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男性化范文

女性男性化范文（精选11篇）

女性男性化 第1篇

研究人员发现, 男性的大脑体积比女性的大脑体积大8%~13%。同时,该研究还表明,颅内空间,男性比女性大12%;整体大脑体积,男性比女性大11%;前脑,男性比女性大10%;灰质,男性比女性大9%;白质 ,男性比女 性大13%;脑脊髓液填充区域,男性比女性大11.5%; 小脑,男性比女性大9%。进一步观察发现, 不同性别的大脑其不同区域的体积不同, 其中包括大脑边缘系 统部分 ,它负责控制情绪和语言系统。

这项研究对于了解孤独症和抑郁症患者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性别群体的大脑边缘系统,包含经常涉及具有性别不同比例精神病状况的大脑部分,这些精神病包括:孤独症、精神分 裂症和抑 郁症。

从男性到女性 第2篇

玛丽莲·梦露曾经说：“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了高跟鞋，但所有女人都应该感谢他。”但这句话在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上却惹怒了众多女明星，她们因为没有穿着高跟鞋而被主办方拒之门外。纪录片《艾米》的导演阿斯弗·卡帕迪尔的妻子称她被要求“换适当的鞋子再回来”，左脚局部截肢的电影制片人瓦莱利亚·里希特也同样因没有选择“正确的正装鞋子”而被拦了下来。

这件事受到了女权运动者的猛烈抨击，她们指责电影节主办方性别歧视，实际上这一直是她们斗争的重点——令女性挺胸翘臀的高跟鞋不应该变成女性魅力的标志。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数百年前，高跟鞋在发明之初却是男性的专属物，被用来展示强大的阳刚之气。

代表权力的高跟鞋

“事情大概发生在15世纪或者更早一些”，多伦多巴塔鞋类博物馆的伊丽莎白·赛弥尔哈克解释称，“中东地区的波斯人追求高超的马术，他们发现当骑手站在马镫上射箭时，高跟鞋可以在帮助他们站得更稳，射得更准。”

在十六世纪末，波斯国王阿巴斯将高跟鞋带到了欧洲，并迅速掀起了一股波斯风格鞋子热。一夜之间，高跟鞋成了体现男性阳刚、强劲外表的唯一选择。

这股穿着高跟鞋的热潮不久便蔓延到底层民众之中。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地位，贵族们大大地提高了他们鞋跟的高度。真正的高跟鞋就这么诞生了。

据记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提升他那与其地位不相匹配的154cm的身高，命令鞋匠将他的鞋跟加高到了12cm。

实际上，在17世纪的欧洲，道路状况十分不好，布满车辙并且泥泞不堪，穿着高跟鞋根本无法走路，“这正是贵族们想要达到的效果，”赛弥尔哈克在《时尚的高度：高跟鞋的历史》一书中写到，“贵族们喜欢用一些极尽奢华，却毫无实际作用又不舒适的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他们用不着下地干活，他们也不怎么走路。”

路易十四甚至为了彰显他的权力，而将他的高跟鞋鞋跟包裹上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革或者是将鞋跟漆上红色，因为当时红色染料十分昂贵且富有军事色彩，这样他的这些高跟鞋不像女人的绿色天鹅绒皮鞋一样有太多的仿冒品。他还规定只有宫廷能够穿着红跟鞋。同时代的英王詹姆士二世与大臣们，都以穿红色高跟鞋为时尚。在当时的欧洲，想要知道某人是否得国王宠爱，只要低头看看他的鞋就行。

大概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女性禁止穿着高跟鞋的规定被打破，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创造了一种又窄又弯曲的法式高跟鞋，这种鞋更难用于行走，正因如此它完全适合充当一种梦幻般的闺房鞋。

这种鞋子款式从巴黎蔓延到整个欧洲。一首18世纪的讽刺诗写道，“穿上法式高跟去参加舞会，这真是走路不稳的时尚呀。”

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海伦·裴森说：“从那时起，男女之间产生了区别。男性的鞋跟变得方正、稳固、厚实。而与之相对，女性的鞋跟则变得纤细且富有曲线。”

摇晃的脑袋 摇晃的高跟鞋

然后男性大弃绝时代来临了，伴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男子们开始更看重理性和务实，他们不再佩戴珠宝首饰。不再穿着颜色靓丽惹眼的服装，而开始追求简便、朴素、更符合其性别的装扮。他们开始穿着新兴的三件套，色调暗沉，别具一格是不受提倡的。

男性都被视为唯一具有理性思维的性别，他们拥有政治选举权。在这种新的平等中，男性不再需要高跟鞋。亚历山大·蒲柏曾列出了男性俱乐部的规则，其中警告说，如果一个成员“鞋跟超过一英寸半……此人应被立即驱逐……从我们这里离开，自己去变高！”。到了1740年，男人们已经不再穿着高跟鞋了。

而与此相反女性则被视为天生缺乏理性，不适合接受教育和拥有公民身份。时尚被重新定义为轻浮和女人味，高跟鞋成为“傻白甜”形象的有力辅助。在1781年的短篇小说《描画者》中，“活泼”的人物哈里奥特 “穿着法式高跟鞋摇摇晃晃的，脑袋就像她的脚一样不稳定”，这代表了18世纪女性的理想典型。

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偏见，人们对高跟鞋的热情骤减，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它们在女性的脚上也已经难觅踪迹。

然而19世纪中期，摄影技术的出现及迅速普及又改变了人们关于时尚的看法：身材窈窕至为重要。而高跟鞋使得女性不得不挺起胸膛弓起脚背，这种弯曲的脚更加诱人并造成腿更加修长的假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鞋子设计师罗杰·维威耶创造出了细高跟，它的出现更加深了这一功能，并且使女性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性感美”，高跟鞋的狂热爱好者玛丽莲·梦露曾宣称：“给女孩一双对的鞋，就可以征服整个世界。”

这一时期本来有望可以使高跟鞋回到男人的鞋柜，然而即使是时尚新锐们也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认为人为增加的身高不会赋予他们任何优势，穿着高跟反而减损了他们的阳刚之气，突出了天生的身高不足。

性感力量

到了20世纪60年代，高鞋跟又变得不那么受青睐了，对于“青年风暴”的风格革命而言，它太“成熟”;而对新锐女权主义者来说，它又太容易惹麻烦。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量女性进入职场，男士们觉得受到威胁，事业心太强开始被认为是社交生活的不利因素。高跟鞋则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高耸的“高跟”，可以暗示对方，女性的成功并非只是因为她的商业头脑，利用高跟鞋，职业女性通过性感的“力量”来操纵他人。

2014年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的尼古拉斯·盖冈教授进行了一项实验证明女人鞋跟的高度对男人的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例如，在一个获得帮助的实验中穿高跟鞋的女性得到的男性回复率为82-83%的，而穿平底鞋的则仅有42-47%。同样，穿着高鞋跟的女性在酒吧中吸引男性的时间平均为8分钟，而穿着平底鞋的女性则花费了14分钟。

在意大利语中，高跟鞋被称为Stiletto，即一种刀刃很窄细的匕首。对女人来说，高跟鞋就像是一把尖锐、性感、致命的匕首，让女人征服男人。激进女权主义者希拉·珍妮弗说，“高跟鞋之所以能吸引男性不仅是它迫使女性时刻保持一种取悦男性的姿势，它还使得女性感到疼痛并难以逃跑。而女性则利用了这种力量，与男性相比，女性总是缺少权力，因此我们被迫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弥补。”

就男性和女性语言礼貌的思索 第3篇

1 礼貌原则

(1) 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原则模式。

语言学史上关于礼貌原则最详实的研究是Brown和Levinson的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他们研究了Goffman的“面子”理论, 一个全人类都拥有的财产, 把它广泛地跟名誉, 声望和自尊联系起来。很多场合都可能没面子, 比如请求陌生人的帮助, 或向坐在旁边的人借一张纸。因此在这些场合时, 大多伴随着一些有代表性的补救性语言, 也是为补偿受威胁的面子而设计的满足说话人的面子需要。

Brown和Levinson (1987) 认为“面子”由两个基本的社会心理需要组成。“积极面子”是指被赞同, 肯定的需要。如每个人都希望自身的存在能得到他人的认可, 或对别人和别人的话表示赞美。“消极面子”是指不想被阻碍。如每个人都希望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自己想说的话, 专注于自己想的人或事。然而在日常交流中我们常会威胁到“消极面子”的请求或“积极面子”的批评。我们把这些称为“威胁面子行为”。Grundy (2000) 按照降低威胁的顺序把它总结如下。

(1) 公开实施: (1) 糟糕地, 没有补救措施; (2) 使用积极礼貌补救; (3) 使用消极礼貌补救。

(2) 非公开实施。

(3) 不实施。

尽管很多因素都涉及到“威胁面子行为”, 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对话者之间的关系和被强迫的尺度,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对话者的社交距离和社会地位上体现出来。Brown和Levinson (1987) 进一步指出在评估特定“威胁面子行为”的严重程度时, 要考虑三个清晰变量的互相作用。

社会距离+能力差异+强迫接受的程度=用适合语言学策略补偿面子受到威胁的程度。

(2) 不礼貌。

而当我们试图用语言学策略维持或提升和谐的社会关系时, 有的人则会以之攻击“面子”。“不礼貌”即为描述这类语言学策略的标签。从礼貌到不礼貌的标准可以从句子用词选择中看出。如下。

A可以做得更好

B做得不太好

C做得差

D真是垃圾

A句可以被看作礼貌句因为它间接地表达了批评, 这即是Brown和Levinson (1987) 所说的“非公开策略”。D句因使用了禁忌语可看作是极不礼貌的。C句不礼貌的程度因使用“差”而比B句的“不太好”稍大些, 因“不太好”还包含某种中立而“差”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因此可推论礼貌和不礼貌的主要区别在说话者的意图是否支持或攻击“面子”。

2 性别和礼貌

大多关于语言和性别的研究致力于鉴别解释男性和女性说话风格的差异 (Talbot1998) 。其中一个在语言学中发现的区别是Holmes (1995) 提出的观点:女性说话比男性更礼貌。类似观点也可在过去30年里从其他关于语言和性别的研究中找到 (如Zimmerman&West 1975;Fishman 1980;Tannen 1990) , 涉及的主题多为女性比男性更能做积极的礼貌表达并会用减轻策略来避免或把威胁对话者面子的行为降到最低。

社会语言学家曾试图解释女性比男性使用更多礼貌用语形式的原因。对男性普遍的印象是他们敢于发表意见并直接控制他人的行为。而如果女性也采用这样的说话方式多半是不会被赞同甚至被批评的。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历史上男性的社会地位一直高于女性。我认为直到现在预期女性比男性使用更礼貌说话方式的趋势仍然存在。

除了上面提到的类型, 我认为有更灵活方法符合最近社会构成主义就礼貌原则对语言和性别的研究。既能避免把男性和女性看成单一的或两分的团体而得出过于单纯的结论, 又能把性别和语言学上的礼貌看成由多种因素复杂 (如文化, 年龄, 种族等) 构造起来互相作用的方法。

自从Brown和Levinson在1987年提出礼貌原则后, 它被广泛地运用于语言与性别领域的研究。在相关研究中, 前文提及的3篇文章是其中相对突出的。显然从这三个题目上可推断出他们从不同角度和方法来审视语言学的礼貌和性别之间的关系, 从中也向读者展示了其中相关的复杂因素和关系。与同类前期文章相比, 这三篇文章的优点很明显。

首先明确的是男性和女性交流方式的差异 (Wood 2005) 。从礼貌原则上人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即使表现礼貌也用不同方式。数十年研究后, 已不再用简单的二分法把性别和礼貌、不礼貌对号起来, 即不再单纯地认为女性由于受到其特质影响而比男性表现地更礼貌。它们也启发我们可以利用礼貌原则的不同层次, 目的和功能来分析文体。其次显现了类似文化, 社会地位和结构等方面在调查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其多变复杂性导致无数可能的产生。正如非洲女性和墨西哥女性由于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国内环境而没有可比性。再次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表现出近期研究手段的复杂性。尽管各方法有其优缺点, 由于社团实践法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及角度而得出更详实的信息, 目前普遍认为其最完善。最后这三篇文章的不同研究方法和角度显示了同一问题研究的多元化, 也提示我们不仅能用所涉及的方法和角度分析本案, 还可广泛扩大应用于任何语言和性别的理论性研究。

参考文献

[1]Grundy, P. (2000) Doing Pragmatics (2nd Edition) , London:Arnold.

[2]Holmes, Janet. (1995) Women, Men and Politeness, London:Longman.

[3]Talbot, M. (1998) Language and Gender: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Polity Press.

男性和女性的设计技术 第4篇

但是，你知道怎么做吗?普遍认为，上诉到每个性别的想法，以下我们将应用这些原则，甚至是一些定型观念来设计理论。

图片

用户看到网站的第一个设计元素是图像–特别是含有人的图像。 这些人看上去像什么? 据统计，普通 访问者看上去与网站上的人长得很像。 这适用于年龄、种族、大小、甚至性别。 但如果你的图片不是普通成人访客的代表，想想一个包含多个图像的站点，无生命物体、山水或孩子。 这些图像对男女客户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图像的特列就是那些有关色欲的图像。那些穿着过少的、有吸引力的女性或男性图像最容易吸引异性，但这些图像被注意捕获而不分性别。

小提示：

•婴儿，小狗和整体的娇小可爱的东西–女性

•运动和行动–男性

•繁花似锦的山水和树木–女性

•崎岖不平的风景和地形–男性

•食物–女性

•衣服和鞋子–女性

•发明和电子–男性

字体

类型选择可以暗示出男性或女性。 当谈到性别倾斜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描边和细节。 大多数人会快速关联具有独特的线条的字母并想女性倾斜，包括从草书字体和脚本类别。 有些甚至关注额外的步骤，包括女性感觉类别中的斜体。 字母的描边也暗示着性别。 细细的描边往往被认为是比大胆的字体形式更轻、更女性化。

利用此技术，设计师可以使用不同的字体系列开发开发男性和女性风格的单个字体系列。 最后，设计师真的应该看看字体最小的部分。衬线往往有个男性化的边缘，特别是那些边角宽广的字体。 另一方面，圆角和弯曲边角的衬线则意味着更女性化一些。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其它描边和装饰。更多的褶皱线条和底边空白则更吸引女性，就像那些泡沫字母。

女性字体类型，尤其是那些在婚礼网站、婴儿和工艺品网站更多依赖于大量的装饰。块状样式和尖锐或点状特征则更符合男性口味。

小提示：

古英语 - 男性

脚本 - 女性

行草 - 女性

板衬线 - 男性

硬边衬线 - 男性

曲边衬线 - 女性

高高瘦瘦的，简明的风格 -男性

厚 - 男性

薄 - 女性

设计师也想思考要说的话，

消息是否与演示文稿相符合?

看看上面的图像演示文稿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说的话有明显的迹象。

颜色

你我可以写一本关于男性与女性的色彩调配的书。 大多数人开始都认为普通蓝色适合男孩，而粉色适合女孩。但色彩的调配可能比这更复杂。基于性别和文化的色彩观念可以改变。

你怎么知道从哪里开始?

考虑饱和度。

最黑暗最深的颜色的色调，散发最男性化的色彩，想想黑人、海军、深绿色或红色、紫色或橘子。 如果白色的类型很容易在背景颜色上显示，它可能比较符合男性基调。

蜡笔被普遍认为更女性化。 所以任何其他颜色更柔和的色调–粉色、黄色和绿色和蓝色都属于这一类。

你可以通过研究Joe Hallock《关于世界色彩观念》了解更多不同性别直接的色彩观念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男人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绿色和红色，最不喜欢棕色和紫色。女性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紫色和绿色;最不喜欢橙色和棕色。 结果之一是紫色的使用以及它如何使女性更显高贵，而不是男性。使用那些吸引到特定性别的颜色可以控制设计者的基调。

中性基调 灰棕色，淡黄色和绿色或蓝色–只是中性的，有很小的性别偏见。 这些颜色基调其余的设计。

小提示：

黑色，色彩饱和度 - 男性

蜡笔 - 女性

蓝色 - 男性

粉红色 - 女性

紫色 - 女性

形状

硬角和边缘是那些能吸引男性的形状的典型，想想正方形，三角形和梯形。

九十度角也颇受欢迎的技术或可视提示。 边角和边缘较柔软的形状则更受女性喜欢。 想想曲线和微妙的细节–圈，波浪线和软重复图案。 样式的形状，包括多个维度的那些样式对女性更具有吸引力，而扁的、粗糙的样式更男性化。 有力的线条和暗色块也可以表示一个男性化的基调，而细线(就像字体样式)和轻的描边则更女性化

小提示：

硬盘四角以及边缘 - 男性

曲线 - 女性

正方形，三角形 - 男性

圆形和心 - 女性

结论

现在你生气也有例外...当然还有之前!

(暗示可以更改取决于你如何混合和匹配的概念)。

男性避孕比女性更有效 第5篇

可实际上，约1/5的女性并不适合使用避孕环。国家人口计生委科技司2000～2005年在全国11个省市的调查表明，因疼痛、出血、发炎、移位、脱落、带环怀孕等原因三年内不得不取出的比例为17%，五年内不得不取出的比例为23%，人工流产中的20%是因带环怀孕和脱环怀孕造成的避孕失败引起的。而且，这并不是新问题，自避孕环于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开始应用至今，上述副作用一直较为明显。

与上环相比，女性結扎的避孕效果较为安全有效，但问题是，为什么避孕责任的85%都由妻子承担，当女性通过十月怀胎、分娩、母乳喂养等承担了大量的生育责任且夫妇俩打算不再要孩子后，丈夫们为什么不能通过男性结扎来承担永久避孕责任呢？

从手术难易程度、避孕效果、术后并发症、避孕失败率等方面来看，男性结扎不仅比女性结扎更占优势，而且医学界对各种避孕方式的长期追踪表明，男性结扎在各种避孕方式中是最为安全有效的，非常适合达到了理想子女数量、需要长效避孕方式的夫妇使用。

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就是这样，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这五个国家的男性们开始自愿接受男扎手术，现已平稳发展为这些国家的主要避孕方式。

摘自《中国妇女报》

女性男性化 第6篇

一“女性化”的时代背景

《时代》创刊于第一次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后, 然而创刊后对女性的关注度并没有因为过去的妇女运动而增加, 女性仍然是被媒体边缘化的群体。即使意大利杰出女演员Eleanora Duse 1923年7月30日登上该杂志封面, 但也是当年唯一出现在封面上的女性人物。女性在就业、工资等尖锐的社会问题方面受到的歧视并未取得媒介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的有效解决, 许多妇女仍然生活在父权与夫权的阴影中。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时代》周刊中与女性相关的报道有所增加, 至90年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是横跨60~80年代的西方第二次大规模妇女运动。这次浪潮最早兴起于美国, 与1920年的第一次妇女运动相比较, 第二次大规模妇女运动的主题已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不再是单纯争取政治权利平等。其主旨是要消除两性差别, 并且在1966年, 西方最大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组织 (NOW) 在美国成立, 号召妇女立即行动起来, 充分参与到社会的主流中去, 真正享有平等的一切权利和责任。这次运动对社会许多领域造成巨大影响。而媒介对女性的态度也在这次运动所带来的妇女研究热潮中开始被重视。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研究者盖尔·塔克曼等人主编出版了关于“性别与传播”研究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它的出版标志着“性别与传播”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分支, 也为女性传播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平等权益运动, 都使得许多主流媒体在屈于政治和社会压力下, 在传播过程中对女性的报道态度发生转变。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直接下令要求媒体必须吸纳一定人数的女性工作者。伴随社会公共领域内妇女更多地参与, 在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范畴内女性问题开始由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开讨论。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体一方面迫于压力增加女性报道数量和媒介领域制作中的女性职员, 但是女性在社会和媒介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在媒介制作领域内女性职员的增多并不能说明女性在媒体中的权力增加或影响增大, 相反, 它反映出该领域内女性职员收入和地位的下降。同时许多新的问题又呈现出来, 比如媒体对女性在公司职员与传统母亲的角色理解的刻板陈见。

因此结合社会背景为前提, 本文试图去分析《时代》周刊对女性封面报道的真实媒介内涵。

二女性新闻的定义

当人们谈起“女性主义”时, 无论是大众话语还是学术讨论, 它往往跟“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是, 女性主义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学术界对女性新闻的定义大致分为4类: (1) 女性作为新闻行动者出现的新闻; (2) 与女性相关的特殊议题的新闻, 有些涉及了女性的特殊经验 (如生孩子和性工作) , 有些则是传统上被认为“应该”由女性承担的事务 (如养育孩子和家务劳动) ; (3) 由女记者所报道的新闻; (4) 以女性的视角进行的新闻报道。本文将侧重于第二个和第四个定义进行讨论。

“女性主义”都接受两个共同的假设: (1) 女性在不同领域都受到压迫; (2) 必须要改变现状。从这个定义出发, 本研究认为“在男权社会寻求性别平等, 媒介文本对妇女的真实表述是我们一直要追求和致力于的目标。”

三考察原因与目的

考察目的基于对社会性别真实性的理解。“扭曲”在许多针对媒介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中是个关键概念。尽管人口统计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的心态并没有改变……我们似乎正在遭受一种文化上的滞后——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文化对妇女的想法、见解和观点滞后于妇女的现实情况。妇女生活和经历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媒介的真实反映, 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并且女性主义者批评媒介通过塑造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刻板角色来扭曲事实。女性主义传播的传送模式中“反映论”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 它对真实的阐述十分有限, 忽视了定义真实的社会程序。女性出现在媒体上的频率逐渐增加, 但是出现在新闻里的频率却没显著增加, 那么说明女性在媒体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虽然出现在《时代》封面的女性形象逐渐增多, 然而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幅度提升。因此本文选择了印刷媒体中的图片作为媒介文本和编码对象。

四研究方法

1. 研究时间

本文不仅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文章框架得出结论, 还使用符号学相关理论成果进行阐述分析。由于20世纪70至90年代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的出现和性别传播的研究受到关注, 本文选择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时代》的封面作为研究对象, 包括《时代》周刊 (1990年~1999年) 和 (2000年~2009年) 两个阶段的报道, 进行研究分析。具体以2000年后为研究统计对象进行数据分析。

需要说明, 《时代》周刊有美国国内版、亚洲版、欧洲版和南太平洋版等版本。这些版本每期杂志封面都不相同, 为了保证样本的一致性,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时代》周刊美国国内版。

2. 研究样本

以1990年~1999年、2000年~2009年两个不同时间段的研究讨论来增加结论的准确性。

1990年12月3日关于撒切尔夫人辞去英国首相的报道, 到1999年12月, 《时代》周刊在20世纪90年代, 封面报道一共有485篇, 其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封面主题的报道加上其他与女性相关的报道共50篇, 比70年代2.90%的比例上升至7.40%左右。

2000年~2009年, 封面报道一共有533篇, 其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封面主题的报道加上其他与女性相关的报道共173篇, 约占全部报道总数的32.45%。比90年代的比例上升至22.15%左右。数量上持续增长, 但其中2000年女性仅出现4人, 是十年中出现次数最少的一次, 占到总人数的8.2%。2003年女性封面人物仅出现了5次, 由于2003年封面人数总体数量不多, 所以女性所占的比例也远在2000年之上。

2001年女性所占比例为十年中最高, 一共有15位女性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从2005年开始, 是一个转折点, 封面女性人物的数量明显提高, 这一趋势持续到了2009年。

3. 编码

本文将杂志的封面独立成为一个编码和分析单位。

按照乐赫斯对《时代》周刊封面进行的分类方法, 杂志封面可分为人物封面和主题封面两类。乐赫斯曾经对192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的封面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从1923年开始, 封面的主题逐渐变得多样化, 主题封面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本文的编码表包含以下7个项目。

人物国籍:以该人物出生地进行统计。

人物年龄:少年 (18岁以下) 、青年 (18岁~30岁) 、中年 (31岁~50岁) 和老年 (50岁以上) 。

人物职业:政府官员、企业家、商界精英、专业技术人员 (包括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等) 、工人、农民、学生等。以该人物出生地为准进行统计。

人物数量:1、2、3以上。

封面主题:美国社会生活、国际时政热点、科学技术发现、经济商业贸易、旅游地理、娱乐艺术等。

封面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和谐、环保、平等、互助、成功、家庭等。

封面主题的变化:人物封面、主题封面。

所有样本由作者一人完成编码。在分类中, 将所有的封面分类, 并针对每个变量计算出柯里潘道夫的阿尔法值来求证分析的可信度。测试结果表明:相对主观的变量 (如封面主题) 的Alpha值0.84, 相对客观的变量 (如封面种类) 的Alpha值0.98, 均超过了威摩和多米尼柯指出的最低值0.75, 因此获得的可信度是令人满意的。

五内容分析的结果

1.《时代》女性封面的具体特点

在2000年~2009年的173次女性封面中, 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娱乐体育艺术等方面的女性人物65人、政治方面女性人物30人、经济方面的女性人物18人。其中第一类主要出现的女性为演员、歌手和运动员, 并且10年中共计出现6次女性体坛人物封面报道, 涉及的项目分别是网球、短跑和花样滑冰那些能强调女性身体特征并且观赏性较强的体育项目。政治方面14人以周刊百人榜的身份出现, 剩余16人基本上是美国总统等重要男性身边的女性人物, 包括杰奎琳·肯尼迪、赖斯、希拉里、米歇尔·奥巴马等。唯一例外的是2008年1月14日, 刊登了2007年底遇刺身亡的前巴基斯坦女总理贝布托。商业类的18人中, 3人是有关该人物在慈善方面做出的贡献, 与其本身所处职业领域没有太大关系。比起男性商界人物的倍受青睐, 很多在商界取得成功的女性并没有获得《时代》的倾慕眼光。

在主题封面方面, 《时代》中有关女性的主题封面共计66个, 在涉及女性的主题封面中, 对女性的关注热点大部分聚焦于社会问题方面:女性的生理与健康、婚姻与家庭、娱乐时尚、灾难与伤害等。而有关女性参政、教育或环保等公共事业方面的问题则是少之又少。从而展现出传统的女性自身特点即易被伤害和侵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灾难性话题时, 例如海啸、恐怖袭击等, 采用女性的新闻图片时, 可以表现出女性在灾难面前的惊慌失措。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 无论娱乐明星, 还是以其他身份出现的女性人物, 或者是灾难中的受害者, 她们的出现都是以男性视野进行的选择, 都体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媒介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

另一个关于女性问题的报道特点是, 使关于女性生理健康问题的报道逐渐成为女性问题报道的主流, 我们不可否认这样的报道角度, 具有对女性生命个体的关注, 但过多的女性自身生理健康的报道, 也是对女性社会问题的回避, 这种态度束缚了女性形象和相关问题的阐述, 使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的真实情况得不到客观反映, 也使媒体报道丧失了客观性。

从国籍上看, 出现173次女性人物中, 美国女性出现124次, 占女性总人数的71.7%, 并且少年作为封面的选择比例十分稀少。

2.《时代》刻板女性形象塑造

在《时代》关于把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封面故事的4篇报道里, 杂志作者始终强调的是她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内涵, 并用肯定和赞美的语气表述她在家庭中的事务, 而忽略了女性真正的社会意识。对她在家庭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多次描述, 例如一天之内除了承担着办公室工作还有许多家庭责任:辅导切尔西家庭作业, 购物和组织生日派对。她照顾母亲……”这种带着性别偏见的文本倾向和带有性别含义的语意编码, 使得我认为媒介对女性的形象塑造始终存在贬抑。《时代》通过感性化的琐碎描写或带有性暗示的词句呈现着妇女的角色和社会形象。显然, 媒体表面所显示出的“女性化”倾向, 实际是女性在男性的视域里已经遭受到新闻写作的刻板成见和贬抑。

刻板形象的研究认为媒介传递了社会文化遗产——深入骨髓的性别歧视——其功用就是为了捍卫延续性、整合性和拒绝变迁, 媒介通过把妇女再现为客体, 以及压抑妇女的经验来服务于父权社会的需要, 而且意识形态媒介理论将媒介看成维护霸权的机构, 体现资本主义与父权秩序为正常的、掩饰其意识形态本质, 把他们转述为共识。

通过对时代封面的解析和这一模式的建构, 获悉妇女生活和经历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媒介的真实反映, 刻板形象并非妇女自己的形象, 而是社会实践中运用已有的社会摹本进行识别和分类的一种极端化的表达。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妇女在媒介的地位并没有较多的改变。

3. 社会化的媒介文本性别

西方父权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 是将妇女置于男性受众的凝视之下, 作为被观看的对象来展示。而将妇女作为“物化”的对象, 说明在西方社会, 妇女的命运就是被观看的, 而观看的行为则留给男人, 即便有看的动作, 也并非通过自己的眼睛在看。英国小说家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阐述:“男人审视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注视中端详自己。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也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女人自己的审视者就是男性:女性是被审视的。”

女性被审视和观看就间接导致了女性被社会化和刻板陈见。塔克曼的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功能主义观点认为:媒介反映了起到支配性的社会价值观念, 并且象征性地贬低妇女, 要不就根本不呈现妇女, 要不就塑造妇女的刻板形象。格拉菲尔概括总结认为:西方工业化国家, 媒介生产或者是媒介内容所再现的妇女太少。此外, 媒介内容倾向于展现由其父亲、丈夫、儿子、老板或是别的男人所界定的年轻的、符合传统审美的美丽女郎, 她们的形象被塑造成被动的、消极的、软弱的和依赖的。本文认为纵使现代的观看之道有所改变, 女性也开始以独特的视角对男性产生审美, 例如网络词汇中的“小鲜肉”等, 都是对文化独特的展现和定义, 但女性自身审美男性的出发点依旧是“通过审美男性而想被男性审美, 从中在相互过程中得到快感。”女性对男性的审美从一定程度解析是有个性的独立和解放, 但是当《时代》呈现女性是为了吸引男性这个事实时, 最后从组成家庭的角度在审美男性, 作为女性读者也会猜想自己为什么审美, 会认同这种依旧有所刻板成见的观点。虽然过程不同, 可是结果依然一样, 女性在男性观点中有所改变, 可是依旧没有撼动男权观点在新闻界的地位。

本文认为由于西方文化最初对女性的定义, 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看就是低于男性的。《圣经》是西方国家崇尚的信仰与文化, 而在《圣经·创世纪·失乐园》中上帝对夏娃的责罚内容:“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必恋慕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可以看到在心理分析和信仰中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 女性最初就被定义成为母亲、妻子、主妇、一个迷人的附属品形象, 无论女人扮演何种角色, 必然在男性的管辖下生存, 依赖、屈从于男性, 并且还要承受苦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体结构的不同, 也使得男性与女性承受的社会责任、富有的社会属性不同。上帝创造女性运用的是男性的躯体, 使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建造女性, 从本质上说女性就该依附于男性, 不仅是由男性的躯体完成整个个体的形成, 而且从传统观念分析, 身体结构的不同, 使得女性心理强大的同时也是渴望与男性共同组建家庭, 在公众舆论和传统意识的教化下, 女性除了是独立的个体外, 更愿意充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角色, 在男性的引导和陪伴下生活, 或者引导和被男性所需求。所以社会中的男权意识必然是造成女性在媒介社会中成为被看和被审视的刻板形象的重要原因。媒介领域男性工作者基于对信仰的理解和思考, 也使得父权社会认为女性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大众媒介内容的丰富和灵活使得女性在媒介领域的地位改变缓慢, 尽管媒介对女性的报道上升, 而在本质上女性的真正意识并未得到体现和报道, 女性仍然是被男性观看和左右的物化角色, 报道方向和内容依旧是偏向男性观点, 仅仅聚焦于女性的消费功能, 对妇女形象进行贬损。在针对媒介内容中的性别歧视, 塔克曼提出了贬抑的概念, 认为媒介的报道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和社会需要而展开;并且当女性跨出其传统角色时, 媒介通常予以嘲笑。总之, 新闻报道的方式与新闻搜集的结构使得女性很少被报道, 即使被报道, 也被媒介以刻板成见的形象束缚在“琐碎化”的生活中。并且在主流杂志的写作中通常把女性写为“她”, 而一个女性的作家是把女人当作一个“我”, 正是这种“我”才还原了女性最真实的形象和精神状态, 达到他人塑造形象变为自己塑造形象的转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时代》对女性形象的解读和报道仍然停留在这个边缘化的阶段。女性形象仍然只是被生动地描写为主妇和母亲, 除了事业作为个人独立的标志外, 思想和精神依旧脱离不了父权社会的牢笼。审美的过程即使发生改变, 可结果仍然停留在刻板成见的视角, 男性开始思考的同时, 依旧抓住了主体的话语权。

六总结与方法补充

内容分析法常常运用于评价大量媒介内容的明显特征。一般情况下, 内容分析的目标是将媒介内容与社会真实地进行比较。聚焦于显性内容, 从而使同一项研究中的重复和复制也能得出大致相似的结果。而符号学的使用突出了媒介文本中不同的指意符号和指意过程。因此本文选择两种方法相结合进行讨论。

采用符号学研究, 第一步是相关符号与其主导方面的 (肖像的, 指示的与象征的) 认定。第二步检视这些符号的联结, 最后得出其指意过程。

比如, 美国学者伯杰就举例了西方身体语言的符号如何与镜头角度结合而产生意义。

运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符号学“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研究《时代》封面的内容可以发现, 基本没有女性封面是突出女性权利和权威的。女性形象塑造仍是以传统的社会性别符号为基础, 这些符号传达了女性的快乐自信, 意指“公共领域或者婚姻家庭、健康和娱乐”的迷思。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默克罗比运用符号学分析视觉与语汇符号, 从而检视杂志表现的“隐含符码”。其一是浪漫史的符码;其二是个人、家庭的符码;其三是时尚与美丽的符码;其四是流行音乐的符码。这四种隐含符码的意识形态鼓励传统的个人主义与顺从者从中独立。运用这种分析方法聚焦于《时代》资本主义语境内产生的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的运作, 给人留下一个霸权过程的印象。女性成为被囚禁的符码, 失掉了主体性。女性依旧是传统的刻板形象, 如父权制下与家务、购物相关的家庭主妇和起到对产品具有消费功能的形象, 即使出现了职业女性, 也会强调父权制对女性的共识:年龄低颜值高、需要被照顾、以男性为权威等等, 女性受到了形象限定、社会限定和生存空间的限定。从性别的限制到个人个体的角色限制, 然而要做到真正的突破依然很难, 两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依然存在, 女性想在社会中突破性别的压制再到个性的提升, 还需不断地努力和突破自身性别的局限性, 真正从潜意识里摆脱男权文化的阴影。

七碎片化的女性新闻

通过本文的考察和陈述可以看到《时代》周刊封面故事“女性化”的真相, 即增加的只是作为生理性别的女性符号, 而这种“女性化”实际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个体化。

首先, 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形成的传统认同是不可推翻的。《人际影响》就是传播学中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中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研究——全部选取女性样本探讨媒介与个人的影响, 反映了“美国妇女是一群极具商业利益的消费者, 也是广告“说服”的头号目标。但是女性研究者海伦贝尔认为, 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理论, 没有涉及妇女真正兴趣的研究, 把妇女形象束缚于家庭主妇和消费者的传统成见没有改变。因此得出的结论才会忽略女性在公共事务方面的能力。其实女性在西方国家也是推进立法、环保运动、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生理性别特征的绝对划分使该研究忽略了女性在公共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其次, 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媒介领域内, 女性题材的新闻集中以休闲娱乐生活等方面为内容, 而以事实为基础的“硬新闻”则一度成为“男人的新闻”。比如我们所看到的《时代》女性封面故事, 大多局限于“软新闻”的领域里, 例如女政客的形象, 从采访聚焦的问题和报道内容上看, 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独特见解并未被过多报道, 内容过多地停留在她除了忙碌工作外怎样平衡在家庭的角色。女性通常和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在杂志中居于从属板块, 而男性则被认为掌握着主流文化的特权在杂志中居于主要板块。这种带有男性偏见的主题推论, 使得妇女问题被忽略, 而且男人们的特定经验具有全面的有效性, 无视妇女们的特定经验。

最后是媒介对女性社会化的刻板陈见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女性真正的思维意识和特定经验仍然未被表达, 妇女问题依然被忽略。“如果人们将某些情况定义为真实的, 那么他们就会产生影响。”托马斯对真实的定义使得新闻传播者要不断研究和探索, 做到真正把女性从被观看、被扭曲的处境中解救出来, 成为媒介权力主体的一部分。然而女性话语在大众传播中的艰难境遇, 既反映了当代大众传媒力图改变对女性社会化的刻板陈见所做出的努力, 也注定了在这一过程中, 要面临由传统势力所构建的多重障碍。

参考文献

[1]陈旧.性别与传播[J].国际新闻界, 2001 (1)

女性男性化 第7篇

赞成和反对都是基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一些假定。社会上存在很多对女性有歧视色彩的论断, 或许有些绝对, 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缺乏道理和根据。例如, 经济学家说“丈母娘催生了高房价”, 却没人说“岳丈催生了高房价”, 难道只是因为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男性?还有句对女性有些歧视的话是“头发长, 见识短”, 为什么没人提出类似“男人头发短, 见识短”的论调?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高企的婚庆市场费用。有关资料显示, 全国每年约有1 000万新人登记结婚, 婚庆综合消费能力达数千亿元人民币, 平均花费几万元。真的有必要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花在婚庆上吗, 这更多是新郎一家的主意还是新娘和丈母娘的主意?

一个或许站得住脚的假定是, 从父系社会到五四运动, 乃至到更晚的一个时期, 我国的家庭分工一直是男主外, 女主内, 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 女人则处于从属地位。社会对男性的角色、男人的使命、责任、胸怀等已经探讨得淋漓尽致, 对男性的品行或人生智慧方面的教育重视也远远超过对女性在上述领域的教育。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男性教育在某些领域缺乏有效的手段, 女性教育在某些领域缺乏的是起码的意识。

从雷副省长的初衷来看, 开展女性教育不是对女性的歧视, 相反, 是对女性的关照。而且这个提议不无道理。谁都无法否认, 女性由于其生理特征, 在社会上还是弱势的一方, 她们在安全、婚姻、就业等方面都是弱势群体, 教育女性学会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有一定的必要性。至于为什么没人提出在中小学开展男性教育, 想必应该也不是因为男性虚妄的自尊, 而是出于集体无意识。如果有很大比例的男性在怎样扮演好男性角色、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等方面同样存在问题, 无论男性多么不情愿, 多么伤自尊, 也要开设专门的男性教育。若回避问题, 则鸵鸟政策和鸵鸟心态便会贻害终生。

否定女性教育的人必然也有他们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假定。所以, 有必要开展一次大规模调研, 根据调研确定是否应该开展女/男性教育。调研应该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调查针对社会各阶层人士,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调查的内容是男/女性最常见的10个品行或人生智慧方面的缺点分别是什么。第二个调查针对教育工作者, 包括教育研究人员、中小学教师、校领导和出版社的编辑等, 调查的内容是中小学教育 (包括正式的课程体系和课程体系之外的教育体系) 、面对中小学生的图书对男/女性的这些独特缺点是否缺乏足够的、有实效性的关照, 第三个调研是针对教育专家和专家教师, 调研的主题是“如果以往的教育对男/女性缺乏关照, 现在是否需要开发出专门的教育方略乃至课程体系, 能否开发出有效的教育方略?”如果当前的教育对男/女性各自的上述缺点已经有了关照, 或者是难以设计出有效的、独立的教育方略, 最好的途径还是通过其他学科的教育或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女/男性教育的内容, 那么就没必要专门开展男/女性教育。

男性和女性在交际中的语言差异 第8篇

关键词：性别,语言差异,会话风格

根据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沃尔夫(Sapir Whorf)的理论:我们使用的语言不仅反映了思想,还反映了交际能力。美国语言学家米尔罗伊(Milroy)认为交际能力包括对交际规则知识的掌握,例如何时发言或保持沉默,在具体的场合如何妥善发言,以及如何传达尊重、认真、礼貌或幽默信息。由于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在交际当中产生了各自的性别语言,而这些差异又反映在语言的各个方面。

一、话题和谈话数量

话题是谈话者之间的关键点。在日常会话中,男性和女性会倾向于关注截然不同的话题并有各自不同的话题范围。

一般而言,女性有一个相对狭隘的话题范围,在和男性的交谈中她们可能会讨论关于个人的话题。例如和她们有关的事情,她们的感受、爱情、婚姻、家庭、轶事奇闻、婴儿的出生、孩子的成长、夫妻关系、她们和别人的关系,等等。无论她们关心什么,个人的事情通常是讨论话题的边界。

男性的兴趣则体现在政治、新闻和体育的细节上,这正如女性感兴趣的话题在于个人生活,他们往往讨论非私人的话题。科特斯(Coates)认为:“男人讨论个人问题不是交谈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他们讨论的轶事其主题都围绕优越感和竞争,他们很少谈论自身,而是尽量证明自己对当前时事,旅游,体育等的了解。”和女性喜欢个人话题相比,男性倾向于讨论非个人的主题,涵盖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军事变革、战争、旅游、体育、工作,等等。男性通常避免的敏感话题是情感和个人感受。一般当男性提及妻子和家庭时,都会作比较短暂和简单的介绍。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女性喜欢聊天和说闲话,在文学作品里她们甚至被描述为“话匣子”。

谈话的数量和地方有关系,同时也受其决定。让男女都感觉舒适的氛围会对交谈起更有效的作用。日常交流中,男性和女性的谈话量在公众的、正式的场合与私人的、亲密的场合大为不同。男性在公众和正式场合、谈话易受到高度重视和引起积极注意的地方谈话量较多。他们倾向于重视公众反应的谈话,在公共场合比女性谈论更多,而且支配公众讨论的时间。比如在团队或在工作场所,男性会更积极地交谈并且打断别人的讨论。

二、交谈目的

关于交谈目的,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观点。大多数男性交谈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从而涉及许多解决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如数据的收集、解决办法的建议等等。对于他们来说,交流的胜利的是寻找解决办法、获取信息、达成共识或解决问题。因此,男性交谈的目的更多地在于获取和传递信息。

男性之间的交流关注实际的行动而不太了解感受。男性之间的友谊往往是以共同做事而不是以交谈的方式产生并发展。对大多数女性来讲,交谈是建立和维持亲密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女性通常把交谈视为讨论问题,分享经历和提供保障及咨询意见的机会,她们优先考虑关系,对她们而言,关系是构成兴趣和沟通的一个固定来源。

对女性而言话题并不重要,有时她们不介意交谈的内容,或者是否有一个确定的讨论话题。她们看重的是谈话本身。她们把交谈的功能视为关系的传递。女性间的关系经常是通过交谈而不仅仅是一起做事而维持。女性侧重于社会情感意义,她们更为关注建立人际关系。通过交谈,女性努力建立、保持和发展关系。女性的谈话旨在于促进联系,支持、亲近对方和加深相互间的了解。

三、交谈策略与优势

交谈中采用不同的原则和策略会产生不同效果的谈话。澳大利亚学者戴尔(Dale Spender)针对她的男性同事试图主导谈话的程度进行了一项非正式调查,她用磁带录下了男女同事间的一次认真的谈话。经审查录音带,使她惊奇的是女同事的谈话总是少于男同事的发言,此次交谈中女同事的发言率介于8%到38%之间。此外,在知道调查结果前,每个参与交谈的女同事都声明她们平等地分享了该谈话。显然,女性很不习惯占据和男性对话的主导权,并且她们对交谈率低于一半也感到满意。

中断发言是男性为了维持会话主导权的惯用方式。如果是两个人参与对话,通常的交谈模式是:“I speak,you listen;You speak,I listen.”即一个人发言,另一个人就当听众。但在许多情况下,男性有相对强的趋势来维持交谈优势和通过打断交谈体现出表达的优越性。男性插话较多是为了在交谈中起带头作用、控制话题走向、不愿意把发言权利让给他人。为了能再次把握竞争地位,男性在交谈中会显示打断谈话的趋势或者更改话题。当对女性同行所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时,他们往往重新更改话题以满足自己的喜好;或者当他们觉得有必要通过这样而维护主动权;或者想要交谈按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运行;或者当他们发觉不能再维持交谈中的地位。

对男性而言,中断发言是一种控制或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关于会话的主动权,女性的立场和男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女性在交谈中倾向于发挥较少的支配地位,进行交流只是想和他人建立联系,并且在交谈中包容、支持、合作和响应他人。她们往往表现出较弱的竞争力,并且把交流当作是建立关系和获得一致意见的方式。女性打断交谈是表现对发言者的支持和赞同。女性不轻率地打断发言者,甚至当偶尔需要这样做时,她们会增加道歉,如,“I’m sorry.”或“Excuse me.”女性作为发言者对交谈采取合作执行的原则,她们鼓动每个发言者都参与交谈,有发表意见的平等机会,极少使用攻击性和竞争性的语言;她们总是使用支持、赞同、赞美别人的语言,或试图保持与他人一致的观点。女性把交谈视为讨论问题的方法,建立友谊的方式。

和男性忽视细节相比,女性在叙述事情时往往重视细节。为了显示更多的合作,女性喜欢列举类似的问题或困难以获得同情和理解。比如一名女士可能会说:“I’ve done the same thing many times.”表达她也有相似的经历,从而进一步交流。女性在发表意见时往往注意他人的反应或答复,通常都征求别人的意见,或停顿片刻让别人发言,因此保持该交谈持续而顺畅地进行,这就创建了一种互动的交谈模式。

四、倾听策略及交谈的持续

保持交谈的继续需要有效的倾听和对话题的关注。这就是说,听和说一样重要。如果交流者有不再愿意倾听的迹象,多数人会试着停止沟通。在交谈中参与者有两个主要的角色:发言者和倾听者。男性和女性作为发言者和倾听者的行为表现各异,在倾听时双方有鲜明的对比。一般来说,作为发言者时,女性比男性更有反应。

研究表明,女性往往通过多种方式显示对他人谈话的关注,如不时地点头、微笑、发出持续的表达赞同的话,如:“I

论晋韵对苏轼“尚意”书风的影响

周

(渭南师范学院艺术系,陕西渭南

摘要: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他推崇晋人书法,也是因为晋人书法具有他渴求的精神之美。苏轼学“二王”,又能弃形破法,只求神韵,创作出以“尚意”为特征的个性书风。

关键词:苏轼晋韵尚意

董其昌在他的《容台别集》中写道,“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韵、法、意这三个概念划分晋、唐、宋三代的书法审美取向,至清代梁巘又在《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对于“晋尚韵”“宋尚意”的提法大多没有异议,但也不乏个别胆大妄为者,为在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竟提出“晋尚意”“宋尚韵”的观点来,在这里我们对于此观点不做评论,不过,我们不妨换个思路,“韵”与“意”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董其昌在他的题跋中曾说:“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这就道出了晋人书与宋人书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都是以“风流”取胜的,是“无法之法”,自然潇洒。可见,“韵”与“意”之间有其相通之处。

一、“晋韵”与“宋意”的哲学基础

1. 何谓“晋韵”

“韵”字最早来源于音乐和声韵之学,把它借来与“神”字合为一体,来表达人的生命状态,魏晋名士就具有这种神韵,所谓“魏晋风度”正是强调魏晋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韵致,而所谓“人物品藻”也正是对诸多个体的独特生命韵致的鉴赏和品评。

“韵”作为品鉴人物的美,是由玄学而来的一种清远、通达、超迈、简远之美,其体现在书风上,是迥异于汉代书法的质朴之风,一变而为一种飘逸妍美、简远清雅的书风。这种书风一直被后人叹为观止,并被置于一种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顶峰位置,这不只是仅仅因为晋书尚“韵”,而且是因为这个“韵”的具体表现形态,为那种风神潇洒、悠游自如、真率烂漫,似乎无一点尘埃气的超迈风流之韵。这种尚“韵”书风究其实质,是魏晋时代玄风的浸润日久,对超绝言象的“无”的一往情深,导致人们注重于人的形貌、举止之中的神采与风韵。这种重视人的神采与风韵的思想意识扩展、渗透到书法艺术中时,也就必然以超越笔墨之外的空灵境界的风韵和神采为尚了。中国古典书法在实践上成熟的标志是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晋韵”书风的确立。

2. 魏晋玄学与苏轼的庄禅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的历史时期之一,“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去寻求一个能适应这个混乱时代的思想以求得寄脱,老庄思想自然盛行。于是他们拼命放纵性情,纵酒为乐、放荡不羁。

knowwhat you mean.”“Mm-hmm.”等。尽管男性也在倾听,但他们很少做出这样态度明确的表现。女性更看重倾听者的角色,她们往往在倾听时使用最低限度的反应,如她们不断用“yeah”、“hmm”、“oh”和“mm-hmm”给发言者信号表明她们在认真听取。事实上,女性的最低限度反应和停止谈话或中断讲话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出于她们的礼貌和回应。研究人员还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通过中断、不作回应或延迟回应来影响交谈,比如较长停顿后跟着一个勉强有兴趣的“Mm-hum”,或不追随发言者正在讨论的话题。除了对谈话作较多的响应,

欣

老庄思想的盛行造成名士之间的喜好谈玄,而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名士们放弃了儒家繁琐的礼俗,转而追求心灵上的自由自在的乐趣,于是率性而行,回归自然,在传统束缚下,人们压抑的个性和情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世族文人取代书工笔吏成为书法的主体,他们以不激不励、潇散自得的心态作书,既为文赋诗,又沟通感情。因而这时期的书法艺术成为这个时代审美趣尚最具体的表现,正如宗白华所说的,晋人的书法才是“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的“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自魏晋之后,特别是自东晋王羲之始,中国书法及其书法美学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它超越了政治伦理社会功用的“工具论”的范畴,而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开始真正自觉地体现主体的生命意识、个性风度、气质品格等,换言之,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同时又反映或折射着整个时代的审美趣尚和风姿神貌。

总之,魏晋尚“韵”书风归根结底是魏晋人自身的潇洒风流在书法上的一种表现、折射。

苏东坡的一生,命运坎坷,几度升迁贬谪,曾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造成了他性格组成的复杂,他在进取与退隐这一双重心理矛盾的困扰中度过其一生。当他决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然而,于宦海中沉浮的遭际,则使他易于亲近、接受道家、禅宗出世和超世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在其后就很少表现出来。庄子《天道》中曾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庄子看来,由“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而来的“素朴”之美是一种最高的美,一种淡和静的艺术境界。禅宗思想则强调排除外在和内在的干扰,恢复到单纯的、空明的“本心”状态,这里讲究的是“空”的境界。苏轼借以禅道思想化解人生忧患,同时也有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追求人格独立完善的意味。正如李泽厚所说:“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可以说,魏晋人之于老庄与苏轼之于庄禅,都是为了寻求精神的解脱。

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所体现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但同时又有魏晋人所不曾拥有的威而不猛的凛然正气。因此魏晋士人所拥有的一种独特的心态:“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在苏轼这里则变而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衰”的豪气。

二、苏轼的书法审美理想晋韵

1.二王对苏轼书法的影响

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晋人书法他极为推崇,苏轼曾在《题王逸少帖》中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女性还是很好的会话持续者。

五、结语

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第9篇

2000年以来,我国女性高等教育机会在各层次迅速增长,逐渐出现普通高校在校生“女多于男”的现象。2006年,专科在校女生比例超过男生;2009年,本专科总体在校女生比例超过男生;2010年,硕士在校女生比例超过男生;2011年,本科在校女生比例超过男生。专科在校女生比例于2009年达到峰值并出现唯一下降趋势,本专科总体在校女生增幅随之放缓,由2009年之前每年约1%下降到之后每年0.3—0.4%,仍呈增长态势。同时,18~24岁适龄女性人口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普通高中女生比例尚未超过男生且增速落后于各层次女性高等教育机会(专科除外),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非常强烈,超越了基数的限制。截至2014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总体在校生“女多于男”程度已达4.2%[1]。

“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概念曾多次出现在关于性别问题的研究中,最主要的解释是数量上女性对男性的超越。L.Morley(2010)运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2005年间数据,对57个国家女性高等教育机会进行研究,发现“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女性化)”更多关于数量的相对变化而非质量[2]。-Dur?ica Dragojevic(2014)对克罗地亚高等教育学科性别隔离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在性别隔离的前提下,“高等教育女性化”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3]。沿袭已有研究,本文将高等教育“女多于男”的现象和趋势定义为“高等教育女性化”。

200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总体)在校女生比例超过男生,可以被看作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元年,标志着男性为主的时代已经过去,女性为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伴随女性参与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高校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孩危机”“阴盛阳衰”等呼吁屡见报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部分普通高校和普通专业,针对女生比例的上升,采取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的做法,被视为制造新的不平等。

事实上,高等教育女性化并非仅出现在中国,而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史静寰(2000)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国家已达15个,既包括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也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4]。美国大学女性联合会AAUW(2008)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美各级学位授予情况,发现女性获得学士学位数量的增幅较男性强烈并在1982年超越男性,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比例在1984年超越男性,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在2005年超越男性,且白人女性遥遥领先。这种优势同样出现在90年代后期的少数族裔[5]。世界银行(2012)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男性。1970~2008年间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男性增长4倍多,从1770万增长到7780万;女性增长7倍多,从1080万增长到8090万,明显超越男性。在96个发展中国家中,女性高等教育录取率落在后面的只有36个[6]。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女性化的现实状况、演变轨迹进行研究,解析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规律,研究和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的问题,建立基于性别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与认识。这不仅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理解和促进性别平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7]。2009年是中国高等教育迈向女性化的元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以此为时间节点,选用世界银行2009年截面数据,辅以部分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样本由11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构成,代表世界总体规律。限于各国高校在校生男女比例数据较难获得,本文并未严格将“女多于男”限定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或在校生比例,认为二者具有同等效力。此外,虽然各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微小偏差,但并不影响本研究对高等教育女性化规律的总体判断。

二、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1. 高等教育女性化的程度划分

2009年,119个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国家和地区达70个,全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其中,高收入国家34个;中等收入国家36个,包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7个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个。70个国家中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及以上的国家共计61个,占8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是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基本条件。

注:“人均GD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二者均取相应范围内所有国家的平均值。“国家分布”栏中,分隔符“/”由左到右将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分隔开,第4、5层次不含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表1将“女多于男”按每10%水平为区间,对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70个国家进行5层次的划分。可以发现,“女多于男”程度越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人均GDP越高(第5层次除外)、国家数量越少。其中,第1层次和第2层次的47个国家,女性化水平处在20%以下,占国家总数的近七成。此外,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零散分布在不同层次中,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女多于男”程度越高,高收入国家的比例越高,由第1层次到第4层次,高收入国家所占比例分别是30%,44.4%,58.3%,85.7%,中等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与此相反的趋势。第5层次的4个国家,情况较为特殊,“女多于男”水平达到了极大值的古巴并非高收入国家。

2. 以经济水平衡量高等教育女性化

人均GDP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其作为参考标准衡量社会发展是普遍的做法。建立2009年人均GD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坐标系,对高等教育女性化进行衡量,如图1所示。因篇幅有限,图中只列出52个样本,反映119个国家和地区的变化趋势。

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正相关。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其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女多于男”的程度都较高,反之亦然,这是2009年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基本情况。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阶段并且毛入学率达到20%,是2009年高等教育“女多于男”的基本分界线,也是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基本起点。人均GDP位于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并且毛入学率达到65%、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5%~100%、“女多于男”达到20%~40%,变化不再明显,这极有可能是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最终较稳定状态。

然而,伴随人均GDP的上升,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女多于男”的变化曲线并不平滑,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与高等教育女性化步伐显著超出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巴拉圭、乌克兰、格鲁吉亚、蒙古、摩尔多瓦、洪都拉斯、菲律宾、吉尔吉斯等国家在人均GDP位于3000美元以下即出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女多于男”的情况。以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女多于男”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3. 尚未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国家

由于图1的曲线并不平滑,说明人均GDP并非影响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唯一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存在影响。添加HDI(人类发展指数)、性别歧视指数两项综合性衡量指标,对2009年不同国家群体的高等教育女性化进行衡量,并对尚未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国家进行归纳,如表2所示。

注:各指标取相应范围内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转型国家”共33个,主要来自东欧、亚洲、南美。“东亚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日本4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HDI”与“性别歧视指数”来自联合国《2011人类发展报告》2009年数据,取值均为0—1,“HDI”数值越接近1说明人类发展情况越好,“性别歧视指数”数值越接近1说明性别歧视程度越严重。

33个转型国家中,男性仍占优势的5个,分别是土耳其、墨西哥、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其余28个国家全部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其中26个国家高等教育女性化程度在0~30%范围内。委内瑞拉与古巴两国较为特殊,高等教育女性化程度非常高,分别达到40%和58%。虽然委内瑞拉的性别歧视指数达到0.45较为突出,但其高等教育“女多于男”水平仍高达40%。同样,古巴在人均GDP仅有5495美元的情况下,就以“女多于男”58%成为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女性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38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共有12个实现高等教育女性化,这些国家多位于中东和西亚,具有较为丰富的油气资源,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程度较高。高等教育仍以男性为主的其余26国则多位于非洲地区,处在中等偏下及低收入国家行列,占当年49个尚未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国家的半数以上。

2009年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只有中国以1%的“女多于男”水平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香港、韩国、日本的女性高等教育机会均少于男性。尤其韩国,人均GDP达到18338美元,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84%,“女多于男”的程度却为-33.2%,成为逆世界潮流最严重的国家。然而,这3个国家(地区)在2009年均处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且性别歧视程度较低,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都达到较高水平。因此,可以判断其男性高等教育机会水平较高,女性高等教育机会只是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

综上所述,2009年,119个国家和地区中尚未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共有49个,除较为特殊的中国香港、韩国、日本以外,总体上由经济较为落后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和转型国家构成,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地区。

三、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展脉络

1. 发展脉络

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发展程度各异、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间不同,导致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时间各异,如表3所示。其中,高收入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中等收入国家在近年逐步迈向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而低收入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从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来看,无论世界总体情况,还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群体,在迈向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时间节点上,其高等教育均处于大众化阶段。

图2显示以1975年至2013年间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总体、女性)为参考,部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女性化是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而出现的,且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渐超越总体,并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性现象。截至2013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女性化已经达到3.2%的平均水平。高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程度遥遥领先,经历近30年的增长后,于2010年前后达到峰值,并在随后出现略微下降的态势。以中国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在2011年刚刚从整体上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女多于男”水平仍然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截至2013年达到1.5%的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尚未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且并未明显呈现出向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的势头。

在总体趋势之外,存在部分情况较为特殊的国家和地区。俄罗斯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其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时间早于高收入国家,程度同样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香港作为高收入地区,实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时间较晚,与中等收入国家在2011年同时发生,并呈现出“女多于男”水平随时间增长的态势。日本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趋势,落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最为特殊的是韩国,虽然其高等教育“女多于男”程度经历了2005年之前的逐年下降和2005年之后的逐年上升,但截至2013年,其女性高等教育机会仍然落后男性近30个百分点。

高收入国家的变化趋势,也许会成为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最终走向。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女多于男”水平从1975年就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987年率先从整体上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并于2011年达到“女多于男”平均水平18.5%的峰值。截至2013年,高收入国家整体上高等教育“女多于男”回落到17%的平均水平。

虽然同处在高收入水平,但高等教育“女多于男”的出现时间、上升趋势、峰值与下降趋势,在不同国家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美国1979年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当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5%,处于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女多于男”逐年增长的趋势较为明显,2011年达到31.2%的峰值,随后出现下降趋势且在2013年回落到27.8%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以冰岛、挪威为代表的部分高收入国家陆续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且程度较为明显,“女多于男”峰值达到30%~50%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芬兰、英国为代表的部分高收入国家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女多于男”峰值达到20%~30%的水平。随后的90年代,以爱尔兰、荷兰、沙特为代表的部分高收入国家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女多于男”峰值达到10%上下,至此,高收入国家基本全部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可以发现,较早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高收入国家,女性化程度较高;较晚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高收入国家,女性化程度较低。到2010年前后,高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经过峰值后均存在微小的下降趋势,但变化不再强烈。

2. 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趋势预测

通过国际比较,不难发现高等教育女性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以主观意志而转移,也无须过度担忧,更不能通过行政性的强力进行阻碍。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的程度和方向与社会发展状况基本相符,是基本合理的。

高等教育女性化主要呈现3个发展方向。一是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总体趋势,中等偏上的人均国民收入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基本分界线;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并且毛入学率达到65%~100%、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5%~100%、“女多于男”程度经过20%~40%的峰值后回落到20%上下,或是世界范围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较稳定状态。二是低收入国家,整体上尚未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且以目前数据来看,没有明显呈现出向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的趋势。三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韩、日两国,虽然经济发达、社会发展良好、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水平较高,却与男性存在较大的相对差距,且截至2013年仍未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

当前,中国已经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高等教育也正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从2004年以来中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男女比例的走向来看,女性化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2009年,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2011年,中国实现了普通高校在校生除博士阶段外,女性对男性数量的全部超越[8]。截至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程度已达4.2%的水平。韩、日两国“男多于女”的现象不会在中国出现,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价值取向不应忽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基本走向,与世界总体趋势一致,但受儒家文化影响略显保守。根据世界银行2003~2014年的中国数据,计算出过去1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约7%的年均增长率,男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长率约为6%,而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9%。综合考虑近年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在校生性别比两方面的变化,可以推算出,到2020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或将进入毛入学率约50%的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女性化程度或将达到10%上下;到2030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或将达到约65%水平,高等教育女性化程度或将达到约15%~20%,并进入较稳定的性别结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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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银行数据银行.http://databank.shihang.org/data/home.aspx.

女性出轨不输男性？ 第10篇

到了今天，比例依然如此吗？许多人认为真相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新的研究表明，已婚女性出轨的比例已经和男性不分仲伯。

女性婚外情比例不断增高

对这个问题，最可靠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持进行的社会综合调查，这项调查从1972年开始就持续不断问美国人有关出轨的同一个问题。在2010年的调查中，19% 的男性承认在婚姻中偶有不忠，这一比例在1991年是21%，而承认有外遇的女性从1991年的11%上升到了2010年的14%。

2011年，由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和加拿大的圭尔夫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也发现，23%的男性和19%的女性有外遇。这些数字表明婚姻中出轨的性别鸿沟正在消失。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使这类调查选择的样本再多，调查结果有所偏差也在所难免。因为涉及到隐私和婚姻中的欺骗，所以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婚姻中不忠的比例要比实际调查结果高。

当然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同一夫一妻制，多数人认为出轨是错的，有害的，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你相信美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结果，14%的女性有外遇，那就请注意，有86%的女性没有。

也许，对女人们来说，在男女平等的观念鼓吹了这么年并且已经写入法律的今天，她们意识到，在婚姻中追求平等性，包括外遇的可能，这要求不算太过分。

2011年荷兰蒂尔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最近发表在期刊《心理科学》上，这篇文章认为，外遇不管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都代表着经济和社会权力，能够提高个人的信心和自我评价。女人现在也开始使用这种男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权力了。

几年前西娅和丈夫搬迁到洛杉矶时，她周围没有朋友，在丈夫整天忙于工作时，她经常感觉非常孤单。尽管西娅说丈夫曾经是她的知己，但现在两人之间已没有了火花，也没有性生活。她渴求陪伴和浪漫，于是注册成为AshleyMadison.com网站的会员，该网站中有很多已婚却有出轨意图的人。在和一个男性约会几次之后，她真地有了外遇。“他能给我一切我丈夫不能给的东西——那就是关注和爱慕，”她说。

妇女对丈夫忠诚程度的明显改变引起了感情问题研究者们的兴趣。是女性变得开放了？还是历史上女性更喜欢对其不忠进行隐瞒，女性是不是该为这一切负责？

女人为什么出轨

社会角色的改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早期，女性和孩子们被孤立在农田和家中，让她们婚姻出轨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对于新一代职业女性来说，工作得越来越晚，与男性的交往越来越多，拥有了更多的旅游机会，这也就意味着外遇和诱惑越来越容易。即使在家，手机和网络让她们有更多与别的男人亲密交往的机会。

亚特兰大一位专门研究家庭危机和夫妻问题的精神病理学家弗兰克·皮特曼说，他发现更多的女性谈论关于“电子”联系的事情。这位《私生活：不忠和亲密的背叛》的作者说：“我看到这样一种改变，它重点不是性，而是开放和亲密以及秘密。每个人都用手机讲话，你会和你欺骗的那个人感情越来越疏远，而和真诚交流的那个人越来越亲密。”。

把外遇看作是男人本性的理论早已存在，认为男性这样的行为不过是满足繁衍后代的需求。但女性的外遇似乎也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博士说，这样的说法起源于人类最早期，女性和男伴结合然后生育。但当女人开始外出寻食，她们和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因此似乎获取了一层保障——要是她们的伴侣死了，还有人能够帮她们养育孩子并提供资源。那些到处和人发生性关系的女人能从她们的伴侣那获得更多的肉、更多的保护以及资源。费舍尔说，她甚至能拥有更多的孩子，尽而在自己的直系关系中产生更多的基因多样性；如果某个孩子夭折，其他的也能继续生存。

社交网络是另一个因素。社交网络扩展了女性出轨的范围和可能性。一般来说，女性外遇都是从精神出轨到肉体出轨。而在线交友很容易谈得热火朝天。有些人说社交网络只是个助推器，不忠者总是能找到出轨的途径，不是社交网络确实让她找到舞伴的可能性大增。

前面提到的网站Ashley Madison就是一个为想要出轨的配偶们提供网上约会的网站，它的宣传语是“人生短暂，有次外遇吧”。还有一个更直白的网站DiscreetAdultery.com，其网址翻译过来就是“谨慎的婚外性行为”，专为女性出轨者提供服务。

研究人员还指出了导致女性出轨增多的其他因素，其中之一可以称之为“负面示范”，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描述外遇的频率甚至比普通的恋情更多。许多剧情中，女性称为出轨的策划者和主动方，看到这样的宣传，女性观众也许会觉得不忠已经被大众接受了。

虽然研究结论很难说精确，研究人员也很难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如今出轨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都有着自己的理由，而且很明显和男性不同。

男人是狗，女人是猫

著有《他？她？我们为什么相爱》一书的海伦·费舍尔博士说，男人更倾向于把性作为不忠行为的动机，并且较少会与婚外情的另一半坠入爱河。而女人们总是试图和自己的爱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因为“她们更容易孤单而有外遇”。“男人往往比较强硬，女人对情感的需求却很丰富。两者如此不同，像猫和狗一样无法相容。

玛赛拉·维纳是教育学博士，她认为，与男人相比，女人相对较少会出现偶然外遇的情况，专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她们思考的时间更长，想得也更多有关。女性是慢慢的才会进入状态，速战速决根本不是她们的风格。男性的情感模式不同，他们可以迅速的抽离，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发生性关系后又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女性对外遇更加认真。这对男性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

女性男性化 第11篇

当历史跨入20世纪, 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让妇女的地位一步步得到了提升, 女性创作也逐渐走向了成熟。而这里所说的理性化路程则代表着女性内心精神状态由“外”走向“内”。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品中女性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内心价值意识由激进、感性走向理性、内省状态的过程。

一、男权主导意识动摇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思潮, 中国妇女也扛起了自我解放的责任, 而同样在中国, 男权在文化理念建立上的先行一步, 带来了男性文化的中心主义和女性介入的艰难。这让妇女一直处于一种被动存在形式下。

对于男权文化的中心主义, 马克斯舍勒在《女性运动的意义》中有所分析:

长期以来, 在确定文化目的时, 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法权的性格特点和女性的独立参与都没有得到承认, 所以, 统治我们文化的价值、使命的目的都是男性的, 而且是特殊的男性的, 在这种制度中起来斗争的女人不得不先接受男性的特点。

女性在男性这座大山的压制下, 存在了过多的不平等。历史上的女性运动在把自己的身份由被动动转转化化为为主主动动时时遇遇到到了了困困境境, , 于于是当世界的潮流要求与男权力量进行的较量中, 女性以其张扬的个性, 颠覆传统意识, 并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巨大的诱惑和压力往往威胁着女性独立性需求。其主要的限制因素有:

1、男权体系的抑制性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 一直把女性置于被动、附属的状态。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 有三种常见的程式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意识, 不管是哪种程式, 都给予女人以弱小、温柔的、被男人统治、需要男人统治的来解放她们的依附于男人的形象。这样的文学让男人成为话语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 女性只是失去自我的依附者, 她们丧失了自我的价值体系, 最终变成“物”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

而如此现状, 在女性创作中, 往往体现了两方面的意识区别。一是女性形象表现为独立意识的觉醒。二是女性往往对男性主体有出于“本能”的仇视和抵制心理。当五四新文化过后, 男权权威的影响仍时刻左右妇女的思维习惯与行为顾及, 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 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因此被置于反动、卑劣的消极形象。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 主要作家是丁玲, 与传统的女性不同, 丁玲的早期作品中的女性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形态。她们大胆的尝试, 第一次体验作为“人”的尊严, 这时期的女性有如刚出笼的鸟, 对于新生活的选择具有主动性, 而反封建的潮流赋予她们爱与被爱的权利, 但在这种“自由恋爱”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情爱诱捕”模式, 这时的男性意味着权利、压抑、冷漠、自私。当女性对未来生活抱有巨大希望时, 男性的爱情炮弹给新思想的女性以沉重的打击, 让这些刚从藩篱中走出来的女性又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值得肯定的是,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本一方面陷入挣扎的困境, 一方面仍怀着勇气直面自己所选择的人生, 而此刻支持她们的是要求自由、平等的梦想, 虽然男性带给她们的创伤将成为无法逝去的记忆。

2、女性自身思想的滞后性

“对于20世纪的女性而言, 历史和文化的语境都决定着她们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这种影响在决定她们的意识的同时也决定了她们的无意识。”[3]而这种无意识的心态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规范的内化。譬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对凌吉士一见钟情, 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亲吻到凌吉士的嘴唇, 但她终于还是抑制住了, 认为这都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能够做起来的。在她们的面前, 有一条伦理道德的警戒线, 当她们想要勇敢地跨出这条线, 奔向新生活时, 她们的内化作用迫使她们不时地往回看甚至有可能退回到原起点。

3、社会现实的纷繁性

譬如《阿毛姑娘》中的阿毛, 她不满自己的生存状态可又没有办法加以摆脱, 她向往都市的生活却又没有获得这种生活的途径, 阿毛最终落落寡欢, 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都市环境的诱惑, 使女性无法找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平衡, 造成了迷失。在五四初期的女性作家中也往往都看到一些女性形象受以上因素制约, 而看到他们前进过程中的悲剧, 不管是外在还是自身因素的影响, 当时作家在建构其叙述体系中的女性形象时, 还是带有自觉的冲动和感性的执著, 即使满身伤痕。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主题, 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对现代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女性从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牢笼中摆脱出来, 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 一方面体现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标志着真正现代意义上女性形象的出现。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小说的主角往往是由女性担任, 但同样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则是女性获得了个性觉醒后找不到个性成长出路的悲剧命运。而这种命运的决定权除了外界影响因素外, 新兴女性的道德束缚和冲动意识也影响着当时女性作品的发展。

二、女性反抗意识的成熟和母性职责的回归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创伤, 80年代初的女性文学更多的是显示一种抗争意识, 当“女性话语”的建立, 让她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时, 这种意识也由激进走向了平和。

张洁的《方舟》无疑是那个时代具有象征性的文本。张洁在《方舟》中塑造了梁倩、柳泉和曹荆华三个独立女性的形象。在她们的身上均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 甚至可以说是对男性的沉重的批判意识, 她们是一群婚姻的失败者, 他们不幸的爱情和婚姻史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曹荆华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党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生活保障的妹妹, 嫁给了自己下放地的森林工人;柳泉因为留英的“间谍分子”父亲, 和造反派小头目结合;而梁倩则因为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 使婚姻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说历史的悲剧带给她们不幸的婚姻, 那么也可以说正是不幸的婚姻给予了她们女性的觉醒意识。这种觉醒的意识一旦产生, 就带有很强烈的批判情结, 从而形成了一种女性自我中心主义, 她们有她们的理念和情感模式。

如在张洁的笔下, 这些女性和一般的女性有一定的区别, “生孩子, 睡觉, 居家过日子”, 她们都不行。这是她们自我形成的认识体系。张洁试图竭力强调的女性意识让女性脱离了身为女性的这一事实。当她们面对这社会的歧视时往往显得心力憔悴, 但她们仍有坚定的意志, 只是这种坚定的意志中包含着一种无比悲壮的色彩。

“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得到和尚未得到的权利;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受过的、种种不能言说或可以言说的苦楚;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的追求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一句祝辞, 为了自己干上一杯!”[4]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女性抗争是把她们自身建立在与男性完全公平的状态下, 甚至抛弃了生命本题活动的特殊性别价值。在这里我们是看到了饱经沧桑的女性在无力的强烈嘶叫。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女性, 她们仍在走不断抗争的老路, 越走越彻底。但同时也反映了女性自身思想上的某种局限, 因此显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和激进态度。

随后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细腻与理性、沉稳与宽容。她开始让女性得到了一次回归。她们同样要面对情感的不幸, 当《小城之恋》中那个近于憨直的女孩子, 在性爱力的驱策下, 不可遏止的原始生命的冲动, 以及伴随的内在焦虑和罪恶感时, 她在贪欲和罪恶感的忏悔中苦苦挣扎。但当我们在小说中最后看到了女人母性责任的承担时, 我们意识到了母性的伟大与崇高, 但这份伟大与崇高是建立在道德传统和反叛中执行的 (非婚生育) 。此刻的女性少了一份情感的热烈跳跃, 而是在母性中找到一份先天存在的冷静与责任。

作家意识到了女性不仅仅是要取得自己的独立空间, 同时母性责任的承担是无法逃避的, 当我们看女人在爱的炼狱中涅槃以自我的牺牲为代价的悲剧精神时, 在深层意义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不是女性如何摆脱情欲所酿制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 而是去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

此刻, 我们看到了更为理性的女性在经历了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涤后, 达到的从未有过的生命和谐。面对婚姻、家庭, 女性的“心静下来了”。

正如王安忆自己曾说把自己的“一个女人的故事”称为“一个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 她把女主人公对爱情故事的宿命和虚无情绪里, 暗示着一种女人命定里的沮丧, 又从这沮丧里延伸出女人打破伊甸园的天真而走向成熟的希望。

三、“无名”状态下的女性个体意识

长期以来, 女人一方面竭力跻身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试图用男人的目光或超出性别偏见的目光来看待和描述世界;另一方面却又为自身的种种局限、束缚困扰的骚动不安, 想求得一种终极的释然, 为此而不断地去批判男权中心的种种不合理, 表达身为女人的不幸、苦恼、愤慨、意愿和向往。

进入90年代以后, 中国当代文学由80年代的“共名”状态转向了“无名”文化状态, “无名”指的是“在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 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 宏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无法拢住整个时代的精神走向, 于是价值多元, 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 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 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的状态。”[6]因此作者进入了一种“个人化写作”, 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个人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审美形态并表达出来。

90年代的女性作家也放下了“代表全体女性发言”的集体主义性别立场, 退回到个人感受世界的立场, 从而反观整个社会。不难发现她们具有了从自我宣泄到自我隐匿转变的过程。

在动乱、纷繁的社会里, 王安忆敏锐地从民间文化信息中挖拾一种记忆的碎片。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个人记忆的方式描写了上海市民的生活场景, 在较小的社会空间里仍然创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都市市民世界, 虽然作品中并不拒绝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宏大历史与叙事的景片裂缝处, 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 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经验。

可以说90年代女性写作实践时, 强调了其“文化立场”而非“性别立场”, 她们从文字的游戏和喧哗中呈现出自己的精神反叛, 或踽踽独行于无声处书写沉默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女性个体形象出现代替了女性集体时代的共鸣。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人”非“类”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自己人生的悲欢离合、人性的美丑善恶。

在中国现当代的女性小说中, 我们看到了许多哭泣的女性, 同时也看到了不少微笑的女性, 女性从束缚走向独立后伴随着是情感的理性化过程。相信, 女性之笔不仅仅可以描绘有意义的图画, 也能给我们展现女性自身更和谐的画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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