沧桑与文艺集于一身的气质，黎黄陂路的夜巴黎情调，咸安坊逝去的繁华与现世落寞相映的孤寂和无奈，以至于秋天长江岸边萋萋一片的白色芦苇丛，都被他用笔轻轻掠去历史的灰尘，流淌在纸面上。

2010年的9月，他来到了昙华林艺术村，租下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成立起了“水深56”工作室，为自己的绘本出街做准备。绘本完成后，张怀引跑去印刷厂，用精致的牛皮纸集结成册，最后附上手绘的武汉地图，再用档案袋样式的包装包好，取名为《给我个武汉》，随后放在朋友的咖啡店寄卖。电子版本的影像则上传到自己的豆瓣网相册里。作品一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网友的留言里写满了对武汉的回忆和怀念，还有人甚至看得热泪盈眶。

他有个绘本环游中国计划

做完了这本绘本，并大获成功，张怀引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乘胜追击，创作了一套三本的以武汉的路名以及吃喝住行为内容的手绘图本。

2011年的11月，张怀引将乘坐一辆武汉的出租车到深圳，因为2011的香港·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GoWestProject”的项目邀请了中国中西部的出租车司机驾驶他们的出租车前往深圳，这些司机来自长沙、武汉、重庆、郑州、石家庄以及呼和浩特，张怀引作为武汉司机的助手，将通过图片、剪辑和故事见证这次旅程，而前来参观双年展的人们可以在深圳乘坐来自这些城市的出租车，通过照片看到这些城市巨大的变化，听到这些地区最新的歌曲。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来自这些地方的出租车司机口中听到他们当地的故事。张怀引到深圳，带着的就是这几本环游武汉的绘本，因为它们代表了武汉最具特色的一部分。

如今，在张怀引的“水深56”工作室，他还将武汉的一元路、二曜路、三阳路、四唯路、五福路、六合路……直至万松园的路名，都逐级绘制在工作室里狭窄的楼梯上，而墙壁和屋顶上，则是整个武汉手绘缩影。所以，他的工作室也俨然成了一处景观，让到达这里的每个人可以一目了然地窥视到武汉最吸引人的一面。

张怀引平时喜欢行走旅行，年轻的他说自己不会停下行走的脚步，武汉是他绘本环游中国计划的第一站。他想要把不同的城市用自己的画笔纪录下来，感受这个世界有多大。“我想应该乘着年轻到处走走吧。中国有600多个城市，100多个历史文化名城，我想把我的绘本环游中国计划继续下去。”

现在的他已经开始绘本环游中国的创作计划：比如凤凰，在他的手绘图本里，凤凰这个漂亮的城市单调得很，只是几笔简单的涂抹，他说那早已不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哈尔滨的老建筑上面盛开繁复的花朵，这大概是他记忆深处的故事；黔东南一个叫做牯岭的村落，他的画布是一头栖息的老牛，他说他爱极了这个地方……

张怀引用自己的画笔，为一座座城市留下了一份份珍贵而特殊的纪录。他并不是将图景用画笔做简单的纪录，而是创作，因为在绘画的过程中他加入了自己的情感，加入了浪漫的遐想。“只有原创，注入自己的感情和创作力，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才无愧于创意二字！”

“城市记忆工程”拯救历史印迹 第12篇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上,来自京津沪等地的档案界人士,向外界解密中国保护“城市记忆”的最新进展。

“胡同,是老北京的文脉。”北京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坦言,自元代建都算来,具有七百多年文化积淀的北京城,如今正越来越忧心胡同和四合院的风姿不再。

从禄米仓胡同的“仓杨家”家谱亮相,到总布胡同的百年名人荟萃展,再到今年的西交民巷“胜景再现”,从2001年起,北京市档案馆试图借助胡同这一方宝地,实地举办档案展,“让老北京的四合院自己开口说话”。

“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相关工作人员透露,复兴胡同文化的同时,也是在与北京城改造的步伐“赛跑”。让人欣慰的是,整个北京市的“城市记忆”保护工程,得到了舒乙等知名文化人士的声援,不少旅居海外的老华侨也对此表示支持。

同样,在拥有百年开埠记忆的上海和天津,如何切实保护历史建筑、百年老字号,成为时下城市发展的新困惑。

在上海坊间,华人导演李安的电影《色戒》新近掀起一股充满反省意味的怀旧风。借力这股“复古”浪潮,通过上海档案工作者的努力,今年不仅有多家百年老字号重振雄风,更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海派”建筑,被纳入保护范畴。一位热心沪人感言,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却不知“海派”的精粹是什么,真到了反省的时候。

而因“滨海新区”开发受到外界关注的天津,其实同时也是十九世纪中国租界史的缩影。作为昔日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北方中心,西方九国在此留下的“租界印痕”将如何保留,成为天津档案界面临的新课题。

“城市,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中国内地率先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学者阮仪三近日在论坛上直言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