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书写范文

跨文化书写范文（精选12篇）

跨文化书写 第1篇

对于经典题材的重写原本就是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而木兰形象在当代的跨文化改写超出了传统的民族或国别文学范围, 因而产生了更多值得思考的新课题。木兰形象的跨文化书写, 折射出了传统文化符号在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演变, 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全球化时代民族的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社会性别秩序等课题。本文在梳理木兰传说的历代版本的同时, 重点关注木兰传说的当代版本, 考察在跨文化书写的过程中, 木兰形象的变迁及其文化意义的历史建构, 并最终将视线拉回国内。

作为我国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 木兰传说的各代改写版本屡见不鲜 (木兰故事最早见于南北朝民歌《木兰辞》, 该诗最早见录于南朝陈朝人释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 又存录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十二首》。这首以五言为主, 杂以七言、九言句的叙事诗歌在中国广为传唱。木兰故事第一个著名的改编者是唐代名将韦元甫, 他将原诗中第一人称叙事改为第三人称, 删除原诗的雌雄兔譬喻, 增加了对木兰忠孝思想的赞美。花木兰故事的第二次重要改编是明万历年间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生性狷介的徐渭将其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注入了这一古老传奇。此外, 明人朱国贞《涌幢小品》的《木兰将军》一篇、清代《北魏奇诗闺孝烈传》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木兰故事在原有框架上进行了改写) , 但第一个真正以美国读者为受众, 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海外版本, 是当代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

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了代表作《女勇士》。长篇小说《女勇士》全名为《女勇士——一个在鬼魂中长大的女孩记忆》 (The Woman Warrior: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 其重点章节取材于木兰传说, 是木兰传说在美国的第一个知名版本。《女勇士》因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象、奇特的叙述视角在当代美国文坛一鸣惊人, 被誉为华美文学的经典著作, 力取当年度非小说类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 更奠定了汤亭亭在华美文学领域、乃至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华裔文学近年来在美国声誉日隆, 与汤亭亭取得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

《女勇士》小说分为五个部分, 尤以第二章《白虎山学道》最为著名, 《白虎山学道》的主要情节基本建构在花木兰女扮男装、建功立业、荣归故里的框架里, 同时又糅合了其他中外故事, 更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化信息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一个幻想中的木兰传奇就此诞生:七岁那年“我”跟着一只鸟进入山中, 拜两位神仙为师研习武功战术。历经十五个寒暑, 武艺学成的“我”回乡替父出征。

在这一故事之中, 不难辨认出一些似曾相识的元素:如主人公即将出征的前夕, 父母为了让她记住仇恨, 临行前在她背上刻写了一行行报仇的文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组织自己的军队, 军纪严明、爱民如子——穆桂英的底版。长城的意象也非常醒目地出现在文中:“我”在占领北平后, 第一个登临的地方便是长城, “我触摸着长城, 让我的手指在建造者亲手砌的石砖间滑动, 我们将额头脸颊贴在长城上, 像那些曾经不远万里前来寻夫的妇女一样哭泣”——孟姜女的故事在此被巧妙地嵌入。率军向北行进攻打北平, 斩杀皇帝——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情景再现于此。而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节, 如杀恶霸、开诉苦会, 则像极了农民翻身解放的作风。

在情节的突兀荒诞之外, 《女勇士》中大量堆积的 (并且常常是变形的) 中国符码也是这部小说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如主人公学武一节, 半人半神的武林高手、辟谷习道、阴阳五行、轻功飞跃……像极了功夫片中的场景;村人为她送行之时, 草药、银箸、丝绸衣服、陶罐……俨然够开一个中国土特产展销会。这众多的中国式意象、曲折的中国式传说, 常常夸张到了极度变形的地步, 或滥用到了不加节制。而这或许正反映了汤亭亭这个第二代移民心目里的中国形象:神秘而闭塞, 充满了神仙鬼怪, 道骨仙风, 既粗犷彪悍, 又飘渺悠远。

《女勇士》被汤亭亭称为“母亲的书”, 母与女之间既枝叶相连、血脉相通, 又有各自存活的土壤和空间, 充满了张力。作为一个在美国生长、受教育的华裔, 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汤亭亭在多元语境中接受的一个部分, 而中国的文学文本对于她更近似于一个巨大的素材资源。汤亭亭的女勇士之所以成为跨文化的语境下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木兰形象, 正是因为这一个空前奇特的木兰第一次不再是古老中国里楷模式的女英雄, 而成为了唐人街困惑的女儿。“我”不断地想理清楚关于童年、想象、家庭、村庄、电影和生活的定义, 在中与美之间无所适从, 而这也正是漂洋过海的另一个花木兰轰轰烈烈地亮相全球后, 在异国他乡却必然遭遇的尴尬命运。

汤亭亭的《女勇士》之后, 来到美国的第二个花木兰出自迪斯尼之手。1998年, 迪斯尼的动画片Mulan大张旗鼓的热映招来了汤亭亭的不满, 后者甚至扬言要起诉迪斯尼侵权。这场官司后来不了了之, 但设若当真细究起来迪斯尼也该面无惧色:木兰故事的版权既不属于汤亭亭, 而迪斯尼改编出的Mulan更绝非独自移居海外的中国孤女, 她在庞大的好莱坞王国便拥有宗亲无数:木兰形象的这一次改编版本在美国文学/电影领域同样有其从属的形象序列。

在美国文学史中, 关于华人的叙述常常被讲述成一种“套话” (stereotype) , 华人女性固定的形象只有柔弱的、逆来顺受作为白人男性附属品的东方女性和邪恶的、生性放浪的荡妇两种 (《女勇士》中母亲勇兰一开始便向“我”讲述无名姑姑的故事, 以其悲惨的命运告诫“我”遵循传统。而书中塑造的众多华人女性也不乏逆来顺受的典型) 。电影领域也不例外, 卫景宜在《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一书中便指出, 好莱坞荧幕上的中国女性形象大略可分为两类:“莲花”和“龙女”。后者指的是生性狡诈、东方风情十足而往往具备危险性的女性形象, 三十年代萨克伯罗墨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之一《傅满洲的女儿》一书中便描绘了“龙女”的代表人物Fah Lo Suee, 这名强悍的女子被书写成了反对白人的亚洲女领袖。前者的另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中国娃娃” (China Doll) , 通常指的是依附于白人男子、柔弱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女性。这一序列中最早的一个形象代表是华裔演员黄柳霜 (Anna May Wong, 1907-1961) 在影片《海逝》 (The Toll of the Sea, 1922) 中扮演的华裔女性角色“莲花”, 在这部电影里莲花演绎了一个蝴蝶夫人式的东方女性为爱而殉葬的故事。关南施饰演的苏西黄等角色也大多延续了这一模型, 在好莱坞的荧幕上共同延续着对华裔/东方女性的规约性叙述。

基于这样的传统, 资料显示, 在迪斯尼原本的工业流程之中, Mulan的剧组打算制作的只不过是又一个“中国娃娃”的故事, 主体情节是一个美丽而不幸的中国女孩如何获得一位英国绅士的青睐, 并因此摆脱了自己的悲惨命运。然而, 恰逢此时, 偶然读到的《木兰诗》却给影片编剧、儿童畅销书作家Robert San Souci带来了某种灵感, San Souci决定将木兰的故事与中国娃娃的故事糅合到一起。此处一个具有争议之处在于, 汤亭亭坚持认为是其热销美国的作品《女勇士》带给了迪斯尼灵感;然而无争议之处在于, 古老的东方天空下、美丽而神秘的“中国娃娃”这一叙述模型久为好莱坞与美国观众所熟悉, 尽管木兰这一次并未被塑造成一个柔弱且无知的东方女性, 然而整部电影里充斥着充分夸张的东方元素、扭曲变形的东方情境, 却既可能是汤亭亭式的, 也极可能是“中国娃娃”式的。

另一方面, 花木兰的形象从其设定之初起所归属的, 是迪斯尼另一个更为显在的传统:由《白雪公主》、《仙履奇缘》、《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等经典童话电影开创的“公主系列”。

“公主系列”始于《白雪公主》, 这部影片上映三个星期便打破了无线电城音乐厅的票房纪录, 七个小矮人, 尤其是笨瓜成为大众偶像, 电影中的歌曲更是每家电台都在播放。《小美人鱼》是首次推出的供成年人观看的片子, 曾被指责为“色情”, 但票房的再一次全胜对迪斯尼而言显然更具说服力。1991年的影片《美女与野兽》是美国国内第一部票房超过一亿美元的卡通片, 也促使公司计划为百老汇创作戏剧。票房上的成功让迪斯尼看见了“女孩子的故事”具备的巨大商业价值, 而Mulan影片的诞生正是在这一时期。

迪斯尼注册了“公主系列”的商标 (迪斯尼注册商标“公主系列”中的电影包括:《白雪公主》、《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仙履奇缘》、《风中奇缘》、《花木兰》等) , 再明确不过地将木兰归为了白雪公主和小美人鱼公主的姐妹。而正如同这个序列的所有迪斯尼影片一样, 核心的线索正是爱情, 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如何获得爱情——进而获得价值实现的故事。重要的并非这些电影中的女主角是否是真正的皇室女儿, 而是它们所讲述的, 是这样一个公主与王子永久相爱的经典童话。在相近的时间段里相继拍摄的《风中奇缘》与Mulan一样, 也借鉴了来自他文化的民族传说, 并顺利地纳入了公主/灰姑娘V.S白马王子的迪斯尼经典模型之中。经典模型的娴熟套用, 以及东方风情的离奇展演, 一方面, 将改写了原有的传奇, 另一方面, 则为迪斯尼赢得了巨大的票房胜利。

十分有趣的是, 1998年迪斯尼Mulan票房大捷, 位列年度十二, 在影评界更是颇见好评。如夏小燕认为, Mulan跳出了美国近年来兴起的伪女权主义电影的泥淖, 摆脱了复仇女神、英雄母亲和变态女子的窠臼, 真正唱出了女性自由之歌。然而, 迪斯尼真的创新了吗?原本以“中国娃娃”式的滥套开始的电影策划, 后期分明包含在迪斯尼“公主系列”注册商标之中的程式化叙述, 这样生产出来的木兰形象何以竟然演变成了斗士?而另一方面, 木兰的传奇对于迪斯尼、对于西方观众, 是否真的完全是一个“舶来”的新鲜故事, 在西方语境下是否真的绝无先例?设若这样的先例存在, Mulan与其又存在怎样的关联与差异?

事实上, 迪斯尼对木兰女扮男装从军的故事的青睐,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欧洲文学中的“圣女贞德”的原型。基于“女扮男装、驰骋沙场”的相似性, 贞德被称为“西方木兰”, 但花木兰这一看似叛逆、看似触犯了性别秩序和君臣纲常的形象却不但得以荣归故里, 而且其故事也在民间流传一千多年, 不仅为人民喜闻乐见, 统治者也不以为忤。在木兰诗中, 木兰同样女扮男装, 看似违背了封建社会秩序, 命运却迥异于被称为“西方木兰”的圣女贞德。常被后世定位成“反叛者”、“女权斗士”的花木兰何以能够跨越性别秩序, 不仅逃脱“欺君者死”的命运, 甚而能够荣归故里、百世流芳?

先看贞德, 自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比赞 (Christine de Pisan) 的诗歌《贞德》以来, 圣女贞德这一形象在欧洲文学中便屡见不鲜, 但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将其塑造为一个宗教异端与无耻荡妇, 伏尔泰的长诗《姑娘》中的贞德形象虽不无可敬之处, 可与其称之为战争女英雄, 不如说是一个周旋于贵族身边的轻佻女子;直至席勒作《奥尔良姑娘》, 贞德才真正被塑造成一个为了祖国荣誉而献身的女英雄形象, 但席勒笔下的贞德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他不仅改写了贞德被宗教法庭烧死的结局, 更为贞德增加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萧伯纳的历史剧《圣女贞德》中贞德是一个朴实率真的农妇, 被赋予了明显的新女性色彩, 常被纳入到易卜生《玩偶之家》所开创的娜拉式新女性形象的脉络之中;马克·吐温笔下的圣女贞德则冷静沉着, 富于大将之才。

总体而言, 世俗的功勋与宗教的异端之间的矛盾是贞德形象的矛盾集结点, 女扮男装增添了这个故事的传奇色彩, 改写者们也往往乐于为这个奇突的故事抹上几笔罗曼史的色彩, 但在大多数文本中, 贞德依然是那个被宗教法庭的烈火烧死的殉教者, 贞德形象的改写是从属于基督教故事原型的, 她的命运之中有不容抹杀的悲剧色彩与宗教内涵。

那么, 木兰呢?

宋代何汶在《竹庄诗话》里说:“木兰, 孝女也。”清代无名氏为木兰作传, 则直题名为“忠孝勇烈奇女”。一语惊醒梦中人, 看似叛逆的木兰, 得到的评价竟然全然合乎传统社会的主流规范。

中国自古强调以忠孝治天下, 在家尽孝便是为国尽忠, 忠孝合一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生也”, 忠孝之说深入当时人心。明代徐渭在《雌木兰》中把木兰塑造成一个与“黑山草贼”作战的英雄形象, 也是强调木兰的“忠孝两全”。

看诗作行文, 《木兰诗》描绘战争场面不过寥寥数语, 全篇重点篇幅放在了诗歌的首尾两段, 即离家与归家的内容上, 开篇白描织布女子对窗叹息, 收尾细绘木兰“对镜贴花黄”, 都是情趣盎然的闺阁笔墨, 字里行间犹在夸赞木兰之淑静、贤德。木兰万里赴戎机, 为国奋战的所作所为其目的在于尽孝, 而自韦元甫将“忠孝两不渝”的褒扬颁给木兰之后, 这一高度评价更是屡见于后世, 木兰俨然成为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 集贤淑端庄与忠孝勇敢于一身。

再观电影史, 抗日战争时期, 周贻白改编的话剧《木兰》突出表现了反对侵略战争的民族思想, 首次赋予了木兰形象新的爱国精神。同样, 1928年民新影片公司电影《木兰从军》中径直喊出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口号, “忠孝”主题演变为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里救亡图存的呐喊。而1939年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陈云裳主演的电影《花木兰》, 则将爱国精神与家庭、个人, 甚至爱情相对立, 完成了从“为家尽孝”到“为国尽忠”的置换, 从而成就了一部反响巨大的抗战影片;1956年, 陈宪章、王景中改编, 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则完全摈弃了男女情爱线索, 直力书写爱国情怀, 似与那个宣扬“铁姑娘”、号召“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氛围不谋而合, 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得到了极大彰显。正如王永宽所说, “现代戏曲更加明确地把木兰从军的故事置于抵抗外族入侵的历史背景之中, 突出了木兰参战的崇高责任感, 深化了原作主题, 升华了木兰的思想境界。”

“忠孝两不渝”, 正是这句诗昭示了木兰故事的传统内涵。乔装从军, 似乎已经犯下欺君大罪的木兰何以通过了封建道德秩序严酷的审查, 甚至成为一种为主流价值观所褒扬的楷模呢?究其原因, 大略不出于此。木兰传奇内在的支撑逻辑是儒教的忠孝主题, 其传奇是在女扮男装之后的“男性”身份中完成的, 木兰的结局仍然是恢复其女性真实面目, 做一个深闺纺织的孝女——南北朝之后木兰传奇的演化套路也正说明强化了这一点。为了树立木兰机敏果敢的孝女形象, 其历史叙述已经消除了故事自身可能蕴含的异质性。木兰代父从军的行为没有真正冒犯社会体制, 反而在“忠孝”的叙事动机下, 足以被描绘成一个合乎人情法度, 甚至荣获褒扬的故事。

但在迪斯尼的动画片Mulan中, 这样一个基础性内涵却被彻底置换了。迪斯尼虽然借用了古老的东方传说的外壳, 但在其中灌注的却是它自身再熟稔不过的西方话语。从动机而言, “为家尽孝”或“为国尽忠”的传统动机被改写成了女主人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正是在这个层面上, 迪斯尼的动画片搁置了木兰从军的深层动机, 完全脱离了其时代与社会背景, 实质上已经使这个故事成为一个充分虚构的现代传奇。化着日本艺伎式的浓妆、穿着唐朝的服装、讲着英语的北朝少女花木兰被李翔的军队放逐, 却在泥泞之中唱出了美妙的歌声, 再直白不过地宣告了一个再美国化不过的动机:追求自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忠与孝的精神在迪斯尼的文化伦理里都无从落脚, 迪斯尼似乎也不再钟情于这个故事末尾“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扑朔迷离, 而更自觉地将其改写为一个在苦难中的觉醒主题、一个灰姑娘如何发现自我的童话、一个无所适从的失败者如何成长为英雄的寓言。这一切, 方才是迪斯尼再熟稔不过的程式化故事。

无独有偶, 在木兰的故乡, 中国各版本的木兰传奇也常见奇突之处。最为极端的例证, 则是1998年由知名电视制作人杨佩佩推出的电视剧《花木兰》。这台电视剧直接定位为武侠言情类港台喜剧。木兰不再是一个传说中的孝女和战士, 而更多作为一个大家庭中的女儿、媳妇、妻子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场合和纠纷中。家长里短和情感纠葛取代了家族灾难和抵御外侮, 成为现代版木兰的“主旋律”。尽孝不再仅仅是替父出征的勇烈, 更被扩展到婆媳之间, 演绎成为更具备娱乐效果的“婆媳争宠”戏, 而忠君爱国的重责则在如儿戏的民族战争和权力斗争中轻松实现。

《花木兰》电视剧定位为武侠言情喜剧, 而其实质是一部以爱情故事为底基的现代剧, 基本叙事设置是好事多磨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将古装的外壳套在了都市肥皂剧的表面, 而木兰故事在长久的历史传播过程中积淀的传统早已面无全非。虽然男女主人公依旧戴盔披甲, 真正的战场却早已悄然从沙场转到家庭。“传统”成为了一个被充分戏剧化的形象, 立于主人公价值的对立面, 卖力地扮演着“喜剧效果供应商”的角色。诸如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拜神看相的迷信习气、无厘头的搞笑、世俗化的神仙和历史……在戏说历史和传统的同时也在戏弄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诸般教导。

对传统, 以及传统题材高度娱乐化的重述, 使这部电视剧遭到了来自于普通观众和媒体的大量批评, 而作为一部冗长的电视剧, 剧中种种硬伤更是比比皆是 (如《重庆晚报》发文指出《花木兰》违背历史真实。在隋人李亮的家里挂着唐朝李白的《赠汪伦》和刘禹锡的《陋室铭》, 让李亮的母亲说出“三生有幸”、“胸有成竹”之类的唐宋成语。参见谢方《李白早生百余年——“新编花木兰”错得荒唐》) 。然而, 更加发人深省的是, 在面对这部电视剧时, 评论界其实如同面对Mulan一样, 表现出了某种实质上的失语。在细枝末节的追究之外, 报端杂志所见最多的不过是八卦绯闻和小道消息, 街谈巷议和私人书写中也难见深刻的反思。当代生活的节奏和异化使得现代的木兰成为一个有商业价值的卖点和有娱乐价值的消遣品, 旧的忠孝观念和20世纪的救亡主题不再必要, 甚至爱情也被悄悄地解构和边缘化。作为大众隐秘欲望和现实寄托的载体, 历史传奇人物木兰在台湾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条中得以成就新的都市传奇, 然而, 这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传奇。

木兰从来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历史人物, 正是她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给后人不断的重写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在全球化的呼声高涨的时代, 木兰从南北朝的遥远民歌中走入唐人街, 从口耳相传的民间走入迪斯尼的庞大帝国, 代父从军的传统孝女演变为唐人街上迷茫的少女, 甚或是一个披着唐朝装束的美国女孩, 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之手隐隐浮现。迪斯尼一贯标榜, 其影片宣传的是超越年代与国界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朴实价值观”, 生产的是全球化的欢乐。在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中, 无论是爱情、还是欢乐, 都变得可以批量生产, Mulan因此得以成为真正的美国女性成长喜剧, 而几乎无涉《木兰辞》本身。事实上, 正是东方情调与全球化的双重策略令迪斯尼的木兰改写得心应手。然而, Mulan在中国本土黯淡的票房、以及续篇MulanⅡ的草草收场, 却隐约照见了迪斯尼的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 在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的现代生活中, 消费欲望越来越趋向于把木兰变成一个文化消费对象。当跋涉千里的木兰重新回到汉语的文化语境中, 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台湾、香港或是任何一个现代城市的市井社会。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里, 精心包装出来的欲望和诱惑以时尚和主流的名义粉墨登场, 人文关怀让位于惟利是图的市场至上和瞬息万变的时尚品位。打着“戏说”的旗号, 形形色色的“故事新编”大行其道, 旧瓶装新酒的标识使人们不再苛求其历史真实性, 而木兰古装里承载的现代言行举止倒暗合人们的期待视野。大众文化文本作为消费时代里的文化急先锋, 承载着人们的隐秘欲望和现实寄托, 悄然改写着人们对传统与现实的认同。

曾有学者大力考证, 花木兰缘何姓花, 故里何处;在小说《女勇士》中重塑了花木兰形象的作者汤亭亭却直言不讳:“白虎山不是一个中国神话故事, 而是一个美国神话故事, 一种功夫片的戏仿”;迪斯尼动画片Mulan借重木兰原型, 刻意采取大量的东方符码, 书写了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故事”;香港的《花木兰》让位于消费文化的狂欢, 中国出品的动画片《蝴蝶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则硬生生套用Mulan模式, 顺应着西方强势的目光反观自身, 见到的, 赫然已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自己”。而就在不远处, 赵薇的又一出武打言情戏正在隆重上演……

本文以迪斯尼动画片Mulan为重心, 关注跨文化语境下经典题材的改写问题。论文没有仅仅停留于对历史资料的爬梳, 更无意仓促做出结论。木兰形象的重写历史久远, 而在全球化时代更为迫切的现实语境之中, 这只是一个前途艰辛却充满可能性的开始。

摘要：经典题材的重写日渐为文学研究所关注, 而木兰形象在当代的跨文化改写超出了传统的民族或国别文学范围。本文在梳理木兰传说的历代版本的同时, 重点关注木兰传说的当代版本, 考察在跨文化书写的过程中, 木兰形象的变迁及其文化意义的历史建构。

规范汉字书写 弘扬传统文化 第2篇

写能力测试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贯彻落实安徽省语委办《关于在中小学开展规范汉字书写能力测评的通知》（皖教语函【2013】5号）文件精神，提高教师规范汉字书写水平。2013年12月18日下午，实验小学举行“实验小学教师规范汉字书写书写能力水平测试”活动，参加测评的有全体语文老师和40岁以下的其他学科教师，共有73名。

文化错位下的书写 第3篇

关键词：《西海纪游草》；文化错位；心理图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3-0067-06

随着晚清变局的到来，西方“他者”正以古未有之的方式全面挑战晚清人的世界观与思维模式，现代世界图式开始被一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形诸笔墨，林则徐组织编纂了《四洲志》，魏源则编撰了《海国图志》，此后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也纷纷付梓，然而，上述近代地理知识始终是旁采“夷图、夷语，钩稽贯穿”①而成，属于“以西洋人谈西洋”②式的纸上谈兵，因此，晚清变局伊始，林鍼因缘际会的海外壮游及其所作的《西海纪游草》，因其亲力亲为，则让书上的想象烟云首次成为切实的人生体验，钟叔河指出“指数一八四零以来走向世界的报道，只能从林鍼的《西海纪游草》算起。”③

林鍼可谓是晚清最早一批的“口岸知识分子”，④如果他迫于生计而拥有的外语能力可以让他忝列为知识分子的话，林鍼中断体制内的科举路途，并在厦门这么一个“华洋杂处”的通商码头成为一名舌人（翻译），这类有别于传统士人的谋生方式，使得林鍼有机会成为晚清变局以来史料所载的最早走向西方的中国士人。1847年，林鍼受花旗银行聘用，前往美国“舌耕海外”，二月启程，次年二月回国，在美国滞留了一年多。旅美归来的林鍼作有《西海纪游草》一书，其中包括堪百句的五言长诗《西海纪游诗》，并配有更为详致几乎是复述其诗内容的《西海纪游自序》骈文一篇，《救回被诱潮人记》散文一篇，并后附有《附记先祖妣节孝事略》一文。

作为晚清首部域外游记，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不仅实录了彼时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改‘西洋人介绍西洋，借助洋人看西洋’的对外了解认识的方式，成为19世纪中国人眼中的美国缩影，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尤其对中美文化的早期交流具有特殊的意义。”⑤与此同时，跨文化视域下的文本书写不啻为一枚有效的文化心理的放大镜，再现了普罗民众初次身临西方文化冲击时的文化心理图式，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认知与想象之间的错位，可堪为我们梳理晚清民众的文化心理嬗变提供重要样本。

一、“苦旅”为“孝亲”：一次不得已的异域之行

旅行，特别是异域之行，对于个体而言，在某个层面带来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对立，即从现有秩序空间走向一个未知秩序空间的对立行为，这种对立结构到了初涉异域的传统士人那里，则意味着从文明中心朝向荒渺的蛮夷之地的游走，如郭少棠所言：“古代中国旅行文献的著作者主要是对外国和非汉族族群兴趣不大的士大夫。……旅行书写即倾向于把焦点放在对帝国周边及蛮荒之地政治使命的叙述。使者们走过异国他乡，客观地记录下旅途所遇可怕的地理特征和民族奇俗，绘制出一幅艰难探索的画面。”⑥，正是在这种文化层级意识下，异域之行在传统士人眼里始终带有从中心走向边缘、从文明走向荒蛮的艰难性质；甚至在晚林鍼出洋几十年之后，清廷不少顽固分子对郭嵩焘的出洋之行，仍抱一种贬斥的态度，当时曾流传这么一副对联对之进行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⑦身处这种社会总体意识下，漂洋过海对林鍼而言，自然成为一次不得已的异域之行。

林鍼出洋的契机，是源于商业往来中的“舌人”身份，其所居的厦门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正式开放的五个口岸之一，它作为晚清与西方交往的敏感地带，既时刻提醒着帝国溃败的耻辱，也时时改变着帝国的社会模式，在厦门这个充斥着外国商人的沿海城市，林鍼以担任洋人的翻译（舌人）来维持生计，对于内心仍辗转于传统宗法结构内部的林鍼而言，先锋而实质尴尬的舌人职业偏离了士人修身、齐家、治国的正道，难登大雅之堂，而因舌人的职业远走异域，更成为不得已中的不得已，正是这种屈而从之的“不得已”情绪让林鍼于游记中数次强调其出行的苦衷、感慨其游子之殇，开篇便叹逆旅之苦：

“萧萧长夜，碧海青天；黯黯离愁，临形吊影。……嚅蓼集茶，苦中之苦；披星带月，天外重天。父母倚闾而望，星霜即父母之星霜；家人筹数鍼期，冷暖殆家人之冷暖。腹如悬磬，晨夕不计饔飨；身似颠簸，日夜漂流风雨。”⑧

一名游走天涯的断肠人形象跃然纸上，更何况，他去的是未知的“天外天”，超乎固有经验所能想象的异域，乘槎远行在林鍼笔下堪比流离失所“身似颠簸，日夜漂流风雨”，这与现代社会以自由意志与探索考察为动力的主动性远游迥然有别，对于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出洋事宜，林鍼却只有不得已衷的悲壮。林鍼的这份悲壮感，在稍后的清廷命官斌椿那里，同样有所呈现。1866年，斌椿随英人赫德赴英国时已63岁，风烛残年之际远走他乡，其缘故在于彼时清廷准备派人赴欧游历，大小官员“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只有斌椿“慨然愿往”，为此，他还特地赋诗一首以壮己志，道“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出使异域被他视为一种须经受上天考验的磨难，内在的悲壮情怀不言而喻。

乘槎远行，途中的颠簸流离固然是苦，“腹如悬磬，晨夕不计饔飨；身似颠簸，日夜漂流风雨”，出洋由此成为一场身体的挫折，然而，这不过是外在的身受之苦，对于林鍼而言，与亲人隔睽、不得尽孝才是其内在的心灵之苦，远行游子不能奉养家人的悲哀成为林鍼反复吟咏的主题：“游子思亲际，原亲忆子时；思亲虞老迈，忆子患凄其；妻对牛衣泣，夫从斗柄移。”⑨游子恨别离的痛苦与不能尽孝的内疚跃然纸上；俨然，旅行对于林鍼而言已经成为一场孤苦无依、形影相吊的逆旅，是一种人生磨难以至亲人间的生离死别。林鍼将这双重痛苦抒发于中国传统的行旅感发范畴中，不仅符合古典诗词中不乏骚客风致的游子离乡的悲凉情致，而且将出洋旅行这一带有现代跨文化意味的行为与不能孝亲的传统因袭连接一起，更加重了出洋这一现代性行为所给予彼时普罗大众的沉重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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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国禁开放之初，传统中国仍属于宗法与血缘纠杂于一起的社会形态范畴，小农自产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国人世代粘着于泱泱土地之上，安土重迁成为他们适应农耕文明的传统生存法则，就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⑩自古国人对出外行旅都持保守态度，出外行旅往往被称为“逆旅”、“苦旅”“漂行”等，游子形象往往是“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沦落形象，除此之外，儒家经典中有不少将出游与事亲指认为抵牾行径的论断，从孝的层面指摘游子的“游”不可，《论语.里仁》要求“父母在，不远游”，《礼记.曾子问》有“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作为从稳定架构下游离而出的游子，远行成为对血缘土地的一种背叛，成为对追求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的一种挑战。从这个层面而言，林鍼的旅美远游在晚清初通西洋之际，自然绕不过坚固的乡土理念，游者势必要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框架内来论述行旅之苦，以符合规范的动作在传统的游子情绪中抒发他的远行之痛。

如果说，文本内部有关远离故土、不能事亲的哀叹，从感性层面表达了林鍼对远游的内心抵触，并藉此向传统孝道致敬，那么，正文前的几则序论以及林鍼本人的自我表白，则让我们得知林鍼继续“苦旅”的缘由是因为家庭贫苦，无力奉养双亲，所以只好勉为其难远去异邦以谋“菽水”，正如友人王道徵于序中所强调的“顾余闻景周性淳笃而家甚贫，白发在堂，无以为养。其乘风破浪，孤剑长征，将以博菽水资而为二老欢也。其游不久即归，非得已者。”诗文前这些孜孜表白显然是为此次远行做一次合法的辩护，即远走他乡并非源于个体意志，而是为了谋求生计、孝敬父老、践行孝道，可谓“游必有方”，是合于传统人伦之道的无奈之举，如此，在孝亲的伦理框架内，林鍼及其友人为远行之举找到了一个符合礼教规范的支撑点，远走他方的“不孝”行径因其内在的“致孝”目的，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与内在的谅解。

二、“惊羡”与“搜奇”中的西方书写

固然，乘槎远行成为林鍼一场不得已的苦旅，但远涉重洋、切换进入西方文明的行旅经验与局囿于国土漂泊的境遇不再一样，他被置放于一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异质空间，对于从未拥有异域经验的作者而言，美国正成为一个奇异而具有特殊吸引力的现实所在，都市形态、社会现象、宗教文化等，无不成为成为震撼他固有经验图式的异域风景：

“宫阙嵯峨现，桅樯错杂随；激波掀火舶，载货运牲骑；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泉桥承远溜，利用济居夷；战舰连城炮，浑天测海蠡；女男分贵贱，白黑辨尊卑；俗奉耶稣教，人遵礼拜规；联邦情既洽，统领法犹垂；国以勤农富，官从荐举宜；穷招孤寡院，瞢读揣摩碑；断狱除刑具，屯军肃令仪；暑寒针示兆，机织火先施；土广民仍少，售昂物只斯；南方宽沃壤，北省善谋赀；少蓄遨游志，今开夙昔疑。”

林鍼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繁华乃至先进的西方世相图，文中对西方现代器物文明的褒奖不绝于目，“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惊叹西方邮政的速度与便捷；对西方礼仪、政教的赞美也溢于言表，“断狱除刑具，屯军肃令仪”则赞叹西方司法体系的公平、公正；总而言之，从上述不乏溢美的诗句中，我们发现，当林鍼从一名外在于西方的陌生人视角来观照西方时，西方以其先进的技术与发达的文明形态，打破了古典时代对于西方的偏执性描述，不仅恢复了西方作为地理指称的中性形象，而且俨然构建了一个堪与中土媲美的文明实体，以不同以往的异质面目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初见世界的晚清士人。王一川把这种初见西方而产生的感性认同与惊叹称为“惊羡”，“显然，西方对于晚清时代的使者来说，已经不再是与中国渺不相涉蒙昧低下的蛮夷，而成为一个令人相形见绌的他者。”这种惊羡不仅来自林鍼对西方的重新发现，而且来自一种新的空间意义被重新赋予，西方作为一个被亲眼“注视”的“他者”，正以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形象有效地纠正了亲历者的先见，并引发了游者的感性认同。

这种古典中国与现代西方交汇的越界移动，以强悍的姿态冲击着林鍼的观看视域，使其遭逢了源于体验实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现代风暴，不仅冲破了闭抑的西方认知图式，从而引发了作者的“惊羡”体验，生成了新的异国形象；而且在知识层面，移步换形的书写方式，有效扩充了读者的认知视域，就上面所引诗句可知，纪游诗几乎每一句都旁涉美国某一社会层面，它们分别指涉了美国的建筑、舟车、电话、兵器、宗教、官制、法律乃至南北方的差异等诸类社会形态，它们作为跳跃的知识点使得林鍼的纪游诗文的知识含量异常丰富，足以成为国内士人窥视西方世界的一个有效窗口。

然而，这种源于个体观感所发生的感性认同与西方知识的自动扩张很快被作者旨在搜奇揽异的主体意识给覆盖了，毕竟，在书写西方游记过程中，作者主体始终拥有双重身份，其中一个是个体的感性身份，我们把他称为是在场的陌生人，他根据自己直观的感受来讲述西方，亲历亲闻的现代性体验不仅对固有的西方“先见”进行了有效的纠正，而且重新生成了上述颇具诱惑力与现实意义的西方世界；另一重主体，则是深深拘囿于传统理念与固有视域下的“传统士人”，对林鍼而言，繁复的西方事物固然让他震惊乃至赞赏，但还不足以构成传统框架下值得思考与求知的对象，远离中华文明圈的异域风物终究不过是其偶然遭逢的奇怪事物，“眼界森临万象，彩笔难描；耳闻奇怪多端，事珠谁记？”、“山海奇观，书真难罄”，可见，跨文化语境下的西方游历，固然在感性层面震惊了林鍼，引发了其认知结构的不自觉的转型，但在自觉的主体意识层面，美国之游对林鍼而言，不过是一次类似传统士大夫游山玩水式的个体经验的扩充过程，是藉以开阔眼界、壮阔胸襟的作用物“去日之观天坐井，语判齐东；年来只测海窥蠡，气吞泰岱。”，在主体意识上，林鍼只愿以搜奇揽异的姿态，滑行于异域万象之上，谱一曲海市奇谭。

正是出于重在搜奇的主体意识，林鍼的纪游诗草采用的是在各类事物上迅速滑行的书写方式，诗句与诗句之间跳跃性极强，迅即切换书写对象，上句与下一句多形成意义上的断裂，虽然异域意象层出不穷，但均蜻蜓点水一扫而过，这种铺叙性的写法类似于“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的大赋，注重对各类事物纷至沓来的铺张描述，而缺乏主体情绪的投入与理性的考究，大量不带目的性与逻辑性的文字蔓延与场景转换成为作者放肆其搜奇欲望的所在。这类对琳琅满目的西方事物进行罗列、并重在搜奇的书写缺憾，无疑与林鍼内在精神结构的先天性匮乏有关。林鍼出洋是在1847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1840年所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兵戎相见的头一遭，但《南京条约》的签订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中华帝国以“抚”代“战”的轮回，西方始终处在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册封体制之内，日本学者加藤祐二指出：“即使缔结了南京条约，清朝也不说是失败了。因为他们理解是为了施予恩惠而缔结了这个条约。”对于大多数晚清人而言，鸦战的西方冲击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反应，除了上述以“抚”对待西方的惯性思维模式外，其实际原因还可能与地缘因素有关“可能是此一战争的作战地区主要在广东与浙江的沿海，内地士大夫既难目击，又道路传闻有限，不可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更不用说掌握住此一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了。”在1840—1860年之间大约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指出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语境而言，西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仍是一个遥远的、惯性认知下的对象，作为一名依靠在洋商处担任翻译以“谋菽水之奉”的下层士人，显然并未有鸦片战争的刻骨触动，更无从自强、师夷的角度来观看西方的眼光，西方的零零总总，对他而言不过是“耳闻奇怪多端”了，这便是林鍼命名的场域，更是他得以依靠的社会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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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一个被置放传统情绪的另度空间

美国游记作家保罗·索罗认为“游记是一种自传，与其说游记对书写者在揭示所描写的地区，不如说他在揭示内心世界。”，游记中的景观总不期然成为主体的精神投影或者理念结构的衍生物。对于域外游记而言，西方就如一面镜子，在呈现自身符号意义的同时，也映照出书写者的心灵世界与精神波动，因此，我认为域外游记的书写意义，不在于它记录了晚清人看见过什么样的西方，而在于晚清人如何看西方，为什么这么看？看的方式中展示了观看者何种心理图式。

“半谋菽水半搜奇”的去国经历，终究是林鍼生命中的一次偶然遭逢，置身于西方现代文明情境中的林鍼，其心理结构仍深陷于传统意识形态之中，而与异质文明相疏离，思想上的自我屏蔽导致林鍼在描述西方诸多事物时，仍习惯套用传统的认知图式来对之进行归纳，其中最鲜明者，莫过于被录入游记文本中的异域风物，它们由于写作主体的惯性往往失去了它本应呈现的独特形式，而多沦为惯性的痕迹、中土景观的复制物。

面对大异于中土的人情风物，林鍼却连篇累牍地引录传统诗文典故加以铺张描述：

“玉堂铺锦绣，琼宇衬玻璃；秋月弹湘怨，苍松绘雪姿；才追谢道蕴，慧媲蔡文姬；走笔笼鹅贴，迎锋探虎旗；楼头灯变幻，镜里影迷离；算贯毫厘末，谈忘辩驳疲；嫦娥辞碧落，大夫渡银湄。…………归程欢迅速，家庆乐酣嬉；萍梗何为者，刍荛或采之；不才无所用，即事偶成诗。”

上述类似汉赋般华美的诗句排列下，西方成为一个颇契合东方审美情调的美学空间，以我们熟悉而精美的形态呈现出来，引文中有关玉堂、琼宇的描写对应的是中国宫廷楼宇的意象，它们被用来描述西方的现代建筑物；谢道蕴、蔡文姬则作为传统士人耳熟能详的典故来描述才识兼备的西方女子，这类借助中国传统意象符号与诗文典故来讲述异域风物的写作方式，使得传统积淀中的“集体无意识”与异域形象紧密纠结于一体，使之成为莫辨中西的人与物。毕竟，传统意象符号与诗文典故多为约定俗成的意义元素，在时光流转与口口相传中，它往往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意义集合体，具有了独立的修辞功能，当游者对异国风物进行置换式描述时，诗文典故所营造的意境与异国风物间便产生了重叠的幻觉，这不仅是文章在行文上的雅致诉求，背后也隐含了作者对于异域的想象方式，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运思来容纳异域的相异性，虽然书写者置身于异域景观之间，但叠加了传统意象的异国事物却足以让主体刹那远离了西方的现实空间，借助固有的中土元素重新构筑审美空间，恢复其传统的审美情调。诸如此类的必须放入中国传统语境下方能领略其诗妙处的运思方式与前文有关游子思乡的苦旅慨叹相呼应，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以传统意绪作为抒发机制的抒情系统，在这里，西方似乎只是一个被置放传统情绪的另度空间。

正是内持传统文化心理图式，严于男女礼教之大防的林鍼一旦接触到毫无避讳的西方女子，不禁联想蹁跹，“虽使君有妇，痛抱人天，惯小姑无郎，心坚金石，底事华番异致，黎倩牵心，天然胡妇多情，子卿谁是？夜绕横塘梦草，孤灯泪渍衾绸。”显然，西方女子的热情好客被误解为对己的一往情深，以致林鍼夜不能寐、孤灯泪渍，这番苦相思与自作多情被林鍼以婉转、怅惘的笔调写出，不禁让人莞尔，他天然地以归化的方式将西方女子的行径纳入儒家礼教有关男女交往的认知图式中，由此及彼地对他者进行同化与想象，在固有的文化原型力量的席卷下，西方社会正常而普遍的男女交际被作者演变为一场旷世苦恋，这份现实与情感之间的错位莫不缘于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错位所带来的心理错位。

内在于传统意识结构中的林鍼不仅在描述西方的字里行间弥漫着古典的诗词意象与传统的文化情怀，且在书写姿态上始终葆有华夷之辨的优越意识，在纪游诗及其自序中，我们不难见到“夷”、“番”等带有浓郁的华夷意识的诗文，如“泉桥承远溜，利用济居夷”、“白番与黑面私通，生成杂种”等描述不无呈现了林鍼凝滞的文化理念，暴露了他作为一名平庸士人的认知图式，认知之于人，虽然无形无色、变动不居，但在具有集体性、规模性的传承下却能大致保持相对一致的内涵，对于晚清之前的中国而言，基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上的天下意识作为集体性共识源远流长，古典中国对具有神圣性的中华文明充满信心，藉此认定中国为天下文明之中心，春秋时代的《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一语，中国即天下意识使得他们对儒教文明之外的地区直接忽视，其他国家要么属于亟待归化的群体，要么属于蛮夷之列，可见，古人对地域的认识固然源于地理知识的贫乏，但更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上的自大，“天圆地方”、“中国天下”的先见构建了他们对于异邦的本能认识，将其他民族与国家视为化外之“夷”、“番”不过是古典世界意识下的必然反应，林鍼以高高在上、毫不犹豫的姿态将西方他者命名为”夷“、“番”、“杂种”的书写模式，无不因文化的自大，而对异域呈现出一幅居高临下的面孔来。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固然向林鍼展示了文明、发达的一面，所引发的启蒙意识在林鍼的骈文古诗中也曾如吉光片羽般闪烁过，但这些现代意识的萌芽随即被林鍼汹涌而来的搜奇欲望与古典情怀淹没了，或许，在国禁初开的时代，林鍼的个人见识以及背后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只能从古典凝滞的认知图式出发来描述这片与中土迥异的西方世界，其评价标准仍无法挣脱传统意识框架，以致他所构筑的西方世界最终成为仅供人作茶余饭后之闻的海外奇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遗憾的一笔。

注释：

① 魏源：《海国图志序》，《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07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③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

④ 口岸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typort cities），是美国学者柯文首创的概念，是指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近距离密切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士人。

⑤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⑥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

⑦ 沈云龙主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影印本。

⑧⑨ 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页；第43页；第33页；第43页；第39页；第39、41页；第39页；第43、44页；第40页。

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加藤祐二：《讨论日本文化与江户时代》，转引自依田憙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页。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页。

Thereaux.paul.“Riding the iron rooster：By train through China”Ballantine Books，1988

黄树芬为《西海纪游草》所作的题诗。

（责任编辑：张卫东）

韩剧影像策略与文化书写 第4篇

关键词：韩剧,叙事策略,文化软实力

当韩文化在近些年不断蔓延至我国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春晚的舞台上韩剧偶像明星的出现令收视率出现短时间内的小高潮,卫星综合频道上频繁出现买断韩国综艺节目的火爆热潮,韩文化潮流的影响力已经不仅在内地占据了重要的份额,甚至是辐射连同港台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韩剧在长久的继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思维方式、审美经验与价值取向。针对具体的韩剧精细化来分析,并以韩剧作为着重对象进行讨论。

1 类型策略与个体情感诉求

从韩剧的题材上来看,成熟稳定的类型化创作与基本情感母题的指向为韩剧带来源源不断的观影群体。韩剧主题繁多,话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些故事看似变化多端,实际上有换汤不换药之嫌。在社会性深度上其实没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不管在故事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套用何种商业元素与故事架构,医患关系、外星构想、家族情仇,或者是商业战争等。内核可大致分为三大类别:爱情剧、家庭剧、历史剧。类型上虽然单一,但故事内核往往直接针对于人的情感世界与存在方式的探讨。剧中不乏个人生命过程的体验,人生境遇中的困难,爱情、亲情、友情问题的个人化认识。有些是日常琐碎生活中的人生哲学,真情实感的追求,看似平凡、唯美的故事设计,但却力求在极大程度上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期待。相反,在国内的影视剧创作中,虽然尝试性地将多种元素杂糅混合以期在类型创作上有所突破,即便如此仍就出现了远离大众心理与情感世界的创作真空。

韩国的爱情剧类型是韩国电视剧中极为重要的存在,偶像剧外壳下的爱情故事往往采用一种线性的叙事方式,不乏有些俗套与陈旧,从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开始,以至于在这段情感关系的变化当中穿插误解、疾病、家族的不认可、失忆、飞来横祸、第三者的介入等,最终爱情的归宿便是经历重重苦难折磨,有情人最终走到一起。这种外在看似平淡和老套的设计,在故事模板的再设计与人物形象的丰满化上得到裂缝式的弥补。在故事模板上经常采用的形式有“灰姑娘”“欢喜冤家”“女强男弱”等,我们之所以知道哪些话是哪些人物说的,并不是因为那些话本身,而是因为看见那些人物的嘴唇在动。当在观看某些类型故事时,实际上无意识的便会陷入一种移情式的情感模式当中。电视剧中人物形象的丰满塑造便是为弥补类型叙事中呆板设计而注入的新鲜血液。在剧情推动下,便与那些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情感的需求在虚拟人物的设定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总是一些陈旧不变的套路却仍旧能够被观众所受用。

韩国的家庭剧类型一般通过展现人们日常琐碎生活,来进一步书写一个家庭或多个家庭人物之间的关系网。这种叙事往往更具生活的质感,娓娓道来,不急不慢的叙事节奏与爱情剧类型有很大的区别。着力营造一种温暖朴实的家庭氛围与刻画处在社会中的人们如何去感受淳朴人际关系的交往。历史剧类型更多是通过描写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个人奋斗史,结合韩国传统文化,穿插多线索叙事,最终完成个人理想。类型创作上有时采用英美剧的叙事节奏使韩剧更具观赏性,外在精致的叙事策略加上个人情感的最终指向,是它能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韩式标签与文化品格传承

韩剧能够如此之火的核心原因在于故事本身。剧情中多以生动鲜活的台词来表现韩国的风土人情,不乏一些叙事技巧的使用,在观看过程中往往给观众留有很大空间的心理期待,促使着观众一集一集的追下去。如果说电影更加强调自身的视听艺术感受,那电视剧就更强调故事感的重要性。

韩国的影视剧在跨国别的传播过程中已经不仅限于影视文化这样一个简单范畴。其中,透射出的韩式标签已经“洗脑”式的成为国人一种新潮生活方式的体现。剧中自然风光梦幻迷人,引来韩国旅游业的大热;男女主人公的漂亮的服饰妆容,成为时尚潮流的典范;传统诱人的韩食带动国内饮食产业的革新等。这种标签化的传播越来越被国内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人们所接受,简单入心的故事背后细水长流的渗透着东西方文化交融中的韩式传统。日韩剧向来以细节取胜,以包装完美,制作精良著称,几乎要求电视剧做到电影镜头的标准。

从叙事上来看韩国风格,其内在核心价值观念巧妙精致的渗透在故事的外化表现上。韩剧中塑造的韩国人形象重视亲情,追求纯洁的爱情,遵礼守法等人物形象正是文化品格的传递。与此相关的文化属性使得韩剧更具“标签化”,不乏对传统和谐家庭观念的推崇,民族精神与品格的呈现等一系列巧妙的情感认同。例如,历史题材的韩剧《明成皇后》《龟岩许浚》,讲述个体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成长,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往往成为这一类充满正能量作品的代表。韩剧中无论情节如何复杂多变,套用何种商业元素外壳,民族精神总是作为剧中人物坚守的信仰使得故事呈现出勇往直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3 影视传播与国产剧创作启示

在各种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的加速进程中,影视传播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日渐凸显。亟需唤起我国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和对外来文化“软登陆”的警惕,并寻求将电视剧和本土文化有机结合的方法。从影视作品输出角度来看,2011年《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亚洲文化的国家热播,2013年古装宫廷剧《甄嬛传》在日本登陆,并且重新制作为六集迷你剧登陆美国,是中国电视剧输出美好前景的开始。

3.1 加强电视剧创作源动力,讲述中国故事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艺术创作源泉取之不尽。然而,国内电视剧题材匮乏,形式单一,创作者原创能力欠佳,有很多翻拍自国外的影视作品。对原有故事的翻拍一方面来自本土制作团队对故事创作源动力的极度匮乏;另外,也凸显了韩剧故事的内在精神核心与需求是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可以扎根发芽存活下来。创作者应力图耐心体验生活,探索新题材,挖掘新主题,避免直接跟风导致的模仿抄袭,增强创作团队的创新能力。

3.2 提高制作水准,善用传播媒介

无论是韩剧还是英美剧其制作品质可圈可点,国产剧的艺术水准确实还有待提高。提高对于细节创作的把握,在镜头语言、台词推敲、场景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精细化作业,力求提高审美意境,在叙事策略与表达方式找到合适的渠道。另外,相比美剧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国产电视剧的传播方式和能力十分的局限。除了提高自身电视剧的制作水准,合适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也是需要调整和注意的。除去利用电视荧屏的传播外,互联网上的动态播出与新媒体的终端参与更将是未来影视剧传播的新探索。

3.3 以中华文化为基底,展现中国式气质

从规范书写到书写规范 第5篇

从规范书写到书写规范

阳城县第三小学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美术课中要加强写字教学”。自2012年以来，学校把“能写一手漂亮字”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将师生软硬笔书法训练纳入常规管理，坚持课内学课外练进行了有益尝试，从规范学生书写逐步达到书写规范，逐步引领孩子们走进书法艺术殿堂。

一、教师书法训练常态化，提高教师书法水平。

1.建立教师书写基本功训练制度。首先，要求每人每周一篇 16 k硬笔字楷书作品、一篇毛笔书法作品。教导处定期检查，上交作品统一在教学走廊的“教师基本功训练展示”版面上进行展示，无声的比较激发了教师的练写热情，教师书写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其次，要求教师每周在班级墙报固定区域练写粉笔字，每学期至少进行两次集中展示评比，评比结果进入教师期末考核。

2.邀请县书协名师到校辅导。每周一下午坚持全体教师集中培训，由书协名师执教讲解，教师当堂练写，名师当面指导书法，要求教师利用业余时间练写，同时，书写名师为阳城县第三小学书法教育主要做法

老师们推荐名家字帖，鼓励教师临帖学习名家书法，所有练写作品期末上交教导处进行考核评价。

二、书法训练进课堂常态化，夯实学生书写基础。

1.学校在校本课程课时中安排一节书法课，由聘请的专业书法老师进行授课，一二年级学生书法课学习硬笔书法，从规范书写姿势入手，训练学生书写规范的硬笔字；三至六年级学生书法课主要学习毛笔书法，每生一本大楷本，三年级从执笔、起笔、运笔、收笔等基础学起，不同年级要求不同。以书法课上的学习引领学生课外练习，课外练习促进课内学习领悟。

2.以课堂教学为培养学生书写规范字的主渠道，夯实学生书写基本功。语文学科重点指导学生书写结构合理、笔画规范、笔顺正确的规范字。所有学科要注意笔记、作业书写美观、整洁、正确。一至六年级所有学生都备有写字本，课上练习，课后交流、展示。每天中午的午写时间为学生的练字时间，教师巡视指导，规范书写姿势，为学生示范书写，不断引导学生书写结构合理、笔画匀称、整洁美观，为练习书法艺术打下基础。

3.利用书法社团培养书法拔尖人才。2012 年3月以来，我校组建了各类社团，聘请了专业的社团辅导教师，在原有书法兴趣小组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成立了硬笔书法社团和软笔书法社团，规范了社团活动时间和社团活动要求，书法社阳城县第三小学书法教育主要做法

团定期举办校园书法展，将学生硬笔、软笔书法作品张贴在各个楼层，便于学生学习欣赏，也为学生学习书法营造了浓厚的书写氛围，激发学生热爱书法艺术的激情。

4.利用远程媒介，为学生学习书法搭建平台。为了让学生在课外能得到更好的书法训练，学校联系书协名师通过QQ线上授课、指导，每周至少可以开三晚视频课，学生家长可以同时参与，这样大大拓宽了学生课内指导的练写时间，也使家校联手强化学生书写习惯得到进一步落实。

三、师生书法展示常态化，调动学生热爱书法艺术。

1.手抄报设计展示书法美。学校每年都举行四次手抄报评比活动，根据季节或节日选择内容，从书写内容、报面设计、书写水平等几方面进行评比。全校学生人人参与，班级评选、年级评选、学校评选，然后将选出的优秀作品在师生文化长廊中展出。在六一或元旦学校不但为学生颁发了奖状和奖品，还为获奖教师颁发了指导证书，极大的促进了学生练习书法、努力读书的热情。

2.展览会体现书法个性美。

（1）每年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和元旦，我校都要举办以“传承经典、书写文明”为主题的学生书法、绘画展览，通过班级初评，学校复评，选出优秀而具有个性特点的书法、绘画作品做成展板，在学校大厅以及各教学走廊里展出。这样常规性的活动不但激励学生热爱书法艺术，同时也树立了阳城县第三小学书法教育主要做法

书法典范，为其他学生做出了书写榜样。

（2）每年教师节期间举办“教师书画作品展”。由全体教师对展出作品投票，选出一、二、三等奖，学校为获奖教师颁发证书与奖品。每年年底，学校都要组织书写水平较高的教师在校门外为过往行人和社区群众义务书写对联，此举不仅对学校的书法教育进行了宣传，更是教师在现场对比书写中存在的压力转化为练习书写的动力。

（3）每学期教导处都要组织一次全校性的现场书法比赛，分硬笔和软笔两次进行，比赛结束后将所有作品密封，邀请至少三名书协书法专家进行三轮评阅，然后取平均成绩计分，比赛结果进入班级考核。

（4）2016年，我们将之前学生考试卷面书写分数五分调整为十分，统一进入各科考试总成绩，学生试卷的书写分数由专人评阅，语文、数学、科学、英语根据学科书写特点，要求工整、规范、整洁，加大书写教育执行力度，迫使不够重视书写的教师积极行动起来，规范指导学生的书写，提升学生的书写水平。

书法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汉语写的更规范、更美是学校美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学生书写水平的高低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于是在长远构思和总体规划上兼顾了目的性和统筹性。把“书法在常规教学中落实，书法作为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打造，营造氛围激阳城县第三小学书法教育主要做法

发师生书写激情”作为书法教育的工作思路，将书法教育既与常规教学紧密结合，又渗透于学校文化建设、发展愿景之中，在长期的坚持下，我们师生的书法品味获得了极大提高。

爱翠用玉石书写的中国文化 第6篇

爱翠珠宝旗舰店位于北京最著名的时尚娱乐创意产业园区工人体育场商业区，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再加上翡翠玉器本身的特性，使爱翠珠宝既拥有了国际审美又具备了中国式的古典，而且她还将传统的玉石与时尚的设计和谐统一在了一起，把翡翠神秘高雅的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

走进爱翠，你会被它独特的店面设计所震撼，整个店的空间用白色贯穿其中，在视觉上打造了不同以往的色彩感觉，独有的东方水墨结合了大量的西方复古元素无不彰显富有东方气质的翡翠在新观念的设计中尽显奢华本色，升华了翡翠高贵的气质。走进爱翠，你也会被它每一个微小的细节设计而感动。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本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力争打造一种私人会所性质的个性珠宝店。

爱翠珠宝还是北京少有的一家经营翡翠的同时也经营着自己的文化。爱翠珠宝将它自己的文化，自己设计理念融入到珠宝设计当中去，使它的每一件珠宝都那么的有生命力，富有感染力。正是这种独到的文化，也深深吸引着在这里工作的设计师徐婷婷，她热爱东方文化喜欢把独特的东方元素融入到自己的珠宝设计当中去。所以她选择了爱翠，她说这是她梦想起航的地方，她喜欢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安静，能给设计师带来充分的想象空间。

“公司比较注重产品设计，不同于常见的批量式生产，我们每一件产品都是根据翡翠主石专门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制作，从设计到选材到制作都要求精益求精。有时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甚至不惜成本返厂重新制作。正是这种对艺术对美的至高要求一直吸引着我。”说到这里设计师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一个驻店设计师不仅仅在于对本店一些首饰的设计，还要通过设计师的审美来挑选一些具有高水平设计的一些商业首饰的款式来放在店里售卖。所以在爱翠你所看到每一件首饰都是设计师精心挑选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艺术品。如果你只是觉得只有选择翡翠才会来到爱翠，那么当你看到它的和田玉时，你就觉得你的选择是错误的。爱翠一层的和田玉无论从挂件到摆件，处处体现着和田玉独有的大气。这里的和田玉都是出自“海派”和“北派”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之手，流畅的线条游走在温润的和田玉上，你能体会到工艺美术大师们娴熟的技艺和他们的情感已经融入了这块洁白的玉中。你手中的不仅仅是一块石头而是让你感动的一件艺术品。沿着欧式风格的楼梯拾阶而上，巨大的蝴蝶吊灯映入眼帘，那点点翠绿映衬着蝴蝶的翩翩起舞，仿佛走进了梦幻般的仙境。

设计师介绍说：“翡翠通常给人比较传统的印象，但我们在设计上更注重国际化和艺术化，让翡翠也变得年轻时尚，在造型上更新颖别致，在色彩上更绚丽缤纷，在选材上更广泛，巧妙的运用彩色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等珍贵宝石与翡翠完美结合在一起。将玉石的传统文化与极富现代感时尚感的设计相融合，引领翡翠设计进入一个全新的时尚层面，从而体现翡翠的尊贵，展现卓尔不群的品味。”

通过设计师了解到这个店里最独特的莫过于它的墨翠，区别于墨玉、黑玛瑙、黑乌刚石等不同的玉材。墨翠的开采量是普通翡翠的百万分之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件墨翠的吊坠。周围光彩夺目的彩宝点缀着素面的墨翠，仿佛是一个黑洞对于接进它的物体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深深的吸引着斑斓的彩宝互存共生。

爱翠珠宝的每一件首饰无论从它的设计到它的艺术性都别具特色，设计师给我们介绍了一款蝴蝶的胸针，各种彩宝点缀着晶莹剔透的玻璃种翡翠，使天然的天然翡翠多了一些原始的魅力，少了几许人工的刻意美。蝴蝶的触角在设计师精心的设计下是活动的，这一下子让这件胸针有了灵魂，不仅使佩戴者与首饰之间发生了互动也使两者有了感情的交流。

爱翠珠宝以“打造优雅珠宝玉石”为理念，通过材质的苛求和对设计的忠诚来诠释这种名贵宝石的精致，它致力于将东方的典雅与西方的飘逸，传统内敛与现代的奔放完美结合，处处传达着一种展现现代气息的设计理念。设计师说在这个商业气息浓重的时代，时刻秉承着这样一种理念来经营珠宝，实在是难得。在这里你能找到艺术与美的共生。设计师徐婷婷给我介绍说：她喜欢这里独有的艺术气息，安静的环境能使人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更为艺术化的设计。在这里能使你的设计发挥到极致，在这里能提高你的艺术修养。在这里能使你浮躁的心立刻安静下来。

跨文化书写 第7篇

上海和汉口马尔罗在小说中只涉及到了这两个城市, 他将这两座城市看做是当时中国的两个中心, 然而一个国家的中心却被马尔罗诠释成了最黑暗的背景和最可怕的废墟, 从文本的描绘中我们可以勾勒出关于中国的画面就是:乌云密布、小街陋巷、断壁残垣、臭气冲天在颜色的使用上, 马尔罗大多以冷色调着色:昏暗、阴影、漆黑, 唯一出现的鲜亮的红色不是因为血迹就是为了突出“饥饿”。出现在画面中的人, 不是备受压迫的工人就是像患了瘟疫般的苦力, 不是残疾的人就是挨饿的人, 做生意的不是招摇撞骗的小贩就是用迷信惑众的巫师、看相术士和算命瞎子。在这个地方, 看不到温暖和煦的阳光, 看不到漂亮耸立的建筑, 看不到幸福微笑的人们, 有的只是残破的景象和颓败的气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尤其是上海, 它蕴含了中国深刻而特殊的文化内涵, 也纠结了中国人群中各种内在紧张而复杂的矛盾。对于中国, 如果说赛珍珠诠释的是“理解”, 谢兰阁发现的是“形式”, 那么马尔罗展示的就是“冲突”。在《人的状况》这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历史革命题材的小说中马尔罗以自己文学家加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集中演绎了20世纪现代语境下中国社会特有的种种冲突。

小说中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政治派系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伴着情节共同发展的。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 当时的国民党, 共产党, 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 各政治集团幕后的外国财团、本国帮会, 在利益和信仰的驱动下, 都在竭尽全力地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虽然其中最针尖对麦芒的冲突发生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支持下的国民党之间, 但是小说中也不乏政党内部之间的冲突, 在互相争夺的过程中, 冲突和矛盾也随之不断升级。在小说的初始, 在警察局长马夏尔给法兰西亚细亚财团主席弗拉尔递呈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党之间的矛盾, 当小说到了尾声, 随着以卡托夫为代表的两百多个受伤的共产党员陆续地被投进火车锅炉里处决时, 双方激烈的冲突也发展到了顶峰。《人的状况》里的政治冲突不仅发生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 也发生在共产党的内部:中国地区的革命者和共产国际的汉口代表, 关于是否向国民党缴枪的问题争执不下。共同的政治立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 这种对抗甚至一直存在到小说结束都没有得到化解。

跳出政治斗争下的种种冲突, 小说中人与人的冲突可以说时激烈而频繁的。其中一种就存在于革命者和民众之间。小说的革命题材使这种人与人的冲突基本围绕着“革命者”展开, 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警察所伤亡惨痛的交火之后。战斗结束之后, 是一片满目鲜血的狼籍, 街上横着四匹死马, 三具除掉武装的尸体, 陈只看见一个老汉当街呻吟, 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四”, 陈以为他在为那牺牲的三位骑兵悲伤, 便好意提醒他“只有三具尸体”, 老头儿带出既鄙视又害怕的神色说道:“我说的是马!”“我是个赶车的。牲口, 都认得我。四匹马全死了!死得不明不白!”这是既可笑又可悲的一幕, 牺牲的革命者是为了推翻民众一直以来所承受的剥削和压迫, 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翻身做主的新世界、新时代。然而在这个场景里, 最大的受益者却是最冷漠麻木的旁观者, 面对为他们献出生命的人, 他们无动于衷, 却只是关心能维系他生计的牲口。面对这种状况, 陈没有安抚, 没有解释, 只是淡然的说了句“咱们被浪费时间了。”便扬长而去。这是革命的悲哀, 也是革命者的无奈, 这场革命显然是脱离民众的, 不被理解的, 孤立无援的。这个不见一丝火花的冲突场面, 却深刻而传神地刻画了当时革命者与民众之间难以名状的潜在冲突。

另一种冲突则发生在两种对立的性别之间, 即是男人与女人的矛盾。小说中受虐待、受蹂躏、遭迫害的妇女形象频频出现, 并且还常常和身为革命者的丈夫之间形成对抗之势。首先是革命者乔的妻子梅提到的, 经由她的描述, 我们看到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以死反抗同有钱人的婚姻, 差点死在刀片下。其次是对于受虐待的妇女和她们的革命者丈夫的正面冲突, 梅感到很矛盾, “真是进退两难:如果妇女联合会支持受虐待的妇女离婚, 丈夫们就要离开联盟;如果不支持她们, 我们就会失去妇女们的任何信任。”再次就是发生在赫麦利奇的中国妻子身上, 她身世坎坷, 被人以十二元的价钱贱卖, 买主玩腻了便将她抛弃, 后来终于有了安定的家, 却因为丈夫参加革命, 她和孩子一起被残忍地杀死在家中。小说里的中国女性形象总是悲惨和令人同情的, 她们是极度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无论她与革命是否有关, 也无论她参加革命的丈夫是否虐待她, 她们都艰难地在命运的夹缝里生存, 来自男性世界的压迫和伤害无孔不入, 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可能摧毁她们。“革命”是20世纪中国诞生的一种新权威, 当男性掌控了革命的话语权, 便在原本就倾斜的男女关系的天平上又加上新的令之失衡的砝码。

再往深层次探求, 我们看到得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 上海作为一个交通便利的港口城市, 很早就成为了各国势力的据点, 遍地的租界将上海支离破碎的划分成若干块, 一个原本应承载传统中国文化的城市却被迫成为了一个由多元文化共同主宰的怪圈。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让马尔罗时常塑造出一些将中西文化杂糅一身却以极其古怪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 比如在老吉佐尔家出现的一个貌似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的中国长者。他“身穿长袍”, “跷着食指蹀躞而前”, “嘴里说着英语:当今存在着妓女制度, 娇居以及女子的绝对服从, 好得很。我要继续发表文章。因为我们的先辈就是这样想的。妻子侍侯丈夫, 丈夫效忠祖国, 而侍侯丈夫远远没有象效忠祖国那么辛苦”’这位中国长者是个矛盾混合体, 当时代表先进的西方语言和中国旧时代的封建思想, 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以怪异的方式凝固在一个人身上。又如陈的叔叔把他传教士那里, 为的只是让他学点英语和法语, 而不是让他接受西方的教育, 那些关于基督耶稣天堂地狱的思想, 是推崇中国儒家的叔叔决不希望陈去触及并了解的, 当叔叔发现陈被自己所反感的西方文化感染, 立即毅然地带陈离开。这种对于西方文化的渴望接触却又刻意抗拒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中国人扭曲的文化心态和暗藏的文化冲突。

马尔罗笔下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是一个干瘪而空洞的躯壳, 缺乏灵魂和思想, 而这场可能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革命也几乎都是外国人在主宰和掌控, 有权指挥革命的是外国人, 能够领导革命的是外国人, 敢于继承革命的也是外国人, 即使是代表中国的两派主要政治力量, 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仍然是外国人。由此观之, 中国的革命的前途由外国人决定, 中国的未来也将由外国人掌握。他者力量的强势介入, 主体地位的逐渐缺失, 让中国

《愤怒的葡萄》中的美国噩梦

李萃1张娟2 (1.湖南省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421000 2.湖南湘潭市第十中学411100)

摘要:美国梦是贯穿美国文学始终的重要主题。《愤怒的葡萄》是美国现代作家斯坦贝克的代表作, 作品通过对乔德一家的描写, 真实地记录了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 他们为梦想打拼, 却最终梦想破灭。

关键词:《愤怒的葡萄》;斯坦贝克;美国梦

本文系衡阳师范学院启动项目08B27的成果

“美国梦”是贯穿美国文学始终的重要主题, 最初来源于1620年英格兰移民对新大陆的发现, 土地的辽阔, 资源的丰富, 人口的稀少, 无限的机会无不吸引着欧洲的清教徒与移民, 激发了他们心中深藏的梦想。美国给了全世界人民一个均等的机会, 每个人都梦想发财, 相信在美国只要靠自己的双手, 通过自我奋斗便都能获得美好生活, 取得成功。对金钱的渴求以及对进入上层社会的追求更使“美国梦”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很多人都坚信:“在美国这块土地上, 机会均等, 只要努力奋斗, 一个没有鞋子穿的穷孩子完全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并获得幸福。”[1]美国梦是一种虔诚的信念, 当时被许多美国人信奉。对于每个人来说, 只要聪明、勤奋、坚持, 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 美国梦表现出的显著表征是社会阶级大幅度的纵向流动, 尤其是由下层阶级至上层阶级的社会流动。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很多美国人都心怀“美国梦”, 并为了圆梦而奋力拼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变迁, 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残酷的现实使美国梦逐渐失去其诱人色彩, 人们开始怀疑美国梦, 对其失去信心并感到失望。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则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通过乔德一家来体现“美国梦”的演变及梦灭的过程。

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1902-1968) 是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愤怒的葡萄》是其代表作, 也是“代表着斯坦贝克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为历史背景, 描写了大萧条时期大批农民破产, 逃荒的故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得大批农民被赶出家园, 负债累累, 无家可归, 背井离乡, 去西部寻找梦想, 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 加利福尼亚州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在那他们仍旧失业, 饥饿和困苦。小说饱含了农民的血泪、愤慨和斗争, 被誉为“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

《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乔德一家仅仅只是斯坦贝克在跟随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的过程中, 沿途见到的处于绝境中的其中一户。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 他们被“拖拉机”赶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 “爷爷拿着来福枪站在外头, 他打掉了拖拉机前头的灯”[2] (P50) 可是不管多么不情愿, 乔德一家也不得不离开。这时候, 象所有的农户一样, 风景优美, 土地肥沃, 盛产棉花、葡萄以及各种农产品, 又急需季节工的加利福尼亚州吸引着他们,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那个被传单、广告、画报渲染的如天堂般的加利福尼亚上。“也许我们到了那富庶的新地方到了加利福尼亚那长果树的地方, 又可以从头做起吧。我们能另起炉灶好了。”[2] (P97) 连不愿意离开土地的、固执的爷爷也会兴奋地说“让我到加利福尼亚去吧, 我到了那儿, 看到橙和中国革命陷入了自我迷失的深渊。

破败衰落, 冲突重重, 自我迷失这就是马尔罗笔下中国想象。很多人评论家说马尔罗去过他笔下的这座城市上海。马尔罗没有认可, 也没有否定。他是个艺术家, 可以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 生活在充满恐惧和欲望的梦幻中。就像当年拉文那街头的市民指着但丁蹒跚的背景说:那就是去过地狱的人, 但丁也没有回过头来承认或否认。所以研究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真实, 而重要的是它是西方文化的中国想象的原型代表, 其中蕴含着西方的中国形象和西方真实的文化心理。

子, 就要伸手去摘来吃。葡萄也行。这是我吃不厌的东西。我要从葡萄架上摘一大串来, 按在脸上使劲挤, 让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2] (P91)

带着对加利福尼亚的憧憬与希望, 乔德一家三代变卖了家当换来一辆旧汽车, 行驶在逃荒的人走的六十六号公路上, 从俄克拉荷马长途跋涉到加利福尼亚, 而这个长途跋涉的过程, 其实也就是一个美国梦破灭的过程, 一个家破人亡的过程, 也注定是一个美国噩梦。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 爷爷因为经受不住路途的艰辛环境的恶劣死亡, 他想去加州摘葡萄的梦想也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破灭。可是爷爷的死亡, 并没有消弱大家对加州的憧憬, 他们觉得“啊, 只要能到, 吃些苦也值得, 我看到过传单上说, 那边需要工人摘水果, 工钱也很高。啊, 你想想看, 那多么痛快, 在阴凉的树林底下摘果子, 还可以随时拿些到嘴里吃吃。”[2] (P165) “等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 我就要过快活日子了。”[2] (P200) 可是在继续前进的路上, 他们遇到一个刚从加州回来的衣衫褴褛的男人, 当他知道乔德一家是准备去加州的时候, 突然大笑起来, 两眼通红, 咳出眼泪。“你们要上那儿去吗哎呀, 我的天!你们要上那儿去找很高的工钱哎呀, 我的天!”[2] (P215) 这个男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加州, 死了老婆和两个孩子后明白, 加州并不是象人人所宣传的那样是个天堂。可是即使这些, 也无法打消加州对乔德一家的吸引。带着梦想, 他们不辞辛苦, 历经艰辛磨难, 然而, 奶奶也因为忍受不了环境的恶劣死亡。爷爷奶奶的相继死亡, 一路上所耳闻与目睹的与希望的相反, 梦想在乔德一家中慢慢消退, 一路上不光是老一辈经受不住途中的艰辛和磨难, 小辈中的如诺亚因为吃不了苦而在路上与大家分道扬镳, 如女婿康尼, 丢下怀孕的妻子自己离开。温菲尔德也生病了, 泻的厉害。在种种艰难不幸中, 乔德一家最终到达他们的梦想之地加利福尼亚, 但是, 加利福尼亚却远远不如宣传的和他们想象的那么好, 在那他们照样失业、饥饿、困苦。农场主他们利用劳动力的富余“把工钱减低了。”因为“有一大批新来的摘桃子的工人, 他们饿得要命, 只要有面包吃, 就肯摘。”[2] (P462) 导致广大季节工人的流离失所, 无法糊口, 遭受各种势力的敲诈勒索。在失业, 疾病, 死亡中他们的梦想最终幻灭。

《愤怒的葡萄》成功的刻画了乔德一家在一路上吃尽苦头受尽磨难并亲眼目睹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存在的种种罪恶现象。因为追求幸福来到他们希望中的幸福之地加利福尼亚州, 却遭遇不幸, 美国梦最终破灭。作者的亲身经历增强了这部小说的社会性和悲剧性色彩, 使它成为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现实主义作品。

参考文献

[1]赵谦.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美国梦”的幻灭[J].合肥:安徽文学,

[2]斯坦贝克著, 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李萃, 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 硕士, 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张娟, 湖南湘潭市第十中学, 英语教师。

摘要：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 马尔罗是一位关注中国、对中西文化具有探究精神的代表人物。他以西方人的视角反观中国, 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描写中国。本文试图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挖掘出其小说《人的状况》中呈现出的一个破败衰落, 冲突重重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马尔罗,《人的状况》,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马尔罗著, 杨元良, 于耀南译.《人的状况》[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0.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让学生在书写中感受汉字文化 第8篇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在79年级学段的目标中, 对写字提出的要求是:在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的基础上, 学写规范、通行的行楷字, 提高书写的速度;临摹名家书法, 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

课标为什么要求在楷书的基础上写好行楷呢?行楷兼收正楷和行书之长, 书写便捷, 收放自如, 起承转合, 顺势而就, 不卑不亢, 不呆滞不浪荡。它体现了传统书法艺术的特征:稳健的线条、和谐的布局、平衡的结构、潇洒的笔墨;兼顾了基本功、速度、实用、审美等因素。所以79年级的学生非常适宜。写字是识字的继续, 是巩固识字的重要手段, 经过“认读写”的往复, 并在其往复过程中加深理解, 才能熟练运用。吕叔湘说:“正因为语文的使用是一种习惯, 所以一旦养成一种坏习惯, 例如某一个字老念错, 某一个字老写错, 改起来也不容易。” (《文字改革》1963年4月) 钱梦龙告诉我们“字要规规矩矩地写”。

写字教学不仅关系到文字运用和学生书写水平的提高, 而且对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有着重要的意义。汉字形体健美, 给人的视觉上的满足不是拼音文字所能取代的, 作为国粹, 被誉为我国第五大发明, 历经数千年的铸炼与沉积, 演绎出软硬笔书法、碑雕印刻、灯谜游戏、喷绘打印等, 形成了自身的书写文化体系。一个汉字就是一幅想象丰富的画, 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尽在其中。写博大精深的方块字, 有怡情宜性、涵养艺术匠心之功, 同时, 一种民族自豪感会涌遍全身。写一手漂亮的楷书和行楷, 也装点了自己的“门面”, 会给人一种美好的人生体验, 激起一种积极向上的奋斗情怀。

但是, 学生书写的现状并不使人乐观, 看看学生的作文和试卷等, 我们会觉察到书写问题的严重性。首先, 是“正确”方面的问题。书写的基本要求是正确。针对书写现状, 一位教师抱怨说:“评改一篇作文, 光纠正错别字就累得眼疼, 我是只顾得评字’, 没文’可评了。”试卷中的古诗文默写题, 学生在会背的情况下, 总是写错。其次, 是“规范”方面的问题。用什么规范?要求写正楷的, 用正楷规范;要求写行楷的, 用行楷规范。面对学生书写不规范的现状, 也有老师说:“现在的学生好像越来越不会写字, 这么潦草!”把字写得缺胳膊少腿, 又“龙飞凤舞”, 那是既不正确也不规范的。不是有老师在公开课上因不按笔顺写字引起学生哄笑吗?其三, 是“整洁”方面的问题。目前, 学生做作业盛行一种用改正纸纠正错别字的方法, 我们常看到一篇作文上会有白块块密布, 那就是用于纠错的改正纸。试卷上涂改的现象也不少见。其四, 是“熟练”与“速度”方面的问题。写不熟练难以保证正确, 写不熟练就难以达到整洁, 写不熟练也没有速度。怎么掌握“提高书写的速度?”课标中对56年级的书写, 要求“有一定速度”, 没有量化具体指标, 79年级要求“提高”, 是在什么基础上呢?再来看看课标对79年级学生写作文的速度要求:“45分钟能完成不少于500字的习作。”这个目标不能单纯看作是对书写速度的量化, 因为写作过程中书写速度受制于思维及其他因素。还是来看一个实验吧:一个大教学班有70个学生, 用秒表计算他们在一分钟内书写行楷的速度, 书写的是已经会背的内容, 结果写3739个字的58人, 写4043个字的8人, 写3436个字的4人。如果取实验中每分钟38的数值, 一个学生不停地写, 45分钟可写行楷字1710个。突破这样的速度, 写好行楷就难以保证了。其五, 学科综合问题。目前, 好多农村学校不能开好美术课;非语文学科, 在教学、考试中不太在乎书写, 似乎只有语文学科才对写字有严格要求。

要改变学生写字质量不高的现状, 需做的工作很多, 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一、教师提高自己的书写水平。

教师能掌握丰富的书法知识, 写得一笔好字, 指导起来会得心应手, 而且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板书是教师向学生展现书写水平的“窗口”, 学生看到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行行漂亮的汉字时, 不仅佩服、羡慕, 也跃跃欲试。

目前, 现代化多媒体广泛用于课堂, 教师运用板书越来越少, 经常看到, 在一些优质课大赛或教学观摩活动中, 讲课教师干脆就不用板书, 甚至一些能熟练操作电脑的教师在需要板书时就哗哗点击键盘。电教多媒体是不可能完全代替板书功能的。教师要有一身书写的硬功夫, 要以黑板为阵地, 发挥示范作用。同时还要抓住批改作文的机会, 在学生作业本上留下自己评过的“墨宝”。

二、发挥教材的作用, 用好教材。

教材是很重视对学生进行书写方面的文化熏陶和书写引导训练的, 可谓做到了“润物细无声”。以人教社教材为例, 79年级语文教材的编者安排这方面内容时考虑得具体而全面:每册封面上都有书法作底衬, 个别“单元提示”的页面也有用来烘托的淡淡的书法背景;凡有生字生词的现代文后面都设计着“读一读, 写一写”;七年级上册的“附录”中, 安排了硬笔书法的示范性作品 (作者丁永康、司马彦) 和指导性短文《写好硬笔行楷字》;七年级下册的“附录”中安排的内容是《临摹、欣赏颜体书法》且讲述细致;八年级上册有《欣赏王羲之书法》, 用了11页的版面;八年级下册在彩页中印有梁鼎光书写的苏轼词《水调歌头》, 附录中介绍唐人狂草;九年级上册彩页中大显文字魅力, 主要有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傅雷家书墨迹、岳飞书《前出师表》;九年级下册彩页中展示的宋刻本《孟子注疏解经》也颇有一定的文字欣赏意义。教师要细心发掘教材中的有关内容, 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

三、加强课内书写指导。

各年级每周至少安排一节写字课。可以统一编写教材, 也可以由教师自编教材, 并且要求学生人人手中有一本通行的行楷字帖。要让写字教学有时间的、物质的、师资的保障。教师要给学生讲述汉字发展的历史, 介绍楷书、行楷、行书、行草、草书几种字体的知识, 以让学生在区别中掌握行楷的特点。教师要对书写姿势和执笔方法进行指导。要注意让学生按照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步骤练习, 一般应遵循“读帖描红仿影临摹书空运用”的程序由浅入深地进行。在临摹时注意“看”认真看通行的范字;“二写”在纸上书写;“三对照”将自己写的字与范字进行对照。学生写好后教师给予评改。练习写字, 不要急于求成, 要一而楷字书写难度最大, 所以, 有人认为, 入门可由隶书写起。

四、打造汉字文化环境, 营造写好汉字的氛围。

首先是宏扬校园书法文化。教室装饰、院内标牌、雕塑小品、石碑石林、廊坊阁壁、校训校名等, 都让其闪耀书法艺术的光彩。学校还要通过多种渠道让学生建设自己的汉字文化家园, 把自己的住室、书房装点成“字宝斋”。学校还要在社会上大力宣传规范用字, 以促进全民保护汉字、崇尚书法风气的形成。

五、注意培养学生认真书写汉字的习惯。

要向学生强调, 学习任何学科, 都要同样对待书写。做作业、演板、写信、留笔记、搞摘抄、写心得, 都要好好书写, 并养成用行楷书写的习惯。如果养不成这样的习惯, 做作业, 答试卷, 甚至走上工作岗位写公函时就会在书写方面遇到尴尬。养成了书写的好习惯, 也养成了稳定的性情, 行笔快慢有度, 张弛自如, 好字自然而然流于笔端, 跃然纸上。

六、给学生搭建练笔平台, 给他们展现书法水平的机会。

可让学生轮写班级日记, 轮办班级手抄小报, 在教室内外办“书法专栏”, 写板报墙报;还可定期举办作业展览, 开展硬笔行楷字书写比赛等等。

七、丰富汉字文化生活, 激发学生认真书写汉字的热情。

请书法名家举办书法知识讲座, 让学生看名家现场书写。定期举办师生书法艺术节。召开书法名家故事会, 讲古今苦练书法的名人故事, 如王羲之每天坚持“临池学书”, 清潭变成“墨池”, 秃笔筑起“笔冢”;怀素练字写穿木版;费新我失去右手后, 坚持用左手学书, 终成一代大师用这些事例去感染激励学生。

书写是生活的需求, 而它一旦成为一种文化享受并产生审美魅力, 也就成为一种精神渴望。这样, 人们就不再以应付的态度去书写, 汉字在我们笔下依然挥映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光辉, 焕发出永恒的青春。

中国电影的文化书写与传播 第9篇

当今世界, 消费主义蔓延全球, 人们已经不是单纯的消费产品, 而是消费虚拟的符号。当文化进入消费领域时必然成为了消费文化, 无形中也成为了产品。目前, 视觉文化的到来影响着电影、电视、广告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视觉效果而忽视文化本身的存在价值。而电影是通过视听语言来传达主题, 通常视觉画面的冲击往往是短暂的并不能达到很好的影响效果。因此电影必须能够很好的将视觉和主题相互融合才能对受众起到最优效果。实质上电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 每一部电影都拥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导向, 传播的过程就是一种理念的扩散过程。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 它所涉及到的内容相当广泛而与此同时电影的发展也是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为基础, 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作用。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电影作为一种传媒工具, 它的宣传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在我们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主旋律电影才是宣传, 其实不然, 电影本身无论是何种类型它作为影像传播来看都具有宣传作用, 都是一种文化的影像资料。

2 中国电影中地域文化类型分析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 一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都存在着自身的特点。长期都将电影视为一种宣传手段, 多是为了弘扬主旋律电影, 正是这种现象给很多受众留下“高大全, 假大空”的印象。当然,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 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电影的类型也越发多样化, 传播的文化理念也越发宽泛。中国电影正在以多元化的道路发展, 在世界电影中也拥有了地位。华语电影的发展过程中, 不同地域传播的文化类型截然不同。 (1) 大陆:长期以来大陆的电影发展都受到相应体制的制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文化传播方面都是遵循着传统的规律, 多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进行传播。早期, 中国电影多是以影戏传统为基础, 《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都离不开“影戏”。然而, 这是当时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文化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从内容上来看并非有优越之处但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对电影的初步发展也起到了帮助作用。从第一代导演到第三代导演的作品都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为基础来创作影片。直到第三代导演谢晋开始拍摄故事片, 这才是通过电影自身特点来传播文化的一类影片。随后第四代导演开始探索电影的发展道路, 他们拍摄电影的精神支柱来自于他们对于电影的狂热。在这期间出现了众多的知名导演和演员, 他们的影片中多传达的是传统文化。影片《老井》最为典型, 对于西部文化的迷恋完全反映其中, 无论从演员的穿着服饰还是从内在的传统观念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和西部文化。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受到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影响很大, 当他们独立拍片时起初依旧会选择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部文化。从张艺谋早期的众多影片来看, 《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都带有很强的传统文化观念和西部文化观。伴随经济水平的提高, 社会的发展大陆电影在传播过程中也开始多元化, 对于好莱坞文化逐步开始关注, 这样以来出现了众多的大片, 张艺谋拍摄《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拍摄《无极》, 暂且我们不评论影片本身是否好坏但是从它对电影发展的价值来说是无法否定。当然, 也存在一些小成本电影, 2012年赚足眼球的影片《失恋33天》所传达的俗文化, 让观众看后会觉得亲切实际。此外我们不容忽视的是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王小帅、张元等。他们触及中国的敏感话题, 拍摄小人物的生活, 在9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这样的影视文化拍摄理念对于社会是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2) 香港:香港电影一直来都在传承香港文化, 无论是早期邵氏公司的武打片、周星驰的喜剧片还是“明星制”的爱情片无不向外界展示香港文化。由于香港的特殊性使得在文化观念上和大陆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 然而正是地域差异让观众产生很强的探索心理, 愿意去了解欣赏港片。在港片的传播过程中, 武侠片、喜剧片和爱情片传递香港文化是第一要务。武侠片可以称得上是人们认识香港电影的开端, 20世纪60年代的“邵氏”电影在中国电影史的地位上是重量级别。当华语电影处于低谷的时候, “邵氏”电影是困于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它不仅是香港电影的辉煌也是华语电影走向未来的桥梁。《独臂刀》《七侠五义》《大刺客》和《金燕子》这些武侠片在当时都是高票房影片。而且40年后的今天, 武侠片依旧辉煌并且走向了好莱坞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李安将《卧虎藏龙》制作成在奥斯卡中斩获大奖的华语电影;演员成龙、李连杰、章子怡和杨紫琼都进军好莱坞在面向国际化大市场的大制作中演绎武侠故事。喜剧片的真实目的是从压抑中获取自由、夸张的表演释放压力、运用否定讽刺等方式对现实的暂时逃避是港片中喜剧电影的一大亮点。周星驰的影片看似轻松, 带给人们欢乐而实质是对于现实的暂时逃避, “无厘头”是对他的电影作出的特定评价。正是这样的一种表演方式让我们能够轻松、欢笑。香港喜剧电影从周星驰的《逃学威龙》《唐伯虎点秋香》《少林足球》到后来的《暗战》《暗花》《金鸡》一直都是香港文化的一种特殊传承方式, 是香港人身份的认同。大多数的爱情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 港片在以香港文化为背景之下选择俊男靓女“明星制”是它的特色。当然, 香港明星一直来都是我们追捧的对象, 对于港片的爱情故事片而言必然会选用本土明星出演。对于香港的爱情故事片, 赚足眼球的是演员的美感和叙事方面的文化传播, 讲究的是让观众通过故事感受香港文化。 (3) 台湾:台湾电影的创作始于1925年“台湾电影研究会”的刘喜阳编导的长故事片《谁之过》。由于当时的台湾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那段时间电影没有取得什么大的发展。直到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影公司的出现标志着台湾电影正式进入创作。我们不难从《童年往事》《一一》《鼓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影片中看出台湾电影传承的多是“现实”“乡土”文化。在大多数台湾导演眼中否定电影的娱乐功能, 强调电影的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天我们都不难看出这点, 当下台湾电影还是会关注本土化的社会形态。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都是反映台湾本土文化, 正是本土文化的反映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到台湾历史。电影传承的不只是简单的故事, 它所承载的是一种社会形态, 文化。不同地域的影片都存在着不同的责任, 中国电影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到今天,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的发展各具特色, 正是三种地域差异的相互融合才使得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中拥有重要地位, 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更为全面的传播中国文化, 让世界了解中国电影, 了解中国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钟大丰, 舒晓鸣.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2) :25-30.

[2]罗卡, 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 .

[3]黄红宇, 曾妮.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9) .

原生态文化书写的现象分析 第10篇

一、原生态文化的阐释

在对原生态文化书写现象分析之前, 我们要分清原生态写作和原生态文化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之处。首先, 原生态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历史的渊源, 与近代的哲学观念、人类学兴起和生态思想相关。如早在工业文明刚刚出现之时, 就逐渐兴起了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哲学思潮, 生态思想就在这种反思文明中产生, “原生态文化”和“生态”这两个词语几乎同时出现。其次, 原生态文化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的特点。从人类学这一角度来分析, 原生态文化指的是文化相对论所诉的地方性文化。文化相对论认为, 任意一种文化都有其创作的独立性和自给自足的存在价值, 所以在分析民族文化的差异时, 必须抛弃现代化思想的“大一统观念”和西方文化的“中心论”。也由此看出民间色彩和地方性知称为原生态文化的重要特征。再次就是原生态文化书写、研究和保护具有多重价值。由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反抗“全球一体化”的一种表现, 因此原有的生态文明遭到了一些具有侵略性和垄断性的殖民霸权主义的迫害。侵略主义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 迫使接受他们的道德、信仰和文化, 所以有许多的文明几乎被彻底的摧毁, 所以原生态文化书写、研究和保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原生态书写现象的原因

原生态的写作目的其实就是追求事物的一种本真性, 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极大地约束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因此研究民族文化本身具有的真实性成为了学术界对民族文化本真性的主要追求。人们发现, 和相对稳定的传统民俗现象的传承相比, 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民俗传承有了很大的变化, 许多现代化的元素开始渐渐渗入传统的民族文化之中, 特别是当前民俗文化成为了一种文化遗产, 成为一种被消费、被欣赏的对象被重新发明演化之后, 渐渐地超越了其本身存在的文化领域, 成为了第三者满足商业化进程的工具。为此, 学者开始研究社会变迁中民族文化原有的真实性问题。原生态写作就是通过写真的手法来反对当前原生态商业化的趋势, 是发展原生态文化的一种方式。

鉴于原生态写作出现的原因和目的, 以原生态文化为视野的原生态文化书写往往带有一定的反思特性。实际上也是如此, 因为原生态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反思文明发展的产物。单从“原”字来看, 就表现出了人类对历史文明的认识、反思与回顾。如迟子见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阿来的《空山》就是作者批判对古老文明的破坏, 对当代的文明也有强烈的反思性。而且原生态写作常以“他者”或者“还乡者”的的视角进行写作, 作品中必然存在批判现代文明的语气, 这也是文学家惯用的方式。作家们的原生态作品会勾画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态文明, 与当先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了反差, 进而使人们意识到原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促进原生态文化的发展。

除了反思文明的发展以外, 原生态写作本身就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 引读者的眼球。因为原生态写作可以加入一些当地的民歌、民俗等, 甚至大量使用方言, 给文章添加了浓郁的诗意境界和地方特色。比如陈忠实所写的《白鹿原》虽然是关于革命的, 但文章中贯穿这大量的民俗。贾平凹的《古炉》《秦腔》通篇几乎全部使用方言。这些都是原生态文化书写的方式, 而且都成了作品的精魂。

三、原生态文化书写的传承与保护

当前原生态文化的发展及作品主要存在于我国的西部和边远的山区,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保留着传统文化的气息, 是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圣地。而且西部或边远山区是我们心灵休憩的理想港湾, 使我们放飞性灵的理想天堂。因为那里有广阔的天地、神奇的山野、浩荡的大漠和原始的文明, 这些都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所向往的圣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原生态文化中许多珍贵的文明正在消亡。如今, 原生态文化濒临消失应经成为共识, 我们也意识到了原生态文化的价值,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文学写作中有意识的传承和保护原生态文化。我们要清楚的明白, 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存在“历史活化石”的民俗文化, 只有当我们抛弃对原生态文明的幻想, 以传承、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民俗文化, 才能真正给原生态文化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原生态文化写作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一种标志, 有义务传承和保护原生态文化。在文学文本创作之前, 有意识地对原生态文化进行收集整理, 有意识的利用原生态文化, 并且在写作过程中重视对原生态文化的宣传。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传承和保护好原生态文化, 让原生态文化生存在文学作品中, 为原生态文化的使用和研究储备写作方式、储备质料, 为文化提供研究和发展的双重价值。

摘要：“原生态”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它最初是与民俗、音乐等有关, 后来这种意识逐渐的延伸到整个文化和艺术当中。原生态文化写作作为当前文化写作的主流, 它的内涵、界定、价值、及原因需要我们认真的去分析。原生态的写作目的其实就是追求事物的一种本真性, 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极大地约束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因此研究民族文化本身具有的真实性成为了学术界对民族文化本真性的主要追求。

关键词：原生态,文化书写,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吕传笑.“新写实”小说的原生态写作[J].滨州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2].王能昌.现阶段我国社会五种价值观述评[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5期.

跨文化书写 第11篇

【关键词】环境保证；规范汉字；榜样示范

倡行规范字，才能“推动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不良的书写习惯，会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甚至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从低年级写字就严格要求，规范写字，是非常必要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第一学段写字要“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 ”这里的“规范”，指的是把字写得合乎规则，遵循笔顺的规则，不写错别字，不改变字形、不添笔漏画，还要美观大方。

在长期的低年级语文教学中，我摸索出以下规范孩子的书写习惯的方法策略：

一、良好环境，保规范

1.安排合适的桌椅

调整好课桌的高矮，让孩子坐着舒适。

2.安排足够的时间

每堂课要留给学生8分钟左右的写字时间，保证学生在课堂上基本完成写字任务。科学设计家庭作业，在作业中穿插练字作业，作业设计少而精，让学生在作业中练好字。

3.保证良好的心理状态

低段学生易受暗示的影响，所以书桌要保证干净整洁，播放一些轻乐，减少因分散注意力而造成的错字、别字、漏字等现象。还要让小学生清楚地了解书写的具体任务，理解书写正确的规范字的重要性，让他们不断组织自己的行为，运用自我提醒和自我命令排除外界的干扰，来延长小学生有意注意时间，从而养成规范的书写习惯。

二、榜样示范，显规范

1.以书法家为榜样

小学生爱听故事，爱讲故事，通过生动的故事，可以让他们明白道理，学到知识，从而引发他们对汉字的喜爱。写字教学中，讲一些古人练字的故事给学生听，如：王羲之每天“临池学书”、清水池变“墨池”的故事；岳飞在沙上练字的故事，古人勤学苦练的故事，激发了学生的写字兴趣，是练字的生动教材。

2.以教师为榜样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先要练一手好字，然后，用这一手字去影响、引导学生。每一次板书、每一次批语，甚至一个名字，都要工工整整地书写。教师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学生的一生。年龄越小的孩子，模仿力越强，教师就是最好、最直接的模仿者。教师的板书、作业本上的批语无不是学生的字帖。将自己投身于一面镜子前，教师的写字姿势规范了，写字水平提高了。学生呢，经常地看到老师写字这个活生生的标本，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哪个教师授课，学生的字就像谁，可见教师影响力有多大。

三、训练过程，抓规范

1.写字姿势练规范

（1）引起重视。为了使学生重视写字姿势，在他们学写字之前，我给他们讲了“唐驼”的故事：古时候有個姓唐的人，酷爱书法，终于成了一位书法家。但因为不注意姿势，成了一个驼背。后来人们忘记了他的真名，把他称为“唐驼”。听了这个故事大家对不注意书写姿势有了更深的认识。平时写字时，看到有同学姿势不端正，马上就会有人提醒他：当心变成张驼、李驼……

（2）讲清要求。学生练字之前，我把写字姿势的要领“头正、身直、臂开、足平”八个字和“一尺、一拳、一寸”三个一端端正正地写在黑板上，然后逐个讲解示范。为使学生便于掌握，我把“一尺、一寸”这两个较为抽象的内容进行了具体化：要做到书本离眼睛一尺，只要人坐直就可以了；而笔尖到卷笔刀削过的最上边差不多刚好是一寸，手拿到卷笔刀削过的边缘，“手指离笔尖一寸”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有了这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正确的书写姿势。

（3）姿势评定。在平时的写字教学中，教师往往把字的好差作为写字评价的首要标准，而忽视对书写姿势的评定。为此，在写字课上，我注重多对学生书写姿势作评价。姿势正确的学生，不但在课堂上会受到老师的表扬，而且在课后还能得到一朵红花作为奖励。姿势正确，字又写得好的学生，作业可得优加五角星，姿势不正确的字写得再好也只能得优。这样一来，学生的观念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对书写姿势的正确与否也越来越重视了。

（4）儿歌规范。教学时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将写字要点，编成他们喜闻乐见的儿歌形式，使他们自觉、愉快地练习写字。

听这首《写字歌》：小朋友，写字啦，花杆铅笔手中拿，拇指食指捏住它，笔身靠在指骨上。师生再接着配合背诵：眼离书本约一尺，胸离桌边有一拳，手离笔尖有一寸，老大老二对对齐，老三后面来帮忙，老四老五都往里，腿放平，脚放正，认真写字心要静。”学生每一次写字之前都边背写字儿歌，边调整姿势，易学、易懂、易记，加上时时提醒、督促，收效较好。

2.笔画的规范

笔画是汉字构形的基本单位，笔画的不规范将直接导致字的不规范。汉字的基本笔画有二十八种，最基本的有八种。这八种是：点、横、竖、撇、捺、提、折、钩。在写字之前，要让学生认识每一笔的特点和书写方法。如：横的写法从左到右，起笔时稍重，收笔时向右稍按一下。竖，从上到下要写直。撇，从右上向左下，起笔时重，以后渐轻，收笔时较快，形成尖状。有平撇和竖撇两种，平撇应写得平而短，竖撇先竖后，写时注意笔画的连贯。捺，从左上向右下，起笔较轻，以后渐重，收笔前更重，稍顿后向右轻轻提起，形成尖状。而且对一些形近的笔画要分清，比如：“ㄑ”与“ㄥ”。

在学生刚刚练习时，不要急于写很多的字，重点练习横、竖、点、撇、捺等基本笔画。这时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横要平，竖要直，撇要出尖，捺要有角。循序渐进，逐步养成学生良好的写字能力和写字习惯。

3.笔顺的规范

汉字是一个个方块字，当我们在书写这些方块字时，必然要遇到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的问题，这就是笔画的先后顺序，简称为笔顺。在教学中，我发现学生的写字笔顺极不规范，写倒笔已成了一种常见的通病。

汉字的笔顺是有一定规则的，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决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会感到不方便，不自然。掌握了汉字的笔顺，不仅可以提高写字的效率，还容易把字写清楚，写整齐，写美观。汉字的笔顺规则一般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外到内，先里头后封口，先中间后两边等。按照这些基本规则，大部分汉字的笔顺问题解决了。所以，当学生一开始描写生字时，就必须同步进行笔顺规则的指导。

方方正正的汉字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史，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美好追求和气节。写规范字的过程，既是培养孩子观察力的过程，也是一个用心思考的过程，让孩子们在一笔一画中感受中华汉字的魅力，在日积月累中获得各种不同类型汉字的书写要领和技巧，从而陶冶情操，修养品德，锻炼意志。让每个孩子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让横平竖直的方块字越写越传神；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跨文化书写 第12篇

2011版的《语文课程标准》,无论是在总目标,还是在阶段目标、实施建议、评价建议中,都对写字教学提出了要求。并且明确指出:“第一、第二、第三学段,要在每天的语文课中安排10分钟,在教师的指导下随堂练习,做到天天练。”那么怎么在每天的语文课堂中落实10分钟的写字训练,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呢?

一、寻找教学时机,落实写字训练

(一)重视“阅读教学”时机,落实写字训练 。

阅读教学在语文课中是“重头戏”,那么在阅读教学中落实10分钟的书写训练,提高学生的写字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1.在 “板书课题 ”时落实写字训练

如教学《少年闰土》,明确了单元组导读要求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我国伟大文豪鲁迅先生的第一篇文章, 举起你们的小手,跟老师书写课题,注意观察老师的书写”,老师边写边说明每个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如“少”字中间一竖要直,最后一撇要舒展。“闰”在里边的“王”三横的长短不一,中间一横最短,而且三横不能碰到“门”。书空完后,按照老师的说明再练习。

2.在 “检 查预习 ”中落实写字训练

在阅读教学的第一课时, 我们往往要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检查时,可以在学生读准生字读音后,进行写字训练。如教学《穷人》第一课时,在学生读准生字读音后,就问学生哪些生字比较难写。当学生汇报后,紧扣书写难点进行书写训练。如对“魁”字进行写字教学,先让学生观察,教师适时指导,接着进行示范,然后学生练习,最后进行展示讲评。

3.在 “品 词析句 ”中落实写字训练

在阅读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我们要引导学生进行品词析句,在品词析句时就可以抓住时机,进行写字训练。如教学《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户户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这句话时,先让学生说说读了这段话,你有什么感受? 有没有哪个词语跳到了你的眼前呢? 让学生试着说说“姹紫嫣红”是什么意思? 教师说要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先要理解“嫣”的意思,教师相机出示“嫣”字的甲骨文、篆文、金文、隶书、行书楷书,并讲述“嫣”的造字解说。学生有了兴趣后,最后就让学生认真书写,要写得像花一样美。

4.在 “课 文仿写 ”中落实写字训练

课堂的小练笔, 是学生以课本和生活经历为题材进行书面表达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根据要求仿写,还要求学生也当做是练字的过程。如《白杨》一文中爸爸说的一番话,就是通过两组关联词,介绍了白杨树高大挺秀、生命力顽强的特点,这里可进行小练笔设计:写上几句话,夸夸像课文中这位爸爸那样的祖国建设者或保卫者, 用上“哪儿……哪儿……”“不管……不管……总是”等词语。学生汇报时,对学生的书写情况进行评价。

5.在 “略读课文 ”中落实写字训练 。

略读课文,往往因为没有要求会写的生字,而找不到写字训练的支点。所以,略读课文教学时,可以让学生抄写优美的句子,如教学人教版五年级上册《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时,在品读完优美句子“我大喜过望,脚下仿佛踩着一朵幸福的云。”时,就可以下发书法稿纸,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中静静地抄写,最后进行展示评价。同学们在静静地书写中,进一步体会到了文本情感,同时,在练字过程陶冶了学生的性情、审美情趣。

(二)巧抓“习作教学”时机,落实写字训练

2011版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要关注学生的书写质量,要使学生把作文的书写也当做练字的过程。”无论是在习作指导课,还是在习作讲评课上,都要重视练字,落实10分钟的写字训练。特别在习作指导课的“练笔”环节,在习作讲评课的“修改好后的抄正”环节,一定要反复强调写字姿势,展评字迹工整的优秀习作,师生合作共同评价,从而真正落实把习作的书写也当做练字的过程。

当然,落实写字训练的时机还很多,特别是第一学段,写字是教学重点,要强化每天10分钟的练字时间,把练字当做小学阶段教学的明确的“主线”之一,时时不忘“主线”,日日教学要扣住“主线”,日积月累,提高书写质量,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二、凝聚教学力量,强化写字意识

2011版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要在日常书写中增强练字意识,讲究练字效果。”这就要求加强学科教师、家校之间的合作,凝聚力量,形成合力,多管齐下,增强练字意识,真正让学生做到“提笔即时练字时”。

(一)学科老师齐努力 ,增强写字意识 。

除了语文学科教师外, 其他学科老师对写字质量往往不是很关注,或者说只关注能否写得工整、正确就好了,而忽视了把字写美观。因此,教师要达成共识,时刻关注学生的写字姿势是否正确,时刻教给学生基本的写字要求,时刻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二)家校之间强联系 ,增强写字意识 。

让家长监督,激励孩子写好汉字,对孩子的丁点进步都要加以及时肯定和褒奖。另外,家长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写字氛围,使孩子能够静下心来安心练字,如此孩子必有大的长进。

三、关注学生课后,巩固写字成果

(一)举办书写比赛 。

儿童好胜心强,成功的喜悦往往能带给他们无穷的力量,当获奖的同学拿到奖品时,旁边的同学都激动、羡慕不已。举办各种形式的书法比赛既能激发写字的兴趣, 又能很好地巩固写字成果。

1.同桌比赛 。 如做作业时同桌之间进行比赛 ,看看谁的进步大。

2.师生比赛 。 即在板书时 ,老师和学生同时写 ,比比谁写得漂亮,写得漂亮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

3.班 级比赛 。 每个月在班上举行一次书法比赛 ,评出一 、二、三等奖,并向获奖学生发“表扬信”。

(二)定期办作业展览 。

定期举办作业展览, 将写得好的学生优秀书法作品放进学习园地,让学生看到自身的价值,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他们对写字的兴趣,整个班级因此形成了良好的写字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