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街头艺人管理办法

成都街头艺人管理办法（精选8篇）

成都街头艺人管理办法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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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红河选调生面试模拟题：成都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导语】：在选调生面试备考阶段，考生们需要多练习一些面试模拟题，学会根据面试题来进行分析，并提高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中公选调生考试网带来选调生每日一练，希望广大考生顺利通过选调生考试!【材料】

今年3月底，成都市文广新局正式公布2018年首批30个街头艺术表演试点点位，4月29日起，首批“持证上岗”的成都街头艺人在春熙路、宽窄巷子、西村等试点点位，为市民和游客奉上悦耳的“艺术大餐”，在“五一”假期，他们的“街头艺术”成为了成都的一道文化新风景。

主办方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组建“艺委会”，研究制定节目审核标准，严格审核节目，经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统一授权颁发演出许可证，此后艺人可“持证上岗”。首批招募4类才艺是重点：以通俗唱法为主的声乐表演类、器乐表演类(小型乐队表演优先考虑)、曲艺表演类以及非遗传统手工技艺类。有242名个人和114个团队报名，有100位街头艺人(团体)进入复试，最后选拔出首批这47位街头艺人。

成都市文化馆馆长王健介绍，今后将对街头艺人进行动态化管理，广泛开展以音乐类为主的街头演出，支持原创音乐、支持音乐新人，让音乐人可以“打开琴盒收费”，市民能够“打赏”支持，打通街头艺术的“生存通道”。

【模拟命题】

结合上述材料，请你谈谈对“成都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看法。【参考答案】

对于成都街头艺人持证上岗，是政府收编管理街头文化的积极探索，是城市文化功能的创新，更是是开放包容的城市态度。

街头艺术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市总是会有几个放荡不羁的吟游诗人，或者是自成风景的街头艺人，他们是城市里有趣的灵魂。我们也常在各种媒体渠道看到国外的街头文化，高质量的街头表演给城市带来了生活的气息，更是城市一抹亮丽的风景线。

而反观我们国内的街头表演，确实存在质量层次不齐，形式单一的问题，我们原本丰富的文化类型，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走不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究其原因，一是在于真正具有品位和修养的艺术家很少会选择街头表演，国内街头表演更像是一种乞讨方式，打赏带着一份施舍的味道，所以我们的街头艺人少了一份尊严。二是政府对街头表演的管理方式确实单一，像小摊小贩一样被城市管理者赶来赶去，想要发展街头文化确实举步维艰。而成都政府的做法一方面是实现规范化的管理，让街头文化的繁荣发展，让街头文化激起城市的万般风情，增加了城市的温度和美感，另一方面也是能将一直以来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街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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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像“西单女孩”、相声表演等有才情的艺术工作者以土壤，生出具有震撼人心的技术作品，更是增加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但成都的规范化管理还存在诸多挑战，一是流程复杂。要对报名者进行专家审核，通过面试、培训才能在规定地点表演，并且每年要进行审核优胜略汰。对街头表演者来说，要求似乎有些高，可能会限制街头开放自由表演的状态。二是加大了城市管理者的负担，在保障城市秩序同时又增加了些负担。如果在“持证艺人”的管理中少些门槛，能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在保障和服务工作方面再做点扎实一些，必然会在成都市文化发展方面有更为出色成绩，也同时增加民众的生活幸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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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街头艺人管理办法 第2篇

调研报告文稿撰写：魏茶娥

调研缘起

我想，选择街头艺人或许冥冥之中也是因为那深藏在心底里的歉疚。

那还是大一的时候，一天晚自习我骑自行车路过校道的时候听到一阵二胡声，凄凉的曲调让我想起阿炳。那时候是晚饭时间，于是我“驱车”折回饭堂，给那位不知名的“阿炳”买了两份蒸饺。带着蒸饺，我有点为自己的举动感到不安，因为怕这样会伤害那人的自尊，也怕路人看到我这样会觉得很奇怪。不过我还是带着蒸饺走到了他面前，当我让他先吃点东西时，他将蒸饺接了过去，而且说了谢谢。我突然下意识地觉得有点失望的感觉，因为他并非我预想的一个盲人。继而我却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难道街头艺人非得是残疾的才对得起我们的同情吗？难道街头拉二胡的就得跟阿炳一样凄凉才符合我们的想象吗？我感到自己的想法非常残忍，尽管没有人知道，可是自己觉得很对不起那位拉二胡的大叔……

也许正是这份歉疚，让我在这个夏天，终于选择了街头艺人，得以有机会去靠近他们，探究他们真实的境遇。

我们的进入

开始调研的第一个街头艺人，是我在中大地铁站遇到的拉小提琴的林叔叔。以前听一位老师回顾做性工作者研究的时候说，她很庆幸自己遇到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没有拒绝她，因为她一直不敢去跨出第一步。我也有这种感受，很庆幸自己的第一个次采访要求没有被拒绝，勇气毕竟单薄，很怕出师不利。

后来因为林叔叔年纪比较大，而且交往的人里面没有同行，所以预先设定的滚雪球的采样方法没能用上，只好继续用打游击的方式期待遇见下一个街头艺人。结果采访完林叔叔之后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约到下一个采访对象。后来因为顾虑到能力和安全，丽芳加入街头艺人组，和我一起组成了二人团队。我们主要是采取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了解街头艺人，此次街头艺人调研我们所搜集到的材料大多来源于我们对街头艺人们的深度访谈，而田野观察的资料则来源于我们对小提琴手林叔叔和吉他手雨的跟踪采访。

调研苦乐

陆续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调研时间里，我们一共对六位街头艺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三位街头艺人进行了电话访谈。我们的九位街头艺人采访对象中，包括有五十多岁的小提琴手，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吉他手，还有街头画像的画家，他们有的已经漂泊多年，也有的才刚出道几天。在采访的最初，我们就有思考过我们调研对象的采样范围，最后一方面限于我们两个女生的能力，一方面也是街头艺人内部层次参差不齐，我们把采访对象范围限定在才艺较好的那部分街头艺人。

采访完林叔叔后，我们马上着手开始找下一个街头艺人，可是因为不了解街头艺人行业时间和地点上的规律，我们好几次都扑空了。比如说二沙岛那里，一般晚上七点之后都有人的，可是那天我去的六点多还没有人，而且刚好打听到的人都说没有。而另外的如岗顶我们找的时候都没人，而据说那里之前天天都有人在弹吉他唱歌……挫败数次之后，我们还是用“遇见”的方式联络到于叔叔、阿强等，也通过同学介绍联络上雨，然后阿强又给我们介绍了阿明，阿明又给我们介绍了阿辉、威哥，雨给我们介绍了小武小木阿东……我们的雪球终于滚起来了，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并没有正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他们的交往和活动，也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而且通过和街头艺人们的交往，我们得以看到一些他们写的日志和帖子等文字资料，如街头画家阿林在天涯发的百集帖子，里面真实记录了他自己作为街头画家以来每一天的生活感受，这些对于我们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采访也并非总是能够让街头艺人接受，比如我们在二沙岛的时候，就有街头艺人不理睬我们。部分街头艺人认为我们的采访间接地也可以起到一些“自我宣传”的效用，所以也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像林叔叔、雨这些从来没有过被访经验的人则是很单纯的想法，觉得就是帮帮小孩子做一下调研。像林叔叔，在两天的交往时间里，他都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正因为林叔叔的善良我们两个小女生才敢跟他去矿泉街的握手楼，才敢跟着他跑上跑下。

在烈士陵园隧道里对林叔叔两天的跟踪采访让我们深切体会了街头艺人的艰辛。我们被城管赶来赶去，林叔叔最完整的一次拉琴时间都没有超过半小时。被迫休息的时间总是比拉琴的时间长，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隧道分岔口密切关注城管是否已离开。就算是拉琴林叔叔也要时刻保持警惕，而他0.3的视力实在无法帮助他准确判断，所以他只好靠觉察周围形势来判断城管是否在逼近——当周围小摊贩纷纷逃离的时候一般也就表示城管正在逼近。一次因为丽芳拍到了城管赶林叔叔的镜头，那位城管大哥的目光就不肯再离开我和丽芳，我实在是受不了那种目光，后来就拉着丽芳当做要走的样子落荒而逃……

而雨则一直对录音笔和DV甚至我们的笔记非常抗拒，后来我和丽芳为了让她放松，完全放弃了任何记录方式。就是坐着跟她闲聊，跟她开玩笑，想起丽芳“九里香”的爆笑造型我依然觉得那是我们调研里面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其实我是用了很多自我暴露的方法拉近跟雨的距离，跟她聊爱情，聊家人，聊人生。其实我很紧张，因为我很怕冷场，结果雨说我一个问题问了很多遍而我居然还在问。我想起一部电视剧里说女人和女人如果要变亲密一般都是要互换秘密才可以。呵呵，我觉得好像确实是这样。后来熟到她热情邀我去她家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采访成功了，以为她愿意信任我们了。后来通过她的介绍我得以接触到小武小木阿东等街头艺人，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也了解到很多他们街头艺人的想法。比如他们对爱情的失望，对家人的避讳，对歧视的抗争……其实能跟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听他们讲他们的人生体验，我觉得很幸运，他们年岁与我们相仿，却已阅尽人世沧桑、世态炎凉。那个时候，在地铁口听他们唱汪峰的《彼岸》觉得非常的有感触，这些歌词，也许真的就是他们想说的——

妈妈/不要这样伤心/不要这样难过

我还在寻找生活/只是有些挫折

我会找到一个方向/我会去另一个地方

我还是会你的骄傲/值得拥抱

……

回来之后每当听这首歌时，林叔叔对城管警惕的眼神、于叔叔破旧的沙发床、阿明的跳江、雨膝盖后面的淤血、威哥老母看到他唱歌就在路边哭……这些总会出现在脑海里，人生不易，他们的人生更为不易。我想起小木跟我说过，说一对恋人每天经过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一块钱并且对他们说“努力”——如若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一份尊重和理解，这个世界或许就会温柔很多。

调研情况介绍

（一）街头艺人的收入

街头艺人收入跟才艺水平有很大关系，我们采访到的街头艺人都还是才艺比较好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一般都还算不错，少的大概是五六十，多的可以达到一百以上。但是街头艺人收入很重要的制约是不稳定，部分也是要靠运气。一般周末收入多一点，因为人流量比较大，上下班和晚上人流高峰期收入给钱的人也会比较多。收入的不稳定使得很多街头艺人在有家庭负担之后选择该行寻找稳定的工作，坚持多年的毕竟少数。

（二）街头艺人“工作”地点和时间

街头艺人一般会选择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如地铁口、公交车站、火车站、沿江路或者隧道。乐器演奏类的街头艺人为求表演效果倾向选择比较封闭的空间，如隧道或者地铁通道。此外选择的因素还受到管制的松紧、过客的教育水平、休闲水平等因素影响——管制较松街头艺人才有最基本的立足点；过客教育水平若比较高，如中山大学地铁口，则给钱的人会比较多；休闲的地方如沿江路人们也会更愿意给钱。考虑到人流量，街头艺人一般昼伏夜出，而且周末表演时间会加长。

（三）街头艺人的压力——自由、生存、家庭、世俗

我们采访到的街头艺人大部分是在生存压力及自由爱好双重影响下选择街头艺人道路的。一方面街头艺人能够让他们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另一方面街头艺人也能提供较为“可观”的收入。相对于做保安或者做服务员一千多元的打工生活，街头艺人生活可以满足他们爱好、自由、生存等多方面的需求。比如林叔叔打工一千多元的话根本无法供两个大学生女儿上学，比如阿明要供养两个家庭的老人和妹妹的学费生活费，做保安一千多元的收入也是无法支持。然而他们大多数都是走投无路之下的选择，因为街头艺人意味着世人的歧视——毕竟在中国，许多人将街头艺人等同于乞丐。我们采访到的街头艺人许多都是瞒着家里人做街头艺人的，就算是告诉家人的，大多在最初都是遭到反对和不解，而家人采取无视态度的基本上是因为“钱大于一切”。对于遭遇到的歧视，许多街头艺人表示“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街头艺人队伍里面的确是存在着很大一部分的“乞丐”，包括那些靠各种附加手段骗取同情和金钱的骗子。正因为这部分人的存在，整个的街头艺人也就必然的声誉不佳了。

（四）街头艺人健康问题

街头艺人也同其他职业一样会患上“职业病”，如嗓子问题就是唱歌的街头艺人比较普遍的职业病。我们采访的于叔叔，由于常年在阴冷潮湿且灰尘漫天的隧道唱歌，嗓子存在严重问题，医生建议开刀他却没有经济能力去开刀。女吉他手雨，因为在地上坐着唱歌一坐就五六个小时膝盖后面淤了一大块血，前段时间她告诉我说她的嗓子“重伤”，估计要休息几个月了。小提琴手林叔叔，已经五十多岁了，拉琴的时候为了争取时间，有时候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舍不得休息。街头艺人因其职业特殊性和流动性，无法享有医保那些福利，许多街头艺人迫于经济压力只得对街头生活带来的身体损害采取忽略态度，长此以往甚至会对他们的人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可是现在街头艺人还处在被城管赶来赶去的状态，更遑论对他们的健康保护了。

我们的思考

街头艺人刻板印象——媒体在其中的作用

关于街头艺人的文献资料，我真的没有找到多少，很多都是某个街头艺人的新闻报道，或者就是回顾类似“北京天桥”这样著名的街头艺人聚集地的文章。而许多新闻报道采用身残志坚、悲情或者是打抱不平甚至是猎奇框架来建构报道，而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基本都只能通过媒体报道了解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媒体在建构街头艺人形象上所起的作用我想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包括街头艺人经常是残疾人这一点。因为媒体经常选取那些身残志坚的街头艺人，所以部分人会对街头艺人形成“残疾”的刻板印象，认为残疾人才能去做街头艺人，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的人是不应该出现在街头艺人队伍里面的，因为那样的人不该挣这种“同情的钱”。而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街头艺人圈子里也只有少数几个是残疾的街头艺人，大部分的街头艺人还是健康的普通人。包括后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想拍林叔叔吃饭的镜头，都会预设说“最好是在路边吃馒头”——他们需要把街头艺人拍得很可怜，并认为那样人们才喜欢看。这样的现象促使我们反思，媒体表现出来的街头艺人也许并非就是真实的街头艺人，他们也是带了很多的观念和价值去塑造和呈现街头艺人的形象的，并且在把这些观念和价值传递给观众。然而大众接受到的正是这种带着价值观的“刻板形象”，结果形成了很多对于街头艺人的固有看法。

潜在的“乞丐”共识——天生的污名

街头艺人是很反感别人的歧视，认为自己是不偷不抢靠劳动挣钱跟大家挣钱一样，可是他们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表现出一些与之矛盾的价值观的，比如自称“文明乞丐”，比如担心表演的时候如果穿的好一点会不会难以让别人同情。西方那些地方的街头艺人常常可以看到很欢喜的样子，可是中国的街头艺人往往愁容满面。我想这也是中西方对街头文化的态度差异的一个表现。西方的街头艺人都认同街头艺人是“艺术家”的一种，表演的人是艺术家，而中国呢，认为街头艺人是“乞丐”的一种，挣钱应该靠别人的同情。按照中国三教九流的传统文化，街头艺人在 “中九流”之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属于下贱的职业。我们采访的很多街头艺人也表示说都是迫不得已才出来做街头艺人的，这也表明他们自身对街头艺人的这一身份至少曾经也是存在“歧视”的，只不过他们卸去了“他者”身份的时候，才重新在新的立场上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街头艺人的内部分化——群体艰难建构，“合法化”长路漫漫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采访到了两位特别的人物。他们就是曾经的广州小人物街头艺人联盟的组织者——阿初和阿明。他们建立这个小人物联盟的契机是5.12大地震募捐，然而通过群体组织活动来改善街头艺人形象、提高街头艺人地位，一直是部分街头艺人努力的方向。对于街头艺人，他们也清楚单独的个人力量很分散，不利于整体的良性发展。于是他们想做一点群体建构的尝试，试图将街头艺人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改善街头艺人在形象和管理上的问题。比如他们有组织地为社会做一些善事可以改善街头艺人在社会上的形象，提高街头艺人的社会地位，比如依托群体有组织地跟城管斗争，也更有可能改善街头艺人这个群体被城管恶性管制的处境。

然而这个广州小人物街头艺人联盟实际上在募捐过后也就名存实亡了。街头艺人这一职业流动性大，而且因地盘和才艺等内部竞争激烈，很多街头艺人的“职业生涯”并不长，而只是把它作为过渡性阶段。有些街头艺人结婚之后会选择结束街头艺人生涯，选择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这样动荡的生活令街头艺人很难就共同利益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也很难形成合力来争取利益，他们基本只能采取个体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

相对来说，台湾的街头艺人群体组织就发展得更为成熟。在2003年有街头艺人“教父”之称的张博威创立了台湾街头艺人发展协会，通过协会来改进街头艺人恶性竞争的局面，促进街头艺人权益保护推动。协会推动的“一张证照、游艺全台”计划、台湾街头艺人网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应，对台湾街头艺人地位提高和权益保护做出了很多贡献。台湾街头艺人发展协会创会董事长张博威说，“不能什么事都等到政府想到了才来做”。中国04年的鼓浪屿街头音乐艺人资格考试、上海2010年的街头艺人调查等都反应出中国街头艺人管理问题上的困境。如何将街头艺人的管理和权益问题处理好，台湾的实践对大陆来说是宝贵的经验。

结语

此次参加廖冰兄基金会底层中国调研绝对是人生宝贵的经历。街头艺人的调研让我和丽芳的暑假成了最忙的一个暑假，然而我们也在这个暑假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寻找采访对象、去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去用心撰写我们的采访笔记、去捕捉采访对象们瞬间的表情和思想、去思索叙述背后的观念和价值……也许我们是稚嫩的，因为我们两个对调研都毫无经验的小女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微薄的知识去做这个调研，甚而我们是会辜负许多街头艺人大朋友的信任的，因为我们或许根本只是做了一个毫无影响的调研，根本对街头艺人生存现状无甚促进的调研——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次调研是非常值得的——起码在这个夏天，我们听到了一部分底层人民的呼声。

浅析街头献血点的动员招募与管理 第3篇

自我国《献血法》颁布实施12年以来，溧阳市无偿献血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溧阳市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献血模式逐步由政府下达指标为主体的计划无偿献血向自愿无偿献血转变，献血群体由社会先进群体向公民广泛参与转移，献血地点由单一集镇单位向街头采血点拓展。常州市中心血站溧阳分站从2004年开始，先后在“华地”、“大润发”和“电影院”设立流动采血点和采血屋，长年累月为自愿无偿献血者提供采血服务。据统计，常州市中心血站溧阳分站2004至2009年累计献血量1401万mL，其中街头流动采血点采血458万mL，占总量的32.7%；机采血小板756人次，其中98%来自街头流动采血点的招募。街头流动采血点的已成为常州市中心血站溧阳分站组织血源的主阵地之一。现将常州市中心血站溧阳分站街头献血者动员、招募和管理的实践与体会作些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溧城镇“华地”、“大润发”和“电影院”等3个采血点2004至2010年自愿无偿献血人员，献血量及招募捐献成分血的数据。

1.2 方法

来自流动采血点自愿无偿献血者。经征询、体检和实验室初筛，符合献血条件的，由采血人员进行采血，献血以300～400mL/人次。对采血人次、采血量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统计表明，街头采血点，无论是无偿献血人次数，采血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见表1。

3 讨论

常州市中心血站溧阳分站自2004年以来，先后在城市繁华商业、交通枢纽和娱乐中心地段设立流动采血点和献血屋，长年累月开展无偿献血的招募，并为志愿无偿献血者提供优质服务。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无偿献血之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1 创新招募机制，是拓宽血源供给的有效途径

无偿献血是一项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长期以来，靠计划无偿献血工作模式已难以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针对“血源”供给紧张时有发生这一现状，我站在加强宣传，创新招募机制上狠下功夫，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会议、媒体开展无偿献血招募的做法，而是注重“靠前”宣传和招募。如在城市繁华地段、街头采血车和献血屋设立电子广告屏幕，每天全天候宣传无偿献血生理知识、用血优惠政策，并根据临床用血和血型需求为“风向标”，及时发出“告急”和“限采”的告示，做到以需定采、限型限量，科学储备调配，充分利用有限的血液资源。二是经常要求多次自愿参与献血的热情人士组成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他（她）们衣着佩戴奉献爱心的红色标志衣帽，以亲身的感受现身说法，穿梭于人群之中，发放宣传资料，以唤起民众对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的重视。

3.2 科学设置采血点，是实现无偿献血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

我们在选择采血点的地点上，优先考虑在商贸闹市、娱乐中心和交通要塞等地段。因为在这些地方，人流量大，人气旺，亦便于宣传与招募；二是在县（市）城镇，两个采血点的间距宜在2km左右，便于献血员献血时的选择；三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流动采血点应逐步向献血屋设置过渡，以减少流动采血点以商业促销和水电供应等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且对减少献血反应亦可起到预定的保障作用。

3.3 加强质量监控，是街头采血点血源安全的重要保证

在街头采血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确立良好的服务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外，重点必须围绕献血者的征询、体检、初筛、采集、储存和运送等各个环节上。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运行要求，把好质量关。一是采血员必须经过程序培训，持证上岗；二是建立质量管理运行体系，实行制度的管理；三是严格消毒制度，并确保常态化，如空气、办公桌面、地面及各类相关物品的消毒等；四是建立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如在醒目位置放置体检医生、电工及单位投诉电话号码，以作应急呼唤；五是建立质量监控制度，每周由单位质管领导及质控员组织自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限期整改。

巴黎的街头艺人 第4篇

在我看来，在这种日子里，老百姓似乎忘记了一切，包括痛苦与劳动；他们变得跟孩子们一样。在小孩子们看来，这一天是放假的日子，是把对学校的惧怕抛开24小时。对于大人来讲，这是与生活中的恶势力达成的一项停战，是每日的争论和斗争中的一种间歇。

就连上流社会人士和从事精神工作的人，都难于避开这种50年一庆的民间节日（犹太教的一种节日）的影响。他们情不自禁地享用着在这种无忧无虑的气氛中属于他们的那份。而我呢，作为真正的巴黎人，我从不放弃浏览在这种盛大节日里活跃非凡的所有小货栅。

实际上，这些小货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那里充满了尖尖的吆喝声、如牛似犬的喊叫声。人的叫声，铜器的击响，烟火的爆响连成一片。小丑和愚仆们由于风吹日晒和雨淋而变得黑瘦干瘪的面庞不断地痉挛着；他们以对演出效果深信不疑的喜剧演员的把握，倾吐着带有莫里哀式的庄重而笨拙的诙谐劲儿的戏言与笑语。那些大力士们个个在炫耀着他们巨大的臂膀，人人都像猩猩那样没有前额没有颅骨，无不神气活现地穿着为今天的场面而在头一天洗好的紧身衣。那些美如仙女和公主的舞女们，在小提灯的照耀下跳跃着，单足旋转着，舞裙洒满金光。

到处是光亮、灰尘、喊叫、欢乐和嘈乱；一些人在花钱，另一些人在赚钱，他们都兴高采烈。孩子们为了得到几根棒糖而拉拽着母亲的裙边，或者为了看到像神明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师而骑到父亲的肩膀上。到处飘散着一种油炸食品的气味，它压过了一切芳香，成了这个节日的香火。

在一排货栅的最尽头，我看见一位可怜的艺人——他是个衰弱的老人，依靠在茅屋的柱子上，就像他出于羞愧而自己远离华丽场面似的，这间茅屋比最呆笨的野人的茅屋还要凄惨，屋内两段蜡烛头，流着蜡脂冒着烟气，更显出了穷困潦倒的状况。

到处是欢乐、赚钱、放荡；到处在显示着第二天的面包已有保证；到处是生命力的疯狂的爆炸。而这里，是绝对的凄惨，令人可畏的是，这又是饰以滑稽的褴襟衣衫的一种凄惨：在这种惨状中，不是艺术，而是需要更导致了强烈的对比。他不笑，可怜的人！他不哭，他不跳舞，他不比划手脚，他不喊叫；他唱不出任何歌曲，不管快乐的，还是悲怆的，他不哀求任何人。他不吭声，一动不动。他放弃了希望，他认输了。他的命运已成定局。

可是，他向人群和光明投去了多么深情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目光，那流动的人流和光影就距他令人厌恶的凄惨景状几步之远的地方！我感到我的喉咙被歇斯底里的大手掐住了，我觉得我的目光被不肯落下的泪水封住了。

怎么办呢？又何必去问这位不幸的人，在这散发着臭气的黑暗之中，他可在其破烂的幕帐后面搞出什么逗人的把戏，让人看到什么出色的奇迹呢？说真的，我不敢去问；而且，即使我胆怯的原因可能使您发笑，但我承认，我担心使他受到侮辱。最后，在我被众人因某种混乱而形成的洪流带到离他很远的地方之前，我于路过他那里时决定放下了几个钱，同时希望他能猜到我的意图。

在回家的途中，这一身影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尽力分析着我突然产生的痛苦，自言自语地说：我刚才看见了一位老文人的形象，他继同代人之后仍活在世上，而在那一代人中却曾是叫人开心的人；他还是一位老诗人的形象，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他因贫困和众人的忘恩负义而失去了光泽，并待在健忘的世人不想再进去的小栅屋里！

（摘自新星出版社《巴黎的忧郁》作者：[法]夏尔·夏尔·波德莱尔译者：怀宇）（图片201205-42-3201205-42-4201205-42-5）

描写街头艺人作文 第5篇

静坐了一会，再也沉不住气。甩门骑车出去，没有目的地。

夏天，知了也耐不住闷热的天气肆意地叫了起来。燥热的风扑在脸上，大滴大滴的汗顺着鼻翼肆意地流淌，痒痒的，忍不住用手去拂鼻翼上的汗珠。我暴露在烈日下，在炎热的氤氲里，呼吸一下炙热的空气。

骑车路过往日繁华的街道，风景依旧，却没有平日里的喧闹，此时寂静的如入无人之境。零星的路人，快步地走着，似乎不愿再在室外逗留。周围的商家没有几个客人，店主似乎都在百无聊赖地盯着电脑。

漫无目地骑着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到一名未脱去脸上稚气的年轻男子，站在炎炎夏日之下，他正弹着手中的吉他，唱着婉转的旋律。他额前的碎发早已被豆大的汗珠浸湿，可他丝毫不在意，仍然继续地弹奏。他面前摆放着一个小纸盒，里面躺着几张纸币以及细数不清的硬币。

猛地刹停自行车，跨坐在自行车上。在树荫下的我微眯着双眼看着不远处在烈日下的他。他年轻的脸庞上，似乎多了一些与同龄人不符的沧桑。他似大不了我几岁。他正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

但，每当有路人在他面前驻足，弯下腰，往小纸盒里放下纸币亦或是硬币的时候，无论数目多少，他都微笑着说：“谢谢您。”这句话似乎给这座炎热的城市带来了几分清凉。

“坚守不相信，真爱难断送，微风，请把她感动”他陶醉地拨弄着吉他弦，微闭双眼，他的右脚也随着歌声不由自主地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一曲结束，另一曲又开始，中间没有停歇过。“花已缺叶凋散纷飞，人离别烛泪悔不退，有谁能用心体会，爱会永世相随”酣醇的嗓音丝毫不逊于歌手。

突然想起前几年，傍晚吃完晚饭，与爸爸散步至公园，遇到卖唱的艺人，爸爸总会走过去，驻足倾听。听罢，爸爸会放下一张纸币在卖唱人前面的小盒子里。而年幼的我，却不理解爸爸的做法，总是拽着爸爸的袖子，让他赶快离开。

如今，我的想法却已改变，街头艺人其实也算是正当职业，只是他们是自由的，随心所欲的。无论他们是为了生计还是为了梦想，我都很敬佩他们。当街头艺人需要莫大的勇气，才敢于站在路口，忍受着如此多人的目光，演绎着那些歌曲，他们是值得我敬佩的人。

推着自行车，走近他，弯下腰，在小盒子里轻轻地放下一张纸币。“谢谢您。”听罢，推车，离开。

骑上车，渐离渐远，自行车扬起的灰尘在身后飞扬。

感觉空气不在燥热，浮躁的心情渐渐平静。

描写街头艺人作文 第6篇

喊声、掌声和赞扬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那个人群中的主角也出现在我的眼前。再走近，我看到一个年近花甲的老爷爷坐着，面前还放着一副漂亮、工整的毛笔字。有人还在赞扬：“写得真好，太厉害了!”我很疑惑，难道还能比书法家写得更好吗?为什么要说他厉害呢?这样想着，便挤进人群中。

终于，我经过几番努力，满头大汗地站在老爷爷的面前。原来他是一位残疾人，那幅“鹏程万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不少人都给了钱，啧啧称赞。我看得入了迷，不知谁喊了一句：“老爷爷，现场写一副给我们看看嘛!”这一喊，所有人都随声附和，“好!那就来一个!”老爷爷笑声很爽朗，二话不说，用脚拿起那毛笔开始了书法大作。

我简直不敢相信，一般人用铅笔都写不好字，何况用毛笔呢?现在难度更大了，是一位残疾人只用脚来完成。就在我疑惑的时候，老爷爷竟写好了“福星高照”四个大字，他拿笔的那只脚，支撑的地方，很多处已经磨出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老茧，有的地方已经流血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练成的，但我知道，他肯定坚持写了很多年，所以才能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描写街头艺人作文 第7篇

一天，我和妈妈在街头散步，突然被一阵动听的音乐所吸引。我们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街头艺人在演奏钢琴曲。

这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凌乱的头发下，穿着一身简陋的衣服。他的手摆在钢琴键上，却显得格外好看。看他那灵活的手指，加上那娴熟的手法，让曲子变得十分动听，像潺潺流水声，像百灵鸟的歌唱声那么自然，那么优美。人们听到这么动听的曲子，都忍不住掏出钱包，往他帽子里放钱。他看了看帽子中的钱，继续弹着动听的曲子。我想：可能他曾经是个音乐家，但因生活贫穷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的，可这一点也没影响他的琴技。我听了好久，对他的琴技十分佩服，真让人叹为观止。我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了5元，放进他的帽子里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浮现出他弹钢琴的画面。我心想：这位街头艺人可真厉害呀!居然能把钢琴弹得这么娴熟!我也要多多学习，把钢琴弹好

回到街头的艺人 第8篇

不远处，商场保安巡逻张望，但并不驱赶。上海商城位处上海南京西路，是一座高端的综合性商业贸易大楼，安保严格。张艺和李雄刚是这个区域仅有的两处“小摊”，因而十分显眼。他们得以与保安共处的“护身符”是一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张艺的编号是B001，李传雄是A006。

持证艺人

每周除了二、五，晚上5点到7点，只要不下雨，上海商城前都有这样的“合法”路演。这样被认可的街头自由区域，在上海静安区一共有三处，分别是静安公园、上海商城和常德路800秀。全上海目前仅在静安区允许街头表演。

所有艺人许可证都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管理。2014年初，在上海市文广局的统筹下，市演出行业协会负责甄选艺人，静安区文化局则专门成立工作组，包括市容管理局、商委、税务等14个部门，协调试点工作。

2014年10月25日，第一批8位持证艺人在静安公园上岗。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对街头艺人进行试点管理的城市。

李雄刚是一个做易拉罐工艺品的“老”艺人。他的手工艺生涯从1998年的街头开始。次年，他在上海城隍庙市场的一家文化公司拥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城隍庙的生意给了李雄刚最初的收入和名气，但公司经理几经更换，对经济效益的关注使经营者更注重批量化生产，对作品的艺术性越来越淡漠。

李雄刚从三年前就开始关注上海街头艺人的消息，当演出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找到他时，他很积极地参加了整个甄选的流程。

做这行已经17年，也有了身份和名气，要回归街头，李雄刚的妻子有过顾虑。“街头卖艺”总是和“乞讨”“要饭”联系在一起，上街摆摊有点自降身份的意味。但李雄刚喜欢人来人往的街头，每次出摊，他都会带上几幅展示性作品，再多带三把凳子，供客人坐下欣赏。路人好奇，同行想切磋技艺，买家想定做，他都乐意陪他们坐一会儿，听听对作品的意见，为创作打开思路。

李雄刚有着艺术家的执拗，对创作负责，也对承诺负责。艺人获得职业证照之初，与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签订了“不定价、不销售、不乞讨”等14项持证上岗的职业约定，但“不销售”“不定价”对习惯在街上“讨价还价”的路人是个新理念，面对展示作品“多少钱”的询问，李雄刚需要重复解释“我不卖”“喜欢可以现场做，钱随便给”。

每次陆昕一一袭黑衣站在街头，把四个水晶头玩弄于手掌之中时，总能吸引路人围观。2005年从瑞士本科毕业后回国，陆昕一一直从事魔术表演，直到2008年迷恋上水晶头。

在瑞士念书时，陆昕一就羡慕街头艺人们自由的状态。但直到他2013年到马来西亚驻场演出，才有机会大方地站在吉隆坡市中心的街头卖艺。此前在上海，他都只敢在街心花园里玩票。

陆昕一是第一批候补成员。从马来西亚回国后，他就到上海市文广局官网问询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进展。

“10月21号，整个项目推出前一周，我接到了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面试通知。”马来西亚的街头经验以及视觉型表演都给陆昕一加分。“表演、外形很重要，协会看中的还有脾气。”

街头演出有很多不安全因素，一旦有艺人心气不顺和保安、路人发生冲突，整个项目都会受到影响。这几乎是所有接受采访的艺人的共识。

陆昕一的上岗证三月一换，演出必须遵循“定点、定时、定人、定事”原则，如有违规行为或随意改变演出时间、地点、内容，将被取消表演资格。

一般每人每周平均被分配到3天，在三处轮换，每天设有“督导员”，静安公园的演出时间为12：00至18：00，18：00之后将作为停车位使用。其余两处商城一周只能安排三至四天，时间从17：00至19：00。但也并非完全固定，早到或者晚走，只要保安不驱赶，也稍微拖延。

没尊严的表演

张艺2002年入行，最初几年“很辛苦”，入行晚，机会少，新人又扎堆跑。在北京，张艺住在三平米的地下室，玩音乐的朋友大多聚集在五环外的霍营，边缘人群的状态。

北京西直门地铁站，是十三年前张艺第一次和朋友站街演出的地方。他们站在楼梯边上，下班高峰期，人流挨他很近，但不管是表演者还是音乐，都被巨大的嘈杂声和焦虑感淹没了。路人行色匆匆，几乎没人停下来观望。那一次，他们只得到十元的赏钱。

张艺逐渐得到咖啡馆、街头驻场演出的机会，很少去街头演出。二十岁才开始学习乐器，让张艺有紧迫感。2012年，他背着吉他来上海，见高人，开眼界。也正是这几年，各种音乐节、假日集市如雨后春笋，生活像打开了一扇门，日子不再那么辛苦。张艺喜欢上海的文化氛围，每年全国唯一的爵士音乐节，是他的最爱。

张艺重新对街头艺术执迷，是受到两本书的启发。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描述了美国街头文化的自由浪漫；而羌族音乐人老三的《在路上》则记录一把吉他走天下的风景。

但他总怀疑自己没有准备好。在嘈杂的马路边演出，人群围了又散，评头论足，相对于舞台的间离效果，路演让艺人面临更苛刻的观众和环境。“如果注意力都在匆匆而过不感兴趣的行人上，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在上海，张艺偶尔也会去人民广场、五角场、四川北路、淮海路的街头唱歌，在淮海路的新天地，好几次，吉他刚架好没唱几首，保安就过来，也不粗鲁，只是盯着他把行头收起来，目送他离开。次数多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去。

在猫和老鼠游戏里，感触最深的是气球兄弟王士平和王路平。

穿着小丑服、戴着红色假发的兄弟俩在静安公园人气颇高。兄弟俩能熟练制作近三百种气球造型，五六分钟就能做出小朋友指定的“手枪”“帽子”“飞机”，甚至难度更高的“婚纱”。

在上海最初几年，兄弟俩端盘子洗菜睡天桥，做气球表演，收入不高但能使他们在这座城市得以体面活着，有尊严。可他们职业的起点，严格意义上是“非法”的。

目前上海地方对街头卖艺实施管理的相关法律依据主要有《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上海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等。按条例规定，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等公共空间的设摊、兜售、卖艺行为都应受到处罚。

兄弟俩是山西人，好面子，哥哥王士平见了城管不愿意跑，眼睁睁看着城管把材料收走；弟弟王路平从开始练习制作气球作品到最终上街穿小丑服表演，足足花了两年。有一段时间他们一人一件专业钓鱼的背心，浑身都是口袋，城管来了，把气球往口袋一塞，瞬间变身路人甲。

最开始，他们混杂在街头小摊贩中，在家里提前做好造型，拿到街上售卖。2010年世博会期间，城管抓得紧，三个月时间里，他们没有一分钱收入，天天去河里捞鱼，表面平静，内心煎熬。

那年十一长假，经过几次考察，兄弟俩狠心拿出550元的摊位费，第一次参加了长风公园的街头集市。

生意出乎意料的火爆。最好的一天，10元一个气球，他们赚了3700元，11天的集市，一共赚了一万多。王士平的最高纪录，是一个小时吹800个气球，“那感觉比喝醉酒都难过。”

同张艺一样，有了出路的兄弟俩逐渐放弃街头，街头的生活，不体面，不正面，没尊严。“街头具有实战性，很成就人。”王士平知道，他们现在的技艺是被街头逼出来的。

10年求身份

作为老上海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始终觉得，现在上海的街市虽然井井有条，整洁大气，但总是少了点烟火气。

罗怀臻是职业剧作家，这个想法来自创作灵感，“自古有街市就有百戏，街头是艺术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先秦西周的宫廷艺人，大都是从街头被选拔到宫廷里去的。”把街头还给艺人，不是开创，是返还，“还给城市应有的风景”。

公共空间仅仅用来“路过”，而非驻足，太封闭和保守，这与简·雅各布斯的想法一致。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也提出，仅把城市空间当作过道，是城市规划者最大的悲哀，因为这完全遮蔽了街道作为城市空间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

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街头曾经养活过一群创造力旺盛的艺术家。

根据1956年新华社的新闻记载，当年，上海市拥有 1500 多名街头艺人，包括 33 个街头大棚和 400 多名单档艺人，政府对街头艺人的活动给予了关怀和帮助，提供了场地和设施。

这些艺人如何凋零散失已经难以考证。而把街头还给艺人的想法，罗怀臻十年前就开始酝酿，从想法、酝酿到执行落实，经历十年。

早在2004年，罗怀臻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间，就开始提交“建议制定《上海市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的议案。在这项议案中，他提出管理条例应对“街头艺术”的身份、表演方式、表演空间与时间进行认定，并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扶持。

在罗怀臻看来，街头艺术分两类人群。一类为乞讨型，以展示伤残、冤屈为主，辅以粗糙的表演，博取同情；另一类为艺术型的，通过街头的公共空间展示自己的艺术，不失尊严地收取观者的自觉施予。包括戏剧、歌舞、杂技、魔术、特技、绘画、武术等多种类别。

他提出议案的初衷之一，是希望将两者区分，让市民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艺术的红利。罗怀臻提到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舞剑”，作为盛唐时期最杰出的舞蹈家，她虽然多次被邀请到宫廷演出，但依然喜欢在民间献艺。

在2008年召开的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罗怀臻等12位代表再次提出这份议案，该议案审议结果得到常委会的表决通过。报告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前，先行制定管理办法。

当时罗怀臻的设想是，世博会并不局限于园区，应该融入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如果街头艺人能取得合法资质，能为上海增添文化气息。然而，因为管理部门出于安保和种种其他因素的考量，这一想法并未如愿。

罗怀臻曾笑言自己当年提出议案是不知轻重。“当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为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一下子来了十多家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多个职能领域，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注定要走很长的路。”

而这十年中，卖艺乞讨的江湖客在上海有增无减，职业乐手走上街头玩音乐的气息也逐渐浓厚。

2014年10月，在上海市文广局统筹下，上海演出行业协会联合静安区政府，在该区开始试点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在王士平和王路平兄弟街头表演的第七年，俩人挂上了“许可证”，他们终于不必东躲西藏。

把街头还给艺人

在街头呆了八个月，李雄刚已经逐渐淡出了城隍庙手工艺的朋友圈，今年和城隍庙合同到期后，他打算不再续约。

在城隍庙，他是老板，买主是顾客，买卖是个交易。但在街上，他是手艺人，行人是有缘人。他在家里花了一个月时间完成系列作品《外滩记忆》，但总琢磨着少点什么，但在街头，路人对他的布局、裁剪、拼贴三言两语的评价集合起来，思路就打开了。

对李雄刚来说，街头更大的收获在于，他意识到自己这门手艺的价值。易拉罐环保，可操作性强，便于推广，如果作品更多地和传统文化结合，还具文化传承的意义。街头卖艺，不但没有降低他的身份，反而加深了他的文化内涵。

得到街头艺人的许可证之后，张艺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圈内很多专业音乐人都很感兴趣。但也有人对街头始终心怀抵触，对他们来说，做街头音乐有点像推销员扫楼，厚着脸皮敲开每一户的家门，企图获得他们的青睐。

但最开始阻止张艺上街表演的恰恰是自己不够好，只能唱口水情歌。“很多人从街头表演开始被认识，走向更好的舞台，甚至殿堂。但对我来说，街头就是另一个殿堂，我想要这种转身。”

张艺喜欢在街头表演“高级”的音乐，他的曲子多些爵士的味道，和城市的节奏融合在一起，和打扮入流的白领们相得益彰。

他不希望音乐只有演播厅、晚会这样有距离感的表演形式，也不希望街头只能看到收割同情的乞讨式卖艺。张艺鼓动身边的朋友向演艺协会提交申请，和自己一块儿玩儿。第二批街头艺人中，另一个吉他手靳扬曾经申请执照在法国蓬比杜艺术区表演，他在意的，同样是和朋友一起“嗨”的体验。

虽然有人担心两把吉他在同一个场地演出会产生类似噪音的灾难效果，但靳扬和张艺一起在上海商城前搭档表演时，效果比一个人演出好。靳扬也曾经为陆昕一的水晶球表演伴奏，各种艺术形式间，碰撞出各种可能性。

6月1日，上海市第二批8位街头艺人经历一个月的“街头实习”之后，正式上岗，他们包括萨克斯艺人苏嘉明、华俊、刘晓民，吉他弹唱艺人靳扬、张艺，画像艺人苏楠，手工艺创作艺人陈超友。

第二批艺人以80后为主，相较于去年10月25日上岗的首批8位艺人，他们的学历层次提升，表演门类有所拓展。

街头的难题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把街头艺人的出现，比喻为在“这座城市盖好的房子上，画一幅让人欣赏的画，而不能把窗子糊掉”。但艺人并不是一张剪贴画，允许个人免费使用公共空间并进行盈利性活动，在中国鲜有先例。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上海已试点八个多月，很多管理经验仍亟需积累和提高，而可供表演的公共空间奇缺仍是最大的问题。

因缺乏法律保障，公共空间涉及诸多管理部门，场地限制是推广复制的首要障碍。艺人的许可证仅限于静安区，甚至离开静安区的三个试点商圈，都是无效的。常德路800秀的音乐表演招致周围居民的投诉后，这一场地就只允许安排手工艺和视觉类演出。

目前，16名艺人的演出时间、地点，均有演出行业协会根据艺人提前一周提交的空闲时间安排。在记者看到的一张演出安排表上，艺人们像上下班一样到点演出，按时下班，俨然上班族的时间表。

冬寒夏暑，上海的梅雨季，好不容易排到班，下一天雨，这天的生意就泡汤了。这份“看天吃饭”的职业，并不适合严格按照班点作息。

街头艺人项目推出伊始，曾引起市民的广泛讨论。对街头艺人进行筛选和管理，一部分市民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们对街头艺人有着流浪的吉普赛人式的浪漫想象，来去自由。他们凭什么被管理，又如何管理？

韦芝和演艺协会的同事搜集了大量国外街头艺人管理的资料发现，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几乎所有国外街头艺人发展繁荣的背后，都有政府部门科学的管理。

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的文艺评论家杨展业在去台湾考察民间文化时，非常欣赏台湾文化的创造力和管理部门对民间文化的扶持。

台北市对街头艺人的管理上已经先行大陆十年。2005年，罗怀臻刚刚开始在人大呼吁关注街头艺人时，台北市政府已经颁布了《台北市街头艺人从事艺文活动许可办法》，让街头艺人从事表演活动有章可循。

目前，台北市一年颁发1000多张组证照，每年举行两次公开“艺考”，通过率一般在20%以下。文化局公布68个公共空间作为“街头艺人表演场地”，其中包括地铁站、公园、广场、商圈，以及部分景点，表演时段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为每天10：00-22：00。进入这些场地表演的，必须是持证艺人。街头艺人采取自由登记申请制度，每天固定时间在服务窗口抽签决定当天表演场地。如果抽到空签，次日会有优先权。

同样，街头艺人的表演活动如果违反社会治安相关条例，会受到撤销甚至终止街头艺人资格的处罚。

为了支持街头艺人常态化，王士平兄弟甚至准点到街头进行表演推掉商演。但他也担心，选拔颁证之后，那些技术不达标但又想在街头磨练的艺人怎么办？比如最初的自己。

陆昕一还身兼街头艺人督导员，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他理解这个项目试点的不容易，也认同协会每一步走得谨慎小心。“我们脚下占了一块空地，给场地方徒增工作量，如果没有实际的效益，形式上的宣传最终没有实质的意义。社会没有义务向我们打开这扇门。只有表演有足够的水准被接纳，我们才有可能渗透。是渗透，而不是铺网。”陆昕一说。

6月23日，深圳市福田区给68组街头艺人颁发了首批艺人证，他们共分三个门类，表演艺术类11个，视觉艺术类37个，创意工艺类20个。深圳借鉴台北模式，通过抽签派号决定7月份的场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