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减贫增收论文

农户减贫增收论文（精选8篇）

农户减贫增收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农产品供应链,农户减贫增收,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

如何有效而持续地实现农户增收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破解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问题,使农户充分参与到市场中来,在完善市场主体地位的同时,分享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和福利。这就要求必须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和深化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增强农民的组织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通过实施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战略,可以在农户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相互依存、相互协作和收益共享的共生关系,通过农产品供应链的系统集成,有利于整合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各项资源,增强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基础,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促进农户的可持续增收。

在小农户参与农产品供应链问题的国外研究方面,学者观点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小农户被逐渐的“挤出”市场,是因为价值链的现代化升级逐步对生产投资的最低门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Swinnen[1]分析指出,小农户面临的融资难、初期生产投入高、难以获得更多的市场渠道信息是其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如Natawidjaja等[2]则认为找到好的加盟渠道,小农户一样可以在供应链合作中获得收益的增加。Carletto等[3]使用持续期分析方法,模拟了小农户动态市场决策以及技术选择。一般认为,小农户参与价值链升级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产业集群和农业合作社的方式,Narrod等[4]在研究中美洲小农户行为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Ruan和Zhang[5]以及Mcdermott等[6]的研究已经证明农户参加经济组织而进入价值链可以提高收入。Reardon等[7]证明参与现代供应链使农民收入增加了10%-100%。Warning和Key[8]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契约农户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农户。

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农户增收,国内早期的研究主要从贫困农户自身禀赋差异等方面分析农户收入的制约因素。之后学者们注意到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落后、发展资金短缺等对农户发展的制约。近期研究更加关注于贫困农户自身的能力培育与积累方面[9,10,11]。近几年有学者开始从供应链角度来探索农户增收问题。王燕等[12]认为现阶段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被排斥在供应链之外、农产品产业链短、基层农业信息化建设滞后和物流运输设备落后。许翔宇[13]指出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产品供应链能够把众多处于分散状态的小农户有机地整合到供应链中来,从而促进农户减贫增收。刘兵等[14]利用中国定西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参与供应链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参与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对其脱贫具有积极的作用。颜廷武等[15]利用广西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深入揭示了贫困地区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尽管近年来小农户参与供应链问题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但作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微观基础,小农户如何与大市场对接,如何解决农业转型中对小农户的排斥等问题仍然需要深入研究。有别于现有文献研究局限于贫困地区本身来探讨供应链对农户的减贫效应,借助农户调查数据和计量分析模型,本文尝试阐明如下关键问题: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效应的发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何差异?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后其收入水平到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对以上问题的有效回答,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新时期市场化减贫的战略取向与路径选择,从而为政府政策调适提供科学依据和价值参考。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1.1 农产品供应链的概念界定

农产品供应链是在工业供应链基础上提出来的,供应链本身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供应链的认识也在持续深化。现代管理学认为供应链就是一个功能网链结构,各个环节相互紧扣、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这个网链是围绕着中间的一个核心企业[16],然后通过对整个商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效控制,从原料的采购开始,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产品最终到消费者的手中,一环接一环,把供应者、经销者和消费者有机串联在一起的结构。

在此基础上,农产品供应链可以界定为:从农产品生产原料开始到农产品生产过程再到农产品产出最后经过物流、销售,进入市场,最终形成消费者的购买使用这一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农产品原料的供应商、生产农产品的农户、收购销售农产品的经销商以及最终的农产品消费者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利益链条(图1)。

根据图1,原料供应商把农户需要的种子、农药和化肥等生产农产品所需原料卖给农户,这其中会有合作的可能,即农户与原料供应商签订购买合同,供应商为农户提供服务。农户把这些原料投入生产,经过一个生产周期生产出来初级农产品,出售给加工企业,由加工企业对农产品进行分类加工再由分销商销售给零售商,最后出售到消费者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主要负责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专业协会组织等主要为各交易主体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政府部门则主要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有序运转提供规则和制度等保障,这就是农产品供应链的一般运作模式。

1.2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理论分析

1.2.1 传统农业形态下农户进入市场的选择:单枪匹马传统农业背景下,农户单枪匹马、势单力薄进入市场(图2),是我国存续多年的生产方式,这是由我国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性质,决定了农户在满足自用的前提下才会出售农产品。这种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即生产决策完全由农户自身意愿决定,农户作为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决策权。但其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交易成本高、市场价格波动大而农户议价能力弱、经济效益低下等。

单个农户自行进入市场,首先从上游原料供应商处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然后投入生产,产出农产品,最后单个农户自行把农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图2)。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户不但耗费大量的交易成本与原料供应商以及消费者达成交易,而且由于缺乏议价能力,最终将会“高价”买进原料,而“低价”卖出农产品,经济效益低下。

目前,这种单枪匹马进入市场的方式在欠发达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形常见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即农户自行通过市场直接从农药、化肥、农机具供应者购买原料,向市场销售农产品。这种情况更多是由于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供应链没有覆盖到;另外一种是被动的,农户不愿意与其他企业或者合作组织合作。而这主要是由于农户不信任其他组织而造成其更愿意承担高昂的交易成本自行进入市场[17]。

1.2.2 现代农业形态下农户进入市场的选择:集体行动现代农业发展呈现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特征,这客观上要求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加强合作来不断提升农业经营绩效,而农户合作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尽管农户合作因为存在个体“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而损害集体利益的逻辑悖论,但在满足某些条件时(如合作的规模大小、成员的异质性、选择性激励等),这一悖论是可以化解的[18]。实践中,小农户往往借助农业产业化或农民组织化等农产品供应链模式,来实现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图3)。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题中之义,它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重点通过主导产业的培育和产品的开发,同时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整个产业链条的一体化经营,它是现代农业经营的最好诠释。以“公司+农户”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要求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管理这一整套环节,通过有效的市场运作来完成。它把农户视作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农户通过与龙头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签订生产、服务、销售等协议,有效地将小农户从分散的状态联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能够较大程度上实现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提高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主要成员为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农民或提供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组织,在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上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发展中有效带动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另外一种途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通过整合农户资源,抱团取暖,有利于抵御生产和市场的双重风险。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向管理要产出,在市场竞争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使农民分享更多的收益。同时,合作社能够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水平和综合性素质。现代经济竞争讲究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帮助农民实现合作,按照合作社的管理规定和要求来约束农民,可以提高其组织化水平。而且,合作社经常举办一些先进技术或者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讲座或培训,帮助农民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和增收的实际效应,于2013 年9 月和2014 年8 月前往福建、江苏等发达地区和云南、广西等欠发达地区进行了农户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依据样本的可获得性、科学性及当地的实际情况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农户分别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调查。根据研究需要,共发放问卷300 份,最终收回问卷290 份,剔除关键信息漏答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84 份,问卷有效率97.93%(表1)。

2.2 变量选择

2.2.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收入变动情况,按照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状况,划分为3 个等级,分别为贫困、脱贫和富裕。若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将其归为贫困,并赋值为0;若农民收入处于平均水平和3/4 分位点之间,则为脱贫,赋值为1;剩余的高收入农户为富裕群体,赋值为2。本文未将全国贫困标准作为分类依据,是考虑到贫困线主要是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度量的,由于获取相关数据的难度(生产性资产折旧等指标)较大,而采用相对容易计量又能够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和贫富程度的农民人均收入这一相对指标来予以区分。

2.2.2 解释变量根据研究目的与数据可得性,将解释变量依次划分为地区特征、供应链融入状况、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4 个部分。地区特征主要为是否欠发达地区,用以识别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户减贫增收效应的影响差异;供应链融入状况主要包括是否加入农产品供应链、是否受大户影响、农产品收获方式、有无加工销售、农产品出售渠道和对供应链管理认可程度等;市场环境主要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认知;政策因素主要为政府是否对农业生产组织(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给予扶持等(表2)。

2.3 模型设定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设置的被解释变量是有3个选项的多分类变量,依次表示贫富程度由低到高,因此,本文选取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后收入变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具体形式设定为:

式中:y为被解释变量,α 为常数项,β 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μ 为随机干扰项,p(y≤j)为分类j及j以下分类的累积概率。被解释变量y为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后的收入变动情况,根据各地区农民收入状况的差异,将农户收入变动设为3 个等级,分别赋值为0,1,2,依次代表贫困、脱贫和富裕。

2.4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设定及变量设置的准确合理,需对设置的各解释变量间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其主要判断标准为方法膨胀因子(VIF)。方差膨胀因子的值≥10,则说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与VIF对应的是容忍度(tolerance),其值越小,则表明当该解释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时,其被解释的程度就越高,它的取值范围在(0.1,+∞)。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欠发达地区有70.85%的农户没有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合作,只有29.15%的农户与龙头企业有过合作关系(表3)。发达地区的情况与之类似,没有与龙头企业合作的农户占总体样本的95.08%,而与龙头企业有过合作的农户仅占4.92%。同时,欠发达地区有68.16%的农户认为当地农业龙头企业不仅数量少,且对农户的带动力弱;只有9.42%的农户对当前龙头企业的状况很满意,认为当地龙头企业的数量不仅多,而且带动力强,对农民减贫增收的作用大。发达地区有93.44%的农户对于当地龙头企业的发展状况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当地龙头企业不仅数量少,且对农户的带动能力弱;仅有1.64%的农户认为龙头企业的数量不仅多,而且对农户的带动力强。可见,从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情况看,两类区域的样本农户大部分没有与龙头企业合作,且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未充分发挥。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合作状况不理想,发达地区没有与龙头企业合作的样本比重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或许与发达地区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及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比重较低有关。不管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的农户均认为龙头企业的数量少,且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带动力弱,这反映出我国当前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状况,即企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从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情况看,两类区域的样本农户大部分没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且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不够突出。在欠发达地区的被调查者中,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比例最高,占到总体样本的75.72%;已加入农户的比例位居第二,占16.67%;而以前曾加入和准备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较少,分别占总体样本的1.90%和5.71%(表3)。在发达地区的被调查者中,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比例最高, 占到总体样本的73.77%,其他情况也与欠发达地区类似。在欠发达地区的被调查者中,有57.94%的农户认为当地合作社不仅数量少且农户加入也少;仅有19.63%的农户对当地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较为肯定,认为当地合作社数量多且加入农户也多。而发达地区的状况却不容乐观,61 户农户均认为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少而且加入的农户也少,这一比例占到发达地区总体样本的100%。可见,尽管两类区域未入社的农户占到绝大多数,但从调查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与发达地区相差无几,这也为欠发达地区农户融入市场尽快实现脱贫致富奠定了基础。从两类区域的对比情况来看,尽管发达地区农民的人均收入较高,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的带动作用几乎没有,这也间接反映出了发达地区农民不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实际情况,导致两类区域的情况差异很大。

从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运行的认知情况及供应链对农户的带动效果看,尽管两类区域的样本农户在认知方面均不尽人意,但欠发达地区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的带动作用要优于发达地区。在欠发达地区的被调查者中,有37.10%的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运行情况了解一般,22.17%的农户对其运行状况不太了解,19.00%的农户则对其完全不了解,而对农产品供应链运行比较熟知的农户占到总体的不到22%(表3)。与此类似,发达地区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运行情况的认知同样一般。对农产品供应链不甚了解的农户占总体的49%左右,而比较了解的仅为14.75%。综合来看,对农产品供应链整体运行情况不了解的农户占到40%,明显高于熟知农户的比重,这说明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被调查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运行情况的了解不尽人意。

在欠发达地区的被调查者中,认为供应链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的农户占大多数(65%左右),其中认为影响很大的农户占27.49%,认为影响较大的农户占37.91%,14.69%的农户认为影响一般,仅有不到20%的农户认为对收入影响小。从农户的评价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户整体上对农产品供应链持肯定态度。而发达地区有47.54%的农户认为影响较大,24.59%的农户认为影响一般,还有不到28%的农户认为影响小。总体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户对于农产品供应链的带动作用评价较为肯定及强烈,发达地区略微偏低,这与两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状况等密切相关,也说明农产品供应链对欠发达地区农户减贫增收的作用发挥要优于发达地区。

3.2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所选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结果表明,VIF的平均值为1.130,其最大值为1.325<10,容忍度(T)的最小值为0.755>0.1(表4),可见,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运用Stata11.0 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模型整体对数似然值为-234.369,显著性为0.000 2(表5),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由此表明,本文选取的表征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诸多指标,与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后的收入变动具有强的关联性。但并非选取的全部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如是否受大户影响、农产品收获方式、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认知等,这些因素并不是影响农户融入供应链后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

“是否欠发达地区”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499,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欠发达地区农产品供应链的运行,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农产品供应链对欠发达地区农户贫困状况缓解及收入水平增加会有一定程度的促进,而且这一状况要明显优于发达地区,这也可从前文分析中得到佐证。农产品供应链通过将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众多市场主体联结起来,使其形成利益共同体,不仅承担农业生产与市场风险,而且共享农产品附加值,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同时,实现了贫困的缓解和收入的增加以及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增强,有效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是否加入农产品供应链”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779,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加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这一结论,与本文预期的情况一样。欠发达地区农户以多种形式与涉农企业或合作社等产业组织形成一个以实现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网链结构,通过彼此之间的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能够有效地减少各种成本支出(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等),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及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增值。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有无加工销售”变量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其偏回归系数为0.420,这表明农户对农产品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对其减贫增收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这与本文基本预期一致。在实际调查中,当被问及“最近的农产品加工基地”时,尽管受访农户多半回答“没有”,但如果农户将收获的农产品进行简单的清洗和分拣售卖时,其收入会明显提高,这也与我国沿海发达省份及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相一致,在“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体系中,生产、加工、销售均由合作社或“公司+农户”等产业化形式完成,这一长期而稳定的合作来自于供应链主体对农产品附加值或利润的共享。同时表明,农业产业链条每延伸一环,其带来的增收潜力都将是巨大的。

“农产品出售渠道”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156,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户不同售卖渠道的选择对其减贫增收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我国农民群体庞大,“一家一户”的松散状况使其在市场竞争及议价过程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农产品收购商“坑”、“蒙”、“骗”的现象时常发生,而且出售的产品大都是初级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户难以获得较高的卖价和合理的收益。在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后,农户按照协议或契约及其他形式与合作社、中间商、企业、超市、学校和政府等的稳定合作,能够保障其收入水平明显提升。

“对供应链管理认可程度”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38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户对供应链管理的认可与肯定能够有效地带动其减贫增收致富。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认知,直接影响着其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意愿和期望,进一步影响着其减贫增收致富步伐的加快实现。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了解的越多,其对农产品供应链的认可度及接纳度越高,进而与供应链其他主体的合作越稳定,掌握的市场信息也越多、越全面,在应对市场风险和突发性事件时做出的判断会更加科学准确,更可能避免不必要损失的发生。

“政府对农业生产组织的扶持”变量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其偏回归系数为0.495,表明政府对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组织的扶持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机构和专业组织,代表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时期,政府对合作社的有益指导、资金支持与政策优惠等,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农民凭借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或要素条件(如技术、资金、土地、管理才能、房屋等),积极主动地加入本地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从而能共享合作社的收益,实现收入的大幅增加。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加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和致富具有正向作用。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农户加入农产品供应链可以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欠发达地区农户对于农产品供应链的带动作用评价较为肯定及强烈,而发达地区略微偏低。欠发达地区尽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贫积弱,但在当前市场化改革进程日渐推进的背景下,该类区域更需要发展农产品供应链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进一步说明农产品供应链对欠发达地区农户减贫增收的带动作用要优于发达地区。

农户减贫增收受较多因素影响,其中供应链融入状况影响明显。实证分析发现,在影响农户收入变动的6 个关键因素中,有4 个因素属于供应链融入状况,具体包括是否加入农产品供应链、有无加工销售、农产品出售渠道、对供应链管理认可程度。可见,增强区域市场发育程度、提升农户对供应链认知水平、加强政府对供应链的扶持力度等,通过不断改善农户供应链融入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4.2 政策启示

1)整合区域农业资源与要素,培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在对区域内优质资源及生产要素进行优化与整合的基础上,结合“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积极构建并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特色农产品供应链,形成以优势企业为主导的具有区域特色化和差异化的产业集群,实现自然区域划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通过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来吸引并带动小农户融入其中,在促进小农户减贫增收致富的同时,实现农业产业链整体的价值增值和主体共赢。

2)协调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关系,构建小农户稳定融入机制。农产品供应链本身是一个整体系统,包括小农户在内的任何供应链主体利益受损,都将影响整体系统的稳定运行及其绩效水平。因而,密切供应链主体关系,变松散型、互斥型供应链主体关系为紧密型、共生型,实现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协同发展是现实之选。基于当前小农户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主力军的事实,加强对合作社、龙头企业的规范治理与政策扶持,在保证公平性的前提下,收益分配适当向小农户倾斜,注重对小农户的人文关怀和利益维护。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宣传方案 第2篇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是一项惠及‚两翼‛地区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和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大举措，宣传‚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使各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工程实施的目的意义、总体方案和具体要求，让广大干部群众明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是事关我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户切身利益的好事，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重点宣传报道市委、市政府和市级各部门，各区县（自治县）以及各乡（镇）、村发展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举措；宣传‚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帮扶政策；宣传‚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中培育新产业、建立新市场、扶持新龙头的典型；报道各区县及乡镇推进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中的示范乡镇、带动户的典型等。通过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制约并着力解决农户致富增收的突出问题。同时，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宣传报道中，坚持处理好重点与全局、典型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等几个关系，防止主观片面、盲目拔高等倾向，为快速推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工作重点

（一）加大‚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宣传力度。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宣传报道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扎实推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多渠道多形式创造宣传舆论氛围。

1、在市电台、电视台开设‚‘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专栏，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新做法、新模式、好经验，以及好人好事等。

2、突出促进农户万元增收这个核心，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服务‚两翼‛农民增收的舆论氛围，将多渠道促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宣传报道的重点工作。

3、紧扣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搞好报道，让他们感受到万元增收工程带来的实惠，增强工程实施的信心和力量。

4、围绕工程实施进度进行宣传报道，让各级干部群众树立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循序渐进地推进万元增收工程建设的意识。

5、大力宣传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为‚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政治保障。

6、关注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培训的典型做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挥好农民在万元增收工程中的主体作用。

7、加大对示范乡镇、龙头企业、增收大户、青年致富典型的宣传，树立榜样，促进两翼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因地制宜，设立‚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宣传牌。

各区县（自治县）要根据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实施的实际，因地制宜设立一些宣传牌、宣传橱窗等，灵活宣传上级的精神、本地的建设进度和成效等，激发农户致富增收热情。

三、保障措施

一是报送制度。各区县（自治县）增收办要确定专门的宣传信息工作人员，定期向市‚两翼‛增收办报送信息。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各地工作开展情况、工作动态、工作中好的经验、先进典型、存在的问题、有关建议等。各区县（自治县）增收办每个星期至少要报送1条信息，每半月至少有一条可采用信息。

二是审核制度。各区县（自治县）增收办报送的信息、发送的稿件必须真实，需经单位领导审核同意后方可上报、发送。市‚两翼‛增收办编发简报、上报信息、对外宣传稿件也必须送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审核，统一宣传口径，确保宣传效果。

三是通报制度。市‚两翼‛增收办宣传信息组负责对信息上报、采用情况进行收集、汇总，每个季度通报一次情况，作为考核的依据。

四是考核制度。将宣传信息工作纳入‚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工作考核内容，年底对各单位宣传信息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考核，硬帐硬结。

五是奖励制度。建议各区县（自治县）增收办对宣传信息工作实行奖励，根据不同的采用级别确定不同的奖励标准，对信息、稿件撰写人员实行奖励。

四、几点要求

1、提高认识，迅速行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工程的重大意义，以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打好这场宣传报道战役，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把宣传报道方案进行具体细化，并抓好落实，全力以赴做好宣传报道工作。要根据本方案的安排，迅速行动起来，确保高质量完成‚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宣传报道任务，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2、紧扣主题，发挥优势。要突出宣传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导向性，注重掌握节奏、注重效果。要充分发挥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优势，突出重点，创新方式，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报道。要善于从群众角度、生活角度去挖掘报道，凸显人文关怀，架起沟通桥梁，切实发挥媒体的互动作用。要围绕百姓视角、百姓话题、百姓感受，让干部群众参与其中，增强与干部群众的互动沟通。

3、加强协调，注重实效。各区县（自治县）领导小组、工作班子要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及时掌握和了解情况，及时策划选题，组织宣传报道。报纸、电视、网站等各媒体要通力合作，整体推进，实现信息和新闻资源共享。各区县（自治县）、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报道方案、阶段、重点进行细化，抓紧落实，责任到人，确保宣传报道有声势、有力度，有份量，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宣传标语

市‚两翼‛增收办宣传信息组

二○一○年三月八日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宣传标语

（供参考）

1、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积极推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

2、立足当前，真抓实干，努力完成农户万元增收任务

3、发展林下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4、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

5、统筹城乡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6、村有主导产业 户有致富门路

7、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8、农村要环保 青山绿水好

9、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0、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纵深推进农业产业化

11、规划先行 分类指导 试点示范 基础突破

12、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13、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理顺基层管理体制

14、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16、实行城乡统筹 加快农村发展

17、城市农村手拉手 城乡统筹向前走

18、壮大县域经济 改变农村面貌

19、城乡互动 工农协调

20、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21、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22、农民想致富 要走科技路

23、县有规划，乡有方案，村有台账，户有计划

24、开发山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

25、转移山民、放活山地、开发山特、改换山貌、开放山门

26、三年增收一万元，千家万户笑开颜

27、万元增收 惠农富民

28、念好‚山‛字经，盘活林中宝

29、希望在山，出路在林 30、靠山吃山，林农致富全靠山

31、深入调查摸底，全面掌握情况

32、要想富，多栽树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贫困农户减贫分析 第3篇

上述关于社会资本与家庭福利关系的研究,推进了学界对社会资本经济功能的认识。本文拟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探讨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减贫机理、社会资本拥有现状及提升途径,希冀有助于中国农村扶贫实践工作。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特征及功能

1. 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1961)引入社会学领域,然而直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1988年发表了一篇经典的社会资本论文后,这一概念才开始受到关注。但是,使“社会资本”吸引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众多领域的学者的目光的,则是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年发表的关于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研究。

虽然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不同的学科领域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至今社会资本也没有一个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最有影响的定义主要来自布尔迪厄、科尔曼、普特南和世界银行,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P.Bourdieu,1986);科尔曼认为义务与期望、社会内部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表现形式(J.Coleman,1990),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创立社会资本的行动可以为行动之外的个人带来利益;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指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R.Putnam,1993)。世界银行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中的组织结构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促使人们协调、合作以达到理想目标。上述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虽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共有的核心内容都包括社会网络资源、合作行为以及促进互惠合作的行为规范和信任等方面,它们可以促进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布朗(Brown,2003)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含糊不清,他把社会资本分成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以布尔迪厄的定义为代表,关注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调动资源的潜力;中观层次则以科尔曼的定义为主,讨论社会资本结构化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宏观层次的分析以普特南为主,他将社会资本扩展到影响制度实施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形式为联系、惯例和信任。

经济学科范畴内的社会资本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经济研究侧重于社会资本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能给拥有它的经济主体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而社会资本的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于社会网络或社会认知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减少。笔者基于贫困农户这一分析对象,结合社会资本的经济特性,以社会资本的微观层次为基础,把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为农民家庭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调动、获得资源的能力,其中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用于实现个体的行动目标,包括亲戚、朋友、社区等网络关系,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规模。

2. 社会资本的特征与功能。

社会资本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些共同特点:它也需要通过投资以增加将来的回报,社会资本也需要花时间、精力来维护和保持社会资本可以替代或补充其他形式的资本。如人力资本不充裕的人,如果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同样可以获取就业、升迁等机会;物质资本不丰富的人,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弥补。

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在使用时不会贬值,而在不使用时贬值;社会资本是存在与社会关系中的共同资本,而不存在于孤立的个体中,当一方不愿合作或违反承诺时,社会资本就不复存在;社会资本具有非竞争性,部分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并不会降低关系网络中其他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功能(M.Granovetter,2005):一是促进有效经济信息的传递;二是在团体成员之间实行及时的奖惩机制,以促进组织成员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前进;三是存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

首先,信息在现代经济中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既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成本的,为了获取有效、准确的信息,需要采取各种方式,其中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信息,可能是真实可靠且成本较低的一种方式。比如就业信息、产品销路、产品质量等,特别是就业信息,对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打工者带来许多政府、劳动中介组织和媒体所没有提供的有用信息。其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的规模和次数也在不断扩展,为了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减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违约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人际信任程度并遵守承诺就是必不可少的,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成员之间的奖惩机制来提高信任度、增加互惠行为和培养契约精神,通过重复交易建立信任与声誉机制,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经济增长。

二、社会资本减缓贫困的理论分析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1901年Rowntree最早提出的收入和消费绝对贫困概念,是以满足最低生存需要标准来定义。20世纪80年代后,以阿玛蒂亚森(Sen,1985)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贫困的非收入层面和贫困成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首次把能力贫困纳入到贫困内涵中。他提出贫困不仅是相对比别人穷,而且是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能力,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贫困人口获得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甚至是能力和机会的丧失。

贫困的内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极大地拓宽了贫困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世界银行经过调查研究后,指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获得收入的机会和提高应对贫困的能力(世界银行,1990),而社会资本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各种机会、增强农民的能力,从而起到减缓贫困的作用。

1. 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

农户家庭收入与社会资本之间有重要关系(Robison,1999),基于相互信任、共同目标基础上的社会交往增加了双方信息的透明度,机会主义及搭便车行为的减少促进了合作,从而对经济产生有利作用,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增加违约成本、减少交易费用,扩大市场交易范围,增加农民家庭收入(Narayan,1997)。此外,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农户,彼此之间的帮助使社会资本具有非正式保险功能,社会资本量越多意味着风险承担能力越强,农户越有可能进行高风险、高收入的活动,这也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2. 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机会的影响。

农户家庭成员拥有的机会多少以及是否公平,对农民的收入增加、能力提高有重要的影响。机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获得信贷机会、获得技能培训机会等,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直接影响其获得机会的大小。(1)运用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寻求就业机会的最主要途径,社会资本为求职者提供就业信息,降低搜寻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稳定性。(2)社会资本对家庭成员受教育机会也有重要影响。目前,农村“因教致贫、因贫缺教”现象不容忽视。如果农户可以有效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比较大,就可以通过运用社会关系来缓解因教育支出集中导致的暂时贫困,也可以通过借贷继续支持子女完成学业。当子女学成就业后,还可以反过来成为他人能够运用的优质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社会资本投资与收益的良性循环。(3)获得信贷对于农民发展生产非常重要,但由于缺乏担保,贫困农户通常更难获得信贷。如果他们拥有有效的社会资本,就可以弥补上述不足,获得贷款来解决资金制约生产问题。(4)社会资本还有助于农民获得技能培训机会,贫困农户的一个共有特征是家庭劳动力素质较低,包括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对于文化素质低的劳动力来说,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可提高其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提供劳动力技能培训机会。此外,社会资本还可以为农民提供靠近市场的机会、获得扶持项目的机会,等等。总而言之,丰富和优质的社会资本通过提供机会可以促进贫困农户发展。

3. 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能力的影响。

阿玛蒂亚森认为能力是比收入和财富更重要的概念,能力包括基本生存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等诸多方面并综合体现在自我发展能力上。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能力低下或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增加、提升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农民的发展能力。在社会保障制度薄弱的农村地区,农民抵御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很容易陷入贫困。社会资本所体现的社会互惠、社会合作、互信互助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一种支持机制,它可以直接帮助人们实现行动目标,并在互助合作中防范和化解个体风险。当贫困农户遇到疾病、事故等意外时,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减少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就相当于使他们获得了部分保障,从而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社会资源的可转借性为农民提供实物性帮助,这种由社会资本带来的物质保障增强了农民的生存能力,并且农民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抵御能力越强。农民拥有一定量的社会资本,还有利于提高决策能力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因为在积累和运用社会资本过程中,农民自己需要不时参与到关系网络的活动中,各种知识、信息、技术的交流无形中拓宽了他的视野,直接或间接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三、贫困农户社会资本拥有现状及成因分析

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关系,它可以减少人们达到目的的成本。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越容易获得社会支持,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影响个体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质量和数量的因素主要有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据此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尚不能帮助他们脱离贫困生活状况。

1. 贫困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匮乏。

社会资本理论的关系强度命题,认为个人在社会结构中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强度,决定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取和使用的资源,即社会关系决定社会资本拥有程度(郑志龙,2007)。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个人提供便利,并直接影响个人的行动能力。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活贫富状态,在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社会形成的社会网络中,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亲近的是亲缘关系,次之是家族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城乡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关系简化,亲缘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逐渐减少。由于与贫困农户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个体,大多处于相似的生活状态和环境中,使得家族、朋友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使用价值不高形成了越是穷人越需要依赖自己的低水平循环系统。如果没有外力,他们很容易陷在贫困陷阱中无法脱贫。加之贫困农户居住村庄地理区位相对封闭、社会发育层次较低,导致其社会关系网络简单、延伸半径小,形成了贫困人口所拥有社会资本匮乏的状况。

2. 贫困农户维护社会资本能力较弱。

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会随着人们对它的使用而增加,不使用则会慢慢消亡,但其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交往各方存在即期或未来的互惠,互惠是社会资本不断增加的基础。如果一方始终处于索取方,而与之交往的另一方总处于付出方,那么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有限的,甚至是逐渐减少的,这也正是社会资本需要投资维护的原因。

一般来说,个体的社会资本与其社会地位之间有密切联系。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较高社会位置的个人或群体占有更多社会资源,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也较强,即社会地位越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处于社会结构底层位置的个人或群体,社会资源占有量少,可动员的社会资本不足。可见,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本状况。贫困农户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数量很少,在社会联系中很少能惠及他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持社会关系,因而其社会网络就逐渐收缩至狭窄的范围内。由于贫困农户家庭成员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己无力满足企业或其他人的经济合作要求,合作能力较弱,缺乏维护社会资本的能力,因而也制约着社会资本的维护或提升。

3. 贫困农户发展社会资本途径较少。

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而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主要通过承继和自致,承继是与生俱来的、非选择的,通常来自家庭、家族、血缘和亲缘关系等,这种承继性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自致性社会关系是通过自我努力获得的,是开放的、可选择的,通常来自个体人生经历,如同学、战友、同事等。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承继性和自致性社会关系网络的总和,且两者具有互补性和互动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承继性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而自致性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是,贫困农户的承继性和自致性社会关系网络均不利于其获得必要的资源。

首先,贫困农户的承继性社会关系网络小。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分布、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原因,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来自于家族,范围普遍狭小,承继性社会关系日益弱化。

其次自致性社会关系网络发展缓慢贫困农户由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技能,或者是因病、因残无法劳动,导致其发展自致性社会关系网络能力不足,弥补弱质承继性社会关系网络途径较少,制约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此外,从农村社会环境角度看,贫困农户发展社会资本的渠道有所减少。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和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普遍富裕的同时,也变革了农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正式组织的动员能力下降,乡村集体活动减少,无形中淡化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公共意识,减少了社会资本培育与提升的机会,这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更明显。因为经济条件好的村民可以通过个体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或与企业、团体的合作来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资本,但贫困农户家庭成员缺乏这种能力。

四、努力提升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量

从机会和能力的角度看,社会资本可以为贫困农户提供所需帮助,减少其获取资源所付的成本。然而,由于贫困农户可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进而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社会资本是减缓贫困的前提之一。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增加和提升更多地要依赖于外部力量,如政府部门、农民社区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在政府主导型社会中,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贫困人口能力、培养民间组织发展、实施参与式扶贫政策等措施,为贫困农户提升社会资本提供多种途径。

1.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一种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给农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农户通过龙头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或专业协会等产业化经营主体,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系起来,解决了交易成本高、市场风险导致的收益低或不确定问题,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替代社会资本。首先,龙头企业或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农户与市场的联结纽带,减少了农户生产的盲目性、增强可市场的预见性,减轻了农户搜索销售信息和市场谈判的任务,相当于农户拥有社会资本。其次,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后,可以得到来自龙头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或专业协会的投入要素、技术、管理等生产方面的帮助,极大提高农户生产效益和自我发展能力,这种作用既能扩展农户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也能替代社会资本。因此,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有效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对于贫困农户,作用更为显著。

2.提高贫困人口能力。

能力与社会资本具有互动作用,培养能力既是提升社会资本的基础,同时又会受社会资本的影响。贫困人口的基本能力主要表现为其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提高能力应该从加大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着手。教育是改变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接受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使贫困者在就业中改变劣势地位。因此,政府在反贫困中既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还应改革教育体制,保证贫困者受教育的权利,通过教育促进机会公平;同时,继续扩大技能培训、农业技术推广的覆盖范围,以此增加农民发展能力。另外,增强贫困人口身体素质也是提高能力的内容之一,“因病致贫、因贫致病”是贫困人口中常见的现象,政府应通过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来增加贫困人口的预防疾病能力;继续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保障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3. 培育农村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体系是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和社会资本发展的载体,丰富的民间组织、宽广的社会网络可以减少交易费用、增进交往、促进互惠合作行动。政府应转变观念,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完善村民委员会、成立各种农民协会、互助组织等,这样既可以促使农民建立自我支持网络,又能够增强自我脱贫能力。

4. 推动参与式扶贫。

参与式扶贫可使被扶持对象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各种扶贫项目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观点,对项目拥有话语权、实施权、管理权。参与式扶贫不仅可以根据贫困人口的实际需要和接受能力来实施扶贫项目,最重要的是在这种参与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集体意识,增强他们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从个体和组织层面方面提升了社会资本。

5. 发挥NGO的作用。

NGO发展的国际经验证明它们在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扶贫中具有突出的优势,如更了解穷人的需要、运作成本较低、资源利用率较高等。NGO的发展壮大可以帮助更多的贫困人口,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NGO的发展,为其提供一个宽松友好的环境,充分发挥NGO在扶贫中的作用,并通过弥补其不足,形成政府与NGO的有效合作,提升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实现贫困人口福利改进。

参考文献

[1]邹宜斌.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2005(6).

[2]周红云.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有[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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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Narayan,D.Bonding and Bridges: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Working Paper,World Bank,1999.

农户减贫增收论文 第4篇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919元，这是一个历史最高值。仅2010年一年增加766元，同样创造了历史新高。但相比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城乡收入差距还比较大。因此，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中，提高农户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的有效配置，而在目前正规金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户融资诉求的背景下，资金的有效配置离不开民间金融的力量支持。本文主要选取一些通过特定地区(浙江台州、义乌、萧山、嘉兴、温州)调研得到的100户个体农户的微观数据来分析民间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二、民间金融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分析

1.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

(1)农户主体层次化

作为金融市场微观参与主体，农户是农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主体。根据农户家庭财产、收入规模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贫困型农户，温饱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1)贫困型农户，一种特殊的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金以及可抵押物。多为从事简单农业种植业的纯农户。(2)温饱型农户，也就是解决了生活温饱问题的农户。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特种作物和动物种养大户，农业兼业户的比重较大。(3)市场型农户，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向高层次生活迈进，是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主要是订单农业的季节性收购农户、私营加工个体户，包括部分的非农业兼业户，经商户居多。

(2)农户需求多样化

农户的金融需求根据其性质活动内容及规模不同又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上述三层次的农户由于各自的经济状况不同，从事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因而金融需求也存在极大差异。1)贫困型农户，资金需求单笔数额小，户数多而分散，资金使用周期较短，一般在一年左右，资金需求量一般在1-5万元。由于贫困型农户以实物收入为主，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住房等实物，却缺乏商业银行所需要的抵押物，缺乏可以将土地、住房等实物变现的机制，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传统型农户向正式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度。2)温饱型农户，资金需求单笔数额较大，户数较多，资金使用周期相对较长，通常在一年以上，需求量在5-10万元不等。这些农户的信誉度较高，正规金融机构也愿意对这部分农户发放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的回收率也较高，但无法满足这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民间金融的发展恰好能为这部分农户的增收提供很大的帮助。3)市场型农户，资金需求数额大，户数相对少，资金使用周期长，多为两年以上，其需求额一般在10-100万元。由于正规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不敢将资金投放到管理不够规范的农户手中，农户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难以得到基本满足。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仅能满足 20%的市场型农户的贷款需求，大部分贷款还得通过农村民间金融融资来获得满足。

2.农户的.增收途径

假定：农户的收入增长与农户可获得的融资量成正比，与融资利率成反比。通常可获得的融资量越多，可用于生产的投资量也增多。而较低的融资利率意味着较低的融资成本。因此增加农户收入的途径主要是提高融资量、降低融资利率。

目前，民间利率相较正规金融的利率较高，降低融资利率依赖正规金融机构采取的涉农贷款贴息服务的间接影响。提高融资量是增加农户收入的主要途径。主要包括获得融资量的多少和获得融资的速度。

(1)获取资本，配置资源

民间金融促进农户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主要基于金融资本的直接及时获取。农户有较多的消费需求时，尤其是生产资料消费比较大时，贷款数量往往较多。当其消费需求较少时，贷款数量相对偏少。消费在各期之间的调整，也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

资源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贷款用途和贷款数量。贷款用途是借款人将贷款和一定的生产要素相结合，最终产生最大的经济效应，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为了研究贷款用途与农户收入的相关性，将用途分为非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和其他四个方面,见表1.1。可见，市场型农户主要投资非农业生产，每100元的民间金融贷款有63元用于非农业生产投资，而贫困型农户的贷款主要用于解决生活困难。贷款数量主要与贷款次数与每次贷款金额相关。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农户在最近两年内曾在民间金融市场上融资，其中市场型农户中两年内借款次数在3次以上的占到84%，且每次金额平均为20万。

(2)加速投资，提高产出

产出效应主要体现在贷款农户的收入变化。一般来讲，农户获得民间贷款数额越多，并且直接用于生产活动进行生产投资，农户可以获得的收入就越多，更有利于农户的增收。就亲朋好友间的互助借贷举例来讲，一些地区由一个村庄、一个大的家庭组成，由德高望重、并有组织能力的领袖人物出面组织大家凑钱，对陷入困境的农户进行帮助，弥补其短暂的资金不足。用数学分析加以计算：

若某一不可分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为m元，同时假定有n个人，每人每期可用于该投资的收入为m/n元，则每个人需要等待n期才能进行项目投资，所有n个人的投资总等待时间为n的平方。若n个人恰好是这个自愿性质的互助组织，每期每个人将自己的m/n元收入交给其中的某一个人使用，那么第一期得到该资金的人的投资等待时间缩短为1期，依次类推，这个民间借贷组织所有成员等待时间为n(n+1)/2，平均每个成员的等待时间为(n+1)/2，是自我积累进行投资方式下的(n+1)/2n倍。

为区别不同类型农户的产出效应，我们将农户收入变化程度区别为明显变化、一般变化、无变化或经营失败三种，其中根据贷款农户较上年的增长幅度来划分，增长幅度在10%以下的划分为无变化或者经营失败，增长幅度在10%50%之间为一般变化，贷款农户年收入明显变化的幅度为50%以上。三个层次的农户数量占不同类型农户的比例如表1.2所示。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类型农户的增收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贷款数量、贷款用途与农户收入增长相关度较高。此外，贷款次数对农户收入提高也有明显影响。

三、促进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1.合法化≠正规化：转变政府观念，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在促进和引导民间金融为农户收入增长服务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合法化与正规化的关系。为此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于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一个与国有金融体系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坚持“市场运作，民间互助”的原则，由市场机制推动民间金融的发展，使其自主成长为“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谋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真正实现“民办、民管、民收益”三者的有效统一。

2.联动化≠替代化：完善监管机制，引导其合理多元发展

在对待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发展关系上，正如任森春等认为联动性远比强调两者的替代性似乎更有效。促进两者的组合贷款，鼓励互相参股、兼并，提高竞争效率，逐步实现利率的高度市场化。联动化不仅体现在其合理扩张中，也体现在监管安排上，实现对民间金融监管与正规金融监管的联动化。

参考文献:

[1] 张杰.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 胡金炎，张乐.民间金融与小额信贷：一个理论评述[J].金融研究，(7).

种粮“机器换人”农户增收省心 第5篇

采用机器播种省力省工, 不仅实现了不费苗、不漏蔸等好处, 且节省了2/3以上的人工成本。

尝到了机器人种粮甜头的李维哲于2015年又投入40多万元添置各类农机, 并流转土地近53.3 hm2 (800亩) , 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成为附近村民眼中的种粮“达人”。

民间金融与农户增收效应研究 第6篇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表明, 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919元, 增收766元, 均达到了历史最高值。可是对比2010年全国城镇人均收入的21033元, 城乡居民收入还是相去甚远。努力提高农户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对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关键在于资金的有效配置。在当前正规金融无法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民间金融对于资金的有效配置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

关于民间金融的定义, 大多数学者认为民间金融是与官方金融相对的金融形式, 从而定义为:一切非官方的、非公有制的金融形式都是民间金融。姜旭朝在其著作《中国民间金融研究》中认为, 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左柏云 (2001) 从监督管理的角度出发, 认为民间金融是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国外学者Anders Isakson (2002) 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随着民间金融的发展, 民间金融与农民增收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小额信贷可以有效提高农户收入。从国内来看, 姚耀军 (2005) 用模型检验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 结果发现两者都是有效果的。何广文 (2002) 的研究也表明, 农村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周楠 (2009)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小额信贷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将贷款资金投入到非农产业也可以显著提高收入水平的结论。郭斌、刘曼路 (2002) 对温州非正规金融的实地调查, 发现温州经济与非正规金融的互动效应十分明显。但相关文献的回顾也表明, 相比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关系的众多研究, 民间金融与农户的研究相对较少, 对农户这一中小经济主体的关注不够。已有的研究大多是运用宏观数据总体上研究其关系, 研究角度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本文主要通过对浙江特定地区的抽样调查, 微观来考察民间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

二、民间金融对农户融资适应性分析

(一) 理论视角:民间金融与农户的共生性

农户, 作为中小经济主体之一, 是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 是农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主体。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民间金融与中小经济主体的共生性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共生性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观点: (1) 规模对称论, 强调从贷款供给者和贷款需求者的规模对称性角度来选择贷款对象, 即正规金融机构往往会选择大企业作为放款对象, 而民间金融一般选择包括农户在内的中小经济主体作为放款对象, 主要原因在于大企业的单位贷款成本低, 而民间金融组织资本实力单薄, 正规金融机构往往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 只愿提供中小额贷款。 (2) 机制对称论, 强调从贷款供给者和贷款需求者的运行机制对称性角度来选择贷款对象, 民间金融与中小经济主体同样灵活的运行机制能够有效耦合贷款供给与需求:一方面, 民间金融业务办理程序灵活方便, 往往不需要抵押且办理时间较短, 能适应生产急需;另一方面, 民间金融借款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而正规金融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3) 信息对称论, 强调从获取信息的成本、效果角度选择贷款对象, 民间金融借助其获取信息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有效解决对中小经济主体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4) 所有制对称论, 强调从贷款供给者和贷款需求者的所有制成分对称性角度来选择贷款对象, 即正规金融机构 (多以股份制银行为主) 往往选择国有企业作为放款对象, 而民间金融一般选择中小经济主体为放款对象, 个体私有性明显。

(二) 经验视角:贷前、贷中、贷末独特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农村, 以小农家庭为核心拓展开来的圈层结构以及内生于此的友情借贷, 在现今的农村借贷市场份额中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家庭主义对我国农村借贷市场上的信贷供给有很大影响。在目前的一些乡村, 尽管人们富裕了, 但家庭规则或者圈层主义传统仍然被延续, 农户在很长的时间内仍会认同和依赖传统的借贷渠道和方式, 而不是马上融入现代信贷制度。

民间金融因其自发、盲目、分散的信用活动, 不免让人担心其引发信用风险、扰乱金融秩序的可能性。但实践中, 正因为其发展过程中独特的运行机制保证了其相比正规金融的优势, 表现出对农户融资需求的天然契合性。

1. 贷前:

信息采集机制。与正规金融在贷款人信息采集上的高交易成本相比, 民间金融因其特有的乡土性, 使其相比正规金融更能发现和利用“局部知识”, 在获取信息的速度、质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本位是民间金融运作机制的重要基础。基于此, 在贷款前, 资金出借者对求贷人的过往信用记录、品格、个人能力、收益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在内的直接关乎还贷率的信息了如指掌。

调查结果显示, 62%的资金出借者会事先了解求贷人的信用情况, 83%的人会了解家庭的基本情况下才出借。而信息采集机制的运用方式在不同区域也有所不同:台州黄岩地区, 一些民间借贷机构根据《宜贷适贷情况》登记记录来获取求贷者的信息, 具有一定的预先性;台州仙居、椒江等地多采用农村联络员制度, 获取第一手真实信息。

2. 贷中:

自然监控机制。确保贷款期末较高的还贷率离不开贷款过程的监控。正规金融机构往往担心农户的逆向选择问题, 花费较大精力进行监督而使交易成本过高不得不实行信贷配给 (如图1) 。而民间金融因地理优势、信息优势, 出借者并不需要关注或极少关注借款用途, 贷款者的资金使用无形中处于自然监控状态。在一个固定范围的地域内, 亲缘网络或熟人圈子, 往往具有安全可靠、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综合功能, 从而以亲缘、地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民间经济活动最根本的信用基础。调查中, 受访的83%的出借者表示不需要专门实地考察, 因为原本熟悉, 情况非常了解, 仅有3.2%的借出者会去实地考察或通过朋友实时了解具体的借款用途。

3. 贷末:

偿还约束机制。贷款违约的风险主要取决于贷款者的还贷能力和还贷意愿。钱水土、陆会 (2008) 在温州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和声誉机制成为保证农户在民间金融市场上融资后还贷的重要因素。因此, 民间金融非正式契约 (不具法律强制性)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正式契约 (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 更具有效率。这离不开农民建立的现代信用观念资金的有偿使用和增值收益, 更重要的是重复博弈和社区惩罚机制的存在。即农户一旦违约, 可能遭到无法再向贷款人以及其他贷款人借到款项的惩罚, 而且存在着容易被某种程度边缘化的危险。基于此, 资金借贷者往往会履约还款。调查中, 高达90%的出借者如期收到款项, 5%的出借者同意考虑借款人的特殊情况予以延期。

三、民间金融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分析

民间金融在农村的蓬勃发展, 有效地缓解了农村金融资源供需上的矛盾, 缩小了城乡之间在金融资源占有上的差距, 从而促使了农户收入的提高, 进而有效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民间金融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支持作用, 首先反映在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度, 其次考察民间金融的“资源配置效应”和“产出效应”。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资金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 反映市场供求;二是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信息, 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甄别, 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来控制风险, 客观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不受国家管制, 由市场自主形成,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且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信息, 对交易对象做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 回避风险的同时也就相对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提高了社会资金融通的质量即提高了资金投资效率, 最终实现了经济收入的增长。这里试图表明一个传导机制:民间金融资源配置效应 (提高资金投资效率) 产出效应 (促进经济收入增长) 。

在本文, 我们参考大多数实证研究, 以农户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指标。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一直位于全国前列, 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如图2。

浙江农户的收入增长离不开民间金融的力量支持。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 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4倍。调查中, 通过民间金融途径获得的借款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55%。

(一) 消费平滑实现资源配置效应

民间金融促进农户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主要基于消费平滑原理。当农户消费需求较多时, 特别是生产性消费较大时, 信贷需求往往较多。而当消费需求较少时, 信贷数量相对偏少。消费的跨期调整, 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

优化资源配置主要表现在贷款用途与贷款数量。贷款用途就是借款人将贷款与一定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产生最大的经济效应, 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为方便研究贷款用途与农户收入的相关性, 我们将贷款用途分为非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和其他四个方面, 如表1所示。由表1可得, 市场型农户主要投资于非农业生产, 每100元的民间贷款有63元用于非农业生产投资, 而贫困型农户的民间贷款主要用于解决生活困难。另一方面, 贷款数量主要与贷款次数和贷款金额相关。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90%以上的农户在最近两年发生国民间借贷, 其中, 市场型农户中在最近两年内借款次数在3次以上的占到84%, 而且金额平均为20万/次。

(二) 加速投资, 实现产出效应

所谓产出效应是指贷款农户的收入变化。一般来讲, 农户获得民间融资的数额越多, 而且直接进行生产投资, 那么农户就可获得的越多的收入, 因而更有利于农户增收。比如亲朋好友间的互助借贷, 由一个大的家庭、一个村庄组成, 由德高望重、具有组织能力的领袖人物出面, 组织大家凑资, 对陷入困境的农户进行帮扶, 弥补其短期资金的不足。计算过程如下:

假设:某一不可分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为m元, 同时假定有n个人, 每人每期可用于该投资的收入为m/n元, 则每个人需要等待n期才能进行项目投资, 所有n个人的投资总等待时间为n的平方。若n个人恰好是这个自愿性质的互助组织, 每期每个人将自己的m/n元收入交给其中的某一个人使用, 那么第一期得到该资金的人的投资等待时间缩短为1期, 依次类推, 这个民间借贷组织所有成员等待时间为n (n+1) /2, 平均每个成员的等待时间为 (n+1) /2, 是自我积累进行投资方式下的 (n+1) /2n。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农户的产出效应, 根据贷款农户较上年的增长幅度来划分, 这里将农户收入变化程度分为明显变化、一般变化、无变化或经营失败三种。我们将增幅在10%以下的划分为无变化或经营失败, 增幅在10%~50%为一般变化, 贷款农户年收入增幅为50%以上的是明显变化。根据我们的调查, 三个层次的农户数量占不同类型农户的比例如表2所示。

由前文两个方面的分析, 我们发现, 不同类型农户的增收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并且贷款数量、贷款用途与农户收入增长的相关性较高。另外, 贷款次数也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明显影响。

四、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农村民间金融路径选择

(一) 合法化≠正规化:转变政府观念, 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为了促进和引导民间金融为农户收入增长服务, 首先要处理好合法化与正规化的关系。民间金融在迎合某些市场需求方面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 比正规金融制度安排更加有效, 而且有些民间金融形式无力承担正规化的成本, 组织形式的非正规化正是其优势和灵活性所在。由此政府的功能应定位于为民间金融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与官办金融体系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 秉承“市场运作, 民间互助”的原则, 运用市场机制推动民间金融的发展, 使民间金融成长为“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谋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 最终实现“民办、民管、民收益”三者的有效统一。在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路径中, 政府需要:⑴设定合理的制度框架, 鼓励内生型民间金融的产生, 同时确立公平公正的有效竞争规则, 从而给农村的经济主体以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利;⑵开放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 并允许其按照市场运作规则进行有序退出;⑶对地下钱庄式的灰色民间金融, 需要结合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农民的实际需求加以规范。

(二) 联动化≠替代化:完善监管机制, 引导其合理多元发展

在如何正确处理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发展关系上, 任森春 (2005) 等认为, 联动性远比强调两者的替代性似乎更有效。鼓励两者的组合贷款, 促进两者互相参股、兼并, 提高竞争效率, 从而逐步实现利率的高度市场化。

联动化不仅体现在其合理发展中, 同时也表现在监管安排上, 就是要实现对民间金融监管与正规金融监管的联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重心是正规金融机构, 而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仍处于盲区。为此, 一要建立高效的风险预警体系, 设立有关金融专家组成的风险评估机构, 建立与本地区相适应的民间金融风险转移体系, 以及时化解转移个别民间金融机构出现的风险。二要建立种类齐全的信用中介机构管理公司, 比如贷款信用担保公司, 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提供信用担保服务和个人法律咨询, 引导和支持民间金融的规范化运作。三是由于民间金融的民间性质, 其游离于政府部门的监管之外, 尤其要重视行业自律、机构的内部控制以及市场约束的配合, 形成监管合力, 降低民间金融风险。

(三) 科学规划管理互助借贷, 有序引导促其可持续发展

引导民间金融, 尤其是一些互助会, 规范民间借贷, 从而引导民间各种资金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1) 注重组织的稳定性建设。民间金融多为分散、自由性质的组织形态。特别是一些互助会, 仍旧存在运作不规范、缺乏有效约束手段的问题。制定严格的章程, 加强自律监管, 建立农户信用档案, 形成稳定的、专业性、区域性的金融服务组织。 (2) 注重民间金融的服务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 在有效满足农村金融服务的同时, 实现自身风险最小化和可持续经营。可以根据农户的贷款用途进行划分, 提供多层式的授信额度, 设置不同的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 (3) 注重组织成员的素质提升。根据农村民间金融实际, 因地制宜地开展素质培训工作, 使会员加强对金融知识的了解, 尤其是如何运作、风险管理等方面, 并且要对农户的贷款行为和贷款用途及其预期的收益有高度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谭小芳.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张军.改革后中国农村的民间金融部门:温州案例[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7秋季卷

[3]成思危.改革与发展:推进中国的农村金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4]朱泽.我国地下金融发展状况及治理对策[J].中国农村经济, 2003 (10)

农户减贫增收论文 第7篇

关键词：两翼,农户增收,路径

一、“两翼”农户增收的战略意义及其成效

两翼”农户增收属于重庆市十大民生工程之一, 重庆市明确提出这一工程需确保两翼地区95%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实现增收。它强调“户户”而非“平均”, 防止平均数下的部分农户“被增收”。其次, “增收工程”强调的是“缩小三大差距”, 即通过从最薄弱的板块发力, 以农民增收引领“两翼”振兴, 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第三, “增收工程”探索了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路子。山区资源丰富, 但一些地方却“守着金山受穷”。重庆市提出唤醒沉睡的大山、变荒山穷山为秀山宝山, 大力发掘闲置资源增收潜力, 这对西部其他省区很有借鉴意义。第四, “增收工程”丰富了山区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这就是:以森林工程为抓手, 绿山与富民结合, 开发与保护并重, 大打特色牌, 实现农、工、商一体化。第五, “增收工程”减少了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难题。“增收工程”实施后, 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 还吸引了9.6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我市实施“两翼”农户增收工程, 正是基于“两翼”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着眼于拉近与“一圈”收入差距,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来考虑的。这既是一项民生工程, 更是一项富民工程。不仅在城乡统筹中有示范作用, 而且在战略地位上对西部地区有龙头作用和拉动作用。

“两翼”农户增收工程成效明显, 2010年首战告捷, “两翼”农户户均增收3453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823元, 增长23%, 比全市平均长速高出5.2个百分点, 首次出现了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2011年“两翼”农户户均增收4500元, 比全市平均高出3个百分2012年取得攻坚突破, 人均纯收入达到6030元, 增长25%, “两翼”农户增收工程成为全市农业、农村发展的一大亮点。综合概括有几大明显特色:一是特色产业增收明显。主要以生态产业为主, 诸如中药材、茶叶、水果、养殖等项目, 要占增收总额的80%以上。二是龙头企业势头强劲。渝东南的秀山自治县最具代表性, 一季度, 全县47家农业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941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497, 增长59.1%, 实现总产值1.0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912万元, 增长63.1%, 基地总面积达到23.44万亩, 比上年同期增加16.6%, 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总收入3.1亿元, 户均增收5832元。

二、制约“两翼”农户增收的主要因素

(一) 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性束缚还在发挥“余热”

城乡二元结构不仅给农村造成严重后遗症, 现在还在某些方面起作用。主要体现在: (1) 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于城市。仅从近五年“两翼”地区的交通投入来看, 投入城市的占总额的70%以上。加上医疗、社保的城乡差别以及农村失地户增多且就业机会较少的新问题, 增加了增收难度。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真正实现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造成供给偏离, 结构失衡、效率低下。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严重滞后。两翼农民文化程度低和技能差, 加上制约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的诸多体制性障碍、政策性障碍还没完全消除, 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大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得不到合理平等的身份, 对农民工的管理严重缺位。 (3) 促进城乡生产生活要素科学流动配置机制不健全, 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农业健康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二) 市场制约力加大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以及两翼地区基础性条件较差, 市场因素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越来越深的负面影响。 (1) 农民无法有效预测和应对市场波动, 生产和销售农产品时面临很大的盲目性, 农民有效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常弱。 (2) 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日益提高, 对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农业生产尚不能有效地予以应对和调整。 (3) 农村市场体系发展落后, 农民常面临农产品销售困难和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的两难困境。

出此之外, 两翼农民文化水平低以及老龄化、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步伐缓慢等方面的问题, 均严重制约着两翼农户增收。

三、两翼“农户增收”的思路及对策

(一) “立体性”开发资源, 灵活开发利用资源

渝东南和渝东北两大地区均属典型大山区, 无论是地下资源或地表资源都十分丰富, 且地形呈有多样性特点, 既有高山和小高原, 又有丘陵和大平坝, 既有大江小河, 又有平湖山塘。对此, 可以因资源孕育产业, 因特点设置项目, 因地形制定规划,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宜工则工 (环保型的手工坊和小工业) , 宜农则农, 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 宜游则游 (旅游) 。尤其是随着渝东南一些区县“复垦”工程的推进, 农村的一些村落得到了更加科学合理的布局, 不但生活空间得到相应的扩展, 也使土地资源、水利资源、林业资源得了科学的利用和保护。同时, 也解决了渝东南地区“悬而未决”、“久而未决”的农村“插花地”问题 (即一大片土地或一小块土地被零星地分散在不同村落或农户手中种植, 很不好管理且综合效益十分低下) , 这就为各种资源的开灯利用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性条件。

(二) 突出产业的绿色亮点

生态绿色农产品市场前景十分看好这个事实不言而喻, 而重庆“两翼”地区的生态资源十分丰富, 无论是从植被角度考察还是从区位视角审视都是得出此结论。两大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均在43%以上,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10个百分点, 随着各县森林工程的推进, 植被增长速度更加快速。再加上两大地区既无大工业“三废” (废气、废渣、废水) 污染, 又无大城市的生活污染。所以, “两翼”地区的生态资源禀赋较高, 既十分丰富又很优质, 无论是各类粮食 (水稻、玉米、小米、红苕、洋芋等) 和蔬菜 (两地四季蔬菜总量达60多种) , 还是水果类 (水果达20余类) 和畜牧类, 都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长, 各类农产品均是绿色产品, 一方面可满足本地市场需要, 另一方面还可进入重庆主城区市场。这些农产品在重庆市范围内具有明显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 因为生态环境和土地质量是根本无法复制的。

(三) 凸显特色, 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 发挥好龙头拉动作用

“两翼”地区不但生态资源丰富和资源禀赋优质, 还有很浓烈的特色。以此形成的各类生态项目就不言而喻了, 诸如优质绿色粮油生产项目、优质中药材种植及其加工项目、优质水果生产加工项目、优质畜牧生产项目等等。以渝东南翼的秀山自治县为例, 就十分注重品牌打造, 充分培育并利用好本地的四大“品牌”资源:即基地品牌——“重庆市优质粮油基地县”;生态品牌——“小成都平原”优质的盆地土地 (田) 资源及其优质的生态资源;地缘品牌——明显的区位优势资源;产品品牌——在已有传统品牌基础上, 仅2011年就新注册农产品商标17个, 累计达44个。全县金银花、茶叶、土鸡、蜂蜜、蔬菜、纽荷尔脐橙、高端猕猴桃等有机食品认证累计达到10个。共申报野蕨粉、茶叶、竹笋、粮油、大蒜、水果、黄花等QS认证达15个, GAP认证1个;“红阳”牌猕猴桃和“美馨”牌纽荷尔脐橙荣获“中华名果”称号, 岑溪乡获得“中国优质猕猴桃基地乡镇”称号, 石堤、海洋、洪安、保安等乡镇获得“中国优质纽荷尔基地乡镇”称号, 秀山县获“中国纽荷尔脐橙基地”称号。现在就是要通过资源整合的途径将这些地域性的品牌做大做强。一是基地整合, 形成规模较大的绿色资源基地并分门别类建设;二是产品加工基地整合, 建成绿色食品加业园区;三是标识性整合, 要改变目前商标五花八门的杂乱状态;四是实体性整合, 形成群集效应, 彻底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各自为政散兵游勇的分散状态。由于产品绿色优质, 与德国尤尼维克德福美、香港烨圣国际贸易行签订了《猕猴桃购销 (出口) 合同书》, 销量分别为1万吨、1万5千吨以上, 且今后三年内的猕猴桃鲜果已经全部签订订单, 实现了猕猴桃产品出口创汇。2011年, 全县高端猕猴桃总产量达80万公斤, 总销售收入达800多, 果农户平增收达12000元, 这就是品牌效应。

再从背景看, 自重庆市启动“增收”工程以来, 重庆市和各地县 (区) 政府不但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 还出台系列政策对特色产业、种场建设、龙头企业、市场建设、畜禽保险等进行重点支持。仅2010年, 就引进涉农项目508个, 协议资金530亿元, 新发展龙头企业152家, 总数达649家, 其中加工销售型龙头企业达310家。可见, 发展特色产业的大气候是千载难逢的, 关键是我们要抓住、抓好。

(四) 提升各类要素的质量

首先是以人为本的核心要素提升。现在重庆两翼地区农民的综合素质还较低, 无论是群体, 还是个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其是诸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公司等最为突出。在管理、技术、财务、经营等方面的人才都十分缺乏, 提升人员素质迫在眉睫, 提升途径也十分通坦, 只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加大提升力度, 问题会迎刃而解。一是政府出资通过本县 (区) 的各类成人学校 (农技校、职校、民族干部学校等) 加大上述人员的培训力度;二是政府出资将相关人员带到外面学习参观或开阔眼界;三是政府组成专门队伍并形成旨在提高上述人员素质的督促机制并加大监管力度。

其次是以物为“母” (生财之母) 的基本要素的提升。如果说劳动是财富之父, 那么物器 (以设施为主的物件) 就是财富之母, 要使物尽其用, 就必须竭力提升其要素质量, 其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是更新或改进相应设施, 如中药材加工方面 (酉阳的青薅、秀山的金银花和白术、石柱的黄莲等等) 。优质粮油和果蔬加工。茶叶加工以及禽牧业加工等方面的设备必须适应规模生产的需要。二是改进工艺, 尤其是用现代的科技来改进传统工艺, 使其效率成倍提高。

第三是以“气”为场 (软件形成的人气、士气) 的环境要素的提升。无论是招商引资, 还是各类实体的运行, 都十分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为基本条件。而健全的体制环境、宽松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服务环境以及政府的正气、群体的士气、社会的风气、地域的人气, 都是各级政府通过努力完全能够提升的。诸如通过举办各种“会” (研讨会、展销会、交流会、洽谈会等) 、“节” (在原举办的各类节的基础上, 举办小成都、边城、南方“空中草原”等等文化活动) 。

(五) 打好规效益模牌, 增强绿色经济规模效应

就两翼地区的农业产业而言,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守好生态源、打好绿色牌、走好特色路”的基本原则, 这是由我们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 违背不得。再就是要按照特色化、集群化、外向化为基本取向。一是抓好关键——做强龙头。在以优势资源形成各类品牌的基础上, 将龙头做强做优是重中之重, 形成以中药材、茶叶、油茶、秀油、土鸡、特色蔬菜、林果业等绿色品牌产业, 把老品牌要素激活并做大做强。二是创好条件——扩大基地规模。具体操作方式是: (1) 将分散的农户引入到诸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之类的农村经济组织中来。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等等, 都以相应的专业合作社类型的经济组织为平台和载体, 并立有各自的行规和社规, 从而有效地形成各类基地。 (2) 将现有的实体规模做大。如以公司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载体, 形成行业的网络系统和规模基地。 (3) 将各类实体联系起来, 可采取跨行业、跨环节、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台阶的多种联合方式, 形成产业集群, 增强规模效应。

(六) 抱团亮相出击, 合力竞争

这里主要是特指在大市场平台上县域之间的经济竞争采用的战术。在大市场上的竞争, 最忌讳的是单枪匹马和散兵游勇的匹夫行为, 因为, 现在已进入了“团队打天下”的时代, 所以, 无论是种植基地规模建设、生产加工基地规模建设和销售规模的形成, 都必须“抱团”才能取胜。我们在充分开发利用生态绿色资源时, 就必须坚持基地规模化、加工龙头化、产品品牌化的“三化”原则, 我们的产业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要做到这些, 离开了抱团运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是纵向抱团。就是实行县 (区) 、乡 (镇) 村 (居委) 层层抱团, 上下联动, 无论是优质粮油系列和果蔬系列, 还是中药材系列和畜牧生产加工系列 (茶叶、金银花、黄花、林果、竹笋) 等等绿色项目的开发, 都不能单打独斗, 不要以一个乡 (镇) 或村 (组) 的小规模、低档次、微附加值、劣包装的产品形象展现在低端的小市场上。这样, 既容易影响产品质量和品牌形成, 又容易引起恶性竞争, 造成资源浪费。即使是“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各类特产, 也最好不要裸体出售, 尤其是当要进入异地市场时, 必须有一个合法的标识 (商标) , 或归纳、挂靠进某一大类品牌 (县、乡镇) , 俗称“搭爬车” (顺风车) 。

农户减贫增收论文 第8篇

2010年4月7日, 5家银行与市政府两翼增收办、金融办签约, 3年时间给两翼地区授信650亿元, 帮助两翼农民实现增收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出席了签约仪式。这5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重庆分行、邮政银行重庆分行、重庆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农发行。“两翼”增收办龚天荣说, 这5家银行, 给两翼地区授信650亿元, 帮助“两翼”地区农户增收, 将打破两翼地区发展的“瓶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正其说, 5家银行愿意到两翼地区去, 体现了这5家银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也为其他金融机构树立了榜样。“两翼’万元增收工程, 同时也是充满商机的希望工程。希望更多的银行和企业能到两翼’地区去发展, 带动两翼’地区的农民增收致富。”

(来源:重庆市“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