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

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精选8篇）

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 第1篇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成就是惊人的.在世界舞台上,没有那个国家通过非掠夺的方式取得过如此成就.在这点上华夏儿女有自信和骄傲的资本!但是发展三十年也使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那么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制约中国龙继续腾飞呢?有哪些我们需要正视和解决呢? 个人浅见如下.1,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三十年,财富早已翻了N倍,但是大量财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这种差距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元化.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乡村内部无不表现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是以牺牲农业利益来发展工业的.可以说,当时农业基本完全服务于工业的发展的.现在我们需要也应该反哺农业,也就是农民兄弟.东西部的差距目前来看,很难发生更本改变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些需要廉价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向西部拓展.随着东部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多劳动密集型工种的劳动力成本在大幅提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个人认为在发展西部资源经济的同时,应该加大发达地区的产业调整,增强科技性,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同时将密集型产业西迁.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会给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很大压力.个人认为政府必须加快调节这类问题.城乡内部差距的扩大会是人们心理产生极大落差,而心理上的阴影是可怕而难以控制的,这会给社会造成许多不安定因素.可能是政治上,可能是经济上,更可能是治安上的.2,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一直在谈,一直说重视,可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破坏!记得小学时的课本上就说不能走西方先破坏再治理的老路子,但事实上各地政府为了数字GDP和自身政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环境要经济利益的行为,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任在继续.看看北京市内的这些臭河沟吧!西坝河,立水桥,臭气熏天!恶心之极!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个趋势将更加难以控制,更加放纵!环境问题很严峻啊！

3，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长河。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任很嚣张!并不是说现在是最糟糕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很严重.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许多问题和矛盾凸现和尖锐起来,在这个背景下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很能激起民愤.不过是不是被“一小撮人”所煽动和利用,对社会的不满是根本原因.惩治腐败,不是说说的事,任重而道远甚至需要牺牲当权者的一些利益.4,政治改革.这个议题很敏感,但是国家领导层也一直在说,一直在做.但是反观改革三十年的历史,经济体制的改革远远快于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领导层的努力和魄力,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这是必须的,长远的安定团结需要它.5,周边安定环境.中国周边环境很不稳定,各类边境危机充斥着漫长的边境线,这些问题复杂,涉及国家多.如何能确保边境安宁同时,不丢失主权完整的庄严使命.就看国家领导班子的大智慧了.（1）短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关系：发展目标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年，这种高速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在中国的经济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升迁主要基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而官员的任期通常又只有几年时间，因此，地方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实现了高增长的同时，忽略了很多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例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这些事业大部分都是需要政府进行财政投入的公共品，但是，如果在这些方面增加投入，就有可能挤占政府在其他更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方面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其结果是，那些有利于持续发展，但需要政府投入的事业被严重忽视了。

（2）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关系：央地关系问题 在一个经济分权的治理结构之下，很难避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如果说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利益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则更多地代表地方利益。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央政府更多地希望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更多地注重短期目标；中央政府更希望农民利益得到重视，而地方政府在增长至上的目标下，却缺乏关注农民利益的激励；中央政府更希望促成国内市场的统一，而地方政府则有激励通过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来追求短期的税收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省级的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拥有了越来越强的谈判能力。中央对地方官员采取“任期制”和“轮岗制”的一个好处是，较短的任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分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将更有激励来追求当地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

（3）政府干预和社会发育的关系：制度环境问题

在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如果要追求国家利益，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保证中央的政策能够下达，为此，中国一直用政治集权来作为与经济分权相配套的制度。但是，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形成了非常强的政治科层组织，各级政府往往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尽管我们总是希望每一级政府都更多地追求社会目标，但是在现实中，科层化的政治组织总是更多地赋予了政府官员个人以权力。政府过于强大，加上对于个人的权力缺乏约束，于是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于依赖于特定政府官员的品质和能力，而整个社会却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自组织的机制来调解矛盾和配置资源。（4）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关系：社会融合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在未来的时间里，城市化的迅速提升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长期的城市管理农村的治理结构下，城市政府制定了旨在保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些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城市居民的利益。长期的城乡分割带来了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的增加，原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又转化成了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二元社会”分割。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又使得城市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教育的回报差距也在扩大甚至可能进一步地加剧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影响城市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过程中，促进城乡融合，将是未来中国需要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的问题。（5）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关系：市场统一问题 中国是一个区域间差异非常大的国家。这其中当然有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沿海地区拥有海岸线和港口，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沿海地区更加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国际市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投资，也更多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因此，更快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同时，经济政策的倾向性也是造成改革后地区差异扩大的因素，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更多地投向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不是更落后的地区，这使得中央财政转移反而起到了加剧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加上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拥有制定本地政策的权力，于是，各地的地方政府都纷纷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市场分割政策，来保护本地的企业，以期在短期内增加就业和税收，培育自己的战略性产业。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不利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不利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利用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的规模优势。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市场统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未来临的巨大挑战。

（6）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关系：利益共享问题

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不均等逐渐扩大。同时，分权体制下的科层结构，加上当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关系型社会，使得不同的人所掌握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不均等，而这又进一步地影响到了人际之间的收入不均等和公共服务享受方面的不均等。收入的不均等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同时，收入不均等还会对健康水平、环境保护、城乡贫困、公共信任、收入流动和社会安定等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并间接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又会在长期进一步地转变为收入的不均等，并可能造成人力资本不均等和收入的不均等在代际之间传递，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对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一系列连带的负面影响。中国在未来急需调整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赋予农民和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政策影响力，让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更多的人所共享。

（7）内部发展和外部失衡的关系：和谐世界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虽然是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但是，日益强大的中国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些忧虑。由于中国的城市倾向政策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再加上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增长，不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同时，人民币的币值又被低估，因此，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持续地走低，而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却在持续上升。这样一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始终非常强劲，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更加快了，这造成了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特别是中美贸易的失衡。尽管这一贸易失衡也与美国的储蓄率低有关，但中国出口产品的低成本肯定是外部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持续走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汇率和强劲增长的出口还引起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品竞争。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中国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全球各地，并对全球的资源需求上升。未来中国必将面对追求自身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繁荣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全世界的责任，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

中国的发展虽然面临着众多的难题，每一方面的难题都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这些难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和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的人群之间拥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不对等，造成收入不均等，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的人群之间享有的公共服务也不均等，形成了“内部失衡”的局面。“内部失衡”的局面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可持续发展又被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忽视了。由于中国的普通劳动力（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再加上1996年以后日益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走低，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只能依赖出口，最终形成“外部失衡”的局面。

忘记从几方面了好像环境体制模式等

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 第2篇

应该说，毒奶粉事件发生之后，在网络上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舆论，为政府根治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而政府有关部门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为什么毒奶粉问题会久拖未决，而不法分子为何仍为非作歹，利令智昏，置人民生命于惘然而不顾，继续不法勾当，危害民众，尤其是无辜儿童的生命健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软弱无能，社会管控能力下降所致。

不仅仅在毒奶粉问题上，而且在更多的社会问题上，都表现了政府的这一软肋。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近年来，涉及到社会的民生问题，如看病难，大学高学费问题，住房问题，有哪一个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的，几乎没有。尤其是房价问题，经过近两年的整治，反而比整治前更加混乱，一些房地产商更是有恃无恐，公开和政府叫板。在海南，甚至出现恶性炒房现象，有的楼盘房价竟然日涨几千甚至上万元㎡。试问，这是在政府管控机制健全之下，可能发生的情况么？只能说明，政府的管控可有可无，甚至失控，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由于政府软弱，更多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的结果是让民众为政府的过错买单。作为历年来社会热点的官员贪腐问题，至今也没有一点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积重难返，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直到现在，政府对于官员的贪腐行为，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就连治标，也只能凭着一些偶发的事件发生，才可能发现官员的腐败问题。而在防范机制上的措施，几乎一无所为，基本上是听之任之。

在环保问题上，也是如此。不少地方政府环保执法相当软弱无力，以至于污染肆虐，百姓遭殃。根据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的环境质量负总质，实际上经常是不仅不负责，而且为了眼前利益，在使着法子糟蹋环境。所以，环保问题，涉及到政府领导的政绩观，也有群众的意识问题，以及企业谋利的良知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政府的教育管控不到位所致。

政府管控的软弱无能，几乎表现在社会领域各个方面。谁都知道，中国的股市也是投机商兴风作浪的宝地，几乎是政府管控的真空；对教育的管理，也处在一种无作为，或少作为的状态；本来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举国体制创造出来的辉煌，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引以为傲的。但是，随着体育界不断爆出丑闻，先是游泳队出现奖金门事件，接着是足球界爆出愈演愈烈的赌球**，中国体育界的形象，已经被糟蹋的狼藉不堪，面目全非。

究其原因，无一不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到位，管控措施不力造成的。还有人指出，在外交上，也显现了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无论在台湾问题上，还是中日领土争端，或者南海问题，藏-独、疆-独问题上，都无不打上政府处置软弱无能的烙印。从中国历史看，民族的沦亡，都是因为政府的软弱无能造成的，宋朝是这样，明朝是这样，而清朝也是这样。以我们现在的国力，不应该如此软弱，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维护民族尊严及国家安全上，不能有半点含糊。

关于造成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归根到底是主观的。虽然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政府的管控机能有先天不足之虞，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现在的政府本身。具体的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腐败的政府，必定是无能的政府。腐败是根本，其他原因几乎都是由于腐败派生出来的。比如比比皆是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执法无果等等，其根子就在于官员腐败。

可怕的是，政府这种软弱无能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而且还是机能性缺陷所致。记得西藏平暴之后，一位自治区高级官员说过，执行力就是政府的生命力。没有执行力、执行力差的政府就是软弱涣散、难有作为的政府。应该承认，这些话是说到点子上的。说明政府不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只是无法改变现状而已。

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 第3篇

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对非再生性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加强, 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 同时它也必然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起到一个重大的影响。中国一直是一个人数和资源上的大国, 并且现在正在以一个很高的速度发展着。1994年以来国际上出现的许多针对中国农业和粮食问题的言论中, 对中国未来粮食供应的担忧也不是完全凭空捏造的。的确, 在我国目前快速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某些方面上正在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得以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错误。经济发展过程中, 为了谋求短期性的经济利益, 很多的地方正在大片的农田上建造工厂、道路, 一些政府甚至不管不顾盲目的划分出许多的圈地去建设“开发区”等, 导致耕地面积不断的减少。同时农业上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泛滥成灾。许多农民盲目地去使用化肥和农药, 这样就间接性地破坏了土壤的土质结构, 使得一些农田的农作物生产力下降。另外, 我国的人口还在持续性的不断增长。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暗示着中国在解决粮食问题上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当然, 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我国政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情况的考虑。同时, 在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制定和完善政策, 提醒人们应该爱惜和保护极为宝贵和稀有的农业资源, 保护环境, 增加粮食产量, 以实现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

2 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对待要从全局出发

中国的粮食问题如果不解决并且加剧的话, 所带来的的后果每个人都必须承受。但是各地间都只顾着自身的话, 中国的粮食问题就很难根本性的解决了。所以, 一定要在粮食问题上树立起全局意识来。粮食的主要生产地区应该尽量的多生产出粮食, 并且生产出质量好的粮食来, 让国家的粮食市场能够确保整体的平衡。粮食主要销售区和粮食主要生产市、县也要有全局的意识, 尽可能的多生产出粮食。经济发展的越快, 我们就越能感觉到资源或者资源性产品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从过去的几年来看粮食的产量总是供过于求, 一些地方对粮食安全的危机感远不如对水资源、能源安全的危机感强。但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保持着粮食安全的危机意识, 并且有抓粮食生产的全局意识。中国开始突出强调粮食生产, 有一些地方错误地以为增加粮食的生产会影响到农村产业的架构调整。其实, 农业的架构调整并非简单的对播种面积和作物品种进行调整, 而是应该在架构的调整中让整体的农业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得到更好的提升和加强。现阶段,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中发展最快的是畜禽、水产等产业, 但没有足够的粮食作为基础, 结构就无法调整。各地必须对粮食在统筹城乡、工农协调发展中的战略作用有清醒的认识, 绝不能把强调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对立起来。

3 国际形势下的中国粮食的危机的解决办法

近期几年间世界粮食生产的情况开始出现了一些停滞发展的状态, 为了找出更好的中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来, 国内的许多学者对美国和其他发达的国家农业的发展的过程和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了长期的分析和研究。学者们认为, 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来说, 美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但同样有许多应该注意和避免的地方。学者们特别欣赏的是, 美国布朗博士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 多次指出美国严重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 同时在很多的场合建议中国不要重蹈欧美发展模式的覆辙, 应该谋求更适合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例如:

(1) 中国应该以发展铁路、地铁等主要的公共交通为主, 而不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轿车工业, 避免大量的耕地被牺牲成为了公路和停车场, 以保护中国极其宝贵的土地资源。

(2) 中国在能源利用上, 应该摒弃欧美那些国家以石油为原料的发展模式, 而是应该主张发展太阳能和风能, 避免重复欧美国家大量污染空气的错误之路。

(3) 中国节约使用水资源, 实行水资源的市场化, 更加高效科学地运用水资源, 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持续发展。

(4) 中国不要效仿欧美国家的饮食习惯等, 应该合理的减少肉食的消费, 以保护好自身的身体健康。

(5) 虽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遭受到了美国和一些其他欧美国家的学者们的反对和攻击, 但是, 布朗博士理直气壮地支持中国控制人口的政策。从布朗博士曾发表的声明来看:“中国的发展不得不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而又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向全世界证明如何建立起一种从环境角度来考虑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道路。如果中国能成功的话, 这就给世界树立了一个令人羡慕和可以仿效的光辉榜样’。”国内学者们以为, 布朗博士的上述建议还是很中肯的。

从中可以相信, 布朗博士对中国的粮食问题的言论是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心的起点上的。但相对可惜的是, 布朗先生对于中国的许多的实际状况非常的不了解, 所以对于中国人民和政府增加粮食生产解决粮食问题的意志和所采取的措施的效果, 以及中国未来缺粮的预测悲观的未免有些过头, 让人听起来不免觉得有危言耸听和哗众取宠之嫌疑。

其实, 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农业的学者和相关人员们都正在脚踏实地地为增加粮食产量解决粮食危机而努力着, 如:

(1) 我国正在努力加强农业科研方面的的投资, 同时也在努力的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

(2) 我国大约有60%的耕地面积属于产量不高的粮食生产地, 所以采用新品种, 并且改良土壤, 都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粮食总产量。

(3) 我们正在努力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地占用耕地的现象, 并设法将一部分土地复垦为耕地, 并且已经收到部分效果。

(4) 我们也在汲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污染环境的教训, “边建设, 边治理”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政策, 努力治理和保护环境, 减少污染。

(5) 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水资源缺乏, 而南方的水资源又没有充分利用, 我们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南水北调”工程, 北方缺水的局面将会逐步得到缓解。

(6) 我国正引导人民逐步改变饮食结构, 制止粮食浪费。中国人不会完全抄袭欧美人的饮食习惯, 消费像美国人一样多的肉食。当然, 所有这些措施都不是能立竿见影的, 需要时间。

4 结论

中国进口粮食必须考虑到能利用的国际市场有多大、增加进口会对国际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在全球背景下考虑中国的粮食问题, 从世界的角度审视中国的粮食问题, 而不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来考虑中国的粮农问题。努力的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摘要：半个多世纪以来, 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各国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破坏情况已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地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当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是以牺牲和掠夺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条件的基础上来谋求好的生活质量的。本文针对国际形势下的中国粮食问题的发展和挑战进行探讨。表明中国应该有抓粮食生产的全局意识, 因为只有吃饱饭才能够进行结构调整解决中国粮食问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中国粮食问题,粮食危机

参考文献

[1]李光泗.中国粮食期货市场的现状与问题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0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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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娟娟.夏粮丰收——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稳定粮食安全[J].农业工程技术 (农产品加工业) , 2008 (7) .

[5]聂振邦.近期国际粮油市场形势分析[J].中国市场, 2012 (42) .

中国面临的危机有多重? 第4篇

细数今日中国经济领域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就业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且遭遇巨大改革阻力的高房价问题，乃至治理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升级等关键命题，某种意义上都是长期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阶段性表达。换句话说，上述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显现，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以确立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改革框架。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因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寻求有效经济增长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只是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中国经济即便要达到7%左右的年均增速，也是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另一方面，人均GDP为4400美元的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也许能在十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0万亿美元。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建立广受认可与尊敬的发展模式。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外部发展环境的可能恶化使得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果真如此，则中国经济步日本后尘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笔者认为，未来5至10年，如果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年均7%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一点也不会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素质、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加快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中国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笔者估计，未来三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有可能保持在7%，6.5%和6%。其实，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基数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条件来看，能够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速已经相当不错了。要素禀赋最为丰裕的美国，在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时，对经济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将8%左右的经济增速视为增长红线，既是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约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低效率与宏观经济目标冲突的产物。有鉴于此，中国亟须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因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而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

其次，以存量和增量财富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为目标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干扰为抓手，通过推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真正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不仅能够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提高，也可以充分展现“中国模式”的生命力。

避免崛起之后的骄躁心理

中国在尽力做好经济转型这篇重要文章的同时，还应尽力避免超级新贵崛起之后经常易露的骄躁心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出该陷阱，除了上了战略高手美国的当，于1985年草率签署了“广场协议”失去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泡沫破灭，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之外，还由于基础研究领域并不扎实的日本在高科技领域鲜有原始创新，只能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所致；当然，日本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在经济处于高峰的时候未能保持清醒头脑，以为真的可以超越美国，君临天下了。殊不知，美国不仅有最具打击力的国家竞争战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毁现实与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工具。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既有自身经济发展走火入魔的内因，也离不开美国控制的金融资本对日本刻意打压的外部因素；而在举世无匹的微软和英特尔以及呼风唤雨的高盛、摩根士丹利面前，日本同行多年来一直喘不过气来。可见，日本既败在美国人手上，也毁在自己手中。

日本的经济发展教训理应值得中国镜鉴。笔者认为，随着人口红利渐失、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供应瓶颈以及国际竞争挤压，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将告一段落。但若因此断定中国经济奇迹即将成为历史甚至2020年前危机被引爆，似是博得眼球关注的国际炒作。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或许是一种另类提醒，将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诸多瓶颈，切实以战略转型和福利增进构建新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问题 第5篇

——基于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我国经济现状的研究经济学院 国贸081茹轩轩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告诉发展，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不断增强的通货膨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这三大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因素，本文将分别阐述这几个问题的成因、分析问题、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通货膨胀的加剧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贫富差距的扩大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使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中国经济、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日益增强的通货膨胀。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国的CPI同比和环比涨幅不断扩大，央行表示全年我国的CPI涨幅将超过3%，央行也终于在十月份提高了存贷款利息率25个基点。但是市场预测十月份的CPI同比增幅可能超过4%，可见央行的政策对市场的影响相当有限。4%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了温总理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把CPI涨幅控制在3%以内的目标。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发行了过多的货币，远远超过了市场对货币的需求。

这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2008年末，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希望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来加强基础建设扩大内需。同时国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增长，09年银行发放贷款超过十万亿，2010年央行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全年的贷款总额也将超过十万亿。过剩的流动性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第二，国际热钱的流入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国际热钱不断流入我国大陆境内。最新的数据显示，08年以来央行发行的超出市场需求的货币已经超过四十万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国际热钱的流入导致央行增加发行的人民币。

第三，国际大宗物质包括能源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国内的生产成本。从2008年以来国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例如原油和铁矿石。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国内商品的生产成本，对国内的通货膨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各地不断兴起的炒作之风助长了通货膨胀。从年初的“蒜你狠”“姜你军”到现在的“苹什么”游资对大蒜、姜、苹果、棉花、大豆等一系列农产品进行了炒作，有的价格甚至上涨了几百倍，对通货膨胀可以说是火上浇油。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这几个对应的方面入手。首先，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存贷款利息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通过经济手段来收缩流动性。其次，要对结售汇制度进行改革，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稳定汇率

预期，从而减少热钱的流入。再次，稳定人们的需求，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防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循环。最后，要严厉打击炒作农产品的游资，尤其是那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的炒作。并发展粮食生产，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通过这些政策的相互配合，一定会使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局面得到一定的遏制。社会财富的分配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是从长远来看，过于注重效率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有损社会公平正义。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大的贫富差距会激化社会矛盾。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会让他们失去劳动积极性，降低生产效率。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还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被摆上了中国发展的议事日程。

从贫困产生的原因上来看，纳克斯的“平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的“低水平陷阱均衡理论”都可以解释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贫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这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结构造成的。依据当前我国的现状我国的情况符合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我国社会生产部门可以大致的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我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比较低，获得的收入比较少。而城

市地区则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远高于农村地区。这就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较快，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条件不如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东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了促进东部发展，由东部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予东部地区很大的优惠政策。虽然这符合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但是，在东部发达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这种差距只会造成东部更加发达，中西部更加落后的局面，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因此，要改善这种局面就先必须改善我国二元经济体制结构。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应该由工业来反哺农业。国家经济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村的经济效率，将大量的劳动力想、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二元经济体制结构。其次，要继续实施两大战略，即“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目前东部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西部。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地区差距，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伟大战略。实践证明，两大战略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吸引国外投资者和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最后，必须对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日益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形形势也日

益严峻。只有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我国企业才能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保持竞争优势。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进展缓慢。尽管在中共“十六大”就已经提出了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我认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缓慢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产业升级缺乏经济驱动力。因为中国的企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虽然利润没有发达国家的多，但是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的企业就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离开市场力量的“倒逼”产业结构的升级将相当缓慢。另一方面，结合德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成功经验来看，要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企业长期发展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不仅破坏了环境，还使我国的企业长期处于低端的生产水平，扼杀了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动力。中国的产业链要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领域延伸就必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人民币的升值将迫使我国企业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这样的压力下，如果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我国企业将只有破产这一条路。因此，最关键的是要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意识。国家要不断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为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提供税收和财政支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提高知识产权意识，为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要重点发展七大新兴产业，这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和升级指明了方向。相信我国一定可以顺利地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和合理化的转变。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过很多重大的问题，中国都顺利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和问题。我相信只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中国一定可以顺利解决这三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中国肉牛产业面临危机 第6篇

2013-11-28 09:26来源：作者：武鸣

“中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肉牛产业危机。”业内专家表示，随着肉牛存栏量继续下降和牛肉消费不断增长，我国牛肉价格还将持续上涨。

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牛的用途改变导致肉牛存栏量大幅下降，是促成牛肉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而由于肉牛繁育和育肥饲养脱节，作为产业基础的母牛的存栏量不断减少，使整个肉牛产业走向萎缩。同时，肉牛补贴政策缺失，中国肉牛产业短期内难以提振，国外牛肉则乘机大举进入中国。

存栏骤减 价格大涨

2008年前一斤牛肉十三四元，而2013年以来，各地牛肉价格纷纷突破60元/公斤的大关，广西柳邕牛肉批发价格甚至高达69元/公斤。眼下牛肉消费旺季来到，年底牛肉价格有望同比上涨35%。

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我国肉牛存栏量从8900万头减少至 6500万头，短短四年间减少2400万头。传统意义上的肉牛产业大省山东、河北、安徽、河南四省的肉牛存栏量最近十年来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而由四省组成的“中原肉牛产业带”也已名存实亡。不过，与市场预期相左的是，虽然牛肉价格一路走高，农户的补栏积极性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虽然牛肉价格在不断上涨，但养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首先是饲料，饲养成本增加，特别重要的是科学饲养带来的成本增加。再就是人工成本也不断增加，规模化养殖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农户补栏的积极性并不高，肉牛存栏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而在肉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的同时，牛肉的消费需求却在不断增长。统计显示，2008-2012年，全国牛肉人均消费量从4.3公斤增长到5.6公斤。

繁养脱节 产业萎缩

大部分投资仍然流向了肉牛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很多公司将主营业务产业链延伸到下游餐饮企业，而不是向更上游的肉牛繁育环节延伸。

肉牛生长的特点也使企业对肉牛繁育兴致寡然。如果企业从事肉牛繁育环节的话，周转就将大大放慢，若只是收购架子牛育肥的话，四个月就能实现周转。这样一来，中国肉牛的产业链便出现了脱节问题，企业专注于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98%以上的母牛和小牛则掌握在农户手中，而母牛和小牛又不断被宰杀，中国肉牛产业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据了解，从世界平均水平看，肉牛屠宰的安全线应该是25%，即存栏100头牛屠宰25头左右，可中国目前的速度已经达到40%。在这种情况下，近些年来中国肉牛产业不断萎缩。

补贴缺失 “城门”失守

从产值上来说，我国四大畜禽产业的排名依次是生猪、肉牛、禽类、奶牛，但是，与生猪和奶牛产业的发展所获得的大量扶持和补贴政策相比，肉牛产业的发展缺乏关注，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扶持和补贴政策出台。

在此背景下，进口牛肉，特别是走私牛肉正乘虚而入，并逐步占领国内市场，国内肉牛产业将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虽然由于检验检疫的原因，我国目前只批准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乌拉圭、阿根廷、哥斯达黎加6个国家进口牛肉，2012年的进口量也只有7万吨，与我国每年560万吨左右的牛肉缺口相差甚远，但是进口牛肉加速膨胀的势头却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

9月13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鲜冷牛肉、冻牛肉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379%和978%，出口额则呈不同程度下降。

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 第7篇

万罡华

2013年4月27日

实现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意向，也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但是，在实现中国梦的途中，有很多的社会矛盾，只有提出矛盾，一个个解决矛盾，才有可能达到目标。

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众多，本文只做简要概述，抛砖引玉，归纳几个重点，是否符合客观现实，让大家评判。

1、未获得改革红利的大多数民众与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目前来讲是很高的，国民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可惜，全国的人均收入，在国际上排在第几呢？有资料显示，排在第120多位。如果剔除高收入者，广大的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排名也许是世界倒数第几了。这就很明显暴露出一个问题，改革三十几年了，广大民众的实际收入非但没有随着GDP增长而增长，反而降低了。因此可以肯定，广大平民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改革红利。

党政官员在经济利益第一链条上就因受贿，获得了一定比例的暗收入。土地出让，市政工程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项目，商人不行贿，绝对拿不到项目。大多 数公开招投标活动都存在暗箱操作行为。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规避了法律。这批受益官员，其富裕程度无法估量。大到什么级别的官员，下到村干部，凡掌握实 权的，极少数意志坚强顶得住的干部很少或者不获利之外，其他的几乎无一幸免。而那些极少数意志坚定的清廉、有良知的官员，往往会被看成另类，或不入圈子而 不被重用甚至排挤掉。这个官僚体系已经形成巨大的网络，并形成一个阶级。这些贪官，一方面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压榨平民，不放过任何捞钱机会，用钱去行贿 上级，以图获得更高的官位，或者购置房产，或通过子女亲属兴办企业，或挥霍显摆，或者移居国外；另一方面，阳奉阴违对抗中央，互为勾结，狼狈为奸。平民百 姓对这股势力，对这个阶层的官员已经恨之入骨，随时都会有爆发对抗的群体事件可能。

还 有就是一些官员后代以及亲属们，利用其社会资源，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甚至有很多的民办投资项目，官员们也要打招呼，写条子，以其在其中 获得相应的回报。但凡有权利的部门，设置门槛，收受钱财，就连医保，社保，低保，其政府管理部门，从主管领导到具体办事员，也不放过通过各种隐秘手段或钻 政策的空子，捞取国家支付给个人资金中的不义之财，中饱私囊。比如，社保规定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制度，也有人通过关系，将不符合规定的人群，以高出数万元 的代价，办理了正常的退休手续；一些不该享受低保 的，就以数千元代价，相当多不符合规定的甚至是非常富裕的人员获得了低保待遇。这可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呀。还有赈灾款、农民补助、农业项目补贴等国家拨付款项，这些官员也得雁过拔毛，截留一定比例款项。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下得了手做的事么？其黑心程度令人发 指。

不难看出，整个官僚体系，已经是无孔不入地在向民众榨钱，在向国家政策中捞钱。这样的官僚阶级，不引发民众对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阶级矛盾几乎是不可能调和的。

国企的收入，民营业主的收入，小商小贩，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里就不做分析。

2、日益觉醒的广大民众要求回归正统社会主义体制诉求与进一步推进改革将中国引向完全资本主义体制决策的矛盾；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央政府一直强调以民为本，改善民生，但实际上，大多数民众却未能得到实惠，甚至感觉到物质生活方面逐年减退，不是严厉的计划生 育政策限制人口增长，不用分担过多的子女的生活、住房、教育、医疗费用，民众的家庭似乎得到了实惠。可就是其经济收入增长速度比不上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飞 涨速度，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根本就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反而有日益减退的危机感。新的三座大山，将广大民众压得难以抬头。两极分化日趋扩大。民众感 觉到改革初期设定的目标越来越暗淡模糊，逐渐认为国家改革初衷是在欺骗国人，让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阶级获得话语权，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改革前，尽管物 资相对贫乏，但各阶层相对平等，民众的幸福指数相对较高。社会丑恶现象很少，犯罪率极低，尤其是官员贪腐极少，黄、赌、毒、淫、黑，几近绝迹。社会文明程 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高的。

因而，要求回归正统社会主义的呼声空前高涨。认为，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削减贫富差距，限制官僚体系贪腐成风。并且用共产党的章程和国家宪法来 对照现行社会体制，人们普遍认识到，其一，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体制和改造，明显违反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其二，“国退民进”的 体制改革完全违反了国家宪法。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是蒙骗国人的歪理邪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劳动成果的分配，应该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而不是 完全照搬资本主义的体系来改造社会主义体制，劳动成果过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级的手中。

而国家的所谓顶层设计者们，十几年来甚至更长时间一直强调说是改革到了关键时刻。现在又说是到了深水区。关键时刻也好，深水区也好，按国际目前意识形态 领域的划分，只有君主王朝体制的君主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目前的改革前途，恢复君主王朝体制是 完全没有可能。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把中国引入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体制，一个是将中国改造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体制。

那么，要进行完全的资本主义体制改革，共产党的宗旨要彻底改变，共产党的章程要全面推翻，国家宪法要彻底颠覆。这样，全党和全国人民会举手通过么？

要不 就是通过所谓的顶层设计者们发出强行命令，把中国彻底改革为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这样的结果，广大民众是看得清楚的。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那么，要回归正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就要进行新的社会主义改造，限制资本家的发展，缩小资产阶级成长的土壤，实施国家计划体制下的商品生产，才有可能恢复到正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样，这些新兴资本家会同意么？

不 过，特色社会主义，好像是第三条途径。可就是，其“特色”的概念很模糊。如果说“文革”的初衷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造人们的思想，无可非议，可就是被人 利用，做过了头，要彻底否定。那么，改革的初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也是无可非议，可是，被谁利用了，做过了头呢？是肯定还是否定，那就由大 家来评说。

很明显，现在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的结构，百姓看得非常清楚，那简直就是官僚阶级、资本家、社会精英、社会名流的俱乐部。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非常矛盾的，其矛盾甚至是非常尖锐的。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毛泽东早就看到了只一点。即便是分田到户，毛泽东都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剖析。毛泽东热的再次升温，完全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明智的 企盼和夙愿。民众从内心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如果共产党把美国的走狗经济学家当成国师，按这些设计者们的套路一步步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制度，问题就会非 常严重。

3、新兴的官僚阶级、资产阶级、买办集团与失落的平民之间阶级斗争的矛盾；

要资本家拿出自己的利益改善民生，那是痴人的梦想。

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提高了生产力，生活物质丰富了。掌握实权的党政官员经过权力寻租，获取了大量的灰色收入，其富有程度，是根据其 地位的高低，经手的建设项目规模大小以及其人的黑心程度，胆子大小来决定。民营业主，也在短短的时间内积攒了丰富的财富。已经形成一个阶级。

尽管顶层设计者们不承认这个阶级的存在，但是，这样的客观现实，是很难否认的。

毛泽东在建国前就提醒共产党干部，共产党坐了天下，绝不能做李自成。但是中国历史悠久，封建残余势力相当严重，党的干部队伍里滋生的腐败现象开始抬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荡涤封建余毒势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封建残余，改造人们灵魂的深刻的革命。

因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其丰富，人们觉悟普遍很高，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不根除封建思想意识，提高 人们的高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即便是物质非常丰富了，那也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目标。虽然，文化大革命被人利用，也搞得过了头，但是，文革 将会是人类社会达到一定文明程度时需要认识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运动。如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坚持五百年，一千年，两千年，或者五千年，到时候，生产力 高度发达，物质非常丰富，人们回过头来重温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可以肯定，其意义非同一般，任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思想家，绝对会对毛泽东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有所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希望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资本家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资本家集团不可能也不会将自己拥有的个人财富去施舍普通的平民百姓，只有通过国家手段，进行二次分配，人们才有可能享受到尽可能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等方面的平等。

那 么，怎样才能实现相对平等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呢呢？国家顶层设计者们，不可能依靠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市场方式也根本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就是立法也难 以解决这一矛盾。即便是刹吃喝风，三十几年了，中央下了多少文件，也没能止住官员们的吃喝风。这么一个“小腐败”问题，中央政府都奈何不了，还指望在收入 分配上减少差距？新兴的官僚阶级、资产阶级、买办集团，他们会自觉将自己的财富拱手让出，分配给普通百姓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样的矛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是摆在顶层设计者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民众在翘首以盼。

4、中华优秀传统文明文化自信与快速膨胀的现代资产阶级糜烂腐朽文化渗透的矛盾；

中 华文化中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传统文明文化。但是，近三十年来，国门打开了，好的文化没引进多少，黄、赌、毒、淫、黑，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尤其是无知官员，不良媒体，不良商家，不良演艺界，推波助澜，把个新建立只有二十几年，已经初现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好端端的中国搞的乌烟瘴气，世风日下，不堪入目。

就三十多年，从官僚体系来看，很多官员已经到了恬不知耻、丧心病狂的地步。从小小的村干部到中央高官，贪腐者甚多。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回到了清末年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几千年官僚腐败的现象，集中在这三十年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社会层面来看，其社会道德沦丧，人的信仰缺失，精神萎靡，拜金主义横行，哪有半点社会主义社会的气象？完全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甚至有些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

各地政府，美其名曰以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为名，大兴庙堂。在农村，却搜刮民财，大建耶稣教堂。黄片泛滥，黄网成灾，等等。

尽管中央作出加强文化建设的决议，但是，一个日本的苍井空，就可以将中央经过长时间酝酿、召开专门大会，非常严肃庄重地讨论通过的决议撕个粉碎；一个韩国鸟叔，就可以在中国掀起一场风暴，比中央的决策影响大得多；一个很少知晓圣诞老人为何人的国度，每年的12月24日，却有无数的商家，年轻学子，热闹非凡地迎接什么平安夜，去疯狂度过狂欢夜。这难道不是外国的文化在中国大地张扬、渗透，去影响我们的后代，影响我们的未来？

只不过三十几年，中国几千年的丑恶现象却高度集中表现出来。中华民族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是这样下去，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将有可能慢慢被毁掉，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奢侈淫靡的丑恶文化。中华文明文化的没落和消失，将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灾难。

5、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围堵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矛盾； 西 方列强，几百年来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欺凌中国。美国二战时期打败日本后的战略决策，就已经瞄上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部署了牵制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朝 鲜战争就是其战略中的一步棋。后来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是从资源、货币、地缘等多方位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所实施的谋略。美国的野 心就是独霸全世界，中国，是美国实现独霸世界方略的最大的障碍。中国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会危及美国独霸世界野心的实践。因为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一 旦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总量，货币总量，都是构成危及美国利益的最有力的威胁。

近几年，中国周边的那几个美国的“小兄弟”国家，不断以海域，疆域为由，骚扰中国，分散中国搞经济建设的精力。

为 什么是在近几年集中表现的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排名第二，只要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排名世界第一，那是肯定的。美国甘心排名第二 么？一个世界霸主，经济总量不如中国，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就要大打折扣；如果在货币总量，科技水平等方面，中国居于首位，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是一落千 丈。美国的政治家们乃至美国的民众的失落感会是什么样呢？大家也会很清楚。所以，美国要不惜代价，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强大了么？危机到美国了么？还早得很！

就经济总量来说，近几年我们的经济总量的构成，是什么呢？高地价，高房价占据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还有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的开发建设、高标准的政府楼台馆所建设、大面积连片的所谓经济开发区的圈地建设、部分地矿资源、廉价商品等，这些就是推高中国GDP的 主要政绩。这些东西，除了可以让敌人多费些导弹之外，有多少真正的硬实力与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抗衡呢？虽说，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地域面积小，人 口不足一亿，欧共体自身矛盾重重，中国一站起来不久，就将其甩在后面了。但是科技术领域，除了航空航天，军事技术有几个可圈可点的高科技之外，其他方面 呢？教育，高科技，基础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工业，农业，军事等，有多少可以值得

在美国佬面前显摆的硬家伙拿得出手呢？就连一个小小的弹丸小 国日本，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技不如人。

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 第8篇

1“基础研究” 的历史渊源与其范式转变

1. 1基础研究的早期形态及理性传统

“基础研究” 这一术语被普遍使用并成为科技政策领域最重要的概念始于二战后,但从整个科学的发展史来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内涵,诸如 “纯科学” ( Pure Science) 、 “纯粹的知识”、“基础的科学” ( Fundamental Science) 等术语都与其有着 “家族相似性”。“纯科学”可以看作是基础研究的早期形态,对 “科学”的追求曾是一项毫无私利、主要基于个人旨趣并依赖自我资源支持的个体化活动。 “纯”科学的这一肇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那些地位较高的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脑力事务上,而当时经济的发展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科学探索并没有被赋予功利属性。明确地将 “纯科学”与实际应用严格区分,并将前者置于更加优越地位的观念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在 《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从事哲学探索的人和从事手工技艺的人彻底分开,并赋予前者更高的地位, 同时强调知识的价值在其本身。同他的老师一样, 亚里士多德也拒绝把应用作为理论探索的目的,他坚信哲学探索有着属于自己的 “报偿奖赏”［1］。科技革命吸收了古希腊对知识的理解,并保留了 “纯”科学的优越地位,尤其是欧洲与美国在这一理念基础上建立起了大学,从而巩固了纯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直至今日, “纯科学”依然是 “基础研究”的重要内涵,这一内涵强调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兴趣、理智及自由。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科学”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古希腊遗留下的传统: 首先,获得科学知识不仅与个人美德有着联系,更被置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科学与实用技术的融合被认为会带来利益; 其次,科学从一项个人的自我投入活动演变成一种以科学为业的职业,科学家们摆脱了 “独角戏”式的工作状态而以学术共同体的面貌出现。 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仅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存方式; 在资助方式上,科学家也不再依赖个人财富满足 “智力好奇”,当基金会难以继续为科学家的学术探索活动提供足够的资源时,科学家必须从其他途径获得资助来维系研究; 在组织方式上,必须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够保护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并尽力将组织的这一功能合法化以获取资源,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可以看作是这一过程的典范; 最后,在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上,科学的职业化是一种互惠关系,它一方面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也从社会中得到资助,科学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一点在战后时期变得尤为重要［2］。总之,科学职业化为许多人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社会承认、谋求经济效益的途径。科学的进展已不再是少数人知识的增长,而取决于这种职业是否能积极、有效和持续地为社会谋利,并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检验［3］。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基础研究从 “纯科学” 向现代范式的演变,它强调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个人化的行为,而逐渐与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

1. 2公共资助基础研究理念形成

在一战时期,很多国家突然意识到,与他们的对手德国相比,自己国家有关工业的基础性科学是多么缺乏。以化学为例,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因为它是炸药、汽油、制药和染色工业所必需的,由于许多研究只能从德国进口,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本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科学家也利用战时这一特定背景为研究寻求更多的政府支持,进一步加强了科学研究与政府间的互动。

对基础研究而言,二战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对基础研究概念的理解后来被普遍接受,奠定了当前关于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和使命陈述。从组织模式上看,政府与大学围绕 “科学研究”形成的契约关系以及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该模式也是战争胜利和军事安全的关键要素。 例如在美国,社会普遍要求这种契约关系在战后应以某种形式继续延续: 首先,在军界,尽管战时研究与开发办公室已经关闭,军方仍然希望继续与大学和科学家保持合作,并且使合作的关系成为一种常态; 其次,大学和科学家也希望战后能够继续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此外,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在这一时期从理论上获得了其合法性,这一合法性来源主要建立在经济学的 “市场失灵” 理论基础上,即由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部门缺乏资助等研究动机,这也形成了日后对基础研究特征的广泛理解。公共利益观点认为,基础研究具有不可分割性( Indivisibility) 、 非专有性( Inappropriability) 和不确定性( Uncer- tainty) 3种特征,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将不会长期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市场的失灵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起资助基础研究的责任,以确保满足社会对知识生产的需求。这一观点最早来自兰德公司( Rand) 的两篇早期研究报告［2］。

基础研究的市场失灵观点获得了很多美国的政策制定和学者的推崇,因为这为学术共同体寻求政府资助找到了理由,学术共同体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在寻找社会的无私资助,同时又要坚持科学的自主特权和对目的导向的否定,而市场失灵理论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观点,能同时使政治家、科学家以及企业都能够接受,因此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理论。

1. 3公共资助与理性传统的冲突

大学在与政府的研究契约中获得了从事基础研究所需的丰富资源,但政府对科学慷慨的资助也让科学家们感到一丝忧虑,他们唯恐基础研究的自治和自由理念被侵蚀［4］。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 确信,需要通过一种持久的方式来确保联邦政府与大学科学共同体的合作,但其前提是充分保障科学自治［5］。但随着很多政府预算压力的增加,政府与学术共同体间的传统契约关系正在发生着改变,即从普遍资助到 “合同制”的流行。在这一契约中,基础研究的经费往往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的研究委员会,经费分配是高度竞争性和结果导向的,只有承诺短期内能够生产出对方需要的 “知识产品”,科学家们才可能获得资助,这与基础研究自身的特点存在冲突,即基础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它并没有确定性的未来。因此很多科学家坚持,科学的本质是探索新发现,科学不应该受制于政府部门并应尽量远离那些具有实际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机构,要将兴趣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这一科学自治理念成为科学家保护科学本质的重要理由。

总之,在公共资助与理性传统之间,如何制定合理的基础研究政策,既能够激励科学家们生产原创性和前沿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又保护科学研究者的探索和进取精神,以回应布什的 “一个在基础科学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将减缓它的工业发展速度,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的断言［1］,是当前很多国家科技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2“基础研究” 的特点及其依赖的组织特性

2.1作为公共物品的基础研究

既然大学基础研究是关系国家战略的关键领域, 谁应该为其付费? 政府、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明确各方在基础研究中的责任界限是科技政策领域一直争论的议题, “市场失灵” 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或者可能是以一种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的方式进行。市场机制自身并不足以实现所有的经济职能,这就需要公共政策在某些方面予以引导、矫正和支持［6］。基础研究周期长且具有未来不可确定性的特点,研究者需要长期潜心于探索性、 开创性的学术活动,短期内难以产生效益。以赢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普遍缺乏资助基础研究的动机而导致供给不足,尤其在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以及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基础研究是市场失灵的重要领域之一。

此外,基础研究的产品 “高深学问”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私人产品是谁付费谁享有,而公共物品则不同,所有使用者无论付费与否都可以从中受益。他们具有 “非排他性”,即如果向一个人提供,则所有人皆可享用。基础研究的产品 “高深知识”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它一般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它的生产不仅对个人、社会还是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价值,但这种价值更多是一种 “理性” 价值,并不能为研究者或其所在的机构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在一个资源紧缺的时代,大学及其研究者如果不与外部社会保持积极的联系,并通过研究成果证明自身活动的功利价值,那么大学基础研究会面临资源不足而难以持续的危险,而政府及时的政策干预则可以缓解基础研究面临的尴尬境况。

2. 2大学实施基础研究的合法性基础

在现代科技史上,对基础研究发展最为重要的变迁是将大学作为实施基础研究主要阵地的制度安排。任何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并发挥不同的功能,当个体化的零散行为让位于学术共同体高度组织化的活动时,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寻求一个合适的场所来保护其探索活动,“对高深学问的探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庇护它的大学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教会［7］。”大学固有的理智传统、学术自由与自治的组织特性以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使其不仅拥有实施基础研究所必需的学术文化和人力资源,同时在实施基础研究中,大学还能够更好地传承民族的理性文化和培育民族的理性人才,最终确立了基础研究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是实施基础研究最适宜之所的合法性基础。大学正凭借这一组织特性和组织功能获得了其运行所需要的社会声望和各种资源,国家也从大学的这一活动中获得了实现国家战略所必备的智力资源。

基础研究与大学自身的使命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大学通过基础研究来更新和深化学科知识, 使最前沿的知识能够转化为学科知识并及时传递给学生,同时,尽管大学基础研究是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源头,但其最重要的价值则是它与人才培养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在如何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上,尽管不同国家和研究领域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基础研究是创新人才培养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从人力资源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经验来看, 人才培养水平与国家基础研究实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主要充当着大学研究助理的工作,这为他们提供了最直接的研究体验和训练,为他们将来成为成熟的、独立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事研究助理工作让他们能够获得合理的研究津贴,为他们潜心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再次,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也训练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精神,这有利于未来他们从事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工作,有利于培养未来的高水平研究者; 此外,基础研究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学自身的发展和声望,一般而言,高水平大学在前沿基础研究方面必然领先于其他类型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排名以大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最后, 大学基础研究带来了国家在农业、工业、民生以及国防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例如,美国大学在纤维光学和激光方面的研究创造了电讯技术的变革,为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 美国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重组细胞DNA技术的研究,开启了今天美国生物工艺学工业的大门; 大学在治疗或控制百余种植物、家禽和牲畜疾病疫苗方面的研究以及发展高产量、抗病性水果、蔬菜及谷物方面的研究, 带来了农业的彻底变革; 大学在卫星摄像技术方面的前沿研究带来了精确的摄像,这对太空探险、天气预测、环境监控和军事监视都非常重要［8］。此外, 很多国家都提高了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水平以及改变资助理念,以利于大学的在前沿基础研究中取得更大的突破,促进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大学基础研究承担着新的角色与使命,不论在国防、健康还是经济领域,大学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的科学政策认为对研究的投资可以产生巨大的回报,因此其目标不仅要加强科学自身,更要加强大学科学研究与整个社会的密切联系。

3多元化使命下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随着知识激增而带来的 “知识爆炸”,大学日益被看做是 “世俗的教会”。以往人们需要到教会去寻找他们关于宇宙、社会关系正确与否等难题的答案,而现在则需要求助大学,大学已然是一种世俗化的教会。大学已失去了它的清廉,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7］。从探索高深学问到社会服务,大学被要求承担起传承理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日益多元化的职能,将大学功能泛化的结果可能使其难以明确自身地位而面临组织合法性危机,进而以损害学术精深和人才培养为代价。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危机根源于基础研究特点与公共科技政策之间的冲突。

( 1) 源于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基础研究要尊重研究者自由探索的传统,它既要有一定的目标指向, 但也要尊重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和优势。尽管 “基础科学只有疏远实用意图才能成为技术进步的带动者”已经不符合二战后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但过分的目标导向很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倾向,诸如浮躁的研究风气、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甚至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进而使研究者,尤其是最具创新精神的青年学者,难以潜心于具有挑战性而吸引人的开创性工作。

( 2) 基础研究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和高风险性。 基础研究是开创性的活动,它能否实现或达到研究者的最初设想受制于很多因素,它可能面临着完全失败,这也是基础研究或科学探索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当意外的情况出现时, 他们应该有调整和重新组织研究过程的自由”［7］, “作为结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从一个点出发而以另一问题终结的学者感到奇怪。而且,学者还应该不受规定期限的限制,时间限制可能会使他们匆匆忙忙,也会使他们的研究进程失常［9］。”但目前的一些研究激励政策并未考虑基础研究中的风险问题, 或者说并未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一方面,科研激励政策的选择标准是结果导向或逆向逻辑,研究者只有提供充分证据表明自己具有完成某项研究的能力,才能获得支持或资助。但是,正如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样,科学研究的周期以及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成长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过分注重结果的激励政策很可能会错过研究者的最佳创新周期。 这既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更不利于知识创新。如果科研激励政策不考虑基础研究中的风险, 就很可能出现 “激励失灵”,即研究者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更加安全的研究或工作选择。

( 3) 基础研究风险的不平等分配逻辑。对于研究者而言,不确定性情境下的行为都会承担或多或少的风险,意味着诸如工资、职位提升、社会地位及自尊的获得或失去。研究者如何看待风险的态度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这一特点而言,大学的 “竞争”和 “问责”文化要求研究者必须在短时期内提供能够证明自身研究能力的成果,而一旦研究失败,他就可能失去晋升或资助的危险。尤其对于年轻的研究者而言,随着学术研究职位竞争的日益激烈,他们必须在有限时期内获得晋升,因此面临着两难困境: 一方面是他们愿意从事那些具有高度风险的研究以实现自我; 另一方面,通向职业阶梯的时间是有限的,需要短、平、快地出成果以满足晋升条件,研究者们的科研项目主题不断变化、漂移,难以围绕某一方向做持续、深入、系统的研究, 造成基础性、长远性、超前性项目难以取得重大创新。此外,与应用研究相比,基础研究意味着更多的投入、更长的周期和更少的回报,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不断降低,未来高水平的人才储备是基础研究面临危机的重要表现。

4重塑使命: 强调政府责任、促进大学基础研究创新

市场失灵的存在是政府行为得以合理化的理由之一,政府应该在基础研究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制度化安排形成于冷战时期。二战前,很多科学家坚持,科学的本质是探索新发现, 科学不应该受制于政府部门并应尽量远离那些具有实际政治目标的机构,这意味着很多研究机构的成立是独立于政府部门的,而冷战时期对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则是提出了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更为重要的理由———应保证 “市场失效” 下的公共利益, 这一理由至今在科学政策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般而言,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撑、财政资助和文化引领等方面。

4. 1符合科研规律的政策支撑

基础研究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基础研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稳定、持续的资助,更需要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基础研究周期长,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可能损害学者, 尤其是青年人献身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尽管目前我国有一些保障或激励研究者从事基础研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为国家培养和吸引了大批优秀基础研究人才,例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千人计划等。但基础研究是高风险的活动, 人类既有承担风险的本性,也有规避风险的心态, 目前频繁的、过度量化的评价方式使研究者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规避开拓性的研究。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麦克穆伦( Jeffery S. Mc Mullen) 和谢派德( Dean A. Shepherd) 对美国两所研究型大学的54名助理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他们对那些高度不确定的、公认具有挑战性的研究的态度。结果发现, 年轻的研究者为了更快地获得终身教职,更愿意从事对已有知识的 “修修补补”的研究工作,因为这样的研究结论符合预期结果,更容易获得期刊评审人的认可而发表［10］。威恩柏格( Nachoem M. Wijn- berg) 和杰姆瑟( Gerda Gemser) 的研究也显示,同行评议最厌恶创新性的工作。因此,对研究者而言, 最重要的研究策略就是去从事符合共识( Consensus - Conforming) 而不是挑战共识( Consensus - Chal- lenging) 的研究工作,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11］。因此,国家应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降低研究者因从事探索性活动而可能带来的潜在损失。

4. 2稳定、持续的财政资助

根据公共产品和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研究对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其自由性、探索性、长周期性和成果的不可预期性决定了只有依靠持续稳定的投入,才能取得重大突破性科研成果。 我国大学承担了大部分基础研究工作,是国家原始创新的主力军,应对高校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模式进行改革和优化,探索科研项目配置手段的创新, 由竞争性为主向竞争性和保障性均衡协调发展转变。 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资源投向那些能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领域,使基础研究面临着无人参与的危险。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由2000年的50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70亿元,增长超过400% ,近十年来投入总量超过了1 600亿元。但总体投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的5% 左右,美国为17% ,日本为12% , 法国则为25% ,OECD国家一般占20% 左右。除了资助总量外,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方式也应是顶层设计关注的核心。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持续, 目前一些基础研究资助项目周期过短,一般为3 ~ 5年,而一般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短期目标和长远利益间、在竞争性经费与保障性经费间以及在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间寻求平衡。

4. 3质量导向的科研文化引领

积极的学术生态是一切创新的前提和源泉,亦是国家创新政策落实的必要社会环境之一。相对于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基础研究更需要纯净的、潜心于研究的学术环境。目前,我国不论在科技界还是教育界,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还未形成,急功近利、学术不端等行为频发,因此应改革政府和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科技学术生态。明确科学家责任的同时,赋予科学共同体更大的自主权,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的学术生态。应当妥善处理学术机构与行政体制间的关系,避免学术问题的行政干预和学术体系的官僚化、等级化。鼓励科研人员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价值追求,提倡学术平等,重视青年人才的创新力,建立凸现青年创新人才能力的平台,充分调动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摘要：将大学作为实施“高深研究”最适宜之所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得益于大学固有的理性传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及其庇护学术共同体自由探索的组织特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奠定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合法性基础,也提供了国家发展所依赖的前沿知识、创新人才和理性文化。当前大学对绩效文化的过于强调,损害了基础研究所需的文化制度环境和理性传统。应强调政府在政策支撑、财政资助及文化引领等方面承担其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