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语范文

近代英语范文（精选9篇）

近代英语 第1篇

一、教育内容与课程设置:中西兼顾, 英语教育贯穿所有课程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均是近代中国渐次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和需要。因此, 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 两者均将英语教育课程与具体的各个专业课程学习结合, 重视翻译课程的教学, 加大学生对其他科学知识, 力求两者良性互动共赢。二是在英语教育中不排斥国学的学习, 在以教授西学课程为主前提下, 开设国学的讲授。在这一点上, 圣约翰大学在教授国学方面虽然开始没有京师同文主动积极, 但随着学校和形式发展的需要, 圣约翰大学在大力提倡学习西学的同时, 为学校的发展和更好传教目的, 也开始重视国学课程的设置与教授。

二、教育活动、手段与方法:推行全英语教学、实际训练及其环境的构建

英语作为一门异域他乡完全陌生的话语系统, 要在一个非英语话语系统的国家学习它, 关键在于设法为学生提供各种感受、学习、训练英语的机会、氛围和环境。对此,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在推行英语教育中均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采取了许多的办法和措施。

1. 除了国学外, 在所有课堂和科目教授上,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都采用了全英语话语系统进行英语教育, 为学生创设了全新的感受英语课堂学习环境。在英语教育过程中, 全部采用全英语版本的教材和参考书, 真正让学生在学习其他课程的过程中学习英语,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2.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均非常重视翻译课程和学生翻译能力的实际实践训练。京师同文馆下设翻译处, 专门为学生提供各种笔译和现场的口译机会。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中, 也尽量为学生提供口语训练的机会和场合, 尤其是在校内, 规定英语是唯一通用和交际使用的语言工具、媒介。

3. 圣约翰大学与京师同文馆都主动积极为学生创设、提供接受英语教育和进行英语学习、英语交流的各种环境和氛围。

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非常重视学生英语翻译实践机会的创设和建设, 特别是注重为学生提供各种外交翻译场合, 让学生亲临各种真实的外国人云集的翻译场景, 切实迫使学生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应急能力、应变能力和翻译能力, 拓展学生课外英语应用知识和技能。

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则表现出更多现代化和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办法。一是非常注重师生零距离地交流互动, 借此促进学生英语能力实际运用水平的提升。圣约翰大学非常重视师生的交流与沟通, 校长率先示范, 展现出师生关系的友好、亲密及和谐。这种和谐友好的话语交流与沟通, 始终贯穿于学生的课堂内外。因为该校外籍教师较多, 教师们的风采素质,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交流沟通互动中, 大大促进了学生英语水平、专业水平及各种素质修养的提高。二是积极营造和建设好全方位使用英语话语的校园环境与氛围, 将英语学习渗透融合到学生的日常生活、课外活动, 构建起了一体化和立体化的英语学习范式。首先是将英语的学习与使用渗透到日常生活, 明文规定学生课堂外也必须使用英语, 即同学们日常的交流语言全部使用英语, 这样就让英语的学习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 让学生日常生活的行进与英语学习形成良性互动。为了真正让学生的英语学习与运用渗透到学生的生活的各个环节, 圣约翰大学规定学校张贴的各种通知、颁布的各种规章制度、来往的所有公函、会议的所有笔记、日常的所有行政文档等全部使用英语。同时, 在校内日常的事务处理上, 也积极为学生提供英语学习的机会, 如规定借书、办理学校的各项手续、看病等, 务必以英语作为信息交流沟通的媒介和桥梁。这样把英语的学习、使用和学生的生活细节环节紧密融合, 非常利于学生英语学习使用的常态化。其次, 将学生的英语学习与实际运用贯穿和整合到学生各种丰富多彩课外活动项目和团队中。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育牢牢抓住和创设学生喜欢的各种课外活动平台如文体活动定期举办和英语校刊校报, 使之以英语为媒介和展现方式。

三、教育考评和学习制度:严把英语学习过程及其考核关

为督促和考评学校英语教育的实际效果, 京师同文馆和圣约翰大学均非常注重这一点, 对考试内容和纪律都作了严格要求。

为了保证英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圣约翰大学严格把好入学考试关和入学后推行严格规范的学分制度着手:一是严格规范把握入学考试, 其考试内容、难度和同一时期美国知名大学看齐, 除了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学外, 全部使用英语, 使用的考试话语系统主要是运用英语, 参考书也全部采用英语原版教材为考试蓝本。这都要求在语言方面的功底要扎实, 同时知识面要求广阔。除此之外, 对语音要求也比较高。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中, 仅英文一项, 就要过五道关口: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如此可以知晓, 其考试难度有多大。二是开始执行严格学分课程评价制, 促使学生英语学习分门别类推进。学生入学以后, 所要选修的课程非常多, 同时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 开展选修课与必修课的推行, 这样有利于学生的培养, 非常具有现代大学的气息。

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也推行严格的考试制度与纪律, 从平时的每一次考试入手, 全力督导和驱动学生提升英语学学习。考试安排上, 包括月课、季考、年度考试和大考等四大考试, 层层推进, 颇有点像现在的中学英语考试安排, 当然考试内容是相当不同的。除了高要求的考试内容和标准外, 考试纪律也是相当严格的, 对学生试卷提前一一编号固定, 学生名字直接写在卷面上, 答题考试时, 学生不得随便移动或交换位置, 监考时现场派人督考, 让考生没有办法提前与监考老师私下沟通交接联系。

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采用学修和必修的学习范式, 推行学分制的教育管理模式, 这使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无法与之相比, 这也是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更富有现代化大学气息的表现, 也是近代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现代化的表现之一, 体现了现代大学的发展方向。

四、师资选聘与建设:力求双师型, 大力延聘外籍教师

一门语言学的好坏, 其执教的师资选聘和建设是一个非常关键因素。英文教育的最大软件就是英语教师的选聘和建设。近代中国大学的英语教育都非常重视, 对此不敢怠慢。京师同文馆和圣约翰大学更是不例外, 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非常重视英语教育师资的选聘和建设, 身体力行, 具体采取了以下的种种措施:圣约翰大学当局极其重视英语教育师资的选聘与建设, 其英语师资水平随着时间的流动和学校发展的需要, 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一方面, 圣约翰大学极其重视从事英语教育教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 一般要求教师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实践操作运用英语能力, 拥有双高的基本条件, 即拥有高学历、高学位两个条件。同时, 坚持本土和西洋教师并用, 担任英语教学的教员一般以美籍教师为主, 担任翻译课程一般以中西学功底十分深厚的有留学经历、用全英教育培育出来中国籍教师担任。另一方面, 大规模使用外籍教师任教, 使得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育真正具有原滋原味的地道感觉, 为学生学习英语提供一种原声地道的教育环境氛围。这一点, 圣约翰大学比其他大学都做得好。

京师同文馆也非常重自身英语办学的师资建设和选聘, 一般要求从事英语教育工作的教员一方面要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实践操作能力, 具有典型双师型的现代化教师的特点。另一方面, 又大胆使用外籍教师到校任教, 使得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才真正具有原滋原味的感觉, 开启了中国外教的先河。先后聘请外籍教师五十多名, 纵观同文馆英语的英语教育历史, 对聘用外籍教师非常积极。

五、现实启发

1.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关于英语教育内容与课程设置上采取将英语教育贯穿于其他学科学习的全过程中及中西学兼修等做法, 启示我们当今大学英语教育的改革务必从教材和课程设置下工夫, 真正把英语教学与其他科结合起来, 将英语教育和实际运用结合起来。

2.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中采取全英文教育方式、推行积极的翻译实训、营造英语学习的真实环境氛围等做法, 对当今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话语系统、英语学习环境和实际的英语学习训练等颇有启发。

3.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中采用严格的考核评介方式和标准, 对当今大学英语教育如何采用合理有效的考评体系很有借鉴意义。

4. 京师同文馆与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中非常重视英语教育师资的建设和聘用, 大胆使用与选聘双师型的高素质外籍教师执教英语母语, 以便创设原滋原味的英语学习环境, 对当今中国大学英语教育中如何使用与选聘外教很有启迪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徐以骅.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M].珠海出版社, 1999.

[2]熊月之.东方的哈弗——圣约翰大学简论[J].社会科学, 2007 (5) .

[3]刘纯.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 2011 (5) .

[4]顾卫星.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历史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5) .

近代英语 第2篇

【关键词】近代福建；火灾消防；城市近代化

历史上福建是中国火灾多发的省份，火灾大多发生在府州县城。这种火灾后果严重规模较大且来势凶猛。

近代福建也曾多次发生火灾。“八月初一福州同时失火者计四处：水部门外上原地方、阳岐地方、城内北门地方、西门外地方。烽烟四起各方面天色均变成赤色。约初更起至三更止。始以次熄灭。灾情最重者，即在上原地方。约焚民居60余间。阳岐次之。实为闽省百年未有之巨灾。”“民国19年冬林寿国讨伐卢兴邦胜利，下令涵江点灯庆祝。衙前街阿奇开的土杂店引发火灾。下午三时左右起火直烧至午夜时分。这场特大火灾延烧二百余户，损失数十万金。实际上单店铺就烧掉二百余片，民房一百多间。这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当时涵江最繁华的商业地带，灾民苦不堪言。”火灾危害由此可见一斑，在多灾多难的近代福建，火灾对百姓生活影响更是不容小觑，也引发社会各阶层对火灾的反思并积极研究对策，提出解决方法。清末出身福建的江春霖任过江南道监察御史，看到火灾祸害百姓，向朝廷奏请“在福州南台下道巷附近一带地方，于本年七月三十夜火灾，延烧店房近二千家，殷富商户，因而失业者不少。臣查福建年来饥疫频仍，商务日败。大宗茶烟糖纸，生理几不复振。益以遭此浩劫，实难免因一隅而牵动全局。往者无可挽回，来者亟宜惩毖。伏查福州店家易于延烧者，实由于街道太窄，以板为墙，全无隔断所致。应请旨饬闽浙总督派员丈勘，嗣后如再起盖店房，务各宽留街道。每十家或二十家营一砖墙，以资备御。其墙基所占地方，工料所需款项，即由墙内各家按房舍多少匀出。凡有兴造皆用此制。虽难保永无火灾，而界限分明，扑灭亦易，当可免延烧之患。愚见所及，谨附片具陈，福建多山，盛产木材。省城福州，以闽江运输之利，用闽北木材盖房，省料省工。但火患自然成为福州大害之一。”江御史要求朝廷派员勘查，用砖墙为隔，同时拓宽街道，把消灭自然灾害纳入政府办事日程。这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他针对福建气候及建筑特征提出建筑防火设计。其中包括以砖石代木——从建筑本身进行防火。

早在明末福建诸城市中就依托保甲制度发挥防火功能，治安消防机构一体化。近代，由于地方政府力量不足，加之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大量人口聚集，高密度的居住模式，使得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从而产生了个人利益与地方利益的认同，随着民间财力的壮大和组织能力的加强，催生了民间救火力量和赈济力量的兴起。近代福建兴起民间消防力量，民间公共事业的开展，民间力量缓解执行公共事务中的各种困难，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近代福建乃至中国的许多市镇建立了专业化的消防机构，有专人负责，也开始有专门的消防队员。直到这时，消防经费仍由地方绅商捐集，仍带有民办性质。如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福建莆田涵江有一支民间组织的救火队伍涵江救火会。民国19年冬涵江大火灾中，在政府的地方行政不发展、社区职能组织缺乏的情况下，市镇的公益事业如赈济灾荒等基本上也由绅商筹办。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市镇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对安定市镇社会生活起了一定作用，事实上填补了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不足的空白。为了筹集救灾资金，涵江霞徐黄缃（子平）等士绅组织“涵江火灾善后委员会”，发起向全国政界名人、知名画家、书法家征集援助救灾的书画作品。时约一年，征集到5000多件。1932年，“涵江火灾善后委员会”把这批书画先后在涵江城内、上海和新加坡等地巡回展出义卖。当时，在上海义卖的部分款项，由霞徐黄缙（佩南）、保尾黄十三爷等士绅倡议组织涵江救火会，并决定就地购买消防器材。可是钱太少了，远远不够，于是程文铸、林云梯和黄明銮等人就在上海向各界进行劝募。在劝募中得到上海兴安会馆的大力支持，募到一笔钱。在上海购买了四架活力灭火机、一架电力灭火机、配套水龙水枪铁钩铁桶雨衣和头盔等。市镇权力阶层的这些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市镇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利益，然而这却对于城市化以后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确立有一定的客观作用。同时，“涵江福兴泉运输公司”也捐赈一架活力灭火机。1932年，涵江救火会在保尾“善德堂”正式成立，参加救火会队员200人左右，皆自愿报名参加，大部分是商家的伙计，也有一部分是小业主手工业工人等。当时参加救火会对抽壮丁可以“缓征”，所以报名踊跃。救火会总部设在保尾“善德堂”，另设孝义分会。救火会人员分为活力组、电力组和拆屋组等，虽有分工，救火时还是通力协作打成一片。在半个世纪里，这支救火队伍活跃在涵江一带，为保护涵江人民的生命财产乃至整个莆田人民的生命财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城市迅速发展引起城市消防组织的变化。其中民办消防组织在逐渐勃兴的士绅的带领下迅速发展。在变化过程中，近代福建城市消防管理体现了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进了城市近代化。如城市建筑近代化，消防技术装备近代化，城市社会近代化。

参考文献：

[1]东方杂志.

[2]涵江文史资料.

[3]江春霖御史奏稿简注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英语教育论略 第3篇

在这些教会大学中, 最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当属在上海发展起来的圣约翰大学, 一度被称为“东方的哈佛、剑桥”。圣约翰大学之所以成为当时英语教育最有成效的大学[2], 其英语教育的风格、办学模式、英语教育渗透于学生课外活动和生活学习的各个环节、师资队伍的选聘等方面功不可没, 而且具有很强、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本文拟就这些方面探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英语教育的一些特点。

一、注重英语教学, 强化专业实训, 推行富有现代教育特色的教育方式

1. 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安排。

一是将英语学习课程与具体的专业课程学习结合, 从学习的课程科目来看, 在重视翻译训练的同时, 加强学生对其他科学知识的学习, 力求两者良性互动共赢, 纵观其各组课程设置, 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英语的学习与教育贯穿于其他科学课程的教育, 用英语讲授其他专业课程。这一点也是现在我国大学英语教育非常缺乏的。现在的大学英语教材, 基本上都是文科内容为主, 很少涉及理工科, 导致了英语学习的狭窄和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处于低水平状态, 而且很多是存在截然的分水岭和隔阂。在接受全英语的教授中学习其他课程, 在其他课程的传授中学习和提升英语的实际运用水平。

二是英语学习中不排斥国学, 学习西学课程为主, 兼学国学并举。对于国学的态度, 刚开始是完全拒斥, 但随着形势发展, 圣约翰大学在大规模提倡学习西学的同时, 为学校的发展和更好传教目的, 开始重视国学课程的设置与学习, 并且, 国文教育经过多次改革与创新, 聘用杰出的国学教员到校执教, 这显示出了该校与其他教会学校的不同风格, 即学习英语和西学的过程中, 不忘对学生进行国学的教育和学习、熏陶。

三是注重学生英语基础能力的系统化和一体化训练。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把语音、词汇、语法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 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与翻译能力, 形成了对英语教育的一条龙学习链条。

2. 教学手段多种多样, 富有特色。

英语作为一门外来的语言,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 最为关键的还是如何设置学习与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氛围, 让学生自主学习, 圣约翰大学当局深刻认识到了这个关键的问题, 而且围绕这个问题, 切实采取以下可行的做法。

一是把英语作为媒介, 推行全英文课堂教育模式, 提供全英文的课堂环境氛围。圣约翰大学设置的各专业教材和参考书的选用, 除国学外, 均采用来自欧美的原版教材。所有课程的讲授都是采用全英语话语系统讲授, 这种全英文的上课方式很值得借鉴。圣约翰大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开展广泛的文理教育, 不管是哪一个专业的学生, 都会为此受到西式的、先进知识的学习与洗礼, 使得学生对各种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掌握都是以英语为桥梁中介, 这样才能熟练掌握与运用英语到学习、生活、工作、科研和交流中去。现在的大学英语教学, 几乎都是采用双语教育, 一半汉语一半英语, 这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很受母语的影响和干扰。圣约翰大学的全英语教育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发。

二是注重师生的交流互动, 以此推动学生英语能力实际运用水平的提升。圣约翰大学非常重视师生的交流与沟通, 校长率先示范, 展现出师生关系的友好和亲密。这种交流与沟通, 贯穿于学生的课堂内外。因为外籍教师较多,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交流沟通中, 教师们的言谈举止和各种互动过程情景, 大大促进了学生英语水平、专业水平和各种素质的全面提升。这种师生面对面的交流教育方法对当今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师生互动很有借鉴作用。

三是营造全英语的校园环境与氛围, 将英语学习渗透到学生日常生活、课外活动中, 构建起了一体化的英语学习模式。首先将英语的学习与使用渗透到日常生活, 明文规定学生课堂外也必须使用英语, 即同学们日常的交流语言全部使用英语, 这样就让英语的学习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 让学生日常生活的行进与英语学习形成良性互动。为了真正让英语的学习与运用渗透到学生的生活的各个环节, 圣约翰大学规定学校张贴的通知、颁布的规章制度、来往的公函、会议的笔记、日常的行政档等全部使用英语。同时, 规定借书、办理学校的各项手续、看病等, 没有一项不用英语作为信息交流沟通媒介。这样把英语的学习、使用和学生的生活细节环节紧密融合, 非常利于学生英语学习使用的常态化。其次, 把英语学习与实用贯穿到学生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去。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学生成长与学习提高的一大平台。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育牢牢抓住和创设各种课外活动的平台, 使之以英语为媒介和展现方式。一是学校定期举办演讲会、辩论赛、唱歌会、英语比赛和话剧等多彩的文体活动, 全部使用英语为交流媒介与表达运行工具, 使得英语的学习与使用真正和有趣的课外活动有机整合在一起了, 在活动行进中提升学生们的英语运用水平。二是积极创办英语校刊校报, 如《约翰年刊》、《约翰周刊》等刊物, 为圣约翰大学学生提供了以英语为交流学习媒介的训练阵地。

这种将英语教育、学习与使用融入到学生的日常交往、生活、学习环节和课外互动, 重视英语的潜移默化的学习, 即千方百计地营造学习英语的良好氛围的英语教育, 圣约翰大学提供的英语学习校园环境, 使学生们犹如身处一个全英语世界, 使得学生的英语水平能够学以致用, 实际运用英语能力提升极快极高。当时国立大学的英语教育缺乏的恰恰是这两样看似简单的方法。

和圣约翰大学这种将英语教育贯穿于学生各项活动中的教育模式相比, 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育和学习运用, 做得还非常不够。当今我国学生接受英语教育的环境基本上停留在课堂, 即使是英语专业的学生, 实际的训练, 没有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实际的生活中去, 彰显出英语学习使用与实际生活、课外活动的严重脱节, 尤其是常态化的英语训练机制还远未形成, 这样脱离学生生活圈子的教育模式非常不利于学生英语学习与英语能力的提高。

二、严格入学考试与学分制课程评价制度的推行, 奠定较好的生源基础和制度基础

1. 严格入学考试, 其内容难度与当时的美国知名大学旗鼓相当, 除了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学外, 全部使用英语, 使用的考试话语系统主要是运用英语, 参考书也全部采用英语原版教材为考试蓝本。这都要求在语言方面的功底要扎实, 同时知识面要广阔。另外, 对语音要求也比较高。就那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来说, 仅英文一项, 就要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如此可见, 其难度有多大。

2. 严格实行学分课程评价制度, 促使学生的英语学习有重点地分门别类推进。学生入学以后, 所要选修的课程非常多, 同时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 开展选修课与必修课制度的推行, 这样有利于学生的培养, 非常具有现代大学的气息。

三、英语教育师资队伍的聘用, 坚持中西教员并用, 要求教员高素质和责任心同时具备

众所周知, 一所大学办得好坏,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教师选聘和建设。圣约翰大学当局非常重视师资的建设, 其英语师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的需要, 也相应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和改善, 在教师的聘用和建设上主要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 圣约翰大学极其重视从事英语教育教员素质的提升, 一般要求教师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实践操作能力, 拥有高学历、高学位。同时, 坚持中西方教师并用, 担任英语教学的教员一般以美籍教师为主, 担任翻译课程一般以中西学功底深厚的有留学经历、全英教育培育出来中国籍教师担任。

另一方面, 大量使用外籍教师到校任教, 使得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育真正具有原滋原味的地道感觉, 为学生学习英语提供了一种原声的、地道的教育环境氛围。这一点, 圣约翰大学比其他大学都做得好。圣约翰大学在英语师资选聘与建设上的这些特点和做法, 对当前一般高校的英语教育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正是因为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注重了以上这些方面和环节, 它对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很好的示范作用, 使英语教育在国家现代化、中西交流、培养训练近代化人才、提供新社会资源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国外交政坛上有诸多圣约翰大学的学子, 这些成功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圣约翰大学地道的全英语教育方式, 也是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成功的有力见证。

总之, 置身当时中国最西化的上海, 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育可谓得天独厚, 别具一格, 西化风格最浓厚, 效果最理想。在教学语言使用推行全英文教育的同时, 部分国学课程使用汉语教授, 英语学习环境营造上非常强调与重视将之融于学生的课外活动、日常生活化和学习环节等的全过程, 采用严格的入学考试和学分制课程评价体系, 聘用博学多才的中西教员等方面, 均具有当时国立大学难忘其项背的特色和远见,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展现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英语教育的诸多独特情形。

参考文献

[1]徐以骅.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9.

近代职业女性与中国女性的近代化 第4篇

关键词：近代职业女性,中国女性,近代化

在古代, 中国女性受封建传统束缚, 屈从于“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 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 丧失了参与社会工作的权利, 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 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牺牲品。近代,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与世界文明隔绝的状态。而甲午战争的爆发, 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 进一步促使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女性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上日程。资产阶级维新派首次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 倡导女性解放, 发展女性教育。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支持下, 一批与维新派有着密切关系的女性, 勇敢地走出家庭参与社会职业活动, 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中国女学堂, 创立了女学会, 开办了《女学报》, 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女教师、女董事、女提调、女记者、女编辑, 标志着近代职业女性的诞生。

到20世纪初期, 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为职业女性队伍的扩张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政府, 壮大革命力量, 积极推动女学的兴建与发展, 宣传资产阶级妇女理论, 号召广大女性投身革命, 将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 砸碎几千年来“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封建枷锁, 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恢复女子应有之权利, 对中国女性起了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促使一大批受过教育的文化女性在兴女学、宣传革命的实践活动中茁壮成长, 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涉及诸多社会职业领域的职业女性群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女子独立、男女平等的主题, 则进一步壮大了这个队伍。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倡导者对女性问题特别重视。他们努力倡导妇女参政、社交公开、经济独立, 并将“娜拉”这一具有现代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意识的西方新女性典型引进了中国。不但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而且使许多女性思想受到了震撼, 从而为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职业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代职业女性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而孕育、产生、发展, 虽然她们只占广大女性群体的极少数, 但却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对中国女性近代化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一、近代职业女性的社会职业活动, 促使中国在短时

间内基本上实现了男女教育平等, 培养出一批具有近代思想的新女性。

大批职业女性以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各种方式创办女学, 促进了女子教育发展。有在本宅办学, 纠合同志捐款办学, 变卖妆奁作女学堂经费, 募集资金或捐出巨额财产兴办女学, 也有联合同志将自己子女集在一起办学, 甚至有为办学而殉身的女子。其中最著名、最令人感动的两位就是惠馨和惠仙。惠馨以身殉学、惠仙毁家办学的壮举, 在女界引起很大震动, 从而掀起了兴女学普与女子教育的热潮, 迫使清政府承认女学堂合法, 将女学纳入学制, 列入章程。《学部议覆女学堂章程折》说得明白:“且近来京外官商士民, 创办女学堂, 所在多有。臣等职任攸关, 若不预定章程, 则实事求是者, 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务虚名者, 或不免转滋流弊。臣等用是夙夜思维, 悉心商酌, 谨拟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 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1]清政府承认女学的法令,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社会压力, 有利于女学的发展。据统计, 到民国初年, 女学生数量显著增加, 1915年达180949人, 较1902年由教会女学培养的女学生4373人增加了近40多倍。[2]1919年又实现了大学男女同校, 于教会教育系统外, 首次使女性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二、近代职业女性为中国女性开拓出广泛的职业领

域, 使其获得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及更充分的行动自由, 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戊戌时期, 女学堂、《女学报》的创办、近代职业女性的诞生, “直把戒外言、内言的这块大招牌, 这堵旧围墙, 竟冲破打通了, 堂堂皇皇地讲论女学, 女主笔岂不是中国古来所未有的呢?我们现在竟直认不讳, 亦畅快极了!”[3]为女性从事社会职业活动开了先河。但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夕, 由于各方面因素, 女性就业范围狭窄, 仅局限于教育、新闻行业, 其他社会职业向女性的开放非常有限, 许多女学生在毕业后无职可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职业女性不满足已有成绩, 乘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 不但通过自身努力, 积极开拓新的女性就业领域, 在文学界、电影界取得瞩目成就, 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女作家、女电影演员, 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而且通过创办实业为广大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杭州袁民芳女士创办了贫民习艺所, 广州几位女师学生创办了女子竞业商店, 等等。她们的社会职业活动, 不但证明了女性的智力与能力并不比男性低下, 而且使女性在社会职业领域站稳了脚跟, 为广大女性走出家庭, 从事社会职业活动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三、近代职业女性积极参与社会职业活动的宣传表

率行动, 使近代中国女性克服了传统观念、传统心理, 追求人格独立、就业平等, 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来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逐渐走向近代化。

封建专制主义使女子因有依赖男子之性质, 不求自立, 惟有衣服必求鲜艳, 装饰必求美丽, 无才无能, 虚荣心、嫉妒心强而身体却很孱弱, 培养了女性的奴隶性格和奴隶道德。其一生只局限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里, 将生存的全部意义都放在“唯酒食是议”和传宗接代上, 并以此来追求精神情感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相夫教子, 通过男人即丈夫与儿子的社会价值来衡量和体现女性妻与母的作用, 不但成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妇女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由此产生的浓厚的文化氛围, 使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贤妻良母”作为完善自我的最高尺度与标准, 几乎完全丧失了实现社会价值的动力与机会。

职业女性的自身实践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宣传表率作用, 影响了一代青年女性。她们由过去只知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 到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要求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去奋斗牺牲, 反映了女性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她们克服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性格弱点, 开始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并追求人格的完善与自强自立, 显示了新女性的新追求, 在中国女性的成长道路上, 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综上所述, 近代职业女性是女性解放运动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女性近代化的提倡者、推动者。正是在职业女性的大力推动下, 女性教育迅速发展, 社会风气逐渐开化, 不但为广大中国女性创造了良好的自我发展环境, 而且对其思想观念的转变起了促进催化作用, 加快了中国女性的近代化进程, 从而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李又宁, 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下册) [C].台北:传记文学社, 1975:974-975, 572.

近代英语 第5篇

根据美国学者艾伦沃森的研究, 17世纪以来由于中世纪罗马法的衰落, 《民法大全》不再被当作世俗民法的权威基础, 民法理论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权威作为民法的合理性基础, 而此时世俗化的自然法恰好迎合了这一需要, 于是自然法思想开始向民法渗透。[1]特别是在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过程中, 自然法的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的作用不容忽视。

按照历史的顺序, 自然法一般可分为古希腊的、古罗马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四个类型。一般把前三个类型归并为“古典的自然法”, 从而与“近代的自然法”相对而言。[2]笔者认为, 上帝的理性或神的理性, 作为古典自然法的内容并非近代民法法典化基础的直接渊源, 只能作为历史渊源看待, 强调人的理性的近代自然法才是近代民法法典化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因此本文着重分析近代自然法观念与近代民法思想的契合以及对民法法典化的助推作用。

一、自然法观念中的理性主义

“在自然法的观念中, 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倾向。自然法一直都密切地跟自然理性’之作用连结在一起, 而且一直被视同于人之尊严与能力。但在罗马的法律家眼中, 理性’或许只是经验’之别名, 在中世界哲学家眼中, 它则是上帝的礼物。”[3]“西塞罗认为自然法就是正确的理性, 不论是谁以怎样的方式, 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形式蔑视自然法, 这种行为必然是不正当的甚至是邪恶的, 自然法是所有命令禁令后的真正的规则。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正确的理性是自然法的本质这一结论。在中世纪, 自然法思想由教会法学家传承下来, 却屈从于上帝, 对自然法论述最具代表性的阿圭那把自然法置于他的神学体系之中。阿圭那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本能, 但是人类还分享了上帝赐予的理性能力, 而自然法就是“理性的动物分享了神的智慧”, 所以在他看来, 自然法的基础就是理性。但进一步而言, 他又认为理性归根到底是神的理性, 在神学的框架下, 自然法脱离不了上帝的支配。

以上时期的理性主义显然不同于近代自然法所强调的人的理性, 格劳秀斯通常被认为是近代自然法理论之建立者, 他主张自然法乃是人类可以运用他的理性去发现的规则。格劳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阐述道, “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命令;是永恒的法律;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变它。这是因为自然理性不依上帝的意志而转移。”[4]它吸收了古代自然法与中世纪自然法当中的理性主义因素, 同时排除其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而渐渐发展起来。

倡导自然法的学者都试图系统地规划各种规则、原则, 并将这些规则和原则纳入一部法典之中, 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构建新法规可以通过自身的理性完成。依凭理性的力量, 是可以发现或构建一个理想中的法律体系的。近代自然法学者认为, 清晰、明确、逻辑严密和体系完整地法典可以使公民预知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后果, 而这样的法典可以以人类的理性为基础制定。因此, 可以说自然法所包含的理性主义对近代民法法典化产生了深渊的影响。

二、近代自然法的数学化、科学化特性

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的思想促进了17世纪以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发展广泛渗透到各人文学科领域, 许多自然法学家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感染。这些受到科学精神感染的自然法学家认为, 那些源于历史的、零乱的、漫无头绪的法律应当被取代, 一部自觉设计的, 构造清晰、全面、逻辑性强、理性的立法成果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 这些受到科学精神感染的自然法学家将抽象思维的方法引入到私法领域, 人文主义自然法的理性主义色彩大大增强。后世对法典完备性、自足性和形式理性的完美追求正是受到这些影响。[5]

首先是霍布斯把数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法学上, 在数学和法学之间建立联系, 霍布斯把世界看作由因果链组成的大机器, 推理是人的基本能力, 推理即是在内心进行计算和运算, 将契约相加找出人们的义务是政治学家的任务, 而把法律和事实加起来找出私人行为中的是非对错是法学家的工作, 一切事物都可以按照机械的规律来计算。其后, 斯宾诺莎设想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原则出发, 利用几何学的方法, 就能够在人文科学中构建一套真理系统, 该系统像数学一样确实而普遍, 他认为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事件和自然中的事件一样都处在因果系列中。之后, 普芬道夫作为理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深受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思想的影响, 他强调自然法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把公理与观察、推理与归纳、分析与综合等多种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科学的自然法体系。法律概念的分类是民法体系化的一个基础, 各种概念的区分和联系是大陆法系民法体系化的基础, 普芬道夫在此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

在具体规则层面, 自然法没有提供具体问题的规则, 但不能因此否认它对近代民法的作用和影响, 事实上, 自然法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民法的思维方式。近代自然法思想所蕴含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使人们相信可以把所有的民法规则组成一个逻辑完美的体系, 用一部大全的法典涵盖所有的民事法律关系, 这无疑促成了近代民法的法典化。

三、近代自然法的权利本位思想

从格劳秀斯开始, 近代自然法学家以区别于古典派的方式来看待社会与法律, 传统的义务观念逐渐淡薄, 权利意识得到伸张, 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 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实施就不再是以往的自然法学说的“义务”而是“权利”。格劳秀斯以及大多数的近代自然法学家把自利和自我保全作为人的本性, 设想人类一切活动出发点都是趋利避害的, 人人都有欲望, 而人的欲望在法律上就是用“权利”来进行表达。

自然法学家看来, 义务是从权利中延伸出来的, 它并不是如权利一般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根本性的。“因此, 国家的真正功能和目的在于把这些权利纳入它的秩序, 从而保留并且保障这些权利。”[7]与此同时, 将个人权利制度化为法律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倡导在法典之中体现出个人权利制度。这一时期的法学家主张旧法律需要被替代或者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人们需要的是符合其理性或人性的法律, 并且这一法律应当使每个公民都能理解和掌握, 因此需要采用成文形式, 并且在内容上完备详尽、明确并且在编排上符合逻辑。[8]

自然法学家信仰理性, 追求详尽、无微不至的法典, 想依靠理性的力量力图把法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由此, 自然法思想对法学体系建立具有了统领性的建构作用。

四、法典化运动的代表性成果

随着自然法学派启蒙思想的传播, 18世纪中叶, 已将立法运动陆续开展, 人们通过编纂法典来创立强制性规范, 指导人们的行为。

《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民法典》则是这场运动的最高成就之一。《法国民法典》是自然法的具体化, 其基础建立在理性法和启蒙运动确立的信念之上, 是人类理性的具体表现。“《法国民法典》若不是整体上有来自自然法而又发展了的法典编纂思想, 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就会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 《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 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 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 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地形式加以制定, 那么一个伦理与理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便由此而奠定。”[9]因为确信私法领域存在着普遍的原理和规律, 才可能通过一个大而全的法律体系涵盖所有的私法关系, 把所有的私法规则一网打尽, 《拿破仑民法典》产生以后被世界上其他国家广泛地继受, 与民法典本身的普适性理念是分不开的。

奥地利于1811年颁布了法典, 《德国民法典》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指定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反对并不能抹杀它作为一部重要的民法法典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影响到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成为《德国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所有上述法典, 通过赋予其效力范围内所有人以一定的自由、平等和安全, 实现并实施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所提出的某些基本要求。[10]

五、对民法法典化的评价

自然法蕴含理性主义, 从古代和中世纪到近代, 从上帝的理性、神的理性到人的理性主义, 人们相信宇宙是一个有序的体系, 各方面都能为人类的理智所理解。并且, 近代自然法权利本位的思想导致近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把重心放在保护人的自然权利上。这些观念促使了近代自然法学家不停建构体系, 最终形成了民法法典化的浪潮。

法典化使得统一的法律规则体系成为可能, 人们不必再经常陷入各种令人不解的习惯和实践中, 统一的法律规则体系和系统的法律解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法律的系统编纂对社会主体权利的获取、行使、实现具有保障意义, 并且有利于法律实践的规范和有序。可以说, 自然发对立法一直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伴随其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尽管近代的自然法思想对民法法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却不得忽视早期法典编纂者们绝对奉行严格主义规则的缺陷。他们极度崇拜理性的力量, 否认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法典调整空间的盲区, 认为法典一定是完备无缺的, 甚至是不需要解释的, 比如《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法典》。然而事实上, 社会关系不断演变, 背弃绝对严格主义的立法观念也是必然趋势。

但不论怎样, 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完备性、自足性和形式理性的理性主义的思想, 影响了民法法典化的过程, 并对民法的传播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摘要：在民法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 自然法思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在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运动过程中, 自然法观念促使人们发出对法典化的呼唤, 自然法的理性主义及近代自然法学家所受到的科学精神的感染对民法法典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自然法,法典化运动,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艾伦·沃森[美].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李静冰, 姚新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127-129.

[2]朱晓喆.近代民法思想史——16至19世纪欧陆司法精神的历史变迁[D].华东政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4:46.

[3]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M].李伟译.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46.

[4]朱晓喆.近代民法思想史——16至19世纪欧陆司法精神的历史变迁[D].华东政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4:47.

[5]李中原.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大陆民法学思潮的演进[J].私法研究, 2005 (5) .

[6]朱晓喆.近代民法思想史——16至19世纪欧陆司法精神的历史变迁[D].华东政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4:51-52.

[7]卡西勒[德].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243.

[8]李霞.论古典自然法对近代欧陆民法法典化的影响——以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为中心[J].学习与探索, 2008 (4) .

[9]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无锡近代园林初探 第6篇

关键词：风景园林,无锡,近代园林,江南园林

一、引言

1840至1949年间, 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 但这一时间的中国近代园林历史在中国园林史上属于萌发独特光彩的时期。西学东渐, 中国近代园林进入到新时期, 近代园林将中国园林的传统进行了继承和丰富。中国近代园林的研究曾处于一个被忽略的领域, 仍需深入挖掘。因此, 需尽快展开对近代园林的梳理研究, 以更好的保护中国近代园林这一文化瑰宝。

江南园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代表之一,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无锡近代园林却犹如养在深闺人未识。无锡近代园林所特有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底蕴极具代表, 是江南园林中近代园林的文化符号。对无锡近代园林的研究不仅为了更好的保护和管理, 更加是为了将无锡近代园林中所承载的文脉更好的传承下去。

二、无锡近代园林历史概况

1. 历史背景

无锡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 凭借自然条件的优渥、水陆交通的便利、社会环境的安定以及开埠时间较早等优势, 从明清的鱼米之乡, 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 都为近代园林的兴起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先决条件。是无锡近代园林以经济实用型开放式园林兴起以及私园营建类型成多样化趋势的关键因素。

2. 无锡近代园林分布情况

无锡美景聚集于“太湖佳绝处”。近代以来, 在太湖、蠡湖之滨, 惠山、嶂山之麓, 运河、梁溪之畔, 先后出现了近20处私人营建但向公众开放的近代风景园林或别墅园林, 充分利用太湖的湖光山色进行造园艺术。著名的如锦园、横云山庄、太湖别墅、郑园、若圃、蠡园、渔庄、东大池等。这一开发活动前后持续了30年, 直到抗战爆发才停止。

近代园林在无锡能够有好的发展得益于无锡民族工商的发展壮大, 无锡的荣、薛、杨等民族资本家作为近代儒商的代表, 经营致富后, 在家乡造福乡梓, 对太湖不断进行规划开发, 依托太湖美景建造起了私家别墅, 营建亭台楼阁。梅园是无锡太湖风景区的第一所近代私家园林。“为天地布芳馨, 与众人同游乐”是荣氏兄弟建造梅园的初衷, 梅园成为了中国封建时期古典园林向近代园林过渡转变的优秀典范。

1905年, 裘廷梁、俞仲还倡议在无锡城中建造公园, 同年, 由无锡政府及乡绅集资在明代冰壑的后乐园、方塘书院以及秦氏“池上草堂”、洞虚宫道院及部分僧舍等废址基础上建造公园, 初名“锡金公园”, 建成后免费对外开放。在人民饱受战乱的时代, 无锡却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营建公园, 改善城市风貌, 为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作出了巨大贡献。且造园之初的宗旨明确提出了公园是城市的“肺”, 由此可见无锡公众的环境意识。至此, 随着园林类型和空间分布的扩展, 无锡的园林以一种全新的游览方式和功能给予游人更为直观参与感。

“无锡风景园林胎生于寺庙, 肇始于南朝, 似乎可以成为定论”。1840年后的寺观园林开始向着世俗方向发展, 寺观中多以寺观建筑为主体物, 这类园林作为佛寺和道观的附属品, 主要包含了寺观的内部庭院以及外部的园林化环境, 有林地、苗圃、花圃等。无锡在这一时期营建的主要寺庙园林是位于梅园内的开原寺, 以及在今太湖鼋头渚风景区内, “鼋渚春涛”和“万浪卷雪”交界处的广福寺。这两座寺庙最开始都是家庵或家庙, 作为宗谱祠堂。祠堂园林, 虽是祠堂, 但园林实为主体。无锡的惠山古祠堂群能够从唐代开始, 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 和无锡的地域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有着莫大的关系。无锡惠山祠堂群中, 通常在祠堂的侧路或是后部附有花园、戏台, 水池占了院子的大部分。经过适当的改造后, 向公众开放, 兼具了公共园林的性质。位于惠山上河塘20号的潜庐 (杨四褒祠) , 布局较紧凑, 极具近代江南园林的风格特征。

3. 无锡近代园林行业的勃兴

近代对园林的建设, 使其变得更加民主, 主要表现为对园林新功能的开拓和新风格的追求上;以及对西方近现代园林制度的模仿与本土化摸索。无锡民族工商业家对园林的注资建置, 将近代园林的投资、建设、管理方式以及市场运作方式发生改变, 摆脱了私园传统营建模式, 完成从“三分匠人, 七分主人”的封建家族式运作方式到全民参与的蜕变。因此, 与园林相关行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壮大, 以及在促进园林公共化、全民化, 美化城市绿地生活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三、无锡近代园林的设计特色

无锡近代园林大多分布在太湖山水之间, 为的是能充分利用自然元素进行造园布景。将自然美用人工美来多加提炼, 在苍茫的太湖中显现出别样的典雅气息;并且运用生动具体的建筑语言勾画出了环无锡太湖最为秀美且丰满的太湖轮廓线。依山傍水的风景更是体现出了利用真山真水而来带来的质朴野趣和自由多变的特点。

无锡近代园林的功能从少数人使用的私园变为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园林。园林的布局、空间处理和内部设施也开始效仿西方的模式。构景元素虽然还是叠山理水为主, 但加入了许多西方元素, 特别是园林建筑。

四、小结

开埠的无锡, 传统古典园林在内外作用下, 持续不断地在古典与现代中起伏变化, 渐渐形成了具有近代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点——中西并重、土洋结合的文化风格。但是, 在这种变化中显得略有些杂乱的近代园林形式, 不论艺术形式与风格的成熟与否, 都可看做是对已经发生改变或者正在发生改变的园林功能的一种有利调节, 是一种对形式的探索与创造。从这个影响上来看, 流变中的无锡近代园林要比传统园林或者是完全照搬西方园林的园林景观具有时代进步性的。

参考文献

[1]朱钧珍.《中国近代园林史 (上篇) 》[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近代英语 第7篇

早期报人独立性的惨痛探索

辛亥革命前, 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报业活动, 或宣传变法, 或宣传革命, 或维护政府, 无不把报业作为党派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 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一批独立报人崛起, 试图探索出一条独立报业的发展之路。张季鸾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 到1941年去世, 他30年的报业生涯, 可以一分为二, 前15年备历坎坷, 后15年纵横报坛, 声名远播海内外。1908年, 他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 但谢绝参加任何党派。他以为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 以文章报国, 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 说话可以不受约束, 宣传一种主张, 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 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30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 保持独立性, 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和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 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 最终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1913年初, 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 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1913年6月, 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 震动全国, 他与曹成甫锒铛入狱。3个多月后, 经好友多方营救得以出狱。袁世凯称帝时, 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 任总编辑, 每天撰文抨击。后《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 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 段等震怒, 命令查封《中华新报》, 张季鸾再次被捕, 在北京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 经多方营救才获自由。

从事报业的前15年, 惨遭两次牢狱之灾, 与自己追求相近的黄远生、邵飘萍等著名报人先后被杀害, 可见独立报人生存环境之险恶。此外, 报业投资、经营、竞争及经济独立等都成为制约独立报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历经劫难的张季鸾认识到, 在险恶的环境中, 独立报人的事业要获得发展, 首先必须学会生存, 具有与专制等邪恶高压力量打持久战的能力。其次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和经营报业的才能。前者使自己保持独立的本色, 后者能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在历经灾难、苦闷、彷徨与思索之后, 1926年, 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 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 胡政之任总经理, 张任总编辑, 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 开拓独立报业的新局面。

独立性与生存性的有机调和

投资、经营、运作方式的改变。吴、胡、张三者的结合, 使《大公报》的独立性与生存发展性得到有机调和。从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 (管理运营) 、张季鸾的评论组合中, 我们可以确定, 它创立之始即为股份有限公司, 与此前的政党报刊作为同仁团体有很大不同, 而是体现出作为一个职业组织的基本特点, 亦即报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 有职业运作发展机制, 有职业规范, 有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经济独立是报纸得以自存发展的重要基础, 报纸的发展须由良好的职业运作机制实现。报馆既为职业组织, 从业者即为职业报人。这种职业的自觉在张季鸾的诸多文字中屡有体现, 在他看来, 报人已经形成一种行业, 业内对从业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之认识, 用专业术语来形容, 即已形成一专业共同体。以往的报纸, 或因没有独立的经济而依附于党派或政治, 或经营不善而倒闭, 或与专制政府对立而遭镇压。张季鸾首先成功解决了前两个制约独立报业生存发展的因素, 即经济独立和企业专业式经营, 使《大公报》获得了一个基本的生存基础。

独立报人、知遇国士、爱国人士的角色调和。在办报方针上, 张季鸾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他也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在实践这一方针。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文章, 主张言论自由, 抨击社会黑暗, 揭露、反对国民党任意捕杀人的恐怖统治, 如著名的骂汪、骂蒋等文章。这是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的本质表现。但由于处于一个黑暗、动荡不安和遭受外来入侵的时代, 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张季鸾在保持独立报人的前提下, 又成为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知遇国士。如果说抗战之前张季鸾的新闻思想还可用“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来形容, 那么抗战之时他的新闻思想出现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就个人来说, 张季鸾身上体现着不同角色定位的张力。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民族情感上升至思想最主要的地位。其次, 张季鸾业已是全国卓有影响的报人, 与政府当局的关系甚为密切。贡献国家, 服务抗战, 在张看来, 就是要报纸服从“国家中心”。据今人吴廷俊考证, 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 酝酿于抗日救亡之际, 正式形成于西安事变之后。再者, 蒋介石与张的特殊交往使张处于“报人”与“国士”的角色冲突中, “国家中心论”的提出亦与此有重大关联。虽然张终身并未如陈布雷般入幕, 但自从他力主保全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 蒋每有重大国是都请张季鸾到南京商量, 张季鸾也以国士报之,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成为未入幕之策士;而《大公报》也就成为蒋每天必读之物, 该报的社论观点常常影响蒋的施政。

结语

张季鸾毕生以新闻为业, 追求报纸的独立、自由与职业化, 但民族独立的主题和政治现实施加的诸多影响, 使他在坚持独立的前提下, 也显现出生存发展的灵活性。生存发展必然要与政府当局“合作”, 而“合作”之中又尽量保持独立, 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取得《大公报》报业, 也是中国近代报业的空前辉煌。独立性与生存性是中国近代独立报人必须处理好的两个方面, 缺失前者则丢本色, 无后者则存之不长, 独张季鸾使二者有机调和, 取得空前成就, 实乃奇迹, 可谓中国近代报业的一独特贡献。

长春近代建筑之旅 第8篇

如今的长春街头，仍随处可见记载着日本侵略者罪恶历史的伪满时期的各式建筑，成为这个城市独特的景观。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长春市东北部，有一座集多种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它就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遗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和溥仪及其后妃“皇家悲剧”的历史见证保留下来的伪满皇宫，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并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并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为遮人耳目，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吉长道尹衙门就任伪满洲国执政。4月3日，把“执政府”迁至原吉黑榷运局及其盐仓所在地(即今伪满皇宫)，当时长春市内最好的建筑之一。

溥仪本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复辟大清王朝，却没想到反被其操纵和控制，在这里度过了13年4个月零8天的傀儡生涯。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成(闲)龙一条”。

伪满皇宫虽然没有中国传统皇宫那般庄严肃穆，也不像西方宫殿那般宏伟壮观，但建筑风格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既有中国旧式带廊瓦房，又有“中日合璧”的殿堂，还有欧式情调的楼宇，充分显示出伪游洲国的殖民地色彩和伪满皇帝的傀儡性。

伪满皇宫占地13.7万平方米，内有缉熙搂、勤民楼、怀远楼、同德殿、书画楼、植秀轩、畅春轩、宫内府、中膳房、西膳房、中和门、同德门、鸟居门、日本宪兵队驻宫内派遣班驻地、嘉乐殿、建国神庙(遗址)、祭祀府(遗址)、溥仪防空洞、天照大神防空洞、游泳池、署运门、迎晖门等建筑。

兴运门、畅春轩

从兴运门进入，是中部核心区。迎面是迎晖门，一边是宫内府，另一边是畅春轩和植秀轩。

宫内府现举办有《伪满宫廷官吏展》和《伪满政权官吏展》。共展出100余个伪满官吏。通过展示这批伪满汉奸大臣的卖国行径，重现出日本铁蹄下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过的耻辱和灾难，鞭挞那些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敌的“小丑”们。

畅春轩里有一个“亲王室”。此“室”曾是溥仪之父，清醇贤亲王、宣统摄政王载沣来长所住之处。1934年3月1日，溥仪称“康德皇帝”后，7月1日，载沣特携溥仪弟、妹来长庆祝。溥仪以皇室礼仪隆重接待，特派宫内府大臣宝熙等官员和100多名护军组成的仪仗队到火车站迎接。载沣到达伪满皇宫后，溥仪安排“亲王”在畅春轩下榻。然而，溥仪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日本大使馆名义向溥仪提出抗议，指责溥仪的护军侵犯了“满铁”附属地，最后以溥仪道歉了事。摄政王载沣为之大失体面，30日之后，便悄爆返京，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伪满“新京”之路。

勤民楼

这座欧式砖瓦结构的二层建筑，是溥仪的办公楼，建于1914年，是溥仪处理政务、召见日伪高官、接见外国使节和重要来宾及举行典礼的场所。时值青春期的溥仪雄心勃勃，依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此楼命名。勤民楼的正门叫“承光门”，每当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或其他重要人物和团体后，溥仪都要在半圆形的台阶上与他们合拍一张“协和影”，登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因此，这座门也就成了伪满时期家喻户晓的“名门”。

由承光门而入，院中一个方形天井。伪满时期，这里时常举行击剑、摔跤等表演活动供溥仪观赏。

勤民楼的一楼，设有四个不同等级的候见室。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可以直接面见溥仪外，其余被召见的人，都要按官衔大小分别在此等候。一楼还设有近侍处、夫役室和“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办公室等。吉冈安直是日本关东军派驻溥仪身边的高级特务。溥仪行幸、巡守、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听从吉冈的指挥、安排。他的办公室安置于此，其用意不言而喻。吉冈安直曾对溥仪直言：“日本天皇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天皇的，你要听他们的话，像听父亲的话一样。”

勤民楼的二楼是溥仪接待重要来宾和举行正式仪式的场所。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其典礼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当天，溥仪一改往日迟眠晏起的习惯，早早起床。他穿上特意派人从天津取来的光绪皇帝曾穿过的龙袍，来到长春南郊顺天广场(今长春市文化广场)，临时搭起的一个小土台，权且作为“天坛”，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祭天时，突然狂风大作，将溥仪的皇冠吹起，溥仪却在臣子们的阿谀中，认为是上天示意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再做大清皇帝。祭天回来后，溥仪又立刻言听计从地换上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陆军大元帅服征装”，并在勤民殿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

勤民楼二楼的东南部为溥仪处理政务的“御学问所”。“御学问所”是日本人取的名字，为皇帝的书房之意。1942年5月8日，溥仪在这里会见了时任伪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大汉奸汪精卫。汪精卫曾刺杀溥仪的父亲载沣未遂，可谓溥仪的仇人。会见结束后，溥仪还为汪精卫一行在嘉乐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御学问所北部为溥仪赐宴场所——飨宴场。每当万寿节或庆典之日，溥仪都要在此设宴招待日伪高官。溥仪坐在正中的“御座”上，其他人按照职位的高低依次落座。餐桌上的酒菜虽然一样，但溥仪的那份却是由宫内的洋膳房特制的。溥仪疑心大，在饮食方面更是格外小心。因害怕别人在食物内投毒，所以他吃的东西都是由厨师和随侍尝过后，装入特制的食盒内，贴上封条并在餐桌上当面开启。

缉熙楼

这是一座青砖铁皮房顶的欧式二层楼房，是溥仪及其后妃居住的寝宫。溥仪依据《诗经·大雅·文王》中的“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这句话为此楼命名。“缉熙”二字象征着光明，但溥仪住进这里后，完全受日本关东军摆弄，傀儡皇帝的生活简直就是暗无天日!

二楼的西侧为溥仪的生活区，主要包括卧室、书房、理发室，佛堂、卫生间和中药库。溥仪天生怕热，从小养成了盖毛巾被睡觉的习惯，夏天盖一条，冬天盖两条，每天都要换洗。奇怪的是，南部窗下还摆放着一男一女两具仿真人体模型，平时用布盖着。临睡前，溥仪常把它们竖在床前。据说，这是溥仪为防人暗算而用作防身的“护卫”。

溥仪从小身体就不好，可以说是久病成医，吃药成癖，藏药也就成了一种嗜好。因此，他在卧室旁特意设立7中药库。溥仪读过《本草纲目》、《验方新编》、《医宗医鉴》、《医卜星相》等许多医书，算得上略通医术。当时宫中有四位御医，每天轮流给溥仪诊脉，称作“请脉”，即使没病，也要开个方子并把药煎好，称为“代茶

饮”。溥仪真正想吃的药，都要在御医开好的方子上增减几味，或自己重开方子，并亲自到中药库抓药。

怀远楼

怀远楼建成于1934年秋，占地面积1483平方米。怀远，意为安抚远方的人。

怀远楼二楼的南部为溥仪供奉列祖列宗的奉先殿。每逢重要节日或各位皇帝、皇后的诞辰，溥仪都要亲，临祭拜或派最亲近信赖的人恭代行礼。

停放于怀远楼东南的轿车，是溥仪的御用车。是由美国派克汽车公司于20世纪20年代制造的当时世界上最时尚的180型豪华轿车。因派克汽车公司早于1956年就彻底倒闭，这辆车也因而成为派克汽车的绝版。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后，曾经乘坐此车并携带皇后婉客和二妹、三妹等到大同公园游玩。日本人发现后，马上派宪兵和警察以不利安全为由强行追回，刚到公园的溥仪只好随即返回，从此再也没有私自外出过。毫无人身自由的溥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

同德殿

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日，看到了日本天皇华丽、宽敞的皇宫，感到伪皇宫的狭小、拥挤，没有气魄也太不体面。日本关东军就在勤民楼东侧修起了一幢宫殿式楼房，即同德殿。

同德殿在设计时的一个“杰作”，就是挖空心思地在瓦当头上制“一德”二字，在滴水瓦上制“一心”二字，表示“日满一德一心”。这是溥仪访日归来，发表“回銮训民诏书”中第一次提出的一句口号。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它，并反映在这个建筑上。“同德殿”的名称就是根据“日满一德一心”而来的。

该殿外观为淡黄色墙壁，明黄色的琉璃瓦大屋顶，1939年初交付使用后，伪宫内府曾以“皇帝”的名义，召伪满各大臣、参议等特任官入宫参观这幢新建成的“同德殿”。但此后，就再没给这些伪官吏进入该殿的机会。

同德殿为二层建筑，根据设计安排，一楼为皇帝的政治活动场所，二楼为皇帝及后妃的生活居住区。但胆小多疑的溥仪始终没有正式使用。1943年，“福贵人”李玉琴进宫后，居住在二楼，因而同德殿也就成为内庭的东院。

同德殿正门前有一东廊，可以停放汽车，正门是不锈钢制成的两扇自由式门。进门后是个大厅，当时宫内人称大厅为宽间。大理石地面上铺着红色甬路条毯、直通室内和楼上，平时上面覆盖着黄色的帆布。各柱子旁摆教橡皮树和鲜花，屋顶原有四个大型铜链宫灯，每个约重一百二十斤。

叩拜室(正殿)原准备作为溥仪正式接见伪官吏和外国使节的场所，以代替勤民楼的“勤民殿”。由于一直没用，就只是作为溥仪家族在年节和他生日时向其叩拜朝贺之处，故有“叩拜室”之称。

殿内还有便见室、休息室、台球室、日本间、电影厅。

生活问原是皇帝、皇后的卧室，一直空闲采用。1942年祥贵人谭玉玲死后，溥仪为了避开日本人要他纳一个日本妻子的要求，从照片中选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学生，即李玉琴。1943年“福贵人”李玉琴进宫后占用了这里的大部分房间。

伪满八大部

除了伪满皇宫，伪满殖民遗迹散布在长春市区，并主要集中在光复路、新氏大街、人民大街等路段。

新民大街原是日伪的行政中心街，著名的伪满八大部就分布在这里。

坊子近代建筑遗存研究 第9篇

这一建筑群主要分布在坊子老城区,现存建筑共166处,其中德式建筑103处,日式建筑63处,包括德军司令部、德军北大营、德国铁路机务段、德军医院、天主教堂、日本领事馆、日本宪兵队、日本国民学校、日本农场、横田旅馆、红房子水牢、德日官邸等等,涉及外交、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这些建筑有的恢弘大气,有的精巧别致,有的庄严华贵,有的厚重古朴,整个建筑群分区明确、设计巧妙、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其中德式建筑风格尤为独特。

1900年前后的欧洲,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其建筑体现了理性与浪漫交织的风格。坊子的德式建筑多由当时负责胶济铁路建设的德国建筑师设计,因此具有明显的德意志民族建筑特征。这些建筑可大致分为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及交通设施等几个大类。

德式公共建筑单体规模不大,但形象典雅自然而不失活泼,比例尺度宜人,施工工艺精细到位。其屋顶大都使用红色的牛舌瓦,基座用粗石砌筑,墙面多采用黄色砂浆拉毛墙面,配以变化多样的老虎窗、蘑菇石券窗及局部装饰,形成变化丰富的建筑外观形象。而花岗岩是这些德式建筑不可或缺的构造及装饰材料,或施于券额,或施于墙角,或施于栏杆,其特有的素色和纹理使房子显得厚重、深沉、和谐。建于1903年的德军司令部是这类建筑的代表。这栋建筑系六面坡牛舌瓦顶,高11米,檐高约8.6米,面阔15米,坐北向南,建筑的平面和立面采取了不规则布局,是典型的德国二级建筑。其外观讲求色彩对视觉的冲击效果,如桔黄色外墙拉毛装饰、红色牛舌瓦、青灰色条石门窗及基石等,远远看去,色彩分明,对比强烈。

德式居住建筑规模有限,却不受地盘的限制,充分表现了德式浪漫风格。坊子火车站站长住宅即为一例。这类建筑以二层居多,外墙多为水泥拉毛,并涂以鲜亮的彩色涂料,其壁柱上楣、窗户四周、柱子等用马牙搓式的花岗岩装饰或用砖砌形式来强调线条。建筑的屋顶坡度陡而高,大多采用跌檐式和双坡屋顶的组合形式,檐下的砖饰模仿中国斗拱的线状造型,里面往往有阁楼,开圆形或六角形老虎窗,圆形或八角形的楼梯间则凸出在外,上面戴着高高的尖顶,也有些楼层房间的局部悬挑在外而冠以尖顶。这些住宅一般没有内院,平面布置不规则,形体自由,结构上常常在底层用砖石,楼层用木构架,而构件多外露,装饰效果很强。

这类建筑在环保方面也很讲究,如都设有地下室,地下室四周留有通风口,空气的流动保持了室内的干燥,装有炉渣的木地板除了具有防潮除湿、隔音、保暖等功能外,还可以把地下室的气流透过木式地板传到室内,保持室内冬暖夏凉。室内大都建有回环壁炉,既节约了燃料,又最大效果地为多个居室供给热量。这些住宅一般都有两进门厅,居室外种满了错落有致的花草树木,一眼望去满目青翠,仿佛置身于自然之中。

工业建筑在德式建筑遗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轻盈灵动的木结构梁架、简洁洗练的高大空间反映出德国19世纪末以工业建筑为肇端,由古典建筑开始走向现代建筑的诸多特征。如机车车库这样的大空间建筑,基本上采取欧洲典型的木桁架砖木结构,木材相互之间锚固成桁架支撑屋顶,满足大跨度的功能需要。最为典型的是位于火车站东北的扇形机车库。该建筑建于1902年,共有16个车间,围绕车间前圆形的机械转盘呈扇形布局,其空间巨大,共可存放12节火车头。车间均采用砖木结构,木桁架屋顶,木立柱,地面铺混凝土砖块,红砖砌墙,装饰有双拱形的高大窗户,结构清晰,布局严谨。

交通设施也是坊子建筑遗存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大部分为砖木结构,覆以红色平瓦,外墙直接抹灰或为水泥拉毛,窗户及门四周多为花岗岩形装饰。建于1902年的坊子火车站,按德国二级标准站建设,内设2个站台、11条线路。候车室、票房是车站的标志性建筑,东西两面有独立的山墙,北面紧靠站台,南面是并列的两面山墙,面对广场。整座建筑呈凸字形布局,四面山墙的顶端均用花岗岩石板装饰,四面窗台也均用开槽的花岗岩砌成,看上去既朴素又牢固。黄色的墙面、红色的挂瓦、颇有立体感的水槽,尽显19世纪德国建筑的艺术风格。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建筑全面体现了当时德日建筑师的设计与工程水平。几年前,坊子有关部门曾收到德国方面的信函,称某栋建筑已经超过百年,保质期已过,请使用部门注意修葺。可见早在100年前,德国的建筑业就已经实施了“工程质量跟踪负责体系”,他们对待问题的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建筑界甚至学术界借鉴并学习的。除了从建筑专业角度进行研究外,坊子建筑遗存还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保护开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