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范文

金融开放范文（精选6篇）

金融开放 第1篇

资本开放、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的论文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利益集团”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时开放资本账户与经常账户有利于国内金融发展。文章基于1998年-2014年中国季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向量均衡修正模型，研究资本开放、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经济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不包含交互项的情况下，资本开放对金融深化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者交互项对金融深化存在长期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单独的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发展不利。短期内，资本开放、贸易开放及其交互项的冲击所占比重越来越高，金融发展自身冲击所占比重越来越低，金融自身的发展能够较好地缓冲宏观风险冲击。最后，文章据此得到相关结论与启示。

一、引言

我国于1996年底真正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成为IMF第八条款国，经常账户开放成为我国近十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制度红利之一。大多数国家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如果实施比较顺利，就有条件逐渐迈向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部分转轨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可兑换经验的一篇相关研究显示，样本国家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平均用七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当前人民币“走出去”发展前景较快，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范围的迅速扩大，必然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

资本账户的开放将对国内金融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央行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称，开放资本账户将改善中国持有的外国资产的质量，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并有助于推动国内企业重组，资本账户开放可能成为促进改革的催化剂(Martin Wolf，2014)。在新时期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积极通过采取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政策，借助开放倒逼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本国金融发展。贸易开放对于资本开放促进金融发展作用的发挥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将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资本账户开放也称资本账户可兑换或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是指从受管制的资本账户制度转向开放的过程，在开放资本账户体系下，资本自由流入与流出。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能够为其带来资源国际优化配置、风险分担、经济增长等积极影响。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80年纷纷开放本国资本账户，促进金融自由化，希望通过资本账户开放，缓解国内金融抑制，吸收资本账户开放的积极影响，促进本国经济繁荣。

然而资本账户自由化影响并不必然是积极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以后，资本大量涌入，不仅引起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压力，而且更严重的是，当出现经济收缩时，资本流入会突然停止(Sudden Stop)，经济萧条时会出现资本抽逃(Capital Fight)，这大大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波动，形成boom-bust cycle。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国内的经济体制、宏观管理等不健全的情况下，资本开放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配置效率、制度质量提升、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和治理、金融部门竞争与效率提升等作用上。为了使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发挥积极效应，文献对资本开放促进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制度质量、治理监管和促进竞争。一般而言，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律或制度发展水平的金融系统从金融自由化获得的好处更大(Chinn & Ito，2006)。法律规则、合约执行、产权保护、投资者保护等制度质量都是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Lopez-de-Silanes et al.，1998;Beck & Levine，2004)。

Demetriades和Andrianova(2004)认为制度(例如金融监管和法律)可能决定金融改革的成败。Mauro和Faria(2004)发现较好的制度质量使得发展中国家倾向于FDI和投资组合资本的流入，FDI和投资组合资本的风险小于债务资本，并能带来更多的外国力量参与公司治理和技术转移。Rajan和Tokatlidis(2005)的研究表明，解决内在财政冲突能力有限的国家可能具有更脆弱的外部债务结构，尤其是僵硬的汇率制度使得一个国家在开放其资本市场时更容易受危机影响(Obstfeld & Rogoff，1995)。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金融深度或国内制度质量能够影响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lfaro et al.，2004;Klein，2005; Chinn & Ito，2006)。Siong hook law(2009)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利用22个发展中国家1980年～2003年数据，检验了贸易开放与资本流动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与资本流动对金融发展存在显著决定作用，同时开放贸易和金融账户促进国内金融发展。

此外，资本管制的放开给国内金融部门施加竞争压力，由于外国投资者要求国内金融机构具有国外同样的标准，因此能够提高国内公司治理水平，对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和政府行为施加约束。即使国内不需要从国外融资，金融开放(包括流入和流出开放)也能够带来相应的附加收益(Kose et al.，2006)，例如国内金融发展(Rajan & Zingales，2003;Stulz，2005)，国内金融发展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际金融一体化作为国内金融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即表现在银行部门和证券市场发展的直接规模上，也反映在金融市场更广泛内涵即监管和规则上(Mishkin， 2006)。金融开放促使多数国家调整国内公司治理结构应对国外竞争和国际投资者的需要(Gillian & Starks， 2003)。更多地，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能够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制度发展和治理水平提升，为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复杂的监管和治理挑战时提供方向(Goldberg，2004)。与此同时，Tytell和Wei(2004)发现，金融开放与低通胀正相关但是与预算赤字规模不相关。

最后，Rajan和Zingales(2003)提出的利益集团理论(Interest Group Theory)认为，国内产业和金融部门当局者反对金融发展，因为金融发展将产生比潜在竞争者更少的利益。当局者主要通过自留收益为投资机会融资，而潜在竞争者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来实现。但是如果经济体贸易和金融同时开放，当局者的反对会变弱。因此，同时开放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是实现金融发展的关键。贸易和金融开放不仅仅限制了当局者阻碍金融发展的能力，更因为开放所带来的新盈利机会超过增加的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理论强调贸易与金融开放对减少反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在封闭经济中，当权者从金融抑制中获益和导致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因为当权者反对潜在竞争者。

贸易和资本账户开放逐渐改变这种现状。外商进入国内商品市场减少了当权者的垄断租金，为当权者创造更多的投资需求，对于当权者来说，新投资机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减少的垄断租金，因此当权者不会反对外商进入国内商品市场，外商进入国内商品市场能够给当权者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和需求，当权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投资机会和需求。与此同时，开放资本流动使得金融抑制的实施变得不可能。该理论提出之后，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检验。Bircan等(2012)对利益集团理论进行了扩展，检验了产品市场自由化对国内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们认为国内产品市场改革促进国内金融自由化的原理同贸易自由化一样，采用91个国家1973年～2005年的贸易、资本账户、产品市场和国内金融监管数据，对利益集团理论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是国内金融自由化的主导指标。

与理论假说不同的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对金融发展的效应不明显。Acikgoz等(2012)采用土耳其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贸易和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衡量金融发展的7项指标中只有2项指标是由金融和贸易开放决定，所有变量中只有1项指标表明，开放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长期原因，研究结果支持贸易与金融账户同时开放促进金融发展的理论，但是研究结论对于金融发展度量指标较敏感。

综上所述，不论是制度质量、还是治理监管均涉及到资本开放、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2003)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同时开放资本账户和贸易账户将更加有力。我国早在1996年已完全开放经常账户并实行自由贸易，同时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已经开始十多年，国内依然保持金融改革缺乏、金融抑制与高储蓄并存的局面(Bircan et al.，2012)。

因此，研究资本开放、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采用中国数据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能够对现有研究进行较好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另一方面，全球产出和需求的重新配置伴随着贸易模式的巨大改变，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向贸易强国迈进的步伐加快，然而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与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和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的金融发展提供相关参考与启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模型设定与待检验假设

为了检验Rajan和Zingales(2003)假说，本文采用Ac-ikgoz等(2012)的做法，设定基础模型如公式(1)所示：

FDt=C0+?茁1KAOPENt+?茁2TOt+?茁3KAOPENt×TOt+?着t(1)

其中，FD表示金融发展指数，KAOPEN表示资本账户开放指数，TO表示贸易开放。模型(1)表达了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与贸易开放三者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是本文的基准分析模型。

为了分析资本账户开放、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本文采用向量均衡修正模型(VECM)进行分析。本文中涉及的三个变量分别是金融发展(采用FD)、资本账户开放(采用KAOPEN表示)和贸易开放(采用TO表示)，分别采用M2占GDP比重、对外资产负债总额占GDP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在对三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发现，FD、KAOPEN和TO经过一阶差分后，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一阶差分后，三个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I(1)。

在变量均为同阶单整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本文主要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迹检验结果表明，5%显著性水平下有三个协整方程;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方程。因此，可以认为FD、KAOPEN和TO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FD、KAOPEN和TO存在协整关系。

2. 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存在长期显著正向影响，不包含交互项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深化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因此独立的`资本账户开放反而对金融深化不利。短期内，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资本账户开放能够持续地对金融发展产生正向影响，长期均衡关系对资本账户开放产生的正向波动能通过负向长期均衡关系进行较好地修正，平抑资本账户开放产生的过度膨胀。

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还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与贸易开放交互项对金融深化存在长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贸易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联合效应为正，也就是说，贸易开放更有利于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短期内，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与贸易开放交互项对金融深化产生正向的短期偏离，贸易开放、贸易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交互项与金融深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能够从负向进行较好地修正。这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内会导致国内金融发展过热，然而资本账户开放与国内金融深化长期均衡关系能够从相反方向进行平滑与修正，实现整体经济发展过程稳定。由于受篇幅所限，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上文研究结论，得到以下相应启示：1.贸易开放是资本开放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贸易一体化能够减少与资本流入突然停止和经常账户逆转有关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贸易开放度低的经济体需要经历较大的实际汇率贬值，遭遇由于贬值引起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可能更容易对债务责任违约。贸易开放度更高的经济体不易受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的影响，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违约概率较低。

1. 贸易开放有利于减轻资本开放对经济体的冲击。贸易一体化能够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将衰退输出国门。因为对于贸易开放度高的经济体，一定的汇率贬值幅度对出口收入的影响大于贸易开放度低的经济体，出口收入能够用于偿还外债。贸易开放度更高的国家遭受的负面增长效应更小。贸易开放度能够减轻金融危机的负面增长效应，便于经济体从危机中复苏。金融危机的实际成本取决于经济体开放程度，开放度低的经济体不得不经历总需求的萎缩，并且以实际汇率的大幅变化应对大的冲击。

2. 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竞争有利于缓解资本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金融尚未开放前，贸易一体化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贸易不开放前提下的金融开放，资本可能流入没有竞争优势的部门导致资源错配。

总之，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单独地放开资本账户反而会对国内金融深化不利，需要各种配套措施。短期内，资本账户开放会导致国内金融过热，需要充分考虑资本账户开放所面临的风险。短期内开放资本账户会面临跨境资金的急剧流入的风险，容易引发顺周期性的boom-bust cycle，对国内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不利。因此，资本管制应当是一项长期性制度安排，开放的进程遵循成熟一项开放一项，更不应当有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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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 第2篇

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

服务贸易的增长超过实物贸易的增长，已是当代国际贸易一个显著的特点。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统计表将服务贸易划分为三类:A、运输;B、旅游;C、服务业，包括电讯、保险、金融、信息、广播、法律服务、咨询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贸易。

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其金融服务部门及生产技术、生产效率也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决定了“比较优势”的概念除了可以应用于商品贸易之外，同样可以应用于金融服务贸易一、与商品贸易相同，生产要素的可用性与生产成本也是决定金融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一些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和国际资产的规模、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的水平、研究发明的数量和成果等，都是决定国际金融服务供给的主要因素国外的研究表明，一国金融服务业中的外国投资可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好处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提供获得外国资本的途径，促进本国的资金融通跃上一个新台阶r

第二，直接扩大和强化了该国国内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其金融监管的改善

第三，推动本国金融机构改革，使之按国际惯例办事，从而大大提高本国国内金融服务的质量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国际金融活动的增长快于各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尽管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还将继续扮演国际金融市场金融服务的主要供给方的角色，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发展中国家正加快了融入这个大家庭的步伐，并逐渐地成为较为重要的参与者与组织者《服务贸易总协定》(cATS)是涉及金融部门开放内容最多的一项协定根据GATS，金融服务包括三大类:银行、保险、证券其中银行服务贸易主要采取外国直接投资形式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建立分行、支行，并与东道国当地银行在同样条件下开展业务在GATS中，有一项关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实行国民待遇的条款我国目前在给予外国银行国民待遇的政策方面，仍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在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地点问题上有诸多的限制，

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享受了国内银行享受不到的监管、利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一由于银行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战略性的地位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脆弱性，尽管在本国建立外国金融机构会带来诸多好处，然而东道国对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银行部门的问题多反应不积极二其原因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政府过多地干涉银行业务保护银行，由此导致银行运作不规范，缺乏竞争力。由于缺乏内部和外部的竞争机制，导致垄断的长期存在。政府利用银行来执行发展战略，而银行则靠执行发展战略来垄断经济并从垄断地位中获得“保护租金”。这样，政府与银行之间就很自然地建立了一种寻租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决定了银行许多贷款业务缺乏合理性、科学性。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人均收人增长了5倍。1978年，我国进口占GDP的比例不足10%，而却增长到30%。我国许多优惠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对吸引外国资本的投人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接收国，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而排名第二。

巨额的外商投资加上经常性项目顺差，使我国在外汇储备增长到1655.74亿美元。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金融业务方面，借款者、贷款者和监管者的关系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基础的削弱作用着实不可低估。据中国官方估计，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所有贷款余额的比例，如果按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衡量问题已相当严重，甚至濒临破产。然而，这样脆弱的资本基础却并未导致银行系统或更大范围内的信任危机，主要是因为有政府行为在予以支撑。

尽管如此，从宏观上看，我国脆弱金融体制的弊端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仍较为明显:如国有银行60%以上的资金仍流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虽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现在国民经济的成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国有企业之外还有不可低估的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然而，由于金融系统的垄断，我国一惯在企业资本问题上对银行过分的依赖，加重了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倾斜。这一传统的思维方式及体制的弊端，无疑妨碍了我国中小型非国有企业更快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的主要得失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银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那么，开放我国银行业的得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首先，银行的得失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从短期看，开放银行市场使得我国银行面临来自强大的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实力较差的国内银行的市场份额必将缩小。如果保护和垄断不再存在，那么这些国内银行也就不会再有垄断利润和保护租金。银行职员的裁减也不可避免。那些竞争力最差的银行将被淘汰。对于仍然占有一些市场份额的银行，作为它们主要利润来源的存贷利差将缩小。利差缩小的前提是银行改善经营管理来降低融资成本，否则，他们就会或早或晚地在减小利差的情况下惨遭淘汰。从长期看，前景还是乐观的。引人强有力对手的竞争能够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除此之外，国内银行还将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人享受到宏观上金融基础设施和法律监管环境的改善。

其次，银行服务的消费者会受益。存款人可能从国内银行以及外leelliwel，资银行享受到更高的存款利率，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和更低的服务收费。借款人可能得到更为优惠的贷款利率。除此之外，再不会有因所有制的不同而对一些企业实行贷款倾斜，而对另一些企业实行歧视的现象。这将意味着有活力的中小型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项目融资。是否发放贷款的惟一标准将是融资项目的盈利和可行性，这将更好地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有益于整个经济的增长。

第三，政府将从改善了的银行部门的经营业绩和整个经济中受益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和支付较小的补贴。

第四，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开放金融系统的益处还将来自于储蓄和投资以及生产性资源配置的正面的溢出效应。银行业的开放，必然带来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从而提升了金融体系将资金引向资本边际效率最高处的运用能力。强化的竞争不仅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还能够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享受融资的便利和金融创新带来的好处。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部门会提高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的竞争力。

金融开放 第3篇

在金融开放方面,发达国家也与之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它具有正反两方的效应,是一个动态的加速过程。结合中国现实,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放松实际经济领域的资本流动管制、货币市场资本流动的放开及利率的浮动、放松长期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管制。通过对金融开放的时机、次序和开放效果的比较分析,得出了我国金融开放要以经济发展和稳定为基石、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做支持、遵守一定的开放顺序以及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的结论。

本文将从各个方面,系统的论述了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状况,以及金融开放对金融监管的不利因素,并且在借鉴外国金融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金融业监管的设想,重点解决了我国监管体制的选择以及过渡步骤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推动东亚区域性监管合作的观点。

2 金融开放的定义和金融监管的相关内容

2.1 金融开放的定义

金融开放是各国或地区金融活动的主体(居民、企业单位、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等)跨越国界或行政区划参与到金融活动中相互交流和联系的过程和状态。也是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与别国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逐渐交融的过程。

2.2 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政府以稳定金融体系、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实现有序的金融竞争和提高效率为目标,由中央银行或其他监管当局依据法律准则和程序对金融活动主体和金融市场进行现场或非现场的监督管理活动,以达到约束债务人的行为,稳定经济秩序,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效果。

金融监管又分为狭义的金融监管和广义的金融监管。狭义的金融监管是监管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除了上述所说的监管外,还包括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与稽查、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本文的金融监管主要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论述的。

金融监管是一个全面的体系,它有三道防线,也是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归纳包括预防性监管、存款保险体制、市场退出三方面的内容。

3 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和现存问题

3.1 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3.1.1 金融压抑下的金融监管(1948-1978)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履行金融监管的职能。1950年,人民银行内设立了检查处,由检查处负责监查金融业。但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所有物资都是按需生产,也是按需消费,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按计划来实施的。而金融相当于计划部门的辅助工具、财政部门的出纳,所以也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管制。只有上级银行对下级银行实行统一的现金计划、信贷计划管理,虽然也要对计划执行情况例行检查,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金融监管。

3.1.2 人民银行统一监管时期(1978-1992)

1978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金融监管由人民银行统一执行。人民银行内设置了金融机构管理司,之后又分设出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条法司和保险司,原来的金融机构管理司改名为银行司。另外,又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措施采取汇报制度、评级制度、年检制度等方式,并使用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结合的制度。

3.1.3 金融分业监管时期(1992年至今)

1992年,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负责对股票的发行和上市进行监督管理,这标志着我国的金融分业监管模式的开始。

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正式并入证监会,而人民银行的证券监管权全部移交到了中国证监会。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我国分业监管体制初步确立。

2003年,银监会正式成立,“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正式形成。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框架由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组成,而主要还是政府监管中的专业监管机构发挥作用,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承担总监管、总调度的责任,“三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管理,“三会”彼此独立、相互约束、相互协调。

虽然我国目前依然维持“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但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交叉性产品和业务、工具,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逆转。

3.2 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3.2.1 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

分业监管会限制金融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展规模以及发展现代企业制度。我国的商业银行只能在存贷领域开展主要业务,中间业务大多数只处于探索阶段,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利率市场化程度低,网络金融发展较快,但风险较大。实际上,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例如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证券业务的营业收入已是它们的重要利润来源,但分业监管体制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值得我们去探讨。

3.2.2 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

随着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机构交叉业务的增多,“三会”之间和“三会”与中央银行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监管界限不明确的问题更突出。甚至出现了真空监管和重复监管的现象。一方面,在监管权力和范围方面出现重复,例如:保监会允许证券公司入股保险公司,但是证监会迟迟未通过此项议案,导致“证券公司可以入股保险公司”的决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通过。另一方面,在监管范围的明确、追究责任或如何处理监管问题方面出现真空。

3.2.3 监管效率低下

我国的金融监管首要依靠行政手段,向金融机构实施行政干预,缺少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导致监管的效率低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立法步伐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使得某些方面金融监管无法可依,使得监管的效率低下。例如:电子银行、支付宝等金融创新产品已经快速发展,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出台,导致对网络交易的监管缺少法律依据。

4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建议

4.1“三步”过渡到统一的功能性监管

(1)可以先在中央银行设监管处,由监管处负责检查和监督“三会”之间的协调工作和信息沟通,“三会”需及时向监管处上报监管工作,使“三会”加强监管合作,避免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的真空,逐步形成依据金融业务分类进行的功能性监管。

(2)建立独立于央行的统一的金融监管总局。因此,可以等到监管处与“三会”之间的监管工作逐步完善,国内金融形势较好,混业金融集团发展成熟的时候,把监管处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改名为中国金融监管总局,撤销“三会”,由金融监管总局对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进行统一的功能性监管。金融监管局下设金融情报处,负责反洗钱。中央银行首要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和稳定物价,央行与监管局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对存款机构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

(3)完善监管体系。首先把金融监管总局中促进金融发展的职能分离出来,另外成立中国金融发展总局,由发展总局制定和执行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这样监管局才能从监管目标出发,更好的发挥监管职责,而成立发展总局又避免出现因过渡监管阻碍金融业发展的状况。其次,在央行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最后,在央行、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金融发展总局之间建立三方委员会,央行行长任主席,协调整个金融体系,全方位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

4.2 加强金融监管立法和执法

(1)增加现有法规的可操作性。细化现有的法律法规,从大致方向到执行步骤都予以细化,使监管部门执行起来更有效率。对于难于细化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逐步完善立法。对于一些与金融监管相关的经济指标,应该在法律上进行量化,增强可操作性,有效处理目前金融监管中有法难依的问题。

(2)完善当前的法律法规体系。监管部门可以从实践中发现现有法律对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少部门,不断地提出新规定,设立新的法律。另外,法律的设立步伐要跟上金融市场的创新步伐,市场出现的新产品、新工具,相关部门要尽快设立有关法律法规,使得有法可依。例如,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网络银行和支付宝等新兴业务监管的明确的法律法规。

4.3 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

(1)建立合理的内控组织机构。各金融机构都应建立自身专门的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或稽核部门,来对金融机构内部风险进行审查和监测,降低内部风险。具体可以实行稽核处罚制与稽核告诫制,处罚和告诫违规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要制定具体的内控制度执行方案以及相关监督标准,保证内控制度的全面贯彻执行。

(2)丰富内控设施。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的监测硬件和系统,运用网络系统来监测各机构的资产、负债等业务指标改变情况,及时防止违规事件的发生。

4.4 加快推进东亚区域性金融监管合作

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还不够成熟,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监管水平与发达国家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国际监管协作上我国可以先加快推动建立东亚区域性金融监管合作。然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已经开始设立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目的是推动东亚地区的金融稳定发展。

5 结束语

我国现阶段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金融监管主要存在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不断涌入,促进了国内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高,同时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主要表现为:监管对象增多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监管当局维护金融稳定运行的压力增大、挑战了分业监管体制等。然而,金融业监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活动,各国的监管经验都是在本国的监管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的时候应当从实践出发,发现其中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卜微微.中国金融开放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经济学院,2011.

开放的亚洲，开放的金融 第4篇

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亚洲各经济体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合作构建安全高效的区域金融和贸易体系，这对于我们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尤为重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尚未退去、世界金融体系依然脆弱的形势下，博鳌亚洲论坛亚洲金融合作会议以“开放的亚洲、开放的金融”为主题，探讨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各种事实表明，亚洲正逐步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去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8％，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0％，目前亚洲经济总量已占世界30％以上。未来几年内，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正从西方移向亚洲，国际社会将更多目光投向了太平洋西岸。有学者提出，一个全新的“亚洲时代”呼之欲出。然而，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而言，亚洲在涉及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上还是配角，话语权不大，影响力有限，这与亚洲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称、不匹配。我始终认为，亚洲应在重大机制和规则制定上发出更多声音，反映亚洲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为本地区的发展争取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亚洲国家谋求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离不开互相之间的团结与协作。然而相对于其他大洲来说，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还不高，各国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力量比较分散，缺少有效整合各国资源、共同谋求更大发展的合作机制。譬如在金融领域，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和区域金融机构相对薄弱，虽然各国外汇储备普遍较高，但大都收储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券，资金回报率较低，而本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资金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亚洲各经济体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合作构建安全高效的区域金融和贸易体系，这对于我们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尤为重要。最近，东亚领导人会议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众所周知，亚洲是一个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差异都比较大的地区，历史、领土、民族等问题纷繁复杂，而且不少国家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相似，彼此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超越分歧和差异，提升本地区经济合作水平，要求我们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寻求加强区内合作的可行途径。各国政治家需有战略眼光，把握亚洲发展的大局，积极推动务实合作。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要求同存异、搁置争议，不应无谓地激化矛盾，错失亚洲各国互惠合作的机遇。社会各界包括思想库和企业家，也要提出真知灼见，超前研究可能的合作内容和实现途径。博鳌亚洲论坛可以发挥多边国际平台的作用，为探讨本地区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提供支持。

关于亚洲金融合作，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增进亚洲货币合作。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财金合作快速发展，取得了诸如清迈倡议多边化等一系列成果。但是，清迈倡议多边化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尚未做实运行机构，危机预防和应对机制等也没有完全细化，技术能力和人才配备远未达到对本区域开展全面独立监管的水平。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敲响了警钟。东亚各国应当进一步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有效性，增强经济监测、危机救助和预防的能力。亚洲其他地区也可以积极考虑借鉴这一做法，开展危机合作，帮助成员国改革与发展，共同维护亚洲地区金融稳定。未来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建立覆盖更加广泛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

二是多渠道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经验证明，发展经济基础设施要先行。目前，亚洲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2020年，亚洲需要新增约8万亿美元的投资，基础设施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多年来，亚行在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应当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同时也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或者其他形式的投融资机构，由各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出资，重点投向能源、交通、电信、市政建设等领域。

三是进一步完善亚洲资本市场。亚洲地区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是造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亚洲资本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规模不断成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所提高，但仍不能满足实体经济迅速增长的融资需求。同时，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系统，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偏小，资本市场开放和创新程度不高，各国在会计准则、信息披露、证券发行、交易清算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缺乏互相认可的标准和规则。进一步完善亚洲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在加快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应扩大开放度，完善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促进亚洲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此外，还应当建立地区的评级机构，为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

四是扩大亚洲国家本币在区域内的使用。亚洲区域内部经济交往十分密切。IMF数据显示，亚洲国家贸易中超过一半为区内贸易，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但这些交易往来大都使用区外货币。如果亚洲各国更多地使用区内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和储值，可以有效减少汇率风险与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区内贸易和投资。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开展了不少有益实践。譬如，很多国家央行之间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部分国家增加了相互持有国债的比重，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也已启动。亚洲各国政府应通过政策层面的支持，更多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定，扩大货币互换规模，鼓励金融机构为本币结算提供便利和服务。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可以预见，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秉承科学发展理念，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步伐。通过股份制改造，转变经营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金融业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高。占金融主体地位的银行资产质量总体上稳定，不良贷款率为0.97％，远低于全球1000家大型银行的水平。在吸取国外金融监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明显提高了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健全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竞争力。同时，在亚洲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可以成为积极的推动者，为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做出贡献。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中央政府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强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扩大利率浮动区间，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和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措施对增强市场信心、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7.7％，CPI同比上涨2.8％。9月份以来，工业增加值、社會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加快。随着各项经济措施继续落实到位并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趋稳，全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5％的预期指标。

作为亚洲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印度20年来在金融改革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这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研究借鉴。我认为，亚洲国家可以友好相处，能够在金融领域开辟出新的合作空间，为推动亚洲经济稳定增长，共创亚洲美好明天携手前行！

金融开放 第5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改革，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金融业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升，整体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明显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稳步增强，成功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关键是要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金融系统要按照全会的决策部署，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加快完善种类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构建更具竞争性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业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发展普惠金融。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提高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增强金融部门竞争力，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经济转型，推动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步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等新开放模式，实现金融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立足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金融业作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也应按照“负面清单”的准入制度和扩大服务业开放的要求，为各类投资主体准入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竞争性金融供给，解决部分基层地区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进一步提升国有金融机构治理水平，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限制，优化股权结构；推行更加市场化的管理层选拔方式，减少行政任命；建立良性的管理层激励，确保高管人员以股东利益为主要目标。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真正落实于日常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之中。建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加强金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职业操守。探索建立规范有效、包括薪酬制度在内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我国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仍有政策性金融的需求。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也保证了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再承担政策性业务；同时也还存在公司治理不完善、业务和财务规则不明晰、约束机制不健全、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要通过加快改革来建立符合中国特色、能更好地为当前经济发展服务、可持续运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政策环境。

发展普惠金融。坚持民生金融优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让金融改革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实现金融业可持续发展。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多种融资方式，规范发展民间借贷，拓宽小微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完善保险市场，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与产品。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继续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着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制，激发市场动力和内在活力，大力培育商业信用；坚持尊重市场发展客观规律，大力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促进场外市场和场内市场分层有序、功能互补，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及融资中介的多元化；坚持规范发展的理念，强化市场约束和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提高市场运行透明度；健全相应的法律框架、金融调控框架、监管框架以及财税等政策。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充分信息披露为核心，在股票发行过程中，减少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人资质的实质性审核和价值判断，弱化行政审批，增强发行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股票发行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完善各种民事与刑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抑制欺诈上市等行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通过优胜劣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对虚假陈述、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促进市场参与各方归位尽责，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三公”原则。

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同时，继续推进三板股权市场建设。加快完善以机构为主、公开转让的中小企业股权市场，建立健全做市商、定向发行、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丰富融资工具和交易品种，增强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各省（市、区）可以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区域性股权市场。积极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健康发展，支持创新型、成长型企业股权融资。建立健全不同层次市场间的差别制度安排和统一的登记结算平台，推动形成有机联系的股权市场体系。

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和多元化，加大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力度。探讨市政债券，完善城镇化建设融资机制。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私募债等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发挥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加强债券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提高信息披露标准，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研究建立专业中介机构保障基金。推动巨灾保险立法进程，界定巨灾保险范围，建立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风险共担的多层次巨灾保险制度。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巨灾保险。以风险共担、分级负担为原则，利用再保险和资本市场（如发行巨灾债券等）分散巨灾风险。

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稳步推动金融市场机制、组织、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形成长效创新机制，拓展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努力建设一个品种丰富、运行高效、功能完备，具有相当规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市场体系。同时要始终把防范风险贯穿金融创新全过程，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积极稳妥落实有关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加强和改进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交易信息报告库等制度和设施建设，完善金融产品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统筹协调支付、清算、结算体系发展，完善支付、清算、结算法规制度。进一步加强发行系统、交易系统、清算系统、托管结算系统、市场成员内部系统和监管机构监测系统之间的数据高效处理和传递，提升相关基础设施技术系统功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运行效率，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利率和汇率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价格，是有效配置国内国际资金的决定性因素。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不断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产品，拓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求。根据外汇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发挥市场汇率的作用，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坚持以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为总体方向，以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为重点，以提高央行宏观调控能力为基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期，着力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做好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为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近中期，注重培育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完善央行利率调控框架和利率传导机制。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化利率宏观调控机制。

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收益率曲线是固定收益市场的主要收益率，反映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在各种期限上的分布。在此之上，其他各种固定收益产品有一个风险溢价。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在准确性、权威性和完整性等方面有待提高。随着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逐步由以数量调控为主转为以价格调控为主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健全反映市场基准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发挥收益率曲线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国债发行，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进一步丰富投资者类型，稳步提高债券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降低以买入并持有到期为主要目的的银行与保险机构等投资者的比重，增加交易需求；改进曲线编制技术，加大宣传和应用推广力度。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本质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条件，是进一步加快发展各项跨境金融业务、体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落实走出去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应抓住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利时间窗口，在统筹国内需求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便利企业走出去。进一步转变外汇管理方式，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减少外汇管理中的行政审批，从重行政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微观管制转变为重宏观审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方便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投融资行为，逐步提高境内企业向境外提供人民币和外币信贷及融资担保的便利程度，加大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力度。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条件成熟时，取消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资格和额度审批，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研究建立境内外股市的互联互通机制，逐步允许具备条件的境外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在建立相关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放宽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资格限制。有序提升个人资本项目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提高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和信贷等的可兑换便利化程度，在有管理的前提下推进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可兑换。

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针对外债和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综合考虑资产负债币种、期限等匹配情况，合理调控外债规模，优化外债结构，做好外债监测，防范外债风险。加强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的管理，保持对非法资金跨境流动的高压政策，同时防止过度利用避税天堂。加强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交易监测。在鼓励合理创新的同时，限制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的复杂金融衍生品，坚持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要求，同时按照最新的国际标准推动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改革。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建立健全相关监测体系，实现资本跨境流动便利化和收集有效信息的统一 完善金融监管

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适时引进国际银行业流动性和杠杆率监管新规，提高银行业稳健性标准。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特点，细化金融机构分类标准，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明确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和规则，增强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

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功能，不断提升监管协调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重点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交叉性金融产品与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实现金融信息共享，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形成监管合力。

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坚持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引导地方政府遵循“区域性”原则履行好相关职能。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在地方金融风险处置中的责任，强化日常监管，减少行政干预，加大对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处置辖区金融业突发事件，改善本地区金融生态。规范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出资人职责，避免对金融机构商业性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有限赔付和基于风险的差别费率机制，建立事前积累的基金，具备必要的信息收集与核查、早期纠正及风险处置等基本职责，与现有金融稳定机制有机衔接，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金融强监管和再开放 第6篇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市场人士预期，这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

强监管和再开放――在十九大会议期间，中国金融高层的纷纷表态，奠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基调。

10月19日，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中国金融高层表示，金融监管效果在逐步显现，未来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同时将扩大金融开放。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市场人士认为，中国金融高层传递出的信号意味着强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监管层未来的重中之重。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金融强监管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2月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任以来，银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银行业的市场乱象。4月10日，银监会祭出大招，以25项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系列“三三四”专项检查，掀起一场监管风暴，震动了整个银行同业圈、资管圈。

彼时，银监会组织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机构，相继开展了“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P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以及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和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行业廉洁风险等十个方面的市场乱象专项治理。上述检查被业内俗称为“三三四”专项检查。

监管主要集中在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重点领域，其主要针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案件风险、法律合规等各类风险隐患。穿透识别底层资产，减少通道和资金空转，降低影子银行风险。

郭树清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之所以确定这三个领域，一个考虑是因为这三个领域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比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同时还有与其相关的操作性风险，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个考虑是，这些领域主要涉及资金空转，进行整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不能否认一些特殊目的投资公司投向实体经济项目，但总体来说整治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

近年来银行放量发行同业理财，而同业理财把表内的资金转到表外，银行用自营资金购买同业理财，中小银行则通过发同业存单借来的资金来购买同业理财，把资金转到表外，然后再对接委外，委外再加杠杆，这就是金融加杠杆的过程，加剧金融脆弱性。

关于监管套利“规避信用风险”的表述里，明确“同业融入资金余额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一”为“监管套利”；将“通过同业存放、卖出回购等方式吸收同业资金，对接投资理财产品、资管计划等，放大杠杆、赚取利差”、“通过同业投资等渠道充当他行资金管理‘通道’”、“通过同业绕道，虚增资产负债规模、少计资本、掩盖风险”等三大现象，定义为“同业空转套利”。

如今，金融稳定、“穿透式监管”、让“影子银行”去掉“影子”已经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0月15日，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首次提到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此前，市场预期这些政策将主要对银行同业、理财业务构成影响。近期银监会重点工作通报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自2010年来首次出现“双缩”，规模均比年初减少2万多亿元。理财产品增速连续七个月下降，同业理财今年已累计减少2.2万亿元，委托贷款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今年同比少增7600亿元。

“可以说，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郭树清表示，从目前效果来看，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2万多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效果比较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5.8万人次，保持了高压态势。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银行业资产增速和结构渐趋合理。资产同比增速由过去的20%以上回落至8月末的11%，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年初上升1.7个百分点。负债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程度有所提升，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保持在七成以上，同业负债占比逐渐下降。主要风险监管指标保持稳定。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前八个月新增贷款10.3万亿元，占新增资产的比例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37.8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速由负转正，连续八个月保持正增长。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章俊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同业资产和银行理财规模增速下降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未来银行业从严监管还是会常态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力度。”郭树清表示，“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

监管层对金融强监管相继发声之后，市场的悲观预期在10月25日的债券市场已经开始发酵。当日，市场传言“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上限要从三分之一调整到25%”，引发债市抛售，国债期货收盘大跌。虽然当日晚些时候，央行否认相关传闻，但是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根据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后续金融监管政策将密集出台，市场对于强监管继续的预期显现。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严监管、防风险的政策基调仍在延续，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提及加强监管应属意料之中。在市场对于四五月份监管冲击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监管层的表态会让市场更加谨慎，对未来监管政策落地和监管趋严的影响比较悲观。但他认为，未来监管加强会适度有序地进行，监管趋严的节奏也会相对平稳。防范“明斯基时刻”

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明斯基时刻”。他指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明斯基时刻”，即是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他认为，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从而在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周期的风险。

中国的债务问题始终被广泛关注，不断上升的杠杆率加重了对于出现“明斯基时刻”的担忧。

一些机构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快速的债务积累已经对宏观经济构成严重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将会持续快速上升，由2016年占GDP的242%进一步攀升至2022年的300%左右。IMF也在今年8月时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去杠杆的力度。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今年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也将过高的债务积累列为重要理由。

为应对容易触发“明斯基时刻”的顺周期因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近年?恚?中国央行也在探索“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十九大报告中，“双支柱”的相关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报告文件中。

正如周小川讲到，宏观审慎的调节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要强调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央行副行长易纲则在发言中介绍，中国较早开始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金融审慎政策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一方面是积极稳妥地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方向转变，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增强利率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建设金融宏观审慎监管。

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易纲进一步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自身的资本金规模相适应，这是宏观审慎最主要的内容。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七个方面（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范畴，以公开透明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Julia Wang认为，这次“双支柱”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而且，未来几个月市场将非常关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和金融监管人事变动的进展。

在谈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周小川指出，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他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品方面。扩大金融开放

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同时，金融监管层也一再强调中国有意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周小川同时强调，“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周小川也指出，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潘功胜也在同一场合表示：“目前外汇市场形势趋于稳定，外汇市场的多个指标均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未来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启动“8?11”汇改已两年多时间，今年5月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又加入逆周期因子。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企稳、资本外流压力缓解，市场希望央行接下来继续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最近两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相继取得重要进展。“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相继开通。彭博和花旗也相继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相关指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跻身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之列。

周小川也将人民币加入SDR视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并在近期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首次定义经济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即贸易投资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