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居民范文

成都居民范文（精选10篇）

成都居民 第1篇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居民失能状况调查对象为成都市18岁以上的常住居民, 居民死因监测系统监测对象为成都市常住人口。

1.2 调查方法

居民失能状况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样本, 以集中调查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居民死亡资料来自成都市居民死因监测系统2006年监测数据, 人口资料来自成都市公安局2006年人口数据, 各年龄段人口按2000年人口普查各年龄段人口构成进行计算。

1.3 调查内容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居民健康调查问卷”失能部分的健康指标, 测量活动性、自理能力、疼痛和不适、认知、人际关系、视力、睡眠和精力及情绪8个领域的健康状况。失能的严重程度采用Likert-scale有序尺度法, 设为“无、轻度、中度、重度、极度”。

1.4 质量控制

居民失能状况调查全部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现场调查组配备一名质控人员, 对每天完成的问卷进行核查, 并抽取5%的问卷进行二次调查, 抽取其中几个条目进行复核。

死因监测系统每季度开展医院死亡漏报检查, 死亡人口数据与公安部门死亡人口户口注销数据、民政部门殡葬数据核对, 查漏补缺。

1.5 数据整理分析

数据通过Epidata3.2编制的数据库进行录入。录入的数据导出到SPSS13.0中, 进行逻辑查错, 有疑问的数据与原始调查问卷核对并修正。使用SPSS13.0、SAS8.2、LISREL8.7等软件完成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利用Sullivan法计算2006年成都市居民DALE。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失能状况调查共收回问卷3840份, 实际有效调查问卷3822份, 有效率为99.5%。调查对象中男性1660人, 占43.4%, 女性2162人, 占56.6%。调查人群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情况见表1。

2.2 失能状态

2.2.1 不同领域失能情况

表2是8个健康领域的失能严重情况,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多数人为完全健康状态, 在非健康状态中, 轻度失能占主要部分, 重度和极度失能人群占的比例很小。

2.2.2 失能测度

失能严重程度的权重采用的是2000年WHO世界卫生报告初步建议值[2], 各领域失能权重后,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回归法获得总人群、不同性别人群各年龄段的失能测度[3], 见表3。

表3及图1显示, 35岁组到70岁组之间, 女性居民的失能程度略高出男性居民, 75岁组以后男性居民失能程度高于女性居民, 其他年龄段男女居民失能程度差别不明显。

2.3 期望寿命

2006年成都市居民0岁组期望寿命为74.70岁, 女性各年龄组期望寿命均高于男性。

2.4 伤残调整期望寿命

0岁组的DALE65.55岁, 人群的期望寿命损失了9.15岁, 60岁组的DALE为17.38岁, 期望寿命损失了1.17岁。女性DALE高于男性。

* 根据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4]公布的DLE/LE比值推算

图2中, 因失能而损失的期望寿命与期望寿命比值 (DLE/LE) 可以看出, 女性在70岁组以前的年龄段因失能损失的期望寿命比例均大于男性, 揭示出失能对女性DALE的影响大于男性。

3 讨论

人群健康水平是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 实现对人群健康水平准确测量无疑是公共卫生战略决策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失能严重程度进行权重, 对各领域失能进行综合评价, 并在计算期望寿命的基础上, 采用Sullivan法估计成都市居民DALE。

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成都市居民期望寿命为74.1岁, 高于2000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71.0岁[5]。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 中国0岁组DALE为62.1岁, 男、女分别为60.9岁和63.3岁[4]。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成都市居民DALE0岁为65.55岁, 男性为63.67岁, 女性为67.19岁, 均高于2000年全国水平。

随着年龄的增加, 失能造成的期望寿命损失升高, 说明失能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大, 可能与老年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高有关[6]。从性别年龄别DLE/LE值可知, 失能对女性健康影响要大于男性, 其与国内同类研究的结果一致[6]。Murry研究同样提示女性在期望寿命上的优势是由于她们的死亡率低, 但是失能现患率远高于男性, 生存质量低于男性[7]。

预防控制慢性病是降低人群失能率, 减少期望寿命损失的必由之路。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开展慢性病综合防治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佳手段。从疾病的三级预防角度出发, 针对一般人群传播疾病防治知识, 创建健康环境, 减少和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的流行;针对慢病高危人群, 开展主要疾病的筛查工作, 做到早诊断、早治疗;针对慢性病患者, 进行规范化管理, 控制病情, 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地区、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差别会影响人群的健康认知和疾病意识, 因此, 人群自评健康资料可能存在跨人群可比性较差的问题。在进一步研究中, 可参考世界健康调查的情景问题设置客观标准, 将每个人依据自己判断标准的主观自评健康情况转化为基于相同标准的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1]WHO: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Health system:improving per-formance.Geneva:WHO, 2000.

[2]WHO.Diet,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health.EB109/14, 2001.

[3]Salomon J, Mathers CD, Murray CJL, et al..Methods for life expect-ancy an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uncertainty analysis.WHO, Gene-va, 2001.

[4]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减少风险, 延长健康寿命[D].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01.

[5]顾宝昌.论中国计划生育改革[J].人口研究杂志, 2002, 26 (3) :1-8.

[6]王文华.河南省居民慢性病调查与失能调整期望寿命分析[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成都居民 第2篇

居民自治延伸到院落

近年来，锦江区不断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行社区居民委员会全域直选、全面开展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又及时出台了《关于推进社区居民院落（小区）自治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区社会管理的意见（试行）》，将社区居民自治工作向居民院落延伸，全区64个社区共划分院落民主自治单元1065个。每个院落自治单元按照有党的组织、有自治组织、有服务平台、有居民公约、有自治活动的标准，实现工作体系全覆盖。主要做法：

一、全力推进院落自治组织体系全覆盖

（一）建立健全自治组织。明确院落自治组织是院落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区1065个院落都建立自治组织。具备条件的都依法建立业主委员会，暂不具备条件的，成立住委会或家委会、院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实现院落居民自治组织全覆盖。

（二）明确自治组织职责。院落自治组织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指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自治章程开展工作，根据居民授权，决定并管理院落日常事务，反映社情民意、维护院落秩序、调解居民纠纷、促进院落和谐，接受院落居民监督。

（三）科学划分自治单元。根据辖区院落分布情况、地缘关系和居民特点，按照“规模适度、居民认同、有利自治、便于服务”原则，在充分尊重居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治单元划分。

二、全力推进院落党组织建设全覆盖

（一）建立院落党支部。在符合建立基层党组织条件的院落，按照《党章》规定建立党支部，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院落实现全覆盖。

（二）积极开展活动。院落党支部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教育引导院落党员发挥带动作用，宣传动员居民积极参加院落自治管理，沟通传递街道社区与居民间的信息，发现培养院落自治骨干力量。

（三）创新党员登记。凡履行登记手续的党员，均编入其居住院落的党支部，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选举权和监督权，使所有居住在院落的党员，都能参加院落党支部活动、在院落自治中发挥作用。

三、全力推进院落居民自我管理和服务全覆盖

（一）推行公约管理。院落自治组织根据院落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包括院内和临街商铺的环境卫生、治安防范、设施管护、公共秩序等内容的居民公约，作为院落居民、商家的行为规范和自治管理依据。街道社区引导院落居民自主制定公约，公约形成后由院落全体居民讨论通过，成为院落居民共同遵守的自治规章。

（二）建设服务平台。把院落的“长者空间”和“社区书屋”作为院落服务平台重点打造，要求街道和对口联系单位通过共建、置换、租赁等方式，帮助社区加强院落服务平台建设，努力实现居民参与自治和沟通交流的场所全覆盖,做到文化服务、志愿服务和生活服务进院落。

（三）开展自治活动。广泛动员和组织居民参加院落养老助残、邻里互助、文化娱乐等活动，参加院落环境治理、公共设施改造等事务，参与制定修改院落居民公约等自治制度。通过告示栏、坝坝会等方式，定期公开院落自治组织和党支部工作情况、公约管理情况、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特别是院落经费使用情况等，形成院落管理大家议、院落决策大家定、院落事务大家评的自治氛围。

同时，在院落实行网格管理，要求街道领导班子成员要联系社区，社区班子成员分片包院落，形成网格管理；开展对口联系，在区级部门开展对口联系，走进院落，了解民情、收集民意，指导和协助社区完善院落组织架构、搭建自我服务平台、引导开展居民自治活动；区财政给予每个院落予500元补贴和院落自治组织召集人每月200 元的奖励，加强了经费保障。

四、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加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了居民的政治生活需求。在院落自治工作中，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牵头抓总职能得到延伸，把党组织细胞建到与居民-3-

利益密切相关的最小单元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党员组织生活“固化”模式，创造了新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服务内容，使基层党组织对辖区资源的协调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更加丰富和实在。

（二）改善了院落环境，满足了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把居家养老服务、助残服务、文化服务向院落延伸，建设“长者空间”、“社区书屋”、“议事园地”等，为院落居民提供贴心、便捷、周到的服务，不断增强居民自我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了“细小服务不出院落、一般服务不出社区”的服务机制。

（三）规范了院落秩序，满足了居民的公共管理需求。长期以来，院落垃圾乱堆乱放、楼道杂物成堆、麻将声扰民等现象比较严重。各院落在拟制居民公约时，围绕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引导全体居民参与制定并共同遵守。推行公约式管理后，90%的居民认为院落、楼道卫生、安全和噪音扰民得到有效改善。

（四）实现了邻里融洽，满足了和谐社区建设需求。院落居民自治，既促进了居民事务“院落化”，形成“你有事我来帮，我有需你来助”的互帮互助整体；又解决了社区不能解决和解决不到位的院落事务，大大减轻社区管理成本。

（五）畅通了沟通渠道，满足了居民表达民意的需求。院落自治架起了党和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院落居民反映问题更加方便快捷，街道、社区工作认真到位，院落自-4-

成都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情况调查 第3篇

关键词：成都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376-01

一、成都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情况调查

（一）成都市居民锻炼情况总体分析。通过调查发现，成都市居民总体锻炼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44.%，这一比例相对理想，但是符合国家锻炼标准的锻炼人数只占锻炼人数的24.%，大部分的锻炼者没有达到预定的锻炼效果；每周锻炼在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只占锻炼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出现严重的锻炼不足，锻炼效果不佳的现象，这可以体现出成都市社区体育开展效果不明显，社区体育指导员和体育志愿者相当缺乏和专业素质不突出等等问题。

（二）成都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分析。成都市居民参加锻炼的目的与动机中“增强体力和健康”占所调查人数的80%，这也是其他地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排在第二位的“养成锻炼习惯”其次是“结交朋友”等。这也从客观上要求城市社区体育的建设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社区建设带来挑战和压力。如体育设施的增加、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社区经费的增加以及社区体育管理的进一步完善等等。

（三）成都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效果分析。成都市城市居民参与锻炼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在以上分析中显示44%的调查者参加了体育锻炼。通过调查对象调查，其中22%的人群锻炼后精力充沛；15%的锻炼后身体得到明显改善。有41%的锻炼后没有明显变化；22%的人锻炼后没有任何变化。大部分对他们没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接近总调查锻炼人数的63%的居民，体育锻炼效果不显著。再加上调查中没有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就可以知道成都市社区体育在社区开展得不是很理想。

（四）成都市城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的消费情况。通过对成都市具有代表性的社区进行分析，其居民的体育消费情况如下：调查中40%的居民不参加体育锻炼，对体育的消费很少；而参加体育活动的调查者中不到100元/年的体育消费占总锻炼人数的40%；100-200元/年的体育消费占总锻炼人数的6%；300-400元/年的体育消费占总锻炼人数的19%；400-500元/年的体育消费占总锻炼人数的8%；500元/年以上的体育消费占总锻炼人数的5%。这种体育消费呈“金字塔”式的结构图可以看出，由于受经济发展和居民收支情况的影响较大，体育消费的能力不足。

（五）城市社区居民选择场所情况分析。通过调查显示成都市社区中参加体育锻炼者选择社区进行锻炼的人数占总锻炼人数的21.%。还有79%的人没有在社区进行体育锻炼。有的选择学校进行锻炼，有的选择健身房；还有选择其他场所进行锻炼的。主要原因为社区的场地太拥挤、体育设施不够、社区环境太差、没有专人指导等等导致锻炼效果不明显。

二、影响成都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的因素

（一）成都市体育社会化程度不高。目前，城市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仍然以行政手段为主，基层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大，体育社会化程度较低。政府在体育社会化的作用应该是倡导、动员和政策支持，以及监督评价。为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培养提供一定的平台，鼓励社区体育指导员参与社区体育的工作中，用政策去促进社区体育资源的聚集。

（二）成都市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人们的体育参与程度与其文化程度有密切关系。在调查的成都市社区居民中，参加体育互动的主要人群是在校学生，其次是老年人，社区居民和中年人锻炼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组织必须加大宣传，使人们对体育能有个正确而又清晰的认识。

（三）管理职责不明确。成都市现行的行政职能当中，基本的行政单位是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在理论上社区体育的管理者应当是社区的居民自治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区居民自治与真正代替政府和企业承担社会赋予的管理责任还有较大差距，突出的表现为社区居民委员会职责模湖，工作方式带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社区居委会的任务繁多、事务繁重弱化了居民自治的管理职能，同时也会削弱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很难为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且专业素质偏低，管理水平不高，这是不容事实。

（四）體育活动的需求不足。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并不高，这对社区体育的发展势必会起到阻碍作用。社区居民的闲暇时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多。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体育的需求，但是，社区居民的闲暇时间参加的活动很多，并不一定参加体育锻炼，所以怎样去引导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刺激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这也是一种现实因素。增加社区体育指导员，这是相当关键的一步，增强社区居民对体育本身价值的认识，使他们自动地参加体育锻炼。

（五）成都市社区体育资源相对匮乏。社区体育资源的匮乏，在西部地区特别突出。突出的表现在：体育设施的匮乏、经费的短缺以及场地设施的兴建、添置、维修等都需要经费的投入；人力资源的匮乏也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为社区体育指导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及社区体育管理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只有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这种因素就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成都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情况、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参加体育活动的效果、参加体育的消费情况和选择场所情况分析，认为：成都市体育社会化程度不高、居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管理职责不明确、体育活动的需求不足、体育资源相对匮乏。所以建议应在：提高社会体育化、提高居民的体育文化素养、提高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丰富体育资源等方面进一步改善，以形成成都市居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排球教研室

参考文献：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成都实践与思考 第4篇

1 整合的背景

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制度,成都市同全国各地的起点大体同步,即2001年启动实施职工基本医保,但在实现制度和人员全民覆盖的进程上成都市明显更快:2003年建立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2004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失地农民医疗保险两项制度,2005年建立少儿住院互助金制度,2006年全面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到2007年,随着市属高校大学生基本医保制度的建立,全市基本实现城乡各类人群医保全覆盖。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成都市全民医保采取了按人群逐一突破的步骤,并形成了前述7项基本医保制度。按人群分建制度的做法,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即适应了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群的缴费承受能力和基本医疗需求,使全市的就业人群和城乡非就业人群很快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全民覆盖。到2007年底,7项制度的参保人数达到963.30万人,参保率达到90%以上。市委市政府当时提出的“在成都的土地上,人人都应当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目标基本实现。

但是,分人群特别是分城乡建立的7项制度,各自分别运行,直接导致多头管理,增加了政府的协调难度;制度条块分割、政策不衔接、经办不统一,一个群体一套标准,增加了经办难度;由于多头管理,界定困难群体参保补助、医疗费用结算补助的标准难以统一和公平。这些问题与效率政府、公平政府和社会保险的统一性、大数法则原则等不相称,推进制度和管理一体化势在必行。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所述的管理体制整合。

2 实施城乡医保一体化战略

2.1 建立城乡一体化管理和经

办服务体系

2006年成都市将原卫生部门主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少儿住院互助金经办业务归属当时的劳动保障部门管理后,2007年开始,市、县两级政府陆续将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经办机构从社保局分离,与新农合服务中心、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管理中心合并,成立市、县两级医保局,城乡医保经办工作全部实现归口管理。采取“统一管理办法,统一经办流程,统一定点机构,统一医保目录”等工作措施,充分整合医保经办管理资源,优化经办业务流程,实现了经办操作的城乡一致。

2.2 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政策体系

2007年将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和被征地农民医保待遇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接轨。2008年,打破城乡医保制度二元格局,将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新农合、大学生基本医保等三项制度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出台了《成都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55号),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参保范围、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目录范围、经办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实现了“六统一”。至此,7项制度被整合为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两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别覆盖城镇从业人员和城乡非从业居民。

2.3 建立城乡一体化信息系统

从2006年整合管理体制开始,便在全市范围开展医疗保险数据清理。对数据迁移与集中所涉及的378项指标全部进行了清理,将医保公共基础信息中的1486万条记录与公安、银行等部门提供的身份证数据进行比对,最大限度地控制了重复参保问题。数据的清理、迁移与集中,为建立各级经办机构统一共享的城乡一体化信息系统奠定了基础。

2.4 建立医保基金市级统筹管理体制

2009年,将市本级和各区(市)县21个统筹单位的基本医疗保险提升为市级统筹,基金统一由市级经办机构进行管理,纳入财政专户。统筹层次的提高,扩大了基金规模,保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2.5 率先实现市域内即时结算和一卡通

在整合经办管理资源、实现市级统筹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统一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各区(市)县劳动保障所(站)、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全部实现了与市劳动保障信息中心联网。2009年12月,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实施全域即时结算。参保人员可在全市范围内任何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自主选择刷卡购药和就医,实现了市域内医疗保险“一卡通”。

2.6 优化经办流程与创新经办模式

一是实现医疗、养老、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费“五险合一”征收,在方便单位和个人参保的同时,降低经办成本。二是全面启动城乡居民医保缴费银行代扣。三是延伸医疗保险服务半径,受理前台下移。2009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将门诊特殊疾病审批、审核、报销业务下放到定点医疗机构办理,方便了参保人员就医。

3 着力提高一体化制度的质量

3.1 加大财政投入

按照“保需方,促供方”原则,全市公共财政将医疗卫生投入从过去主要补贴供方即医疗机构,转变为主要补贴需方即参保人员,通过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增强需方对医疗服务的购买能力。2015年,成都市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提高到490元和590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00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31.01万元和19.60万元。

3.2 完善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

2010年,实施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一体化的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制度。城乡居民以上年职工平均工资的80%为缴费基数,缴费费率为1%,2012年增加了一个0.5%的缴费档次,实行自愿参保,由个人按年度缴纳。职工的缴费标准按基本医保缴费基数的1%,由单位、雇主和个人在缴纳基本医保费时一并缴纳。职工和城乡居民每人每年最高报销40万元。2013年全面启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将医疗费用中个人负担超过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合规费用按50%—91%的比例分段累进报销;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先天性室间隔缺损、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儿童肺动脉瓣狭窄等疾病的城乡参保儿童实施特殊医疗保障。

3.3 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对城市“三无”对象、农村五保户、低保人员、困难家庭中的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分别由民政、计生“三结合”帮扶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全额资助参保,并按一定比例资助其参加大病互助补充医疗保险,筑牢医疗保障底线,让改革成果充分惠及城乡困难群众。

3.4 实施门诊统筹制度

2011年,成都市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全国率先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选择”门诊统筹制度,参保人员在全市任意一家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政策规定的门诊费用报销60%。2012年,全面实施一般诊疗费。将参保人员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的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一般诊疗费纳入报销,进一步降低群众就医负担。

3.5 建立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跨统筹地区转入本市就业并按规定参加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人员,在3个月内办理基本医保关系接续的,不受待遇享受等待期影响。2011年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综合保险并轨职工基本医保时,对并入人员的缴费年限和参保接续作出明确规定:2011年3月31日前已参加综合保险的人员,其综合保险缴费年限视为职工基本医保缴费年限;综合保险并轨职工社会保险后,从2011年4月1日起按规定接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

3.6 将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上调的技术劳务费纳入支付范围

将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参保人员在全市除五城区(含高新区)外的其他区(市)县县级综合医院及中医院发生的门(急)诊诊查费、住院诊查费、护理费上调部分,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在不增加参保群众就医负担的基础上,实行总额控制、据实支付,参保人员药品费用负担大幅降低。

4 城乡医保一体化的主要效果

4.1“人人公平享有”目标全面实现

截至2015年末,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28.46万,较“十一五”末增长了22.54%,相当于户籍人口的109.73%、相当于常住人口的92.08%。全市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见图1)

4.2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面形成

目前,全市建立起以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两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支柱,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为辅助,医疗救助为兜底,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参保人数由2010年制度建立时的409.59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739.29万人,增加329.7万人,增长了80.5%。说明制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12—2015年,按政策规定享受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员分别为337万人、256万人、233万人、244万人。其中有10人享受到40万元的报销额度,有效化解了因病致贫风险。

4.3 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城乡双增长

截至2015年末,全市职工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84.54%,城乡居民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72.72%;加上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2015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分别达到71.01万元和59.60万元,分别较“十一五”末增加了14.61万元和8.4万元。

4.4 经办管理实现城乡同城化

一是基金市级统筹。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基金由市级经办机构和市级财政专户统一管理,“大数法则”效应有效发挥,保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二是费用全域结算。市所辖基层就业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全部与市劳动保障信息中心联网,参保人员可在全市所有定点机构自主刷卡就医和购药,发生的医疗费用实时结算。三是待遇城乡一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本市户籍与非本市户籍参保群众享有同等医疗保险待遇。

5 问题与思考

实现城乡一体化、全民应保尽保的基本目标,标志着全民医保向公平可持续迈进了历史性一步。但更应看到,巩固和发展城乡一体化全民医保成果,任务更艰巨,对经办管理的要求更高。这是从成都医保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研判,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的不适应。

经办人手与参保人数之比不相适应。截至2015年,成都市医保经办机构负责管理的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达3492.85万人次,人均工作负荷比高达1:50000人次。在行政编制和管理成本严格控制的背景下,扩编之路走不通,成为难度加大、任务艰巨的表现之一。

风险管控机制与巨额基金支出风险不相适应。2015年,成都市医保门诊统筹结算超458万人次,住院医疗费用结算达234万人次,每天医保基金支出高达8000余万元。而且,就医诊疗的点多面广,目前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分别达2221家和6790家,参保人员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自由选择刷卡就医实时结算。现实对医保经办机构风险管控机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管理方式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经办机构对就医诊疗行为的单方、单向的行政管理方式,与医改所要求的发挥医保基础性作用的定位不相适应,难以就各主体利益诉求进行充分沟通与协调,难以发挥参保者代理人和第三方的“提质控费”作用。

上述几个“不相适应”,要求经办管理者对管理理念与方式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医疗保险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医保事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和必然要求,是医保经办管理由诸多“不相适应”走向全面适应的根本出路。

从2013年起,成都医保将构建智能辅助审核系统、建立实时在线监控子系统、建立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系统作为推进医保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实践中遵循的总思路是:管理决策科学化,将决策建立在调研、论证和专家、社会参与的基础上;经办管理精确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拓展定量管理内容;经办服务高效便捷化,增强参保群众易得性;治理主体参与多元化,由“我说你做”的行政方式变为平等协商的社会治理,并建立平等协商谈判机制和平台。这几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医保治理中的管理手段智能化,回应服务需求快捷化,决策依据大数据化,风险监控全信息化,参与协商对等化。基于这样的理解,成都市将强化监管的思路确定为“社会治理+现代信息技术,以此为切入点,推进医疗保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路径选择是:优化医保监管组织架构,引入多方主体参与机制;重构医保监管运行机制、工作流程和规程,将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统一起来,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完善基础数据库和数据指标体系;建立“三位一体”(政策制度运行分析、业务流程监控、决策辅助)的信息系统,打造智慧医保,提升监管效率。

谈上述思路,意在向同行学习,为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全民医保制度,实现医保治理现代化而共同探索。

参考文献

[1]王东进.将认知聚焦常识让制度回归本位[J].中国医疗保险,2015,87(12):5-8.

成都居民 第5篇

26日，记者从《关于开展成都市成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的通知》中获悉，成年人参加20成都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分为每人每年90元和190元两档。其中，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和有条件的区(市)县按每人每年190元标准筹资。这相较的标准上涨10元。

其中，低保对象、残疾人等符合《成都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资助条件的人员，由民政、残联等部门按每人每年190元的个人缴费标准，全额资助参加2015年成都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按照资助对象的人数和金额相匹配的原则，将资金缴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基金收入户。其中，低保对象(包括低保对象中的残疾人)统一由民政部门全额资助参保。

成都居民 第6篇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以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支出、体育消费结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等为研究对象。向成都市青少年宫学生发放问卷1000份, 由学生带回交由家长填写, 总共发放问卷调查表1000份, 回收856份, 有效问卷832份, 有效率83.2%。问卷调查时间2007年8月至11月。并就有关内容对部分城市居民进行了访谈。对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和调查问卷通过比较、分类、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逻辑方法进行研究。

获得的数据全部通过EXCEL数据软件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 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

在回收的832份调查问卷中, 35.6%的人认为进行体育消费“非常值得”, 57.9%的人认为“值得”, 二者比例之和为93.5%;相反, 认为进行体育消费“不太值得”与“根本不值得”的居民比例分别为:6%、0.5%。上述数据说明, 成都市城市居民对体育健身消费从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与此相对应, 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其消费动机按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强身健体”为80.2%、“释放压力”为2 3.3%、“精神娱乐”为2 0.9%、“塑造形体、培养气质”为18.6%、“社交需要”为4.7%。表明人们对体育活动功能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不再把体育活动仅仅当作强身健体的手段。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预示着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基础上, 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以不断满足人的持续发展需要。

2. 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支出与全国部分省市的对比

从表1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均值和体育消费均值分别在15160元和1146元, 其中深圳市两项指标最高, 分别为18188元和1455元, 体育消费所占比例为8.0%, 形成了一个年均30亿左右的消费市场;北京、上海体育消费额均保持在1000元以上, 东部只有浙江在1000元以下, 为973元, 从整个东部地区来看, 其体育消费所占比例均在7个百分点以上, 由此证明, 东部地区居民对体育的热忠程度是颇高的。而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均值和体育消费均值分别为8351和491元, 其中成都市两项指标基本接近东部水平, 分别为13028元和925元, 体育消费所占比例也超过了7%;其余三个省市两项指标均落后于东部地区, 人均收入均在8000元以内, 体育消费均不超过500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成都市的体育消费支出从整体排名来看, 处于中上水平, 高出全国水平, 处于西部领先水平。随着成、渝两地城乡一体化特区的建设, 必将促进成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成都市体育消费市场将会展现出更大的潜力。

3. 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结构水平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或劳务消费资料的消费数量。体育消费水平表明一定时期内人们体育消费需要的实际满足程度, 即反映人们实际消费的体育消费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3]。我们对成都市居民2007年的实际体育消费水平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如表2所示。居民的年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占47.6%, 消费在100元~500元的占37.2%, 消费在500以上的占15.1%。较之以前的同类调查数据, 消费水平有所增加。说明近几年成都市居民的体育消费在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

在对居民家庭所拥有的体育器材调查中发现, 城市居民家庭的体育器材比较缺乏。有1~2件的占46.2%, 3~5件的占39.5%, 5件以上的占5.9%, 没有体育器材的家庭占8.1%。从家庭体育器材的价值看, 家庭购买的体育器材在150元以下的占47.7%, 150元~300元的占38.4%, 300元以上的占13.9%。在调查中发现, 不少家庭认为购买体育器材是一种浪费, 认为没有必要, 对体育消费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体育消费观念有待加强。

对经营性体育场馆消费情况调查显示, 从没有到体育场馆观看比赛或参加健身活动的占14%, 偶尔去的占74.4%, 经常去的占11.6%, 看来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依然以非经营性的体育场所为主。而居民去经营性体育、娱乐场馆能够承受的金额方面, 选择1元~3元的占11.6%, 选择3元~5元的占19.8%, 选择5元~10元的占45.3%, 选择10元以上的占23.3%, 以上情况说明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 如能充分挖掘, 必然为成都市体育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

体育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体育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体育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以四类典型的体育消费类型作参考, 即:实物型体育消费、观赏型体育消费、参与型体育消费和博弈型体育消费[3]。成都市城市居民的实物型体育消费排在第一, 占89.6%, 参与型消费排在第二, 占63.3%, 与实物型消费差距在渐渐缩小, 而观赏型消费与博弈型消费所占比例偏低, 分别为15.1%和10.5%。可以预见, 随着今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生活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将会在参与型消费方面产生更大的需求。

4. 制约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锻炼、体育消费的因素

影响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锻炼、体育消费的因素依次为: (1) 工作、学习及家务繁忙, 占55.8%; (2) 体育场馆太少、设施条件不好, 占32.6%; (3) 经济条件不好, 占7%; (4) 不懂体育技能, 占3.5%; (5) 对体育不感兴趣, 占3.5%; (6) 比赛水平低, 缺乏观赏价值, 占2.3%。其中前两项成为制约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锻炼、体育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如果这两项因素得到改观, 那么成都市城市居民的体育人口将会有大幅提高, 体育消费也随之被带动到更高水平。

三、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1) 成都市城市居民对体育消费从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居民中有93.5%认为进行体育消费“非常值得”或“值得”。 (2) 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动机呈现多元化特征, 其进行体育消费的第一需求是“强身健体”, 其次是“释放压力”, 排在第三位的是“精神娱乐”。 (3) 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支出水平从整体排名来看, 处于中上水平, 高出全国水平, 处于西部领先水平。 (4) 成都市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呈逐渐增长趋势, 但家庭体育消费观念还有待加强, 体育消费市场有巨大的潜力。 (5) 成都市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结构以实物型消费和参与型消费为主, 未来趋势则是参与型消费将会有更大需求。 (6) 影响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为时间紧张、体育活动场所太少, 此外, 也与缺乏组织、指导等因素有关。

2. 建议

(1) 加强体育消费的宣传力度, 引导居民进行体育消费。首先是要引导居民的体育消费观念, 将福利消费观念引向健康投资的消费观念。其次是引导居民的体育消费, 培育21世纪中国体育市场的买方市场主体;再次是引导居民的体育健康消费行为, 可以将靠药物、节食减肥的消费者引人大众体育健身消费者行列, 也可以将那些沉迷于游戏、赌博的消遣者吸引到健康消费行列中[3]。

(2) 引导人们合理支配时间, 拉动体育消费。正确引导人们在时间上的支配, 使人们对闲暇时间的安排更为合理, 使人们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对间接地拉动体育消费的增长具有现实意义。

(3) 运用价格杠杆, 刺激中低收入者体育消费需求。影响体育消费最直接的因素是居民的收入和体育用品、体育场馆、体育服务的价格。对于中低收入者, 运用价格杠杆, 采取经济市场“薄利多销”的策略, 刺激中低收入者体育消费需求, 使体育消费得到全面提升。

(4) 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体育产业发展。将体育产业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兴建体育设施和捐赠支持体育事业;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 发挥体育明星品牌效应,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类群众喜爱、有市场效应的体育项目培训;鼓励社会资金投资体育健身、休闲业, 打造体育健身、休闲知名企业, 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健身、休闲市场[4]。

(5) 加强体育设施建设, 满足居民健身需求。把群众健身场地的建设纳入城镇规划和居民小区建设规划, 使体育设施建设和园林建设相结合;利用体彩公益金建设更多全民健身路径等体育设施并向群众开放;继续推进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 对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支出、体育消费结构水平及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等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成都市城市居民具有较强的体育消费意识, 体育消费支出居于西部城市领先水平、居于全国城市中上水平;体育消费以实物型消费和参与型消费为主;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为时间缺乏、体育场馆、设施不足、消费观念等。并针对以上现状为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成都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消费结构

参考文献

[1]曹昌玉:2006成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01

[2]车坦何晓渝: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比较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7年9月下旬刊152-153

[3]王超英刘胜等:武汉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7 (3) 81-84

成都居民 第7篇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笔者按照地理位置, 在成都市选取15个点来做调查, 共发放1450份问卷, 以保证整个成都市城区都覆盖到。

2. 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通过检索期刊网查阅大量资料。

(2) 问卷调查法:发放问卷1450份, 回收1221份, 有效问卷1111份, 回收率为84.2%, 有效率为76.62%。

(3) 逻辑归纳法:对调查所得数据和资料进行逻辑归纳。

(4) 数理统计法:应用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 成都市城镇居民参与体育旅游消费的状况

(1) 成都市城镇居民收入与体育旅游消费承受能力的分析:体育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消费, 决定这种消费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随着成都市经济持续增长, 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于个人收入与参与体育旅游的比例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 从而使外出旅游、追求健康的意识也随之相对增加, 为体育旅游消费提供了前提条件。体育旅游已成为成都市中、高收入家庭的新的消费需求。

(2) 成都市城镇居民体育旅游消费人群的构成情况

从性别特征来看, 在整体的旅游消费者中, 男性体育旅游消费者占55.3%, 女性占45.7%, 这与日常体育活动中男女比例的不均衡基本一致。由于男女在社会角色上的定位不同, 传统的性别观对男女参与体育旅游活动有较大的影响。男性喜欢刺激、激烈、冒险的体育旅游活动, 而女性在参与中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 体能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因而喜欢采用稳健的方式参与体育旅游。

从年龄角度调查分析, 成都市中、青年是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人群, 青年的体育旅游消费意识比较超前, 追求时尚, 敢于挑战自我, 因而对体育旅游这一休闲方式更容易接受;少年儿童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 经济上不能独立, 同时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参与体育旅游主要是随父母和学校组织的各种训练营活动, 因而较少;年龄高的人群则因为担心身体健康状况而较少参加体育旅游。

从参与体育旅游城镇居民的职业分布看, 在校的学生参与的比例最高, 占总数的5.57%, 并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比例还将稳步上升;工人参与比例占总数的14.5%, 这与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休闲时间的增加有直接关系;科教人员占14.2%, 他们除单位出资安排的专门体育旅游活动外, 还自发组织朋友、家人一道参与体育旅游;管理人员每年皆有公费旅游的机会, 其中会务旅游较多, 在此基础上, 体育旅游也被包括其中, 他们占总数的13.05%;个体工商者常因商务活动, 参加相应的旅游活动, 其中一部分为体育旅游, 占总数的12.1%;营销人员占总数的10.8%。

从体育旅游消费者学历结构看, 初、高中学历的占20%, 这一群体以未成年人为主, 而在成年人中专科以上学历占总数的80%, 其中专科的占28%, 本科占44%, 硕士占6%, 博士为2%。可见, 人的受教育水平对体育旅游消费行为有较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一方面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是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信息了解比较多, 倾向于追求一种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 更愿意通过参与体育旅游中的一些特殊经历, 获得不同于常人的心理感受。

从体育旅游的承受能力方面看, 成都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旅游消费还处于中下水平。其中500元~1000元这一价位消费最多占全部消费的28.6%, 1001元~2000元占27.1%, 而2000元以上的豪华型消费占14.7%。这表明多数人的体育旅游消费意识总体水平不高, 同时也反映了成都市的体育旅游仍处于初级阶段, 城镇居民主要以经济型体育旅游为主。

2. 影响成都市城镇居民参与体育旅游活动的因素

(1) 居民收入水平: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在未能参加专项体育旅游的人中, 因经济实力不足的有114, 占10.3%。居民选择“经济实力不足”是影响他们未能参加专项体育旅游的原因, 居所有影响因素之首。

(2) 闲暇时间:调查结果显示, “缺乏闲暇时间”在影响成都市城镇居民未能参加专项体育旅游的原因中排在第二位, 有62.6%的居民选择了此原因。

(3) 体育旅游产品价格与结构: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在影响成都市城镇居民未能参加旅游体育活动的因中, 有4.5%的居民选择“想参加, 但没有合适的项目”, 这说明, 体育旅游产品的价格与结构是当前影响成都市居民体育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

(4) 居民对体育的偏好:本次调查以居民业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频度作为衡量居民对体育的偏好程度, 结果显示对体育的偏好程度不同的居民参加体育旅游的人数占该组的比例随居民平时参加体育活动频度的增加而增加。

三、促进成都市城镇居民体育旅游消费增长的对策研究

1. 正确引导居民体育旅游的消费观念

人们对体育旅游消费的态度直接影响其参与体育旅游的行为。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其体育旅游消费意识较薄弱, 因而投入也非常有限。由于成都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 城镇居民收入比较高, 我们应从实际出发, 大力引导和带动人们参与体育旅游健身、体育旅游观赏等活力, 培养参与体育旅游的意识, 从而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 积极投入到体育旅游中去。

2. 建立和完善体育旅游政策法规体系及配套水平

成都市旅游市场多年来一直走着科学化的路子, 相继制定了许多有关符合本地实际的旅游法规等, 对成都市旅游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 就一些与体育旅游有关的法规并没有完全细化, 如体育旅游者的安全保障、人身保险和赔偿制度等等。由于体育旅游项目大多数具有挑战性, 同时也具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这方面的法规是否全面、完善, 直接影响和制约体育旅游者的消费趋向。由此可见,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体育旅游法规体系与体育旅游消费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

3. 培养高素质的体育旅游专业人才

高素质的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应具备广博的知识、综合的业务素质, 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 能够精通并指导旅游者参与体育旅游活动, 确保他们在体育旅游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能以自身的特点体现体育精神, 展现体育魅力。目前成都市为了适应旅游事业的发展, 省已有多所院校设立了旅游专业, 旅游人才较以前有了明显提高, 但对体育旅游人才的要求不同于传统旅游人才, 现在还没有一所院校设立体育旅游专业, 导致体育旅游人才严重缺乏。成都市应抓住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机遇, 大力培养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并建立专门的研究协调机构, 促进成都市体育旅游的飞跃发展。

4. 扩大体育旅游宣传的力度和广度

为使体育旅游更好的被人们所接受和推广, 应充分利用现代的传播媒体, 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宣传展览等形式, 挖掘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特色运动项目, 不断丰富体育旅游的内容, 满足体育旅游者的多元化需求。同时通过宣传能够使人们加深对体育旅游活动的进一步了解, 提高体育旅游的情趣, 媒体宣传将成为人们参与体育旅游的重要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1]柳伯力陶宇平:体育旅游导论[M].济南,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3

[2]李朝晖周清明:试论四川体育旅游业的发展[M].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5期

[3]杨红伟:四川体育旅游市场的优势分析及开发策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年第3期

[4]柳伯力等:四川省体育旅游业发展与问题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年第6期

成都居民 第8篇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两阶段分层抽样方式,按照经济发展状况,将成都市划分为城区、近郊、远郊三个圈层,在一、二、三圈层分别随机抽取2个区县,城区每个区随机抽取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郊县每个区/县分别抽取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两所乡镇卫生院作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专业人员组成调查组,制定健康档案管理调查问卷,现场填写完成。

1.3 指标定义

健康档案建档率定义为建立健康档案人数占辖区内常住居民人数的百分比。重性精神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建档率分别为登记在册的该病种确诊病人数占辖区该病种所有病人数的百分比。病人数通过最近一次流行病学调查获得的成都地区该病种患病率估算得到。健康档案合格率定义为个人基本信息、健康体检、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记录和其它医疗卫生服务记录填写合格的档案份数占档案总份数的百分比。健康档案使用率定义为最近1年内有相关服务记录动态记录的档案份数占档案总份数的百分比。

1.4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问卷制订完成后,分别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一所乡镇卫生院开展预调查,进行修改完善。调查问卷完成后由被调查单位签字确认,调查督导员对每天的调查问卷进行审核。

1.5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3.1 双遍录入并核对纠错。使用SAS 8.2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地区、人群健康档案管理情况,用卡方检验进行率的比较。

2 结果

2.1 机构概况

调查的16家机构中,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家,乡镇卫生院8所, 16家机构中2家为私立性质,14家为公立性质。调查机构基本情况见表1。

注:人口数为2009年底数据

2.2 健康档案建立情况

全市居民建档率35.8%,城区和远郊高于近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26696.9,P<0.01),城区电子档案率高于远郊,远郊高于近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839.0,P<0.01)。详见表2。

2.3 重点人群档案建立情况

城区高血压、糖尿病建档率高于郊县,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1272.9,P<0.01,χ2=1920.9,P<0.01),详见表3。

2.4 健康档案填写状况

73.5%的健康档案填写合格,居民基本信息100%填写合格,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记录信息填写合格率83.8%,健康相关生活方式信息填写合格率48.2%,健康体检信息填写合格率62.0%。城区和远郊的档案填写合格率(分别为77.3%、78.4%)高于近郊(6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97.4,P<0.01)。

2.5 健康档案利用情况

全市48.92%的档案在最近一年内有相关服务的动态记录,城区和近郊档案使用率(分别为78.79%、75.86%)高于远郊(24.8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78251.6,P<0.01)。

3 讨论

卫生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要求以0～36个月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人等人群为重点,遵循自愿与引导结合的原则,为辖区常住人口建立统一、规范的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档案主要内容包括居民基本信息、健康体检、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记录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记录等;要求掌握居民健康状况的变化情况,及时更新居民健康档案内容,并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2]。

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居民建档率为35.80%,各机构健康档案数量相差很大。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较早,人员、经费、技术力量相对雄厚,通过入户调查、门诊、义诊、体检等多种方式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档案数量逐渐积累增大,使用计算机对健康档案进行管理,大部分档案有动态更新记录,健康档案真正起到了为居民健康服务的作用。郊区乡镇卫生院相对发展较晚,远郊的乡镇卫生院近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大范围基线调查,短期建立了大量健康档案,但后期开展健康管理的人员、技术、绩效管理机制无法在短期内跟进,档案的利用率低。近郊乡镇卫生院健康档案建立工作进度相对缓慢,建档率较低。调查结果和其他地区调查结果相似[3]。

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对卫生服务的需求高,居家时间较多,可及性相对较高,并且他们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更容易受社区惠民政策的吸引,所以通常老年人的健康档案建立较其他人群容易。慢病病人在初期没有典型的症状、体征,如果病人不主动上门就诊,而辖区医疗机构缺乏开展大规模健康体检的经费,仅仅依靠义诊、询问调查,很难发现人群中散在的慢性病病人。全市慢病病人建档率不到30%,但调查中发现城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病人建档率达82.07%,糖尿病建档率达90.68%。就其原因:一方面它地处中心城区,老年人口比例较高;在运行模式上,该社区实行家庭医生团队,上午看门诊,下午深入居民院落,进行病人随访,缩短了与居民之间的距离,居民对他们服务的认同率高,满意度高;在管理机制上,中心实行绩效考核,抽查健康档案电话复核随访的真实性和患者满意度,考核结果与收入挂钩;另一方面,中心是社保定点的慢病特殊门诊医院,在社区就诊的高血压、糖尿病病人相关医疗费用,能按相关政策进行报销。有效的运行和管理模式和有力的保障条件是该社区慢病病人管理工作开展卓有成效的原因。成都市目前正在建立市级医疗信息平台,慢病患者在综合型大医院的就医信息将与社区慢病管理信息实行共享,且成都市目前建立有主要慢性病的发病报告监测体系,这些都是社区在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时可以利用的资源。

社区利用户籍人口信息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档案中居民基本信息填写完整。开展了对重点人的群随访,并将随访工作记录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因此健康管理记录信息填写较完整。但有部分临床医生不太重视健康相关危险因素的评估与控制,患者的吸烟、饮食、锻炼情况填写不完整,有些健康档案身高、体重、心率、血压等基本健康体检信息缺失。健康档案是为居民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重要载体,填写规范、信息准确的健康档案是提高健康管理服务质量的前提,病历书写质量缺陷是造成医疗纠纷的祸根,社区健康档案管理与病案质量管理具有相同意义,但目前社区健康档案还没有书写标准及评分标准[4]。

综上所述,建议在要求健康档案数量的同时,还要保证档案质量,尽快建立社区健康档案书写标准及评分标准。卫生行政部门在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进行绩效考核时,应增加对档案完整性和利用率的要求,保证健康档案及时更新,真正发挥为居民健康管理服务的作用。建议充分利用医疗信息平台和慢性病的发病报告监测体系,获得辖区确诊的慢病患者信息,主动为他们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提高慢性病的建档率和管理率。

摘要：目的:了解成都市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现状,为制定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成都市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8家乡镇卫生院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现状。结果:全市居民建档率35.8%,城区和远郊高于近郊;73.5%的健康档案填写合格,城区和远郊的档案填写合格率高于近郊;48.9%的档案在最近一年内有相关服务的动态记录,城区和近郊档案使用率高于远郊。结论:增加健康档案数量的同时,提高档案质量和利用率。

关键词：健康档案,管理,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健康档案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试行)[S].2009.

[2]卫生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S].2009.

[3]金玉雪.将家庭健康档案由“死档案”变成“活档案”的必要性和途径[J].中国全科医学,2006;9(7):600-601.

[4]肖穗春社区居民健康档案书写要求和评分标准建立的意义[J].中国病案2009,10(4):14,46.

成都居民 第9篇

生态住区, 最先是1961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适性”的基本理念。在我国, 年通过的《中国

世纪议程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对人类住区进行了全新定义;随后相继颁布了《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及技术导则》、《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等以生态角度出发的住区评判依据。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概念、规划方法、发展方向、评价体系与指标及专项研究 (特殊类型如草原生态住区、宜居城市生态住区等) ;但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研究相对较少。根据文献统计:对居民行为与生态住区的研究热潮并非同期, 造成这两个紧密相关的研究主题不能得到融合, 人文关怀和生态思想也未得以有机结合。特别在此前提下的评价体系近乎空缺, 由此促使作者进行了研究并完成本文。

2 基于居民需求的生态住区评价体系

2.1 居民需求与生态住区的相关研究

通过龚克、李纾一对居民行为和生态住区关系的研究[1]可知, 居民行为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公共环境, 但只有同时满足居民对室内及室外空间的需求, 才能有效促进居民自豪感和社区场所感的产生, 实现理想的生态住区。所以研究中需要考虑居民对住区的心理感知与体验, 应结合人类需求、环境心理学、社会学、居民行为特征等理论。因此在调查过程中样本筛选必须满足全面性 (受访居民为不同年龄段、职业、社会阶层等) 。

2.2 成都地区生态住区评价体系

参考生态住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结构示意[2]、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3]、宜居城市生态住区环境评价指标体系[4]以及《绿色住区评估与指标体系研究》[5], 通过因子分析法剔除68个因子中成都市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度极小的, 保留以下38个评价指标构建了包括目标层O、准则层A、对象层B、因素层C共四层的成都地区生态住区评价因子体系:生态住区;自然环境A1、技术物质A2、人文社会A3;环境安全B11、景观设计B12、建筑设计B21、综合设施B22、人文环境B31、住区生态管理B32;空气质量C111、噪声污染C112、饮水水质C113、废弃物处理技术C114、垃圾堆场及分类收集C115、居民主动回收意识C116、居住区微环境C121、绿化影观生态效果C122、住区绿地面积C123、住区水景面积C124、绿化与建筑和谐C125、绿化适应业主需求C126、绿化管理措施C127、室内环境C211、建筑密度C212、建筑保持C213、建筑节能设备C214、绿色建材C215、建筑结构节能设计C216、建筑施工节能C217、常规能源优化利用C218、可再生能源利用C219、给、排水系统设计C221、中水利用C222、节水器具与设施C223、交通枢纽设施C224、区域交通通畅度C225、市政基础设施C226、便民服务设施C227、文化交流中心C228、住区邻里氛围C311、住区荣誉及归属感C312、与周边地区融合关系C313、网络综合布线系统C321、住区规范的物业管理C322、完善的社区组织C323、节能专门机构C324、生态文明教C325。

根据层次分析模型, 依托本文研究目的, 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 由筛选出的居民对两两指标在“构建居民需求的生态住区”中影响程度的对比进行定性分析判断。综合调查结果, 对各层权重进行计算并检验一致性, 均满足CR=CI/RI<。合成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所得层次总排序结果也有满意的一致性。

指标权重显示居民尤为重视住区提供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其次是对对住区荣誉及归属感的重视, 证实此指标体系及权重值符合本研究要求及目的。

3 评价体系实证分析

成都博瑞都市花园项目位于青羊区青羊大道与光华大道交汇处, 占地面积250余亩, 小区绿化率达52%, 其环境景观设计于2002年获得“全国优秀社区环境精品展示活动”金奖。利用本文构建的评价体系对该项目进行重新判断以检验其可行性。

经过专家研究并依据成都地区生态住区评价指标打分标准[5]中对应指标分别进行定性、定量评价。其评价最终得分为: ( 即符合生态住区标准)

该体系下所得结果与此前以多以技术角度评价的结果相符合。证实该评价体系确实在生态住区评价上即符合居民需求又满足技术指标, 避免了评价结果和居民感受背道而驰的窘境。真正的生态住区是立足于居民需求的, 除了以生态技术为规划导则, 更以居民认可并参与建设为目标。而住区环境中充当“居民”角色的所有市民, 都有义务去深刻理解生态住区的涵义, 提出意见与建议, 这必将更有效的促进生态住区、生态城市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龚克、李纾一.浅谈居民行为下的生态住区规划[J].广西城镇建设, 2012, 5:65~68.

[2]田静, 姚建.生态住区及其指标体系研究[J].工业建筑, 2004, 34 (2) :10~12.

成都居民 第10篇

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成都市从2004年开始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并将其作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成都模式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探索。成都市城乡统筹在若干重点领域取得大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开始得到有效遏制。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种手段，成都逐步建立健全了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差距逐年缩小。2011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2.61∶1缩小到2.42∶1，成都在有效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2012年2月成都商报报道，2011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32元，增长14.9%，增速比上年加快3.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9895元，增长20.6%，增速比上年加快5.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从上年的2.54∶1缩小到2.42∶1，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据悉，201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成都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称，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后盾是“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成都经济，统计显示，2011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54.6亿元，比上年增长15.2%，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

蒲明利用成都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和《成都市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成都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研究表明：与全国的情况不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成都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改善了总体的收入差异。提出要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胡运禄研究和探讨了四川省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不断扩大的成因，并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的对策。饶晓辉在计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

二、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一）STR模型

非线性时间序列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的机制转换模型Markov转换模型、TAR模型以及STR模型。三者之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处理机制转换结构中的信息。其中Markov转换模型在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是由马尔科夫链决定的，但不能对机制转换的原因进行解释。决定机制转换的变量在TAR模型中是可以观测的，而机制转换的门限值却不可直接观测。Markov转换模型和TAR模型描述的运动方式不是平滑转移的，而是要求从一种状态迅速转换到另一种状态。与前两个模型不同，STR模型的转换变量是可测的，它刻画的经济时间系列 (被解释变量) 的动态变化过程是从一种状态缓慢或者平滑的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即回归系数是缓慢变化的。STR模型是对平滑自回归 (STAR) 模型的改进和推广。具体的STR模型一般表达式如下：

其中y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行为的成果，而解释变量xt (28) (1, x1t, (43) xpt) ' (28) (1, yt-1, (43) yt-k;z 1t, (43) zmt) ', 包括了ty直到k阶的滞后变量及m个其他解释变量，也可以只包括yt直到滞后值，转换函数G (, c;s t) 中的St也可以包含在tx之内，p (28) m (10) k;转换函数G (, c;s t) 是关于开关变量St的有界连续函数，G (, c;s t) [0, 1]，随着St的变化，G (, c;s t) 在0到1之间平滑的转换;斜率 (29) 0被称为平滑参数，反映的是“0”状态过渡到“1”状态的平滑性和转换速度的大小，c是阀值参数。

1993年Granger等根据转换函数G (, c;s t) 的不同形式，将STR模型大致分为两大类LSTR模型和ESTR模型。将转换函数表达式为Logistic函数的称为LSTR模型，而ESTR模型的转换函数为Exponential函数。

Logistic函数：

Exponential函数：

在LSTR模型中，转换函数G (, c;s t) 的开关变量St的单调上升函数。与LSTR模型相比，ESTR模型的不同体现在转换函数为偶函数形式，当开关变量在点c附近取值时，G (, c;s t) 关于点c对称，反映出了开关变量对目标变量的一种对称性。当G (, c;s t) 0时，模型的非线性部分逐渐消失，退化为线性模型。

（二）STR模型的建模步骤

STR模型的估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模型形式的确定、参数的估计。其中确定模型形式包括确定模型滞后阶数、线性检验和转换函数的选择。事实上STR模型的建模过程相当复杂，对于线性检验，Luukkonen、Saikkonen和Ter (5) a (5) svirta (1988) 提出了基于三阶泰勒展开式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求转换函数G (, c;s t) 围绕 (28) 0的3阶泰勒级数近似式。

对式 (4) 中的i, i (28) 0, 1, 2, 3，首先线性检验的原假设为：模型为线性模型，备择假设为STR模型，即H0:1 (28) 2 (28) 3 (28) 0, Luukkonen等人 (1988) 首先提出了构建服从卡方分布的LM统计检验，经过大量的随机模拟结果分析显示，在小样本情形下，该统计检验势明显比服从F分布的LM统计检验有所提高，具体步骤如下：

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形下，做ty对tx'的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RSS0;

利用残差对模型进行回归，将残差平方和记为RSS1;

LM统计量为：

当拒绝原假设时，则选择模型为STR模型，还需按如下顺序进行检验，进而确定出模型的转换函数形式。如拒绝H2的p值最小，则认为转换函数是Exponential函数，并判定模型为ESTR模型，否则模型为LSTR模型。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说明

本文研究的样本总量时间序列的时间跨度为1995-2011年，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四川统计年鉴、成都统计年鉴以及成都统计信息网。根据1978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并取了自然对数。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 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人均GDP是以实际GDP来除以当年的总人口得到的。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是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值作为衡量指标。

（二）变量的定义

本文用到的变量定义如下：

rgdp为人均GDP，用来表示经济增长，lgdp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做一次差分得到dgdp, ggdp为lgdp的二阶差分序列;ch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值，用来表示成都市的收入差距，lc为其所取的自然对数序列，dc、gc分别表示其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序列。

（三）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非线性检验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各个变量的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不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将出现“伪回归”现象。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下已达到平稳，而二阶差分将会出现过差分现象，因此可以认为一阶差分已经是平稳时间序列。

（四）滞后阶数的确定

通过对序列lc和lgdp做格兰因果检验，发现lgdp是lc的因，即存在lgdp到lc的单向因果关系。Sensier和Osborn (2002) 的做法是先将模型的最高滞后阶数设定为8，从t值最不显著的滞后阶数开始删除，根据AIC准则确定最后保留的滞后变量个数，本文的处理方法从最高阶开始，根据AIC和SC准则、各待估系数的p值和DW值来剔除，直到各项标准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最后确定滞后阶数为1。然后再取lc的1、2滞后项以及解释变量lgdp的0-2阶滞后项组成组合，以同样的准则选择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1, 0) ，即解释变量为lc (-1) 、lgdp。

（五）非线性检验

确定出线性部分后，接下来需要进行线性检验和选择开关变量。根据前面介绍STR模型的检验方法，对成都市收入差距和人均GDP的关系进行线性和非线性检验，并且在拒绝线性假设的情形下，进一步按照顺序H3、H2、H1进行检验，进而确定开关变量和转换函数的形式，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得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两个开关变量都选择了LSTR的模型设定方式，其中，开关变量为lgdp时，LSTR模型为内生的设定模式更优。因此本文的转换函数确定为逻辑平滑转换函数(LSTR模型)。

（六）模型的参数估计

确定了开关变量和转换函数的形式之后，还需对LST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基于网格搜索法，具体的结果见表2。

模型的最后结果如下：

四、结论

本文选用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衡量指标和经济增长水平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近年来发展的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具体应用于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的研究，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存在着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因果关系，并且采用非线性LSTR模型来表达成都市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成都市的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稳健性检验也表明，本文所估计的非线性模型具有良好的动态特征。在现实意义上，这一结论有助于人们了解成都市一些有关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背景，有助于政府了解这些政策的有效性。成都经济快速增长，为城乡居民增收打下基础。

摘要：城乡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至今仍未取得统一的认识, 本文选用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代表城乡收入差距衡量指标和经济增长水平, 将近年来发展的非线性STR模型具体应用于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成都市的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非对称的特征, 可用LSTR模型来表达。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STR模型

参考文献

[1]胡运禄.四川省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J].理论研究-商品与质量, 2011 (08) :217-218.

[2]饶晓辉.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ST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 2009 (03) :29-37.

[3]赖正源.基于STR模型的中国A股市场费雪效应检验[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