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的政治范文

后发展的政治范文（精选12篇）

后发展的政治 第1篇

一、“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德国学者海因茨劳施(Heinz Rausch)曾在其所撰的《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即“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民众对政治的态度、信念和感受”,“这些要素会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凝聚和产生普遍可接受的基本立场和游戏规则,进而引导政治体系中所有成员的行为表现”。[3]据此,政治文化不仅能够呈现一国民族精神与政治信念的整体面貌和特质,也能彰显出全民对政治的态度倾向,进而对国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经过约30年左右的发展变迁,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逐步完成了从战前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国家也从根本上完成了政治的西方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文化的转型,意味着民众对联邦德国政治的基本图像、认知模式和价值评判发自内在的彻底改变。这样的内在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从帝制时代的“臣服型政治文化”,经魏玛共和国政治乱象中的强烈的反共和倾向,再演变为纳粹时期极权下的政治狂热,直至战争惨败后彻底的“政治悲悼无能”,这些使得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是在背负了沉重的历史遗产的背景下起步的。联邦德国人民经历了10年至20年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重新体认、学习和演练,才为政治文化朝全民政治参与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基础。[4]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参与型的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在1955年,只有30%的人赞同《基本法》,到1978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71%。更重要的是,认为联邦议会中各政党能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民人数从50年代的35%上升到1980年的70%。民众对政党竞争和选举制度亦表示高度支持。1978年,79%的人认为政党竞争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90%的人认为政党竞争确实在联邦德国发挥了作用。[1]同时,各重要政党人数也与时俱增。1949年～1978年的30年间,基民盟党员增加3倍以上,基社盟增加近4倍,社民党虽然增幅不大,但党员总数在1978年高达百万之多。联邦议会选举的全国投票率在1972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惊人的91.1%、90.7%和88.6%。[4]1952年,对政治感兴趣的受访者只占27%,到1977年已经有一半人表示了对政治的兴趣。在1976年的调查中,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88%的人赞成参加公民创制团体,59%的人愿意参加经过批准的政治示威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已经有约3,000个公民创制团体,成员总数达到了200万。[7]正如阿尔蒙德所说的那样,“比经济奇迹甚至更令人惊奇的,恐怕是西德在短短的30年间就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民主政治文化”。[8]

那么,联邦德国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的成因有哪些?普遍的观点认为主要集中在: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成就、政治体系的良好表现、新老代际的交替、德国人民对历史教训的牢记和对西方民主真谛的自我觉醒、德国原有的地方民主传统、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由国家推动的政治教育,等等。应该说,这些因素都对促进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无疑,在所有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转。只有健全的政治制度的保证,才能使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成为可能。文化不是体制结构的原因,而是体制结构的结果。因此,政治文化不应被视为一种前理性的信仰和一种形成政治体制的原因。政治文化只能是人们生活在政治体制下通过学习而发展形成的价值和实践规范。而政治教育恰恰充当的是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中介”角色。通过(尤其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政治教育,才能把参与型政治体制的知识、精神和行为方式系统地传达到每一个公民,进而使他们普遍形成赞同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态度,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主流的政治文化。

“二战”中获胜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了实现《波茨坦协定》确立的“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改造德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原则目标,极力将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及民主政治运作模式植入西占区,藉以引导德国人及时建立起民主共和秩序和现代化的公民社会。“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吸收美国的政治文化来确立自身的政治文化原则,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必须的。正是盟国推动的政治再教育运动,才使得联邦德国第一次接受了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文化启蒙。哈贝马斯为此曾指出,“要不是在战后10年期间吸收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思想,今天的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也许要糟糕得多”。[1]

二、国家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发展进程,使得德国政治教育有着不同于英美的独特个性,主要表现在特别强调政府和政治组织在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启动之初,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影响并未因“二战”的结束和再教育的改造而销声匿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对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作用,也使得政治教育面临着如同“教育悖论”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民主政治文化,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的条件还未被创造出来。“在德国,政治教育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的,即民主体制和标准还根本不存在或才开始,而这些东西是政治教育所必须具备的。对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让步,他们可以从一个既定的条件出发”。[10]而德国还缺少这一必备的条件。另一方面,政治教育又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条件,“即必须借助于政治教育,民主的决定因素才能被创造出来”。[10]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主导下借助行政力量来开启和推动民主政治教育,成为破解这一“教育悖论”困扰的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是西欧仅有的设置相关政府机构参与政治沟通过程的国家,它由一个特殊的机构承担政治教育的责任”。[12]这个政治教育的政府机构,就是隶属联邦内政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52年建立时名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Hemimatdienst),1963年之后,更名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20世纪50年代,“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建立,对于联邦德国推行以西方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在占领时期由西方盟国主导的政治“再教育”之后,联邦德国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正式启动。以“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在各州分支的建立为标志,联邦议会和政府开始逐步建构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这一时期也是民主政治教育在联邦德国的摸索阶段,虽然确立了民主的宪法思想,但在国家社会政治现实面前,传统的力量往往会占据上风。在国家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并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重建的历史背景下,民众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更加重视。联邦政府虽然为政治教育确立了“传播民主”的基本目标,但在国家、各州的教育实践中,似乎“如何承担起公民的义务”大大优先于“如何成为公民”的问题,“民主”教育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并不是直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合作型政治文化”对联邦德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当然,这种“合作”也并非此时才出现,而是早已融入德意志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的。在传统意义上,德国人把合作理解成一种绝对的和谐,这种对于合作狭隘的理解,使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各政治党派只从表面认识到斗争是民主赋予的权利,而没能领会到妥协才是民主的精髓。在亲身体验了纳粹时代政治狂热带来的惨痛经历后,对政治的冷漠、对社会的敌视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是大多数人的心理态度。这种态度也意味着如果新的民主政体再次遭遇魏玛共和国式的危机时,是不会有来自社会的力量去支撑它的。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力量再一次得以显示。尽管“民主”教育是德国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但现实社会所急需的“合作”、“责任”、“集体”、“秩序”而不是民主体系必需的“权利”、“批判”、“个性”成为其主要教育内容。这些固然对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重建十分关键,但过多注重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强调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忽视了对青少年民主思想的培育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这些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大学生运动中得以凸显。

经过10年到20年时间的不断摸索,“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政治教育任务和目标更为细致和明确,不仅继承了宣扬《基本法》下的西方式民主体系及其思想观念这一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的基本方向,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回答了“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建立之初业已提出的历史任务,使得如何“在德国人民中传播民主”成为可具体操作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教育实践。那就是通过发展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促进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增强他们参与政治的意识和兴趣,拥有采取符合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利益的政治行为的能力,并在政治参与实践中体认西方民主的原则价值。这既是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进大学生抗议运动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吸取了政治教育理论界的最新成果并运用于教育实践的具体体现。随着议会民主制度在联邦德国的发展、稳固,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政治教育政府机构,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和开放,不再局限于带有顺从特性的“合作式”参与,而是鼓励一种积极的“批判式”参与。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纳粹及其历史的深入反思和反政治极端主义的广泛教育,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相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历史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70年代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方缓和的新形势,客观上既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领导的政治教育增进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解提供了条件,也为进一步深刻“反思纳粹”和“清算历史”提出了时代要求。只有深刻反思纳粹及其历史,才能对外取信于国际社会,对内清除纳粹主义遗毒,为联邦德国实现地缘政治理想创造条件,也为实现由传统政治文化向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基础。虽然阿登纳政府也通过承认纳粹罪行、诚挚道歉、积极赔偿等姿态和措施来承担正视历史、教育民众的政治责任,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力度显然不够。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数联邦德国民众乃至政府领导层仍然尽量回避纳粹及大屠杀的历史。这也是极端主义亚文化在联邦德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成因。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思文化尚未形成,才使得“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对纳粹主义更多集中在研究而不是斗争上。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极大改观,通过旗帜鲜明地反纳粹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教育,“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联邦德国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显著增强。

三、结语

德国政治教育学者沃尔夫冈希里根(Wolfgang Hilligen)曾将政治教育划分为几种模式。按照他的分类,可以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教育划归到“形式上民主自由而又保守的”这一类中去。其基本特点是“一个侧重于社会福利和财产分配的政治概念;一个形式与内在都民主的民主概念;面对社会转型进行有效改革;在《基本法》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形式上的共识;解放被理解为一个人的人生过程;合格的目标是对共同生活的秩序和责任的理解;重点内容是社会规则和知识信息”。[13]

尽管国家政治教育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主导的政治教育紧跟联邦德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社会发展形势(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与社会合作教育,60年代的反极端主义宣传与冲突教育,70年代的反思纳粹与理性教育,80年代的环境教育、和平教育与公民教育,90年代统一前后的宽容教育等多个与时俱进的主题内容),但始终贯穿其中的便是《基本法》指导下的宪政教育(它建立的法理依据就是出于宪法保护的需要)。因而,政治教育意味着对宪政及其原则和价值的宣扬,并力图在民众中形成广泛认同,使民众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理智地观察、选择、判断和参与共同事务。为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也被视为在联邦议会监督下的“宪法保护机构”。

由于宪政体制的健全,政治社会化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再加上民主政治教育的落实,使联邦德国民众普遍认同和热爱《基本法》下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此种爱国意识定义为“宪法爱国主义”或“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 spatriotismus)。哈贝马斯也对此予以认同,“联邦德国人民普遍表现出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精神;绝大多数民众基于深植于他们信念中对《基本法》原则及西方社会自由民主根本价值的认同和奉行,而忠于联邦共和国的宪政之治,并热爱自己的国家”。[14]有调查表明,1980年,高达96%的受访者认为,联邦德国人民在本国所享有的民主政治是最佳的政治。[15]除了少数激进政党,如极右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国家民主党”(NPD)及政治极端分子以外,民众普遍对《基本法》秩序予以明确肯定和接受,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宪政民主的贯彻。

当然,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来之不易。国家政治教育机构建立初期宣传与教育的矛盾,后来政治教育对于传播民主与维护统治、政治冲突与社会稳定的矛盾,机构运行中“超党派”的制度理念与现实政党政治的利益偏向的矛盾,以及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现实政治形势的负担,都成为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所面对和必须克服的障碍。至于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为代表的政治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做出了贡献,本文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政治体系“合法性”来源的重要基石,而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便是由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5][9]徐贲.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65677,2010-08-06.

[2]Gabriel A.Almond&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256.

[3]HeinzRausch.PolitischeKulturin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erlin:Colloquium-Verlag.1980.10.

[4][6]叶阳明.德国政治文化之发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73.

[7]David P.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InGabriel A.Almond&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1989.248.

[8]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3.

[10][11]Hermann Giesecke.Politische Bildung:Didaktik undMethodik für Schule und Jugendarbeit,München:Wein-heim Press.1993.17.18.

[12]Benedikt Widmaier.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staatlicher politischer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Frankfurtam Main:Verlag Peter Lang GmbH.1987.6.

[13]Wolfgang Hilligen.Zur Didaktik des politischen Unter-richts,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85.66.

[14]Heinrich August Winkler.Die Berliner Republik in derKontinuit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Berli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9.243.

政治公开课课后体会 第2篇

源莲山 课件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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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公开课课后体会

《礼仪展风采》公开课上完了！

作为一堂政治课，我想到了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教材的处理。本课教材内容并不难，对于礼仪知识学生知道的不少，但如何引导学生把其内化为学生的行为是最重要的。或者换句话说，怎样达成教学目标？方式方法很多，要寻找最有效的那一条。比如对于礼仪含义的理解，我就采取学生表演站姿、走姿、微笑等，引导学生评价，自然引出对礼仪的理解。处理好教材，要让教学的逻辑主线更清晰，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教材。

二是材料的选用问题。选用多少材料，选用怎样的材料，是老师课前必须思考的。材料选取一定要具有现实性，切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便于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思考现实生活。使用材料时，材料之间最好具有可联系性，贯穿课堂。在理解礼仪重要性的问题上，我提供对比鲜明的两则材料，让学生有所感知，礼仪重要性的分析水到渠成。在讲述社交礼仪、民族风俗、传统习俗时，我前两个材料之间有联系，后面一个就舍弃了联系，给人以割裂感。

三是课堂的人文关怀。本节课讲述礼仪，因此对于学生的回答我基本上都予以感谢，或者轻轻拍拍个别学生的肩膀，或者提示学生注意面向老师，我始终保持着微笑。这得到了听课老师的肯定，我重视对学生的个体关怀，教育不留痕迹。

课上完了，要思考的还有很多。

源莲山 课件 w w

后政治时代的“抒情诗人” 第3篇

1977年1月25日率先走向社会演讲，迄今已讲过280个专题，到过880个城市，演讲4100场。被誉为真善美的传道士、铸魂之师、青年的良师益友。

著作有《大道有言》《塑造美的心灵》《生命在高处》《走近智慧》《总有一种方法让你脱颖而出》等50余种。

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等，最近获得爱国勋章及演讲界终身荣誉奖，教育培训界终身成就奖，名字被收入上百种名人辞典。

2008年2月的料峭春风中，街边报刊亭五彩缤纷的展刊里头，有一本杂志的封面格外扎眼，暗黑背景上是震撼的粗体白字——“30年失踪者”，上面，一字排开的几张面孔在幽深的记忆中向着过往路人鲜活地微笑。

这就是《南方人物周刊》2月刊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30年的失踪者”。

6张脸中，唯一没笑的是最右边戴黑色方框眼镜的老者，他甚至有点严肃，又带点恍惚。眼镜片在严重反光，但依然能看出，他的视线与众人不太一致，似乎在望向某个遥远又未知的缥缈的时间结点。

40岁以上的人立刻能指出，他是当年那个演讲家李燕杰，甚至，不少人会向你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听他演讲的激情盛况，那是他们甜美的记忆。

回忆，历史，时代，这是永远与李燕杰这个名字黏合在一起的标签。媒体热衷于让他回忆，或者津津乐道他那700多个社会头衔，多元化的角色，他的身体状况，让人感动的抗癌精神自然也成为舆论焦点。

演讲家，失踪者，政治家，抗癌明星……

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在电话里初听到他的声音时，他是一个疲倦但热情配合的受访者；第二天清晨，我见到一个微略发福的慈祥老人，他甚至与社区里的大爷没太多区别，精神头不错，心情挺好。只是那头卷曲的半长头发小小地泄露了他的诗人气质。

时光，在他身上奔流而过，却只带走浮名泥沙，他纯真又桀骜的诗性本质最终积淀了下来。

在Google搜索“李燕杰”，有成百上千条关于他的报道，“但大多千篇一律，关于我的演讲，说我是政治家。”他苦笑。有人说，李燕杰的演说家盖过了教育家，教育家又盖过了文学家。“我觉得，自己该是教育艺术演说家。”当我要求他给自己一个定位时，他想了一会儿后这样回答。

教育艺术演说家，他把艺术放在了中间，他用诗艺去教育，用诗艺去演讲。

征接受这次采访时，他谈得最多的还是他最爱的诗。

30年前，李燕杰被当作一个神话来人规模宣传报道，30年后，诸多媒体又将他作为消失了的历史神话来回味咀嚼。作为公众人物，被舆论和媒体异化为某种符号，或被抽象为某种现象早已是一种无奈的自觉。

然而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里，一个终身研究人性的教育者，却在大多时候未能被当作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来解读，或许是一种悲哀的遗憾。

他，始终在众多学了的簇拥之下；他，在讲坛上慷慨激昂；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但，从某种角度看，他却像本雅明笔下的那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入股，从政治时代到后政治时代，带着流浪诗人的气质一路漫步而来，并将继续充满诗意地走下去。

诗性人生歧路无阻

李燕杰个人经历总结中那个“人生九级浪”的说法是最常被媒体引用的，所谓九级浪乃是“有艰而无苦，有战而无伤，有困而无惑，有灾而无难，有惊而无险，有风而无波，有病而无痛，有疲而无倦，有老而无朽”。

在会面前一天晚上的电话采访里，这个尚未谋面的老人把他的一生流畅地向我“背”了一遍，还特别认真地帮我归类总结。他说得很顺，我能想到，这是之前他曾经无数次向媒体记者和公众口述的，他闭着眼睛也能背下来。

我却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有什么无什么的句式里，前面那个词大多是客观情况，后面则偏重于主观感触，这样的张力让我们反思，所谓顺风顺水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可以说他拥有坚定的意志，但若仔细观察这个永远兴致勃勃乐观喜悦的老人，你会发现，他可能并非仅是一个与现实作艰苦斗争的蹙眉英雄，更多时候，他像坐在云层之上，俯视这一桩桩一件件，由过去到现在，从失学挨整关牛棚出车祸，再到眼前的癌症病痛，他像邶个在山林中遇雨却没带伞具的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做冷，山头钭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样的人生，充满诗性。

很多人都知道，4年前李燕杰被查出患前列腺癌症。当时几乎所有报道的说法都是：他完全没有一个癌症患者的“状态”。这是实话。

4年后一个阴雨绵绵的清晨，我见到的这位“癌症患者”依然倔强地表现着意志对物质最强大的反作用力，用他自己的话说，“癌就像帝国主义，你软它就硬，你硬它就软。你不把它当回事，它就会没事，但你如果把它当回事，那么就会要了你的命。”

谈到病情时，他说得很少，只是用手敲敲胸前戴着的护板，然后轻描淡写地提到，现在会定期去医院作检查，病情已经基本控制住，很稳定。

说实话，和当年那个书生意气、剑眉白衫的少年比，如今的李燕杰的确老矣，隐藏在肉体最深处的癌细胞多少吞噬着他眼眸的光彩。但，谁不会老呢，这个近80高龄的老人从不避讳这些，和同龄老人相比，他从未刻意去忘掉年龄和病情，于是，它们也就对他起不了太大作用。

如果你和这个“诗人”聊一聊，你会明白，当诗人遭遇癌症时，其创作主题无疑又丰富了不少。

政治风云时代的他——风口浪尖的英雄供人膜拜的济世神话

据相关报道，从2007年下半年起，在20多年前比今天的于丹还炙手可热的李燕杰再次成了热门人物，全国各地的媒体如影相随。由于他的身体欠佳，所以他的夫人规定他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但这很难做到。

岂止是难?“我现在每天工作量都10来个小时，特别是这几天，这不，都9点了，我刚回家。”他在电话里对我讲，听得出来，他声音极为疲倦，但一个演讲家的语言风度全在，在极端疲劳的状态下，他的思维依旧清晰而富有逻辑，声音富有质感和弹性。我相信，这是几十年的讲坛生涯历练出来的良好品质，这个曾经在政治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英雄，垂暮之年，依然保留着往昔的风范。

对于两次走红的不同之处，李燕杰是这么说的，“那个时代在小青年中影响大的人比较少，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就突出了。现

在歌星、主持人，个个光芒万丈，可不能要求我天天见报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我几天没见报了，就有人说李燕杰是不是出事了……”

关于过去的荣耀，中国人传统的态度是，谦卑恭谨，少提，最好别提。然而李燕杰丝毫不避讳，媒体采访他，他讲他现在的观念，也爱提过去那些荣誉，爱津津有味地回忆那些动辄数千听众的演讲盛景。是的，他永远记得那些场景，并在其中怡然忘返。但他指出，“这并非炫耀与吹嘘，我们彼此是真诚的。”

这个坐在对面的老人让我忽然觉得，或许，正因为他记得并喜欢提起过去的那些光荣，所以才始终相信未来的那些梦想。

80年代是个渴望神话的年代，由于各种原因，社会树立了很多典型，塑造了不少神话。李燕杰的演讲便是其中一个。在一些报道中，这个老人被描绘得更像一个现场发功的气功大师。

很多报道认为，《德才学识与真善美》可以说是李燕杰演讲报告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了。1982年的春天，在上海，李燕杰在一周之内作了6场报告。当时上海的报纸用了“盛况空前”来形容，有报道说：“头一天在演《姿三四郎》的时候，上海是路不拾遗；这次李燕杰来到了大上海，夜不闭户。”当他从虹桥机场坐飞机回北京时，机场领导为他改了机票，热情地请他在机场现场讲上一场。也就是在这一年，因为热心做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李燕杰被评为德育副教授，被誉为全国第一位德育教授。

但在这个下着小雨的4月清晨，他用最充沛的情感向我细致描述的却是1986年那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万名大学生冒雨听演讲的故事。他说，“下起大雨，没一个人走。等演讲完了，我和学生们，人家衣服全都湿透了，那些孩子们，男生女生一路跑着同宿舍……”他边说边手舞足蹈地向我比划着，连最细小的姿态他都记得那样清晰，比起媒体着力颂扬的，在李燕杰自己的记忆里，更清晰的是那些有关人的细节，是那些年轻的灵魂在那个瓢泼大雨的日子里热烈绽放的美妙姿态。他有感于此，写诗《雨中的花》，“……面对上万名青年，面对上万把雨伞，我心中也绽开了奇异的花……永不凋残的花。”

那时候，文革结束快10年了。

后政治时代的他——“我没失踪，讲得比过去还多呢!”

神话终结，英雄去哪里了?

后来的故事不太有人知道了。时间从中国人身上轰隆隆地碾过，90年代了，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宏大叙事逐渐消解，大家好像一夜之间激情退去，收起了崇拜的目光，低下了仰慕的脖子，纷纷转身散去，各回各家，各自关心起自己的日常生活，真善美是不太经常有人提起了。

观者散，神坛撤。李燕杰去哪里了?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焦点话题中的李燕杰被当作“失踪者”之一来处理，这可以理解，一来，媒体噱头，二来，得承认，在大多数公众眼中，李燕杰的确离开太久了。

40岁以下的人，知道他的不多，这他承认——“这是事实”，但他否认“失踪”。关于“失踪者”专题，他说“其实这些人都没失踪，淡出媒体，不一定淡出生活啊。其实我后15年比前15年讲得多多了，当然很多都是在国外，国内没人报道。有些人老说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也不是什么好话。”

其实，只是大众不再需要神话，或者说，不再需要那种形式的神话了。

时代的镜头曾经对准他，后来离开了，再对准时，他已走过万水千山。说他失踪，他当然诧异。翻看几种李燕杰的传记，会发现，这种断裂几乎不曾体现于他的自述中。80年代、90年代，进入21世纪，人生那样连贯，而且愈加丰富，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李燕杰仍然像个充满诗人气质的豪迈英雄，他在自己的人生中活得潇洒尽兴，总是背负着伤痛做事，并一如既往地关注人性，帮助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

有人说，从1949年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一直是葛兰西所定义的那种政治社会，在90年代，它演变成一种“后政治”社会。在90年代前期，以经济自由化为特征的产业和资本概念带动了中国社会的重构。政治演化成一种后意识形态建制，商业和流行文化在中国社会日常层次的确立，使中国社会正面归属一种后政治文化形态。

中国社会在传播、商业、国际贸易和娱乐文化等方面迅速全球化和商业化。这一奇特的不可思议的突变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背景具有一种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特质。后政治社会为公共空间和室内生活带来一系列变革，这一代人深陷其中，与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那种心理症结所不同的，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公众自我心理问题开始产生。这样的心理问题，不再是一场报告、几次演讲可以解决，它们隐藏得更为幽深，表征更为纠结。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教育者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心理治疗师。如果说，李燕杰为青年捧出的是一碗心灵鸡汤，那么，他总能保持这碗汤的新鲜。

早就有报道总结，李燕杰善于把握时代特征，他每隔几年就提出一个新的演讲专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比如，1976～1980年这段时间的演讲主题为“粉碎旧的枷锁”；1981～1986年，提出了追求真、善、美，演讲主题为“塑造美的心灵”；1987～1989年，“发扬拼搏精神”；1990～1992年，“迎接新时代的挑战”；1992～1995年，“投身改革大潮”；1996～1999年，“做时代弄潮儿”……最新思考的题目则是“大爱大智大美”。

“大爱大智大美”是李燕杰78岁在北大的演讲中明确提出的。他说，“要有大爱，要走向全人类。无论宗教还是党派，彼此信仰观点可能不同，但如果是为了人类根本利益，就都一样。”他喜欢瑞士，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觉得瑞士文化体现了，一种全人类本质化的思维。“这个思路绝对是超前的，虽然落实很难。目前，就是为了实现我这个理想。到了2008年，主要想把我的50多本书推而广之，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内容是时代的需要，贯彻了刚才我说的大爱大智大美。与此同时，我又准备跟全国联手专门搞人规模的培训。因为中国人目前重视学历教育，我的看法是今后的教育必须两条腿走路，学历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对人类的终极关爱应该是人智慧的提高。”

“我现在一直在弄这个，已经弄了好多了，准备最近送到联合国去。我要把这个观点推向世界，推向全球。”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那·瞬间时光倒流了30年，坐在我面前的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有着万丈豪情、浓眉毛白衬衫的小伙子，他甚至很可爱地说：“我觉得联合国不见得不理我。”

后政治时代的拿燕杰讲改革开放与企业文化，讲国学讲易经，讲大爱大智大美，他著书，写回忆录，培养年轻一代的演讲人才，他·如既往地保持着那份豪迈的诗意，这位抒情诗人变了韵律，改了句式，但他最本质的创作主题，依然是“真、善、

美”，这是他最质朴的坚持。

其实，几十年来，这个坚持始终没有变过。

几十年来始终没变的“诗侠”李燕杰

正迈向79岁的李燕杰，在这个初春的微雨清晨，独自去医院前的一个小时里，反复向我强调的是那个具有诗人气质的自己。他相当明白媒体对自己的塑造，他说，“现在关于我的报道有几千篇不止，但都差不多，我希望你能写出不一样的，要真实，要有超前性和新意，要有美感。”

在有关李燕杰身份的上百个称呼定位中，有一个词最为奇妙——“诗侠”。

没错，他出身书香门第，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父亲的文学梦想对他有着巨大影响，他写了3000多首诗，他的房间里挂满了诗文条幅，桌边成摞地堆着他的诗集和文集，他和诗界许多元老级人物都有相当的交情，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李燕杰注定是个诗人。

但，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诗歌是一种简约深沉的优美语言，“李燕杰一辈子都不曾离开它，不曾离开它的意境。”“他最本质的性格是诗的情深义挚，而且侠骨柔肠”，对于他来说，诗歌并非一种文体和表达方式，它已经成为充塞他内心的一种情感，成为无法掩盖的气质，他用诗人的态度生活，并创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可能也正因如此，艾青称他为“真正的诗人”。诗人的纯真——他的孩子气

在这间摆满了书籍，略显局促的小客厅里，我终于亲眼见到了李燕杰作为一个诗人无可争辩的创作“事实”，摞了半人高的各种创作文集，甚至还有剧本。他说，“我从小就写诗，3000多首，装在一个麻袋里，你们女同志都拎不动。”

他墙上挂满了他与诗界泰斗们的合照，以及大师们为他题的字。这些名人条幅，每幅都有故事，用他的话来说，“没有故事，这些大名人有什么意思?”

他饶有兴致地拉着我一幅幅地看过去，指给我，这是谁，那个是谁，当时什么情况，描述得非常仔细。“你看，这幅‘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就是魏巍给我题的，这对我可是个非常大的鼓舞。”“还有这个‘诗之心，国之魂，诗如其人’这是冰心给我题的。”他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表情很幸福，好像一个孩子把他珍藏爱惜的宝物一件件拿出来给人看，而且，他很神奇地将这种幸福感传染给了我，我能感到，他热爱这些诗句，不仅仅因为它们出自某位名人之手。

关于作诗，李燕杰有自己的想法和套路。有时候，他更多地将它们运用到教育和演讲中去，他赞成诗教。“我经常篡改一些诗句，”他有点调皮地说，“你看这个，‘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叶落；去留无意，望碧空风卷云舒’，这是不是比从前的更有味道更有气魄，更利于我演讲的情绪?”

书籍、条幅与照片只是李燕杰所有“宝物”中的一部分，他还收藏各种古玩、青铜器、石头，甚至飞船模型。他拉着我来到阳台，一样样拿起来给我看，这些东西展现了这个男人最为硬朗的爱好，他自嘲说：“我不养花，养也养不活，人家送我那些，全都死了。我爱收藏这些个……”

正是孩童般的情怀让这个抒情诗人纵然垂垂老矣，依然拥有最明亮的眸子。

诗人的脊梁——他的风骨与情怀

李燕杰说，他最欣赏的古代诗人是屈原和文天祥，现代作家是鲁迅和闻一多。“他们首先有风骨，其次有诗人气质，第二有相应的学问。”

应该说，作为现代知识分了，李燕杰完整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正气。这一点，从他父亲李慎言身上即有着鲜明体现。日据时期，李慎言拒绝为日本人做事，全家由小康落入困顿，“安能摧眉折腰事走狗”，这并非只是一句很有骨气的空话，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它直接导致了李燕杰的失学、妹妹的死亡。

即便这样，尊严与骨气依然是李燕杰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原则。

李燕杰似乎有着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情结，他总是背负着伤痛做事，成为一名牺牲自我的播火者，1980年他车祸伤未痊愈就上台演讲，今天，他背负着医疗护板开讲座。正如，六十多年前，他写的一首诗：

普罗米修斯窃来了火，

为人类奉献的，

是生命的光，青春的热!

然而他自己，

却流血受难，惨遭灾厄。

不要忘记他!

被鹰啄去心脏的播火者。

只要人间还有火，有光，有热，

就要永远高唱普罗米修斯之歌。

让那凶恶的鹰的叫声，

被这正义的歌声淹没!

六十多年过去了，曾经的激情沉淀下来，曾经的冲动化为了理性，但一身傲骨的普罗米修斯从未停下来。诗人的“孤独”——他的喧哗与“孤独”

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总是孤独的。其实，又何止诗人，也许任何超越时代的人都注定孤独。纵然听众再多，站在高高讲坛上的只有你一人，不会高处不胜寒吗?

对于我的这个问题，李燕杰胸中了然，他坦言，“如果说李燕杰孤独，那熟悉我的人是要笑的，我有那么多弟子和朋友，我从不觉得孤独。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讲，教育与演讲是一种艺术创作，创作中的人当然都是孤独的，但我很享受这份你所谓的‘孤独’。”

很多事情，当到达了“享受”的境界，便已经在不期然间超越它了。作为被反复评说的公众人物，李燕杰以诗人的豁达与不羁消解了所谓的“孤独”。他坦白，“有人说我的正高职称是政治局而非学院批准的”，对于一些众人心中有数却谁也不便点明的学院现象，他相当直率，“我就认为，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不能培育出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授也不是好教授。这是实话”，实话会引来排挤，但他似乎很无畏，并且，已然习惯。

在众语喧哗的时代中，李燕杰从事的其实是一份在独处静默与纷扰喧闹间充满张力的职业，但他怡然自得、游刃有余，这便足够。

诗人的暧昧——他的倔强与暧昧

他始终坚持真实，看不惯虚假，他喜欢倒过来的劲头，他说现在很多作家不服务社会，“大学教授就为了评职称”，不能为社会效力。他颇自豪地说，“那天我在北大就说‘来你们北大，扔个砖头砸好几个教授，就是找不着一个教练，现在教授和教练要互相学习。不能只会教不会写，也不能只会写不会教。”’

他问我，“艺术创作绝对不是学院教出来的，你同不同意?我就在外交学院说，外交学院很棒，但你们这儿出不了外交家。”他随口背出了中外几十个著名外交家，“他们都是社会锤炼出来的。”

他不属于学院，也不仅属于教育界，他并非纯粹的演讲家，也当然不是政治家，他写那么多诗，但没人正式封他为文学家，他到底是什么?用流行的说法，他是多元的，跨界的，拒绝定位的。这种多领域的暧昧身份是他的魅力之一，也是他创作的源泉。对于类似的人物，比如于丹，比如易中天，他很欣赏。他说，“如今这个社会不像当年那样一元化了，而是多元化和精彩的；许多人喜欢李宇春和周笔畅，很正常!”

诗人的哲人气质——他的智慧与境界

李燕杰的存在，显示了诗与哲学一体的境界。

可以说，“大爱，大美，大智”是他的终极理想，他的诗情与智慧全部包孕其中。21世纪的李燕杰并未老去，他在向“大”走去，向着“大爱大美大智”这个全人类的最终“幻想”走去。

80年代的李燕杰讲道德与美，90年代的他讲爱与智慧，21世纪，他的爱、智与美都已升华。30年过去了，这位具有英雄情结的古典抒情诗人在云游过那么多风起云涌的时代之后，似乎兴致更为浓厚，“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苍龙老树，他依然浪漫得让人感动。

前方的路要怎么走，胸前戴着医疗护板的李燕杰有点激动，但也流泻出一丝迷茫，这个时代，何为“大”?

雨后的天空依然迷蒙得有点发灰，李老望着街上不断飞驶过去的出租车，有点着急，我快步上前帮他拦下车来，他坐进去，又往里挪挪，对我说，要不带你一段吧?我摆手，为他关上车门，车子在潮湿空旷的街道上飞驰而去。

他追求的是那些他可能无法亲眼看到的未来，但如此令人感动。

后发展的政治 第4篇

一、中国的“垂帘听政”及赵威后

中国人把由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等各种级别的女性临朝听政处理国家大事的现象, 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垂帘听政”。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经常出现“垂帘听政”现象, 是因为中国的君王常常在年纪轻轻时就被整死或病死。而这些人死时, 他们法统上的接班人, 也就是他们的嫡子往往尚处幼年, 根本无法履行执掌国政的职责。这时, 他们生前的老婆或者母亲, 就要以太后或太皇太后的身份, 代为署理朝政。由于古代男女有别的限制, 朝中官员是不能直接观看和接触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 所以辅政的女人一般坐在皇帝理政厅堂侧面的房间里, 并在房间和厅堂之间挂一帘子, 听官员们与皇帝谈论政务或者代替皇帝接见大臣。于是, 这种由母亲、祖母帮助皇帝辅政的制度, 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垂帘听政”。

中国女性“垂帘”的历史很悠久, 春秋时代的孔子拜见卫灵公的南子夫人时, 就曾领教过帘子的厉害。在早期“垂帘听政”的女性中, 名声最大、贡献卓著者之一, 当属秦国的宣太后以及与她同时代的赵国的赵太后。赵威后系赵惠文王的王后, 即赵孝成王的母后, 称孝威太后, 简称威后。生年不明, 卒于公元前264年, 是赵孝成王执政前期, 用事掌权, 很有声望的太后。赵威后性格刚强, 且能采纳忠言, 果断办事, 在她执掌政权期间, 曾为赵国做了不少有益的事。这位王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正面典型, 史书《战国策》与《史记》 对其均有记载, 一片赞誉。后来, 连毛泽东主席都公开向全党号召, 学习赵太后如何教育子女!

二、赵威后:不讲政治的女性政治家

1.赏罚分明方能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战国时, 一次齐王派使者去看望赵威后。她原是齐王的姐姐, 嫁给赵王。

赵威后接见齐使时, 不是先问齐王怎么样了, 而是先问别的事。 齐使觉得很是气愤, 但碍于赵威后原是齐王的姐姐, 便只好咽下了这口气。赵威后向齐使问道“:齐国有个人叫钟离子, 他好吗?他自己有粮食吃时, 给别人粮食吃;自己没粮食吃时, 他也给别人粮食吃。 他自己有衣穿时, 给别人衣穿;他自己没有衣穿时, 也给别人衣穿。 这是帮助国君养活百姓。为什么至今还不给他官职呢?”

然后赵威后又问“:叶阳子好吗?他为人也很好。他关爱孤寡老人, 抚养孤儿, 救济困难人家, 补助缺衣缺食者。这是帮助国君让人活下去, 为什么至今还没让他做官?”

赵威后又问:“北宫女子婴儿子好吗?她从不修饰打扮, 过着朴实的生活, 非常孝敬父母。她能给百姓做表率, 教育大家孝敬双亲。 为什么至今还没给她的封号, 进行嘉奖呢?”

赵威后又问“:于陵仲子还活着吗?他的为人很坏。对上, 不为国家办好事;对下, 治理不好自己的家。他又不好好结交诸侯。这是带头让人民做坏事, 为何至今不把他杀掉?”

最后赵威后生气地说“:两个贤士不重用, 一个孝女不加封, 一个奸臣不诛杀, 这怎么能做齐国的国君, 领导万民呢?!”赵威后的才智和品德, 真不同于一般妇女。

2.对君民关系的卓越见解。但赵威后的出名, 并不在她当王后时, 而是成为王太后以后。

公元前266年, 赵惠文王去世, 儿子孝文王继位。由于此时孝文王年少, 按照惯例, 由他的母亲赵太后帮助辅政。这当然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其实就是代为执政。这给了赵太后施展才智的机会。

当时秦国老是找机会欺负赵国, 幸亏有廉颇、蔺相如支撑着局面, 赵国才得以苟全。赵惠文王死后, 秦国见赵国执政的是孤儿寡母, 感到机会来了, 当年就发兵伐赵, 占据了赵国的三个地方。

赵国危亡之时, 赵太后只好请求外援, 要齐国帮忙解困。赵太后刚刚执政的时候, 齐襄王就派使臣带着国书前来祝贺。向上次齐使访赵一样, 这赵太后不拘外交礼仪, 把国书往旁边一放, 便开始与齐使拉开了家常“:齐国今年收成还好吧, 百姓安乐吗, 你们大王身体无恙吧?”齐使听了有点不高兴, 便说道“:我奉大王之命向太后问好, 您不先问我们大王情况却先打听年景和百姓的状况, 这未免有点先卑后尊吧?”赵太后回答“:话可不能这样说。如果没有收成, 百姓凭什么繁衍生息?如果没有百姓, 又怎么会有君王呢?天下哪有舍本问末的道理呀!”

齐襄王知道唇亡齿寒的事例。秦把赵灭了, 接下来就要对付齐国, 所以赵国的这次麻烦, 他是一定要帮忙解决的, 但不是没有条件。他点名要赵国的长安君到齐国来做人质。

3.对政治后代的培养富有远见。“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常见的、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质子”理论上来说是一种由双方约定的契约行为。在平等的条件下“, 质子”是相互的, 你来我往;但更多的时候, 是因为某一方有求于人, 这样质子便成了单方面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被抵押出去的人质, 境遇一般都比较悲惨。

作为发兵帮忙的条件, 齐国不仅单方面提出要求质子, 而且点名要长安君, 这多少有点乘人之危哄抬价码的意思。

长安君是赵孝文王的弟弟, 当时孝文王都还年少, 这个弟弟年纪肯定更小了, 不会超过十五六岁。而据史书记载, 这时的赵太后已经需要“恃辇而行”, 其年纪至少应该将近60岁。就是说, 赵太后是在40多岁生的长安君, 晚年得子, 所以特别钟爱。赵太后明白这趟 “差”是出不得的, 弄不好要把小儿子整死。所以, 死活不同意。

但齐国的态度也很明确, 就要长安君, 换别人免谈!齐国这种公然勒索也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他们当然知道长安君最受太后宠爱, 如果他能来, 那么以后齐国在跟赵国打交道时, 手里的砝码会加重。 如果他不能来, 那么齐国就有借口推掉这次劳民伤财的出兵。

局势严峻, 大臣们几次三番劝赵太后以国家利益为重, 舍小家顾大家。赵太后被逼急了, 以女人特有的性情放出狠话, 说“:有谁再提让长安君做人质的事情, 老妇我就往他脸上啐唾沫!”

面对只顾家庭不顾国情的赵太后, 朝中上下都没辙了。这时, 一个叫触詟 (音“哲”) 的老臣想出了一个做通赵太后思想工作的办法。

有一天, 触詟求见赵太后。太后知道这又是个说客, 就没给他好脸色。触詟慢吞吞扫挪到赵太后面前, 谢罪道“:老臣腿脚不好, 走路不快, 很久没来看您了。我担心太后的身体有什么不适, 所以这次来看望一下。”赵太后说“:我现在全靠坐车走动。”触詟又问“:您每天的饮食没有减少吧?”太后说“:只能吃点稀粥了。”触詟接着说“:我近来也不想吃东西, 就强迫自己走走, 每天三四里, 慢慢地就增加了点食欲, 身上也比较舒适了。”赵太后说“:这我可做不到哇。”

赵太后见触詟是来跟自己唠家常的, 很合自己的胃口, 原来的怒气也渐渐消解了。触詟说“:我的小儿子舒祺, 我很疼爱, 但他却不成器;现在我老了, 想让他递补上黑衣卫士的空额, 来保卫王宫。您看行吗?”赵太后说“:没问题。他多大了?”触詟说“:十五了。虽然还小, 但我希望趁自己还没入土就托付给您。”太后说“:你们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触詟说“:比女人还疼呢。”太后笑着说“:这怎么会呢!”触詟回答“:我就认为, 您疼爱女儿就超过了疼爱小儿子长安君。”太后说“:怎么可能!我最疼爱长安君了。”触詟说“:父母疼爱子女, 就得为他们考虑长远些。您送女儿出嫁燕国君王时, 摸住她的脚后跟为她掉眼泪, 觉得她远嫁北方可怜。她出嫁以后, 您并非不想念她, 可您祭祀时, 却一再祷告‘千万不要被赶回来啊’, 这又为什么? 还不是为她作长远打算, 希望她生育子孙, 一代一代地做国君吗?” 赵太后捉摸半天, 觉得这话确实没错, 只好称对。

触詟进一步旁敲侧击地说“:从现在数到三代以前, 直到赵国建立的时候, 当初被封侯的王室子孙, 能继承爵位的还有吗?”赵太后说“:没了。”触詟说“:不只赵国, 其他诸侯国君家被封侯的子孙, 他们的后人还有能继承爵位的吗?”赵太后说“:我还没听说过。”触詟接着讲道“:对这些人来说, 灾祸来得早, 就降临到自己头上;灾祸来得晚, 就降临到子孙头上。难道国君的后代就一定不好吗?这是因为他们位高而无功, 俸禄丰厚却不踏实做事, 索取的东西太多了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 触詟便直接转入正题“:现在您把长安君的地位提得很高, 又封给他肥沃的上地, 给他很多珍宝, 如果不趁现在让他为国立功, 一旦您不在了, 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混呢?您为长安君打算得太短视了, 所以我认为您疼爱他不如疼爱女儿。”

这一大圈绕弯弯的话, 终于把赵太后打动了, 她最后说“:好, 就全听你安排吧。”于是, 触詟为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车子, 送他到齐国去当人质。齐国见赵国已经履约, 只好出兵救赵。治国如治家, 赵太后深谙此中精髓。

综上所述, 赵威后对齐使询问的问题, 表现出“治国以民为本” 的先进政治见解, 主张重用能为民解忧的人, 把这作为“助王养其民、助王息其民”之根本, 对于像无所事事的于陵仲子这一类人, 赵威后提出“为何至今不杀”的政策, 因为不制裁碌碌无为的庸人, 就不能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忍痛割爱, 将自己的爱子送往他国做人质, 没有一定远见卓识的人是不会去做的。

参考文献

[1]马兆政.中国古代妇女名人[M].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

后发展的政治 第5篇

摘 要：全省广电网络整合后，就如何做好基层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本文进行了积极探索。

关键词：网络整合；工作探讨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是企业不断创造辉煌的有力法宝。在全省广电网络资源进行整合的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凝聚人心、创新发展、再创辉煌”的责任，以常态化的工作方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注重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本人就全省广电网络整合后，围绕企业发展做好基层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一些探索：

一、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不断增强渗透力

近年来，我们在党员中开展“五争先”活动，即争先讲党性、争先树形象、争先谋大局、争先唯实干、争先葆廉洁。通过活动的开展，要求党员树先锋、作表率、重实效，着力解决工作压力大、目标任务重、工程时间紧情况下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

一是着力提高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信息知识、组织行为学知识、法律法规知识、计算机应用等教育；要开展新思维、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设备培训，使职工在新型网格化体系建设中，适应新形势要求，不断发挥新的才能。其次是要鼓励干部职工进行继续教育。通过第二学历、专升本等方式，使他们掌握本专业更高层次的新知识、新技术，成为既懂生产技术，又懂管理且善于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第三是围绕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结合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大力抓好岗前培训、岗位技能培训以及技术等级培训等，使在岗人员的技术素质在整体上得到提高。

二是全力做好事前预防。“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实际工作中，要超前做好矛盾调处机制，把容易出现的问题或矛盾作为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前布局、提前分析、提前预案，用以保障企业的思想建设健康发展。要加强对职工进行劳动纪律、遵守职业道德的教育，及时发现问题苗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三是大力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遇事和群众商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等到问题成堆、矛盾激化以后再去解决，那样，付出的代价就大了。”做具体人的工作，就要真正做到点子上，因此应掌握具体方法和正确处理几个关系：首先要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要根据职工年龄大小、知识结构、个人经历、男女性别等方面的差异，采取不同方法，解决职工思想和实际问题。其次要处理好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坚持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该讲大道理时，必须要讲，只有在道理上讲清楚，才易收到好的效果。三要处理好主动做与被动做的关系。对于主动找上门来找领导谈思想解决问题的，应热情接待耐心听，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立即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二、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着力加强针对性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只有把握人的思想变化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才能实实在在解决职工思想问题。

一是以实际的利益感召人。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顺应人心所向，要从广大干部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了解和掌握他们在想什么、盼什么，释其所惑，解其所难，帮其所需。以经济利益为杠杆启发职工为公司的发展努力奉献，努力解决职工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让职工在实惠中感受到公司的温暖和制度的优越，激发他们形成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是用情感的力量打动人。“情通理方至，情阻理难达”。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坚持以理服人，以情暖人，多做有形的思想政治工作，让职工从切身利益的小事中领悟某些大道理，从而增进对组织、对集体、对社会的亲和感和凝聚力，在工作中焕发旺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三是用人格的魅力影响人。“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需要我们要注重平时的自身修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在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能够用道理去说服人，以人格魅力感染人，促进队伍整体战斗力的提升。

三、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努力提高实效性

了解掌握干部职工的真实想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取得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的基本保障。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干部职工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解决群众困难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取得最佳的效果。

二是要以规章制度为保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加强规章制度的建设。只有把先进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具体要求融入规章制度之中，使思想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并通过科学、公正、民主和规范的管理，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制度规范，把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统一起来，培养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和正确的道德行为意识，才能彰显制度的影响和力量。

“后政党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第6篇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首先是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独特的政党政治有三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至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这里不能赘述）换句话说，占据这一革命世纪政治中心的政党体制恰是政党政治危机和失败的产物。就其与危机中的政党体制的关系而言，这一深受俄国革命影响的新型政党体制具有“超级政党”和“超政党”的双重要素。所谓“超级政党”是指竞争中的国共两党均不以形成议会框架下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为宗旨，而以形成霸权性政党（或称领导性政党）体制为目标。所谓“超政党”是指两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多党或两党政治。它们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谓能够代表未来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阶级政治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政治代表性内含的共产党击败了日渐疏离于农民运动及大众政治的、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国民党。

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还是中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党的代表性都是越来越不清楚。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范畴日渐模糊，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发生了大转变。关于“代表性断裂”——即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讨论过。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失》中，我集中探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问题；在《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中，我解释了平等危机的不同形式及其与代表性危机的关系。在我看来，代表性断裂或上述脱节正是去政治化的后果，其重要的症候是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的政党国家化的形态：一种形态是前改革时期的政党官僚化，另一种是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政党与资本的联姻。就政党而言，“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

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節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欧美及以欧美议会政党体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中国的政党与其阶级基础的关系日渐模糊，西方政党的左右区分也同样如此。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在当代政党政治中，已经很难发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目标清晰的政治运动。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常被诠释为政党的扩张，但如果认真追问到底是政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二者之间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会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并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危机，也包括非执政党的危机。在中国，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与上述过程相互呼应的，是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机制（在西方是议会，在中国是两会）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在议会民主制下，议会的议席常常是以政党为中心的。议会到底是国家的一部分还是包含了某种公共领域的体制化，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伴随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议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日渐疏离。我在印度访问时，发现草根性的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活力，但由于议会权力为政党垄断，即便是富于活力的运动仍然难以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相对而言，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从理论上看，距离政党中心的议会体制更远一点，但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的支撑，一旦这一政治衰落或转型，不但人民代表的产生过程，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会产生名实不符的局面。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例提出许多批评，例如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太低；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声音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代表性机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构性正是代表性政治发生危机的症候。

典型的公共领域如媒体同样产生了公共性危机。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伴随着公共空间的萎缩，其表现是媒体产业的自由替代了公民言论自由，媒体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仅空前紧密，而且试图取代原先由政党等政治组织承担的角色。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的媒体集团所传播的价值观甚至可以使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票选政治中一再当选。与其说媒体——尤其是大规模的媒体性集团（不论是私有还是国有）——是公民言论和公共意见的自由载体，毋宁说是以公共形式出现的利益网络。媒体势力渗透政治领域和其他公共领域的过程不能被理解为民主化，而只能被理解为对于这些领域的殖民。在表象上，我们可以说媒体为政治控制，而实际上政治领域也日益被媒体殖民，政治人物哗众取宠，其语言日益地遵循媒体的逻辑已经不是偶发的现象。1990年代以降，中国媒体的产业化和集团化是政党为适应市场化而制定的新的政治经济战略的结果，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以及媒体政党化的多重发展，媒体与政党的关系正在发展为两种相互纠缠的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不是诉诸民主、自由，就是诉诸稳定、法治或大局等名目，但其内核与其说是公共意见与国家的对抗，毋宁说是两种假借公共需求而产生的纠缠与对抗。换句话说，这是当代权力重组中的对抗，对抗的双方存在利益的区分，但其政治话语近于一致。在当代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带来的问题由来已久，公共言论领域亟待真正的变革，但按照现在的格局，这一变革只是假借新闻自由的名目而产生的权力斗争。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呼之欲出的是政党化的媒体与滋生这一媒体权力的传统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如果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点，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个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左支右绌的权力机器，但两者实际上是连体的，它们用相互间的博弈取代和遮盖了公民言论自由和政治辩论的问题。

第三是法律的危机。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法律程序常常被利益关系所操控。这一操控不仅体现在一般程序上，而且渗透在法律形成的过程中。重新讨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是一般地宣称程序主义的观点，成为如今法律变革不可能绕过的问题。以上三个领域的问题构成了今天的政治变革的实质内容。

由此，我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伴随政党政治蜕变为国党政治，有没有可能出现“后政党的政治”？在现代政党大规模存在的状况下，我们讨论的“后政党政治”并不是政党已经消失状态下的政治，而是说政党的存在状态已经具有“后政党”的特点。19世纪的政党是建立在政治运动的基础上的。“后政党”是指：政党在今天尽管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演员，但事实上已经丧失了19世纪政党的代表性，丧失了政党本来的逻辑。而与这一新的发展相伴随的，却是政治形式上的稳定性，即主要政治制度依然建立在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原理之上，但也正由于此，代表性断裂成为政治危机的主要症候。

“后政党政治”直接面对的是如何或在何种意义上重建代表性的问题。在中国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与政党政治中，“后政党政治”的要素已经是活跃的存在，但当时主要是以“超级政党”的形式存在；而如今的“政党政治”虽然从“超级政党”的实践演变而来，却也是“超级政党”蜕变为国党体制条件下的产物。寻找克服“代表性断裂”的方式，一是探索在什么意义上重构代表性，二是探索“后政党政治”的新路径。在今天，“重构代表性”不可能通过重复过去的口号和实践就可以轻松达成。我们需要弄清楚到底代表性的政治出了什么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体制是如何脱节的。在这个视野下，探讨“后政党政治”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二是探讨“后政党政治”的条件和可能性。

重构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首先是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政党、阶级等范畴及其在国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现，构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体内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民主问题。中国的代表性政治与西方以议会多党制、普选制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这个前提在今天是最容易被漠视和不理解的。在此，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西方的普选制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政治动力一旦不复存在，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无法进行下去。

要理解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实可以从《宪法》直接入手。研究憲政的学者很少引述中国的宪法来论证宪政的意义。《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两条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这一原理由许多基本政治范畴组成。只是，这些政治范畴不能简单化约为普通常识，既不能以简单的先验原则加以证明，也不能还原为一般的实证性事实。它们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阶级非常弱小，从成员构成上看，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工人阶级又何以成为领导阶级呢——在实证的意义上，连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存在争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产生出了阶级革命和阶级政治。在今天，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在中国，但并不存在与这一规模相应的阶级政治。

阶级和阶级政治是两个相关但必须区别处理的概念。现代中国的阶级政治，当然有自身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基础，但这个客观基础只能从一种普遍联系的视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论分析，不存在政治动员，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存在创造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工人阶级政治。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形成，没有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奋斗的运动，也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一个政治判断而非实证判断，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处境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在这里，“阶级”这一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实证主义分析，它主要来自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扩张——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无一例外地被组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内部，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领域都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每一个社会针对自身的不平等状态和统治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均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标，而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剥削正是阶级剥削的最终形式。这便是为什么现代中国尽管不存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在大规模的、常常是以农民、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工人阶级政治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这一政治的发生及其真实性并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加以否证。

工人阶级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阶级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不得不和农民问题发生关联，须将农民包括进来，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人民”这一政治范畴。第二，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被建构出的政治身份，体现了人民的普遍利益与未来。基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的分析，工人阶级也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从而其阶级代表性也包含了民族范畴。“领导”这一概念由此产生。现代政治变迁的逻辑不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构造而产生的，而是依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析而产生的，这一理论分析及其政治实践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主体。

后发展的政治 第7篇

一、“90后”大学生比较明显的性格特征,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时代感强烈, 接受新鲜事物较快。

作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之后的第二代独生子女, “90后”身上所具备的性格特质具有更加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一代人的出生背景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获得了经济发展初步成果的时代,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以从未有过的剧烈程度冲击着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90后”的生活环境中, 导致这一代人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新鲜事物。例如, “90后”大学生更加热衷于网络游戏, 与周围的人使用MSN、QQ交谈, 发表博客、微博来抒发和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此的成长方式, 造就了“90后”不同于“80后”的性格特质。而在学习生活中, “90后”则呈现出与人沟通的能力减弱, 团队意识弱化等明显特点。

2. 强调和放大个人意愿, 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作为中国第二代独生子女, “90后”被家人呵护的成长环境也造就了其对他人依赖性强的性格共性以及希望得到周围人关注和关心的心理特征。并且, 如果他们的个人意愿得不到及时诉求, 就会影响到学习生活以及与人相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 “90后”大学生更多的将对价值目标的追求与自身利益和发展联系起来[1]。如果其参加的活动与自身发展无关, 往往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因此, 与“80后”学生相比, “90后”更具有对自我意识的强化。

3. 具备创新和挑战精神, 但对事物的恒心不足。

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和成长轨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长于社会改革期的“90后”大学生, 身处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 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也达到社会发展的高峰期。由此, 也使得“90后”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对挑战的能力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升。“90后”大学生思想上独立开放, 行动上特立独行。他们很少对某种价值观盲目认同, 喜欢通过深度思考, 争论和碰撞再认同, 并结合实际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2]。而事物的两面性导致创新优势的背后, 呈现出“90后”大学生耐心不足, 做事缺乏恒心的缺点。而这也是导致“90后”大学生一系列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

“90后”学生所具备的这些特点, 是导致“90后问题”的根源所在, 更是大学高校“80后”辅导员所面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题。如何深入了解和体会“90后”大学生的性格特点, 从而在实际教育工作中因材施教, 更好地使用合适的方式方法, 使得高校思政工作的效果更佳显著, 也就成为高校思政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二、当前高校“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

中国现高校中, 基本是由“80后”辅导员和“90后”大学生组成。这种高校人员组成的搭配, 已经成为时代赋予高校的必然。目前, 高校“80后”辅导员和“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出现了性质类似、程度不同的各种问题。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教育方式忽视对学生成长轨迹和经历的了解和认知。

“80后”与“90后”是最接近的两代人, 但却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有着相对较多的共同语言, 但在性格特征方面也有着天壤之别。处于时代交汇点的“90后”, 面临着更强烈的文化反差, 从而也就具备了更多重的性格特质。而这也是目前大学教育中最容易忽视的教育视角, 即人们并没有从这一代人的出生年代入手, 切实体会“90后”人群的成长环境和氛围。在个人与社会接轨的过程中, 高校是提供其心理保障和锻炼的熔炉, 只有在教育过程中正视“90后”人, 才能开发适合新一代人的教育方式。因此, 采取不同于“80后”的教育管理模式, 创新沟通方法, 是当下高校思政工作的关键所在。

2. 学校统一管理模式下, 存在对学生多样性的忽视。

在高校统一管理模式下, 往往没有给学生留有自我发挥的空间和发展个性的机会。这就使得本身个性十足的“90后”学生潜意识里有了个性得不到发展和不被重视的心理郁结。学生能力高低不同, 对事物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别性。因此在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 要进一步发挥辅导员老师的主观能动性, 利用自身的成长经验和学习经历来教育“90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针对学习能力程度不同的学生, 采取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奖惩措施, 也是我们因材施教的主要途径之一。

三、对“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几点建议

1. 深入了解“90后”的成长环境, 切身理解学生的思维模式。

学会换位思考是人际交流和沟通的关键所在, 因此, 高校辅导员在面对全新的受教育群体的时候, 应该努力从“90后”学生的成长环境和受教育过程的背景入手, 获得第一手资料, 以便有利于经验的总结和教育引导的实施开展。针对“90后”这一特质, 高校辅导员应该勇于接受新鲜事物, 积极利用“90后”乐于接受的教育管理方式, 比如建立班级飞信群, 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 改变与受教育人群的交流模式, 从而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使学生敞开心扉, 与辅导员交流沟通。

2. 创新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新维度, 因人施教。

教育要因人而变, 如果一味坚持以往教育理念和方式不放手, 则不能够实现因人施教的基本教育原则。根据当下大学生的时代特征和人格特点, 发掘和使用有效于他们的思想教育方式, 更加能够实现教学相长的最好效果, 从而也实现更加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针对当今“90后”大学生自主性强, 喜欢“做主”的个性特点, 大学辅导员可以适当放手让学生自主管理班级、学生会, 赋予学生更多的权利会相当程度提高其自身的自觉性。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 更期待个体被尊重和重视的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召开“倾听班会”, 改变“老师说学生听”的基本教育管理模式, 最大程度上倾听学生的问题和建议。从而形成“老师信任学生, 学生积极配合”的良好教育管理模式。

3. 紧抓“90后”学生兴趣点, 组织卓有成效、形式多样的班级活动。

“90后”张扬自我, 非常乐意组织活动, 不放过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他们想法新颖, 思维活跃, 体现出人们通常观念中的“个性张扬、叛逆”等特点。但调查发现, “90后”大学生遇事并不喜欢与人合作, 他们过于表现自己, 团队合作精神较差[3]。“90后”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快, 利用形式多样的班级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从而在活动中体会班级的力量, 增加团队意识, 是提高“90后”大学生集体概念的良好途径。“80后”与“90后”的兴趣点接近, 在活动过程中, 管理者应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 相互促进, 取长补短。增加教育理念在学生心灵深处的感动和认知, 从而达到更加积极主动的教育模式。

综上, 高校“80后”管理“90后”已经成为中国高校教育管理的现状, “80后”具有更加接近“90后”的思维模式和成长轨迹, 可以更好的与“90后”进行沟通, 从而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优势所在。而在针对“90后”的教育管理中, 只有切实以他们的需求为目标, 能够对他们起到内在的激励和教育意义, 才能引起共鸣, 使学生向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邹苏“.90后”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分析[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1, (21) :105-107.

[2]吴平亮.谈“80后”辅导员对“90后”大学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1, (34) :291-292.

浅析90后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8篇

关键词：90后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加入WTO之后, 当今市场竞争更加复杂化、多元化, 加上发展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众多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 纷纷将企业转型, 工作重心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拓展、内部改革和行政事务上。企业将90后等新生代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划分给了人力资源部管理部门, 由部门的管理者们兼任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

一、90后员工所处的时代背景

90后生长在改革开放十几年后, 中国的国际地位已有所提升, 经济发展迎来了自90年代后的第二个高峰期, 拉开了“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的序幕。90后的物质条件更加优越, 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也有大大改善。90后所处的社会氛围更加开放, 国际交流的广度与频度在逐渐增加, 交互性、开放性的社会环境逐渐成型, 人们的思想内容日趋活跃, 思想空间也日益宽松, 社会发展的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特点也愈发地明显。

信息时代已然来临, 网络生活成为90后的主流生活。有关最新统计结果表明, 中国90后网民规模庞大, 占总体网民的比重也较大。网络影响着90后的学习、工作、生活等, 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二、90后员工的个性特点

90后员工主要以独生子女为主, 从小享受着爷爷奶奶的宠爱以及父母的呵护, 他们敢于表达、充满朝气, 且大部分接受过系统的、完善的高等教育, 具有学历高、文化素质高, 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比较快, 创新能力比较强的优势。在工作方面, 90后员工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上有更高的要求。他们自尊心强, 个性张扬, 拥有更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更宽广的国际视野, 在工作中也往往强调自我实现, 要求自我空间等。

90后员工身上普遍存在一些缺点, 比如: 在工作中依赖性强, 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差, 缺乏祖辈、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团队合作意识、责任感意识薄弱; 在工作过程中更容易产生疲劳和浮躁的心态, 对事物还存在片面化、表象化的理解, 处在不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阶段; 在工作中容易受不良文化和恶性竞争意识的影响, 容易迷失自我, 缺乏主人翁精神, 易跳槽, 对企业的忠诚度低等。

三、针对90后员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 提高观念认识, 正确引导思想教育

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 务必要重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 培养企业90后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引导90后员工重视提高个人素质、完善自我, 努力为企业的战略目标而去实现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 激发90后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由于90后员工个性鲜明, 拥有强烈的自主意识, 对自己的工作有不同的理解, 管理者应根据员工的具体情况给予恰当的引导。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引导过程中, 首先要了解清楚90后员工有哪些需求, 在满足90后员工一定需求的同时, 对90后员工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 帮助90后员工树立正确的利益价值观念, 解决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思想矛盾, 激励90后员工充满信心和干劲做好本职工作。

胡锦涛曾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为本, 不仅要教育人、鞭策人, 还要理解人、帮助人, 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谛。”90后员工鲜有工作经验, 又不愿意让自己受一点点委屈, 往往用跳槽来表达自己对企业或者管理者的不满。我们应该引导90后员工掌握科学、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提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这样终有一天, 90后员工会破茧成蝶, 担当起社会责任。

2. 坚持以心为本的人性化管理

当企业内部90后员工数量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 单纯的命令式管理、灌输式教育已经无法发挥大的作用, 管理、教育方法不当只会导致更多人才流失。“以心为本”是从国外学者提出的“以心为本的利他经济学”中简化而来的, 也被称为是管理学的第三次革命。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以心为本”可以换得“人心资产”。在90后员工看来, 无论外在的物质差距有多大, 内心都是平等的, 90后员工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老员工和管理者的尊重、信任, 只有在企业中被尊重、被信任, 他们才会把心交出来接受管理。管理者要善于把握90后员工的心, 从细微之处关心他们, 为他们着想, 激发其工作热情和内在动力。通过与90后员工的心灵互动, 从心的层面做一个理想的结合, 达到企业与90后员工共赢。

3. 营造和谐的整体沟通氛围

在一个企业里, 90后员工对自己所憎恶和讨厌的人通常是不会抱着合作的态度与其共事的。管理者要根据90后员工的需求导向调整自己的管理和教育方式, 启发式、赞扬式、互动式的教育方法和沟通风格容易使90后员工快乐地与自己共事。90后员工不希望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 喜欢自己主宰自己, 管理者应多肯定, 多赞扬, 大胆奖励。管理者还要善于倾听, 倾听是沟通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 学会倾听可以拉近与90后员工的距离, 让对方对你信服, 通过倾听, 可以知道对方的真实感受, 让对方真正接受你的意见。

恰当的关怀也可以留住许多用金钱、权力等留不住的员工, 90后员工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总觉得工作压力大,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要多关心90后员工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动机。当他们取得进步时, 要以各种形式一起分享喜悦, 使90后员工得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 有的放矢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当他们遭受挫折时, 要以平和的心态去开导、劝慰, 使90后员工得到支持和帮助, 有效地增强他们重整旗鼓的信心。

4. 培养 90 后员工的自我管理能力

很多管理者觉得90后的下属缺乏工作动力和责任心, 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90后员工缺乏自我管理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他们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工作。管理人员应该更多地帮助和引导90后员工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完全可以培养出来。比如可以让他们制定每天的工作计划, 并且自觉去执行这一计划, 在不需要监督的情况下很好地处理自己的本职工作。培养90后员工的团队责任意识时, 可以让每个人有机会管理团队, 可以每人一周, 也可以每人一天地轮流管理, 这样90后员工才可以站在团队整体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从而增强他们承担更大责任的意识和自信。可以组织90后员工参加自我管理的培训, 教会他们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时间, 如何制定务实的计划并遵守, 如何设定目标并极力去实现目标;可以将需要运用自我管理技能的任务交给90后员工去做, 管理人员应该给培训回来的90后员工准备好一项任务, 让他们及时运用所学到的东西, 尽快学会自我管理的技能。留意并认可90后员工在自我管理中的每一进步,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 管理者应该不吝啬自己的鼓励和赞美, 给予在自我管理上取得进步的90后员工施展自我管理的锻炼机会, 这样能激发整个90后群体对自我管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 建立属于 90 后员工的企业文化

在当前90后员工成为企业员工主流的情况下, 企业文化一定要针对90后员工进行定位, 打造适合90后员工的企业文化, 把90后员工纳入企业共同价值体系, 进而统一目标, 以促进90后员工与其他员工共事合作。对于这一方面, 企业文化的作用可能要比规章制度更为有效, 更为直接。因为企业文化是一种软性引导, 规章制度是一种硬性约束, 管理90后员工要“软硬兼施, 以软为主”, 因为90后员工很多时候怕“软”不怕“硬”。这样, 企业能最大限度地激发90后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能留住最优秀的90后员工。

参考文献

[1]方梦夷.做好90后新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研究[J].华章, 2014, (1) .

[2]李林涛.浅谈对新生代员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J].东方企业文化, 2012, (1) .

[3]邓书勤.青年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浅探[J].知识经济, 2011, (3) .

发挥高中政治课后思考与练习的作用 第9篇

一、思考与练习是教材知识的补充和延伸

课后思考与练习不同于一般练习题，作为整个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前面的课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这种特殊的位置，决定了它具有一些一般练习题所不具有的功能，像补充知识、澄清认识、提高觉悟、总结课文等，决定了它不能为一般练习题所取代。

1. 补充知识的功能。

在教材编写时，由于受编写体例、知识结构等的限制，有些知识点在课文中无法体现出来，而这些知识点对理解课文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编者就以课后思考与练习的表现提出来。如，高三政治常识第二课的课后思考与练习：“有人认为，在我国，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的领域有，有的领域没有。这种理解对吗?为什么?”此题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学生理解“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中的“一定范围”是什么样的范围。而关于这一知识点，教材中并没有涉及。此题不做，极易使学生产生错误的理解，就像题目所设计的，错误地以时间或空间来界定范围，而不能明确它是指大量的社会矛盾已不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这一正确含义。因此，这就不仅是一道练习题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能否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知识的问题。

2. 提高觉悟的功能。

一般练习题，大都从应试训练角度，侧重于巩固理解所学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功能十分欠缺。但课后思考与练习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高一课后思考与练习的“讨论题”，高三的“活动建议”题，都从所学的知识出发，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或现实问题。认真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积极开展相关的活动，就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的教育功能，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水平。

二、思考与练习缘何被冷落

课后思考与练习不为重视，大量课外练习题的冲击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但其自身存在的不足，则是其被冷落的重要原因。

1. 课后思考与练习滞后于教材内容的改革。

新编思想政治课教材的内容，大都遵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的原则，重视运用典型事件和生动事例说明最基本的道理，这不但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而且有利于教师组织教学，因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但与此极不协调的是，课后思考与练习却仍以老面孔出现，几十年一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思维模式，题型呆板、机械，缺乏新鲜感和吸引力。在教材改革中，课后思考与练习也是被遗忘的角落。因此，它被广大师生所遗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课后思考与练习的设计，忽视了中学生的特点。

中学生正处于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折时期，求新好奇，独立好胜，是他们的最大特点。而课后思考与练习，在形式上都是直问直答式的，在内容上都是对所学知识的简单重复，缺乏耐人寻味的新材料、新情境，缺乏迂回曲折的设问，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这种远离中学生的课后思考与练习，中学生敬而远之，也就不足为奇。

3. 课后思考与练习的题型，不能与高考题型相接轨。

在升学教育还是普通中学一项重要任务的情况下，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就不可否认。这就要求中学生平时的练习应与高考题型接轨。政治科高考经过几年改革，题型已基本稳定。在高考的五种基本题型中，单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辨析题，课后思考与练习还与之无缘。而其主要题型简答题和论述题，与高考题的简答题和论述题相比，更是相去甚远。高考题大都按照当时的重点和热点，设计新材料、新情景，综合考查学生的各种能力，而这正是直问直答式的课后思考与练习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课后思考与练习不可能像高考那样因时而变，但起码其在形式上应反映了高考的基本题型，在题目设计上缩短了与高考题的距离。

三、发挥课后思考与练习的作用

在教材改革没有到位之前，教师应从实际出发，挖掘现有课后思考与练习的潜力，扬长避短，改变传统的课后思考与练习题只在课后做的做法，应有意识地将其渗透到教学环节中。

1. 运用相关练习导入新课。

恰当地选择课后思考与练习导入新课，能够化平淡为神奇，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用高一经济常识第一课课后第3道思考题导课，问究竟哪一个茶杯的价值量大?对此，学生会有不同的猜测。教师应及时抓住时机，导入新课“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样效果会极佳。

2. 变思考练习为学习目标。

变课后思考与练习为读书目标，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读书，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发散思维，提高读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 穿插教学课堂提问。

用一些学生课后不愿做、形式比较平淡的“是什么”、“为什么”之类的基本问题作为课堂提问，发挥其设问明确、答案简单、难度不大的特点，有利于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及时、准确地把握所学知识。

4. 巧用练习作课堂结语。

浅谈中考政治命题改革后的教学策略 第10篇

一、转变教学观念, 更新教学方法

任何事物的转变都必须首先从思想认识即思想观念上开始, 只有在思想观念上对一个事物有了深刻的认识, 才会在行动上予以及时地践行。所以新的素质教育观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帅作用, 只有确立新的教育观念, 才能积极地摒弃旧的、传统的教学方法, 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 有的教师把思想政治课当成可有可无的副科, 认为思想政治课只需要给学生画一画重点, 然后要求学生背下来, 就可以考试得到高分。还有的教师认为授课过程好坏无所谓, 只要对学生抓紧一点, 就能出成绩。而在这些不正确观点的影响下, 学生也把思想政治课当成不重要的学科, 只把精力放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科目上。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已经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课的在中学阶段的教学地位, 对政治教学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为了适应新课改以后的教学形式, 教师教学观念要转变。政治教学要以人为本的同时, 还必须要强调政治课的真理性和意识形态性, 注重政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教育理念。新的教育理念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政治教学必须抛弃旧的教学观念, 教学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 而是为了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对社会、国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我国的国情和政治制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牢固树立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的观念。

广大政治教师已经在教学方法的创新上做出了积极地探索, 一些新的教学方式层出不穷。比如, 思想政治教学与社会新发生事件接轨, 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观点, 探讨新发生的事件中蕴含的道理, 而且形式上也非常新颖, 采用双方辩论的形式, 形式新颖活泼, 引人入胜, 趣味横生, 使枯燥的教学变成了生动活泼的辩论现场。使学生感觉政治课不再是唠唠叨叨的说教课, 而是充满趣味的新课堂。还有的教师把多媒体应用到教学当中, 例如刚刚开过的十八大, 教师们就利用电脑网络这一日渐普及的工具, 现场让学生观看实况, 看完之后, 结合教材内容进行大讨论, 学生情绪高涨, 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表达自己对十八大的认识。这样, 不但教师了解了十八大的信息, 学生也了解了相关情况, 大家都紧跟时代的脉搏, 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情怀。所以广大教师可以认真借鉴别人新进的, 已经取得较好教学效果的形式, 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 会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

二、引导学生改善学习方式, 强调自主学习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当前素质教育的形势下, 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的政治考试方式下, 学生必须要改变过去被动地机械训练、死记硬背、简单重复、一知半解的学习方式,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亲自实践、独立思考、合作探究, 从而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同时要改变单一记忆、接受、模仿的被动学习方式, 发展学生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例如, 在教学“环境问题”时, 就可以引导学生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一次考察, 并且写成调查报告, 分组讨论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原因, 并鼓励学生找出保护环境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不仅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而且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觉悟, 使他们真正做到以实际行动保护环境, 达到是学生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

又如, 对于当前所发生的犯罪分子残杀幼儿园儿童和教师的惨案, 就可以利用这个案例, 对学生会进行一次法制教育, 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 认识到依法治国, 保障安全的重要性。

三、突破学科本位意识, 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

传统政治教学往往仅局限于本学科, 这就严重限制了政治教学的宽泛性, 使学生的眼光变得短浅、窄小, 但是事实证明, 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 它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硬生生地把政治教学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 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 是一种错误的教学方式, 阻碍了政治教学的发展和进步。新课改要求打破这一局限, 强调学科之间的知识渗透, 以及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因此, 政治教师在抓好业务水平的同时, 应该广泛涉猎各科知识, 尤其是历史知识, 再讲政治理论时, 可以利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以增强说服力。

比如, 政治课的观点:一种新的制度代替一种旧的社会制度, 需要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要想使学生对这一观点有一个清楚地认识, 就可以利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变迁来说明。因为学生通过电影电视等渠道, 已经对我们新中国诞生的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甚至对一些历史事件都已经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 所以利用学生非常熟悉的历史事实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就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 使学生感到理论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说教, 而是有事实为依据, 有证据为支撑的事实。

不同学科教师之间互相交流, 也可以互相提高教学能力, 互相借鉴教学方法, 互通有无, 共同提高, 是教师提高个人业务水平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作为教师最基本的要求。

课改后的政治课堂教学探究 第11篇

关键词:课改新课程探究

中图分类号:G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6(a)-0156-01

高中新课程已实施一年多了,实施的情况怎么样？教师在这一年中有何变化？取得了哪些有益的经验,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困惑有待解决？现结合我校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实践,提出一些探讨性意见和建议,与老师们共勉。

1 课改后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变化

1.1 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新课改,课堂呈现方式多样化

广大教师热情很高,积极投身新课改,初步树立了新的教学理念。能依据新课标来设定教学目标,根据教学需要来整合自己的教学内容,对新教材中的“情景导入”、“专家点评”、“相关链接”、“综合探究”等内容能灵活运用,初步体现了“用教材教”的新理念。能根据教学需要积极查阅相关资料,能积极探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呈现方式逐渐走向多样化。

1.2 教师转变了角色,学会了教学反思

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教师扮演的角色不再像过去那样填鸭式地撑起学生的精神之“胃”,而是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合作者和交流者。教师把自己融入到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和学生“打成一片”。每节课后,大多老师都能够进行积极的反思:“这一节课哪些方面讲到位了？哪些地方还不到位？应该怎么上才能符合新课改的理念？课堂结构应怎样调整会更好？”经过教学反思,教学思路更加清晰,各个环节的设置更加合理,对问题的处理更加到位。

1.3 教师提高了驾驭课堂的能力,提高了课堂的有效性

实施新课程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而有效的课堂教学、活泼有序的课堂秩序,则需要教师的宏观调控。老师们更加关注学生的表现,同时充分发挥过程性评价的作用,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对于学生的疑问,老师们大多不再急于给出答案,往往是把问题重新又抛给学生,组织学生来探究。对于学生在课堂上有突出表现时,老师们总是及时表扬,及时鼓励。即使是后进生,哪怕他们有一点进步,老师们都会用欣赏的话语予以肯定。

1.4 学生参与热情高,学习能力增强

在新课改中,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其中,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初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正在逐渐养成,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得比较好,课堂学习结构已明显发生变化,学习能力得以提高。学生既学到了知识,锻炼了技能,又培养了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较好地实现新课程要求的教育教学目标。

2 课改后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负担过重

进入新课改以后,许多教师感到精力不足。这除了一些教师的个人原因以外,还有新课程理念、新教材、新课堂以及现代教育技术方面的原因。由于新课程与旧课程相比,在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上有很大不同,需要教师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生从单一的接受式学习向探究式学习转变;需要教师在关注教学结果的同时,关注教学过程及学生的学习过程;再加上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教学课件的制作量逐渐加大,教法、教材又不甚熟悉,这些因素确实使教师的教学工作变得节奏快、强度大,压力重。

2.2 课时不足,教学条件制约

在36课时内完成一个模块的教学任务,老师们普遍感到困难比较大。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虽然现在的一框内容与以往差不多,但新教材中的一框内容内涵更加丰富,需要补充和延伸的知识多,况且还要倡导学生学法由接受式向自主、合作、探究转变;二是一些老师受旧教材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拓宽教学内容,挖掘教材过深、过多;三是我校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而且大多住校,学生缺乏从报刊、杂志、电视尤其是网络上查找资料的条件,导致探究活动效果不好而且时间拉长。这样一来,一框内容往往在一课时内不容易完成。课时不足已经成为我校新课改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2.3 学生对新课改的适应性不强,学习效果不尽人意

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普遍感觉压力大,学习时间紧。习惯了传统教学的学生,对新的教法所要求的新学法不能完全適应,上课精力投入多,课后检测效果却不好。模块学习“匆匆而过”,学完一个模块,丢掉一个模块,学习如同“猴子掰玉米”,没有系统复习整个模块基本知识的时间,总感觉没有学下多少东西。一学年下来,整体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

3 今后课改下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的几点探究

高中政治这门学科,在新课程标准下和时代性的要求下,它的内涵性已经延伸,从目前的高考形势和课程要求看,它更加侧重于能力的延伸和培养。它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这世界,从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决在个人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因此,高中政治教学方法的探索显得有为的迫切。

3.1 依据高中政治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来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

不同单元、不同课时的内容与要求往往具有不一致性,这就要求教学方法的选择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比如,必修四的哲学内容,不同的框题课时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就必须用心体会教材,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这也是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备课的重点之一,切忌“一刀切”,不然就陷入“大锅饭”当中,难以将沉闷的政治课程灵动起来,也难将政治课的魅力表达出来吸引学生。

3.2 必须依据学生的实际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人具有差异性,不同的班级也会具有差异性,对这个差异性的把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使用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这时候就必须灵活贯彻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说,有的班级比较沉闷,有的班级比较活泼,有的班级学习程度比较快,有的班级学习程度比较慢,这时候对教学方法的运用就不能“一刀切”,比如对学习程度较慢的班级就可以采取演讲法为主的教学方法,尽量让他们明白课本的基本原理为主,同时采取复习测验式,强化课堂效果。对于程度较快的班级则可以采取问题探究法或讨论法等等,则可以达到在掌握课本基础知识的几基础上强化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较活泼的班级则可以采取表演法,可以将课堂气氛调至高潮;对于较沉闷的班级也可以采取提问式或问题式,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总之,内容是一定的,形式是多样的,但是必须选择合理科学。

3.3 政治教师还必须选择与自己合适的教学方法

每个政治老师都有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有性格、能力、特长、气质、口才等等,同样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师去运用就有不同的效果。但是不管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的同时,都同样具有缺陷,这时候作为教师就应该首先认清自我,了解自我,把握自我,在选择教学方法的时候扬长避短,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这是上好高中政治课的关键的一步。

后发展的政治 第12篇

一、“90后”职专生的自身特点

一个时代的青少年有一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90后”的职专生具有以下特点:

1. 自信独立与自卑脆弱并存。

“90后”职专生对自我、对人生表现出很大的自信, 这一点要超过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对未来生活信心十足。在面对问题或选择时, 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独立。他们追求独立、自由, 渴望有成人感, 甚至故意装成熟装老成。但事实是, 表面上的成熟掩饰不了他们内心的幼稚。由于从小生活在相对安逸的成长环境中, 习惯了多个家长围着转, 家人帮忙打理好一切的生活, 较好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条件使得他们的成长道路大多较为平坦和顺利, 几乎没有直面挫折和失败的经历。因此, 大部分“90后”职专生抗挫折能力不足, 在面对困难时就更可能引发各种心理问题。很大一部分职校学生在小学、初中时就属于自控能力差, 贪玩爱闹的后进生。为此, 他们饱受老师的批评、同学的白眼、家长的呵斥, 他们身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自卑心理, 总觉得自己在家长、老师及老同学面前低人一等。他们认为进职业中专是成绩差的学生在万般无奈中的选择。因而进入职校后, 上进心不强, 求知欲降低, 得过且过混日子, 甚至自暴自弃。

2. 强接受力与弱辨别力并存。

全球化发展和网络的使用使职专生可以更便利、更自由地接触世界范围内的各类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也使这一代职专生在知识信息占有和视野方面具有空前的优势。由此, 这一代职专生具有更为活跃的思维, 并始终保持与时俱进, 易于接受社会上的新事物、新观点, 成为全社会的一股先锋力量。他们热衷于标新立异的文字或者装扮, 他们使用“火星文”, 喜欢穿奇装异服, 迷恋网络游戏等等。许多职校生思想意识淡薄, 行为习惯上自控能力差, 是非观念不强, 往往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由于攀比、盲从心理作祟, 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同学, 也学着赶时髦、比阔气, 耗费了大量精力。同学间发生矛盾, 产生纠纷, 常应同学之邀, 讲朋友意气, 而大打出手。

3. 外表热情与感情冷漠并存。

“90后”职专生不但对自身的尊严和权利意识有更高的诉求, 而且有很明显的契约观念。同时, 信息资源的丰富也使新一代职专生可以接触到更多政治文化制度知识, 使其普遍具有民主自由意识及维权意识。他们有的热情参与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 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职专学生的家长文化水平不高, 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 学生自然就缺乏较好的家庭育人环境。而且许多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 或简单粗暴, 动辄打骂;或疏于管理, 放任自流。还有很多学生来自单亲家庭。由于父爱或母爱的缺失, 他们如同一艘艘失去方向的航船, 在生活的激流中盲目地行进, 找不到自己的目的地。因此, 他们也时常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种种不良的家庭教育, 造成孩子撒谎、逃避、退缩、极端、玩世不恭等心理特征, 久而久之, 他们会戴着有色眼镜看社会、看人生, 无视老师的批评教育, 软硬不吃, 感情冷漠。

4. 功利化与缺少信仰和理想同时存在。

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存在的功利主义倾向, 使这一代职专生普遍存在功利主义的观念, 认为只要是有用的都是好的, 只要是社会现实需要的都是对的。但这种观念往往造成许多职专生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和自我的利益, 忽略个人道德修养的培养, 忽视人文素质的个性培养, 成为“有用无德”的“劣材”, 并导致很多职专生的精神常常处于匮乏状态, 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模糊, 无远大的理想与追求, 共产主义信仰更加淡漠。一些社会现实使他们只关注具体的事情, 而非抽象的哲学, 最终致使他们更关注工具理性, 而不是信仰层面的东西。

二、“90后”职专生特点的影响因素

“90后”职专生具有前所未有的行为特点、思维形式, 个性张扬、叛逆, 同时也有着“90前”没有的大方乐观、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前的消费观念、更加多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特点的形成与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连的。

1. 社会因素。

“90后”现象是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1990年后的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平稳发展的阶段, 即“黄金发展期”。“黄金发展期”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物质丰厚、条件优越, 有利于职专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但是, 由于在物质生活方面极大丰富, 易导致从小生活于这一环境下的“90”群体享受发展的成果而在生活中缺乏艰苦奋斗的行动。

2. 家庭因素。

在90后职专生的家庭里, 祖辈往往经受了战乱与磨难, 父辈历经奋斗与改变。两代人在分别体验生死与苦乐后, 不希望新生代承受任何的悲苦, 希望为新生代提供最优越的物质环境, 这就造成了大多数90后职专生几乎没有经历过贫苦生活的磨砺, 导致其缺少艰苦奋斗的毅力和居安思危的责任感。并且“90”后职专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衣食无忧, 呵护备至, 甚至于被娇惯、溺爱, 使得这个群体以个人和个性作为追求和推崇的目标, 自我意识很强, 张扬自我个性, 极力表现与众不同。同时也使他们依赖性强、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缺乏受挫能力的锻炼。

3. 网络因素。

由于网络的普及, “90后”职专生很小就开始接触网络, 从小练就了获取资讯的本领, 在网络中吸取了丰富的知识与信息。而另一方面, 由于网络所承载的信息良莠不齐, 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 甚至消极的、不健康的或反动的思想观点随时出现, 各种势力在网络领域的争斗也日趋激烈, 增加了职专生辨别真伪、善恶等的难度, 无疑对职专生的思想观点和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同时网络的虚拟特性容易使学生丧失现实感, 混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逃避现实, 从而丧失目标、迷失方向。

三、“90后”职专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思考

心理学认为:“自尊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标志, 他不但表现对个人的自我尊重, 而且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权利和人格。自尊心可以成为个人克服困难和自身努力的行为动机。”美国教育家艾玛逊也说:“教育的秘诀在于尊重学生。”渴望关爱, 希望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尊重, 是职校学生的鲜明特点。面对这群特征鲜明的特殊教育对象, 职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育人功能, 就需要充分掌握职专生的思想行为特点,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有针对性地辩证地对他们施加积极影响, 促使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 弥补自己的不足。

1. 尊重学生个性, 调动“90后”职专生的主动性。

在班级管理中, 可以让学生通过竞争上岗产生班委会、团支部, 再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就职。之后还可以进行几个回合的轮岗锻炼, 让每个学生都有充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帮助者和被帮助者等不同角色的体验。在教育教学中, 通过开展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 如学校班级篮球联赛、辩论比赛、专业技能达标、主题班会等活动,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做活动的主体, 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让学生在活动中培养自己的爱心、责任心;学会竞争, 学会合作, 学会宽容, 学会理解。

2. 注重人文关怀, 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与模式。

“90后”职专生心理比较脆弱, 遇事很难自我调节, 又不愿与同学交流, 因此建立完善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十分必要。这要求教师在平时工作中要善于观察, 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并与之谈心, 采用适当的方法与学生以心交心, 进行情感交流, 发现病因对症下药, 必要时给学生一些心理疏导, 帮助学生尽快达到心理和谐。与此同时, 改变传统“灌输”的方法, 在工作方法上实现多样化, 工作方式上不断创新。在开展显性教育的同时, 注重对学生的隐性教育, 由单一灌输向双向交流过渡。

3. 引导确立目标, 实现宏观目标与人自身需要的结合。

要让学生明确职专的培养目标及他们自身的优势。要学生明确:只要认真学习就会学有所得, 一样可以圆大学梦, 一样可以在职场中站稳脚跟。可以组织学生到高校或企业实地参观, 也可以邀请在大学深造或走上工作岗位的优秀历届毕业生, 到班上介绍他们在职专学习的体会, 或参加工作的感受;并通过答疑的形式, 设法消除学生心理上的阴影。

4. 加强挫折教育, 强化“90后”职专生的自律意识和抗挫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