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范文
安史之乱范文(精选12篇)
安史之乱 第1篇
一
因安史之乱战场主要在北方, 故对北方的人口影响很大。首当其冲的是河北地区, 当时“海内久承平, 百姓累世不识兵革, 猝闻范阳兵起, 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 所过州县, 皆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 或弃城窜匿, 或为所擒戳, 无敢拒之者。” (《资治通鉴》卷217) 河北惟有颜真卿、颜杲卿等举兵抵抗。而叛军猖獗“自颜杲卿死, 郡为战区, 露胔蔽野” (《旧唐书》卷136《李光弼传》) 。安史之乱数年, 叛将史思明多活动于河北地区, 其兵蜂所向“老婴则杀之, 杀人以为戏”[2]。
河南关内地区因唐军与叛军反复争夺, 故这一地区的人民遭受的苦难也相当严重。这些地方“宫室焚烧, 十不存一;百曹荒废, 曾无尺椽;中间畿内, 不满千户……既乏军储, 又鲜人力”[3]。战争后期, 洛阳等地更是“诸郡人相食, 城邑榛墟”[4], 京城长安所在的关内地区也是“人烟眇萧瑟”, 曾富饶繁华的河南关内地区, 经安史之乱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安史之乱使得城乡人口大量逃亡, 进而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元结《请省官状唐邓等州县官》中写道:“自经逆乱, 州县残破, 唐邓两州, 实为尤甚。荒草千里, 是其畎亩;万室空虚, 是其井邑;乱骨相枕, 是其百姓;孤寡老弱, 是其遗人”。此外, 唐朝官府肆意征兵也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丁男招募不够, 未满十八的中男也被强征入伍, 杜甫曾写道:“客行新安道, 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 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 何以守王城?”农村劳动力缺乏造成土地无人耕作, 成为“苦辞酒味薄, 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 儿童尽东征。”[5]农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战争中曾多次出现人为掘河灌城的事件, 使得许多重要的水利设施遭到破坏。乾元元年 (758) , 郭子仪率军讨伐安庆绪, 围困相州“引漳水灌城, 漫二时, 不能破。城中粮尽, 人相食”[6]。上元元年 (760) , 李光弼率军攻打怀州, “诸军决丹水灌怀州, 未下”[7], 而漳水和丹水都是黄河的支流, 对当地农业生产有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打仗而将其掘开, 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而史籍中类似的记载很多。
战争中很多运河因长期得不到疏通而无法通行, 其运输作用大受到影响。唐朝收复两京之后, 运河暂时恢复了通航, 但很多河道由于年久失修, 泥沙淤积, 行舟不畅。此外, 战争造成陕西、洛阳一带劳动力缺乏, 无人挽漕“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 见户才千余, 居无尺椽, 爨无盛烟, 兽游鬼哭, 而使转车挽漕, 功且难就”[8], 汴渠沿岸因无人巡防, 盗贼四起“东垣、底柱, 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 戍巡久绝, 夺攘奸宄, 夹河为薮”, 给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二
安史之乱时, 虽安禄山曾派尹子奇率十三万大军南下, 但张巡、许远组织军民誓死守睢阳, 使得叛军不至江淮。因而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 纷纷南迁, 李白《永王东巡歌》记:“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唐后期南迁北人对于江南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的作用, 但我们要客观的看待这些作用。
首先, 南方人口肯定会增加, 特别是北人南下后聚居的区域如两浙、淮南地区。但南方人口的增加主要还应归功于南方人口自身的增长规律, 因在天宝元年时, 江南道的人口密度已经上升为全国第三, 仅次于河北道、河南道。加之叛军未能南下, 故本地的人口基本可以自然增长。另一方面, 这次北人南下在规模上是不能和永嘉时期北人南渡相比, 当时士族地主拥有数量庞大的部曲、奴婢等依附人口, 而唐士族地主势力远不如六朝时期, 虽也有举家、举族南迁的例子, 但数量是远不及永嘉南渡的。
其次, 南迁人口中士大夫等非生产性人口占了相当的比例, 因而在促进江南农业进一步开发方面, 他们的作用是不大的, 南方当地居民还是本地的主要劳动者, 本地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归功于他们。而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在南方的作用也不大。因为南北方地理环境不同, 北方以旱田为主, 南方以水田为主, 两大农业区的生产技术具有较大的差别, 故很难将北方旱田的生产技术应用于南方。
再者, 北人南迁会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从而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 但对于这一作用也应具体分析。北方人在南下时, 会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 如在李超、李廷珪父子来到歙州之前, 这里的墨一直默默无闻, 李氏父子从河北易水带来了先进的制墨技术, 使这里的制墨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进而发展成为全国的制墨中心。唐以前我国纺织业的中心在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等地。李肇《唐国史补》中记:“薛兼训为江东节制, 乃募军中未有室者, 厚给货币, 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 岁的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 竞天花样, 绫纱妙称江左矣。”使得江南丝织业迅猛发展, 超过了北方, 故唐代诗人咏越罗、吴绫等江南纺织品的诗句众多。但如果南方的丝织业没有相当的基础, 即便是有众多善丝织的巧妇, 也是难以改变当时的情况。
三
总上可知, 安史之乱主要是对原来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北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南方, 由于基本未受战争影响, 其人口继续自然增长, 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其社会总体状况慢慢超过了北方。
摘要:安史之乱时因战乱主要发生在北方, 使得北方社会严重被毁;而南方, 由于远离战火, 社会都能继续发展, 加之北方人口的迁入, 南方社会总体发展慢慢超过了北方, 逐渐形成了南方发展高于北方的局面。
关键词:北方人口,土地,水利设施,南方,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卷143《元结传》
[2]《新唐书》卷255《史思明传》
[3]《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4]《新唐书》卷255《史朝义传》
[5]杨伦.《杜诗镜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59页
[6]《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
[7]《新唐书》卷136《李光弼传》
改写“安史之乱” 第2篇
在唐朝的安史之乱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为了平定它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后来就延伸到了抓壮丁的地步
那时杜甫被任命为华州司空参军,正从洛阳赶往华州。一天,他路过石壕村,天色已晚,便在一户人家住下。一个宁静的夜晚就这样开始了
突然,一阵粗暴猛烈的砸门声将正在睡梦中的杜甫惊醒,恍惚中好像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慌忙逾墙而去,人虽老,但身手却也敏捷,但这是为什么呢?
门里的人听着!再不给俺们出来,俺可就砸门了!
来啦,来啦。官爷,我来了。这是位妇人嘶哑的.声音,门闩已经快拉开了,可砸门声依旧不断,门几乎要将这位弱不经风的老人振倒。
啊,官爷,请问您找我们有何贵干?
去你*的!老子上门你说有什么事儿,少罗嗦,识相就把你家男人交出来,否则,休怪你爷爷无情!夜虽深了,但也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恶吏的脸色没有红,也没有丝毫愧疚和慌乱。
哎呀,几位官爷,您应该也是知道的呀,我们家已经没有男人了。我的三个儿子都被征去守城了,哪儿还有什么男人啊。前不久我的一个儿子才写了一封信来,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兄弟都刚刚战死了。您说这、这、这
你、你少、少、少在这儿演、演戏了!这时在屋里,老妇人的孙子被吵醒了,便大哭起来。
嘿,这、这不就、就是男、男、男孩吗?你、你撒谎!!没有,没有啊,这是我唯一的正在吃奶的孙子,就是因为他,我的媳妇才没有改嫁好啊,让她出来给我们兄弟几个瞧瞧!
对,给俺们几个瞧瞧!对对对对,瞧瞧瞧,出、出来
使不得呀,使不得!她还没有完整的衣裳呢!我老太婆虽然老了点,但我愿意跟随你们一起深夜回营去,这样还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做早饭呢!求求你们了!
好,你就跟我们走,快走啊!怎么着,恋家呀?走!!说着,这个官吏还踢了老人一脚,老人颤巍巍,好像一支在寒风里摇摆的烛火,快要熄灭背影远去,不时还会传来几声呵斥。杜甫呆呆坐在床上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好像又有什么声音,杜甫仔细一听,是一个女人的哭声。这时的周围又好像静悄悄,又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但老妇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居然被抓去服役了,然而为她送行的却只有一曲凄凉的悲啼和如小弦弹奏时的窃语,就让它们汇成一首悲歌送她远去吧
好像过了好久好久,一只雄鸡终于打鸣了,叫得那么力不从心,仿佛正在预言一个伟大的王朝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杜甫管不了这些了,他整理好衣冠准备辞行,这时老翁已经回来了,不过已不像昨天那样精神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 第3篇
郭子仪的功勋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平定“安史之乱”,安禄山出兵反唐时,原朔方节度使(宁夏灵武)安思顺因是安禄山的近亲而被撤换,郭子仪由朔方右厢兵马史、九原太守接任节度使,掌管一方兵权从而东征西讨,奋力收复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把一个游击太子李亨接回首都做上皇帝,所以李亨感激不尽地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可见国难思良将,也是流亡君主的一派由衷之情。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代宗李豫把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小两口吵架互不相让,郭暖一时口出狂言:“你别摆公主的臭架子,别忘了你爸爸这个皇帝还不是靠我父亲当上的,我父亲不希罕做皇帝。”公主赌气向皇帝李豫告御状,而李豫这个岳丈人却和稀泥:“这事你小不知事,若是郭子仪想当皇帝,这天下就不是咱们李家的了。”郭子仪知道后马上捆绑儿子向皇帝负荆请罪。李豫却说:“小两口吵架的话何必当真,不痴不聋,不做家翁。”李豫一付通情达理的老丈人的样子。郭子仪的第二大功劳就是平定内乱,安抚社稷。“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逐渐形成藩镇割据之势,大一统的形势一去不复返,大半地方不服天朝管,中央政府只是享有统一的名分。而且这些掌管重兵的地方割据势力还向唐朝要官品、要地盘,这时的唐朝危机四伏、祸起萧墙,后院子总是火光冲天,没有一时的安宁。郭子仪就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救火队员,左突右挡,平定内乱,继续维持着唐朝的统治。比如当时的重臣仆固怀恩,因不满朝廷对他的安排,三年内两次勾结吐蕃、回纥合兵进犯中原,都是郭子仪临危受任,化解了险情,弄得皇帝感激涕零。其三是挡住了吐番、回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加强了边疆重镇的防御,几度击溃了外虏的入侵,使“安史之乱”以后衰落的唐朝统治得以继续。郭子仪由于平定“安史之乱”等功勋,成为当时最显赫的重臣,当朝给予很高的荣誉,封藩赐王,他也身兼数职,享有最高的官禄。史书上说:“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者甚众。”
郭子仪这样圆满的结局是令人羡慕的,试想一个功高盖主的人,能走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一怪圈能有几人?能够功高而不败落、位极而不犯众、权重而不招祸,善处官宦,全身而退的能有几人?郭子仪是几个少许得以善终的勋臣。
其实郭子仪的经历决不像其盖棺定论那样美满,也经历磨难和曲折。“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最猜忌地方拥兵的重臣,他们用郭子仪平定内乱,又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夺取他们李家的王朝。因而在任用郭子仪上也一再矛盾,用他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不服天朝管;不用他又内忧外患,无人堪担大任,所以郭子仪也有被三次废除兵权的经历。第一次罢兵权是在公元759年,当时还处于“安史之乱”的中后期,安禄山虽死,但史思明投降之后再次反唐,东都洛阳沦陷,河北、山西、河南大片土地失守。在这一关键时刻,肃宗李亨却听信宦官仇士良谗言罢黜郭子仪兵权。不久有人说天下未平,不应置郭子仪于死地,李亨想再次起用郭子仪,还是被仇士良所阻。直到762年太原、绛州发生军变,动乱危及社稷,唐朝才又启用郭子仪。当时郭子仪觐见病危的皇帝,李亨说:“河东之事,请你全权处理。”郭子仪得此“尚方宝剑”匆匆处理乱局,刚刚安定局势,不久又被罢免了兵权。第三次启用是在763年,这时“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由于边防重兵都调入平定“安史之乱”,广大的边防线非常空虚。这一年,吐番入侵中原,兵临城下,这时的皇帝代宗李豫逃出长安,一片混乱。此时唐朝又想起了郭子仪这个“救命稻草”。可郭子仪久不掌兵权,树倒猢狲散,部将均已离去,只纠集了20余人,匆忙集合散卒,招募兵马,于长安城外虚张声势,搞疑兵之术。好在吐蕃只稀罕掠夺财物,没有长期治理之策,很快撤离长安。这样郭子仪才收复长安,迎接代宗李豫回来,李豫深表歉意说:“没有早启用你才导致如此的动荡局面。”
可见,郭子仪这三次起落,基本上处于“安史之乱”时期,按理说正用得着郭子仪,皇帝的逻辑是担心刚刚除掉安禄山、史思明,又亲手培植出一只更为难训的猛虎。这就难怪皇帝为什么总是轻信奸臣谗毁忠良,那些直臣、忠臣总受迫害?其实这就是封建帝王的猜疑心理,他们心里怕鬼,猜疑在先,才听信谗言。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换成苏轼文诌诌的话就是“木必先蠹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可见历代统治者都不信任和防范重臣,开拓疆土的皇帝还能够放手为其所用,让这些大臣为他们家王朝买命。而到了“安史之乱”之际,唐朝的皇帝被这些割据一方的重臣害苦了、吓怕了,哪敢再放任郭子仪这样的重臣。这时唐朝的统治者开始信用宦官,战区用宦官做“军容监察使”,其目的就是防范监督这些战区司令官们。
郭子仪也确实是一个十分晓事、深谙皇帝心理而守规矩的人。他忠恳谋国,总是在国难当头临危受命,不遗余力地救唐朝于水火。一旦产生猜疑,我就挂印归朝,全身而退,毫无怨言,不留任何猜疑的尾巴。你看759年,肃宗李亨让郭子仪回朝,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众将不服,欲拥兵强留郭子仪。子仪谎称为宣旨的中使饯行,结果中途跃马而去,孑身归朝。他曾先后让权于他的后任者李光弼和朔方偏将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后马上提出中原裁军,要求先裁自己的部队,由河南重地移师西北戊边。其实,处在同一时期的藩臣都很难处,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也是出自朔方名将,他与郭子仪一同制服安禄山,后期郭子仪被解兵权,由李光弼接任,南征北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有功之臣。但由于惧怕遭朝廷近臣谗毁,不敢回朝听命,在后期朝廷面临吐蕃入侵的情况下,观望不前,没能赴难救驾,最后忧郁而死。仆固怀恩本来是郭子仪手下的一员偏将,朝廷因为猜疑郭子仪扶持他接任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战争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家族有46人捐躯。仆固怀恩虽然勇猛无比,却没有郭子仪忠诚,他从朝廷对待郭子仪之中已看出苗头,知道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就没有他好果子吃了,打起了玩寇自重、树立异己、拥兵一方的算盘。所以他极力将史思明投诚的旧将推荐为河北重镇的节度使,与他们搭帮结伙,还拼命拉拢勾结吐蕃、回纥、契丹等国,形成自己的势力。这样的豺狼心态怎能满足于朝廷的待遇,这直接质问皇帝对他的不公,干脆打出反旗,成为引吐蕃、回纥攻打唐朝的反臣。唐朝的衰落自然是“安史之乱”造成的,但闲置郭子仪而用人不当也是重要原因,这直接影响了唐朝的盛世大业。想到这种个人际遇和国家命运的联系总令人感叹不已。
郭子仪的魅力不仅在于安邦定国的功勋,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功高而善处其变,处乱世而不乱的个人品行和达观处世的魅力。郭子仪在官宦险恶的环境里,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不起事端,不陷是非之地。当时仇士良、元载、程元振等朝内高官,都嫉妒郭子仪,向皇帝说了不少郭子仪的坏话。郭子仪总是君子气度,不与争论,不结宿怨,化解险情,善处其间。他对待迫害其最深的仇士良总是坦然处之,以德报怨。一次,仇士良请郭子仪吃饭,别人告诉他是鸿门宴,凶多吉少,都阻止郭子仪赴宴。但郭子仪却认为我是朝廷重臣,没有皇帝的旨意谁敢加害;若是皇帝的旨意又怎能回避,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一副磊落浩然、生死以赴的气概。结果只带几个贴身侍卫赴宴,弄得仇士良吃惊于他如此轻车简从的勇气!当得知事由之后,仇士良拜服在地,赞赏郭子仪的长者风度,结果不但化险而且使人心服。还有那年郭子仪在外边为唐朝南征北战,家中的祖坟被掘,满朝大臣都认为是仇士良所为,担心郭子仪愤而起兵“清君侧”,又将闹出一场浩劫。连皇帝李豫都陪着小心地自责没有看护好郭家的祖坟。结果郭子仪却老泪纵横地说,老臣长年带兵征伐,不知毁掉多少人家的祖坟,这次轮到别人挖我的祖坟,也是老天报应,怨不得别人。即将爆发的一场轩然大波被郭子仪的达观气度所化解。这样忠诚谋国的老臣,是不容易被谗言毁掉,因而能够立足于权力斗争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
但郭子仪这种化解厄运的方式消耗了很多的智慧和体能,不仅使他个人的官宦命运起伏,也影响到社会进步发展的进程。试想如果皇帝自始至终信用郭子仪,或许“安史之乱”能早平定4年,就不会出现用仆固怀恩代替郭子仪,从而养患遗害,造成了其后更为严重的藩镇割据之势。那样,我们引以骄傲的唐朝就不会那么早地衰退,中华文明就会更为绚丽夺目。可惜历史重来没有这种假设,国家的衰退和民族的劫难,都与统治者用人的错误有关。在封建“家天下”的体制下必然导致“用人而疑、功臣难处”的怪圈,这种错误就像诅咒成为一种阴暗晦涩的轮回,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防范和剔除的弊端。
今麦郎之乱 第4篇
声名大噪之后的今麦郎,没能很好延续成长时期的成功基因。无论是战略的进攻,还是经营管理的创新与变革,如今的今麦郎都有些力不从心今麦郎,何以摆脱企业转型的彷徨与乱象?
2002年,今麦郎以“弹面”的劲道与霸道横空出世,并迅速攻城拔寨,顺利完成了中国城市市场布局,成为与康师傅、统一相抗衡的第三股力量。今麦郎“弹面”的“弹”,也自此深植于消费者心中。
2006年,华龙日清联合统一,借“今麦郎”品牌之势高调杀入饮料市场,试图从中分一杯羹。但事与愿违,今麦郎饮品至今也未得到饮料市场的认可,除了在大本营石家庄铺货率和销售尚能及格外,其余区域业绩可谓惨淡。加之不久前的“质量门”风波,让曾经风头甚健的今麦郎陷入尴尬
“现在的今麦郎,企业局势有点乱’”与华龙合作十多年的一个经销商一声叹息。
而今麦郎的乱,并非由于外部干扰,乃是源自企业内部的营销模式、战略选择、管理文化等方面的阻碍。
销售模式:朝令夕改
实施部分城市直营制的今麦郎公司,在两个月前“砍”掉了最后一个经销商“大户”,也是某省会城市最大的经销商。
“逼”退的理由非常官方,“完不成任务”、“跟不上企业的发展”,外界盛传这个经销商和今麦郎老总“干”了一仗。“人家说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其实也没闹什么矛盾,不像外界传的那么离谱”张诚(化名)平静地说。但失落明显地写在他脸上:“辛苦了这么多年,也有些厌倦了,现在正好给自己放个假!”
当企业完成资本与实力的积累,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往往要求销售组织有更强的执行力,希望对市场能有更强力度的控制,直营成了今麦郎必然的选择。因此,以张诚为代表的华龙省会城市经销商,其命运几乎是注定的。他们因今麦郎而起,也因今麦郎而落。
从河北华龙面业集团(今麦郎的前身)创建开始,张诚就与华龙结缘。卖方便面最初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养家糊口。对于农村出来的苦孩子,这就是最简单的创富逻辑。与那些精明圆滑的经销商不同,张诚简单、实干、忠信,他的业绩完成得很好,一直是今麦郎公司的“大户”。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筵席还没散就分手,“逼”退一个与企业有深厚感情的经销商是不是有些决绝?
当然我们也相信,今麦郎这么做是出于企业的战略规划考虑,变革营销模式是为了企业更好地拓展市场。
但直营制能否为今麦郎的明天开辟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呢?
从市场上看,无论在产品推广还是营销策略上,今麦郎都有些学习康师傅,且与康师傅的“争霸战”时时在进行。事实上,康师傅在营销模式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代理制到直营,由直营再回归代理制(据说现在是直营和代理并存)。
砍掉经销商走直营模式,今麦郎从2004年就开始实施,但实施没多久,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又促使今麦郎不得不吃回头草,转回到经销商;然而在经销商还未理顺市场之时,公司又调头直营,这样反复折腾多个回合,令经销商吃尽不少苦头。“每折腾一次就是一次渠道损失、费用损失、人员损失!”这种折腾在以前,张诚都是理智地接受,这一次他无法与华龙再续前“缘”。
事实上,今麦郎推行直营的效果并不理想。北京直营公司就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公司总嫌费用太高。“照这样走下去,公司未来还有可能再选择客户(经销商)来经营。”今麦郎某大区经理说。
销售模式变来变去,朝令夕改,破坏了企业本身的健康运行,但更要命的是把起码的“诚信经营”都给丢了。
产品:想当然的品类延伸
在很多人的消费意识中,“今麦郎=弹面”已成定式。今麦郎就是弹面,劲道,有嚼头;弹面就是今麦郎,品牌力强,渗透力强。今麦郎以鲜明的优势占据了中国方便面市场,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一度坐上了方便面老二的交椅。作为内资企业第一名,今麦郎在方便面市场上的成功不容置疑。
但是,“今麦郎超越康师傅的希望并不大,而且与康师傅的差距越来越大。”身为今麦郎成长的见证人,张诚很清楚今麦郎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方便面的利润很低,就靠走量,量上去了,才有钱赚;量上不来,就赚不来钱。”
企业要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不求“变”肯定不行。今麦郎掌门人范现国非常推崇“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个道理。在人们沉浸于对弹面的享受时,今麦郎开始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品牌延伸进程。
2006年2月,华龙日清斥资18亿与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控股50%,联合组建今麦郎饮品(北京)有限公司,将大本营设立在北京,高调进入中国饮料市场。“我们要进入矿物质水和茶饮料行业,饮品要实现10亿的销售额,并在三年内拿下茶饮料20%市场份额;以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发纯果汁等多种产品”这是2006年华龙日清董事长兼总裁范现国构建的饮料帝国的美好蓝图。
在饮料市场推广上,今麦郎最初规划的是走中心城市的覆盖战略,占领一线市场后向下覆盖。而事实上,在大本营的北京市场,到处可见的是两乐、康统、娃哈哈等品牌,而今麦郎饮料却鲜有见到,其他一线城市同样如此。“铺货不是很理想,在农村市场还可以,但一线城市几乎见不到。”张诚说。今麦郎方面解释为“北京渠道推广费用过高”,“目前的铺货重点放在了二三线城市”。显然,其推广策略没有按原计划进行,而这种解释已不能掩饰今麦郎饮料在市场受挫的事实。范现国当年夸下的“海口”与当下真实的情形已大相径庭
2009年7月上旬,某媒体曝出今麦郎多种产品因瓶内有絮状物,在江苏盐城被质疑保质期内变质,且有消费者喝后感到不适。最后的质检报告也证实了这个事实:今麦郎酸梅汤在外观一项因“透明液体,有沉淀物”而被注明“不合格”。
这种尴尬事件,已充分暴露出方便面出道的今麦郎,在做饮料的生产工艺上、销售经验上尚欠缺很多。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饮料市场早已是强手云集,竞争日趋激烈。今麦郎饮料在市场受阻在所难免。
更重要的是,今麦郎在品牌延伸上犯了一个重大失误。现代营销是抢占消费者的认知战,谁赢得了消费者的认知,谁就赢得了市场,“一个品牌就是一个品类,让一个成功的品牌覆盖更多的品类市场,只会破坏消费者对原品类的认知。”
新品类(饮料)难以被激活,老品类(方便面)也表现平平。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市场上康师傅依然气贯长虹,统一潜心调整结构,白象气势逼人,而今麦郎却踟蹰不前。
管理:致命的“老板文化”
企业规模每扩大一倍,其管理难度将扩大两倍。这一点,任何企业的掌门人都深有体会。但不是每个掌门人都能够游刃有余地掌控好这个庞大的机器,并使企业稳中有序地实现良性运转。
身为华龙老板的范现国,从白手起家,将企业一步步做大直至今天,其个人魅力自然不可小觑。但企业不是靠一个领袖式人物可以完成的,英明的老板他可以以一敌十、敌百,但他永远无法做到以一敌万。
“老板对什么似乎都懂,但对权抓得过于死板。”在今麦郎任职多年、今已离职的某大区高管吴飞宏(化名)如此评价她的前老板。
中国民营企业很一致的地方就是“老板文化”,老板决策,老板拍板,什么事都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今麦郎也难以脱俗“公司的很多决策,很多时候都是老板一个人决定,下面的人只能去执行,错了也得想办法回头弥补”吴飞宏如是说。
这正是今麦郎总裁范现国的行事风格他是一头狮子,后面领着一群羊。“太累了,作为职业经理人,我感觉自己仿佛停留在某种状态,突破不了这个瓶颈,最后痛下决心离开。”吴飞宏的话语流露出些许无奈与伤感。
这种“老板文化”在小企业里可以任意行事,但在大企业里却不能成体系,更无法说服人心。通俗地讲,用管理小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大企业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定要硬性推行,企业上下就会形成一种人浮于事的坏风气。
管理混乱必然导致企业动荡,人员频繁流动。在今麦郎公司,据说范现国在用人上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喜欢重金挖人(尤其是高管),只要是他“看中”的人,不惜以百万年薪“请”来,委以重要职位,但理念和风格能不能融入企业,似乎完全没考虑进去。而重金挖来的高人也如流星一般,纷纷成为过眼云烟。
一个高速成长的企业,增长似乎可以掩盖一切问题,包括军心不稳、人心涣散、没有归属感等,但当市场环境趋于成熟、增长乏力时,这些迅猛发展的企业才发现后院早已起火了。
安史之乱的故事 第5篇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 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
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成就杨贵妃的祸水之名,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著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则天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河北北部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将相不和
“腰封”之乱 第6篇
然而走进书店,印着各式“全球最、全中国最”或“某某与某某联袂推荐”字样的腰封,依旧无处不在。小组成员们吐槽无用,出版商和营销编辑仍然看重腰封对一本畅销书销量的拉动作用。
腰封成为了中国图书市场一块块无法去除的牛皮癣。
“没有腰封,你就输在起跑线了”
“其实我自己在买书的时候,也是先要把腰封拿下来扔掉,”图书营销编辑张应娜笑着说。然而她自己就曾亲自操刀、为很多自己公司出版的书策划过不少腰封。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坦陈,一本图书之所以能获得大卖,腰封起到的推介作用“非常大”。
腰封,又称“书腰纸”,在图书封面之上附加一条纸带,其上印有名人推荐语或夸张的销售数据,以期在第一时间里引起读者的购买兴趣。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图书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作为宣传功能的“腰封”应运而生,成为书商们争夺读者的手段之一。而在图书业同样发达的欧美地区,买书的依据多为各大权威的好书排行榜,依靠腰封吸引读者眼球的情况并不多见。
如今,中国大陆的出版业与当年的日本颇有些类似之处。“现在每天出的书太多了,一位读者逛书店,平均放在每本书上的眼神不到0.1秒,”张应娜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没有一张引人注目的腰封,你肯定首先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推荐语夸张的腰封吸引了一部分缺乏独立判断力的顾客,但也让另一群读者难以接受。豆瓣上的“恨腰封”小组应运而生。
小组的发起人是丁杨,中华读书报的一位编辑。“出版社出于宣传目的搞个腰封吸引眼球无可厚非,但拜托把文字和图片搞得靠谱些但最恨拉上一大帮名家的名字做吓唬人的腰封”这是2009年5月13日,网名为“波斯蜗牛”的丁杨在发起小组时的言论。
很快,小组成员发起评选“最讨厌的腰封”的活动,并列举出最爱为书写推荐语的“腰封小王子”名单,梁文道、安妮宝贝、余秋雨都在此列。
“被腰封”的麦家们
现在回忆起来,阳光秀美图书公司董事长何醒还是很庆幸。去年夏天,远在桂林的他果断给毕淑敏打了一个电话,请她为公司的新书《因为痛,所以叫青春》写推荐语。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十几分钟,毕淑敏终于答应“看看书稿”。
这是韩国作家金兰都的一本“超级畅销书”,在韩国上市不久就卖到了一百多万册。何醒很自信,这本心灵励志书一定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但他唯一担心的是,对这本书的韩国作者,中国人了解的并不多。如今出版的同类书籍数量众多,这本书很可能就此默默无闻。
作为出版总监,找名人写腰封本是孟辰的工作。她知道,这是最便捷、也是高收效的营销方式。她向十多位知名人士发出邮件邀请,回复者寥寥无几。“一般也都是这种情况,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孟辰心中的首选其实是李开复。作为著名的“青年导师”,李开复的微博拥有三千多万名粉丝。然而李开复的助手以“很忙”为由拒绝了。
这不是李开复第一次拒绝类似的邀约。
张应娜作为营销编辑的新作《我赢定了》,也曾将李开复列为腰封推荐的第一人选。这本书今年2月刚刚上市,介绍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生活和领导的艺术。”张应娜曾试着联系了李开复的助手,同样没有成功。
“一般都是请自己公司的作者和一些关系好的人,”张应娜笑着为自己解嘲,“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李开复老师还没有什么来往。”
互相帮忙推荐,成了圈子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想推荐吧,碍于情面又推不掉,自己总有出书的时候。“恨腰封”小组评出了梁文道、村上春树、蔡康永等“腰封小王子”,一位小组成员注意到:“莫言得奖后也常出现了”。当然,很多时候,这些名人是无奈地“被腰封”。
去年12月,作家麦家终于忍不住发了一条微博抱怨,“据说截至上个月,我用各种夸张的美言推荐的书有31本,实际上我推荐的只有4本,4本也不是全部都是真心的推荐。”他坦言,“有的是迫于人情,捏着鼻子说的。”另一位“小王子”梁文道曾亲自致电一家冒用自己名字的出版社,对方回答说,“难道全中国只有您一个人叫梁文道吗?”
腰封的增值经济学
那本《因为痛,所以叫青春》的腰封推荐,继李开复拒绝后,毕淑敏也以“在创作为由”拒绝了孟辰。这让她有些灰心。她的上司何醒决定亲自打个电话去“碰碰运气”。
毕淑敏最后答应了推荐。这本书在腰封上印着“毕淑敏、金在中推荐,”金在中是韩国明星,在中国年轻人中有一些知名度。“喜欢金在中的一般是年轻人,父母级的又对毕淑敏有好感,他们会买来给孩子看,”阳光秀美图书公司董事长何醒这样介绍选择这个跨国、跨年龄段组合的想法。
“给了毕淑敏一些钱表示答谢,一般我们都给两三千。因为她是认真花了时间在上面,是应该的。就是个心意。听说业内特别有名的人会有一个金额,但是具体多少钱也没有人透露。一般也就两三千的样子,但是也有人出一万块。”何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有些大牌的人,你给五千也不干。但是明码标价问人要的也基本没有,听说有个作家找他的人太多了,就给了一个比较高的价码,但是具体是多少也不方便说。”
这本原本按照20万册销量运作的《因为痛,所以叫青春》去年的销售量是六十多万册。“我认真研究过这个,如果书的内质和专家结合度比较高的话,有可能销售量增大几倍、或者几十倍也有可能。”何醒这样总结。
同样根据内容与推荐人的迎合度,张应娜负责营销的《我赢定了》最后选择了请冯仑和徐小平推荐,因为“冯仑曾经跟我们领导提过,他听过鲍威尔的一场演讲,个人特别崇敬鲍威尔”。张应娜的想法是,对鲍威尔这个名字,现在的大众读者,熟悉的并不多。但不认识鲍威尔,没关系,有了冯仑和徐小平名字,就可以“一下子拉近了他和这本书的距离,(他)就会感兴趣地凑进来翻翻”。这类版权引进的书,名人推荐尤其重要,目的就是吸引“潜在的读者”。
博集天卷的营销编辑王静正在负责新书、张小娴散文集《谢谢你离开我》的简体中文版,原定于几天前就该下厂印刷。但关键时刻,腰封的设计方面“出了点岔子”。最初的想法是写三小段提炼的话,前两段话的大意是“五年沉淀之作”“2013年最美的散文集”,最后一段话,王静想从书名做文章,解释张小娴近些年的感情状态。“就是卡在这里了,”王静显得有些焦虑。
服装标签之乱相 第7篇
服装标签是一件衣服内在实质的晴雨表,标签不大,却承载了太多服装的“内涵”。
但最近几年服装标签问题屡屡见诸报端,问题集中体现在标签标注方式和术语的不规范,比如同是尼龙,有的标注为尼龙,有的标注为锦纶,而有的则喜欢故弄玄虚标注为大多数消费者都看不懂的聚酰胺纤维;另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标注不全或造假,比如有的女式羊毛衫,标注成分为100%羊毛,但实测羊毛不到一半。
服装标签不规范探源
造成服装标签不规范的原因很多,除了生产厂家为谋取利益故意欺骗消费者外,也与消费者自身重视不足、相关部门监管不够有关。
当记者问到对服装标签是否关心时,消费者方小姐表示:“我一般都会看服装的标签,但只限于价钱,其他的我多半不会注意。”
而同样的问题,在中老年消费者那里似乎好很多。退了休的王阿姨没事就喜欢逛商店,每次看衣服她都会很认真地研究标签上的标识,比如羊毛含量多少,衣服哪里生产的,但大多数时候因为看不懂标签上的专业术语也就草草作罢了。
其实,早在2000年1月1日政府部门即颁布实施了GB5296.4-1998《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其中就明确规定了在我国销售的服装产品标签上必须标注的诸多信息。但真正在认真执行这一服装标签标准的商家实在有限,即便是按要求将标准所要求的条款逐条罗列于标签之上了,那个冒号之后还是一片空白,就算写有面料成分,对其百分比含量依然讳莫如深。
对于前文中提到的标签作假现象,在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经营服装多年的温州商人赵先生表示:“作假有时候是生产商在利用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比如有些衣服虽然能水洗但标签上注明只能干洗,就是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认为,能够水洗的衣服质量和品质都很一般,而那些只能干洗的衣服应该是很高档的服饰,生产商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消费心理在标签上大做文章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多少透露出一点服装标签不规范或造假的动因。行业发展成本的增加,利润的变小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自身对利润追求的饥不择食。有人认为,标签不明或说谎多少是生产商欲钻行销空子的表现,或者让消费者雾里看花,或者变相提升产品档次。
标签不合格商品遭商场下架
就如同中国人讲究面子问题,标签作为服装的脸面对营造有序化的服装消费市场是极为重要的。
消费者杨女士2008年秋天在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羊毛衫,当时服装标签指明其羊毛含量为50%以上,可穿着之后杨女士感觉不是太保暖,后经熟悉服装材质的朋友看过之后确认其羊毛含量有水分,较真的杨女士于是到质检部门做了产品鉴定,最终证实该毛衣只含有不到10%的羊毛,气愤的杨女士于是到这家服装店要求退货,最后经过双方协商,杨女士重换了一件衣服。
如果说一个消费者受骗事小的话,对于那些经销商来说,因为标签不合标准导致销售受阻可就是砸“饭碗”的大事件了。长春市民孙女士就曾经遇到这样的大事。2008年年初她和嫂子与泽黛国际服饰文化传播 (北京) 有限公司签订了加盟协议,销售“迪奥丽人”服装,为此孙女士和嫂子还提前与长春市一家大型商场签订了销售合同,就等着赶在春节黄金周前上货,赚取第一桶金。然而,令她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批价值2.6万元的货中,有近一半的服装永久性标识和吊牌不规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这种服装属于不合格产品,于是该批服装遭到商场下架的厄运,作为该品牌服装加盟商的孙女士损失不小。
而最近,河南的一家服装企业在把产品销到北京时,也因为洗涤标识的几个顺序排错,被挡在了当地市场门槛之外。
标签不规范使服装出口受阻
服装标签的不规范问题不单带来国内服装消费市场的混乱,更为严重的是它正影响着服装出口企业的发展。
近年来,服装标签正已逐渐成为欧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对我国服装设置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焦点。
2007年“新西兰中国服装质量事件”发生,虽然后经新西兰官方出面澄清了媒体以前的不实报道,证明中国服装质量不成问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标签不规范问题突出。这一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我国服装出口商的销售。
不仅欧美,一些南美国家也对纺织品标签问题予以了关注。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组成的南美共同市场就签发了关于纺织品、服装产品的标签技术法规草案,该草案拟对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或进口到各成员国的该类产品标签制定要求。草案规定,在各成员国内生产或销售的纺织品及服装产品,其标签、印记、贴花、印刷或其他类似标记上,必须包括下列信息:名称或注册商标,国内生产商或进口商的税号,原产国,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在整个织物中少于10%,可用“其他纤维”表示) ,保养须知标签,适用的尺寸或尺码。如果单个包装里含有一件以上的商品,则必须明确给出商品件数及这些商品不能拆开单独销售的说明。并且标签信息须为永久性的、不易磨损、容易辨认及清晰易见的。
尽管如此,我国相关出口企业却对服装标签的关注远远不够,在外部环境渐趋恶化的情况下,越来越严重的非法标签现象似乎正在将服装出口带进坟墓。
例如在东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2008年上半年出口的纺织品服装质量分析统计中,发现纺织品服装“标签”不合格产品占了71%。检验局于是提醒各服装出口企业,要高度重视标签问题,必须把标签以永久性的方式缝制在衣服上,并且标识图案要齐全,成分及所占比例不能弄虚作假。
服装与其他商品一样都有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的问题,标签的规范化是我国服装行业发展与国际接轨的直接表现。中国企业为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重视服装标签的规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消费者受欺、经销商销售受阻的现象发生。
门客与淮南王之乱 第8篇
一
据《史记》等书记载, 刘长 (前198———前174) 为刘邦与赵王张敖的美人赵姬所生, 后由吕雉抚养, 并于高祖十一年 (前196) 被封为淮南王。但刘长不是第一个反叛朝廷的淮南王, 最先是西汉第一任淮南王黥布公开对抗朝廷。黥布在秦末乱世中建立了一支军队, 后被项羽收编, 并且被封为九江王。但是, 由于黥布没有配合项王攻打齐国和支援彭城, 所以黥布与项羽之间就产生了较大的矛盾。汉三年 (前204) , 黥布接受了刘邦使者随何的建议, 转而起兵反攻项羽。垓下之战后, 黥布被封为淮南王, 管辖都六, 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汉高祖十一年 (前196) , 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先后被杀, “ (黥布) 因大恐, 阴令人部聚兵, 候伺旁郡警急”[1]2603, 黥布便又开始部署兵力以应对紧张的局势。由于黥布怀疑中大夫贲赫与宠姬私通, 贲赫便密告黥布造反之事。于是, 黥布不得已起兵谋反。
黥布被镇压后, 刘长成为淮南王。由于在吕后掌权期间, 刘长与汉文帝刘恒仅为刘邦子孙中的幸存者, 所以, 汉文帝即位后, “淮南王自以为最亲, 骄蹇, 数不奉法”[1]3076;文帝念及兄弟之情, 也并未追求刘长的责任。因而, 这也助长了刘长的气焰, 甚至椎杀了辟阳侯审食其。起因则是由于审食其此前没有极力为赵王张敖辩护, 以至于刘长之母遭连累而死, 因而刘长一直伺机报复。实际上, 张敖谋反一事却是由张敖之父张耳的门客贯高、赵午等人策划。高祖六年 (前201) , 刘邦经过赵地, “赵王朝夕袒韝蔽, 自上食, 礼甚卑, 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 甚慢易之”。贯高、赵午等人无法忍受刘邦的傲慢举止, 劝说张敖借机杀死刘邦。在遭到张敖的强烈拒绝后, 贯高、赵午等十余人便相互约定行刺刘邦, “今怨高祖辱我王, 故欲杀之, 何乃汙王为乎?令事成归王, 事败独身坐耳”[1]2583。此计非但未能奏效, 反而被贯高的仇家揭发。“上皆并逮捕赵王、贯高等。十馀人皆争自刭”;并且明确告示“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但贯高坚持要为张敖辨清事实, “今王实无谋, 而并捕王;公等皆死, 谁白王不反者”!于是, “贯高与客孟舒等十馀人, 皆自髡钳, 为王家奴”[1]2584。经贯高据理力争, 最终张敖得以释放。“今王已出, 吾责已塞, 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 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 我不愧於心乎”, 贯高便自杀以明志, “当此之时, 名闻天下”[1]2585。作为门客, 贯高等人为了替赵王讨回尊严而欲刺君王, 尽管多有不妥, 但是, 他们极力维护赵王的名誉, 特别是贯高牺牲自我以洗脱张敖的罪名, 也就获得了后人的肯定和赞赏。
如果说这只是刘长试图反叛的一个序曲, 那么此次返回封地后, “不用汉法, 出入称警跸, 称制, 自为法令, 拟於天子”[1]3076。汉文帝六年 (前174) , 刘长开始秘密谋反, “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 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 令人使闽越、匈奴”[1]3076 (《张耳陈余列传》) 。从其他人的弹劾中可以看出, 刘长招收或笼络大量的亡命之徒为门下客意图举兵, “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 匿与居, 为治家室, 赐其财物爵禄田宅, 爵或至关内侯, 所不当得, 欲以有为”[1]3077, “阴聚徒党及谋反者, 厚养亡命”[1]3079。虽然《史记》等书中没有列举这些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加入应该极大地增强了刘长的自信, 只不过最后未能如愿。
在平定黥布的叛乱中, 夏侯婴的门客薛公展示了自己的谋略;在张敖案中, 门客贯高等人则又展现了大义和忠诚。但刘长收养的门客中, 他们则成为篡权的棋子。可以看出, 最初的淮南王案中都有门客活动的身影。
二
汉文帝十六年 (前164) , 刘长之子刘安被封为淮南王。虽然刘安“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但对刘长之死也多有怨恨, “时欲畔逆”[1]3082。这也就导致了后来刘安的谋反, 而门客伍被、雷被、左吴等人则贯穿于整个事件。
元朔五年 (前124) , 淮南王太子刘迁与门客雷被比剑, 雷被误伤太子。“太子迁数恶被於王, 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后”, 于是雷被便“亡至长安, 上书自明”[1]3083, 将太子谋反之事告知朝廷。朝廷派人审讯刘迁, 也波及了淮南王刘安。刘安父子的第一次谋反, 就以门客告密而宣告破灭。但是, 刘安、刘迁并未受到严厉的处置, 汉武帝只是收去了淮南国的两个县。自被削地之后, 刘安、刘迁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谋反之念更加强烈。刘安自诩为刘邦长孙, “吾高祖孙, 亲行仁义, 陛下遇我厚, 吾能忍之;万世之后, 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 部署兵所从入”[1]3085, 而伍被又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关于伍被的资料, 史书记载不多, 只知为伍子胥之后, 深得刘安赞赏, “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 折节下士, 招致英隽以百数, 被为冠首”[2]2167 ( (《蒯伍江息夫传》) 。但是, 最初伍被并不支持刘安反抗朝廷。即使刘安羁押了伍被的父母, 伍被仍以秦国灭亡、吴王刘濞之事力劝刘安, 以至于“ (王) 气怨结而不扬, 涕满匡而横流, 即起, 历阶而去”[1]3087。之后, 刘安再次咨询有关谋反之事, 伍被对朝廷政事则大加颂扬, “被窃观朝廷之政, 君臣之义, 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 长幼之序, 皆得其理, 上之举错遵古之道, 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 周流天下, 道无不通, 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 羌僰入献, 东瓯入降, 广长榆, 开朔方, 匈奴折翅伤翼, 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 然犹为治也。”[1]3088同时, 伍被也指出了朝廷军队的勇猛, “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 于士卒有恩, 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 材干绝人……号令明, 当敌勇敢, 常为士卒先”[1]3089。伍被对形势的分析使得刘安稍微认清了局势, 可能暂时放弃了谋反的念头。由于此时刘安之孙刘建密告太子刘迁谋反被逮入狱, “淮南王见建已徵治, 恐国阴事且觉, 欲发”;而且其他门客如左吴等人, “皆以为有福, 什事九成”。但伍被却仍持否定态度, “当今陛下临制天下, 一齐海内, 汎爱蒸庶, 布德施惠。口虽未言, 声疾雷霆, 令虽未出, 化驰如神, 心有所怀, 威动万里, 下之应上, 犹影响也”[1]3090 (《淮南衡山列传》) 。不过, 伍被最后还是为刘安献上了一计, “当今诸侯无异心, 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 水草美, 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 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 徙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以上, 赦令除其罪, 产五十万以上者, 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 益发甲卒, 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 (逮) 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 诸侯惧, 即使辩武随而说之, 傥可徼幸什得一乎”[1]3090?尽管成功的概率也比较小, 刘安还是采纳了伍被的建议, “令官奴入宫, 作皇帝玺, 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 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汉使节法冠, 欲如伍被计”[1]3091。之后, 伍被又献计为刘安解除后顾之忧, “南收衡山以击庐江, 有寻阳之船, 守下雉之城, 结九江之浦, 绝豫章之口, 彊弩临江而守, 以禁南郡之下, 东收江都、会稽, 南通劲越, 屈彊江淮间, 犹可得延岁月之寿”[1]3092。不过, 此时朝廷对淮南王谋反一事追查甚急, 伍被见大势已去, “自诣吏, 因告与淮南王谋反, 反踪迹具如此”[1]3093。于是, 朝廷不仅将伍被等人缉拿归案, “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 “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 皆以罪轻重受诛”[1]3093。可见, 淮南王不仅搜罗了众多宾客, 而且在朝廷或京城中也安插了许多门客。实际上, 早在元朔三年 (前122) , 刘安便派其女刘陵潜入长安, 交结官员、豪杰, 刺探朝廷虚实。内外结合之策, 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刘安有恃无恐, 故而多次密谋造反。刘安、刘迁等人都被处决, 而汉武帝以伍被也曾对朝廷多有溢美之词, “欲勿诛”。但是张汤等人认为, “被首为王画反谋, 被罪无赦”[1]3094。
于是, 刘安父子反叛之事以门客而起, 又因门客而败。对于伍被在淮南王案中的角色, 后人也有所议论认为伍被称颂汉德是为日后脱罪, 尤其鄙薄伍被献计于淮南王却又自行告发的行径。也许最初伍被劝阻淮南王确是出于对形势的正确分析, 但是比起贯高等人来说, 伍被的行为却又相去甚远。
经过一系列的变故, 汉武帝也意识到大臣蓄养门客的严重后果, “猜防的重点特转向到诸王的宾客上面, 尤其是转向到有学术意义的宾客上面”[3]107。正如大将军卫青所说, “自魏其、武安之后宾客, 天子常切齿”[2]2493 (《卫青霍去病传》) 。因而, 汉武帝也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 “作左官之律, 设附益之法, 诸侯惟得衣食税租, 不与政事”[2]395 (《诸侯王表》) 。这些措施的推行, 对诸侯王及其门客的势力和活动进行了极大的限制。不过, 随着西汉末年的动荡, 门客又得以重登政治舞台, 在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阳泉市郊区行政收费之乱相 第9篇
5月26日,刘先生的货运汽车在行驶至阳泉市郊区小西庄村附近时被一辆喷着“流动稽查”的警用车辆拦住,并被告知收费,此外,还需缴纳3倍罚款。经了解,该稽查车辆系山西省阳泉市郊区铝粘土管理委员会所有。
刘先生的车上载有科雷特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委托运输的20吨铝粘土,该车上的执法人员询问刘有没有税票,刘称公司已经交税,自己是拉货的不用纳税。稽查人员称:“必须有我们稽查委员会的税票才能通行,没我们的票是要罚款的。”刘说:“罚款得有收据。”对方称:“我们没有罚款收据,只有税票,这样,你多交60吨货物的税,我给你开税票。”
稽查人员在收取了刘先生每吨20元的税款之后,额外收取了刘先生货物税费3倍的罚款,共计1600元,才放行。“我拉了20吨的货,却交了80吨的钱。我认为这样的收费很不合理,并且怀疑该委员会存在的合法性。”刘先生告诉记者,“之前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稽查机构,有遇到过的司机朋友告诉我,这个机构去年4月1日就开始上路收费了,我一直没有遇到,直到这次才遇到。”
该机构隶属于哪个部门?是谁授权他们收取税费的?刘先生认为,科雷特公司在购买铝粘土矿的时候就已经购买税票,缴纳了相关的税金,在这里又被追着缴税,根本就是重复收费、乱收费。而且收税的事情应该是税务部门的事情,一个新成立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征税的权利?刘先生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遂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刘先生向阳泉市地税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阳泉市地税局局长带着两个科长来到郊区政府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之后,责令该机构停止收费,并解决刘先生的问题。满以为已经顺利解决的刘先生,再次来到该管理委员会,没想到管理委员会根本没有任何解决他问题的迹象。无奈之下,他带着本刊记者再一次找到阳泉市地税局局长,该局张局长听了刘先生的讲述之后,告诉记者:“这些票据完全是假的,是他们私自印发的。我们地税局完全不知情,这是重复征税,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还损害了税务系统的形象,侵犯了纳税人的利益,我们会责成他们结束这种违法行为。”最后,张局长建议记者去阳泉市郊区相关部门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在阳泉市郊区地税局、财政局、经济局,三个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我们成立这个机构的初衷是为了打击私挖滥采,但是具体执行层面还有一些问题,不是很规范。当记者将获取的假票据拿给他们看时,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均支支吾吾,说得模棱两可。他们一再强调,该组织是人大和政府出台文件,并由阳泉市郊区政府聘请专家论证,市县各级相关部门领导参与的情况下设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私挖滥采,加强对铝粘土的管理。
然而,实际情况是,无论私挖滥采的无证矿,还是有手续的合法矿,只要从事铝粘土矿的运输和采掘企业,都必须在管委会交纳税费,并无差别。名为打击私挖滥采,实则在收取费用时一视同仁,不仅是对合法企业重复征税,私挖滥采也获得了税收上的“合法承认”既然征了税,根据权利和义务的平衡,非法矿也享有相关的权利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了解到,该管理委员会成立于2009年4月1日,按照相关部门的说法,该机构属于“事业单位”,享受财政拨款,有专门的流动稽查车13辆,其中一部分车辆没有正式手续。招聘人员70多人,有事业单位编制。
截至去年年底,该机构总共收取各种税费500余万元。然而对于这笔资金的去向,说法不一,有人说应该交给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有人称该税款最终的去向是国库,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这笔费用确实交给财务部门了,莫衷一是。
结束采访的时候,该机构仍然在运作,每一辆满载着铝粘土的车辆在缴纳一定的税费之后获得一张发票和完税证若干。票据上的项目栏醒目地写着:资源税预收款。在记者介入之后,该栏目上已经变成了“预收款”。
安史之乱 第10篇
关键词:读通鉴论,七国之乱
《读通鉴论》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 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 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其内涵远超出一般史书。《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 总结历史经验, 有感而发, 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 按朝代分为三十卷, 卷末又附有《叙论》, 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 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 主张改革;反对分裂, 主张国家统一, 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 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 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西汉刘武, 汉文帝嫡二子, 与汉景帝同母。前178年被受封代王, 前176年改封淮阳王。七国之乱期间, 曾率兵抵御吴王刘濞, 保卫了国都长安, 功劳极大, 后仗窦太后疼宠和梁国地大兵强欲继景帝之帝位, 未果。前144年十月病逝, 谥号孝王, 葬于永城芒砀山。自受封至去世, 共为王三十五年, 为梁王二十四年。
七国之乱期间, 梁王曾独自抵御吴王刘濞20万兵马, 钳制了吴王大部分主力, 保卫了国都长安, 功劳极大, 所破杀虏略与汉军中分。但史学家更津津乐道周亚夫的功劳, 而且以抗旨不救梁王获得战场转机从而平定七国擒斩刘濞更是视为军事佳话。周亚夫抗旨不救梁王一事, 虽在其它有善果, 但细一分析, 却大有问题:
梁王在刘濞的围攻下, 其局势已经不是一般的危急了, 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破城, 一个救兵元帅真能精确分析未来局势变化镇定到如此地步吗?而且一个帝王真能如此信任大军在手却按兵不动的将帅吗?此关键时期, 君臣之间呈现了一种不太合理的的默契, 是明君与天才的合作?还是另有原因?
《读通鉴论》卷三一段话, 道出了一段事情虽颠覆传统认识, 但更符合古代封建帝王专制下的事情经过, 使得一切原来如此合理。
其文如下:
周亚夫请以梁委吴, 绝其食道, 景帝许之。梁求救而亚夫不听, 上诏亚夫救梁, 而亚夫不奉诏。于是而亚夫之情可见, 景帝之情亦可见矣。委梁于吴以敝吴, 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 于汉无大损益;而今日之梁为他日之吴、楚, 则敝梁于吴而恃以永安。亚夫以是获景帝之心, 不奉诏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 亦聊以谢梁而缓太后之责也, 故可弗奉诏而不疑也。
呜呼!景帝之心忍矣, 而要所以致之者, 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 年三十有二, 太子荣已长, 而太后欲传位于梁王。景帝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探太后之旨而姑为之言也。窦婴正辞而太后怒, 则景帝之惎梁久矣。亚夫委之敝而弗救, 与帝有密约矣。不然, 兄弟垂危, 诏人往援, 不应而不罪, 景帝能审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 帝愈惎之, 梁其不为叔段、公子偃者, 幸也。
故兄弟之际, 非父母所得而与。亲者自亲, 爱者自爱, 信者自信, 猜者自猜。全中人于不相激, 而使贤者得自伸其恩义, 则以养子孙于和平坦易之中, 而无隐情以相倾。太后妇人, 不足以知此, 为君子者, 尚其鉴诸!
原来梁王是景帝帝位的威胁, 周亚夫能如此坚定不救梁王, 是得到了景帝秘谋首肯, 周亚夫大军重在平叛, 而非救藩, 更重要的是, 景帝或根本就希望梁王死于叛军之中, 以扫除这一帝位威胁。
梁王争储由来已久, 由于梁王与帝同为窦太后所生, 又深得窦太后喜爱, 景帝未立太子时, 为讨母后欢心对梁王说过“千秋万岁后传于王”。随后, 即爆发七国之乱。而平定七国之乱后第二年, 汉朝立即确立太子。梁王由于战功得到了大量的封国, 于是大兴土木, 广罗人才, 其财富也与中央政府相比。
公元前150年, 景帝废黜栗太子, 窦太后提议确立梁王刘武为景帝的法定继承人, 但遭到以袁盎为首的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最后太后的提议被否定。刘武对袁盎等人怀恨在心, 竟与部下羊胜、公孙诡等人密谋策划刺杀大臣们。刘武的阴谋败露后, 朝野哗然, 景帝念及手足之情和太后的面子, 赦免了刘武的一切罪行, 不予追究, 但从此对刘武疏远起来。后梁王多次请求进京陪伴母后, 但均被景帝排斥在京都之外, 梁王死后, 太后说:“皇帝果然杀了我儿子。”
计世独家:“安卓”之乱 第11篇
从手机商到运营商,从软件公司到平台网站,人人都做Android。
品牌手机几千元,山寨产品几百元; 操作系统你改一版,我改一版; 软件商店你出一个,我出一个……产品繁复无尽,应用层出不穷,市场混乱不堪。
乱!Android乱得没完没了,乱成了一声叹息。
这到底是图个啥?
7月5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国际媒体上与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叫板”: “联想很庆幸,由于乔布斯的坏脾气和对中国市场的不关心,正使得苹果错失中国市场巨大商机。”老柳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市场,联想的LePhone在竞争中相对iPhone有优势,因为这款产品更适合中国消费者。”
这已经是联想第三次向苹果发出“挑战”了。第一次是在LePhone发布之前; 第二次是在LePhone发布当天; 这次,恰好有传言说LePhone已经卖“断货”。
让联想底气十足的LePhone,实质是一款准Android智能手机,只不过LePhone对Android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Android正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它让通信终端制造商、运营商,甚至互联网企业都看到了复制苹果iPhone商业模式的机会。不仅是联想,希望借Android发迹的手机厂商、运营商、软件商,甚至互联网企业,都加入了“改版Android”的阵营,各式各样以Android为基础的“Phone”不断涌现。
这些有着同样Android内核的智能手机,不仅价格相差数倍,甚至有着各自的UI设计,定制了不同搜索引擎、社区客户端、支付工具和办公软件; 从Android Market到机锋论坛、安卓市场,再到移动MM、联通市场、联想市场等,应用商店更是层出不穷。
联想不顾一切投身移动互联网的前景并不“乐”观。
“借种”Android
据权威分析机构统计,截至2010年第一季度,Android平台智能手机的销量出人意料地首次超过了苹果iPhone的销量。不过,不同于iPhone产品集中于苹果一家的是,这一业绩是散落在各式各样的变种Android手机上的。
在中国,借Android染指移动互联网的企业更是五花八门。除了联想LePhone,华为早已开发了U系列、中兴做了link和X850、魅族做了M系列、戴尔正式发布了Mini3等智能手机,摩托罗拉、三星、LG更是一股脑推出十数款改版的Android平台手机,另外还有首派A60等名不见经传的新品牌; 运营商方面,中移动在坚定不移地推广和Google合作开发的OMS系统,联通则拉着众厂商,大秀返话费的千元Android智能手机。这些企业中,有的手机是自己研发的,有的是请博望等设计公司做方案,还有的甚至直接从迈奔灵动这样的公司购买第三方版本。
Android为何受到各家青睐?
“Android符合了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迈奔灵动公司CEO谈毅在接受《计算机世界》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即将到来的移动互联时代,手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话工具,人们会有更多的网络应用需求,这就要求手机成为移动互联设备。要想实现这样的转化,关键是手机操作系统要更适于运行各种移动互联应用。
在谈毅看来,手机操作系统经历了3代演进: 第一代手机操作系统仅实现了电话驱动,即拨号、发短信的功能; 第二代手机操作系统以Symbian 为代表,在基本电话应用之外,实现了简单上网应用,但在这样的操作系统上每运行一个应用,都需建立一个代码库,比如要看一个网站,就要写一套解释HTML的代码库,才能把HTML翻译成可视化的界面。这不但给开发者增添了繁琐的工作,也给使用者带来了麻烦。
而作为第三代手机操作系统的iPhone OS和Android,都集成了大量现成的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用于驱动互联网应用。同时,相对iPhone OS,Android的API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应用开发难度降低且兼容性提高,进而使在移动互联应用的规模普及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Android在商业利益和公益上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国内最早做Android手机设计方案的博望公司系统总架构师李先静介绍说,曾经有很多人都基于Linux开发过类似Android的开源手机操作系统,但要么没有商业价值、要么没有有实力的公司支持而最终失败。“法国电信搞的开源联盟就是前车之鉴。而Android有以Google为首的技术联盟的支持,同时Google还效仿苹果引入了‘应用商店’的概念,更关键的是,Google做Android是为了推广互联网业务,而非独揽软件渠道,这就保证了Android的易用性、商业价值和开放性。”李先静指出,Android的特性让众厂商们看到了复制苹果iPhone商业模式、把控移动互联应用渠道的机会,这正是变种Android手机流行的原因。
名品、山寨道不同
《计算机世界》记者调查发现,在中国市场,Android手机除了品牌和叫法混乱外,规格和价格也千差万别。
6月23日,中国联通联合众厂商,一口气发布了5款千元3G智能手机,包括诺基亚5235、索爱M1i、中兴X850、华为U8110和天语W366。其中华为U8110、中兴X850以1180元的价格创下Android手机的“新低”。但随后,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中兴的一款名为Link的Android手机在淘宝上已经卖到900元价位,将Android智能手机的价格首度拉到千元以下。没过多久,有业内人士宣称,正在帮中国的一些“山寨”厂设计600元左右的Android手机——这与联想LePhone和摩托罗拉的高端Android手机动辄数千元的价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Android手机到底该卖多少钱?几百元的山寨Android手机能用吗?几千元的LePhone手机是不是忽悠人?
记者体验发现,一般千元以下的Android手机多为普通塑料外壳,屏幕略小且多为电阻屏; 而2000元以上的Android手机都是电容屏,且外观设计新颖,甚至还使用了合成材料。而相对灵敏的电容屏,其成本自然比电阻屏高。
不过在性能方面,高端的Android手机并没有比千元左右的中档Android手机有明显优势。从CPU指标上也可看出,高端Android手机CPU主频一般为800M~1G,中档产品为600M~800M,相差不大。
“也许等3G应用在中国普及、手机应用程序多了后,稳定性、流畅度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不过单就办公和上网需求而言,目前大部分中档Android手机还表现得中规中矩。”一位手机业内人士向《计算机世界》记者透露,一款Android手机若要保证有较好的3G移动互联体验,并能流畅地使用云服务,不考虑屏幕因素,其成本价应该为1000元~1500元。但高端产品还有品牌的因素,硬件成本一般占到其总成本的30%。“定位人群不一样,iPhone曾被曝一文不值,但卖四、五千元还是有人疯抢,联想LePhone卖得贵也会有人买,而中兴X850卖得便宜,靠的是以量取胜,不会形成竞争。”
中学课题研究之乱象及其治理 第12篇
关键词:课题研究,乱象,治理
在中学,课题研究呈铺开之势,似乎成为学校教学研究的代名词,成为衡量一所学校教研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对于教师而言,课题研究成为职称晋级必不可少的评价内容。更有甚者,高级职称评定细则规定,教师不能只是课题研究的参与者,还必须是课题研究的主持人。于是乎,从上到下,包括领导与教师都十分热衷课题研究。但笔者强烈感受到,课题研究,乱象丛生!
一、中学课题研究的乱象
1. 组织乱
组织乱表现在缺少专门机构。从国家到地方层面,都没有一个专门负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缺少课题研究委员会或者课题研究中心,课题研究似乎都由相关部门负责,并且作为附带。因为缺少专门机构,缺少专人研究和指导,课题怎么设置、怎么申报、怎么管理、怎么验收、怎么评价、怎么奖励、怎么扩大影响,都乱了套,根本不成系统。课题制定者往往是临时聘请的,他们缺少对教学实际的必要了解和考察,大都凭着一种主观,设置一些大而空的课题供下面研究,脱离实践和实际且不具指导意义。
2. 过程乱
人们只见课题研究的开题与结题报告仪式,而不见中间研究过程。中间研究过程在研究者心中也没有底,分几步走、每一步有何要求、如何有效解决问题,有的研究小组比较明确,有的比较模糊。有的主持人从来没有召开过小组会议,从来不作集体研究。通常做法是,临近结题时,研究成员杜撰论文,借助研究经费在杂志上发表。如此研究过程,能否提升参与者的研究水平,的确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3. 要求乱
国家级课题研究与省级究竟有何区别,市级课题研究与校级究竟有何不同,缺少一个严格标准。换言之,什么样的课题研究符合国家标准,什么样的课题研究又符合省级标准,从没有一个定论。往往是,由什么级别的制订者决定什么级别的课题。实际上任何一个课题研究,初始阶段是什么要求、中间阶段是什么要求、结尾阶段是什么要求,都必须十分明确。然而,现实是,有的有要求、有的没要求,有的要求比较明确、有的十分模糊,有的要求比较具体、有的却十分空泛,混乱不堪。
4. 评价乱
造成评价乱的主因,一是缺少统一的评价标准,二是缺少专门的评价机构。课题研究合格不合格,能不能结业,往往由专家说了算。具有什么样资质的人才能当专家,全国也没有统一标准。而作为专家又是依据什么标准确认课题研究能够结业的呢?是依照论文发表的多少,还是参照研究过程和效果?因为评价者和评价标准相当混乱,导致评价过程和要求千差万别。但评价结果却出人意料的高度一致:每一课题研究都顺利结业!
5. 奖励乱
奖励乱表现在奖励部门和奖励标准乱。奖金来自何处?来源部门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奖金如何设置?缺少参照性,人为因素太多,极易造成不公平,严重挫伤课题研究者的积极性。
二、治理乱象的策略
1. 应该明确课题研究究竟为何而生
什么叫“课题”?词典解释:课题是指研究或讨论的主要问题或亟待解决的重大事项。这一定义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是“研究或讨论”,点明课题研究的方式;第二是“主要问题”,限制问题的程度;第三是“亟待解决”,表明事项的紧迫性;第四是“重大事项”,限制事项的程度。对照关键词,已经十分明确,课题研究就是为主要问题和重大事项而生的,并非所有问题和事项都有资格、够条件成为课题。但是,对照目前设置的各种级别的课题研究,有多少课题研究了主要问题,又有多少课题是亟待解决的重大事项?前不久某省教育学会公布上百个微课题,很多微课题与“主要问题”“亟待解决”“重大事项”根本挂不上边。
应该明确,课题研究对象是不是主要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重大事项,不是专家说了算,不是高高在上、闭门造车就可确定的,而是必须深入教学第一线,深入了解教育现状,明察秋毫,去伪存真,反复权衡比对,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样产生的课题才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否则,把课题研究的问题泛化,什么问题都成课题,什么事项都可研究,课题研究就会变得十分无聊。
中小学课题研究应该为“教学“而生,而非学术。所以,中小学课题是围绕日常教学而来的。针对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亟待解决的事项,确立课题进行研究,做到课题来自教学,又为教学服务,一切以教学为中心,重在操作和实践。
2. 应让课题研究走向规范
课题研究,存在历史已久、范围已广、影响已大,既然不容否定,不可回避,不能听任之,就应该让它健康发展,走向规范。
(1)要建立完整的负责机构
从全国到省、市、区县到最低一级的学校层面,都必须建立专门的课题研究的负责机构。每一个层面都不能缺少,而且不能作为附带,应该把它独立出来。这样既显示它的重要,也可见它的复杂,更证明它的存在位置是不可替代的。有了专门的负责机构,就有了专人负责,就会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避免乱象丛生。
(2)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包括如何设置、如何申报、如何管理、如何验收、如何评价、如何奖励、如何推广等过程。管理系统要尽可能全面,应该形成一套国家级别的课题研究管理细则。这套细则要能成为全国课题研究管理的指导性大纲,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其他层面可以参照这一指导性大纲形成各自的管理细则,但总的方向不能变,总体要求不能改。在不违背全国指导性大纲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细化,让各层管理细则更富有操作意义。而要形成这样一套指导性大纲,要经过专门人才反复研究、验证、修改而制定。
(3)要建立一套合理的评价奖励方案
评价奖励是管理系统重要一环。这一环节把握得好与坏关系到课题研究能否继续深入、能否健康发展。评价要公正,奖励要合理,才能使评价与奖励更富有推动力。怎样做到公正评价合理奖励呢?首先,要成立评价小组,该小组每一成员要有一定教研水平,要能大公无私,要有一定代表性,可以民主推荐,每年一变。其次,要制定评价与奖励细则。这种细则,要尽可能细化,不能笼统与模糊,尽可能用数字体现,彰显评价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奖励要设置统一的标准,不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要保持它的一贯性。
3. 课题研究应该服务教学
课题研究要与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也不能厚此薄彼。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课题研究的重要职能。
(1)让课题研究成为教学的指挥所
课题研究要体现一定的前瞻性,洞悉教学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探寻教学规律,做到“事预而立”,打有准备之仗,避免盲目与被动,就好比战场上的指挥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譬如,每年高一新生入学,都面临一个适应期,有的学生比较短,有的比较长,如何缩短新生适应期呢?应该设一课题专门研究,提供科学之策,预防可能发生的主要问题,让学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2)让课题研究成为教学的攻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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