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苏区范文

江西苏区范文（精选8篇）

江西苏区 第1篇

江西中央苏区, 是当时中共领导下的面积最大、势力最强、政治方针最成熟的一个根据地, 在女性教育上, 它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农村妇女运动方案, 并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与延安时期相比, 面对的主要对象都是农村妇女, 主要任务都是去实施怎样动员她们发挥她们最大的主动性以壮大革命力量, 而且在中央苏区产生了中共最成熟的领导人, 对延安时期的农村女性教育方针政策具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女性教育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对中共此方面政策有一个历史性的纵向脉络的深入了解, 而且对中共女性教育内在本质的连贯性有更透彻的把握。可以说, 中央苏区是中共妇运政策在大革命时期与延安时期的过渡阶段, 是研究延安时期的缩影与镜像, 直接影响着中共在延安乃至以后的农村妇运。

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 打地主土豪, 分田地, 取消以前的苛捐杂税, 让农民参与新政权建设, 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与拥护, 取得了建立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在妇女政策方面, 首先给她们同男性一样分得了土地, 教育与鼓励她们走出家门进行农业生产, 举办各种识字班、夜校、列宁小学等学习机构与组织对她们进行文化与政治教育的双重启蒙, 颁布婚姻法等妇女权益特殊条例保护她们的合法权利, 号召她们要为保卫新政权自动参加革命各项建设, 同时也特别重视培养农妇中的积极分子作为中共进行妇运的干部资源。的确, 江西中央苏区的建立过程中, 其女性教育方针与实践极大地冲击了农村中传统的性别结构, 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保守落后的性别秩序, 农村女性的话语得以浮上台面, 总之, 她们的确是面临一个全面崭新的生活。

中共在此段时期的女性教育政策, 确实给封闭落后农村的女性解放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 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群众运动, 其间女性解放程度如何, 都与其策划、组织者的中共息息相关, 体现着一种政治行为。而贯穿其核心的, 最明显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 强烈的阶级性是中共最本质的特征, 这是其区分于其他党派的最重要标志。经历了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后, 中共更加意识到除工农阶级外其他的阶级都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 为了吸取惨痛的“教训”, 它决定洗党, 清理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在妇女组织与团体中同样如此, 一切地主和富农妇女绝对不能在组织中立足。所以, 在苏区各级政权机构内, 要扩大阶级队伍, 发展更多的贫苦农村女性加入, 并同时对她们进行严格的阶级教育与政治教育, 成为苏区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经常性的工作。

在纯洁组织机构上, 1931年1月兴国县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就明确规定必须“严密妇女在党和团的组织——把富农地主流氓小姐太太式的一切观点不正确和怠工分子概行洗刷出党和团”, “加强妇女在党和团的主观力量, ——尽量吸收广大贫困劳动妇女工作积极忠实勇敢观点正确的分子入党入团”, 增强队伍中的阶级性, 对农村女性加强了严格的政治教育, 使她们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2]P24在赣南, 黎日晖严厉提醒要注意队伍中的阶级性, 批评了在赤区还存在许多“富农地主知识分子的老婆, 去参加某一斗争机关群众团体, 担任妇女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委员”, 指出这就是“大革命时代或现在国民党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路线”, “除了宣传妇女参政, 男女平等, 结婚自由, 反对家长制度之外, 很少见她们去组织广大的劳动妇女去参加工会农会, 在这些革命团体和机关领导之下, 去提出妇女特殊要求, 发动妇女去参加一切斗争”。[2]P32

在湘赣边各县妇委联席会议上, 中共总结了许多错误的来源是因为过去苏区“党团与苏维埃的领导完全落在富农、流氓、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手里, 她们必然忘记了广大劳苦妇女群众的痛苦与压迫, 而要以个人的爱好与兴趣来玩弄妇女运动, 在这一反革命倾向之下, 必然要使妇女工作同志模糊革命意识走上腐化、浪漫、落在流氓道路上走”, 必须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 专门组成劳动妇女代表大会来发动和教育群众, “要多吸收雇农妇女贫农妇女红军妻女, 中农妇亦可参加, 绝对不准富农豪绅地主的妇女参加, 共产党青年团员应在大会中有计划地起领导作用”。[2]P227-229同时, 中共否定了劳动妇女代表会议是妇女的政权机关的说法, 指出“劳动妇女代表会议不是一个经常有系统的组织”, “区县省一直到中央的劳动妇女代表会议不是经常的组织, 她的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在由各劳动妇女群众大会选举出代表时, “地主富农的妇女不能参加”。[2]P44

在发动阶级斗争中, 查田是一项调动农村妇女积极性关键而又有成效的工作, 它更容易激起广大农村妇女群众的阶级仇恨, 从而有效的团结组织起来。中共号召发展广大青年劳动妇女加入团组织, 在查田运动中应发动妇女斗争, “调查地主富农是否分得好田, 偷窃了土地革命的果实”, 从而使“土地革命利益完全落在中农贫农雇农身上” [2]P101。而在总结各地妇女运动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时, 原因之一必定是“土地斗争不深入, 富农地主混入了领导机关”, 所以“要组织贫农团工会, 起来进行查田工作”, 在各种组织中查出地主富农成分的就地清洗出去。[2]P102-103

苏区的婚姻问题同样充满着强烈的阶级色彩, 其间明显可见阶级之间的性别歧视。在根据地, 党团员的女性是绝对不能嫁给地主富农男性的, 在党团员男性与地主富农女性的结婚问题上, 虽然中共规定不能通婚, 但更多的人提出“如果已结了婚的, 这女子如果参加革命工作积极, 又不妨碍丈夫的一切革命行动, 可以不离婚, 如未结婚的党团员应教育他不能同地主富农结婚” [2]P133, 事实上这类婚姻在苏区还是较多的存在。

在湘赣规定的婚姻条例上就更为详细, 如离婚一栏, 中共对一般的贫农女性在政策上是照顾的, “离婚后其家过去所负的债务及未成年子女应由男方负责”, “在哺乳的小孩子则由女子负责抚养, 但男方亦应予以相当的帮助”, “如果女性愿意带去子女的, 可以带去, 而且其子女应得的财产已应一起带去”, 当然, 这项政策很有可能引起男性农民的不满甚至反对, 在执行中存在一定困难;对中农及中农以下的女性, 规定离婚时“只能带走本人的土地及衣物”, 在她离婚之后, 再婚之前, “期间的生活, 男子概不负责”;而对富农及富农之老婆有鼓励其离婚之嫌, 她们在离婚时, “其中的财产杂物牲畜有享受平均分配之权”, 在她们离婚之后再婚之前, “其间的生活, 应由男子负责” [2]P236。

当然, 中共在非常重视在妇女群众发动阶级斗争的同时, 也紧密结合对她们进行及时的政治教育。苏区著名的妇运领导人之一的李伯钊也曾指出“苏区的妇女工作, 在群众工作中, 是做得顶坏的, 不论在党和团, 都很少领导妇女起来反对一切封建的风俗和习惯, 使她们在土地革命中与男子一样的起来参加铲除封建, 反对富农的斗争, 指示出妇女只有这样, 才是唯一解放她们的出路”, “所以苏区妇女, 对革命斗争参加的观念, 非常薄弱, 就日常生活也很少有转变, 随时还遇见, 有帮助家婆压迫童养媳的事情”, 如叶坪就有二、三个童养媳, 不愿在十五、六岁时, 同男的结婚, 更不愿受家婆的压迫和打骂而向政府报告, 而当政府机关的人去调查她们的邻居却都以“女大当嫁、家婆对她满好”来搪塞, 瑞金第九区政府秘书的老婆, 不许老公参加苏维埃工作, 服毒自尽, 这些怪现象证明苏区的妇女, “仍被封建思想统治着”, 在革命战争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对她们的政治教育, “把妇女的解放与苏区实际革命斗争打成一片” [2]P53。

其次, 苏区中共的女性教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把女性解放与当前党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起到大规模妇女动员的功效。苏区经常面临战争的威胁, 因而区域内的男性劳动力不断的走上前线, 如江西的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成年男子407人中, 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去了320名, 留在乡间的87人, 去的与留的成为80%与20%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 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人中, 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 留在乡间的只有67人, 仅占总数的12%[2]P148, 剩下的大部分是女性, 如果不将她们的力量有效地整合, 对战争前线的补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共认为, 如要充分发挥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 就务必把保护妇女权益同当前革命、政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否则, “这是对革命有损失的”, 尤其是在日益扩大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中, 绝大多数男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参加前线的工作, 则后方的生产建设工作与巩固保卫苏区的工作, “更要有妇女来担当”, 所以必须“坚决实现保护与解放妇女的法令, 领导与兴奋劳动妇女来积极参加革命战争, 使与妇女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并很好的配合起来, 以增加革命胜利的建设” [2]P60, 不难看出, 尽管许多中共领导人有强烈的民本关怀, 但在战争年代, 更多的领导人认为, 革命是第一位的, 是目的, 而保障妇女权利是手段, 是第二位的。

把苏区广大妇女动员起来, 以革命为中心, 这是中共最主要的目标。中共曾为此屡次批评当前的“妇女运动还是异常沉寂”, “还是不普遍”[2]P4, 中共赣南领导人黎日晖认为妇女享受了革命的利益, 而且她们是能够并应该和男子一样担任各种革命负担, 正如他批评时所说, “我们可以说赣南的妇女的工作能力可以与男子平等, 革命工作她可以和男子一样来负担, 我们却看不见赣南劳动妇女, 有和男子工农一样成群结队有组织的起来参加斗争”[2]P32, 提醒要加强妇女的革命性。

许多地方中共男性领导人经常埋怨, “目前妇女群众最严重的大部分是不够做扩大红军的好样, 不能够鼓动丈夫兄弟去当红军, 甚至有不少的落后妇女, 还有阻止丈夫儿子去当红军的事情”, 而其中“也就是这些小足婆最厉害”, 而其中最明显的是妇女干部“非常缺乏” [2]P65。为此, 他们加强了对妇女的组织工作, 将三十五岁以上的一般妇女统统加入赤卫队, 二十岁以下的加入少先队, 现在各级政府普遍都组织了妇女运动委员会, 办了妇女训练班, “专门训练这些做妇女工作的同志” [2]P13。而其中一些妇女领导人则更多地认为在发动妇女运动的时候要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如钟月林认为, 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于5月份成立以来, 为红军做了不少贡献, “但很少把战争意义与妇女本身特殊利益联系起来, 没有在政治上动员广大妇女热烈参加各项战争工作, 对一般劳动妇女的政治教育, 更为缺乏, 因不能更广泛的提起妇女参战的热情与积极性”, 有的“妇生委”不能经常开会讨论工作, 甚至把自己“当作执行机关与同级政府对立起来, 不向同级政府做工作报告”, 而各地政府也对妇女问题歧视, 很多不屑于讨论妇女问题, “更说不上去执行”, “有少数政府负责人把没有老公的妇女归入流氓 (如广昌) 一类, 以及青年寡妇和童养媳 (如赣县山下区) , 都不分土地”, “有些政府把婚姻法藏起来, 说离婚要有条件, 甚至有的政府将要离婚的妇女处以禁闭” [2]P66-67。

在1933年的三八节前后, 中共关于妇女运动的政治性表现更为强烈, 这与当时苏区军事形势日益严峻紧密相关。为了极大地调动广大妇女们的生产、支前的战斗积极性, 中共加大了宣传的力度, 在指导思想上, 强调在此段时期要“广泛的宣传三八妇女节的意义, 特别要具体的介绍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区域妇女生活的情形, 把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的妇女生活情形对照起来, 揭穿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武断宣传与造谣污蔑”, 即要所有的宣传员与各类刊物都能最清楚的指出中国的劳动妇女, 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的血浴, 轰炸, 国民党的压迫, 屠杀, 豪绅地主及中外资本家的奴役, 剥削, 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 轻视以及全国国民经济总崩溃的浩劫, 广大的女工农妇处于病苦, 死亡, 失业, 破产, 饥饿, 寒冷, 流离失所, 过着非人的生活;另方面在中国苏维埃政权下, 男女平等的参加了政权, 得到了土地, 获得了劳动法上全部的利益, 粉碎了宗法社会束缚妇女的锁链, 得到了一切自由与解放, “这样去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 指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劳动妇女和一切劳苦群众解放的唯一出路。” [2]P74

在实践与行动方式上, 中共规定这次庆祝“三八”节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的大举进攻及劳动妇女在发展革命战争中的任务;二为春耕运动;三是检查婚姻法劳动法的执行和反对一切对妇女的压迫。并根据此问题提出这个运动的口号, “每个工农妇女扩大一个红军”, “为扩大一百万红军而斗争”, “每个女工农妇做一双草鞋, 节省三升谷供给红军”, 在保卫苏区的旗帜下“工农妇女武装起来, 扩大民族革命战争, 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在春耕运动中, 提出“每个妇女多种两种瓜”, “每个妇女多种五样豆子”, “提早春耕, 增加生产”, 并发起“购买‘三八’号飞机送红军”的募捐运动;同时“并须最广大的发展为着女工农妇切身特殊利益的斗争”的口号如“争取男女工人同工同酬” 、“反对童养媳制度”与“反对虐待妇女”等。而且, 这个运动的胜利的完成决不能以简单的命令的方式, “必须运用革命竞赛, 冲锋队, 模范队突击队的方式与兴奋妇女的热情和积极性去完成上面的工作”, 应该召集群众大会, 首先批斗轻视妇女的封建残余, 激起她们的阶级仇恨与性别愤怒, 然后将其与中共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并用戏剧、演讲、唱歌等形式巩固这一形象。[2]P77-78

在后备队伍共青团与少先队中, 中共也更加重视对其中女性的规范与管理, 批评了共青团以前“没有注意而且忽视了青年妇女工作”, 指出尽管有时在文件里出现过类似“加紧青年妇女工作”的词句, “但这只是漂亮的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事实上, 这项工作, 从来没有郑重的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 因此, 认为从现在起要“从实际工作中, 来加紧组织和教育广大的青年劳动妇女群众, 领导她们来参加革命战争, 参加苏维埃建设, 争取她们的特殊利益和改善她们的生活” [2]P81;在少先队方面, 决定吸收广大青年劳动妇女到少先队来, 扩大女队员成分, 然后“加紧对女队员的政治的军事的教育训练”, “使之健全的担负起一切后方勤务——交通、侦探、放哨、检查路票、洗衣、慰劳、看护……以及参加苏维埃工作, 并能做到动员一部分到前方参加救护卫生工作。” [2]P83

在劳动妇女本身方面, 成立专门的妇女组织形式女工农妇代表会议, 中共认为它是在党与妇女群体之间上传下达的枢纽, “是传达共产党及工会的影响到女工及农妇群众中去的最好的组织方式”, 经过它可以完好的使党与女工农妇密切联系, 但它必须在党的严格领导之下, “区和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应有一个指导员, 指导其工作, 指导员必须是共产党员, 区的指导员可以由区委的妇委委员担任, 乡的指导员可以由支部女干担任”, 然后通过代表会议去了解与教育女工农妇, 并执行党的政策。[2]P87-88

经过中共强大的“红五月”扩军工作, 妇女动员取得很大成功, “兴国最大多数的妇女是表示了她们只知革命只知有扩大红军, 而打破了一切狭窄的个人的家庭关系, 热烈的鼓励督促其丈夫、兄、弟、儿子到前方去!自己在后方努力的慰劳红军, 优待红军!” [2]P93其他各县表现也非常不错。在经济战线上, 她们也是战斗中最主要的队伍。因而, 谁都不得不承认, “现在苏区的后方, 妇女占了最大多数, 后方工作的动员, 主要就是妇女群众了。” [2]P175当时的土地部长黄发桂也指出同样的现状, “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那些田全部由女人包了, 冇几个男人了, 到兴国去寻, 只有老弱病残在家了”, 因而妇女们的任务可重了, 既“要做好田, 做坚壁清野的工作, 还要做慰劳工作”, 她沉重地感慨, “妇女的担子相当重”, “哎呀!真是男男女女都艰苦, 一切为了前线”[3]P17-18。

而到1934年三八节妇女动员的时候,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更加艰难, 苏区的妇女动员不得不再次力求更加彻底, 中共明确规定了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 主要是扩大赤卫队与集中粮食的突击运动, 在即将而来的春耕运动中, “要做到每乡都建立一个劳动妇女生产教育委员会, 专门计划请熟悉耕种的农民来教妇女耕田, 即使是小脚的劳动妇女亦应动员她们学习田野中的工作” [2]P161, 以真正做到“全女皆兵”的红色革命浪潮。

最后, 为了革命, 为了对付强大的阶级敌人, 中共在号召妇女解放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 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劳动阶级内部的性别歧视, 以致出现革命阵营中诸多性别偏见与歧视的存在。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就指出女性的痛苦处境, “男子虽已脱离农奴地位, 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 他们没有政治地位, 没有人身自由, 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而且她们什么事情都做, 是同男子一样“同为劳动的主力”[2]P1。

尽管中共中央屡次着重要保护女权, 但对严重存在性别歧视的农村各级苏维埃政府来说, 仍然“对妇女的权利, 很少注意, 且表现出轻视妇女的倾向”, 经常不给她们以选举权, 干涉她们应享有的与男子同样的财产权利。[2]P60-61邓颖超在肯定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是她们最好组织方式的同时, 但也指出“现在已建立的女工农妇代表会, 有健全经常工作的还很少, 在战争动员中配合着开展妇女切身利益的斗争还很不够, 多是有了组织的形式, 无计划的简单的工作” [2]P125。

在革命阵营中, 婚姻问题一直是妇女们最痛苦的深渊。在苏区, 许多婚姻并未按照婚姻条例去执行, 还有许多买卖婚姻及强迫婚姻、童养媳等现象存在, 至于打骂妇女在各地还很普遍。[2]P96由于妇女在过去受压迫过重, 很多的婚姻都是被迫而且一直受着严酷的男权压抑, 因而在革命的鼓动下掀起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高潮, 引起了苏区劳动阶级男性的恐慌, 一度引起社会的动荡, 于是, 中共有些地方苏维埃政府, “对离婚案决定要条件, 甚至看条件的政府还是不准离, 如果有些女子强硬要离, 政府甚至把她紧闭起来” [2]P13。

事实上, 在苏区, “婚姻条例颁布了这样久, 各县不但没有切实执行, 而且还做了不少的违反婚姻条例的事情出来”:如赣县男女双方同意离婚, 政府不准, 反而置之监禁;山下区某乡女子要求离婚, 政府不准并将她禁闭起来;公略关于婚姻事件只偏重于男子, 万太对执行婚姻条例不但不正确还闹出许多纠纷;寻乌还有很多买卖婚姻;永丰有很多地方对婚姻条例完全忽视。有妇女坚决要求离婚, 政府不准许外, 还有勒逼女子出大洋几十元;胜利某妇女与男子吵嘴后要求离婚, 隔二日又不愿离婚了, 但当地政府即把女子关禁闭, 罚苦工, 还是逼迫她离婚;宁都不但没有执行婚姻条例, 仍然是买卖强迫包办婚姻, 如一执行则立即把买卖婚主关禁闭戴高帽游街。[2]P70可见, 地方苏区政权对女性的歧视还普遍存在, 并且是任意而为, 以致有些女子因为不能得到婚姻自由及遭政府禁闭毒打而无法抵抗时, 竟不得不采取从前封建时代女子为得婚姻自由毒死丈夫, 此类事件屡有发生, 中共政府也只能感叹, “这不仅是苏维埃政权下的耻辱, 而且证明这些政府反抗中央的法令, 继续过去压迫女子的封建行为” [2]P60-61。

参考文献

[1]中华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7-1937)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年4月.

[2]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运动史料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

江西苏区 第2篇

江西瑞金是驰名中外的红色故都、中央苏区核心地区，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该市牢牢把握《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出台的契机，以深入推进“三送”工作全覆盖常态化为载体，把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精神作为创先争优核心内容，着力在学习宣传、理清思路、项目对接上下功夫，争当苏区振兴发展“排头兵”。

坚持以大宣传为切入点，凝聚振兴发展共识。一是市领导带头宣传。先后召开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专题学习研讨《若干意见》精神，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市四套班子领导带领市委《若干意见》宣讲团深入挂点联系乡镇，围绕《若干意见》出台的背景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以及贯彻落实要求，组织干部群众举办宣讲报告会，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若干意见》精神热潮。二是宣讲骨干包干宣传。按照每个党委（党组）、系统（行业）培养一名宣讲骨干的要求，通过邀请赣州市委党校潘九根教授作专题宣讲，开展与市委宣讲团成员结对帮学等形式，培育各单位宣讲骨干67人。实行宣讲骨干包干责任制，通过主题讲座、座谈会、举办演讲比赛等形式，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实现了党员干部培训的全覆盖，其中接受2次以上培训的为占87.3%。三是工作队入户宣传。各“三送”工作队进组入户，结合联系对象实际，通过印发宣传单、组织文艺演出、举办图片展、举行干群夜谈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宣讲《若干意见》重要精神，做到人人抓学习、处处见行动。目前，该市“三送”工作队共发放宣传单16.7万余份，组织帮扶对象宣讲3.27万余场次，组织文艺宣传477场次，受众30.7万余人次。四是媒体立体宣传。在瑞金报、电视台、手机报、党务公开网等媒体，1开设“推动苏区振兴、建设七彩瑞金”、“永远跟党走——感铭党恩，聚力振兴”等专题专栏专版，推出系列评论、消息、图片、访谈等，全面宣传解读《若干意见》，深入宣传全市人民感恩、感奋之情；在城区主要路段、节点设置大型户外宣传标语，在公交站台、出租车、办公楼等推出宣传标语，营造浓厚氛围；邀请上级主流媒体开展“走进瑞金经济振兴试验区”采访活动，组织开展“苏区振兴之路——中国名博主名吧主名版主瑞金行”等活动，形成正面舆论强势。

坚持以大讨论为着力点，理清振兴发展思路。一是开展政策大讨论。在市委党校举办《若干意见》专题培训班，分阶段、分层次对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突击队员进行轮训，增强理解领悟和贯彻落实能力。各单位重点围绕《若干意见》中涉及瑞金的政策项目支持，结合单位部门职能，开展广泛深入的专题讨论活动，提出承接的项目载体和思路举措，尽快把《若干意见》精神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现实行动。二是开展发展定位大讨论。紧紧围绕《若干意见》精神，分类组织乡镇、部门单位、行业以及各界群众，开展座谈会、讨论会，有针对性地研究讨论相关意见，认清发展机遇与挑战，明确现有条件和存在困难。开展“我为苏区振兴发展出点子”征文比赛，各单位结合本单位职能特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围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分项逐一形成调研报告，为制定全市振兴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目前，该市有9大类228项目进入赣州市总体项目规划。三是加快编制发展规划。在深入调研形成《市情调研报告》的基础上，聘请区域发展规划专家，抽调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深入福建平潭综合试验区、河南郑汴新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地学习考察，学习在发展路径、高端服务、合作交流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目前，编制完成了28个行业专项规划（初稿），瑞金市经济振兴试验区规划雏形初就。

坚持以大对接为落脚点，提升振兴发展实效。一是推进土坯房改造。市委编制《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政策答疑》小册子，发放到每一农户，让群众吃透政策。开展单位与村（居），党员干部与农村危旧土坯房住户“1+X”结对帮扶活动，按照“建立一本民情台账、制定一张规划图、打造一个新社区、探索一条富民路、健全一套好机制”的目标要求，积极筹措资金，加强过程监管，切实把土坯房改造打造成安居工程、富民工程、满意工程。目前，拆除农村危旧土坯房30.16万平方米，已动工规划新建2632户。二是推进园区建设。紧紧围绕“一个突出、四个加快”发展路径，牢牢把握《若干意见》出台的契机，结合产业发展现状，发挥区位、资源优势，科学规划了9大城市片区、6大特色产业园区和6大旅游景区共个63个大项，129个子项目。建立每个项目组建一支突击队，实行一名领导牵头挂帅、一名领导具体负责、一个单位组织实施、一套方案严格执行、一份践诺认真遵守、一支队伍高效督导的“六个一”工作机制，发扬“5+2”“白+黑”精神，促进各个项目超常规、跨越式推进。今年上半年，仅特色产业园区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8亿元，同比增长62.5%。三是推进招商引资。认真研究《若干意见》出台后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改变，组织工业园企业专题学习研究，并通过驻外单位，着力宣传政治、税收、成本、交通、平台、产业等优势，努力扩大招商引资工作的比较优势。围绕6大特色产业，打造6支专业化招商队伍，走特色化招商之路。实行“1+X”园区服务机制，对重大项目进行重点跟踪、全程服务。今年7月，深圳和泰线缆实业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抱团投资10亿元线缆线束项目落户，1—6月，新批外资项目6个，引进内资项目9个，分别同比增长21.14%和20.66%。

江西苏区 第3篇

关键词 江西省苏区教育 教育类别 发展史

中央苏区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最为成功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教育建设的先河，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是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宝贵财富。江西省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创造的经验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1931年9月，江西省苏区的版图已经包括了永新、兴国、宁都、乐安、南丰、广昌、瑞金、遂川等31个县。它范围广阔，自赣县至永丰纵约400里，由万安至瑞金横约300里。瑞金是江西省苏区的发源地。自江西省苏区开创之日，我党经历了赣南异常艰苦的条件、异常艰险的环境，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政治、文化水平。江西省苏区教育的发展历史状况来看，它是从一小块一小块互相分割的根据地中萌发和勃兴起来的。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且是波浪式的向前推进，因此教育的发展相应地呈现出阶段性和不平衡性。江西省内的苏区教育早于其它苏区教育，它從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开始了，但是直到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后，才出现了相对统一的、独立发展的人民教育体系。江西省苏区教育的类别主要分为三大块：一是义务教育（儿童教育）；二是群众教育；三是干部教育（红军教育）。

一、义务教育1933年1月，中央教育部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明确指出，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1934年4月颁布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明确提出小学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应当表现在“养成儿童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有系统的加强儿童的知识能力和对于政治问题的了解。苏区教育结合实际，关于义务教育，苏区教育制度指出：“为着实现一切男女儿童免费的义务教育到十七岁止，但是估计着我们在战争的情况下，特别是实际的环境对于我们的需要……把义务教育缩短为五年。在教育形式上，主要是设立列宁小学。”苏区小学教育相当发达。当时的列宁小学大致分三类，一类是省直属小学。以设在葛源南市街一所直属小学为例，有在校生一百余人，设校长，配备两名专职教师，若干师范实习生，开设国语、算术、政治、体育、音乐五门课。学校的教学文体设备较完备。另一类是区、乡的列宁完备小学，设备较直属小学差些，规模也较小、每校通常有一名专职教师，几十名学生，不设校长，一般由区、乡苏主席兼任教育主任。课程设置与省属小学一样，二者都是高小（一些偏僻山区的乡级小学也属初小）。还有一类是各村的小学，又称列宁劳动小学，是按自然村设立的，为初小。由村苏主席兼教育主任，教师由县文教部门来或是聘请本村识字的人担任，通常开设国语、算术、劳动实习三门课。村一级小学设备很差，但由于它能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故很受欢迎。大部分县的小学以区为单位，实行每月工作考查，并举行学习成绩比赛，优胜者报县文教部给奖。小学对国语、算术这两门课教学抓得很紧，所占用的课时比例不少于总课时的三分之二。各类列宁小学均实行免费教育，学生不交学杂费。列宁小学的教学也不拘一格，打破旧制度，不仅仅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展开教学，同时致力于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在考试上，也不再只是笔试，它很好的结合各种形式，如问答、口试、听力、演讲等。

二、群众教育对于已超过义务教育年限的青年和成年，分别创办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俱乐部来捉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夜校是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其任务是“在不妨碍群众的生产和工作的条件下，于短期间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识字班是把一切不能加入夜校或半日学校的完全文盲，都编入识字班。编制灵活，少则三人，多则十人为一班，教法是“随时随地随人数教”且“字以适合环境、适合实用为第一要紧”。俱乐部则是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政府规定“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它是群众集体学习、识字、读报及进行文体活动的场所。江西省苏区学校办理的如火如荼，据《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报道，江西省苏区已经有了“大学和专科学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郝西史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讯学校、卫生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等。到1934年3月为止，苏区开办的识字组就有23286个，组员只在江西一省约达120000人。工农红军走的是群众化战略，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实现胜利，因此，苏区的群众教育即使在恶劣的战争条件下也一直蓬勃发展。没有教室，很多村民就自己建房子，白手起家，还有一些直接就用旧的庙堂开课。更有一些，他们会自己组成学习小组，当劳动结束之后，在组员中房子较大的那户人家开展学习，而老师则是其中识字较多的一位。群众教育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学习和劳动热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和作用。

三、干部教育很多的红军干部，都是没有什么知识文化的，对红军的政策也只是一知半解；还有一些干部是国民党投靠过来的，对马列主义更是没有什么概念。这样的领导班子确实很难进行革命宣传工作，而且知识文化的匮乏使得他们很难做好领导工作。未来建立强大的苏维埃政府，江西省苏区大力展开了干部教育。《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千部学校计划书》提出，为解决“成千成万的工农干部来加强苏维埃，特别是边区新苏维埃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胜利开展”的任务，而创办“土地干部、国民经济干部、财政千部各一班，以造就该三个边区的县区两级工作人员为目的……”在苏区，红军积极建立了各种干校，军校和各类职业技术学院，一方面，迅速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平以及军事素质；一方面，强化部队的领导，全方位提高他们的德与才，为苏维埃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和骨干。江西省苏区教育，是整个苏区教育发展的辐射核心地带，大量在苏区的方针政策在这一区域颁布执行并得以推衍，这段历程，在我国教育史上，如同印章般铭刻在史册，对后期的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2]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1985.

[3]朱与墨，刘立勇.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对苏区教育的影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06）.

江西苏区 第4篇

项目输血改善民生惠百姓

红军小学、红军医院项目快速推进,即将投入使用;土坯房改造如火如荼,首批26户安置房已建至第二层,预计国庆前夕可乔迁入住;新修建的“振兴路”、“同心路”宽阔整洁,通畅有序,绿树成行初秋时节,徜徉于广昌县驿前镇贯桥村苏区振兴示范点,建设豪情“热力四射”。“感谢党的恩情,感谢农行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真心帮扶,让我们村一年跨越了几十年的变化。”目睹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每天都要到项目工地看看的贯桥村八旬老人邱德润激动地说。

作为当年高虎脑战役的主战场,贯桥村至今许多人还居住于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内,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改善民生是苏区振兴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振兴发展的首要任务。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省农行提出了“一个输血、两个造血”的长效扶贫工作总体原则,即“项目输血、金融造血和产业造血”,积极改善当地教育、医疗、交通、生产和生活设施。

2012年12月18日,省农行“振兴原中央苏区广昌示范区”捐赠仪式在广昌举行。省农行郑重承诺,未来五年,将向抚州等原中央苏区提供总额150亿元的意向性信用额度,主动对接实体经济、“三农”经济和民生经济,全力支持当地重点建设项目、重点产业、中小企业和民生事业发展。

在省农行的倡导和组织下,三家有爱心的企业捐赠500万元,分别用于贯桥村红军小学、红军医院、村民新房、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项目输血”彻底改善贯桥村容村貌。目前,各援助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金融造血催壮产业添后劲

“种子、化肥、技术由合作社统一提供,产品统一销售,我们只管种,不用考虑其他事,省心多了!”说起加入合作社的好处,驿前镇西港村赖喜贵的话显得特多。2012年,在省农行的牵引下,广昌恒好农产品生产合作社在西港村建立了200亩的露天蔬菜种植基地,解决当地村民20人就业,户均年增收过万元。

不止西港村,在贯桥村,通过省农行的扶持,村里成立了“同心农业生产合作社”,吸纳当地20户白莲、油茶、茶薪菇等种养户加入。通过合作社对农户进行引导,大力支持白莲、油茶、泽泻主导优势农产品和鸡、鸭、猪养殖业,加快集群发展,打造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农行每年将对基地生产的农副产品进行集中批量采购,解决当地农副产品销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努力帮扶建设一批民生性、公益性项目的同时,省农行着重在提升“造血”功能上下功夫,建立长期有效帮扶措施。省农行“振兴原中央苏区广昌示范区”捐赠仪式后,农行抚州分行与广昌县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承诺三年内向广昌县提供5亿元的贷款信用额度支持。目前,该行共向广昌县新增发放企业和个人贷款6866万元,并新增抚州金叶农资、江西亨迪实业、广昌东骏实业等多家企业授信总额2300万元,已用信2050万元。以小额农贷为纽带,为1200位农户提供贷款5800万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江西苏区 第5篇

同城发展成效凸显。2012年以来, 上犹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同城发展、绿色赶超”战略目标, 按照《若干意见》提出的“推动上犹与赣州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要求, 科学规划功能定位, 努力把上犹建设成赣州的后花园。一是建设贯通上犹至赣州高速公路, 上犹与赣州主城区缩短为15分钟车程 , 成为赣州的“半小时经济圈”;二是赣州至井冈山铁路途经上犹已纳入赣州大都市区规划, 着力构建适应同城化发展需求的多层次快速车道;三是按国际标准建设赣西大道, 贯通赣州西至上犹, 用于举办自行车赛事, 使上犹成为重要的体育休闲健身功能区;四是已确定把上犹江建设成为赣州市区饮用水的取水点, 使上犹成为赣州的重要保障功能区;五是撤县设区,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已把上犹纳入赣州都市区核心区, 把上犹建设成为赣州的一个重要行政管辖区, 与赣州中心城区同步发展。

群众发展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

土坯房变成小洋楼。《若干意见》明确 , “加大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赣州市加快完成改造任务”。2011年底, 全县有危旧土坯房26362栋。实施土坯房改造以来, 已改造土坯房21799栋, 改造率达到82.7﹪;无人居住的空心房有11782栋已全部拆除, 拆除率100﹪;上犹江水库有653户2251人长期居住在水上木棚的“水上漂” (含双渡) 已全部搬迁上岸, 住进了安置点红砖房。如今, 走进乡村, 昔日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不见了, 展现眼前的是一栋栋一排 排崭新靓丽的“小洋楼”, 农村旧貌换 新颜, 新村新貌新气象, 村民安居乐业, 喜笑颜开。贫困面貌大幅转变。上犹是典型的老区、山区、库区县,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是罗霄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县, 底子薄, 基础差, 民生问题突出, 社会事业落后。《若干意见》实施两年来, 上犹贫困落后的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与2011年相比, 2013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接近两年翻一番, 国民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净增10亿元、12亿元;贫困人口减少24713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9.2个百分点;水泥路贯通了14个乡镇131个行政村, 乡村水泥路网覆盖率100﹪, 村组水泥路网覆盖率49.2﹪;对全县77个200亩以上良田连片区域的水源和渠道工程进行了维修或改造率, 确保了大部分农田旱涝保收;到今年底, 实施完成所有村组安全饮水改造工程, 确保全县农村饮用水安全达标;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到位, 有线网络电视覆盖率100﹪, 全面解决了不通电 (电压低) 、不通电视问题;按国家中等职业学校改革示范校标准迁建了县职业中专, 迁扩建了县城第二中学, 引进民间资金建设了第三中学, 兴建了第二小学, 扩建了第三小学, 县城中小学容量增至25000人, 改善115所乡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建设了71所乡村中心幼儿园, 建设人才公寓1000套, 解决了优秀人才的后顾之忧;按二等甲级医院标准扩建了县人民医院, 改善了212所乡村卫生院 (所) 医疗条件, 全县千人拥有病床数从1.83床增加到2.15床;建设保障性住房2940套, 解决了城镇无房人口的居住问题;建设社会福利院17所, 农村孤寡老人已全部进入福利院集中供养, 不再在乡间孤独地徘徊。

江西苏区 第6篇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形成扶贫工作合力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历届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真心扶贫,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部署,厅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亲自抓、带头抓,厅有关部门和厅属各单位通力合作,扶贫工作组真抓实干,扶贫工作成绩显著。省厅先后被省委、省政府评为2007-2010年省直单位定点包扶贫困村工作先进单位,省公路管理局、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公司(省高管局)、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省交通工程集团公司、省公路工程监理公司被授予“十一五’省直(属)定点扶贫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为落实好扶贫工作,今年,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先后调整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厅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通过了《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定点包扶坑口村三年扶贫工作规划》。

规划三年,实施首年,扶贫工作成效初显。

江西苏区 第7篇

抓实干的作风,兴起苏区振兴发展的新高潮,以实际成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莫建成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出席。

会议听取了省苏区办和赣州等8个设区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工作汇报,审议了《着力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加快发展的意见》《深入推进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若干措施》《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重点平台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重点平台建设评价办法》等4个文件。

强卫在讲话中指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兴起苏区振兴发展的新高潮,关键要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要继续在“内外兼修”上下功夫,把“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路子。要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坚定不移走集群发展道路,努力培育千亿产业和百亿企业。要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国家规划,用好国家政策,激发市场投资的积极性,努力构建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要继续抓紧抓好重点平台建设,各市县要珍惜机遇、主动作为,真正把平台建好用好;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的力度和针对性。

强卫强调,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兴起苏区振兴发展的新高潮,着力点在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要在对贫困人口摸底建档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精准扶贫,一村一策,一户一法,责任到人,扶真贫、真扶贫,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要突出重点、攻克难点、着眼长远,尽快完成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农村安全饮水等阶段性任务。要高度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加强与社会保障体制的衔接,加大产业帮扶力度,确保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莫建成在讲话中指出,要紧紧抓住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承接好中央政策,对接好部委支持。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将中央的支持转化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将自身的优势提升为发展的源头活力,不断推动苏区振兴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要紧扣重点,进一步聚焦扶贫攻坚,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挖掘潜力、创新体制机制,把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进一步聚焦产业扶贫,实现发展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给扶贫攻坚注入根本动力;进一步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铁路、公路、水利等设施建设,增强发展动力、夯实发展基础;进一步聚焦政策优势,以重要平台为抓手,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政策。要不断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推动广大干部切实承担起历史使命,转变作风,提升能力,真抓实干,推动贫困人口早日脱贫,推动老区旧貌换新颜。

江西苏区 第8篇

一、城乡贫困家庭基本现状

通过对黄石镇15个村135户农村贫困家庭、梅江镇8个社区62户城镇贫困家庭(共197户城乡贫困家庭)进行调查摸底,发现该县城乡贫困家庭存在以下特点:

1、家庭人口“两多两缺”。

患病(残疾)人口多、就学人员多,缺青壮年、缺劳力。贫困家庭普遍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如在黄石镇135户贫困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缺失的家庭占89%;贫困家庭另一个明显特征是长期患重病的人较多,如在黄石镇135户贫困家庭中,因病(残)致贫的有130户(占96%),梅江镇62户贫困家庭中,因病(残)致贫的有42户(占68%)。同时,贫困家庭对下一代教育比较重视,就学人员比较多,一个贫困家庭2—3个在校生的情况比较普遍,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2、生存状况“两多两少”。

依赖型多、自立型少,“蜗居”者多、“安居”者少。多数贫困家庭难以自力更生,多依赖于政府救济、社会救助。如梅江镇62户贫困家庭中靠自己打工维持生计的14户,占23%,靠亲属接济的10户,占16%,靠政府低保金或“三无”补助的38户,占61%;贫困户普遍住房条件差,如梅江镇贫困家庭住廉租房或福利院的有19户占30.5%,租房或者借住亲戚家的33户占53.5%,自有住房的仅占16%。黄石镇135户贫困家庭中,住土瓦房的75户占55%,住危房、无房户的13户占8.9%,住砖混房的44户只占33.2%。

3、家庭劳力“两低一少”。

占人口的比重低、文化程度低,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少。贫困户劳动力占家庭人口的比重不足10%,如黄石镇135户贫困户有人口258人,其中劳力只有15人,所占总人口比例极低,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有95户,占70.3%;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寥寥无几,黄石镇有7户(占5.2%)、梅江镇有6户(占8.1%)贫困家庭参加过县乡举行的技能培训班。劳动力文化程度低,缺少职业技能培训,无一技之长,就业能力低是贫困家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4、家庭就业“两窄一低”。

获取信息渠道窄、从业门路窄,发展特色产业或外出就业者比例低。贫困户大多思想观念相对落后,获取就业信息渠道和能力较差。受访中,有154户(占78%)贫困家庭不清楚企业最新用工需求;从劳动力的就业情况来看,在本地从业的占90%以上,如黄石镇贫困户258人中仅有7人外出务工,在家就业的大部分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的很少。

从家庭收入、经济来源、家庭人口、增收途径等综合因素分析,农村贫困户与城镇贫困户存在一些差别,如,农村贫困户普遍比县城贫困户生活更困难;农村贫困户一般都拥有农田等基本生产要素,而城镇贫困户则没有与生俱来的生产生活资料;农村贫困家庭突出表现在劳动力短缺严重,受教育程度低,而城镇贫困户劳动力更为充足,受教育程度更高,但缺技术、缺就业门路。

二、贫困家庭致贫原因分析

走访调查发现,因病(残)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因缺少劳动力致贫等因素是城乡贫困家庭致贫的普遍原因。

1、因病致贫。

当前,尽管实行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社会医疗保障程度有所提高,但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大病患者家庭的困难。一旦家庭成员患有大病、重病或残疾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或药物维持,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久而久之导致所在家庭生活贫困。一些贫困家庭成员患病甚至采取“以拖代治”的方式,小病拖、大病扛,造成“越穷越病、越病越穷”恶性循环。农民患有重病,虽然医保能报销部分,但余额部分贫困家庭难以承担。如黄石镇罗屋村的老支书温显煌,去年其妻突发脑出血,花费8万多元,至今未痊愈,后续治疗每月需要几百元药费,导致因病返贫。此外,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口,也是导致家庭贫困的根源。如梅江镇博生西路居委会的许亮,患鼻咽癌,和11岁的儿子租住55m2的廉租房,因为患病失去劳动能力,父子二人生活全靠亲属接济。

2、因灾致贫。

主要是指因各种自然灾害、车祸、丧偶等事故发生导致贫困。在黄石镇,有3户是因自然灾害致贫的,占被调查户2%。因灾致贫是导致绝对贫困最根本的原因,且这种类型的贫困,脱贫速度慢。如黄石镇山梓村的郭家福,去年家里发生一场大火,多年积蓄毁于一旦,目前只能借住在庵里;梅江镇江东居委会曾小红,其丈夫早年病故,上有70岁的母亲,下有20岁的儿子,母亲年老无劳动力,儿子尚在读书,一家三口全靠其每月售车票的800元工资维持生活。

3、因学致贫。

此类家庭大多虽有些微薄收入,但有一个或多个子女同时就学。目前,高中生每人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大约需要七千元,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一至两万元不等,如此一来,高昂的就学费用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如,黄石镇罗屋村的温九保,之前靠种地为生勉强度日,但自从儿子温石林就读江西师范大学后,每年3万多元的花费着实让他犯愁;梅江镇城南居委会的易容仙,夫妻双目失明,大女儿智力障碍,小女儿正在读大学,家庭经济负担沉重。

4、因孤致贫。

部分贫困家庭属于孤儿或孤老(“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子女没有很好履行赡养义务,房子不让父母住、有钱不济父母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被调查的梅江镇62户贫困家庭中,“三无”人员共15户,占贫困户的24%。梅江镇中山南路居委会98岁的卢生平,年老体弱,常年卧床,又无子女赡养,仅靠每月400元低保金维持生计;城南居委会何清生是个14岁的学生,父母双亡,寄居外公家,依靠每月700元的孤儿补助生活。黄石镇石子头村谢龙秀的儿子外出务工,10多年来下落不明,现自己年老,生活没有了依靠,导致贫困加剧。

5、因缺劳力致贫。

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人口多,但劳动力少,众多家庭成员仅靠1—2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如黄石镇陂塘村郭运生,早年在龙岩从事挖煤作业,每年收入4万多元,但后来患尘肺病,长期吃药,无法劳动,家庭十分贫困。梅江镇社区也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因家庭成员年老体弱,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在家务农过日子,难以脱贫致富。

6、因缺技术致贫。

这在农村表现更为明显,在黄石镇农村贫困户中,文化程度低是致贫的重要原因。文化程度不高导致观念落后,他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外出就业,把希望寄托于“老天爷”风调雨顺或政府支援救济。如,黄石镇陂塘村低保户郭水保,是个文盲,无法外出务工,遭致妻子嫌弃,如今单身一人,生活十分贫困,只靠政府救济度日。同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地不足,也是农民不能脱贫致富的一个原因。调查中发现,黄石镇人均耕地仅有0.6亩,加上文化素质不高,不能适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从事单一水稻种植获得的收入自然很少。如黄石村山塘组王福洲,老婆是哑巴,自已无能力经商和外出,只得在家种地,但土地太少,很难脱贫。

三、促进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对策建议

针对全县贫困家庭情况,应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和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加强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标本兼顾,促进城乡贫困户脱贫致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大力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强化贫困户基本生存保障。

大多数城乡贫困户发展底子薄、致富能力差,甚至基本的生产生活都难以维持和保障。因此,必须把保障贫困户基本生产生活作为基础,确保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钱治病、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办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增长形势,逐步提高城乡低保、医保报销等标准,确保贫困户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将孤、寡、病、残等特殊原因造成的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加强贫困家庭的养老保障。二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对贫困家庭在看病、入学、住房等方面实行特别扶助政策,着力解决贫困家庭的就医、就学、住房难等问题。建立城乡贫困户医疗救助保障体系,完善大病救助政策,为贫困户建立个人档案,办理看病优惠卡,通过全免挂号费,减免住院治疗费等,减轻其负担;采取减免学费、提高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增加教育贷款的年限和数额,提供助学金等措施,扶助贫困户子女入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使无房的城镇贫困户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三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形成政府部门、慈善机构、社会组织、商业保险公司等共同参与的扶贫帮困新格局,为困难群众解决生活上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不力,要采取道德和普法教育先行、司法援助介入的方式,提高子女赡养父母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由法院强制执行。

2、大力开展就业技术培训,提高贫困户就业创业能力。

加大培训投入,推行贫困家庭免费培训制度,实行贫困户培训政府“买单”的模式,提高贫困人口就业创业能力。一是立足本县特色产业,开展农业产业知识培训。依托宁都县赖村镇奥帅脐橙省级创业孵化基地等24个创业孵化基地、森旺现代农业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分批次组织贫困家庭人口开展三黄鸡养殖、脐橙种植、席草栽培等产业知识培训,提高贫困户发展农业产业能力。二是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务工实用技能培训。充分利用该县工业园区企业、田头镇农民创业园、县职业技术学校等资源,建立贫困家庭务工技能实训基地,定期开展机电、修理、家具、服装、餐饮等实用技能培训,争取使每个低收入家庭都有一个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和经营特长的劳动力。三是顺应市场经济要求,开展现代经营知识培训。利用县乡党校、送科技下乡、手机短信平台等,开展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培训。用好“三送”工作结对帮扶网络,推动“三送”干部向所联系的贫困户传授经营知识,提高其竞争意识和适应市场的信心、能力。

3、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拓宽贫困户增收致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