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框架研究范文

报道框架研究范文（精选9篇）

报道框架研究 第1篇

2014年7月2日, 《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正式开刊, 其对“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的重要城市、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报道, 截至3月31日, 共刊发47期。在前三期即2014年7月2日、7月3日、7月4日主要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媒体合作论坛展开报道, 从第4期开始以“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及国家展开报道, 所以本研究的主要样本从第4期开始, 选取《人民日报》2014年7月16日到2015年3月31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上的所有报道为研究对象, 涉及研究样本44期, 报道总量111篇。

王石番教授在《传播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证》一书中, 将新闻框架建构类目分为“说什么”和“如何说”两部分来进行框架分析。其中“说什么”类目, 分为“主题类目”、“方法类目”、“特性类目”、“主角类目”、“权威类目”、“来源类目”、“目标类目”、“标准类目”、“方向类目”与“价值类目”十种类目。“如何说”类目中可分为“主题类目”、“主角类目”、“来源类目”、“方向类目”四种类目。[1]本文参照以上两个维度, 在“说什么”类目选取“主题类目”“主角类目”“来源类目”三个类目进行分析。在“如何说”类目选择“报道类型类目”和“强度类目”进行分析。对《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的新闻框架进行研究, 总结其报道的具体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一、《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报道框架研究分析

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议程设置理论中提出新闻媒体的报道数量能够体现新闻媒体对该议题的重视程度, 并且直接影响受众对该议题的重视程度。对报道数量的分析, 不仅能够看出新闻媒体的重视程度, 同时有利于从宏观上对议题的新闻框架的建构进行分析。本研究以月为单位, 对此次《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的报道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 其变化趋势如下表所示。

如上表所示, 《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在2014年9月至11月报道数量较为集中, 12月至2015年2月报道数量有所减少, 但是报道数量较为平稳。总体来看, 《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基本为每周一期, 或两期, 一般在周二、周四出版, 且各期都出现在第13版, 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便于受众形成阅读习惯。

(一) “说什么”类目分析

结合本特刊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主要从主题类目、主角类目、来源类目三个类目出发具体分析《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说什么”的报道框架建构。

(1) 主题类目:是指建构类目时, 依据传播内容的主题加以分类。本研究根据《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的实际情况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现实发展情况、“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未来规划、“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丝路故事、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四大主题进行分类。从各个主题的报道量来看, “共享丝绸之路”特刊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现实发展情况最为关注, 共44篇, 占到了总报道量的44.4%。其次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未来规划的报道, 共33篇, 占到了总报道量的33.3%。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丝路故事的报道为25篇,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的报道有9篇。通过对报道主题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的报道中, 让受众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现实发展情况是报道的主要议题, 其次为对“一带一路”的未来的规划议题, 了解丝路故事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看法为次要议题。

(2) 主角类目:主角类目是根据报道对象和区域的不同进行分类的, 本研究依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将报道对象转化为采访对象, 对特稿中涉及采访对象的报道进行分析。将采访对象分为政府官员、普通百姓两大类, 报道区域分为国内城市和国外城市两类。从采访对象的选择上来看, 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中, 涉及政府官员的采访报道数量为74篇, 涉及普通百姓的采访报道数量42篇。可以看出, 在特刊的报道中, 采访对象主要为政府官员, 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官方权威话语体系能够使“一带一路”的报道更加具有权威性、可信性。而适量的以普通百姓为代表的非权威话语体系则能够使特刊更加具有贴近性和亲近性, 更能够为普通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从报道区域来看, 对国内城市的报道为32期, 共79篇报道, 对国外城市的报道为12期, 共32篇, 两报道区域报道数量相差较大。由此可见, “共享丝绸之路”特刊更加注重对国内城市的报道。

(3) 来源类目:来源类目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本研究主要从消息来源层面进行分析, 分为本报记者、驻外记者、本报记者国外记者亦有贡献、官方稿件、采访稿整理五大新闻来源。

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中, 本报记者所写稿件为58篇, 驻外记者所写稿件为4篇, 本报记者驻外记者也有贡献为7篇, 官方稿件为33篇, 采访稿整理为9篇。通过整理, 我们可以看出, 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中, 不仅有本报记者的相关报道, 同时也有官方稿件, 即沿线城市市长或市委书记所写的政论, 可以看出对该特刊的重视程度。和新闻议题相结合, 官方稿件主要集中在对“一带一路”未来建设的议题中, 他们代表当地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发言, 使报道更具权威性和可信性。

(二) “如何说”类目

(1) “报道类型”类目。“报道类型”类目主要考察新闻体裁, 本类目分为特稿、政论、采访稿集纳四类, 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中, 特稿有69篇, 政论33篇, 采访稿集纳有9篇, 和新闻议题相结合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特稿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现实发展状况和沿线故事议题中, 政论主要为相关城市的市委书记、副书记等围绕一带一路所做的未来规划与展望。采访稿集纳则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政要的采访片断的整理, 是一种观点性的集纳。和报道区域相结合, 可以发现, 这种集纳类型主要集中在对国外情况的报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丝绸之路特刊中, 没有使用消息类新闻题材, 这一方面说明, 丝绸之路特刊的报道具有深度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丝绸之路特刊的内容缺乏一定的新闻性。

(2) 强度类目:所谓“强度类目”, 主要考察编辑手段。经过数据的搜集和整理, 本研究发现“共享丝绸之路”特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一, 字符运用的稳定性。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中,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现实发展情况议题的标题用加粗一号字形成强势, 强调本栏目的重要性。其他议题相较“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的报道字体较小, 安排在栏目的右侧, 强势较小。

第二, 图片运用的稳定性。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中, 每一期都有所报道城市或国际区域的4~5幅图片, 其中有两幅图片位置基本固定, 一幅会出现在报眉的位置, 和其他要素共同作为报眉的组成部分;另一幅则出现在大标题的下方, 成为标题的一部分。其他图片则穿插在栏目和栏目之间, 使“一带一路”的报道更加形象生动。在图片运用中, 有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 即每期出现在版面中间或版面底部的二维码图标, 该图标是特刊该期所报道城市的视频延伸, 介绍了此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与特刊所报道内容相互照应。该图标的出现实现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有机结合, 突破了报纸只能够承载文字符号和图片符号的局限性, 达到了声音、画面、文字的统一。

第三, 版面布局的稳定性。在“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中,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现实发展情况的议题始终出现在版面布局的上左区, 占据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版面, 其他议题则出现在版面的右侧或下方。说明该特刊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从而对“一带一路”整个路线图进行全方位的解读。

第四, 报道篇幅的稳定性:本研究对报道篇幅进行了统计分析后, 发现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现实发展情况的议题报道篇幅为3500~4000字, 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未来发展情况的议题报道篇幅为1000字左右, 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丝路故事的报道篇幅为700字左右, 对“一带一路”的看法的议题报道篇幅为800字左右。其报道篇幅的稳定性有利于整个版面的版面编排, 为特刊之特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人民日报·丝绸之路特刊》报道中的问题与建议

综合以上对《人民日报·丝绸之路特刊》的框架研究分析, 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仍存在一些问题, 在“说什么”类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一) 新闻性不足, 可适度增加“一带一路”最新进展的整合消息报道, 保证特刊延伸性和新闻性的平衡。

特刊同新闻版相比具有一定的延伸性, 同杂志比, 则要求具有一定的新闻性, [2]通过以上评析, 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的报道议题具有一定的延伸性, 但在新闻性上却有所不足, 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新发展情况没有做及时有效的整理和报道, 使读者通过特刊无法了解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新进展。针对此问题, 特刊可以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新进展以消息集纳的方式进行整合, 既有利于读者及时掌握“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新进展, 又使特刊的新闻性有所增强, 使特刊的延伸性和新闻性得以平衡。

(二) 对国际城市的报道相对较少, 可适度增加国际区域的报道量, 保证国内报道与国际报道的相对平衡。

在报道区域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对国际城市的报道与对国内城市的报道数量相差较大, 以区域为单位进行介绍, 不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及其政策导向, 不利于读者依时而动开展具体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现, 需要国际国内城市的共同努力, 加大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前提是对国际城市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 《人民日报·丝绸之路特刊》应当适当增加对国外丝绸之路的报道量, 发挥读者了解世界的窗口作用。

(三) 对普通民众的报道量相对较少, 适度增加对普通民众的报道量, 使民主主体性得以保证

在特刊中, 既有官方权威话语的报道, 又有对普通百姓的报道, 但是和新闻议题相结合, 我们可以发现对普通百姓的采访报道主要集中在丝路故事中, 在对“一带一路”的建设的看法议题中仅有三篇提到了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是“一带一路”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参与者, 及时了解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很有必要。

对此, 一方面, 特刊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现实发展情况的议题中, 增加普通民众的采访报道量, 是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得以保证;另一方面, 特刊可在“一带一路”观点类议题中, 增加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看法和展望, 使特刊更具贴近性和亲近性。

《人民日报·共享丝绸之路》特刊在“如何说”类目较为完善,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特刊的报道类型较为多样, 但是消息类新闻体裁的缺乏, 削弱了特刊的新闻性, 读者无法通过特刊了解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新进展, 应当适度增加消息类的新闻体裁。其次, 共享丝绸之路特刊每期都会刊载4~5幅图片, 这些图片的出现使得版面得以美化, 营造出一种意境美, 但是部分图片与稿件的相关性较弱, 缺少了新闻内核, [3]特刊应当在图片的选用上加大与报道主题的契合度, 使其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参考文献

[1]王石番.传播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证[M].幼狮文化出版社, 1996.

[2]周立.报纸重大事件特刊的概念与起源[J].编辑之友, 2008.

[3]彭广余.报纸特刊应避免杂志华倾向[J].传媒观察, 2009.

企业预算理论框架研究 第2篇

对于企业预算的对象研究，要追溯到财务的本质。财务本质的主要观点有资金运动论、资金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货币关系论等，这些观点对财务本质的描述都停留在“价值流”的层面上。然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支配这一价值流的“权利”是隐藏在“价值”背后更为抽象、更为实在的具有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以“财权流”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便成为现代财务的主流，也是财务本质最恰当的表述。作为财务活动的企业预算对象就是“财权流”的预算，是“价值流”与“权力流”的预算。

对企业预算编制的起点存在很多观点，主要有销售预算起点、资本预算起点、现金流量起点、利润预算起点等。有学者认为，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将企业预算管理分为四大模式：企业初创期的预算管理模式是以资本预算为起点的;增长期的预算管理是以销售为起点的;市场成熟期的预算管理是以成本控制为起点的(即利润预算起点);衰退期的预算管理是以现金流量为起点的。由于回避了对企业预算编制对象的研究，企业预算没有编制划分细致的权力预算，关于企业资产重组、合并、兼并、拍卖等重要的价值预算，有些企业并没有纳入预算的范围。企业预算不仅要进行价值预算与权力预算，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价值与权力的配比预算，才能设计出以预算为基础的价值与权力配比的企业内部激励与约束制度，以规避企业预算控制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按照西蒙的观点，任何一项决策都包含着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把这一要素划分理念引入财务目标领域，那么前者是一个理想的价值目标问题;后者是一个现实的效率目标问题。企业预算长远目标应以企业战略为基础，短期目标应以作业为基础，以作业优化为企业预算的现实目标。

(一)企业战略是企业预算的长远目标。企业预算管理目标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一种认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战略更多的是财产所有者决定的，是产权概念下的范畴，而企业预算方案主要是财权控制下的范畴，

只有让企业预算符合企业战略的要求，才能使企业财权管理符合企业产权管理的要求。企业预算管理是企业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石。企业一旦选择了战略重点，也就决定了企业预算具体目标的基本取向。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财务因素，还要将非财务因素考虑在内，许多企业为使企业预算符合企业战略要求，在预算管理中采用平衡记分卡技术来解决战略执行力考核的计量难题。

(二)作业优化是企业预算的现实目标。作业预算不仅为企业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使作业核算的标准化管理有了可靠的依据。作业基础预算(ABB)本身既包含了资源的预算，也包含了作业的预算，故可为企业战略价值链优化提供必要信息。由于ABB以作业为编制基础，使得企业的作业活动可以清晰地反映企业的战略方向，将战略与作业紧密结合，从而有效地实现公司战略目标。ABB关注企业预算的静态作业流程，更强调动态作业优化。如果战略预算是企业预算的第一层次，那么，明确某项成本(或费用)是否与战略相关，是否可以避免就是预算管理战略层次下的预算第二层次――预算避免。如果某项成本(或费用)不能避免，接下来的问题才是控制其发生数额。这是预算管理的预算避免下的预算第三层次――预算控制。只有在企业战略上避免成本发生，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或消除浪费。

中外现行财务管理原则总体上是以利益为取向的。但我们不能因企业财务管理以讲求效率为原则而否认其公平性。企业预算管理不能把人当作是“经济动物”，不能采用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方式，而应把人看作是“社会人”，以“人本管理”为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力求在企业预算管理中从员工对自己行为的自主性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性出发，来充分调动广大员工个人和各种组织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企业预算管理中“人文思维”更强调“公平”，如完善企业项目投资中项目分配的预算管理制度、完善企业预算编制中参与预算制度、完善企业预算管理中柔性预算管理等等。企业预算的原则应在“效率”基础上讲求“公平”。

很多人把平衡作为原则。本文认为平衡应属于预算编制方法的范畴。传统财务观念要求财务资金在每个时期(年或半年)内达到收支平衡，是以一年时间为预算周期平衡的标准。年度平衡理念与战略预算平衡理念(一般为三至五年)相去甚远，短期效用目标突现。为克服此缺点，国外正盛行平衡记分卡战略地图这种以周期性平衡为理念的预算编制模式。允许和鼓励企业更多地利用负债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只要求企业在一定经营周期内或一定的还债周期内做到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大致平衡，即以周期性平衡预算编制方法取代年度平衡预算编制方法，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预算的战略目标。

对灾难性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 第3篇

[关键词]灾难报道；新闻框架；报道原则；人本主义

[作者简介]李梦龙，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灾难性事件因其突发性、破坏力和反常性，成为极具新闻价值的新闻报道题材。近年来，随着灾难性事件的连续发生，如何处理好灾难性新闻报道与社会舆论引导已成为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课题。经历了汶川地震与雅安地震等重大灾难性事件，我国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公开、及时、客观、专业、以人为本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仍旧存在诸如人文关怀的缺失、违背职业道德等问题。通过对《中国青年报》两次重大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有利于找出不足，进一步优化灾难性新闻报道在引导社会舆论、缩小社会风险、民众情绪控制及心理疏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研究对象选择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文本选取

《中国青年报》作为共青团的中央机关报，成立于1951年，该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办报宗旨，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青年报》始终以服务社会大众、服务广大青年为己任，推出反映时代精神和青年需求的新闻精品。

选取该报作为研究文本，基于《中国青年报》是当代具有广泛受众群的综合性日报，发行量大，覆盖面广，其读者群主要定位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广大青年。该报既有《人民日报》等我党机关报的色彩，又不乏引领社会新思潮的鲜明特色。《中国青年报》在汶川地震、雅安地震两次灾难中，立足“青年”，其新闻报道做到了官方视角与深度思考的有机结合，尊重死者，更注重生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文本分析

为准确对比《中国青年报》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两次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异同，分别对汶川地震报道和雅安地震报道进行取样。利用《中国青年报》站内高级检索功能，以“篇”为计算单位，新闻篇数以标题为界定标准，有电头、记者署名等，采用关键词筛选法，以“汶川、映秀、地震”为关键词，选取2008年5月13日至2013年4月20日之间刊发的汶川地震报道为研究文本，避开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后与汶川地震相联系，后者却并不占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此外，以“雅安、芦山、地震”为关键词，选取2013年4月21日至2013年5月20日之间刊发的雅安地震报道为研究样本。

针对两次重大灾难性事件的文本抽样时间范围不同，考虑到雅安地震发生至今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中国青年报》对整个灾难性事件的周期报道不完整，故在抽样时，选取了汶川地震自发生至2013年4月20日共5年的全部报道，以求对整个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有整体性的认识，并利于把握其纵向变化。

1. 文本体裁分析

通过筛选，对报道文本进行分类，按照消息、调查、人物访谈、通讯、评论及其他（含文学稿件、记者手记、文件照登等）六类具体列表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8年5月13日至2013年4月20日近5年的时间内，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达到194篇。其中，各类通讯数量最多，所占百分比接近40%；各类消息其次，共46篇，所占比例达23.7%；此外，调查类文章仅有5篇，所占比例不足3%。足见，擅长深度报道的《中国青年报》在灾难性报道面前仍旧注重对事件全方位、深度的报道解读。而在突发灾难性事件面前，调查周密、写作周期长的调查类报道文体不作为常用报道体裁使用。

从表2可以看出，从2013年4月21日至2013年5月20日一个月内，《中国青年报》发表有关雅安地震的各类文章达64篇，报道体裁覆盖全面，密集度之高，足见其重视程度。

通过《中国青年报》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在报道体裁方面的对比可以发现：该报十分重视通讯类新闻体裁，也由于这类题材信息量丰富，自由度略高，以叙述见长，因此较为适合灾难性新闻报道；此外，消息类体裁可以发挥时效性的优点，连续大量提供信息；评论类体裁在6类体裁中位居第三，足见在灾难性事件中，评论主观性色彩强的特点得以发挥；由于调查类文章调查周期长、求证严密、时效性略差，因此不适合灾难性新闻事件报道。

2. 报道主题分析

新闻报道主题是记者通过对新闻事件采访、筛选、提炼得出的，以精要表现出新闻事件的主要事实，多数报道主题背后具有深层次指向性意义。新闻报道的主要目的不只是告诉受众信息，同时要让受众能够深入理解事件。通过对汶川地震194篇报道以及雅安地震64篇报道的梳理、整合、提炼，归纳出了以下几类报道主题：

从表3可以看出，有关灾后重建和反思类的文章数量最多，达75篇，占所有文章的近40%。由于汶川地震已经过去5年，在对整个灾难性事件周期的报道中，有关灾后重建与反思的报道成为报道主体。可以理解，这对于灾后重建过程中引导社会舆论，重塑民众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有关典型榜样的文章所占百分比达24.7%，典型形象树立、正面宣传稿在灾难性事件面前，有助于受众树立信心，这类稿件的采访对象集中于灾区英雄、部队典型及志愿者先进团队和个人。

从表4可以看出，雅安地震发生的一个月内，《中国青年报》有关救灾措施的报道数量最多，达19篇，所占比例接近30%。这与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进程一致。在灾难发生的前期，对于救灾措施的密切报道有利于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的推进和群众自救工作的展开。典型榜样的报道数量其次，达17篇，占所有文章的26.6%，同样可以印证，在重大灾难面前，新闻媒体对于典型榜样的树立，有利于帮助灾区受众重塑信心。

二、运用新闻框架理论分析两次灾难报道

（一）新闻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被学界认为是探析媒体报道内容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研究新闻媒体面对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可行路径。具体的新闻框架研究一般分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来揭示新闻中呈现的框架；二是在文本之外的社会层面来探讨形成新闻框架的影响因素。从新闻框架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比《中国青年报》的两次灾难性新闻报道，目的是分析和确认新闻媒体在灾难性新闻报道文本中的新闻框架，同时解析影响灾难性新闻框架的社会因素。

（二）借由新闻理论框架对两次灾难报道的分析

1. 叙述性报道与分析性报道

《中国青年报》在汶川地震中的专题系列报道属于亲历型叙述性报道。记者通过身临其境，站在被访者的角度体验、理解乃至再现事实，由此完成新闻报道。该类报道通过其叙述性的描写，客观地反映灾区的真实情况，具有很强的接近性、人文关怀和可读性，容易渲染情感。如2008年5月16日的《废墟下的70小时》、5月17日的《北川大搜救》等。

在雅安地震报道中，《中国青年报》延续了汶川地震中亲历型叙事性报道的风格，在感性话语的渲染下，体现了报纸的人文关怀。此外，有关雅安地震报道中，也出现了国际灾难性报道常见的报道方式——分析性报道。记者在报道中除了客观地呈现事实外，还通过冷静、理性的分析，为解决当前问题给出了建设性意见。如2013年5月10日的《芦山地震迎来次生灾害大考》和《直升机应急救援体系有待完善》。

2. 透明化报道、典型性宣扬与选择性呈现

通过对比《中国青年报》对两次地震灾难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

透明化报道。两次地震灾难报道均对灾区现场、伤亡情况、救援情况等各方面进行了客观且真实的报道。例如，2010年8月16日的《暴雨致多个汶川地震重灾乡镇再成孤岛》。

典型性宣扬。两次地震报道均重点进行了典型人物和事件的新闻报道，以体现人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迎难而上、众志成城、积极乐观、甘于奉献的精神，以期起到对受众心理正能量的补充。例如，2008年10月11日的《屡创奇迹的“救灾尖兵”》。

（3）选择性呈现。两次地震灾难报道都选择那些感人至深、振奋人心的典型人物或事迹进行报道，通过对典型人物表现出的抗灾精神，使人们在灾难中看到希望与力量，而弱化对灾难本身惨烈程度、伤亡及损失等方面的报道，以减轻人们再经历灾难后的二次伤害。例如，2013年4月29日的《大学生村官：我在雅安第一线抗震救灾》。

3. 灾难损失与人本主义

在以往的灾难报道中，往往突出灾难造成的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而忽略对人本身的关注，但在《中国青年报》对两次地震的新闻报道中，更多体现出的是由“为逝者哀”到“为生者谋”的转变。

“人本主义”即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从人出发，关注人，关心人，进而推及整个灾难，这是新闻报道的一种进步。在两次灾难报道中，《中国青年报》在新闻报道中的人本主义原则得以延续。例如，2008年5月28日的《男子背儿子遗体回家：我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和2013年4月30日的《程林祥：又是一次“回家”》。

三、研究结论

《中国青年报》在两次灾难报道中，坚持以人为本，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真实客观地报道，妥善处理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的关系，合理设置议程，引导社会舆论。作为一份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立足青年，冷静又饱含希望地完成了灾难报道，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中国青年报》灾难性新闻报道的新闻框架

政治框架。在针对灾难性事件报道中，《中国青年报》围绕灾难发生后政府政策、官方救援反应、政府机构行动等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如2008年5月16日报道《数万武警在震区救出5000余名群众》。

经济影响框架。《中国青年报》在灾难发生后，聚焦于经济损失进行的新闻报道，这类内容散见于诸多新闻报道中，主要作为抗震救援、灾难报道等新闻报道的材料内容。

灾难框架。媒体在地震报道中，《中国青年报》从灾情本身和救灾措施等方面进行的报道，均属于此类框架。但在报道中，弱化了伤亡及损失所带来的影响，而强化了对救援成功结果的内容。如2008年5月21日报道《灾区再创生命奇迹 一男子被埋近179个小时后生还》。

典型宣扬框架。此类框架是《中国青年报》在两次重大灾难性事件报道中试用最为频繁的新闻框架。新闻报道内容着重选取救灾过程中的典型人物、集体以及鼓舞人心的救灾事件为主体，在灾难发生的初期，甚至超过了对灾情本身的报道数量，且在新闻篇幅及版面布置上均优于后者。例如，2013年4月29日报道《军装为你而穿 生命因你温暖：和你在一起》。

反思框架。《中国青年报》运用此类新闻框架，出现于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月及以后，主要内容涉及抗震救灾反思及灾后重建反思。在灾难发生的后期，此类框架出现的频率较高，如2008年6月11日报道《废墟上筑起民族精神新的长城》。

（二）灾难性事件报道新闻框架影响因素

上述5种新闻框架是通过对《中国青年报》两次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分析得出的，就框架本身而言，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控制因素

以往我国媒体在面对灾难性事件时，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官方色彩，作为政府声音的代言人和信息发布平台，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和合理引导舆论的政治任务，对于一些事件的报道，往往是新闻价值让步于政治和社会价值。以2003年非典的新闻报道为例，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新闻媒体一般采取“宁慢不抢”“稳而不快”的报道方针和策略，缓报甚至不报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这两次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国家层面迅速采取行动，宣传部门要求所有媒体强化抗震救灾的正面报道，使新闻报道本身凸显出了一定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如政治框架和典型宣扬框架的大量使用。但在新形势下，新闻报道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更加注重新闻规律，媒体的专业追求和新闻操作较以往也有了更大的空间。

2. 媒体自身因素

《中国青年报》作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综合日报，立足广大青年读者，其报道以专业严肃著称，是国内报业的典范。该报对于两次灾难性新闻报道，一如既往地延续了重时机、重事实的战略，在第一时间内对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情况进行了客观全面的新闻呈现。此外，该报注重从青年角度出发，以人文关怀为本，进行新闻报道。虽然灾难性事件无法预测，对社会及个人造成的伤害十分巨大，但《中国青年报》通过合理的新闻议程设置，有效地缩减了个人的心灵创伤，防止二次伤害；有助于增强灾区群众抗震救灾的信心与勇气；有利于为高层传达有效信息，帮助其完成救灾决策；有利于帮助受灾群众的心理重建，合理地引导舆论，减少社会悲观负面情绪，为社会风险“降温”。

3. 新闻专业主义因素

我国的新闻媒体以往对灾难性事件较多选择“以正面宣传为本”，多侧重呈现广大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畏艰险抵御灾害、众志成城的英雄气概，强调政府决策的正确、人民互助的感动、救援状况的顺利、热心赈灾的积极，并在这种斗争过程中不断弘扬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青年报》在这两次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多数情况下也延续了以往的典型榜样报道风格，但报道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关注灾难到关注个体，从关注伤害到关注生存，始终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该报的许多灾难报道都体现出了对灾民和灾情的真切关注、对灾难中个体生命尊严的尊重与维护和对灾难中普通人生存环境的持续关注。典型报道凸显出的也是一个个平凡而鲜活的人物，而不再是生硬而抽象的口号或符号化形象。

[1]陈建云.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的伦理问题[J].新闻大学，2008（4）.

[2]高文欢.中外报纸5·12汶川地震报道框架比较分析[D].汕头：汕头大学，2009.

[3]胡芳芳.报纸对汶川地震报道的新闻配置个案分析——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报道框架研究 第4篇

关键词：学术不端,科技传播议题,框架

术届弄虚作假、文坛抄袭等现象自古有之。随着现在传播手段的多元化, “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 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2005年发生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一案, 更是引起了全球媒体与受众的注意, 使该案由个人的学术不端行为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的学术不端事件。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事件中, 国内媒体借助主体议题的“框架化”, 通过选择、组织新闻报道, 不仅有效地实现了信息告知的功能, 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新闻报道在遏制学术不端现象中的监督功能。

1 议程设置理论与“议题框架化”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1972年, 美国学者麦克思韦尔麦考姆斯 (Maxwell E.McCombs) 与唐纳德肖 (Donald L.Show) 首先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理论假设, 随后, 该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关注与普遍认同, 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理论之一。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力度增加报道数量或突出相关问题, 会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认知。那么, 媒介是如何设置议程的呢?围绕这一问题, 学者们结合框架理论, 提出了议程框架化 (Framing) , 即媒体一方面用框架的方法去挑选新闻, 使内容与框架一致;进一步按框架的方式去架构新闻, 具体到一个议题, 架构时突出与框架一致的面向或属性。1也就是说, 媒体一方面通过选择某些与议题高度相关的新闻事实, 确保了媒介议题的单一性;另一方面则按照一定的报道角度、报道方式等加工新闻事实, 实现了报道倾向的一致性。

关于“框架”, 当代美国学者甘姆森 (Gamson) 认为可以定义为两类, 一类是指界限 (boundary, 如摄像机的镜头) 之意, 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 (building frame) , 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后者则显示意义的结构, 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2也就是说, 媒体通过选择新闻事实、加工新闻事实、传播新闻事实等一系列活动, 实现了议题的框架化。通过议程的框架化, 媒体较为有效地影响了受众对相关议题的认知程度。其中, 媒体对受众认知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归因框架”的设置。即指在议程框架化的过程中, 媒体不仅设置了一个中心议题, 同时也设置了相应的归因关系, 即议题的责任问题。3“因果框架”在议题设置的过程中运用较多, 通过组织与议题相关的各类报道, 媒体实际上设置了一种并不明显的因果关系, 而一旦这些报道进入到受众层面, 受众就会进而运用知识经验将各类报道加以归类, 从而使这种因果框架更为明显。

2 研究对象及研究样本说明

2005年12月1日, 韩国Mnuhwa电视台播出一条新闻, 称“黄禹锡的研究数据或存在问题”, 将“黄禹锡造假事件”引入媒体议程, 并随即引发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

本文选取了我国《人民日报》、《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三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为样本, 展开相关研究。

综观三份报纸样本中关于“黄禹锡事件”的报道, 最早的相关报道均是以2005年11月份的“黄禹锡采集卵子事件”为开端, 集中报道始于2005年12月“质疑黄禹锡克隆研究真伪”, 最终以2006年8月“黄禹锡被韩国政府取消相关奖励”等结束。因此, 本研究将集中分析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期间三家样本媒体的相关报道。

3“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的研究结果

3.1 报道数量

媒体涉及的话题即内容的取舍是形成新闻框架的重要因素。围绕同一议题, 媒体由于可以发现并报道一系列的新闻事实, 因而, 通过对新闻报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媒体往往可以强化或减弱某些议题的影响力。因此, 媒体对“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数量的多少, 可以体现媒体对学术不端事件的关注程度, 进而影响媒体建构议题框架的广度和深度。

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期间, 如上图1所示, 三家媒体的报道总数共有97则, 其中, 《科学时报》的报道数量最多, 有57则, 占所有报道数量的58.76%,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则各占20.62%, 分别有20则相关报道。

3.2 报道类型

加姆生认为, “媒介框架就是一种建构的过程”。从这一角6度0看来, 媒体在传播学术不端事实、解读学术不端行为等过程5中0, 会选择相应的事实来建构相应的议题, 因此, 媒介关于事4件0或人物报道的多少也将影响议题框架的建构, 进而影响受众3的0认知。

如下图2所示, 97篇报道主要可以分为事件报道和人物报道两种类型, 其中, 以事件报道为主体, 该类型从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占总体数量的94.85%。

3.3 报道体裁

新闻报道按照题材主要可以分为消息、通讯及评论等三大基本类型。不同体裁的新闻报3道, 对事件报道的力度也不相同。消息以传播新闻事实为主要目标, 通讯注重事实的深度解读, 评论则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对相关议题所做的观点类的解读。

因此, 针对新闻报道体裁的这一特点, 通过对“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中不同报道体裁的分析, 可以进一步探析媒体如何从不同层面架构核心议题。

如图4所示, 在三类基本的报道体裁中, 消息所占的比例最大, 为56%;其次是通讯, 占总量的22%;评论的数量相对较少, 仅占总量的21%。除此之外, 在97条新闻报道中, 还有一则是提供背景资料类的“黄禹锡造假事件回放”。

3.4 报道角度

议题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通过影响公众议程进而影响公众认知, 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往往需要新闻事实的有力支撑, 因此, 如何选择新闻事实、组合新闻事实, 就成为议题框架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基于报道重点的不同, 本研究主要将三份样本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中的报道角度划分为事件、影响、原因、对策四种类型。

如上图5所示, 在四种报道角度中, 事件角度被广泛应用, 占总数量的54.64%;其次是原4因角度, 为27.84%;影响及对策相对较少, 分别有12则报道和5则报道。

3.5 报道倾向4

从新闻事件价值特征的角度来说, 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往往会在报道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倾向, 对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也不例外。

如上图6所示, 负面报道有50篇 (44%) , 有37篇报道 (32%) 持中立态度, 正面报道仅有27篇 (24%) 。

4“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的研究发现

1) 媒体定位不同, 对学术不端事件的关注度也不同。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为期8个月的持续报道中, 《科学时报》、《人民日报》及《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数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科学时报》的报道数量是其他两家媒体的2.7倍。由此可见, 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以《科学时报》为代表的科技类媒体, 其对学术事件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党报媒体及综合性媒体, 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专业特色。

2) 媒体关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议题设置表现出“前期强, 后期弱”的明显特征。由于媒体对于学术不端事件的关注和解读, 不仅影响着受众对待于学术问题的态度和认知, 同时也关系着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建设, 因此, 媒体的报道强度和密度就直接关系到媒体能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通过上文的分析, 可以看出, 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后期报道数量锐减, 远远不足前期报道的五分之一, 有的甚至仅为前期报道的十分之一。这种“前期强, 后期弱”的议题设置, 虽然有利于将“学术不端”议题带入到受众议程中, 并引起较为强烈的关注, 但从长远来看, 其产生仅仅是轰动效果, 而并不能引起民众的深思。

3) 媒体“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以信息传播为主, 舆论引导性不足。在所有的报道体裁中, 以传播简要事实为主要目的的消息类报道居多, 占所有报道体裁的半数以上, 而以深度解读为主的通讯体裁和表达媒体观点、引导公众舆论的评论体裁, 在该事件的报道中使用的却相对较少, 仅占21%左右。一方面, 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媒体的版面设置、内容编排策略等有关, 消息体裁的报道较易刊发;另一方面, 也与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不端曝出的各类材料有关, 这些极大地丰富了消息报道的来源。但是无论原因为何, 偏重于消息体裁的框架设置,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媒体报道缺乏有力的支撑观点、深度解读, 因而使舆论监督与社会教化等功能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4) 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媒体较为全面地兼顾了该事件报道的各个角度, 建构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议题框架。在本研究所划分的四类报道角度事件情形、事件影响、原因探析、相关对策中, 虽然各个角度的报道在量上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别, 但是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看, 这四类报道互相补充, 以介绍事件情形为主线, 补充了一定的事件扩展性报道即介绍事件的影响, 同时也在事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个人原因等, 并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可以说, 这四类角度基本可以概括出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中的一个较为清晰的议题框架, 即“事件+影响+究因+对策”, 尤其是在原因探讨和提出对策的环节,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得到了较大的发挥。

5) 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相关报道中, 舆论监督功能较强。负面报道被认为是媒体是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中, 相关报道以负面报道为主, 正面报道的比例较小, 可以认为,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较强是“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相关报道的总体特征。但是, 就“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展开的客观冷静的中立性报道较少, 也成为该议题报道的主要风格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证明了前文所提到的“信息失衡”问题。

5“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的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传媒事业的发展, 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提供娱乐, 尤其是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也日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学者们普遍认为新闻媒体通过揭露事实、刊发议论等形式在引导大众舆论, 影响受众认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 在防治学术不端行为, 净化学术氛围, 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时, 也应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那么, 应如何实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呢?新闻议题的框架设置是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上关于《人民日报》、《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关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相关报道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进行“学术不端”议题的新闻报道时, 媒体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强化议程设置, 以实现媒体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有力监督。

1) 设置长期议程, 强化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功能

从《人民日报》、《科学时报》及《中国青年报》关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时间及报道数量上看, 媒体的报道难免有“虎头蛇尾”之嫌, 更热衷于追随热点事件, 而非借助该事件来有效地引导舆论。显然, 这一结果的出现是与学术不端事件的偶发性、随机性等特征相关的, 但是也暴露了媒体在设置议程方面的失策。

学术不端绝非孤立的、单独的事件, 它是一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违背学术规范的非自律性行为, 是一种需要通过长期的监管、治理才有可能得以改善的不良学术现象。因此, 对于媒体而言, 关于学术不端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与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报道一样重要的。密集的、高强度的事件性报道却是可以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谴责与反思, 但是真正能从根本上防治这一不端行为的, 应该是制度的改善、道德的养成和持续的监督。这就要求媒体不应仅仅是“闻风而动”、“就事论事”, 而应将“学术不端”报道作为媒体的一项常规内容, 设置长期的报道议程, 强化学术道德意识, 防范学士不端行为, 进而真正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2) 应用平衡手法, 增强新闻报道的均衡性、客观性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 平衡手法的应用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 在报道某一事实的过程中, 媒体应同时兼顾其他各个方面, 尤其是意见相左的方面。由于平衡报道手法在意见说服与舆论引导方面的突出优势, 这一手法也在近年来被媒体广泛运用。新闻报道中的平衡手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报道体裁的多元化和报道角度的多样性两个方面。一方面, 多元化的报道题材能够突出议题的“主要方面”, 表达媒体的报道倾向, 并利用其他方面给人以“客观、全面”的印象, 提高报道的可信度;另一方面, 则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报道角度有力地组织、传达媒体的观点, 从而更为有力地引导大众舆论。

具体看来, 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科学时报》、《人民日报》等媒体虽然都从多个角度选择新闻事实, 组织新闻框架, 涵盖了四类主要的体裁消息、通讯、评论及其他, 但是各种体裁从数量上来看却是差距悬殊, 并未真正做到均衡报道。因此, 如何均衡不同的报道体裁, 以更好的发挥不同体裁的功能, 是媒体在设置学术不端报道框架时亟须注意的。

平衡报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角度的全面性, 而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事件、影响、原因、对策等四种报道角度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即从事实本身、事件影响、原因追究及规范对策等各个方面组织了新闻框架。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例, 如下表1所示, 围绕“黄禹锡造假事件”这一议题, 该报纸分别从事件 (包括时间动态、历史及发展等) 、原因 (导致学术不端的行为分析) 、影响 (对学术研究及相关期刊的影响) , 以及对策 (如何遏制学术不端行为) 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报道, 既传播了某些重要的新闻事实, 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即实现了新闻框架的全面性建构。

表1《人民日报》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角度

3) 建构“因果框架”, 设置相应归因关系

大多数传播学研究者认为, 新闻受众接受新闻信息之后, 在知觉、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等方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4, 即新闻信息对受众会产生实际的影响。除了告知、宣传等功能之外, 传播媒介也同时具有教育教化的作用。一般认为, 大众传媒的教育教化功能是指受众接受新闻文本中蕴含的思想、观点、情感等形成的效果, 一般表现为触动, 并见诸行动, 即在思想上或行为上发生良性改变。5

教化功能的发挥往往是依托于新闻文本实现的。因此, 作为议题框架化的主要形式, “因果框架”也是新闻文本发挥教化.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2因006果1框架12”3的构建是指大众媒介通过.将同一议.题之下的不同新20闻06报1道进12行6有序的排列、组合, 向受众传达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7, 从而帮助受众建立某些归因体系。也就是说, 为了更好的发挥教化功能, 在报道“学术不端事件”时, 媒体应着重于启发读者“怎么想”, 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想什么”。

以《中国青年报》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中的议题组织为例, 通过《从“多利羊之父”倒掉看权利奴役学术》、《科技实力排名千万别搞“大跃进”》、《钟南山院士:学术道德问题的关键在体制》、《学术不端为何屡禁不止》等报道, 该报集中向受众传达了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各种原因, 如体制弊端、学术风气浮躁、评价体系缺陷、惩罚不足等。但是, 由于这些报道在数量上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和引发受众的思考, 这种种“因果框架”的启示功能和教育功能也是极为有限的。

因此, 在报道显著性事实 (如事件的起因、进展、结果等) 的基础上, 媒体也应更多地使用议论性的文体开展报道活动, 尤其加强事件原因、影响、对策等角度的报道力度, 从而使受众从认知层面上建立一种具有道德规范作用的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浩鸣, 陶贤都.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人民出版社, 2006.

[2]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美]斯坦利·J·巴伦.大众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王春泉著.现代新闻写作:框架与修辞.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5]彭菊华.新闻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6]李浩鸣, 新时期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的思考.科学新闻, 2003 (24) .

[7]李浩鸣, 危机事件中科技新闻的舆论导向与监督问题.科学新闻, 2005 (1) .

[8]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0) .

[9]李春颐.谈新闻框架意义的价值体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6 (6) .

报道框架研究 第5篇

关键词：报道框架,朝核问题,人民网

一、引言

“全球化”的进程促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提高,一国的动态往往牵连着多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国际政治焦点的朝鲜核问题,关系着东北亚各国甚至全球的安全、稳定与利益。2016年,伴随着朝鲜成功进行氢弹试验这一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朝核问题又成为舆论的焦点,它也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了挑战。

人民网是国家权威主流媒体在网络时代的产物,肩负着报道客观现实、引导舆论的作用。国际新闻报道对于公众对全球环境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人民网关于朝核问题报道框架的研究,可以为国内其他媒体探索国际新闻报道提供一定的启示,以进一步地提高我国媒体的报道水平,改善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不足的局面,促进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

对重大国际事件报道框架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脑海中国际政治图景的形成。从重大国际事件报道框架和报道文本的分析中,又可以一窥当今国际形势。作为朝鲜长期友好邻邦的中国,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朝核问题特别是此次氢弹试验的?世界上其他政治力量对此又持什么样的观点?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这都有待我们去研究发现。

二、理论基础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框架”这一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20世纪80年代,框架理论开始引进到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并产生了“新闻框架”的概念,认为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后来,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的生产框架研究、新闻文本的框架建构研究和新闻框架的影响和效果研究三个领域。新闻文本的建构框架研究主要分析“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包括一系列的文字、视频、图片、评论等,侧重于新闻内容文本。”媒介的生产框架研究旨在分析“哪些因素(如媒体运营者、媒介从业者、媒体控制者的立场、价值观、新闻理念)对新闻的选择、重组、强调产生影响”。新闻框架的影响和效果研究侧重于研究“媒体的报道框架对受众产生了什么样的传播效果”。

本研究主要从前两个方面,即媒介的生产框架与新闻文本的建构框架两方面考察人民网在朝核问题报道中所体现出的新闻框架。并通过对所抽取时间段内人民网对朝核问题的报道量、报道内容、新闻来源、新闻标题、框架下的各方态度几个方面的研究,来呈现人民网的生产框架及其对新闻文本的建构框架。

三、研究问题、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人民网作为国家主流权威的新闻网站,其对于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因此将其选取为所研究的媒介。本研究在人民网的国际新闻板块下,对关键词“朝核问题”进行搜索,得到相关报道总计6078篇。从中抽取2016年1月6日至5月6日(朝鲜宣布氢弹试爆成功后的3个月)的新闻总计82篇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对所抽取的新闻文本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对所抽取报道的报道量及报道内容、新闻来源、新闻标题、框架下的各方态度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人民网对朝核问题的报道框架,由此分析媒介的报道特点。

四、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报道量及报道内容

报道量是媒体对一事件选择和强调的程度,这是框架机制中“凸显”作用的具体表现。报道内容也是在一定的框架下媒介对于客观新闻事实进行选取的结果。它们共同反映了人民网对朝核问题再现方式,属于对新闻文本的框架建构研究。下面是对这四个月内人民网对朝核事件主要的报道量和报道内容的分析。

1月6日朝鲜氢弹试验成功至5月6日的四个月中,人民网上关于朝核问题的总报道量是82条,平均日报道量是0.67条。这四个月的新闻篇数分别为40篇(1月6日至2月6日)、31篇(2月7日至3月6日)、8篇(3月7日至4月6日)、3篇(4月7日至5月6日)。其中,氢弹试验成功后的第2天和第3天(1月7日和1月8日)达到单日报道量最多,分别为9篇和8篇。

人民网在事发后紧接着的两个月时间内(1月6日至2月6日、2月7日至3月6日)的报道数量明显高于之后两个月(3月7日至4月6日、4月7日至5月6日),特别是1月7日和8日报道量最大。这是人民网在时效性、重要性等新闻价值原则要求下的报道框架的体现。

朝鲜进行氢弹试验当天(1月6日),人民网首先通过转载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新华快评:朝鲜氢弹试验与无核化目标背道而驰》将新闻事实和主流媒体态度告知受众。随后,又一篇综合消息就国际社会各方对此事件的态度进行简要介绍(《综合消息:国际社会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其中涉及了多方的态度,它们包括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欧盟。

事发第二天(1月7日),人民网以一篇题为《过去一年间,各国就朝核问题都说了啥》的报道对事件发生之前一年中朝核问题的相关方面做了回顾。同时,它转载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题为《朝鲜核试换不来自身安全》的评论表明媒介自身的立场。

随后几周之内的新闻中,人民网发布多篇新闻强调了中方对朝核问题的立场。对于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欧盟等的态度,也至少各用一篇报道进行详细的阐述。

人民网在报道朝核事件中各方态度时采取了先以一篇报道简要概括各方态度,再对它们逐个展开各成一篇报道的方式。对于重大国际事件,各大媒体,特别是像人民网这样的国家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的报道至关重要。它在环境监测、告知公众信息上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人民网的这种报道框架的设置一方面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信息的全面和观点的深入。

从1月8日起,随着事件利益相关方逐渐开始采取措施应对朝鲜核事件,人民网也逐渐由报道涉事各方的态度转向报道其行动方面。如奥巴马的战略忍耐政策挨批、韩国重启广播战和鸣枪逼退朝越界无人机、韩美日电话会谈、克里访华、朴槿惠访伊等。此阶段报道量有所下降,稳定在平均每天1条左右。

随着2月7日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事件的发生,人民网涉及朝核问题的报道量又有所上升。2月7日有2条报道,2月10日有10条报道,随后的2月13日至2月18日,不间断每天均有报道。报道内容主要为中方、俄方等对美国打算在韩部署“萨德”系统这一计划的态度及中方对于半岛争议方进行和谈的呼吁。

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最严厉”的制裁决议。对此,3月3日、3月4日分别各有4条报道。这8篇新闻都与决议密切相关,其中有7条直接涉及中方观点,包括4篇关于针对联合国决议中方的观点的通讯,1篇新华社的国际时评,2篇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实录,1篇是关于俄外交部对事件看法的消息。可以说,这样的安排在体裁上兼顾了通讯、评论、发言实录、消息等,表现形式丰富,易于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同时,在事件发生初期,以报道中方观点为主,这体现了人民网通过对报道对象的选取,来实现报道框架的强调和“凸显”作用。

从3月5日至5月6日,搜索出与朝核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新闻只有12篇。主要内容上,有6篇主要涉及各国对未来核问题的理念及行动;1篇涉及韩美间对话,其中1篇主要涉及美俄间对话,1篇主要涉及中日韩三国间对话,还有1篇是关于韩国总统访伊;有2篇关于世界各国对未来核问题的应对。这些稿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话解决朝核问题”。

由此可见,媒体的报道往往都是随事件的最新进展展开,事发后两三天内的报道量往往较多,甚至相当于之后几周的总报道量。人民网报道朝核问题首先还是以报道中方的态度、观点为主;随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推进,新闻主要内容沿着“中方对问题的反应—世界其他国家对问题的反应—问题的解决”的脉络变化。

(二)新闻来源

由表1可看出,在所有的82篇新闻中,人民网关于朝核问题报道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其中原创报道占最大比重,占到38.46%。来自新华社比重达到17.21%。转载来源中其他网络媒体主要包括新华网、环球网、中新网、国际在线、中国网事,分别为6篇、3篇、3篇、1篇、1篇。可以看到,它的网络新闻来源也主要是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这几个官方主流媒体主办的网站。还有6%的内容是来自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实录等。

人民网有一定比例的原创内容,且转载来源大多为国家的官方、主流媒体,这与它的媒介定位、政治功能有关。其原创性为其他新闻媒介树立了榜样,也体现了其政治地位所赋予的新闻报道使命、新闻撰写要求是很多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转载来源多为权威媒体也体现了其“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的宗旨。也体现出其对于信源可靠性、新闻真实性的重视。

(三)新闻标题

在所统计的82篇新闻中,多数新闻的标题为国际社会中某方针对事件的行动,如1月14日转载于《北京日报》的《韩称鸣枪逼退朝越界无人机》等;也有标题为某方对于事件的观点,如2月10日转载于《京华时报》的《美国防部:朝鲜卫星在轨道上跌跌撞撞或无法正常使用》;还有部分为不涉及观点的其他标题。这三部分标题共计73条,占样本标题总量的89%。研究认为,这三部分标题更多只是客观的陈述,不能清楚地呈现媒介立场和新闻选择标准。而较明确呈现媒介报道框架的主要是下表中9条,占样本标题总量的11%:

由表2可看出,这9条新闻标题中有2条涉及“无核化”、2条涉及“安全”,可以看出,中方对朝鲜核问题,特别是朝鲜氢弹试验持否定态度,中方坚持“无核化”的态度是明确的。同时,中方对朝鲜制核的归因是其为“国家安全”而担忧,也指出制核实际上并不能使朝方达到其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有关“萨德入韩”问题的3条标题都对美国采取警示或批评的口吻。

(四)框架下的各方态度

新闻框架的建构也包含文本中字、词、句的选择,短句、暗喻、标语或视觉影像的呈现等,它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涉事方的观点和倾向。因此,从新闻事件中各方观点的呈现中也可以看出事件报道框架的建构。人民网对于朝核问题特别是氢弹试验的报道中呈现出的各方立场态度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事件的归因和定性不同

中方把朝核问题特别是此次氢弹试验看做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而不是将其归咎于朝鲜单方面;把它归因于美国武力威胁下朝鲜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不理智行为。这在1月7日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朝鲜核试换不来自身安全》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文中在归纳朝核问题原因时称“朝鲜与美韩等之间长期的战略敌视和互疑是根源”。它提到:“有专家认为,朝鲜搞核武器和导弹的重要目的,在于增强自身的安全感。”

而国际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韩两国,则更多的将朝鲜核试验看成一种“公然”的“挑衅”。

2.对事件的态度不同

报道中关键词的提示可以体现出国际社会各方对此事件的态度不同。中方认为朝鲜核试“违背联合国有关决议,与半岛无核化目标背道而驰”。“违背”“背道而驰”等关键词更多是一种理性的批判,而非情绪的宣泄,由此可看出中方对事件的态度较为客观、中立;而其他国家对此的态度与中方有所不同,这从文本可以看出。如1月13日一篇报道中,韩国称此事件为“决不能容忍的挑衅行为”“严重威胁”,2月7日的报道《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三大关注点》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朝鲜此举‘绝对不可容忍’”,美国也称其为“破坏稳定和挑衅的行为”,“公然”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可见,在态度上,与事件有更直接利益关系的韩、美两方对朝鲜核试验的反应较强烈,较为情绪化。而相对来说,与事件利益关系不这么明显的中俄两方则更显理性客观。

3.对事件的处理意见不同

(1)在关于此事件的多篇报道中,中方都强调进行多方对话解决朝核问题,而不是强调单纯依靠朝鲜一方“弃核”来解决问题。

如3月7日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执行安理会决议不是哪一家的事》中指出:“执行安理会决议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不是哪一家的事”。

(2)中方强调国际社会采用和平方式、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没有特别强调“制裁”,而国际上其他各方则更强调对朝的惩罚和“制裁”。

2月7日的报道《王毅谈当前朝鲜半岛局势阐述中方立场》中谈到:“制裁绝不是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把各方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来,因为只有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3)对朝鲜无核化的意见,在1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国际社会谴责朝鲜核试验:中方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在1月15日一篇题为《王毅回应朝核问题:不要刺激对抗不要搞乱半岛》的报道中提到:“朝鲜再次核试验违背联合国有关决议,与半岛无核化目标背道而驰,中方支持安理会就此作出必要的反应。”

其中,“敦促”朝方信守承诺,“必要的反应”这些用词体现了中方较为中立的态度。

在3月3日一篇《外交部:希望安理会涉朝决议得到全面认真执行》中还提到中方的观点:“要尽量避免影响朝鲜民生和人道需求,这也是决议规定的重要内容。”

世界各国在朝核问题的具体解决措施上有分歧存在,但在“半岛无核化”这一根本立场上达成了一致。

参考文献

[1]曹友元,周彤.基于金正日逝世报道的网络专题框架分析——以人民网、凤凰网为例[J].东南传播,2012,03:123-125

[2]郭慕清.《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框架理论分析[J].神州,2012,14:226-229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08-212

[4]王东.中美网络媒体对于“朝核危机”议题报道之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

报道框架研究 第6篇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 各种典型法制案例报道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媒体争相报道。报纸也对复旦投毒案进行了报道。那么, 党报和都市报作为不同类型的报纸又进行了怎样的报道呢?本文以党报《光明日报》、都市报《新京报》为例, 运用框架理论对党报与都市报关于复旦投毒案的报道进行对比研究。

(二) 框架理论

1974年, 社会学家E.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对框架作出了定义:“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构, 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和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 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1]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闻框架”理论。新闻框架决定了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态度与判断, 对受众理解新闻事件具有重要影响。《光明日报》《新京报》作为不同种类的报纸也具有自己的“框架”, 如报道数量、版面位置、主题基调等都有自己的特点。

二、研究过程

(一) 样本选择

复旦投毒案发生于2013年4月, 尘埃落定于2015年12月。于是, 本文选取2013年4月到2016年初这个时间段内, 《光明日报》《新京报》对于复旦投毒案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二) 样本量化分析

笔者统计了2013年4月到2016年初, 《新京报》《光明日报》对于复旦投毒案报道的所有稿件。《新京报》2013年~2016年共刊载相关新闻30篇:2013年11篇、2014年13篇、2015年5篇、2016年1篇;《光明日报》只有17篇:2013年4篇、2014年7篇、2015年4篇、2016年2篇。

三、层次结构分析

台湾学者臧国仁认为, “在每一种已经形成的事实的框架中, 都有类似的结构, 分别由高层、中层以及低层环节组成”。[2]笔者分别从这三个层次结构对《光明日报》《新京报》关于复旦投毒案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

(一) 高层结构分析

高层结构主要是从主旨、主题两方面来分析。两份报刊对于复旦投毒案的新闻报道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八类:案件进展状况、国家政策、反思教育、司法审判、大学生心理健康、化学药品管理、类似案件、其他。按照此分类方式, 笔者统计了两份报刊每一类的稿件篇数:《新京报》中, 案件进展状况17篇、国家政策1篇、反思教育2篇、司法审判4篇、大学生心理健康1篇、化学药品管理1篇、类似案件3篇、其他2篇;《光明日报》中, 国家政策5篇、反思教育6篇、大学生心理健康1篇、化学药品管理1篇、其他4篇。

从上述统计数据来看, 《新京报》作为都市报, 侧重于报道案件进展情况, 关于案件进展状况的稿件有17篇, 对于另外7类内容都有报道, 种类丰富, 对于国家政策也有少量的报道, 表明了响应党报的号召。而党报《光明日报》没有关于案件进展状况的报道, 而是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国家政策和反思教育上。虽然两份报纸的报道角度侧重点不同, 但是都有一个“框架”即主题, 就是加快法治建设。从社会建构理论来理解, 新闻报道的主题也是时代主题的反映, 须按照时代主题与精神来构建。十八大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努力建设法治中国, 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而《光明日报》《新京报》对于复旦投毒案的报道主题合乎时代潮流与时代精神。

(二) 中层结构分析

依据台湾学者臧国仁关于框架的层次划分, 他指出中层结构可以分为主要事实、原因、背景、结果、影响以及评价等。下面主要从报道素材分析和案件报道的影响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 报道素材分析。复旦投毒案发生后, 记者可以选择的新闻素材有很多, 但只能在本报的新闻框架内进行挑选, 最后的报道内容因此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例如, 《新京报》2014年2月19日A11版的《复旦投毒案凶手一审判死》, 标题上面有三幅图片, 中间是面无表情, 充满了恐惧的林森浩, 左边是掩面哭泣的父亲, 右边黄洋的母亲哭泣着离开庭审现场, 三幅图片占据了1/3的版面, 采用黑白色调, 渲染了无奈的悲情。而《光明日报》就显得比较平淡, 版面设计上没有突出的特点。

另外, 不同的体裁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复旦投毒案进行了报道。笔者统计了《新京报》《光明日报》各类报道体裁所占的比重。《新京报》中, 消息占17%、评论占30%、通讯占43%、其他占10%;《光明日报》中, 评论占51%、通讯占21%、其他占28%。

通过分析看出, 《新京报》的报道体裁以通讯、评论为主, 消息占比较小, 主要是报道案件的进展情况。比如2月11日林森浩被执行死刑后, 12日头版《“复旦学生投毒案”罪犯林森浩被执行死刑》用3个整版来报道。新闻评论是有关论者就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或当前的社会现象所做的分析评论。[3]评论主要包括媒介审判、生命教育等内容。

《光明日报》的报道以评论为主, 占了51%, 有少量通讯, 没有消息。评论、通讯都以反思、评价教育为主, 如2013年05月02日02版的《高校投毒案, 全社会都须反思》反思了人文教育等。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光明日报》主要以正面报道为主, 遵从党报一贯的报道风格。而《新京报》比较灵活多样, 版面设计新颖, 表达形式、图片等素材比较丰富。

第二, 案件报道的影响。在两份报纸报道了此案件以后, 笔者分析了受众的反应。在埃里克森看来, 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 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 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4]许多受众认为黄洋投毒的原因是因为出身差, 过度自卑, 缺乏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有受众赞同《光明日报》认为案件发生的原因是教育, 认为“诸多学校一直以来忽视了对一个普通人的底线教育”。

(三) 低层结构分析

从低层结构来分析《光明日报》《新京报》对于复旦投毒案报道的语言表达, 可以看出, 《光明日报》更倾向于客观古板的表达, 而《新京报》则倾向于主观的表达。下面简单举例说明此观点:

《光明日报》2014年3月20日07版《大学生应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中:“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先进、文明、科学的法治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这一报道主要是从大学生加强法律意识、依法治国的角度来写的, 如段落中的“应加强……的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 这些句式与词语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党报一贯的写作风格。再如, 《新京报》2013年11月28日A05版《愚人节投毒“整人”拿生命开玩笑?》中:“作为医学‘高材生’, 将医理知识学以致用到了害人邪道上, 委实叫人唏嘘。这纵属个案, 也不失为生命教育缺失的一个掠影。”这篇评论表达生动且观点一针见血, 让读者读完文章后有很大的触动。

四、结语

以《光明日报》为例的党报, 主要坚持的是宣传国家正面形象的框架, 社会正义、法治中国等都是这个框架内的代名词, 这样的框架也通过“规矩”的语言与图片得以展现, 如新闻大多是政府官方语言, 体现了党和政府建设法治国家的政策。而以《新京报》为例的都市报, 主要坚持的是迎合受众需要的框架, 更加“接地气”。党报和都市报的新闻框架不同, 但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光明日报》与《新京报》既有区别, 又有相似之处, 两者的报道内容相互结合, 为受众搭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208.

[2]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北:三民书局, 1999:51.

[3]丁柏铨.新闻采访与写作 (第2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394.

框架理论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第7篇

一、框架理论的概念界定

框架是源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美国学者高夫曼 (Goffman) (框架理论重要的研究者) 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 再度被引入到大众传播领域, 并成为其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所谓框架, 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经验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因此, 框架可被视为个人或组织 (包括新闻媒介) 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 (1) 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就形成了对于框架概念的两种理解:一类是指“界限” (boundary) , 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 人们藉以观察客观现实, 凡纳入框架的实景, 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另一类则是指人们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 (building frame) , 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论外在世界的活动。 (2) 在新闻报道中, 新闻框架也同样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新闻材料的选择, 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两个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 主要指报道对象的圈定、报道内容的表现以及报道数量、版面位置和主题基调等。 (3) 框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事件如何被新闻媒介主观呈现,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受众如何主观地解读新闻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初框架理论被引入大众传播之后, 许多相关研究就是按这两个层次进行的。

二、框架与媒体角色定位

这里主要研究的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质的媒体角色定位中的框架理论应用。

媒介环境是指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媒介环境的宽松与否及其形式直接决定了媒介本身的方针、性质、定位、新闻报道形式等。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 让其为国家利益服务, 因此传播制度即是社会制度对传播控制的体现。媒体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环境之内, 为本国利益集团服务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媒体的言行必须符合相关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这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根本。在分析网络媒体对“台海520事件”报道问题上即以框架理论为基础, 分析内地、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网站对有关“520”事件前后的报道, 三方网站出现了不同的报道框架, 主要体现在选择主题、消息来源和关键词上。媒体通过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 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同时通过反复报道某主题而强化该主题的重要程度。对于消息来源, 消息主要是来源于官方信息源, 这表现出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过程中媒体对官方信息源的信任与依赖。以台湾网站的相关报道为例:台湾官方是消息源的中心 (40.7%) , 内地官方本着“听其言, 观其行”的原则伺机而动, 是消息源的次中心 (18.6%) , 海外官方以美日为主。框架没有对错之分, 每个事件总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框架。每个新闻机构都有它们自己的政治信仰系统, 都要受到来自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压力, 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新闻框架, 将它们的思想、意识、倾向等反映其中。

借助框架理论分析两岸媒体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新闻报道上呈现上有巨大的差异。在对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的比较研究中, 两岸媒体在新闻材料的选择上, 都表现出新闻材料选择的本地原则:本地新闻材料的选择均占90%以上, 但是对对岸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援引率则较低。它们在报道敏感的政治事件时, 由于受政权控制程度和媒体体制的差别, 两岸的媒体都倾向采用最有利于其观点表达的框架完成对新闻事件的建构。大陆着重于连战的言行的细节描写, 而台湾媒体很少有这方面报道。面对敏感政治问题, 在媒体有限的自由下, 各种媒体的“自由动作”最是有限。

三、框架与受众认知

现在传媒的高度发展使人们生活在三种不同的现实中:客观现实, 即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媒介现实, 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媒介世界;受众现实, 即受众通过媒介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其中, 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受众在阅听新闻报道的时候, 会依照过去的经验表现出一定的倾向, 这就形成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趋同、协商或对立, 并实现三种现实之间的转换。在媒体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 由于受众主要通过新闻媒介获知主要事件的消息, 电视新闻报道与受众的回忆大致是一致的, 反映了特殊时期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在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上的趋同性。对“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则说明在重大灾害性事件面前, 主流媒体应该运用及时、准确、全面的新闻框架对事情进行报道, 这有利于受众正确对待社会现实, 否则大道不通就为小道消息、谣言、流言提供了空间, 产生更大的社会危机。

在“512”汶川地震中, 无论是对灾情的报道还是对社会大规模爱心行动的宣传启动上, 都可以明显地看出, 媒体吸取了“非典”时期报道的经验教训, 使汶川灾难第一时间得到传播, 使灾民第一时间得到救助。中国人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中国人的爱国情达到最大程度的爆发, 媒体功不可没。一个框架能够涉及的层面越广, 涉及社会成员的范围越大, 动员力就越大, 越能获得受众的支持。

四、框架与媒体舆论导向

这里主要研究的是同种意识形态下, 同质媒体中的框架理论应用。

用新闻框架理论对新闻报道进行分析能够看出新闻媒体是如何操纵报道进而影响到官方、媒体和大众之间的关系。记者在反映新闻事件时会受到潜意识的支配, 分析事件进而影响受众。当某种语言惯例化后, 人们就会接受这种语言、这种认知方式, 并把它沉淀下来成为自己认识新事物的基础。而这种认知模式的设立常常是为利益集团一方服务的, 控制语言进而控制人们的思想, 以维护自己的权势。

在“911”事件中, 美国媒体利用关键词、形象、信息来源弘扬了战争、军事反应和团结、正义三大主题, 构建了一个这样的框架美国军事领导的国家战争将是阻止突发的恐怖袭击的最有意义的手段。媒体构建的环境让公众认为战胜刚刚经历的恐怖就必须发动战争。结果调查显示92%的人赞成美国对恐怖组织采取行动, 媒体成功地引导了受众舆论。还有在美伊战争中, 美军被描绘成热爱自由的军队, 而伊拉克军队则被描述为残忍、专横, 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媒体在报道国家利益时也常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拯救危机”这些有鲜明框架理念的词来影响全球舆论。

五、框架与事实呈现

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一样, 虽然不能保证让受众怎样想, 但是却可以在让受众想什么上产生效果。在报道中, 媒体通过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加以控制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 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认知, 引导受众对该事件关注度, 让人们对一定的社会事件关注根据报道情况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将社会现实转变成人们的思想。

中国人民对艾滋病的认识过程正凸显了媒体报道呈现这样一个社会现实, 引导受众认知的过程。在过去的19年中, 《人民日报》将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从角落放置到头版, 而且刊登的有关“艾滋”的文章数量急剧增加 (从1985年的8篇增加到2003年的233篇) 。艾滋病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出现是在1996年;2003年, 有8篇有关“艾滋”的文章刊登在头版上,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出现在各个版面上;2003年12月1日, 世界艾滋病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看望了艾滋病病人, 有关媒体进行了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表态。这一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报纸对艾滋病的报道, 可以反映出在艾滋病问题上中国媒介的发展进程及中国政府的态度、政策的发展进程, 将人们对艾滋病从知之甚少到老幼皆知, 将人们的关注视角从国外转回国内。事实说明我国艾滋病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是不容乐观的, 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六、框架的修辞手法运用

框架与修辞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词被放到了一起, 这是因为新闻媒体在利用框架的方式进行报道时, 间接地达到了修辞的效果。当代中国大陆地区体育报道中, 战争隐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王蒙建议媒体不要过分夸张体育比赛的政治意义, 他同时否定“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由于战争框架和体育比赛框架具有的高度相似性, 战争用语就常常被用来描述体育赛事:“高丽战车碾过巴林”、“半决赛广东主场疯狂屠龙”、“易建联取两双报横扫之仇”等等, 如此种种赛事描绘, 让人们间接地感知赛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抗、比赛的激烈情况, 调动受众积极参与的热情, 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报道方式会引导受众忽略体育本身和体育精神, 而单纯追求比赛结果的胜负, 容易将友谊赛上升为团体或国家力量的对抗。当比赛承载了过多的感情时, 体育比赛就会变质, 国民情绪是比赛不能承受之重。

框架结构可以充当一座桥梁、一种介质, 联系起一切有内在联系、有意义的事情, 达到“1+1>2”的宣传效果, 但是这种联系必须以有利于社会发展为前提。

七、框架的局限与创新

框架是人们接触外在世界, 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解释过程的基础。对新闻工作者而言, 他们在处理新闻事件的时候, 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启动他们已有的认知框架。他们会根据已有的经验框架判断事件新闻价值的大小, 同时在考虑这个事件和公众的关系以及社会意义后, 再把它转换为新闻报道。但是正因为经验框架的存在, 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框架以外的真相, 形成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是我们在认识他人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受经历的限制, 我们只能“由部分推知全部”, 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 去推知这个群体的“全体”。刻板印象固然有省事省力的好处, 但不少情况下却会出现耽误大事的判断错误。惯例、常规、传统, 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 便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思维定势。时间越长, 这种定势对人们的创新思维的束缚力就越强, 要摆脱它的束缚也就越困难, 越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刻板印象有超越事实的生命力, 一旦形成就很难因为新信息而改变。

只有思维创新才能时时赋予事件新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在做新闻报道时要永远充满着创新的渴望。思维创新是一种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具有创建意义的思维。它主要是突破定势思维, 包括多个创新方式:发散思维点燃灵感的星星之火是从仅有的信息中尽可能向多方向扩展, 而不受已经确定的方式、方法、规则和范围等的约束;侧向思维跳出原来的圈子;逆向思维反其道而行之。相应地, 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创新:新闻内容创新;新闻形式创新;选题创新;观念创新和语言创新。现在的新闻表现形式、报道题材、风格等相较于以前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如幽默新闻和对比性新闻的出现都是创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①③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年第4期, P.55①③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年第4期, P.55

报道框架研究 第8篇

在对药家鑫大肆讨伐的浪潮稍稍平息之后, 一些当初在报道中被遗漏的细节出现在公众眼前, 被愤怒淹没的理性开始回归, 舆论随之发生戏剧性转变。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 药家的真正信息逐渐浮出水面:药家鑫父亲药庆卫不是军队高官, 只是转业军人, 没有固定工作, 月收入不足2000元;全家仅有一套房产, 还是单位的共有产权房;药家并非冷血无情, 对张家不闻不问药家鑫父母主动筹款20万, 补偿张妙一家;当初报道中被提及最多的那句“觉得农村人难缠”事后发现是被裁剪过的, 其原意并非如此有人评论, 谣言是捅向社会的“第九刀”。

舆论对于判决药家鑫死刑也开始有了质疑:“国人皆曰可杀”的愤怒态势是否干扰了司法机关, 药家鑫是不是和邓玉娇一样, 是由于舆论的作用才获得了不一样的审判, 只不过他的结局是走向死亡。

“药家鑫案”仅仅是此类社会冲突事件报道的一个代表。近年来, 对于社会冲突事件耸人听闻、名不符实的报道越来越多, 许多冲突事件刚一报道就迅速被记者贴上“权力腐败”、“职业黑幕”、“道德滑坡”、“为富不仁”等极具刺激性的标签, 成为公众追捧的热点。从观察网站上评论最热的新闻类型, 可以发现, 读者对于“敏感”、“冲突”、“社会不公”、“黑幕”等信息存在阅读偏好。

社会冲突事件与自然灾害事件不同, 记者在报道中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不偏不倚, 而是要通过自己惯常的思维模式和报道思想来选择信息、解释信息, 建构新闻报道的意义, 这在西方传播学理论中被称为“新闻框架理论”。台湾学者臧国仁指出:“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或新闻工作者个人处理意义讯息时所依赖的思考基模, 也是解释外在事物的基本结构, 具体包括选择和重组两个机制。新闻工作的基本流程是新闻工作者 (包括记者与编辑) 将原始事件转化为社会事件, 并在考虑这一事件的公共性质与社会意义后, 再将其转换为新闻报道;在转换与再转换的过程中, 新闻工作者一方面以自己的经验 (框架) 将事件从原有情境中抽离 (即选择) , 另一方面则将此事件与其他社会意义连结 (或称“再框架”) , 产生新的情境意义 (即重组) 。”1此外, 新闻天然地具有公共性特征, 它是人们理解、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依据。新闻框架会通过新闻文本传递给受众, 影响公众对社会事件的认识和判断, 从这个层面来讲, 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议程设置, 还通过报道框架影响到我们怎么想。在对药家鑫案的报道中, 正是通过新闻文本的框架架构, 媒体才得以在社会冲突事件报道中裁剪事实, 引爆舆论。

一、社会冲突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以“药家鑫案”报道为例

本研究将通过内容分析法对药家鑫事件的报道进行解析。

新闻框架的作用机制分为选择和重组两个部分。实际上, 选择和重组的过程就是记者简化新闻事实、突出新闻要点、关联其他社会议题、赋予新闻意义的过程。

药家鑫事件的早期报道中掺杂了许多涉及社会敏感内容的不实信息, 这些报道被转发到网络后, 迅速引起受众注意, 舆论随即被引爆, 之后, 随着其他媒体的跟进, 开始出现对不实内容的澄清和纠正。但是, 由于最早的刺激性信息已经深深植入公众心中, 愤怒的舆论对纠正报道的接受度并不高, 反而出现大片质疑之声, 认为纠正报道是“漂白文章”、“五毛文章”、“维稳文章”。为了弄清媒体框架是怎样给受众种下如此强烈的愤怒种子, 本文在选择样本时以早期报道为研究对象, 定义其早期报道为事件首发报道之日起至一个星期, 即2010年11月28日 (媒体首发报道) 至2010年12月5日。

通过对新闻文本的研究发现, 药家鑫事件在报道初期就被赋予更高一层的社会话语意义。药家鑫及其父母被塑造成冷漠的“官一代”、“官二代”, 他们与权力关系密切、有恃无恐, 而张妙一家则以善良无助的农民形象示人, 他们不仅失去了亲人, 还极有可能遭遇司法黑幕, 得不到公正的说法。报道框架突显权力与权利、生命与正义的二元对立关系, 强调矛盾的不可化解性, 激起了网络舆论对于药家鑫的极大愤怒,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喧嚣中, 这起刑事案件演变成一场关于草根阶层与富人阶层的对立、权贵阶层利用权力干预司法的集体想象。

(一) 媒体:有偏差的报道框架

在这一部分, 本研究将通过内容分析法, 对药家鑫事件早期报道进行量化研究, 试图从宏观上对早期报道是否存在偏向做出判断。

本研究的抽样时间为2010年11月28日至2010年12月5日 (首发报道日至一周) 。以报纸新闻为研究对象, 从北京、上海、广东、陕西 (事发地) 选择党报、都市报、晚报各一家作为抽样来源, 共计12家媒体。研究发现, 北京、上海、广东的媒体社会认可度高, 是国内各门户新闻网站日常新闻的主要发稿来源, 读者群广泛、影响力较大;事发当地的媒体, 由于地理接近性, 能够获得较为丰富的一手材料;此外, 该案属于当地重大新闻, 陕西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程度、报道力度远远高出外地媒体。研究将对以下六个类目进行统计, 分别是新闻文体、报道主题、消息来源 (张家;药家) 、人物形象 (张家;药家) 、篇幅比重 (张家;药家) 和新闻图片。

具体抽样样本如下:

1. 统计结果

按照既定的抽样方法, 筛选掉与药家鑫事件不甚相关的报道, 如陕西高校针对药家鑫事件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等, 共计24篇报道被纳入统计, 其中消息16篇、评论8篇。各类目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1) 报道主题:

报道主题分为消息类主题和评论类主题两种。

消息类主题如下:

评论类主题分为以下三类:

(2) 消息来源

(3) 人物形象

张妙及其家人人物形象:

药家鑫及其家人人物形象:

(4) 新闻图片

(5) 篇幅比重

2. 统计结果分析

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媒体在药家鑫事件的早期报道中偏向于被害者一方, 没有给药家鑫一方足够的话语空间。

首先, 从消息类新闻主题的选择来看, 媒体集中报道药家鑫的自私残忍和被害人的无辜悲惨, 重点在于突出事件的恶劣程度, 而对药家鑫的真实家境和心理情况关注度不高。

其次, 在消息源的选择上, 媒体倾向于选用警方和被害人家属作为消息源, 而将药家鑫作为消息源的比例较低, 药家鑫的家人就根本没有成为消息源。消息源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新闻报道中人物形象的不平衡。

第三, 在新闻图片的选择上, 媒体倾向于选择体现被害者家人的悲伤情绪、反映被害者家庭悲惨境遇的照片。只有20%的图片选择了药家鑫, 但图示中都配上了“怕撞到农村的, 特别难缠”这句话。由此可见, 编辑选用药家鑫的目的还是为了凸显事件的恶性程度。

第四, 从篇幅比例上来看, 媒体报道重点放在了被害人一方。篇幅比重的统计结果显示, 有56.25%的报道中, 张妙内容比例高于药家鑫内容比例、31.25%的报道中双方内容比例持平, 只有12.5%的报道中药家鑫的内容比例高于张妙。

综合报道主题、消息源、新闻图片、人物形象、篇幅比例五个方面可以看出, 媒体对于药家鑫事件的宏观报道中, 媒体更加偏向于被害人一方, 没有给予药家鑫同样的话语空间。宏观媒体报道框架将药家鑫事件塑造如下:药家鑫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 自私残忍, 由于担心被害人记车号、怕农村人难缠而痛下杀手;被害人张妙一方无辜受难, 2岁的孩子嗷嗷待哺, 生活悲惨;农民面对权贵阶层, 要获得法律的公正审判, 充满艰辛。

(二) 受众反应:一场权贵阶层利用权力干预司法的集体想象

媒体在药家鑫事件的早期报道中, 所建构的对抗性报道框架是否如愿引爆了舆论?我们需要对传播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将通过对比受众反应与媒体框架, 判断两者是否存在关联性。

网易新闻频道关于药家鑫事件的首发报道《西安一大学生撞倒行人后连刺对方8刀致死》, 共有207070人次阅读、6595条评论2, 无论从阅读量还是评论量来看, 其热度均位居网易社会新闻排行前列, 受众关注度特别高。本文以此为样本对受众反响进行总结。

与前文一致, 关注的评论时间段为事件报道的早期, 即2010年11月28日至2010年12月5日一个星期, 每日选取3个半小时, 最后一日选取3个小时, 时间彼此相连, 构建一个自然日3。经过筛选, 本研究共将660条受众回帖纳入统计范畴, 经过整理, 比例较高的受众反应如下:

由此可见, “药家鑫交通肇事不救人反而八刀捅死伤者”这起社会冲突事件, 在报道初期就被记者赋予更高一层的话语意义, 记者通过在框架中树立两个对抗性群体农民和特权阶层 (“官一代”、“官二代”) , 关联“我爸是李刚”等事件, 将这起刑事案件转化成为“特权”与“草根”阶层对抗、权力干预司法的社会公共事件, 药家鑫家庭的“干部身份”成功点燃了舆论的愤怒, 受众的注意力按照媒体的预定框架聚焦在家庭背景显赫、特权干预司法公正之上, 做出必须对药家鑫判以极刑、不杀药家鑫不足以平民愤的过激判断。

二、主流媒体引导力不足使对抗性报道框架的负面影响蔓延

据笔者观察, 近年多起社会冲突事件报道都具有药家鑫事件报道的特征, 如2010年7月发生在深圳的“产妇肛门被缝”事件, 又如2011年12月30日发生在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的“芦苇杆当钢筋筑堤坝”事件, 报道后都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愤慨, 对报道中的“强势”一方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 但事后均发现报道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

在上述事件的报道中, 记者倾向于使用对抗性框架建构新闻话语:被报道的双方当事人篇幅不均衡, 记者常站在“弱势”一方, 通过选取事实、关联社会敏感话题等方式突出矛盾, 激发读者对强势群体的想象和不满情绪。此类报道在网络上扩散迅速, 短时间内引爆舆论, 成为社会负面情绪的集中出口, 烈度极强。事后证实, 为了迎合对抗性框架的构建, 许多被选入报道的事实属于牵强附会、子虚乌有, 这些新闻报道在性质上近似谣言, 对报道中的“强势”群体造成了极大伤害。

对于社会冲突事件报道, 主流媒体存在介入较晚、引导力不足的缺陷, 给对抗性报道负面影响的蔓延创造了条件。

整理药家鑫事件相关报道时发现, 关于药家鑫“家境殷实”的描述最早来自于《扬子晚报》的报道, 其后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时, 都以“本报综合消息”或“据《扬子晚报》报道”为由, 跳过新闻核实环节, 直接进行转载, 这表明, 最初采写记者在新闻真实性上的把关失误可能蔓延整个报道链, 这种失误由于触发了社会敏感信息, 在各类都市化媒体和网络舆论中被竞相转载, 并不断添加各种想象成分, 愈演愈烈。而在这个过程中, 主流媒体介入较晚, 几乎没有发出公正的声音, 。

舆论对于药家鑫事件的观点改变, 源于中央电视台2011年8月14日《看见》节目中柴静对药家鑫案件双方父母的专访。在这期报道中, 药家鑫父母首次通过媒体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完全颠覆了之前报道中关于药家鑫“家境殷实”的不实描述, “官二代”、“富二代”的谣言也随之不攻自破节目中的药家鑫父母穿着简单、言行朴实;药家鑫父亲并非军官, 而是转业军人, 月收入不足2000元;药家生活环境与普通家庭无异, 药家住在单位共有产权房中;父亲的苛责令药家鑫患有心理疾病, 家庭教育的偏失可能是导致药家鑫残忍刺出八刀的根本原因。

这期节目播出后, 受众产生了与药家鑫案件早期报道之后产生的四大“反应”截然相反的看法。具体分析如下4:

首先, 受众对于药家鑫犯罪原因的看法发生改变, 从认为药家鑫家庭背景显赫导致其行为嚣张跋扈、罔顾人命, 转为药家鑫家庭教育存在偏失、药家鑫犯罪是社会教育的失败。

其次, 受众对于事件报道初期因轻信不实谣言, 给司法公正造成舆论压力的做法做出了反思, 受众认识到, 药家鑫“官二代”、“富二代”的标签纯属无中生有, 当时为了防止权力干预司法, 用舆论暴力呼吁判决药家鑫死刑, 实际上是对“药”的不公平。

第三, 受众认为药家鑫事件早期报道中媒体刻意夸大事实、放大矛盾、激发公众愤怒, 有失媒体的社会责任, 对《看见》栏目还原事实本真、为事件双方搭建对话平台、消解刻板印象的做法给予好评。

事实上, 在药家鑫事件发生不久就有一些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还原性报道, 但囿于媒体影响力不足, 还原性报道被淹没在喧嚣的舆论洪流之中。从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对药家鑫事件还原性报道所引发的舆论态度转变来看, 主流媒体的报道力量雄厚、传播范围广、引导作用明显,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期报道的播放时间是2011年8月14日, 距离药家鑫事件初始报道已经10个月有余, 对抗性报道框架的负面影响已经对新闻当事人和公众情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从这一层面而言, 主流媒体虽然影响力较大, 但在此类事件中由于介入时间过晚, 影响了其引导力的及时发挥, 致使对抗性报道框架的负面影响得以蔓延。

三、转变报道思路, 走向建设性报道框架

对抗性报道框架反映了记者报道思路上的认知偏差和目的偏差:看重报道的轰动效应、忽略社会效益。对抗性报道框架突出矛盾、煽动对立, 意在引爆公众舆论。沸腾的网络舆情看似热闹, 但实际上, 公众的注意力消耗在无意义的围观、愤怒和抱怨之中, 而其围观、愤怒和抱怨的对象完全是由记者虚构出来的, 并不真实存在。

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曾将记者报道的影响力概括为四句话:“笔下有财产万千, 笔下有毁誉忠奸, 笔下有是非曲直, 笔下有人命关天。”这四句话在Web2.0时代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Web2.0时代, 网络具有非常快的聚焦效应和评论效应, 一件热点新闻事件在被网站登载之后, 几分钟之内就会迅速形成舆论场, 出现相对一致的主流观点, 诱发“沉默的螺旋”现象, 排斥异见, 如果最初报道中存在不实信息, 并且这种不实信息沾染了社会心态中的敏感内容, 那么再对这些信息进行澄清是非常困难的。此外, 不实信息还会诱发网络暴力, 给新闻当事人造成巨大伤害。这样的信息环境特点决定了记者的社会责任除了保障公民知情权外, 还包括守望社会良知。记者必须具有大局眼光、长远视野, 不能被企业利益、个人利益羁绊, 应时刻将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位;记者应站在全社会的高度, 与任何利益集团、社会表达意见、社会情绪宣泄保持适当的距离, 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者和建设者。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贪污腐败、贫富差距、道德滑坡、房价高涨、医疗就业、入学困难等, 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层出不穷, 如果处理不好极易引起普遍性的社会不满情绪, 并升级为社会矛盾, 引发社会动荡。鉴于此, 新闻媒体应致力于缓和冲突, 搭建矛盾双方的对话平台, 使矛盾在交流中得以消解、问题得到解决。媒体的报道框架应该从目前的对抗性框架向建设性报道框架转变。

具体到新闻实际操作, 在社会冲突事件报道中, 建设性报道框架应该包涵以下内容:

第一, 以事实为导向, 不以情绪为导向, 以搭建对话平台、化解矛盾为目的, 不以消费公众情绪为目的;

第二, 保证冲突双方在新闻文本空间中具有均衡的言语空间, 不偏向、不偏信任何一方, 防止新闻文本发生倾向性偏斜;

第三, 对于新闻事实保持谨慎认真的态度, 核实每一个关键新闻要点, 如果存在知识盲区应及时参考咨询专业意见, 切不可大意马虎, 想当然尔;

第四, 与社会情绪保持距离, 维持新闻独立性, 切不可刻意迎合、沾染社会情绪, 放弃独立判断之精神。

从药家鑫事件报道中可以看出, 主流媒体对于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十分明显, 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今天, 为了克服商业化对新闻品质的侵蚀, 减少对抗性报道框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主流媒体面临着更大的引导任务。首先, 主流媒体要克服社会冲突事件报道介入时间较晚的弱点, 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参与到新闻报道中, 发出主流媒体的声音;第二, 主流媒体要坚持建设性报道框架, 平衡社会舆论, 用真实、全面、过硬的报道内容消解对抗性报道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第三, 引导业内报道风气, 遏制使用对抗性报道框架炒作新闻、引爆舆论的不良行为。

注释

11参见臧国仁:《新闻报道与真实建构:新闻框架理论的观点》,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 中华传播学会1998年年会论文。

22地址:http://news.163.com/10/1128/04/6MI57KRA00011229.html;访问时间:2012年3月2日9时20分。

33具体的抽样时间段为: (11月) 28日5:00-8:30, 29日8:30-12:00, 30日12:00-15:30, (12月) 1日15:30-19:00, 2日19:00-22:30, 3日22:30-次日2:00, 4日2:00-5:00。

报道框架研究 第9篇

框架理论与新闻报道框架

1974年, 框架的概念被高夫曼引入文化社会学。他认为, 框架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 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 框架一件事, 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 在报道中特别处理, 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 道德评估, 及处理方式的建议。” (1) 因此, 通过分析新闻报道框架, 有利于解构新闻媒体在报道某一事件时的思考解释与处理方式, 从而体现出媒体的报道观念。

三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框架分析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 把新闻报道框架具体化为信息频率、信息来源、报道主题、报道对象、报道方式五个指标进行操作。研究样本如下:1976年唐山地震前10天报道共14篇;1998年张北地震前10天报道共24篇;2008年汶川地震前3天的报道共87篇 (第4天后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抗震救灾特刊》) 。

信息频率。报道总量上, 汶川地震前10天的报道数量 (576篇) 大大超过了其他两次, 唐山地震最少 (14篇) ;报道连续性上, 唐山地震和张北地震都存在报道中断的现象;报道走势上, 3次地震报道数量均基本呈增长趋势, 但第4天后, 唐山和张北地震的报道数量开始下降, 而汶川地震报道数量大体上仍有增无减。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的信源在总体上较为单一, 主要为本报和新华社。比较而言, 唐山地震报道有50%来源于新华社, 而张北地震和汶川地震报道中, 本报采写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6.7%和64.4%, 大大超过了新华社。

报道主题。总体而言, 以救灾部署、政府慰问、群众抗灾为主题的报道数量呈下降趋势。单独来看, 唐山地震最注重报道救灾部署 (50%) , 张北地震最注重报道现场救援 (33%) , 而知识普及在汶川地震中实现了零的突破 (9%) , 诸如灾难原因和灾难影响等主题的报道也逐渐崭露头角。另外, 后两次地震报道还涉及死伤人数、损失情况、赈灾物资及款项、灾区所需物资数量, 其中公布赈灾物资及款项所占比重最大。

报道对象。统计发现, 中央机构及领导人、灾区地方机构及领导人以及灾区群众在唐山地震报道中所占比例较大, 分别为43%、43%和64%;张北地震报道在保留中央机构及领导人 (33%) 和灾区群众 (33%) 的同时, 加大了对解放军 (42%) 、医疗工作者 (25%) 等救援人员的关注度;汶川地震报道则在此基础上, 又扩大了报道对象, 如民主党派、华人华侨、网友、志愿者等。

报道方式。新闻体裁上, 唐山地震报道只有消息 (57.1%) 、通讯 (28.6%) 、言论 (14.3%) 三种体裁, 张北地震报道则分别为消息 (79.2%) 、通讯 (4.2%) 、特写 (8.3%) 、言论 (4.2%) 、图片新闻 (4.2%) , 汶川地震分别为消息 (65.5%) 、通讯 (4.6%) 、特写 (5.7%) 、专访 (1.1%) 、言论 (9.2%) 、图片新闻 (5.7%) 、公告 (4.6%) 、其他 (3%) 。3次报道总体上仍以消息为主体, 但体裁愈来愈丰富。报道基调上, 唐山地震报道以褒扬 (79%) 和鼓舞 (21%) 为主, 张北和汶川地震报道则以客观为主, 比例分别为88%和89%。

总结与讨论

由此可见, 不同时期的党报, 其灾难报道框架也各有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报灾难报道观念的演变。

其一, 政治控制色彩仍然存在, 但有所减弱。例如报道信源由新华社为主转变为本报采写为主;中央机构及领导人仍占了报道对象的较大比重, 但总体趋势在减少;以褒扬为主的报道基调有了很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以前, 灾难报道具有强烈的宣传色彩, 且统一口径, 由新华社发通稿;党报习惯把灾情报道与实际救灾工作相结合, 突出领导人慰问、人民群众抗灾。改革开放以后, 这一现象得到了较大改观, 但“党的新闻事业”这一原则始终未变, 尤其是对于党报而言。

其二,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得到加强。这包括报道频率和信息量增大, 信息更加公开透明, 深度报道剧增。提供信息是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 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媒体更多的是宣传而非告知, 信息内容单一, 追求准确而非时效, 注重正面报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 报道内容和报道对象进一步扩大, 但宁慢毋抢的原则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汶川地震报道则表明其时效性大大加强, 报道数量、对象和内容更为丰富, 信息全面公开, 强调客观事实和社会价值。党报的专业报道方法也有开拓创新, 例如有关灾难原因、灾难影响和知识普及的报道, 加深了报道深度, 满足了受众知情需要。这都是党报专业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的重要体现。

其三, 新闻报道方式更趋客观和丰富。例如由消息、通讯的单一体裁扩大到消息、通讯、特写、专访、言论、图片新闻等多种体裁, 图文结合的形式广泛运用, 报道基调由一味褒扬转为相对客观。这都体现了在传媒日益开放的形势下, 党报报道方式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

总之, 党报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灾难报道框架既具有共同性, 又具有差异性, 由此可以看出其报道观念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党报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 关键在于: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进一步解放思想, 摒弃落后的旧观念, 积极吸收进步的新观念, 在不断的开拓创新中有效地肩负起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