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精选11篇）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 第1篇

一、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学的英语Economics源于希腊文“oikonomia”是由词源“oikos”, 意思是家庭、家族、财产权 (family, household, estate) 以及“nomos” (规律, 管理) 组成而来, 从逐字上来看是指家族管理 (household management)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economics) 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 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1]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以下简称《国富论》) 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之后的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 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 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进入20世纪, 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呈现出种种的病态和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打破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 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即政治经济学, 如前所述, 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 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 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至此, 经济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历史和思想的进程。

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源与分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是三位一体, 阿马蒂亚森认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指出了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 其中一个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中把经济学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 指出经济学是对财富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指挥者的艺术”, 强调政治学必须使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科学”, 并且认为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但在更深层上, 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追求有关, 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因此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另一个根源在于“工程学”。工程学的特点就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 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等这类问题。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 正如《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的“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的要追求的东西, 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2]

同出一人之手的理论, 《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问世, 更是将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推向了“自利”和“利他”的剧烈冲突的两难选择境地。诚如有些学者谈到, 亚当斯密在肯定“自利”的同时并不排斥“利他”, 而且认为正是人们这种主观上的“自利”行为, 客观上产生了“利他”的结果。“在这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 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在《道德情操论》中, 斯密同样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分配, 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利他”的初衷首先是“自利”。在《国富论》中, 斯密谈到,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利。”[4]据此, 斯密以人的“利己心”为基本立足点, 构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 斯密也谈到, “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 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 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 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5]以致“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 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 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5]依此看来, 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论是否完好的一致, 显然二者在理论的考量上和实际中都存在着某种对立。这种对立的现实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 正如阿马蒂亚森的那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2]。

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紧密结合

经济学中独特于伦理学的方面考量, 不排除能够更加促进经济学发展自己独特的方面, 而且经济学推理受到“工程学”方法的影响才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 不是经济行为或活动可以不伦理, 遵守伦理的要求是决不能因此含糊的, 这是社会文明发展前进的基本前提, 阿马蒂亚森指出对自利行为的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经济学其实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 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 一些伦理思考也可以用经济学正在使用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更加广泛意义上面论及的经济学作用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I卷) 。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有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 包括苏格拉底的疑问:“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

必须清楚的是“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 区分以下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 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 如果人们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 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 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人们常常引用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 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2]经济学在理论上需要的假设, 其无伦理的利他考量并非意指经济学的不伦理。阿马蒂亚森指出“极为狭义的自利行为假设的广泛使用, 已经严重限制了预测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使其很难分析由行为多样性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关系。”[2]而且“根据自我目标’的选择, 每个人都应该采取非合作的策略, 但其结果却比采取合作的策略要差”[2]。如果一个从社会策略的角度进行行为选择, 关心“囚徒的困境”中他人的目标而采用合作的策略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它对我们所有人各自的目标都更为有利。”[2]无论社会关系或者利己的经济关系中, 如果毫无利他或合作可能, 并不能得到期望的目标, 而且很可能让人类走向终结或者要么走向革命的道路。

阿马蒂亚森强调, 更多的关注伦理学, 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 经济学与伦理学更加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研究大受裨益, 经济学与伦理学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联系, 却不能根据这些事情是否容易做到而定, 而要看这样做是否值得, 而且可以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相当大的。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2.

[2][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第1版[M].王宇, 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9-87.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 王亚南,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27.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 王亚南,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14.

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第2篇

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广泛渗透于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网络经济理论，已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而我们对这一新的理论还缺乏具有理论深刻性和实践操作性的系统研究。70年代于美国兴趣、至今已涉及全世界的“经济伦理学运动”，对当代经济的影响日益昭显。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于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十分必要。随着经济伦理学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伦理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网络经济不但需要高超的信息技术，更需要深厚的伦理滋养。

作 者：张书琛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510320刊 名：广东商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BUSINESS COLLEGE年，卷(期)：“”(1)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网络经济 经济伦理学运动 网络经济伦理

在伦理与经济之间不断摸索 第3篇

一是所有的养老机构都在摸索，这就使得现在国内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二是养老行业的准入门槛和核心竞争力都有待形成；三是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养老行业需要国家进一步的税收、土地等政策支持；四是老年人的需求需要被挖掘和满足，他们的购买力需要得到释放，这一过程将和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不断产生碰撞。

该养老产业投资集团在上海和天津各有一个项目正在推进，面对当地的竞争对手有着自己的差异化竞争力。首先，20年来公司在各地开发了几十个项目，对项目开发建设具有资源保障和经验优势。其次，公司具有养老用品和养老人员培训这两块业务，整合了产业链，在资源和系统上为项目实现高标准的服务提供保证。最后，公司和美国具有30年历史的CCRC运营机构形成了战略合作，以美国CCRC的运营体系和服务标准为蓝本，同时集合了诸多具有实践经验的业内各级人才，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落地在中国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并组建了专业的团队来保障运营。

“中国式CCRC”是现在公司打造的主营业务之一，它不仅是一个建筑意义上的社区，更承载着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优质服务和运营能力。公司希望通过标准化、体系化的建设来保障服务质量，最终实现“提高中国老人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的使命。

事实上，养老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行业，而这种投入不仅只有钱和物，更多的是“心”，是对养老事业社会价值、伦理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关系的不断实践摸索过程。所以，机构养老关注的不仅是速度、规模和投资收益率，更要把眼光放长远，将这个需要爱心和使命感的行业做成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处于发展初期的这个行业在政策、金融、服务创新等各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价值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年人的需求还没有真正被唤起。随着机构养老成为常态，这个行业还将经历3～5年的成长期，当行业门槛和商业模式形成之后，企业品牌也会出现。真正的收获还不是现在。

论经济伦理的缺失与腐败滋生 第4篇

关键词：经济伦理,腐败,道德调控,市场经济

我们对众多腐败的案例进行剖析, 可以发现, 当前经济领域权力腐败行为的易发多发, 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制度还有许多漏洞之外, 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内涵认识不足, 缺乏市场经济社会应有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是其重要原因。因此, 笔者拟对经济伦理缺失的表现及其与腐败滋生之间的关联进行解析, 并就围绕反腐倡廉而进行经济伦理的培育和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 少数党政公职人员和市场主体的经济伦理意识淡漠, 道德义务和道德良心缺失, 想方设法钻现有体制的空子, 在扰乱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同时也不断滋生腐败。

1. 公平竞争的道德规范的缺失与腐败的滋生

(1) 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道德规范缺失与经济主体商业贿赂行为的产生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 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商品经营者之间就存在着竞争。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性依赖于完全竞争的理想模式。公平竞争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能使市场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动力机制, 公平竞争对于经济主体冲破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等保守思想, 培育面向市场、尊重用户的经营意识, 激发奋发向上, 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 以及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市场主体要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 就必须参与到竞争中去。市场经济竞争是人才、资金、技术的竞争, 是管理方法、营销手段的较量竞争, 是残酷的。有些市场主体没能深刻认识到公平竞争的道德规范, 害怕这样的竞争, 企图“不找市场找市长”, 采用找关系说情、给回扣、给好处费等违背市场游戏规则、非公平竞争的投机取巧手段甚至商业贿赂手段取得竞争的胜利, 这就违反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既是非法的, 也是不道德的。

“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1], 而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就是寻租活动。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的解释, 所谓寻租活动, 就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 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 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剩余而是导致社会浪费[2]。对于经济主体而言, 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寻求非生产性的直接利润或者获取超额利润。

因为寻租活动能够不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 而是通过政府干预与行政管制来获得竞争优势, 企业和个人不需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管理等行为即可获得高额利润, 一些道德品质低下的经济主体自然乐于去行贿、寻租, 而不愿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企业运行的潜规则, 面对这样的“潜规则”, 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 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一些企业在愤怒、无奈之余, 也不情愿地选择了屈从, 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使得商业贿赂的雪球越滚越大。

(2) 公平竞争的道德规范的缺失与党政公职人员权力寻租行为的产生

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起资源配置作用。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天然和谐的。市场不能消除垄断和非公平竞争, 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不能解决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化问题, 不能确定和控制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所以, 虽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和缺陷, 必须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在社会生活中,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拥有强制性和普遍性的公共权力。因此, 市场失灵要求政府伸出“看得见的手”, 实行必要的干预, 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问题。

但是, 用来弥补市场缺陷的政府行政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而会存在过度干预和无效干预, 造成“政府失灵”的现象, 并会产生由寻租、创租活动所引起的贿赂型腐败, 即政府权力执行部门的权力主体通过非法使用审批权、支配权、知情权、优惠权等公共权力与寻租者结合, 获得暴利租金。

对于一些腐败的公职人员而言, 他们在寻租活动中不仅仅扮演着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 而往往是主动地去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他们对走私、贩私、制假、贩假、售假、骗钱、洗钱等“灰色经济”、“地下经济”、“黑色经济”睁只眼、闭只眼, 乱用审批权, 允许开办不合格、不达标的厂矿企业, 甚至默许色情经营场所和变相赌场开张营业, 美其名曰“繁荣”地方经济, “改善”投资环境, 实为个人收受贿赂之后的举动。例如, 近年来, 煤矿安全事故频发, 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关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就尖锐地指出, “官煤勾结”是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症结。

2. 诚信道德规范的缺失与腐败的滋生

所谓诚信, 就是诚恳老实, 有信无欺。“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 诚信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 是做人成事及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诚信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 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如果破坏了信用关系, 就会动摇市场经济的基础, 带来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 市场经济越发达, 就越要诚实守信。《管子乘子》中就曾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意指不讲诚信的商人不能从事经商, 以商业谋生。恩格斯也曾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 (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 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 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3]

然而, 现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许多经济领域中都存在诚信道德缺失的问题。例如, 企业负责人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做假账或设立法定账册以外的账册, 弄虚作假、谎报成绩, 欺骗社会股东、股民和上级监管机关;制假售劣、逃债赖账、商业欺诈、合同欺诈、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的不法行为, 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成本, 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 而且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严重地干扰了中国市场发展的正常秩序, 导致了“官商勾结”, 催生了腐败现象的滋长。

3. 保证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与腐败的滋生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 其经济属性要求它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特殊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要求它承担起扩大就业、维护稳定、发展先进文化等方面的责任。然而在当前, 由于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 国企改制却成为经济犯罪的重灾区。

少数由国家任命的企业领导者面对庞大的公有资产, 将国家企业变成了个人大发横财的资本。国有企业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原因, 除了存在制度漏洞, 如没有建立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营运和监管体系, 没有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法人治理结构等之外, 国企负责人思想道德方面也存在问题。他们没有将实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神圣的职责和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 或腐化谋私利, 或不负责任地经营。他们中一些人利用手中握有的企业经营权、决策权, 在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中, 利用产权重组的机会, 采取不法手段, 侵吞国有资产。例如, 在重组改制中内外勾结、虚假评估、虚报瞒报、低价折股, 转移侵吞国有资产;在产权流转中违规操作、自卖自买、压价转让, 非法处置国有资产;在资金存贷、投资担保、营销采购、项目招投标等关键环节中暗箱操作以损公肥私, 化公为私, 将国有资产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

近年来, 接连出现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落马事件, 如“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三九医药事件”等, 已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一批问题高管’相继落马, 大型企业集团内部腐败现象呈高发态势”也成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廉政新闻之一, 而专项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成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廉政新闻之首。据统计, 从2005年8月到2007年6月, 全国就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24 879件, 涉案金额61.56亿元。

二

针对经济伦理的缺失造成腐败滋生这一状况, 我们在反腐倡廉中除了注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外, 显然也应该重视经济伦理的培育和建设。

1. 我们应该重视经济伦理规范的法制化建设, 用外在强制力量保障义务性经济伦理规范的切实遵守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和共同取向是注重制度安排, 即加强经济伦理规范的制度保障机制建设, 以法制这一外在强制调控方式保障必要的义务性的经济伦理规范如守信履约、公平竞争等的切实遵行。例如, 针对商务交往中的贿赂行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成员国和5个非成员国 (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斯洛伐克) 于1997年12月17日在巴黎签署了《制止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贿赂外国公共官员公约》 (简称《制止贿赂公约》, 1999年2月15日正式生效) 。美国国会也于1997年通过了《反海外腐败法》,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美国在海外的公司采取贿赂等不正当的手段来提升业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特别重视商业道德的培育。早在1995年, 廉政公署就成立了“香港道德发展中心”, 开展了大规模的“推广商业道德活动”, 协助2 000多家机构及工商团体制定纪律守则。

当前, 商业贿赂的盛行正在将中国的商业环境变成一个关系网配置资源的环境。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环境剥夺了其他竞争者公平交易的机会, 使守法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 使诚信等公序良俗受到极大破坏。我们说, 在市场中出现钱权交易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它成为主导市场活动的准则。一方面潜规则盛行, 真正有效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制度被抛到脑后, 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使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在“劣币”的示范效应下, “良币”们纷纷仿而效之, 出现大面积的市场道德“塌方”, 也造成权力腐败的大面积滋生。因此, 国家近两年来集中开展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个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 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 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要根本治理还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因此, 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有效经验,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制定关于保障经济伦理的专门法规, 如关于保障诚信的立法, 关于反商业贿赂的立法等。借用法制的手段, 遏制违背经济伦理规范的行为, 逐步提高人们维护经济规范的自觉性。

2. 我们应该通过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评价、社会道德

赏罚等道德调控的手段加强经济伦理的建设, 以使党政公职人员和经济主体切实认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形成适时的道德信念, 恪守经济伦理规范

一方面, 我们要通过经济伦理建设, 使公职人员增强经济伦理意识,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有的管理观和服务观。

现在,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起来, 市场运作自身机制逐渐完善, 但行政权力仍然没有退出市场, 在许多经济领域仍具有支配性作用, 政府的作用无论在宏观经济中还是微观经济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企职责与界限不清, 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 仍是现在微观经济活动频繁出现权力寻租现象、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党政公职人员要认识到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的重要性, 要在组织、领导、协调经济发展时必须遵守这些公平竞争, 守法诚信, 廉洁自律的道德精神。要在“注重效率, 维护公平”的原则下, 自觉以维护市场秩序为己任, 将协调市场经济发展,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创造更大收益, 作为他们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理想。党政机关尤其是职能部门的公职人员, 必须要维护市场秩序, 制止和惩罚那些弄虚作假、尔虞我诈、以邻为壑、恃强凌弱、欺行霸市的卑劣行径。不能运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运行, 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将权力待价而沽。除了自身诚实守信之外, 还要鼓励、监督企业遵守诚信规范。

另一方面, 我们要通过经济伦理的建设, 使企业经营者等经济主体将经济伦理规范内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 从而自觉在经济活动中遵行。

要教育企业经营者等经济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 切实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现代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 它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特点必然要求公平竞争、诚实守信、讲究效率、平等互利等原则在市场主体中的运用, 因而应该是法制经济、道德经济、诚信经济的统一体。经济主体应该在思想上认识到公平竞争的要义, 从道德的层面认识到商业贿赂的可耻;在实践中, 应该自觉遵守和维护市场经济规则, 不谋求以贿赂党政公职人员的方式, 寻求非正常照顾或者垄断性权利, 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使经济主体认识到诚信道德意识、精神和原则的重要性, 并内化为企业的内在需要, 自觉自愿地遵守诚信的道德规范。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 凭实力竞争, 不投机取巧, 不以行贿手段谋求不正当竞争, 不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经营行为中运用行贿手段, 等等。要使他们认识到进行经济欺诈行为也许能获得暂时的利益, 但是从长远来看, 必然是玩火自焚的道理。

国有企业的公职人员尤其是负责人更应该严格遵守经济伦理的规范。除了要遵守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外, 尤其要使他们增强具备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国有企业负责人应该深刻认识到, 国有企业是公共财产的管理和运营部门, 具有公共资产实体的性质, 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自负盈亏和自治管理的企业, 他们自身是受国家委托, 负责所在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和管理, 担负着坚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大责任。因此, 国有企业负责人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质, 塑造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国家作贡献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只有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精神, 国有企业负责人才会真正具有保证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 才会升华自己的人生目标, 才不会化公为私, 腐败堕落。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66.

[2]J.M.Buchanan, “Rent Seeking and Profit Seeking”, in J.M.Buchanan, R.D.Tollison&G.Tullock, eds.“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M].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3-15.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 第5篇

讨论经济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要引入全球视野.因为经济全球化及其伦理问题已经并还将影响国内经济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丁一凡在《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供的定义比较简洁清楚.他说:“所谓全球化,说的是一种运动,一种过程.主要讲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世界经济趋向于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大大提高等.”

作 者：陆晓禾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33 刊 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 分类号：B82 关键词： 

张茵的逻辑与企业家的经济伦理 第6篇

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经济伦理上的缺失。

一向低调的张茵因为三个备受争议的政协提案，成为今年两会曝光率最高的人物之一，恐怕即使在她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女首富时，也没有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在提案中，张茵主张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至7年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过渡期限。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批评者认为：张茵作为政协委员，却只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代言，做法欠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张茵也做出了所谓“强硬”的回应，表示提案并不是在为自己说话，因为她的玖龙纸业并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不受新《劳动法》困扰；同时由于她不在中国大陆交个税，所以为富人降税也并非为一己之私；而企业的环保设备都买完了，所以减免关税的事也与她无关。

保护还是伤害?

不得不说，张茵女士的解释有欠诚实。一个拥有七八千名蓝领工人的企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那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就在2007年年底，新《劳动法》实施前夜，玖龙纸业因为合同续签问题，爆发了千人罢工，这说明新《劳动法》对其触动很大；关于为富人降税问题，也许与张茵本人的纳税并无关系，但这也直接影响其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至于环保设备，“玖龙纸业重庆基地”的项目计划在5年内分期建设13条生产线，这些设备难道都买齐了？

在张茵的提案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逻辑：新《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在她看来，并不是保护劳动者，而是害了他们。因为，企业成本增加了，企业就要缩减规模、不敢招人了，这样劳动者就会失业。这哪是保护他们啊？所以，她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建议政府重新考虑新《劳动法》的相关条款。

无独有偶，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讨论《劳动合同法》时，其中有个代表资方的嘉宾发言和张茵女士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人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那些靠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就开不下去了，黑砖窑、黑煤矿都关门了，这工人不就都失业了？

这样的逻辑确实令人胆战心惊。它反映出我们的劳资对立到了什么样的紧张程度，而当这种对立的根源被轻而易举地简化为制度设计的纰漏时，责任感与道德感已被降至一个危险的底线。在商言利，天经地义，但如果把对金钱的考量作为对企业的惟一出发点和归宿，那么这条路将会引导企业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

孤单的法律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是蕴藏在企业体内重要的失败基因。他认为从整体而言，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至今没有、甚至无意于建立起自己的道德信用体系，至今对市场道德秩序的建立及自律，缺乏最起码的自觉意识。

实际上，在常规的市场理论之外，经济学界从来没有停止对经济伦理的探讨。所谓经济伦理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在近年对于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探讨中，“經济学家所表现出的道德忧患令人肃然动容。然而，让人不无尴尬的是，真正的实业前沿创造前经济神话的企业家们却迄今保持漠然和沉默。”吴晓波说。可以说，张茵女士在提案门中的种种表现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经济伦理上的缺失。

这种缺失将直接影响我们这个市场造就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因为当市场经济的弊病不断地出现，人们对于市场的迷信已开始破灭。营造一个和谐的市场生态，光有制度和规则是不够的，就像构成一个有序的人类社会不能仅仅依靠法律，还要有道德和人文的补充。

论市场经济与伦理之互维 第7篇

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经济与伦理无涉”、“经济决定伦理”、“伦理制约经济”三种理念。市场经济与伦理分属于社会生活中两个不同的领域，市场经济旨在谋利，伦理旨在谋义。从表面上看，市场经济与伦理似乎互不相融，经济伦理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悖论。经济与伦理的矛盾问题，从理论上通常被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斯密问题”的探讨，论证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何以可能，探讨市场经济与伦理之互维问题。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何以可能“斯密问题”的探讨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所创造和选择的现代先进的经济体制模式，是以市场为主导来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它的基本动力是以利益调节为杠杆，通过市场为利益的时空载体和实现中介，促成不同利益因素的优化组合，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经济建立在对个人正当利益追求的基础之上。在市场经济中，道德与经济的矛盾更为凸显，很容易导致伦理道德失范的情况。在市场经济中，伦理应否反映个人的正当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伦理?笔者认为，要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问题。它们分别是经济学体系和伦理学体系上的形上出发点。19世纪后期德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斯密问题”：斯密既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两部传世佳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斯密在《国富论》中塑造了求利的“经济人”，在《道德情操论》中塑造了具有怜悯或同情本性的“道德人”。如何整合“经济人”与“道德人”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即所谓的“斯密问题”。“斯密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人活动”要不要遵守道德规范的问题。解决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1.“经济人”与“道德人”问题的提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作为近代西方伦理学的创始人，深刻阐释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斯密不仅促成经济学的独立，肯定与激励人的最强动力’，而且肯定伦理学的作用，关注与探究人的最好动力’，并力图对人的最强动力’与最好动力’之间关系以及相应的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给予一定的关注，形成了经济伦理哲学的机械二元范式。” (2)

一方面，斯密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看，人性是自利的，自利是经济生活的基础，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促成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是对私利的追求而非利他的伦理动机。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只对自身利益负责，而不会主动考虑诸如社会和他人利益这样的伦理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从利己动机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主要指资本家)。西方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人”解释为有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活动主体。由于“经济人”有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斯密认为，人们在市场交换中表现出的“互相帮忙”是基于利己的目的。“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3) “经济人”虽然从个人利益需要出发，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其行为却有利于他人和社会，自然而然实现了社会利益总量的增加。在斯密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实质是以利己为本质、“利他”为现象的客观互利的情况。

另一方面，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源于人的同情与怜悯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动机。他认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他认为，人们自爱的本性与同情心是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决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他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

2.“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系。

许多论述斯密思想的学者，将斯密看作是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笔者认为，虽然《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就其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探讨人类沉湎于对财富追求的原因。斯密的合理性在于：他把“经济人”和“道德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他既看到人的利己性的一面，也看到人的互利本性的一面。

第一，“经济人”是“道德人”产生完善的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需要道德规范的指引、协调。没有“经济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道德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第二，“道德人”是“经济人”获取最大化利润的保障。

只有在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中，经济人才可能得到利益最大化。调整规制市场秩序的手段有法律手段、政策手段、道德手段等。使用除了道德以外的其他手段，会使交易成本增加。若没有交易主体的道德自觉，法律与政策等手段也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道德人”与“经济人”作为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应该是统一的，过分强调“经济人”或“道德人”的假设都不能真实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总之，从人的本性需求来看，“道德人”和“经济人”应是内在统一的。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不可能没有物质性需求，也不可能没有精神性需求，我们要回到两类价值需求的统一中去，回到“道德人”和“经济人”的统一中去。

第三，“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绝对对立只存在于理论抽象中。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人”。任何人都是一个社会人，不可能只生活于市场经济领域的真空中。“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绝对对立只存在于理论抽象的假设之中。在市场经济中，虽然“经济人”以追求经济利益、追求效率为目标，但必须以遵守市场规则为前提，要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商品和商品劳动的两重性决定了“经济人”本性的两重性：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道德属性是“经济人”活动本身就有的，“经济人”本身就包含了作为否定环节的道德。即“经济人”概念是抽象的，而进入经济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是具体的，因此，必然包含道德。所以，“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是道德的，“经济人”的手段和活动结果也受道德制约。“经济人”的伦理属性与社会普遍道德有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的道德评价标准和规范，如自利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这些是经济人区别于政治人、社会人等的特殊道德要求。

二、市场经济对伦理之维

1. 经济基础决定伦理的产生、性质及其发展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基础，伦理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在人类社会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其产生和性质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以往的道德归跟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5) 所以，伦理的现实基础是经济基础，不存在脱离经济基础的伦理道德。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伦理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或制约。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能为伦理道德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古语云“仓廪实，知礼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匮乏，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往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野蛮性，社会成员的总体道德意识一般也不高。当然，我们也不应因此而坠入“经济决定论”的误区，忽视伦理道德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

2. 市场经济行为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规范。

在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通过商品交换而彼此联系。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换是交易双方的物与物的交换，是商品所有权的转让。就其实质而言，商品交换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交易双方人格的实现、意志的贯彻和相关权利的获得。任何一次市场交易行为，都是行为者在特定动机支配下采取某种行动并导致一定的后果，都不可能逃避社会伦理的制约和道德舆论的评价。

市场经济推崇竞争精神，维护社会平等，主张诚实守信，坚持社会公平，这都是其在发展中蕴涵着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引导人们如何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承载着一定伦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市场经济的文明有序，需要各种经济伦理的保证，如公平交易、正当竞争、恪守契约、重视信誉等。

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角色，必然形成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经济主体恰恰在经济活动中形成一定的伦理观念，相应的经济主体的经济伦理观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一旦失去伦理基础，就会发生动摇。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她的《经济哲学》著作中所言，任何一种经济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它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努力去实践他们。这里的意识形态当然应包括伦理道德等。所以，市场经济是内含伦理机制于自身的。

3. 市场经济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

从自然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需要以伦理关系做支撑。即使在市场经济中，虽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为经济利益关系，市场经济并不因此而不再需要伦理规范的调节与引导。正如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中所言，竞争市场不是一个道德中立的区域，而是一个引申道德的区域。

一定的伦理道德总是从特定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引申出来的，并反映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社会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的一种社会行为，在客观上必然存在着相应的价值规范，无法摆脱道德的干预。任何市场主体的行为都带有一定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除了包含经济因素外，也包含价值因素。有学者认为，伦理对经济的四个作用，即为经济提供价值导向，协调经济活动领域的人际关系，为经济活动提供凝聚力和驱动力，为经济行为提供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强制制约以外的软性制约，只有通过伦理这个中介才能得到说明。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伦理道德不但不能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反而由于它具有人类本质的特性始终存在竞争市场之中。

三、伦理对市场经济之维

1. 伦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就充分肯定了人的独立、自由、人格、尊严、机会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市场经济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要求摒弃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及等级关系，消融自然经济社会里遗留下来的人身支配和奴役关系，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力求市场主体人格独立自由，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正当竞争。所以，公平、自由、平等是实现市场交换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要求。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伦理规范。

市场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动力和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商品和劳务的交换价值载于其使用价值之上，生产经营者为实现其劳动价值开展竞争，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及改善服务，商品和服务的品种则不断推陈出新。这正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所在。然而，市场竞争也天然地具有限制竞争和损害竞争的倾向。由竞争到联合、独占，这是契约自由和市场竞争的自然倾向。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者则难免要利用其实力，有形或无形地迫使交易对手接受其交易条件，或单方面实施某种行为损及广大中小业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结果可能导致某一生产经营领域由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控制的垄断状态。竞争的另一个倾向是不顾诚实信用原则和既有的商业道德，损害正常的竞争。经过长期反复实践，人们认识到，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需采取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措施，对其扬长避短。一方面，通过法律的规制，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充分适度竞争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建立明确的伦理道德机制，指引经济主体的行为朝着自由、文明、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伦理观念的存在正是市场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市场经济内蕴着一定的伦理目的，伦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言，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有市场本身、国家和道德。

2. 伦理是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长期以来，我们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予以无限放大，把经济奉为文明体系的至尊，确立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霸权地位。而“韦伯的新教伦理’，贝尔的文化矛盾’，福山的社会资本’，无一不是试图透过伦理的辩证互动，动摇和颠覆经济的霸权地位，使文明的基本因子复归生态合理性。” (6)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十分肯定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教伦理曾鼓励它的教徒为了上帝的荣耀去铤而走险。“中国、印度、巴比伦，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都存在过资本主义。但我们将会看到，所有那些地方的资本主义都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7) 他还认为，经济行为必须同时具有“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前者强调的是经济行为必须符合主体的功利目标，后者强调的是经济行为必须同时追求伦理上的“纯粹信仰”。经济主体的行为同时应体现出对社会和他人和社会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重视各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8)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 (9) 信任和美德是创造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的社会资本，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其信任程度成正比。马克斯韦伯与福山以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予以重新审视。伦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甚至作为间接的经济资本而发挥其重要作用。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信誉越高，形象就越好，就越能赢得社会信赖，越容易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再如，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平等等观念，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 伦理是规范激励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虽然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趋利性，有时会使经济活动背离伦理准则，产生以下问题：市场机制失灵，价值规律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容易被扭曲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损人利己的行为时有发生;人容易蜕变为单面物化的“经济人”等。这些缺陷的产生是市场本身固有的，市场本身无力解决。所以，需要持久的软性约束机制伦理道德的规范和调整。伦理道德以传统习惯、内心信念、社会舆论等非强制性的方式，制约着经济主体的活动，使道德的经济行为得到发扬，不道德的经济行为受到抑制，从而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使人们的行为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在伦理道德缺乏的社会，会存在大量的不道德行为，增加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成本。而有效的伦理规范的制约，可以促进合同的依法履行，减少监督成本，降低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施成本。总之，在市场经济中，伦理越健全，交易成本就越低，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经济伦理为人们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提供了重要保证。此外，伦理还通过影响人的精神取向，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信念支持。

四、结语

市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互维关系，既不是市场经济对伦理的单向决定，也不是伦理对市场经济的单向作用，而是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和谐共生。

注释

1 王淑芹.经济伦理刍议[J].道德与文明, 2001 (3)

2 王珏.经济伦理哲学范式的辩证转换[J].哲学研究, 2005 (11)

3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 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M].商务印书馆, 1972

4 亚当·斯密著.蒋自强, 钦北愚, 朱钟棣, 沈凯璋译.道德情操论[M].商务印书馆, 1997

5 张芙华.经济伦理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和超越[J].伦理学研究, 2004 (1)

6 樊浩.“经济伦理”:一个虚拟命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1)

7 马克斯·韦伯著.李修建, 张云江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英汉对照) (一) [M].九州出版社, 2007

8 阎恒.论经济发展与经济伦理的互动机制[J].中州学刊, 2002 (5)

对经济诚信伦理与制度建设的思考 第8篇

一、何谓诚信, 何谓经济诚信

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范畴, 古人早有论述。“诚者, 实也。实有之, 固有之”。 (王夫之《尚书引义洪范三》) 孔子说:人须“言而有信”,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诚者, 真实无妄之谓”, (朱熹《中庸章句》) 。诚与信又可互训, “诚者, 信也, 从言成声, 从人从言”。 (许慎《说文解字》)

关于经济诚信, 中华传统道德认为, 诚信是从商乃至各行各业兴旺发达道德保证, 是无价之宝。谋求正当利益, 无可非议, 然而“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能依靠欺骗伪诈等歪门邪道来谋利。孔子曰:“富与贵, 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管子后学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管子上篇乘马》) 古人还说:“允哉允哉, 以言非言则百事不满也”, (《尚书》) 不讲诚信则不会有百事百业的兴旺发达。

以诚信为本, 商业才会有成。荀子看到了诚信可以促使商业兴旺、国家的繁荣。他说:“商贾敦悫无诈, 则商旅安、货财通, 而国求给矣。” (《荀子王霸》) 我国古代历代都有廉贾义商, 以徽商为例, 他们以“信义服人”, “以忠诚立质, 长厚摄心, 以礼接人, 以义应事, 故人乐与之游, 而业日隆隆起也”, ([明]曹叔明:《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一, 天启刊本) 从而“营谋渐裕”。在明代已发展到“商贾之称雄者, 江南则称徽州”。 (谢肇淛《五杂俎》) 至清代前期, 其事业达到高峰, 名闻遐尔, 甚至涉及远洋。

在西方的思想家那里, 诚信也受到格外的礼遇。社会契约论者基本上把诚信视为人的一种然诺和履约的道德规范。社会契约论的先行者格劳秀斯指出, 守约是人的本性。霍布斯进一步认为:有约而背约而为不义。

二、市场经济全球化使诚信成为其最重要支柱

现代市场经济不断扩大, 社会化、全球化加快, 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分工越来越精细、复杂。经济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合作更加不可避免。从某种程度而言, 现代经济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 就像错综复杂的各种零件构成的大机器, 其中任何零件的故障、错位都会影响到机器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样,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都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分工合作, 必须有各方精诚善意的合作, 目的是为了实现合作主体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

市场经济的各主体若想保护自身利益, 就必须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 也要确保他人利益得以实现, 这就要求一种诚实守信的合作精神, 否则, “一损俱损, ”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各方面都会蒙受损失。这种合作精神, 体现为合作者具有一种爱人如爱己的社会理念, 而这种理念是符合诚信原则的, 强调主体的内在善意、诚实无欺、重守诺言等伦理道理品性, 并以此为市场主体的内在道德调控机制, 指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 从而使市场交换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相对平衡。

可见, 没有了诚信的支撑, 全球经济“大机器”就会停止进行, 所有的契约都会成为一纸空文, 成为“美丽的陷阱”。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 诚信原则享有“帝王法则”地位, 是最基本的“黄金规则”。

三、我国目前“诚信危机”的表征与剖析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提倡诚信的民族, 具有优秀的诚信传统。解放后, 我国的诚信基础是坚固的;然而勿庸讳言, 近来我国经济领域中仍有在大量的严重的诚信失缺或非诚信现象。

总的经济方面表现为:第一, 市场进入方面, 有假出资、假注册、假地址、假担保;第二, 市场交易中有虚假广告、合同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第三, 市场监察中, 有假审计、假处罚、假查真放、地方保护主义;第四, 市场退出方面有作假帐、报假亏, 假破产、假拍卖、假兼并。这些行为严重背弃了诚信原则, 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具体经济行为及社会生活中, “诚信缺乏症”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假米、假酒, 盗版现象层出不穷;网上充斥了网络欺诈、虚假信息;至于经济交往中出尔反尔, 行骗欺诈如变更毁约、拖欠贷款、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贩运走私等也屡见不鲜。

面对现状, 人们惊呼“诚信危机”来了!“诚信危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

究其根源,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 社会转型期引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紊乱。当前, 我国信用道德规范现象是社会由旧的价值体系向新的价值体系转变过程上出现的问题。传统的价值体系是一种整体至上、贬低个体、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在人们利益差别不大的社会环境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其压抑个性、否认个人利益的弊端也是相当明显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环境中, 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转变, 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情况下, 道德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呈多层次、多样化、相对化趋势, 从而引起人们价值观念、思想道德观念及行为的冲突与碰撞, 是非善恶界限模糊, 商品交换原则泛化、个人逐利欲望泛化。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所提倡的诚信原则背道而驰,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种种困惑, 少数人经不住诱惑, 背信弃义, 以欺诈的手段最大限度的追求私利, 是导致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 经济诚信伦理制度与法制体系不健全。一方面, 对失信行为惩戒不严;另一方面, 守信的收益不明显, 从而使一些人在利与法的选择中偏爱前者而置后者于不顾。使得经济学中的“格雷欣法则”发生作用, 出现类似劣币驱除良币 (假货驱除真货, 伪品驱除正品, 盗版驱逐正版) 的现象, 导致诚信守法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难以立足, 或被迫退出市场, 或自动放弃优良原则。这就是伦理制度和法制不健全的不良后果, “好的坏的一个样”, “真的假的一个样”, 导致诚信危机。

四、对策

(一) 建设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体系, 努力形成“无形约束”

当前的诚信道德规范建设, 首先要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做起, “明礼诚信”, 做到以信立身, 大力加强信用道德的宣传和教育, 努力提高全民的诚信意识;社会应普及诚信教育, 经过教育手段, 通过有意识的培养, 通过市场行为主体由不自觉到自觉, 由感性到理性到情感的升华。因此要通过宣传舆论工具, 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 把诚信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大力宣扬诚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对推进社会进步, 维护良好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 让人们认识诚信的伦理价值和经济价值, 使诚信深入人心, 并逐步使之转化为一位公民的自觉行动, 真正形成诚信可贵、不守信寸步难行的氛围, 为一切市场经济参加者树立诚实的道德标准, 架构市场行为规范。

(二) 建设法制体系, 为诚信建设提供保障, 努力形成“有形约束”

诚信不仅需要用正确的理念, 还要用制度和法律的力量保证, 依托法律法规、组织制度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约束、规范、管理, 实现制度化、法制化, 实现自觉、法治、民主股、大众的新型契约框架, 有了他律才能更好的自律。因此 , 在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同时 , 还应当强化法律在规范和化解信用风险、信用危机中的权威性 , 把社会信用牢固建立在法制基础上 , 从而建立健全失信惩罚机制 , 加大失信成本。以法制褒扬诚信, 约束失信行为。最近河北三鹿乳业公司等奶粉生产商出现的三聚氰胺污染导致婴儿肾结石事件, 引起中国大陆乃至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不良影响, 凸现的“有形约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 建立和完善信用系统, 建立三个层次的信用经济

注重诚信个体的培养。在市场经济中, “信用”实际上就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一个人的信用度越高, 它所承载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也越高, 人格化的公司企业或社会团体也是如此。我们要建设良好的信用体系, 调动沉睡的信用资源, 就可以增大消费需求, 激活民间投资, 从而推动经济列车快跑。目前个人信用征集系统建设在我国方兴未艾, 它作为“第二身份证”, 是“经济通行证”, 在以后的市场经济行为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应当有效地加以维护。

加强诚信企业建设。诚实经营、讲究信誉既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 也可以给企业带来利润。正如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前总裁所说:“我们公司买的不仅仅是电脑, 买的更重要的是诚信。”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行为主体, 也是诚信规范体系的执行主体。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和当务之急。“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 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人民日报2004年2月3日第九版) 我们要以“强化约束监督、促进诚信经营”为目标, 引导企业在生产管理过程中, 自觉遵守诚实守信, 并渗透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 使之成为企业精神的第一要义;健全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机制, 通过严格管理, 对外制约客户的信用行为, 对内形成科学的信用管理机制。

努力打造诚信政府。大力发挥政府在构建诚信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 , 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培育自律精神 , 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政府要想规范社会信用关系 , 整顿信用秩序 , 首先政府工作人员自身要讲信用 , 对有严重失信行为及不良纪录的干部 , 应该让其上“黑名单”, 不予录用。政府要掌握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 充分发挥在信用建设方面的组织、宣传和带动作用 , 以高尚人格和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第二 , 加强政务公开 , 使政府的决策、具体行政行为公开化、透明化 , 使政府在“阳光”下运行, 随时随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 防范失信行为的发生。

只有形成可靠的诚信机制, 形成全国人民的诚信意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才能顺利, 社会才能进步、和谐。

摘要：本文以中外对诚信的阐释为起点, 从伦理与制度建设角度分析了市场经济中诚信的必要, 剖析了我国“诚信危机”的表征和原因并做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诚信,诚信危机,伦理观念,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姜正冬.论社会诚信[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 .

[2]郭英兰.“诚信危机”的伦理思考[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5, (1) .

[3]宋连利.传统诚信及其当代价值[J].道德与文明, 2007, (4) .

[4]吴锋, 赵利屏.信任的危机与重建[J].湖北大学学报, 2007, (4) .

[5]刘雪梅.我国“诚信”缺失的根源与对策[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2) .

[6]任浩明.论社会主义信用道德建设[J].桂海论丛, 2008, (4) .

康德绝对命令与经济发展的全球伦理 第9篇

一、人类经济发展对全球伦理的需要

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所有方面的总体的发展, 但它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发展在它“自然”的层面上, 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状况;而在它“自由”的层面上则是人类意志和力量的实现。因此, 我们不能把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当作历史的必然, 相反, 这些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是人类自由选择并行为的结果。人类必须对此负责, 并寻找规避这些问题的途径。

经济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但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以及贫富差距扩大这样严重威胁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自然”的层面, 也有“自由”的层面, 而这其中人类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上或现今一些工厂将废物不经处理地排放入大自然中, 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但它还是普遍而持久地发生着, 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而后果又既不是立竿见影, 也不是“谁污染, 谁遭殃”;发达国家将企业的生产制造的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 实质也是一样, 因为暂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暂时可以不污染到自己。

这些问题是需要一种规则来避免的, 这种规则就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全球伦理”。它是一种针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而提出的为了在日后的经济发展中规避这些问题而建立的世界普遍的规则, 也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规则”。

“全球伦理”的理念是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 (Hans Kung) 于1990年在《全球责任》一书中提出来的。1993年, 由孔汉思等宗教界人士起草并在“世界宗教议会”上得到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 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依赖于整体的福利, 所以, 我们珍视生物共同体, 珍视人、动物和植物, 珍视对地球、空气、水和土壤的保护。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负有个人的责任。”

孔汉思所提出的全球伦理是在最一般和最普遍意义上的, 但最急迫需要全球伦理的领域还不在于宗教和个人道德, 而是经济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如果不能有一个普世的黄金规则与之相适应相协调, 经济发展就将是盲目的、狭隘的, 不能够看到全局和长远。

二、“绝对命令”对这种全球伦理的意义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问题, 世界上许多国家、组织和个人都纷纷提出了解决的方案设想, 也建立了形式繁多的规则, 如法律、国际法、宣言、协议等等。虽然有些方面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距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有些问题不仅没有改善, 反而愈演愈烈。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战争几近每天都在发生, 而雨林的减少、物种的灭绝、荒漠化的加剧从来没有停止。如是, 我们就不得不反思这些法律、国际法、宣言、协议的本质效用。

根据康德的观点, 法律、宣言之类的规则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制定的, 这些规则本身则是达到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的手段。这样的规则要求人们按照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做出选择和行为, 是康德所说的“假言命令”, 它们并非出自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 而是基于经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和因果关系一样, 是通过经验而被发现的;第二, 条件分句表达的内容是感性的要求或欲望, 结论分句则指出满足这些欲望和要求所必须采取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是意志的自由选择, 而受感性条件所束缚, 因此不是出于善良意志的道德行为。” (1) 这样的规则不足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而起到最普遍最一般的规范作用。

当今伦理学公认的“黄金规则”———按照孔子的经典表述———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然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用思辨的理论化的语言以绝对命令的形式做出了如下表述:“要这样行动, 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 (2) 这样的“绝对命令”出于人的善良意志, 是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 是人的自由的体现。

我们根据这条法则来看人类的经济发展就会看到, 很多发展的行为都是违背这条法则的。例如, 把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放在其他国家, 这一行为就不能成为一个普遍法则, 因为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把那些会产生污染的环节放在其他国家, 那么每一个国家就都将存在有污染的环节, 这样为了转移污染而采取的行为就没有意义了, 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此, “把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放在其他国家”不能成为一个普遍准则, 一旦它成为了普遍准则, 它就将走向自我消灭。再如破坏性开发、倾销、关税壁垒等等都同样不能成为普遍准则, 这样的行为最终只能将它们自己连同整个经济发展一起消灭。

我们用绝对命令来审视经济发展, 不是评价哪一种经济行为是道德的, 哪一种发展方式是不道德的, 这样的运用是不恰当的。我们是要用这个准则来建立一种全球伦理, 希望人类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以此为标准, 一切能够普遍化的经济行为可以去做, 否则不能做。只有每一个参与到经济发展中的人都从他的意志出发去遵守这条准则,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才有可能得以避免。

三、建立这种全球伦理面临的困难

相比儒家“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基督教“你要别人怎样对你, 你也要这样对人”的“黄金规则”, 康德的学说更加有理而深刻。为了“使人确信能够达到至善, 从而激励道德勇气和信心, 培养向善的道德情感和习惯”, 康德设立了实践理性的三条公设, 康德认为这足以使人确信以绝对命令为行为准则是正确的。

但是, 康德也困惑于如此合乎理性的准则为什么没有在整个社会中得以施行。而一个规范经济发展的全球伦理的实现将遭遇更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当前的行动主要来自国家, 国家以其强制力量来保证某一规则的实现。但由于各国之间所处环境不同、目的不同、力量不同, 所以一个普适全球的规则难以实现。

而“绝对命令”式的规则要求它出于人的自由意志, 更是不能依靠外部的强制力量。因此这样的规则的实现在现在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建立这种“绝对命令式全球伦理”面临的根本困难。只有找到将这种理念实现的途径, 经济发展甚至是最一般意义的全球伦理的建立才得以可能。但是, 提出这个理念就比没有进了一大步, 有了这个理念, 人类才能继续思考如何把它从头脑中的理念和意志变成现实。

摘要：经济发展在试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 它所带来的问题也在不断威胁着人类本身的生存。面对这种状况, 人类的经济发展就应该需要一种能够使之持续下去的全球伦理体系。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如果不能有一个普世的黄金规则与之相适应相协调, 经济发展就将是盲目的、狭隘的, 不能够看到全局和长远。只有每一个参与到经济发展中的人都从他的意志出发去遵守这条准则,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才有可能得以避免。康德的“绝对命令”学说能够为建立这种全球伦理提供基本准则。

关键词：经济发展,绝对命令,全球伦理

参考文献

[1]康德.邓晓芒, 译.杨祖陶, 校.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2]米都斯, 等.李宝恒, 译.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王文科.经济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伦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 第10篇

关键词：财务造假,职业道德,商业伦理

一、案例简介

B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系A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IPO)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韩某、 霍某系B证券A公司项目签字保荐代表人。B证券为A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了“关于A公司应收账款项目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陈述、A公司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的陈述、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结论意见的保荐书。

A公司为了解决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过大影响上市的问题, 便向他人借款、股东垫资来弥补财务上的损失。 A公司在会计期末冲抵应收账款,并于下一会计期初冲回。 2009 年底,A公司通过向他人借款的方式转入资金1 400万元用于冲减应收账款,后于第二年年初全额退款并转回应收账款;2010 年9月和12 月,A公司通过股东垫资和由他人转入资金的方式分别转入资金2 566 万元和8 754 万元用于冲减应收账款, 后于2011 年年初将他人资金全额退款并转回应收账款;2011 年第二季度末,又通过他人转入资金8 890 万元冲减应收账款,并于一个月后全额退款并转回应收账款。 截至2009 年末、2010 年末和2011 年中,A公司共虚构收回应收账款24 205 万元。 2010 年至2011 年上半年,A公司虚构合同十余份,虚增收入2 700 多万元。 而B证券对此却出具了 “关于A公司应收账款项目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保荐书。 并在A公司《招股意向书》和《招股说明书》中声明:“本公司已对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案例反映的问题及分析

(一)会计职业道德缺失

在A公司事件中, 对应收账款的变动、主营业务收入2 700 万元,证监会查证的结论是会计造假,A公司对此也予以承认。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会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的。会计人员在记录会计事项时,未能严格遵守会计职业道德,保持职业谨慎,未能对会计信息披露做到及时、准确、充分的披露。 从A公司财务造假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存在缺失,主要原因为会计职业道德观念薄弱、对会计人员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和会计人员自律机制不完善三方面原因。就会计人员目前的工作环境看,会计人员工作受单位负责人的领导和管理,二者在地位上存在一种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对会计人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产生严重的影响。会计人员在追求物质利益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观念削弱了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扭曲了会计人员的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

(二)商业伦理分析

A公司公然违背一般会计原则,对应收账款的收回和主营业务收入进行虚构,以实现IPO的目的,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A公司的伦理模式是一种不道德的商业模式。 这种不道德的上市模式损害了A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经营行为也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和原则, 可见A公司更注重自身利益,即自利行为。 管理层选用股东垫资和向他人借款的方式, 再在会计期末冲抵,下年期初转回,为了企业或自己的私利,在面对市场环境的压力时,并未选用合法策略和途径来挽救企业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不利境遇, 而是公然违背会计准则进行操纵利润这种不道德的方式。 此外,B证券公司在推荐A公司IPO保荐业务流程中, 未按照审核程序对A公司应收账款的虚构收回和收入的虚增的事实、 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进行审慎核查, 便为此出具了保荐书。 本可以通过常规审核程序核查出A公司在会计期末销售款项的不正常流出和A公司销售情况的不正常的财务造假问题,但韩某、霍某作为保荐人却未查出, 因此为A公司出具的保荐书中关于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结论意见也是虚假的。

上述做法公然违背了“社会人”和“道德人”的特性。 这是由于企业和社会性质的保荐机构行为决定了企业伦理的实际情况, 因此应该站在社会立场上考虑行事,换言之,我们必须放弃个人的感情, 从社会或公共的角度来做出选择。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对伦理道德做出决策时, 关键是要认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所做出的决策将会导致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果,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做出决策的企业本身, 甚至会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伦理决策必须体现道德管理模式,它对社会利益、 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眼前利益、 地方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企业。 为了能够突出企业的内在美德, 企业应该从道德行为的范围内寻求经济利益。

从案例A公司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企业和资本市场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一,诚信的缺失。 现在很多企业和社会机构在面对社会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受到利益的驱使,公然违背职业道德。 为了自身的短期发展,出具虚假报告、披露虚假信息、欺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二,证券公司作为保荐机构独立性缺失。 B证券公司担任A公司上市事宜的审核机构, 在本应通过常规程序就能检查出A公司财务造假的情况下,却出具了A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结论意见的保荐书,可想而知,B证券公司对A公司虚假上市有着很大的责任。 从而可以说明,B证券公司对A公司的审核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 第三,监督机制存在缺陷。 A公司的欺诈手段并不复杂, 审核人员只要根据相关业务的核查程序进行仔细核查,就不难发现A公司报告中虚假的财务线索。 B证券公司在审核之前就已提出A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2010 年1—9 月毛利率较往年有较大增长等问题,但B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却没有根据相关业务规则进行核实, 便出具了针对A公司上市的保荐书,由此可知B证券公司对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未起到监督的作用。 因此,可以得知B证券公司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甚至缺失。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建设

通过完善会计法律制度建设及其实施机制, 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 以适应未来会计环境的变化, 加强对会计工作的规范和严谨。加强会计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完善对会计舞弊行为主体、管理者、会计人员的惩罚力度。 树立会计诚信的职业道德文化氛围, 提高会计队伍总体素质。 长期坚持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包括会计诚信在内的继续教育并建立会计从业人员的个人信用档案, 以便监督管理, 促进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真正贯彻和落实。 将会计职业道德原则融入到实际工作中, 凸显出浓郁的文化舆论气氛, 对会计人员的实际工作起到督促作用。 会计诚信教育应注重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基本职业道德理论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加强会计职业技能培训等, 使企业领导和会计人员熟悉职业道德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依法办事,有法必依,以提高会计诚信化建设水平。

(二) 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提高监管效力

强化政府监管力度, 完善行业自律监管, 不断健全和积极借助广告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社会监督力量。 政府应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如积极主动地开展和加强各行业的自律监管工作、加强审计、税务、财政、监察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 检查监督各行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状况,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业的不利行为,对不称职或违法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地惩罚,严重者应加大惩罚力度。 另外,还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推进诚信教育与宣传,充分利用现代传媒,营造浓厚的环境与氛围。 建立诚信评价机制, 对违背诚信道德规范的人或企业通过媒体等敏感介质进行公示, 使失信者不敢铤而走险。

(三)加强企业行业自律的自觉性

企业在商业伦理建设中起着主要作用, 加强企业遵守行业自律机制的自觉性, 能够使商业伦理建设立竿见影。 企业领导者应在管理活动中树立伦理意识和伦理精神, 自觉遵循和发展企业内部商业道德规范, 进行企业伦理决策, 加强企业内部经营道德规范,并对员工进行企业伦理教育。将伦理优势发展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以此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企业内部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 对内部人员工作的进展和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审核和质量检验,形成规范的工作报告制度。

(四)推进制度和企业伦理的融合

完善的公司内、 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预防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的发生,而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是诚信的伦理道德, 因此预防和治理财务造假行为应采取多管齐下的治理方针,综合利用制度和伦理的管理手段,以此推进制度和伦理的有效融合。 一方面要以制度或法律作为载体和表现形式, 把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融入制度或法律,以此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强调伦理道德制度化, 主张道德法制化或道德立法。 另一方面要以实现制度建立的伦理观念为目标, 对现行制度进行伦理评估, 对不适合伦理要求的制度进行调整,提高制度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1]杜海霞.论企业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J].财会研究,2014,(11).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 第11篇

1 生态伦理影响低碳经济的机理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 (包括文化观念) 具有多种经济功能, 影响经济绩效, 最终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根本规则。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 如政治体制、法律法规、企业制度等;也可能是非正式的, 如价值观念、习惯、意识形态等。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任何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成功, 除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正式规则的改变外, 还不能忽视文化的非正式规则的功能效应。”在正式制度不能触及的地方, 非正式制度将发挥巨大作用, 有利于人类进行自我约束。肖韶峰 (2012) 认为“技术创新水平不足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仅仅只是导致当前困境的表征原因, 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以及与低碳发展相适宜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才是人类当前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赵洪生 (2010) 提出了“以经济伦理引领低碳经济”。

作者认为生态伦理是重要的经济伦理, 影响低碳经济的机理就是人们以一定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评判、制约和指导人们的现实的低碳经济活动。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生态伦理是一种价值观念, 属于非正式制度, 与正式制度一样影响低碳经济发展。影响过程如链条所示:价值观念个人偏好需求结构与规模个人消费与企业供给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经济发展。影响途径有三个:一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制度安排, 如政绩考评、绿色GDP、资源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二是影响企业的行为,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绿色生产等;三是影响个人的行为, 如绿色消费等。

2 低碳经济影响生态伦理的实证分析

构建计量模型, 以中、英、美、加等46个国家2007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截面数据样本, 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 网站的数据。在前文论述了生态伦理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渊源以及关系后, 本文试图在实证方面做进一步的尝试, 以考察生态伦理与低碳经济的关联性,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

2.1 模型的设定

为考察价值生态伦理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 作者先假定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 Y表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用来作为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此处的GDP表示的是人均GDP;VWS为价值观念, 代表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即人们的生态伦理念;Urban表示是城市化水平。

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以中、英、美、加等46个国家2007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截面数据样本, 所选取的这些国家中既有比较发达的英美等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也有经济比较落后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小的非洲国家, 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样本数据主要来自国际上权威网站的数据库, 其中人均GDP和Urban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VWS的数值是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 网站的数据计算所得, 该网站提供了对世界各地的人价值观的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 (由于该网站的调查数据都是几年为一个周期, 本文选取的是2005~2008年周期的调查统计结果, 由于人的价值观念不易改变, 故我们可以近似将这些数据与2007年的数据组成截面数据) 。本文从环境价值观的统计数据中选取了4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的统计结果, 这4个问卷问题分别是:是否认为关爱环境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VS经济增长, 是否愿意为环保捐献部分工资, 是否应为阻止环境污染而增税 (有极少数的国家只有2个或3个问题的统计结果) 。

一个国家的VWS数据主要通过如下方法计算得到:

其中, n指问卷中4个问题的序数

An表示第n个问题赋值处理后的数值,

i指问卷中问题答案的序数 (一般为4个, 第一个问题为6个)

Xi表示问卷中选第i个答案的人数百分比, 该数值通过网站数据库可以查到

Wi是作者为第i个答案赋的值, 且W1, W2, W6数值分别为5, 4, 3, 2, 1, 0

2.3 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生态伦理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 本文采用OLS法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作出估计, 其回归结果如下: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到, 当单独考虑VWS因素时, 可以看出VWS因素对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影响, 但是不显著。但随着人均GDP因素和Urban因素的加入, 显著性通过检验, 其中, 人均GDP和城市化对人均二氧化碳存在正影响, 生态价值观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变得比较显著了, 也就说人的生态价值观对低碳经济有了显著影响。而且从系数符号可以看出, 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跟人的生态价值观负相关, 即人们的生态伦理念越强, 环境意识越强烈, 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会越少。

3 重视生态伦理建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建议

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生态伦理念与低碳经济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作者2011年问卷调查发现生态伦理意识较弱:65%的人不知道生态伦理, 仅有30%的人听说过, 5%了解。生态伦理和低碳经济关系的认识更加薄弱:70%不太清楚, 25%认为关系一般, 5%认为无关。为此, 重视生态伦理建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实施迫在眉睫。张书霞 (2010) 认为“在低碳经济社会中, 强化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培养人们的低碳意识、提倡低碳生活方式等应是生态伦理建设的重要举措。”作者调查, 发现培养良好生态伦理的措施应该多样化:认为政府制定正确规的占70%, 制定相关法律加以约束的占65%, 推动群众观念特别是消费习惯的占40%, 认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媒体宣传与公益行动的人各占70%、68%、75%、40%。我们从法律、政府到个人六个层面来提出相应建议, 希望通过改善生态伦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3.1 法律层面:生态伦理上升为法律和政策

观念是软因素, 只有将其上升为法律和政策, 才有硬性约束。立法部门应组织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以及各研究机构研究和制定各种环境标准和各行业、部门的最低能效标准和排放标准, 让这些标准具有法律或强制性的效力, 同时也让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法可依”。

3.2 政府层面:政绩考核处罚严厉

政府应带头学习生态发展观, 将生态改善作为干部考评制度的重要内容, 促使其实际工作中运用生态发展观。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用低碳理念规划和建设等等。政府要严厉处罚违反生态伦理的言行, 从行动上形成习惯, 养成良好的伦理。比如, 新加坡就连最细小的人为过失也要给予经济惩罚, 从而是“处罚之城”也是“花园城市”。

3.3 教育部门:教育研究生态伦理与低碳经济

“生态道德教育需在着眼成效中创新:一是将其细化分层以便在不同层次用不同方法开展教育;二是要创新传统文化, 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各级教育机构应当把生态伦理与低碳经济教育纳入教育全过程, 深化公众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同时, 鼓励研究人员进行相关研究, 出版优秀作品。比如《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等一系列优秀的生态伦理规范作品。

3.4 企业部门:倡导低能减排环保意识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力军。企业在进行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 应当积极培养员工生态和谐观念, 使之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应当倡导高效利用能源和资源, 将减量放在优先位置, 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不忘节约, 不忘环保。

3.5 新闻媒体:弘扬传统和谐生态

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等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宣传普及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知识, 积极培养和推动社会环保意识, 努力营造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环境。通过生态保护舆论监督让广大群众认识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 并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消费和生产的潮流, 使得生态和谐观成为积极的非正式经济制度。

3.6 个人消费:提倡低碳生活理念

“低碳生活”理念主旨可以概括为“适度吃、住、行、用, 不浪费, 多运动”。如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这一理念的主要内涵, 还可再简化为“勤、俭”二字。

参考文献

[1]汪洪涛.制度经济学 (第2版) [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2]肖韶峰.低碳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安排视角的阐释[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2 (01) .

[3]赵洪生.以经济伦理引领低碳经济[J].江苏政协, 2010 (10) .

[4]张书霞.低碳经济视野下社会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蕴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0 (8) .

[5]熊伟等.融合中西方生态观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探讨[J].金融经济, 20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