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资本研究论文范文

创业资本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帮助大学生成功创业, 并带动他人就业, 实行创业带动机制, 拉动就业率。与此同时, 社会各界将眼光转移向创业, 创业能够促进国家经济, 稳定社会安定, 解决民生问题。然而现阶段, 我国大学生创业比率很低, 占大学生基数的1%都不到, 远低于同期欧美国家的创业比例。现实情况是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成功率更低, 在政府相继出台了各项大学生创业鼓励政策、高职院校举办各项创业大赛的情况下, 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创业兴趣逐渐浓厚, 但是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的成长却不见成效。那么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它如何影响创业企业的成长, 以及如何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来提高创业企业的绩效, 这些问题成为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的重要难题, 也是政府、高职院校、和学生创业者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心理资本是人们潜存在内心的积极心理品质, 比如自信、乐观、坚强、勤奋、进取、豁达、宽容、感恩等。心理资本理论的创立者,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弗雷德路桑斯教授将其定义为:人类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状态。

显然, 心理资本的承载是人类个体, 而且必须符合状态类的特征, 是正面而积极的情绪和优势。大学生创业研究学者运用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创业者进行了系列研究, 包括:大学生创业现状、大学生创业意向、创业环境等等。但是高职院校学生创业绩效方面的研究甚少, 高职院校学生创业绩效是大学生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而目前心理资本的研究大多是心理资本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因而, 本文希望以心理资本作为理论依据, 深度剖析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各个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

二、研究问题

本文将从心理资本以及心理资本的4个子项维度自我效能感 (自信程度) 、希望、乐观和韧性这几个层面, 研究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资本是否会影响到其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主要提出以下4个问题:

(一) 自我效能感 (自信) 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程度如何

自信是个体对自己在特定的情境里能够激发动机, 调动认知资源并采取积极行动来完成某特定工作的信念或信心。其表现为:面对竞争和挑战信心十足, 并付出努力来获得成功。自信在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过程中能够激发自身的潜能和创造性, 对创业者来说影响巨大。因此, 本文针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自信与高职院校学生创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和证实。

(二) 希望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程度如何

希望是在成功动因与路径选择交叉产生的体验中所形成的积极动机状态。其表现为:对目标锲而不舍, 对未来充满希望。

希望决定了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者是否会继续经营自己的企业, 决定了企业能否健康成长。所以本文从希望角度对大学生成长绩效进行分析, 探究其影响。

(三) 乐观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程度如何

乐观是对未来预期的积极心理倾向和对成功所把持的乐观心态。其表现为:积极、热情、执着、豁达。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者的乐观能够促使企业往良好的方向发展。因此, 本文试图探索乐观与成长绩效是否存在相关性, 乐观对成长绩效有怎样的影响。

(四) 韧性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程度如何

韧性是在逆境、险情、危机和失败中恢复过来的适应性特征及其从积极、成功、挑战中超越自我的心理优势。其表现为: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 能够持之以恒, 迅速复原并实现自我超越, 以取得成功。韧性表明了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者对挫折的反应速度以及恢复程度。本文将验证韧性是否会对与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产生影响, 以及影响程度如何。

三、研究假设

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资本主要表现在对创业前景、创业难度的乐观程度, 对自身能力的肯定, 对未来成功情况的期望以及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恢复力等方面。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资本对创业企业的成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故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实证研究, 证明猜想的正确性。据此, 提出以下假设:

H1:心理资本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H1a: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H1b:希望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H1c:乐观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H1d:韧性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收集

通过在常州科教城高职院校创业园区展开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189份, 收回107份, 有效问卷85份, 问卷收回率为56.61%,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4.97%。

2. 样本特征

本文针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85个有效样本的专业、背景和公司成长等特征, 详细情况见表1、表2和表3。创业者的专业主要是理工科45.9%, 艺术设计类22.4%, 经管类18.8%, 其他总计占12.9%。由此可以大致了解:理工科和艺术生有较强的创业精神, 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创业者创业中互联网服务及软件业所占比例为31.8%, 其次为广告设计及文化创意业为23.5%, 排名第三的是高科技制造业, 所占比例为21.2%。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常州科教城高职院校创业园中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多为互联网服务及软件专业。创业者样本中的企业52.9%处于初创期, 36.5%的企业处于成长期, 10.6%大学生创业企业处于壮大期。这说明大学生创业企业能达到壮大期的企业不多, 企业成长绩效有待开发。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创业绩效主要包含持续经营、生存的能力和生存的维度以及利润的增长, 员工的增长率和市场份额。成长绩效主要通过利润增长、投资回报、员工增长以及市场份额进行衡量。本研究以创业绩效的成长为因变量, 探究心理资本对其产生的影响和影响程度。

2. 自变量

心理资本 (PC) :包括希望、自我效能感、乐观、积极归因、自我恢复力等积极的心理状态。而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心理资本4个最典型, 认可度最高的子维度, 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作为自变量, 探究其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是否存在事实的影响关系。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由表4可知, 各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均值、标准差。高职学生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希望变量均值, 而表现出的是较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成长绩效的均值不高, 标准差大于1, 体现出各个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二) 假设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H1和H1a、H1b、H1c和H1d, 本文将用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心理资本的4个维度 (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 分别与大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作了回归阐发, 分别以心理资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作为自变量, 成长绩效作为因变量, 我们可以得到心理资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与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线性回归分析, 发现增强高职学生的自变量对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来常州科教城高职院校学生创业园的85名学生创业者作为研究样本, 对心理资本及其4个子项与创业成长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验证, 获取了一些重要的结果。第一, 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大学生自我创业的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该结论突破了以往仅仅从经济、社会或人力资本的角度讨论企业成长绩效的旧思维, 开拓以心理资本影响企业成长绩效的新视野。第二, 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 研究发现乐观和自我效能感维度对大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甚至起到榜样带头作用, 创业者的乐观能够带领其他人走向成功。这样的结果对大学生创业企业的成长有比较重要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二) 实践启示

基于以上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认为政府和各高校应该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者心理资本, 增强大学生创业者的自信心和韧性, 进而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1.政府应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学生创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政府政策法规应该为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者提供相应的税收帮助、信用担保业务以及小数额零利润的优惠贷款等。从而激发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者的希望和热情, 增强创业者的信心, 培育和开发大学生的心理资本。

2.高职院校和政府应进一步开展创业知识、创业技能和心理资本的开发活动, 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加强对创业教育中心理资本的重视。本研究证明, 心理资本的各个维度对大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高职院校应当积极地在校园中开展创业竞赛, 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业心理资本。值得注意的是, 在开展创业教育的过程中, 不仅仅要传授学生创业者以具体的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 更要重视培育与开发学生创业者的心理资本和心理素质, 通过开设创业心理辅导的课程, 结合创业技巧, 以此来引导高职院校学生对失败做出积极的归因, 提高他们的自信与乐观。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研究, 构建了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与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模型, 对常州科教城内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情况进行了调查, 运用描述性统计以及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 就心理资本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高职院校,创业企业,心理资本,成长绩效

参考文献

[1] 于兴艳.积极心理学理念与方法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借鉴研究[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4) :70.

[2] 张红芳, 吴威, 杨畅宇.论心理资本的纬度与作用[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6) :52-56.

创业资本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过去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均衡线性的市场，而实际研究中市场呈现出复杂非线性的现象与规律。为补充有效市场理论的缺陷与解释分析市场问题，以非线性方式为基础的分形理论就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方法。本文以分形理论概念为切入点，分析分形理论在当下资本市场的各类应用，探讨其在研究中的意义。

关键词：分形理论；资本市场；有效市场；分形市场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人们认识的深入，传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已不能满足其对事物客观特性与规律的探求，比如过去对整体与部分的思考，人们只是认为部分组成整体，通过部分认识整体，但实际上局部也可以反映整体的某些特性，子系统没有有效特定的结构也不能组成整体，可见部分与整体之间也不是线性相加与作用的，这就需要人们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考虑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质。在资本市场的研究领域，分形理论正是非线性系统理论为研究市场特点与规律产生的新理论工具。

一、分形理论的概念阐述

传统几何学中分形是相对于整形而言，指具一个零碎的几何形状，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并且每一部分都是整体并以非整数维形式充填空间的特征形态。其具有不可切性、不连续性与不可微性的基本特征。分形理念最早由芒德勃罗（B.B.Mandelbrot）提出，用以描述不规则、随机复杂的几何特征。它并非是数学概念上的抽象产物，而是对于普遍存在的复杂几何形态的总括概述，应用于广大研究与实践领域。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是当今活跃应用在多个领域的新学科理论，也是非线性理论的重要学科分支，给人们认识与研究世界事物提供了新概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用分数维度的视角与数学方法分析与刻画被研究事物，以分形几何的数学原理描述事物的真实属性与状态，摆脱了过去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标度不变性与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两大核心，标度不变性指客观事物虽整体与局部虽各有不同。其特性体现事物中每一个部分都反映出整体的元素或特性，从而以局部来认识研究整体；自相似性则指事物某种结构或特性在不同的空间或时间尺度的角度看都是相似与整体一致的，这种相似性体现在无穷嵌套或统计上的自相似性。

分形理论的诞生给与了人们认识和研究世界事物新的理论与方法，深刻人们对于局部与整体的认识。分形理论的出现同时弥补了还原论的缺陷与不足，还原论对于事物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特别是局部转化为整体的过程认识过于机械与线性，分形理论在还原论的基础上进行突破，认为部分是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并构成了整体，它反映整体的特征与信息，给研究事物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非线性方法。

二、分形理论在当下资本市场研究中的作用

（一）在原有的传统有效市场理论上进行发展

对市场有效性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00年，源于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对股票收益率的研究，发现其波动的数学期望值总是为零并在股票收益上呈随机波动。1964年奥斯本提出的随机漫步理论，即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化类似于化学中的分子布朗运动，总是以无秩序不可预期的特性随机游走，该理论为有效市场假说铺垫了理论基础。于是在1970年尤金·法玛（EugeneFama）依据前人对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与自身的总结，推出《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证研究回顾》一书，正式确立了有效市场理论即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后文均简称为EMH）的概念与思想。对于有效市场，法玛认为是指在一个证劵市场中，已有的信息若能完全反映与体现在价格上，这样的市场就是有效市场。即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上的信息对未来的价值变动作出判断与行动，从而保证自身利益的市场。EMH实际上是研究证劵市场里价格与流动信息的关系與相应的反应速度。它认为市场中每个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是平等的，并且每个投资者都能依据所掌握信息进行及时合理的决策措施。即认为市场没有摩擦与交易成本、没有信息费用与获取难度、投资者均是理性一致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线性均衡的研究系统。

然而考虑到实际资本市场的复杂、信息不对称性、投资交易者数量众多且想法各异，它并不如假设中的有效市场那样均衡有序，而是呈现不可预测的随机波动即非线性。市场中对于信息的反应实质上并非以因果关系呈现，信息的分布具有狭峰态，因而价格的变动也相应具有狭峰态，人们总是以一种非线性信息反应方式决策应对，在信息水平到达某一临界值时就会对以往所有信息做出超越峰值的反应影响价格，这意味着价格的波动并不总是遵循因果关系做信息反应。用EMH研究资本市场的规律还有许多的缺陷与不足，因此使用非线性研究法的分形理论才能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的非线性波动与非均衡系统，分析并研究市场问题。

（二）是当下定量分析资本市场的新方式

基于EMH难以研究资本市场中无序随机的信息与价格波动，分形理论基于非线性理论系统，就研究资本市场整合出针对性的分形市场假说即Fractal Market Hypothesis（后文简称FMH），该假说认为市场是内在波动且非均衡的，但它同时又为投资者提供了充满稳定性与流动性的资本环境即分形市场。这一理论认同投资者对信息的评估判断是不同的，信息的传播也是速度不一的，价格不会总是反映市场所有信息，可能只是强调出投资者在意的某类讯息。因此市场会因此呈现相对稳定性与信息流动性的特征。它解释了资本市场许多复杂随机的现象与问题，给人们研究市场本质与特质带来了新的研究思想与途径。

该假说相比EMH将有效市场中的线性市场拓展为非线性的分形市场，更能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形与特性。前者研究的是市场中更普遍存在的非均衡、混沌、复杂的波动形态。它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于资本市场特征的认识，了解到以往市场理论中所没有提及的市场非线性结构、波动的非均衡性与收益相似性，为全面研究并定量分析资本市场的情形与问题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式。

（三）是当下资本市场调控和监管的依据

过去EMH的理论认为价格波动取决于随机游走的标准研究与验证，缺乏对复杂非线性市场本质波动的认识，而非线性系统理论及其FMH则为资本市场结构与价格的变动观察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FMH抛去线性市场的观点，将其看作一个复杂交互的非线性流动系统，市场中不同投资偏好的投资者同时存在，大量不同偏好的投资保证的是市场的稳定而不是收益的稳定，比如信息显示出短期投资不利则会造成价格下跌，相应地长期投资者就会乘机进购证劵压低成本，又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人们基于分形理论对市场的研究，可以了解市场运作并给自己带来收益。而对于市场监管者而言，以FMH对资本市场做一个非线性结构研究框架，将市场中该信息的反应、价格的波动等一系列问题在框架之下予以分析，深入了解投资者与市场的行为动向，基于此制定相应的市场政策与监管手段，有效调控价格波动，实现对资本市场的有序监管，保障市场稳定繁荣。

三、结语

人们对于世界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改进的过程，过去盛行的EMH已逐渐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资本市场的研究与分析需要，而分形理论与FMH考虑到了分形市场中不均衡随机的变动，以及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与对信息的非线性反映，为市场研究提供了崭新而深入的视角，帮助人们分析市场本质与变动，有效监管资本市场。（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史海峰，郭瑞红.分形市场理论及其在中国股票市场中的应用[J].海南金融，2013

[2] 刘广，宋光辉.分形：非线性科学理论、创新与实践[J].系统科学学报，2013

创业资本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中）摘要 文章采用2001-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Bootstrap修正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31个省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空间关联性进行验证，并使用空间收敛性测算方法对投资效率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01-2012年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呈现出“先大幅上升，后小幅下降”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是促进投资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显著，区域间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增强，极化效应逐渐减弱；人力资本投资初期效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医疗卫生水平、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收敛性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关键词 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空间自相关；空间收敛性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8

一、引言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经济、知识、科技和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再是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是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1-2]。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对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也与这种投入相对于产出的转化率息息相关，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强弱。近年来，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逐渐加大，2012年全国财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三项总投资达到了39311.30亿元，是2001年3340.59亿元的11.77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5.12%。那么在人力资本投入连年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是否有效率？效率如何？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演化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性？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在空间上是呈现收敛还是发散的变化趋势？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收敛性的因素有哪些？回答以上问题对明晰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演变历程，揭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收敛机制，促进区域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方面。曼昆（Mankiw）、卢默（Romer）、卢卡斯（Lucas）、梅森（Mason）的研究均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3-6]。赖明勇等人、郭俊贤和杨志海、连玉君、陈仲常和马红旗、李德煌和夏恩君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7-11]。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关注逐渐增多。在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测算方面，骆永民和常远使用传统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均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效率水平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递减[12-13]。在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变化趋势的分析方面，阚大学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1998-2009年中国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呈现小幅增长的态势，技术进步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作用远高于技术效率[14]。而白勇、马跃如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对2004-2009年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省区间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15]。陈晓迅、夏海勇基于卢卡斯外部效应模型对中国1997-2010年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水平正向相关[16]。

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但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现有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研究仍有以下几方面可供改进：一是现有文献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评价仍主要以传统的DEA模型或是Malmquist指数为主，鲜有学者将近年来逐步发展完善的各类改进方法引入到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测算中，以修正传统方法在效率测算方面产生的偏差。二是在考察投资效率的变化趋势时，现有研究均以地区间的效率值相互独立、不存在任何空间关联性为前提，缺乏对空间因素的考虑。三是现有文献仅以效率值的差异情况作为判别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地区差异变化趋势的依据，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空间收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2001-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使用Bootstrap修正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变化趋势进行测算，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空间关联性进行验证，在考虑空间因素的情况下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重新评估，以弥补过往研究的不足。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

（1）BootstrapMalmquist指数。传统Malmquist指数由法尔（Fre） 等提出[17]，其以面板数据为基础，能够对不同时期不同决策单元的效率程度及其分解项的变化情况进行测算，弥补了DEA模型不能测算多个时期效率值的缺陷（不同时期的前沿面不同，导致多时间点的DEA效率值不具有可比性）。斯玛尔（Simar）和威尔逊（Wilson）开发了BootstrapMalmquist指数方法并修正了传统Malmquist指数测算中产生的偏差[18]。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第一步，利用重复抽样原理，从样本M中抽取N个规模相同的朴素样本Mb（Mb=xi，yi|i=1，...，n；b=1，...，B）。第二步，利用平滑Bootstrap样本对初始样本的数据进行调整。第三步，利用调整之后的数据推测出生产可能集、凸锥和相应的产出距离函数。第四步，计算出决策单元的Malmquist指数的偏差、指数修正值和估计区间。为了提升效率测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择使用BootstrapMalmquist指数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测度。

（2）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由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两部分构成，它们均属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中度量现象或事物之间空间关联的程度的重要分析方法。全局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指数）是一种常用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度量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式（2）中，wij是空间权重，zi和zj是标准化的观测值，正的Ii表示一个高值被高值所包围或者是一个低值被低值所包围，Ii越大表明有相似变量值的空间单元在空间上呈现高高或是低低类型集聚；负的Ii表示一个低值被高值所包围或者是一个高值被低值所包围，Ii值越小表明不相似变量值的空间单元在空间上呈现低高或是高低类型集聚。本文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在全局层面或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性进行验证，同时也是对空间收敛性方法是否适用于本文研究进行初步检验。

（3）空间收敛性测算方法。空间β收敛性测算方法是将传统β收敛方法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相结合后，在考虑空间因素的情况下，对区域差异变化趋势进行测度的新方法。由于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收敛性进行测算，面板数据的空间β收敛性测算模型如下所示。

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LM）的β收敛的估计公式为：

式（3）-（5）中，i为地区数量（i=1，2，3，…，N），t为样本时间（t=1，2，3，…，T），δ为空间自回归系数，tfpchi，t和tfpchi，t-1分别表示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以2001年为基期）在第i个省区在第t时期和第t-1时期的观测值，xi，t为计算条件收敛时考虑的影响因素，θ为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当θ=0时，以上方程为绝对β收敛模型，当θ≠0时，以上方程为条件β收敛模型，β表示ln（tfpchi，t-1）的相应的系数，ui表示空间固定效应，λt则表示时间固定效应，wij是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一个元素，εit为误差项（εit～i.i.d（0，δ2）），φi，t表示空间自相关误差项，ρ表示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γ表示空间滞后自变量的系数。在验证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存在空间关联性的情况下，本文将使用空间绝对β收敛模型对投资效率的收敛性进行判断，并使用空间条件β收敛模型对收敛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变量选择

（1）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在投入指标方面，骆永民选择科技活动经费、教育经费作为人力资本投入变量[12]，白勇和马跃如从财政教育、医疗支出两方面定义人力资本投入[15]，常远、阚大学将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财政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投入三个部分[13-14]。在产出指标方面，以上学者多以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变量作为产出指标，但普遍存在产出指标不能完全与投入指标相对应的问题（如社会保障投入方面往往缺乏产出指标与之对应）。结合上述研究，本文将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教育投资、医疗卫生投资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投资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在2010年后取消了对职业介绍机构数量的统计，本文没有采用常远将人均拥有职业介绍机构数量独立作为衡量流动迁徙变量的方式。三个部分，并根据以上三类人力资本投入类型选择相应的产出指标 本文中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测算方式是，假定劳动力中文盲与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年、6年、9年、12年和16年，并通过对每100人所具有不同文化层次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投入和产出变量的选择及衡量方式如表1所示。

（2）收敛性影响因素的选择。由于目前鲜有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收敛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结合现有研究中对人力资本投资或人力资本增长影响因素的选择情况，将其带入到空间条件β收敛模型中，实证分析他们是否也是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收敛性的因素。张艳华、李亚群等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19-20]。梁赟玲、贾娜认为教育和城镇化是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尤其高等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最为突出[21]。陈浩和骆永民的研究证明财政医疗卫生投入是形成健康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22-23]。张国强等人、代谦和别朝霞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存在互动关系[24-25]。基于此，本文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水平5个因素引入到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条件β收敛模型中，以考察其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收敛性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式，影响因素的选择及衡量方式如表1所示。

3.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得性，本文选择2001-2012年作为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时间段，选择大陆31个省区作为分析单元。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3）、《中国劳动年鉴》（2002-2012）、国研网数据库和CNKI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为了剔除物价变动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90年为基期，采用GDP平减指数对财政教育投入、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和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换算。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10年中国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保人数数据统计口径变化，本文2010年后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保人数采用了新统计口径数据。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BootstrapMalmquist指数分析

将2001-2012年的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数据代入R 3.02软件中，计算出的BootstrapMalmqusit指数及其分解情况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以下特征。

（1）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呈现出“先大幅上升，后小幅下降”的变化趋势。2001-2009年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大幅上升，此间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年度全要素生产率（TFPCH）指数均显著高于1，累计增长了280.62%、288.08%、295.80%和264.32%；2009-2012年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小幅下降，此间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累积下降了18.74%、1.77%、25.67%和27.51%。但是，由于2001-2009年的大幅增长，在整个样本期内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幅度依然显著，分别增长了209.33%、281.26%、194.16%和164.09%。

（2）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效率在波动中无明显改善。2001-2012年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年均技术效率（EFFCH）指数分别为1.0045、1.0047、1.0032和1.0052，累积EFFCH指数分别为1.0508、1.0532、1.0358和1.0588，全国及三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均小于1%，累积增长率均小于6%，增长幅度均较小。从EFFCH指数的分年度变化趋势来看，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分年度EFFCH指数均在1上下小范围浮动，与TFPCH指数相似的是，在2001-2009年中，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效率在波动中累积增长了15.04%、7.14%、18.64%和20.31%，但在2009-2012年期间又分别累积下降了8.65%、1.70%、12.70%和11.99%，增减相抵后仅保留小幅的增长。由此可知，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技术效率在过去10年中并无显著提升，现阶段技术效率大体维持在期初水平。

（3）技术进步是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2001-2012年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年均技术进步（TECHCH）指数分别为1.1031、1.1241、1.0995和1.0866，累积TFPCH指数分别为2.9437、3.6199、2.8400和2.4943，技术进步的增长趋势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同，东部地区的增长最为明显，中、西部地区次之。从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来看，2001-2012年期间，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95.16%、94.95%、96.55%和94.45%，表明技术进步的改善是促成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

2.空间自相关分析

将2001-2012年31个省区的TFPCH指数代入到GEODA 1.5.32软件中，可以测算出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的全局自相关指数以及局域自相关分类情况，计算结果如表3、图1至图3所示。通过分析可知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在全局层面和局部地区均具有空间关联性特征并呈现出以下变化趋势。

（1）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全局空间负相关特征减弱，并逐步向空间正相关过渡。由表3可知，Global Moran指数在2001-2012年期间呈现出“先负后正”的变化趋势。其中，Moran指数在2001-2002年及2003-2005年两个时间段内为负值，在此期间Moran指数由-0.2282下降至-0.0825，显著程度明显下降，空间负相关特征逐步减弱；Moran指数在2002-2003年及2005-2012年期间均为正值，并在2002-2003年、2005-2006年和2010-2011年三个时间段内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空间正相关特征增强。由此可知，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由地区间相互竞争，高效率地区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吸引邻接低效率地区人力资本，进一步拉大效率区域差异的状态，转化为高效率地区通过正向辐射、区域合作带领邻接地区的效率增长的现状。但是从Moran指数的显著性来看，这种正向的扩散作用力度有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高高类型地区向西北方向转移。由图1至图3可知，高高类型地区在2001-2002年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海南、安徽及宁夏5省，其中上海、江苏、安徽空间上相互邻接，并且凭借自身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水平和教育医疗水平构成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热点区域，海南和宁夏则分别受到来自广东、广西和甘肃的正向带动和辐射作用；2006-2007年，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增长极向南移动至浙江、福建和广东，新疆成为西部地区的新的高高类型地区；到2011-2012期间，由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大幅增长，新疆、西藏和青海形成了西北方向的高效率增长聚集区域，重庆成为西南方向的效率增长极，位于中部地区的黑龙江凭借辽宁和吉林的正向带动作用新晋为东北方向的热点地区，东部地区的高高类型地区数量减少至北京和上海2市。

（3）高低类型地区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由图1至图3可知，2001-2002年，高低类型地区分别分布在浙江、北京和广东3个东部省区，以及西藏、贵州、广西、甘肃等西部省区；2006-2007年，由于浙江和广东跃升至高高类型，贵州和甘肃下降至低低类型，高低类型地区减少至西藏、山东、河南、北京和广西5省区；2011-2012年，随着位于西北方向的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大幅提升，高低类型地区向东部集中，浙江、山东、辽宁、天津、江苏和广东等东部省区占到高低类型地区总量的60%之多。高低类型地区向东部集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并未对邻接低值省区形成有力的辐射带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中部地区自身的效率增长缓慢，未能与东部邻接地区构成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热点区域。

（4）低高类型地区数量减少，但仍以西部省区为主。由图1至图3可知，2001-2002年，云南、新疆、四川、陕西和青海5个西部省区的低高类型特征显著，并占到所有低高类型地区数量的一半之多，隶属于中部地区的江西和湖南以及属于东部地区的山东、天津和福建也因其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幅度落后于邻接地区从而显现出低高类型特征；2006-2007年，低高类型地区中东部省区数量占比上升，海南、安徽、上海和江苏因其效率增长放缓而由高高类型跌落至低高类型，新疆和福建跃升至高高类型地区，而陕西和湖南所属类别进一步下降至低低类型；2011-2012年，低高类型地区数量大幅减少至陕西、内蒙古、甘肃、福建和安徽5省区，西部省区仍占到总数的71.43%。低高类型地区数量在2007年以后的减少与全局Moran指数的变化相符，由于地区间的人才交流合作机制的加强，地区间的人力资本投资由竞争走向合作，对低效率地区形成了正向扩散。

（5）低低类型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并向西南方向扩张。由图1至图3可知，在2001-2002年期间，中国有9个省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呈现出低低类型特征，其中山西、吉林、湖北、黑龙江、河南5省区属于中部地区，辽宁和河北属于东部地区，内蒙古和重庆属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低低类型特征最为明显；2006-2007年，低低类型的数量上升至13个省区，数量的增长主要源于陕西、宁夏、贵州、甘肃等西部省区的加入；至2011-2012年，低低类型地区数量重新回归9个省区，其中山西、江西、湖南和河南4个中部省区仍占到近一半的比例，同时云南、贵州和广西等西南省区的低低类型特征逐步凸显。从低低类型地区的变化可知，中国仍有相当数量的中、西部省区处于人力资本投资低效率增长困境，该类地区自身及邻接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改善步伐缓慢，缺乏高效率增长地区的正向带动。

3.空间收敛性分析

（1）模型设定检验。本文根据艾豪斯特（Elhorst）提出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估计与检验框架对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面板模型设定进行检验[26]。由表4可知，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模型均通过了Moran检验，说明空间因素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在收敛性回归模型中如果不考虑空间因素将会造成变量缺失从而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绝对β收敛模型的Hausman检验和LR检验结果表明其同时存在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LM检验结果表明SEM模型更适合于绝对β收敛模型的估计。条件β收敛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其存在随机效应，LM检验结果显示SLM更适合于条件β收敛模型的估计。勒沙杰（LeSage）和佩斯（Pace）的研究表明，目前的空间数据集包含足够多的观察值支撑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尤其在存在遗漏和纳入变量相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7]。基于此，本文也引入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估计。

（2）绝对β收敛性分析。由表5中绝对β收敛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可知，ln（TFPCH）在SEM模型中β的系数估计值为-0.237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考虑误差项空间依赖性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初期效率较低的地区拥有更高的增长速度，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绝对β收敛特征显著，投资效率的区域差异趋于减小。同时，根据勒沙杰和佩斯的研究结论[27]，本文将SDM模型引入到绝对β收敛的考察中，SDM模型中系数估计值β为-0.2517，同样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印证了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存在绝对β收敛的结论。W*ln（tfpchi，t-1）和δ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905和0.2263，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初期效率较高的地区容易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的效率增长，同时效率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同样对邻接地区有正向的辐射作用，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绝对β收敛存在的情况下，东部地区依然凭借拥有较高的初始投资效率而获得大幅度的效率增长。

（3）条件β收敛性分析。由表5中条件β收敛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可知，ln（TFPCH）在SLM模型中β的系数估计值为-0.0702，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较于绝对β收敛中的估计值而言，收敛的速度大幅下降。lnAGDP、Urbanization、lnHospital和δ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1346、-0.0036、-0.0414和0.6590并通过了5%及其以上的显著性检验，Industry和lnUniversity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仍然呈现出条件β收敛的特征，效率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对其邻接地区的效率增长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地区经济发展与效率增长速度正相关，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速度越快（越慢）。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程度的扩大（缩小）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走向发散（收敛）；而地区城镇化、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与效率增长速度负相关，城镇化和医疗卫生越高（越低）的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速度越慢（越快），城镇化的推进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有利于促成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走向收敛。

由于SLM模型仅考虑到了因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条件β收敛模型中各影响因素是否对邻接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也引入了SDM模型对条件β收敛模型进行估计。由SDM模型可知，β的系数估计值为-0.1129，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收敛速度和显著程度均有提升，说明条件β收敛模型中引入的影响因素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快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收敛速度。lnAGDP、Urbanization、Industry和δ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1400、-0.0036、-0.0026和0.6610，均通过了5%及其以上的显著性检验， lnUniversity和lnHospital的影响不显著。与SLM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SDM模型中Industry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而lnHospital的负向作用显著程度有所下降。W*ln（tfpchi，t-1）和W*Industry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972和0.0043，均通过了10%及其以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初期效率水平以及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地区容易对邻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形成正向扩散和辐射作用。W*lnAGDP、W*Urbanization、W*lnUniversity和W*lnHospital的系数估计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Bootstrap Malmquist指数方法、空间自相关以及空间收敛性测算方法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收敛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效率的变化趋势来看，2001-2012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呈现出“先大幅上升，后小幅下降”的变化趋势，东部地区效率增长优于中、西部地区，且技术进步是促进投资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②从空间关联性来看，东部地区的高低类型特征增强，中部地区的低低类型特征稳固，新疆、西藏和青海形成了西北方向的高效率增长聚集区域，云南、贵州和广西等西南省区的低低类型特征逐步凸显，区域间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增强，极化效应逐渐减弱。③从空间收敛性来看，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④从空间收敛性的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程度的扩大（缩小）令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走向发散（收敛），城镇化的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有利于促成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走向收敛；人力资本投资初期效率水平以及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地区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的投资效率增长。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①在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发挥高规模效率优势的同时，应重点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管理水平，完善投入经费监督管理机制，促进技术效率改善。②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长的动力源泉，应继续引入先进人力资本培养方式及经验以提升技术进步水平，扭转近期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下降趋势。③加快改善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低低类型困境，加强区域人力资本培养合作与交流，搭建东部地区的优秀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桥梁，提升高投资效率地区对邻接地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以经济发展带动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提升，通过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和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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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资本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利率作为国家货币政策传导体系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中介目标，影响着我国国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的实现，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也会对资本市场的完善产生影响，引导银行业规避由于利率市场化而产生的系统风险，不得不研发更多金融衍生品，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市场 利率市场化 资源配置

一、当前资本市场现状与利率市场化进程

（一）当前资本市场现状与问题。事物就其本质而言均具有连续性，很多都可以运用数学函数表达或近似的表达出来。但真实处理日常事物时却很难用连续化的手段来进行操作，资本市场也是一样。从理论上来说，具有连续性的资本市场应具有完备的期限、风险、收益等条件下的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但在现实中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内在的要求是资本市场应具有多层次的特性。资本市场的多层次性可以从多方面来衡量，较为常见的是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以及资本市场本身来考察。

从需求方来看，我国具有国有、民营、外企、合资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对于融资的需求存在差异。比如国企，由于其国有的性质，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认为其具有较好的信用，也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相对规模较小，信用等级低于国企，特别是小微型民营企业更是难以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从这个方面来看，需求方类型各异，需求也就各异，因此需要多层次的融资渠道。

从供给方来看，投资者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其中机构投资者又可以分为QFII、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社保基金等各种机构。他们对于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投资期限、收益率、流动性等都具有不同期望，从而产生了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的多维度需求。

从资本市场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自90年代初建立以来，已经过20多年的规模扩张。多元化、多层次以及多维度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条主线。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在多维度、多元化、多层次上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反观债券市场却相对单薄，流动性不足是其一大表现。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也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这样的资本市场是无法满足各种投资主体的需求的。其中导致资本市场发展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利率的行政化，由此造成债券市场中各类债券定价扭曲，同时间接融资成本较低挤兑直接融资，大大增加了企业融资难度。并且由于利率固定，各类金融机构并没有产生规避利率风险的需要，导致金融衍生品研发滞后。因此我国若想真正实现资本市场完善发展，发挥其资源配置以及资源再分配的作用，就必须实现利率市场化。

（二）利率市场化进程。从理论上讲，利率市场化源于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早在1974年麦金农和肖的研究理论就指出管制利率会束缚投融资规模，制约经济增长，建议放松或放弃利率管制，通过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市场定价引导资金配置，提高全社会的投资效率。我国渐进式利率改革模式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多元化发展方面皆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利率市场化程度。斯蒂格利茨和赫尔曼（1996）引入信息经济学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强调一定的政府干预可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适当的利率管制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过度则会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实践方面，1996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期望在银行间形成利率的市场调节机制。1996年6月1日央行真正放开银行间利率管制，实现利率银行间的市场调节机制。同年，证券交易所开始通过路演询价和利率招标的形式进行国债发行的利率市场化尝试。1997年央行建立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实现了银行间债券自由流动，利率由银行间市场决定。1998年国开行也成功发行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2004年经过调整，央行开始取消贷款利率上限，贷款利率最多下浮至基准利率的0.9倍。2013年7月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全面取消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限制，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贷款利率水平，实现了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当前仍未实现市场化的是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

二、利率市场化促进资本市场的完善

（一）利率市场化为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提供保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信息，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7.29万亿元，其中直接融资总额为2.02万亿元，占11.68%，间接融资总额为15.27万亿元，占88.32%。与此同时，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G20国家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融资比重却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主要集中于65%—75%之间。而美国的直接融资比重更是远远高于我国，超过了80%。与各国相比，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相对较低，究其原因，是利率市场化的不完善、利率行政化干预严重所导致的，企业在进行外源债权融资的过程中会首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债而非通过资本市场直接向相关投资人进行融资，实现利率市场化对改善企业的融资偏好至关重要。当前实体企业债权融资主要来源是银行的间接融资，借助于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的货币成本，一定程度上会将货币成本转嫁给实体企业，推高其融资成本，引导其转向债权、股权等直接融资手段。给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公平竞争的机会，通过市场作用改善企业融资结构，从而使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手段与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手段和谐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利率市场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定价机制确定不同期限的无风险利率（由于可以认为国债的抵押资产为全国人民的税收收入，有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对其进行支撑，因此可将国债利率视为相应期限的无风险利率），为企业发行公司债定下利率基准，从而理顺资金成本，引导资金合理流向，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使公司债券的发行更具合理性。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股票、债券及其他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以供求关系和风险水平为基础进行定价。在证券市场上，资金逐利性决定其将流向收益率更高的区域，高投资、高回报资金市场需求较大，推高了证券价格，从而保证了证券均衡价格的实现。

（三）利率市场化推进金融创新。利率市场化会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贷差降低，使其失去这种无风险获利的机会。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只能自谋出路，研究创造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各类金融衍生品。利率市场化推进了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产品的创新，满足投资者对于不同风险偏好、不同投资期限以及不同流动性的需求，克服金融产品因同质化引发的“利率大战”以及资金非理性流动所造成的市场波动。在逐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汇率与世界各国汇率联系越来越紧密，可能会由于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利率产生剧烈变化，从而加大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此时就有对研发更多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需要。例如：国债期货、利率期权、金融互换合约、利率掉期合约等衍生工具的研发。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形成对这些套期保值的金融资产的需求也在无形中满足了资本市场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内在需求，增加了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四）利率市场化增加债券市场流动性。投资者认为，购买债券是因为债券的低风险、低收益性，他们将债券看作一种具有稳定收益的金融资产。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公司债券的收益率可能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而变化，也可能随着企业经营状况而变化，其波动幅度远远高于从前。有波动，就有短期套利的机会，自然会增加投资者对债券的兴趣。同时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包括共同基金、社保基金等购买大量国债以及一定信用级别以上的企业债，他们通过回购的手段，盘活这些存量资产，从而增强了债券的流动性。利率市场化可以推动债券市场多元化发展，在利率未实现市场化之前，由于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导致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成本过低，使股票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景象，并且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导致贷款利率较低，扭曲了债券市场上各个种类企业债的收益率。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市场化的无风险利率基础上加上一定百分比，就可以确定各类不同信用级别的债券收益率，有效抑制了以上不良状况，真正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利率市场化对资本市场带来的挑战

（一）冲击资本市场，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才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各个方面还很不完备。其中股票市场发展最好，债券市场（特别是交易所上市债券）发展程度远远低于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更是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而利率实质上就是对金融产品的一种定价机制，这种定价包含基准利率的变动，风险释放的定价，还有金融产品设计时的定价。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可以对风险进行议价，风险定价机制对于投资者衡量自己的投资决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旦引入利率市场化，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导致利率上下波动变大，甚至可能出现利率被某些投资者操纵的现象，由于利率在风险定价中起到重要作用，可能导致系统风险增大从而产生资本市场的动荡。

（二）助长资本市场投机。由于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实体经济的利润有限、成本较高、生产周期偏长，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滑。在当前实体经济利润率回报偏低的情况下，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大量的资本从实体经济出逃，涌入资本市场，部分实体经济部门逐步缩小规模，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收益高、资金回流快、风险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资金配置和资本增值。同时，利率市场化加速了“金融脱媒”，在高投资回报预期下，原本投向产业经济的金融资本反而流向高风险、高收益的资本市场，过度杠杆化、过度衍生、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过度自我膨胀等问题导致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超越实体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的积累，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受到冲击，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

（三）增加传统商业银行风险。由于传统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存贷款利差，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会增大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利率市场化加大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很多，比如宏观经济形势、本国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关行业的经营状况、央行执行宽松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等都会对利率的波动造成较大影响。过度依赖存贷款利差的传统商业银行抵抗利率风险能力较弱，并且由于其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单一，表外业务不发达，利率市场化势必会增加其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二是当信贷利率放开之后，会进一步加快“金融脱媒”的产生，从而进一步压缩传统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由于传统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收益得不到保证并面临萎缩的风险，可能会导致股票市场的下跌以及投资者对未来实体经济的悲观情绪。第三，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是国有企业独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再者由于当前大型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其治理状况较差、行政干预严重，从而导致其存在较多的不良资产，随着利率市场化，其存量不良资产的价值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动，从而使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显现化，增加银行业的信用风险。

四、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从形式上看，当前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只有存款利率上限。但这个所谓的利率市场化仅仅只是政府管制意义上的市场化，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竞争性的能为金融资产定价的市场利率，有待于金融机构的竞争，也有待于风险管理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一旦在资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中间形成一个统一的无风险利率曲线（这个无风险利率曲线由不同年限的国债利率决定），通过这个曲线，不管是资本市场、信贷市场抑或是货币市场，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会更高，资本成本也将降低，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金融市场和实体市场的发展。但现在来看这样的曲线并没有形成，中间还缺乏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因此看似只剩下最后一步的利率市场化要想真正形成市场化的利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从政府角度来看，依然要加强监管。既是对原先信贷市场的监管，也是对资本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当前我国企业IPO制度由审核制转为注册制，虽然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降低，更利于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但同时也会产生更多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的企业。因此证监会的监管力度不能放松，反而应该更为严格。纵观世界上进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当刚刚放开利率的时候，均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为保证转变的顺利进行，一是必须建立一套适宜而谨慎的管理制度，制定高质量的监管标准，针对监管状况，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应该通力合作展开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配合的检查制度。二是针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严格要求其整改，真正将监管标准落到实处。不能让高质量的监管标准流于形式，而应该保证其实施质量。三是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不能一刀切，应该按照行业特征实施不同的控制措施，从而保证监管的灵活性与严格性。

其次，从资本市场来看，深化资本市场结构的改革刻不容缓。当前资本市场的发展很不均衡，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影响巨大，优化资本市场内部结构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环。一是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发展壮大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市场自行甄别项目风险的能力，密切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提高资本市场使用效率，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二是发展多元资本市场。积极稳妥推进资本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的安全稳定性发展。同时也要加大对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资金、精力投入，设计多种金融产品，使其能够涵盖所有资本市场，覆盖各个风险层次。三是完善配套改革措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完善交易机制的创新与交易场所的完善，培育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使资金价格与资本市场其他要素价格的改革进程互相协调。

再次，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应该注重提高广大投资者的素质。就美国等资本市场发育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但反观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层次化程度不明显，并且存在大量没有基本投资知识的个人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视资本市场的风险，盲目投资会给自己带来投资损失，同时也会扰乱资本市场的定价能力。因此提高广大投资者的素质刻不容缓，可以从投资风险、投资收益、投资期限等方面提高个人投资者的决策水平。

最后，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措施与公司治理机制。优化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来可以使股权结构更加合理，二来可以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一部分有毒抵押资产，轻装上阵，从而保证银行类企业在利率市场化下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五、国外利率市场化对我国的启示

（一）宏观环境稳定与货币政策适当为利率改革提供基础。麦金农教授在《经济自由化的次序》一书中提到，只有在保证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相应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从发展中国家情况来看，也是一样的结果。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多会出现不良反应。例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实施改革，结果引发超高利率、外资流入、通货膨胀等，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因此面对当前的形势，我国政府在进行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必须要注意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与财政状况是否健康与稳定。

（二）企业改制确保利率改革的成效。利率市场化的实现表现为利率真正由市场决定，这样的利率才可为金融衍生品、公司债等各类金融资产进行有效定价，增加其流动性。但如果不进行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始终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优势地位，行政色彩浓厚，不易对利率的市场信号做出反应。此外国有企业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国企领导层倾向于建立企业王国，因此对资金需求畸高，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为确保利率改革成效，必须同时推进国企改革，使国企、民企处于同等的地位。从新西兰的成功经验来看，也是在利率改革的同时，出台一系列的国企改革方案，从而保证利率市场化的成功。

（三）资本市场完善程度与利率市场化的相关性很高。就目前已经成功实施利率市场化的国家来看，几乎都具有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甚至许多国家的金融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交织在一起，两者相互推动和促进。从一些国家的成败得失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资本市场的层次与厚度的重要性，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化、多维度化、多元化发展对利率市场化的实现也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S

参考文献：

[1]周小川.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特性[J].经济导刊，2012，（7）.

[2]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经济导刊，1997，（5）.

[4]王国松.中国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J].经济研究，2001，（6）.

[5]龚浩成，戴国强.2000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6]蔡逸仙.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13，（1）.

[7]田晓丽，王静.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比较与借鉴[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

[8]柏凌菁.我国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财务策略[J].商业会计，2007，（09）.

作者简介：

谢志华，男，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会计、财务管理、投资管理、审计理论等问题的研究。

董昊明，男，北京工商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

创业资本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国外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对我国风险资本市场发展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以现阶段国外各国典型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为基础，分析国外风险资本市场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构成的启示，以此明确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国外 风险资本市场 发展模式 启示

深入分析各国的风险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并且结合其中所含重要意义的特征，为我国培育和发展具备中国特色风险资本市场体系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支持和理论依据，保障风险资本市场与创新产品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以此提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这对我国实际发展而言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一、风险资本市场的概念和功能

（一）风险资本市场概述

风险资本市场是一个与一般资本市场相对应的概念，是资本市场中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子市场。一般资本市场是政府和较为成熟的大中型企業筹集长期资本的市场，而风险资本市场则是处于成长期的新生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份融资的市场。

风险资本市场，其不但可以解决传统意义上金融系统带来的资本问题，也可以解决高科技中小企业出现的创新源泉的融资问题，这样对新兴产业、金融市场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1]。

（二）风险资本市场的功能

从市场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来区分，风险资本市场可以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部分。

风险资本市场中的一级市场包括了私人风险投资和风险资本两部分。它的功能是通过私募筹集资金，孵化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上市标准。

经过风险资本培育到一定程度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这一市场上进一步成长，然后退出风险资本市场而进入一般的二级股票市场。二级市场的功能是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机制，并使企业在公众市场上筹集资金进一步成长。

风险资本市场，从整体来看，还有以下几大功能：

（1）资源配置：风险资本市场是一种新兴的资本市场形态，其本身也是一个要素市场，因而同样具有资本配置的基础功能。

（2）提供甄别：在传统的资本市场中，管理型企业家才能可以得到较好的甄别，而创业型的企业家才能却缺乏必要的显示信号不易被甄别。风险资本市场的存在则为这些具有创业型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提供了自我甄别的机会，他们通过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是管理别人的企业来实现创业型企业家才能。

（3）企业试验：企业的社会试验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自由创业制度，二是自由创业的金融支持。一个国家的企业制度以及创业文化所决定一个既定的自由创业制度，风险资本市场的存在与否则对企业的社会试验能否进入良性的循环起着关键的作用。风险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社会试验的支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资本的可获得性以激励社会试验活动的发生（社会试验的充分性）；二是通过关系型投资人的风险鉴别加快了市场选择的过程并且提高选择的准确性（社会试验的有效性）。

（4）首次上市：风险资本市场则为企业提供广义的Pre-IPO制度，广义的Pre-IPO制度着眼于再造企业经营机制和构筑其未来发展的内外环境，使得企业获得外部权益资本的时间大大提前，这种附带增值服务的融资伴随企业经历初创期、扩张期，然后由投资银行接手进入狭义的Pre-IPO，通过上述生产优质企业的“流水线”，质劣的企业被淘汰，保留下来的企业逐步而稳固地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积累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成为合格的公众公司。这对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降低公开市场的风险乃至经济的增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扩大市场：风险资本市场是传统资本市场衍生出来的新兴资本市场，它与传统资本市场共同构成了整个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由于风险资本市场的产生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资本市场有效边界的扩大，从而使投资者的效用增加，并使具有高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得到满足。风险资本市场的存在深化了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丰富了资本市场的金融品种，使得投资者的效用水平得到提高，最终表现为资本市场融通资金范围和深度的改善。

二、国外出众风险资本市场发展形式

（一）美国

其主要是将证券市场定为中心模型的象征者，其也拥有了非常大的发展范围，相应的功能也非常的多，其中就有私人风险投资、股票市场、风险资本等内容全面的风险资本市场系统。在现实发展中，银行参与产生的影响力较低，而不开放性基金、风险资本等都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内容。在实际发展中，有限合作制度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其存在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特点，也就是所有权过于散乱，风险资本企业存在自主、高效的自主管理权利，以此可以不断优化市场各项资源，带来更多激励内容[2]。

美国在实际发展中，结合证券市场发展提出了相关风险资本发展内容。在1915年美国构建了NASDAQ交易市场，其中主要是为新兴企业的上市筹集资金和风险资本带来更多的发展方向，由于这一阶段的市场改变速度非常迅速、管理结构过于丰富，促使市场中存在的交易也非常的灵活，其中充满了竞争和机遇，同时实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现阶段已经成为美国第一个证券交易场所，同时也是现阶段整个世界最大的风险资本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这一阶段集中了非常有效而优越的资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提升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其培育了非常多的优质、现代化企业，如微软等，现阶段这一形式已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依据。

（二）日本

其具备的风险投资市场主要是结合银行行为中心形式进行，促使各个银行在风险资本市场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在市场发展形式中，银行主要是结合直接或是间接的形式获取新兴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权利，新兴科技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分散特点，如所有权的集中性、管理人员的独立性等，都会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降低市场的监管水平，致使企业发展存在漏洞。

日本在实际发展中的风险投资大部分是根据银行和保险企业实施的，其提出的风险投资补贴就是如此，融入到风险投资产业的企业是为了更好保障其母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进步。银行在风险投资企业的资本整体数额中占据了整体行业的百分之七十五，由此日本的风险投资需要以贷款的形式实施，退休基金不再风险投资当中，也不存再私人风险投资市场。在实施风险投资工作的过程中，由于以往银行具备一定的偏向性选择，这样导致日本风险投资难以进入到研究和创新工作中，致使新兴技术产业更多的是在优质产业的后期或者是中期阶段构成影响，最终导致日本区域的风险投资企业的倒闭数量也在不断提升，风险投资实施战略方案的调节[3]。

（三）以色列

这一国家将政府作为基础形式，在实际发展中，因为受到国家的支持和指导，确保以色列国家推广的风险投资工作有一定的效益，尤其是结合政府股权投资混合资本，促使更多的海外投资资金进入到国内民间资本当中。在国内风险投资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政府股权可以结合出售的形式转变成民间形式的私有化，而政府可以在其中逐渐隐退，以色列依据多样化的的合作促使政府提出的股权投资方案得以全面推广，确保国内风险投资工作的发展。除此之外，以色列政府还提出了与各个方面工作相配的风险资本项目，如小企业担保方案等内容，以此在实际发展中逐渐优化国家风险资本系统[4]。

三、研究我国中小企业风险资本市场

（一）明确我国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形式

结合对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经典风险资本市场发展形式的研究和分析可知，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形式，在投资资源配置、风险文化影响、专业工作者操作等内容中，这两种形式都存在着不可比拟的特点。而这两个内容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受到多样化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是存在引导作用的。由此可知，我国在实际推广中小企业风险资本市场阶段，要以证券市场为根本，引用政府宏观调节为基础和以银行大量资金储备为资金源头等内容，为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基础[5]。

（二）我国发展中小企业风险资本市场的构建

其中主要构建举措应有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展现政府在中小企业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通过实际发展经验分析可知，全面发展的证券交易市场是不存在长期生存能力的，国家需要对现阶段拥有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此提出全面的管理制度和要求，确保风险投资工作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效益，同时也要保障政府提出的制度满足社会需求和法律要求。

第二，拓展资金来源。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获取方向过于单一，需要各级政府为风险资本的发展提供一个完善的投资氛围，这样有助于我国在实际发展中构建一个以民间资本为根本的多样化风险资本融资机制，注重结合风险投资企业，且依据招股、推广债券等内容，不断吸收社会发展中的资金，为国外的风险投资提供有效依据，从而增加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资金获取方向。

第三，构建全面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退出是风险投资达到投资效益的最终目标，退出方向的不通畅也会导致风险资本的投资出现问题。

第四，提出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在实际发展中，中小企业资本市场风险管理系统中存在政府监管、行业自主管理、市场监督等方面的工作。

第五，提出优质而整体化的中介服务系统。在实际发展中，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包含的机构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结构，另一方面是指机构投资人员。随着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推广和发展，我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有效的金融服务投资银行，这样有助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更为优质的服务，如低成本支出、直接融资以及重组等内容的交易形式，以此将市场能力定位发展根本，指导中小企业结合实际发展需求不断创新自身的培训系统，确保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可以平稳发展[6]。

四、国外风险资本市场发展形式对我国产生的启示

（一）全面建设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是国外大部分国家一直坚持的目标

全世界的创业板市场数量在实际发展中只是增加，并不减少，而实际中小企业市场也在不断的优化和创新。例如，在二十一世纪初级阶段，丹麦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在自身的主板设计中，提出了另一个中小盘股市场，瑞典创业板市场正式获得批准构建了股票交易所，同样过了不久在新西兰创业板市场中正式工作，之后日本佳斯达克晋升为证券交易所，并且推动东京与大阪区域证券交易所的两大市场价建设强度。现阶段，在全球范围内，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已经达到了四十多家，位于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等各个区域。

（二）全球范围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约束，展现出新的发展形式

其中具体展现为全球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数据提升的非常快，投资人员也自主参与其中，促使市场交投数量逐渐提升。直到现阶段，英国AIM市场指数同期上涨了百分之百，市场交易信息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三）全球创业板市场的丰富不但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还可以提升经济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其中存在八千多家中小企业依据全球创业板市场进行第一次上市，整体筹集资源达到了四千五百亿美元。中小企业市场首次公开募股非常获取，这样也会让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例如韩国在这段时间里，一共有七百三十五家企业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其中百分之九十三都是选择在科斯达克上市，而有专家提出，科斯达克市场就是韩国经济提升的打洞机。

（四）国外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关注市场划分程度，并且向新兴科技风险企业偏斜

如在实际发展中，英国市场的发展目标更为关注上市企业结构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前进，上市企业包含的范围非常宽裕，但是高科技企业依旧占据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以新兴技术产业和技能为根本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有助于预防市场在实际发展中出现高风险，并且在实际发展中还可以优化自身的发展技能，确保科技技术与资本合作发展。

（五）国外中小企业资本市场严谨应用退市规定，提出优质的淘汰机制

如在实际发展中，日本的创业板市场推广的就是退市规定，需要市价整体价值没有达到五日元的企业自主退市，最近一年的营销数额达不到一亿日元的万损公司自主推出市场。韩国科斯达克市场要求在两年内信息披露出现问题的投资则三次以上自主退出市场，股价十天低于百分之二十的企业也要直接下市等，这些制度的推广可以有效保障市场的发展[7]。

五、结束语

通过分析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发展状况和各国风险资本市场发展实际情况可知，我们应秉承结合政府指导、市场机制、政府支持等方式，为带动国家风险资本市场有效发展，应不断学习借鉴吸收全球各国市场发展的特点，不断优化风险资本市场，注重推广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场进入和淘汰机制。

参考文献

[1]付军.我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选择IPO退出的动因[J].西南财经大学，2014.

[2]高兵.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国外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对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启示[J].资源导刊，2015，（02）：42-43.

[3]張静.中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2015.

[4]孙宝成.保险资金投资比例及风险控制分析[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6.

[5]黄星亮.我国风险资本的融资机制研究[J].湘潭大学，2015.

[6]张小蒂，李风华.风险资本市场理论及其对我国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启示[J].金融研究，2016，（08）：35-41.

[7]李报.我国外商风险投资法律问题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

作者简介：杨昕（1989-），男，汉族，江西南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创业资本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并购是公司迅速崛起、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的发展战略。本文通过事件研究法对我国并购市场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并购公司仅在并购活动发生后非常短的几天内存在较好的市场反应，而长期效应并不理想，在短期市场反应中存在内幕交易，股权收购获得的累计平均超常收益大于资产收购。针对实证分析结论，文中给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市场效率的建议。

【关键词】并购；事件研究法；CAR；内幕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