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范文

农业劳动力范文（精选12篇）

农业劳动力 第1篇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 对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影响。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一些省份进行实地调研, 发现农业粗放式生产较为普遍, 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女性化倾向。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已经大量减少, 并出现“空心化”趋势。这个判断对于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农业劳动力“空心化”问题凸显

1.农业劳动力“空心化”概念

关于“空心化”的概念, 学界多有使用, 但往往都是指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周祝平 (2008) 认为, 农村人口的“空心化”是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 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 农村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2]刘彦随、刘玉 (2010) 认为, 农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良过程, 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3]何芳、周璐 (2010) 认为, “村庄空心化, 就是农村人口、资源从农村内部区位资源禀赋不足地区向外围条件优越地区和城镇转移, 造成村庄聚落人口流失, 房屋闲置的结果”。[4]

相较于以前学者提出的“空心化”, 本文所要指出的“空心化”, 是从劳动经济学意义上阐释的, 是与格尔茨、黄宗智和郭继强等人提出的农业“内卷化”相对应的概念。[5]它不是农村“空心化”所强调的“结果”, 而是一种“方法”或“努力”。它的发生前提是由于技术条件、组织水平等因素的限制, 及诸如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等原因, 导致的农业劳动对农业生产投入不足, 其结果是引起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它是一种企图在农业内部应对农业劳动投入不足的努力。由于缺乏青壮年劳动力或高素质劳动力, 投入农业生产的只能是老年人、妇女, 甚至是儿童, 其劳动强度弱、文化素质低, 这种“自我战胜”的结果往往会导致粗放型的农业经营方式。[6]

2.中国农业劳动力“空心化”产生机理

改革开放前, 由于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三驾马车”的制度约束, 不断增长的农业劳动力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 使得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徘徊不前, 同时也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1978年以后, 各种束缚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相继松动和改变, 农业劳动力开始转移。至2009年, 全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29亿。通过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 中国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但是却没有将农业劳动报酬提高到包括工业在内的其他部门的劳动报酬水平。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当农业劳动力转移至刘易斯第二拐点时, 即商品化点, 农业的边际劳动报酬率与工业的边际劳动报酬率相等, 劳动力则在劳动力市场上根据工农业劳动报酬率大小选择职业。假如农业的劳动报酬低于工业的劳动报酬, 则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 由此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并诱致出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 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最终使得农业和工业同工同酬。然而, 中国的实际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加大。根据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模型, 由于城乡之间的收入进一步扩大, 城市工业、服务业等部门对农业劳动力吸引力还将继续增强, 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现象将愈演愈烈。特别是2011年以来“民工荒”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不仅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 就是中西部地区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招工困难。换句话说, 城乡差距如不缩小, 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的程度还将不断加深, 这将直接威胁到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保障。那么, 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会走向农业劳动力“空心化”呢?答案是农业比较利益低下, 导致了高素质、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不愿投身于农业中。农业比较利益低下, 形成了农业劳动力供给的“推力”和“壁垒”:一方面是对农村劳动力产生的巨大“推力”, 使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至城市;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壁垒”, 将有志于经营农业产业的企业家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挡在了农村之外, 最终造成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失衡。

3.中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U”型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否有提升, 可以用纵向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计算一个部门r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公式为:Cr= (qr/Q) / (lr/L) , 即考察部门的产值份额与该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之比。对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数量, 不能按照农业就业人数来计算, 因为在统计城镇就业人数时, 并没有包括外出务工的农民, 而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劳动力绝大多数都是未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 甚至是老人、儿童等非经济活动人口。因此, 我们可以粗略的将农业实际就业人数等同于农业就业人数减去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的余值, 以此为依据来计算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由此我们得到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如表1。

一个国家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 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轨迹呈现出“U”型特征。计算发现, 中国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呈明显“U”型变动。直到2002年, 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在逐年下降。然而从2003年开始, 其值开始逐年上升, 说明自此以后中国处在“U”型后半段, 这是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性差异逐渐缩小、农业劳动力的“内卷化”困境得到破解的信号。特别是2004年以来, 升幅增大, 表明自2004年以后连续若干个中央一号文件和相关政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 自2008年后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居然超过了1。根据发达国家经验, 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一般会逐渐趋近而不会超过1。中国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充分说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农业劳动力过度转移现象。尽管农业生产能力通过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力投入而依旧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农业劳动力已出现“空心化”特征。

资料来源: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年。②蔡 日方:《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挑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根据上述资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二、中国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现象的实证分析

我们选取了全国各地区的6个村进行实地调研, 它们分别是重庆市巫溪县万古乡孔梁村、湖北省黄梅县蔡山镇章兴村、山东省莒南县板泉镇周家岭村和孙官庄、重庆市酉阳县麻旺镇长兴村以及四川省安县高川乡新桥村 (按顺序编为村16) 。这些村落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并有少量养殖业和林业。大部分调研村都希望有优良的机械设备来支撑农业生产, 这可能也是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表现之一。在调研中, 我们发现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呈现出数量减少、素质普遍降低以及结构性失衡三大特征。

(1) 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

在我们走访的6个村中, 各村在家务农的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3.1%、19.1%、39.7%、55.8%、30.0%、26.0%。其中, 只有山东的村④超过了50%, 位于湖北的村②务农人数最低, 仅占19.1%, 说明真正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急剧减少。

(2) 农业劳动力素质普遍降低。

在6个村中, 有意愿在家务农的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比例为:26.6%、7.4%、40.1%、43.6%、23.9%、23.2%。6个村的务农意愿比都低于50%, 其中以山东的村③、村④为最高, 湖北的村②最低, 只有7.4%。同时, 愿意在农村务农的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人, 以及留守在家的妇女, 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

(3) 农业劳动力出现结构性失衡。

主要的劳动力是以妇女、老年人甚至留守儿童为主。这无疑是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的表现。显然, 这种努力也必然陷入困境。

首先, 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 粗放式经营十分普遍。我们用各村的耕地亩数除以实际务农的人数, 得出各村劳均耕地数量分别为 (单位:亩/人) :3.26、8.38、3.77、2.27、4.00、44.90。其中重庆的村①、山东的村④实际劳均耕地数量最低, 但也在2亩/人以上。位于四川省的村⑥虽然实行了退耕还林, 但耕地面积仍然有1万多亩, 其实际劳均耕地最高, 达到44.90亩/人。由于务农的多是中老年人和妇女, 加上土地碎片化严重, 粗放式经营不可避免。四川的村⑥尽管劳均拥有44.9亩的耕地, 但地处山区, 撂荒情形更加严重。近年来, 土地撂荒现象越来越普遍, 如湖北、陕西部分市县耕地撂荒率达到5%～8%, 有些村镇的优质水田撂荒率甚至高达30%。[7]

其次, 农业劳动力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同时因为农业资本稀缺, 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等, 难以诱致出替代劳动力规模化的生产方式。

最后,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缓慢,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衔接市场与农民的重要组织, 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同样要求具有一定文化素质, 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带头人) 。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不良, 无法承担起农业现代化的责任。

三、造成中国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的三大因素分析

1.户籍制度的约束

(1) 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候鸟式”迁移或迁而不移的现象。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存在较大的差距, 2008年前者比后者高出12个百分点。[8]据统计, 农民工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已经算作是城市人口了, 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在经济不景气时, 他们往往首当其冲, 属于城市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这种情况凸显了农民土地的收入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资产升值功能, 使得农民不肯放弃手中的“一亩三分地”, 提高了土地碎片化程度。农业生产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降低了农业比较利益。

(2) 户籍制度的单向流动, 产生了新的“壁垒”。

我们认为, 托达罗把劳动力流动理解成“有来有去”的模式是有合理性的。农民应该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而事实是农民进了城, 但户口仍然没有转变;那些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的城镇优质劳动力却因为户籍制度被阻挡在农村之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农村劳动力只“吐”不“纳”是造成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教育本来就滞后, 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低素质劳动力通过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以及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发展缓慢的影响, 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发展。舒尔茨曾经说过, 农业现代化最终是农民的现代化。具备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无法向农村转移 (即所谓“非转农”) 从事农业生产, 意味着农业资源无法转移到能创造更多收益的劳动力手中, 从客观上进一步降低了农业比较利益, 拉大了城乡发展上的差距, 从而深化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程度。

2.土地制度的不完善

现有土地承包制度的法律基固化了 “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农地制度存在的内在矛盾, 这样的结果, 一是凸显了土地承包期限设置问题;二是造成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时, 农民利益常常受到侵害问题;三是带来了土地流转具体操作方式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

(1) 土地承包期限设置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要想鼓励对农地投资, 就必须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 要适应农村人口相对变动, 满足农民追求平均地权的权利, 就必须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随后出台的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此进行了强调。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意是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如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增强土地肥力以及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等的长期投资。然而, 根据陶然、童菊儿等 (2009) [9]的研究表明, 农民认为“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不变”政策“合理”的被访只占32.01%, 特别是二轮承包以来家庭人口增加的和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被访者都倾向于支持土地调整。土地频繁调整对农业生产的消极结果显而易见, 它必然降低农民对土地长期投资的需求, 从而影响农业比较利益。

(2) 在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时候, 农民的利益时常受到侵害, 也降低了农民对土地投资意愿。《农村土地承包法》只是禁止了农用地转用。如果要使一部分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时候, 就必须完成土地集体所有制向国有制的转变。因此, 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同时也是规模浩大的土地资源国有化的过程, 而政府征地就成为了农用地转用的唯一合法途径。为了限制政府滥用征地的权力,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做出修改, 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收并给予补偿。”然而, 这样的规定又产生了“征地悖论”, 一方面, 该法律规定所有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另一方面, 当城市规划要求城市周边的郊区转变为城市市区时, 这些土地就因为不是非“公共利益”而不属于国家了?因此, 征地因为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违法, 不征地也因为已经是城市市区而没有征而违法。[9]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经营权, 但由于土地产权内化了国家力量, 农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3) 各地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仍处在摸索期, 土地流转不规范现象严重存在。中国现行的土地流转主要有“土地互换”、“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宅基地换房, 承包地换社保”以及“股份加合作”等五大模式, 然而, 土地流转不规范、管理不善等问题普遍存在, 严重影响了农业比较利益的发挥。首先, 土地流转行为严重不规范, 由于土地流转交易费用高, 农民宁愿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等, 比如托付给亲戚朋友等耕种, 或者依靠乡规民约来进行转包和转租。有些村存在连锁流转现象, 接受流转的农户又将自己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其他农户, 形成锁链式流转。其次, 有的乡镇、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缺乏严格规范的管理。有的耕地被私自转为非农用途, 同时有极少量的非法流转行为存在。被非农业化的耕地, 主要用于招商引资, 进行工业园区、小城镇等项目建设。

3.农业补贴力度不够, 政策不完善

农业是弱质性产业, 其比较利益低无法避免, 但同时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因此, 通过对农业实行补贴, 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是必然选择。中国现阶段农业补贴以针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粮食补贴为主, 可以分为生产性补贴、流通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

生产性补贴有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的种类少、范围窄, 对农民增收影响小。农机具补贴收益人往往是种植大户, 而这部分人占全部农民的比例很小。流通性补贴主要是最低收购价补贴, 是一种价格支持手段。价格支持手段属于WTO黄箱政策, 需要逐渐减让, 同时增加国家库存, 增大财政压力, 提高成本。收入性补贴有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增支直补两种方式。直接补贴是各发达国家对农业采取补贴的主要方式, 对农产品市场扭曲小, 并能有力的提高农民收入。中国两种直补力度小, 由于土地未能形成规模, 对农民收入提高影响不大。我国许多省份每亩粮食直补在10～20元区间, 只有江苏省在2008年粮食直接补贴金额达到每亩69元一般, 与人少地多的美国 (每亩61元人民币) 相差不多, 但只有法国的28% (247元人民币) 。[10]

四、结论与思考

至于农业劳动力“空心化”难题的破解, 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建议, 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多种办法。就户籍制度而言, 各地都在采取一系列诸如廉租房、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等手段促进务工人员和城镇居民的公共福利均等化;就土地制度而言, 全国各地都在试点, 其主要对策仍然是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 鼓励规模化发展;就农业补贴而言, 主要对策是提高农业补贴额、扩大农业补贴范围、完善农业补贴机制。

我们认为, 要破解“空心化”难题仍然要围绕提高农业比较利益这个问题着手。对此, 我们的思路是:首先, 逐渐拆除城市优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壁垒”, 取消对工商企业与城镇居民租赁或转包农户承包地的限制, 以及《土地承包法》中受让方必须是农户的规定, 逐步放开“非转农”的限制, 鼓励和吸引有志青年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其次, 通过土地制度创新更好挖掘农村土地的经济功能。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 充分发展其物权功能, 逐步取消承包地、宅基地土地抵押的限制, 为农民致富提供原始资金;第三, 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在不违背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和农民自愿的情况下, 允许所有法人和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土地交易, 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最后, 农业补贴政策必须根据本国的发展阶段来制定, 并且要做到因地制宜, 不能搞“一刀切”, 农业补贴要向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组织倾斜。通过政策杠杆逐步促进土地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同时, 为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补贴政策可以根据产量采用累进制的补贴方式, 并且大力发展“粮食银行”, 降低种粮风险, 为农民融资提供渠道。此外, 农业补贴政策还应该同土地制度配套, 在实现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基础上提高补贴额度。

参考文献

(1) 蔡昉.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J].国际经济论坛, 2010, (02) .

(2) 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人口研究, 2008, (03) .

(3) 刘彦随, 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 2010, (01) .

(4) 何芳, 周璐.基于推拉模型的村庄空心化形成机理[J].经济论坛, 2010, (08) .

(5) 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J].社会学研究, 2007, (03) .

(6) 刘彦随.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深层问题日益凸显[N].科学时报, 2010-10-18.

(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8) 陶然, 童菊儿.二轮承包后的中国农村土地行政性调整[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0) .

(9)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所有权关系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 (夏季卷) .

我国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模型选择 第2篇

我国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模型选择

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现代化和工业化要求剩余的劳动力必须从传统农业转移出去,否则,二元制经济结构无法根本改变.刘-费-拉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是发展中国家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时可供选择的模型,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在这两个模型中进行选择的问题,根据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的现实国情并综合其它因素,单纯选择刘-费-拉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中的`一个而否定另一个是不合适的,应根据现实国情,对两个模型综合借鉴.

作 者：杨卫军 作者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咸阳,71刊 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SOCIAL SCIENCE)年，卷(期)：2(1)分类号：F232.6关键词：刘-费-拉模型 托达罗模型 农业剩余劳动力 转移

农业劳动力 第3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业；农户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43-01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程

从时间上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以改革开放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2个大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为快速恢复经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建设时期。到了1976年，进入“半工业化”国家。但由于工业结构严重倾斜，重工业发展比例远远大于轻工业，而重工业部门往往资本—劳动力比率很高，相对轻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很多。同时在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随后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被人为严格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2种类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和食品供应压力，一度出现将城镇人口强制转移到农村（“下乡”）的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并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长期积累的人多地少的压力随之凸现出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渠道的第一次民工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范围扩大，异地就业的比例逐渐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

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以兼业为主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只是临时性的职业变化，没有也不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數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某些时间（农忙等）可能会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兼业特点就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长期城乡分割形成的农村劳动力在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劣势，同时存在的土地流转制度的限制等等因素，使得大多数农民很难完全离开土地，因此选择兼业，季节性外出务工成为农民的自然和稳妥选择。这种兼顾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兼业行为，一方面可以保证家庭必须的食物供给，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现金收入以供日。农户的兼业行为，是农户个体对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看作是一种收入多样化的过程。一些研究也指出，我国的农业兼业是传统的半自给经济的延续，大多数兼业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还带有自然经济的烙印。此外，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下农民对土地和农业有一定的眷恋情结， 这也是农民不会彻底放弃农业的因素之一。

三、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和农业的影响

（一）对农户的影响。

对农户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目的是获得非农收入。统计数据表明，1990-2011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766元增加到7119元，而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例由67%降到了38%，非农收入是农民收入提高的最主要来源。农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这一点。不但如此，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后，非农收入增加，使家庭收入的来源多样化，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二）对农业的影响。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的作用和影响，目前研究很多。

有研究者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探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也指出，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加剧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而随后的研究发现，兼业农户粮食种植面积明显小于纯农户，以及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转移导致“撂荒”现象，似乎也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会导致粮食生产减少。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此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鼓励种粮单纯增加粮食产量不可能解决粮食缺口问题。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十连增”，而粮食缺口（主要是饲料粮）仍然不断增加就是明证。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看法。从传统古典经济学角度看，农村劳动力是剩余的，因此这部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但不会引起农业生产的下降，反而会因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导致平均劳动力的农业产出增加。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却呈现出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会降低农业生产力，从而对农业系统产生消极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农业收入可以用来对农业进行再投入，从而提高生产和促进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胡俊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和规律[J].广西社会科学，2006，（3）：46-49.

[3]黄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钟钰，蓝海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变动及剩余状况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9，（6）：41-48.

农业劳动力 第4篇

一、河南省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现状

(一) 缺乏职业教育和培训, 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村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教育水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 和城市居民相比, 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还是普遍偏低, 尤其是河南省, 人口多, 土地少, 许多农村教育程度相对落后, 一些农民仅有小学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现象也比较普遍。根据有关资料显示, 河南省农村学龄儿童辍学率一直很高, 尤其是初中学生辍学务农或者就业, 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 河南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大部分在初中以下, 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 将严重影响农业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 因此, 在当前形势之下, 对农民进行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显得尤为重要。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农业职业技术培训相对比较薄弱。荷兰全国30万的农业劳动力, 有5万人曾经在校学习过农业知识。德国35岁以下的农业劳动力, 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占70%, 而在我国一些农村, 许多农民终身未接受过职业培训。河南省60%以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职业教育。虽然他们也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 但是, 对于农业技术的掌握, 多数是祖、父辈们传授的, 许多农业劳动力只掌握传统种田技术, 只有少数人接受过正规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这种现象与新农村建设, 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极不协调。

(二) 实用人才偏少, 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数从事第二、第三产业

目前,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只是凭借传统技术经验进行生产, 播种、栽培、施肥、治虫、储藏等方式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 据调查资料显示, 河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一直比较严重,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措施欠缺, 农业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低下, 严重影响着农产品的产量, 实用人才偏少, 是导致农业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转向第二、第三产业, 河南农村实用性人才更加欠缺。尤其是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导致劳动力文化素质更加低下。虽然农业劳动力输出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由于流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 这些人在农村劳动力人口中, 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 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 使本来已经步履维艰的农业科技发展, 更加放缓了脚步。近些年, 初、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 流向城镇的现象更加严重, 我们发现,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 其流向第二、第三产业的几率就越大。目前, 河南具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在外地打工, 从事农业种植的主要是老人和已婚妇女。较高素质劳动力的转移, 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的要求

(一) 农业劳动力应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 河南省农业经济较为薄弱, 农业劳动的基本生产单位主要是一家一户, 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半机械化操作和手工劳动是其主要劳动方式, 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 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因素相对较少。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 河南省政府一再强调, 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业质量, 通过科技能力的提升优化品种, 全面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在河南省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 科技要素非常关键。随着农业环境的不断变化, 农业劳动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较丰富的科技文化基础知识。农业劳动者拥有的法律知识、科技知识、市场知识等, 是他们获取信息、提高技能、接受新观念、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由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因此, 农业劳动力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较丰富的科技文化基础知识, 才能够适应农业经济的变化发展。由于受自然因素、地域因素以及人口众多的影响, 河南农业发展一直以种植业为主, 这种畸形的种植结构, 不仅制约了河南农民收人的增加, 同时, 也严重影响了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 农业劳动力应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从原始的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走出来, 立足于粮食种植, 发展特色农业, 科技型农业。

(二) 农业劳动力应具备营销知识以及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

河南省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以发展高效种植农业为基础, 以果品深加工、乳制品及肉禽加工、实施小麦综合利用为主体, 开展现代化模式的产业化经营。现代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这是产业化经营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 农业劳动力不仅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生产结构, 同时, 还要按照市场的需求来调整营销策略。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 农业劳动者不仅要研究以什么形式、哪种价格将农产品推向市场, 还要研究农产品怎样卖出好价钱, 所以, 农业劳动者必须了解市场, 具备市场营销知识, 才能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在进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 农业劳动者占有信息的程度, 决定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败。首先, 农业劳动者必须具备获取各种丰富的信息资源的能力, 才能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科学地选择生产对象。

三、提高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有效策略

从目前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 河南农业劳动力必须具备以下获取各种信息资源的能力。首先, 必须具备获取政府信息的能力。其次, 还要具备获得食品饮料系列加工酿制、农副产品深加工、养殖、种植等实用技术信息的能力, 了解果树、蔬菜、药材以及优良种苗、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等方面的信息。还有, 获取气象信息、防治病虫害信息、经济作物市场变化信息也非常关键, 只有做到随时了解气象变化、病情、虫情的发展趋势、农资价格变化信息, 才能做到早防早治、有效降低风险。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提高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水平, 首先要从源头抓起, 在河南省农村中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河南省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抓好这项工作, 严格杜绝新文盲的再生。在这方面, 我们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广泛集资, 增加教育投入, 争取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基础教育中来, 不仅要在偏远地区开办小学授课点, 保证贫困地区小学生的入学率, 还要不断改善偏远地区、贫困地区教学条件, 保证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都能够掌握基础文化知识。另外, 各级政府还要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力度, 不断提高农村高中学生的人学率, 争取让大部分农村青年都能读完高中。另外, 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同时, 还要开展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通过多种渠道, 建立各种形式的科技辅导站, 积极帮助农业劳动力提高科技文化水平。近几年, 许多农村广播站、电视台都在加强农村科普工作, 政府也加大了在农业科普方面的投资力度, 积极改善农村科普的基础条件。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要向现代化的生态农业、信息农业、立体农业转变。农业劳动力是应用现代化农业科技的主体, 因此, 只有农业劳动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较强的农业科技能力, 才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漆向东.20世纪末期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分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余荣华.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使农业劳动力合理转移[J].浙江社会科学, 1987 (2) .

[3]侯殿明.观念更新是河南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关键[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学术版, 2006 (S3) .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两种转移模式思考 第5篇

关键词：要素配置模型，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福利状况不仅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或要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资源或要素的配置状况。要确保农民的福利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优化资源或要素的配置。但是，如何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呢?阿瑟·刘易斯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输出过剩劳动力；西奥多·舒尔茨则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人口质量以及输入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客观地说，这两种模型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两种模式：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也是相辅相成的。

一、刘易斯与舒尔茨要素配置模型的比较 威廉·阿瑟·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是战后最早探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教科书之一。在这部著作出版的前一年，即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其独特的思想观点一直被大量文献所引用。时至今日，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说是以刘易斯这篇论文所形成的思想观点为基础的。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说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将会有效抵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此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就会上升，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就会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效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在刘易斯看来，这是一种只有正效应而没有负效应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是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与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特点相联系，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往往表现为潜在性的剩余或隐蔽性失业。之所以称之为潜在性的或隐蔽性的失业，是因为实际上很难分清楚哪些劳动力是剩余的或失业的。虽然有些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但因为所有农业劳动力平均产出为正数，平均净产出也可能是正数。然而，这并不排除存在着下述情况的可能性：即当一定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不仅不会引起总产量的减少，还有可能引起总产量增加。况且，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农业劳动成本的降低，还有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农村变化现实，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应当说是刘易斯模型在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的运用。

但是，刘易斯的模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不仅表现在这种模型一提出，就遭到包括戴尔·乔根森在内一些学者的抨击，而且也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际情况。客观地评价，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模型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比较效益趋于均衡，并没有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确认。实践向理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即对农民流动或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农民流动只是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农民流动不能仅仅考虑农民流动这一因素，还要考虑伴随着农民流动，其他要素(如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的配置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的配置状况，又会反作用于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形成一种系统反馈或循环机制。

如果说刘易斯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发展经济的问题，那么，舒尔茨的主要贡献则是创建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以他毕生的研究得出如下原创性的结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而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是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的突出贡献，特别是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精辟分析，使他和刘易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刘易斯创立的经济模型与舒尔茨创立的经济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是相反的。如果说刘易斯强调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是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那么，舒尔茨则断言，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人口质量低和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供给不足。1980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在上海聆听舒尔茨对这个问题的讲解。舒尔茨说，把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劳动力过剩，是用静态的观点看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就会自觉地用提高人口质量来代替人口的数量，使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质量的提高、智力的发展，人们就会有可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拐点，即由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这种态势必然会在未来的中国出现。舒尔茨由此断言：农民完全有可能在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下，实现尽可能高的产出。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要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的宏观条件。如果现实的经济运行不是这样，这不能归咎于农业劳动力过剩，而是由于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妨碍诸生产要素流向农业部门，妨碍了农民的经营自由及其经济理性的实现。舒尔茨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农村土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下降的，而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则是越来越重要的。舒尔茨认为，土地本身并不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人才是关键性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水平及改善穷人的福利。舒尔茨还创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人均高收入与人均低收入各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田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技能及知识的重要性上升。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劳动力过剩；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与人口质量低相联系的社会分工不发达以及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投入不足。换一种说法，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力数量过多；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质量太低。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模型，人们很难作出厚此薄彼的简单结论，因为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同时(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法国：“理性农业”注入强劲动力 第6篇

“理性”夯实发展根基

目前法国农业经营的各项比例为：大面积粮食及经济作物22.2%，蔬菜种植占3.2%，水果2.9%，葡萄酒13.4%，其他种植3.4%，其余为养殖业。

上世纪80年代，大量化肥和农药在法国农业耕作中广泛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单产量，但也带来了土壤板结、肥力下降、水土流失、生物链和生物多样性遭破坏、生态环境退化、农产品质量降低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只重视农产品产量而忽视质量和环境的生产模式引发了农民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反思。随着国际社会对于生态和环保概念的广泛认同，法国政府部门也日益认识到食品安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为此，法国提出了“理性农业”的概念，并将发展“理性农业”作为发展本国农业的根本，形成了法国农业的“理性文化”。

所谓“理性农业”，就是指在现代农业种植过程中，通盘考虑和全面兼顾生产者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法国也成为世界上率先提出并践行“理性农业”这一概念的国家，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

众所周知，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如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不到有效保护，农业下游产业等也自然成为“无本之木”。同时，环境成本和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质要求同样不能忽视：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产量、品质需求，加强土质、水质、空气等农业生态环境和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保障生物多样性也是法国“理性农业”的题中之义。

政府民间携手作为

分析法国“理性农业”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鲜明特色，即一方面发挥政府的职能和扶持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各级民间合作组织的基础作用，同时彰显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在推进理性农业发展中的作为至关重要。1992年法国制定了土地休耕制度，1997年和1999年又相继颁布了《全国生态农业规划》和《新农业指导法》，提出了建设“兼顾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农业”目标。2000年，法国又修改制订了新的全国农业发展规划，此后又推出了《法国2020环保农业生产国家计划》。

法国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宏观政策上。政府主要负责包括兴建农业基础设施、开展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推广、解决农业信贷资金以及组织与协调全国性的农业公共服务等活动。

規避风险农保担重任

农业种养易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冲击，是相对弱质产业，法国的做法是通过农业保险有效规避种植风险。法国对农业保险实行“低费率、高补贴”政策。农民只需缴纳保费的20%～50%，其余50%～80%全部由政府负担。这种做法使农民有效规避了种植生产风险，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在农业保险机构中植入政策性扶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使农业保险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保险。因此，法国政府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其行政经费、农险基金赤字等都由政府实行直接的财政补贴。国家每年要做一次保险预算，总额在保费的20%～50%，用于满足国营保险公司入不敷出时的急需，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业保险机构业务的开展。

此外，法国政府还通过立法保护农业保险。政府对所有农业保险部门的资本、存款、收入和财产都实行免税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给予保障，并制定了《农业保险法》，规定农业保险的项目由国家法律规定，保险责任、再保险、保险费率、理赔计算等事项也用法律或法规确定。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如水稻、小麦、大麦等实行强制性保险。

农业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 第7篇

1 发展农业机械化是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矛盾的必然选择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 都经历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都迅速提高, 在农业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保障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 在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均在50%以上,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 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 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均已下降到10%以下, 这期间农机装备水平迅速提高,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现代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目前,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和工业化中期阶段, 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由“农闲打工、农忙返乡”转为常年性稳定外出,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季节性、区域性短缺的矛盾逐步显现。根据2007年农业部南京农机化所组织的对500个农户和500名机手的问卷调查表明, 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农民劳动观念已经转变, 迫切希望降低劳动强度。所以现在农业生产上, 凡是劳动强度大、作业条件差, 农机作业价格又合理的, 农民都希望使用机械代替人力。我国农业机械化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许多农机产品供不应求, 正反映了这一基本规律。在农忙季节, 许多农村出现上路拦截、争雇农业机械的现象, 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实现农业机械化, 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要任务, 是应对劳动力转移, 稳定发展农业的必然选择。

2 农业机械化在应对劳动力短缺矛盾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分工分业细化, 促进了农村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 农业机械的优势正日益凸显, 已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在应对劳动力转移、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2.1 省工省力增效增收优势明显

农业机械化是挖掘我国粮食增产增收潜力的现实选择。随着劳力紧缺和用工价格不断提高, 农机作业比人工劳动不仅在时效、质量、减少投入品支出上占据了优势, 而且在经济上更加合算, 农业机械化是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有力保障。

2.1.1 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争抢农时

小型耕整机耕地的效率是牛耕的5倍。人工插秧每天只能作业0.034 hm2, 机械插秧每天就可以作业0.67 hm2, 是人工插秧的20倍。使用大中型农业机械进行耕整地、精量播种、收获作业的效率, 是人工的40倍以上。

2.1.2 节约支出

经济合算随着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兴起, 大部分粮食生产作业环节的机械作业成本低于雇工成本。水稻机插平均每0.067 hm2节约雇工成本30元, 玉米、水稻、油菜机收0.067 hm2平均分别节约雇工成本20元、40元、60元。

2.1.3 提高播种收获质量增加产量

机械栽插水稻比人工手插提高单产25 kg/0.067 hm2以上, 且抗倒伏、抗病害能力显著增强。与人工撒播小麦相比, 机械化精少量播种每0.067 hm2增产约50 kg。联合收获小麦可减少遗撒损失5%~8%。

2.1.4 减少农业投入品使用

保护环境用机械播种小麦和玉米, 可将化肥施用在种子下2~3 cm处, 保证种子正常萌发, 并可节省30%~50%的种子和化肥。高效植保机械喷洒农药均匀, 可节省30%~40%的农药。

由上可见, 农业机械突破了人畜力不能承担的生产规模、生产效率、生产质量的限制,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据测算, 使用先进的农机化技术对于增加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可在20%左右。

2.2 是引导各类现代生产要素回归和投入农业的重要纽带

发展现代农业, 需要先进的生产要素。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生产要素和主要标志, 是先进的生物、化学技术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物化载体, 是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必要条件。一些人力难于实现的现代农艺技术只有通过农业机械化才得以实施。在部分高素质农村劳动力外流, 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对先进农业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下降的情况下, 发展农机化, 通过农业机械物化和承载农业技术, 是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水平的主要途径。

同时, 农业机械的使用者也是先进生产要素之一。调查表明, 农机大户多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他们的知识、技能、体力、年龄在农村都是佼佼者, 其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远远高于传统农民。

同时, 由于经营农业机械有比较稳定的收益, 开始吸引城市里的人才和资金向农村回流, 一些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有资金的农民工和一些企业家开始投资农机。因此在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和老龄化、女性化、低文化等特征加强等背景下, 迫切需要以农业机械为纽带, 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类现代生产要素回归和投入农业。

3 机械化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主要手段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 农村产生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需求。而缺少农业机械, 规模化经营就难以实现。从调查来看, 广大土地集中经营业主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越来越旺, 很多种粮大户往往也就是农机大户。一些农机大户也逐步成为种粮大户, 甚至是“超级”种粮大户。

4 是保障农业生产不萎缩的主要途径

在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短缺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2类不同的情况:由于机械化程度较低, 复种指数下降。土地抛荒、粗放经营和“双改单”等原因, 导致出现复种指数下降现象严重,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丘陵山区和主要粮食作物用工量大、机械化程度低的地区。另一类是由于政府扶持引导有力, 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快, 这些地区的复种指数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 粮食实现稳定发展。

多年来, 农业机械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部南京农机化所的计算表明, 按照1981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建立时的生产力水平, 完成2006年主要粮食作物相同播种面积的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 要比2006年实际投入劳动力数量多7 000万~8 000万人, 在此期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4108 k W增加到7.26108k W, 很大程度缓冲了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的冲击。如果没有这些年农业机械化的长足发展, 我国农业生产必将受到严重影响。江苏常州市是已实现稻麦生产机械化的地区, 其农机有效配备情况是每48 hm2备1台大中型拖拉机, 每36 hm2备1台联合收割机, 每20 hm2备1台小麦播种机和1台水稻插秧机 (步进式) , 通过社会化服务, 粮食生产主要环节就可基本实现机械化, 就能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后的农业机械替代问题。

农业劳动力 第8篇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提高, 也使非农部门劳动力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 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理论逻辑和发展现实都表明, 对于贫穷的发展中经济来说, 要实现经济发展, 首要的是要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 近年来,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大量涌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如农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 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地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 城市社会治安问题不断等等。一方面, 在农业劳动力转出的同时, 农业部门生产能力有所下降, 导致农产品供应不足;另一方面, 非农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以致农业劳动力虽然已经转出, 但却没有有效转入。由此可见,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不能是盲目的, 而是要在一定条件基础上进行。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这个条件也相应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农业部门要在农业劳动力转出之后仍有能力保障农业生产, 确保农产品供应;二是非农部门对转入的农业劳动力要保持相应的吸纳能力, 使农业劳动力能有效地转移。

陈宗胜等人 (2004) 在一个内生农业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问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 认为要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保证农业产出供给, 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至少要达到一个最低限度。但是, 由于该模型侧重于分析“东亚奇迹”的动因, 因此对这一问题没有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没有具体分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非农部门的要求。

本文借鉴陈宗胜等人的思想, 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简单模型, 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前提条件在农业部门是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给, 在非农部门是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同时保证对转入劳动力的吸收, 并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自身的生产函数出发, 研究在这些前提下, 两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应满足的条件。

二、模型建立

(一) 假设条件

第一, 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

第二, 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1=Rα[ (1-λ) K]β (A1L1) 1-α-β, (0<λ<1) 。其中, 0<α<1, 0<β<1, 0<α+β<1。Y1表示农业部门的产出;R为农业生产用地, 其增长率为0;K表示全部社会资本, λ表示社会全部资本投入到非农部门中的比例, (1-λ) K即是投入到农业部门的资本量, λ的大小不是恒定的, 它的增长率为gλ;L1为就业于农业的劳动力;A1表示农业部门技术水平, A1的函数表达式为A1=BAθ (B>0) , 其中A表示经济社会的技术水平, 其增长率g2=x被外生决定, 0<θ<1, 它衡量技术水平在农业部门的应用程度, θ的大小取决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接收到新技术的快慢程度、农业劳动力运用技术的能力、农业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备程度等等。θ越大, 表示上述条件状况越好, 则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g1=xθ越大;反之, 若上述条件状况越差, 则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g1越小。

第三, 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2= (λK) γ (AL2) 1-γ。其中, 0<γ<1。Y2为非农部门的产出, λK为投入到非农部门的资本量, A为经济社会的技术水平, 其增长率g2=x被外生决定, L2为就业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

第四, 总人口L=L1+L2, L的增长率n为常数, 全部人口等于全部劳动力。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消费, 对农业产出的需求取决于总人口和人均消费需求d1, 即D1=Ld1。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消费, 一部分作为新的生产要素 (即资本) 再投入到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中。

(二) 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1、农业部门

农业产出的增长要满足全部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根据农业部门产出函数可得农业产出的增长率, 由农产品需求等式可得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 由此有:

定义n1=L1, t-L1, t-1/L1, t-1, n1表示农业就业的增长率。

农业就业的变化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对外的劳动力转移。设t时期农业就业量为L1, t,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为V1, t, 则t时期农业就业量、人口增长率, 劳动力转移量有如下关系式:L1, t=L1, 1-t (1+n) -V1, t。等式右边第一项为t时期农业部门应有的劳动力数量, 第二项为劳动力的转移量, 两项之差即是t时期农业部门实际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所以, t期农业劳动力流出率v1, t=V1, t/L1, t-1=[L1, 1-t (1+n) -L1, t]/L1, t-1=n+1-L1, t/L1, t-1=n- (L1, t-L1, t-1) /L1, t-1=n-n1。v1, t=n-n1表示农业劳动力的流出率等于农业就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部分。

将v1, t=n-n1代入 (1) 式可得:

(2) 式表明,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率g1、农产品人均需求增长率gd、农业部门资本增长率gK-gλλ/ (1-λ) 。令g10= (α+β) n+gd-β[gK-gλλ/ (1-λ) ]/ (1-α-β) , 当农业技术进步率g1=g10时,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v1, t为0, 因此, g10为保证农业产出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劳动力顺利转移出农业, 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g1要达到的最低值。若g1低于这个值, 农业部门不仅不能为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 为了满足人口对农业产品的需求, 反而需要增加农业劳动力。

由g10的表达式看出, g10与gd成正向变化关系, 与gK-gλλ/ (1-λ) 成反向变化关系。这表示, 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越高, 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增长率越小, 农业劳动力转出所需的农业技术进步率最低值越大, 反之则越小。这是因为,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越大, 农业部门便要更快地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此时, 若要继续保持农业劳动力的转出, 就要求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有更高速率的增长;同理, 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增长率越低, 若要保证农业劳动力转出, 则农业技术进步率要达到的水平更高。

由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的表达式g1=xθ可看出, θ越大, 便越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假设条件中对θ的界定, 可知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接收到新技术的速度越快、农业劳动力运用技术的能力越强、农业基础配套设施越完备, 则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越快。

2、非农部门

非农部门在利润最大化目的的驱使下, 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有一定要求。设非农产品的价格为1, 资本价格为r0, 单位劳动力工资为w, 则非农部门的利润为:

将 (3) 式对L2和K分别求偏导,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

将 (4) 式除以 (5) 式得非农部门最有生产要素配置比为:

(6) 式即为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人均资本量。只有当非农部门的人均资本大于这个量时, 短期内非农部门才会增加劳动投入, 降低人均资本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当人均资本低于这个量时, 非农部门在短期内则会通过削减劳动力来提高人均资本量, 从而增加利润。

所以, 在非农部门, 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为λK/L2>λwr/r0 (1-r) , 两边取对数求微分得:

定义n2=L2, t-L2, t-1/L2, t-1, n2表示非农部门就业的增长率。

非农部门劳动力的变化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入速率。设时期非农部门劳动力就业数量为L2, t, 农业劳动力有转入量为Vt, 则t时期非农部门就业量、人口增长率, 劳动力转入量有如下关系式:L2, t=L2, t-1 (1+n) +Vt。等式右边第一项为t时期非农部门应有的劳动力数量, 第二项为劳动力的转移量, 两项之和即是t时期非农部门实际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所以, t期非农部门劳动力转入率v2, t=Vt/L2, t-1=[L2, t-L2, t-1 (1+n) ]/L2, t-1=L2, t/L2, t-1-1-n= (L2, t-L2, t-1) /L2, t-1-n=n2-n。v2, t=n2-n表示非农部门劳动力的转入率等于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的部分。

将v2, t=n2-n代入 (7) 式, 得:gK-n>v2, t。社会总资本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差, 即人均资本增长率应大于农业劳动力对非农部门的转入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被假定为常数, 因此如果gK不能达到上述要求, 则v2, t只能相应减少, 即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入水平下降, 此时若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其结果无疑是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失业率。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虽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 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要途径, 但是, 对这种转移的促进应该在一定条件基础上有序地进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 应建立在农产品充足供应和非农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相应吸纳能力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生产函数的分析, 认为要满足这些条件, 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增长率都要要高于各自的最低限度。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的最低限度与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正相关, 与投入到农业中的资本增长率负相关;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增长率应高于农业劳动力有效转入率。因此, 通过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技术和资本投入、加快资本积累, 可以使这上述条件更好地得到满足, 从而可以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如何正确、有序、顺利地转移农业劳动力, 是当前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 加快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 加快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步伐。加速推广农业新技术, 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收;加大对农业生产者的基础教育和农业新技能培训, 使其能更快地掌握农业新技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便农业技术的顺利实施;加大对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投入量, 提高农用机械使用率, 扩大农工机械使用范围, 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 非农部门应多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 使得在取得更大利润的同时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增加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 使其更快地适应非农部门的工作;进一步改革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各种规章制度, 如户籍制度等等。

摘要：文章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出发, 重点分析要达到这些条件, 两部门各自关键生产要素之间应满足的相互关系。文章认为, 农业部门在保证充足的农产品供给和非农部门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同时, 保证对转出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前提条件。在这些条件要求下, 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均资本增长率都要高于各自的一个最低限度。通过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技术和资本投入、加快资本积累, 可以更快地满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转移条件,农业技术,资本积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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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 第9篇

关键词：农村,高等教育,劳动力,农业经济增长率,动态相关性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 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 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τα成立,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没有单位根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认为,Y和X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虽然Y和X两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的回归分析是有意义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12=0.878926,R22=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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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向辉,陈通.农村基础教育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3).

农业劳动力 第10篇

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虽然有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 提高农户收入, 但也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 粮食生产是否会因此而受到负面冲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1 造成农业优质劳动力的流失

外出打工的劳动力, 都是相对年轻力壮, 相对有一定文化的, 而留下务农的, 相对来说都是年龄比较大、文化层次较低、劳动力弱的女性为主, 这些留守劳动力, 学习和掌握农业技术的能力较弱, 导致农业技术难以推广, 农业生产缺乏优质劳动力资源。

2.2 导致农业种植面积缩减, 总产下降, 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相对来说, 外出打工的收益比在家务农要高得多, 这也严重挫伤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 长此以往, 势必有越来越多精壮劳力往外走, 会有越来越多农田荒芜, 导致粮食播种面积的锐减及粮食总产量的大幅下跌, 影响粮食的商品率和国家粮食安全。

2.3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升级缓慢

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靠全体村民的集体投资投劳, 而大量劳动力的外流, 会使得这一部分事项难以开展, 农业基础设施老旧落后, 更新缓慢, 从而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便利性, 也降低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

2.4 先进的农艺农技难以推广

由于留守劳动者大多是接受能力比较弱的中老年妇女, 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掌握比较困难而缺乏热情, 致使先进的农业技术难以推广。而各处虽设有农技推广站、农业组等, 但由于历史的缘由, 这些部门在推广资金及其他支持方面都处于弱势, 工作积极性不高, 也是致使先进农技难以有力推进的一个因素。

3 对策

“百日行动”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项目, 是根据省委“农业损失劳务补”的抗旱救灾思路拟定及施行的, 对于增加农民收入, 减少受灾损失,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势必又影响农业生产, 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如何在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是目前我们农业工作者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 就本人农业工作多年的经验, 结合目前情况, 提出几点建议。

3.1 政策倾斜, 保持农民种粮积极性

要稳定农业生产, 保持粮食产量, 首先必须保证播种面积不减少。当下农民种田收益低, 生产资料投入却居高不下, 而且由于连年干旱, 不少农户都有靠天吃饭, 极度无力的感觉,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加之现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浪潮, 不少农户都无心种田了, 致使现在农村荒芜田地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 国家一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农资购买环节的补贴, 以减少农民的生产负担;另一方面, 针对农产品价格低, 结合近几年农民因天灾所致种粮风险, 政府应坚持实行粮食直补政策, 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 使农民心里无忧, 安心种粮, 并使他们有利可逐, 保持他们对粮食生产的信心, 以遏制农户消极心理, 保证播种面积。

3.2 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加大政府投入

之前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 多是村集体投资, 村民出资出力的模式, 对村民自身依赖性很大。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基于此模式运作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面临崩溃境地。要维持农民种粮积极性, 维系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 保证种粮面积, 农业基础设施的养护、维修及更新换代不能停顿。政府需改变旧有建设模式,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 快速改变农村地区集体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现状。对农田进行整改规划, 大力修建小型水利灌溉设施, 保障农业生产的便利性, 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3.3 未雨绸缪, 放眼未来, 注重农业生产的持续性

近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还不算十分显著, 这是因为, 留乡劳作的多为中老年劳动力, 这部分劳动者虽然接受力不强, 新技术难以掌握, 但都有丰富的劳作经验, 加之历史原因, 思想保守, 对土地感情深厚, 虽然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寄回钱财来, 但自己能不为所动, 能够兢兢业业留守田地, 把这部分资金投入农业生产。但是, 随着这代人劳动力的散失, 如果没有相关的重视及措施, 农业生产将有难以为继的危险。因此, 重视劳动力外出务工所造成的年轻农户忽视农业生产的现象, 尽快制定吸引青年劳动力务农的政策, 对农民的各项优惠补贴政策要向青年农民倾斜, 并加强对他们的技术培训, 大力培育有知识、懂技术的新一代农民, 促进农业技术进步, 防止农业生产后继无人。

3.4 加强政策帮扶, 提高农产品商品率, 千方百计提高农业收益

要保证种植面积, 留住务农人员, 归根结底还需从提高农业收益方面着手。政府除需在农民生产环节的如农资补贴、粮食直补、保护价收购等帮扶外, 还需调整农业结构, 采取相关政策鼓励农民实现粮食价值最大化。这几年笔者通过观察发现, 回流劳动力倾向于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 从事专业的家禽畜养殖及一些非农小事业, 并转出农地。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回流劳动力创业的信贷支持和政策扶持, 帮助他们发展资金相对密集的家禽畜饲养产业与非农小事业。同时,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为回流劳动力实现非农再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4 结语

农村劳动力转移, 可以实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减少农业灾害对农民造成的损失, 此举更深层次的积极意义还在于能调整农业结构, 提高农业技术, 提升农作效益;为加快国家城镇化进程做贡献,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而另一方面, 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如务农人口的流失, 耕地减少甚至有的村落大片农田荒芜的状况也引人担忧。为尽量减少由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健康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政府应该采取相关措施, 制定相关政策, 扶持农业生产, 调整农业结构, 提高种粮收益, 保持农民种粮积极性。作为基层农业技术工作者, 也有责任响应国家号召, 积极实施国家对农业的倾斜政策, 为我国的农技推广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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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研究 第11篇

【关键词】西部地区  农业剩余劳动力  估算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但是近年来“民工荒”现象不断出现。研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标准，通过生产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对我国西部12个省市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计算与分析。

二、生产资源优化配置方法估计

生产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刘建进首创，王红玲改进）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思想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不存在刘易斯提出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但可能存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这种方法主要是从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角度上来考察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根据这种方法，先求出整个经济系统达到资源最优配置时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再用农业中实际存在的劳动力数量减去这一数字，便可得到农业剩余劳动力。

根据刘建进的二元经济模型，假设整个经济系统由农业部分和非农业部门构成，农户拥有资本K和劳动L。同时假定两部门生产都满足Cobb-Douglas函数，即有：

Q1=A1（t）K1α1L1β1Dγeφd（1）

Q2=A2（t）K2α2L2β2 （2）

Q1、Q2分别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产出，A1（t）、A2（t）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Li、Ki分别表示投入到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D为耕地面积，d为灌溉率，αi、βi、γ、φ分别表示资本、劳动、耕地和灌溉率的系数。劳动和资本的供给约束为：

L=L1+L2;K=K1+K2   （3）

则农户从事第i（i=1，2）个行业的纯收入为：

Ii=PiQi-PiLLi-PiKKi（i=1，2）  （4）

（4）式中Pi为第i行业的产品价格，PiL、PiK分别为第i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农户在经济体系中分配劳动和资本，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即有：

max（I）=maxΣ（Ii）=maxΣ（PiQi-PiLLi-PiKKi）  （5）

S.T.L=ΣLi，K=ΣKi

则有拉格朗日函数：

Ф=Σ（PiQi-PiLLi-PiKKi）+λ（L-ΣLi）+η（K-ΣKi）  （6）

假定（1）、（2）式规模生产不变，则有：

I1/L1-（K1/L1）η-P1（D/L1）（？鄣Q1/？鄣D）=λ，I2/L2-（K2/L2）η=λ（7）

（7）式即为资金和劳动配置均衡下必须满足的必要条件。此外，由（1）式得土地边际生产力为？鄣Q1/？鄣D=γ（Q1/D），且Y1=P1Q1为农业毛收入，代入（7）式可得：

I1/L1=I2/L2+γ（Y1/L1）-（K2/L2-K1/L1）η  （8）

通过（8）式即可判断是否存在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多余劳动力，这种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多余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令：

H2=（I1/L1）/（I2/L2）

H1=1+γ（Y1/L1）/（I2/L2）-η（K2/L2-K1/L1）/（I2/L2）

根据刘建进的假设，在我国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下，不存在资金的约束条件，即η=0，则有：

H1=1+γ（Y1/L1）/（I2/L2）

则农户资源最优配置方式为：

H1=H2

当H1≠H2时，说明农户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最优配置，即存在剩余劳动力。根据王红玲的研究结论，H1≥H2说明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用a表示经济中农业劳动力有效需求量占农业劳动力总供给量的比例，则1-a为剩余劳动力比例。由此可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比例为：

R=（1-a）L1/L，其中1-a=H1-H2。

三、国际标准比较法

1975年，钱纳里和赛尔昆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对100多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与人均GDP水平相对应的各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如下表），即提出了国际标准法测算剩余劳动力。因此，将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总数与相同GDP水平上的国际标准进行比较，即可算出我国狭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表1 国际标准结构中农业部门产值及就业比重

数据来源：钱纳里，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第32页。

如果将上表中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看成一个国际标准，那么一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重，就是该国农业部门就业比重超过国际标准就业比重的部分减去其产值比重超过标准比重的部分，即：

R=[（■）实-（■）标]-[（■）实-（■）标]=（■）实+（■）标-（■）标-（■）实 （9）

式中，L，I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和GDP水平，L1、I1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和GDP水平。据此可得农业剩余劳动力为：

R=r*L1 （10）

依据上述方法，首先将2012年西部各省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算成美元表示，2012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均汇率为1美元=6.3125元;然后计算出1964～2012年美元购买力指数为7.3664，将2012年的人均生产总值这算成以1964年美元表示的数据;最后结合公式（9）、（10）计算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西部各省市2012年剩余劳动力估算结果

根据国际标准结构法计算出的结果显示，2012年西部地区的生育劳动力约为1350.73万人，剩余比例约为11.02%。其中云南剩余比例最高，为43.52%，接近平均水平的4倍;最低为新疆的-3.02%，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现象。

四、总结与展望

第一，不同于过去学者们仅从全国角度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本文从区域的角度着手进行估算西部省份的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省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生产方式有极大的差异，因而如果采用一个单一的技术水平或人均收人状况简单考察全国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显然不科学。而通过区域划分，将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方式类似的地区综合在一起考察显然会比较合理、科学，结果偏差也会较小，更令人信服。

第二，中国西部地区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应在487万左右，这与使用相同方法计算的王检贵等（2005）计算的2003年西部2034万剩余劳动力和聂华林等（2011）计算的2008年西部687万剩余劳动力相比，西部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迅速减少。说明在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西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良好，这归功于大开发背景下所提供的各种就业机会与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西部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有效转移，剩余劳动力数量呈下降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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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 第12篇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 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 粮食的供给能否满足粮食的需求, 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 同时城镇化、工业化加快, 人均生产粮食的资源却有限, 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加大, 所以粮食缺口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图1显示:1980年~1984年粮食缺口一直存在, 最大缺口是1982年1530万吨;在1987年~1991年的五年期间, 粮食缺口在337万~1045万吨之间;而2003年~2008年连续六年存在粮食缺口, 缺口在61万~3470万吨之间, 缺口最大的是2008年3470万吨。由此可以看出:一是我国的粮食缺口是长期存在的, 其中1980年~2008年这29年之间就有20年时间存在缺口;二是粮食缺口在不断扩大, 特别是近几年粮食缺口增加很明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01~2010年) 》指出, 未来人口的人均粮食需求2020年在420~435公斤、2030~2040年的人口高峰时期应在450~470公斤水平。另预测到2030~2040年我国人口高峰期可达到16亿人口。如按470公斤标准计算, 全国粮食消费需求要达到7.5亿吨, 是现在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1.5倍, 即存在约2亿吨的缺口。

对于我国粮食供需状况的分析与预测这方面, 郑京平、张英香 (1992) 预测90年代我国粮食供求的基本格局是:居民直接消费粮食中, 有质粮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 粮食消费中, 粮食转换成肉类和副食类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高启杰 (2004) 预测出2005年、2010年和2020年我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分别为4.4亿吨、4.8亿吨和5.9亿吨;陆文聪、黄祖辉 (2004) 预测出2006年和2010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总产量将超过4亿吨, 粮食自给率在92%左右, 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将维持在3500万吨左右;罗良国、李宁辉和杨建仓 (2005) 预测我国饲料用粮需求将从2003年的13427.5万吨提高到2005年14018.3万吨, 并继续增长到2010年的16080.2万吨, 工业用粮将由2003年的4388.9万吨提高到2005年的4801.9万吨和2010年的6054.4万吨, 粮食总需求量的增长将超过国内粮食生产能力, 粮食的缺口扩大;除此之外WATSIM模型 (Lampe, M.V, 1998) 、IMPACT模型 (Rosegrant et al., 2002) 等大规模分析模型也被国内外学者用于对中国未来粮食的供求变化问题的研究。

造成我国粮食缺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最常被提及为粮食品种方面。粮食缺口对稻谷产量的敏感系数是最大的, 稻谷和小麦生产的波动是加剧总产量波动的主要因素, 玉米和大豆的产量对总产量的波动有抑制作用 (何蒲明, 黎东升, 王雅鹏, 2010) ;市场因素方面。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引起了我国粮食产量的波动, 所以从减少我国粮食缺口,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 国家应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维持粮食价格的相对稳定 (何蒲明, 黎东升, 2009) , 并且我国粮食作物品种生产存在规模经济, 我国粮食生产总体上而言是规模报酬不变, 政府如果想通过大规模经营, 提高粮食产量来缩小我国粮食缺口是行不通的 (许庆, 尹荣梁, 章辉, 2011) ;国家政策因素方面。随着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增加, 我国粮食的生产调整能力逐渐增强, 各项农业政策对粮食产量生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陈飞, 范庆全, 高铁梅2010) , 例如应该从国内贸易政策协调和粮食流通体制方面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缓解我国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 (王济光, 1997) , 而且双轨制度下, 定购数量和订购价格都对粮食供给产生显著影响 (王德文, 黄季2001) , 除此之外, 按播种面积进行粮食补贴所带来的增产效果最好 (王姣, 肖海峰, 2006) , 由此可以认为农业政策在缩小我国粮食缺口有显著作用;粮食单产方面。中国粮食产量60%是由单产变化所影响的, 单产中有48%~56%是由自然因素影响的 (龙方, 杨重玉和彭澧丽, 2011) , 所以为了提高粮食生产, 缩小粮食缺口国家必须重视农业防灾, 减灾能力建设。而化肥的投入能够持续增加我国粮食的单产, 增加粮食的总量, 从而缩小我国粮食在未来10~30年里500亿公斤的粮食缺口 (曾靖, 常春华和王雅鹏, 2010) 。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

纵观已有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对我国粮食缺口的研究依然局限在价格, 自然灾害, 政策等这些外在因素, 而忽视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最直接、最本质的因素, 由图2知:我国农业劳动力人数占三产业总人数的比率是显著下降的, 由1980年的68.7下降到2008年的39.6。农业劳动力与我国粮食缺口之间的关系, 笔者做了一个简单X-Y图形 (见图3) , 由图形可以看出YCB与NC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的线性关系, 由此可以初步假设:由于我国农业从业者的减少, 可能引起我国粮食缺口的扩大。所以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背景下, 分析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粮食缺口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

二、理论分析

解决我国现在及将来的粮食缺口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提高我国粮食的总产量。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 产量和劳动力数量有密切关系。理论上, 劳动力转移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影响我国粮食缺口扩大的:

1. 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小于粮食需求增长率

1980年以来, 国家大力发展工业, 忽视农业发展, 造成农业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产业转移,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公式得出劳动力的减少会使产量下降,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阻碍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 又由于我国人口的大幅度上升, 从1980年98705万人上升到2008年132802万人, 所以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增大。我国粮食的生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所以造成粮食缺口。

2. 粮食生产效率下降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2%,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96%。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1.03%,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69% (李、赵连阁, 2009) , 按照国际标准衡量, 我国已经进入到老年型社会, 而我国60%~7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 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也随着到来。从农业生产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是青年或中年, 这种理想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 剩下的中老年, 妇女及儿童从事粮食的生产, 使生产效率下降, 在中国可用耕地逐年下降的背景下, 将不利于粮食产量的增加, 从而推动了粮食的缺口的扩大。

3. 市场信息不流通

农业劳动力中有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 基于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分析, 200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按文化程度分, 文盲占9.5%, 小学占41.1%, 初中占45.1%, 高中占4.1%, 大专及以上占0.2%, 而农村老年人口“没上过学”的占61.1%, “小学”比重占25.8% (李澜, 李阳, 2009) , 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低下, 首先不利于粮食生产技术的传播, 推迟了粮食生产技术发展的进程, 造成现代农民还在使用以前的劳动工具, 不利于粮食的机械化生产, 使生产效率的提高受阻。其次, 农业劳动力中低文化水平劳动力, 不能通过现代信息手段 (互联网、报纸、电视新闻等) 了解现代粮食的消费市场对各种粮食的需求种类, 从而不能调整各种粮食产品的种植结构。文化水平低的劳动者只是种植传统的粮食品种, 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从而促使我国粮食缺口在需求结构上的扩大。最后,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在不断提高, 低文化水平的农业劳动力按着以前的生产工艺生产出的粮食, 不符合我国新的食品安全标准, 就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这样不仅是无效率的生产, 还造成资源的浪费, 粮食需求不能满足, 造成粮食缺口。

4. 成本上升引起种粮收益的减少

我国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 从而导致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粮食产品的“人口红利”消失, 降低了我国粮食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国外利用机械大规模生产的质优价廉粮食趁机占有我国粮食市场, 国内粮食生产者不得不以降价来应对, 从而使粮食生产者更加无利可图,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 粮食生产者不得不脱离农业, 或者生产其他经济效益好的 (非粮食类) 产品, 阻碍我国粮食产量增加, 造成粮食缺口扩大。

5. 有效耕地减少

土地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 而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一方面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 造成了大面积的良田无人耕种, 耕地搁置, 形成良田资源的浪费, 我国现有的18亿亩耕地不能有效利用, 间接的导致我国粮食缺口扩大;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向转移到二三产业或城镇, 刺激了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发展, 也促进了城镇的快速膨胀, 而工业发展和城镇的扩张都需要占用土地, 使大量的耕地非农化 (程名望, 阮青松, 2010) 。从1996年国家第一次土地详查时到2008年, 我国的耕地共减少833万公顷, 如果按正常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看, 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 有效的耕地面积会减少的更多, 粮食产量增加受阻, 粮食缺口则不断扩大。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1.计量模型

其中, 粮食缺口QK是用当年的粮食进口量减去粮食出口量, 若当年粮食有缺口则QK为正值, 否则为负值;数据来源为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劳动力YCB=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三个产业就业总人数) *100, 此时就相当于将当年三个产业总就业人数看做100人, YCB就是三个产业就业总人数为100人的情况下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用小数表示, 取小数点后一位) , YCB越大表明农业从业者越多, 而YCB前的系数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10》。我们预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使我国粮食缺口扩大。

D包括了一系列我们在计量分析中控制的与粮食缺口有关的变量, λ是这些变量的系数。这些变量为: (1) 化肥使用量 (单位:万公斤) HF, 曾靖、常春华和王雅鹏 (2010) 发现化肥的使用有助于提高粮食的单产, 缩小粮食缺口, 基于此我们预测其系数应该为负; (2) 有效灌溉面积 (单位:万公顷) GG; (3) 耕地面积 (单位:万公顷) GD, 可用耕地面积越大, 粮食产量越多, 因此粮食缺口越小, 预期其系数应为负值。以上数据均来至《中国统计年鉴2010》。

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所以为了避免虚假回归的存在, 首先对时间序列QK、GD、HF、GG和YCB进行单位根检验, 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 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I (1) 序列。

注:***、**、*表示在10%、5%、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在变量前加D代表对变量取一阶差分。

3. 协整检验

由于样本变量QK、GD、HF、GG和YCB都是一阶单整I (1) 序列, 因此存在协整的可能, 进一步采用两部分析法进行协整检验。

我们先使用OLS回归方法将变量进行回归, 然后对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估计的结果汇报在表2中, 样本从1980年~2008年, 第 (1) 列即模型1没有加入控制变量, 第 (2) 列即模型2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 两组得到的YCB变量前的系数都为负值且显性, 说明回归结果对于控制变量的控制很稳健, 因而实证结论有着很高的置信度。且不加控制变量模型1与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 对残差的原始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 说明QK、GD、HF、GG和YCB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由于YCB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粮食的缺口的增大有显著的影响。协整关系表示长期因果关系, 因此也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粮食缺口存在的长期原因。

单位:万吨

注: (1)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2) 括号内为t值。

4. 主要实证结果

根据YCB两组协整检验结果都显示,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显著地增大了我国粮食缺口;在控制变量上, 化肥的使用量越多, 粮食缺口越小。耕地面积对于粮食缺口的作用不显著。灌溉面积越大, 粮食缺口越大, 原因是我国农业用水占水资源使用总量的60%~70%, 灌溉效率不到50%, 欧美国家的效率能够达到70%~80%, 我国粮食生产1公斤用水1吨,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倍, 就目前的用水量, 可以粗略算出每亩水资源成本占现有粮食成本的40%左右, 所以灌溉的面积越大, 种粮成本越大, 农业劳动者收益越小, 使农民放弃粮食生产, 导致我国粮食供需缺口的扩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 农业劳动力转移都是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中最普遍的现象, 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和趋势, 但是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不仅会制约经济发展, 还会带来社会问题。如本文基于1980年~2008年数据, 通过实证得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显著增大了我国粮食缺口, 同时使国家安全问题存在隐患。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Ranis, Fei, 1964) 和城乡期望收入差距 (高国力, 1995) 。作为理性经济人, 农民生产经营行为的选择, 取决于农民对行为本身能否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实际判断 (胡斌, 1996) 。所以笔者认为要进一步缩小我国粮食缺口, 吸引农业劳动力重新进行粮食生产是必要的条件, 其中增大种粮收益, 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收入, 缩小城乡区域收入的差距是吸引农业劳动力进行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的分析,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对粮食生产提供技术和信贷支持

增加对粮食生产的科技支持,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的单产, 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 提高单产可以增大农业劳动力收益;增加对粮食生产的信贷支持, 放松信贷条件, 鼓励农业生产者对粮食生产进行信贷投资, 吸引其进行粮食生产, 缩小我国粮食缺口。

2.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缩小农民的种粮成本

如可以建设完善的灌溉系统, 提高农业水资源的灌溉效率, 降低农业用电的电价, 减少种粮的灌溉成本;完善粮食流通体系, 降低流通成本。

3. 提供稳定的粮食销路

在乡镇建立粮食加工企业, 为当地种植的粮食提供市场需求, 不仅可以稳定粮价, 还可以节约粮食流通成本, 从而提高种粮收益;当地政府可以促进乡镇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种植户的合作, 企业生产有稳定的原材料, 农民生产的粮食有可靠的销路, 减少生产和种植的市场风险, 使企业和粮农二者达到双赢, 增加种粮收益, 可以提高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

4. 直接或间接提高粮价

提高粮食的相对价格是增加粮食产量, 缩小粮食缺口最有效的手段。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直接增加农业劳动力种粮收益;对农业劳动者, 按粮食产量给予种粮补贴,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可以吸引转移的劳动力继续种粮, 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缩小粮食缺口。

5. 科学化种粮

对农业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 培训出技术型农业劳动力, 使农民科学化种田, 生产出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结构的优质化、专用化和多样化的粮食, 从而增加我国粮食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使农业劳动者有利可图。

摘要：基于1980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我国粮食产量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持续的减少显著地增大了我国粮食的供需缺口, 表明我国农业劳动力存在着过度转移的现象。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减少种粮成本, 降低种粮市场风险等政策, 增加种粮收益, 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 提高粮食生产量, 减少我国粮食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