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认知与态度

农民认知与态度（精选8篇）

农民认知与态度 第1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着手深入研究旅游影响认知和态度问题。Doxey (1975) 通过旅游者和居民互相作用的“愤怒指数”,总结出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四种态度。Bulter (1980)在阐述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中也指出,居民态度和社区支持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认为旅游的消极影响出现在旅游地的“巩固”和“停滞”阶段。Pizam (1978)和King (1993)先后研究发现,目的地社区对发展旅游的认知和态度总是在积极和消极之间起伏不定,居民对经济影响认知比较积极,对社会、文化、治安状况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认知倾向于中立或消极。

此外,许多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不同特征居民的旅游影响认知,并从个案研究中得出一些结论。研究发现,从旅游业中得到经济利益的居民往往更支持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的积极影响认知较强(Lankford 和 Howard 1994)。然而,King,Pizam 和 Milman等人却指出,个人得益于旅游业的居民有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认知到旅游的消极影响。Dogan (1989)认为,发展旅游和旅游者的到访已经改变了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使原来同质的目的地社区出现分化。Mansfeld (1992)发现居民住所距离旅游中心地带越远,对旅游影响的认知越消极,Sheldon和Var (1984)却指出,居住在旅游者高度集中区域的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往往更消极。Pizam发现,与旅游者接触越多,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越消极,而Rothman (1978)的研究结论却相反。这些不同结论,应归因于在不同研究案例区中旅游者和居民接触情况的差异。Reising (1994)指出,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体间的社会接触有可能导致消极的认知、态度和体验。另外,Davis,Allen和Cosenza (1988)发现,土生土长的居民比新来的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更积极。McCool和Martin (1994)指出,对家乡强烈的归属感会导致居民对旅游影响认知强烈,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由此可见,国外关于旅游地居民认知和态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较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刘振礼以河北野三坡为例,研究了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随着我国旅游业不断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国内学者愈加关注该领域,目前该领域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与国外相比,旅游地居民认知和态度研究仍有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因此,笔者利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以皖南西递和宏村为案例区,深入研究农民对农村发展旅游业的认知和态度。

二、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随机抽样法对西递、宏村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结合案例区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三部分,共40个问题。第一部分是被访者的背景资料,包括社会特征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共9个变量;第二部分是农民的旅游认知状况,共30个问题;第三部分是1个问题,即“作为当地农民,您是否支持家乡大力发展旅游业”,目的是了解农民对本地发展旅游业的总体态度。问卷采用Likert的5分制测量方法,1-5分别代表从“非常反对”到“非常同意”。调查时间2006年10月和2007年5月,两次在两地共发放问卷820份,回收、审核共获得有效问卷625份,通过SPSS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单因素方差分析法、两样本t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旅游地农民认知和态度进行定量分析。

笔者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古村落农民对发展旅游的影响认知,探讨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农民群体对发展旅游业态度差异性,揭示发展旅游影响变量与农民对发展旅游态度的之间联系,确定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为提高农民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提供科学依据。

三、结果分析

(一)农民对发展旅游业影响的认知分析

为了提高指标的代表性和量表的可靠性,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信度分析法,剔除原始数据中代表性较差、影响整个量表可靠性的冗余指标。为了便于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法将测量指标浓缩成两个公因子变量,即积极因子和消极因子。在因子分析中,公因子方差比是指提取公因子后,各变量中信息分别被提取出的比例,它的取值在0-1之间,取值越大,说明该变量能被公因子说明的程度越高,一般地公因子方差比大于0.4的视为有效指标。研究发现,有三项测量指标的公因子方差比小于0.4,表明这三项指标中信息被公因子提取出的比例较低,能被公因子说明的程度较低,于是将其剔除出量表。这三项指标是“旅游使家乡充满生机和活力”、“发展旅游使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改善了本地的购物条件和服务质量”。在没有剔除上述三项指标之前,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A=0.75,量表的信度一般。删除上述指标后,系数A=0.79,量表的信度仍然不高,再将“旅游带给家乡的利益比家乡付出的成本要大”这一指标剔除,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达到0.83,量表信度有了较大提高。为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正式的研究中,将这四项指标剔除。

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1,KMO统计量考察的是各指标间相关性,当KMO大于0.7时,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文中研究的KMO统计量是0.76,达到上述要求。第1-14项指标变量在第一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因子负荷值,反映了农民对发展旅游积极影响的认知;第15-26项指标变量在第二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因子负荷值,反映了农民对旅游消极影响的认知。以积极因子和消极因子为维度的指标集合的信度系数分别是0.81和0.79,两组指标集合的信度较高。两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34%,说明两者共解释了原有指标总变差的61.34%。

一般而言,利用Likert量表1-5等级评分值测量数据,平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具体分析,积极指标的总均值为4.27,农民对发展旅游的积极影响认知强烈,持肯定态度。除了三项指标以外,其余指标均值在3.5以上。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个人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对家乡的自豪感”,“传承和发扬当地的传统文化”、“改善交通状况”等积极影响的赞同感最强。另外,农民对“提高本地知名度”、“改善基础和公共设施”、“促进文化交流”、“增强环境保护意识”、“美化村落形象”等积极影响也比较赞同,表明农民认为发展旅游业明显改善了西递和宏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状况。农民对“从事旅游业的农民的收入和工作条件都不错”、“旅游使农民更喜爱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旅游使农民有更多娱乐休闲机会”等指标的认知不明显,倾向于无所谓的态度。

在发展旅游的消极影响方面,两项关于环境影响的指标均值最高,分别是“旅游垃圾、水污染、废气、噪音增加”和“损害当地的自然环境(水、大气、动植物等)”,表明农民对环境污染和损害认知最强烈。另外,农民对“造成本地农民收入两极分化”这项经济指标的消极影响认知较强,而对“引起物价上涨和生活费用提高”这项经济指标认知一般。农民对“干扰本地人正常的生活习惯,破坏村落的宁静环境”持比较同意的态度,表明古村落游客数量已经超越农民的心理容量。对“新建筑破坏古村落原有风貌”这项影响指标,笔者在实地调查时,现场征询了许多游客意见,大多数对此持肯定态度,但农民对这项指标的认同度不高(均值=3.18),这与农民想改善住房条件,追求现代化的居住环境的心理因素有关。关于发展旅游对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被调查农民的认知不强,均值都在3.0左右,说明古村落发展旅游对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尚不显著,农民认同感不强。

(二)农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分析

从总体上看,西递和宏村农民对发展旅游业持积极态度,指标平均值为4.39。在被调查农民中,81.57%的农民对在家乡发展旅游业持赞同或非常赞同的态度,只有8.4%的农民非常反对在家乡发展旅游业。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农民群体对发展旅游业态度的存在一定的显著差异,但还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十分明显的认知差异。主要差异表现在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有无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家庭月收入、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等四类指标中,而在性别、年龄、出生地、家庭成员数、居住年限等指标的差异不明显,受篇幅的影响,这里只将差异显著的指标特征数据列出(见表2)。

利用两样本t检验法对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从事旅游相关工作两类样本检验的结果显示,该指标的相伴概率值(P值)小于判定标准0.05,说明家庭成员中有人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农民群体(均值=4.28)比家庭成员中没有人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农民群体(均值=3.98)更支持在当地发展旅游业。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和“旅游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三个变量都显著影响农民支持旅游业的力度(相伴概率值小于0.05)。三类分组样本与支持旅游业力度都呈正比关系,即文化程度越高,对旅游业支持力度越大;家庭月收入越高,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越积极;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大,对旅游业支持力度越大。文化程度与支持旅游业力度的正比关系,主要原因是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对旅游业相关知识了解较多,对发展旅游的切实利益认识较全面。家庭月收入和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这两个指标与支持旅游业力度的正相关,表明经济利益显著影响被调查农民的态度和行为,发展旅游业对改变农村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大,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了实惠的家庭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对本地发展旅游业持积极态度。戴维斯和艾伦(1988)的研究得出类似的结果,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抱有强烈愿望,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对旅游业发展一般持积极态度。

(三)农民的旅游影响认知与对发展旅游业态度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农民的旅游影响认知和对发展旅游业态度之间的联系,利用被调查者对26项发展旅游的影响认知,通过逐步筛选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如下:

式中,Y代表被调查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在回归分析中作为因变量,x1到x分别代表26项旅游影响认知指标,在回归分析中作为自变量。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回归方程中的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小于0.05,证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线性关系,另外,根据Hair (1995)的研究证明,容忍度应大于0.19,方差膨胀因子应小于5.3,回归分析符合这一标准,说明回归方程所引入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较低。最终回归方程包括六项指标,其中有四项积极影响和两项消极影响,显著影响农民对发展旅游业态度(表3)。R2显示出这六个自变量共解释了因变量45%(六项累计)的变差比例,说明这六项指标是影响农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主要因素。其中,“农民自豪感增加”解释了24%的变差比例,“促进经济发展”解释了10%(34%-24%)的变差比例。这两项指标的回归系数在六项指标中也是最高的,分别是0.38和0.21。由此可见,“农民自豪感增加”和“促进经济发展”是两个最重要的影响指标,对农民支持发展旅游业的态度的解释贡献能力较大。表3还表明,发展旅游业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对农民的影响较大,虽然两个环境影响的消极指标在总变差比例中所占份额较小,“旅游业损害当地的自然环境”解释了2%(44%-42%)的变差比例,“旅游使垃圾、废水、废气、噪音等增加”解释了1%(45%-44%)的变差比例,但“旅游业损害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回归系数是-0.15,“旅游使垃圾、废水、废气、噪音等增加”的回归系数是-0.1,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旅游对环境损害越大,对支持发展旅游业态度的削弱力也越大,这个负向变化在农村旅游业发展中不容忽视。

四、结论与建议

(一)农民对旅游积极影响认知强,对发展旅游持支持态度

西递、宏村旅游地目前正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从目的地农民的旅游影响认知和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来看,发展旅游带来的利益大于目的地社区所付出的代价,旅游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不显著,农民对发展旅游业普遍持支持态度。

在发展旅游的积极影响中,农民对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个人经济状况的作用认知最强烈,说明经济利益是这两个旅游地农民对发展旅游的关注焦点。同时,发展旅游增加了农民的家乡自豪感,保护传统文化,改善当地交通状况、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增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美化了村落的整体面貌。由此可见,目前两个古村落旅游的总体发展状态良好,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积极效益是比较一致的。在消极影响中,农民高度认同发展旅游对自然环境的损坏和对宁静生活的打扰,说明发展旅游已对自然环境和农民生活氛围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在经济方面,农民普遍赞同旅游引起了收入的两极分化。在其他消极影响中,如关于社会治安、邻里关系、道德水平、文物古迹的负面影响,农民的认同感不高,一方面说明这些方面并未因发展旅游业而恶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旅游业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农民对其认知需要时间、文化素质、全面认识旅游业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

总之,由于经济利益是皖南古村落发展旅游最初和最重要的驱动力,发展旅游明显改善了经济状况,因此农民对发展旅游的积极影响认知强烈。皖南古村落要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拓展旅游市场、进一步提高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水平,这对于改善农民态度,强化农民支持发展旅游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个体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农民的旅游影响认知和支持旅游业力度存在差异,但还未形成整体意义上十分明显的认知差异。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程度显著影响着农民旅游认知和对发展旅游业态度的差异。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对旅游业相关知识了解较多,对发展旅游的切实利益认识较全面,家庭成员有无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家庭月收入和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这三个指标与旅游业经济利益联系密切,因此,在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有无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家庭月收入、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等四类指标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发展旅游使农民收入出现分化,在经济方面对旅游业联系和依赖性越高的农民,对发展旅游业越支持,如果这种分化进一步扩大,有可能导致那些受不到旅游业眷顾的农民对旅游业的态度发生转变。古村落发展旅游要妥善解决旅游经济收入、旅游创造的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的公平分配问题,这有助于改善农民的态度和行为。

在性别、年龄、出生地、家庭成员数、居住年限等指标差异不明显,同时在一些指标的某些群体的认知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如年龄大的农民(45岁以上)和居住时间长(20年以上)的农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认知度均较低(均值分别为3.163和3.367),因为这两个群体存在有一定的联系,通常年龄越大,居住时间越长。可见,这两个群体对旅游业的认知水平有限,对农村发展旅游业的易倾向消极态度,农村的旅游业一旦消极影响明显,他们会对发展旅游业持否定态度。因此,必须重视古村落内年龄较大和居住时间较长的农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建立与他们的沟通渠道,适时了解他们对目前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有助于保持农民与旅游的良好关系,促进古村落发展旅游业。

(三)维护古风古韵,保护资源和环境

支持发展旅游业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增加农民对家乡的自豪感”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一个是社会影响,另一个是经济影响,两者正向作用于农民对旅游业支持力度。环境代价问题也不容忽视,发展旅游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已负向作用于农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由于目前农民对旅游的积极作用关注较多,因此旅游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还未成为影响发展旅游业的主要因素,一旦环境代价超越了农民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上所得利益,将会直接削弱农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甚至抗拒在本地发展旅游业。在目前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不显著时,未雨绸缪,维护古村落的古风古韵,保护文化资源和自然环境,促进旅游与村落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

摘要：为提高农民对农村发展旅游业支持度提供科学依据,运用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简化和分析,发现农民对积极影响的认知强烈,对消极影响的认知较弱。利用回归分析法考察了农民的旅游影响认知和支持发展旅游业态度之间的联系,得出“农民自豪感增加”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两个最重要的正向影响指标,而发展旅游的环境负效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削弱力。

北京高中生对雾霾的认知与态度研究 第2篇

以北京高中生对雾霾的认知与态度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并据此分析发现，高中生群体普遍关注雾霾天气，但对雾霾成分、成因缺乏科学认知，不过对于雾霾危害及防护措施有基本认识，并认为应该从源头上减少雾霾产生的因素和有利条件。最后建议加强高中生雾霾科普知识教育，并提供参与雾霾治理的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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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高中生；认知；态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20803

1 引言

2015年入冬以来，我国频繁发生大面积连续重度雾霾天气，雾霾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雾霾从局部地区逐渐扩展到华北、东北、华东等集中连片区域，从偶尔发生的间歇性轻度雾霾演变为频繁发生的持续性重度雾霾，从公众视野外围进入公众视野核心，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环保问题。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加深了人们对于雾霾物理成分、成因、危害、现状与发展趋势及治理途径等方面的认知。为了了解公众对于雾霾的认知、态度及适应性行为，部分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刘婧楠等（2015）针对保定市18岁以上城市居民对于雾霾的认知和关注程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78%的受访者知道PM2.5，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知晓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21～30岁的受访者和大学及以上的受访者PM2.5知晓率最高，但对于PM2.5的准确定义知晓率很低（38%）；同时，受访者对于机动车尾气排放、秸秆燃烧、居民燃煤是雾霾主要成因的认同度很高（≥90%），对于雾霾会引起哮喘、支气管炎、心血管病等疾病的知晓率也很高，不过防范意识很低、防范措施很少，极少有人佩戴专业口罩，大部分人尤其是老年群体仍在雾霾天在户外锻炼身体。程励等（2015）从公众对雾霾的认知对于其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于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交通和城市形象有“严重”或“很严重”消极影响的认可度比较一致。除对雾霾对引发心血管疾病具有严重或很严重影响的认知率（49.3%）偏低外，其他测量项的严重和很严重的认知度所占比例为71.0%～97.0%。并据此认为，经过近年社会传媒的广泛报道和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讨论，具有较高学历背景的城市居民对雾霾天气危害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认知状况。这与刘婧楠等（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但蔡美娜等（2015）针对河北大学大一到大四学生对于雾霾的认知和关注的研究得出相反的观点，认为高学历的大学生对于雾霾的认知和关注程度普遍偏低，应加强大学生对雾霾的了解，因为研究发现，认为雾霾成因之一是“冬季胶溶背景浓度高，有利于催生雾霾”的不到受访者的50%，且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认知率差异显著；认为雾霾成分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PM2.5）和灰尘”的高达64%，而认为雾霾成分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PM2.5）”只有17%。李新等（2015）针对长春小学生对雾霾相关认知情况的研究发现，虽然在长春市健康教育的干预下，小学生对于雾霾的认知率较高（86%），但是对于“基本知识”、“健康危害”等方面的认知偏低，建议加大小学生雾霾知识校园教育力度。

综上可见，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小学生、普通市民，还是高学历的大学生对于雾霾的知晓率都普遍很高，但是对于雾霾的具体成因、物理成分的正确认知率很低，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建议加强雾霾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高中生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对新鲜事物的探知兴趣，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的阶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对其进行单独研究。本文将以北京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雾霾的认知和态度。

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于2015年11月至12月对北京某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87份，回收87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81份，有效率93%。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第二部分是认知情况，包括关注程度、雾霾成分、雾霾成因、雾霾危害、防护措施；第三部分是态度情况，包括谁最应该对雾霾负责，个人、企业、政府应采取哪些措施治理雾霾以及个人对治理雾霾的支付意愿。

2.2 样本分析

如表1所示，本文调查所得样本总计81个，其中男性43人（53.1%），女性38人（46.9%），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分布集中在15岁至17岁，占比超过了85%；年级分布比较均衡，高二略多于高一、高三。

3 受访者对雾霾的认知与态度

3.1 受访者对雾霾的关注程度

受访高中生对雾霾关注程度较高，但缺乏细致性。如表2所示，受访者中84%的人平常关注天气，并且超过92.6%的人知道关于雾霾的视频《苍穹之下》。同时，能正确回答出北京雾霾是从2011年开始严重、雾霾冬季最严重以及《苍穹之下》作者的受访者偏低，分别是27.2%、46.9%、19.8%。可见，高中生群体平常关注天气，并且在互联网时代对关于雾霾的热点有较高的知晓度，但关注不够细致深入，不够集中。

3.2 受访者对雾霾基本知识的认知情况

受访高中生对雾霾成分知之甚少。根据表3，在受访者中13.6%的人认为是二氧化硫，16.0%的人认为是氮氧化物，11.1%的人认为是灰尘，16.0%的人认为是可吸入颗粒物，19.8%的人认为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灰尘，仅有23.5%的人答对，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虽然全部受访者都知道PM2.5，但只有35.8%的人能较为准确回答PM2.5的准确定义。这说明高中生对于雾霾成分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关于雾霾最主要的成因，受访高中生的认知在主流认知范围内，并呈现出多元特征。如表4所示，被认为是雾霾最主要成因、排在前三的依次是汽车尾气（272%）、生活燃煤产生废气和粉尘（19.8%）、工厂排出的废气和粉尘（16.0%）。另外，还有11.1%的受访者认为是北京北部和西部山脉阻挡了空气流动，导致雾霾天气。不到10%的受访者认为是秸秆燃烧产生的烟雾、热岛效应导致粉尘从郊区进入城市。仅有8.6%的受访者认为冬季胶溶背景浓度高，有利于催生雾霾这一重要原因。这表明，高中生对雾霾最主要的成因的认知处于主流认识，即认为是汽车尾气、生活燃煤、工厂废气及粉尘所致，而没有深入进行季节性对比，因而忽视了冬季胶溶背景浓度高，有利于催生雾霾这一重要原因。

如表5所示，受访高中生对于雾霾的危害有相当警惕的认知。超过75%的受访者认为雾霾会诱发鼻炎、扁桃体炎、支气管炎等疾病，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雾霾还会诱发鼻癌、心血管病、肺气肿等严重疾病，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雾霾还会诱发哮喘。另外，一部分人认为雾霾还会诱发其他疾病。对于雾霾对哪类人群危害最大这一问题，受访者的认知比较集中，认为是老年人的受访者占总受访者比例为51.9%，认为是婴幼儿的占比44.4%，仅有极少数人认为是青少年或成年人，理由是他们更为活跃，对氧气的需求更多。可见，高中生对于雾霾具有严重危害性、会诱发相关疾病以及对婴幼儿、老年人群体具有更大危害的认知程度较高。

基于对雾霾危害性的认知，受访高中生对于雾霾防护措施的认知也相当高。根据表6，79%的受访者认为佩戴普通口罩无法防范雾霾，因为佩戴普通口罩仍然会吸入微小颗粒物；90.1%的受访者认为雾霾天气不应该开窗通风，以免雾霾进入室内；92.6%的受访者不会在雾霾天气进行户外锻炼或长期在户外停留，以免吸入更多雾霾。可见，受访高中生群体对于雾霾防范措施的认知程度高且基本正确。

3.3 受访者对雾霾治理的态度

对于雾霾责任主体，受访高中生的态度相对分散。如表7所示，认为最应该对雾霾负责任的主体排在前三的依次为汽车保有者、环保部门、燃煤的居民，所占比例分别为28.4%、21.0%、19.8%。另外，有16%的受訪者认为是粉尘和废气排放的企业、12.3%的受访者认为是燃烧秸秆的农民、2.5%的人认为是每一个做饭的居民。呈现出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雾霾成因的多元性以及个人认知的局限性。

针对雾霾治理，如表8所示，受访高中生分别针对个人、企业、政府最应该采取的措施作出了回答。在个人方面，认为个人最应该选择公交出行的占到38.3%，最应该改用天然气做饭的为27.2%，最应该减少燃煤取暖的占到23.4%，而认为最应该减少秸秆燃烧以及参加植树造林的不足10%。

同时，在问到“你是否愿意为治理雾霾支付费用？”时，全部受访者表示愿意为治理雾霾支付费用。

调查结果如下，40.7%的受访者愿意支付较高的费用（150元/人），33.3%的受访者愿意支付中等的费用（100元/人），只有少数人支付最低费用或最高费用。在企业方面，53.1%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最应该改进生产工艺减少废气和粉尘的排放，同时32.1%的受访者认为最应该增加废气和粉尘处理设施，只有11.1%和3.7%的人分别认为最应该缴纳雾霾治理费用和研发最有效的空气净化设备和方法。在政府方面，受访者认为最应该采取的是关停高污染企业，对雾霾制造者进行罚款，同时实现能源清洁化，并制定实施雾霾治理专项方案。而对于加强环保立法与执行、实现单双号限行以及禁止秸秆燃烧等措施认可度并不高，均为超过10%。综上可见，受访高中生总体上认为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从源头上减少雾霾产生的因素或者有利条件。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北京高中生群体的调查分析，发现高中生群体对于雾霾天气的关注程度比较高，但系统性不强，对于雾霾的成分、成因等相对专业的知识缺乏科学的认知，不过在自我保护意识以及互联网媒体的影响下，对于雾霾对人体健康及婴幼儿、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危害和相应防护措施有基本正确的认知，可以有效保护自我。同时，也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并认为个人、企业、政府都应该行动起来，从源头上遏制雾霾产生的因素和有利条件，从而在根本上减少雾霾天气。据此，本文认为应该加强高中生群体雾霾科普知识的教育，提高其关于雾霾物理性质的认知水平，同时积极开展应对雾霾天气的环保活动，充分发挥其应对雾霾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婧楠，袁千里，米光明等.保定市城区居民对PM2.5认知与关注现状调查[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5，10，（3）：161164.

[2]程励，张同颢，付阳.城市居民雾霾天气认知及其对城市旅游目的地选择倾向的影响[J].旅游学刊，2015，30（10）：3747.

[3]蔡美娜，裴婉煜，于香锐等.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对雾霾认知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在线，2015，（8）：153154.

公众对旅游广告的态度与认知 第3篇

伴随着中国旅游业和广告业的发展, 中国旅游广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旅游广告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旅游市场并不相匹配,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 还是实践领域, 它都相对薄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使旅游广告有效聚敛公众注意力, 并在旅游业发挥重要作用?就有必要了解当前受众对旅游广告的态度与认知状况, 分析不同类型的旅游广告宣传效果, 以便对症下药。基于此, 本文以长沙市民为调查对象, 就公众对旅游广告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调研, 并在调研结果的基础上, 针对媒体选择、广告制作、发布策略等方面给出建议。

一、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共设30道题, 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及开放式问题。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个人基本资料、对旅游广告的总体认知情况、对不同媒体旅游广告的评价三部分。问卷发放时间选择在2007年6月的一个周末, 调查地点为长沙市烈士公园、五一广场、黄兴南路步行街等人流量较大、本地市民常去的户外休闲场所。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 收回590份, 回收率98.3%, 其中有效问卷583份, 占发放问卷的97.2%、收回问卷的98.8%。

受访者性别结构:男48.2%、女51.8%;年龄结构:18岁以下5.8%、18~25岁23.6%、26~35岁50.2%、36~45岁9.7%、46~55岁5.8%、55岁以上4.9%;学历层次:初中及以下3.9%、高中、中专24.5%、大专、本科65.5%、研究生以上6.1%;月收入情况:800元以下13.9%、800元~1500元21.5%、1501元~3000元52.6%、3001元~45000元7.6%、4500元以上4.3%。

可以看出, 本次调查男女比例适中, 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受教育程度偏高。而在月收入方面以中等收入者为主, 且基本符合湖南统计信息网发布的长沙市2006年人口平均年收入为24615元的状况, 因此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受众对旅游广告的总体认知

(1) 旅游广告是受众获取旅游信息的重要渠道

调查显示, 有62.3%的被调查者通过旅游广告获取旅游信息。尤其是, 对一些新兴旅游目的地, 公众往往是通过媒体广告渠道知晓, 如山东荣城、江西三清山等。这说明旅游广告已成为传递旅游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

(2) 电视仍是受众关注旅游广告的主要媒体

当前, 电视、报纸仍是受众关注到的旅游广告的主渠道。分别有58.3%、38.9%的被调查者从这两大媒体上看到旅游广告。作为新媒体, 网络广告也逐渐成为受众获知旅游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有32.3%的被调查者表示, 在互联网上看到过旅游广告。再次, 为户外广告。受众注意到的杂志和广播类旅游广告则相对较少, 分别为10.2%和3.5%。

(3) 超半数受众经常或较经常看到旅游广告

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经常看到”和“比较经常看到”旅游广告, 其比率分别为22.1%和29.2%。但也有38%的被调查者表示, 看到旅游广告的次数“不太多”;选择“很少”和“从没看到”旅游广告的被访者仅为10.4%和0.3%。这说明, 旅游广告的投入已见到一定效果, 但相比房地产、药品、汽车等行业, 旅游产品的广告投入仍有限。

(4) 景区广告占据旅游广告主流

在问及“您看过哪些旅游企业和部门的广告”时, 选择“旅游景区”的被调查者占到54.6%;其次分别是旅行社 (38.3%) 、旅游城市 (34.3%) 、旅游网站 (18.9%) 、旅游节庆活动 (16.8%) 、饭店 (9.0%) 。此外, 这些广告主在媒体选择、及广告内容方面各不相同。

(5) 受众对旅游广告的依赖度不高

旅游广告对公众旅游决策的影响力有限。选择“影响不大, 仅供参考”的被调查者占绝大多数, 为69.7%。但乐观的是, 仍有23.5%的被调查者认为, 旅游广告对其决策有较大作用。认为“起决定性作用”和“没任何影响”的比率均较低, 不足5个百分点。此外, 调查显示受众对广告的依赖度与受众的年龄、学历无太大关联。

(6) 受众对旅游广告的信任度一般

调查结果显示, 受众对旅游广告信任度较为中庸, 超过半数 (52.5%) 的被调查者认为其广告内容值得信任的程度“一般”。有14.9%的被访者“比较信任”旅游广告。值得注意的是, 仍有近三分之一的被访者“不信任”或“不怎么信任”旅游广告。这与广告行业给公众的整体印象有关。

总体来看, 旅游广告对推广旅游产品及服务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公众并不会轻易受广告的影响, 旅游广告的诚信度仍有待加强。

3. 受众对不同媒体旅游广告的认知

(1) 电视旅游广告

如上所述, 电视是公众获取旅游广告信息最重要的媒体。调查显示, 公众对电视旅游广告的好感度明显高于其他品类广告, 如7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广告比其他产品广告好看。主要是原因有:广告画面美、推销意图不明显、播放时间和频率适中, 不容易让人厌烦”等。当被问及“对电视旅游广告的效果评价”时, 有30.6%的被调查者表示“看过就有想去的冲动”。还有42.4%表示, “还不错, 有点兴趣”。由此可见, 电视旅游广告较易激发公众的旅游动机。不过, 认为对电视旅游广告“没什么兴趣”的也占到了四分之一 (25.4%) 。表示“非常反感”的则不足1%。

在电视广告内容方面, 受众对大连、黄山、乌镇的电视旅游广告印象较深, 原因是:大连的宣传片画面“很时尚、很有动感”;黄山的广告语“感受黄山天下无山”, 朗朗上口, 广告画面让人过目不忘;乌镇则邀请实力派艺人刘若英作形象代言人出现在宣传片中, 相反, 泰山旅游形象广告在央视已播出一段时间, 但在调查中, 无人提及。可见, 旅游广告本身的质量与宣传效果密切相关。

(2) 报纸旅游广告

报纸是公众获取旅游信息的第二媒体。调查显示, 长沙市民阅报首选地方性报纸,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长沙晚报》 (占被调查者的25.3%) 、《潇湘晨报》 (22.2%) 、《三湘都市报》 (8.6%) , 这反映出人们更为关注发生在周边、贴近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

在报纸旅游广告关注度方面, 53.3%的被调查者平时极少阅读旅游广告;37.4%的被调查者在“有出游计划的时候才会去浏览”;至于“每次都看”和“从不看”的均为少数, 分别占总数的5.2%和4.1%。总的说来, 当前受众对报纸旅游广告的关注度不高, 宣传效果远不及电视。

究其原因, 一方面, 人们阅读报纸往往有更多的主动性, 可以有选择性地关注新闻、经济、体育、娱乐等栏目, 对缺少创意以及与自己无关的广告信息常视而不见;另一方面, 当前报纸旅游广告的创作手法单调、贫乏, 很难吸引受众眼球。以发布频次较高的旅行社线路广告为例, 此类广告大多挤在分类广告中, 版面小、位置偏, 加之广告表现手法单一, 关注度低也就不足为奇。但仍需指出的是, 当人们选择旅游线路时, 则会主动需求旅游广告信息, 因此报纸旅游广告仍不可或缺。

(3) 网络旅游广告

网络媒体方兴未艾, 其是现代消费者获取信息的一个新兴渠道。调查显示, 长沙市民浏览最多的网站, 分别是百度 (27.1%) 、新浪 (17.3%) 、网易 (9.8%) , 而旅游类网站无一入选。

不同年龄的受众对网络旅游广告的关注度差异显著。据调查, 78.6%的被访者在网络上看到过旅游广告, 而点击进入查看详情的被调查者占到63.7%。当被问及点击的原因时, 选择“出游之前搜集旅游信息”的被访者最多, 占点击人群的54.3%。

由于网络广告互动、海量、无地域限制的信息特征, 以及其相对低廉的价格, 吸引了不少旅游广告投资者。此外, 主动点击网络广告的人群往往是有出游计划的潜在旅游者, 因此, 这也是以散客、商务或政务游客为目标市场的旅游企业, 应高度重视网络新媒体的重要因素。

(4) 杂志旅游广告

杂志作为小众媒体, 其旅游广告量较低。15.4%的被调查者有经常阅读杂志的习惯。其所阅读的杂志种类比较单一, 以家庭、健康类杂志居多。从整个调查的情况看, 仅有10.2%的被访者表示在杂志上看到过旅游广告, 而这些广告的内容主要是航空公司、旅游景区、饭店等企业的形象广告。

由于杂志能提供较好的视觉效果、且宜于保存, 因此可考虑在航空类、旅游类、商务休闲类杂志上刊登旅游形象广告。但受杂志发行频率较低, 传播范围有限、信息易滞后的限制, 时效性较强、信息更新较快的旅游产品 (如旅游线路、旅游节庆活动等) 不宜选择杂志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体。

(5) 户外旅游广告

27.5%的被调查者在长沙街头看到过户外旅游广告。当被问及“您在长沙街头看到过哪些户外旅游广告”时, 被提及较多的旅游广告景区有张家界、韶山、金洞漂流、天沐温泉、江垭温泉等。

由于当前长沙户外旅游广告的数量仍较少, 市民能记住一些景区, 说明户外广告效果较为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 桂林乐满地度假世界在调查地点长沙烈士公园正门对面的户外广告牌几乎无人注意, 被访者无一提及。究其原因, 该广告牌邻街建筑物的第三层墙面上, 面积较小, 画面冲击力平平, 因此很难博得受众的青睐。

二、结论与建议

旅游企业在发布广告时, 应充分考虑不同媒体在广告宣传上的优劣势, 并应注重各种媒体的组合应用, 以尽可能向受众提供立体化、多元化的信息。如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旅游地应尽量借助电视媒体平台, 有针对性的选择频道;以散客、商务或政务游客为目标市场的旅游企业, 应高度重视网络这一新媒体;而对于目标市场明确、时效性较强的旅游产品, 如旅游线路、旅游节庆活动等, 则可利用地方性报纸发布旅游信息。

针对旅游推广的目的和内容, 策略性规划广告发布的时间和频度。对于新开发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节庆活动, 以及季节性明显的旅游产品 (如温泉、漂流) 在旺季到来前的一段时间, 可采取集中投放策略;而城市或地区形象广告, 则可采用间歇式投放策略。但在广告形式上应力求变化, 使受众保留新鲜感。

由于公众对新闻类栏目关注度高, 应充分利用事件、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传播旅游信息, 有意制造“事件”, 或在创意及表现手段方面赋予广告新闻价值, 以达到媒体主动关注和自觉传播的效果。

旅游广告力求制作精良, 富有特色和创意。随着旅游广告投放的大幅度增长, 单纯以景制胜的广告已很难打动消费者。因此, 旅游广告不但要注重广告本身质量, 力求突出目的地的优势资源和个性特征外, 还应加强创意功力, 使之从众多广告中脱颖而出。

琅琅上口的广告语, 对一则旅游广告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 名人广告依然具有较好的宣传效果, 但所请名人的个人气质应与宣传地的地脉特征相吻合。但在拍摄广告时, 要明确名人与广告内容的主次关系, 以免发生“买椟还珠”的现象。

摘要：旅游广告是向旅游者展示旅游目的地形象和旅游产品魅力、开拓旅游市场的重要途径, 但其宣传效果会因具体实施广告的媒体、时间、方式等多种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以长沙市民作为研究对象, 采取问卷调查和访问座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试图考察公众对当前旅游广告的认知状况, 探究不同媒体旅游广告的实际宣传效果。根据分析结果, 有针对性地对旅游广告媒体选择、广告制作、营销方式等问题提出策略建议, 从而为旅游企业、政府及旅游地进行广告宣传提供思路。

关键词：旅游广告,认知度,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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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邱洁威:中国旅游广告发展刍议[J].思想战线, 2003, (5)

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与态度 第4篇

目前, 关于教学督导的研究主要涉及教学督导组织机构的类型与特点、教学督导功能、教学督导的内容手段、教学督导员的素质与结构以及教学督导工作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而通过量化分析研究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态度与支持意愿的较少。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方式, 调查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识情况, 分析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态度及其成因, 以及对教学督导工作影响最大的因素, 探讨优化教学督导工作过程和效果的途径, 为高职教学质量管理提供参考。

调查研究范围

选择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曲靖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等云南省4所主要高职院校进行调查。这些高职院校在教学督导机构设置和教学督导定位上有一致性, 同时, 也存在一定差异性, 能较好反映出目前云南省高职院校教学督导状态和建设的整体情况,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研究方法

(一) 条件价值评估法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方式采集高职院校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程度、对教学督导的态度以及参与教学督导管理意愿等信息, 以分析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CVM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评估法, 它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 在假想市场情况下, 利用调查问卷直接引导相关物品或服务的价值, 所得到的价值依赖于构建 (假想或模拟) 市场和调查方案所描述的物品或服务的性质。目前, CVM在西方国家已广泛应用于生态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同时能用于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条件价值评估法, 其研究成果直接用于政府公共环境政策及决策的制定。

(二) 问卷的设计和调查

在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 结合研究者多年的教学督导工作经验, 确定了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同时, 对CVM可能存在的各种偏差, 如调查方式偏差、问题顺序偏差、不反映偏差、部分与整体偏差和抗议反映偏差等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为降低问卷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差, 我们首先在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随机选取了35名教师对问卷进行预调查, 以完善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 然后全面开展正式调查。

根据CVM的调查问卷的设计原则和基本框架,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 (1) 高职教师的基本特征调查, 包括性别、职称、年龄、教师岗位来源、学历和学位、教师毕业院校类型、教龄。 (2) 教学督导的基本背景资料, 包括机构属性、工作职能、工作方式。 (3) 教师对督导建设的认识与态度, 包括对督导的认知渠道、认知程度、对督导的态度、督教关系等19项内容。对教学督导工作的建议部分仅做非结构式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 不设选项, 自主回答。

(三) 样本及其特征

2012年10月至11月,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 在选定的4所云南省高职院校教师中共发放320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273份, 占总样本数的85.04%, 样本数量达到分析要求。在273份有效问卷中, 样本特征统计如下: (1) 性别:男性111人, 女性162人; (2) 职称:初级职称80人, 中级职称130人, 副教授58人, 教授5人; (3) 年龄:20~30岁72人, 31~40岁102人, 41~50岁89人, 50岁以上10人; (4) 岗位来源:专职210人, 校内兼职45人, 外聘15人, 其他3人; (5) 学历、学位:大专10人, 学士158人, 硕士101人, 博士4人; (6) 教龄:5年82人, 5~10年64人, 10~20年61人, ≥20年66人; (7) 毕业院校类型:师范类80人, 非师范类193人。从样本特征可看出, 调查对象基本涵盖了教学督导的主要对象, 且大部分集中在教学督导较注重的中青年、非师范类院校毕业、中低学历 (学位) 等专职教师群。

(四)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和SPSS13.0软件整理、分析调查数据。为便于统计分析, 对被调查者对督导认知及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组, 即从积极到消极的影响程度分为1~4四个等级, 如表1所示。各影响因素通过分组后的数据在SPSS软件中进行统计和回归分析;问卷中的多项选择题目, 按照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

结果与分析

(一) 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与态度

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 (1) 对督导性质和定位的认知。有效调查问卷中, 仅有18.67%的教师表示对教学督导性质很了解, 60.81%基本了解, 16.12%部分了解, 4.4%不了解, 如图1所示。在机构属性方面, 有56.78%的教师选择了行政管理机构, 通过了解, 这个结果与4所学校对教学督导的基本定位不完全一致。说明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性质的认知比较模糊, 这就暗示着教学督导机构的自身定位仍然是困扰其功能发挥的复杂问题。在对督导员角色定位方面, 有85.82%的教师认为教学督导员是监督管理者, 说明高职教学督导仍然显示出其浓厚的行政管理性质。在高职教学督导的体制建设中, 如何淡化行政色彩, 突出服务、咨询的机构属性, 需进一步加以明确。 (2) 对督导职能的认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结果表明, 89.01%的教师认为目前高职教学督导主要的职能是教学监督检查, 听课与评价占58.24%, 教学指导占54.95%, 教学咨询占33.33%;71.96%的教师认为教学督导方式和手段是“教学检查、巡查和随堂听课”, 认为通过“专题调研指导”和“教学竞赛评比”进行督导的分别占21.25%和24.54%, 说明“监督、检查、听课”这些行政手段突出、单一的传统督导模式已经在教师心中形成了刻板印象。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期望调查结果显示:有72.53%和72.16%的教师希望教学督导能够“听课指导、推广优秀的教学经验”和“收集反馈教学意见”, 同时, 有61.17%的教师表达了教学督导应对教学管理职能部门进行督导, 对教学督导疏于督管表达了内心求平衡的强烈诉求, 这一结果与实际中反映出的教师感受相吻合。这表明高职教师普遍具有“通过教学督导达到提升、改进教学质量”的良好愿望, 并希望教学督导工作能“从注重监督转向提供指导和服务”, 不仅“督教”, 更要提高“督管”的力度。由此看出, 高职的教学督导工作应该把握好对一线教师的教学督导和对教学管理、服务督导的关系, 建立教师、教学、学生三线并行的督导目标体系, 提高教学管理和服务的质量, 让教师感到教学督导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教师的监督, 更多是帮助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从心理认知的角度获得教师的支持。

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态度分析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态度后发现, 273名接受调查的教师中, 持积极支持和支持态度者237人, 占86.21%, 不支持者或持无所谓态度者有36人, 占13.19%, 说明绝大多数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工作持有配合和支持态度。在不支持或持无所谓态度的教师中, 认为压力大的教师占27.78%, 自身不接受监督的占16.67%, 认为没必要的占8.33%。教师担心督导结果对自己晋职、考核造成影响的占11.11%, 担心隐私被公开的占13.89%, 另有22.22%的教师认为评价不合理、对督导权威产生质疑, 从而影响到其支持意愿, 这一原因可能与长期存在的评价结果被过分使用、督导随堂听课的评价结果偏离教师的心理预期而引起的冲突有关。结果说明, 在高职教学督导工作中, 应在教学督导的目的、作用、评价标准的确立和评价结果的使用等方面加强管理和研究, 加大对教学督导工作的解释和宣传力度, 以期获得教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二) 影响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认知态度的因素

高职教师社会特征分析高职教师的社会特征对教学督导态度可以看出, 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岗位、毕业院校类型、教龄的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态度无显著相关性, 如表2所示。这说明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地位、作用、效果的认同度和支持度是一致的, 不因其社会特征不同而显著改变。这给高职督导管理传统概念上的忽视“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督导工作带来新的启示, 也给高职“助教制度”的“传、帮、带”工作带来新的思路。从表2还可以看到, 学历、学位和教师毕业院系与教学督导态度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是否暗示着教师学历、学位越高, 其态度越好;非师范类教师对督导的态度比师范类教师要好, 这需要进一步探讨。

认知因素根据表1的分组情况, 研究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态度与各因素的相关分析发现, 教学督导制度的完善性、督导工作的到位程度、有效性、评价作用和督教关系与其所表示的态度极显著正相关 (p<0.01) , 秩相关系数 (Spearman’s rho) 分别为0.356, 0.530, 0.547, 0.543和0.449, 如表3所示。这一

注:**为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 (2-tailed) 。

结果表明, 用行政监督和检查的手段来调动高职教师参与和支持教学督导的方式手段已经不适合高职教学质量的发展要求, 只有不断加强教学督导的体系和制度建设, 建立和谐的教学督导关系, 保障督导工作的到位程度和有效性, 教学督导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从分析教学督导工作质量内涵的角度考虑, 选定分组型数值变量为督导有效性 (x1) 、督导评价作用 (x2) 、督导工作到位程度 (x3) 和督教关系 (x4) 作为影响教学督导态度 (Y) 的变量, 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表4所示结果。

其回归模型可表示为:Log (Y) =0.365+0.252x1+0.203x2+0.169x3+0.131x4。在回归模型中, 系数与影响大小成正比, 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越大, 该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越大。模型显示, 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态度主要受督导的有效性、督导评价作用、工作到位程度和督教关系的影响, 与教学督导的态度呈正相关。模型中教学督导的有效性和教学评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督导的成功与否, 因此, 高职教学督导应突出工作的目的性, 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关注教学督导的效果和作用。

讨论

第一, 将高职教师的认知、态度纳入教学督导工作的研究中, 通过对高职院校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和态度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 发现高职教师的认知态度在教学督导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 CVM对分析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效果较为方便, 是评价环境物品的有效方法。经文献检索, 尚未发现在国内将CVM运用于教育、教学管理领域的研究案例。本研究采用CVM工具对高职教学督导工作中的教师的认知与支持态度进行调查, 选择教学督导态度对有效性、督教关系、听课评价和到位程度因子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高职教师态度的影响发现, 教学督导的有效性、听课评价的作用、督导到位程度和督教关系对高职教师支持教学督导的态度影响较大。该结论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相似。结果表明, CVM调查工具在对教学及其相关管理活动的非使用价值评估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三, 本次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教师的社会特征对教学督导态度具有不相关性, 与调查之前的预测不一致。结果提示:在高职的教学督导工作中, 除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外, 还应关注老教师的教学发展。在半结构式访谈中发现, 在高职“技能型高端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下, 高职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教师的实践技能的要求正在不断提高。少部分曾经游离在教学督导视线之外的高学历、高职称教师也需要在高职教学教改的实践中得到帮助和指导。因此, 高职教学督导应满足各类、各级教师社会特征的需求。综上所述, 高职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态度与教学督导制度、评价、有效性、听课评价和督教关系等显著相关。高职教学督导工作应该根据充分考虑影响教师态度的主要因素, 以教师为本, 构建和谐的督导关系, 实现教师认知领域下的传统督导向科学督导的转变。

第四, 本研究选择的高职院校全部为云南省公办高职学院, 未涉及民办高职学院, 因此, 可能会对本文分析结果带来抽样误差。另外, 研究中教师的认知态度是否与真实态度接近, 需要以后进行可靠性检验。对云南以外的其他省份高职学院, 其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与态度, 也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广泛的调查研究。

摘要：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 (CVM) 对云南省内4所高等职业院校的273名教师对教学督导的认知与态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6.21%的教师支持教学督导工作。影响教师支持意愿的因素包括督导的评价作用、督导有效性、督导工作到位程度以及督导制度完善性和督教关系等。回归模型显示, 督导的有效性、听课评价作用、督导到位程度和督教关系对高职教师的支持意愿影响较大。教学督导是高职院校加强教师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工作中应充分了解教师的认知和态度, 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关键词：高职教师,教学督导,CVM,认知与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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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居民对吸烟认知与态度研究 第5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抽取珠海市香洲区15岁以上常住居民746人为调查对象, 年龄15～76岁, 平均 (32.5±10.7) 岁, 其中男442人, 占59.2%;女304人, 占40.8%。

1.2 调查方法

采用《城市居民吸烟行为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吸烟的态度及看法、对控烟活动的态度、吸烟情况等内容。本次采用入户调查, 调查表由被调查者本人填写, 并有街道及居委会等人配合。本次发放调查问卷774份, 收回746份, 应答率为96.4%。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吸烟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的746人中, 吸烟者198人, 吸烟率为26.5%, 吸烟者开始吸烟年龄为11～37岁, 平均年龄 (18.9±10.7) 岁。60.8%的吸烟者在20岁以前开始吸烟。男性吸烟者184人, 吸烟率41.6%;女性吸烟者14人, 吸烟率4.6%, 男性吸烟率明显高于女性 (P<0.05) 。在不同年龄组, 18岁以下吸烟率为22.2%, 18～25岁为25.3%, 25～35岁为22.5%, 35～45岁为34.1%, 45～55岁为37.2%, 55岁以上为21.6%。不同年龄段人群吸烟情况的差异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吸烟状况

吸烟率以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群为最高, 吸烟率为35.4%。其次高中文化程度者32.4%, 本科及以上文化的人群吸烟率最低, 为12.9%。见表2。

2.3 吸烟的职业分布特征

男性职业人群吸烟率最高的是手工、维修、运输、农林等工作者, 为72.3%, 其次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商业或服务业工作者, 分别为64.7%、57.7%, 下岗人员的吸烟率最低, 为20%。不同职业人群之间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4 经济收入与吸烟

在吸烟人群中, 吸烟率以年收入3.0～4.0万元者为最高, 达37.3%;其次为年收入4.0～5.0万元者, 为33.3%。以年收入5.0万元以上者为最低, 为20.6%。不同人均收入者的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

2.5 易导致吸烟的情况

在198名吸烟者中, 15.9%的人认为是在社交场合时容易吸烟, 27.0%的人认为是苦恼时易吸烟, 17.5%认为闲暇时易吸烟, 6.4%认为是开心时易吸烟, 其他如在饮酒、饭后、看电视、读书、打牌等时, 为31.7%。

2.6 对吸烟的态度

在548名不吸烟人群中, 74.9%的人介意别人在自己附近吸烟, 其中非常介意的占45.5%, 有些介意的占29.4%, 不介意的占25.1%;有177人坚持从不吸烟, 其最主要的理由:63.2%的人认为吸烟有害健康, 13.4%的人认为吸烟是一种浪费, 10.7%的人认吸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9.4%的人不喜欢烟的味道, 其他如朋友不吸烟、家人或异性朋友反对吸烟、许多场所限制吸烟、吸烟是件傻事、吸烟可给人带来好多烦恼, 所占比例均不到4%。

2.7 对戒烟的态度

在198名吸烟者中, 15.7%吸烟者打算在1个月以内戒烟, 11.6%吸烟者打算在6个月以内戒烟, 12.6%吸烟者打算戒烟但要在6个月以后, 而60.1%吸烟者没打算目前或今后戒烟。有27.3%吸烟者认为如果在未来6个月让自己戒烟是能够实现的。见表4。

2.8 对控烟的态度

在被调查的746人中, 认为在家里和工作场所的任何地方不能吸烟分别占29.7%、42.0%, 认为在其某些区域可以吸烟的分别占24.2%、28.4%, 认为应该不受限制的分别占46.1%、29.6%。

3 讨 论

3.1 影响吸烟的因素

本次调查, 人群吸烟率为26.5%, 男性吸烟率41.6%, 分别低于2002 年全国人群的吸烟率为35.8%, 男性吸烟率为66.0%[2];而女性吸烟率为4.6%, 高于2002 年全国人群女性吸烟率为3.08%[2], 和以往珠海市的调查结果[3], 也低于广东省范围内抽样调查的人群吸烟率[4]。说明随着人们对吸烟危害健康的认识不断增强, 珠海市居民的吸烟率有降低的趋势。文化程度低人群吸烟率较高, 这与自身认识不足和社会影响有关。人群中吸烟者来自各行各业, 以手工、维修、运输、农林等工作者吸烟率较高。在饮酒、饭后、看电视、读书、打牌等时更易吸烟。这表明吸烟是受多因素影响的, 如年龄、收入、文化、职业等。

3.2 对吸烟危害的认知和态度

吸烟对人体的危害是一个长时间积累后的效应, 吸烟时间越长, 对吸烟者的危害越大[5]。本次调查显示60.8%的吸烟者吸烟始于20岁以前, 吸烟年龄为18.9 岁, 较2002年的统计的22.4岁下降, 吸烟开始年龄有降低的趋势[6]。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20岁以前开始吸烟者人数在不断增加[7]。吸烟有害健康, 长久吸烟会养成依赖的习惯, 对人的健康危害严重[8]。戒烟是一种可以减少自身危害的方法, 但戒烟状况不容乐观。吸烟者中, 60.1%吸烟者没打算目前或今后戒烟, 而且只有27.3%吸烟者认为自己如果在未来6个月戒烟是可能实现的。不吸烟中63.2%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坚持不吸, 说明群众对吸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态度。在青少年中必须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 使青少年对吸烟有一个正确, 良好的认识[9]。

3.3 控制吸烟

被动吸烟的危害不容忽视, 有报道被动吸烟比主动吸烟的危害更大[10], 娱乐场所、办公室等公共场所的被动吸烟者健康将会受到危害。本次调查显示, 吸烟者与不吸烟者对吸烟的态度, 74.9%以上的人群介意别人在附近吸烟 (被动吸烟) 。据研究表明, 非吸烟者吸入的烟雾与吸烟者吸入的烟雾含有相似的化学成分[11]。据估计, 20%非吸烟肺癌患者与被动吸烟有关。吸烟者通常在家里、工作场所吸烟, 这些地方成为被动吸烟暴露的主要地方[12], 因此, 有必要制定相应措施禁止在工作单位或公共场所吸烟。

控制吸烟, 降低人群的吸烟率, 不仅要有正确的认识, 还要有政策[13]。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较少从广播电视或报刊杂志看到香烟的广告或变相广告, 大多都认为要禁止香烟广告。大多受访者在家里和工作场所有限制吸烟的政策。因此, 为降低吸烟率, 减少吸烟危害健康, 不仅要靠卫生部门努力, 还需公共传媒的合作, 同时自身积极参与拒绝被动吸烟[14]。有研究表明, 健康教育可以改善吸烟者的控烟知识、信念和行为[15], 提高烟税可以降低烟草的消耗量[16], 所以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 把控烟知识、政策宣传扩展到年轻人、企业和农村中去, 并提高烟税、发展无烟团体活动等, 以控制其吸烟行为[17]。要使吸烟问题形成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开展有效吸烟控制, 以减轻烟草对我国人民健康的危害。

摘要：目的了解居民吸烟知识、态度和行为, 为在居民中开展戒烟活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采用《城市居民吸烟行为调查问卷》, 对珠海市香州区15岁以上常住居民746人进行吸烟行为调查。结果该区15岁以上常住人群吸烟率为26.5%, 男性42.2%, 女性4.6%;男性35～45岁组吸烟率最高, 为34.1%, 55岁以上最低, 为21.6%;认为在苦恼时、闲暇时、在社交场合时、开心时容易吸烟的人, 分别占27.0%、17.5%、15.9%、6.40%;27.3%的吸烟者认为如果在未来6个月让自己戒烟是能够实现的。74.9%的不吸烟者介意别人在自己附近吸烟。结论需进一步提高居民对烟害的认识, 加强控烟健康教育, 降低人群吸烟率。

农民认知与态度 第6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7月-2012年3月本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中, 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的66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该研究人群符合下列条件: (1) 自愿参加; (2) 意识清楚, 有一定的阅读能力, 具备正常的交流能力, 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能够完成各种调查表格; (3) 糖尿病病情稳定, 无严重心、脑、肾等并发症; (4) 无精神疾病史; (5) 无肿瘤病史, 且近半年未接受放疗、化疗; (6) 未孕、未哺乳。按随机数字表法将66例糖尿病患者分成试验组 (家属参与组) 和对照组 (非家属参与组) 各33例, 两组在年龄、性别、收缩压、舒张压、体重指数、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用药情况、文化程度及收入情况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期间因某些原因分别失访3例和2例, 最终试验组30例、对照组31例。

1.2 方法

分别对两组糖尿病患者及试验组家属每2周集中进行一次糖尿病饮食治疗相关教育, 共集中进行为期4个月的糖尿病教育管理, 即每组进行8次活动。糖尿病相关教育主要分两部分: (1) 饮食教育、试验教学, 由内分泌学专家和营养学专家, 讲授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基本知识、糖尿病各种治疗方法 (着重营养治疗方法) , 常见食物营养结构及人体所需要营养物质基本知识、饮食治疗原则、地中海饮食等;每次讲座后均由相关专业人士教会两组糖尿病患者及试验组家属如何使用饮食软件、食物磅秤、各种胰岛素注射器、体重计、微量血糖监测仪等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 并采用实训、竞赛等教学方法教会患者及试验组家属合理科学地选择、辨别各类常见食物的营养构成、重量, 糖尿病足护理等技能;免费发放食物磅秤、体重秤、自行设计的糖尿病饮食软件及自行打印的饮食处方[2], 可以指导患者及试验组家属利用这些工具, 更加直观地了解食物种类、分量等对血糖的影响。 (2) 知识回顾、案例讨论、布置作业, 通过知识回顾、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除了对指定案例进行讨论、提出问题及加深对学习内容理解外, 每次分别选取1~2名患者对进餐顺序对血糖影响、指定食谱对血糖影响、药物与血糖、水果与血糖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布置作业 (估算常见食物重量, 进食不同种类的水果、主食后血糖的变化, 记录一天饮食情况及血糖情况等) , 可以使糖尿病患者及试验组家属对各类食物的印象更加深刻, 让患者切身体会不同食物、不同分量、不同进餐顺序、加餐对血糖的实际影响情况, 以及同一食物对不同个体的影响, 使患者及其家属更加直观的了解饮食与血糖的关系, 从而能够更好地指导糖尿病患者的饮食。 (3) 同时对家属参与组和非家属参与组进行管理后, 按其态度得分重新分成态度高、低分两组。

1.3 评价标准

1.3.1 调查问卷

(1) 糖尿病知识问卷:采用自行设计的“糖尿病知识问卷”, 共30道题, 内容涉及糖尿病一般常识、饮食、运动、血糖监测、药物治疗以及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6个方面, 答对一道得1分, 答错得0分, 总分30分, 得分≥25分为高分, 得分<25分为低分; (2) 糖尿病饮食习惯调查问卷:采用自行设计的“糖尿病饮食习惯调查表”, 该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水果、粗粮、豆制品、红肉、白肉的摄入情况和进食零食、夜宵及外出就餐等情况。

1.3.2 指标检测

(1) 患者参与态度的观察指标:根据每次活动的参与率、饮食行为登记表的填写率、饮食试验的参与率、家庭作业的完成率、主动咨询率五个方面进行打分, 最高分为20分, 得分≥16分为高分, <16分为低分; (2) 技能改变的观察指标:根据患者食物选择能力、食物种类估算能力、血糖指数应用能力、辨别糖尿病禁忌食物能力、自行配餐的能力等能力的改变情况, 综合判断患者的技能改变; (3) 血糖相关客观指标检测:通过饮食教育的干预方法, 分别对态度高低分两组糖尿病患者管理后的体重指数、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进行检测,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字X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态度高、低分组认知、技能、习惯改变的比较

对家属参与组和非家属参与组管理后, 按态度得分重新分成态度高、低分两组, 每组15例, 两组在技能改变、监测血糖习惯、良好饮食习惯、其他健康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管理后态度高、低分两组客观指标的比较

态度高、低分组的血糖相关的客观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2.3 家属参与组与非家属参与组相关指标高态度得分率的比较

对家属参与组知识得分、参与态度、饮食习惯改变及客观指标达标率进行综合分析, 其高态度得分率为60.0%, 高于非家属参与组的41.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糖尿病的治疗与其他疾病的治疗不同, 仅仅依靠医务人员、降糖药、胰岛素等外在因素不能理想控制血糖, 必须以患者为中心, 让患者充分认识糖尿病, 意识到糖尿病并发症的危害, 从自身的每一口饭、每一步锻炼、每一次血糖监测做起, 才能真正更有效的控制好血糖。糖尿病教育是成功开展饮食、运动、治疗和自我监测血糖的基础, 教育工作是否充分直接影响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3]。有研究发现[4], 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教育与管理, 可以明显提高糖尿病管理效果。糖尿病患者能够认识到持久高血糖的危害性, 掌握合理的饮食及运动方法, 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 自我病情监测, 按时正确服用降糖药物、注射胰岛素等等, 这些都需要医务工作者踏踏实实地对患者进行糖尿病教育。本研究发现, 糖尿病教育可以改善患者的态度、认知、技能、饮食习惯等, 说明糖尿病教育有利于2型糖尿病患者疾病的控制。我国大部分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控制距离理想的控制目标还差很多, 有必要建立和应用科学有效的疾病管理系统来改善和控制糖尿病现状[5]。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及危险因素的认识率、知晓率还非常低[6], 加大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例

*与态度低分组比较, P<0.05

态度, 是一种激发自我的力量。糖尿病教育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 教育的结果是通过患者行为改变而获得的, 要想通过教育改变患者的行为, 就必须先了解患者的态度, 并根据情况采取积极措施改变其态度, 以获得更好地教育效果[7]。从表1可以看出, 在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糖尿病教育中, 参与态度得分高分组患者的饮食技能提高、监测血糖的习惯、良好饮食习惯建立、其他健康生活习惯的形成 (食物磅秤、体重秤、运动等) 等方面均明显高于参与态度低分组, 糖尿病教育中态度与技能、习惯改变呈正相关。在糖尿病教育中, 积极地参与态度可以更好地提高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技能, 有助于患者的良好生活、饮食、监测病情习惯的建立和形成。国内研究表明, 糖尿病患者行为的改变能够减轻体重, 改善血糖、血脂, 从而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及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参与态度高低分两组患者的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分析原因可能是试验时间问题。糖尿病本身是一种慢性病, 其各项指标的改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本次管理前后进行4个月, 每组共进行8次集中管理, 患者一些生活、饮食等习惯已经有所改变, 但血液生化检查的结果还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与预期结果有差别。理论上态度得分高分组患者的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应该比态度得分低分组有所改善, 本次研究的结果只是一个开始, 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研究。

本次研究发现, 家属参与组糖尿病患者的参与态度改变更积极。家庭成员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支持者。在日常生活中, 家属对患者的实际饮食摄入量、饮食行为等情况等最为熟悉, 对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有着促进作用。通过家属参与的健康教育, 患者从家庭方面得到良好的情感支持、经济支持, 从而提高患者疾病治疗的信心和遵医行为;提高家庭成员对糖尿病的认识, 充分发挥家庭支持体系在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协助、监督、促进作用, 帮助患者以乐观的心态应对各方面的问题, 积极配合治疗,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9]。反过来, 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系统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及生活方式干预, 可以提高糖尿病患者家庭成员的支持, 改善糖尿病患者家庭的功能, 最终提高糖尿病患者的家庭管理及自我管理能力[10,11]。因此, 家属参与的糖尿病教育更具实际意义。

摘要：目的:研究糖尿病教育中态度与认知、技能、习惯改变的关系。方法:采用自愿的原则在本院选择符合标准的2型糖尿病患者66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家属参与组和非家属参与组, 对所有糖尿病患者和参与的家属进行相同的糖尿病教育、饮食行为试验及团体治疗, 并对两组糖尿病患者管理前后参与态度、认知能力、技能、饮食习惯及血糖、血压、血脂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对两组管理后, 按态度得分重新分成态度高、低分两组, 研究参与态度对认知能力、技能、习惯、客观指标等的影响。结果:态度高分组在技能改变、监测血糖习惯、良好饮食习惯、其他健康生活习惯等方面均优于态度低分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管理后态度高低分两组的客观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家属参与组高态度得分率均优于非家属参与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糖尿病教育中态度与技能、习惯改变呈正相关;态度与临床血糖各种控制指标可能存在正相关;家属参与的糖尿病患者态度改变更积极。

农民认知与态度 第7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9年11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首先选取广州市暨南大学为研究对象,然后在学校范围内,通过自习课室及网络派发问卷,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67份,有效率为94.5%。其中男生286名,女生281名(生源地中缺失5人);平均年龄为(21.66±2.54)岁。

1.2 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1,2,3],自行编制“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与态度调查问卷”,并对大学生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等共计30个问题。调查时采取无记名集体测试,统一给予指导语,要求被调查者独立完成,当场收卷。

1.3 统计学分析

对原始资料检查,剔除不合格问卷,经编码后采用SPSS 13.0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各种统计学描述及χ2检验。

2 结果

2.1 大学生对同性恋认知的一般情况

所有被调查者都听说过或看过同性恋的相关报道。59.9%的大学生能掌握同性恋的定义;69.7%的大学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认为男同性恋容易传染艾滋病的大学生占66.7%;63.2%的大学生认为同性恋与性滥交并无关系。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并无差异;不同生源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见表1。

2.2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

78.2%的大学生认为同性恋是可以理解的,82.9%表示可以接受同性恋,56.3%愿意和同性恋者交朋友。认为同性恋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待遇的大学生占91.7%。但是只有24.1%的大学生认为同性恋可以做教师;在某些项目上不同性别、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同性恋的态度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当同性恋需要帮助时,女生比男生更愿意伸出援手;身边是否有同性恋者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在身边有同性恋者,与同性恋有过接触的大学生对同性恋会更宽容些,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更加积极。见表2～3。

注:()内数字为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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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学生同性恋知识来源

58.5%的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同性恋知识,55.3%从朋友或者同学那里获取,从电影或者电视中获取的大学生占50.2%,40.1%的大学生从书刊杂志中获取,只有17.1%的大学生从学校课堂获取同性恋知识。87.9%的大学生表示希望进一步获取同性恋相关知识。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同性恋这一话题并不陌生。被调查者主要通过网络、影视作品和朋友处获取同性恋知识,从学校教育获取者较少,这与彭玲等[4]的研究结果一致。近90%的大学生表示希望进一步获取同性恋相关知识,因此学校可以通过在报刊上发表相关的科普文章、授课、举办讲座、创办主题网站、派发传单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婚恋及关于同性恋的教育。

对同性恋的认知分析说明,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亟待提高。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济发达、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地区的人们对同性恋的认知及态度好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5]。

对同性恋的态度方面,女生对同性恋更加宽容,这与以往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6,7]相同。然而王浩等[2]认为,性别对同性恋的态度没有影响,原因可能是女性对同性恋的态度除了与性别特征有关外,还与思想的开放程度、宗教信仰、女性的社会地位等有关。思想保守、有忠实的宗教信仰的女性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并不比男性高[8,9,10,11]。

此外,研究还表明,与同性恋者接触能影响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身边有已知同性恋者,对同性恋会宽容些,这与Sakalli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虽然表现的比较宽容,但大部分大学生并不能接受家人、医生和教师是同性恋者,这表明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接受是存在条件的。而对同性恋的歧视由原来的显性歧视变为不易察觉的隐性歧视[4,13,14]。

大学时期正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知识和婚恋观的时期,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宣传和学校教育方面显然还存在不足。建议高校与社会各界各部门通力合作,适量增加相关健康教育内容以期收到良好的效果。

志谢 暨南大学医学院2005级潘秉鸿、郭敏聪、余民辉、邓欲钦、陈露雨、黄阿星同学在问卷调查和数据录入过程中予以帮助,在此致谢!

摘要：目的 了解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及态度,为高等院校开展相关内容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广州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567名进行问卷调查,比较不同性别、不同生源地、周围是否有同性恋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及态度。结果 大学生对同性恋各项基本知识的知晓率为59.9%～70.8%。在某些项目上,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在态度方面,女生对同性恋比男生更加宽容(P值均<0.05),与同性恋有过接触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要正面积极(P值均<0.05)。58.5%的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同性恋知识,17.1%的大学生通过学校课堂获取。87.9%的大学生希望进一步获取同性恋相关知识。结论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但是对同性恋的认知还亟待提高。采取多种途径的健康教育是正确对待同性恋的重要举措。

农民认知与态度 第8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我院护理系2005级450名三年制高职护生及2004级306名五年制高职护生, 年龄19~23岁, 其中女性745名、男性11名, 共756名, 均完成了在校期间各门课程的学习。

1.2 方法

在参考文献[1]的基础上设计问卷, 主要内容包括护生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撰写的困难程度及解决办法, 对教学的建议, 均为封闭式问题。发放问卷756份, 收回有效问卷720份, 有效回收率为95.24%。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所得数据。

2 结果

2.1 护生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及写作态度 (见表1)

护生重视毕业论文的原因:68.89%的护生认为毕业论文与毕业证挂钩, 13.02%的护生是受自我科研意识和兴趣驱使。

2.2 护生撰写毕业论文困难程度 (见表2) 、因素及解决办法

写作困难因素依次为选题困难 (22.08%) 、资料查找不便 (21.80%) 和没有论文写作经验 (20.42%) 、处理数据上存在困难、语言表达困难、与导师交流不便、文献检索困难等。计划论文写作类型:49.03%的护生计划写综述, 选择护理科研论文、个案护理选择的人数较少。求助对象:90.14%的护生选择导师。

2.3 护生对教学的建议 (见表3)

3 讨论

3.1 转变思想观念, 强化科研意识

我院曾以中专护理教育为主, 教师与教学管理者普遍缺乏培养护生科研素质的意识, 没有指导论文写作的经验。多数护生认为, 护士只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即可, 护理科研与己无关或高不可攀。因此, 护生对科研设计、选题、文献检索和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等知之甚少。90.14%的护生选择向导师求助。因此, 导师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在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及时帮助学生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 让学生掌握基本科研方法和规范后撰写论文。通过讨论、讲座等方式讲明护理科研的地位和作用, 以提高护生对护理科研的认识。

3.2 培养科研兴趣, 提高科研素质

从表2可以看出, 护生普遍认为毕业论文撰写要求高, 难以应付。49.03%的护生计划写综述, 选择其他类型论文的护生较少, 表明护生获取资料与数据能力较差、统计与流行病学知识缺乏、综合分析与逻辑推理能力欠缺, 加上专业外语水平低, 使文献查阅、科研设计与实践、论文写作受到很大限制。对此, 应把护生科研素质培养列入年度计划, 贯穿于日常教学工作中。如让学生订阅护理期刊、安排相关讲座或课程、开展相关活动或竞赛等, 激发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积极性;开放电子阅览室, 为护生查找文献资料提供便利。选题时间仓促导致学生敷衍了事。因此, 导师要提早布置任务, 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接触与了解学生。

3.3 调整课程体系, 增加练习机会

表3显示, 护生希望学院调整论文写作计划。建议课程设置以护理科研设计和论文写作为框架, 将护理科研、护理文献检索、护理统计学、流行病学、专业外语、计算机等课程作为限选课或选修课穿插在不同学习阶段。

表3显示, 95.83%的护生希望在平时就训练论文写作技巧。以往的教材和教学没有贯彻直观性教学原则, 教材中很少有科研设计实例, 教师授课时给护生提供的例文也不多, 尽管很详细地讲述了如何进行科研设计与撰写科研论文, 但护生很少见到实例, 仍没有感性印象[2]。除了在护理科研课程中安排写作, 也可将写作训练穿插在专业课授课中。

3.4 完善规章制度, 做好组织指导工作

3.4.1 做好导师遴选工作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 导师与学生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8, 而我系师生比已远远超过此规定, 且教师还有其他更主要的工作, 势必造成心有余而力不足。导师专业水平、科研能力参差不齐及论文指导经验不足, 也将影响到整体指导水平[3]。因此, 做好导师遴选工作, 明确规定导师的职责与对学生的要求, 可以使毕业论文撰写和管理具有可操作性。

3.4.2 加强论文质量监控

对毕业论文选题、开题、写作、答辩等环节进行严格监控, 保证毕业论文质量。

3.4.3 建立激励机制

将优秀毕业论文汇编成册, 对在毕业论文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导师予以表彰, 为毕业论文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4 结论

高职护生是否有必要撰写毕业论文目前仍存在争议, 但是毕业论文是高等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长远看, 它能使学生树立科研精神, 形成创新思维, 强化创新意识、信息意识、竞争意识、团队意识以及成就意识[4]。同时, 促使导师关注本专业学术发展, 更新知识体系, 提高科研能力, 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史淑杰.护理本科生对毕业论文认知情况的调查分析[J].现代医学生物进展, 2006, 6 (9) :124.

[2]杨丽, 何国平, 张生皆.科研指导对大专护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 2007, 7 (14) :46.

[3]张良吉, 许亮文, 李宇阳, 等.关于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 (设计) 质量的若干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7, 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