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代价范文

经济发展代价范文（精选12篇）

经济发展代价 第1篇

目前的教育发展代价研究结果大都认为, 代价仅仅属于价值论范畴, 是指人类为实现社会发展的某一价值目标而承担的消极后果。这一观点存在偏颇, 应该从更广和更高的历史观层面来考察代价问题。“代价”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概念, 应该属于历史观范畴。基于这一定位, 我们可以确定代价的基本内涵:“代价”是与社会发展 (社会进步) 相关联的一个哲学范畴, 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做的付出、努力和牺牲, 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 其发展所需的代价也应该与社会发展代价一样定位于历史观范畴。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研究不仅要考察代价本身及其对人的影响和意义, 而且要通过考察代价的产生、本质, 揭示高等教育通过付出代价获得发展的规律, 进而指导高等教育发展。虽然教育代价与价值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但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是不容忽视的, 其超越于教育价值主体的选择, 体现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区别:“由于历史观中包含了价值论, 所以, 从历史观的角度对代价进行的考察, 是从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角度进行的;而从价值论角度对代价进行的考察, 则是从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这一方面进行的。”[1]当我们使用“代价”一词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价值判断时, 可以发现, 代价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意义, 即价值选择和教育发展规律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历史观视野下,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内涵应体现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属性, 而不只是价值属性。“高等教育发展代价”是指高等教育主体为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所投入的成本、所做的舍弃与牺牲、所承受的消极后果。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 (1) 所消耗的物力、财力和人力, 又可称之为高等教育发展成本。 (2) 舍弃或牺牲的价值。其中包括:为实现主要发展目标和使用主要发展手段而导致的被抑制或舍弃掉的价值;为换取高等教育的新价值而牺牲掉的已有价值。 (3) 所承受的消极后果。其中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矛盾性、客观制约性、复杂性产生的消极作用;由人为错误或失误所造成的背离高等教育发展价值取向的消极作用与后果。

二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缘自高等教育实践, 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矛盾运动推动高等教育历史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具体而言,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

(一)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客观原因

1高等教育目标的多样性与有限性

高等教育目标体系由多层次和多目标构成, 作为高等教育主体, 应当促使各种目标适时、合理地实现, 但由于种种原因, 所有发展目标无法在短时期全部实现, 所以人们只能通过价值判断优先实现一种或几种主导目标。造成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不能同时实现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是高等教育目标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 比如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专才与通才的培养目标等等。“这些目标在短期内很可能会互相冲突。虽然我们设想或希望它们终究会相互增进, 但至少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是个幻想。”[2]其次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3]高等教育发展不可能脱离历史文化传统, 其中有些因素决定着高等教育目标的选择和实现。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重学轻术”思想是高等教育推崇精英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因, 也是导致高等院校一味“向上看齐”、追求高层级的文化根源。不论高等教育主体自身意愿如何, 目标选择都会导致以主导性目标抑制、否定甚至牺牲其他有价值的目标, 产生抑制或舍弃某些发展目标的代价。

2高等教育主体的利益冲突

高等教育主体包括行政管理者、高等教育机构举办者、办学者、教师和学生等直接主体与用人单位等间接主体。从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讲, 无论直接主体还是间接主体都应当使自身利益符合高等教育整体利益, 形成合力, 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但事实上, 不同利益主体往往会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脱节和失调导致代价产生。以高等教育供求为例, 主体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呈现“经济人”特征,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在有限理性的支配下, 政府既考虑公共利益也考虑本位利益,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活动也有组织部门利益;高校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指向和活动规律也受利益驱使“, 营利使利润有可能足够到高等教育的投资者能从中获得足够的、高于其他可供选择项目的回报”;[4]受教育者则通过高等教育投资, 提升能力和素质, 找到理想工作;用人单位越来越将对人才的需求转变为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和影响。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 高等教育供求主体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这些冲突是导致高等教育代价的重要因素。

3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序性与无序性

高等教育秩序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各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状态, 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发展的有序与无序关系到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高低。

宏观层面的代价主要是由世界高等教育秩序不平等造成的。世界秩序模式规划理论认为, 全球中心 (发达国家) 和边缘 (发展中国家) 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现行世界秩序最显著的特征。中心国家通过利用、渗透和分化等方式对边缘国家文化、知识和学者进行控制:边缘国家学者在国际知识体系中地位低下, 他们作为中心国家学者理论在边缘国家的代言人, 只与中心国家学术中心密切联系。[5]20世纪80年代, 加拿大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曾根据这一理论分析了世界高等教育秩序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害, 提出中国大学与发达国家学术中心的紧密联系将导致知识分子的文化异化, 等等。不幸的是, 许美德的纯逻辑推论在今天得到了应验。在世界高等教育秩序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高等教育, 正如阿特巴赫所言, 没有实现在世界高等教育秩序中的地位转变, 而是被逐渐纳入这一不平等的秩序中, 甚至在很多时候迷失了方向,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秩序混乱的原因之一。

中观层面的代价既与国际高等教育秩序有关, 又受本国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而往往又是无序和混乱的。以中国为例, 由于长期忽视变革的代价, 高等教育秩序在变革中呈现出“有序化”的“无序”状态行政手段“有组织”地策动改革, 表现为阶段性“有序”, 但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差, 加之自上而下的大刀阔斧方式, 则导致整体性“无序”, 使代际间的模式抉择代价过高。[6]这种无序状态说明中国的计划秩序过于强大, 习惯思维下以加强控制为原则的高等教育法律和政策, 虽然在较短时期内能控制无序行为, 但违规和无序总会创造更多的冲破秩序的方法, 导致更大规模的无序。

微观层面的代价与高校内部管理、教学和科研等各种组织及其活动的运行秩序有关, 这一秩序可分为学术秩序和行政秩序。在现代大学中, 当行政自身因机构臃肿、程序混乱、效率低下而造成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 就会导致学术秩序在程序性、公共性和有效性方面的代价:高校各级党政部门对学术委员会以及资源分配权的掌控, 使学术组织产生和运行“程序”失去合法性的基础;学术机构中的“单位本位意识”和个人学术权威, 会造成非行政性权力在行政性学术权力的垄断和遮蔽下走向边缘化, 无法承担学术公共性职能。在程序性和公共性缺失的情况下, 学术秩序的约束作用会逐渐低落甚至无效。

(二)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主观原因

1高等教育主体的认知局限

作为高等教育主体, 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因此, 将其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主观原因进行分析比较恰当。人们认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能力总有一定局限的,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 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7]同时, 高等教育现象的复杂化, 也会使人们认识高等教育规律变得困难。再者, 因为不同主体的价值08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1|04

目标、关注领域、思维方式以及知识背景不同, 认识差异在所难免, 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本质的认识也会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原因, 人们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揭示既有限又相对, 因此付出代价也在所难免。

2高等教育主体的素质限制

高等教育主体的素质限制及其主观失误是伴随高等教育活动的永恒现象, 它所导致的代价是由高等教育主体自身的能力和水平造成的。首先, 教育者素质不健全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为, 错误的世界观会影响教育者的态度和方法, 进而影响受教育者身心的健康发展;教育者文化知识狭窄低下, 就难以履行为人师表的职能。此外, 教育者的认识还常常受个人心理素质和心理效应的消极影响, 其“思维过程处处潜伏着失误的可能性, 在复杂曲折的、近似于螺旋曲线的认识过程中把人们引导到错误的泥淖”。[8]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隐蔽性、扩散性和长期性等特点, 这些不但是代价产生的原因, 而且是代价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的根源。其次, 管理决策失误也会导致代价的产生。决策者素质低、能力不足和决策方式不科学, 必然会产生错误行为, 微观失误会导致一所学校的发展受到损害, 影响学生的发展;宏观失误会影响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

3高等教育主体的道德失范

师德问题和学术道德失范等行为对高等教育而言会产生巨大的代价。首先是师德问题。教师敬业精神缺失和业务水平下降会直接导致学生专业水平低下, 教师道德水准低下则会产生负面的示范作用。师德问题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直接影响到高校职能的正常发挥和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其次是学术道德失范问题。学术道德失范可以理解为学术主体用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的手段去实现个人的价值目标, 它存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时期, 会危害学术自身发展、损害高校名誉、危及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导致社会精神危机。因此, 学术道德失范是一种伤及社会精神和思想基础的腐败, 会破坏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合理降低

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原因的分析, 可以看出代价是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 但代价之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负面、消极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着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对立面很容易理解, 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代价与高等教育发展相统一的一面, 这是代价能否得到合理调控和补偿的理论基础。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 高等教育代价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相互促进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为代价提供了物质基础, 既有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决定了代价付出的方式;而代价则以否定的形式孕育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它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种对发展具有反省、刺激和推动作用的因素。相互转化表现为: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发展目标, 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成为发展的代价。例如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关系问题, 当国家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甚至民族危亡时, 高等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成为主导价值目标, 个体发展功能就可能成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反之, 当国家处于安定富足时, 高等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成为教育的主导价值目标, 社会发展功能就可能成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9]

高等教育发展与代价的对立统一关系, 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与代价的共生性, 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合理降低代价。从代价视角看, 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低代价低发展。第二种是高代价低发展。第三种是低代价高发展。低代价高发展是高等教育自身最优化要求的具体表现,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取向, 要求我们不但要从代价角度认识高等教育发展, 而且要从调控代价的角度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的低代价高发展是一项复杂而宏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在思想观念、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变革, 树立正确的代价意识、明确代价降低的基本原则和找到合理降低代价的方法。

(一) 树立正确的代价意识

是否掌握并运用正确的代价意识去分析、判断和解决代价问题, 是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合理降低的首要问题就是确立正确的代价意识。

代价意识是主体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代价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 它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对高等教育发展走向的积极反映, 是以主动承担一定的损失和牺牲为基础, 以加快高等教育发展为主题, 对高等教育目标实现作出相应舍弃、付出和投入的自觉意识和评价性认识。代价意识包括承认代价的意识、重视代价的意识、分析代价的意识、承担代价的意识、补偿代价的意识和减少与避免代价的意识。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要求主体树立正确的代价意识, 即对代价的付出或承担“是否应当”问题的正确辨析与把握。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评判:一是必要性。每一项高等教育活动及其代价付出是否值得、是否有意义, 取决于它是否能满足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人自身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可行性评判。一项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功率大小直接关系到支付某种代价是否值得、是否应该付出。

(二) 合理降低代价的原则

合理降低高等教育代价需要一些中间环节, 这是我们从抽象认识向具体方法过渡的必要步骤。合理调控代价的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选择性与客观性相结合。即高等教育主体可以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前提下, 选择一条相对来说代价付出最小而又最有效的发展道路。比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成熟的实现条件不同,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并不具备所有成熟的条件, 但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已经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 因此必须在兼顾社会条件的前提下, 通过选择政府主导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是主导性与全面性相结合。即高等教育主体既要考虑条件限制而选择当下主导性的发展目标, 又要兼顾其他发展目标, 以避免片面发展。这要求人们在多种发展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发展尺度, 杜绝以一个领域的灾难性毁坏换取另一领域的进步, 这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三是公平性与补偿性相结合。即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付出和承担首先要在付出和承担的必要性、主体、时间和方式上体现公平性, 对未达到公平目标的情况应通过补偿的方式予以调整。贯彻这一原则时, 对于两个以上权力上对等的独立主体, 适用公平性原则, 对于组织内部地位不平等的主体关系, 适用补偿性原则。

(三) 合理降低代价的方法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合理降低是指主体运用各种社会和高等教育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手段和方式, 对发展过程及结果进行调节、引导和管理, 从而降低代价的付出。

降低高等教育发展的代价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考虑。微观层次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观层次主要涉及高等教育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宏观层次主要涉及高等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 以及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合理降低可以采取组织、制度、文化三种手段。 (1) 组织手段。代价的产生从组织的视角看是由组织目标选择失误、组织权力分配不合理、组织间沟通不顺畅、组织利益冲突、组织运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造成的这是采用组织手段的理由。 (2) 制度手段。制度手段则是运用社会行为准则对主体行为进行调节与制约, 它把高等教育主体行为纳入某种关系框架中, 使之与这种关系相吻合, 以此保证代价的合理付出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3) 文化手段。文化手段主要包括重建高等教育价值观、调适教育内容和改善高等教育管理主体的行为等。

参考文献

[1]袁吉富.社会发展的代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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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邦平.从世界秩序模式规划理论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 1998, (4) .

[6]王全林.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代价论略[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4, (5) .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219.

[8]孙孔懿.教育失误论纲[J].教育科学, 1999, (1) .

发展经济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第2篇

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是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不是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提倡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只是强调，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可以牺牲环境。而且并不是牺牲环境之后我们就不管他了，牺牲环境之后或者之前、甚至是进行中，也要实施一些补救措施，尽量减小对环境的破坏。不要把牺牲扩大化。大多数的经济发展方式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影响最小化。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决社会民众基本生活的需要，迅速提高生产力，吸引国外资金，可以适当以环境的牺牲作为代价。举一个例子吧。英国伦敦市区因常常充满着潮湿的雾气，因此有个叫“雾都”的别名。20世纪初，伦敦人大部分都使用煤作为家用燃料，产生大量烟雾。这些烟雾再加上伦敦气候，造成了伦敦“远近驰名”的烟霞，英语称伦敦雾。因此，英语有时会把伦敦称作“大烟”，伦敦并由此得名“雾都”。1952年12月5日至9日期间，伦敦烟雾事件令4000人死亡，政府因而于1956年推行了《空气清净法案》，于伦敦部分地区禁止使用产生浓烟的燃料。80年代以来，由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环境保护，伦敦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明显改观。伦敦的大雾不仅有气候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业污染。

而如今的雾都城市已经转为了亚洲的东方大都市----北京。2013年10月30日在中国电动车网发布的新闻指出，时常，如果在飞机上俯望北京城就会注意到整个城区被一层黄色的薄雾笼罩着，北京现在已成为了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事实上，伦敦看似摘掉了雾都的帽子。伦敦在过去10-15年开始，看不见的污染物浓度又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其中包括空气中的微粒以及氮氧化物。近期有一项由地方民众发起的测空气行动发现，东伦敦一些区域的有毒气体二氧化氮(NO2)浓度超过欧盟水平50%。在某些领域，32个测试点中有15个超过安全极限。我们需要经济发展，进而促进科技发展，当我们达到了科技的一定高度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发展。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经济基础足够。

要想中国经济发展，要允许部分地区先富然后带动其他的地区共同富裕，同理论证必须先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再更好的保护环境.....由此可知，经济要发展，必然从自然界索取，从而破坏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同时，强迫自然界接纳其排放物，继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经济发展是不可能避免环境恶化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们才要始终一面发展经济，一面保护环境，贯彻国家经济发展方针，实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尽人类最大的努力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最后，让我再一次重申我方观点：经济发展不可以避免环境恶化。要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经济减速的代价 第3篇

过去二三十年，习惯了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获得高增长的国际巨头企业，如今要陪着新兴市场一起阵痛了。

过去10个季度中，中国经济有9个季度增长放慢，其中就包括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虽然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这一数值仍然很高，但这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中第二慢的。

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期”，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叠加，再加上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

在这场中国经济的转型中，这片市场中的每一个企业都更容易遇到盈利倒退的风险，如何找寻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每一个企业、甚至是整个行业面临的困局。Gartner研究室主任Kenneth Brant在一份声明中称：“全球经济前景恶化正导致全球企业IT支出整体增长乏力。”

近期，数据分析机构IDC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拖累了今年上半年的IT开支。IDC预计，按照不变汇率计算，中国今年IT开支将增长9.5%，仍然略超GDP增速，但低于去年12.9%的增幅，而且较过去4年的增速显著放缓。

由于政府行业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IT花费占到总体IT市场的60%～70%，因此，国家政策对IT市场的影响巨大。IDC认为，中国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乏力，中央和地方政府换届造成IT硬件采购开支缩减，此外，政府降低“三公”经费和反腐败的举措对市场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经济下行周期中，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幸免。除了企业的IT采购速度的减缓和费用的降低，消费市场的电子产品消费也不乐观。

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全球IT市场出现调整，全球PC市场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单季度下滑，出货量下降13.9%，而中国PC市场的出货量在2013年第一季度也出现了12.3%的下降。

PC只是个人消费市场的一角，但却是个人电子消费最具典型意义的缩影。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提升2%，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与之相对应，价格昂贵的PC和软件等产品逐渐被低价的平板电脑和云服务所代替。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新的商业机会也在涌现。对此，IDC表示，中国IT市场的增长将主要体现在细分领域，IDC中国助理副总裁武连峰认为，中国总体IT市场的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是未来众多细分领域市场的商机仍然巨大，如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及社交等第三平台为基础的技术领域仍将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其带动的相关硬件、软件及服务市场也将维持高速成长。未来5年，中国在这4个领域的复合增长率将在30%以上。

尽管未来的市场前景依然美丽，但对于IT行业里的各家公司来说，能否在经济调整周期里找到新的增长机会，将决定它们是否还能看到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加重经济增长资源代价的观念因素 第4篇

1. 弃旧迎新的消费观加重经济发展的资源代价

二战以后, 西方科技造就的越来越高的生产率, 企业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 使制造这些产品的公司日益依靠于消费者不断弃旧迎新的消费模式。也就是说西方经济模式与高消费、过度资源消耗已经融为一体。西方的这种经济模式与弃旧迎新的消费观念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购买力的提高, 这种生产消费模式和观念越来越明显。例如, 弃旧迎新的消费观念使年轻人正在成为“换车族”。春节过后, 记者在北京机动车市场上调查发现:20万元以下二手车增多代表了一类新消费观念。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就出现在旧车市场, 旧车进出市场频率越发加快, 三年左右的轿车正在逐步占据旧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有些使用不到1年的“准新车”占有率上升到5%, 数量可观。消费者的年龄有80%在35岁以下, 并且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出了汽车行业内的规律, 同时也体现出了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和消费理念的不同。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 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日益紧密相连的今天, 中国的纺织品、家用电器、电脑、手机、汽车等等产品, 消费者正在不断追求流行样式和新的功能而加快速度弃旧迎新, 如果中国十亿人口, 不断提升这种消费模式和观念, 必然会大量消耗资源, 这对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资源的过度消耗不仅使我国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难以为继, 同时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无穷的后患。

2. 好大喜功的政绩观加重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

我国在发展经济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 与一些干部错误的政绩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党政干部中有一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结构、效益、质量的错误政绩观。其原因:是一些干部希望在任期内做出成绩, 因而急于求成, 但忽略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规律性, 导致恶果。还有一些干部置社会大局和人民利益于不顾, 做表面文章, 为个人树碑立传, 造成资源大量浪费。错误的政绩观还与我们长期以来, 将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有关。在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下, 产生了不少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和行政官员为了尽快出“政绩”, 盲目决策, 根本不考虑“成本”, 也就是说不考虑对资源的浪费和群众的负担。例如一些地方不尊重自然山水, 旅游建设破坏旅游资源, 造成“有山不见山, 有水不见水”的现象;有的城市盲目绿化, 移植大树成风, 忽视乡土树种和草种。有的干部大搞脱离实际、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结果一面是气势宏伟的“大广场”、“大机场”、“大市场”等“标志性工程”, 另一面却是干部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难以保障, 群众不堪重负;一面是极尽奢华的楼堂馆所、休闲胜地等“享乐工程”, 另一面却是耕地、水、电等资源的极大浪费。最典型的莫过于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了。他在安徽阜阳任职期间, 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仕途升迁, 就挥霍国家几百亿元, 以1220多万人10年的生存发展为代价。这种不顾当地经济条件和实际需要, 盲目上项目、扩规模, 大搞“政绩工程”, 不仅破坏了政府及干部的形象, 而且还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严重浪费。如果不改变对干部考核政绩的方法, 对他们创造的所谓“政绩”不算成本账的话, 到头来只能是虚报浮夸之风越演越烈, 我国的资源浪费就会越来越大, 群众背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3. 盲目招商引资的发展观加重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

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曾说过一番令人难忘的话:“几年前, 我也曾在一个类似的场合得意地告诉国内外媒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全然没有意识到, 世界工厂’的代价, 也许就是世界垃圾场”。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世界垃圾场?这是很多人不理解的说法。一位从事咨询的人士, 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件事, 美国某公司为了降低成本, 让某部门经理提出改进方案。这位经理提出建议:关闭4个工厂中的一个, 将另外两个转移至中国。公司首席财务官却否定了这个提案, 而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方案:将所有工厂转移至中国, 或者全部业务打包给中国企业生产。美国把许多工厂迁移到中国来了, 甚至包括一些欧洲、南美的工厂。“不要以为中国消耗的能源、排放的污染, 都是为了中国人自己。其实中国做的很多牺牲, 都是在为别的国家服务”。

招商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不顾一切的片面追求招商引资, 就正好迎合了众多的美国和欧洲企业, 将其所属工厂转移至成本较低的中国, 形成了“对华工厂搬迁热”。现实中有的县、市为了达到招商引资的规模和数量, 将招商引资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给各乡镇和县直各局, 完不成任务要影响干部的提拔使用, 为完成任务, 各地纷纷开展“优惠政策大赛”, 甚至扬言:“只要你肯来投资, 要什么政策给什么政策, 特区没有的政策我们也有。”这种招商引资表面上看促进了经济发展, 实际上浪费的中国有限资源、污染的中国环境是不能用经济发展来补偿的。同时, 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发展的通道上, 成本优势导致“中国制造”产品行销全球, 出口量随之大幅度上升。大量出口廉价工业品的直接后果, 是能源消耗大幅增加,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 我们消耗的资源是日本的7倍, 美国的近6倍, 印度的近3倍。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如果这种盲目招商引资越多越好、出口创汇越多越好而不计算资源成本的错误观念不改变, 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就沦为地球的垃圾场。

4. 淡薄的节约环保观念加重经济发展的资源代价

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节约食物资源的意识不强。特别是我们在生活物质条件改善后, 追求奢侈、讲究排场的风气容易流行, 节约意识淡薄, 把浪费食物看作是小事。青年人到餐馆就餐没有吃多少要多少的习惯, 没有打包的习惯, 我们随处可见的食物浪费现象比比皆是。在餐馆, 餐盘内剩有大量青菜、鱼肉, 有的米饭几乎不吃。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要“面子”, 怕让对方说“小气”, 就餐时浪费也比较多。比起这种小浪费, 婚宴和节假日亲戚朋友请客吃饭则要“凶猛”得多。就拿我国接待宾客、婚白喜事等方面的习惯看, 食物消费多以丰盛、有余为目标, 没有减少浪费的意识, 另外, 浪费最大的依然是公款吃喝、商务宴请。食物浪费对社会、资源、环境和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带来巨大危害, 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 “浪费就是犯罪”浪费就等于浪费耕地、水和劳动力资源。

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把保护环境点点滴滴看作是小事。提起节能减排, 保护生态环境不少人以为是件靠政府推动和引导、企业落实的事情, 一些人认为自己有钱, 根本无所谓浪费。并不知, 水、电、气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资源, 人走灯不灭、水龙头长流水等等看似小事, 这种天长日久的浪费, 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无穷的隐患。我们每个人应学会算小账, 从小事作起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 节约1度电, 相当于节约半公斤煤;骑单车、坐公交, 就能减少废气排放;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一张白纸、一份贺卡, 就是在保护森林, 节约一滴水, 就是在节约资源;少用一个塑料袋, 就能减少污染, 也就是说节能减排、环境问题, 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或一些人所需要的, 也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或一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想解决环境问题, 必须提高全国每一个人的环保节约意识, 必须从每一个人来做起, 这样才能使社会形成一股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 才能真正减少能源的消耗, 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

参考文献

[1]侯东民:解读“西方在污染中国[N].经济观察报, 2007.12.24

[2]魏晓文 扬慧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案例解析[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64)

[3]遭排放转嫁的世界工厂沦为世界垃圾场http//www.dlepb.gov.cn2008.1.2

城镇化发展,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 第5篇

城镇化发展,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

我们谈新型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决不能利用城镇化的名义搞房地产，不能把城镇化变成对农民的剥夺，我们要坚决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我们要吸取国外的教训，像印度出现大量的贫民窟，要总结前几年我国大城市中出现的城中村。所以我们不能大搞造城运动，搞城镇化大跃进，要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现在一二线城市已饱和，已超过其承受能力，三四线的城乡还有发展的空间，重点是县以下的成千上万的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有很大的空间，小城镇以外的地方，要建设新型的居民点和中心村，要防止大拆大建，不能逼迫农民上楼。建设美丽新农村，既有利于生活，又有利于居住条件的改善。必须注意改善民生，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实行十八大提出的倍增计划，等百姓手中有了钱，从总体上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水平，才能有钱买你的商品，才能真正发展内需，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才能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才能做到民富国强。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八届常委、经济委常务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经济增长的巨大环境代价 第6篇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

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北京花了大力气用于改善环境,奥运年的这个春天,感觉北京的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称,一些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外国选手因担心中国的食品安全而要自带食品;更有甚者,由于担心中国的环境污染,打算在奥运期间于韩国居住｡凭直觉,这有很大的炒作成分,当然不排除有人顺手抹黑中国一把,那是习惯成自然了｡但人家之所以能够炒作与抹黑,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后暴露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国在山河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如变魔法似地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也应当看到,如果将现有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不仅是对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们的不公,也与事实不符｡匡算现有财富总量,当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这一两代人自己创造的,但不要忘记,是在前辈留下的基业上创造的;另一部分是前人创造的,如土地､矿山等,我们只是将其货币化而已;再一部分,说起来应当感到羞愧,是对后人财富的透支与贴现,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变现的,后人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多年来,我们习惯比成绩,展示光鲜靓丽的地方,而对我们不光彩的地方,往往讳莫如深｡这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境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1/3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没用的,1/4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中国,大凡经济成长比较快的地方,环境污染通常都比较严重｡本人虽没有做过统计分析,但凭研究经验与直觉,得出“中国的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本成正比”这一结论的风险并不很大｡

水污染 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可谓“一江污水四处流”｡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不久前被报道的江苏太湖､云南滇池与安徽巢湖的污染只是“抓典型”而已,这并不表明没有被大量报道的湖泊就没有污染,或污染状况没这三大湖泊严重｡江河湖海水系相连,因此中国的海域也难以幸免｡素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已失去美丽的容颜,污染程度位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中国现在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

大气污染 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大量燃煤与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是主要原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则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被腐蚀｡不久前,一位从英国回来的老师与同学相聚,谈到中国的大气污染时调侃说,中国有13多亿“人工吸尘器”,因此中国的空气有望变得干净｡国际能源机构的专家警告:除非中国重新考虑使用各种能源来源,采用环保前沿技术,否则在25年内,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总量的两倍｡是啊,13多亿中国人在努力清洁空气的时候,还会呼出二氧化碳｡

固体废物污染 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居民生活的便利化与现代化,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其他特殊垃圾｡城市每年产生的近2亿吨垃圾中,只有不到20%是按照环保方式处理的｡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垃圾不仅侵占大片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和水源｡急功近利不仅使我们忽视垃圾处理,而且还大肆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塑料和电子产品),洋垃圾一度成为中国进口三大“商品”之一｡垃圾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沉重包袱,但倡导循环经济的专家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惟一增长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利用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可发电120万千瓦,生产水泥300万吨,还能消化120万吨废钢铁｡看来,“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土壤污染 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还带来一个严重污染——土壤污染｡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将长期立足自给,但是土壤污染给粮食与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据估算,中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饮鸩止渴的灾难

环境污染危害居民生命健康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据说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干预下,《中国污染代价》报告的数字曾进行了大幅“瘦身”｡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是巨大的因污染而死亡的数字会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如果真的如此,那这个理由真是莫名其妙,不仅是对中国大众知情权的蔑视,而且这样的“鸵鸟政策”显然不是解决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不断下降 环境污染使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持续扩大,程度在持续加剧,危害在持续加重,由此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持续减弱｡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水生态恶化､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和农村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共有十大类——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红树林､稀树疏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与苔原,中国皆有分布,而且是世界上惟一囊括全部十大类的国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十大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和红树林也出现了严重退化｡相关专家警告,中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突出｡

环境污染危及社会稳定 随着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整体生活品质,环境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民众的民主素养与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对环境破坏表达不满越来越多地由言语上升到行动｡由此引发的地方性抗议活动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日益增多｡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同样,由于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存在偏差,发展成果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环境污染则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富人在富裕过程中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也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乱挖滥采,破坏了当地环境,自己赚个脑满肠肥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异地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楼盘,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

环境污染损害中国国际声誉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改善长久以来贫穷落后的形象,借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然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污染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也污染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国际媒体不断渲染,中国行将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制造”的污染性排放物和灰尘被季风带到了遥远的美国,并给沿途的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中国排放的污水不仅污染了自己的长江､黄河,而且也污染了发源于中国的湄公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萨尔温江等许多大河｡“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中国正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地开发自然资源,由于一些相关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从而对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非法砍伐木材最大的进口国,中国进口木材中约50%属于非法砍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有生存与发展权,有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有义务来保护全球的资源环境,以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令经济增长失去实际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快速的工业化正将中国环境推向危险的临界点｡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环境专家曾估计,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但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而且,对已被污染的环境实现恢复,需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然而,污染的食品､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总之污染的一切,都在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名义与政治价值,已没有多大实际经济意义｡

污染主因在“官僚主意”

长期以来,中国将环境保护问题一直当作一个专业问题,认为只有相关专家才会有关注,才有发言权｡但是,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即如何克服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社会精英层次,从而也就制约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中国环境保护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中国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则将环境问题进一步提升到文化伦理层次｡中国国民与中央政府对环保的高度关注正在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赞誉｡

在我们仍争论､探讨环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时,中国的环境却持续恶化,大约每两天就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两项硬性指标,着实令人鼓舞,然而当年这两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异常尴尬｡当前环境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突出,影响如此严重,原因众多,但主要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与相关企业惟利是图､漠视环境｡

廉价的甚至是零价的环境 设想,一吨灌溉用的黄河水还不到一小瓶矿泉水价格的1/10,人们怎么可能去节约?长期以来,中国众多地方在进行项目论证时,几乎不考虑环境因素｡一些被发达国家唾弃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拒绝的高消耗､重污染项目,总能在中国成功通过,而且还待若上宾｡实际上,环境不仅仅只有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甚至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价值,一种天然或自然价值｡环境服从的是自然规律,经济增长合乎的是经济规律｡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弥补环境的被破坏｡中国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保护,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初始,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效用会逐渐递减,环境保护效用则逐渐递增｡环境的价值应当被重新认识与合理评估｡

膨胀的地方利益 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为“改善生活”,增加地方税收,当然还有解决就业,往往努力招商引资｡在地方利益诸侯群起竞争的态势下,不断进行“割喉战”,不断进行“冲向底部”竞赛,不断降低投资门槛,引进高消耗､高污染项目｡一些地方甚至公开打出“谁跟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人民过不去”的标语,将企业主提高到了“救世主”的地位｡原料药的生产企业是污染程度最高的化工企业,根据发达国家的法律,这些企业已无立锥之地,但却被中国请了进来｡如今,中国很荣幸地成为世界上原料药出口的最大国家,全世界80%以上的药品都依赖中国的原料药｡如此,外资污染了我们的沿海,而后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之下,南方污染企业“北上”,东部污染企业“西进”,整个中国由此真的成了“大染缸”｡

扭曲的政绩观 “发展是硬道理”被片面甚至被肆意理解,近乎在所有的地方政府那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提高GDP是第一要务”｡如此,“人间天堂”成了“世界工厂”,而“世界工厂”在制造出无穷污染的同时,也生产出众多高官,“XX模式”如此被无限效仿,无限发扬光大｡正是巨大的政治利益,强烈驱使着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直接加以抵制｡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地市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40%,部分地区县以下企业仅为20%｡当中央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我们很多地方仅仅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肆虐的行政腐败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讲的是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没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实际上,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天高皇帝远”,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合谋获利由来已久,结成坚固的利益联盟｡因为环境污染无价,投资可以获取暴利,于是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主获得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得到巨额回扣,实现共赢｡对于受到“外部不经济”伤害的民众,地方官员当然是袒护､庇护企业主,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来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背后,还有赤裸裸的黑利｡环境污染过程中不仅伴随着犯罪,而且环境污染本身就是犯罪,“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当然是犯罪｡

错误的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中国选择了由政府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是由政府制定,而很多战略没有经过周密论证或民主性地听取多方意见｡汽车已经超过了工业粉尘成为中国城市环境的头号杀手｡据估计,2005年城市大气污染中有80%都是由汽车造成的｡不仅是环境,更主要是中国的有限耕地,都难以甚至无法支持汽车家庭化｡但是,同样由于短视,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成为汽车大国的同时,“自行车王国”称号逐渐终结了｡如今,中国自行车工业已陷入持续萎缩,所生产的自行车大部分用于出口,为世界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经济发展代价 第7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代价,范畴

近年来,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这表明在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 大家的目光不再只聚焦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以及发展理论等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向研究上, 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为获取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付出和承担的负面影响。人们开始认识到, 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通过不断付出代价获得发展的历史, 代价问题是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但由于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研究是一个新课题, 尚处于初级阶段, 远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尤其在概念使用上还存在争论, 影响了高等教育代价研究的深化, 因此, 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基本概念进行辨析, 以利后续之研究。

一、代价的范畴定位与内涵

概念分析是理论研究的起点, 而对概念内涵的界定则应该从确定其所属的学科范畴开始。“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 都由该门学科特定的概念、范畴和规律构成。任何范畴都是包含诸种要素的概念系统。”因此, 只有将概念合理地纳入到所属的范畴, 与其他相关概念构成有机的概念系统, 才能真正揭示其内涵。

目前的研究大都将教育发展代价定位在价值论范畴。一些学者认为, “从本质上讲, 代价问题与价值问题紧密相关,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应从价值论视角进行研究。”“教育发展代价属于价值范畴, 在本质上与价值密切相关, 教育发展代价问题就是教育价值评判问题。”上述观点显然是受到社会发展代价研究中“‘代价’属于价值论范畴”这一观点的影响。但社会发展代价研究的这种观点本身也存在争议, 对“代价”的界定也不统一, 因此, 有必要先明确“代价”的范畴定位与内涵。

将“代价”作为价值论范畴的观点认为:代价仅仅是价值论的范畴, 是指人类为实现社会发展的某一价值目标而承担的消极后果, 并且否认人类付出的成本是社会发展代价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仅从价值论的角度立论是不全面的。首先, 这个定义严重地缩小了代价范畴所涵盖的现象, 并与代价一词的日常用法相背离。在日常用法中, 代价显然包含着成本的意思。其次,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 既有合规律性即事实性的一面, 又有合目的性即价值性的一面, 二者是融为一体的。没有理由认为在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的一面中就不需要付出代价。因此, 研究社会发展代价应该从更广和更高的历史观层面进行考察:代价不仅是一种价值现象, 而且是一种事实现象, 把代价范畴定位在历史观领域中, 这样才能比较系统而完整地建构起社会发展代价理论。因为历史观的主要任务是描绘历史发展的模式, 或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代价”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范畴, 应该属于历史观范畴。

基于代价的范畴定位, 我们可以确定其基本内涵。“代价”是与社会发展 (社会进步) 相关联的一个哲学范畴, 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做的付出、努力和牺牲, 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 付出。指人类为实现社会进步所必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这些付出可以转化到发展成果之中, 可以称之为“成本”。 (2) 舍弃。指人类为达到社会发展的某些主要的、合理的目标, 对其他非主要发展目标及价值的抑制、损害或适当放弃。亦即当人们面临众多发展目标时, 因客观或认识条件限制, 选择主导性目标, 从而导致其他对人或社会有益的发展目标被延滞、损害和牺牲。 (3) 所承受的负面效应或消极后果。指实践主体和代价的承担者为积极促进主导性的、更趋合理的发展目标的实现, 而不得不加以正视和面对的某些必然发生或非必然发生、由客观必然性的因素造成的或由主观失误造成的、可以预料或不可预料的负面效应。“承受”不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某些消极的、落后的和丑恶的社会现象的被动默认, 而是为了实现主导性发展目标而主动正视的负面效应。

二、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范畴定位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因此,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所属范畴应该与社会发展代价的所属范畴保持一致, 应该定位在历史观范畴。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代价现象, 但这种研究不只是考察代价现象本身及其对人的影响和意义, 而且是通过考察这些代价现象的产生、本质及其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 揭示高等教育通过付出代价获得发展的规律, 进而指导高等教育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代价规律的追问是在高等教育促进与社会发展并受社会发展制约这一关系框架下进行的, 还需要考虑社会发展规律、教育内外部规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因此,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不应只被定位在价值论范畴, 而应定位在历史观范畴。

从历史观与价值论的特点, 也可以看出将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定位于历史观是恰当的。 (1)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 两种视角有所不同。历史观视角主要探讨高等教育通过付出代价获得发展的客观规律, 探究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真”, 侧重考察高等教育发展的合规律性;价值论视角主要探究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对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意义与影响, 指出其应然的状态——高等教育发展的“善”, 它侧重考察高等教育发展的合目的性。历史观视角从人们的高等教育活动及其结果考察高等教育付出代价获得发展的客观进程, 强调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必然性、客观性, 侧重于把人作为对象和客体对高等教育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价;价值论是以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进程为依据, 把它作为促进人的发展的阶梯来对待, 考察高等教育代价对人的发展的意义与影响, 更多地是把人作为目的和主体对高等教育活动及其结果做出评价, 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和评价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代价。 (2) 从两种视角的作用看。历史观视角对高等教育发展代价规律的揭示, 它引导人们的高等教育活动要符合高等教育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真”;价值论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对高等教育发展及其代价的评价尺度, 它引导人们在社会和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去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然”。

三、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内涵

对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定义是以其范畴定位为基础的。与研究社会代价内涵相同, 在历史观视野下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内涵, 也应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属性, 而不只是价值属性。

(一) 认识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内涵的核心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 “所谓高等教育发展代价, 就是代表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为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快速、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而对某些非主要发展目标有所放弃或牺牲的价值选择。”这一定义仍是从价值论视角出发, 强调高等教育主体价值选择对代价产生的重要性, 强调代价的消极后果。这种定义存在以下认识误区。

1.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并不只是价值选择的结果

应该承认上述定义所指出的高等教育代价与价值的密切关系是正确的, 因为价值选择是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教育系统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这种规律性有时是超越于教育价值主体的选择的, 这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区别。“由于历史观中包含了价值论, 所以, 从历史观的角度对代价进行考察是从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角度对代价进行的考察;而从价值论角度对代价进行考察侧重的是从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这一方面所进行的考察。”因此, 当我们使用“代价”一词去进行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判断时, 代价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意义, 即价值选择和教育发展规律制约双重作用的结果, 而其中规律的制约是导致代价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主要因素。

由客观因素导致的代价不是主体选择所能左右的, 而是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现实关系和过程的反映。比如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中付出的代价。从历史角度看, 在高等教育诞生后的一切社会形态, 无不伴随着与发展目的相悖的代价。中世纪大学深受宗教和政治的影响, 最终成为保守主义的堡垒, 不仅阻碍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 也使自身陷入生存危机。进入20世纪, 现代社会的物化和异化趋势又在日益侵蚀原本纯净的高等教育, 使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异化的代价。而从横向看, 代价存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各个方面。例如,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过于集权的弊端会影响到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 进而影响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配;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忽视创新型和自主权的弊端会导致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等。在这些代价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超越主体价值选择的主动性, 看到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是由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矛盾的本性决定的。

2.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不只包含价值牺牲和消极后果

在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研究中, 不应该忽视高等教育成本这一重要因素。高等教育成本是指提供或接受高等教育服务活动所耗费的资源价值量, 包括“高等学校培养学生所支出的一切开支和耗费;学生为学习所支付的生活费用;学生参加学习的机会成本”。

成本与高等教育发展代价是不可分割的, 很多高等教育活动都是以成本为中心展开的, 代价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成本。例如, 大学作为“社会人”和“组织人”具有利他性, 但同时教育经济活动中的大学还具备“经济人”理性。大学常常倾向于优先追逐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选择, 这种自利行为推动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和不当使用。大学可以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合法运作获取物质利益, 比如通过科研活动在学校品牌资源的光环下追求个体利益, 而非法和不合理的手段则更多。这些因素造成经费开支脱离成本控制盲目增长, 最终, 成本代价由大学内部扩展到高等教育, 乃至高等教育系统之外。在大学内部, 由于可支配收益的有限性, 各部门争相通过预算编制谋求利益最大化。于是, 学校内部管理秩序依旧, 人力、物力闲置浪费, 纪律松弛,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困难重重。由此可见, 成本是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不可少的部分, 它不仅决定着诸多代价的产生, 还在“代价——补偿——发展”的框架内发挥中介作用, 没有成本的参与, 高等教育发展与其代价就成为绝对对立的关系, 失去转化的可能。

3.对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考察应兼顾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

对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考察还应当充分考虑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 这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内涵界定。高等教育发展代价涉及的范围不能仅限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 还必须能够反映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影响, 这是由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决定的。

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认为, 教育作为特殊的社会活动, 要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教育内部的基本矛盾与关系是多维的, 这种多维度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教育这一社会子系统区别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特殊性质。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很大部分是由其复杂结构及其功能决定的, 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重要意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认为, 教育与整个社会及其子系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必然联系, 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约, 并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作用。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影响。社会系统在某一时期为了政治、经济等某种主导发展目标, 而相对轻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 甚至将高等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 这会对高等教育造成巨大代价。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例。虽然20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有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潜在需要, 但并不具备马上实施大众化的条件。高等教育大众化被作为拉动内需的一种手段仓促实施, 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陷入措手不及的慌乱与尴尬之中, 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正常的发展秩序, 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波动。

综上所述, 在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内涵界定中, 应在定义中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应当将成本纳入代价的解释范围, 应在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互相影响的框架下讨论高等教育发展代价。

(二)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定义

根据上述分析,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是指高等教育主体为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所投入的成本、所作的舍弃与牺牲和所承受的消极后果。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 (1) 为实现高等教育发展所消耗的物力、财力和人力, 又可称之为高等教育发展成本; (2) 为实现新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而舍弃或牺牲的价值。其中包括为实现主要发展目标和使用主要发展手段而导致的被抑制或舍弃掉的价值;为换取高等教育的新价值而牺牲掉的已有价值; (3) 所承受的消极后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矛盾性和客观制约性、复杂性所导致的消极作用;二是由人为错误或失误所造成的背离高等教育发展价值取向的消极作用与后果。

总之,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范畴定位与内涵的辨析, 是高等教育代价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 它直接决定着对代价本质、特征、根源的深入研究, 也是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与代价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将代价定位于历史观范畴, 使我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进程, 而不至陷于就事论事的狭小视野;将成本纳入代价的内涵, 使“高等教育通过扬弃代价获得发展”这一规律有了存在的合理依据, 进而使我们能够揭示代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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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先佐.教育财务与成本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

经济发展代价 第8篇

纵览国内外发展效率的研究, 研究的时间尺度由静态时间点的测度发展到动态效率分解[3,4], 研究方法也由简单的CCR、BCC模型[5,6]发展到多种DEA模型的运用[7,8,9]。不少研究关注单个城市[10]或“区域内”[11,12]的发展效率, “区域间”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经济发展效率与发展水平并不同步, 部分研究限于“东、中、西部和东北”[13,14,15]等范围, 未探讨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分区和发展方式分区。本文在考虑发展的环境代价基础上, 细化发展的投入产出指标, 采用投入角度、规模效率可变的非径向超效率模型和相邻参比的Malmquist模型, 分析2007~2011年中国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七大区域的发展效率及动态分解, 提出不同于发展水平分区的发展效率分区和发展方式分区, 为区域发展投入产出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是使用数学规划评价具有多个输入与输出的决策单元 (简记为DMU) 间的相对有效性 (DEA有效) , 即判断DMU是否位于生产可能集的“前沿面”上[16]。运用DEA模型研究中国发展效率时, 每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即为一个决策单元,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 每个决策单元有相同的m项投入 (输入) (i=1, 2, …, m) , 每个决策单元有相同的s项产出 (输出) (r=1, 2, …, s) ;Xij是第j决策单元的第i项投入, Yrj为第j决策单元的第r项产出。为衡量第j0决策单元是DEA有效, 构造了如下的CCR (C2 R) 模型, 使用Charnes-Cooper变换, 可变成线性规的对偶规划式:

其中, λj为各决策单元在某一指标的权重。该模型假设DMU是固定规模效益, 得到的θ是综合效率值 (CRSTE) , 其值越接近1, 则表示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越高, 反之越低;当θ=1时, 表示经济发展运行在最优生产前沿面上, 该地区的经济产出达到最优综合效率。若在式 (1) 中加约束条件, 则变成了BBC模型, 此时θ值为技术效率 (VRSTE) , 且综合效率值 (CRSTE) =技术效率 (VRSTE) ×规模效率 (SCALE) 。

1.1 发展效率研究——— (Super-SBM-I-V) 法

超效率模型与标准效率模型的区别在于, 在超效率模型的参比DMU (reference DMU set) 中将被评价DMU0排除在外 (线性规划中以j≠0表示) , 使非有效单元的效率值保持不变, 有效单元的效率值可以大于1, 以便有效单元的排序。BBC的超效率DEA模型可以由 (1) 修改得到:

另外考虑在被评价DMU达到DEA有效 (不是弱有效) 时, 最大化各投入 (产出) 改进的平均程度 (即最大化其无效率程度) , 选择非径向SBM模型;基于投入的技术效率, 即在一定产出下, 以最小投入与实际投入之比来估计, 选择Input-DEA模型;否定投入与产出以同样的比例增加, 规模效益不变的假设, 选取可变的规模效益VRS.综上所述, 本文的研究模型确定为基于投入角度、规模效率可变的非径向超效率模型Super-SBM-I-V.

1.2 发展效率分解———Malmquist指数

Malmquist模型用于处理面板数据。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评估了DMU在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Malmquist指数被定义为效率变化 (追赶效应, catch-up) 与技术变化 (前沿移动, frontier-shift) 的乘积。效率变化反映了DMU的效率改善或恶化程度, 即决策单元离生产前沿面的距离, 而技术变化反映了两个时期效率前沿的变化情况。

Malmquist指数由距离函数定义得到的, 其生产率变化有乘除法和加减法两种计算方法, 参比类型包括相邻、固定、全局参比。若Xt和Xt+1表示第t和t+1年的投入, Yt和Yt+1分别为t和t+1年的产出, D0t (Xt, Yt) 表示决策单元第t年的实际产出相对于第t年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函数, 则以t时期为参照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以t+1时期为参照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为避免随意选择时期的影响, Caves等[17]仿照Fisher、Tornquist指数的构造方法, 取两者的几何均值来衡量从t到t+1时期的效率变化, 其表达式为:

上述公式同样适用于多投入多产出情况, Fare等[18]将它分解为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下综合技术效率变化TEC和技术进步TCP, 即

式中前一项表示综合技术效率变化, 后一项表示技术进步。由于TEC可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两部分, 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TPFG=TEC×TCP=PTCE×SEC×TCP。若TPFG>1, 发展效率呈增长趋势, 反之呈下降趋势, 对TEC和TCP的解释亦然。

2 指标和数据

2.1 指标体系

考虑环境代价的发展效率基本想法是最大化经济产出的同时, 资源消耗、环境损失最小, 即用最少的环境代价和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经济发展的产出指标选择Y (地区GDP, 亿元) , 投入指标不仅要考虑资源的消耗, 还包括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 其中资源消耗指标有X1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X2 (用水总量, 亿立方米) 、X3 (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X4 (从业人员数量, 万人) 、X5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环境代价指标有X6 (废水排放量, 万吨) 、X7 (SO2排放总量, 吨) 、X8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吨) 、X9 (烟 (粉) 尘排放总量, 吨) 、X10 (固体废物排总放量, 吨) 。

有关研究表明, 样本DMU个数必须是输入变量数目加输出变量数目的两倍以上, 否则DEA效率的区别能力会变弱[19]。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数之和是11, 其两倍值小于评价单元数目30, 满足研究精度的要求。

2.2 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30个地区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 数据来自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2008~2012年) , 其中能源消费总量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用水总量、建设用地面积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废水排放量、SO2排放总量、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烟 (粉) 尘排放总量、固体废物排放量来自《中国环境年鉴》, 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 (2011年分地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通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汇总得到)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GDP出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缺少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 这里不作讨论。

3 实证研究

3.1 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1) 分省发展效率

利用DEA-SOLVER Pro5.0分析软件, 采用SuperSBM-I-V超效率模型实证研究2007~2011年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发展效率, 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北京、天津、内蒙、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青海五年的超效率值大于1, 发展效率处于较好的水平, 在30个省份中排名靠前;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的超效率值小于1, 发展效率相对较低, 排名处于中等以下的位置;黑龙江、安徽、福建三省2007年的效率值大于1, 2009年和2011年的发展效率有所降低, 其效率值在0.5上下, 排在中上等的水平, 其发展效率有所降低。

由表1知, 海南的经济发展平均效率最高 (2.7207) , 而新疆平均效率只有0.3723, 两者差2.3484, 中国各省份的发展效率存在较大差距。用Natural Breaks方法把中国发展效率分为:最低效率区 (0.001~0.4529) , 包括山西、甘肃、新疆、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11个省;较低效率区 (0.4530~0.5870) , 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河南、陕西和宁夏7省;中等效率区 (0.5871~0.7389) , 包括安徽和福建2省;较高效率区 (0.7390~1.5120) , 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内蒙和青海9省;最高效率区 (1.5121~2.7207) , 主要是海南省。

(2) 分区域发展效率比较

为进一步说明中国区域发展之间的差异, 按中国传统的七大区域划分, 即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 把结果汇总得到七大区域和全国平均效率值, 各区域和全国的结果如图1。

近五年来, 华南区发展效率最高, 其平均效率值在1.371左右;其次是华东区, 平均效率值维持在0.948左右;再次是华北区, 其平均效率值为0.923;而西南区发展效率最低, 平均效率值只有0.416;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效率平均值为0.758。可以看出华南、华东、华北的发展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西北、东北、华中、西南区域的发展效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可见中国的发展效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同步性。

值得注意的是, 华北区发展效率逐渐增大, 东北、华中、华南发展效率先减小后增加, 华东、西南、西北地区发展效率逐渐减小, 全国经济发展年平均效率也表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 不同区域的发展效率的变化趋势不同。

3.2 发展效率的动态分解

利用DEA分析软件Deap 2.1分别计算2007~2011年分省、分区域经济发展Malmquist指数与分解值, 得到结果如表2和表3。

(1) 分省发展效率分解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大于1, 总体来说, 各地区的发展效率均有所提高, 其中提高最大是北京 (73.4%) , 提高最小的是甘肃 (0.7%) 。各省的技术进步均大于1,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64.4%, 可见各省份的技术进步之间有较大差距。

辽宁、吉林、江苏、江西、重庆、陕西、青海的综合效率值大于1, 综合效率有所增加, 其中陕西提高最大 (11.1%) , 江苏提高最小 (1.5%) ;北京、天津、上海的综合效率值为1, 综合效率保持不变;其余省份的综合效率值均小于1, 综合效率降低, 其中黑龙江降低最多 (17%) , 宁夏降低最少 (3%) 。

(2) 分区域经济发展动态效率

从表3可以看出, 2007~2011年分区域Malmquist生产力指数都大于1,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全要素生产力均有所上升, 其中华东生产力指数值高达1.472, 发展效率增长47.2%, 西北发展效率增长28.2%.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 说明各地的发展效率均有上升空间。各地区综合效率值都在1附近波动, 而技术进步值都在1.2以上, 因此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主要由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

西北区域的综合效率值增加2%, 这是由纯技术效率增加的结果, 且纯技术效率的增加大于规模效率的减少;东北、华中的综合效率值等于1, 其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变化;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的综合效率值小于1, 综合效率呈减小的趋势, 下降的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降低。

3.3 经济发展的投影分析

以2011年为例分析中国发展效率投入产出状况。产出方面, 只有吉林省产出不足 (738.3亿元) ;包括经济发展有效的省份在内, 所有地区的投入均出现冗余, 其中山西、黑龙江、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新疆所有投入指标均出现冗余, 其中以山西最为突出。

注:“+”表示不足, “-”表示冗余;S- (1) ~S- (10) 分别表示能源消费总量、用水总量、建设用地面积、从业人员数量、固定资产投资、废水排放量、SO2排放总量、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烟 (粉) 尘排放总量、固体废物排总放量的冗余, S+ (1) 表示地区GDP的不足。

从发展的投入的冗余和不足来看, 不同的省份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利用SPSS20统计分析软件, 对2011年中国各省的投入状况进行聚类, 结果如图2所示。

结合发展的投入冗余和不足情况, 把中国发展方式分为五类。第一类北京、天津、内蒙、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青海、宁夏, 这些地区资源环境投入的冗余没有或很小, 发展效率最高, 这一类称为资源环境节约发展型;第二类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这些省份能源、水等自然资源冗余很小, 但社会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冗余较大, 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环境代价, 这类地区称为资本浪费发展型;第三类重庆、贵州、陕西、甘肃, 这类地区能源消费冗余较大, 社会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冗余较小, 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环境代价, 称这一地区为资源浪费发展型;第四类黑龙江、云南、新疆三省, 它们资源环境投入的各项指标都有冗余, 环境投入冗余大于资源投入冗余, 称这类地区为粗放发展I型;第五类河北、山西、辽宁三省, 该地区资源投入冗余很大, 造成的环境代价也很大, 称这类地区为粗放发展Ⅱ型。

4 讨论和建议

本文探讨了一种中国分区发展效率的测度方法, 由于受数据获取难度的限制, 部分省份未能参与研究。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还承受诸多的考验, 发展中仍面临的许多问题, 都是需要重点研究和思考。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1) 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 应高度重视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问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扶持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实施上, 要有计划开发国土资源, 节约和保护并重, 培养企业节能环保的生产管理理念,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加大废弃物排放的监督管理力度, 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方式。

(2) 应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 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 辅以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不断的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可进一步挖掘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 制定有针对性的投入产出政策, 为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基础。

摘要：基于20072011年30个省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 采用Super-SBM-I-V超效率模型计算中国发展效率, 运用相邻参比的Malmquist模型研究发展效率的变化;对各省投入产出的状况进行聚类, 提出中国发展效率分区和发展方式分区。结果表明, 中国发展效率可分为最低、较低、中等、较高和最高效率五个区;效率华南>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华中>西南, 华北的发展效率逐渐增大, 东北、华中、华南先减小后增大, 华东、西南、西北地区逐渐减小, 全国表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各地区的综合效率值在1上下波动,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于技术进步;从投入角度看, 中国发展方式可分为资源环境节约发展型、粗放发展Ⅰ型、粗放发展Ⅱ型、资本浪费发展型和资源浪费发展型。据此为区域发展的投入产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经济发展代价 第9篇

关键词：代价论,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

0 引言

代价（cost）指的是人类社会在实现发展进步的实践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所造成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就代价而言，我们可以将社会发展分成高代价、低代价、无代价三种发展状态。[1]无代价的发展指的是在发展中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发展，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性化的发展状态。所以，实际中的发展模式只有低代价与高代价两种，它们均是由一定的发展观作指导而形成。传统的高代价发展被科学发展观取代，科学发展观是低代价的发展观，该展观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有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1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研究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坚持的根本出发点是把社会发展同代价联系起来再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考察，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关于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分析说明

第一它认为，历史到资本主义社会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快速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也相应地改变与调整了社会制度；然而伴随资本主义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为富不仁的社会代价。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总结这种现象为“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贬值”。随后，他还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2]。这表明历史的自我肯定及进步总是通过对自我的否定甚至对抗来实现。

第二它又认为，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工业经济就开始有了疾速发展，人类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为人类造福，但同时也急剧恶化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口增加、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平衡被破坏、资源面临枯竭，人类付出的环境代价巨大。早在100多年前，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针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就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中心和储存水库”[3]。

1.2 对于社会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做了科学的评价

它认为社会发展代价的产生及社会发展代价的付出，总是有一定的历史性在其中。马克思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这表明社会发展必须有代价的付出。

1.3 科学地预测了扬弃代价的正确途径

在对资本主义的异化致使人的畸形发展、片面发展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和分工的条件下，人类个体的发展会随人类总体的支配自然界的能力的不断发展而更片面，这就会造成越严重的自我异化。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创造着最终将异化扬弃的条件。[5]

1.4 提出了用最小的代价推动历史发展基本原则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说明社会进步要付出代价。然而我们不只看代价和发展的统一性就将二者的对立性忽略、否定，原因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基础目标是以代价的最小化换得发展的最大化。马克思早就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

2 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代价理论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低代价发展观，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以往“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一种高代价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付出的代价是人的畸形发展，该发展观是西方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的主导，该发展观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主导，同时也体现出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在人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它肯定了人的主体意义，创造使人能够全面发展的条件；二是易导致“物”对人的主宰对人的奴役，使人深受物化所困。后者，就是市场经济就导致了人被“物”所主宰和奴役，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由于这种自发性的影响，形成了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它归纳为“物的世界的增殖个人的世界的贬值”这一社会现象，使人在财富、金钱等物的支配下成为“经济人”，甚至沦为“经济动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一方面肯定了人的主体意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物”对人的主宰和奴役，使人陷入物化的泥潭发展趋势。

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市场经济根本历史作用；它扬弃了“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把人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将人的发展看作发展的本质、目的、动力及标志，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的目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所有人均能得到完整、自由、和谐、充分的发展。

第二、科学发展观注重将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低代价发展观。

众所周知，“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为解放个人、将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与效率调动起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它所焕发出的生产力要大于以往人类创造出的生产力的总和。它使得早先就有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的民族与国家获得了繁荣和富强，使得西方过去落后的局面彻底被改变。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灾难与痛苦，其中社会不平等的严重加剧是最根本也是最突出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以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7]。实践表明早期市场经济要想发展，前提是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早先发展起来国家内部都是以剥夺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由于深受传统的“以物为本”发展观的影响，我国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实施，旨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因该政策的推动，有了快速增长，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社会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的产生。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根据中国人民人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0.54。[8]也就是说，虽然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居民在整体上收入增加了，然而社会成员中分配不均的程度在扩大，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低代价的发展观，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了以下几点的说明：

第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统一的。公平必然会促进效率，“以人为本”最根本的就是对待所有的人都要公平、公正，赋予人们最基本的、同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利。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要想实现效率，必须要实现公平。因为人的劳动创造性与积极性是所有效率的根源，若不能给主体以平等的机会与权力，主体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就会严重受到挫伤，效率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必须给予广大劳动者以均等的机会与平等的权利，使所有劳动者的创造性与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使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最优化，从而提高效率。再一个就是，效率能够推动经济公平，这样使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得以实现。效率提高了，才有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给社会，这样较高水平的公平的实现就有了物质前提。因而效率和公平之间没有对立的存在，而是有机相统一的。

第二，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科学发展观指出要统一筹划城乡发展，要求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加强农业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支持与保护，努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统一筹划区域发展，要求给予中西部地区大力支持使其加快发展，努力形成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统一筹划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大力推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也要更加注意，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低代价发展观。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发展观所坚持的观点，传统发展观认为人类可以支配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可支配的对象，人类不但能够认识自然界、利用自然，还能够改造自然界甚至能够征服自然。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人类在为物质繁荣而庆幸的同时，也遭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报复，使人类社会到了“增长的极限”。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趋向恶化，环境问题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严，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国家，生态系统很脆弱。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发生1998年南方地区发生严重洪水泛滥、2008年初发生南方雪灾、2008年月我国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0年东北地区、南方地区发生严重洪水泛滥等，展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在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相协调显得尤为重要；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为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低代价发展观，是因为科学发展观以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人和自然可持续发展为准则来认识及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科学发展观，认为人们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重新认识，不再是把人与自然看成单纯的征服和被征服、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对立关系，要把两者看作是一个整体，共生共荣。自然界是所有生物的摇篮，包括了认真内，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建设自然就是为人类造福，保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人类在对自然进行索取、利用的同时，也应承担起建设自然、养护自然、补偿自然的责任，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建立起来。

第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尤其强调自然资源不只属于当代人，它也属于子孙后代，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前人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在我们这一代决不能将其消耗殆尽，要为后人留下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同时，同代人之间也要公正、和谐，一个人不应占用其他人的自然资源。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实现机会均等、利益均等。

显而易见，科学发展观是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低代价发展观。

由此观之，科学发展观克服了马克思主义扬弃代价的途径及以最小的代价推动历史发展基本原则进行了抽象性分析研究的局限性，它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走低代价的发展道路的具体措施，它在发展理念上奉行“以人为本”，在对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中此发展理念注重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在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中该发展理念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这一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

参考文献

[1]邱耕田.简论低代价发展[J].哲学研究,200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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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3.

无视法律付代价 第10篇

一、调查及结果:

接此投诉后, 永定县劳动保障局立即立案调查。2008年12月31日向该卫生院发出了《劳动监察询问通知书》, 要求该院在2009年1月5日前随带该院职工花名册, 职工工资发放表及苏某的相关档案到劳动保障局接受询问。1月3日, 该院院长随带相关材料到劳动监察大队接受询问。经询问证实, 苏某投诉的情况属实。问及解除苏某的理由时, 该院院长说不出半点苏某的违纪事实。

调查结果表明:苏某于2008年4月3日受聘于该卫生院, 受聘期间曾向卫生院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但因种种原因直至2008年12月30日仍未签订。查看工资发放册得知, 苏某月工资为710元。马院长是在2008年12月30日下午通知苏某不要上班。该院既没有制作、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也没有发给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更没有发给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及其他待遇。

二、处理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 2009年1月4日, 永定县劳动保障局向该院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责令该卫生院于2009年1月15日前 (一) 制作解除通知书、证明书送达苏某; (二) 一次性支付因未签劳动合同应补发的工资5680元、违法解除赔偿金1420元合计人民币7100元。1月8日, 苏某收到卫生院的7100元及解除通知等相关材料。2009年1月10日, 永定县劳动保障局接到卫生院书面回复, 该院已于1月8日按要求整改完毕。

三、评析

论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发展代价 第11篇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学生多样性;种族平等

代价是我们经常会提及的一个词,但对代价的内涵的解读与定义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代价是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的概念,是指人类为社会进步所做出的牺牲、付出,以及为实现这种进步所承担的消极后果。[1]本文涉及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代价问题,也主要是指社会主体为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所作的牺牲和所承受的消极后果,以及为实现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而对高等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高等教育多样性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博耶就曾这样直言宣告:“我们崇尚多样性,承认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享誉世界,确实,恰恰因为避免了一元化的模式,美国的学院和大学网络才如此强大。”[2]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这一概念的内涵比较宽泛和复杂,包括学生多样性、办学层次多样性、学校类型多样性、资金来源多样性等等。学生多样性是高等教育多样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学生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学生种族、性别 、年龄、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多样性。本文基于学生多样性的视角,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代价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美国高校学生多样性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美国高校学生多样性有其必然性基础。从民族文化上来分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许多土著的美国印地安人和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其他民族团体所组成,是一个多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等亚文化群的混合体。因而高校学生的多样性特征是美国高等教育所不能避免的。但即使有这样必然性基础的存在,美国高校学生的多样性发展还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从法律上获得了解放的黑人在社会地位和教育机会等方面并没有取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二战后,尤其是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历史性裁决,取缔学校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制之后,黑人的入学率和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3]但是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依然十分突出。种族关系一度很紧张。为缓和极度紧张的种族关系,国会于1964年制订并通过了《民权法案》,禁止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但是,上述法案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黑人和少数族裔因受教育的不平等、谋生技能的欠缺,在同白人入学和就业的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为改善这一状况,最终消除就业和教育等领域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1965年9月24日,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著名的第11246号行政命令[4],即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也有人译作《平等权力法案》、《反歧视法案》)。它主要以配额制和校车制的形式分别在就业和教育领域得以实施。当时,这一计划的重要受益者是黑人。而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其他少数族裔也开始要求同等权利。这些要求致使联邦出台一系列法律和照顾性政策,用以补偿各少数族裔和团体利益。其中主要包括1965年和1972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规定向贫困学生提供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1972年美国还通过了《应急学校援助法》,该法的立法宗旨为少数族裔提供援助,消除或防止少数族裔集团的孤立。同年,OFCCP(美国总统授权劳工部联邦合同管理办公室)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合作,颁布了《11246号行政命令高等教育实施条例》,在高等教育的招生、就业领域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主要措施有:在招生上为少数族裔留出一定的名额,增加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机会;加大对少数族裔学生的财政资助,提高少数族裔学生完成学业的经济能力;开展补偿教育,提高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能力;聘用少数族裔教师,开设少数族裔研究课程,改善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环境。以上法案使肯定性行动计划得到具体的实施,受惠对象也从一开始的主要是黑人扩大到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等美国社会中的其他种族群体;从给少数族裔在升学、就业和晋升等方面提供同样的机会,到给他们某些照顾和优先,用以弥补他们在竞争能力上的不足。这些法案条例为美国高校学生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的保障。

为了鼓励高校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等法案条例,进一步促进学生多样性的发展,联邦政府对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等法案的学校给予资助,并对他们此项资助使用情况予以检查,如果发现资金挪作他用,立即停止资助并有权撤回资助。在以上一系列法律和优惠政策的推动下,美国高校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大大增加。少数族裔学生的注册比例从1976的15.4%上升到2005年的30.9%,增长了一倍多。[5]不同种族少数族裔学生人数的增多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校学生多样性的发展。

二、美国高校学生多样性的发展代价

学生的多样性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平等和社会公正,并且为学生成为民主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做好准备。在多样性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学生更有活力,能更好地参与日益复杂多样的民主社会。它也有力地维护了教师的学术自由和许多创造性的教育试验,使美国高教体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但是,美国高校和政府为实现这一多样性也付出了代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招生中实行“配额制”,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平等和公正

美国的价值观强调所有的人机会均等,这一观念也反映在高等教育中,即注重平等和社会公正。但是,为了保证不同种族的生源多样性,高校招生实行按照种族进行分类的录取政策,实行招生中的“配额制”,即给少数族裔学生预留一定的比例。例如,伯克利法学院每年保留入学席位的23%给黑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在这种情况下,种族被当作评估申请人能否入学的关键因素。一些少数族裔学生不用努力奋斗,凭借种族和肤色就可以顺利上大学,而不少白人却由于这些政策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为了实施“配额制”,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学生,不少高校制订了有利于录取少数族裔的招生办法。例如,密歇根大学在录取本科生时制定了一个综合记分系统,一个考生1600分(满分)的SAT成绩分数,只相当于12分;一篇优秀论文只得1分;密歇根居民,可得10分……出生于西语裔、非洲裔和印第安裔的考生额外增加20分。[6]按照这种招生办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SAT成绩为0的非洲裔学生,比一个SAT成绩为1600分的白人学生录取的机会都要高。其他大学如加州大学和达克萨斯大学在招生时也实行类似性质的政策。还有一些学校会直接录取入学分数远远低于白人的少数族裔学生,例如密歇根州的两名白人学生格拉兹(Gratz)和哈马切尔(Hamacher)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被拒入读密歇根大学本科学院,但是他们却发现密大录取了许多成绩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少数族裔学生。

这些做法被主流白人指责违反了平等权,不仅与1964年民权法案的诸多条款相抵触,更与美国“人人生而平等”的主流价值观念相违背。美国人崇尚平等竞争,而这种招生政策却破坏了这种平等精神,是从歧视黑人变成了歧视白人的“反向歧视”。许多白人对此极大不满,将其诉诸法院。法院的判决五花八门,但许多白人的受教育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少数族裔学生被照顾录取,而白人符合条件者却落选,这反映了高校录取政策的不公平,也导致白人对少数族裔的反感和怨恨,加剧了种族矛盾。

高校选择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加强学生多样性发展,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平等,缓解种族矛盾。但现在看起来这不但没能改善种族关系、促进社会融合,反而因为有差别的教育服务造就了少数族裔学生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种族之间的互相不满,这种紧张的种族关系造成一种新的、无形的、更为可怕的社会隔离状态。因此,以学生多样性作为手段虽有助于实现美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但同时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二)坚持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高校师生言论自由

美国人崇尚自由,美国高校更是被视为当代自由思想的圣地。人人生而平等是美国文化与言论自由根深蒂固的另一个观念,而由此衍生的行为方式之一就是对少数、弱势人群的关怀。但是,主张多元文化人士的激进人士,却借着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所谓的“政治上的正确性”。关于“政治上的正确性”,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曾作过一个很好的说明:“政治上的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原指多元文化的基本原则,主旨在维护不同性别、种族、阶层之间的平等。但是那些激进人士却将其极端化,试图制定禁止学生歧视的语言禁忌, 写进校规校纪,或形成校园舆论压力。许多高校还具体制订了一些“ 政治正确”言行规范。如密西根大学的“ 反偏见”规定,作为惩处学生的依据,处分的行为包括在种族、宗教、性别、信条、国籍、祖先、年龄、婚姻状况、残障或兵役上,使人蒙上污名或欺骗他人。如果白人学生违反这些禁忌和规定,就会遭到激烈抨击和批判,甚至招致司法审判。因此,许多白人学生认为,“ 政治正确性”就是不说歧视性语言,以免惹出“ 政治”麻烦。

学生有言论的自由,但他们这种自由又被限制在不能违反人人平等的原则。由于文化和种族的多元化与校园的多样性成为政府与学校追求的目标,“政治上的正确性”成为维护这一目标的利器。那么,学生的自由已经是打了折扣的自由,是充满束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师生的思想受到了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可见,美国高校为了发展学生的多样性,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性”,对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保证了少数族裔学生和弱势团体的利益,但它忽略了师生思想的多元化,忽略了言论自由,而后者才是社会多元化的根本所在。

(三)高校入学标准的改变,导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1. 生源质量的下降

生源的质量决定着教育的质量。美国高校为了实现学生的多样性,将种族和肤色看作大学入学的一个主要标准。某些情况下,个人的素质、能力和考试成绩反而成为次要因素了。这就可能使原本不符合入学条件的人得以录取。整体来说,黑人、少数族裔的入学成绩要低于白人。以1999年秋季入学新生的平均ACT成绩看,全部学生的平均成绩为21. 0分。其中白人和亚洲裔人最高,为21. 7分;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18. 9分,黑人只有17. 1分。[7]不少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学习能力与基础很差,远远落后于大学的入学标准,即使入学后也根本不能进行正常的大学课程的学习。学校不得不为他们开设高中补习课程。因而有社会人士批判某些高校:“罔顾教育质量,招收英文不通、连高中数学都不会的学生。”[8]更有甚者,指责这类高校成为高中课程的补习学校。此外,由于家庭、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学习难以维持。这些学生半工半读,甚至有的女性抚养大了孩子再回学校学习。[9]因而他们的学习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其学习的质量难以保证。这无疑影响到学校整体教育质量。

2. 自由教育的课程日渐式微

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和通识课程为美国高等教育所引以自豪。自由教育的重点在于追求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在于培养人的才智与想象力,在于发展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它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用自己的头脑作出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其手段是首先让学生通过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来丰富其思想,再学习专业的知识。对于出身贫寒,凭借照顾入学的许多少数族裔的大学生来说,在大学毕业后取得稳定的工作远比丰富的思想来得重要。他们这种较为急功近利、追求实用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只希望在学校学习对将来就业有用的、与将来工作有联系的知识,而不是将时间用在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身上。因而,他们对“自由教育”不以为然、毫无兴趣,这使自由教育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人们总是为其原初的文明化意图感到惋惜)日渐式微,智力结构(不管每一门具体课程的价值)已经丧失了其一致性。”[10]

为了满足多样性学生的不同需求,大学不得不改变传统课程模式。但是,作为人格养成和心智训练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精华的自由教育却逐渐衰落。

(四)对少数族裔学生的无偿资助,增加了高校和政府的经济负担

为了少数族裔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政府与高校投入了巨额资金。因为很多少数族裔学生的家境比不上白人学生,上大学需要各种资助。而这些资助主要来自于高校和政府。目前,一般私立高校每招收一名少数族裔的本科学生,除了从联邦政府得到一部分学生资助外,学校自己的投入大约需要15万美元,而这一笔钱还不能应付培养一名学生的全部费用。公立高校的经费,特别是从事本科教育的经费基本靠政府资助。因此,公立高校的少数族裔学生的学费几乎全部来自于政府补助。这对于高校和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由于许多少数族裔的学生是依靠照顾而进入大学的,其英语和学习能力很差,学校要给他们开办双语班或课程补习班,要为他们配备翻译或聘请教师用他们的母语授课,并且这些学生仍然享受助学金。而这一切都是由政府拨款资助,因而支出庞大。

资助学生本无可厚非,但要看资助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为了实现学生多样性,首先,政府的资助不是依据学生贫困的程度,而是依据学生的种族和肤色,因而这是不合理的。其次,许多为少数族裔学生设立的课程补习班是颇为浪费的。因为,这不能激励他们的奋进,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惰性,许多少数族裔学生在课程补习班里迟迟不肯毕业。这意味着纳税人在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中学教育之后,还要继续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大学预科教育。这种现象也成为保守派人士攻击的对象,他们认为,使用政府的资金对付以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现象是一个政治错误。

由于美国政府与高校为实现高等教育多样性付出了代价,并且代价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的利益而使大多数美国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后者对此进行抵制。这表现在加利福尼亚等州开始取消肯定性行动计划,停止对少数族裔的照顾。如果更多的州或者全国采取这种做法,美国高校学生多样性将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另一方面,公元2008年11月4日,非洲裔人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无疑会有助于肯定性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法案的进一步实施,为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发展代价问题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

参考文献:

[1]丰子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J].哲学研究,1995(7).

[2]王平原,李越. 对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历史探讨[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8(1).

[3]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Black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ical Review1790-1978. Pp.86.

[4] Glazer, Nathan.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1978. Pp.46.

[5]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7/tables/dt07_217.asp.

[6][8]程星.细读美国大学[M]. 商务印书馆,2004.244,43.

[7]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This year’s freshmen: a statistical profil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0. 1.18, A50~51.

[9][美]乔治·凯勒著.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与革命[M]. 别敦荣主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9.

“请人帮忙”的代价 第12篇

接待民警记忆犹新:1998年2月是发生了一起“硫酸毁容案”, 并在当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公安部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走访, 但未能破案。未料, 事隔十年, 就在人们已经淡忘时, 竟然有人主动上门投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雇凶报复

吴老汉今年59岁, 有两个儿子, 都已成家立业。长子吴大军留在身边, 次子吴小军在邻镇一户人家做上门女婿。

1998年春节前的一天, 气盛好强的吴老汉与妻子一起到小儿子家吃饭, 下午骑车返回途经一卖肉摊点时, 发现有人将摩托车停于路中间, 挡住了去路, 酒后的吴老汉口出秽言, 惹怒了一旁的车主黄红成。你一言我一语, 双方争吵了起来。借着几分酒劲, 吴老汉将黄的摩托车推倒在地, 黄则几拳将吴老汉打得鼻青眼肿。面对粗壮的黄红成, 吴老汉怒火冲天但却无可奈何。

吴老汉窝着一肚子的火回到家。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与长子吴大军一起找到本村的吴斜眼帮助报仇。他们之所以选择吴斜眼, 是因为吴斜眼素以“凶”、“恶”著称, 且与他们有些远亲关系。

“这没有问题, 要报复就要让他难受。”吴斜眼表态可以帮忙, 并出主意说:“要象武狭小说里写的那样, 弄些洋灰散到他的脸上。”吴老汉出去转了一圈, 未找到洋灰。吴斜眼又说:“那你就去找些电瓶液硫酸, 去毁他的容……”

吴老汉按计行事, 到摩托车维修部找来了电瓶液, 装到瓶子里。当夜, 由吴老汉引路, 吴大军驾车, 吴老汉和吴斜眼坐在车后, 三人来到黄红成家附近。吴老汉远远地守在摩托车旁。吴斜眼以“买肉”为名骗开黄红成家门。就在黄红成的妻子王琴开门的瞬间, 吴斜眼将电瓶液泼向王的面部, 王一声惨叫。躺在床上的黄红成听到妻子“救命”的呼救声, 翻身下床察看, 但来人已经消失。

案发后, 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进行了一系列排查活动, 但未能破案。

屡遭敲诈

“硫酸毁容案”发生不久, 吴斜眼因为盗窃行为被公安机关抓获。1998年5月, 东台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 后投盐城监狱改造。

吴斜眼原本有妻子、女儿, 妻子是来自贵州的“外来妹”, 吴斜眼判刑不久, 妻子跑了, 留下年幼的女儿跟祖辈生活。

2000年2月, 吴斜眼刑满释放。回到家, 吴斜眼就跑到吴老汉的家里, 说:“为你, 我妻子跑了, 现在孩子孤苦伶仃要人抚养, 我要去找回妻子, 我要抚养孩子, 需要钱……”吴老汉说:“你判刑是因为以前的盗窃行为, 与我没有关系。”

“反正我也过不起来了, 如果你不给我钱, 我就去自首, 把我们泼硫酸的事说出来, 大家一起坐监, 反正我已经坐过监了, 我也不怕!”吴斜眼威胁道。

吴老汉一听着了急, 忙打招呼:“千万别报案, 我给你钱, 但我也没有多少积蓄……”经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协议, 吴老汉补偿吴斜眼9000元, 双方就此了结。为防吴斜眼将来变卦, 在吴老汉要求下, 双方各自找来一名亲戚到场见证, 并签定了书面协议。

在其后的两年中, 吴老汉分三次付清了这笔款子。

让吴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2003年春节即将到来时, 吴斜眼又找上门来要钱。吴斜眼说:“你看我, 老婆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生活实在困难, 你再给我5000元, 我就不找你麻烦了。”并一付无赖相。

吴老汉靠种田为生, 收入微薄, 当即严词拒绝。但授人以柄的吴老汉还是求他:“我实在没有钱, 你也不能不守信用呀!”吴斜眼很是恼火:“如果你不给钱, 我就让你和你儿子坐牢!我说到做到。但只要你这次给了钱, 我们从此了结, 这肯定是最后一次。”其后, 吴斜眼不断上门, 软硬兼施。有一次, 他将吴老汉的孙子举起, 扬言要摔死。吴老汉吓得不行, 只好同意了吴斜眼的要求。于是, 双方又找来了各自的一名亲戚, 签定了“补充协议”, 明确吴老汉再给吴斜眼5000元, 双方彻底了断。

吴老汉很是心痛这些钱, 但并没有将以上情况告诉儿子。他怕儿子知道了又多一个担心的人。吴老汉辛勤劳作省吃俭用, 每次卖粮食或卖猪后就将钱一点点攒下, 积累到整数就交给吴斜眼。2005年底, 吴老汉“履行”完5000元给付义务。

然而, 让吴老汉痛苦不堪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吴斜眼又如魔鬼一般缠上了他。吴老汉被逼无奈, 于2006年和2007年又被吴斜眼敲去4000元。

被逼自首

吴老汉的忍让和委曲求全并没有换得吴斜眼的理解和同情, 相反, 吴斜眼得一望二不断食言, 不断向吴老汉伸手要钱。吴老汉不给钱他就以“投案自首”、“大家一起坐牢”相要挟。而吴老汉为了保全整个家庭, 为了保护儿子不去坐牢, 也为了孙儿的安全, 一再忍让退缩。吴老汉说, 除了以上有“证据”的给付外, 他还被吴斜眼以“生活困难补贴”和“外出找老婆”等名义敲去不少钱, 他累计被敲诈的钱有30000元。

对于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村老农来说, 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吴老汉成天担惊受怕, 神思恍惚。他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

2008年1月,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 吴斜眼又幽灵般转悠到吴老汉家。这次他跟吴老汉摊牌说:“我想跟你一次性了结, 我女儿越来越大, 已经上初中了, 今后上大学要钱, 为你我坐牢老婆跑了, 抚养女儿的负担落到了我的头上。你再给我15万元, 我们就此了结, 今后再也不找你了。”在吴老汉的一再央求下, 吴斜眼同意“退让”到10万。但吴老汉根本履行不了。眼看就要过年了, 他让吴斜眼给自己一段时间, 等过了春节再说。可春节刚过, 吴斜眼就又逼上了门, 并不断催要、威胁。吴老汉央求能否再贴他两三万元了结此事。也许是摸准了吴老汉的心思, 吴斜眼根本不同意, 并不依不饶。

吴老汉万分后悔当初的冲动, 痛苦不堪。经过激励的思想斗争, 他终于2008年3月26日跨进了派出所的大门, 决定“还是认监坐”。

案后思考

由于“案情重大”, 涉案的吴老汉、吴大军、吴斜眼均被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羁押到东台市看守所。但经进一步侦查, 当年报复黄红成所用的电瓶液所含硫酸浓度并不高, 虽然受害人受到一定伤害, 但经长时间恢复, 面部已没有明显痕迹, 三人的行为均不够刑事处罚, 不久吴老汉、吴大军获释。两人走出看守所大门时, 悲喜交加感慨万千。而吴斜眼的行为却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数额巨大, 经东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

案件虽然有了定论, 吴老汉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但案件留给人们的教训却是深刻的, 思考是苦涩的。对于无知的吴老汉来说, 仅仅为一时出气, 而请人帮忙报复, 虽然最终没有牢狱之灾, 但却被掏空了腰包又无处诉苦, 换来了整整十年的精神折磨, 过着非人的生活。对于吴斜眼来说,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还敲诈勒索, 背信弃义得一望二, 实在是无耻之极, 最终换来牢狱之灾也是咎由自取。悲乎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