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范文

后人口红利范文（精选11篇）

后人口红利 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 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近几年我国劳动力短缺现象变得十分突出。据初步预测, 一线工人工资在三四年内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而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的时代, 只是流向发生了变化。2005年, 70.3%的劳动力分布在沿海地区, 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2009年以来, 随着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 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吸引了我国劳动力总数的17.0%及20.3%, 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劳动力占比则减少至62.5%。

据联合国测算, 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加上内需的迅速扩大, 服务业的加速发展, 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将于2014年左右出现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 劳动力需求将达到8.37亿人, 可供应为8.19亿人, 就业市场净短缺将达到1760万人。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概述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理论, 劳工市场由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构成。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 生产效率较高, 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很多人都耕种同一块地, 生产率低、收入低, 没有失业, 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 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 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 城市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 大量增加人力资源, 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 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 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显现, 往往是所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如图1所示, 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 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 随着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即刘易斯拐点。

三、后人口红利时代对开展职业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劳动力短缺一方面造成了薪酬水平的提高, 而薪酬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要求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高的专业技术水平, 并且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 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劳动力因为和企业实际脱节而无法获得理想工作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旧的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低廉 (技能低、综合素质低) 的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劳动力时代的到来依靠技术进步和高素质人力资本。同样, 将目前如此多的初级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中高级劳动力, 使其拥有真正的谋生和发展的技能, 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更是责无旁贷。在此意义上, 刘易斯拐点对于职业教育是挑战,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是政府和企业必然会增加投入去发展地方的职业教育, 因为职业教育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职业教育需要扩大规模, 新时代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 每个从业者要不断的接受职业教育。三是经济的转型对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才的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提高人才质量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四是高科技时代, 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涌现, 职业教育需要和产业实际相结合, 这种密切跟踪全球新技术新趋势的培训需要由职业教育来完成。

四、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的主要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在后人口红利时代, 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 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 (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与父兄相比, 他们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 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他们仍然是低端市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使其从提供简单劳动为主向具备技能高、素质好的现代产业大军转变, 尽快成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合格的生力军, 简单的技能培训难担重任, 中职教育也难以胜任, 本科教育偏重理论, 惟有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的高职教育方能担此大任。新生代农民工的必然归宿是市民化, 这也是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五、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改革目标培训教育、学历教育和引导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转型, 最有效途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培训教育应该是高职教育的“重头戏”, 但这种培训与企业、社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培训不同:除适岗性的、短期的生存式培训之外, 更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式培训, 即注重素质能力提高和培训效果运用的“能力本位”的现代培训。为此, 应通过科学、合理的培训流程设计, 构建全方位、动态性、个性化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式, 并由此制定分类、分层实施方案。要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到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企业和社区调研, 遴选具有代表性的班次和培训学员展开个案调查等方式, 重点了解和关注他们在认知能力、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及时了解他们所在企业和行业的培训需求状况, 进行过程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调控和前瞻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预判, 从而建立“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的有效衔接机制和动态监控机制;要充分考虑他们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和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性, 分别实施外出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转移培训。

学历教育是既区别于各类培训组织, 又不同于本科高校的具有特色或优势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已从初中学历升级为高中学历, 但这远未与其职业期望和价值追求相匹配而本是“草根”的高职教育所提供的大专学历正是他们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现实的门槛或目标。

引导教育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因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更低。新生代农民工被称之为是“无根的一代”既未被城市接纳, 又对农村很淡薄, 有更多的改变现状的渴望、定居城市的渴求和维护正当权益的诉求。而当正常的、应有的渠道被阻塞, 这些渴望、渴求和诉求就会造成心理失衡。对此, 高职教育绝不能漠然以对, 必须把引导教育置于与培训教育和学历教育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作为独立的任务而付诸行动。要根据农民工自身特点和市场、社会实际需求,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心理引导和调适;要加强他们对“新市民”角色适应的引导, 引导他们通过“角色的期望角色的领悟角色的选择与归属角色的实践角色的确认”的渐次演化, 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一新市民”的角色转换;要创设各种活动, 增进他们与城市原住民 (老市民) 的接触与交流, 促进彼此的心理交合;要帮助他们搞好自我调适, 舒缓心理压力, 提高抗压能力, 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陈方.“民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N].光明日报, 2010-02—26 (5) .

[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大学报 (哲社版) , 2004 (3) .

后人口红利 第2篇

作者：何练麻彦春

人口学刊 03期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01-0015-11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5.01.002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通常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对应地，由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的增量经济价值，即为“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重要又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原因是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测算至今缺乏一种有效的量化分析方法，以致与之紧密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也悬而未决。例如，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代?中国是否有效把握住人口机会窗口期而获得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预计在什么时候关闭?蔡P指出，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工资普遍上涨等现象的出现，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1]但这些重要观点由于缺乏人口红利这一直接证据，导致学者们对类似现象的判断产生巨大分歧。可见，解决人口红利测算方法的问题，对于合理解释由人口引起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测算人口红利的难点之一是参照系的选择。原因是，缺少参照系的人口红利模型通常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但过于理论化的参照系又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测算结果失去参考价值。作为测算人口红利的基础，本文建立的潜在人口红利测算模型首先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参照系问题，即既符合现实又可作参照标准的相对静止人口。为此重点研究了相对静止人口的若干特征，并与静止人口进行了比较。其次，在确立相对静止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参照系的基础上，建立潜在人口红利的测算公式，能够估算由人口年龄结构或人均产出变动或二者同时变动而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最后利用算式对相对静止人口样本国家进行相互印证。

二、文献研究

如上文所述，参照系的选择对于测算人口红利至关重要。本文提出相对静止人口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确立一个既有可比度又贴近现实的参照系。如果按照有无参照系划分，关于人口红利的文献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的人口红利研究;另一类则是通过其他经济指标间接研究人口红利。总的来说，无论是否引入参照系，都能得到一些受启发的重要结论，但同时也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1.以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的人口红利研究

以往测算人口红利的算法主要采用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人口红利。首先，选择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是基于稳定人口理论。稳定人口是总人数每年按固定比例增加(或减少)的人口。查瑞传指出，在一个不存在对外迁移的封闭人口中，形成稳定人口的必要条件有三个：各年龄死亡率长期固定不变，每年出生率也固定不变，而且新生婴儿中的男女比例固定不变，长期发展下去便形成稳定人口。[2]其次，稳定人口分为三种情况：自然增长率为固定正值从而总人口单调递增、自然增长率为固定负值从而总人口单调递减以及自然增长率为零从而总人口保持不变。[3]当自然增长率为零时，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相抵，稳定人口就演变成静止人口。[2]再次，将静止人口锁定为参照系，可以测算出理论人口红利。但这种方法会存在以下问题：

(1)静止人口考察的是理论人口红利。静止人口是经过数学模型推算出来的一种理想状态，因而利用静止人口测算出来的人口红利仅仅是理论人口红利。这个理论值在实际经济分析中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在现实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实现静止人口这种状态，也就意味着，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存在理论人口红利。那么，在这个测算出来的理论值当中，理论部分与现实部分之间的差距是多少，是难以把握的。

(2)静止人口的选择缺乏依据。由于静止人口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在一些横向比较的文献当中，就会碰到静止人口的选择问题，即选择哪个国家或什么样的生命表人口近似看作静止人口。陈友华将抚养比低于或高于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视作“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期。关于静止人口的确定，他选择表征世界平均水平的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参照系，进而比较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情况。[4]但为什么确定5%这一指标，为什么选择瑞典而非其他国家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关于参照系本身的研究，目前仅有少数文献做过探讨。

由于参照系的确存在较大分歧，大部分学者选择另辟蹊径，在参照系缺失的背景下，对人口红利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2.无参照系的人口红利间接效应研究

放弃参照系意味着不考察人口红利并假设人口红利存在。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多数学者将目光集中在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即选择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入手，通过有关经济变量的变化解释人口红利。例如比较经典的是，Bloom等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其生产性较强，储蓄率也较高，形成人口红利。[5]他们尝试以此揭示“东亚奇迹”之谜，虽然其实证分析没有获得多大的支持，但为人口红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利用实证分析验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变量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尹银和周俊山就尝试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结合多省份动态面板数据，证明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6]在这类文献研究当中，经常出现两个严重的错误：

(1)将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的抚养负担相对较轻，从而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7]但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正如刘元春等强调的，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人口机会窗口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8]如果仅凭实际人口结构与静止人口的比较结果，就武断地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代，是完全错误的。

(2)将潜在人口红利等同于人口红利。在大多数测算人口红利的算法中，有学者采用理论抚养比，即15～6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考察人口红利。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测算出来的仅仅是潜在人口红利。正如穆光宗指出，测算人口红利的指标应该是实际抚养比，即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9]只有考察了一个国家在人口机会窗口时期是否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做出其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判断。

有关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国内外学者做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但多数文献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仍然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严谨的测算结果。由于缺乏建立在参照系基础上的严谨的推导和充分的证据支持，所以这类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往往也存在较大分歧。

3.无参照系的人口红利间接效应研究――人口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凸显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人口红利测算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人口质量。不少文献指出，人口老龄化之后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带来的。例如，Lee和Mason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使得消费支出逐步减少，另一方面使得储蓄率增加，从而转化为社会财富。同时劳动人口的减少使得人均资本得以提高，进入第二次人口红利期。[10]蔡P进一步指出，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手段是延长退休年龄，但需要保证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充足的劳动力需求。这就要求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维持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促进中国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顺利过渡到第二次人口红利。[11]梁颖和陈佳鹏指出，日本的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人力资本的极大提高为日本经济的低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12]

因此，这类文献给出了一个重要启示：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对人口红利产生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不仅受到反映数量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反映质量的人均产出的影响。因此，人口红利公式必须包含上述两个方面。

4.纯粹抽象的人口红利模型研究

这类研究既撇开参照系，又抛弃人口数据，尝试通过构建复杂且抽象的人口红利模型得出一些结论。笔者认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再完美的数学证明也必须经过实证的检验。另一方面，任何企图将所有经济因素都纳入考察范围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一个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大多只会带来不稳定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合理的假设、简约的论证及数据的验证是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关键。

综上所述，部分缺少参照系的文献虽然得到一些重要结论，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而受到质疑，包括人口红利这一前提。为了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引入参照系是必需的，但这一参照系需要重新确立，以克服静止人口因过于理论化而失去实际参考价值的缺陷。与此同时，一个合理的人口红利算法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结合人口数据基本面，二是包含反映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因素。

三、研究方法

学术界寻找参照系的探索并没有停止。首先，从世界人口发展历程看来，不难发现，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总人口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变化并不大，其特征比较接近于自然增长率为零的稳定人口状态，可谓处于一种“相对静止人口”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筛选出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

其次，相对静止人口能否取代静止人口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参照系，还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比较二者在出生率、死亡率及男女比例等有关特性方面的趋同性，从而判断二者的相互替代性;另一方面，在上述条件满足的前提下，重点考察相对静止人口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从而为研究潜在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再次，建立潜在人口红利模型。该模型以相对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综合考察人口数量和质量变化两方面，进而测算潜在人口红利。

最后，利用该模型算法，逆向考察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一方面需要验证相对静止人口的特性，另一方面则需要证明其潜在人口红利很小。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源自世界银行集团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选取总人口、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女性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覆盖范围包括251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最长达到52年。

四、相对静止人口及其特性

1.相对静止人口判断指标――总人口变异系数

倘若一个国家总人口在较长时期内的变动相对较小，那么我们认为其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我们通过考察1960～251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的变异系数，从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样本。考察变异系数的公式如下：

其中，N为样本数量;为第i个样本值;μ为总体样本平均值;σ为总体样本标准差;cν为变异系数。计算结果显示，在扣除无相关数据后的24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0个样本(约占总体样本数量的4%)的变异系数小于5%，表明这些样本国家各年度的总人口与其总人口平均值之间的距离(差异)的整体平均值，在总人口平均值中所占的比例均不到5%，反映了1960～20，各年份总人口数据的离散程度很小。也就是说，这10个国家总人口的变化幅度是很小的，总人口数量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变异系数小于10%的国家和地区有43个，约占总体样本数量的17%(见表1)。

我们认为，这43个国家和地区比较接近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下面以这些样本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相对静止人口与性别结构、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

2.相对静止人口与性别结构

女性人口比重是人口增长趋势的重要先行性指标之一。当一个国家人口趋于静止时，其男女比例也将趋于稳定不变。不仅如此，女性人口更替数量趋于固定不变，出生女婴人数等于死亡女性人数，从而保证总人口更替比例不变。这一结论得到上述43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的印证。扣除无相关数据的国家和地区，38个样本女性人口比重的变异系数非常小，整体均值只有0.81，表明接近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各样本，52年来女性人口比重的变化甚微(见表2)。

然而，女性人口的比重却不能揭示人口变动的趋势。38个样本女性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51.72%，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51.37，52.08)。在所有208个样本当中，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有26个样本，其中只有13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同理，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9个国家，其女性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51.55%，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51.14，51.96)。而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31个样本中，只有5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只有16个小于10%。不仅如此，208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与其女性人口比重均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3，表明二者的线性相关性较小(见图1)。

图1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女性人口比重均值散点图

可见，女性人口比重相对稳定仅是总人口相对静止的必要条件。当一个国家总人口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其女性人口比重相对稳定。但倘若后者变化很小时，却不能保证该国家总人口变化不大。

3.相对静止人口与自然增长率

按照稳定人口理论，当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保持静止时，其自然增长率为零。如此类推，若总人口保持相对静止时，其自然增长率接近为零。通过考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推论成立。

38个样本1980～自然增长率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2.66‰，除个别国家外，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9个国家，其自然增长率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仅有1.94‰。

但值得说明的几点是：第一，自然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变化较大，原因可能是正负相抵而使平均值接近零，导致各年份自然增长率与平均值之间的差异较大。第二，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均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粗出生率较高的原因可能是二战后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给人类的繁育生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粗死亡率也较高可能是资源和自然承载能力短期内的相对不足导致的。但除个别国家外，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均比较接近，这与通常认为的“当生育水平处于死亡水平时，人口稳定下来保持不变”[3]相吻合。第三，粗出生率的变动相对较大而粗死亡率的变动则相对较小。粗出生率变动较大可能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影响到生养育成本，导致粗出生率变化较大，从而使自然增长率也起伏较大。而变动较小的粗死亡率，尤其是变异系数小于5%，可看作是基本服从人口更替的自然规律。

反过来，自然增长率的低速增长能否保证人口的相对稳定?答案是肯定的。在自然增长率均值小于5‰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样本有31个，占比79.49%。与此同时，考察211个国家和地区自然增长率均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之间的相关性后发现，其相关系数为0.89，表明二者之间以较高的概率存在线性关系。经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0，反映整体模型显著，表明总人口变异系数(TP.cν)与自然增长率均值(NG.μ)之间存在较强的同方向变动关系(见图2)。

图2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自然增长率均值线性关系图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相对静止人口与低速自然增长率互为充要条件。一个自然增长率保持接近于零的国家，其总人口更容易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状态。

4.相对静止人口与年龄结构

出生率、死亡率、新生婴儿性别比例均固定不变所形成的稳定人口，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各年龄人口都在以相同的比率增加、减少或不变，因而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保持不变。于是，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当人口保持相对静止时，各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也应变化不大，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根据国际惯例，我们选取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考察对象，研究各样本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见表3)。

观察表3发现，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31个国家和地区样本，其15～64岁年龄段人口占比的变异系数也很小(表3第四、八列)，变异系数的整体平均值为2.43%。其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样本，其变异系数的整体平均值只有2.25%。这证明上述推断成立。

另一方面，31个样本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52年均值(表3第三、七列)的整体平均值为65.96%，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52，66.40)。在有统计数据的101个样本中，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有11个样本，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有9个。同理，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国家，其整体平均值为66.04%，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28，66.79)。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17个样本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有5个，小于10%的有12个。

进一步，我们集中考察这101个样本，其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之间以较高的概率存在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0.94，表明二者呈反方向变动的关系。经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8，反映整体模型显著，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AS.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TP.cν)之间存在较强的反方向变动关系(见图3)。

图3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线性关系图

综上可得：相对静止人口与相对稳定年龄结构互为充要条件。一个总人口保持相对静止的国家，其年龄结构也相对稳定。同时，值得强调的是，15～64岁年龄段通常被视为适龄劳动年龄段，是区分抚养人口和劳动人口的重要指标。通过考察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可以为进一步考察潜在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五、潜在人口红利

如上文所述，潜在人口红利形成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在非静止人口状态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引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使得潜在经济产出增加，形成潜在人口红利。

首先，确立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经过上面分析，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国家样本，其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66.04%，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28，66.79)。在这一区间内的年龄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又因为相对稳定人口年龄结构与相对静止人口互为充要条件，所以我们将这一整体平均值及其置信区间界定为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任一国家和地区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判断劳动力资源的禀赋程度。

其次，影响潜在人口红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均经济产出。随着教育等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人口素质得到逐步提高，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也在不断增加，使得衡量人均经济产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因此，即便同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有着相同的人口机会①，其测算出来的潜在人口红利也不相等。

归纳起来，一个国家某一年份的潜在人口红利的公式可表示为：

潜在人口红利=(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总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

其中，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用15～64岁年龄段人口实际比重表示。

六、算法检验

根据公式(6)，我们逆向考察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结合上文分析，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也应该很小。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潜在人口红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加以判断(见表4)：

表4反映的是1990～年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2%(表4第二、六列)的13个国家，其相对静止人口的置信区间上限65.28和下限66.79，分别对应的潜在人口红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4第三、四、七、八列)。比重越小，说明潜在人口红利也越小。不难发现，13个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都很小。相反，总人口变异系数大于10%的89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潜在人口红利或负债，以置信区间上限(α.UP.μ%)有关数据为例(见图4)。

图4 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2%和大于10%的国家和地区潜在人口红利比较

值得指出的是，部分总人口波动较大的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却很少。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察期内，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从潜在人口负债向潜在人口红利转变的阶段，因此正负相抵后所得到的比重均值便较小(见图5)。

图5 总人口变异系数大于10%的4个国家潜在人口红利变化图

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相对较小。

七、总结

利用变异系数确定的相对静止人口，其特性与静止人口具有高度相似性，包括了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性别结构相对固定、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且趋于一个合理的水平，等等。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对静止人口代替静止人口测算潜在人口红利是可行的。测算结果显示，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和地区，其潜在人口红利也很小。这进一步证明，相对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是有效的，可以衡量非稳定人口国家和地区的潜在人口红利，尤其是测算中国的潜在人口红利。借此参照系，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的贡献。

通过测算潜在人口红利，能够为进一步研究人口红利打下基础。潜在人口红利是人口红利的最大值，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就业。我们可以引入有效反映就业状况的相关指标，进而从潜在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口红利的研究。与此同时，通过测算潜在人口红利，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既不会否定其存在，也不会过分夸大其作用。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的确会引起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充足和抚养压力的减轻，潜在人口红利的增加有助于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测算这种直接效应对我们研究间接效应有重要指导作用。无论人口机会窗口怎样有利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从而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都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是，间接效应不会超过直接效应，否则人口超生的激励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研究人口机会窗口对投资、消费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不能过分夸大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

[收稿日期]-06-27

注释：

①人口机会指用相对静止人口作参照系计算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与实际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之间形成的差额。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台湾出版 第3篇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指的是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随的经济成长效应。然而，人口红利的真正意义不仅仅代表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一国人口的结构直接决定着该国人民的消费、投资和储蓄模式，影响着商品的价格，进而改变国家的经济格局。当然，作为文化产业中重要一环的出版业，也与人口结构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最近几年，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向亚洲蔓延。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显现，预计泰国、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将在2021～2030年出现相同情况。人口结构的改变意味着以人口作为基数的出版行业在未来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在阅读媒介急剧变化和出版分众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把握读者的需求，已经成为出版界的第一要务。

相对于人口庞大的大陆和移民资源丰富的港澳，台湾地区更早地显现出人口结构变化问题。受二战后婴儿潮以及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台湾的人口在1958年突破了1000万。于是台湾有关部门从1968年起推行“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鼓励晚婚少育，用多种手段调节人口结构，成功缓解了人口增长压力。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的人口净繁殖率降至人口退还率之下，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渐渐呈现，台湾的家庭计划随之调整为提倡“适龄结婚、适量养育”，以期减缓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发展速度。在此期间，台湾地区的出版业也同样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台湾地区人口发展速度开始呈现明显放缓趋势，继而向人口负增长阶段过渡，此为本文中所界定的“后人口红利时代”。

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童书市场

童书出版向来是台湾地区出版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台湾地区的儿童阅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根据台东大学林文宝教授在《台湾儿童阅读的历程》中的分析认为，台湾的儿童阅读发展首先是民间意识的觉醒，从1982年有台湾学者提出“书香社会”的口号，开始在社区推广家庭阅读 ，台湾的儿童阅读运动正式开展起来。到1987年第一家社区读书会——“袋鼠妈妈读书会”的成立和1990年“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的设立，台湾全岛开始推行“故事妈妈”的模式，如今已有上千个故事妈妈协会。其次，公家机构（行政、学术、文教机构）的介入也进一步推进儿童阅读的发展。从1996年的“书香满宝岛”到2000年的“儿童阅读年”，台湾当局为此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甚至一度计划在服兵役的兵种里面增加故事志工的替代役。蓬勃开展的阅读活动，形成了台湾童书市场良性的出版循环——儿童阅读活动造就了有鉴别力的成人，出版的好书不断提升成人的阅读品位，而提升的鉴别力和品味又促进更多好书的出版。于是，在民间和官方的种种努力下，台湾童书出版在华语出版市场中独树一帜，彰显其活力与成熟。

然而，事情在2008年出现了转折。这一年，台湾出版市场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遭遇严寒，童书出版业未能幸免。经营了63年，陪伴几代台湾儿童成长的东方出版社从重庆南路书店街撤走，编辑部大裁员，这一事件引起台湾出版界的一片哗然。诚然，经济危机中市场操作难度拉高，读者购买力下降是客观事实，然而究其原因，却是因为台湾“少子化”时代来临。根据《联合报》刊登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2010年底统计的总生育率仅为0.94%，已经成为全球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童书出版便开始逐年下滑，童书出版社也从原来的五六十家减少到只剩十几家。

适龄儿童人口总数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台湾童书出版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在现实考验下，原有的不设年龄细分的无差别化童书出版，仅以18岁作为与成人读物分界的划分方式显得简单且粗糙。如何更好地把握读者的阅读需求，童书是否也需要细分适读年龄，成为台湾童书出版业者探索的话题。越来越多的童书出版社开始尝试细分市场，在各自出版的童书封面显著位置上标明提示，如“3岁以上”“学龄前”“5～8岁适读”“4岁以下亲子共读”等。童书适读年龄的细化分层，更有利于贴近读者的需求，也是出版应对市场变化的必然选择。

儿童人口总数的下降给图书市场带来的冲击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最早是童书，接下来影响的将是教材教辅、青春读物，随后会扩及励志类、经管类、文学类、生活类等大众出版以及畅销书领域。因此，对于台湾业界来讲，如何根据人口结构变化推出适应新市场需求的图书，关系着未来自身的生存问题。

“人口红利”创造新的出版类型

虽然说台湾地区人口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头重脚轻，不过目前的躯干部分，即占据社会主要劳动力的“五七年级生”（台湾地区常用来称呼出生于1961～1979年的人）人口数量依然庞大。这批出生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人，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发展有很好的适应力，关心政治问题和社会动态，关注自身生活品质和内心感悟。这群人是目前台湾内需市场的主要支撑力，也是出版物市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受这批主要消费人群的影响，台湾出版的图书除部分本土原创作品外，主要以引进版权书为主。在台湾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翻译作品，除英语世界的名著、获奖作品和畅销书必然引进之外，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图书也被广泛引进，最近几年韩语图书的引进数量也大量增加。因此，尽管书籍市场的整体规模在不断萎缩，但是出版总量却并没有相应地显著下降，每年的出书品种维持在4万种左右。

除了传统的图书出版品种，类型出版在台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最近几年成为台湾文学出版最热门类型之一的旅游文学。2008年的《转山：边境流浪者》一书的销量突破6万册(在台湾，销量上5万册便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荣登诚品书店华文创作第一名和博客来网络书店台湾原创文学作品第二名，在文学出版市场持续低迷的台湾被喻为文学出版的奇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80后作者，将自己获得云门舞集“流浪者计划”资助后从丽江骑行西藏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创造出令无数崇尚自由的年轻人向往的流浪故事。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11年上映，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以《转山：边境流浪者》为代表的旅行类书籍的热销，证明了当代读者关注通过身体的旅行和亲身实践从而获得心灵成长的愿望。

在台湾出版界，新的出版体裁也随着生活节奏和阅读习惯的变化在不断涌现。近年来，盛行于日本的“轻小说”（即可轻松阅读的小说）在台湾也开始流行起来。这类以特定故事描绘手法所包装的小说，极富娱乐性质，多采用现代人常用的口语进行写作，轻浅易懂，再配以动漫画风格的插画，在青少年群体中拥有很高的人气。其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出版选题也深受网络的影响。2005年开始，以弯弯的作品《可不可以不要上班》《可不可以天天出去玩》《6868，一起翘班去》为代表的部落格（即博客）图书渐成风潮，多本部落格作品开始在各大售卖渠道畅销榜上攻城略地。在经济不景气，政局动荡的台湾地区，这类涂鸦书代表了被称为“草莓族”的70后一代人心情郁闷，不想上班，不要看老板脸色的心理，引发了上班族的广泛共鸣。弯弯、九把刀、橘子等网络新兴作家陆续崛起，开发部落格作者资源也成为台湾出版业的新源泉，网络作品成为重要的出版类型。2008年诚品书店畅销书排行榜“华文创作”类10本上榜图书中，有5本是部落格作家的作品，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还有一种令台湾出版界感觉到疑惑不解的现象，那就是从2011年以来，原本极端冷门的诗集出版又重新活络起来。这些诗集中除一些出版社推出的名家作品而外，大部分由作者自费出版。不具备图书畅销元素的诗集，其受众相对来说也算作是小众，但为何会忽然间出版数量变多了呢？台湾学者王乾任的分析，扣除相关补助和出版从业者的文化理念因素而外，诗集出版数量增加的最关键原因，极有可能与人口结构变化有关。以往过得苦哈哈的穷“文青”纷纷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以前消费不起的嗜好如今可以负担了，甚至有财力自费出版自己的作品。

近年来随着阅读媒介的发展，特别是以智能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为代表的便携式电子产品的普及，出版选题也开始突破传统纸质出版的选题标准要求。相较于正统且严肃的题材，无厘头似的幽默、小人物和平常人的视角、荒诞不经的内容更能受到读者，特别是80、90后的欢迎。出版选题多元化所带来的出版类型变化，也证明了未来出版竞争不再停留在大众出版蛋糕上的争夺，而是转向制作精致而小巧的分众出版。

有待发掘的“熟年”市场商机

日本著名小说家渡边淳一在其作品《熟年革命》中勾勒出“熟年”族群的群像：他们介于45～64岁之间，拥有自主消费的能力，勇于追求新鲜时尚，但又面临工作、退休、身体健康、家庭婚姻等问题。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对于“熟年”群体年龄的定位并不相同，但明显可以感觉到，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随之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性问题。

台湾出版界定义的“熟年”市场为40～60岁这群人，这批中老年人消费心态年轻，乐于尝试新事物，这批出生于战后婴儿潮时期的人群即将大量从职场上退休，作为台湾史上最有钱且人口数量惊人的消费群体，他们亟须大量的出版品来填补其退休后的精神生活。虽然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这群人并针对熟年市场推出相关的书籍和杂志，但是传统以青少年和壮年市场为导向的优先出版思维模式，仍然从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对“熟年”市场的开发和利用。

今年3月份，有台湾网友在Face-book上发起呼吁出版社印发“大字版”图书的活动，其活动内容主要是希望通过团购的方式，若某本书愿意认购“大字版”的读者人数超过了1500人，出版社就另行印刷“大字版”。面对图书出版的“熟年化”趋势，杂志出版更早地嗅到其中的商机。早在2006年，八方出版社旗下的颐养文化便创办了《熟年生活情报》杂志，锁定40岁以上的中老年读者，提供保健、旅游、美食、娱乐等生活信息，期望藉此探索“熟年”读者新阅读市场。针对并非传统出版关注重点的熟年市场，如何科学分析其生理和心理特点，有效把握这类人群的阅读需求，是未来台湾出版有效挖掘这一市场盲区的基石。面对即将告罄的人口红利，台湾出版未来的发展不能忽视熟年市场的重要作用。

相较之下，“熟年”市场一直是大陆地区出版耕耘的重点。且不论种类繁多的读者定位为中老年人的杂志，单针对这类读者的各种图书选题就充斥着整个出版市场。最近几年随着养生类图书的畅销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大陆“熟年”出版市场红火的凭借，但是长远来看，单一且同质化的出版内容势必影响这一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大陆的“熟年”出版也要从深掘读者需求开始做起。

人口迁徙给出版带来的利弊

除“少子化”趋势对台湾出版市场造成不利影响之外，移民也日渐成为另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20世纪8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开放民众出国旅游，移民人数逐渐增加，目的地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为主，移民的目的多是希望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和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及生活品质。随着台湾地区政治环境以及经济形势的影响，向外移民的台湾人越来越多。据台湾有关部门的相关统计，目前约有200万台湾人旅居海外，占台湾总人口的1/10。大批拥有较强消费能力和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外移，对于主要以内需作为基础的出版产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是台湾出版环境日益恶劣的诱因之一。

凡事有弊也有利。出生率低下和人口外迁导致的劳动力缺口使得台湾大量吸纳来自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地的新移民。如今，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的最新资料，目前台湾新移民的人数已经超过40万人，所生育的子女也超过20万，总计60万人以上。新移民不仅仅是简单的进入，还有进来之后的各层面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问题。其中有不少新移民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成为补充台湾出版市场的新兴力量。今年6月，南投县“文化局”针对县内新移民人口数量较高的几个乡镇，规划举办“外配阅读辅导”活动，第一期预计在9～11月份开课。为此，南投“文化局”图书馆还引进了大批相关图书，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加强新移民对文化风俗的学习以及对台湾环境和产业的认知。

诚品书店在2006年5月出版的《诚品好读》中，以《新移民 初体验》作为专题，探讨台湾新移民课题的文学、艺术创作、文化交流和生活等问题，当然其重点是放在“流离之书：关于移民、入境阅读”这一主题上。尽管台湾的出版界已经注意到这块新兴的市场，针对这些新移民推出了一些出版物，但是面对越来越庞大的移民群体，台湾出版人对新移民阅读市场的开发仍显薄弱。

统而言之，以读者需求作为导向的现代出版业正在经历从大众市场向分众市场过渡的阵痛期。对出版人来说，除对传统的人口特点，如读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心理特征等进行关注外，还应整体把握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从中寻找到新的出版商机。

后人口红利 第4篇

2012年, 第一批90后毕业生从学校进入职场, 李锡元、李泓锦 (2012) 称其为90后就业的职场元年。时至今日, 90后已全然成为企业新的主要劳动力供给者, 其“乐天一派”的性格, 为企业注入了添加了活力。然而, 职场人似乎对新生代的劳动者并不是很认可, 很快便给予90后许多负面的标签, 如:眼高手低、自我叛逆等 (张晓彤, 2010) 。作为新生代劳动主要力量的90后, 其不同于前人的生活态度与思维方式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使其进入学者与管理者的视野。

一、企业管理90后所面临的挑战

1.招聘难度增大

中国许多企业都处于持续招聘的状态, 虽有些企业是为了人才储备, 但大多数企业仍是基于用工需求的实际而做出的决策。许多企业面临着“用工难”的问题, 而大多90后毕业生则需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乍看两个问题不应该同时存在, 但这便是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一种现实。造成这种情况更为本质的原因是企业与90后之间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期望平衡点, 以至于彼此之间互有需求但无法建立稳固的关系 (冉宁、宋长胜, 2012) 。企业希望获得90后具有增值性的劳动力, 但其所愿意付出的成本基本没有改变。而90后则大多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其所接触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使得他们的期望值相对较高。企业与90后之间的矛盾使得其进行社会交换的难度增大, 其之间形成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也较为平缓。企业招聘与留用俨然成为两个独立的环节, 使得企业处在反复解决招聘繁琐事务的旋涡之中而无法脱身。

2.激励程度减弱

受中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的影响, 大多数90后处于“多对一”的家庭模式之中, 成为整个家庭几代人的关注核心。90后在家人的呵护下成长, 有着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 西方短期文化的影响也使得其更加注重效益 (吴小云、杨国庆, 2012) 。企业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90后更容易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 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 更加讲究事物的实用性, 其对物质的敏感度也相对较低。企业的管理政策将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以往的政策可能无法对员工起到激励作用, 甚至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其较低的物质敏感度也意味着, 只有高强度的刺激才能起到激励作用。同时, 企业对于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政策平衡也可能不再适用, 员工特质的不同使得企业需根据90后的特点对激励政策进行调整, 否则员工工作主动性的丧失将会减少企业效益。

3.职业流动加剧

随着职业生涯概念的深入与普及, 中国“干一行, 爱一行”的传统观念也在慢慢退出它的历史舞台。职业生涯观念的引入使得90后将自己的个人发展看得尤为重要, 而非对企业的忠诚, 这便促使90后职业流动程度加剧。90后在工作中会依据自己的性格特征, 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调整, 从而找到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但这一过程不仅给个人造成了许多机会成本, 也使企业在人员流失的过程中加大了其相应的管理成本, 甚至影响了企业效益。同时, 在中国创业环境的影响下, 90后员工很有可能脱离企业, 走上创业道路。90后所处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其不同于前人的性格特点及思维方式, 企业在对其进行管理时, 需采用更为贴合的管理方式。企业对新生代员工的留用, 关系到企业内部的稳定及其长期发展。90后对个人职业生涯的理解将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而企业只有做好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平衡, 才能达到现有资源的最佳合理配置, 并为企业带来更可能多的增值。

4.组织结构低效

90后生活在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 便携电脑、智能手机等无不体现着人们对体验的关注。90后的生活不仅是简单地满足需求, 他们在物质丰富的生活中形成了注重体验的习惯, 每一次的消费或活动, 都会关注该行为给予自己内心所带来的感受。他们将这种心理或习惯, 同样地带入了工作当中。90后经过良好教育让其对工作体验有着较高的要求, 他们需要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 而不是处理简单、重复、冗杂的事务性工作。同时, 他们会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寻求合理的休闲时间来提升生活品质。许多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无法与之相适应, 从而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企业一些基础性的生产及服务岗位, 将有可能无法产生其应有的价值, 而这些影响最终会在企业的管理效果及运营效益上有所体现。

5.权威挑战增多

90后多生活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 民主、平等的观念在他们思想中扎根。在企业中, 90后会崇尚公平的制度, 而非迷恋个人的权威。在企业的绩效考核、薪酬发放以及职务晋升等工作, 都更加需要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 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收到更多90后员工的工作问题或意见, 甚至有些是与管理者下达的指令相违背的。企业如何妥善处理相应问题, 稳定员工情绪, 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也将是企业管理者亟待解决的事务。

二、企业的管理策略

中国经济在人口红利的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 但企业的管理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脚步达到一个与之匹配的水平。大多数企业在实际的工作中仍是注重业务的拓展, 而将管理视为事务性的处理工作, 并未真正意义上发挥管理的激励作用。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使得大多数企业原有的管理模式将不能为企业带来有效的收益。90后作为新生代的主要劳动力供给者, 企业应结合其特征对管理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便实现企业与员工个人目标的一致, 使企业的制度达到最佳的规范及激励作用。

1.更新管理理念

现代管理理念一直在强调企业应将人当做一种资本, 而非成本。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者肯定了该观点, 但在大多企业的实际操作中, 员工仍是处于低水平的管理状态。企业与90后在招聘环节所出现的矛盾, 大多是由对90后的价值估量不一致所造成的。大多企业只愿意维持原有的雇佣成本, 而忽视人员可能带来的更多附有价值。目前, 已有大型企业与员工达成良好的共识, 提高了员工的薪资水平, 其业务也呈现出迅猛的发展之势。这些企业往往更注重工作效率, 而不是采用人海战术来解决事务性工作。他们将员工当做资本去开发, 与员工形成一种互为依赖的生存关系, 将员工当做伙伴, 以整合企业与员工的目标, 统一两者的努力方向。管理者应意识到中国人口环境的变化, 掌握90后的性格特点, 从管理理念上进行跟进, 进而解决与90后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企业应注重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 以实现其获得更有价值的生产要素, 而非只按照固有的模式进行处理。

2.扩大企业影响

企业作为社会角色的一部分, 有其相应的网络关系。企业与90后人员要建立稳固的关系, 则企业需要扩大其影响力, 对90后产生吸引。在招聘过程中, 企业可以通过扩展招聘渠道与90后应聘人员产生更多的互动, 从而增加其宣传程度。例如, 企业可根据90后在网络社交平台的活跃度而建立微博、微信等应用的官方账号, 实现更为快捷、方便的沟通与交流, 而不是将公司需求埋没在各大招聘网站的海量信息中。同时, 为了起到更好的网络宣传作用, 企业可以与网络公众人物形成合作关系, 将招聘信息趣味化, 以营销的手段做出管理方式的变革, 进而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另外, 企业应注重对自己产品特色及品牌形象的树立, 被动地建立关系远不如主动地选择关系高效。企业在日常的经营管理及产品宣传时, 应突出自己企业的特色与核心竞争力, 让人们在心中对企业的实力产生认可, 并积极关注社会热点, 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这些举措都将使90后对企业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 增加其对企业的认可, 进而促进招聘等管理工作的进行。

3.改良激励政策

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得90后对物质的敏感度有所降低, 同时强大的竞争压力也使得其更加注重效用。中国以往劳动密集型的管理模式对90后的管理效果将大打折扣, 企业应从员工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其需求, 借鉴西方管理的理念来改善企业内部的激励政策。企业对员工的物质激励应考虑其产生的效用, 低水平的物质激励将无法达成原有的目标。企业可以通过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来改善激励政策 (叶霞, 2010) 。例如, 企业可通过购物商城的菜单选取方式为员工发放福利, 既满足了员工不同需求的多样性, 亦控制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同时, 企业还可根据90后“多对一”的家庭模式来设计员工福利。企业可通过对员工家属的关怀与扶持, 来表现企业将员工视为组织的一部分, 同时家庭成员对企业的认可也会促进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共享服务中心在互联网企业已经有所发展, 企业可通过对原有资源的整合, 成立专门为企业内部员工进行服务的共享中心。员工通过电话或网络平台直接反映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或急需解决的问题, 共享服务中心的人员将会在员工的要求时间内满足其需求。这样一种服务机制, 可以使员工将精力专注于本职工作, 并很大程度上改善员工的工作情绪, 从而增进工作绩效。

4.引导职业规划

职业生涯的概念对90后并不陌生, 但真正能够做到对职业生涯合理规划的人并不是很多, 不少90后在工作转换之间丢失了许多的发展机会。企业作为个体职业变动最为直接的被影响者, 有必要采取一些举措来避免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李智, 2013) 。企业在招聘环节当中, 应注意对信息的公开, 如实说明岗位需求及相应工作内容与职责, 让90后应聘者能够有更直观的了解, 从而避免不合理的匹配造成后期职业的流动, 给企业和个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 企业应注重对90后员工的职业指导, 帮助其规划职业成长路径, 使其有更明确的方向, 达成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在中国的创业环境下, 企业可采用内部创业的方式, 为员工提供支持性的资源, 使90后具有创业能力的员工在本企业下进行创业, 实现自身的创业梦想, 同时为企业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5.注重工作体验

中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 企业管理应当从粗犷式发展转变为更为高效、人性化的发展模式。90后因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而更加注重工作体验, 对工作本身有着更高的要求。如今, 许多企业所固有的组织结构将成为限制员工与企业之间进行协调的阻碍。企业在对员工进行管理时, 应尽量向西方的个性化管理靠近, 注重员工的工作体验, 为员工创造出舒适的工作环境, 进而增加企业的管理效果。90后崇尚自由的工作环境, 中国企业可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 在必要时对工作进行弹性化的设计, 借助科技构建无边界组织, 规定相应的制度, 为员工提供更多可控的时间。同时, 授权管理可以提高员工的参与程度, 让员工对工作感受到更多的决定权, 从而丰富了其工作体验。另外, 90后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 对游戏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接触。在企业管理当中, 管理者可以将管理形式与游戏相结合, 将工作任务划分为不同阶段, 给予成员相应的称谓及奖励, 改变员工的心理体验, 让员工对工作拿出对游戏的热度。

6.建立建言机制

90后对事物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这赋予了他们较强的创新能力, 同时也向管理者提出了挑战。他们更愿意接受合情合理的任务或要求, 而非只是简单接受上级下达的指令, 严重时, 他们可能会因其认为不合理的要求选择离职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企业管理者应该将员工的知识与见闻当做一种资源, 通过员工的建言而对企业的现状进行改进。企业可建立合理的社区交流平台, 让员工在网络上直接提出自己所发现的问题或改进意见。同时, 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建言的员工不会受到威胁, 而会获得相应的奖励。

总结

企业所面临的90后员工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其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可能会与之前的雇员有所不同。他们崇尚自由与平等,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90后既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资源, 也是企业进行管理的一项重大挑战。企业当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 改善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实现企业与个人的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李锡元, 李泓锦.90后员工管理体系的构建——基于组织社会化策略视角[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2 (12) :23-27.

[2]李智.基于心理契约的90后员工管理探析——对“闪辞”现象的思考[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13, 33 (2) :64-68.

[3]冉宁, 宋长胜.基于人性假设的“闪辞族”管理探析[J].企业经济, 2012 (-7) :68-70.

[4]荣鹏飞, 葛玉辉, 陈悦明.基于人性假设的90后员工管理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 2013 (02) :91-93.

[5]吴小云, 杨国庆.代际冲突视野下90后员工管理初探[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2 (12) :28-32.

[6]叶霞.薪酬结构的机动性与核心员工薪酬激励[J].中国商贸, 2010 (12) :64-65.

从人口红利到机器人红利 第5篇

被视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样板的富士康，最近豪掷50亿美元在印度建厂。而一份针对在中国建立制造基地的欧美日企业的调查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再加上工业机器人性价比的快速提升，有超过40%的在华外资企业有将制造业基地回迁的意向。

事实上，《经济学人》曾断言，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期凭廉价劳动力突然成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将再度成为无足轻重的制造业国家。

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拥抱。位于深圳的一家名叫雷柏的制造企业，在4年前有3000多名工人，而现在的产值是4年前的2倍多，但雇用的工人只有1200多名。原因是这家公司购买了200多个工业机器人。中国最大的白色家电制造商美的公司在2013年总共投入1.2亿美元来购买包括工业机器人在内的各种智能制造设备，少雇用了员工3万多人。美的所在的广东省佛山市，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生产设备的数字化转型，而且出现了数十家从事工业机器人生产和制造的企业。

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已经宣布努力打造中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基地。而另外一个大城市武汉宣布将与重庆竞争。

企业成本账

近几年，城镇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年均上涨14%，私营单位制造业工资也出现类似涨幅。我们算一笔简单的经济账。以长三角为例，一个工人按年成本5万元核算，两个工人三班倒，就是6个人工，一年工资成本约30万元；再加上社保等，以三年投资回报期计算，也要100多万元。而这样的成本投入，完全可以买机器人了。

2014年，杭州康奋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了80台自动串焊机，每台售价在160万元左右。据介绍，串焊机可以取代10个12小时一班的工人，一天可以节省20人。如果以每人月薪3000元计算，一年下来节省的人工成本近200万元。采购这台机器设备的投入，一年时间就能回本。

可以想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让现有制造生产模式从人力转向机器化成为企业的必然出路和选择。以声称要在2015年前实现70%自动化生产率的格力为例，2013年以来，通过对机器人的使用和自动化改造，位于珠海的格力空调注塑厂，人员从最初3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生产效率却提升了20%。

何处下海

机器人制造是毋庸置疑的蓝海。其应用最广泛的非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莫属。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其对机器人的需求占了全国的60%。据统计，2014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约5.7万台，较上年增长55%，约占全球销售量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尽管如此，我国每万名产业工人所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为25台，跟韩国的347台、日本的339台无法比拟，甚至还不足国际平均水平58臺的一半。跟国家要求在2020年达到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达到100台以上的目标相距甚远。

对有志于进入机器人产业的企业和创业者来说，找大行业可以说是当前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不是每个领域都能用机器人代替人力。其次，也不是每个需要机器人的行业，其市场容量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几年，一般制造业尤其是电子行业迅速崛起，将取代汽车产业成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据预测，到2020年国内机器人系统集成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其中一般制造业1400亿元，汽车行业600亿元。

打通任督二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有70余家上市公司并购或者投资了机器人、智能自动化项目，而中国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000家。

不过中国企业对工业4.0的主动拥抱并不能完全打消我们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担心和疑虑。中国在传统的高科技产业中，向来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上游是核心零部件，主要是减速机和控制系统，这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中游是机器人本体，就是机器人的身体；下游是系统集成商，而中国约95%的企业都集中在这个环节上，赚取的利润不多。

只有产业链各环节的上下联动，让资源能源流通起来，才能发挥最大潜能和效用。比如国产机器人产业链的厂家，那就潜心做核心技术；集成商们，好好深究市场应用需求；相关研究院校，则可以静下心来搞科研，并思考着如何把科技成果变成现实。只有这样，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才有可能真正爆发，深耕的企业和涉足的创业者才能有机会收获到机器人制造业发展的成果。

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坏事 第6篇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 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 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日撰文认为, 人口红利期结束并不一定是坏事。

蔡昉说, 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 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最终走向老龄化, 这是不可逆转的, 是经济规律决定的。说到“未富先老”, 其实早已经出现了。“几年前, 我查了一下数字, 中国人均GDP是世男平均水平的1/4到1/5, 而老龄化程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 老龄化程度比富裕程度高。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要体现中国特色, 所以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物流业人口红利渐弱 第7篇

对于劳动密集型的物流行业来说,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更大的用工缺口和更高的成本支出。河北省任丘市有诚力装卸队队长赵清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比五年前, 装卸工人的工资平均增长了60%~70%, 一般可以达到5000~6000元。“而90后的农民工普遍不愿意从事装卸工这个行业, 觉得太脏、太累, 没有好的前途。”

用工成本普增

9月1日, 江苏卫视播出的《非诚勿扰》中, 一位来自深圳市中心的顺丰快递员说, 他每个月的收入在8000元左右。而据记者了解, 深圳市2011年的人均工资为每月5000元左右。北京一位顺丰快递员告诉本刊记者, 在北京的西单商场、翠微广场等地段, 顺丰快递员平均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1万元左右。但是在普通的住宅区, 一般快递员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在4000元左右。“相比于其他快递公司, 顺丰的工资要高一些, 但管理更严格。”

据本刊记者了解, 顺丰快递经营成本中的40%来源于人力成本, 由此不难看出快递行业的用工成本之高。而不仅仅是快递行业, 整个物流行业的用工成本也在快速的增长。本刊记者在北京的多个物流园区内, 都看到显眼位置张贴着大量的招聘广告, 招聘内容显示装卸工的税前月工资都在4000元以上。

北京大宇装卸服务公司一位李姓经理告诉本刊记者, 前两年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 确实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而今年整体经济形势不太好,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即便如此, 装卸工的平均税前工资还是达到了4000~5000元, 相比五年前基本上涨了50%以上。“装卸工是纯体力活, 工作强度比较大是工资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有很多非法的劳务公司, 在员工干完一批订单之后不给结算工资, 损害了招工信誉, 进一步增加了招工难度。”

北京三新冷藏储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冀子旺则对本刊记者表示, 三新的普通装卸工税后工资为2800元左右, 一般税前与税后的工资比例为1∶1.47。也就是说, 装卸工的税前工资为4100多元, 相比五年前的增长幅度大约为50%左右。而正在实施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税收改革之前, 劳务公司开具的是3%税率的营业税发票, 改革之后劳务公司要开具6%税率的增值税发票。但是劳务公司基本上没有可以抵扣的项目, 税率几乎提高了一倍, 而这一税赋成本的提升很容易传导至作为用工需求方的物流企业。

“现在用工成本已经成为物流公司最大的成本之一。”河南省豫鑫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王大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力成本所占经营成本的比例与公司的运作阶段有关。在新成立的公司中, 各种机械没有到位的情况下, 人力成本最高可达到60%。而豫鑫公司由于机械化程度比较高, 人力成本控制在15%左右, 但目前公司的用工成本仍有增加的趋势。与去年同期相比, 豫鑫物流的人均工资上涨了10%左右, 且预计今后每年都有类似的递增速度。“我以前做医药企业, 人力资源成本大约为3%, 最多为5%, 医药企业毛利率为20%以上。而物流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5%。”对于物流企业的人工成本负担之重, 王大庆可谓是深有感触。

招聘难度上升

搬运工、装卸工等看似是纯体力劳动, 但是都有一定的技巧, 同样是一辆车, 老员工往往比新员工多装一些货物。而且每个企业的流程和标准不一样, 一线工人工作半年或几个月, 刚刚熟悉本企业的标准和技术便“炒了老板”, 企业不得不再次招聘一批一线工人, 这又使一线操作的效率打了不少折扣。

据记者了解, 有的物流企业为了留住一线操作员工, 规定凡是在该企业工作1年以上者都会给予相应奖励, 而招聘该员工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会获得相应奖励。王大庆说, 物流企业招工难、留工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即工资相对比较低、工作强度大、员工感到没有前途。

首先是待遇问题。王大庆说, 物流行业一线员工中, 快递员的工资相对最高, 普通物流企业的工资比较低。以豫鑫物流为例, 一个普通的装卸工每个月的税前收入为2000~3000元, 在河南当地物流企业中居于前列。但是相对于房地产、制药等行业的一线劳动力来说, 这个收入水平并不高。“物流行业的利润率比较低, 员工待遇同样较低, 在同等劳动强度的条件下, 劳动力会更愿意选择工资高的行业。”

其次是劳动强度大。以顺丰为例, 顺丰在北京有100多个网点, 每天要完成15万个收派件的业务量。一般顺丰快递员早上八点就要开始例会, 八点半就开始配送, 按照“收一派二”的规定, 要在上午十点半之前把所有的派送任务完成。如果做不到“收一派二”, 被客户投诉, 有可能会被扣分甚至辞退。一名顺丰的收派员在网上这样留言:“累, 说到底还是一个累字。想早日脱贫于是就咬紧牙关买了一台车, 那就玩命的干吧。交警抓, 我不怕!为了赶时间, 几十公斤重的件要搬上六楼, 我也不怕!为了早日把债务还清, 遇到无理客户我也不怕!因为客户是上帝。我怕的是弄不好, 两个问题件就把我赶走!我怕的是, 要是和上级弄不好关系, 他就会无情地把我的地盘残酷割让出去, 让我并不是很肥沃的土地再次缩水!”一位快递员告诉本刊记者, 为了多完成几个收件任务, 他经常连饭都顾不得吃。“有的时候会做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 回宿舍后只想睡觉。”

而在普通物流行业, 劳动强度同样非常大。物流的劳动时间不同于普通工作, 一般都是“起早贪黑”, 通常都是凌晨四、五点钟开始, 晚上八、九点钟才能结束。北京一位市内配送的司机曾告诉本刊记者, 他们公司在郊区, 每天凌晨五点就要出发去市中心配送, 在完成规定的配送任务之后, 还要在七点早高峰之前驶出五环外 (北京早晚交通高峰禁止货车在五环内行驶) , 高峰之后还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配送, 有的时候还要进行夜间配送。

最后, 很多员工感到在这一行业前途渺茫。万家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立军认为, 前些年物流企业用工主体是“60后”、“70后”。工资如果足够开销且有一定结余, 这些工人就会非常乐意长期留在一个企业工作。但是, 随着这些工人年龄的增长, 他们已经不能再适应物流企业一线工作的强度。现在物流企业一线操作工人的主体结构是“80后”、“90后”, 他们的特点是受过一定程度教育, 不愿意干重体力活, 而且人生方向还没有定型, 到物流企业做搬运工, 往往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工作。如果觉得太累或者有更好的去处, 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从事装卸工作的人员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岁。“我们并不是不愿意招聘一些年轻的新人, 而是根本没有人来应聘。”赵清涛说, 虽然这两年装卸工的工资提高了很多, 但是这份工作是纯体力劳动, 又脏又累不说, 还没有什么前途。“毕竟现在90后’的用工主体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教育, 就业诉求不同于他们的上一代。”

减少人员流动性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 企业纷纷认为, 大力发展机械化作业, 是有效应对人工成本上涨的有效手段。将先进的物流信息技术与企业物流装备紧密结合, 实现物流的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及信息化, 实现整个物流作业全程以及供应链可视化管理与跟踪追溯。而且, 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后, 大量购买的机械可以进行抵扣。

不过, 冀子旺认为, 机械的使用固然可以降低人工升本, 提高劳动效率, 但机械化的发展不是一家公司能够改变的。机械化的使用有时需要不同公司对接, 尤其是一些自动化设备, 如果客户没有使用, 物流企业很难对接。“而且有些环节必须使用人工, 而人工的利用不仅有成本高的问题, 还有流动性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公司不停的进行培训, 增加成本支出。在工人工资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保证员工的稳定性也可降低用工成本。”

要想留住一线工人, 首先要提高待遇。王大庆说, 相比其他行业来说, 物流行业员工的工资相对较低, 所以要想方设法提高其待遇。范立军认表示, 很多物流园区, 经常有招聘搬运工、装卸工的广告单, 给出的薪金待遇基本上都在3000元以上。但是相对于一线物流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 这个标准并不高。现在物流公司的劳动强度非常大, 一般装卸工都是凌晨四、五点钟开始工作, 晚上八、九点钟才能结束, 而且是重体力劳动。因此, 物流企业给一线员工更高的薪金待遇才能名符其实。

物流企业“留人”的第二个条件是“为其作长期人生规划”。范立军认为, 不可否认, 当今社会中, 的确有人把普通搬运工看作是一个低层次的劳动工种。而事实上, 脑力劳动者不一定比体力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更高, 只是创造的价值不一样。体力劳动不代表低级,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有一定技术的一线工人是最稀缺的, 而当前最不缺少的就是“坐办公室的人”。范立军说, 在美国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是很高的, 未来在我国也并不例外。

因此, 要将一线“劳动力”培育成一线“人才”, 既要对其进行一线操作的培训, 又要对其进行管理方面的培训。范立军说, 要为每一个“搬运工”规划其人生的长远目标, 让其看到晋升的机会, 让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让每一个码货、搬运的人, 有可能成为指挥团队的人。留人先留心, 是物流企业保证劳动力稳定的最重要一环。一位物流公司负责人说, 为了能够让员工更安心地工作, 不但要给员工良好的福利待遇, 还要为其父母提供一些生活补贴, 让员工的父母感到孩子的孝心, 也让员工更有家的归属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保持了员工的稳定性, 就减少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研究 第8篇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人口转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 最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在第一阶段, 先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 少年儿童快速增长, 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 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 并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三阶段, 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 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 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 总抚养比上升较快, 易出现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 也会形成“人口负债”。这样, 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 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 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一般在30年左右) 。总人口“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 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 较快的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目前, 我们仍处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中, 未来10年左右, “人口红利”仍有望驱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 “红利”往往是与债务相对应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 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 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 人口红利也因此而消失的较快。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为对我国经济产生阻碍作用的力量。

2 现阶段妨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

(1) 从人口学角度讲, 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 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 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2)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 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 走向城市, 走向发达地区。但是他们主要的从事行业为第二、第三产业, 其中建筑行业占到了80%, 因此说, 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 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3) 阻碍农民进城的一些客观因素依然存在。

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获得比农村更高的收益, 但是有时除去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机会成本、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外, 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明显提高而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 所以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削弱。再加上政府对农民给与了一系列优惠措施, 务农收益相对提高, 而且农民也不需要再背井离乡就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口红利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 如果中国在人口红利时期不能积累起数量庞大的社会财富, 在“人口红利时代”没能实现“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工”, 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 当目前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进入老年时, 一方面百姓自身无力应对养老挑战, 另一方面, 政府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开支将急剧增加, 届时必将大大增加劳动人口的负担。所以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3 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应的方法和途径

从上面所有的分析中我们也知道未来的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 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 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红利, 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3.1 延缓人口红利, 就是实行“就业优先”原则

我国人口红利的兑现主要是从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能否顺利就业创造社会财富来看的, 其实关键就是提高就业率。我们讲人口红利是因为有充足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开始短缺了, 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这个优势。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和速度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调节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调动出来, 可以延缓人口红利。

3.2 推进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就会始终摆脱不了“衬衫换飞机”的尴尬和无奈。中国强大最终要从“低劳动力成本时代”走向“创新型竞争力时代”,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教育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公平, 使得我国城乡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 而我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 这样肯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 要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 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劳动者的素质, 培养创新人才, 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 从而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3.3 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性障碍

众所周知, 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 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就必须消除城乡间的有形或无形的障碍, 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自由流通。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 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 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 发挥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

3.4 加强养老保障制度, 建立可持续的人口保障体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同于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人口红利的慢慢消失伴随的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国家的富裕, 而我们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老”, 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 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本身就比较大, 老年人相对的也就比较多, 而且目前农村养老还是依照老传统, 依靠儿女们来养老, 自己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就必须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Bloom, D.E.and J.G.Williamson, 1998.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 2004.

关于人口红利持续期限的实证分析 第9篇

研究人口红利过程中,我们把人口按照年龄结构分为三部分: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其生产和消费行为存在巨大差异。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详见表1所示:

劳动年龄人口是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并创造物质财富,除此之外,还要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因此,劳动年龄人口是抚养人口,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是被抚养人口。

人口抚养比是刻画人口红利的重要指标,它衡量了一个社会群体中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构成,同时也衡量社会负担的轻重。在社会总人口中,被抚养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的比值就是人口抚养比,它用百分数表示。人口抚养比又分为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其中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数与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为少儿抚养比(Fc)。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为老年抚养比(Fo)。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类型由原始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发展率向中期的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发展率转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接着向现代社会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发展率转变,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一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抚养比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人口抚养负担轻、对于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时期。

本文人口红利的判别以标准静止人口为参照。首先,我们以国际上惯用的标准静态人口作为参照,认为该人口处在盈亏平衡期,即该人口年龄结构不存在人口红利,只是标准的人口年龄结构。其次,人口红利是现实中的人口抚养比相对于标准静态人口而言的,抚养比相对于标准人口的比率相对下降,说明存在人口红利现象。本文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标准人口作为参照,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标准人口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详见表2所示:

如表3.2可见,若少儿抚养比小于33%,老年抚养比小于13%,最重要的是总的抚养比小于53%,就可以判断一国存在人口红利现象。

2 我国人口红利的形成及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使得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发展率的状态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发展率的状态。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广大劳苦大众生活中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出生率很高,死亡率也很高。从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并伴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稳定在比较低的水平,出生率逐年下降。

从1978年到1990年,出生率处在相对较高水平,人口的出生率超过20‰,高达23.33‰。从1991年开始,出生率开始稳步下降,并且稳定在11‰左右。我国的死亡率水平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近年来死亡率缓慢上升。人口的转变使得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总的人口抚养比较低,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劳动参与率提高。这样的人口转变为人口红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根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中国总的人口抚养比自改革开放到2012年始终保持下降,截止2012年,我国总的人口抚养比只有34.9%。总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使得少儿抚养的急剧下降。但是,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在1999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0%。尽管我国的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但其趋势远远小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趋势。

从图1可见,1985年之前,我国总的人口抚养比高于标准人口总的抚养比,1985年的人口抚养比正好等于标准人口总的抚养比。因此,中国自从1985年开始出现人口红利现象,之后开始逐渐明显。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非常明显,但是,2012年,我国的少儿抚养比出现的首次回升,老年抚养比也达到12.7%,我国进入到人口红利的拐点。

3 人口红利的预测

本文使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各个年龄的死亡率以及各个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出生婴儿中女婴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比较接近,一般女婴为0.485,男婴为0.515。根据人口年龄移算法,使用EXCEL估算2011年到205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本文对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的人口金字塔进行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巅峰,未来将近40年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到2050年,其仅为2012年的一半,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见图2所示: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由2011年的74.4%下降到2012年的73.2%同时,总的人口抚养比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由201 1年的34.4%,上升到2012年的34.9%。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出现拐点。

由图3可知,根据人口移算法的推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30年左右消失,中国进入严重的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点是总的人口抚养比超过53%。由上文可知,中国的少儿抚养比缓慢下降,老年抚养比急剧上升。到2030年,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低至10.7%,老年抚养比高达42.8%,两者的和超过53%,我国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

摘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以,关于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限问题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根据人口年龄移算法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从1985年开始,大约2030年结束。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2(1).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德文.人口低生育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7(01).

[4]王颖,佟健,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发展与人口政策[J].人口政策,2010(09).

当人口红利不再 第10篇

“用工荒”又来了！

进入2016年，北京用工缺口高达52%，上海用工缺口为44%，广州为28%。北京仅大型外企新增的招聘人数就达10万人，广州市所有企业需要的补员也多达19万人，制造业重镇佛山新增就业需求约26万人，但缺工约8万人。

与之形成尴尬对应的是另一组数据。201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超过770万，高于2013年的699万，2014年的727万和2015年的749万，从“史上最难就业季”到“史上更难就业季”，如今来到了“史上最最难就业季”。

“用工荒”与“就业难”，本应相互补充，如今却成为一对扎眼的矛盾体，其所反映的正是我国结构性人才短缺的现状。在人口红利渐渐消失的当下，诸如此类的矛盾也许还会进一步加剧。

时间争论

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在一篇研究东亚经济奇迹的文章中，最先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作者测算认为，人口红利贡献了东亚经济奇迹的1/3。

关于人口红利，有两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人口抚养比。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儿童和老年的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人口年龄结构。

如果按照学界总抚养比低于50%的“人口红利期”标准，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时间是1990年，那一年的人口总抚养比为49.8%，并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持续下降了15.6%。自2011年开始，伴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总抚养比开始由降转升。

2012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更是在较长时间里，首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一年减少345万人，约为9.37亿人。2015年，已降至9.11亿人。我国劳动力人口连续4年出现绝对值下降。关于人口红利消退的压力和人口红利何时消失的争论，也随之而来。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成本优势的“资源红利”、经济体制潜能释放的“改革红利”、全球化进程的“开放红利”，更离不开劳动力优势的“人口红利”。“正因‘人口红利’形成了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轻的‘黄金时期’，才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环境孵化了其他红利。”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30余年，我国人均GDP增长中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并助推“中国制造”迅速崛起。所以，有人将人口红利视作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动机”，也有人将中国经济现阶段下行的原因之一，归因于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

如果对照2010年以来的我国GDP增速，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时间与我国劳动力人口下降的时间，不谋而合。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红利只是其中之一，但这仍意味着，由人口红利助推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何时变为“人口负债”？业界推算的大致时间节点是2030年，在这个时间点前后，人口红利将消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看来，我国的人口红利不仅不会延续到2030年以后，而且目前就已经越过了其最丰裕的收获期。

“人口负债”的担忧

2015年10月，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政策实施。这意味着我国实行了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文章因时而著，政策因时而易”。全面放开二孩，是为了应对“银发危机”、“刘易斯拐点”的隐忧、“失独”和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是为了拖慢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不仅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且已非常接近国际上1.3的“低生育陷阱”。

国家卫计委在2015年初的调查显示，仅有39.6%的目标人群有再生育打算。生养成本太高、收入趋缓等因素，成为主要原因。来自劳动力经济学专家的估算，如果不全面放开二孩，而继续执行原有的人口政策，到2100年我国人口将仅剩一亿多人。全面放开后，我国205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约3000万人，人口结构也会更趋均衡。

回看曾繁荣一时的拉美国家，它们在30余年的时间里之所以一直都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丧失，还有就是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造成的产业升级的难以实现和经济增长动力的缺乏。

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减少——企业破产倒闭或外迁。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开始从东南沿海迁往内陆省份，或者去印度、越南、柬埔寨等用工成本更低的国家设厂。这也是近几年很多城市开始屡屡出现“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有很多企业开出了比往年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却依然无济于事。

返城的农民工们，在不断提升的工资要求下，挑选着急于招工的企业；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们，既不满意企业所提供的工资待遇、不愿意接受企业的岗位安排、不乐于从事最基层的工作，却又不断抱怨自己赶上了最难的就业时节。

人口负债也许会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前行负担加重。就像一个家庭中，当两个人要负责两个家庭中包括老人、孩子和自身在内的七八个人的经济和生活时，这个家庭本身就已经不堪重负。但在另一个层面，人口红利又不应只简单地归结为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而忽视了人口的质量和科技进步的作用。

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的人口红利在1983年开始消失，也早于我国3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今高达23%的老龄化水平相当于我国2050年的老龄化水平，但日本却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劳动力短缺和“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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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债的担忧犹在，但人口负债将极大影响中国经济进程的论断，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新人口红利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今后5年，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2年提高到10.8年。

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和“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就需要转移到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旧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了，因为劳动力成本高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业界普遍认为，“新的人口红利”就是“人才红利”，通过教育改革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利用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要知道，我国近14亿人口里，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了2.6亿，约占我国产业工人总量的70%，76.2%的农民工只有高中以下文化水平，65.2%的人没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与此同时，在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劳动力素质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上，我国却只有美国的1/12和日本的1/10，在G20国家里排名倒数。所以，我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最高，工人们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料，生产出了世界上最多的产品，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我国研发人员的数量在2010年达到了121万人，是日本的两倍，德国的3倍，韩国的4倍，英国和法国的5倍，并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就像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差别一样，如果拿研发人员的密度来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2012年我国每千人只有1.8名，美国是8.8名，日本是10.1名，德国是8.4名，韩国是12.8名，相差甚远。

2013年，我国全社会的研发人员经费投入也超过1万亿元，这一投入可以排入世界前三，但我国的创新指数却在世界30名之后。这就是我国为什么被称作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是科技人才大国，但不是科技人才强国。

2014年8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同“杰青”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时就说：中国要从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变。人才是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这需要人才作支撑，需要充分激发人才红利，经济转向才会成功。

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必然的，它并不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当我们在担忧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带来的影响，焦虑人口红利何时消失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人口的质量已经远重于人口的数量，而新的增长动能能否成功转向，也将决定我们能否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

论人口红利及中国经济发展 第11篇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学问中, 有一个涉及人口经济学的专业术语, 称为“人口红利”。此阶段是发达国家昔日所经历而发展中国家今日所身处的一个阶段。究其含义, 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 老龄及低龄人口比重较小, 即俗称的”中间大, 两头小”结构,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能够为其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同时, 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 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 则该国 (地区) 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动力。人口学家亦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

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 人口红利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契机, 国家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关联了诸多主客观条件的, 其中包括资源、政治、环境和人口等等。人口红利期背景下, 经济能否得到充分发展, 更多的是在于其优势能否得到最大发挥。

所以, 如何因势利导使“人口红利”发挥最大的潜力, 是我们需要去研究的。经济学界一般认为, “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就目前中国形势来看, 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 劳动人口比例较高, 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 而且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第二点的影响是双面的, 由于中国传统意识较强, 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 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 随着老龄人口比例增加, 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 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除此之外, 生产领域的“人口红利”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 外国学家还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就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 他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而中国的传统政策理论秉承了中国古典哲学着眼长远、统筹全局的传统。政策对人口产生作用,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一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质量, 都因处在不同的阶段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分析这些, 就难以对区域内人口政策进行有效的规划。在数量方面, 应当充分应用人口红利这个时期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特点, 使经济增长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 来创造区域经济的发展动力。质量方面, 应该注重区域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一方面是对人力的培训, 以期待创造更多的生产力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对区域内人口文化性的提升, 属于职能的履行。具体来说, 一方面, 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 (“人口红利”期得到稳定的维持) 。另一方面, 人的质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视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除了本身的原因外, 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质量低, 开发力度不够。经济学家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然而, 在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因此, 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提高人口质量, 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从主要依托物质资本逐步转向依托人力资本上来。

总的来说, 要使人口红利发挥出最大功效, 必须抓好人力资源的建设, 这样才能够使得人口红利阶段称为真正的黄金阶段。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 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 显而易见,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 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 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 “红利”将转变为相对应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 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 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 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 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 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从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来看, 二元的城乡结构体系可以弥补其随着劳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由于现实的需要, 在中国有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他们不远万里奔赴祖国的东部沿海或者是邻近的大中城市, 为各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在此, 我们可以回溯到过去的20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10年之后, 大面积的人口流动便开始了。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工的涌流。农民工进城务工最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一方面, 在这些务工人员中, 部分是有着某种专业技能, 能够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人, 如缝纫、针织等;而另一方面, 一大部分农民工单纯的抱着在城市务工“多挣些钱, 改善生活”的目的。除此之外, 外出务工成为农民的选择, 存在着一个现实原因, 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 使得农民感到种粮“得不偿失”甚至“入不敷出”。于是, 历史的车辙不自然地滚到了这一页, 近十多年来, 中国的各大中小城市中都有一批活跃在生产第一线的人农民工, 这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 也大大扩大了消费市场, 有效带动了城市化的建设, 农民工试着融入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着期望与神秘的城市, 对于国家和我们的党, 这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一页。然而, 进城后的农民工, 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 出现了众多与城市和谐不符的状况。同时, 由于没有相应的组织体系加以管理, 作为一个外来者与社会的弱势者, 使农民工在求职、福利待遇等方面受到侵害。长此以往, 农民工只是城市劳动力的流动, 永远无法成为城市的一员, 无法真正进入城市。在这样一个人均3000美元GDP的冲刺和转折阶段, 中国农民工的各项体系在艰难中缓慢地发展着。因此, 要促使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之间长期和谐相长, 还必须有效地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人们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与各个地区的区域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并且地区的经济活动又在不断的改变着地区的区位条件, 进而影响未来的经济活动。在此将经济活动限定为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产活动。长期的资源交换、互通有无会加深一定范围内事物间的联系, 由此便产生了共同的经济基础, 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形成了共同体, 文化上、血缘上接触自然会水涨船高, 于是语言文字风俗便应运而生。区域大致也由此产生。不难发现, 这样的区域的界定, 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 这也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历史渊源。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 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 鼓励走出国门, 参与世界经济。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 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 外派劳务, 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 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

二、把中国比做一个小区域, 那么区域发展最终得益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所能辐射到的群体。我们在反思区域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的时候, 应该更多得看看, 从人本身, 从个体到群体, 做什么能对区域产生影响, 做什么能对区域产生好的影响。人类的文明不仅仅是具有传承和瞻仰的作用, 更多的是可以发挥现实的生产力。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 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 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 医疗, 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 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 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 将所有居民, 不论城乡, 不论本外地, 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 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 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 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 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三、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 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 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 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 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以日本举例, 国民经历二战后, 充分利用了青壮年优势和当时的国际援助, 有效得使经济恢复;在日本, 从明治维新伊始到二战战败初期, 政府对现代教育一直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强调“邑无不学之户, 家无不学之人”、“人人都能享受到知识的光辉”。通过教育立法、不偏废各类教育、大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投入等措施培养了人才, 而且日本大学生无不以服务祖国、帮助政府解决国家问题为荣。对国民进行普遍的义务教育,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 日本大体上每十年就要对《学习指导要领》修订一次。使得日本国民的基本素质、国际化、道德化水平, 得到了良好的确保。21世纪的今天, 在这样一个资源稀缺, 周边有利环境匮乏的情况下, 日本依旧领先于世界的发展, 国内具有良好的环境系统和严谨的文化意识, 这是我们不得不学习的。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 减轻家庭负担, 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 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 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在成人教育上, 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 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 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 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 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 农村教育, 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 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 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 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 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是绝大多数国家会经历的一个人口经济学阶段, 其自身的巨大社会财富创造力不仅取决于本身的属性, 更是相关经济主体共同的作用, 只有全面和谐、渐进有序地处理人口发展、社会建设等问题, 才能使这个阶段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本庆, 吴苏朋, 安康.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商场现代化, 2008 (10)

[2]赵涤非.古典经济学对人口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2006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