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精选9篇）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第1篇

毋庸置疑, 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卓有成效的, 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确保了我国工业化初期对人力资本的需要, 积累了大量合格的产业工人, 是我国成功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保障。因而继续保持人力资本积累趋势既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有求, 又是我国迈入高收入阶段的重要引擎。但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却面临着严峻挑战:工业劳动力大军主体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无法满足“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受教育年限是反映人力资本水平最重要的指标, 从2011年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 (受教育平均年限9.6年) 来看, 基本上还能适应目前劳动密集型二产 (要求受教育者9.1年教育年限) 与劳动密集型三产 (要求受教育者9.6年限年) 岗位对教育水平的需要 (见图1) , 这得益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成功, 可现今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却出现了停滞。随着2004年刘易斯拐点到来, 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 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 教育回报率相对降低, “读书无用论”盛行, 农村父母觉得9年义务教育就已足够, 孩子们应该赶紧出去打工, 常常在初中毕业后就不再升学;孩子们也似乎不解就业困难的愁滋味, 在岗位之间频繁跳槽, 不愿意参与任何的职业培训。由《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16~40岁农民工中, 60.3%的受教育年限在初中阶段, 14.8%在小学阶段, 从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比例达到65%左右。更有甚者, 许多农村青少年还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就急于出去打工, 据2013年国家审计署审计调查重点核实的52个县1155所学校情况, 大体推算出, 2011年与2006年相比农村初中的辍学率提高了1.6倍。

然实际上我国工业化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显示, 我国早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 经济结构开始出现由Imbs和Wacziarg观察所得到的特征:逐步由专业化向多元化转变。根据2005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资料, 把按二位码分类的行业和按二位码分类的职业进行组合, 观察包含行业与职业特征的5034个岗位情况, 再按照每个岗位的工资水平排序, 将所有岗位十等分, 图2正好展示了按岗位十等分的就业分布情况。图2的右图显示, 2005年最低岗位占全部非农就业岗位的2/3。图3的左图显示, 按质量十等分的岗位所对应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最低的30%岗位所需人力资本大约为9~9.4年。

由于资料的限制, 无法观察“十一五”与“十二五”期间按岗位质量分的就业情况, 不过依据其他微观资料的观察表明, 2005 年以后, 就业结构的确发生了明显变化, 工资性岗位在不断增加, 就业的正规性也在逐步提升。 即便不考虑就业结构的升级, 仅仅观察同一时期工资岗位的分布, 就可以看到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图3 的左图显示, 工资性就业主要集中于中等就业质量的岗位, 所需人力资本在10~12 年期间。

换言之, 根据国际经验, 如果我国“十三五”期间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就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的局面, 那么其岗位所对应的人力资本应该至少需要通过高中阶段的教育才能完成, 而目前充其量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是无法胜任新的岗位, 还需增加2.4年左右的最低受教育年限。也就是说, 至少接受过完整高中阶段教育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也是符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先行经验, 20世纪60年代处在类似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时, 他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优质的小学到高中阶段教育体系, 高中入学率接近100%, 而我国目前86%的毛入学率仍然落后于OECD国家30年前的水平。并且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普遍较高, 以24~64岁人口受教育年限 (中位数) 为例, 美国与加拿大为13.3年,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11.9年, 欧洲为11.8年左右。因此使不断地被新成长劳动力所更新的农民工群体, 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 接受高中阶段教育, 是应对“十三五”期间产业升级的关键。

虽然我国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就提出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战略目标, 但由于高中教育尚未义务化, 对政府、学校和个人的约束力不够, 加之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提升, 大大增加了个人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成本, 高中阶段教育反而呈现出萎缩趋势。2013年, 全国高中阶段学校比上年减少643所, 招生比上年减少101.29万人, 在校学生比上年减少225.63万人。由于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农村高中教育就更为落后了, 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 (英文简称REAP) , 在2009~2013年对我国15个不同的省份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 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占全国学龄儿童的45%~50%, 其中超过8000万儿童的年龄在6~15岁之间, 26%以上的农村学生没有办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率只有50%, 西部边远农村地区更低, 最终只有46%的学生可以完成高中教育。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是未来农民工的主要来源, 是明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 如果不将高中教育义务化, 其在农村的持续萎缩将会导致近1.5亿的农村孩子无法进入高中学习, 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就会步入劳动力市场, 最终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根本无法适应未来的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方式也无法转变成以依赖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为主的拉动模式, 无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我们只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顺利完成“普九”以及高等教育的扩张之后, 在“十三五”期间实现高中义务教育的延伸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这是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延续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必要途径, 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

为确保“十三五”期间义务教育制度在改革与完善上有所突破, 使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阶段更具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行性, 提出了以下建议与对策。

第一, 从制度上确立高中教育的地位。 国家从法律的高度确立高中教育义务化的地位, 强调其强制性, 遏制适龄人口的减少, 尤其是农村地区, 增加高中教育的毛入学率;进一步强化国家、学校、家庭与个人在高中教育中的作用, 争取全社会对高中教育的关注;逐步构建涵盖中央、省级、输入地与流出地等各级各地政府的教育保障机制, 有效地督促各级政府积极地抓好高中教育。

第二, 增加对高中教育的公共资源投入。 公共资源投入应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开始, 并逐步推进。 首先, 确保全面普及高中教育的资源投入, 即实现高中毛入学率的目标所需要的公共财政资源。 其次, 增加高中教育的生均经费投入。 由于目前高中教育尚未义务化, 对高中教育的生均公共资源的投入水平甚至低于初中教育, 所以应进一步加大对高中生均投入。 最后, 逐步提高高中教育公共资源投入水平, 确保其投入增长幅度与其他义务教育的公共资源投入持平。 同时借鉴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成功经验, 逐步推进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免费的进程。

第三, 整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资源。 高中阶段教育的特殊性在于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混合。 通过高中教育的义务化, 来整合国家对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 不同学校之间的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的资源投入, 加强科学化的管理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四, 增加普通高中的毛入学率。 普通高中在“十一五”与“十二五”期间都处于停滞状态, 近年来甚至出现了萎缩。 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主要来自中等职业教育的扩张。 高中教育的增量应主要配置于普通高中。 在目前力争把普通高中48%的毛入学率提升到60%。 并随后的时间里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 调整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的比例关系, 逐步增加普通高中的比重。

第五, 通过改革职业教育增加通识课程。 在“十三五”及以后的时间内, 中国经济将经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换, 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实现有效联系有待审慎。 建议增加职业教育中通识课程比重, 提高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学习一般知识的能力, 同时借鉴国际经验, 逐步调整与规范高中教育的课程设置。

第六,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来到城市之中,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统筹城乡教育资源, 把农村高中适龄人口吸收到城市接受义务教育, 既可以减轻农村高中义务教育的压力, 又可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化, 同时适时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进行合理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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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第2篇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的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活动；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对孩子的抚养；寻找工作的活动；劳动力的流动。这些行为都能有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和健康状况，从而增强劳动者获取收益的能力。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和增值。作者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重要的资本，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流动性。我国农村目前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受耕地制约和信贷资本约束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就业模式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了。对于许多农村和农民来说，外出务工，进行劳动力的流动，这是农村人力资本最好的投资方式和最大的收益活动。本文主要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十大显著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

1、高规模性我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流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0－70年代末，伴随着我国“一五”计划和许多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少部分的农民工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产业；80－9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兴起了“全民经商”的高潮，这时期农民工主要是在中小城镇流动，跨省区流动的农民工数量较少；2001年至今，我国户籍制度得到了实质性的重大改变，劳动力流动极为活跃，出现了跨省跨区、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流动。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以600万的速度递增。据统计，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总计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业占到68%，在建筑业中占到80%；在第三产业的批发、餐饮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52%以上。

2、高流动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流动性。农民工人力资本只有进行流动，才有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我们可以看到，从改革开放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到“百万大军下广东”，到2002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再到劳动力从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都显示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除此以外，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还表现在职业的不稳定，极易丧失工作，因而职业的流动性也极高。高收益性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高收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农民工及其家庭收益方面。据张古鹏、姜学民、任龙等人采用1%抽样，对青岛800名农民工收入的统计表明，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是927.49元。苏群，周春芳等人也对江苏苏南、苏北、苏中的468位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得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是1082.71元。其中，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收入集中在750－833元之间，其次是900－1100元之间，有少部分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达到1600元以上。其次表现为巨大的社会收益方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流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也缔造了“中国制造”的神话。世界银行统计，1980－1997年中国18年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占16%，有的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6%。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和农业部王德文等人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23%。

四、高差距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高差距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收入的高差距性。由于农民工流动所处的地域、行业、部门、职业等不同，这些差异会导致农民工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张杨珩对南京市633份农民工的问卷表明，农民工工资低于750元的人数占18.8%，750－1849元的人数占66.2%，高于1849元的人数占人数占9.5%。最低收入的农民工和最高收入的农民工之间的差距比较大。第二，身份地位的差距性。基于学历、职业、技能、收入等因素的较大差异，农民工实际拥有的资本资源和社会资源也不尽相同，农民工阶层内部的分化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已经出现了一部分拥有大量资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民工，他们与那些就业能力低、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且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隔阂。

五、低存量性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流动，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2.95%，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1%，仅占0.77%；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2.0%，小学文化程度占16.4%，初中文化程度占65.5%，高中文化程度占1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6%，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28.2%。虽然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存量比以前有所提高，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低存量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劳动熟练程度含量少，这往往使他们在劳动力供给中遭受歧视，以及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同时，也要看到，少部分的农民工其人力资本含量比较高，且其拥有的技能具有难以替代性，他们在就业中相比较而言会处于明显优势。

六、低组织性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集约度非常低下，这也是农民工工资经常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据建设部统计，2004年至2006年，全国新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64586件，拖欠工资总额303915．6万元。中国劳动保障网刊发的《2007年第一季度劳动保障工作情况》指出，全国27省、市、自治区不完全统计，一季度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共为150万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17．35 亿元。这充分说明农民工由于低组织性而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已完成的流动行为中，80%以上的农民工仍然是靠亲朋好友介绍和“自找门路”，通过职业中介或者订单转移的劳动力不到20%。因此从流动形式上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部门狭窄，转移速度缓慢等特点。现在许多地方已开始尝试把农民工有组织的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积极进行劳务输入，这是一种解决农民工组织程度比较低的有益的尝试，但其中问题也不少。总的来说，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组织化程度还非常低。

七、低地位性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专业技术要求低，城市不愿从事的粗、重、累、脏、危等岗位，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收入较低、形象欠佳，影响市容，而且当农民工遭遇不公平对待时极易引发治安隐患。因此，农民工尽管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却难以被城市相容，难以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他们仍被当作“二等”公民而被城市所歧视。在对农民工的一份调查中，在被问及“城里人对你的态度如何”时？选择“非常友好”和“友好”的只占26.7%，而认为城市居民对他们带有“歧视”、“敌意或戒备”的却占到65% 以上。

八、低收入性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存量低、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以及制度性的障碍，使得当前我国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500元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并且，农民工工作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在被调查者中, 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9小时的达40.30%，9～10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

九、高风险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具有很高的风险性，一旦人力资本流动的决策发生意外或失误，都会对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农民工从事的岗位大都是粗、重、累、脏、危等对身心有较大伤害的工种，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条件也较差，极易发生工伤事故。仅珠三角每年生断指个案至少3万宗，被机器切断手指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调查发现，来自农村乡镇的工伤者占工伤者总数的85.6%；工伤者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55.8%的工伤者未婚；61.7%的工伤者未与企业签定劳动合同；相当部分企业不按法定要求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在珠三角，不少企业由于能源紧张而将吸尘设备闲置，工人在连口罩等基本劳保用品都没有的条件下仍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下工作，对身体伤害大，企业用工“年轻化”十分严重。工伤成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杀手”，阻碍乃至切断受伤农民工的再就业之路，甚至使他们丧失赖以生存的劳动能力，严重的直接导致死亡。工伤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给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流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第3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372-04

收稿日期：2013-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编号：12YJA790085）。

作者简介：张洪霞（1981—），女，四川射洪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及人事测评工作。E-mail：zhanghongxiasc@yeah.net。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据统计，在2.4亿农民工大军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1.6%[1]，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务农经历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的认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体制下，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难以真正拥有市民身份，陷入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成为漂泊于城乡的“边缘人”，这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必然出路在于稳步推进市民化，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实现我国城镇化建设目标、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表现在：（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问题。王桂新等以上海为例，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2]。张华等通过对339户新生代农民进行实证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是在特定家庭环境下做出抉择”的结论[3]。（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问题。刘传江等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4]。张斐通过建立1个包括 8 个二级指标和 9 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计算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5]。（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路径问题。胡杰成指出户籍分割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农民工自身的市场弱势是新生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市民待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加大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力度等解决对策[6]。胡江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指出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并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7]。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水平以及障碍的关注颇多，而且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研究者将已经市民化和尚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比来剖析制约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制约市民化的障碍研究也多集中于制度体制层面，很少有研究者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内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已市民化和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采用Logistic逻辑回归方法，着力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益的建议。

1样本选择与样本特征描述

1.1样本选择

2013年1—3月，课题组成员对全国84个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824份，回收率达到824%，剔除不合格问卷27份，有效问卷为797份，问卷有效率为79.7%。对搜集的数据采用SPSS 17.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2样本基本特征

由表1可见，在调查的797个有效样本中，男性432人，占受访总体的54.2%；已婚者占大多数，达到74.0%；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主体，约为73.8%，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46.9%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以从事体力性劳动为主，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下的占68.3%，这使得农民工在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方面捉襟见肘；打工年限为3年及以下的外出短期打工者居多，占55%；80.6%的受访者来自东部较发达地区。

2研究变量、假设与模型

2.1变量选择

2.2研究假设

2.2.1新生代农民工背景信息特征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的角度看，女性由于劳动参与率不高及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其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其实现市民化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已婚的农民工且配偶在同城打工者较之于未婚者或已婚农民工但配偶在家乡或在其他城市者，其市民化的可能性更大；月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倾向更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对其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有显著影响，职业层次越高，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2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技能证书是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操作变量，技能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市民化；打工时间是农民工工作经验的操作变量，打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融入城市，市民化倾向越强；接受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提升的手段，接受培训时间越长，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其市民化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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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对市民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异质的交往对象越多，其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用“遇到困难时可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这2个变量来对农民工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操作化，社区活动参与情况代表新生代农民工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量化指标，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2.3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建立

本研究就“您是否已经在城市落户”作为受调查对象市民化实现与否的表征，定义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描述11个解释变量对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模型的原方程为：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运行结果

本研究运用SP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模型1；然后采用向后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剔除标准水平α=0.10），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0.05%及以下水平上统计显著，得模型2。由表3可见，模型1和模型2的显著性P值均为0.000，这2个模型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模型2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差异，模型2中“打工时间”与“社区参与情况”这2个变量的显著性均优于模型1。因此，下面的讨论以模型2为主。

3.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分析

3.2.1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变量和月均收入水平最终进入回归模型，且在已经实现市民化和未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影响显著。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系数为-0.653，在0.01统计水平下显著，男性比女性实现市民化的倾向更大，与研究假设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劳动参与率较女性更高，他们获取工作的机会更多。平均月收入也是制约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关键因素，影响系数为0.364，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水平越高，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也与研究假设相一致，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推进市民化的实现。

个体背景特征变量中“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对市民化实现作用不显著，说明婚姻现状与从事的职业类型并不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3.2.2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人力资本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时间2个变量最终进入回归模型。首先，受教育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为0.534，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实现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与研究假设一致，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物质资本的获取能力更强，这为市民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次，打工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295，且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也与研究假设一致。打工时间越长，市民化的实现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在城市打工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必然增加；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这有利于推进其实现市民化。

技能证书和接受培训时间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或仅有初级工证书，而且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闲暇时间参与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在调查中近5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仅有2.6%的农民工参加过3月以上的技能培训。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参与意识总体上较低，故其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不明显。

3.2.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中生活中主要交往对象、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参与社区活动情况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均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主要交往对象的影响系数为-0.61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交往对象以城市人为主，即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越多，异质性越强，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这一变量影响系数为0.367，该变量与市民化呈正相关，表明求助人数越多，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市民化的实现倾向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的状况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514，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也呈正相关，社区参与越频繁，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越多，越能推进其实现市民化。社会资本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均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异质性程度是影响市民化的关键指标。农民工进行市民化的过程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构和再生的过程，超越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构筑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次级社会资本，在与城市社会不断加深的互动过程中，次级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民工提供直接地学习市民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而且还能够增强农民工动员和调动城市社会资源的能力，故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异质性强的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关键因素。

4小结与讨论

利用全国797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据，从个体背景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方面阐释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人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这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大于女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人为主，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nlc202309040836

通过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为成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需要从以下2个方面加以努力：

（1）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政府应着力加大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力度，一方面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提高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对已在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种职业培训机会，增加他们的知识含量和技能素养，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充分利用工闲时间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培训，这不仅能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含量，增加自己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而且能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利于其实现城市社会的融入。

（2）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集聚特别是异质性社会资本的集聚，对实现市民化起着关键作用，农民工自身要摆脱封闭、同质性强的社会网络的桎梏，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城市社区组织和用工单位也需要通过开展群体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满足他们社会交往的需求，扩大其社会交往网络。

参考文献：

[1]王亚.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J]. 北方经济：综合版，2011（19）：74-75.

[2]王桂新，陈冠春，魏星.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10，16（2）：2-11.

[3]张华，夏显力.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56-58.

[4]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5）：48-57.

[5]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35（6）：100-109.

[6]胡杰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与促进对策[J]. 中国经贸导刊，2011（4）：38-39.

[7]胡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6）：123-128.

浅析石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 第4篇

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 是否能够真正懂得并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本的积累, 已经成为影响石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 石油企业逐渐意识到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整个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需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1 我国石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1.1 人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短缺并存。

在我国石油企业中, 呈现出“总量富余, 质量低劣”的现象和人才总量不足, 人才素质偏低, 人才活力不够, 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虽经这些年的减员增效, 人力资源总量还是明显偏大, 人力资本十分短缺。

1.2 人才流失与人才老化并存。

(1) 人才流失严重。由于教育的内在品质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改善, 特别是由于落后用人机制的消极影响, 使得石油企业优秀人才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外流。人才的流失, 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2) 人才老化日渐突出, 尤其知识结构老化严重。按国际通行的知识老化率30%的速度推算, 我国石油企业现有人才中至少半数因知识老化、陈旧而不能再称其为人才甚至己变为不合格人才了, 人才断层己经出现。这种状况显然将影响到未来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发展。

1.3 人才价格与价值背离。

(1) 收入与价值背离。在石油企业中, 人才收入和他们付出的劳动与承担的责任、风险及做出的贡献和企业得到效益相比, 明显偏低, 与人才的人力资本价值背离。 (2) 分配形式单一。以短期的、现时收入为主。而股权激励等长期分配激励方式采用较少。使经营者短期行为严重, 职位消费、特权消费倾向明显, 非货币化物质追逐动机强烈, 配备专车、专职秘书, 公费通讯、公差出国、公款消费等等。

1.4 人才“用”与“育”失衡。

在许多石油企业中, 经营者只停留在使用与控制员工这一层面上, 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即员工的培训, 简单地把职工培训看成是一种消耗, 只重视员工的职前学历或文凭, 不重视员工的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在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上, 忙于资本的原始积累, 顾不上人力资源的储备与开发, 急于“用才”, 不善于“育才”, 结果不仅人才难求, 而且人才难留, 最终无才可用, 人才的“育”与“用”严重失衡。

2 我国石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弊端的“惯性”。

(1) 动力结构扭曲。我国石油企业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 享受相应的行政待遇, 这样, 企业对行政级别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为此, 石油企业很少考虑人力资本的投资, 考虑人力资源的开发, 而是尽量争取物力资本投资, 扩大生产规模, 搞“小而全”, “大而全”, 为提高自身行政级别打下物质基础, 这就导致了石油企业对物质资本投入的偏爱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歧视。 (2) 责任外化与软化。在传统企业制度中, 石油企业不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 企业不承担经济风险, 没有亏损破产和失业的忧虑。企业员工也没有任何危机感, 这就使员工缺乏改善知识结构、提升素质结构、不断进取、奋发向上的积极性, 工作质量不高, 技能水平低下。此外, 企业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分配方式, 基本抹杀了企业内部员工在劳动能力和贡献大小上的差别, 这就使企业员工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2 忽视或无视企业人力资本。

(1) 认识不足。目前, 资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传统的货币形态, 一种是新兴的人力资本形态。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 整个企业的生产制度都发生很大变化。石油企业对这种产权制度的变化反应太慢。 (2) 管理理念传统。长期以来, 石油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习惯上称为劳动人事管理, 反映出企业以劳动者人事关系为核心的管理理念。目前迫切需要转变, 更新管理模式, 尽快实现人力资源现代化管理的成功转型。

2.3 缺乏人才甄别选拔机制。

(1) 缺乏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因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和旧体制的影响, 一些石油企业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 仍然用一种僵化、封闭、静止的观点, 尽管这几年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但力度上与国外一些优强石油企业相比显得差距很大, 尚未真正形成能上能下、能升能降、能出能进的竞争机制。 (2) 缺乏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石油企业对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状况熟视无睹, 对企业的人才需求缺乏客观的分析和合理的预测。高素质、高层次、高精尖人才留不住, 低素质、低层次、低能力员工不愿流出, 成了“棒打不飞的鸟”。

2.4 培训机制不健全。

培训机构重复设置, 多头、交叉管理, 培训基地建设重点不突出, 培训资源浪费等现象非常严重, 缺乏系统的策划。培训内容大众化, 针对性不强, 培训教材陈旧落后, 教学方法单一, 没有形成与市场配套而成熟的培训教育机制, 在培养员工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明显虚弱, 导致培训能力空间不大和人力资本的短缺。

3 加强石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的措施

3.1 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与管理

3.1.1 把石油企业改造成学习型组织。

(1) 石油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应以明晰、确定的产权制度为前提。 (2) 既要从内部经验学习, 也要从外部资源汲取营养, 二者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两个轮子。 (3) 学会记录和传播学习的成果, 这样企业全体员工才能共享知识, 从知识中受益, 从学习中不断加速个人人力资本和企业人力资本积累。 (4) 创建企业学习的基础结构, 将学习制度化, 对提升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绩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 企业是否建立起一套激励学习的合理制度, 这对于石油企业搞好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关键意义。

3.1.2 把人改造成终身学习的人。

不断强化人力资源教育培训, 把培养和造就“学习人”放在重中之中的地位, 才能提高人力资本能级, 调整人力资本结构, 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3.1.3 充分发挥培训的效能。

要做到建立有效的培训系统, 丰富企业的培训方式, 让培训成为奖励。对于石油企业而言, 招聘人才固然重要, 但培训才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

3.2 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理论导致的管理制度创新模式层出不穷, 但比较有影响的模式主要有目标管理、参与管理、团队管理、股权激励、薪酬激励和文化激励等。

3.3 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成长机制

3.3.1 科学合理的吸纳机制。

首先, 要形成求才若渴的气候。其次, 要制订人才引进预案。再次, 要采取多种方法网罗人才。

3.3.2 优胜劣汰的选用机制。

对各级各类人才选拔和任用合理与否, 不仅关系他们自身的成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且直接影响到石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3.3.3 能进能出的流动机制。

石油企业必须建立有序的流动机制, 要单纯设法阻止有用人才流失, 是不切实际的。关键是石油企业要进行制度创新, 及早建立一种机制, 构筑“归巢”, 吸引流失人才回流。用事业留人, 用待遇留人, 用感情留人, 用制度留人, 用环境留人。

3.3.4 科学化的考评机制。

石油企业对各级人才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考核评价, 根据不同的专业、岗位、职位特点和人才的层次与类别, 按照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人才考评制度, 明确考评的目的、内容、方法、程序、标准和要求。

3.4 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 随着跨国公司之间人才竞争战的愈演愈烈, 人力结构的变化、人才的流动和转移是难以避免的。为适应这种变化、流动和转移, 石油企业除了想方设法稳定所需人才, 最大限度降低有用人才外流数量之外, 还要在内部人力资本管理中推行职业生涯管理制度, 即通过投资、培训等方式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进行再设计, 帮助员工实现转岗、换岗, 使员工在流动中调整自我, 最大限度的地释放内在的潜能。

3.5 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

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 能够使企业人力资本承载者树立积极的价值取向, 提升其创新动机的层次性, 进而推动其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石油企业一定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作出努力, 使得留人不成为一句空话, 真正切实有效的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

参考文献

[1]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李玲.人力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第5篇

教育分成基础教育 (小学和初中教育, 即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 (高中和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这些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基础人力资本 (小学和初中教育) 和专业化人力资本 (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可普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 形成很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基数, 是基础人力资本。中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专业化人力资本, 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则是精英教育, 所形成的可叫做高等教育所形成的是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 但对于资金是投向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问题上, 各国采取的政策导向也各不相同, 由此带来了人力资本形成水平的差异, 进而对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木桶理论”与教育投资

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给人以启迪:一只木桶的容水量, 不取决于构成木桶的那块最长的木板, 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 要想使一只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 就要认清哪块是最短的木板, 并设法改变这块短木板的现状。

用“木桶理论”来分析三种教育投资:即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比作木桶的三块木板, 这三块木板构成了木桶的周边, 木桶里的水代表了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总产出水平。在富裕国家和地区, 由于经济实力较强, 财力雄厚, 对三种教育形式的投资大多处于平衡状态, 即木桶三个周边高度基本平齐, 不存在对哪种投资的偏倚问题;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由于财力有限, 所有的教育形式基本上是由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来完成的, 而且在三种教育形式上的投入政策也不相同。一些国家将主要教育资金投向了高等教育, 即木桶中代表高等教育的那块木板较长, 他们在短期内也获得了不俗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更加重视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 即木桶中的代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那两块木板都较长, 经济增长也显得更具潜力。

由此可以得到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桶:木桶1是一个高等教育的木板较长, 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两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2是一个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个木板较长, 而高等教育这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1由于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块木板都较短, 在经济中的表现就是由于缺少大量的、众多的基础人力资本和部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缺失而使经济增长能局限在部分高精尖的产业, 各种产业发展不平衡。这都直接限制了落后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木桶2给经济带来的效果会更好。

三、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选择

1. 基础教育应是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重点

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地区在发展之初都会面临着这种困难选择:既要迅速普及教育, 扩大广大国民的受教育机会, 又要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高精尖的专门人才。部分落后国家选择了走精英主义路线, 他们的教育投入大多投向了高等教育, 而使该国的基础教育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淘汰性, 学科知识的难度和深度成为“世界之最”, 同时也使该国出现了大量低素质的国民。当今, 低下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 这正是对这种精英主义路线选择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进行投资?即把教育经费投入这场雨下在哪里?如果从对整个社会的收益率来看, 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最高。教育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 他们可以更快地掌握各种技能。而且, 全民普及教育也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 包括文化与道德素质。这也是经济成功的重要条件。而高等教育在很多国家的经费是有保证的, 更重要的是许多高等院校在经济上是有收入的, 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 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才是最需要资金投入的领域。在许多落后国家, 国民素质的低下, 技术工人的短缺已经严重制约了该国的经济腾飞。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是收益率极高的投资, 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加大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 经济才会持续、稳定的增长。

2. 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选择

如果一国之中的落后地区要追赶先进地区, 就要采取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更加倾斜的政策, 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保持适当的投资比例,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能过多地投向高等教育。即使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也要采取明智的策略, 即对与落后地区的高校所设专业进行适当调整, 对于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需的专业要优先扶持、加大投入, 扩大这部分专业的招生人数, 待这部分人力资本形成后, 由于本地区的优势产业能给其提供发挥其才能的机会, 而先进地区的这些产业由于不具有比较优势, 自然需要的这部分人力资本的就少。所以, 这部分专业的人力资本形成后流失到富裕地区的机会就会比较少, 落后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就会增加, 从而给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当然, 落后地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保持适当的规模。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本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 但是, 一国之内的落后地区也可以和落后国家采取相同的策略, 即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和城市化建设等方法来吸引富裕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 只要落后地区的产业能够集聚到一定规模, 城市化水平的有大幅度的提高, 人力资本自然也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原本比较落后的地区, 而一国之间的人力资本力流动由于其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少, 相对于国际之间的人力资本流动来说流更加容易和顺畅。因此, 一国区域内的落后地区在进行教育投资时, 由于采用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等方法可以在今后比落后国家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 所以, 应该比落后国家更加侧重基础教育投资和中等教育投资, 而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应适度保持规模。

参考文献

[1]张桂香:论终身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淄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3

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 第6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前言

针对经济增长理论而言, 其认为影响长期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发展程度主要包括了三大因素, 即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从资本积累的视角来看, 其由最原始的物质资本积累逐渐转变为现代理论体系中的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从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构建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看, 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影响其发展趋势与增长程度的重要因素, 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也做出了良好的贡献。下面本文便站在经济增长模型的角度, 来探讨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并对其进行展开分析。

二、研究文献回顾

自著名经济研究学者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问世以来, 引起了经济论坛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本著作中非常清晰地的提出了关于“何种因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做出良好贡献”的问题, 从而引发了众多研究学者的相继探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经济学家通过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并假设市场完全竞争不变、规模收益不变以及边际收益水平趋于递减变动的状态下, 利用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影响来促使总报酬递增发展[1]。

三、改进后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模型是建立在每个时期不同因子变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 从而立足于个体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出整体模型。

在原始现在经济增长模型的公式中:

为了更好的探讨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因子, 通过设定以h表示当前区域范围内当事人自身的个体人力资本存量, 以u表示用于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总量, 并将瞬时效用恒定函数公式设定为:

(c1-o) / (1-o)

与此同时, 利用卢卡斯定理演变出来的生产总量恒定函数公式可以表示为:

y=A kβ (uh) 1-βhaY

其中, u的取值范围扩定在[0, 1]之间, 而ha Y则代表正常状态下范围内生产者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 其自身值的变化趋近于常数A。在该状态下, 假设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将人口增长率设定为n, 并且不存在年度折旧的条件下, 人力资本积累因子的表达式为:

h=δ (1-u) haβ

从该公示能够看出, 由于个体或者平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上涨, 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并且如果假设人力资本存量保持一定的水平条件下, 在自由经济发展空间中的人力资本积累因子便会可能成为社会生产中的最优化因素[2]。

四、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的作用机理

(一) 人力资本积累作用于供给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对个体生产者的劳动力素质产生影响, 以此来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应的贡献率。由于人力资本自身的总量和内部结构决定了劳动力因素的提高水平、自身质量以及内部结构等, 那么从宏观角度上来说, 这便直接作用了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效用的劳动力总和。因此, 伴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下, 也使得整体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有利于一个国家大力发展技术型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尖端化产业等。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良好转型, 即由劳动密集型转向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 从而引导经济增长走上持续化、高效化和集约化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 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呈现正方向变动的[3]。

(二) 人力资本积累作用于需求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积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同样建立在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以此来实现对经济正向增长的贡献。那么这种消费需求因素变动的表现主要分为两大方面, 即需求总量的变化与需求结构的变化。在需求因素变动的过程中, 会造成产品生产结构和过程的变化, 以此便促使社会生产中总体需求结构的优化转变。那么在这种供需结合变动的过程中, 人力资本积累会更趋向于优质化, 使得社会产品也更加趋向于升级化、高商品附加值以及耐用化。在这样的持续变动中, 促进经济增长也走向高级化、科学化与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从中也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正向贡献率与支撑作用[4]。

五、结论

综上所述, 所谓人力资本积累, 其指的就是劳动者受到一系列教育、系统培训、具体实践、经验总结、迁移与保健等众多方面的投资, 而获得了高级知识、专业技能以及方法技巧的积累。通过以上本文研究能够得出结论, 即当前我国国内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正值, 但人力资本积累也无法非常全面的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利用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并有效统筹城乡经济的均衡增长。

参考文献

[1]连玉君.人力资本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机制——兼论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策略的选择[J].财经科学, 2015, 05:95-98.

[2]郭志仪, 曹建云.人力资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岭估计法在多重共线性数据模型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4, 04:42-49+95-96.

[3]龚立新, 杨飞虎, 等人.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江西省的数据检验[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 04:79-86.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第7篇

关键词：农业,大学生村官,技术扩散

近年来, 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村官热持续升温, 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已达到21万人之多。大学生村官的书本知识较为完备, 然而要实现把其所学书本知识转化为生产经验却困难重重。上任初期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的进程还没有完成, 其边际生产率具有不确定性, 从而导致角色转换的困境。走出该困境的惟一方式是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根据阿罗 (Arrow, 1962) “干中学”理论, 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之源。因而大学生村官必须注重实际工作的需要, 积极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环境, 不断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和知识, 实现生产经验向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 从而促进农业技术扩散和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1 大学生村官干中学与人力资本积累

干中学对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依赖于两种力量:竞争及传帮带。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劳动生产要素, 必然与其他的劳动生产要素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同时大学生村官之间亦存在竞争。竞争愈激烈则大学生生存环境压力愈大, 追赶效应亦愈加显著。此时, 竞争迫使大学生村官加快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同时学习他人的经验和知识。除了竞争之外, 传帮带是另一种加快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的推动力量。大学生村官融入农村团队必然使得该团队对作为成员的大学生村官进行帮扶, 大学生村官可以利用团队整体的资源, 接受团队的帮助和领导, 学习团队其他成员的经验和知识, 从而加快生产经验向人力资本转化。下面我们首先分析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 然后结合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讨论农业技术引进扩散。

2 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模型

大学生村官所在的农业基层生产组织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m为某农业基层生产组织大学生村官数量 (本文讨论是广义的大学生村官, 非仅指到村两委中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助的高校毕业生) , n为非大学生村官劳动力数量 (即农村普通劳动力) , 非大学生劳动力人力资本为hLi (i=1, 2, , n) , 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为hui (i=1, 2, , m) , K为物资资本投入量。由于当期产出是上一期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函数, 所以动态生产函数为:

在大学生村官上任之前的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数学期望和方差var (hL) 分别为:

上任前大学生村官的人力资本数学期望E (hL) 和方差var (hu) 分别为:

大学生村官上任之后的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数学期望E (hu L) 和方差var (hu L) 分别为:

当且仅当E (hu) >E (hL) 时, 大学生村官的上任才会导致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均值增加。

根据前文中大学生村官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分析可知生产经验的积累与上一期的产出相关, 故单个大学生村官i在t期的生产经验累积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Eui, t为t期大学生村官i的生产经验, qt-1为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上期产出, 参数δui表示大学生村官i的生产经验保持效应, 经验保持效应与记忆遗忘相关, 遗忘率越大, 经验保持效应越小;反之则反是。则大学生村官i的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为:

令生产经验人力资本转化系数为ω, 则单个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为:

所以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递归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a为人力资本产出比, Ht-2为上两期的农业基层生产组织的人力资本存量, 该存量可以表示为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存量与非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存量之和。因此Ht-2即为:

令H0表示大学生村官的期初人力资本 (期初人力资本源于学校教育) , 由于期初大学生村官还没有积累农业生产经验, 故

由于存在经验的保持效应 (与记忆遗忘相关) , 故在生产的第一阶段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有可能先下降。当生产经验遗忘率过高, 或生产经验向人力资本转化的系数过小, 或者人力资本产出比例系数过大, 都可能导致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负向积累。生产经验遗忘率越低, 经验的保持效应越大, 人力资本越能正向积累;生产经验向人力资本转化的系数越大则人力资本越能正向积累;人力资本产出比越小, 人力资本越能正向积累。结合 (7) 、 (8) 、 (12) 式可知, 大学生村官上任后农业生产可分为四个具有不同特征的阶段, 在生产的第一阶段, E (hu) E (hL) 时, 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均值上升, 方差减少;在生产的第四阶段, 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均值上升, 方差增加。

3 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积累与农业技术引进扩散

农业基层生产组织在引进农业技术时, 应考虑人力资本均值和方差的变化。根据尼尔森 (Nelson, 1966) 技术扩散模型, 农业技术扩散的快慢决定于实际应用的农业技术水平相对于前沿技术的差距以及农业生产组织人均人力资本, 即农业技术扩散速度可以表示为:

其中At为t期实际应用的农业技术水平, Tt表示t期前沿农业技术水平, Lt表示农业基层生产组织劳动力总量。则根据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方程hit=h (Eit) , 令劳动力生产经验均值为et, 则由泰勒级数展开式可得:

令劳动力生产经验方差为σt2, 则有农业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存量为:

将17式代入 (15) 式可得

根据 (18) 式农业技术扩散速度与农业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均值正相关, 当h" (ut) 0时, σt2越小, 技术进步越快;当h" (ut) ≥0时, σt2越大, 技术进步越快。根据技术引进模型 (Burgelman, 2008) , 农业引进技术的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与农业人力资本均值正相关。结合本文第二部分对大学生村官上任之后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变化的分析, 农业技术的引进扩散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 详见表1。

在农业基层生产组织生产的第一阶段, 人力资本均值下降导致引进技术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下降, 但由于人力资本方差变大导致引进技术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上升, 从而对农业引进技术总的效果不确定, 且对后期农业技术扩散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生产的第二阶段, 由于人力资本均值和方差下降, 此时, 农业适宜的引进技术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均下降, 但对后期技术扩散速度的影响不能确定。在生产的第三阶段, 人力资本均值上升导致引进技术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增大, 但由于人力资本方差缩小导致引进技术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下降, 从而对农业引进技术总的效果不确定, 但后期农业技术扩散速度变快。在生产的第四阶段, 由于人力资本均值和方差增大, 此时, 农业适宜的引进技术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均上升, 但对后期技术扩散速度的影响不能确定。

4 结论

大学生村官在上任初期由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面临困境, 其边际生产率具有不确定性。当生产经验遗忘率过高, 或生产经验向人力资本转化系数过小, 或者人力资本产出比例系数过大时, 均可能导致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负向积累。在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正向积累条件下, 农业基层生产组织人力资本均值会先降后升, 人力资本方差则会经历一个U型曲线变动。农业引进技术的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与农业人力资本均值及方差正相关。在大学生村官融入农业基层生产组织初期, 农业人力资本方差和均值对农业引进技术的影响方向相反, 其综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在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生产组织后期, 人力资本方差和均值对农业引进技术的影响方向相同, 其综合效果是大学生村官使得农业引进技术的生产率和技术应用难度系数上升。但由于后期的技术扩散速度与农业人力资本均值正相关而与人力资本方差负相关, 故大学生村官对后期技术扩散速度的影响不能确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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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第8篇

舒尔茨[1]开创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认为通过向自身投资,人类能够扩大他们得以进行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可以增进自身福利的一条道路。但现实中存在着新资本投资不足的现象,且区域间差异较大。穆勒[11]认为消费者对教育成本收益的无知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马歇尔[12]指出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中投资者(父母、工厂主)与受益人 (子女、劳动者)不同而产生的成本收益承担主体不同的缺陷是导致投资不足的原因。Glaeser[13]首次将焦点关注到个人社会资本的投资上,认为理性人的社会资本投资具有很高的职业回报,社会资本会随着预期的变动而改变,投资人力资本的人同样也投资社会资本。国内关于新资本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晚。 张衔等[14]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投资行为进行比较,发现农户在投资上具有明显理性,东西部的投资行为具有高一致性。赵秋成[15]关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发现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这也是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尽管有文献涉及新资本投资,但大多限于理论层面投资作用的论述,或者是通过现实数据对某一主体投资行为的描述,较少关注个体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新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不是外生供给就能增加存量发挥作用的,更多依靠内生的个体行为需求与认知。因此在新资本作用已明晰的前提下,关注影响新资本投资行为因素对提高新资本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现有文献大多单一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同属于自我能力资本,两种投资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值得我们去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在新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国1 022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方法,对影响农民工新资本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探讨农民工新资本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农民工的新资本投资行为是否理性?以上两问题的回答为政府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农民工提高自我能力提供决策参考。

1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说

Kenneth和Michael[16]总结了微观个体的三期最优投资经济模型。与本文相关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两点:第一,假设个体为理性人,最优的投资规模决策点是投资边际收益率等于投资边际成本率;第二,多期投资的成本与收益需要折算到现值来比较,存在一个时间折现率。本文对以上结论进行拓展,以及参考其他学者相关的文献研究,获取与新资本投资相关的几组理论关系。

1.1投资成本与投资的关系

成本收益理论认为,在经济收益一定的情况下, 投资成本与投资数量负相关。投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按照劳动经济学对时间的分类,可分为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个人时间是稀缺有限的,工作时间多则闲暇时间少,投资时间成本就高,则投资量减少。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工新资本投资与个人时间相关,工作时间越长则投资程度越低。

1.2工资性收入与投资的关系

舒尔茨[1]强调,要区分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在理论和实际处理上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投资仍然像消费一样受到收入的约束。劳动供给理论指出,收入会对供给产生两种相反的作用。一个是正向的收入效应,即收入提升则购买能力增强,会导致投资的增加。另一个是负向的替代效应,随着收入增加,闲暇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则投资减少。而最终收入对投资量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综合。 学者们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与投资呈现向后弯曲的曲线关系[17],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用,则投资增加,当收入水平较高的时候,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则投资减少。众所周知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工的新资本投资与个人工资性收入相关,收入越高则投资性越强。

1.3外出动机与投资的关系

行为往往受到预期的影响。投资行为的预期是新资本在后期生活中所发挥的效能程度。Ajzen和Fishbein[18]在阐述态度与行为关系时指出,行为的动机直接影响行为的路径和强度。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工的新资本投资与其预期密切相关。

农民工个体的异质性决定了农民工进城动机的差异性。根据农民工动机来分可分为具有明确动机和不确定性动机。根据农民工具体动机内容来分,分为返回农村和留在城市。动机理论认为拥有明确动机的主体具有更强的目标性,对其实现目标的途径也有清晰的规划,因此农民工进城动机与自我投资显著相关,动机越清晰则投资性越强。从动机内容来看,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比选择返回老家来说改变性更大,首先是生活环境的改变,留在城市则意味着重新建立城市的社会网络,因此需要更大的社会投资。其次是工作的改变,留在城市则意味着必须从以往传统农业工作方式转换为城市的工作方式,这必定要求在技术、能力上的跟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性加强。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烈, 则投资性越强。

1.4原始禀赋与投资的关系

农民工原始禀赋指还未进城务工前所拥有的智力、资本和资源条件,该禀赋可以是先天赋予的(如出生下来就被嵌入的社会资本),也可以是后天创造的 (如务工前接受正规教育而获取的人力资本)。 Kahneman[19]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证实人是具有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的,即对自己拥有过的东西有着一种依恋的情感,因而主观赋予它更高权重。此外后期的决策行为往往偏好于原有禀赋的积累。由此可推知,农民工自身的资本禀赋与资本投资相关, 禀赋越高则投资性越强。

1.5农民工生命周期与投资的关系

根据上文分析,成本与收益均要折算为现值来比较,而后形成决策依据,因此决策与投资的时期密切相关。延迟第一期的新资本投资则减少当期的边际回报,最佳的资本投资应该是在生命周期的早期。 由此可推知,农民工的生命周期和投资相关,生命周期越靠前则投资性越强。

1.6性别差异与投资的关系

社会学家在性别视野下研究行为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普遍认为,社会受文化影响对性别角色 (gender roles)具有角色期望,即社会文化所期待的正常男性和女性应有的行为模式。传统的角色期望驱使男性在工具(instrumental) 性表征上要强于女性,而女性在情感(expressive)表征上更具有优势。 Burt[20]在其经典文献《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中指出,人力资本更多体现在个体的能力上,而社会资本更倾向于机遇和情感。能力往往与工具性对应,而机遇更多是情感的表征。因此,我们认为新资本也存在性别投资差异性。

1.7社会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

社会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学者们认为是具有相关性的。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的论述,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都是以人为载体的资本,都具有增长性、私有性、依附性和潜在性。此外Burt[20]认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互为替代关系,在收入、精力一定的情况下,两者有相反的投资方向。

2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组织的“新型城市化背景下三农问题调研”项目。调研由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和浙江大学三农协会合作完成。挑选出来的调研员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农村学生,他们利用春节对返乡过年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研。共计发放问卷1 500份,回收问卷1 206份,剔除明显错答、自相矛盾、数据缺失和雷同问卷后,有效问卷1 022份。回收率与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是80.4%和68.1%。被调研的农民工务工地分布在全国22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户口所在地分布在22个省、3个直辖市与2个自治区。

2.2变量选择与描述

2.2.1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农民工的自我投资 (Y),包括人力资本投资(Yh)和社会资本投资(Ys) 两项。参考Becker[2]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选择培训作为衡量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变量。借鉴叶静怡等[21]对社会资本投资的度量,选择请客吃饭、送礼的频率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投资。

2.2.2被解释变量1)时间(X1):用农民工年工作时数表示,模型中取对数后纳入。

2)收入(X2):用农民工月工资收入的对数来衡量。

3)动机:用农民工预期打算来衡量农民工的动机。动机变量1(X3)是衡量动机明确度,动机变量2 (X4)是反映农民工动机内容。

4)原始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X5)选择农民工原有受教育程度衡量。社会资本禀赋(X6)采用边燕杰和张文宏[22]的“春节拜年网”的测量指标。

5)生命周期(X7):根据调查样本年龄分布,结合新老农民工划分,以10岁为一阶段划分农民工的生命周期。

6)性别(X8):该变量为分类变量。

2.2.3控制变量将婚姻情况(X9)与打工行业(X10)情况设为控制变量。

2.2.4基本变量描述样本统计结果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强度较大,而社会资本投资程度较少。 受访者多为男性,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表1)。

2.3模型选择

本文研究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的因素,两类投资均是三维度的分类数据,且变量定义与取值具有等级次序。故本文选择有序Logistic (ordinal 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公式为:

式中:Ih是人力资本投资,Is是社会资本投资。Xhi表示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变量 ,Xsi表示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变量。投资向量Xi’=(X1, X2, ……, X10),βi’ 是一组与Xi’对应的回归系数向量,βi’=( β1, β2, ……, β10)。εi为对应模型的误差项。本文投资是分类变量,满足以下公式:

式中:Yi=1、2、3分别表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的不同程度,Ui为临界点,满足0<U1<U2。本文假设 εi满足Logistic分布,即: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动态变化,引用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s) 分析因素变化对投资水平变化的影响程度。一般而言,常规连续变量效应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计算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在计算单个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时把该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均正规化为零,计算方法为:

其中:Ui为临界点,i=1、2。

据此,本文选择SPSS17.0统计软件的多元有序Logistic方法实现模型意义。分析前先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方差的膨胀(VIF)因子均小于10,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性。

3结果与分析

3.1统计描述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之比为0.359∶0.641(表2),说明在随机样本中,农民工的代际转换在数量上已经形成。男女比例来看,男性占总样本的65.7%,而女性占总样本的34.3%,其中老一代农民工的男性是女性的2.3倍,新生代农民工的男性是女性的1.7倍,说明在随机样本中,男性外出打工数多于女性,仍然体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但此传统模式随着代际转变逐渐弱化。

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行业选择来看,从事与工业相关的占49.8%,其次是服务业33.6%,最后是与农业相关的16.6%。在行业与性别配比中来看,无论是老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男性更多选择与工业相关的行业,而女性多选择与服务业相关的行业, 行业的选择与性别差异配比相对较稳定,说明在随机样本中农民工在行业选择上具有性别差异性。数据分析的结论与学者们的观点相同,也进一步说明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3.2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

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农民工的动机内容对新资本投资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对新资本投资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3),即工资每增加1个单位,新资本投资将增加0.5个单位。该结论也进一步验证了农民工处于收入与投资的“拐点曲线”下侧。农民工的动机内容负向显著影响新资本投资,即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其投资性反而越弱, 与我们的预期方向不吻合。原因可能是返乡后的农民工大多选择返乡创业,自我雇佣。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多来自于城市中所累积的经验和结交的人脉,因此返乡农民工的新资本投资更强于留城的农民工。结论与Blumberg[23]一致,资本丰富的个体更加倾向于自我雇佣,同样自我雇佣的人更加注意资本的投资。

*、**、*** 分别表示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本禀赋、生命周期、性别对新资本投资部分相关。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对其在城市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有正向显著影响,而社会资本禀赋对社会资本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与Olson[24]的研究结论一致, 人力资本对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本身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在调查中也发现没有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有投资意愿且参加过免费投资的农民工集中在初中水平, 有投资意愿且进行过自费投资的农民工集中在高中。可见人力资本禀赋与人力资本投资是典型的投资良性循环。社会资本禀赋对社会资本投资并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禀赋属于农民工的原始社会资本,是靠血缘、地缘结合的社会网络,而农民工后期的社会资本投资是城市业缘为主的社会网络。网络的异质性导致了原始社会资本禀赋并没有对新型网络投资带来显著影响,该结论也证明了两种网络在农民工身上存在较大的隔离现象。生命周期对人力资本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社会资本投资影响不显著。从方向上来看,生命周期对新资本的投资均有负向作用,即农民工更加倾向于早期投资,说明农民工的投资是具有理性的。性别对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且负相关,男性的投资程度强于女性的投资程度。模型2中性别对社会资本投资不显著,说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资本投资中并未有太大差异。

时间、农民工动机清晰度和婚姻对新资本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从模型上来看,时间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在现阶段时间并不是农民工投资的约束条件。农民工动机的清晰变量没有被模型系统所接纳,可能是变量的差异性太小,在1022份有效样本中,回答不确定的仅有62人,占总样本的6.07%。

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没有显著关联性。调查中发现,8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培训是必要的,100%的农民工认为小孩受教育是必须的。另一方面,86%的农民工在空闲的时候选择看电视、上网、睡觉等独处方式,只有9%的农民工选择打牌、 与别人聊天等互动交流的形式。由此可见,农民工更倾向认为人力资本是能力的资本,是获取以后生计的本领,对自己与下一代具有较强的投资意愿。而对于社会资本农民工认为只是一种生活处世方式,并没有强烈的投资意愿。可见,农民工对两种投资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也导致了两者投资的无相关性。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农民工工资性收入、行为预期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越倾向回农村其新资本的投资性越强;人力资本禀赋、生命周期和性别都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社会资本投资影响不显著。其中进城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年轻的男性越倾向于在城市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在城市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理性行为,其决策遵循着成本收益最大化原则。农民工对社会资本的认识和投资行为弱于人力资本的认知和投资。

4.2启示

1) 政府以市场化的方式促进农民工的自我投资。政府在农民工培训市场上要做的事情是提供规范的培训平台,建立完善的培训信息系统,通过培训信息、培训场地的聚集减少农民工培训的交易成本, 减少市场供需信息不畅导致的农民工自我投资不足。引导企业将农民工的培训数量与质量和工资直接挂钩,用工资水平刺激农民工的自我投资。

2)政府加大农民工流出地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禀赋。加大农民工流入地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投资,获取禀赋与投资的良性循环。

3)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意识。通过政府媒体、标语等宣传形式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资本的积极认识,鼓励企业建立农民工的业余爱好组织、组织健康向上的团体活动,提供农民工更多的交流供给。

4)政府应建立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健康无歧视的交流平台。只有赋予农民工同等于城市居民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同权利,才可能获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平等。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演变才能最终实现。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靠传统物质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改变。而此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其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资本投资决策理论,以农民工为对象,利用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投资影响因子展开深入分析,探讨决定微观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投资,工资性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投资则增加0.5个单位。农民工动机内容影响资本投资,越倾向返回农村则投资性越强。人力资本禀赋、性别、生命周期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有显著影响,对社会资本投资影响不大。研究揭示了农民工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是理性经济人行为,对投入产出具有理性的权衡;而对社会资本的认知和行为要弱于人力资本。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 第9篇

从课题组对海南具有代表性的720户农村居民调查的情况来看, 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1) 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 年龄在16～30周岁的占到统计总数的82%; (2) 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76.2%, 且高于农村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 (3) 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 有22.4%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 且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转移就业劳动力。 (4) 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增加,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有所增强。从以上特征看, 受教育水平、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表现突出。笔者的进一步推测,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会加快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本研究主要考察包括受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社会福利等人力资本因素对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大小决定了他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 通过接受再教育、培训和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 会使得其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因素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不同阶段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 本研究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两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 需要考虑自身初始人力资本的大小, 其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 越倾向于向城市转移, 并且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就越大。因此, 在第一阶段将着重考察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小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里的初始人力资本将以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第二阶段, 已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较稳定的城市工作, 取决于其能否通过劳动技能培训、接受再教育、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并且, 能获得城市稳定工作的这部分劳动力, 一方面能够为其他劳动力提供物质和就业信息等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还会对其他转移就业劳动力产生“示范效应”, 使得其他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从而农村已迁移的劳动力群体中能够获得较稳定的城市工作的人数所占比例越大。因此, 本文在第二阶段将主要考察人力资本各因素对获取较稳定的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规模的影响。这里的人力资本因素将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职培训和社会福利等, 并且能够近似地以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来衡量。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计量结果

1. 第一阶段的模型。

在这一阶段, 主要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对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 其中人力资本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并以增长率来衡量其变化。采用数据为2000年至200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序列数据。设定半对数线性模型如下:

Lt: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劳动力数量 (人) ;Et: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用Eviews5对上述方程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得出估计方程如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劳动力转移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且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 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将扩大42.32%。约为0.9125的R2值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β2的估计值为0.4232, 其t值为14.9927, p值接近于0, 在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的情况下, 得到这样一个t值的概率几乎为0, 因此我们可以拒绝β2=0的虚拟假设, 即上述方程所表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与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成立的。DW值为0.5082表明该模型的干扰项存在自相关。笔者推测, 这种自相关很可能是由于模型中没有包含某些应该包含的某些变量所引起的。因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不仅仅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因素, 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如年龄、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从事农业的年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成员对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态度等等。尽管如此, 从回归结果来看, 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因此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 会加速海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 第二阶段的模型。

在第二阶段, 进一步考察能够获得较稳定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规模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由于海南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餐饮、住宿等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 因此, 第二阶段模型所采用的数据将以服务业为样本数据。参照第一阶段方程的设定, 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同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的关系设定为下式:

L2t:服务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 (人) ;F2t:服务业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Dif2t:农村人均收入同服务业工人人均收入差 (元) ;W2t:服务业工人人均福利 (元/年) ;Tr2t:服务业工人人均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时间 (小时) 。

OLS回归的结果如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R2=0.9965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而且DW统计量的值接近2, 说明残差项基本上无自相关。因此可以认为, 从事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规模的变化基本可以用社会福利、劳动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的外生变量加以解释。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福利和在职培训的系数为正, 验证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 从事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规模越大的结论。从p值来看, 人均福利和劳动技能培训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β1的p为0.2185, 因此不能拒绝β1=0的虚拟假设。这种情况的出现用事实更容易解释, 对于已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来说, 继续接受正规教育的概率几乎为零, 而通过劳动技能培训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来提高人力资本更容易。农村人均收入同服务业工人人均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成反向关系,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会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是由于城市收入的提高代表了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因此, 技能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愈发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 转移的规模也会相应的减少。

三、结论和建议

以上两个阶段的实证检验结果均证明了人力资本因素对于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但各个因素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是不同的。总结如下:

1. 正规教育在两个阶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同。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变量。本项研究的估计结果显示出教育对海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从对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规模影响的估计结果看, 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转移规模的影响在高度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正方向的, 即增加平均受教育的年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会扩大。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转移规模的影响程度进行估计时, 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原始数据进入模型, 得出回归系数值为0.4332, 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情况下, 平均增加一年教育, 转移规模将扩大42.32个百分比。估计系数的t值较大, 说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转移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结论是, 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显著, 且影响程度较大。

第二个阶段, 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影响的结果显示, 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从事城市工作具有正向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254表明, 每增加一年的教育, 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将提高25.4个百分点。但是检验的结果显示, 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这一阶段影响的显著性不高。这是由于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通过继续接受正规教育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所以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切实途径还是从第一个阶段入手, 即增加农村教育投资, 在农村大力兴办教育,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这也进一步的证明了海南义务教育实行“零收费”和“两免一补”举措的正确性。

2. 增加劳动技能培训有利于扩大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

培训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估计结果显示, 劳动技能培训对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农村劳动力而言, 由于接受这种培训的机会较少, 因此, 就会越发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通过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效果比较明显。这说明, 如果进一步加大对城市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培训, 将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就业, 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从海南实际来看, 政府已经在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数据显示, 通过“阳光工程培训”, 2009年海口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4686人, 三亚转移劳动力就业逾1.8万人。2010年6月, 海南省省农业厅认定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省农业干部学校、海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南商务旅游学校、海南永基文昌鸡有限公司、海南省建设职业技能岗位培训中心等6家单位为“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基地”。这6个省级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的认定, 对于提高农民就地就近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由单纯外出务工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 社会福利对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具有正向的影响。

社会福利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社会福利的增加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通过使用服务业从业人员人均福利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规模进行回归, 显示了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规模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同时也说明, 城市较高的社会福利对于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进一步增加城市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也有利于促进海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4.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是反向的。

回归结果显示, 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规模呈反方向变化。较低的技能水平决定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并不能在短期内获得城市高收入的工作。而且, 随着代表高工资水平的城市工作技能的进一步提高, 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则愈加不会以获得城市高收入工作作为转移的动力, 反而会对城市工作更加失去信心。因此, 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会缩小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规模, 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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