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范文

抗战胜利后范文（精选12篇）

抗战胜利后 第1篇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溃败, 国民党对舆论的管制越发变本加厉。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所制定的《宣传纲领及口号》下达给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该文件就欺骗宣传的重点提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和要求。文件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极度恐惧, 诋毁中共“对内的宣传活动以所谓土地法大纲’为中心, 假平分土地之名, 制造其所谓农村无产阶级, 以支持其武装叛乱”。在“暴露共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斗争之真相”一节中, 诬蔑中共“现阶段一切工作是以土改支持战争”, “以没收的手段, 彻底毁灭农村和平经济生活, 以斗争方法, 造成循环无已的仇恨, 使农民在物质与精神上非为其充当炮灰, 就没有和平独立生存的余地”。国民党要求“在新闻采辑上以生动泼辣的笔调和沉痛真切的态度”, 去描写和反映它所规定的那些“真相”。文件所规定的所谓新闻报道的重点, 罔顾基本的事实, 全面歪曲中共的土地政策。例如, 本来中共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石之一, 但在《宣传纲领及口号》中则被说成是夺权的权宜之计, “所谓平分土地为仅系其一种诱发斗争的手段, 在斗争发动后, 绝不使农民安定于土地之上, 以不断的复查清洗和清算, 使农民走上同归于尽之路”, “土地法大纲’保护工商业的规定, 完全是欺骗都市中工商业者、自由主义人士的宣传口号”。本来“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晚年民生主义思想的一次升华, 这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共识, 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极力加以挑拨, 为其拒不实行孙中山的遗愿进行辩护, 声称中共的土改政策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完全相反”, “民生主义反对以暴动解决土地问题。民生主义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和平合法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 (3) 关于国家经济形势陷入一团糟的原因, 国民党本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一口咬定“共匪破坏交通及工矿事业, 阻挠经济建设的进行, 使有业者失业, 无业者无从就业”。可见国民党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

对经济领域各方面的宣传, 《宣传纲领及口号》考虑得是很周到的。在“应用本纲领之注意点”一节中, 专设“对都市工商界宣传之注意点”一项, 要求对工商界进行欺骗宣传, “随时随地解释工商业者今日所收受的痛苦, 是共匪叛乱所造成”;“工商业要维持其生存发展, 只有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否则匪军所至, 工商业者只有破家亡身一条路”;“对普通工商人士说话, 要实际, 要具体, 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在“对地方中产分子宣传的注意点”中, 要求“应陈述共匪破坏社会秩序, 残害中产阶级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的事实, 说明政府剿匪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居乐业”。文件在针对工人群众的宣传上, 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评功摆好:“说明本党节制资本的政策, 要扶助生产事业, 同时要增进工人的福利。”对国统区人民改善经济待遇的呼声, 文件抹杀其正义性和合理性, 并恫吓说:“对工人要指出高工资政策, 破坏生产建设事业, 使厂家与工人同归于尽。工人必须与厂家共谋事业的生存和进步。”对失业者的宣传, 采用倒打一耙的手法, “对失业者要指出共匪破坏工厂, 破坏交通, 控制农村以围困城市, 使城市工商业者无法经营, 是失业的原因”。实际上,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方针, 和其所标榜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国民党的官办企业和官僚家族企业迅速做大, 凭借权力进行垄断经营, 民营企业根本无力抗衡, 纷纷破产倒闭。对原日伪统治区域伪币的收兑工作弊端丛生, 导致物价腾贵, 金融动荡。匆匆忙忙推行的币制改革因缺乏制度保证, 以及民众对国民党统治丧失信心, 反而成了经济形势越发混乱的催化剂。如同《观察》杂志1947年6月一期的《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一文所说:“试把抗战以来, 约十年间, 我国财政经济上的实际措施胪列起来, 切实考察一番, 看看各色各样的措施有那 (哪) 一样不是实际上维护一个特殊和富裕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其他阶层的?许多的管制和禁令, 实际上那 (哪) 一样不成了特殊人物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或攫取暴力的手段?多次的重大案件, 一时虽亦表示要惩治大贪污, 但那 (哪) 一次打着过大虎?更特别的, 若干拥有雄厚实力的企业, 实质上说不清是国营或民营, 而是特殊人物控制下的特种经营。特殊阶级的利益阻梗着国家财政经济的改革, 这已为国人逐渐认识。” (4) 《宣传纲领及口号》视而不见, 自欺欺人地编造理由为国民党开脱, 被证明是徒劳的。

国民党也高度重视外宣工作, 《宣传纲领及口号》之“对外国记者宣传之注意点”一项, 强调中共土改“真意义之解释”, 要阐明土改“为共匪支持战争的手段, 并不以农民解放或农村福利为目的”。还强调“对外国记者说话, 要注重历史与当前的事实。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 而以事实证明理论”。 (5) 它为了在宣传战中赢得优势, 也很重视研究对比双方外宣工作的优劣和长短, 如1947年7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分析的那样:“一、我国宣传重心在美, 美国舆论因言论过于自由, 而致庞杂, 无一致之观察与主张。因此, 本处对美宣传注重运用若干最重要与有势力之报纸与杂志二、针对共党作宣传斗争为本处中心工作。共党系一国际组织, 英美共党与中共本为一体, 故中共在英美之宣传即英共美共本身之职务, 不待推动, 自能活跃。而本党欲使英美人士信我主义, 助我宣传, 事实较为困难。三、反共宣传, 甚易引起反苏误解, 亦一工作上之困难焦点四、推进对外宣传须与政治配合” (6)

国民党重视宣传, 但它不是着眼于总结其自身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专制和腐败造成民心丧尽的教训, 而是抱怨自己宣传技逊一筹, 愚蠢地乞灵于宣传上对共产党控制区域进一步“妖魔化”。蒋介石曾致电国民党中宣部长、政工局长、新闻局长及中央通讯社社长:“查戡乱战事, 日加紧张, 共匪对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之弱点, 无不加强渲染造作谣言, 涉及个人阴私, 藉以耸动社会听闻, 以达成其扰乱我后方治安秩序之阴谋。我方各宣传机构, 则即使有关于共匪暴行之极好资料, 亦多以怀疑眼光视之, 采取保留态度。故在我方各种报纸上有关共匪区域内种种暴行之记载, 实不多见。又友邦人士亦常言, 从中国政府区域内报纸上殊不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如何残暴与可怕。此于我对国际国内宣传上有极大之影响。希即迅速会同商讨具体改进办法, 积极实施。” (7)

国民党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威力和效率是很有些害怕的, 并下工夫进行针对性研究。1948年10月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视事业管理处向新闻局送递一份关于中共广播宣传工作的材料, 是国民党的察哈尔广播电台撰写的对中共9个短波电台广播宣传工作的分析和总结。该材料不无担心地说, 中共一向重视宣传, 特别是广播宣传, “在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力的一种宣传工具”。材料说, 中共的广播宣传虽然对于“思想坚定”的人来说不可怕, 但对于“一般游离份 (分) 子以及中间偏左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知识份 (分) 子, 情感易于激动的纯洁的青年学生, 尤其是一向被蒙在鼓里的身在匪区的人民百姓和落伍失意、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野心家政客们, 则实在是莫大的诱惑”。 (8) 材料承认是要据此“确定我们对匪宣传战的原则和方法”。 (9) 关于中共新闻广播经济内容的特点, 材料分析道:对“蒋管区”广播的新闻, “以各地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为主, 以建设性、生产性的消息为副, 叫人听了就会感觉到人民解放军’在前线处处胜利, 在后方解放职工’则积极生产建设, 把整个解放区写成是一片安乐气象, 把人民解放战争’描绘出无限光明’的前途”。对解放区的新闻播报, 内容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作战的消息’ (永远是胜利的) ;各地解放区的生产建设的消息’”。对解放区广播的通讯, 内容包括“解放区工厂解放职工奋斗、创造、发明的情形”, “地解放区一个农民分到土地之后生产生活的情形”等。 (10) 在分析所谓中共广播中的“夸耀的描写”手法时, 该材料引述的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文章《解放区印象记》, 作者是解放区 (山东解县) 一位美国籍的救济工作人员。该材料评论说, 广播并没有直接介绍此文的原文, 而是归纳摘要播出:“关于解放区人民生活的, 他 (指这位美国人) 说:冬天不愁冻饿, 因为种田的人多, 荒地少’”;“关于税收的, 他说:税收和产量成正比’”;“关于黄河修堤的, 他说:大家 (政府、驻军、民众) 自动的出人出钱出东西, 九天完成了三百里长三尺高的河堤’”;“关于劳动的, 他说:解县的农民有一天下午同时工作, 一下午耕了五千亩地’”。 (11) 在材料编写者的眼里, 中共广播在形式和技巧方面, “不过分重视新闻、通讯、评论的时间’而重视其价值, 只要他们认为某一件资料有价值, 他们会播而再播, 而且是变换方式说法, 翻来覆去根据同一事实编成若干资料播报”。 (12) 在国民党眼里的中共广播宣传工作, 既很讲原则, 又非常灵活。尽管国民党重视研究中共的广播新闻宣传, 但如同在其他战线的命运一样, 在这条战线上它也是历史的失败者。 (本文为北京市“专业建设特色专业新闻学”项目资助研究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200979)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97页。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2卷)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1139页。

[3][5][6][8][9][10]輯輥訛輰訛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3编·文化)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5～27页, 33～35页, 41～42页, 97页, 98页, 99～100页, 104～105页, 101页。

[4]储安平主编:《观察》 (影印本) , 岳麓书社, 1999年版, 第2卷, 第17期, 第7页。

抗战胜利后 第2篇

一、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24分)1．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A．和平、民主、团结

C．坚持团结，反对内战

B．避免内战，和平建国 D．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析：选A 本题旨在考查基础知识。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2．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之所以在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影响，主要是因为()A．政协协议冲破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B．政协协议没有体现人民愿望

C．政协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

D．政协协议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党派平等协商的精神

解析：选D 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中共的努力，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政协协议，政协协议体现的党派平等协商精神，在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3．观察下图，通过对报纸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

A．国统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B．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压制 C．中共在国统区领导反蒋斗争 D．国民党为遏制民主而制造暴行

解析：选D 李公朴、闻一多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刺杀李公朴、闻一多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民主的暴行之一。

4．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一直热衷于走的第三条道路宣告破产，其标志性事件是()A．全面内战的爆发 B．《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 C．国共合作的破裂

D．民盟等被宣布为“非法团体”

解析：选D 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其他民主党派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至此，民主党派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

5．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立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其名称多带有“民主”二字，这反映了他们不满国民党政府的()A．封建专制

C．***

B．军事独裁 D．投降卖国

解析：选C 本题考查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国民党当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民主党派的名称带有“民主”二字，反映了对国民党***的不满。

6．在一次会议上，民革代表何香凝表示：“我脱离国民党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从来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过，22年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今天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民主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她发表这番谈话的会议应是()A．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B．中共“七大” C．1946年重庆政协会议 D．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析：选D “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民主的新中国就要诞生”，这些有效信息表明当时中国的民主革命已基本胜利，由此可判断出D项正确。

二、非选择题(第7题14分，第8题12 分，共26分)7．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分别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们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政治上不赞成激进的阶级斗争，但他们主张民主、自由，希望政府更加开明、民主，希望能够和缓地改革进步。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

材料二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根据材料，指出民盟政治主张的变化。(6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盟政治主张变化的原因及影响。(8分)解析：第(1)问，依据材料一中“希望政府更加开明、民主，希望能够和缓地改革进步”以及材料二中“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来归纳变化。第(2)问，结合材料二中“1948年1月”的时间信息以及从国民党统治腐败以及共产党政策等角度分析其原因；结合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来回答其影响。

答案：(1)变化：由主张改革到主张革命；由主张建立民主、自由的开明政府到放弃中间路线同国民党决 裂。

(2)原因：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日益暴露；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赢得民心及力量的壮大；民盟总结斗争经验。影响：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加快了国民政府覆灭的步伐，有力的推进了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苏维埃宪法大纲，成立了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和一切劳苦大众。1940年3月，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以争取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根据地实行“豆选”法，由成年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乡村基层政权。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然后在广泛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实践与主张。(6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民主政治的实践与主张。(6分)解析：第(1)问，注意材料中的三个时间点：1931年、1940年和1945年。1931年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1940年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政权，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第(2)问，需要结合民主政治的历程，结合时代背景评价。

答案：(1)实践和主张：1931年1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主张建立全国民主联合政府，解放人民建立新国家。

抗战胜利后“伪军”去哪儿了 第3篇

日军战败，自会由中国军队解除武装遣返回国。而伪军们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呢？

“我们上面有人”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但是日本这棵大树倒了之后，伪军却并没有散，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上面有人”。这个“上面”和“人”指的是新东家——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

大致上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主要分为四大块。伪国民政府军、伪满洲帝国军、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军，华北绥靖军这四大伪军集团中，除了伪满军主力被苏联军队击溃瓦解外，其余三支都或多或少的与国民政府有所联系。他们之中，有的在抗战爆发初期就派人向国民政府表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态度，最迟的也在1945年初搭上了线。由于伪军的来源多以国民政府正规军或者地方团队组成，这种历史渊源，给他们的“输诚”、“反正”提供了基础。

负责收编伪军事宜的军政部部长陈诚曾经极力主张遣散伪军，他认为“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脉”，但由于蒋介石支持收编伪军为己用，陈诚只得硬着头皮，去执行伪军“国军”化的任务。

“自新军”的挣扎

为了将伪军和“国军”予以区分，改编后的伪军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自新军”。战后的伪军改编，师以上司令部的建制反比伪政权时期还要多。这一方面与伪政权时期的军事机构臃肿、官多兵少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大量伪军地方武装在国民政府收编时运用各种关系乘机“转正”有关。

事实上“自新军”不仅受到歧视，还有随时被“国军”消灭的可能。比如新7路军、新10路军、新1l路军、新21军、新22军、新23军、新26军都在成立不久之后被强行编造，部队主官背景深厚者移居香港或海外，其余则被纷纷逮捕接受审判。如此种种，使那些仍然存在的“自新军”们如坐针毡。一部分“自新军”开始谋划向中共投诚。

新编第3路军成了最先付诸行动的部队，该路军所属新18 师，新55师、新56师先后在河南永城、夏邑、准阳等地宣布起义。紧接着，新编第2路军所属新编第1军在江苏盐城宣布起义。在这一阶段，“自新军”的起义，还属于军、师一级，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头头们甚至认为正好借此机会将伪军全部解决。但是当新编第6路军全军近3万人在山东台儿庄宣布起义被中国共产党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后，军政部再也坐不住了。

为安抚剩余的伪军，陈诚决定在一定限度缩小“自新军”规模的情况下，将各个“山头”予以保留。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削弱了“自新军”的兵力，又完成了安抚和整编工作，使剩余的“自新军”能够继续为“国军”卖命，与中共军队作战。1946年2月，国民党军政部对伪军的第二次整编正式开始。

转正与覆灭

在全国各地战场连遭败绩的国民党，开始重视并打算扶持这些在历次对中共军队作战中存活下来的伪军。伪军的国军正规化，即便在1946年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到了1947年底，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述部队中，有的被不断正规化，并赋予重任。有的或是起义，或是投诚。至于其余部队，要么被解放军歼灭，要么被裁撤。

其中起义投诚部队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终于迎来了新生。例如，整编第96军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35军，1949年2月缩编为第103师第308团和第104师第310团。该部1949年4月参加了渡江战役，是解放南京的主力部队之一。暂编第58师被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师。1948年11月改称人民解放军第167师。1949年9月改称第150师，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田晓霞荐自《泰山周刊》）

責编：天翼

抗战胜利后 第4篇

一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 美苏两国秘密谈判, 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在美国极力要求下, 协定规定大连商港国际化, 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1945年7、8月间中苏两国经谈判, 最后分别就大连、旅顺口达成协议, 规定:大连为一自由港, 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 平时不包括在旅顺海军根据地范围之内, 仅于对日作战时受该区域所设定之军事统制。关于旅顺口, 则规定: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 并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使用事项;旅顺海军根据地之防护, 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 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 但中国政府对于主要民政人员之委派将顾及苏联在该区域内之利益, 并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1]611-612。

1945年8月22日, 苏联红军进入旅大地区, 实行军事管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 进入东北的苏军将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离, 而旅大则由苏军长期驻扎。10月1日, 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 国民政府军第十三军将于本月10日前后, 自九龙乘美国船只前往大连登陆[2]117。美国军事力量介入东北事务的行动引起了苏方极大不满。10月6日, 苏方通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按照中苏条约, 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 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 因其违反中苏条约。”[2]119经多方交涉, 苏联仍不同意国民党军由大连登陆, 但表示中国军队可以在营口、葫芦岛、安东三处港口登陆[2]121。但就在这时, 负责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国第七舰队谢特尔上将率舰队驶抵大连港, 要求登陆, 遭到苏军司令官拒绝, 军队被迫转运至秦皇岛[3]1466。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在大连的登陆计划, 而改由葫芦岛和营口登陆。

可以说, 国民党在大连登陆计划的失败,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插手东北事务而引起苏联的猜疑和担心造成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此事之起因, 半因中共问题, 半因美苏既渐不睦, 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4]191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也认为, 苏联如此态度, 系表示“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入东北之不满, 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5]537。9日, 王世杰会见苏联驻华大使, 表示中国派兵到东北登陆, “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此后他还向苏方解释, 这是“因中国缺乏运输工具, 故所用运输船舶及侦察飞机系借自盟邦美国, 惟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 请苏方不要“误会”[2]。但苏方并未接受王的解释, 此后反而调整了在东北的政策, 阻挠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收, 并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

二

日本投降数月后, 大连仍未开放商运, 各国商船无法停靠, 这引起美国极大不满。1946年4月底, 苏军从东北撤退, 但第39集团军和一部分海、空军继续留在旅大。苏联不仅将大连列入军事区, 实行严密封锁, 而且通过建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方式把整个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这就使美国资本进入东北变为不可能。而1946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 美国更急于打开大连门户, 进入东北。

1946年10月, 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部提出以向大连运送外交信使为由, 试图获得美国舰船在大连港停泊的权利。12月18日, 在事先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 第七舰队在信使船上搭载了一名美孚石油公司的代表和两名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船驶到大连码头, 上船检查的苏军军官拒绝商业代表和记者上岸, 只允许信使和三名海军代表登陆。美国驻大连总领事本宁霍夫与苏方反复交涉, 但苏联坚持直至对日战争结束, 该港禁止一切贸易、民用及商业航行来往。从技术层面上讲, 直到和约签订, 战争仍在继续。对此, 美国国务院立即作出强烈反应, 国务卿于12月31日, 指示美国驻苏和驻华大使, 分别向苏中两国政府递交照会, 指出美国“有责任就美国的一般利益向两个直接利益国政府提出请求, 尽早结束大连的不正常局面”, 确立“允许美国公民在大连访问、居住, 以及从事合法活动的正常局面”[6]1200。英国驻华大使也紧随其后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美国的请求对蒋介石来说正是求之不得。苏联将旅大地区行政权交给中国共产党, 令蒋介石寝食难安。他指示国民政府各部门, 对旅大各级行政机构一律不予承认。此时美国直接出面要求恢复大连的“正常状态”, 正好可借此敦促苏联将大连行政权交还国民政府, 废除旅大地区的中共政权。因此在收到美国照会第二天, 中国外交部就对美国照会“表示欢迎, 以为美国此举促进大连早日归还中国”, “希望中苏条约及中美条约 (指《中美商约》——作者注) 均能及早履行”[7]125。

在美国照会的鼓励下, 1947年1月27日, 中国外交部就国民政府接收大连的行政人员通过旅顺防区事宜向苏联递交照会, 请苏军当局协助进入大连, 以防受到中共阻挠。照会称:“查日本投降, 业已年余, 中国政府对于大连, 以种种原因, 迄未能加以接收。中国政府顷已派定接收人员, 并令饬率同地方保安团队前往接收大连行政, 俾早日恢复大连之正常状态。该项接收人员, 现已到达普兰店, 即将进入, 并通过中苏协定所规定之旅顺军港防区, 以便前往大连。中国政府以该防区治安, 现尚在苏军独自负责维持中, 自不虑对我接收人员于通过该防区内时将发生任何意外。万一如有非法分子在该区以内, 乘机扰乱地方秩序, 以图阻挠接收人员之通过, 深信苏军当局, 为实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义务, 亦必能迅予制压。”[2]494

并于2月1日正式复照美国, 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 对各国贸易, 一律开放”, 并称根据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 “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 及除在对日本作战之场合外, 大连不受军事机关之监督或管制。自日本投降以来, 中国政府即拟使上述协定之条款, 迅速付诸实施, 并使大连对国际商务开放, 但由于若干事实上障碍之存在, 中国政府虽经意图设法克服此种困难, 迄今尚未能接收大连之行政权”[2]495。

三

对美国的照会, 苏联的态度却出乎中美两国之意料。2月27日, 苏联复照美国, 声称“大连与中国长春铁路之地位, 经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关于大连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两协定中明白规定, 是以有关该两协定之各种问题, 均属苏联与中国两政府之职权范围”, 并坚称各有关协议“所要求于苏联者, 苏联政府均已实行矣”[2]。3月7日, 苏联大使照会中国政府, 不仅同意中国接收大连行政权, 而且同意接收整个旅大地区的行政权。照会称:“苏联政府再请中国政府从速……在旅顺海军根据地区域及大连市建立中国行政机关, 并请中国政府对中国长春铁路现时可能实现中苏共同管理部分, 迅速采取措施, 以恢复中苏共同管理”。[2]497

将大连行政权交予国民党政府, 无异于向美国开放大连, 进而开放整个东北。苏联一直担心美国资本进入东北, 那么此番表现又是为何呢?苏联选择此时回复照会有其自身的考虑。当时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第四次会议将在莫斯科召开, 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将就战后对德国管制等问题与美、英、法进行交涉。苏联此时表明愿意履行中苏大连协议和中长铁路协议, 实为一种外交手段, 用以交换其在欧洲的利益, 而在实际行动上, 却为中方接收旅大设置障碍, 阻挠接收。

3月31日, 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使馆:“决定于最短期间, 派遣行政人员与军警, 前往旅顺海军根据地区域及大连, 恢复中国行政权。”[2]499苏联答称:“苏联政府不反对派遣为实施民事行政所必需数量之中国警察往大连及旅顺海军根据地区域”, 但“数量及其驻扎地点问题, 必须预先征得苏军指挥当局同意”, 认为派遣军队“与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不合”, 因为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旅顺防卫;苏方还以“现时尚无对日和约, 对日战争状态既尚未中止”为由, 坚称大连仍受旅顺海军根据地之军事统制, 对“派遣中国军队前往旅顺海军根据地区域及大连不能同意”[2]。此后, 中苏双方就派遣军队问题反复交涉, 但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决定先派视察团到旅大进行实地考察, 再作决定。6月, 以董彦平为团长的国民政府视察团视察了旅大两地, 但由于苏军当局和中共地方政权的事先准备, 视察团几无所获。

国民政府接收不利, 美国十分着急。1947年8月, 美国政府再次照会中苏两国政府, 提出开放大连, 使其恢复国际商务的要求。照会声称:“尽管日本签订投降书已近两年, 大连还没有对世界贸易重新开放, 美国公司代表不被允许拥有、甚至视察这些公司长久以来在这个城市近郊所有的财产。本政府希望苏联和中国政府能尽快协调不一致的观点, 在大连重建中国行政机关, 苏联政府对美国在那里的利益也应负有临时的责任。”[8]535这一要求仍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8月22日, 国民政府发表声明, 暂时停止开放大连港, 要求任何外轮驶往大连, 必须先得中国政府之许可。28日, 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 表示根据中苏条约, 大连归旅顺海军基地管辖, 苏联船只仍有进入大连港之权利。1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代办费德林递交照会, 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恢复旅大中国行政权事, 极望早日获得解决”, “兹重请贵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所提关于派遣军警进驻旅顺海军根据地及大连之要求予以谅解, 并迅予同意。”12月22日, 苏方回复称, 苏联政府保持其立场, 对于中国要求“不能予以同意”, 并对旅大行政机构迄未接收表示遗憾[2]541-548。此后, 随着东北局势的变化, 接收旅大变得更为不可实现。

抗战胜利后, 中美苏围绕旅大问题的交涉实际上是中国国内斗争与国际冷战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场斗争中, 中国国民政府过分依靠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援助, 这反而导致了苏联的疑忌, 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 导致国民党接收不利, 并最终失去东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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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 (上册) [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6]FRUS1946, Volume X, The Far East:Chin[aG].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7]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45-1949) [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抗战小故事 第5篇

终于逃出来了!海娃兴奋极了，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山王村的方向飞跑。眼看着快要到山王村了，海娃一摸口袋，“坏了!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出一身冷汗，一边回想一边顺着来路仔细的查找。忽然，海娃眼前一亮，那不是鸡毛信吗，还好好地躺在草地里!

海娃选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去送信，本以为能安全的把信交给张连长，没想到路上还是遇到了一队日本鬼子。海娃心想：“糟了，鸡毛信怎么办?”他急得满头大汗，一会把信藏在裤袋里，一会儿塞进石缝里。忽然，他灵机一动，从身上撕下一根布条，把鸡毛信捆在一只老羊的尾巴下边。鬼子看到了海娃，龇牙咧嘴的问：“你的，小八路的干活?”海娃摇了摇头，“我是个放羊的。”鬼子见问不出什么，只好把他放了。

海娃赶着羊群刚走不远，就看见几个鬼子追了上来，原来他们想吃羊肉。糟糕!鬼子捉住的是那只藏有鸡毛信的羊，老羊拼命挣扎。海娃想：“鸡毛信会不会从羊尾巴里掉出来呀?”于是，他对鬼子说：“老羊有什么好吃的，小羊的肉嫩，吃起来才叫香呢!”鬼子想想也是，就抓了几只小羊烤着吃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羊羔被鬼子吃掉了，海娃心痛的哭了起来。

晚上，鬼子怕海娃走了吃不到羊肉，就要海娃和他们一起睡觉。海娃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明天鬼子还要杀羊吃，鸡毛信可怎么办呢?不行，得想法子逃出去!”半夜里，趁着鬼子都睡着了，海娃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出了屋子，到了羊圈，拿起鸡毛信，飞快的向外跑去

终于逃出来了!海娃兴奋极了，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山王村的方向飞跑。眼看着快要到山王村了，海娃一摸口袋，“坏了!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出一身冷汗，一边回想一边顺着来路仔细的查找。忽然，海娃眼前一亮，那不是鸡毛信吗，还好好地躺在草地里!

抗战胜利后北平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 第6篇

一、组织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北平与红十字运动结缘较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一度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在地，作为疏导全国的红十字事业。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总会迁往上海与总办事处合二为一，随之中国红十字会开始筹组北平分会。北平分会建立后，在危难与动乱中应时而上，救伤葬亡，扶危济困，书写了不朽的人道华章。七七事变后，随着北平沦陷，北平分会被勒令停止活动，取消名义，原有机构及场所被伪华北临时政府所劫持，改为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嗣于1944年10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令该会停止活动，复改为伪华北救护委员会，隶属于伪华北医药卫生委员会。

抗战胜利后，北平分会的当务之急即是组织的恢复与调整。1945年12月11日，北平分会召开选举大会，大会邀请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市党部代表马耀立等莅会指导，最终选举王正黼为会长，全绍清、凌其峻为副会长，另选举理监事多人。此举标志着北平分会正式复会，但体制依旧，延续战前。正当此时，1946年2月9日总会颁布了《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分会组织规程》，监事制被取消，之后依照规定，推选王正黼、全绍清、凌其峻等人为候聘理事，并选举王正黼为常务理事兼会长，全绍清、凌其峻为常务理事兼副会长。新成立的理事会集合社会精英，堪称“一时隽选”，且多为该分会事业的长久见证者和亲历者。6月3日，总会为13名理事颁发了聘书。由上可见，北平分会的组织恢复重建工作，顺畅而规范，有条不紊，成为全国各地分会之典范。

为进一步推动组织的健全与完整，1946年7月23日，北平分会第七次常务理事会聘请美国红十字会驻华代表杜乐文为顾问。鉴于分会总干事职位空缺，一时难觅合适人选，于是聘任总会北平区办事处主任舒敏杰为名誉总干事，代为主持工作。总干事一职“承会长之命与常务理事会之决议，掌理日常事务”，至关重要，任务繁重，因此是年7月，分会又聘请前北平青年会总干事吕芝山任名誉副总干事，襄理会务。8月22日，正式委任吕芝山为北平分会总干事，并配齐干事及助理干事。至此，北平分会的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基本健全齐备，人员配置完全符合《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分会组织规程》的“分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设理事九人至十三人组织理事会”、“设总干事一人”、“总干事下设干事及助理干事”等规定。

二、征求会员工作

会员与基金历来被视为红十字会的“细胞与营养”，是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红十字事业的生命之源。征求会员关乎会员，也关乎基金，红十字会多在征求会员的同时开展基金募捐工作。抗战胜利后，随着组织机构的复员，北平分会的征求会员工作提上日程。

北平分会的征求会员工作开局之初即注重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并力求获得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1946年8月23日，借总会会长蒋梦麟博士赴平公干之便，由蒋会长及北平分会王正黼会长联名举行茶话会，“招待北平市各界首长，计到北平行辕李主任宗仁，孙长官连仲，熊市长斌等党、政、军警、教育、工商、妇女、新闻各界首长，五十余人”。此次活动巧借蒋梦麟会长之名扩大了影响，别具一格地拉开了征求会员运动的序幕。按照征求方针，9月5日，北平分会成立了征集会员委员会，推举李宗仁担任总队长，孙连仲、胡适等人为副总队长，委员会下设63个分队，分别函聘各界领袖及社会名人为正副队长。一切准备就绪，只待“红十字周”期间活动的正式展开。

“红十字周”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宣传周、征募周。这里的“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七天，仅是一个时间段的意思。“红十字周”在抗战时期曾连续举办过四次，1945年中断一次。1946年8月13日总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关颂声所提出的“请明定十月一日至十日为中国红十字宣传周案”，由此“红十字周”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成为更具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定”活动项目。北平分会的征求会员工作伴随着第五届“红十字周”的到来热烈进行。此间全国各地分会活动多种多样，各具特色，而北平分会是其中“最具有规模者”之一。综合其活动要目，“计有特刊、广播、集会、画展、征文、电影、音乐、慰劳、教师联谊、康乐活动、健康检查等，极能引起社会对于红十字会工作（之关注），更增一番认识与兴趣”。

“红十字周”期间，北平分会为征求活动制订了周详的计划，在正式征求之前，分会通过一系列的舆论宣传活动，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为活动造势和预热。北平市分会征求会员大会在10月5日召开，由此征求会员运动也达到高潮。下午5时开幕典礼正式举行，大会礼堂中间悬挂中山先生像，两壁配以相关图片，会堂所陈列之“服务社会，博爱人群”和“红十字会有帮助人人之义务”、“人人有帮助红十字会之义务”等标语异常醒目。“这里齐集了北平市‘指挥总部的各界首脑，这儿将预卜北平红十字会今后的命运”。开幕典礼上，征求总队长李宗仁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北大校长胡适先生也被邀请发言并谈及与红十字会的渊源，他说：“总会前会长王正廷先生是我前任驻美大使，现任总会会长蒋梦麟先生是我前任北大校长，为了这两位朋友的关系，我也不得不担任这次征求副总队长了。这谐趣的说法，使全场越感到轻松。在开幕典礼之后的队长谈话会上，确定10月5日至11月11日为会员征集期间，11月12日至12月底为结束期间。

征求会员的工作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展开，队员们热情高涨，队际之间展开竞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截至11月底共征集会员28703人，其中团体会员950人，名誉会员41人，特别会员1060人，普通会员10631人，青年会员16021人。1947年1月18日下午，北平分会在分会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到会者有队长、队员共计80余人。会上，李宗仁主任及王正黼会长分别致辞并为各队颁发纪念品，此后开展了茶话、游艺及摄影活动以增进友谊并留作纪念。北平分会1946年的征求会员运动以“红十字周”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红十字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红十字周”的内涵，同时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征求效果。

三、复员中断与走向新生

通过积极而有效的组织建设工作，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分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为实现“促进社会安全”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在社会服务方面，复员之初北平分会即被总会选定为红十字服务中心试验区，在很多服务项目方面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显著。总的说来，北平分会相继成立了华文打字学校、民众识字班、儿童福利站、托儿所、图书阅览室、荣军玩具厂、职业介绍所等10个公益事业并配以相应的服务设施，对协助基层民众增长知识、就业谋生以及救济贫困、营养不良的婴幼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复员之初，北平分会向“成为现代化之社会服务团体”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从复员中后期的后续进程来看，却出现了这种发展势头难以为继和不可持续的状况，并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最终造成转型进程中断。1947年11月，王正黼会长辞职，由全绍清副会长代理会长，主持会内工作。1948年11月，吕芝山总干事辞职，由凌其峻副会长兼任总干事，此外，部分专职人员也陆续离开分会，自谋职业。这时因人事更迭，人心浮动，会员活动基本停顿，复员转型的宏伟抱负也暂且搁置。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民众欢欣鼓舞，北平分会也焕发生机。分会理事们目睹了解放后的万象更新，联想到解放前不堪回首的往事，主动向代理会长全绍清进言，希望能尽早召开理事会，研究如何使北平分会获得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切都在向新的转变”，有着45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理所当然也要“脱胎换骨”。分会理事根据北平分会的现状，于11月 19日召开的理事会上，一致同意呈请市人民政府接管红十字会。全绍清因健康原因在此次会上辞去代理会长、副会长及常务理事职务。理事们推凌其峻为代理会长并责成他向市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希望政府接管的意见。

1950年8月2日至3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的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揭开了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的新篇章，是其“转向新生的开始”。之后，红十字会总会具体指导了分会的改组工作，确定“根据全面调查联系，重点整理改组的原则”，并为之提供制度保障、干部基础和支撑条件。1950年10月5日，为了取得改组经验，指导全国各地分会顺利改组，中国红十字会召集原北平分会的理事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对红十字会的指示：“鉴于红十字会的特点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方式而不是接管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大家一致同意由总会协同进行改组工作，总会首先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吴晗副市长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决定召开协商会议。12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协商改组会议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举行。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组织规则》，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会后向总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报告了改组经过并报送会议通过后的《组织规则》和理事会名单。协商改组会议的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为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开启新的航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433.

抗战胜利后 第7篇

注意是从唤醒开始的, 而民族情绪的唤醒与公众已有的记忆信息密切相关。因此, 本文将根据记忆的唤醒、强化、重塑的逻辑顺序, 来研究媒体记忆与社群记忆间的互动。

一、媒体强势议程设置, 唤醒公众的社群记忆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 各大媒体从5月份起到9月3日大阅兵, 进行了长达约4个月的系列报道。媒体循序渐进地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 “植入”公众的生活, 刺激公众无意回忆。

(一) 媒体长期重复议题, 调控公众的关注度

以人民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为例, 5~9月推出特色专栏“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抗战”、“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抗战”;7~8月推出纪念特刊专版“7·7”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四块版特刊、“重访受降地”、“我的抗战记忆”等;8~9月推出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等;9月推出《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等20多篇重点理论文章。

可见, 人民日报对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进行了4个多月不间断的报道, 前期注重抗战故事的报道, 后期着力于通过评论和理论文章对读者进行历史观的重塑。

但是, 个体并不能对作用于自身的所有刺激信息进行注意。英国心理学家布鲁德本特提出的注意的过滤器模型理论认为, 注意就如同一个过滤器, 会对外界的信息进行筛选, 被注意的相关信息就能通过过滤器, 而没有受到注意的信息就被排除在外。

因此, 人民日报一开始推出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重访受降地”等专栏, 通过带领公众重返纪念地, 重现过去事物, 以信息的接近性刺激公众的过去经验, 回忆抗战记忆。因为抗战那段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段情绪性记忆。而故地重游在情境上的相似性, 将会刺激公众记忆信息的提取, 激发公众的民族情绪。

之后, 人民日报又通过发表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和理论文章《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以建构事件意义的姿态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标杆性的情绪反应, 使公众的情绪反应跟着媒体议程走。

(二) 加快更替媒介信息, 维持受众关注兴趣

在信息爆炸、新闻产品“麦当劳化”生产的当下, 受众对于议题关注的兴趣呈现出S形曲线的规律, 即对于信息的关注从缓慢递增→快速递增→缓慢递增→兴趣越来越少的过程。[1]因此, 媒体如何设置议题, 让议题显著性与公众受影响性呈正相关关系, 让长达大约4个月的议题报道维持受众的记忆和兴趣, 不产生审美疲劳, 成为各大媒体不断尝试创新的动力。

以光明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报道为例。在4月份, 光明日报就开设“二战史话”专栏, 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盟国作战;之后又推出了《听抗战遗迹的诉说》、《抗日战争图志》、《抗日英雄谱》》等近10个报道专栏, 重现抗战重大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8月26日, 光明网策划的抗战音乐答题游戏《战地歌声》开始上线, 带领网民体验经典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9月又在“两微一端”推出大阅兵的直播与报道, 并给网友提供实时评论互动平台……

从这一系列的报道策划可以看出, 光明日报不仅在信息更替上不断给予新亮点, 把握好新闻信息的学术思想与内容接近性, 对新闻发布与大众参与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 加快了新闻信息的更替。还通过不同的媒介平台, 尤其是“两微一端”的联合运用, 大范围地辐射到公众的生活场域, 不断给予新的信息刺激, 提供舆论热点, 维持受众的关注兴趣。由此,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新闻信息的更替, 公众的记忆在媒体的引领下无意识地不断被唤醒、刷新。

二、媒体邀请公众参与记忆书写, 强化社群记忆

“媒介事件不仅赋予集体记忆一种物质, 而且还赋予它一个框架:它们是组织个人时间和历史时间的代码。”[2]媒体提供的公共记忆点, 这些看似不干预的意识输出, 却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 强化了原本的浅层记忆。在个体记忆的三存储模型中, 个人的短时记忆往往都会因感兴趣的信息、与过去相联系的信息被注意, 然后经过提取并加以复述后, 在个体记忆系统中形成长时记忆。

(一) 最权威的历史重述主体:抗战老兵

在纪念日报道中, 当事人的采访往往具有双重属性, 因为该当事人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又是历史纪念的报道者。所以, 作为抗战的当事人, 老兵无疑是该历史事件最权威的叙述主体。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中, 人民日报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专栏, 和《光明日报》开设的“抗日英雄谱”专栏, 专访健在的抗战将士及亲属, 通过他们的回忆, 重现抗战历史, 唤醒民族记忆。

在此, 媒体对于抗战老兵的专访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叙事模式:一种是以故事化的模式讲述那段历史。媒体以一个历史复述者的角色, 讲述抗战老兵的生活情境, 然后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出来, 担当起历史叙事的重任。另一种则是专访老兵的煽情化采访模式, 媒体以一种看似观察者的角色, 引导他们回忆那段抗战岁月、经历, 以及抗战胜利那一刻自身的感受。

但不论是哪种模式, 媒体对于老兵采访的目的有以下两种:一是邀请抗战老兵参与回忆, 媒体将抗战老兵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以权威的真实性重述抗战历史的“征服”过程, 提供能够进行集体记忆的线索, 带动社群参与集体回忆。二是通过引导老兵回忆那段抗战岁月, 以普通见证者的身份给公众提供一个回顾历史记忆的模板。公众跟随着老兵的回顾, 萌生出民族感情, 最终完成对抗战胜利后老兵的“加冕”仪式。

(二) 当下的个体化叙述主体:普通公众

在媒介事件中, 有必不可少的三要素:事件的组织者、媒体、观众。而一个成功的媒介事件不仅使观众的满意, 还要引导观众积极参与。[2]全民参与是纪念日活动必不可缺的要求。因此, 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 媒体依据历史进行艺术创造。[3]以生动的形式去吸引公众参与记忆的复述。

腾讯网打造了一款二战主题的互动游戏《我的英雄, 我的城》, 引导网友在完成答题、猜图、集卡等网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历史知识, 吸引全民参与。在腾讯网打造的互动游戏中, 媒体潜在性对公众植入了规定的回忆模式, 通过答题、猜图等任务, 引导公众去回忆和关注那段峥嵘岁月。网友因游戏任务需要, 开启有意识的回忆, 并对于未知的抗战历史会产生主动去了解的欲望。公众在媒体信息刺激下提取相关的抗战记忆, 形成短时记忆, 又通过游戏需要进行不断的提取与复述, 对抗战记忆进行强化, 从而形成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长时记忆。

如此看来, 不管是抗战老兵, 还是普通公众, 在媒体的策划中, 公众都被无意识地邀请加入到有意识的历史回忆中。媒体提供共同的历史参考点, 刺激个人的记忆。然后, 个人的浅层记忆在参与媒介记忆互动后, 获得新的记忆, 并形成对特定事件的个体记忆的固化。

三、9.3阅兵重塑公众的社群记忆

昨天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新闻, 其原因在于媒体巧妙地将历史由头与当下产生联系。重述历史并不是媒体的唯一目的, 媒体对于纪念日报道的本质就是将事件作为轮廓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 致力于当前的媒体议程对历史进行回忆和重构。这就是戴扬和卡茨所说的, “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2]的功能。

(一) 强调当下的“加冕”仪式, 展示国家形象

9月3日上午, 23位外国国家元首及42位政府首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等, 陪同习近平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同时也通过阅兵仪式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 讲述其象征意义。1.2万名士兵进行历时70分钟的阅兵, 动用500多种武器装备, 200架飞机飞越天安门, 电视直播以直观的画面给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观众展示了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形象。

而着重于关注当下的媒体, 在叙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中, 也将突出强调这重要时刻的意义。电视媒体会倾向于将镜头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领导人、阅兵整齐划一的全景、台下观众的激动的特写等场面间切换, 将阅兵仪式蕴含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镜头语言表述出来, 并且以直播影像去感染不在场的观众的情绪。由此, 媒体的叙事与官方纪念共同构成了建构记忆的国家仪式。[4]

此外, 以人民日报为例的主流媒体对大阅兵开启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阅兵仪式就是一场过去历史与当下现状的过渡仪式, 突出了国家的巨大形象转型, 强烈的反差让见证者对当下的强国形象更加深刻。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项面向全球的媒介事件, 把抗日纪念作为由头, 唤醒民族情感, 用历史记忆构建国家认同。

(二) 公众不在场的“现场”见证, 更新社群记忆

大阅兵的同步视频直播, 实现移动+PC+ 电视的无缝链接, 公众们通过视频直播、论坛热帖、微博图文直播、手机快讯等各种渠道共同参与“指尖大阅兵”, 进行着这场不在场的“现场体验”。从微博数据中心看“抗战胜利70周年”微博话题的指数趋势, 公众在9.3当天参与网络互动频率达到最高峰, 全民性参与到大阅兵的“加冕”仪式中。可见, 通过媒体前期报道的渲染, 公众关于抗战的记忆不断被唤醒、被强化, 而大阅兵的直播更是将公众的民族情绪激发到高潮, 成为公众的以此集体情感宣泄体验, 一次特别的集体记忆, 全民都参与到了这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自豪与狂欢中。

由此, 可以推演出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记忆在媒体记忆的刺激干扰下, 形成以下的发展框架:媒体报道提供相似的场景、历史的共同参考点, 通过了受众的选择性过滤器, 刺激公众已有的相关记忆, 又通过系列报道让公众获得抗战相关的短时记忆。而公众自身提取的已有记忆与媒体给予的短时记忆间进行协调, 最终重新编码形成对于抗战的长时记忆。

在记忆的重新编码中, 一个人的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依赖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互动而发生的。[5]而媒体议程设置对于大阅兵报道上的侧重, 把公众对于事件的关注从过去的记忆向当下的现状转移, 让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从抗日民族精神随之转移到强国形象上去, 沉浸在大国风范的“加冕”之中。媒体通过对媒介事件的仪式化呈现来克服时空障碍, 通过历史记忆与大阅兵现实情境的结合, 利用视觉影像来展现文化符号, 让公众的国家自豪感与对国家的热爱相互交织建构成国家认同。

四、结语

对于纪念日的报道, 媒体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 “植入”公众的生活, 刺激公众无意回忆。媒体又邀请历史事件当事人参与回忆, 以游戏、征文等形式吸引普通公众加入有意回忆, 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 让公众主动加入到这场纪念日的集体回忆中。新闻媒体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报道是唤起公共记忆的重要桥梁, 而新闻媒体对于历史事件的策划、展演又将更新大众的公共记忆。媒体记忆与公众记忆经过协商与争夺, 最终重塑社群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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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红涛.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 2013 (05) :18-21.

抗战胜利后 第8篇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胜利, 省档案局馆举办了以“铭记抗战胜利”为主题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档案图片流动展览。流动展览于8月13日走进第一个宣传单位———省委1号楼, 省委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纷纷驻足观看, 并与我们工作人员交流展览内容。参观者表示, 档案部门通过挖掘馆藏资源, 配合国家重要宣传活动, 展示自己特有文化产品非常有意义, 特别是在这次展览中看到了一些揭露日本罪行的原始档案, 这些档案资料是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无可争辩的铁证, 这样的展览非常有教育意义。

本次展览共分揭开抗战序幕、日伪残酷统治、全国抗战岁月和夺取抗战胜利四个部分。展览今后还将陆续在省直各机关、在哈院校及公共广场、社区展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流动展览, 更有力地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 引导人们在纪念活动中深刻认识历史、感悟历史、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同时呼吁热爱和平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肩负起历史重任, 共同捍卫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

抗战胜利后 第9篇

新兴媒体通过提供海量的信息、广阔的渠道和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 塑造了全新的受众群体, 使新闻受众更加多元化, 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新媒体技术特点鲜明, 一是传播符号类型更加丰富, 具有文字、声音、图像及音乐、动画虚拟视频、三维空间等多种信息形态。二是多向、非线性的传播发布。突破了纸质媒体和传统电子媒体在信息表达上的局限, 使新闻传播在信息筛选、内容加工、形式表现等方面都有了更多的选择, 传播效率和信息处理能力都大为增强。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的介质壁垒, 形成跨媒体传播态势, 进一步加剧了同种形态媒体、新旧形态媒体之间的竞争。对于传统新闻媒体而言, 需要探索如何以更新的表现手段、更高效的业务流程、更灵活的组织形式, 来扬长避短、克敌制胜。

作为整个策划活动中的第一个环节, 选题决策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近两年, 随着数字化生活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 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开始从策划层面上对此给予关注。尤其是反映身处其中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困惑、矛盾和观念冲突, 探讨随之带来的如网瘾、不良信息泛滥、信息欺诈、网络侵权等一系列涉及法律道德方面的相关问题。这些选题本身的影响力和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报道时, 绝不能停留于简单肤浅的层面上, 而应予以充分地挖掘、展示和分析。重大新闻策划, 是对媒体策划水平的综合考量, 也是媒体市场竞争的制胜法宝之一。今年, 最重大的新闻题材当首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及其他有关活动的通知》, 提出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响应, 都不约而同地对此项活动予以精心策划并实施。从5月7日开始, 《人民日报》推出“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专栏, 由人民日报记者组成若干采访小分队, 挖掘新发现的史料, 重访重要抗战纪念地, 寻访健在的抗战将士及亲属, 通过他们的讲述, 用一段“人民电视”的影像、几张图片、一篇文字重现抗战历史, 深化民族记忆, 将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以鲜活的方式、全媒体渠道呈现给读者, 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通过一张震撼人心的老照片、一处烈士陵园、一尊抗战纪念雕塑、一场震惊世界的激战和一堵弹痕累累的“血战墙”讲述抗日英雄以身殉国的赤胆忠心。

新华网推出大型专题《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载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注重历史“重现”与“反思”的双重展示, 图文并茂与视频在线播报社会各界纪念活动;并以高清美图、时光轴等技术手段重现二战历史, 凸显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同时设置“网友评说”节点实现与网友互动。央视网用老照片和纪录片重现峥嵘岁月。推出专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通过“新儿女英雄传”、“抗战胜利70周年影像馆”、“中国受降档案”、“楹联诗词选登”、“勿忘国耻纪录片”等栏目, 利用老图片与经典纪录片再现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

由此可见,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都对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予以高度重视, 做了精心的策划。这也充分说明新闻策划对重大题材的关注日益重视。

二、新媒体时代新闻策划各有特色

新闻策划的方式、方法很多,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各有特色。传统新闻报道策划中, 报道方式讲求的是各种新闻文体、版面编排、报道规模等合理有效的采用。新媒体环境下的报道策划则要研究如何适当采用新的载体和新技术手段, 运用多种传播符号, 将信息资源进行不同方式的排列组合和增值加工, 采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制作发布新闻, 如博客、搜索引擎、网络专题、网上直播、在线访谈、手机短信等多种传播形式充分使用, 使报道集文字的、视频的、音频的、数字的媒体发布于一身。

今年,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 网络媒体很早就开始精心策划, 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网络宣传活动。通过充分运用全媒体宣传优势, 弘扬主旋律, 掀起了各地人民共同铭记历史、追忆先烈的浓厚爱国氛围, 唱响了网络空间珍视和平、圆梦中华的主旋律。从今年4月开始, 吉林网开设了《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专题, 吉林广播网开设了《历史的丰碑伟大的胜利》专题。吉林电视网开设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专题, 并推出全媒体大型行进式特别报道“追寻”及“讲述红色故事”网络访谈活动。8月1日, 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发起主办的《“穿越滇缅路激扬爱国情”》全媒体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本次采访活动以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德宏5个州市为主线, 全媒体采访团队实地探访滇西抗战遗址, 以直播连线、现场访谈、新闻专题、滚动片花、网络直播、微博、微信、微视同步图文推送、视频点播、报纸专栏, 并联动各州 (市) 广播电台、广播电视台等全媒体融合报道的方式进行。昆明信息港开设了《胜利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专栏。同时, 走访云南红色经典路线, 以视频形式制作“红色经典旅游线路推荐”主题的系列视频节目, 利用视频报道形式, 深挖抗战中的故事, 并通过昆明信息港及春城微视等平台推广。

有的网络媒体还采取联手合作的方式, 加大了报道力度, 提升了整个报道的影响力。浙江在线新闻网站联合湖南当地媒体发起“抗日英雄·魂归故里——长沙会战浙籍将士遗骨回家”新闻宣传活动, 引起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浙江日报、湖南日报、湖南卫视、澎湃新闻等全国100多家媒体的参与, 引发了国内外关注。除了采写《长沙会战浙江籍抗战将士名录公布有你的亲人吗》《终于找到你5户浙江家属赴长沙接抗战阵亡将士遗骨》等报道外, 浙江在线记者一直在湖南、浙江两地多个部门间奔走、沟通, 联系将士亲属, 最终让将士遗骨安葬在了杭州安贤园的纪念园。现场图文在微博、微信、APP等移动端推送, 稿件在浙江在线、浙江日报、湖南日报等媒体发布, 传统媒体、新媒体协同发声, 共同唱响一曲对“民族英魂”的赞歌。

三、新媒体时代新闻策划发展动向

笔者身处重庆, 对重庆媒体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地表现有更多了解, 通过详细调研、比较、分析, 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策划有更多的一些思考。

2014年底, 腾讯、大渝网就开始提前策划纪念活动。经反复调研、谋划, 最后确定以“重走川军出川抗战路”为切入点, 展现八年抗战的一段历程。方略既定, 重在实施。三套人马同时进行, 收集资料, 确立重走川军出川抗战路的路线、内容、线索、要点等, 落实方案;加强互动, 网上招募志愿者, 吸引民众参与, 汇聚能量;面向社会, 寻求社会各界支持, 扩大影响。登高一呼, 声震八方, 3000多网友踊跃报名, 经反复考察、面试, 综合考虑, 最后选定30位志愿者携手同行。行程45天, 途经11个省市, 总行程1万多公里。以大渝网记者编辑和重庆传媒职业学院派出的师生采访团队共同组成主创团队。报道内容分重大战役与人物专访双线并进。每天一早, 大渝网首页都有川军抗战遗址、重大战役和抗战老兵的专题报道新鲜出炉, 整个报道图文并茂, 外加视频新闻, 精彩战斗、光彩老兵, 均受到众多网友热捧热议, 热情点赞。

与此同时, 重庆传统媒体在此次大型纪念活动中也竭尽全力、精心策划组织, 充分显示了传统媒体的丰富资源、人脉优势和厚重的历史沉淀。以对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的报道为例。当日,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各大报媒都以不同的方式和版面隆重报道了北京首都大阅兵的盛况, 同时还采写了大量的本土新闻予以呼应。9月4日, 重庆日报用7个版面全方位全景式报道了北京阅兵式的盛大场面, 其中, 有一个整版报道了阅兵式中与重庆有关的人和事。

抗战胜利后 第10篇

黄天贵副院长主持会议, 黄志勇副院长作重要讲话。黄志勇副院长指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反抗外敌侵略全面性胜利的伟大战争, 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 步入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在这个伟大节日举行纪念活动, 其意义和目的是为了牢记历史, 缅怀先烈, 弘扬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 维护世界和平秩序, 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黄志勇说, 广西有着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历史上曾涌现出瓦氏夫人抗击倭寇、冯子材抗法战争等爱国英雄事迹。在抗日战争时期, 广西人民不畏强敌, 英勇斗争, 浴血奋战, 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 我们要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 弘扬抗战精神, 增强忧患意识, 凝聚民族向心力, 团结一致搞好经济和文化建设。当前, 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 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抗战史和抗战文化的研究。他充分肯定了广西社科院文化所、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在抗战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并对于今后开展抗战文化研究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脚踏实地, 努力创新, 不断推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成果;二是加强与社会科学界各学科、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繁荣社会科学事业;三是大力开展应用研究, 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四是抓好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 将广西抗战史和抗战文化研究持续开展下去。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座谈会场景 (陆璎 摄)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平作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主题发言。作为长期从事抗战文化研究的知名专家, 李建平研究员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纪念抗日战争之当代责任。他说, 当前亟须扎实推进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该更广泛和大规模地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成果和重大意义。包括国际性宣传, 科学、规范、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遭受的重大战争损失和取得的重大战果, 宣传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重要性, 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重大贡献。党委宣传部门、政府相关机构、新闻媒体、文博与社科事业单位、党校、高校、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等, 尤其具有重要的宣传责任。二是应该全面调查和整理现存抗战遗址、抗战文物、抗战档案并进一步加大保护利用力度。三是应该加紧开展对抗战老兵的援助和影像资料的采集与整理。抗战老兵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又是这场正义战争的贡献人, 理应得到尊重与关照。应在政策、宣传、生活补助、医疗保障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这项工作如今也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四是应该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影视制作, 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和真实的历史事实。加大对有关抗日战争社科研究成果的出版推介和成果转化工作及其扶植力度, 鼓励作家艺术家在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掌握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开展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创作。五是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 推动国际性和平正义事业发展。

广西社科院文化所所长覃振锋就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作了发言。他指出, 抗战文化研究是广西的优长学科, 在各位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 还获得了国际大奖, 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当前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转化研究成果。对此, 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如整合文化资源, 把抗战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等。广西大学教授王建平主要就近期在陕西、甘肃开展的抗战遗址考察情况作简要报告。他指出, 现在很多重要抗战遗址已被列为国家级、省市级文物而得以保护, 但许多抗战遗址未能得到妥善保护, 或被破坏, 或被拆毁重建而失去原有的面貌。因此, 他呼吁加大力度保护抗战遗址、抗战文物、抗战档案, 不要遗忘历史, 要让抗战精神永远传承和发扬光大。自治区党校教授陈学璞指出, 要把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并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思路:一是要与政治相结合。譬如可把抗战遗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以保护和开放。二是要与旅游相结合。三是要与领导的发展思路相结合。四要与文学艺术、文化产业相结合。与会专家就昆仑关战役旧址的保护与开发问题各抒己见, 展开了热烈讨论。南宁昆仑关战役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桂文志指出, 昆仑关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抗战遗址。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做好规划, 把昆仑关战役遗址打造成为文化产业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同时要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 把昆仑关战役遗址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抗战文化名胜景点。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抗战文化研究会和专家学者们应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昆仑关战役遗址保护和利用问题, 加大宣传力度, 推动广西抗战文化发展。二是要把抗战文化研究成果与项目相结合, 加快研究成果转化, 使之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会专家建议, 可以利用社科院的科研平台, 明年设立一个关于昆仑关战役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研究课题, 以更好地推动昆仑关战役遗址景区的规划、保护和开发, 扩大宣传力度, 提升影响力, 推动广西抗战文化的发展。其他与会专家学者就纪念抗日战争活动的意义、抗战老兵资料整理、抗战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气氛热烈, 成效显著。

中国隆重纪念抗战胜利等 第11篇

围绕9月3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国举办五场重大纪念活动。

9月3日当天，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盛大的向抗日先烈敬献花圈仪式。包括在京政治局常委、委员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悉数出席。

来自22个国家的200多名国际友人或遗属也全部到达北京。这些60年前曾共同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士，如今将以“国家贵宾”的身份一起参加系列庆祝活动。

政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勇日前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国将适时启动行政区划试点改革。改革思路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相应地取消城镇的行政级别，除首都、省会城市及若干中心城市外，所有的城市原则上都归县政府行政管辖等。

国务院新闻办9月1日发表《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白皮书指出，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鉴于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在导弹防御方面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帮助或保护。”

《华盛顿邮报》近期首度披露15名在押“东突”嫌犯的状况。美国在遣返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被羁押者时，一向是将“中等威胁和低威胁的囚犯一律送回原籍国，由原籍国依照司法程序进行处理。”但美国对中国籍被羁押者采取了不同态度，拒绝将“东突”分子遣返回中国。

由中台办和亲民党主办的首届“两岸菁英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举行。亲民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显耀透露，论坛主题及议题已确定，宋楚瑜14日将主持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广东省纪委负责人8月31日就兴宁大兴煤矿“8·7”特大事故调查发表谈话表示，该矿长期违法开采，与省安监局的个别领导和少数工作人员收受矿主的钱物、违规为其发放生产许可证有关，省纪委已责令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和一处处长谭均伟、副处长王镇成停止工作。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土地流转改革已由广东省首开先河。今年10月1日起，广东省农民手中的农村集体土地，將以与国有土地同样的身份——同地、同价、同权，进入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

经济

美国政府9月1日宣布增加对两种中国纺织品进口设限，分别是合成纤维布和胸衣以及其他内衣等两大类纺织品。这是美国政府在第四轮中美纺织品磋商未达成广泛的一致后立即采取的对华设限行动。

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正在进行的个税改革，多数公众在认同的基础上，希望起征点能再提高一些，并反对全国“一刀切”。50．3％的人认为，个税起征点在2000元以上才比较合适。

在近日公布的2005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中，波导、夏新、康佳等几大国产手机代表不约而同报出了不同程度的亏损，与之前媒体热炒国产手机即将复苏的论调大相径庭。

中国人民银行8月30日宣布发行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新版人民币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纸币和1角硬币将于8月31日发行流通。

社会

自2003年中国把婚前健康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以来，全国各地婚检率普遍下降。许多人担心，婚检率的降低会对下一代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对此，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8月31日透露，中国有可能重新设定婚检制度。

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显示，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1．9％，他们日均工作时间高达8．51小时，比中产以下阶层的日平均工作6．46小时高出2．05小时。

抗战胜利后 第12篇

关键词：抗战胜利70周年,重大主题报道,人民网,中央级主流媒体

做好重大主题报道是党的新闻媒体的职责使命, 也是党媒彰显权威与影响力、区别于其他媒体的优势所在。人民网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新闻网站, 在抗战主题报道中发挥了独特优势, 相关内容阅读量达上亿次,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借助人民日报资源, 进行报网联动

依托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媒体资源的人民网, 可谓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进行紧密的报网联动, 同步开办相关专栏, 刊发《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抗战》等众多系列报道, 多层次地表现中国对二战的贡献。《人民日报》高质量的原创稿件也保证了人民网专题的质量。

与此同时, 人民网与《人民日报》联合推出了专题“我的抗战记忆”、“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 并配合《人民日报》推出专题“日本孤儿感恩中国”, 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多角度、多形式来展现人类超越民族与国界的大爱、

再如, 从5月7日开始, 《人民日报》推出了“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专栏, 此专栏与人民网合作, 在人民网的人民电视版块进行展播。

二、标志性事件:发起了“抗战记忆, 70年70人”大型采访活动

抗战70周年的见证者多已不在人世了, 但是他们的后人或者听父辈讲述, 或者听亲人们描述, 也能依稀勾勒出父辈当年的故事。人民网纪念专题, 不单单要讲述他们那代人的抗战故事, 更是通过后人对先辈的描述, 去发觉“抗战精神”给当代人留下了什么。

此次采访以当事的人口述为主, 不配解说。采访对象以抗战老兵的后代为主, 也采访了健在的老兵及当年的亲历者, 从中精选来自不同地区、参加过不同战役的老兵及后人70人, 成为一个系列。

人民网在各个省市都有地方频道。依托于强大的地方资源, 人民网北京将“70年70人”的约稿函发给地方频道, 由地方频道的记者进行采访。此次采访范围遍及全国, 每个省份都有2~3个人物获选, 采访到的老兵地域分布广, 价值非常大, 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材料。

在传播过程中, 人民网以网页端为主, 辅以人民微博、微信发起讨论。其中, 相关板块的浏览量已过百万次。

在后期制作过程中, 制作了“抗战记忆, 70年70人”的专题页面, 并放在人民网焦点图强力推送。此外, 还制作了HTML5页面, 用视频全面展现了70位抗战老兵的抗战记忆。同时, 人民网发挥了新媒体交互性的优势, 在专题PC端设计手机扫码, 网友可以通过扫码直接在手机端上观看, 适合网友的阅读习惯。

最后, 人民网将“70年70人”的所有视频材料及珍贵的图文材料刻成光盘, 以礼物的形式送给了抗战老兵们, 并将这份记忆永远地留存了下来。

三、媒体融合, 做抗战纪念全方位策划报道

(一) 全方位策划报道

抗战纪念专题分为新闻、评论、图片、视频、访谈、资料和互动几个部分, 将所有相关材料都整合到里面。其中所有的文字、音视频材料都来自人民网和《人民日报》的原创, 保质保量。互动采用了放飞和平鸽、发表和平宣言的方式, 让网友表达自己的和平心愿。

(二) 内部资源整合, 人民网强国论坛持续发力

人民网强国论坛推出的系列报道《抗战纪念馆馆长系列谈:让沉睡的历史告诉今天和明天》, 人民网记者分别专访了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陆茜、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副馆长吕民忠等, 以史实和实物还原当年惊天动地的抗战故事。由于是网上论坛开设的视频系列, 吸引了网友的热烈讨论互动。与此同时, 搜狐、网易、腾讯等媒体也纷纷转载, 扩大了影响力。

(三) 微博微信新媒体主动发声, 引导舆论

人民网下设舆情监管中心与微博微信融媒体运营中心, 注重将宣传报道与人民网的文化特色相结合。它们既推送原创内容, 也从人民网抗战纪念专题栏目中挑选内容进行推送,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四、全景式展现抗战纪念日 (大阅兵) 专题报道

除了之前的抗战纪念专题, 人民网特别制作了大型专题“2015年抗战大阅兵”, 专题采用H5动态效果, 以滚动屏幕的方式呈现视频直播、图文及微博直播。

在阅兵当天, 以人民网网站、人民微博、人民网微信为主要平台, 人民网用文字、照片、音视频等多种手段, 对70周年阅兵式做了全景式的扫描和全面具体且具有特色的报道。

人民网运用自己的直播车进行多种语言的直播, 推出中、英、俄、西4路多语种信号视频直播。同时, 人民网的微信公众号也持续发力, 内容包含了视频、图片、全文解读等内容。

重大主题报道体现的是我们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绝不仅仅是新闻的制造与堆砌。通过人民网抗战纪念主题报道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级媒体在做重大主题报道时, 眼光要远、思想要深, 策划要周密, 要能整合自身资源, 充分弘扬主旋律, 展现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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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彬.浅析地市党报如何做好经济报道[J].城市党报研究, 2011 (6) :26-27.

[3]李沁.以媒体融合的方式书写历史[J].新闻与写作, 2015 (9) :81-84.

[4]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报道综述[J].传媒, 2015 (10) :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