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变迁范文

传播与变迁范文（精选8篇）

传播与变迁 第1篇

1 事关中国“政务发布”

1.1 由新闻发言人制度到政务微博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1983年1, 以《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为起始, 随之相当长的时间里, 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发挥与预想一致的功能。直到2003年SARS时期, 为了解决疫情所造成的舆论压力及控制事态的发展, 国务院加强了发言人的专业培训, 完善了发言人的各项制度, 从此以后, 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渐常态化, 在处理舆论、发布政务、解读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上述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境遇——政务微博的挑战。什么是政务微博?政务微博即为由政府部门申请推出的政府官方微博。仅2016年上半年, 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就达159 320个2, 政务微博的迅猛发展成为了媒介传播的“新常态”。

1.2 从政务发布的变革看传播与社会变迁

“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务微博”的更迭较为直接地阐述了媒介与政务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依托发展。纵观这条发展的道路, 并结合传播学科来看, 政务发布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 而从“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微博政务”, 是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发展与变迁, 我们可以从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5W3中一探究竟。

1.2.1 Who

在传统逻辑下, 所谓政府的传播媒介其主体自然应该为政府。国家机器颁布的政令, 法规等信息具有相当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法制性, 这一传统特性被“新闻发言人制度”发挥得恰到好处。然而“微博政务”却因为其较为宽松的语言环境, 使政务信息被放置在大众共的资源平台之上, 政务信息的传播速率大大加强, 涵盖范围大大进步, 反馈速度和量级也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 作为传播主体的政府也因此会受到传播受众一方的影响。

1.2.2 Says What

在传播内容上看, 二者其实差异不大, 可以全部简单概括为“指令性”“解释性”“宣传性”, 然而改变的部分则是侧重点和表达方式, 这种发展体现在“微博政务”更加注重公共事务的信息共享, 也改变了一部分连篇累牍的教条和乏味。

1.2.3 In Which Channel

“新闻发言人”存在于传统的传播媒介, 通过报纸, 广播, 电视为政府部门发声。可以说, 传播渠道相对单调, 而传统媒体如难于形成反馈等局限性也伴随左右。社交媒体的出现, 使人们获取信息及分享沟通信息的方式较传统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包括了耳听、眼观、手触的融合整体, “政务微博”也在此时代的催化下, 应运而生。这种从单一媒介向多元化媒介发展, 并利用不同媒介的特点深化传播效果的融通, 是顺应潮流。

1.2.4 To Whom

两者受众, 从广义而言基本一致。但值得探讨的是, 由于政务本身的属性特点,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着力点不尽相同。

1.2.5 With what effects

任何传播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即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才是全部意义之所在。然而人们也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判二者, 因为二者皆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传统媒体时代, 人们的意识与接受信息的方式有限,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权威、单向是符合时代特点的, 并在那个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随着移动互联的普及, 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充盈着我们的生活, 并以极快的速度大面积覆盖各类人群, 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多元化政务传播媒介也是这个时代的结晶。

2 事关“法院判决”

2013年4月16日, 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意外去世, 经调查是由于其喝下了被事先下毒的寝室饮水机里的水导致死亡。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确定犯罪嫌疑人为黄洋的室友林森浩, 并向黄浦区检察院提请逮捕。半年后至11月2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涉嫌故意杀人被提起公诉。2014年2月18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5年1月8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2015年12月11日, 林森浩被依法执行死刑。

在“复旦投毒案“中, 我可现媒介传播中的若干发展及特点:传统媒体的实时报道, 代表着“官方说法”;传统媒体通过新媒体的助力, 发出专业性强的声音;传统媒体深度分析, 由点及面的法律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评论研究;新媒体的高度机动性, 高速的信息发表和交流;新媒体借力专业渠道, 佐证信息的公正公开;新媒体的便捷的信息互动放大了舆论的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法院对判决后的社会影响的忧虑,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判决。

“知名大学”“医学高材生”“同窗室友”等一系列”吸引人眼球“的爆点, 让“复旦投毒案”备受关注。媒介对此案的报道广泛而多样, 甚至一度出现了“媒体舆论宣判”的现象, 媒介传播对于严肃、严谨的法律判决, 也随着民主意识的崛起,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媒介联动, 让舆论收获了大量, 实时的信息, 并反作用于事件本身, 我们无法偏执地说“媒主”左右了“判决”, 但可以肯定的是, 媒介传播影响了民主政治与法制。

3“媒主”的“民主”

从具象上来看, 大部分媒体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属性甚至倾向都源于市场运作的结果, 而难保持初衷。所以把媒体还于市场进行完全的商业化营运, 最重要的议题是此机制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是否为权力方需要的结果。认为任何现代政治目标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达成的想法, 只是没有充分认识媒体商业运行规律的天真误判而已。从宏观上来看, 如果把社会比作人体, “媒介”就是遍布在人体各个层面和角落的神经网, 它担负了所有的反应与反馈。所以, 对其的观察与思考是有意义的。但从本源上说, 最重要的还是媒介使用方法和背后的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1]威尔伯·施拉姆威谦·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海蒂·舒尔茨.整合营销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3]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 叶晓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论中国武侠小说影视传播的变迁 第2篇

【关键词】 武侠小说；影视传播；变迁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类型之一，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向大众传播的重要任务。武侠小说的情节结构暗合一般读者的心理逻辑，精神内核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它的亲民性决定了：它必然选择同时代最通俗化的传播载体完成消遣娱乐的内在功能，及普世价值的教化目的。在中国古代，武侠小说与评书、戏曲这些民间文艺形式的结合，大大加快了它在普通民众之中的传播速度，《水浒》、《隋唐》、《七侠五义》等经典武侠小说文本，通过明末以来柳敬亭、双厚坪等著名说书艺人的评讲，成为街知巷闻的侠义故事。《武松打虎》、《十字坡》、《三岔口》等京剧名段的长期演绎，使武松、孙二娘、焦赞等武侠人物形象真正深入人心。近现代以来，随着报业、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武侠小说开始成为出版物的宠儿。大众传播进入电子媒介阶段之后，声光影结合的影视奇观大大刺激了观众的感官，武侠小说的传播也自然经历了“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再到画语传播”[1]的三大阶段，从此与画面语言为主的影视工业紧密结合。在数字媒介传播风头正劲的今天，武侠小说的影视传播也开始呈现许多新的趋势。

一、20世纪：如火如荼的文影联姻

（一）缘起：武侠小说与影视的结缘

电影与武侠文化之间的亲缘可以追溯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最初影像。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由京剧演员谭鑫培出演的京剧《定军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在专著《中国武侠电影史》中指出，这一小段戏曲镜头，“对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发展，乃至中国电影的美学形式，特别是对中国武侠电影的动作场面设计和表演产生了重大影响”[2]。这可以视为中国武侠文化与电影的第一次结缘。

1928年，第一部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它取材于近代武侠作家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这部集剑仙、法术、侠客为一体的电影曾引起万人空巷的观影热潮，沈雁冰曾这样评价当时的盛况：“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3]上海明星影业公司见此商机，在1928—1931年三年内连拍了同名电影18集。其它电影公司也不甘落后，纷纷到武侠小说中寻找拍摄题材，随着友联电影公司《儿女英雄》、《荒江女侠》等电影上映，中国武侠小说与电影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合作热潮。“电影文化的介入直接影响了通俗小说的发展走向”[4]，当时的通俗小说界，也呈现“武侠小说热浪滚滚，侦探小说蹒跚起步” [4]的同步局面。从此，武侠小说与影视剧双向互通渠道开始正式运转。

（二）兴盛：武侠小说为影视剧提供丰富的养料

翻开武侠影视史，众多精彩纷呈的影视画面都离不开武侠小说，乃至整个武侠文化的哺育。一方面，武侠小说为武侠影视贡献了丰富的题材，其名篇佳作无一例外地受到影视编创人员的青睐。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代表作《水浒传》曾被改编成电视剧4次，分别为1973年日本版、20世纪80年代山东版、1998央视版和2011鞠觉亮版，此外还有电影版本2个、动画片2部，以及一个电视剧网游作品。明清武侠小说最受宠爱的题材是以《包公案》为基础改编的《七侠五义》，以及熔侠义与言情为一体的《儿女英雄传》，其中“十三妹”俨然成为女侠形象代表。民国初年可被视为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南向北赵”、“北派五大家”等人的作品都有过触电的经历，其中不乏文学和影视结合而成的名作。例如根据“悲情武侠”王度庐“鹤——铁”系列中的《卧虎藏龙》改编的同名电影，敢爱敢恨的“玉娇龙”被章子怡诠释得淋漓尽致，导演李安凭借此片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世纪70年代前后是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峰，尤以港台作家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四人著述最丰。金庸作品的影视改编率达到100%，其影响力也居四位作家之首。其中《倚天屠龙记》被改编次数最多，电视剧版本达到8个，《神雕侠侣》紧随其后。若单从数量论，古龙小说被改编的影视作品约两百多部，超越了金庸与琼瑶。到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这个时期由武侠影视剧推出的几位家喻户晓的武侠人物，如黄飞鸿、方世玉等，其身影都曾率先出现在文学记忆中。例如方世玉的事迹散见于清代武侠小说《少林小英雄》、《万年青》。黄飞鸿的人物来源在《广东武术史》中有据可查，但他的更多的事迹样貌经由其弟子朱禹斋整理后，形成武侠纪实文学《黄飞鸿别传》，广东佛山黄飞鸿博物馆里搜集到的黄飞鸿题材小说有20—30本。这些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后来大多都见诸影像。

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为武侠影视剧提供了相对固定的情节模式、类型人物、侠义观念与审美情怀，直接促成了武侠类型片三大基本元素的构建与完善。这三大基本元素包括：“公式化的情节”，如寻宝（金庸《鹿鼎记》）、复仇（文康《儿女英雄传》）、营救（温瑞安《四大名捕》）、御敌（褚人获《隋唐演义》）、行侠仗义（施耐庵《水浒传》）等；“定型化的人物”，如不断历练成长的侠客（金庸《射雕英雄传》）、神秘莫测的世外高人（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狂狷邪魅的反派人物（古龙《楚留香之蝙蝠传奇》）等；“图解式的视觉形象”[5]，如风云际会的客栈、追逐缠斗的竹林、修养练功的深谷、门派聚集的名山古刹等。中国侠文化的基因从《史记·游侠列传》中发源，流淌至唐传奇，汇聚到现当代武侠小说当中。通过小说至武侠影视的改编转化，匡扶正义的英雄情结、至情至性的处事态度、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成为武侠影视的内在品格。由此，武侠小说完成了对武侠影视剧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的塑造，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

（三）反馈：影视剧的热播带动武侠文化热潮

文学创作与影视产业的交互形成了两者之间良好的双向反馈机制。一方面，武侠小说为武侠影视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另一方面，影视改编可以较大程度地将武侠景观具象化，其中包括“动作景观、地理景观、身体景观、装置景观”[6]，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暴力美学”的形式美感，这无疑满足了当下视觉传媒时代的基本需求。由于影视传播形象化、普及化、群众性、通俗化的特点，其影响力十分巨大。公众在武侠影视的热潮中对武侠小说的关注持续不退，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畅销十年，真正意义上打开金庸内地图书市场。2000年后金庸与广州出版社签约，并很快推出新修版，虽热度有所减退，但由于金庸武侠影视剧的持续刺激，仍保持了稳定的销量。正如出版梁羽生所有著作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先生所指出的：“金庸、梁羽生两人的作品在过去数十年，在香港、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发行量，正版加上翻版、盗版的，可能达到7亿本。其影响力之大，可说无远弗届，不知养活了多少家出版社！”[7]

这股大众传媒中沸沸扬扬的武侠热潮很快进入学者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就出现“金庸热”、“古龙热”。从1985至1999年间，重要的金庸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大量优秀的金庸研究论文发表在《文艺报》、《读书》、《文艺争鸣》等重量级刊物上。1990年，《文史知识》设置了“武侠小说漫话”专栏，《通俗文学评论》杂志在1997年第1期推出了金庸研究专刊。“金庸学术研讨会”、“金庸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使“金学”研究在20世纪末形成一股风潮，并涌现出冯其庸、陈墨、曹正文、严家炎、陈平原、徐岱等一大批角度各异的研究者。随着众多学者对金庸的积极推介与深度解读，金庸武侠作品逐渐获得了文学史的一席之地。钱理群在其主编的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加入了金庸的有关文字，严家炎在北大率先开设了金庸武侠小说研究选修课，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了金庸名誉教授称号，至此，金庸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5年，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正式将金庸《天龙八部》与王度庐《卧虎藏龙》定为必读课文，显示了基础教育对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肯定。学术界对武侠文化的关注由点至面，既有重要作家作品研究专著出版，如陈墨《金庸小说赏析》、曹正文《金庸小说人物谱》和《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也有从历史演进与文化本源等多个角度对武侠小说、武侠文化进行深入探讨的，如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陈山《中国武侠史》、韩云波《中国侠文化史：积淀与承传》。由文学、影视推动的武侠文化热潮还辐射到游戏、动漫等其他大众文化领域，形成立体式的武侠产业传播链条。

二、21世纪：逐渐凝滞的互通渠道

（一）短板：“大陆新武侠”的传播瓶颈

进入21世纪以来，叱咤江湖三十余年的港台武侠文坛逐渐进入沉寂。武侠小说的阵地已逐渐转向大陆。十几年来，以《今古传奇武侠版》、《武侠故事》为阵地，汇集了一大批新生代武侠作者，形成以凤歌、沧月、步非烟、小椴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8]潮流。纵观这些作品，为国为民的侠义观念已逐渐远去，年轻作者们更注重在作品中体现个人价值、个人趣味，以及投射现代都市生活的切身感受，即体现《今古传奇武侠版》主编郑保纯所言及的“当代性回应”[9]。如小椴在《杯雪》（又名《乱世英雄传》中构织的江湖，既不是善恶两极的传统江湖，也不是情爱主导的儿女江湖，而是投射现代多元化社会图景的多方制衡的江湖，男主角骆寒在这个复杂的人世网络中寻找的是自己的身份、价值与宿命。女性作家沈璎璎的作品《琉璃变》充满了女性对婚恋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女主角小菁的婚姻与琉璃祭品身份的重叠可视为婚姻牺牲品的隐喻。武侠小说的兼容性被这批作家发挥到极致，动漫、网游、玄幻、修仙等大量时尚元素被引入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扩充了原先言情加武侠、历史加武侠等传统武侠小说文种融合模式。

如果将狭义的“大陆新武侠”概念向外扩充，观察同一时期其他领域涌现出来的武侠文学作者，就会发现仍有一些以洞悉武侠历史、思考文化传承为己任的作家。例如凭借《师父》获得《人民文学》2012最佳短篇小说金奖的作者徐浩峰。徐浩峰以民间纪实文学《逝去的武林》引发武学界的关注，其本人拥有电影理论、武学、宗教、历史等多门学科的深厚基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武侠短篇小说集《刀背藏身》可视为他的代表作。书中真实描摹了清末明初中国传统武学遭遇的困境，深度思考了武学技艺、武人品格，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在时代变革中的命运，充满了历史宿命感与沧桑感，颇有老舍名篇《断魂枪》的韵味。其文笔简洁、刚劲，镜头感极强；武打场面凌厉干脆，以真实技击为基础，被誉为“硬派武侠”的代表。

“大陆新武侠”潮流自发源之初，就以期刊、网络、图书为三大传播阵地。2001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从此成为“大陆新武侠”作品发表与作者推介的重要平台。该期刊在传播上准确定位于青少年武侠文学爱好者，并结合评奖、讲座、论坛等多种推广手段，曾创下月销72万册的佳绩。在网络平台上，一些大型的原创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网等都开辟有专门的武侠板块，不少知名作者的个人官网、博客、贴吧均拥有大量读者。《今古传奇武侠版》也同步推出自己的网络版“侠客社区”，并拥有“大陆新武侠之盛世江湖”的博客主页。网络渠道更大程度地扩充了“大陆新武侠”的传播空间，并更有利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出版商也由此嗅出了商机，从2003年至今，万卷出版公司、21世纪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几位“大陆新武侠”代表作家的作品，这是纸媒传播上的又一大成果。

浅谈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现象 第3篇

让我们打开世界平面地图, 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大大小小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文化, 当然也会有自己的音乐。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定历史时期内不同地区间的移民, 不同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 以及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等因素, 使世界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发生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传播及变迁。归纳起来, 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由于移民而带来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是我们华人移民的主要地区, 移民过去的华侨大多都居住在同一地缘, 同一方言语系的村子和社区里, 因此作为第一代华侨移民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从业者和爱好者, 就成了中国传统音乐在马来西亚的主要传播者。他们所从事和爱好的音乐具有鲜明的地缘性和中国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自马来西亚各个地区的音乐文化相互影响, 共同发展, 到了2 0世纪, 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音乐文化随着马来西亚以及华人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改变。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经历了从传统地缘性音乐文化的繁荣到新式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起于本土化发展的变迁, 这一变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不断成熟, 从华人移民音乐成长为马来西亚华族音乐文化, 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再例如, 移民到北美洲的华人, 华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出现了“唐人街”等中国元素的方方面面, 那么中国文化也同时影响着当地的其他肤色及其他民族的人, 他们也会穿中国服装, 过中国年, 欣赏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这样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当地得到很好的传播。当然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也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在当地华人的传统音乐文化中, 也会出现西方文化的元素。

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友好交往发生的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在一定历史时期, 以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友好交往这种方式所发生的音乐文化传播与变迁是全人类所崇尚的。这样不仅能增进友谊, 而且更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播与进步。比如:中国在唐朝时期, 各方面都相对繁荣,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频繁。表现在音乐方面, 西域印度的乐器, 乐谱等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乐器, 乐谱等传入日本、朝鲜半岛, 他们的乐器、乐曲很大程度上带有中国味道, 日本的音阶与中国传统音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 受到日本当地传统音乐的影响, 他们把传入的乐器等进行改造, 如笛、筚篥、琵琶、筝、三味线等等, 经过日本人的长期实践与改造, 这些乐器在演奏风格与形态构造上已经与中国的传统乐器有了很大区别, 这样就完成了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三、由于殖民扩张而带来的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推动, 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进步和使用, 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又因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 一些西方列强开始殖民扩张, 他们的扩张虽然是最大限度的去追求经济利益, 但同时也给当地带去了他们的文化, 当然也带去了他们的音乐文化。这样在殖民地就形成多元的音乐文化。

非洲是受西方列强殖民统治最严重的地区, 音乐文化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很大, 从地图上看, 以撒哈拉沙漠为界限, 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很大, 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戴着白帽子的黑人, 当然也影响着他们的音乐文化。比如:早在公元前三千年,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程度就已达到较高水平, 公元7世纪, 由于伊斯兰教的创建与扩张, 在西亚和北非建立了庞大而稳固的伊斯兰世界, 并形成了统一的伊斯兰文化。但是伊斯兰教对待音乐的态度比较模糊, 与该地区发达的音乐传统又冲突, 后来又因受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影响, 这样北非地区就形成了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局面。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称“黑非洲”, 是以黑人为主居住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少数民族, 根据统计, 该地区有7 0 0种不同的语言, 并且有多种宗教信仰, 当然音乐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黑非洲”的音乐没有自己的传统理论, 更没有记谱法。在他们的音乐中最鲜明的特征是节奏的主导地位。非洲乐器最主要的就是打击乐器, 乐器种类丰富, 演奏形式也多种多样。在近代历史中, 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之后, 非洲黑人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掠夺, 黑人被全球贩卖, 他们的音乐与西方的音乐发生了交融与冲突。非洲人开始采用和改编西方音乐, 而西方乐器大量的取代非洲乐器, 尽管不是完全的按照西方的演奏方式, 但还是给非洲的传统音乐文化造成很大的危机。非洲人为了不让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消失, 就开始有目的把自己的传统音乐与西方受欢迎的音乐形式结合起来。例如爵士乐的应用, 以及用摇摆的方式来演唱他们的传统歌曲等等。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传统音乐文化遗产, 但同时也改变了传统。从这个意义来讲, 殖民扩张同时也完成了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总之,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所发生的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只要是积极的, 只要是有利于全世界人类发展的, 都应该是我们所崇尚的。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 世界文化应该是多元的, 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管哪个地区, 哪个民族的音乐文化, 都应该得到尊重。特别是进入2 1世纪, 随着人类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更加重视, 世界文化格局又开始向原来的多元化格局发展。由于在2 0世纪, 西方强势文化对世界的扫荡, 极大地破坏了人类一直延续着的多元文化的平衡, 造成世界上许多弱势文化被淹没, 甚至消失。世界音乐的多样性是由世界民族的多样性决定的, 各民族的音乐都是根据本民族的审美标准创造出来的, 所以无所谓哪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高级, 哪个民族的音乐文化低级, 更谈不上谁的科学谁的不科学。纵观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 世界音乐文化传播与变迁的历史, 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民族是可悲的, 也是难以得到长久发展的。不管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 还是一个民族的角度看,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都应该得到保护, 也应该受到尊重。世界文化这一大的概念应该是各民族文化的组合, 并不是某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我们各个民族的中华儿女们, 都应该为保护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中以自己的姿态绽放开来!也为世界音乐文化的繁荣作出应该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薛艺兵.写音乐与写文化--设问与反思[J].音乐研究, 2009 (6) .

[2]王静怡.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9 (9) .

变迁动力学:传播之波与社会之变 第4篇

新兴传播形态,冲击社会结构

201 1年新媒体发展有何独特之处?笔者认为,2011年仍是从固定互联网迈向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的过渡之年。新媒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纵观媒体发展历史,没有一成不变的新媒体,也没有永葆青春的新媒体。在新媒体领域,总是有新的媒体形态出现,而这些新兴的传播形态,在为人们提供更新的传播自由和传播空间的时候,也在悄然改变着社会的结构。不管是从电报、电视的出现,还是微博客的星火燎原,都为人类社会交往提供着新的元素和新的可能。比较而言,基于互联网的微博客和SNS等新媒体形态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前所未有的,其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已经突破了虚拟空间的界限,深入到现实生活的脉络之中。

移动碎片传播,塑造敏感环境

不管是手机短信,还是微博客,都是一种典型的碎片化传播。移动互联网环境之下,移动数字碎片传播比传统的碎片传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碎片传播,使得人类交往显得更加细密,更加丰富,换言之,也就是说是这种新型的碎片化传播提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密度,也提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不管是日本宫城的地震和海啸,还是利比亚班加西的禁飞区和美军实施的“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不管是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危机背景之下的美国人抢购碘化钾,还是中国部分城市抢购食用盐,都在移动互联网世界中即时飞跃而出,让我们感知着这并不宁静世界的脉膊和心跳。可见,移动碎片传播,使得所传播的信息更为敏锐,同时也使得该传播环境中的传播者更为敏感。这是因为即时信息推送、即时个性评论、即时在线聊天、即时视频聊天等等移动互联网传播方式已经使得传播过程中的人和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移动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变得更为敏感,所以移动碎片传播需要在自律、他律的环境下更好地成为互联网精神更为丰富的承载平台。

互联网传播治理,促进社会进步

最初,互联网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虚拟交往网络。而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过了个人计算机互联网阶段,进入手机互联网阶段。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传播带来人类交往和沟通的空间更为宽广。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虚拟交往在人类交往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通过互联网的交往平台,获得了更大的信息传播权、舆论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不管是2011年3月发生在南京的“拯救梧桐”的温和表达,还是2011年初以来在微博上传播甚广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都成为普通公民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公共话题讨论、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具有富有建设性、协调性和缓冲性的社会阶层和力量,整个社会将进一步趋向于进步、开放和稳定,从而迈进更为和谐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传播治理则应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传播与变迁 第5篇

旅游的过程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人们通过旅游与客观世界互动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广义旅游符号系统。符号形成过程中的任意性和对其解读的任意性使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发生了变迁或异化,这种变迁或异化即可能源于传播者、传播方式或是传播对象,亦可能根源于其传播目的的转变。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兴盛,旅游过程中文化符号的碎片话表达,游客的任意性解读,以及传播目的商业化定位,使得当地民族文化及其符号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异化,它不仅改变了符号的形式和表达方式,同时对其承载的内容进行了涵化。

文化的延续既包括有对传统的继承,更包括对传统的摒弃和创造。今天我们在于旅游过程中所见到的纳西东巴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在空间和时间上均为非原生性的,它是历经漫长历史演变后的结果。传播者、传播环境、媒介和传播目的的变更,改变了东巴文化原有的内涵和形式,乃至其价值和意义。今天的大众文化基于旅游的兴盛,已透过传播媒介和人际互动渗入当地民族文化,而大众传媒赋予异化后的纳西东巴文化以现代意义的价值。

一、变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形成东巴文化的独特性

(一)族群内部传播阶段:无意识的传承状态

东巴文化以纳西族民间的东巴信仰为载体,构成纳西文化的重要部分。东巴文化以父子相续或拜师学艺的方式代代相承,在纳西族相当长的一段历史里,它始终处于一种无意识的传承状态,仅局限于小范围的、封闭式的人际传播。正因为封闭式的传播方式,使得东巴文化中原生的一些教义和信仰在历经千年而能基本保留下来。但这种传承并非一成不变,其兼容并蓄的特性使东巴文化在延续的过程中融合了其他族群的文化。

族内特定群体间的传播在也带来了另一些问题,东巴教被束之高阁,与族人和普通百姓隔离开来,如东巴信仰崇拜并祭祀多个神祀,但都由东巴主持,普通民众通过疾病、占卜、除秽、祭祀、祈福等事件与东巴发生联系;同时其口口相传的方式也易使其在传衍过程中容易出现差错。

(二)“改土归流”后儒家思想对东巴文化的涵化

从唐代开始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就与中原文化、吐蕃(藏族)文化、南诏(白族)文化相汇交融;元明年间,由于“改土归流”的行政场域和汉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科场场域所带来的纳西族文化的一次重要变迁,汉文化大量进入纳西族地区,东巴教的影响范围有所缩小,逐渐退守到农村和山区,但其内容仍随着时代的推进而有所发展。这种变迁是源于政治场域的导向,因而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功利性色彩。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经历怎样的变迁和冲击,东巴文化的传播者(东巴)、传播方式(父子相续或拜师学艺的小范围人际传播)和传播场域都未发生深刻而系统的改变,东巴文化开放包容、广纳百川的特性使其在传衍的过程中吸纳异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内涵。

(三)“他者”关注下对东巴文化的第一次解读

1 8 6 7年,法国传教士皮埃尔·德斯古丁斯(P e r e Desgodins)从云南寄回巴黎11页的东巴经摹写本《高勒趣赎魂》,东巴文化第一次被外界所关注。这些西方学者以客观的视角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东巴文化进行了漫长的研究,时空的阻隔阻断了两个传播场域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力。在西方的研究和学术场域中,东巴文化的传播仍主要集中于特定群体间,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得东巴文化在此的传播目的单纯,从而未使东巴文化的符号、内涵以及价值轴心发生变化,使得东巴文化得以在一个异域环境中安全的保存下来。

二、冲击:旅游业和大众文化对东巴文化的异化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东巴教在佛教、道教等成熟宗教的影响下也具有了人

为宗教的许多特点。而在此之前,东巴教与纳西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甚至是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东巴仪式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东巴教的活动开始消失甚至是灭亡。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丽江县的东巴文化在边远山区又有所恢复,还有极少数东巴还在进行一些民间活动。

如果说纳西东巴文化的第一次重大变迁发生在元明年间的那次“改土归流”,使儒家思想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东巴文化所遭受的第二次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则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即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和旅游业对东巴文化的异化。

(一)旅游业的兴起对东巴文化的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使旅游业得以蓬勃发展,旅游热的浪潮与全民性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各地席卷而来。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大众文化对东巴文化的涵化则主要借助于旅游,以旅游为场域,以大众传媒为工具服务于旅游业的发展。1986年,丽江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在专家学者们的建议下,云南省在当年的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要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东巴文化的复苏

东巴文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又复苏。与此同时,丽江也借助纳西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纳西东巴文化借助旅游业的发展得到了整理和保护。存在于纳西族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东巴音乐、东巴文、舞蹈、美术、工艺等艺术形式的独特价值日益突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对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和运用的兴致日益高昂,合理开发与保护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进入旅游市场后,纳西东巴文化也显得更为活跃而被众人不约而同的强调,其价值也越来越被抬高。旅游与纳西东巴文化似乎可以按照所谓的互利共生的模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族群认同与自豪感的唤醒

在旅游的场域中,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游客的接触往往会唤起少数族群对于自身文化的认识,加强他们对于自身身份及自我表述的关注,当地人享受着“他者”的关注,游客的凝视和学者的关注促使他们不断挖掘能够吸引众人目光的符号,而东巴文化所包含的丰富表象和内涵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东巴文化借助于旅游,促进了族群成员对本族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促使当地族人重新拾起埋藏于深处的记忆,然而遗存的记忆是碎片化、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是多余意义。于是,东巴文化的符号含义系统在人为作用下重又丰富扩充与重构。

(二)旅游业与大众文化对东巴文化的异化

短暂的几年光景里,丽江古城的原始面貌已面目全非,时尚休闲的旅游方式成为丽江旅游宣传的主打口号和广告定位。东巴文化也随着旅游所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的喧嚣而被重新认知和定位。原始古朴的东巴文化走向商品化和表演化而失去其真正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东巴文化的失传和变迁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并非完全是由旅游造成的,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复兴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但这种复兴是基于商业化、取悦游客为目的的复兴。

1. 多元化传播者角色对东巴文化符号系统的重构和异化

游客的凝视以及基于商业目的的旅游业促使东巴文化的符号系统在人为作用下重又得以丰富扩充与重构。这种重构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与其传播意图,以及传播对象对其含义的理解。这其中即包括当地族群对东巴文化的重拾,对族群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的唤醒,亦包括学届与业界对东巴文化的重新解读和应用。

一些纳西精英在玉龙雪山山麓下的旷野上设计修建图腾柱式东巴神偶林的大型旅游景点“万神园”,建造象征东巴经文中所描的“居那若罗”神山和巨型东巴经书《崇搬》首页的雕塑。然而这些图腾式东巴神偶林并非源自传统的东巴文化,源自于北美印第安人图腾柱的启发。犹如丽江无处不在的“东巴—汉语”对照式标牌、门联、名称等,发明创造式居多。以东巴文1340个单字,若要和汉语一一对应,牵强附会,在所难免。

今天东巴文化符号的创新也并非源自传统的符号创造者东巴,而多是由旅游开发者或是文化工作者来进行的脱离东巴文化原生场域下进行的创作,尽管东巴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重被唤醒,然而由于传播者角色的变化及其创作和传播目的的偏移,使旅游场域下的东巴文化不再是作为族群传统的信仰,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质,而是逐渐异化为一种展示和表演,符号的存在意义仅限于对游客的展示和商业目的,致使东巴文化符号系统出现了重构与异化。

2. 传播方式由族群内部转向大众

传播者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历史上的东巴是纳西人中的“全才”,专业是农夫,业余时间是老师、医生、仪式主持者、舞蹈者、绘画者、书法家、雕塑家、编织者,拜师学艺是件需要恒心和毅力的事情。为了使东巴文化得以绵延传承,1995年以来,丽江先后出现十几个由学者主导的东巴文化传承组织。同时,东巴文化的传承者的选择标准和培养模式与传统的大为不同,传统观的族内特定群体的传承方式已经转向族外模式化的培养方式。他们并非完全来自与东巴文化的原生场域,学习的目的也并非止于单纯的信仰和族群的需要,这其中不乏掺杂了些许功利色彩。

3、传播场域的多元化扩散

以上是仅就东巴文化的传承者与方式而言,而离开旅游的现实场域,东巴文化在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下呈现出开放式的传播形态。现代传媒大众传播的参与,使传播者和传播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新媒体的高度普及借助于旅游源源不断地吸引不同的传播角色参与其中。网络媒体所具有的全球性、互动性、即时性以及多媒体特性,借助于旅游的平台,对东巴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展演、渲染与强调。由民间艺术品加工而成的旅游工艺品、各类反映民族音乐舞蹈的音像制品在旅游市场中广泛流通,网络文学、博客现象、各类各地旅游信息网、旅游电子商务网等在电子世界穿梭流行,大众在一时之间承担起了传承、传播民族民间艺术的工作。就东巴文化的世俗化闻达而言,旅游的媒介之功不可抹杀,然而这与基于传统信仰的东巴文化宗旨相违背,东巴文化似乎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一道开胃菜,大众传媒借助于旅游赋予其现代意义的商业价值。

4、传播媒介和传播对象的任意性解读

传播角色的多元化使东巴文化部分被大众任意性解读,游客和大众感兴趣的是东巴文化所带给他们的异域情调,不求甚解,甚至根本不需了解这些符号背后的涵义,所追求的只是东巴文化符号的载体或是形式,甚至将东巴文化符号的载体与其含义分离开来,买椟还珠。文化流于表象和肤浅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特点,在旅游场域下,媒体的作用力使得东巴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其价值轴心已经逐步向商品性和功利性偏移,成为规模生产的复制品。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的变迁 第6篇

新媒体的定义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早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与之类似的是将新媒体定义成: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这种在数字技术基础上靠网络进行传播的新媒体,不仅为新闻传播主体互相提供方便,给当今新闻传播界带来的变化也是极大的。本文在分析新时代媒体新闻传播特点的基础上,研究了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演变过程与新闻传播主体变迁引起的思考与启示。

1 新时代媒体新闻传播的特点分析

1.1 新媒体的数字化程度高、互动性强

数字化程度高主要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上,手机不仅只是用来通信的一个工具,而是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端,手机飞速成为了新媒体家庭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手机的图片预览、视频播放等功能无一不在挑战着传统媒体传播者“电视”的权威;而互动性指的是在网络这个大平台上,所有人都是相互连接的,互联网将所有的手机上网用户都连接到一起,大家可以共同在一条新闻下进行留言、讨论,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从以前的“点对点”转换成了“点对面”,传播媒介和信息的接受者都因此得到了互相交流的机会,这也是新媒体的本质特点[1]。

1.2 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来源更加多向化

互联网的出现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使得新闻信息的来源不再是单一地依靠记者走访实地调查具体情况。现阶段,智能手机功能强大,一旦某地发生新闻,很多网民会第一时间掏出智能手机进行录像、拍照并上传到互联网门户,供广大网民浏览、评论。这样一来,有价值的新闻就会形成热点新闻或是“热搜”,此种自媒体形式的形成增大了新闻传播量。新闻的量变多,质却难以抉择,多样的信息来源成为了新媒体选择性多样化的最根本原因。

1.3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渠道增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更多新型智能电子设备,随之催生出了很多新闻客户端,这些新媒体以最快的速度向人民群众发送着最新、最火爆的新闻信息。不仅如此,人民群众也可以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设置有评论选项的客户端和网页门户中对相关新闻发表自己的评论和看法,人民群众在观看新闻的同时也成为了参与者,这与以往电视广播只在电视屏幕上播出是大相径庭的[2]。

2 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演变过程

传统媒体时代下新闻的传播者和接受主体定位都十分明确,传播者就是信息和新闻的发布者,而接受者就是收到新闻信息的群体。在这种角色定位下,不论受众是否喜欢,都要接受信息发布者所发布的信息,但是新媒体时代下,这种定位发生了变化,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喜欢进行选择,甚至转变成信息的传播者,由此,新闻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

2.1 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变迁

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有3种演变,即从朦胧到对应再到一体化的关系。在很久之前,新闻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没有明确的界限,当时没有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特定概念,因此我们称之为朦胧的关系;大众传媒时期,大众传播的快速发展使得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形成了相对应的关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手机、电脑等新媒体,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概念越来越清晰。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自然而然形成了互相一体化的关系[3]。

2.2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现状

在过去,新闻传播者会根据利益集团和自身的需要进行新闻传播的选择,因此,一直占据着新闻传播的主导地位。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更加开放,当新闻传播媒介依赖于新闻受众的选择时,新闻活动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首要表现就是新闻受众成为了影响新闻传播选择的首要因素,新闻传播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新闻受众主动地选择。现阶段,在新媒体传播的环境下,新闻信息传播不再是单向的活动,而是非线性的互动多向传播。在这种形式下,新闻受众可以自由进出,在不断接近新闻信息传播的理想状态。

3 新闻传播主体变迁引起的思考

3.1 新闻传播主体变迁带来的影响

新闻传播主体在不断发生变化,会导致受众对信息和新闻两个概念越来越混淆。而这些受众中也包括着专业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受到影响,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工作当中,可能会导致部分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处理工作的方式改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因为信息和新闻的概念不容易区分,才会催生出更多个体新闻、小众新闻以及社区行新闻等新媒体形式的蓬勃发展。

3.2 新闻传播主体带来的启示

新闻传播主体的变迁主要给我们两个启示:

一方面,新媒体传播受众的个人素质亟待提升。网络世界是一个大染缸,在每一条微博、新闻下,每一名网民都有权利和自由去发表自己的评论和看法,这时,就需要广大受众遵守心中的道德准则,在张口之前首先提升自己的个人素养。就目前新媒体发展的速度和现状来看,广大网民在发表评论时采用的还是简短的语言形式,且内容多样,众口不一。因此,还不会在微博、论坛、博客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网络发展的不断深化,广大受众必须做好准备提升自己的言语素质,以免造成新媒体作用下网络环境的恶化。

另一方面,网络管理急需加强。作为新时代的新媒体受众,网络也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环境之一,我们有责任去管理网络环境,净化网络环境,虽然网络的大众化管理对发展现代化新媒体来说有很大作用,但是不稳定、虚假的一面仍旧存在,并且会影响着网络的健康发展,加强网络管理工作,设立必要的强制性规定能够有效约束不规范的网络言行。

新媒体时期互联网信息社会对传播媒介提出了很多内在的要求,新媒体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变化,为了迎合这些变化,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新闻传播主体变迁的相关思考和研究,要打破以往由新闻传播者单方面掌控信息传播的局面,让更多的受众参与到新闻传播和网络环境管理中来。与此同时,新闻传播秩序也因为新媒体传播主体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强大冲击,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调整心态和应对手段,制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对强大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李应红,吴礼晖.论新媒体时代传统报纸的嬗变[J].新闻知识,2011(9):43-45.

[2]王睿智.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的变迁[D].锦州:渤海大学,2014.

浅析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的变迁 第7篇

一、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演变过程

在探究本文研究内容时需要理清和归纳清晰一些概念。所谓新闻就是对于新近发生的和当前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所谓新闻传播主体就是由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新闻信息和接受者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总称, 在传播中新闻只有同时具备着以上三者的整体才能被称得上新闻传播主体, 这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关联, 这样才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新闻传播活动。

新媒体作为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 出现于向美国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 随后广泛在美国流行, 一直到现在对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时点的专家对于新媒体的解读都是存在差异的。所谓新媒体在于它的“新”, 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植根于新闻媒体的传播中, 使媒体传播更具有生命力, 不能仅仅被局限地解释为以互联网为主的新闻传播平台。

虽然中国进入新媒体时代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2015年2月3日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非常惊人的发展速度。我们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比较可以总结出三大显著特点:数字化、互动性、分众化和个性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新闻传播方式带来一次巨大的革新, 笔记本、车载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等等之类的便捷式终端设备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必需品。我们获得新闻信息的方式也呈现多样性的趋势, 微博、博客、播客、微信、QQ、手机报、网络电视、网络报纸层出不穷, 极大地丰富了新闻传播的方式。新媒体模糊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划分, 接受者可以在接收新闻信息的同时, 可以与传播者交流, 与其他接受者交流, 新媒体为传播者和接受者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 由传统媒体的“点对点”演变成了新媒体时代下的“点对多点”或者“点对面”。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 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也在不断完善, 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完善, 不同分工、不同阶层的人的社会生活需求也千差万别, 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所谓众口难调, 传统媒体面对此刻的问题也肯定是束手无策, 新媒体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把受众者根据不同的需求分离出一小众来, 同时把他们需求的信息推送给他们。例如, 当前的一些网络门户, 微博、人人网等等提供了一系列个性化定制主题:游戏、军事、旅游、体育、科技、文化、音乐、家居、法治、艺术、星座、理财、饮食等等多而不同的信息专题模块, 这样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

新闻信息传播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段漫长的变迁过程, 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 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呈现出了各式各样的传受关系形态。我们知道, 现在的新闻事业已经经过了五百多年历史的千锤百炼, 进行新媒体时代, 新闻传播主体也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三类主体:专业化的传统媒体、非专业的传播机构组织以及个人用户的新闻传播。在新媒体时代下, 虽然传统媒体遇到了强大的挑战和竞争, 但是五百多年历史的锤炼也形成了强大的实力, 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利用自身强大的优势, 不断地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 成了无论互联网还是手机网络上不可或缺的专业新闻信息传播机构。非专业的传播机构, 如新浪网站、雅虎网站对信息资源的整合等等。个人的网络信息传播可以通过QQ、微信、电子邮件、微博或者论坛将一些信息进行发布, 逐渐也会在一些受众中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如现在微博中的大V。

二、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主体变迁带来的思考

新媒体的出现, 从整体来看, 虽然新闻传播主体出现了较大的变迁, 但并没有发生整体根本的改变。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传播者的情况下, 政府必须加强信息传播方面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高层次有素养的传播管理者, 打击网络水军和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金永辉.浅谈网络传播的新闻价值观[J].传媒, 2012 (8) .

[2]郭楠, 祝小宁.论参与式新闻与传统新闻的不同[J].新闻世界, 2012 (10) .

[3]尼古拉斯·米尔佐尼.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4]罗彬.试论新闻传播的人本责任[J].国际新闻界, 2011 (6) .

[5]粟栗.新媒体时代下的传统电视新闻传播[J].新闻天地 (下月刊) , 2011 (4) .

[6]康彬.新媒体时代受众研究——由麦奎尔的《受众分析》谈起[J].新闻知识, 2011.

[7]闫岩.网络水军——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的变异性研究[J].新闻传播, 2011 (3) .

媒介技术变迁对人类信息传播的影响 第8篇

一、媒介技术是人类信息传播的第一推动力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 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 (P28正是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 推动着人类不断提高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1. 媒介技术创新不断打破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

印刷媒介将人类加快传播速度、扩大传播范围的尝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至于施拉姆认为人类传播史应从中国的毕昇发明活字版胶泥印刷术开始。[2] (P20) 由于物质传递的缓慢和行政区域的限制, 报刊传播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广播电视使受众跨越了国界对传播空间的控制, 但广播电视还是要受到功率和区域的限制;集电子媒介和多媒体之长的数字媒介技术的兴起, 则完全突破了空间、时间与形式的限制, 将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知识视野。

2. 媒介技术创新降低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技术和经济门槛

印刷媒介几乎无限地扩大了受众分享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但“在传统社会, 能够写’和读’的知识分子拥有掌控传播媒介和转述文字内容的特权”, [3] (P156没有识字能力的受众就被排除在外了;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以后的印刷媒介技术创造了容易为广大受众获得的大众传播媒介, 如报纸、杂志等, 大大扩大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和影响;进入电子时代, 受众只需具备听和看的能力, 技术门槛的降低极大地增加了受众的数量。同时, 从传播技术的纵向变迁看, 在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媒介工具使用成本的同时, 任何单个媒介也因为技术的不断提高而不断降低它的使用成本。印刷媒介技术的不断改良使普通受众也能以低廉的价格使用纸质媒介, 而电子产品使受众不必每次都为信息的传递介质付出成本。

3. 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善着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

在进入大众传播阶段之前, 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界定不清, 掌握着传播工具的王室、士大夫阶层是受传者的主体, 近现代出版业、电信业、娱乐业的发展将受众的层面扩展到一般民众, 而信息化社会的受众真正体现了广泛性的特点。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 (单向) 和人际传播 (双向) 的信息传播特征, 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 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 不仅可以自由选取信息, 而且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 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 传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 权力在向受众倾斜。所有这一切都使社会控制趋向弱化。

二、媒介技术推动信息出版模式的革新

任何行业的发展, 都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市场需求, 二是技术推动。传播业的发展也不例外, 以网络媒介技术为例, 数字报纸、博客、维客等技术手段的出现, 影响着人类知识的组织、传递和获取, 改变了传统出版模式的理念和形态, 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形式与理念的颠覆。广义的“网络出版”是指利用互联网创建、管理和传递 (访问) 数字内容, 并为组织或个人创造价值的过程。[4] (P6) 这就使出版的外延大大拓宽, 在出版形式和出版理念两方面颠覆了传统出版:首先, 网络出版突破传统出版的单向性, 不仅体现了出版商与消费者 (读者) 之间的互动性, 还强调了双方的选择性;其次, 由于大众参与度高, 传播迅速、范围广, 成本低廉且很少受其他外部条件的制约, 网络出版使人人成为出版者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由此颠覆了传统出版的商业理念, 出版不再是以出版商为主体的纯商业活动。

其次, 网络技术改变信息传播的方式。网络出版是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发布、阅读的信息传播方式, 信息商品的生产消费可以完全在虚拟世界中进行, 出版活动回归了信息采编加工的信息传播本质, 不必再借助于传统物流的生产方式。网络出版的出现, 改变了传统出版单向、一维地的信息传播模式, 出版者、著者、用户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信息价值也得以充分发挥。[2] (P152) 在新的模式下, 作为一种职业的传统出版业面临着挑战, 一些新的传播渠道和中介机构由此应运而生, 电子图书馆和电子书店将替代传统的图书馆与书店, 网络中的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栏等充当起数字出版物的传播中介。

再次, 网络出版对社会舆论控制力的影响明显加强。传统出版模式以出版社为中心, “把关人”在传受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负责对信息的筛选和过滤, 引导社会舆论, 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沙漏模式。在网络时代, 个人化的点播式服务代替了大众传播的批量生产, 把关人的信息选择特权被削弱, 网络以其无障碍式的交流宣告了“后把关人”时代的来临。以罗杰菲德勒的三个标准:内容的流动与控制、呈现与格式、接收与限制来衡量, 可以看到网络媒介迥然不同的风貌和特质:由于内容的流动与控制主权由专业的媒介组织转向了分散的个人、团体, 混乱与离散将不可避免;信息发布不再受制于版面、播出时间的限制;不同的媒介样式不再以邻为壑, 而是可以兼容互通。[5] (P39)

三、媒介技术进步改变人类文化交流方式

媒介技术的演进对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文化结构、文化环境等造成了重大影响, 媒介技术不仅扫除了地域或空间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系列新规则并直接作用于文化内部, 不同文化的整合速度日益加快。

1. 媒介技术影响人类文化环境变迁

媒介生态学的根本关注点就是技术。今天, 媒介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环境,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仅操纵和控制了社会物质生产的一切过程, 而且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的灌输和操纵。[6] (P294)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大转向, 从传统意义下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继承性的文化, 向超越民族边界、地域封闭的非历史性、全球性、融合开放性的媒介文化转移, 表现为社会文化的“普遍重构”。人类的生活方式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新的都市、新的社区、新的交往方式、新的消费和娱乐方式、新的教育方式、新的情感方式、新的工作方式、新的价值观念一切都是新的, 古老的、传统的都在逐渐消失、退场或成为艺术品。同时, 媒介技术还在继续发挥它对社会文化形态的塑造和支配作用, 媒介文化已无所不包, 文化、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文化与商品的界限逐渐消失。随着文化艺术的产业化, 电影、电视、网络产品大量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最普通的日常消费品。

2. 媒介技术改变文化运行时空

传统文化在自我封闭运行中传承, 文化只是由中心向边缘自然扩散。伴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 文化运行模式发生了改变。当纸张和印刷走入人类生活时, 媒介变得轻巧而便于运输, 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印刷术的爆炸延伸了人的头脑和声音, 在世界规模上重新构造了人的对话, 这就构成了连接各个世纪的桥梁它的作用就是在心灵上和社会上结束地方观念和部落观念”。[7] (P194) 数字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 更进一步打破了空间界限,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外部世界, 文化的交流更接近于一种直接经验。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扩散性, 实现了时间上的同步和空间的统一, 时空界限因此消弭, 文化时空被跨越性地重构和整合。于是, 在媒介技术变迁的影响下, 文化运行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 在时空一致上, 由追求空间一致演化为在不同的空间追求时间的同一, 现在人们被集结在一个虚拟空间, 实现了时空的统一;其次, 在文化扩散方面, 由最初的文化由中心向边缘扩散, 演化为中心与中心的交流与对抗, 到了网络时代, 文化流动呈现出多向性, 某种意义上模糊了所谓的中心与边缘;再次, 在跨文化传播方式上, 从以人际传播转变为大众传播, 到了今天则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共分天下, 而且两者的界限开始模糊, 人际传播大众化, 大众传播人际化。[8] (P21)

3. 媒介技术变迁构造新的文化交流模式

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融合, 二是冲突, 三是渗透。融合与冲突都是在文化中双向进行的, 而渗透是单向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融合与冲突共同构筑着跨文化传播格局。但是近代以来, 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 文化渗透逐步走上历史舞台, 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消融”和“重构”的双重作用。

媒介技术的发展, 构造了无所不在的媒介帝国, 而一个媒介帝国的强大, 必然会促成其文化的广泛传播。在“文化先行”的战略思想之下, “文化帝国主义”凭借先进的媒介技术, 控制和垄断着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和传播, 文化信息产品“体现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特征”。[9] (P12) “文化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 媒介技术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无法单独发挥作用, 却借助于资本的势力, 把全球日益连接成一个整体。安德森在论述民族意识起源时认为, 印刷和资本主义的结合, 即“印刷-资本主义”是最关键的因素, 正因为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相结合, 所以其影响才具有“爆炸性”的意义。自从机械印刷术发明以来, 信息生产的机械化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 它迅速击碎了那些封闭民族的传统经济和文化结构, 使之逐渐融入到全球化的体系之中,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人类共同的财产。

现代媒介技术如此发达而无孔不入, 政治的抵制能力终究有限, 不同文化间相互渗透的“蝴蝶效应”自然不可避免。为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各国以媒介技术为纽带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在此背景下, 媒体技术已经脱离了纯粹工具的地位而获得了一种主动的施动者的地位。[10] (P45)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以及一些长期无声的群体来说, 新媒体技术似乎产生了一种拉平效应, 意味着一个民主和平等的平台, 一个众声喧哗和“语符民主”的时代即将到来。

摘要：信息传播与交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 这种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状况。媒介技术的创新, 不断突破了空间、时间与形式的限制, 不断提升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 改变了传统出版模式的理念和形态, 进而对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造成重大影响, 并最终改变人类文化交流的方式。

关键词：媒介技术,信息传播,文化交流

注释

1[1]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2]陈燕.超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3[3]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4[4]周荣庭.网络出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5[5]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6[6]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7[7]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8[8]侯薇.论媒介技术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D].长春:吉林大学, 2006.

9[9]Herbert Schiller (199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2th edition) , Boulder:Westview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