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分析评价

回顾性分析评价（精选12篇）

回顾性分析评价 第1篇

关键词：医院感染,现患率,回顾性调查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是省时省力且结果快的前瞻性调查, 不易漏报感染病例。所获医院感染现患率准确可信, 可作为评价医院感染监测系统效果, 评价医院感染发生率的真实性的一种调查[1]。现将医院感染现况调查与回顾性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效果评价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调查范围:

昆明市32家参加现患率调查中抽取部分医院进行同月和同年医院感染率调查。

1.1.2 组织方式:

由昆明市医院感染监控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调查实施前组织各机构医院感染专职人员集中培训, 制作统一调查用表, 各机构医院感染专职人员再负责本机构调查人员的培训及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汇总、分析和上报。

1.1.3 调查时间:

统一于8月11日为现患率调查日期 , 并调查同月医院感染率。

1.1.4 调查资料:

调查8月10日0点～24点, 昆明市32家医疗机构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生率及8月出院患者和同年医院感染发生率。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统一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调查前由昆明市医院感染监控办公室统一调查方法、调查用表, 汇总方法, 并集中各机构医院感染专职人员集中培训调查方法、感染诊断标准等相关事项。

1.2.2 资料处理:

各医院统一要求上报由昆明市医院感染监控办公室, 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将相关数据输入电脑, 并用Excel 2000进行统计汇总。

1.3 诊断标准

按卫生部颁发《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试行) 》 (2001版) 为诊断依据。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经PEMS 3.1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市级综合医院、区级医院、县级医院和厂矿医院的现患率显著高于同期和同年医院感染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而中医、儿童妇幼、传染病等专科医院现患率与同期和同年医院感染率相比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回顾性调查方法明显存在漏报, 而且区级医院、县级综合医院差异大于市级综合医院, 显示医院感染漏报高于市级综合医院。漏报与区级医院、县级综合医院配备医院感染专职人员不足和监测能力低有关, 基层医师对医院感染诊断标准掌握不好也是导致漏报的原因。

本次对昆明地区不同机构医院感染的横断面的调查, 较为真实的反映昆明地区不同机构医院感染的实际情况, 与回顾性调查的月感染率和年感染率比较, 回顾性调查存在漏报现象严重, 透视出日常医院感染管理的一些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医院感染监测是手段, 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才是目的, 通过医院感染监测发现问题和工作中隐患是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的重点。医院感染监测日常工作应以前瞻调查为主, 才能及时发现医院感染暴发的苗头。有效控制医院感染暴发, 是医院感染监测的重要意义所在。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是在医疗机构全面广覆盖下开展的前瞻调查, 能真实反映横断面的医院感染发生率。已经建立了较为准确的医院感染发生率的医疗机构, 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横断面调查替代回顾性调查[2]。现患率配合针对重点科室或重点部位的主动性监测能提高医院感染监测质量, 有效发挥医院感染监测作用。回顾调查应为补充, 现患率调查作为现况调查验证, 寻找本医院或本地区的薄弱环节和控制重点, 通过调查结果的信息反馈以提高广大医务人员的医院感染防控意识, 提高医院感染报告的正确性和准确率, 减少漏报发生率。有计划有目的地采取干预措施, 才能有效的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提高医疗质量, 保证医疗安全。

注:与同年回顾调查比较, *P<0.01;与同期回顾调查比较, #P<0.01

参考文献

[1]许艳华.医院感染现患率与感染率调查对比分析[J].中国感染杂志, 2002, 1 (1) :42-43.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第2篇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其主要内容包括：合并、简化税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政策，调整农业税政策。要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如对乡镇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建立新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增加对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之后又在其他省份逐步推开，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进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在完成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和具体任务。

股市动态分析30回顾及评价 第3篇

中信证券（600030）发布月度财务简报，母公司5月实现营业收入23.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228.14%；净利润11.85亿元，同比增加341.14%。截至5月末，母公司净资产达848.23亿，同比增长14.60%。

中恒集团（600252）发布公告称，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接到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检察院的逮捕告知书：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李建国个人因涉嫌犯罪，经批准，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5月26日对其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国电南瑞（600406）收到控股股东南京南瑞集团减持通知，2015年6月1日，南瑞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48，500，000股，交易均价为27.918元/股，减持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1.9967%。

回顾性分析评价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万方数据库。以“药物性肝损害”、“肝功能异常”、“氨基转移酶”升高为主题词和关键词, 检索1994年1月至2009年12月药物致肝损害的相关文献, 入选文献共187篇, 共计3246例。

1.2 入选标准

药物性肝损害的诊断标准[2]:①发病前有明确的服药史;②用药后肝功能检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或胆红素 (BIL) 单项升高, 而其中有一项超过正常上限的2倍;③排除甲、乙、丙、丁、戊型肝炎, EB病毒性肝炎, 酒精性肝炎、脂肪肝等;④排除心功能不全或其他原因所致肝功能损害;⑤原有病毒性肝病史或肝炎病毒血清学标志阳性者, 用药前无症状且肝功能正常。剔除数据不全、不符合要求的文献。

1.3 直接成本

药物性肝损害的直接成本可认为是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害时发生的费用, 分为非医疗成本和医疗成本两部分。直接非医疗成本是指与提供医疗服务项目有关, 但不是用于患者治疗的成本, 如必须增加的食宿费、营养费、路费等, 可用直接消耗的数量和单价计算;直接医疗成本是指直接与药物治疗有关的固定及可变成本, 如护理人员在静脉给药过程中消耗的时间折算成工资的成本, 一次性注射器或输液等低值易耗物品的消耗, 甚至整个住院期间的床位费、诊疗费、化验费、药费等[3]。

1.4 间接成本

药物性肝损害的间接成本测算应从全社会角度考虑, 包括由疾病造成的间接医疗成本和间接非医疗成本。利用人力资本法对药物性肝损害治疗中间接费用进行计算 (参考2009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9年郑州市年人均GDP44000.00元) , 从研究可行性出发, 只计算误工损失。具体测算如下:住院治疗误工成本=住院天数×年人均GDP/365;住院陪护误工成本=陪护天数 (即儿童住院天数) ×年人均GDP/365 (只计算儿童患者的陪护1人次) ;门诊误工成本=因药物性肝损害门诊人次年人均GDP/730 (一次门诊计0.5个工作日损失) 。

1.5 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指患者因病遭受的痛苦、悲伤、抑郁等难以用货币确切计量的成本。此类成本可来自疾病本身, 也可来自治疗该疾病的卫生服务, 如药物副作用造成的痛苦、抑郁等。目前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 隐性成本通常被忽略, 仅在治疗方案的决策中加以考虑[3]。

1.6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数据导入Excel,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2 结果

2.1 发生药物性肝损害患者性别、年龄分布

3246例药物性肝损害的患者中, 男性占49.87%, 女性占50.1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 。发生药物性肝损害患者年龄分布见表1。

2.2 引发药物性肝损害的给药途径分布

3246例药物性肝损害的患者中, 口服给药最多, 有2398例 (占73.88%) , 静脉给药其次, 有544例 (占16.75%) 。引发药物性肝损害的给药途径分布见表2。

2.3 肝损害发生时间

注射液发病时间最短为用药后1.5 h[4], 最长时间2周[5]。口服制剂发病时间在服药后2周～3个月内多见, 最短2 h[6], 最长8年[7]。其潜伏期多集中在2～4周, 占33.78%。

2.4 引发药物性肝损害的药物种类、例数、构成比

详见表3。

2.5 药物性肝损害患者的实验室检查

3246例药物性肝损害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见表4。

2.6 药物性肝损害转归

患者停用可疑药物, 症状自行缓解348例, 占10.72%;经过保肝退黄治疗, 治愈 1598例, 占49.23%;好转652例, 占20.09%;治疗无效或病情加重141 例, 占4.34 %;死亡69例, 占2.13%;未治愈自动出院或文献记载不明确438例, 占13.49%。害的发生一方面与药

2.7 药物性肝损害的损失成本

肖永红[8]等采用文献检索与现场病例调查等方法, 对抗菌药物所致急性肝损害和慢性肝损害等不良反应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用于不良反应的处置费用 (不包括手术费) 为:165例急性肝损害总费用8402.29元, 28例慢性肝损害总费用6736.93元, 平均住院日15.46d。由此计算每例药物性肝损害的处置费用平均为78.44元。处置药物性肝损害需支付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 (费用) 、间接成本和隐形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依照本文方法计算, 而隐形成本难于用货币确切计算, 本文并未涉及。经计算3246例DILI患者的直接成本损失254616.24元, 间接成本损失为6049476.82元。

3 讨论

药物性肝损害的发生机制包括:①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的直接毒性作用。进入体内的药物通过P450酶系经过氧化还原水解等第一相反应, 转化为水溶性强的代谢产物易于排出体外。在生物转化的过程中由于酶活性的改变, 产生过多的毒性代谢产物如亲电子基、自由基、氧自由基等, 可与细胞大分子如蛋白质、脂质、核酸等相互作用, 导致蛋白质结构破坏、失活、脂质过氧化, DNA损伤及氧化应激等。此外, 这些活性代谢产物还可能破坏离子梯度, 使钙离子转运障碍, 细胞内钙离子潴留;还可损伤线粒体蛋白, 抑制ATP合成, 引起肝细胞脂肪变性等。这些细胞损害作用最终可导致肝细胞的坏死、凋亡, 药物性肝病甚至是肝衰竭[9]。②药物介导的过敏性肝炎。药物或者药物的活性代谢产物, 与内源性蛋白质共价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 从而引起机体的细胞免疫或体液免疫[10]。特点是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免疫异常的指征。③与胆汁淤积有关。药物干扰胆汁酸的摄取, 干扰胆汁酸的肝内转运, 干扰毛细胆管的胆汁分泌, 干扰毛细胆管的骨架结构。常见的引起胆汁淤积型肝炎的药物有皮质类固醇、避孕药、氟脱氧尿嘧啶核苷等。

统计发现, 药物性肝损害发生的患者无性别差异。而年龄分布不均匀, 年龄<20岁的只有4.11%, 说明药物性肝损害的发生一方面与药物的毒性有关, 另一方面与特异体质即个体的易感性有关。随着年龄的增加, 肝脏的生理及代谢状态发生变化, 机体的代偿适应能力下降, 对药物的耐受性减低, 易发生药物的体内潴留引起肝毒性作用。

从给药途径可看出, 口服用药易引发药物性肝损害, 达73.88%。可能与患者依从性较差有关。用药超剂量、长时间用药和同时应用多种肝脏毒性药物都易引起肝损害, 提示患者服药期间加强血药浓度监测。

由表3显示, 易引发药物性肝损害的药物中, 排在前5位的药物种类分别是:抗结核药 (27.08%) 、中成药 (19.31%) 、抗感染药 (12.29%) 、解热镇痛药 (10.63%) 、中草药 (8.38%) 。提示抗结核药在使用中应积极加强监测, 这类药本身或其代谢产物对肝细胞有直接、间接的毒性, 另一方面, 抗结核药的联合使用也加重了肝毒性反应。中成药和中草药引起药物性肝损害需要高度重视, 这与传统认为中药安全相悖。中药化学成分复杂, 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常基于经验, 更缺乏临床对照试验和药理学研究, 因此, 中药应用的安全性规范和管理监控的加强迫在眉睫。抗感染药致药物性肝损害有逐年增加的态势, 这与此类药品在国内广泛使用有关, 据报道, 我国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平均为67%～82%[11]。已引起民众重视, 遏制抗感染药物的滥用是当务之急。解热镇痛药多数为OTC药物, 其药物性肝损害已造成严重后果, 人们在自用药时, 迫切需要药师和医师有效的宣传指导。药物性肝损害易发时间为2-4周, 提示患者此时间段应加强监测。药物经济学 (Pharmacoeconomics, PE) 是以卫生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型边缘学科, 为临床合理用药和制定最佳疾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使用药标准由过去简单的安全、有效, 转变为安全、有效、经济, 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12]。

2009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共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638996份。据中国医药报报道, 药物性肝损害事件占10%-15%, 且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由此推算2009年药物性肝损害事件造成的直接成本损失为501228.46-7518426.93元, 间接成本损失为11908783.01-178631745.15元。由于我国不良反应报告系统不尽完善, 对药物性肝损害事件进行药物治疗的病例大于本研究, 由此估计其可能造成的药品治疗成本可达数千万元, 导致药物性肝损害事件治疗成本可达数亿元。

本文结合药物性肝损害分析工作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探索, 试图提示对药物不良反应的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可以掌握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及特点, 了解为此所付出的经济成本, 使医药卫生人员及时了解有关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与危害性, 加强对ADR的警觉性, 并在用药全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减少ADR的重复发生例数, 使发生症状减至最轻, 从而减少经费支出, 并为上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作为管理决策人员, 从药物经济学角度开展ADR评价工作, 减少ADR发生例数, 可以明显减少患者的住院天数, 减少医药费用的消耗,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最终达到保障人民用药安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

摘要：目的 分析药物性肝损害及其治疗成本, 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减少医药费用的支出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 对3246例因药物性肝损害报告造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进行分析。结果 致3246例药品药物性肝损害病例中, 主要为抗结核药 (27.08%) , 其次为中成药 (19.31%) 。3246例DILI患者的直接成本损失254616.24元, 间接成本损失为6049476.82元。结论 通过对药物性肝损害的研究及成本分析, 揭示其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迫切需要加强DILI的监测工作, 以减轻社会和患者的DILI成本负担。

回顾性分析评价 第5篇

2012年，土地管理政策继续延续“十一五”期间的主线，在严格保护耕地、积极参与宏观调控、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些地方围绕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开展了许多制度创新，推动了土地政策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保护耕地，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2012年，国土资源部在严格保护耕地方面出台了《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关于加快编制和实施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通知》、《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通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对加强耕地保护、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做出了进一步严格、具体的规定，在实践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1.出台《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土地整治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2年，《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明确了主要的目标，到2015年新建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经整治后耕地质量平均提高一个等级，粮食亩产增加100公斤以上。整治农村建设用地450万亩，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全面复垦，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及时复垦，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复垦率达到35%以上。

2.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强耕地质量管理

明确提出高标准基本农田是指，“通过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布局合理化、农田规模化、农业科技化、生产机械化、经营信息化、环境生态化的基本农田。”对基本农田的定义是经过多少年的实践，在今年发出的关于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政策文件当中首次对高标准基本农田进行了内涵的全面的确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中将正在实施的增减挂钩试点、低丘缓坡土地开发试点、工矿废弃地复垦调整利用试点等工作挂钩。

加强耕地质量管理的重点，是将优质耕地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严控建设用地占用优质耕地。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二）加强土地市场建设，推进节约集约用地

1.明确提出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含义，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五中全会《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建立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实施节约优先战略的指示，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号），首次完整阐述了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八项内容，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制度、土地利用计划调节制度、建设用地使用标准控制制度、土地资源市场配置制度、节约集约用地鼓励政策制度、土地利用评价考核制度。出台《关于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各类土地使用标准，加大审查力度，加强对标准执行的监管和评价。

2.出台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明确了闲置土地的含义，增强了办法的可操作性。明确要求供应土地须是“净地”，禁止“毛地”出让，防止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土地闲置。规定了闲置土地处罚办法，加强与证监会银监会联动遏制土地闲置。

3.发布了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新版的限制用地项目目录涵盖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城市主干道路等七类，禁止用地项目目录涵盖了农林业、煤炭等十七个大类。明确规定住宅用地容积率必须大于1，这是部门联合发文中首次对住宅用地规划建设条件作出明确规定，为依法查处违规别墅类用地提供了量化标准。

（三）参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加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

1.加大住房用地供应量

年初下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2012年房地产用地管理和调控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2〕26号），明确提出房地产用地管理和调控要坚持方向不改变、态度不动摇、力度不放松，并提出了2012年房地产用地调控的目标任务，明确了工作重点。2012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供应15.93万公顷，与历年实际计划完成相比，远超过历史最高，为历史计划完成量最大年份的117.3%，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和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用地计划占78.8%。

2.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7月，《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严格房地产用地管理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要坚持调控不放松，密切配合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巩固调控成果，坚决防止房价反弹；加大住房用地供应力度，提高计划完成率。

3.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指标单列

优先安排民生建设用地，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实行计划指标单列，确保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用地，增加公租房和中小套型的限价普通商品房用地，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用地。

（四）推进土地管理法修改，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土地管理法》于1986年颁布实施以后，先后进行了三次修改。在已提交《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草案中，修改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是重点。修订的原则是，按照“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总体要求，以实现被征地农民与土地同步城镇化为目标，以完善补偿安置机制为重点，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规定，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的机制。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方面，不仅要在财产上进行补偿，同时还要突出安置和保障，确实做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并同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2011年5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力争到2012年底把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做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全覆盖。

（五）多方开源，出台多项政策，加大土地供应量

1.低丘缓坡地和未利用地开发

2008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未利用地超过39亿亩，其中西部地区未利用地超过34亿亩，占全国的87%，未利用地面积远大于中东部地区。合理开发利用未利用地和低丘缓坡地上的非耕地，将是解决当前和今后建设用地出路的重要举措。对其在计划指标、规划规模、用地审批、地类管理等方面加强管理和政策倾斜十分必要。

2.工矿废弃地复垦

2012年，确定在河北、陕西、内蒙、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山西十省区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通过对历史遗留废弃地的复垦利用，与新增建设用地相挂钩，合理调整建设用地布局。

二、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地方实践

深化国土资源改革应立足于增加新制度供给，梳理部署试点、地方的探索创新经验以及应对自然灾害时部出台的相关政策，总结提炼，上升为制度性规范，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应用性、普适性，以新制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这一要求，着力开展制度创新的实践。

（一）存量土地的再开发

近年来，一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新增建设用地潜力小的地方，先后在存量土地二次开发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全国层面出台相关政策作好了政策储备。如广东“三旧”改造、福建的“三旧”改造、浙江的土地“二次开发”、上海张江的土地“二次开发”，本质上在新增建设用地有限的条件下，挖掘城镇存量建设用地的潜力，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现有存量建设用地的释放，减少城镇建设对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有效保护了耕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了产业竞争力。

（二）浙江、云南等地通过开发利用低丘缓坡拓展城镇和工业发展空间的探索创新浙江和云南两省为破解“双保”困境，着重开发利用低丘缓坡土地，拓展城镇和工业发展空间。主要做法是：政府主导、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科学开发，有序推进，试点先行；减少占用坝区良田，疏导工业上山、城镇上山。

（三）成都的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以还权赋能为核心，对农村土地和房屋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体现了发达支援落后、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探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出让、转让、出租、作价出资入股、联营、抵押等方式流转，可用于工业、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绝大部分收益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用于农业农村发展。成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让整个社会的财富和创造性充分涌流，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对2012年土地政策的评价

（一）在保障民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年来，按照既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又严格保护耕地的要求，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结合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土地复垦利用、低丘缓坡荒滩综合开发、新增围填海用地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等，统筹安排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多渠道增加土地供给。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供地政策，优先保障鼓励发展的产业用地，严禁向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供地，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重点保障“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建设。继续对农村建设用地实行计划指标单列，计划指标安排量不得低于国家下达各省（区、市）用地计划总量的3%～5%。

（二）在促进了城乡统筹过程中，保护农民利益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统筹城乡发展，需要推进一些基础性制度变革，尤其是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使城乡土地资源、资产、资本有序流动，使农民获得土地收益权和财产权。在2012年出台的土地政策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出台的耕地保护政策注重使用经济手段，采取经济激励机制保护耕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村土地整治及农村宅基地管理方面的政策，都首先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以意愿，保障农民的用益物权，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村土地整治、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产生的收益主要用于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也首先保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需要。这些政策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注重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一年来，国土资源部在政策制定、调研咨询、政策执行情况动态监测、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政策实施后评估、政策调整完善等方面搭建起有效的信息反馈和决策机制。对重庆、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广东“三旧”改造试点、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征地制度改革试点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在大范围推广和土地管理法修改积累经验和借鉴。同时，对地方改革探索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偏，对成功的经验及时提炼总结，形成制度化成果，为国土资源部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制度和政策储备。

四、对未来土地政策基本判断

（一）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特殊背景和历史阶段，土地政策制定和实施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一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救火队式、运动式的土地政策制定和实施模式，虽迫于无奈且缓一时之需，但从根本上来说缺乏从战略管理角度进行基础理论的积淀。从根本上破解两难问题，需要国土资源顶层制度设计和构建，只是单纯地推进单项制度改革，如征地制度改革，难以落实，阻力很大。需要协调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优化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政策体系。

（二）从基层吸取好的成功做法，上升为政策法律

近年来，国土资源部部署了一批试点，进行土地管理制度探索和改革，一些地方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都的农村集体土地还权赋能，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浙江、云南等地的利用低丘缓坡地搞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广东“三旧改造“等低效用地“二次”开发及节约集约用地试点。在面临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的条件下，地方的积极探索和尝试，为全国层面上开展相关的改革做好了制度准备，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同时，地方的经验也引起省、部及中央的思考，即地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通过改革创新找到保障发展的新路子。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单靠地方政府推动是不能完成的，需要中央进行顶层的系统设计。缩小征地范围、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涉及到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上述任务的解决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地方的关系的调整问题，利益攸关，纷繁复杂，理应在国家层面进行系统设计。

（三）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将会加快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很多地方和基层进行了自发的探讨，如很多地方都出台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条例或管理办法，但由于土地权利受限等方面的原因，得不到土地使用者的认可，流转的量很有限；征地制度改革虽然国土资源部层面部署了缩小征地范围试点，但地方表现出的兴趣不大，而对于试点中附带的征转分离兴趣很大；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地方突破试点范围，以获取土地使用指标为目的，忽视农民权益。这说明改革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触及到一些地方的既得利益，如缩小征地范围会给城市建设带来更高的成本时间也更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会减少地方的土地出让收入。自下而上的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已经陷入改不动的艰难困境，根本无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因此，针对改革面临的瓶颈，急需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加速推进，超越既得利益，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国家层面上开展顶层制度设计，指导各地的改革，为长期的经济发展积蓄制度能量。

（四）2013年土地政策的主要方面的判断。

这也是基于2012年和今后形势分析基础上作出的初步判断。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加快提升城镇化质量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土地管理制度必须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新部署相符合，尤其是提升质量的城镇化发展，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3年的土地政策将延续2012年的方向，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大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促进城乡统筹等方面着力。这是一个判断。

土地制度改革一个可期的方向，首先是完善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等等。此外，允许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参与城镇经营型项目的开发;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办法，合理确定国家、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比例，等等，也是改革热点。同时，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促进存量土地的盘活、再开发利用也是政策的重点。

土地规划计划、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政策的回顾评价及展望，同时还对征地制度改革、广东“三旧”改造、重庆地票、成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低丘缓坡和未利用地开发

动态能力理论回顾与评价 第6篇

关键词：动态能力；理论；评价

20世纪80年代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战略管理理论是波特的产业组织理论，随着核心能力理论的快速发展，核心能力的一些局限性也浮现了出来。但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有可能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一个包袱。能力理论遇到前所未有的自身发展障碍，不能解释动态市场上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以及为什么某些企业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Teece等人最初提出了改变能力的能力即动态能力的概念，并把动态能力定义为公司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通过利用资源的吸收与整合以及通过学习、知识管理等方式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而获得新知识和能力，并逐步整合和改进现有的能力和提高效率，使企业在动态、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理论目前虽然处于探索阶段，但研究其已是十分迫切与必要。

1、 动态能力理论回顾

在战略管理领域，企业竞争优势的寻求以及如何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一直是管理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自从Teece等人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之后，关于企业动态能力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

1.1 国外学者的观点

我们可以从1997年Teece 等人的观点中看出，他们认为企业内外部能力包括组织技能、资源和能力，动态能力置于其管理和组织过程之中，并且构建了动态能力的过程、位置和路径分析框架。企业调整、整合或重构内外部胜任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1997年Helfat将动态能力看成是一种能改变产品流程并重组用来适应外界激烈的竞争环境的能力。 2000年Desi认为一个企业为了识别市场机会、合理配置资源、重构企业现有资源就需要不断地更新企业现有的资源，而企业动态能力就是这种更新企业现有能力的能力。 2000年YadongLuo认为动态能力是一个过程，它的本质是一种能改变企业资源的组织过程和战略过程。 他认为企业为了保持持续竞争优势而不断的创造资源和能力的才能。 同一年Eisenhardt、Martin他们的指出企业动态能力一种惯性，它是企业为了匹配和创造市场并通过释放、重组、获取资源的一种组织过程或者不断为了不断满足环境更新资源配置一种惯性。 2001年Subba 和 Narasimha则是用生物免疫视角来定义企业动态能力，他们认为企业动态能力是识别多种抗原和在需要的时候产生抗体的能力。 同时Griffith and Harvey的观点提出企业动态能力是一种资源组合的能力，它使企业的资源能源被复制，能创造别的企业难以模仿的资源组合能力。2002年Lee对企业动态能力的观念点是它是一种能了，是企业适应快速环境变化的能力，它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与此同时Zahra 和George认为企业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进行自身资源的配置、整合，所以他们认为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的变革能力。 2002年Zollo 和 Winter通过学习视角对动态能力理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集体学习的一种模式，它可以通过调整企业的运营规则等多种手段，来提高企业的组织绩效，他们指出这种模式会随着变异、选择和保留企业的行为演化，而这种演化依据来自隐性经验的积累、知识外在化和知识编码的活动。 2003年Winter进一步指出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创造能力的能力。 Zahra、Sapienza 和 Davidsson在2006年中认为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配置、重构内外资源和调整自身惯例的能力。 Pavlou and Sawy在2006年指出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为了适应环境重构自身职能的能力。 Schreyogg 和 Klie-sch-Eberl（2007）则是从能力的动态性角度提出了包括能力递进进程和柔性监控过程的双重过程模型；Lansiti 和 Clark 也从技术能力视角对动态能力进行了研究。

1.2 国内学者的观点

2004年我国国内研究学者董俊武、黄江圳和陈震红他们提出动态能力在特征上跟核心能力有相似之处，它具有价值性、独特性等特征，只有在创新的开拓性动力上，才能克服能力的惯性。 董俊武等在2004年从动态能力的运作过程中推出了其影响因素，他们的观点是在动态能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性惯例、学习性惯例、知识的说明以及知识的编码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的动态能力的创建与演变史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2005年学者江积海通过对综述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对企业动态能力内涵进行进行重新界定，他将企业动态能力的内涵分成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时间层面是指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早更快的重组和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空间层面是指企业不同类型能力的延伸，是指一种能力到另一种能力的动态演化。王晓光他的观点指出企业动态能力的本质就是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2007年在《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动态能力研究》 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宋扬将企业动态能力界定为一种适应程度，他提出企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变内部资源利用方式及组织各种功能运行方式的适应程度。2008年祝志明、杨乃定、Sarlandie de La Robertie Catherine等相关学者认为企业动态能力是为企业持续不断的调适、整合和重构其能力及相应的资源基础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管理努力。同一年郑建志在研究动态能力、关系质量及合作绩效实证研究中将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在已有的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组织及个人的不断学习，实现企业各方面的协同，达到模块创新的过程。 俞枫在2008年则在对以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中认为企业动态能力的实质上是扎根于企业内部，呈现出一种动态机制特征的组织惯例。 2009年赵静在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的软件企业知识积累模型研究中她将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在洞察周围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同时，在现有的知识存量基础上，通过组织学习与技术不断更新企业知识存量并以此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2009年在做基于知识的企业动态能力研究中，在综述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后章威将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获取、创造和整合致死资源以感知、应对、利用和开创市场变革的能力。而袁博在2009年在研究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企业的动态能力研究中将企业动态能力界定为企业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整合、建立、重构内外竞争力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 刑燕飞则在研究企业创新促进动态能力能力形成的研究中将企业动态能力界定为企业通过洞察和整合，在预测外部变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经营活动的创新，以使企业在核心能力能够不断适应经济环境的要求。

2、 对动态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2.1对国外动态能力理论的评价

国外学者对于动态能力理论所进行的研究，首先是基于Teece 等战略视角，然后衍生发展出来了组织管理视角、学习视角、过程视角，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开展了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分析研究。Teece 和 Pisano（1997）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创造新的产品和流程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才能和能力的集合。在组织外部掌握产业政策的变化以此来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从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两个方面来加快适应内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可见，动态能力的获得是企业为了适应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为了能够长期保持这种能力，除了必须不断发展和更新企业现有的能力，还需要挖掘潜在的能力，而提高和更新企业发展能力可以是在组织内部学习的方式开展，进而将知识在组织内部传播、共享，形成潜在的组织文化，无形中提高了组织的学习能力，使得组织成员获取各种先进的技术本领和企业的管理方法，那么企业的动态能力在组织内部建立起来，可以很好地应对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Helfat（1997）认为：使企业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的能力的集合即为动态能力。 在动态的环境下企业获得的竞争优势都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如果企业停留在原有的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那么企业将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只有快速、敏捷地打破企业现有的平衡状态，发现和定义新的、潜在的市场机会，在市场中挖掘潜在的顾客，不断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并且将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与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核心能力的发挥有效组合起来，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并付诸于行动，不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在完成已有的组织战略后，企业重新回到原点，寻找新的创新机会，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来保持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的持续竞争优势。Eisenhardt、Martin指出，将动态能力定义为公司集成、协调和重新配置内外能力的能力，存在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是含糊不清的。他们认为，动态能力不仅是公司使用资源的过程，更是整合、重构、获得和放弃资源以匹配甚至创造市场变革，动态能力因而是组织的战略性惯例。通过它们，当市场出现冲突、分裂、进化和消失时，公司获得新的资源结构。

2.2对国内动态能力理论的评价

国内的学者对于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动态能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的，对企业动态能力内涵、特征、维度、结构模型等的研究，从而构建了企业动态能力整合理论分析框架。董俊武等人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在内外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水平的能力、增强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组织变革过程存在的阻力这四种能力的有机组合，以此增强企业适应内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基于Teece 和 Pisano观点上指出动态能力是企业不断适应内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

2.3 对动态能力理论的看法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是目前管理学界广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动态能力理论的内涵界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动态能力在概念内涵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觉和各自研究的目的出发对动态能力进行了分析，导致对动态能力的定义、要素、结构等分析道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更谈不上对管理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动态能力对产业演进和企业成长的机理，动态能力的量化建模以及不同行业的对比等方面都还需要深入探讨。

动态能力理论存在的主要不足在于： 首先，动态能力理论假设市场的环境不确定， 而现实中的市场环境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 其次，企业不存在可持久发展的核心能力；最后，认为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是短暂的， 忽略了存在关系契约的企业。 因此，动态能力理论研究前沿的学者们正转向经验性研究， 通过过程性的详细案例来验证能力与企业竞争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罗珉，刘永俊.企业动态能力的理论架构与构成要素[J].中国工业经济，2009；（1）.

[2]冯军政，魏江.国外动态能力维度划分及测量研究综述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7）.

[3]孟晓斌，王重鸣，杨建锋.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模型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10）.

[4]郑胜华，苪明杰.动态能力的研究评述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5）：56—64

回顾性分析评价 第7篇

本文利用excel Z分数法, 将每批相同项目的两种试剂检测结果绘制于同一张图上进行分析, 其对发现实验室检测的系统误差有很好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室间质评组织机构发放质评样本 (3次/年, 5个/次) , 实验室接收、验收合格后按照要求进行保存, 检测时将样本完全融化并与日常标本一起平衡至室温。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常规检测方法与日常标本一起进行检测, 记录并上报结果。

1.2 Z分数分析图模板的建立, 根据公式Z= (实验室测定值-相应标本本试剂组全国均值) /本试剂组标准差, 将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 Ag) 项目的室间质评结果利用excel的函数及绘制图表功能计算Z分数并用线段连接。

1.3将每次室间质评阳性及高值阴性预期结果标本检测的各项质控录入模板, excel会自动绘制当批各项检测的Z分数质控图。以实验室Z分数>3或者<-3为失控来判定随机误差。以一检或 (和) 二检各项构成的Z分数图形均出现上或下平移来判定该批检测的系统误差。

1.4对Z分数质控图进行分析, 寻找差异原因, 持续改进。

2 结果

按照Z分数的计算公式, 计算每一个预期阳性标本的Z分数。

在编号1351前, 两种试剂共42个测定点, 其中27个点>0。试剂1 (Z分数1) 室间质评回报显示有15/21<0 (处于全国均值以下) , 6/21处于全国均值以上;试剂2 (Z分数2) 有12/21处于均值以下, 9/21处于均值以上, 提示本实验室存在系统误差。编号1351开始试剂1测定值分布均匀 (5/7) , 试剂2则有11个数值都大于0, 显示出了明显的系统误差。见图1。

3 讨论

参加室间质评对血站实验室规范检测、加强管理有重要作用。之前我们对于室间质评反馈结果的利用只停留在对某一项目当次检测结果的正确与否以及是否超出一定界限来评判该项目的成绩, 没有很好地将历次检测结果相结合, 从而造成对反馈结果利用的孤立性、片面性。

血站检测的酶免项目有4项, 每种项目要求用不同的试剂同时检测2次, 而每种试剂选用的质控物水平不尽相同, 每种试剂对某一浓度质控物反应的灵敏性也不尽相同。Z分数的无因次度量特性, 使我们可以将不同浓度不同项目的质控绘制于同一图表上进行比对分析。

从结果来看, Z1中有29/33 (87.9%) 在±2范围内, 有25/33 (75.8%) 在±1范围内, 此外, 发现有>3的结果, 提示当次检测存在随机误差。Z1绝对值最大为3.2, 最小值为0.05, 均值为0.75, 中位数为0.36, CV=113.8%, >0的一共有13/33;Z1从1253开始连续9个点直到1275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显示出全年检测的系统误差。而另一项检测结果 (试剂2) 则没有这样情况, 提示不是实验室整体系统误差, 应该是单项操作的系统误差。可以结合当次检测室内质控情况以及回顾当次检测的过程记录, 查找原因, 加以纠正。Z1各值在1275之后均匀分布于0附近, 说明实验室采取纠正措施是有效的。

Z2中有33/33 (100%) 在±2范围内, 有24/33 (72.7%) 在±1范围内;Z2绝对值最大为1.82, 最小值为0.02, 均值为0.64, 中位数为0.48, CV=77.6%, >0的有21/33。从1275批开始到146批显示实验室测定值虽然所有检测结果都正确且Z分数均≤2, 但连续2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结合另一项 (试剂1) 检测结果提示的单项系统误差。这就要求我们从设备参数设置、某注射器加样量, 试剂保存等方面寻找纠正及改进的机会。结合实际, 其原因可能是该实验室8项检测同时加样, HBV1是第一顺序进板, 而HBV2则是最后进板, 中间相隔20 min, 导致HBV2项目在室温温育20 min所致。

本文利用excel编制模板进行Z分数质控图绘制。将Z分数法运用于室间质评结果持续监控中, 可以将同一实验室进行的检测各项目结果都绘制于一张质控图, 从而更好地进行分析, 找到实验室的不足, 加以改进。实践证明, 该方法对发现实验室系统误差及对实验室的检测水平的持续监控、改进及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摘要：目的:使用Z分数法将几项室间质评结果绘制于1张图上, 以发现异常及趋势。方法:基于Z分数法将相同项目不同浓度水平、不同试剂的阳性预期数值绘制于1张图上。结果:试剂1和试剂2不同时期都存在不同形式的误差。结论:该方法对发现实验室系统误差及对实验室检测水平的持续监控、改进及提高有很大帮助。

回顾性分析评价 第8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10月~2012年12月期间我院应用骨瓜提取物的所有住院患者病历。

样本量的确定[2,3]:根据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推荐, 用下列术语和百分率表示药品不良反应发生频率:十分常见 (≥10%) , 常见 (1%~<10%) , 偶见 (0.1%~<1%) , 罕见 (0.01%~<0.1%) , 十分罕见 (<0.01%) 。假设不良反应发生符合二项分布,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0.5% (包括偶见的不良反应) 。利用概率论原理计算药品不良反应发生例数≥1的概率 (P) 为:P=1-P (0) =1-C0n× (0.005) 0 (1-0.005) n, 即P=1-0.995n。如果要求P≥0.8, 即有80%的可能性来保障不良反应发生例数≥1, 则1-0.995n≥0.8, n≥322, 即例数大于322例即有80%的把握保证总不良反应发生例数≥1。

1.2 研究方法

采用病历回顾性研究方法, 通过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检索获得使用骨瓜提取物的病历号, 再提取相应病历, 由5名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按要求填写骨瓜提取物使用情况调查表 (电子版) , 记录用药科室、患者姓名、病历号、性别、年龄、出院诊断、过敏史、药品信息 (包括规格、厂家、用法用量、溶媒、用药天数等) 、不良反应、合并用药等相关信息, 重点了解骨瓜提取物的药品不良反应/药物不良事件及其相关情况。

1.3 不良反应关联性评价与分类

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价采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制订的6级标准 (肯定、很可能、可能、不太可能、未评价和无法评价) , 其中将关联性评价为肯定、很可能、可能的不良事件评价为不良反应。参照《WHO药品不良反应术语集》将不良反应按照累及的系统进行分类。

自建EXCEL数据表, 将5名研究人员的调查表进行合并汇总, 并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骨瓜提取物临床使用情况

2.1.1患者性别及年龄构成情况

此次调查共收集病历3124例, 其中, 男2167例, 女957例, 男女比例为2.26∶1;患者年龄最小为2岁9个月, 年龄最大为93岁, 中位年龄45.14岁。各年龄阶段分布情况见表1。

2.1.2病种分布情况

使用骨瓜提取物的疾病 (以出院诊断为准) 如下:各种类型的骨折2321例次, 软组织损伤 (含皮肤挫裂伤、韧带损伤、肌腱损伤等) 1108例次, 骨折术后633例次, 腰椎损伤 (包括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椎盘不稳、椎体滑脱等) 166例次, 关节炎116例次 , 关节损伤16例次 , 脊柱损伤3例次 , 骨瘤 (骨囊肿/骨巨细胞瘤 ) 2例次 , 腰扭伤1例次 , 胸椎结核1例次,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1例次, 骨质疏松1例次。因骨外伤疾病多同时合并两种或以上损伤, 故总例次大于病例数, 其中合并骨折和软组织损伤的有820例次。

2.1.3既往过敏史情况

本次调查中, 有19例患者既往有药物过敏史, 分别是青霉素过敏13例, 头孢类过敏5例, 1例不详。

2.1.4 品种分布情况

此次调查的时间段内, 骨瓜提取物先后有4个品种, 具体分布情况见表2。

注:因部分患者先后使用了不同品种, 故总例次大于总例数

2.1.5使用剂量情况

在3124份病历中, 均采用静脉滴注给药, 1 d 1次。最小用量为10 mg, 最大为500 mg, 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剂量为100、50、75 mg, 依次为1168例次 (33.18%) 、1157例次 (32.87%) 、801例次 (22.76%) 。具体使用剂量见表3。

2.1.6使用疗程情况

从使用疗程来看, 骨瓜提取物平均使用天数为13.49 d, 最少为仅使用1 d, 即1次, 最多为133 d。仅有93例使用疗程在21~30 d, 占2.98%;2~7 d的1483例, 占47.47%;8~20 d的1303例, 占41.71%;39例>30 d, 占1.25%;另有206例仅使用1次, 占6.59%。具体疗程分布见表4。

2.1.7 溶媒选择情况

具体为“0.9%氯化钠注射液”1665例次 (48.02%)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912例次 (26.31%) , “5%葡萄糖注射液”592例次 (17.08%) , “果糖注射液”127例次 (3.66%) , “果糖氯化钠注射液”109例次 (3.14%) , “转化糖注射液”42例次 (1.21% ) , “10%葡萄糖注射液”9例次 (0.26%) , “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8例次 (0.23%) ,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3例次 (0.09%) 。因部分患者在使用中存在更换品种及输液的现象, 故总例次大于总例数。

注:因部分患者先后使用了不同剂量, 故总例次大于总例数

2.1.8用药浓度情况

本次调查的3124份病历中, 溶媒用量在100~500 m L之间, 但因剂量不同, 致使最终用药浓度有很大差异, 最大浓度为1.50 mg/m L, 最小浓度为0.02 mg/m L, 最常用的用药浓度为0.40 mg/m L, 其次为0.20、0.30、0.10 mg/m L。见表5。

2.1.9合并用药情况

本次调查中, 联合用药的有2949例, 占94.40%, 其中合并使用1种药物的有459例 (14.69%) , 合并2种药物的有815例 (26.09%) , 合并3种药物的有803例 (25.70%) , 合并4种药物的有507例 (16.23%) , 合并5种药物的有241例 (7.97%) , 合并6种药物的有95例 (3.04%) , 合并7种药物的有14例 (0.45%) , 合并8种及以上药物的有15例 (0.48%) , 最多合并使用12种药物。

注:因部分患者前后使用的剂量、溶媒用量不同, 故总例次大于总例数

2.2 骨瓜提取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的3124份病历中, 疑似发生不良反应的有63例, 按照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制订的评价标准, 进一步对这63份病历分别进行评价, 其中有4例在输注其他药物过程中出现, 停药对症治疗后即好转, 并未停用骨瓜提取物, 因此评价与骨瓜提取物的关联性为不太可能。最终评价结果为:肯定的2例, 很可能的18例, 可能的39例, 共计发生不良反应59例, 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92%, 属于常见范畴 (1%~<10%) 。

从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来看, 主要表现为皮疹、瘙痒、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寒战、高热、荨麻疹、头痛、肝酶升高、恶心等, 严重者可致过敏性休克, 临床表现多样, 涉及系统按发生率高低依次为:皮肤及附件系统、呼吸系统损害、全身性损害、肝胆系统损害、神经系统损害、消化系统损害及其他。见表6。

3 讨论

3.1 骨瓜提取物临床使用情况

骨瓜提取物在临床上使用非常广泛, 合理用药显得尤其重要, 其用药安全性特别值得关注。本次研究表明, 骨瓜提取物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

注: 因同一患者所发生不良反应可能同时涉及多个系统及临床表现, 故总例次大于总例数

3.1.1特殊人群的用法用量未能明确

本次研究显示, 使用骨瓜提取物的患者中男女比例为2.26∶1, 30~<60岁之间使用骨瓜提取物的人数最多, 共计2030例, 占64.98%, 这可能与收治患者的病种特点有关。从研究结果来看, 使用骨瓜提取物的患者年龄最小者仅2岁9个月, 最大者为93岁, 由于生理原因, 老人与儿童在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方面具有特殊性[4,5], 药品说明书中未注明这些特殊人群的用法用量, 仅在注意事项下指出“考虑到老年人机体功能下降, 且耐受力差, 建议不宜使用, 若使用, 临床用药不建议用到最大剂量”, 临床医师对这类人群完全凭经验用药, 其安全性值得担忧。

3.1.2使用指征基本符合, 个别超说明书

说明书规定, 骨瓜提取物的适应证为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腰腿疼痛、骨折创伤修复。本次调查发现, 我院骨瓜提取物临床使用的指征规范率为99.94%, 但仍有个别不符合要求, 如用于骨瘤是否合适等。由于药品说明书更新较慢, 不可能及时覆盖临床实际用药情况, 超适应证用药难以避免, 但毕竟不是说明书核准的适应证, 医师和药师都面临一定的风险, 一旦出现意外情况, 极易导致医疗纠纷[6], 建议临床医师严格按照说明书的适应证使用。

3.1.3用量、溶媒选择、用药浓度存在超说明书现象

本品说明书中规定, 静脉注射时, 一次50~100 mg, 加入250 m L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注射液中, 每日1次, 20~30 d为1个疗程。在本次调查中发现, 用法均为静脉滴注, 符合说明书规定。但在用量、溶媒选择、用药浓度上存在超说明书现象。用量方面, 按说明书选择50~100 mg的有3126例次, 占研究总例次的88.81%, 仍有287例次选择了50 mg以下剂量, 有22例次选择了100 mg以上剂量, 其中最大者达到了500 mg。通过调查发现, 部分临床医师存在认识误区, 在不熟悉用量的情况下, 通过随意加大用量的方法来增强疗效, 这种无依据增加剂量的用法, 会增加毒性及不良反应的发生[7], 因为超剂量使用可能会导致稀释后不溶性微粒增加, 同时还会使药液浓度增大, 在相同的滴注速度下更易引发由药理作用增强所致的A类不良反应的发生[8]。药品说明书注意事项中也明确指出, 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的用法用量使用, 严禁超剂量。

溶媒选择上, 说明书推荐用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注射液, 本次调查发现, 按照说明书选择溶媒的有2257例次, 占65.10%, 有1210例次选择了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果糖注射液、果糖氯化钠注射液、转化糖注射液、10%葡萄糖注射液、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复方氯化钠注射液。溶媒品种选择不合理, 可能导致p H值改变、变色、混浊、产生气泡等[9], 目前关于骨瓜提取物与输液配伍方面的文献未见报道, 本研究发现, 其外观、p H值及不溶性微粒并未有显著改变, 将另行撰文探讨。同时建议有关厂家进行相关研究, 完善药品说明书, 以规范临床合理用药。在此之前, 建议临床医师按照说明书选择溶媒。

在最终用药浓度方面, 说明书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按照说明书注明的50~100 mg溶解在250 m L溶媒中计算, 最终用药浓度应在0.2~0.4 mg/m L。本研究发现, 临床使用浓度在0.2~0.4 mg/m L范围内的有2485例次, 占69.61%;最大浓度达到了1.5 mg/m L, 最小浓度仅为0.02 mg/m L。作为来源于动物骨头和植物提取物的生化药, 其成分复杂, 浓度过小是否能达到预期治疗效果尚未可知, 但因溶媒用量过多, 输液量增加而致药物浓度过低可能会影响药物的治疗作用, 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9]。浓度过大是否能被机体完全吸收利用、是否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尚不得而知。有研究显示, 浓度过大可能使不溶性微粒、内毒素等随之增加, 易引发不良反应[9]。建议有关部门尽快进行相关研究, 以规避可能的用药风险。

3.1.4 用药疗程存在超说明书现象

骨瓜提取物的说明书中规定, 静脉注射时, 20~30 d为1个疗程。骨伤科疾病的治疗多为长期的过程, 疗程过短尤其是仅使用一次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值得商榷。而疗程过长可能会使药物在体内蓄积引起中毒或产生依赖性, 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

3.2 骨瓜提取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关探讨

本次调查显示, 骨瓜提取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92%, 根据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推荐的药品不良反应发生频率的表示方法 (常见1%~<10%) , 本药的不良反应较为常见。骨瓜提取物不良反应累及全身多个系统, 按发生率高低依次为皮肤及附件系统、呼吸系统、全身性、肝胆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损害。该结果可作为临床医师临床使用骨瓜提取物参考以权衡利弊。

3.3 不良反应相关因素探讨

骨瓜提取物所致不良反应的相关因素比较复杂, 据课题组的前期研究报道, 可能与骨瓜提取物的质量、微粒变化、患者个体差异、合并用药等因素有关。

3.3.1药物自身的因素

骨瓜提取物系列产品是复方新药制剂, 系由猪骨和甜瓜籽提取精制而成, 含有多种骨代谢物的活性肽类, 对人体而言是一种异种蛋白, 存在致敏因素。可能与多肽类注入体内可产生抗体有关, 再次输入时可发生变态反应, 甚至过敏性休克[1,10,11]。同时, 在精制过程中亦可能混入组胺、类组胺样具有降压作用的物质, 从而影响药物治疗和产生不良反应[12,13,14,15,16]。建议厂家加强对产品有效成分的纯度控制, 提高杂质检测、降压物质检测标准, 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3.3.2药物辅料

骨瓜提取物粉针剂产品中含有辅料右旋糖酐40或右旋糖酐20, 该物质为蔗糖经发酵后生成的高分子葡萄糖聚合物,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3期中明确提示, 右旋糖酐40可引起过敏性休克。亦有文献报道, 右旋糖酐可引起过敏性反应甚至休克[17,18]。

3.3.3个体差异

过敏反应的发生与患者的体质有关, 过敏体质者更易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但本次调查中, 记载既往药物过敏史的19例患者并未发生不良反应, 而发生不良反应的59例患者其病历中并未记载药物过敏史, 与李映辉等[10]对注射用骨瓜提取物致不良反应流行病学特点的报道一致, 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经研究组进一步深入临床调查发现, 病历中未记录过敏史的患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患者自己回忆不起来的。为保证临床用药安全, 临床医师在使用前仍应详询患者药物过敏史, 过敏体质者慎用, 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3.4 本次研究的缺陷

本次调查中, 采用了集中监测的方法, 进行不良反应的回顾性病历分析。该方法是指在一定时间 (数月或数年) 、一定的范围 (某一地区、几所医院或几个病房) 内根据研究目的详细记录药物和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19], 能够统计特定药物在特定应用范围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数据真实可靠, 具有可参考性。但因只是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进行, 数据量有限, 难以发现有些罕见、严重的不良反应。

3.5 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 作为一所军队综合性三甲医院, 我院骨瓜提取物多用于骨伤科患者, 其适应证、用法比较规范, 用量、溶媒选择及用药疗程与说明书要求有一定差距。骨瓜提取物在我院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92%, 属于常见范畴。不良反应症状大多较轻, 主要表现为皮疹、瘙痒、胸闷、气急、呼吸困难、过敏样反应、头痛、肝酶升高、恶心、寒战、高热、荨麻疹, 严重者可致过敏性休克。临床使用该制剂时, 应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用药, 对特殊人群用药需加强监护, 首次使用本品时, 宜选用小剂量, 缓慢滴注, 滴速控制在30滴/min以内 , 在静滴前30 min要密切观察 , 以备不测。

摘要：目的 分析解放军第九八医院 (以下简称“我院”) 骨瓜提取物应用情况及安全性, 为临床应用和药品监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病历回顾性研究方法, 对我院2010年10月2012年12月期间使用骨瓜提取物的完整住院病历进行调查, 自建数据库,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收集到3124份应用骨瓜提取物的住院患者病历, 30<60岁人群使用骨瓜提取物最多, 占64.98%;适应证比较规范, 用法均为静脉滴注, 用量、溶媒选择、用药浓度及用药疗程上存在超说明书现象;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92%, 属常见范畴;主要表现为各种过敏反应, 严重者可致过敏性休克, 临床表现多样;累及全身多个系统, 按发生率高低依次为皮肤及附件系统、呼吸系统、全身性、肝胆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损害。结论 骨瓜提取物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安全性较高;不合理应用给临床用药安全性增加了风险, 应加强生化药注射剂临床合理使用监管。

柔性财务研究:理论回顾与评价 第9篇

现代财务理论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 该理论告诫投资者“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即在投资中要有风险管理意识。在此基础上1964年夏普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问世标志着财务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而科学的学科。随后出现了风险导向的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我国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我国财务学的真正繁荣发展应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这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使财务研究的视角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而且也使财务研究的方法由规范研究转向实证研究, 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如经营者财务论等。但这些主流财务理论对风险管理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 或者有认识但并不深刻。主流财务理论过于强调“刚性”特点, 约束力往往主要依附于制度、产权等, 而缺乏“以人为本”财务文化的创造过程;其次, 由于事前财务预警机制设计上的薄弱, 主流财务理论所给出应对财务危机的建议往往使公司财务环境变得更糟并产生更多的财务依赖思想, 要么等待政府救援, 要么进行兼并重组或申请破产保护, 而使公司上下员工人心涣散, 丧失战胜财务危机的勇气。即使公司顺利度过危机, 也往往使利益的一方或多方价值损失较大而“元气大伤”。

综上, 主流财务理论过于重视“刚性”的财务活动管理, 而忽视“柔性”的财务关系处理;在应对危机上过于表现“事后控制”, 而忽视有效的“事前预警”。笔者并不否认“刚性”以及“事后控制”的重要性, 但建议主流财务理论应在重视“刚性财务”的基础上要兼顾“柔性财务”。唯有此,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当下, 企业应对财务危机的能力才会有所提高、价值创造动力才会有所增强。

二、理论回顾与评价

(一) 柔性财务的内涵及其评价

具体如下:

(1) 柔性管理的内涵。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时, “刚性管理”通常使组织内部缺乏灵活应变能力, 而“柔性管理”则达到了组织灵活应变的要求。此外, 前者往往是被动与消极的, 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主动与积极。柔性财务学正是秉承了“柔性管理理念”的特点。在柔性管理的研究中, 万伦来等 (2002) 认为企业柔性是指企业具有不断学习、开拓创新、系统地、持续地整合内外资源以对环境变化和因果模糊性挑战的一种能力。至此, 将柔性理念与财务理念相结合, 形成对柔性财务理念的观点有:邓明然等 (2000) 认为企业理财系统柔性是快速而经济地处理理财活动中环境变化或由环境引起的时时、处处不确定性的能力, 这种能力应由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构成。赵华等 (2010) 认为企业财务柔性是企业系统的一种适应财务环境的动态变化和系统的不确定性、有效管理财务风险的财务综合调控能力。由此, 在总体上我国学术界对柔性财务理念内涵理解一致, 都是表现为应对未来财务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能力, 但在具体方面则表述不一。

在柔性财务理念内涵的认识上, 国内外学者观点有些出入, 这或许源于我国财务理论发展起步较晚的缘故。国内学界尚未对柔性财务有一个定性的系统研究, 而国外学术界已经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将柔性财务的研究上升至定量研究的阶段。其中关于柔性财务理念内涵代表性的观点有:Ang (2011) 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在财务活动中消除负收益而获取正收益的一种能力。另外, 财务柔性表现为一种应对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或者投资机会的把握, 以此产生对环境不确定性及时反应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能力 (Denis, 2011) 。国外在柔性财务内涵的认识基本上与Denis的观点一致。

(2) 相关评价。国外对柔性财务理念内涵的认识是以其成熟理论与发达资本市场为基础的, 而我国主流财务理论基础还较薄弱以及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的现状导致我国对柔性财务理念内涵缺乏一致且深入的理解。笔者认为, 财务柔性是企业为了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而应对未来财务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包括被动型能力与主动型能力。其中, 被动型能力为缓冲、适应能力, 主动型能力为创新、整合能力。我国学界对主动型能力有较多描述, 笔者在此就主动型能力进行阐述。第一, 创新能力就是企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对旧事物的变革能力。因为只有创新才能产生新的理念、思维与生产方式, 才能与竞争者形成产品差异化、生产专业化等, 获取动态竞争的优势实现财务价值创造。第二, 终端的整合能力也必不可少, 它真正能实现创新能力所带来的价值。一般地, 企业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将存在于许多个人中的专业知识进行整合, 然后将整合的知识转化为产品或劳务。这样柔性财务的整合能力, 既包括财务资源上的部分, 也包括诸如人力资源等非财务资源上的整合。

(二) 柔性财务的演进过程及其评价

财务教科书往往强调MM理论为公司财务政策首要考虑的标准, 而忽视理应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财务柔性。究其原因, 这或许是人们缺乏对财务柔性内涵及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以及信奉有效市场等“无摩擦”假设缘故。因此, 虽然现在柔性财务理应有所作为, 但其发展还是显得如此举步维艰, 我们只能在主流财务理论细微的夹缝中发现其一丝微影。直到次贷危机爆发, 这才让理论实务界关注并认识到财务柔性的重要性。所以柔性财务研究兴起于21世纪初, 被人们广泛探讨是在次贷危机之后。

(1) 演进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 营运资本管理。现金流持有决定因素。De Angelo (2007) 发现最佳的公司财务政策为保留较少现金流量的水平。由此, 企业财务柔性更显现出应对财务危机预期持有的现金流量与代理成本的权衡下公司财务政策的选择。Ang等 (2011) 通过对样本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时在财务政策选择上的分析, 引入公司财务柔性的替代变量, 如信用期限、负债能力等, 最后发现公司持有预期现金流量在公司财务柔性表现中起主要作用。此外, Harford (2008) 发现如果持有的预期现金流量过多, 这会造成经理层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增加。由此Caprioet (2010) 认为持有现金流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内部人控制”或税负的增加的威胁。综上, 财务柔性更多表现了在应对危机时预期持有现金流量与代理成本的权衡。

现金流敏感性。Kaplan等 (1997) 通过样本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发现融资容易的公司现金流量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更大。Almeida等 (2004) 发现融资困难公司的现金流量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 而融资容易公司的现金流敏感性与投资机会关系并不显著。笔者更倾向Almeida观点, 融资困难往往使公司更能对财务危机有更强的预警意识, 从而更能体现出现金流敏感性。然而现金流敏感性大小所表现出的财务柔性, 还是要与代理成本做出相应的权衡。

现金流创值。当外部融资成本较高时, 公司持有预期现金流创值能力较强, 呈现更大的财务柔性。Faulkender等 (2006) 通过横截面分析发现融资困难的公司现金流创值能力比融资容易公司要强。Tong (2011) 在Faulkender的研究基础上发现多元化公司现金流创值能力要小于专业化的公司。所以公司的融资条件及专业化能力等特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司表现出不同的财务柔性, 进而所表现的现金流创值能力也不同。

第二, 资本结构政策。Denis等 (2011) 通过对那些刻意增加新债企业的研究发现以未使用的负债能力为表现形式的财务柔性在资本结构政策选择上起主要作用。Sufi (2009) 认为公司信贷额度也表现了企业财务柔性。Lins等 (2010) 在Sufi研究基础上发现企业财务柔性在信贷额度与现金流持有之间交替实现。前者被用来把握融资困难时的盈利项目, 后者被用来规避现金流的短缺。总之, 企业财务柔性的表现不仅仅在未使用负债能力上, 而且也在信贷额度上。

第三, 股利支付政策。De Angelo (2006) 认为在现金流储备与现金流创值能力之间权衡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能很好解释企业的股利政策, 所以企业财务柔性能通过股利支付政策表现出来。此外, 在鼓励长期投资的价值理念下, 股利作为投资者收益的一部分, 如果公司冒然削减股利甚至在法定支付最后期限内支付较少的股利, 这势必会损害投资者利益, 使投资者失去对公司投资的兴趣。投资者“用脚投票”反对管理层股利政策的行为会影响公司股价稳定, 进而影响公司长期的发展;另外, 随着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多, 代理成本也增加。权宜之计, 股利政策还是要稳定的, 但支付过多, 影响企业长远发展;而支付过少, 影响企业股价稳定。此时, 股票回购未尝不是企业财务柔性体现的另一种形式。Jaggannathan等 (2000) 发现与那些仅采取股利政策公司相比, 股票回购的公司倾向于具有更大流动性的现金流与更多非经营现金流。在此基础上Bonaime (2011) 研究了风险管理是否对股利支付政策产生影响, 并发现公司对冲操作的程度影响着股利政策的支付水平与方式。由此他们将公司财务政策的选择与财务柔性的表现形式囊括在了风险管理的框架下。这一发现是对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回归”, 使学界重新思考风险的真正要义, 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应对财务危机上企业财务柔性的重要作用, 也促进了柔性财务理论的发展。

(二) 相关评价综上, 柔性财务理论的发展还是以主流财务理论为基础, 实际上是对主流财务理论不足之处进行适当修补与完善, 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射到主流财务理论的投融资理论, 营运资本理论及收益分配理论。这正体现了“刚性财务”是“柔性财务”的理论基础, 而“柔性财务”是“刚性财务”的发展与延伸, 并不断促进“刚性财务”的完善。当然最大的不同在于“柔性财务”增强了财务系统抗风险的能力,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风险管理的真正要义, 正与财务柔性内涵一致。

三、结论

纵观其演进过程, 或许是西方资本市场的成熟完善, 抑或是受西方文化影响, 西方学者更多地探讨了以处理财务活动为中心的柔性财务管理, 而忽视柔性财务中应维持和发展的财务关系。这或许是我国在发展与完善柔性财务理论过程中应注意到而且必须发展的地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所以在财务学中理应嵌入“以人文本”的柔性财务理念, 它正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 也更促使利益相关者在良好的企业财务文化氛围下实现“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总之, 笔者对柔性财务研究的理论回顾与评价只是为促进我国柔性财务理论发展以及主流财务理论完善提供一个参考, 柔性财务理论的成熟与完善还需要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万伦来等:《试论企业柔性的本质》, 《预测》2002年第5期。

[2]邓明然等:《企业理财系统柔性及其评价研究》, 《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赵华等:《企业财务柔性的本原属性研究》, 《会计研究》2010年第6期。

[4]Ang等.Financial flexibility:Do firms prepare for recession?[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 .

[5]Denis.Financial flexibility and corporate liquidity[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 .

[6]余洋:《企业柔性财务战略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7]陈玉倩:《关于现代企业实施柔性财务管理的思考》, 《海南金融》2006年第10期。

[8]阎达五、陆正飞:《论财务战略的相对独立性——兼论财务战略及财务战略管理的基本特征》, 《会计研究》2000年第9期。

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研究回顾 第10篇

由国外的研究发现, 外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研究可以分为两类:1) 纯理论研究:将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同于“进行创新的中小企业”。如格里里奇 (1984, P.31) 从专利角度, 奥斯切 (1990, P.73) 从产品角度及科莱克恳切特 (1993, P.10-11) 等人通过专家打分调查分别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了定义。该类研究往往对通过创新投入或者创新产出的某一个或几个指标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定义。2) 基于中小企业投资价值提出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概念, 大多是基于机构投资的需要。如GIF组织等。该两类国外创新型中小企业研究处于各自的目的, 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其中对于企业创新能力, 由于各自的分析视角不同, 对创新能力要素的界定方式也各有差异。伯格曼 (Burgelman, 1996年)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是便于组织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企业一系列综合特征。它包括可利用资源及分配、对竞争对手的理解能力、对行业发展的理解能力、对技术发展的理解能力、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条件、开拓性战略管理能力等。该定义侧重于从战略管理的角度, 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作分解。巴顿 (Barton, 1992年) 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是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技术系统、管理系统的能力及企业价值观。这是以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视角来进行定义的。这一定义揭示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内容, 但作为定义却缺乏整合观点。

而在国内的研究中, 徐鸿 (2005年) 在《中小企业的分类及其意义》中曾提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概念, 该概念主要是与传统中小企业、生产型生产企业相对应的。他指出: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指从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 知识产权明晰, 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技术创新性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业务的企业。

其中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 许庆瑞、魏江 (1999年, 1995年) 等从技术创新过程角度来分析, 认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结构要素是创新决策能力、R&D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组织能力五个方面。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反映在企业研究出来产品的技术水平, 产品满足市场需要的程度, 对创新产品投入生产的能力以及产品市场化的能力。付家骥 (1992年, 1998年) 等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技术能力的组成部分, 应分解为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

2 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目前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国内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提出许多指标评价体系, 选取几种作为比较分析 (见表1) 。

3 创新能力评价方法研究

3.1 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它是1978年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查恩斯和库拍等人首先提出的, 它用来评价多输入和多输出的“部门” (称为“决策单元”) 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参数的经济估计方法, 实质是根据一组关于输入输出的观察值来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DEA方法的应用领域很广泛, 可以用于多种方案之间的有效性评价、技术进步评估及企业效益评价等。

3.2 层次分析法 (AHP)

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著名运筹学家塞迪提出的, 它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具有递阶结构的目标、子目标 (准则) 、约束条件及部门等来评价方案, 来用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判断矩阵, 然后根据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相应的特征向量的分量作为相应的系数, 最后综合出各方案各自的权重 (优先程度) 。该方法是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在多指标的权重确定上应用广泛。

3.3 模糊综合评价法

该方法是一种用于涉及模糊因素的对象系统的综合评价方法。它是在模糊环境下, 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某种目的对一事物做出综合决策的方法。它将评价对象和评价指标运用模糊数学方法转变为隶属度和隶属函数, 通过模糊复合运算来得到模糊结果集。它可以较好的解决综合评价中的模糊性, 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4 回归分析

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数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十分广泛, 回归分析按照涉及的自变量的多少, 可分为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按照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类型, 可分为线性回归分析和非线性回归分析。

3.5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降维的统计方法, 它借助于一个正交变换, 将其分量相关的原随机向量转化成其分量不相关的新随机向量, 这在代数上表现为将原随机向量的协方差阵变换成对角形阵, 在几何上表现为将原坐标系变换成新的正交坐标系, 使之指向样本点散布最开的p个正交方向, 然后对多维变量系统进行降维处理, 使之能以一个较高的精度转换成低维变量系统, 再通过构造适当的价值函数, 进一步把低维系统转化成一维系统。

摘要：我国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发展, 但创新型企业不等同于科技型企业,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脉络, 我们发现有关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的文献主要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及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创新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创新能力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魏江, 许庆瑞.企业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协调性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1996 (04) :28-32.

[2]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37-42, 314-333.

[3]刘耀等.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01) .

[4]夏维力, 吕晓强.基于BP神经网络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及应用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5, 17 (01) :50-54, 72.

[5]察志敏, 等.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法及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04 (03) :12-16.

65例颅骨缺损修补手术回顾性分析 第11篇

[关键词] 颅骨缺损修补；自体骨瓣和钛网；并发症；预防；治疗

[中图分类号] R651.1???[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2095-0616（2012）10-243-02

笔者所在医院自2004年1月～2011年12月，共有65例患者实施“颅骨缺损修补术”，术中采用不同的修补材料，积极预防和治疗并发症，疗效满意，现将其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共65例，其中男58例，女7例；年龄13～68岁，平均（38±15）岁。第1次所患疾病：颅脑损伤58例，高血压性脑出血4例，大面积脑梗死1例，动脉瘤破裂出血1例，嗜酸性肉芽肿1例。颅骨修补手术距离去骨瓣时间：Ⅰ期修补1例，3个月内修补2例，3～6个月内修补46例，7～12个月修补11例，13个月以上修补5例，平均间隔（5.6±3.2）月。颅骨缺损部位：左侧34例，右侧23例，前额4例，枕部1例，双侧3例。所用修补材料：硅胶涤纶网2例，自体骨瓣19例，钛网44例。术中异常情况：骨窗异常膨隆无法安装修补材料7例，骨窗过度凹陷2例，同时行V-P分流术3例。患者住院日：8～14 d 40例，15～21 d 13例，22 d以上12例，平均（12.5±3.5）d。

1.2?手术方法

患者均采用气管插管下全麻，在帽状腱膜下注射含庆大霉素的生理盐水，沿原手术切口切开头皮、皮下组织、帽状腱膜，在帽状腱膜下间隙游离皮瓣，颞肌一并游离翻起，注意保留已形成的假硬膜完整，若出现硬膜破裂，给予严密缝合，显露骨窗周缘，术野创面彻底止血；将高温高压消毒好的修补材料修整塑形，使之与骨窗吻合好，钛网和硅胶涤纶网需大于骨窗缘10 mm左右，用自攻钛钉固定钛网，用10号丝线缝合固定硅胶涤纶网于颅骨缘；若用自体颅骨瓣回植，需剥离骨窗缘的骨膜与硬膜粘连带，将已钻孔的骨瓣嵌入骨窗内，用3～4枚颅骨锁固定牢固；将硬膜悬吊3～4针于修补材料上，放置皮下引流管（或引流片），分层缝合帽状腱膜及头皮切口。

2?结果

本组65例患者，术后无并发症者53例，占81.5%；术后有并发症者12例，占18.5%，其中：皮下积液5例，颅内出血4例，骨瓣松动2例 ，排异反应1例，经过恰当处理后均痊愈出院，疗效满意，其中1例患者术前运动性失语，术后当晚即可讲话。

3?讨论

颅骨缺损是神经外科手术后较常见的并发症，它不仅使患者脑组织失去保护易受伤害，而且患者会有惧怕、害羞等心理上的负担。颅骨修补术不但能恢复颅骨对脑组织的保护，恢复头颅外形，而且对改善和恢复脑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3.1?颅骨修补术的指征[1]

（1）颅骨缺损直径大于3 cm；（2）额眉部的缺损有碍美观；（3）引起长期头痛、头晕等症状难以缓解；（4）脑膜及脑瘢痕形成伴癫痫，需同时切除病灶；（5）局部存在硬膜下积液、脑软化灶积液，脑积水等需一并处理；（6）严重心理负担影响劳动、工作与学习。

3.2?颅骨修补术的禁忌症[2]

局部头皮有感染，颅内存在病灶，颅内压增高，缺损区头皮菲薄、有广泛瘢痕、血液供应不良，全身状况差，不能耐受手术。

3.3?手术时机[2]

临床证实在去骨瓣术后3～6个月手术最为适宜，因为此时患者术后恢复较好，手术耐受性好，分离头皮与硬膜较为容易，硬膜修复良好。但对于闭合性凹陷性骨折，碎骨片摘除后，以及颅骨肿瘤切除后，可Ⅰ期行颅骨修补术；如伤口或手术切口有感染，应在感染愈合半年以上手术，头皮损伤严重，瘢痕组织增生者，修补时间还需延长。

3.4?颅骨的修补材料[1]

修补材料分3类：（1）有机物材料，如有机玻璃、硅橡胶颅骨板、骨水泥、高分子纤维物质等；（2）金属代用品，如不锈钢片、钽板、钛合金网、钛合金板等；（3）自体和异体骨等。现在常用的修补材料是钛合金网和自体颅骨。

钛合金网具有以下优点：（1）比重小，强度大；（2）组织排异性小；（3）塑形简便，且易于固定；（4）做CT、MRI检查时伪影小；（5）可用计算机对钛网进行术前塑形，使修补体与患者原颅骨完美嵌合，术后更加美观。其缺点有：（1）价格昂贵；（2）有导热性；（3）有排异性；（4）为非自身结构，患者心里接受性有影响。

自体颅骨的优点：（1）材料现成，无需购买，经济实惠；（2）无导热性；（3）无排异性；（4）为自身结构，心理接受性好；（5）骨瓣复位后外形复原、美观。其缺点有：（1）保存不方便；（2）若复位骨瓣用钛合金颅骨锁固定，做CT、MRI时会有小伪影；（3）高温消毒的骨瓣复位后不能骨性愈合。

修补材料的选择原则：（1）若自体骨瓣完好，且骨窗边缘未咬除扩大，骨瓣体外保存又好，患者及家属又要求使用自体骨瓣者，即用自体颅骨瓣；（2）若自体骨瓣骨折碎裂，或骨窗边缘被咬除扩大，或骨瓣体外保存失败，均需选用异体材料，首选钛网；（3）若患者及家属直接要求应用钛网者，就满足其要求；（4）应用自体骨瓣修补手术后失败，去除自体骨瓣后，只能选用异体材料钛网。

3.5?并发症的预防[3]

颅骨修补术的并发症主要有头皮下积液、感染、颅内出血、顽固性疼痛、癫痫、修补材料松动、外露、内陷等。可采用以下措施预防：（1）术前常规应用抗生素，严格器械及修补材料消毒，注意无菌操作；（2）术前帽状腱膜下注射含庆大霉素的生理盐水，使皮瓣易与沿帽状腱膜下间隙分离，已形成的假硬脑膜不易被分破，还可减少出血和预防感染；（3）术中严密止血，尤其颞肌创面要彻底止血；（4）术中操作动作轻柔，避免损伤硬膜及蛛网膜，一旦有脑脊液外渗必须严密修补破口；（5）术中悬吊硬膜于修补材料上，可有效减少皮下积液和继发硬膜外血肿的可能性；（6）修补材料牢固固定，选用钛网作修补材料者，根据大小决定钛钉的数量 ，选用自体颅骨修补者，一般應用3～4枚颅骨锁。

3.6?并发症的治疗[4]

3.6.1?头皮下积液?少量皮下积液可自行吸收，积液过多时，可在严格消毒下反复多次抽吸，或用静脉留置针穿刺持续引流，并切口加压包扎或加用脱水剂即可痊愈。顽固性皮下积液，多由于硬膜破口未严密缝合而漏脑脊液，需重新手术处理，严密修补硬膜破口，并将硬膜多悬吊几针于修补材料上，术后皮下引流管放置时间应延长，同时加用脱水剂以促其痊愈。

3.6.2?颅内出血?包括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脑实质出血等情况，一般出血量小于30 mL，给予保守治疗后，出血自行吸收而痊愈；若血肿量大于40 mL但未出现脑疝者，可急诊行手术清除血肿后，同时再次行颅骨修补；若血肿量较大且并发脑疝者，需急诊行手术清除血肿，暂缓颅骨修补，待病情恢复后，再次行颅骨修补术。

3.6.3?修补材料松动、内陷、外露、感染?由于固定自体骨瓣的颅骨锁或丝线松脱滑动、固定钛网的钛钉脱出等，造成修补材料松动甚至内陷。若修补材料松动较轻、脑组织无明显受压，可暂不急于手术处理，待皮瓣、硬膜与修补材料粘连固定在一起后，会比较牢固；若修补材料松动明显或内陷致脑组织受压明显，则需尽早行手术处理，重新牢固固定松动处。如果机体对修补材料发生排异反应，致皮瓣变薄甚至修补材料外露，或者发生感染，均需尽早去除修补材料，待6个月后，更换修补材料再重新行颅骨修补术。

3.6.4?癫痫发作?在颅骨修补的术前、术中、术后均会出现癫痫发作，有的在术前发作频繁，行颅骨修补术后，癫痫发作则停止或减少；有的术前无癫痫发作，在颅骨修补术后却出现了迟发性癫痫，根据发作情况给予抗癫痫药物适当治疗后可缓解。

3.7?术中的异常情况

常见的有骨窗异常膨隆、凹陷过度、癫痫发作等。由于脑组织水肿未完全消退、局部硬膜下积液、脑软化灶积液、脑积水等，使骨窗隆起过度，致修补材料复位困难，可采用脱水剂、过度换气、头高足低、穿刺抽出积液等，使骨窗变平坦利于手术。骨窗过度凹陷，多因为脑组织软化吸收多、脑脊液分流过度所致，可让患者提前1天采用头低足高卧位、大量输液、腰大池置管注入生理盐水等措施，使骨窗变平坦以利于手术。术中出现癫痫发作是因为未用全麻，应当给予抗癫痫药物控制发作。

3.8?颅骨缺损合并腦积水[5]

若脑积水出现较早（2个月以内），需先行脑脊液分流术，待病情恢复稳定后，再行颅骨修补术；若脑积水出现较晚（2个月以后），可行脑脊液分流术的同时行颅骨修补术，这样既有利于病情恢复，又节省医疗费。

总之，对于颅骨缺损患者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结合患者经济条件和要求合理选择修补材料，运用合适的手术方式，并积极预防和治疗并发症，从而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 吴承远，刘玉光.临床神经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217-218.

[2] 江基尧，朱诚.现代颅脑损伤学[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1999：488-490.

[3] 徐纲，荆国杰.人工颅骨修补颅骨缺损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J].福建医药，2000，22（3）：58.

[4] 苏坐龙，宋丽娟.颅骨缺损修补术后并发症分析[J].实用医技杂志，2010，17（8）：758-759.

[5] 汤崇辉，傅伟明，陈鹏.同期同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加颅骨缺损修补术24例疗效分析[J].浙江医学，2010，32（4）：526-527

回顾性分析评价 第12篇

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现状

为了分析和考察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国外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比较和分析了不同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从国外研究者使用的样本和分析视角来看, 国外研究者关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基于不同国家 (地区) 不同公司的研究、基于同一国家 (地区) 不同公司的研究和基于同一国家 (地区) 或不同国家 (地区) 同一公司的研究。

(一) 基于不同国家 (地区) 不同公司的研究

这一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 (地区) 不同公司之间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来考察不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由于各个国家 (地区) 一般都有自己的会计准则, 每个国家 (地区) 的公司通常都要按照本国 (地区) 的会计准则来编制财务报告, 因此,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 (地区) 不同公司之间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不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 从而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建议。

在欧盟内部, 各个成员国分别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为了增加各个成员国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欧洲委员会分别于1978年和1983年发布了第4号、第7号指令。为了考察第4号、第7号指令的实施效果, Joos和Lang (1994) 比较了英国公司和德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Joos和Lang (1994) 以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表示会计信息质量, 发现英国公司和德国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不存在显著差异。Harris等 (1994) 比较了在采用第4号和第7号指令前后德国会计准则与美国GAAP的价值相关性, 首先以股票报酬为被解释变量, 以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 无论在采用这两个指令之前, 还是在采用这两个指令之后, 德国会计准则和美国GAAP下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以股价为被解释变量, 以会计盈余和净资产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时, 美国GAAP的价值相关性高于德国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

Arce和Mora (2002) 采用价格模型比较了欧洲几个国家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 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后, 其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仍存在显著差异。Arce和Mora (2002) 根据上述结果认为, 尽管这些国家的会计报表都采用了欧盟指令, 但是这些国家会计盈余和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仍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欧洲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 从而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会计信息质量。

Lang等 (2006) 以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和与其配对的美国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外国公司按美国GAAP调整的净利润与美国公司按美国GAAP形成的净利润之间的可比性。虽然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和美国本土的公司都要遵守美国GAAP, 但由于这两类公司所处的环境和财务报告的激励不同, Lang等 (2006) 预期这两类公司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会存在差异。Lang等 (2006) 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其预期, 发现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的盈余存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 在盈余确认及时性和价值相关性方面, 这些外国公司盈余的及时性和价值相关性均低于美国本土公司盈余的及时性和价值相关性。

Barth等 (2005) 以23个国家 (地区) 的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使用国际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Barth等 (2005) 考察了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与不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 (不包含使用美国GAAP的公司) 在会计信息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差异, 以及当前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前和使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后在会计信息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 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高于不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低于不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对于目前正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来说, 这些公司使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前的会计信息质量低于使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后的会计信息质量, 使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前的权益资本成本高于使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后的权益资本成本。Barth等 (2005)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认为, 使用国际会计准则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二) 基于同一国家 (地区) 不同公司的研究

在欧盟一些国家 (如德国) , 公司可以在本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GAAP之间自愿选择本公司适用的会计准则。由于各个公司选择的会计准则不同, 通过比较同一国家 (地区) 不同公司之间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不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 从而为分析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Hung和Subramanyam (2007) 以股价为被解释变量, 以净资产和会计盈余为解释变量, 实证分析了国际会计准则与德国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 尽管两种准则的价值相关性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国际会计准则下净资产的回归系数大于德国会计准则下净资产的回归系数, 而德国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的回归系数大于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的回归系数。Bartov等 (2005) 以德国公司为样本, 比较了德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GAAP的价值相关性, 发现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GAAP下盈余的回归系数大于德国会计准则下盈余的回归系数, 但国际会计准则下盈余的回归系数与美国GAAP下盈余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Bartov等 (2005) 的研究结果与Hung和Subramanyam (2007)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采用的计量模型不同和使用的样本不同所致。

Van der Meulen等 (2007) 以自愿采用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德国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会计盈余及时性、会计盈余预测能力和应计质量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在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会计盈余及时性和应计质量方面, 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会计盈余预测能力方面, 美国GAAP下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显著高于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Van der Meulen等 (2007)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发现, 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不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认为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预测能力的差异没有被投资者充分定价。

van Tendeloo和Vanstraelen (2005) 以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和德国会计准则的德国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德国会计准则下的盈余管理行为。与Barth等 (2005) 的研究结果不同, Van Tendeloo和Vanstraelen (2005) 的研究结果发现, 使用德国会计准则的公司和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在盈余管理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即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并不能显著提高盈余质量。Soderstrom和Sun (2007) 认为, van Tendeloo和Vanstraelen (2005) 使用Jones (1991) 模型计量操纵性应计项目存在计量误差。因为在Jones模型中, 固定资产被用来估计非操纵性应计项目, 在国际会计准则允许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情况下, 非操纵性应计项目作为收入和固定资产的估计值就可能存在计量误差, 从而导致作为残差的操纵性应计项目也会存在计量误差。

(三) 基于同一国家 (地区) 或不同国家 (地区) 同一公司的研究

由于本国 (地区) 的资本市场不能够为公司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 一些国家 (地区) 的一部分公司开始从国 (地区) 外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由于各个国家 (地区) 的会计准则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为了便于国 (地区) 外的投资者使用和理解公司的会计信息, 这些在国 (地区) 外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公司一般都需要按本国 (地区) 会计准则和募集行为地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分别编制会计报表, 并对两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和说明。由于同一个公司需要按照本国 (地区) 会计准则和募集行为地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分别编制会计报表, 通过比较同一国家 (地区) 或不同国家 (地区) 的同一公司按照不同会计准则形成的会计信息的质量差异, 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考察不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 从而为分析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和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

Harris和Muller (1999) 以在美国上市的外国 (地区) 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GAAP下会计盈余与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 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下的差异调整具有价值相关性;在价格模型中, 国际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高于美国GAAP的价值相关性;在报酬模型中, 国际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低于美国GAAP的价值相关性。Harris和Muller (1999) 认为, 上述经验证据表明, 按照美国GAAP调整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场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

Chan和Seow (1996) 以在美国上市的外国 (地区) 公司为样本, 考察了按外国 (地区) 会计准则与美国GAAP形成的会计盈余与股票报酬的价值相关性, 使用JA检验比较了外国 (地区) 会计准则与美国GAAP下的会计盈余对股票报酬的解释力, 发现外国 (地区) 会计准则下盈余的价值相关性高于美国GAAP下盈余的价值相关性。Chan和Seow (1996) 把这一结果归结于, 外国 (地区) 会计准则下的盈余可能反映了外国 (地区) 的一些特定制度特征 (如税收制度和社会政策等) , 而按照美国GAAP调整的盈余却不能够反映这些影响股票价格的信息。

Kinnunen等 (2000) 以芬兰公司为样本, 比较和分析了芬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 只有芬兰会计准则下的盈余数据对国内投资者具有价值相关性, 而国际会计准则下的盈余数据和芬兰会计准则下的盈余数据都对国外投资者具有价值相关性。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调整根据芬兰会计准则形成的盈余数据, 可以向国外投资者提供更有用的信息, 但对国内投资者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者关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的研究, 即通过比较和分析B股或AB股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会计盈余稳健性、会计盈余及时性和操纵性应计项目的差异来评价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另一类是关于会计准则改革前后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的研究, 即通过比较和分析某次会计准则改革前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和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差异来评价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研究

按照有关规定发行B股或AB股的公司需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分别编制会计报表, 因此, 通过比较和分析同一家公司不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差异,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Bao和Chow (1999) 以股票价格为因变量, 考察了B股上市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两套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结果表明, 与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净利润和账面净资产相比, 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净利润和账面净资产对B股公司股票价格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Hu (2002) 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B股公司为样本, 采用价格模型分析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下净利润和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与Bao和Chow (1999) 的研究结果相反, Hu (2002) 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会计准则下净利润和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高于国际会计准则下净利润和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潘琰、陈凌云和林丽花 (2003) 、李晓强 (2004) 以AB股公司为样本的研究, 得出了与Hu (2002) 相同的结论。

宋玉和李卓 (2006) 以2001至2003年发行AB股的公司为样本, 采用Basu (1997) 模型分析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稳健性和及时性。研究结果发现, 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具有较高的及时性和稳健性, 而中国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不具有真正的及时性和稳健性。

王建新 (2005) 以AB股公司为样本, 采用经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出的非正常应计项目和运用线下项目估计的非正常应计项目作为盈余质量的代理变量, 分析了中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过程和结果。研究结果发现, 从国际协调的结果来看, 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下的盈余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环境条件下完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也不能显著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从国际协调的过程来看, 两种准则下盈余质量差异的绝对值变化显著且逐年减少, 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形式上的协调促进了实质上的协调, 提高了会计盈余质量。

(二) 我国会计准则改革前后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改革。中国会计准则的改革过程基本上就是中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过程, 因此, 通过比较和分析某次会计准则改革前后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魏明海等 (2006) 以1999至2002年的A股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2001年的会计准则改革对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与2001年会计准则改革之前相比, 我国A股公司的会计盈余更具有稳健性, 即2001年的会计准则改革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 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盈余质量。刘峰、吴风和钟瑞庆 (2004) 以1995至200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旨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会计准则改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会计准则改革并没有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原因在于法律风险的缺乏。而王华和刘晓华 (2007) 基于价格模型的研究结果则发现, 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差异的逐步缩小, AB股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不具有逐年增大的趋势, 但是在1992~1996年、1997~2000年和2001~2003年三个阶段上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原因在于中国会计准则改革的渐进性。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中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进程的推进和准则差异的缩小, AB股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在总体上逐渐增大, 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本结论

国内外研究者关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经验研究, 一般都假定美国GAAP的质量高于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 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又高于其他国家 (地区) 会计准则的质量。这也正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各国会计准则制定者、证券交易所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积极要求各国 (地区) 会计准则向美国GAAP或国际会计准则协调的理论依据。如果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够带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那么国内外研究者应该能够找到美国GAAP下会计信息的质量高于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质量、美国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质量高于其他国家 (地区) 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质量的经验证据。但从国内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经验证据看, 对于采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否能够带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这一问题, 各位研究者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者确实得到了采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够带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结论 (如Barth等, 2005;Bao和Chow, 1999;魏明海等, 2006) ,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却得到了采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并不能够带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结论 (如Chan和Seow, 1996;刘峰、吴风和钟瑞庆, 2004) 。国内外研究者没有获得一致结论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使用的样本不同、采用的计量模型或代理变量不同, 也可能是由于一些研究者使用的模型存在设定偏误或者是没有控制其他“噪音”的影响。总之, 对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是否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一问题, 国内外研究者尚未获得一致结论, 有些研究者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 有待后续研究者进行更为深入和科学的研究。

四、评价及未来研究方向

从上述关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国内外会计研究者基于多个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样本、计量模型和研究方法, 较为全面地分析与评价了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为全球范围内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但国内外研究者关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 忽视了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影响

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目的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以便不同国家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仅指股票市场投资者, 还包括债权人等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因此在分析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时不能仅仅关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影响, 而忽视了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对债权人等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影响。笔者认为, 关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后续研究应该拓宽研究视角, 采用比较合理的方法分析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对全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影响。

(二) 采用价格模型评价国际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会存在模型设定偏误

采用价格模型来衡量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会计数据满足净剩余关系, 即“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本期会计盈余-本期股利”。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允许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 当公司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时, 公司的会计数据可能就不再满足净剩余关系。如果采用价格模型来计量这些公司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和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 此时的价格模型就会存在设定偏误, 从而导致回归分析的结果不可靠, 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也值得怀疑。在采用价格模型分析和评价国际会计准则的价值相关性时, 国内外研究者几乎都没有考虑价格模型的应用条件会计数据满足净剩余关系, 这可能是导致国内外研究者对采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一问题没能获得一致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采用Jones模型估计国际会计准则下的操纵性应计项目会存在计量偏差

在Jones模型中, 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被用来估计非操纵性应计项目, 总应计项目与非操纵性应计项目之差即为操纵性应计项目。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允许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 当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时, 以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来估计非操纵性应计项目就会存在计量误差, 从而导致操纵应计项目也会存在一定的计量误差。因此, 当采用Jones模型来估计国际会计准则下的操纵性应计项目, 并以操纵性应计项目的大小来衡量盈余质量时, 后续研究应考虑和调整固定资产重估价对操纵性应计项目的影响, 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四) 没有考虑和控制审计师激励与审计意见差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