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精选8篇）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第1篇

一地名规范化的相关法规

街道名称由专名和通名组成, 专名定位, 通名定类。专名的形成和人们对一条街道的理解和认识相关, 体现着一条街道的特征和得名的由来, 通名则标志着人们对于该街道的认识和分类。街道名称的由来, 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不能随意为之, 如果涉及更改, 则应严格按程序进行审批。

在我国, 关于地名规范化的法规, 最根本的当属1986年《国务院关于发布〈地名管理条例〉的通知》 (国发[1986]11号) , 《地名管理条例》一共13条, 对地名的命名、更名、拼写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是全国各地在地名规范化管理中应当遵守的根本标准。

1996年,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地名管理条例》, 推进地名标准化进程, 民政部制定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民行发[1996]17号) , 共八章。细则为高度概括的《地名管理条例》提供了具体可操作性, 在细节部分更加明朗、准确。

2006年, 民政部全国地名标志设置管理工作办公室印发《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 (民地标[2006]1号) , 一共23条, 对地名标志的内容、设置原则、拼写、物质载体、主管部门、档案管理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以上三个法规文件为我国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提供了依据, 各地必须依照它们进行地名管理工作。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89年11月18日发布了《云南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 并根据2010年11月2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进行了修正, 一共八章。各地地名管理实施办法既不能违背国家相关规定, 又要结合各省各地的实际情况, 这也是我们在考察地名是否规范时的一个依据。

二芒市城区街道名称用字情况

街道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被人们称为一个城市的“活化石”和“名片”,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可以透视出所在地域一定的历史文化, 承载着人们的情感, 承担着指明方向的作用。

芒市主要有团结大街等63条街道, 这些街道是芒市城区人群最为集中的主要地段, 对这些地点街道名称的调查, 可以代表整个芒市城区街道名称用字情况。我们通过实地调查拍照的方式, 获取每条街道的路牌, 分析每个路牌上的用字情况。芒市路牌用字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汉字和汉语拼音结合, 第二种是汉字、傣文、景颇文三种文字并列, 第三种是汉字、傣文、景颇文和汉语拼音兼有。

根据《地名管理条例》《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汉语地名部分) 》《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等相关文件, 我们可以考察芒市街道名称的用字规范程度, 在内容和形式上均符合以上法规条例的视为规范, 不符合的则视为不规范 (详见下文关于芒市城区街道名称用字问题的分析) 。经统计, 在芒市城区63条街道中, 规范的街道名称有48条, 所占比例为76.19%;不规范的有15条, 所占比例为23.81%, 如图1所示。

三芒市城区街道名称用字问题分析

街道名称的规范化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看, 分为内容上的规范化和形式上的规范化, 街道名称用字问题属于内容范畴。考察芒市的街道名, 可以发现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规范。

1. 内容不规范

第一, 没有执行“单一罗马化”的标准。1967年第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作出决议, 要求各国、各地区在国际交往中都使用罗马 (拉丁) 字母拼写, 做到每个地名只有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形式, 称之为“单一罗马化” (a single romnaization system) 。

1977年, 在雅典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 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的提案。因此, 使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拼写规范, 不仅是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国家标准, 也是国际标准, 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对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 国务院早已规定采用汉语拼音作为统一规范。1986年, 国务院发布《地名管理条例》的通知 (国发[1986]11号) , 在《地名管理条例》第八条明确提出: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 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

可以说, 从国际到国内, 对于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 都只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汉语拼音, 国家也多次发文要求各地在地名拼写中要做到规范化, 但是在考察芒市街道名时我们发现, 芒市有些路牌没有执行“单一罗马化”的标准, 一个街道名中既出现汉语拼音, 又出现英语, 也就是两种罗马字母的混写, 如阔时路的拼写是Kuo shi Road (如图2) , 金孔雀大街的拼写是JIN KONG QUE St. (如图3) ;在十字路口的交通指示牌上一样存在这种问题, 如团结大街的拼写是Tuanjie St., 目瑙纵歌路的拼写是Munaozongge Rd, 芒罕路的拼写是MANHAN Rd, 环城东路的拼写是HUANCHENG East Rd。

芒市这几个街道名称在拼写时, 汉语拼音和英语混用, 这显然是不符合“单一罗马化”的要求的。对于这种情况, 中国地名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曾经于1987年联合发文 (中地发[1987]21号) , 规定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 通知第一条即规定“地名标志上的地名, 其专名和通名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不得使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 也不得使用英文及其他外文译写。违背上述原则的, 应及时予以更正”。使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 不仅是遵照执行国家的相关规定, 更涉及民族自豪感和国家主权, 地名管理机构一定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 对于地名标志中不规范的地方及时更改。

第二, 汉语拼音拼写不规范。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 这在《地名管理条例》第八条中已经明确做出规定。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早在1984年就由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联合发布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汉语地名部分) 》 (中地字[84]17号) 的通知, 明确了采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时的具体规则,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名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测绘局 (处) 遵照执行。对照这个规则, 我们发现, 芒市街道路牌上的汉语拼音拼写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分写连写不规范。拼写规则中强调:由专名和通名构成的地名, 原则上专名与通名分写。专名或通名中的修饰、限定成分, 单音节的与其相关部分连写, 双音节和多音节的与其相关部分分写。专名和通名分写, 也就是说专名和通名两部分中间要分开, 但专名不得分写。在对芒市街道名称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 有些路牌上是每个音节都分写, 没有区分专名和通名, 如阔时路的拼写是Kuo shi Road (见图2) , 金孔雀大街的拼写是JIN KONG QUE St. (见图3) 。其次, 大小写不规范。拼写规则中强调:地名中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分段书写的, 每段第一个字母大写, 其余字母小写。特殊情况可全部大写。在芒市, 路牌的汉语拼音全部采用了大写, 十字路口的交通指示牌则是大小写混用, 即每个音节开头字母大写, 其他字母小写, 这就反映出没有统一的标准。严格来说, 地名中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可, 不用全部大写, 因为路名并不存在什么特殊情况, 但由于在拼写规则中也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特殊情况, 全部采用大写也无可厚非。既然路牌中已经明确了全部大写, 交通指示牌也应该统一标准, 要么全部大写, 要么只是第一个字母大写。最后, 隔音符号使用不规范。拼写规则中强调:凡以a、o、e开头的非第一音节, 在a、o、e前用隔音符号’隔开, 并列举了几个例子:西安 (Xī’ān) 、建瓯 (jiàn’ōu) 、天峨 (Tiān’é) 。考察芒市使用了隔音符号的遮安路 (ZHE’AN LU) 和泰安南路 (TAI’AN NANLU) , 发现两个问题, 首先, 专名中第二个音节不用大写;其次, 专名的两个音节中间不能分写。

第三, 采用几种文字的标准不一。芒市路牌上使用几种文字没有统一的标准。芒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 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一个典型的以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边境县市。对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为了便于少数民族辨认道路、增进民族团结, 在路牌上可以同时使用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芒市新建的大部分路牌上都同时使用了汉语、傣语、景颇语三种文字, 方便各民族识记和辨认道路。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路牌上到底要用几种文字, 芒市地名主管部门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就使得有些路牌上只有汉字和汉语拼音, 如金塔大街 (图4) 、仙池路、斑色路、丰华路、文蚌街、遮安路、榕树南路、榕树北路、泰安路、泰安南路;有些街道名称则是汉字、傣文、景颇文三种文字兼有, 布局安排是汉字在中间, 傣文在汉字上方, 景颇文在汉字下方, 如勇罕街、芒罕路、团结大街、胞波路、芒市大街、农垦路、南蚌路、德瑞路、目瑙纵歌路 (图5) 、勐焕路、阿露窝罗路。

有些路牌由于设立的时间不同, 路牌上面的内容也出现很大差异, 如罕相路, 街道名称相同, 但是其中一种路牌上只有汉字和汉语拼音, 而另一种路牌上则有傣文、景颇文、汉字、汉语拼音四种形式。同样情况的还有丙午路、河东路、翡翠路、广腊亮街、人保路。这就说明地名主管部门在设立路牌时的标准不一, 一个路牌上使用几种文字, 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2. 形式不规范

从2005年开始, 民政部在全国部署开展了县乡镇标准地名标志设置工作。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地名标志管理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为进一步加强标准地名标志设置工作的管理, 以维护地名标志作为国家法定标志物的严肃性, 民政部全国地名标志设置管理工作办公室根据《地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 对地名标志的内容、设置原则、拼写、物质载体、主管部门、档案管理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

第一, 路牌位置、规格不一。《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第九条地名标志设置的基本原则中规定, 街 (路、巷) 名称标志应设在街 (路、巷、胡同、里弄) 的起止点、交叉口处。起止点之间设置地名标志的数量要适度、合理。调查发现, 芒市街道路牌有的设在街头, 有的设在街中, 有的设在街尾, 没有严格执行在起止点和交叉口处设牌的规定;有的整条街没有一个路牌, 有的一条街有两三个路牌, 有的一条街有十多个路牌。这显然是不合乎规范的, 路牌数量太少或太多都不行, 太少了起不到指路、标志的作用, 太多了则显得多余、浪费, 所以要适度、合理。

关于路牌的规格, 在《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地名标志的材质、规格、形式, 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附设的图形文字, 不得影响地名标志的使用功能。《云南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第八章第五十二条规定, 地名标志的式样、规格、颜色、结构和制作, 由地名管理机构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 分别实施。第五十三条规定, 城市街巷、乡镇村寨、重要人工建筑等地名标志的设置、管理、维护和更新, 由城乡建设部门负责。调查发现, 芒市各条街道的路牌规格不一, 有的大, 有的小;有的是蓝底, 有的是绿底。走在芒市街道上会发现路牌的规格样式可谓五花八门, 我们认为, 芒市地名管理机构应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整个芒市城区的路牌在规格、样式上进行一次规范, 这样才能显示出芒市在城市建设中的统一规划布局, 而不是杂乱无章。

第二, 同名不同路、同路不同名。在给城市街道命名时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南北走向的命名为“街”, 东西走向的命名为“路”, 但是团结大街有一段是东西走向, 有一段是南北走向, 按命名原则来说, 东西走向的那一段就不宜称之为“街”。这同时涉及在给街道命名时同名不同路的问题, 既然连走向都不一样了, 就不该用同一个路名, 不然会让人辨不清方向。类似的问题在芒市还有丙午路, 事实上, 丙午路由三条路组成, 每条路之间又没有连接点, 但还是把三条路都称为丙午路, 这就常常让人疑惑丙午路到底是哪一条路。另外, 芒市城区街道中同时出现了勐焕路和勐焕巷两条路, 专名一模一样, 这也容易让人把两条路混淆。同路不同名的情况则出现在胞波路, 这条街上半段称为步行街, 下半段则称为胞波路。同一条街道, 不宜出现两个名字。

四芒市城区街道名称规范化建议

1. 完善管理机制

《云南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各级地名管理机构是同级人民政府主管地名工作的部门, 对其主要职责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一) 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及我省有关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规章; (二)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名的命名、更名和日常地名管理工作; (三) 组织和进行地名学理论研究, 调查、收集、审定、整理地名成果, 编纂出版地名书刊、图、表, 培训地名工作干部; (四) 制定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年度地名管理工作计划和长远规划; (五) 承办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地名管理机构交办的工作; (六) 推广、监督标准地名的使用, 纠正不标准和书写不规范的地名。协同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使用标准地名情况进行巡视检查; (七) 管理地名档案, 提供地名资料, 开展地名咨询业务; (八) 组织设置、管理、维护和更新地名标志。

从《云南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中看, 管理主体明确, 主要职责也明确, 按理来说, 芒市地名管理工作应该比较规范合理, 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如上文中提到的, 芒市地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规范,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管理机制不健全。

芒市地名管理机构是芒市民政局区划地名股, 在访谈中, 区划地名股的负责人不无遗憾地说, 名义上他们是地名主管部门, 实际上他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在内容上, 对地名的命名、更名没有自主权, 2005年德宏州人民政府决定对芒市一些街道进行更名, 芒市民政局区划地名股的负责人提出群众已经习惯、接受的老街道名不宜更改, 但德宏州人民政府为了打造旅游城市, 推广民族文化, 在没有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更改了一批街道名称, 导致很多老市民对此颇有微词。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地名标志上的标准地名与汉语拼音字母的书写形式, 由地名管理机构提供或审定。芒市路牌上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主要听取德宏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德宏州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意见, 路牌上出现的拼写错误、少数民族文字译写错误双方均有责任。在形式上, 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责成有关部门在必要的地方设置地名标志, 并由本级地名管理机构牵头与各有关部门统一协商地名标志的设置、管理、维护和更新。第五十三条又规定城市街巷、乡镇村寨、重要人工建筑等地名标志的设置、管理、维护和更新, 由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办法第五十四条又规定交通沿线、车站、码头、桥梁、涵洞等地名标志的设置、管理、维护和更新, 由交通、公安部门负责。这种多头负责的管理机制往往导致标准不一的局面。芒市民政局区划地名股曾于2008年统一制作了一批路牌, 后来由于经费问题, 路牌的设置转交给城建局负责, 这就导致上文提到的路牌大小、颜色、规格、位置不一。现在芒市街道上一些损毁严重的路牌也没有及时进行维护和更新, 说不清楚到底哪个部门应该为此负责。十字路口的交通指示牌上汉语拼音与英语混用、大小写不规范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这就需要交通部门在立牌时应该跟芒市地名管理机构进行沟通和协调, 应该遵照同一个标准, 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局面。

面对地名管理中种种混乱的情况, 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明确职责, 明确分工, 遇到一方不能解决的问题, 由各部门协商之后达成一致意见, 共同推进芒市地名规范化建设。

2. 加大执行力度

完善管理机制后, 还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芒市地名管理机构尤其需要强化管理功能, 在制定政策时要科学合理, 在执行决定时要坚定有力。对于芒市街道路牌、交通指示牌中存在的种种不规范情况, 应予以指出并督促城建部门、交通部门做出更改。在全市范围内对路牌、交通指示牌进行一次规范, 内容上有错的加以改正, 路牌陈旧的予以更新, 规格不同的予以统一。

3. 提高认识

芒市街道名称出现不规范的情况, 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地名规范化、标准化书写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汉语拼音和英语混用的问题, 民政部、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曾一再重申地名标志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 中国与外国的交流日益增多, 一些地方盲目迎合外国人的需求, 在地名标志中大量使用英语或者中英文混用, 事实上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理想, 很多外国人表示看不懂中国的路牌和地图, 其一是有些地名翻译成英语后显得不伦不类, 失去了原本的意思;其二是外国人按路牌上的英语或中英文混用语向中国人问路时, 一些不懂英语的中国人根本无法为外国人指路。这样初衷和效果就背道而驰了。原区划地名司综合处处长杭觉曾说:“用本民族的标准语言拼写地名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这样更有助于汉语拼音进入英语, 更是涉及一个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的问题。”上文已经提到, 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不仅是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国家标准, 也是国际标准。我们必须首先从观念上提高认识, 才能推进地名规范化、标准化进程。

街道名称的规范化, 不仅关系到对道路的辨认、识别, 也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对外形象, 更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因此, 地名管理机构应该提高认识, 完善管理机制, 加大执行力度, 加快地名规范化、标准化进程。芒市城区不大, 在全市范围内对路牌进行一次规范化清理是可以为之的。我们期待, 经过规范后, 芒市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摘要：国家对地名的管理高度重视, 为此专门出台了《地名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文件, 要求各地严格遵照条例, 实现地名规范化、标准化。街道名属于地名中的一个范畴, 也受《地名管理条例》的约束限制, 但是各地在对街道名称的管理上存在差异, 有些甚至违背国家相关法规条例中的规定。本文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城区的街道名称为调查对象, 考察街道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建设情况, 分析少数民族自治州对国家相关语言文字政策的落实情况。

关键词：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芒市,街道名称,规范化,建议

参考文献

[1]王明.街道名称的结构特点及其拼写的规范化[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8 (1)

[2]刘莉芳.太原街巷名称的历史文化考察[J].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4)

[3]郭建中.再谈街道名称的书写法[J].中国翻译, 2005 (6)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初中体育课初探 第2篇

关键词 少数民族 体育课 中学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5-0118-02

体育新课程标准提出，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基础，运动兴趣和习惯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坚持锻炼的前提。作为改革的一线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该如何培养学生参与学习的能力，如何上好体育课，让学生爱上体育课，并能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

一、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是上好体育课的重要前提

传统的体育教学：准备活动→教师讲解示范→学生在教师的指挥下进行练习→下课讲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以教师为中介，许多课外生气勃勃的学生在课上都变得死气沉沉，学生的参与和配合积极性不高，出现了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体育课的怪现象，体育课训练也只是为了加试时那三十分而已。在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在体育教学中一直处于被动、消极、受压抑的状态，身体素质得不到提高与发展，最重要的是连表现自己的机会都争取不到。随着教育新课改不断地深入，以教师讲，学生听、练为基本特征的体育课堂教学模式就日趋显得太不适宜了。

新课改所倡导自主、合作、创新的学习方式，是以目标统领内容，以学生為主体的教学形式，它改变了过去以接受性学习为主、以记忆模仿为主、以书面知识为主和间接经验为主的传统模式，融学习于活动中，寓乐于教育中，使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得以培养，是适应新时期教育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新型学习方式。因此摸索、实践这种新的课堂学习方式，更好的服务于学生，给学生更大的学习空间，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充满生命力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在体育课中能有意识地转换教师和学生的角色，特别在“以人为本”的新课程教学理念下，教师树立了学生发展第一的意识，把怎样才能把学生教好，我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学生愉快、扎实地学好、练好，让学生喜欢体育，同时更喜欢上体育课。

二、结合实际，构建开放型的体育教学课堂环境是上好体育课的重要保证

说到体育课上的“开放”，人们往往会把它和“一个哨子，几个球，老师、学生都自由”的“放羊”式教学等同起来，认为体育课“开放”就是教师不负责、不认真的表现，所以体育教师不敢“放”，惟恐沾上“放羊”式教学之嫌。其实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放羊”式教学是指教师课前没有准备，上课时仓促上阵，让学生无目的、无组织地自由活动，这是对学生不负责的一种教学方式。而这里所说的“放”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有目的、有计划开展的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放”，是指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让他们自主地锻炼，减少教师无谓的干扰与约束。如：投掷教材，我不拘于以往在教师统一指挥下进行集体练习，这样学生显得十分被动、练习密度较小，学生的的个性也得不到发展。因此，我是先让学生各自分散进行投掷练习，教师巡回指导、点拨。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及时的进行讲评和表扬，其目的是为了确定更为有效与合理地投掷方法。然后让学生模仿老师或投掷动作正确的学生再进行分散的练习，最终达到对投掷动作的掌握和锻炼能力的效果。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敢于放手，让学生在课堂的舞台上唱主角，在“放”中提高学生的自锻能力。在思想上教师放心，在实践上教师放手、放开、放宽、放活是进行“开放型体育课”的关键所在。

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让创新带动学习的兴趣是上好体育课的最终目的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是上好体育课的关键之一。而现在的学生的兴趣激发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对课的情境或是项目进行有意识的安排，从而来触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种浅层的兴趣激发，维持的时间与整体效果性并不是太好。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让学生模仿学习动作远没有让学生自己创造出新的学习方法来兴趣更强、效果更好。

记得有一次，在推“自制铁环”的教学中，我发现几个学生没有按照老师所教的方法去推铁环，而是他们自己创出了一种方法，铁环照样滚动，而且运用自如，当时我没有因不按照老师的练习方法去指责他们，反而为他们的创新举动所感到高兴，在讲评时特地请他们进行示范并给予鼓励和表扬。这下可好，他们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想出各种各样“怪招”，有的创出几种“刹车”的方法；有的想出了用橡皮筋绑在推杆的钩上来控制铁环滚动速度；有的越过障碍而不败；有的利用铁环进行造房子；有的用铁环拼奥运五环及各种图案。

总之，在教学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在体育教学中必须坚持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只有让全体学生真正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学习活动中的“小主人”，才能实现体育教学优质高效，才能促进学生自我锻炼能力的提高，为今后的终身体育创造条件；只有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使他们积极、主动的进行学练，培养他们自主、合作、创新的习惯，才能真正让课堂充满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曲宗湖，杨文轩.学校体育教学探索 [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9）.

[2]陶同.创造时代的来临[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第3篇

关键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代农业,问题,对策

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建设基本现状

1. 农业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为现代农业的建成奠定了基础。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近五年来其农业机械总动力和机械化耕地面积呈现逐年增长趋势。2014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了210.9万千瓦, 比上年增长8.2%, [1]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农业机械耕作、机械播种、机械收割也逐年增长。其中, 机械耕作和机械播种的普及率较高分别为89.3%和87.1%。机械收割普及率较低, 为57.1%。[1]

2. 农业电气化

农业电气化是以电力为动力的农用技术装备、农村家用电器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的基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近五年来, 农村用电量除2011和2014年出现减少以外, 其他年份均有增长, 但整体上看还是上升的趋势。2014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用电量85 155万千瓦时, 平均每公顷耕地用电量0.23万千瓦时。[1]

3. 农业水利化

农业水利化是指农田水利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在这里主要以有效灌溉面积和有效灌溉率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来衡量农业水利化的发展水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近五年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及有效灌溉率呈现了先上升再下降的走势。2010—2012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2年有效灌溉面积最高, 为87 370公顷。2012年后,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开始大幅下降, 2014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有效灌溉面积降至62 444公顷, 较上年降幅达8.4%。[1]而且,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有效灌溉率不高, 五年内最高水平仅为23%左右, 2014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有效灌溉率仅为16.8%, 较上年下降1%。

4. 农业产业化

近年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乡镇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不断发展, 但是发展水平十分有限。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2014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乡镇企业有1 846家, 较上年增加16.7%, 占全部乡镇企业总数的3.9%;农业乡镇企业产值223 460万元, 较上年减少7.4%, 占全部乡镇企业总产值的3.9%;[1]新增专业农场201个, 经营土地面积6.4万公顷, 占总耕地面积的17.2%。

5. 农业生态化

农业生态化可以从森林覆盖率和化肥施用量上进行考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偏远的山区, 人口和城市密度低, 自然植被较多, 生态环境也较为脆弱。而且,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生态保护十分重视, 并限制林区的开发。所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普遍较高, 农业生产中的植被保护情况较好。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近15年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森林覆盖率始终保持在80%左右, 没有大幅度变化。2014年达到80.4%。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 建设现代农业, 要大力促进农业的生态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方式普遍较为粗放, 化肥的施用量相对偏高, 农业生态化水平偏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近五年来农业化肥施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14年, 农业化肥施用量达到171 046吨, 较上年增长4.4%, 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0.46吨。施用的化肥主要以氮肥和复合肥为主, 均占总化肥施用量的39%。[1]

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建设面临问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受到自然和人文条件中诸多限制因素影响, 在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因此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机械化受地形限制较大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位于高原、山地或丘陵地带, 地形条件复杂。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部分地区由于地形复杂, 造成耕地分布分散。分散的小面积耕地应用大型农业机械成本较高, 农民自身无力支付, 因而多使用小型机械、牲畜或人力。另一方面, 部分地区还存在一定面积的25°以上陡坡耕地, 这部分耕地坡度大, 农业机械难以进入。[2]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长白山区, 山地面积占55%, 耕地条件较好的河谷平原仅占地区的12%左右, 而且山地丘陵与平原掺杂, 限制了大型农机的广泛应用。

2. 农业水利设施不完善

近年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断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农业水利设施不足现象依旧存在。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2014年, 农业有效灌溉面积较上年下降8.4%, 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16.8%, 有效灌溉率较低。而且, 在一般情况下, 有效灌溉面积数据的采集来源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备的, 能够正常灌溉的耕地。[1]所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小, 有效灌溉率低, 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其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不完善、覆盖率低或效用低下, 以及农业灌溉技术落后等问题。

3. 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 实用人才不足

由于生产要素的稀缺和市场狭小等原因,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普遍存在企业化经营模式落后, 缺乏优秀龙头企业带动等问题。而且专业合作社、专业农场等专业化大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少, 土地开发分散, 难以实现优势生产资料的集中使用, 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提升。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情况来看, 2014年, 从事农业的乡镇企业数量和产值占全部乡镇企业数量和产值的比重均为3.9%, 不仅数量少, 而且效益水平不高, 而且农业龙头企业屈指可数。另外,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业农场数量少、经营土地面积少。2014年, 经营土地面积6.4万公顷, 占总耕地面积的17.2%。虽然较上年有所增加, 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实用人才不足现象较为突出。一方面,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落后, 经济收入低, 发展机会少, 造成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及人才流向国外和国内经济发达城市。而且, 由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农业产业地位较低, 从事农业的实用人才更是少之又少。[3]另一方面,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环境差,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农业从业者综合素质较低, 难以较好地胜任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以及农业机械和科技的使用。例如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农村中朝鲜族年轻劳动力几乎都会到韩国、日本等地务工, 从而造成人才和劳动力不足。外加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所以农民普遍难以熟练掌握多种农业机械的操作和农业科技的应用, 难以科学、灵活地进行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和管理。

4. 肥料施用不合理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发达地区还是较为粗放, 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较弱, 施肥不科学, 因此化肥的施用量会较高, 有机肥施用少, 影响农业的生态化发展。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2014年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0.46吨, 而目前我国化肥施用平均水平为22公斤/亩, 世界化肥施用平均水平为8公斤/亩。[4]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化肥施用量按“公斤/亩”单位进行折算后为30.6公斤/亩, 要高于我国和世界的平均水平。长期应用不合理的施肥方式, 不仅会影响到农业生产, 还会对土壤和水源带来污染, 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建设对策建议

1. 建立大型农业机械和科技服务合作社

针对山地丘陵地区耕地分散的情况,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发展小块休闲旅游农业, 如开发采摘园、农家乐等。[5]还可以开发“假日田园”形式的休闲农业, 即将农村的小块土地出租给城市居民, 让城市居民自由种植农作物、花卉等, 在假日期间享受田园生活, 而农民可以为其提供种植方法指导和工作日期间的土地的照料。将农业与服务业结合, 提高了农业附加值, 实现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要大力扶持以乡镇为单位的大型农业机械服务和农业科技服务合作社, 通过专业人才引进、农业生产能人聘请等方式, 将实用人才、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向这类合作社集中, 以设备租赁和有偿服务形式向各农村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从而解决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实用人才不足问题。在向这类合作社支付的费用上, 可以由农民个人、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 政府要给予其在这方面更多的补贴。

2. 完善农业水利设施, 开发多种灌溉技术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继续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同时, 要特别针对本地区的地形特点, 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同时在寻求当地农业科技专业研究机构的支持下, 不断开发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适应不同地形和气候条件的灌溉技术和节水技术等, 并及时将新的水利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从而有利于减轻水旱灾害对农业的破坏, 并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

3. 大力培育农业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因此,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农业乡镇企业的创办和发展, 农村现有的乡镇企业要及时应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开拓互联网营销模式, 增强实力, 争做地区龙头企业, 从而对地区的农业起到带动作用。同时,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要鼓励和引导土地流转集中, 发展专业化的集体经济, 提高农业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特别是在地形条件好、耕地大面积连片地区, 要重点发展合作社、专业农场和家庭农场等形式的集体经济, 适当限制这类地区耕地的个体分散出租, 对农民土地流转集中给予补贴, 并支持土地入股的形式, 从而提高农民流转土地的收益。[6]通过这种方式, 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益, 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效应。

4. 普及有机肥料, 发展生态农业

2015年, 国家农业部印发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提出“增产施肥、经济施肥、环保施肥”理念, 主张控制化肥施用, 鼓励施用有机肥。[4]所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不断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实现90%以上的普及率, 并控制传统氮、磷、钾化肥的施用, 提高有机肥施用量。还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 加大秸秆、根瘤菌、沼肥、牲畜粪便、塘泥等天然肥料的施用,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并要通过合理轮作、化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等来提高土壤肥力。

参考文献

[1]延边州统计局, 编.2015延边统计年鉴[M].深圳:中国国际图书出版社, 2015:153-158, 237, 295.

[2]元相哲, 赵宝星, 沈万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及对策—以延吉市勤劳村为例[J].农业与技术, 2015 (3) :158-160.

[3]杨林, 秦宏, 主编.现代农业视域下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2:55.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到2020年化肥零增长行动方案[EB/OL].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503/t20150318_4444765.htm, 2015.3.18.

[5]张伟国, 赵乐.延边州大力开发休闲旅游农业[J].吉林农业, 2014 (16) :45.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第4篇

城镇和农村居民是构成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群体,城乡差距已经成为我国今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我国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从形成收入差距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起着主要作用,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不利于政治、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城乡居民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城市化进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数据显示,1988年全国收入差距的40%来自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随后这一比例虽有所降低,到1995年仍占到33%~34%。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是让占全国人口60%的农民实现全面小康,按照“五个统筹”要求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了“五个统筹”的首位,统筹城乡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因此,在此基础上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及原因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红河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全国哈尼族和彝族的主要聚居区,“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是红河州的主要特征。红河州南部与越南毗邻,州内少数民族众多,山区面积大,贫困程度深,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约54.3%,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85%,这些主要特征是影响红河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通过现有数据分析红河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如下特征:

2.1 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收入的提高明显扩大

由于数据可获得的局限和同一年份上的可比性,选择从1985年开始,观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期趋势,我们用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反映城镇居民收入,用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反映农村居民收入状况。自1985年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90年为1510.2元,到2005年达到10493元,提高了6.95倍;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3254.9元,增加了4.74倍。而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990年是1514.81元,到2005年达到9265.9元,提高了6.12倍;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53.03元提高到2041.79元,增加了4.51倍。而红河州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990年是1543元,2005年达到7939元,增加了5.14倍;同期农村居民年人均年纯收入由546.05元增加到1991元,增加了3.65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从云南省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每3年左右提高1000元,而农村居民收入则需要12年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明显扩大之势,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0年2.20:1扩大到2005年3.22:1;同期云南由3.34:1扩大到4.54:1;同期红河州由2.83:1扩大到3.99:1,红河州城乡收入差距比全国大,但低于云南省,主要原因是红河州经济发展位于全省各州市平均水平之上,有许多支柱型产业,尤其是烟草行业,在2005年,红河州烤烟产量占全省10.73%,在全省16个地区中位于第四位。

根据有关资料反映,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收入之比大约在1.5:1左右,超过2.0:1的很少,即便在一些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

2.2 城乡居民收入呈波浪式扩大

在1985-200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很低,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独立的社会单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城市改革的兴起,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后劲,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全国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使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反弹,并成扩大化的趋势。1990年全国、云南、红河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20:1,3.34:1,2.83:1,然后1994年达到一个高点分别是2.86:1,4.49:1和4.01:1,随后开始下降,2004年达到了1985年年以来的最高,全国为3.21:1,云南为5.65:1,红河州为4.11:1。

红河州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全国水平,低于云南省平均水平,1985年以来红河州城乡收入水平比云南省城乡收入比平均约低0.5左右(见图一)。

2.3 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区之间具有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健康发展。

以2005年云南省各地区截面数据为资料,分析云南省16个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特征。由于云南省地区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资料不易得到,因此采用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代替城镇居民收入来计算城乡收入比,由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此计算出来的城乡收入比就相应偏大,但并不影响在地区层面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从城乡收入比系数看,在2005年,最低的是玉溪城乡收入比为5.50:1,最高的是怒江和迪庆,分别为16.93:1,14.58:1,红河州为7.44:1排在第10位,介于最高与最低之间(可由表一看出)。

2.4 红河州地区内部差距拉大

地区内部发展由于内部构成情况不同也具有不平衡性,以红河州13个县市2004年年度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2.4.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从产出能力看,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是开远市,人均生产总值为12928元/人,最低的是金平、绿春,分别为1661元/人和1699元/人,从城乡收入比系数看,最低的是个旧为3.79:1,最高的金平是14.31:1,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从表二可看出)。

2.4.2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同样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代表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比较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内部层面的变化,最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是弥勒,为17556元/人,最低的是绿春为10260元/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为7396元/人,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71倍,其差距也是巨大的。

2.4.3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同样可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情况,农民年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个旧为2967元/人,最低的是金平为886元/人,最高是最低的3.49倍,其差距为2081元/人,同样差距是相当大的。

3 红河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政策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3.1 二元经济结构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拉尼斯和费景汉(Lanis and Fei,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瑞(Ray,1998)等认为,农业部门采用的是劳动密集、工具简单的生产方式,非农业部门采用的是资本密集和复杂工具的生产方式;农业部门以家庭作为组织生产的模式,总产出按家庭成员分配,非农业部门以企业作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总产出按工资和利润来分配,于是在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自然的和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联系起来。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向工业化迈进过程中,存在着由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前者资本、技术密集,效率、收入较高,主要集中在城市;后者劳动密集,效率、收入较低,主要分散在农村,而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3.2 经济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现在,农村居民收入一直受经济体制和种种经济政策的抑制,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减少乃至消除农民收入的制度性障碍。如果能清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壁垒,城乡收入差距是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逐步缩小的。

3.3 人力资本结构

人力资本投入的多少决定了人力资源的结构不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构成,而农村人力资源的构成结构又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农民的素质不高,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2003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受教育水平程度远低于城镇居民,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3.4 农业、农村自身的特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有制度、体制、自然环境、发展水平等外在因素的原因,也有农民、农村、农业自身的原因。自身的原因导致了农民增收缓慢,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最直接原因。

4 缩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差距的措施

4.1 推进城镇化进程

推进城镇化,有助于打破二元经济结构,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城镇化的推进可以促进城乡要素的流动,扭转当前不合理的城乡投资结构,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其次,城镇化的推进可以带动乡村工业和农村人口走向集中,形成规模,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生成新的就业空间,从而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城乡结构趋于合理。最后,推进城镇化可以节约利用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降低农村工业化的成本。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扩展城镇规模,加快城镇化,要切实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规模效应的需要和城镇化的进程,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和实施积极、稳妥的行政区划政策。

4.2 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弥合城乡差距的过程中,农村、农业自身也要不断深化改革,不断的发展自己。在推进农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时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多种经营,优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使之与居民需求层次和消费结构相适应,实现农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进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深化农业产业链。

4.3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切实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个人教育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家庭、社会和政府。由于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农村地区教育资金筹措较为困难,从而使个人对教育的现实需求和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教育供给将严重地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这种供求的失衡必将导致工资结构的扩张效应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逐渐增加,教育商品也越来越丰富,这一切都将使教育得以扩展,即教育层级的增多,教育规模的扩大,从而推动教育的迅速发展,使教育供求失衡的矛盾得以缓解,最终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缩效应产生,即随着教育的发展,教育会使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或者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

4.4 利用税收和补贴政策调节城乡收入差距

税收政策可以调节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调高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的负担,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补贴。应加大对农村孩子教育的补贴,农村孩子的教育支出也是农村家庭很大的负担,加强对农村在学孩子家庭的补助,对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非常有意义的。

4.5 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居民之间除了比较明显的收入差距,还存在隐性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行,城市逐渐建立了以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依旧是主要以家庭为基础的保障制度,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考虑地区的情况而区别对待。依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来确定保障线标准,并随经济的发展而进行定期调整。受保对象的确定则要通过分析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结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正确界定、严格审批。

参考文献

[1]红河州统计局编.红河州统计年鉴(2005)[M].

[2]国家统计局.云南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2006.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2006.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第5篇

从众多《企业人才现状调查表》《企业人才需求调查表》等调查问卷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5家企业作为此次分析的重点数据资源。此次数据的分析共分为三个部分, 即企业人才现状调查、2011年企业人才需求计划、“十二五”期间企业人才需求计划。

(一) 企业人才现状调查分析

企业在人才配置中存在一些合理地方。 (1) 管理人员中高级职称与中级、初级职称的比例为64:158:141 (约为1:2.5:2) 。这种相对合理的结构为人才的梯队培养提供了广阔空间。 (2) 在593名管理人员中, 20~30岁、30~45岁、45岁以上, 三个年龄段的人员比例为90:332:171 (约为1:3.5:2) ;在520名工程技术人员中, 这三个年龄段人员的比例为93:295:132 (约为1:3:1.5) 。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年龄构成比例相对合理, 30~45岁人员成为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企业在人才配置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 管理人员比例失衡, 个别企业高层与中层管理人员的比例差距过大。中国网《2007年中国企业员工离职率调查报告》的调查中显示, 2007年是高管离职多发的一年, 高层管理者的离职率仅占8.4%, 但是带给企业的“阵痛”却远远超出了8.4%带给人们的想象。 (2) 较高学历人员不足,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明显匮乏。在管理人员中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仅为14人, 占总数593人中的2%。在工程技术人员中拥有硕士以上学历人员为4人, 占总数520人的0.7%;拥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员为60人, 占总数520人的16%。一些对学历、技术水平倚重较高的企业, 研究生学历人员比例过小, 获得正高级工程师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缺乏相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这些企业中近半成企业没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缺乏后续的研发实力。 (3) 作为分公司企业, 工程技术人员比例过小。这与总公司的发展战略固然有关, 但从实质上考虑, 不利于本地企业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或限制配备相关技术人员, 致使本地企业在发展中丧失独立研发的能力, 沦为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 也为企业本身的稳定性埋下隐患。

(二) 2011年企业人才需求计划分析

企业人才需求计划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管理、文职类人员需求较少, 工程、机械、技检等技术类人员需求十分旺盛。这些企业几乎都需要这一类人员, 需求人数少则1名多则13名。 (2) 高学历、青壮年人群成为企业需求的主力军。企业普遍需要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一些企业还附加职称、工作经验等复合条件, 对员工综合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三) “十二五”期间企业人才需求计划分析

“十二五”期间企业人才需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技术应用型人员仍为这一时期企业急需人员, 在18个岗位需求、247人的需求人数中占9成以上。 (2) 个别企业逐步重视高管人才的素质, 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提出高管人员要具备高素质、高层次 (高级职称) 、积累丰富工作经历与经验的优秀人员。

二、人才供需概况分析

同其他城市一样, 延吉市也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择业难、畏创业、企业招不到合适人选或难留住心仪人才等问题。这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

(一) 就业环境与政策优化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人才的分布呈现出空间分布不均、流动性大等特点。延吉市地处边疆, 民族性、多语性特点突出, 因此呈现出人才引进难、难留住等问题。

(二) 地缘环境及配套设施所带来的不利因素

延吉市地处东北边疆地区, 交通设施及物流是制约延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企业重要成本之一的运输成本, 成为企业“安家落户”的重要参考依据。企业保有量的不足直接导致对本地区人才需求量的不振。

(三) 高校在课程制定与专业设置方面考虑不充分

高校在课程制定与就业前景的思量方面考虑不充分, 导致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矛盾的产生。高校的专业设置、教育模式、教学内容趋同现象严重, 造成供需不平衡, 使得广大高校毕业生同质化现象严重。

(四) 企业没有将岗位与薪资做正确衡量

一些企业在对岗位有一定要求的同时, 并没有将岗位与薪资做正确衡量, 存在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相对较差、晋升空间狭窄等问题。这些企业往往将员工看做是一种生产成本而非企业的无形资产或宝贵的人力资源。这种偏颇的认识导致团队与个人、利润与效益在企业发展中相互博弈现象的发生。

(五) 企业工作性质致使一些人才望而却步、或“半路下车”, 人才流失现象时有发生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第6篇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省份。省内聚居有少数民族25个, 其中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 15个民族为云南省所特有, 据1998年相关统计, 全省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379.47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33.29%。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较广, 占全省面积的3/4, 其中2/3居住于国境边沿线和境内广大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繁荣程度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及国家认同感, 进而关系到边疆的团结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云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并先后实施了旨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兴边富民”工程;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新农村建设工程等。这些惠民工程实施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条件不断改善, 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十五”期间少数民族地区GTP年均增长10%, 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64%。腾冲县明光乡自治村傈僳族村民, 人均纯收入以13%以上的速度增长, 增长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思想观念陈旧、缺乏科技知识等现象, 严重制约着国家相关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的效果, 限制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以腾冲县明光乡自治村傈僳族为例, 解放初期, 当地的傈僳族群众生产发展水平较低, 以毁树开荒、刀耕火种为主, 常常是“种一山坡, 收一土锅”;傈僳族具有多迁移, 少定居的习惯, 有谚语“木桩烂、傈僳散”的描述;喜欢居住在高山峡谷地区, 有谚语“山高坝窄, 水冷草枯;半年雨水, 半年霜;苦荞粑粑、苤菜汤”的描述。解放后的50多年的努力, 傈僳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与当地汉族群众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表现在:第一, 受教育程度较低。2005年自治村傈僳族成年劳动力中,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9.3%, 初中文化程度占33.1%,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7.6%, 平均受教育年限仅6.3年, 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第二, 劳动技能缺乏。具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比较少, 大多数人还是凭经验来从事生产, 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 打工则只能卖苦力, 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增收。第三, 思想观念陈旧, 缺乏市场意识和科学的理财意识, 原始的平均主义、德本财末, 及时行乐, 轻视储备的思想习俗普遍存在。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实施, 培育特色产业是基础,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关键。因此, 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模式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组就腾冲县明光乡自治村在发展乌龙茶产业中对傈僳族村民进行的职业技能培训的经验进行总结, 以期探索出全面少数民族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培训模式。

二、腾冲县明光乡自治村傈僳族村民乌龙茶栽培技术培训模式与启示

2005年腾冲县明光乡自治村政府与台商合作成立了云南台茶茶业有限公司, 并从我国台湾引进软枝乌龙 (青心乌龙) 品种在傈僳族聚居区试种并且获得很大成功。并在短短的5年内全村有655户傈僳族村民种植了乌龙茶, 种植面积达5873.3亩。同时腾冲县政府高度重视乌龙茶产业的发展, 并把乌龙茶产业发展纳入腾冲县“兴边富民”工程实施范畴, 制定相关扶持政策, 积极协调配套资金累计1217.5万元, 专项用于乌龙茶产业发展。云南省台茶茶业有限公司积极为农户培育优质茶苗, 5年内共为农户提供茶苗570多万株, 为农户赊销垫支苗款达694万元。根据专家估算, 到种植的乌龙茶达到盛产期, 每亩平均可生产鲜叶200公斤, 按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合同保护价鲜叶12元/公斤计算, 每年单乌龙茶产业就可以为傈僳族村民带来1400多万元的收入。乌龙茶已在边疆傈僳族村寨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正在成为边疆群众的摇钱树。乌龙茶产业真正成为自治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回顾自治村乌龙茶产业成功快速发展的历程, 有很多经验值得在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推广或借鉴。其中当地政府和企业卓有成效对傈僳族村民进行乌龙茶种植技术的培训的做法和经验就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地处中缅边境的明光乡自治村, 国境线长48.6公里, 有六、七、八、九号界碑与缅甸相交, 历来是腾冲通往缅甸的重要的边境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腾冲傈僳族主要的聚居地之一;2006年傈僳族2252人, 占全村总人口的60.8%。全村国土面积269.82平方公里, 海拔19002300米, 年平气温11℃, 年降水量1700毫米, 具备乌龙茶种植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然而, 乌龙茶种植比传统的本地大叶绿茶在种植技术方面有较大的不同, 再加之, 乌龙茶种植的区域又主要是傈僳族聚居区。农户是否普遍熟练掌握乌龙茶种植技术就成为产业发展成功与否关键。政府和企业也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 并在产业发展之初就把乌龙茶种植技能的培训作为整个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当地政府把乌龙茶种植技能培训纳入边疆“解五难”工程的范畴。把提升傈僳族村民的劳动者科技素质为抓手;以破解边疆群众学科技、用科技难的难题为突破口;以实现“每村培养1名科技辅导员, 每名成年农民每年接受1次以上科技培训, 每名成年农民至少掌握1门实用技术”的“三个一”为目标, 确实抓好自治村傈僳族乌龙茶种植技能培训工作。其主要经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建立健全培训经费的保障制度

是否有经常性的培训经费作为保障是职业培训能否顺利实施的基础性条件, 为了开展全民式的乌龙茶种植技能培训, 当地政府和企业,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培训经费保障制度, 每年年初就由企业牵头, 县、乡、村产业办联合召开乌龙茶种植技能培训工作协调会, 制定培训计划, 协调落实培训经费。5年多来, 采取茶业公司为主, 县、乡、村配套为辅的方式, 累计共筹措1000多万元的培训经费, 较好地保障了傈僳族村民乌龙茶种植技能培训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 组建了一批乌龙茶专业辅导员队伍

专业辅导员在职业培训中起着骨干的作用。当地政府和茶业公司实行政府和企业两条线聘用了一支数量足够、专业素质较高、责任心较强的辅导员队伍。茶业公司聘用的技术辅导员:企业聘请了多名内地和台湾的较有名的乌龙茶生产加工的技术人员, 到厂里和茶园里对农户进行培训。县、乡、村成立产业办聘用乌龙茶技术辅导员:当单自治村就聘用了乌龙茶技术培训为主3名技术辅导员, 长期工作在傈僳族农户的田间地头“手把手”“面对面”地进行技术辅导, 为农户排难解惑。

(三) 培训方式多样化

1. 以工代培方式进行培训。

每年采茶季节茶业公司聘用当地100多傈僳族村民为茶叶加工工人, 每个工人不但每季可获得几千元的劳务费, 还通过茶厂技术人员的培训熟练地掌握了乌龙茶初加工技能。通过5年的实践, 自治村已经培训出了一大批制茶能手。

每年茶业公司, 充分利用自有的700多亩示范茶园, 招聘大批的当地傈僳族村民采摘鲜茶, 通过参加鲜茶采摘的工作, 傈僳族村民不但获得较好的劳动报酬, 还逐渐掌握了规范的鲜茶采摘技术。通过多年的培训, 自治村涌现出了一大批采茶能手。

2. 召开现场会的方式培训。

多年来政府和茶业公司召开多种形式的乌龙茶种植技术培训现场会, 主要包括:规范化茶地开挖现场会、规范化茶苗移栽现场会、中耕管理现场会、鲜茶采摘技术现场会等。几年来共召开现场会20余次, 参会人数近万人次。通过现场会培训, 很多村民初步掌握了规范化的种植要求和管理技能, 大大提高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和自信心。

3. 以采茶比赛活动方式进行培训。

每年春茶上市的季节, 茶业公司都要开展一次规模宏大、村民参与度高的, 聚比赛、娱乐、宣传和培训为一体的采茶比赛活动。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 只见几百名穿着节日盛装的傈僳族村民, 身背背篓, 争先恐后的涌上茶山。霎时, 茶山沸腾了, 歌声、笑声、加油声响遍傈僳山寨, 构成了边疆傈僳族的又一个独特且亮丽的风景线。

4. 以打造品乌龙茶观民俗相融合的傈僳族原生态茶文化产业为目标的培训活动。

如果产业与民族文化联姻, 它必将迸发强大的生命力。当地政府和茶业公司正在着手把乌龙茶与傈僳族传统民俗“上刀杆, 下火海”进行融合, 打造出自治村特有的品乌龙茶观“上刀杆, 下火海”的傈僳族原生态民族文化。因此, 在乌龙茶产业发展的同时, 积极打造这一傈僳族原生态民族文化产业, 丰富当地少数民族原生态休闲、娱乐、观光的旅游内涵。到这里的游客白天可以与傈僳族村民一起体验采乌龙茶的劳动乐趣, 晚上, 再围在篝火边一边品着乌龙茶一边参加傈僳族的跳脚舞。如果在农历二月初八到这里还可以观看扣人心弦的“上刀杆, 下火海”傈僳族文化。通过培训和培养活动, 造就一批既懂得乌龙茶种植, 又懂得经营民族旅游文化的复合型人才, 为实现把乌龙茶产业转化为民族产业的战略构想提供人才支撑。

通过多年的扎实而系统的傈僳族村民乌龙茶技能培训工程的实施, 腾冲县明光乡自治村傈僳族聚居区已初步形成村有乌龙茶产业为支柱, 社有乌龙茶种植示范园, 户户种植乌龙茶, 人人精通乌龙茶技术的局面。一大批像喂猪坝社杨立翠、石岭子社的孟世苍等示范户被树立起来;一个个像喂猪坝社的曹龙、新寨子社的麻文旺等种植在100亩/户以上的种植大户涌现出;, 一群群熟练掌握种植、采摘、加工乌龙茶技术的劳动能手脱颖而出;一种傈僳族“上刀杆, 下火海”的传统文化与时尚的品乌龙茶文化相融合的独特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正在形成;一个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模式正在这边陲小镇得以展现。乌龙茶产业正在以强大的生命力向村民得实惠, 企业得效益、政府得拥护、边疆得稳定的宏伟目标迈进。

摘要：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实施, 培育特色产业是基础,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关键。因此, 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边疆,傈僳族,乌龙茶产业,职业技能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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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锦鹏.云南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探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07 (4)

[3].游承俐.以云南为例看我国西部山区新农村建设问题.南方农村, 2007 (4)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第7篇

一、怒江州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怒江州是一个集边疆、山区、民族、宗教、贫困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总人口53.43万人, 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全州下辖泸水、福贡、贡山、兰坪4县, 其中泸水、福贡、贡山为边境县, 兰坪为内陆县。从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看, 福贡、贡山两县经济总量非常小, 经济发展十分滞后, 县域经济活动向县城集中的现象非常突出。而泸水、兰坪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 泸水为州府所在地, 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兰坪为全州主要的工业产区, 泸水、兰坪的经济发展较福贡、贡山较快, 四县的发展极不均衡。2010年, 泸水、兰坪的生产总值约占全州生产总值的83%, 福贡、贡山的生产总值占全州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7%。虽然各县县情各不相同, 各有特色和发展模式, 但有一个共同点:贫困、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 四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 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 被称为云南扶贫攻坚的“上甘岭”, 全州县域经济社会与全省、全国相比, 总体上还处于一个相对低下的水平, 经济现状不容乐观。

据怒江州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 全州完成生产总值54亿元, 其中泸水22亿元、福贡5亿元、贡山4亿元、兰坪23亿元, 分别占全州GDP的41%、9%、7%、4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泸水21.06亿元、福贡8.75亿元、贡山6.45亿元、兰坪26.01亿元, 分别占全州中完成额的34.67%、14.04%、10.35%、40.94%;消费品零售总额泸水6.62亿元、福贡1.74亿元、贡山1.31亿元、兰坪5.19亿元, 分别占全州总额的44.29%、11.70%、8.81%、35.2%;农村居民纯收入泸水2214元、福贡1460元、贡山1733元、兰坪2250元;县级财政收入为泸水12737万元、福贡2658万元、贡山2630万元、兰坪28018万元, 财政自给率分别为16.88%、5.02%、5.83%、34.37%, 总体看来, 县域经济基础普遍比较脆弱, 县级财政收入过低, 县级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

单位:亿元

二、怒江州金融服务基本现状

(一) 机构网点分布状况

四县金融机构网点的分布格局与其经济格局基本一致, 2010年末, 全州四县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59个, 泸水县27个, 福贡10个, 贡山7个, 兰坪15个, 2010年实现了全州29个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国有商业银行有9个分支机构, 17个营业网点, 主要集中在泸水县城和兰坪县城,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撤销了福贡、贡山的所有机构网点, 只有农业银行在4个县城均保留机构网点, 在片马镇、通甸乡2个乡镇各有1个营业网点;农业发展银行 (政策性银行) 有1个分支机构, 1个营业网点, 均设立在泸水县城;农村信用社有3个县级法人机构和1个县级大社, 31个营业网点, 在29个乡镇设有网点;邮政储蓄有5个分支机构, 6个营业网点。为了解决金融乡一级金融缺失问题, 2010年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分别设立了贡山农信社独龙江分社、邮储福贡县子里甲营业所2个固定服务网点, 农村信用社在贡山县丙中洛乡、捧打乡、普拉底乡, 福贡县架科底乡、石月亮乡等地设立了5个流动服务站, 实现了怒江州乡级金融网点全覆盖。

(二) 金融服务情况

2010年末, 全州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15781万元, 同比增长27.87%;各项贷款余额为514453万元, 同比增长18.33%, 不良贷款余额857154万元, 同比减少10.99%;涉农贷款余额为423108万元, 同比增长31.45%。

分县域看:全州各项存款余额为915781万元, 其中:泸水449220万元, 占比49.05%, 福贡88257万元, 占比9.64%, 贡山72961万元, 占比7.97%, 兰坪305343万元, 占比33.34%;全州各项存款余额为514453万元, 其中:泸水286258万元, 占比55.64%, 福贡38736万元, 占比7.53%, 贡山19331万元, 占比3.76%;兰坪170128万元, 占比33.07%;全州不良贷款余额为41604万元, 其中:泸水18391万元, 占比44.2%, 福贡13321万元, 占比32.02%, 贡山4692万元, 占11.28%, 兰坪5200万元, 占比12.50%;全州涉农贷款余额423108万元, 其中:泸水245708万元, 占比58.07%, 福贡28840万元, 占比6.82%, 贡山13938万元, 占3.29%, 兰坪134622万元, 占比31.82%;全州扶贫贴息贷款余额10231万元, 其中:泸水县4500万元, 占比43.98%, 福贡700万元, 占比6.84%, 贡山736万元, 占比7.19%, 兰坪4200万元, 占比41.99%。近几年来, 金融部门认真贯彻货币政策, 各县金融运行保持平稳, 银行信贷较快增长, 各项贷款呈平稳增长态势,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强。

单位:亿元

2011年第10期中旬刊 (总第459期) Times分机构看:各项存款余额工商银行21234万元, 占全州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23.19%, 农业银行265611万元, 占比29%, 建设银行162128万元, 占比17.7%, 农业发展银行18270万元, 占比2%, 农村信用社157200万元, 占比17.2%, 邮政储蓄银行41561万元, 占比10.91%。存款构成主要为机关团体存款、农业存款及储蓄存款;各项贷款余额工商银行124061万元, 占比24.11%, 农业银行161511万元, 占比31.40%, 建设银行92549万元, 占比17.9%, 农业发展银行59101万元, 占比11.49%, 农村信用社76972万元, 占比14.96%, 邮政储蓄银行259万元, 占比0.14%。贷款主要集中于矿业、电力、公路等重点行业且集中于3家国有商业银行。除政策性银行以外,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分别为工商银行58.43%、农业银行60.81%、建设银行57.08%、农村信用社48.96%、邮政储蓄银行0.62%。

自从2002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以来, 国有商业银行对之前的市场定位、经营策略和方向都作了很大调整, 完成股改工作的工行和建行在内部业务流程、资产风险控制上都更加规范、严格, 对运营效率要求更高, 为了整合资源, 撤销了业务规模小且缺乏优质信贷客户和项目的县级机构。怒江州县域金融服务的主要重担便落到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肩上, 而农行在市场定位上一度处于矛盾状态, 农村信用社又处于化解历史包袱的艰难时期, 农村金融服务十分薄弱。2005年全州农村信用社改革资金支持方案实施以来, 农村信用社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帮助下,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 资产规模迅速壮大, 经营效益明显改善。目前,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未来一段时期我州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已基本明确。

三、农村信用社改革情况

(一) 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置换情况

怒江州辖内四县农村信用社于2005年第三季度成功认购了2556万元专项中央银行票据, 其中:泸水1000万元、福贡421万元、贡山135万元、兰坪1000万元。当年置换了272万元呆账贷款、1355万元呆滞贷款、43万元逾期贷款、886万元历年亏损挂账。一直来, 在人行怒江中支、地方政府、银监部门大力督促、帮扶下, 各县联社积极努力, 2009年9月3日, 怒江州四家农村信用社央行专项票据经人民银行总行同意, 成功兑付。至此, 全州农村信用社试点改革资金支持工作告一段落。

(二) 2011年3月末基本情况

截止2011年3月末, 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四县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额分别为51462万元、37246万元、10720万元、66875万元, 其中泸水、兰坪两县农村信用社比年初资产总额分别增加4136万元、2900万元, 福贡、贡山两县农村信用社比年初分别减少4469万元、1385万元;各项存款余额分别为47979万元、35897万元、10149万元、63060万元, 其中泸水、兰坪比年初分别增加2844万元、3259万元, 福贡、贡山分别减少4630万元、158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28502万元、18357万元、7354万元、35184万元, 比年初分别增加7577万元、2914万元、1934万元、4485万元;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6108.51万元、1786.23万元、1029.56万元、2981.05万元, 不良率分别为23.24%、10.12%、13.92%、7.3%。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5%、2.85%、3.67%、7.05%;资本充足率-9.54%、2.84%、inance NO.10, 2011 (CumulativetyNO.459) 10.73%、7.06%, 按当前监管标准, 泸水处于0以下, 福贡处于[0-4]、贡山、兰坪处于[4,5,6,7,8];税后净利润分别为40万元、63万元、25万元、122万元。

(三) 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效

1. 经营规模迅速壮大。

截止2010年末, 全州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59391万元, 比2005年三季末增加124707万元, 增长360%;各项贷款余额76972万元, 比2005年三季度末增加51666万元, 增长204%。短短几年间, 各项存贷款保持了自身快速发展, 经营规模迅速壮大。

2. 历史包袱逐渐化解。

2005年末, 全州农村信用社历年亏损挂账2146万元, 亏损面广, 亏损程度深,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 历年亏损挂账已极大幅度核销, 特别是在2009年9月实现专项票据兑付后, 有效减轻了农村信用社多年形成的沉重包袱。2010年末, 全州四县农村信用社均无历史挂账, 纷纷现不良贷款“双降”。

3. 经营水平逐年提高。

改革工作启动以来, 农村信用社营业收入持续增加, 盈利能力不断提高, 2007年全州四县农村信用联社全部实现盈利, 2010年末, 全州四县农村信用社实现利润分别为泸水38万元、福贡63万元、贡山25万元、兰坪127万元, 连续4年在各方经营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利润总额较快增长, 盈利能力总体较好。

单位:万元

4. 支农功能加强。

截止2010末, 全州四县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分别为泸水16228万元、福贡11120万元、贡山3771万元、兰坪27805万元, 分别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7.55%、72.01%、69.58%、79.03%;全州农户贷款面达71.43%, 同比增加6.39个百分点, 比2005年末增加6.63个百分点;农户小额信贷、农户联保贷款等针对性强的信贷产品开展成效显著。农户联保贷款方面, 全州农村信用社共有农户联保贷款余额267万元, 分别福贡257万元, 贡山10万元, 大力支持“三农”经济发展。

四、县域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县域经济总量不足, 产业结构不合理, 发展不平衡, 严重制约了金融的发展

怒江州县域经济的总体规模和人均占有率明显偏小偏低, 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城镇与乡村协调发展不够, 县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产业体系尚处于低层次的起步阶段, 产业结构不合理, 工业发展滞后, 第三产业不发达。三次产业中一产组织化程度低, 龙头企业规模小, 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二产中企业规模小, 管理技术水平滞后, 产品市场竞争力弱;三产比重偏低。多数县没有形成特色支柱产业, 县域经济总体上还未摆脱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状态, 缺乏拉动地方整体经济的产业化项目, 金融业拓展信贷业务缺乏可依托的载体。

(二) 金融机制不健全, 县域金融服务水平下降, 影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1. 随着金融体制深化改革, 县域金融机构的大量撤并, 削弱了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工行、建行为了整合资源, 撤销了业务规模小且缺乏优质信贷客户和项目的福贡、贡山的县级机构, 只保留了经济总量稍大一点的泸水和兰坪两县。农发行的机构定位不2011年第10期中旬刊 (总第459期) Times准、功能单一, 与新农村建设不相匹配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仅在州一级建立了机构。农业银行在市场定位上一度处于矛盾状态, 农村信用社垄断了主要县域金融服务, 由于缺乏与之竞争的金融机构, 县域金融服务水平下降。

特例:独龙江乡金融服务机构前途未卜

2010年11月24日, 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独龙江乡设立了金融服务网点正式挂牌营业, 彻底解决了独龙江乡金融缺失问题。目前, 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独龙江乡分社现有职工3人, 其中大专学历2人, 高中学历1人, 均为男性职工。现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独龙江乡分社在业务开办方面仅开办了存取款业务, 保障现金供应, 未开办贷款业务及其他中间业务。

截止2011年6月30日, 各项存款余额408万元, 开户156户, 库存现金236万元, 共计办理存取款业务1383笔, 其中:对公账户9户, 存款余额249万元;储蓄存款账户147户 (多为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人员及少量的农户) , 存款余额159万元。账务核算方面, 由于通信网络未建立, 业务核算系统只能使用单机版, 账务无法与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并账, 只能独立核算, 独龙江乡分社上存资金在报表中使用同业存放科目核算而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只能将这块资金放入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 形成资金体外循环的“账外账”现象。收入方面因“只存不贷”, 无各项收入。支出方面主要为利息支出及办公等其他支出, 共计11.12万元, 其中利息支出6225.99元 (不包括6月30日的储蓄利息支出) , 办公、人员等其他各种支出月均1.5万元, 经营7个月共计各项支出10.5万元。预计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独龙江分社经营1年将亏损20万元以上, 网点建设及营运成本累计将造成30万元额外亏损。

目前独龙江分社情况不容乐观:

(1) 由于网络尚未开通阻碍了业务的开展, 制约了发展空间。一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独龙江分社只开办存取款业务, 日益呈现“储蓄所化”倾向, 尚未开展贷款等其他创收业务, 与独龙江乡整乡帮扶不同步;二是未能实现与县联社的并账经营, 客观上形成了“账外账”, 造成准备金少提现象;三是给库现管理、资金调拨和客户资金汇划造成了阻碍。

(2) 安全防卫工作压力较大。由于独龙江紧邻缅甸, 地形、民族和边境情况复杂, 再加上县城到乡政府所在地交通条件恶劣、山高地险, 现金押运的工作难度和任务特别艰巨, 在职职工只有3人, 且身兼多职, 既是业务人员又是库现管理员还是安全保卫人员, 因此该社的安全保卫工作压力特别大, 一旦网络通信开通后, 随着“通存通兑”的实现, 资金汇划频繁, 这一现象将更突出。

(3) 亏损压力较大。由于独龙江乡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居民居住极为分散, 即便是在不久的将来, 网络开通以后, 能够开办贷款及其他业务, 但贷款客户面狭窄等问题也将阻碍贷款业务的顺利开展, 预计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独龙江乡分社将面临长期亏损的压力。

2. 农村信用社新增金融网点服务功能不完善, 服务水平低, 前途未卜。

怒江州金融服务机构缺失问题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0年, 从落实民族发展政策的角度出发, 怒江州农村信用社在7个金融缺失的乡镇建立了2个固定网点及5个流动网点, 从此怒江州实现了乡镇级金融服务全覆盖。但由于相关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 光缆不通等原因, 无法正常开办贷款、通存通兑等业务。金融服务单一、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结算渠道不畅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据了解, 2个固定网点处于亏本经营, 5个流动网点存款业务量较少, 由于宣传不到位, 大部分居民错误的认为流动性网点是农村信用社设为催收贷款而设立的临时网点, 金融服务水平大打折扣。

(三) 县域资金大量外流, 进一步加剧了资金供求矛盾

1.由于商业银行上收信贷管理权限, 使县域机构的贷款不断萎缩, 直接导致其对县域经济建设信贷投入逐年减少, 吸收的资金大部分上存, 在一定程度上变相成了上级行的“储蓄所”。

2.邮政储蓄只吸收存款, 不发放贷款, 并将吸收的储蓄存款以较高的利率转存人民银行, 无风险的高息收入给邮政机构带来了较大inance NO.10, 2011 (CumulativetyNO.459) 的利益, 因此, 在短短的三年中政储蓄增势迅猛, 金额不断增加, 成为县域经济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2010年末, 怒江州四县邮政储蓄存款余额41561万元, 较2008年成立当年增加了27779万元, 增长202%。

3.由于怒江州县域经济总量较小, 缺少优质贷款项目, 县级农村信用社承受风险能力较差, 因此普遍存在存贷比较低、资金运用不充分情况。基于此, 县级农村信用社为了增加利息收入, 纷纷参加其他州、市的社团贷款, 导致部分县域资金外流。

(四) 金融机构缺乏针对中小企业及个体民营企业的信贷服务体系

1. 商业银行贷款审批管理不适应中小企业贷款急、频、小的特点。

商业银行贷款权普通上收至省分行或二级分行, 县级支行贷款权限很小, 许多贷款需要二级分行甚至一级分行审批, 环节多, 时间长。据调查, 一笔贷款的审批一般要15天以上, 尤其是项目贷款审批时间有的长达几个月, 而且贷款手续繁杂, 需要办理资产评估、抵押登记等。

2. 各金融机构的贷款责任追究制, 使员工产生“俱贷”心理, 对风险难以确定的中小及个体民营企业不愿贷款当然在情理之中。

3. 面向中小及个体民营企业的信贷品种较少, 服务措施不到位。

如现有的抵押担保贷款主要是针对大型骨干企业设计的, 而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抵押物, 存在抵押担保难的问题, 从而形成贷款难的老问题。

(五) 社会信用环境欠佳影响了金融的发展

1. 社会信用意识还比较淡漠。

在信贷活动中, 企业和个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时有发生, 信贷征信系统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正处于推动阶段, 个别企业逃废银行债务造成大量银行贷款流失, 而且严重损害了银企合作的信用基础, 破坏了银企间正常的信用关系。

2. 融资担保体系不健全。

目前, 怒江州仅有唯一一家州级融资担保公司, 各县尚无担保机构, 担保行业发展迟缓, 业务开展缓慢, 担保供需矛盾突出, 难以满足众多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实际需求。首先, 担保资金来源量小。怒江州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金仅3000万元, 按1:8的比例进行担保, 中小企业只能获得24000万元贷款, 相对于中小企业巨大的资金缺口无异于杯水车薪。其次, 风险承担比例不合理, 制约了融资担保公司与金融部门的合作。目前, 各商业银行认为融资担保公司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 在贷款出现风险时应该由担保公司100%承担, 自己不用承担;而担保公司认为依据云南省有关文件规定, 公司与银行之间应该风险共担, 公司承担70%, 商业银行承担30%, 由于担保公司与银行间没有达成共识, 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

五、加强和改进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 优化县域经济结构, 增加县域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 加快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县域中小企业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 逐步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 提高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整体素质。对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 可通过引导民间资金参股等多种筹资方式, 扩充企业自身资金, 提高企业的债务性融资能力;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步伐, 走高科技发展道路。在融资方式上, 由主要靠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向多元化融资转变;在经济增长方式上,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选择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产品为主营对象, 加快产品和技术创新步伐, 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 提高竞争实力。国有商业银行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和特点, 制定和运用区域性信贷对策, 使分支机构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在授权的前提下做出灵活的应变, 增强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强化信贷风险防范和约束机制的同时, 转变经营理念, 增强信贷营销观念, 加大资金注入, 全方位多层次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二) 重新构建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和服务体系

改革和完善县域金融组织和服务体系, 使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实现共赢。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的作用, 加强与地方政2011年第10期中旬刊 (总第459期) Times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 协调好政府及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精心打造政府、银行、企业对接的“金融平台”。加强信息的收集、反馈和沟通, 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加强金融监管, 提供金融服务, 适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有效信贷投入。随着粮棉油收购体制的改革, 农业发展银行亟须重新定位, 完善功能, 拓展业务范围, 把支持的重点由目前的粮棉油收购逐步扩大到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上来。农村信用社要按照合作制的改革方向, 本着“明晰产权关系, 强化约束机制, 国家适当扶持, 地方政府负责”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切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真正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改革邮政储蓄管理体制, 解决因邮政储蓄高速增长加剧资金外流问题, 应从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特别是对资金未来短缺的县域经济, 建立资金“反哺”机制。

(三) 增强农村信用社综合实力, 逐步强化其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 农村信用社要强化内部管理, 改善金融服务功能, 加快业务创新, 增强信贷营销能力, 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积极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

2. 逐步放宽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限制, 为农村信用社参与县域金融竞争创造良好条件。

对贫困地区应放松信贷规模限制, 因为贫困地区很具有发展性, 经济在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下刚刚起步, 而国家把贫困地区与全国大气候影响下的金融形势等同对待无疑是釜底抽薪, 会使贫困地区刚刚起步的经济态势变得萎靡, 造成重大损失, 使贫困地区雪上加霜。

(四) 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与配合, 使县域政策与货币政策良性互动

1. 大力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创建良好的信用环境仅靠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是难以办到的, 需要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作用方能有效。一个具有良好信用环境的县域, 金融机构才会有投放信贷资金的热情和积极性, 县域经济也才会具Finance NO.10, 2011 (CumulativetyNO.459) 有良性的发展空间。因此, 要大力开展创建信用政府、信用企业、信用村镇、信用个人的活动, 切实增强全社会信用为本的观念, 为地方经济金融稳健运行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2. 加强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

县域经济需要财税、金融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合力扶持, 政府部门要重视银行的资金安全, 变直接干预为间接调控, 依靠环境吸引银行资金, 依靠项目建设吸引银行资金, 依靠政策服务吸引银行资金, 对那些由于自有资金不足或还款能力较差、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要求的农业产业化项目, 县域经济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前景的企业项目, 实行减免营业税和贴息等优惠政策。对金融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对其经营性收入、贷款损失核销、抵贷物资处置给予必要的税收支持, 扶持其改善经营, 提高效益, 增强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融资能力。

3. 发展工业园区, 壮大县域经济。

过去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放在农业基础之上。长期以来, 工业这条“短腿”没有得到加强和延伸, 工业化水平不高, 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走“工业强县”之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园区则是壮大县域经济的有效载体。政府要筑巢引凤, 加大扶持力度,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以工业园区为主战场, 拓宽创业空间, 加大创业培训, 完善服务体系, 优化创业环境, 积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不断壮大本土优势企业。在园区开发建设过程中, 要采取财政扶持、部门支持、市场运作、民间启动等多种方式, 积极筹措园区建设资金, 进一步拓宽工业园区融资渠道, 解决园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4. 进一步发挥县级人民银行的职能作用。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第8篇

迪庆藏族自治州作为国内独特的边疆少数民族高原地区, 位于滇、川、藏三省交界的横断山脉三江并流自然奇观标志性腹心地带, 地处青藏高原南延部分, 是云南省海拔最高的地方, 在东经98°20′-100°19′, 北纬26°52′-29°16′之间。东与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丽江地区宁浪彝族自治县接壤。南界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福贡县, 西与西藏自治区的左贡、察隅县及怒江州的贡山独龙族自治县毗邻, 北与西藏自治区的芒康县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德荣、乡城县交错接壤。全州辖3县、20个乡9个镇、184个村民委员会。2009年州境内共有26种民族, 其中千人以上的民族有藏、傈僳、汉、纳西、白、彝、回、普米、苗族。

迪庆全境由于受高原独特地势、地貌及气候的影响, 形成了垂直分布的3种生态环境, 即:高寒地区海拔在2 800～6 740m;山区海拔在2 200～2 800 m;河谷地区海拔在1 486～2 200m。全州总面积23 870 km2。全州有耕地面积39 648.7 hm2;草场总面积60.92万hm2;有林地83.44万hm2。迪庆属温带和寒温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4.7～16.5℃, 最热月平均气温11.7～24.1℃, 最冷月平均气温-3.3～7.7℃, 绝对最低温度-27℃, 年日照时数为1 742.9～2 186.6 h, 太阳辐射493.31～557.53 kJ/cm2, 降水量268～945 mm。雨季 (5～10月) 降水量占全年的62.3%～94.4%, 无霜期为129～197 d。

1.1 农村安全饮水现状

(1) 农村安全饮水水质、水量不达标。由于迪庆州境内山高坡陡、居住分散, 广大山区农村基本上都存在着人畜饮水困难或饮水不安全的实际。群众饮水存在高氟、高砷、污染水等严重超标的问题, 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及水源保证率不达标等不安全问题也未得到解决, 农村饮水工程更新改造的任务十分繁重。

(2)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点多面广、分散。迪庆过去解决农村人口的饮水条件, 主要依靠傍山引水渠道、木椷槽等简陋的设施。“十一五”期间, 随着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 迪庆农村饮水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但由于基础较差, 全州的农村饮水条件与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卫生要求和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点多、建设面广和设施分散等方面。

(3)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实施难度大、工程造价高。饮水安全工程点多面广、分散, 所以给规划带来一定的难处。工程建设中由于交通不便, 建筑材料需人工二次搬运或三次搬运, 工程造价相对较高。按云南省农村安全饮水补助标准, 在迪庆州饮水安全工程实施过程中, 人均补助标准远远满足不了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

1.2 农村安全饮水存在的问题

(1) 海拔高、气候严寒对工程设计要求高。由于海拔高、气候严寒, 特别是进入冬季后, 昼夜温差大, 冻融循环破坏对水工建筑物影响大, 对工程运行影响较大。在工程设计中需对取水、引水管、蓄水池等主要建筑物型式比选, 特别是引水线路的防冻保温设计是决定工程运行的关键, 同时对主要建筑物进行抗冻标号设计, 所以农村安全饮水设计要求高。

(2) 受地域条件限制, 居住分散, 工程投资大。由于受迪庆特殊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影响, 使得广大农村居民只能按流域、按不同高程呈阶梯状的分布居住。山区形成水低人高的自然生存环境, 确实存在看着有水不能用的状况, 导致广大山区群众饮水难、种粮难、通路难的局面。饮水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迪庆州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3) 高原坝区农户家畜养殖多, 用水量大。高原坝区农户属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其生活方式决定农户家畜养殖多, 用水量大。以小中甸镇为例, 小中甸镇辖3个村民委员会, 共50个村民小组、2 064户、人口9 694人, 其中农业人口8 859人, 有大小牲畜存栏40 217头 (只) , 人均4头 (只) 以上, 需水量大。

2 农村安全饮水设计与施工要点

2.1 注重现场调查及相关资料收集

根据迪庆州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结合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 要切实达到基本解决人畜饮水水质达标的目的。在规划中遵循统筹规划, 突出重点, 防治并重, 综合治理, 因地制宜, 建管并重, 强化用水户参与管理, 确保良性运营。在规划实施问题上, 立足于尊重客观实际, 因地制宜, 讲求可行性, 加强了农村供水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农村供水社会化服务体系,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目标, 采取有效措施, 使农民群众用上安全优质的饮用水。

2.2 对取水水源进行水质检测, 确保用水安全

为确保广大农村农户用水安全, 对规划取水水源的水质进行严格检测, 对不达标的水源点进行分析、论证, 提出相应处理措施;对符合饮水安全的水源点进行划界保护, 提出明确的保护措施。

2.3 对取水线路进行论证

通过对已建工程的调查发现, 在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中, 取水线路所占的投资比例较大, 所以在规划过程中重点对取水线路进行方案比较、论证, 选择符合工程实际的最佳方案, 达到投资节省的目的。

2.4 设计要点

设计方案的选择对工程投资、工程施工、运行管理及工程寿命等影响较大, 所以应根据工程的实际进行多方案比选。

(1) 对本区域水源、水质、水量及高差满足要求的工程, 既人低水高的工程, 重点研究取水线路及水量平衡分配的分析论证, 同时应结合其他用水 (农田灌溉、生态用水等) 进行综合规划设计。

(2) 对本区域水源、水质、水量及高差不满足要求的工程, 既水低人高的工程, 重点研究取水方案的分析论证, 泵站提水、跨区域取水 (长距离输水) 、就地打井取水等方案综合进行分析论证。

(3) 工程设计中应根据海拔高、气候严寒的特点, 对建筑材料、引水管材的选择等进行重点比较, 对工程的运行寿命影响较大。通过调查发现, 早期建设的工程由于受工程投资、技术水平、施工设备等的限制, 造成工程寿命短, 需进行加固设计改造, 形成重复投资的情况, 在设计中重点考虑建筑材料、引水管材及混凝土抗冻标号的选择。

2.5 加强施工管理

施工过程中应根据工程的实际认真组织施工, 工程质量是一切工程建设的生命线, 直接关系投资使用效益的发挥。迪庆州人畜饮水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要位置来抓, 具体措施是:

(1) 健全工程设计审批制度。坚持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专业工程技术设计, 按不同的投资规模分级审查审批。

(2) 选择施工队伍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并实行签订“双合同”管理。受益村寨群众通过自筹砂、石料, 投工投劳开挖土石方等具体措施, 以缓解投资不足的矛盾。

(3) 设备物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实行集中统一采购, 并严格实行材料、物资发放造册登记制度进行管理。

(4) 工程施工中严格实行工程技术人员旁站监督, 落实工程施工质量终身责任制, 并明确到每件工程项目、每个责任人, 做到施工各项规章制度健全、施工记录准确, 同时根据迪庆实地环境, 输水管道坚持埋入冻土层以下。

2.6 加强建后管理

在建好工程的同时, 首先应加大对广大受益群众教育和培训, 确保建好的工程的正常运转;其次是针对迪庆州人饮工程点多面广、分散、规模小的实际,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管理措施。小型工程采用“自建、自管、自用”的管理模式, 对供水相对集中的项目, 通过一定的成本核算后, 一是引入竞争机制, 实行竞争管理经营;二是没有竞争条件的地方, 成立受益户组成的农村饮水解困工程用水管理组织, 由群众推选信任的人进行管理, 并制定管理规章制度、乡规民约, 按规章收取水费和管理费, 保证工程的良性运行。同时切实加强对全州范围内农村安全饮水水源的保护工作, 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管理。

3 结语

水是生命之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是改善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性公益性设施。发展农村供水需要大量的资金, 单一的投资模式是不能满足新形势发展要求的。今后应改革现行投融资体制,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力状况, 及时制订各种优惠政策,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入机制。

在认真实施中央国债专项资金人饮解困工程的同时, 按照国家补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小型农田水利资金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的专项投资情况及项目计划, 结合迪庆州80%的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山高坡陡而谷深且点多面广的实际, 对山区农村采用补助钢 (塑) 管、水泥材料物资、群众投工投劳办法, 因地制宜, 切实解决了广大山区农村用水难、喝水难、发展生产难的实际问题, 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摘要：高原山区地理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 对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规划设计提出诸多技术要求;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山高坡陡、水低人高、输水距离长、工程投资大等众多制约因素。通过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实施的农村安全饮水为案例进行分析总结, 提出高原山区饮水安全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方面的要点和难点, 供类似工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