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政策范文

对朝政策范文（精选5篇）

对朝政策 第1篇

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中有其特殊的地缘战略意义, 成为了东北亚各国利益攸关的交汇点。2012 年12 月12 日朝鲜官方宣布成功发射了“光明星3 号”卫星, 紧接着2013 年2 月12 日, 朝鲜中央通讯社宣布朝鲜当天成功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 实现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和轻型化。[1]此时正值美、中、韩、俄等四国领导换届之际。[2]朝鲜进行的这一连串具有挑衅性的行动, 引起了东北亚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与制裁, 从而引发了半岛局势进入白热化状态。其中, 一方面韩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认为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以“无效化”收场, 另一方面韩国民众把对朝鲜的“核遏制”战略寄托在了下一届政府身上, 希望借此契机, 加强国防兵力的建设性投入, 加强韩美军事同盟, 加大韩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演习的强度和频率, 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一切便利, 甘当美遏华制朝的“桥头堡”甚至通过研发核武器来应对朝鲜核发展和核威慑。2010 年3 月“天安舰事件”以及“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得韩朝双方的对话全面中断, 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无疑对两国难以回到正常谈话协商的轨道上更是雪上加霜。朝鲜拥核作为一种非传统的战略武器增大了韩国在安保方面的恐惧感, 韩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优势被严重削弱韩国对朝政策的传统基础在深层次上受到动摇。长期以来, 韩国在应对“朝核问题”上一直把韩美战略同盟作为重要支柱, 加强具有威慑效力的韩美联合军演更是常用手段之一, 笔者认为此联盟带有“交易”性质, 无非就是“自主权”换“安保权”。韩美同盟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美国认为韩国不具备单方面的韩美联合作战的军事指挥权, 韩国战时作战控制权仍由美方掌控;第二, 美国必须遏制朝鲜的过分挑衅举动和破坏国际准则与秩序的危险行为;第三, 美国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第四, 缓解韩国国内民众要求独立发展那核武器的呼声。[3]依托韩美同盟关系, 美国获得了左右朝鲜半岛事态发展的重要杠杆。随着朝鲜发展和武器的能力不断提升, 核军事打击能力不断增强, 韩美同盟过去使用的“胡罗卜加大棒”政策成为了“过去式”新一届的朴槿惠政府在打破传统对朝外交政策困境后, 展开了新一轮的外交篇章。

二、“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提出

2013 年2 月25 日, 朴槿惠宣誓就任韩国第十八届总统, 作为韩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 韩国从此开始了不同以往的“朴槿惠时代”。在总统竞选中, 朴槿慧就表现出与以往届政府不同的对朝政策主张。金大中政府时期的“阳光政策”和卢武铉政府时期“和平繁荣政策”在对朝政策方面表现出的一再退让和妥协, 因此未能有效遏制朝鲜政府的核研发, 反而增强了核研发所用的经济实力。而李明博政府时期对朝政策的强硬态度, 对朝鲜进行“有条件的战略忍耐”的施压, [4]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与朝鲜研发和武器挂钩, 同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 加强联合军演对朝鲜带来的威慑力, 此番行动更是加大了朝鲜政府的恐惧感, 一贯以“强硬对强硬”的金正恩政府更是在上任之初就提出了“核武开发与经济发展同时并举”的路线。2013 年2 月,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成功, 更是体现了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所带来的弊端和失败性。因此, 朴槿惠政府在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对朝外交基础上进行修正, 吸收往届政府经验教训的同时, 提出了更具有灵活性和富于时代性的对朝外交政策。

早在2011年9月, 朴槿惠通过美国《外交季刊》, 提出建设“新型朝鲜半岛”的构想。朴槿惠政府认为过去的对朝政策主要纠结于是否对朝进行支援或制裁的选择上, 对“信赖”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而南北关系之所以会出现持续的敌对, 主要原因在于相互间的信任不足。 朴槿惠上任初期, 明确提出了“经济振兴、”“国民幸福”核“文化振兴”三大理念来实现国民幸福, 创建文化强国。以“奠定和平统一基础”作为朴槿惠政府的外交纲领。[5]韩国要尽快通过对话协商方式推进南北双方的政治互信, 军事互信, 加强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建立, 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 寻找时机, 实现南北的和平统一。笔者认为当下制约“信任政治”开展的主要是如何让朝鲜感受到“信任”, 如何构建一种结构性的“信任机制”2013 年8 月21 日, 韩国统一部发表白皮书, 将韩国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基调“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定义为“以坚固的安保为基础, 通过建立朝韩互信, 发展朝韩关系, 实现朝鲜半岛和平, 进而打下统一的基础。”笔者认为, 一方面韩国往届政府对朝鲜曾提供的大量物资支援和在经贸往来方面取得的有效进展, 虽在一定时间内缓解了半岛紧张局势,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半岛形势, 但对于半岛无核化以及和平统一并未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 美韩同盟对朝鲜实施的“战略忍耐”和“延伸威慑”。[6]对于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南北关系更是无济于事。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要求“互信机制”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一个平等原则基础之上, 要求能够进行平等对话, 至少在“威慑力”上保持对等的关系, 否则,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在实施过程中会存在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双轨制”外交的提出

从2013 年朴槿惠任总统至今, 韩国政府在对朝国外交战略上作出了调整, 总体向度可以看出, 朴槿惠政府正在寻找外交战略的一个“黄金分割点”。在外交领域, 朴槿慧政府在对朝关系上采取“施压+ 对话”的“双轨制”外交。相较于李明博政府的强硬手段, 朴槿慧政府在对“施压”与“对话”的选择上更加灵活, 至于对朝鲜偏向“施压”还是“对话”, 韩国政府方面明确表示取决于朝鲜的拥核态度和实际是行动上, 这样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 韩国政府会取得南北国家间博弈的制高点和半岛南北关系的主动权。从目前半岛态势来看, 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偏向“施压”, 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朴槿惠政府愿意为朝鲜半岛无核稳定和平统一释放“回暖”信号, 愿意迈出新的一步, 进行良性互动, 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四、亲美联中俄与“朝韩自主”并举

在金大中和卢武铉执政时期, 强调“朝韩关系优先”“疏美亲中”。引起了作为“全面战略韩美同盟关系”中的美国的强烈不满, 美韩关系一度降至冰点, 外交行为上受到美国的打压。寻求韩美、韩中关系上的平衡与对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在对韩外交战略的影响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在李明博政府时期主张“重美轻中制朝”的策略, 导致对朝政策实施的失衡, 最终以失败收尾。鉴于前车之鉴, 朴槿惠在刚刚上任之时就高调访美, 意在继续加强巩固韩美同盟关系。与此同时, 强调朝鲜半岛事务的自主性, 加强同中、俄两国的联系, 力求在朝核问题上加强合作。在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呈现出“韩朝自主与亲美联中俄并举”的方式策略。

五、影响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因素

朴槿惠执政以来, 为了避免重蹈往届政府对朝政策极端性导致的无效性, 体现对朝政策的灵活性。但其发挥空间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朝核问题”的影响及朝鲜态度因素

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之后,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政权, 增强国内威望, 在东北亚各国领导人更换之际, 不顾各国的强烈反对, 成功举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这种“投石问路”的行为引发了韩美高强度的军事演习使得朝鲜半岛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中。而朝鲜依旧保持“以强硬对强硬”的惯性, 通过“对话”方式解决“朝核问题”更显得遥遥无期。“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韩国历届政府对朝“战略忍耐”的最低限, 即使在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对朝政策上一度表现出忍让趋势, 但也始终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具体来说:朝鲜“核试验”对韩国对朝政策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朝核危机”引发韩国对国家安全方面的质疑。

朝鲜虽然表示研制和武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但是, 南北关系因冷战造成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 以及长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对立造成的隔阂, 产生对彼此双方的严重猜忌和信任缺失。加上美国作为“离岸操手”对朝半岛的操纵, 韩国把朝鲜拥核视作一种来自身边的“死亡威胁”。

第二, 朝鲜“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制裁。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 联合国对此出台了2094 号决议, 针对朝鲜此次核试验进行全方面的制裁,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一贯主张半岛无核化, 对联合国决议也投了赞成票。韩国在应对朝核问题上, 一直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 此次决议, 更是让韩国如愿以偿, 今后在对朝核态度上可以更加强硬。

2. 中国和平崛起对东北亚格局的冲击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在东北亚安全事务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与朝鲜唇齿相依, 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 以及历史上俩国之间曾经的“暧昧关系”, 中国不可能对朝鲜研发核武器之事“坐山观虎斗”, 并且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发展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任何动荡对中国的发展都不利。朴槿惠政府“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提出也最大可能的征求中国的支持, 在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中, 中国的赞成票对韩国来说是一支重要的“强心剂”对这种道义上的支持, 韩国必会心存感激。

3.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后, 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 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受到挑战。面对朝核问题, 美国并不希望彻底解决, 只要不危害到盟国甚至美国本土利益, 美国希望把朝核问题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这样美国就会有充分的理由在韩国驻军, 插手东北亚事务, 约束具有日益离心意向的韩日盟国, 对朝鲜继续制裁和施压, 维护美国在东北亚国家竞合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对朴槿惠来说, 是影响其对朝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对韩国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 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重心东移, 在加强韩美军事同盟的同时, 对朝鲜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威慑力”可以有效抑制朝鲜方面的核威慑, 而且韩国把美国当做靠山, 依托韩美同盟关系在朝鲜半岛上有足够勇气对朝施压, 这也是李明博、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强硬的主要原因。

4. 朴槿惠个人的因素影响

朴槿惠在很小的时候经历过政变, 父亲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入住青瓦台, 成为韩国第——届总统, 年幼的她随同家人一同入住青瓦台总统府, 也开始她以后政治生涯的熏陶。1974 年母亲遇刺, 时隔五年后父亲又被惨遭杀害, 朴槿惠一度从韩国“第一女儿”[7]跌入尘埃, 进入了人生最悲观绝望的时期。朴槿惠在自传中详细描述了他在2002 年访问朝鲜的情景。

六、朴槿惠对朝政策的展望

朴槿惠政府自执政以来就得到了国内的高支持率和国际社会上的高度认可, 这与她擅长外交有很大关系, 更体现了她非凡的人格魅力。朴槿惠上任至今, 对南北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的诚意有目共睹。无论是“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提出还是实行“双轨制外交”得到了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中美两国陷于“崛起国”与“霸权国”激烈较量、俄罗斯缠身于乌克兰危机、日本安倍政权右翼势力的频频挑动, 朝鲜和危机引发朝半岛战争一触即发的背景下, 朴槿惠对朝政策的新动向既顺应了民意也获得了国际社会较高的呼声。针对“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方向和目标, 朴槿惠政府不会轻易否定。但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 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考量。虽然朴槿惠政府单方面不断呼吁关于统一构想的协商对话, 始终得不到朝鲜的积极回应, 这无疑是无济于事。未来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新动向, 对朝鲜半岛和平、稳定起多大作用, 仍需我们进一步考量。

摘要：2013年2月25日, 朴槿惠宣誓就任韩国第十八届总统, 作为韩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 韩国从此开始了不同以往的“朴槿惠时代”。面对朝鲜核危机的爆发, 上届李明博政府陷入了对朝政策困境, 美国重返亚太, 中国崛起, 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膨胀, 新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错综复杂。朴槿惠政府审时度势, 刚一上任就提出了“幸福统一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等外交理念, 得到了国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关键词：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

参考文献

[1]孙国强, 黄凤至.朝核问题新危机与中美朝核政策互动探析[J]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黄皮书, 2014版.

[2]付玉帅, 刘宝全.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解析[J].当代韩国, 2013 (2) .

[3]李东.朝鲜政府对朝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D].2014 (5) .

[4]赵立新.基于信任的接触:朴槿惠执政以来的对朝政策评析[J].东疆学刊, 2015.1 (32) .

[5]李东.朝鲜政府对朝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D].2014 (5) .

[6]许宁.内容、意涵与困境: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探析[J]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黄皮书, 2014版.

对朝政策 第2篇

[关键词] 朴槿惠；对朝政策；信任；统一

[中图分类号] D312-6-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1-0060-11

[收稿日期] 2014-10-28

[作者简介] 赵立新，男，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各国关系。（延吉 133002）

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在南北信任最低点的背景下入主青瓦台，执掌韩国政权。执政一年半以来，她先后经历了2013年初的组阁受阻，年中围绕国情院改革的朝野攻防、年底的铁路罢工，2014年初应对朝鲜的“重大提议”，4月中旬“岁月号”的沉船事故以及6月初韩国的地方选举等重大事件。朝野双方对朴槿惠国内政治业绩评价不同，但是对朴槿惠在外交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对南北关系的处理，还是有相当高的满意度。在朴槿惠入主青瓦台一周年之际，据韩国《中央日报》的调查，“有62.7%的民众选择信任并支持朴槿惠政府。”[1]在外交安全领域，韩国民众更是对本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给予了少有的好评，打出了70.6的高分。即便是辛辣批评朴槿惠政权为“不通、不信、不安”的反对党，也对朴槿惠的对朝政策给予了正面评价。国际社会对朴槿惠总统一年多来为改善半岛南北关系所做的努力同样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事实上，由于未能得到朝鲜方面的“配合”，朴槿惠的对朝政策在实践中难免有“落空”之嫌，双方互动的实际情况与各方期待相距甚远。但从施政的角度看，朴槿惠能够顺应局势变动，处理南北关系手段灵活、冷静而又不失强硬。这一方面体现了本届韩国政府改善南北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也表明，韩国方面在统一问题上从未放弃对主导权的谋求。当然，如果以实际效果加以衡量，朴槿惠的对朝政策无疑有得有失。由此，本文将以朴槿惠对朝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主线，通过与往届政府的比较，评析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特点和实质，并谨慎预测今后韩国对朝政策的调整及双边关系的走势。

一、朴槿惠对朝政策的框架内容

2013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决然地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此举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和联合国的制裁，也就此揭开了2013年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的序幕。朴槿惠执政伊始，就面临着可能是21世纪以来最为艰难、最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半岛“濒临战争边缘”的险恶局面。严峻的现实让韩国民众清楚地认识到“韩国此前三届政府十五年间对朝两种不同战略部署的局限性与失效性。”[2]（55）无论是进步阵营“和解、合作”策略的积极诱导，还是李明博政府“有条件的战略忍耐”的施压，都没能使朝鲜半岛局势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面对半岛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韩国民众尤其“不满李明博政府在对朝政策上的‘全面修正’”[3]（12～13）。在此情况下，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选择倍受期待。显然，朴槿惠既需要“反思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十年时期的对朝包容和李明博五年时期的对朝强硬政策”，[2]（55）同时还要在兼顾韩国既有立场和原则的前提下“有所开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需要洞察力和决断力的艰巨任务。事实证明，朴槿惠对此早有准备。或许是出于未来施政方略的考虑，2011年9月她就通过美国的《外交季刊》提出了“新型朝鲜半岛（A New Kind of Korea）”的构想，主张韩国应在安全领域坚持强硬的立场，同时积极寻找能够重建南北信任的方案。她认为，“长期的信任缺失已经破坏了韩朝之间真诚和解的基础，为了使朝鲜半岛从‘斗争地区’向‘信任地区’转变，韩国有必要对朝鲜推行‘信任’政策，在遵守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制定并实施具有相互约束力的预案。”[4]（32）这可以看作是朴槿惠“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最初框架。

朴槿惠入主青瓦台后，韩国统一部对“朝鲜半岛信任进程”作了正式阐释，即“以牢固的安全为基础，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发展南北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和平，进而为统一奠定基础”。[5]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寻求均衡的、不断发展的对朝政策并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促使朝鲜做出“正确”的选择。具体说来，“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保持均衡。韩国不仅要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开展南北交流合作之间保持均衡。还要在开展南北合作与国际合作之间保持均衡；第二，发展对北政策。韩国将继续修改和补充对北政策，引导朝鲜做出“正确”的选择，促进南北双方共同发展，同时将根据半岛局势的变化，主动“管理”朝鲜半岛发生的状况。第三，同国际社会合作。韩国将与国际社会开展紧密合作，有效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危机，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同时，促进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良性循环。

为切实推动“朝鲜半岛信任进程”，韩国统一部提出了“四项课题和具体规划”。第一，通过建立互信实现南北关系正常化，为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持续努力；第二，追求朝鲜半岛可持续的和平；第三，努力推进“韩国愿景项目”在无核化问题取得进展以及韩朝形成信任关系后，将推进的“愿景韩国项目”的内容包括：为提高朝鲜的自力更生能力扩充电力、交通和通信基建设施；帮助朝鲜加入国际金融机构与建设经济特区；推进建立首尔与平壤的韩朝交流合作办事处等——作者注。；第四，摸索朝鲜半岛和平统一与东北亚和平合作的良性循环之路，赢得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支持，追求东北亚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6]具体规划则包括建立对话渠道、落实双方已达成的协议，扩大和加深互惠互利的交流与合作；为维护半岛和平，确保牢不可破的安全态势；为解决朝核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努力；推进建设非军事区（DMZ）地带世界和平公园，建立政治、军事领域互信的软硬环境；进一步落实“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同国民一道推动统一事业；推动朝鲜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等。韩国统一部强调：“韩朝间的信任是相互对话、遵守承诺、互惠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朝鲜若做出破坏和平的行为，一定会让其付出代价，使其重新回到合作之路。”[7]

不难看出，朴槿惠对朝政策的主旨是，在确保韩国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韩国的主动和诚意，促成“朝鲜的变化”，进而实现南北关系正常化，实现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可持续和平。朴槿惠政府刻意强调“均衡”——南北之间的均衡、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均衡、“强硬”与“包容”之间的均衡，并声称尽最大努力谋求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导权。那么，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与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时期相比到底有何不同？从结果上看是否又重蹈了前几届政府的覆辙呢？

二、朴槿惠对朝政策的新特点

与往届政府相比，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表述“没有华丽的口号和宏伟蓝图作修饰，也没有刻意区别于以往政府的特殊举措，但却是第一届以‘信任’为执政关键词的政府”[3]（17）。尽管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信任”有时候也是暧昧的、言不由衷的、甚至是一种高姿态的外交托词，但“就朝鲜半岛现阶段的特殊性而言，无论何时都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8]（98）因为没有信任，怨恨与猜忌就无法化解；有了信任，相互之间才能够有所作为。

1强调信任：克服往届政府对朝政策的“二分法思维”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南北关系始终在‘发展’与‘后退’中反复，这其中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双方缺乏‘信任’。”[9]（135）从金大中提出“阳光政策”到李明博政府的“无核、开放、3000”原则，韩国的对朝政策明显是在左与右两极之间摇摆，半岛和平的“质量”因突发事件的干扰总是很难尽如人意。自金大中政权开始至李明博政权结束，韩国的对朝政策表现为“包容”与“相生共荣”这两个极端。“包容”政策分为“和解协作”与“和平繁荣”两个阶段。“和解协作”追求的是“和解→协作→和平→统一”，“和平繁荣”主张的是“和平→发展（繁荣）→统一”。在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背景下，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韩国的对朝政策仍将“和平”作为首要前提，重视南北双方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力图通过经济合作诱导朝鲜的变化。“和解协作”与“和平繁荣”政策虽各有侧重，但是两者皆源于“同一民族”的认识基点，是“温和的”、“主动的”对朝政策。事实上，因朝鲜发射卫星、进行核试验以及其它在韩国看来属于“过格”和挑衅的行动，普通公众对“包容政策”的实施逐渐失去了耐心，国内保守阵营的批判更是尖锐，责斥其“为朝鲜核开发提供了时间”，是“无原则的慷慨解囊”。但是客观地讲，推行“包容政策”的10年，毕竟对南北双方的缓和、接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从韩国民众对朝鲜的认识转变中可以得到证明。（见表1）

据表1可知，在卢武铉总统初掌政权的2003年，大约有57.4%（支援对象+合作对象）的民众对朝鲜持同情态度，只有 9.1%的人持敌对态度。到2007年卢武铉总统离任时，同情和支持朝鲜的民众达到60%。但是，受当时的政策环境限制，“南北双方的政治、经济问题困扰，朝鲜的冒险行动，朝美关系的限制，立足于政经分离的‘包容政策’受到质疑，不可避免地将对朝政策带进了理念斗争的漩涡”[11]（202）。

表1还揭示了另一种现象，保守阵营的总统李明博执政之初，有54.4%的民众对朝鲜持同情态度，但在其离任时降低到了34.0%。与之相反，持敌对观点的民众却大大增多，从2008年的10.5%上升到2011年的18.4%。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固然有朝鲜方面包括第二次核试验在内的一系列“刺激性”行为的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与李明博政府标榜的所谓的“相生共荣”对朝政策有关。李明博强调“以‘无核、开放、3000’的形式，通过与朝鲜的政治接触促使其成为‘正常国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南北合作形成经济共同体”，这是基于对“朝鲜不信任的、严格的、有条件的相互主义”[12]（200）。“相生共荣”就是将经济与政治挂钩，强调对朝鲜的“合作”予以补偿 ，对挑衅则回以制裁。李明博的对朝政策遭到了朝鲜方面的猛烈抨击，致使南北关系处于空前僵持的状态。

实践证明，在进步与保守阵营先后执政时期，韩国民众对朝鲜的态度是不同的。卢武铉时期，韩国民众将朝鲜视为合作对象的比例最高。相比之下，李明博时期韩国民众将朝鲜视作合作对象的比例最低，视作警戒或敌对对象的比例最高。但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尽管在“合作与敌对”的选项上态度分明，但韩国民众却把“对朝政策”的满意度投给了李明博（见表2）。2007年，卢武铉离任时表示满意的民众比例为30.2%， 有69.7%的民众表示不满意 ；而李明博政府执政期，尽管民众将朝鲜视为警戒和敌视对象的比例最高，但是在其即将离任时的2011年，表示满意的民众却达到38.8%（2008年为34.0%），而表示不满意的民众由2008年的 66.7%下降到59.8%。显然，舆论的引导加之对朝鲜的失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韩国民众的情绪。

在民众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和新的期盼面前，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一方面汲取了进步阵营“有政策无统一”和保守阵营的“有统一无政策”的教训，冲破了以往的“温和”vs“强硬”及“对话”vs“安全”二分法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国民幸福”提出了其所谓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另一方面，朴槿惠政府继承了金大中和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可行之处”并作了“均衡”处理，也就是既有“包容”又有“强硬”，以求摆脱南北关系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反复交替的困境。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朴槿惠政府提出的信任“是南北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以国民的支持为动力的信任，是国家巩固前提下以安全为基础的信任，是遵守国际规范的信任”。[11]（204～205）

2“统合与进步”： 强调渐进的“有所作为”

丹东对朝经贸特点及问题研究 第3篇

(一) 丹东对朝经贸现状

鸭绿江全长795公里, 流经我国及朝鲜, 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 在丹东境内263公里。丹东市依江而建, 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丹东成为对朝鲜贸易的理想转口地。对朝贸易占丹东市对外贸易的40%, 通过丹东口岸进行的对朝贸易总额约占全国对朝贸易总额的70%以上, 丹东现已成为中国对朝贸易的重要边境口岸。截至2010年底, 丹东市实有各类外贸公司、边贸公司和自营生产企业1000多家, 其中对朝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达500多家。

1.丹东对朝贸易回暖

2010年伊始, 中朝贸易受朝核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 丹东口岸对朝贸易开始回暖, 2010年贸易总额超过10亿美元, 同比增长54.5%, 朝鲜成为丹东市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这也是自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丹东对朝首次出现贸易增长。据海关统计, 2012年15月, 丹东口岸对朝贸易总值达12.5亿美元, 与2011年同期相比增长27.2%, 高于同期辽宁省外贸增幅约11.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0.6亿美元, 同比增长31.4%, 进口1.9亿美元, 同比增长8.2%。

2.人民币试点推动丹东对朝贸易发展

2010年我国政府将丹东市指定为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 同时意味着中国将中朝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美元替换为人民币, 有效缓解了中朝贸易中朝鲜外汇紧缺所导致的贸易量受限, 两国政府鼓励双边合法贸易, 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边境走私活动。

2010年8月19日, 丹东市政府正式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丹东地区出口试点企业开展境外贸易可以用人民币直接结算, 进而规避汇率风险, 享受最高达到17%的退税政策。同时, 只要出口国为朝鲜, 从丹东口岸或太平湾口岸报关可简化审批程序, 有利于丹东企业向朝鲜出口。

3.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丹东与朝鲜双边贸易合作意义重大

2009年, 朝鲜为了吸引外资, 决定将中朝边境鸭绿江上靠近中国丹东的威化岛和黄金坪岛确立为自由贸易区, 并授予两家中国企业租期达50年的开发权, 两岛的投资总规模为8亿美元。“一桥两岛”的建设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而朝鲜一旦进一步对外开放, 丹东作为朝鲜的边境城市, 有望成为东北的“深圳特区”。

(二) 丹东对朝经贸特点

对朝贸易结构上逐步由小额商品为主向小额商品与大宗商品同步发展;对朝贸易方式上逐步由传统的边境易货贸易、一般贸易为主转向与来料加工贸易、转口国际贸易的多种贸易形式并存发展;对朝合作领域上逐步由单纯以贸易为主向在朝投资开办合资合作企业等领域延伸;对朝经贸格局上已经逐步由丹东市企业为主转向与全国各地企业共同合作发展, 如今丹东市已形成全国最大的对朝经贸商品集散地和物流中心。

二、丹东与朝经贸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通关能力有限导致货运不畅

丹东对朝经贸主要通过铁路、公路和水海陆联运方式。目前, 公路运输为单向运输, 严重制约了通关能力。在正常的贸易期, 日均延时通关2小时;在贸易高峰期, 日均延时通关达6小时。而由于公路口岸缺少货场、口岸管理混乱等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通关能力。铁路运输是丹东对朝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 货物过境难问题也极为突出。首先, 客流方面, 丹东至平壤的国际联运客车运力有限, 客流又在不断增加, 特别是对朝旅游市场不断升温, 游客大都选择丹东口岸出境, 客运能力极大限制了人员流动。去朝人员“一票难求”, 返程也存在滞留, 导致经贸合作往来和信息流通受到极大影响;其次, 货运方面, 因国内货车不能过境去朝, 只能等待朝方货车到丹东装车发货, 导致货物严重积压, 最多时积压达100～200辆车皮的货物, 使货物数月不能过境。由此, 货运车皮运价被成倍翻炒, 车皮紧张时运价高达每车皮一万元人民币以上 (正常运价在2000～3000元/车皮) , 提高了企业出口成本。由于铁路运输货物可运抵朝鲜各主要城市车站, 运输成本较低, 比公路运输更具优势, 因此铁路运输对朝贸易货运的主角仍将难以替代。此外, 对朝港口运输也存在货物装卸船能力差, 账目不清及乱收费等问题。

(二) 口岸管理和服务不到位

丹东口岸执法机关工作环节复杂、收费项目繁多、工作效率低下, 极大地影响了通关效率, 也使货主的利益受损, 尤其是收费项目多达30余项, 严重加大了外贸企业的负担。同时, 丹东市的保税、物流仓库管理较为混乱甚至存在乱收费的问题, 相关的为对朝经贸企业服务的配套部门也存在诸多问题。

(三) 缺少政策及资金支持

丹东对朝贸易的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然而2008年, 边贸进口关税优惠政策被取消, 致使对朝边贸企业经营难度增加。边贸企业由于享受不到相应的资金支持, 致使企业经营雪上加霜, 多数企业处于维持状态, 相当数量的外贸边贸企业纷纷离开丹东而转移到其他地方口岸。

三、促进丹东对朝经贸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加强对朝经贸通关能力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认真调查和详细了解对朝通关不畅问题, 并认真加以解决。只有不断提高铁路通关能力,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流、物流不畅的问题, 使双方贸易顺利开展。

(二) 拓展对朝经贸合作新领域

应当抓住机遇, 建立中朝边境贸易互市口岸, 放宽贸易限制, 鼓励与朝方进行民间贸易, 促进互市贸易区发展。同时, 结合“两岛”的开发, 申报与之相配套的综合保税区等经济特区, 逐步发展和壮大丹东这一全国最大的对朝贸易集散地和物流中心。

(三) 加大对对朝经贸企业的扶持力度

政府应制定对朝经贸长远发展规划。一是加大相关企业财政的支持力度, 解决好边贸财政转移支付问题;二是设立边贸发展专项资金, 扶持边贸企业发展;三是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从朝方进口资源性产品, 特别是在边境合作区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40%以上的产品, 在内销时按国内产品免征原料进口关税。并且积极争取放宽自朝方进口的铁矿粉、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许可证, 解决由于许可证导致的进口受限问题。

(四) 建立“一站式”服务体系

理顺联检部门的关系, 解决通关联检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和服务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一站式”服务体系, 简化通关手续, 降低各环节收费标准。尤其应注重口岸联检机关的软环境建设, 提高通关效率, 为对朝经贸创造优良的通关环境, 促进丹东与朝经贸进一步发展。

摘要：丹东是我国最大的对朝边境口岸城市, 在全国对朝经贸格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目前, 丹东对朝贸易占中朝贸易总额的70%以上, 因此丹东对朝贸易的发展对中朝经贸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通关能力有限导致货运不畅、口岸执法与地方缺乏配合、缺少政策与资金支持等问题。提出提高对朝通关效率, 拓展双方经贸合作新领域, 加大对朝经贸企业的扶持力度, 建立“一站式”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朝鲜,丹东,区域经济,对朝经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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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哲.新阶段中朝经贸合作的新特点及新思路[J].当代亚太, 2010 (6) .

[4]赵明辉.加强人民币区域化管理, 改善中朝边境贸易结算[J].吉林金融研究, 2009 (3) .

[5]禹颖子.辽宁对朝边贸发展趋势及对策[J].经济论坛, 2010 (12) .

韩国对朝“主敌”称呼的不同表述 第4篇

韩国对朝“主敌”称呼的历史演变

韩国的“主敌论”由来已久，早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韩国便一直将朝鲜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韩国官方首次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确将朝鲜列为“主要敌人”是在1995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1994年3月朝韩第八次工作接触时，朝鲜代表朴英洙威胁称：“要将汉城(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金泳三政府随即在《1995年国防白皮书》中，首次将朝鲜描述为“主要敌人”，并将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2000年。

2000年6月15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朝鲜，实现了朝鲜半岛分裂55年后的首次南北首脑会晤，开创了朝韩关系的新局面。会谈期间，朝鲜领导人就韩国将朝鲜列为“主要敌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希望韩国能够删除这一敏感的表述。2000年12月10日，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声明，指责韩国政府破坏了《南北共同宣言》带来的团结与统一的气氛，再次鼓吹敌视本民族同胞的“主敌论”，攻击朝鲜的政治体制。朝鲜强调，在韩国宣扬“主敌论”的情况下，朝韩对话是没有意义的，也很难指望朝韩关系有所改善。此后，朝鲜政府一直以韩国必须撤销“主敌论”作为金正日回访韩国的重要条件。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考虑，韩国政府在此后的三年内一直没有公布《国防白皮书》，以免刺激朝鲜，引起朝韩关系的持续紧张。

随着朝韩关系的逐渐改善，卢武铉政府在《2004年国防白皮书》中，删除了朝鲜是“主要敌人”的表述，将朝鲜称为“直接的军事威胁”。韩国国防部公布的白皮书指出，韩国国防政策的宗旨是保护国家免遭外来威胁和入侵，支持实现南北和平统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韩国之所以在白皮书中不再称朝鲜为“主要敌人”，主要是考虑到朝韩关系的特殊性，旨在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推动南北和解与合作。虽然韩国取消了朝鲜是“主要敌人”的表述，但在韩国的内部文件中，仍然称朝鲜为敌人，韩国军队仍需高度提防朝鲜的常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边境地区部署军队造成的直接威胁。在《2006年国防白皮书》中，韩国又将朝鲜是“直接的军事威胁”改为“现有的军事威胁”。韩国此举显然是希望在韩朝关系解冻的情况下，避免引起朝鲜的敌对情绪。

由于朝鲜2006年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发射了导弹，李明博政府在《2008年国防白皮书》中，将与朝鲜的关系表述为“朝鲜的常规军事力量、核武器和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和增强以及军事力量靠前部署，是对韩国安全直接且严重的威胁”。与《2006年国防白皮书》中“现有的军事威胁”表述相比，本次采用了更为强硬的措辞表述朝鲜的威胁。“天安”号事件后，韩国国家安全总体检查会议向李明博总统提交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出在国防白皮书中恢复“朝鲜是韩国的主要敌人”的表述，但随着朝韩摩擦的持续不断，韩国政府对朝鲜的敌意升级，呼吁将朝鲜描述为“主敌”的言论日渐高涨。李明博也曾表示，韩国军队在过去十年间没能确立“主敌”概念，这使我们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国军队主张在《2010年国防白皮书》中重新将朝鲜列为韩国的主要敌人，但迫于国际社会要求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呼声，韩国国防部最终没有采纳“主敌”一词，仅称之为“敌人”。

韩国何以如此强硬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曾经警告韩国，称如果韩国胆敢侵犯朝鲜领海，哪怕是0.001毫米，朝鲜革命武装力量都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毫不留情的军事打击。面对朝鲜的严正警告，在朝鲜半岛局势空前紧张的形势下，韩国为什么还要冒着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频繁地在半岛周边海域举行军事演习，并将朝鲜称为敌人呢?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韩国认为军事威慑是制止战争的有效方式。金大中和卢武铉执政期间，面对朝鲜的军事举措，韩国总是率先做出让步，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希望其能够平稳渡过难关，放弃武力行为。但延坪岛炮击事件彻底改变了韩国人的看法，在普通民众中，怀念“阳光政策”的声音骤然降低了。许多人认为，“阳光政策”所带来的朝韩关系改善是虚假的，没能有效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韩国的克制只会继续鼓励朝鲜的冒险行动。恐惧战争不会阻止战争的爆发，只会进一步纵容对方的行动。

第二，判断朝鲜不会发动大规模战争。在韩国看来，货币改革的失败和严重的粮食危机，以及因核试验和“天安”号事件而导致的美日韩等西方国家对朝鲜的严厉经济制裁，已使朝鲜陷入了严峻的困境，根本无力发动全面战争。而朝鲜之所以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选择了一种通过分阶段制造半岛紧张局势的战争边缘战术，主要是为了恐吓国际社会，增加谈判筹码，获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与美国举行直接的双边会谈，签署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加快朝鲜问题的解决进程。韩国认为，朝鲜内心是企盼和平的，并不希望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争。朝鲜现在最关心的是巩固政治体制，确保权力顺利交接。

第三，安抚国内民众。延坪岛炮击事件导致韩国军民四人死亡20人受伤，军队反击迟钝遭到了韩国民众的猛烈抨击，李明博的执政能力也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民众的支持率迅速下滑。为了洗刷对朝软弱的形象，韩国政府做出强硬姿态，通过发布《国防白皮书》，将朝鲜列为韩国的敌人，意在告诉朝鲜和国内民众，韩国的立场是强硬的，倘若朝鲜再次对韩国进行偷袭，韩国有能力也有决心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报复，即使引发全面战争也在所不惜。

第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逐渐对朝鲜失去了耐心，对朝立场日趋强硬，频繁地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扬言要在必要的时候启动基于核遏制力的朝鲜式报复性圣战的情况下，美国航空母舰齐聚西太平洋海域，对朝鲜进行军事威慑，表达了美国捍卫韩国安全的决心。美国对韩国的鼎力支持，使得韩国在对朝政策上更加放开手脚。

韩国的下一步动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韩国仍将会选择强硬路线，只要朝鲜有所动作，韩国就会立刻展开反击。此前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表示，今后韩国将出动战斗机、投入所有的战斗力量来应对敌方挑衅。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韩国可能会加大对朝鲜的威慑力度，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或与美国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从演习的范围来看，极有可能选择在北方界线以南的西海岸附近海域，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可能继续参加军演。韩国还会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从美国购买先进的战斗机、无人侦察机、自动火炮等先进武器，按照既定计划设立专门负责企划和实施推进联合作战的联合军司令部，重组高层指挥体系，增加北方界线西南五个岛屿的兵力，强化西海的实际警戒态势，将西海五岛打造成军事要塞，以应对朝鲜对西海五岛进行炮击和突袭登陆。此外，韩国可能加大对朝鲜的策反力度，在边境地区恢复对朝广播，向朝鲜民众发动攻心战，要求朝鲜立即停止铀浓缩作业等。

对朝政策 第5篇

边境贸易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 是因为它系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 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边境贸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地缘经济学说、地域依赖理论、沿边开放势差论、边境效应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等。

我国学者主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边境贸易的影响、边境贸易政策和边境贸易的银行结算等方面对边境贸易进行研究。关于辽宁省与朝鲜的边境贸易研究文献主要有: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徐文吉认为, 虽然中朝边贸最早是从吉林省的延边开始的, 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 辽宁省的对朝边境贸易逐渐代替了延边的主导地位。辽东学院的高新力以1990年～2004年辽宁省丹东市对朝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其GDP的时间序列资料为样本, 根据对朝贸易与丹东市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 对经济增长与对朝边境小额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认为对朝边境小额贸易对其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有力地牵动了丹东市的经济发展。对朝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增长率增加一个单位会带来丹东市GDP增长率增加0.6个单位, 对朝边境小额贸易出口增长率增加一个单位会带来当地GDP增长率增加0.575个单位, 对朝边境小额贸易进口增长率增加一个单位会带来当地GDP增长率增加0.846个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娜认为, 东北地区在发展边境贸易上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正在健康快速地发展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东北地区是我国边境贸易发展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区域, 可以考虑三省联合, 整块发展, 建立一个从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即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点沿中俄边界线蜿蜒向东, 再向西南, 延伸至辽宁丹东的整个东北边境线的缘东北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辽东学院资源与环境系李铁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袁晓勐认为, 辽宁省边境地区与朝鲜的经济贸易合作不仅是辽宁省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利益。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张颖认为, 中朝边境贸易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贸易秩序混乱、信息不完全且不对称以及朝核因素等, 辽宁省应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与我国现行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 拓展与朝鲜经贸合作领域, 提高双方合作层次, 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加强经贸合作的监管, 促进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使口岸经济得到更充分发展。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常文娟认为, 边境贸易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力量, 为带动边贸发展应取消边境贸易中的外汇核销制度, 进一步放宽贸易项下人民币出入境限制;确立“地摊银行”在边境贸易中的合法地位;大力发展边境地区经济合作等。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今淑和李光哲认为, 边境贸易不仅是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边境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要途径, 对稳定边境地区的安全也具有积极的影响。朝鲜经济的恢复, 将需要大量的原油、焦碳、机械、原材料以及粮食、轻工业品。积极开拓朝鲜市场对边境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辽宁省对朝边境贸易出口现状

1. 对朝主要贸易口岸。

1954年10月, 中国对外贸易部考虑到中朝边境地区居民对海产品的需求, 批准了中朝边境贸易。1984年中国国务院为了搞活边境地区经济, 正式颁布了《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199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8年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为边境地区发展边境贸易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优惠和法律上的保障。进入2000年后, 随着朝鲜经济开始恢复, 中朝边境贸易额增长较快。中朝边境贸易主要通过辽宁省和吉林省的边境地区的10个口岸进行 (见表1) 。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今淑, 李光哲.中朝边境贸易的现状及其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J].东北亚论坛, 2004.

丹东口岸是我国对朝鲜贸易的最大口岸, 有公路和铁路通往, 该口岸建于1943年, 货物量的80%依靠铁路桥梁运输, 1973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 考虑到桥梁的承受能力, 限制每台车辆的载重量为10吨, 2003年沈阳铁路局投资200万元, 整修了桥梁, 10月份整修完毕, 每台车辆的载重量可以提高到20吨。丹东口岸在地理位置上直接面向朝鲜的首都平壤、南埔等朝鲜工业基础相对好、人口集中的中心地区, 丹东的对面城市新义州市居住着大量的华侨, 在中朝边境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 丹东市“七五”～“十五”对朝边贸总额。

为了得出丹东市对朝边境贸易变化趋势, 我们整理出了丹东市“七五”～“十五”期间对朝的边境贸易总额 (见表2) 。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张丽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与边境贸易发展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根据表2, 我们可以做出丹东市对朝边贸总额变动趋势 (见图1) 。

根据表2, 我们可以计算出丹东市对朝边贸总额八五比七五增加6.5倍, 九五比八五增加1.28倍, 十五比九五增加0.69倍, 呈逐渐增加趋势。根据图1, 我们可以看出丹东市“七五”～“十五”对朝边境贸易的规模大幅度增加。

3. 丹东市与延边州边境贸易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 我们统计出了丹东市和延边州与朝鲜的边境贸易出口额 (见表3) 。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转引自金雄杰.延边地区边境贸易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 2007.

根据表3, 我们可以做出丹东市与延边州对朝边境贸易总额、边境贸易进口额和边境贸易出口额变动趋势图 (见图2) 。

根据图2, 我们可以看出:丹东市的边境贸易总额自2000年以来均大于延边州的边境贸易总额。丹东市的边境贸易进口额从2000年到2003年均大于延边州的边境贸易进口额, 从2004年到2006年均小于延边州的边境贸易进口额。丹东市的边境贸易出口额自2000年以来均大于延边州的边境贸易出口额。总体而言, 丹东市和延边州对朝鲜的边境贸易额都是逐年递增的。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辽宁省GDP来源于ht t p://zh.wikipedia.org.

4. 丹东市对朝边贸地位。

为了得出丹东市边境贸易在辽宁省经济中的地位, 我们统计了丹东市边境贸易在辽宁省GDP中所占的比重 (见表4) 。通过表4, 我们可以做出丹东市边境贸易在辽宁省GDP中所占的比重趋势图 (见图3) 。通过图3, 可以看出:尽管2000～2006年, 丹东市对朝边贸有一定的波动, 但是基本上维持在0.3%左右, 比较稳定。丹东市对朝边境贸易对辽宁省经济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在丹东市与朝鲜的边境贸易现状基础上, 找出所存在的问题, 并且尽快解决问题, 稳步发展与朝鲜的边境贸易, 以此促进辽宁的经济发展。

三、辽宁省对朝边境贸易出口存在的问题

1. 不对称的信息增加了交易成本。

朝鲜实行完全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对外贸采取高度集权管理, 对外公布的经济贸易信息有限, 加之中方过境人员在朝鲜境内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 使中方企业对朝鲜的贸易需求状况、公司资信状况等基本信息获取困难。而朝方贸易人员在中国境内活动却不受限制, 致使朝方对中方贸易情况掌握较为充分。另外, 中方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 相互封锁信息, 缺乏彼此沟通、交流与学习, 使企业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条件下从事对朝贸易活动, 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 朝鲜国内只允许企业、个人上朝鲜企业内部网, 不允许上国际网, 刻意封锁了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

2. 边境贸易检验检疫通关管理政策有待调整和完善。

边境贸易的发展取决于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环境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分布情况, 同时还与国家间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一国的检验检疫政策法规会直接影响到边境贸易的存在和发展, 通关模式是此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边境贸易检验检疫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 对方国家边民到我方市场上采购商品, 往往无法取得产地检验检疫局的换证凭单, 而现行的政策是要进行产地检验检疫,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凭产地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换证凭单受理报检, 换发出境货物通关单。边境贸易与一般贸易情况差异大, 采取与一般贸易一样的检验检疫管理方式是不现实的。

3. 边境贸易有待进行出口生产基地建设。

辽宁省大型企业未能将对朝鲜市场的开发和拓展纳入战略角度全盘考虑, 对朝鲜市场重视不够, 开发力量薄弱、力度小。辽宁省的边境贸易企业未能充分发挥相对于朝鲜的人力、技术和物质资源的优势, 也未能摆脱“我卖你买”的推销观念, 走分工、生产和经营国际化的新路子, 却形成了边境贸易与工业生产相脱节, 边境贸易企业与生产企业相脱节, 口岸城市与内陆城市相脱节, 造成了边境贸易进出口总值虽然很高, 却依然是“买全国、卖全国”。形成了一些边境贸易企业红红火火, 而地方企业产品积压的“两层皮”现象。

四、辽宁省对朝边境贸易出口对策

1. 加强网络建设。

随着朝鲜经济的发展, 朝鲜各大学、各大型企业都开始设立了计算机研究机构, 不久的将来, 朝鲜肯定会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所以我们应该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 成立专门的外经贸信息网, 把握朝鲜经贸信息和动态, 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分析、筛选朝鲜经贸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信息、商品供求信息、市场营销信息、法律法规信息、投资信息等等。其次, 进一步强化企业负责人的网络意识, 号召、动员更多的辽宁省企业加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 实现网上贸易、网上办理外经贸业务的良好开端。最后, 加快各级外经贸管理部门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

2. 调整对朝边境贸易进出口商品检验和检疫政策。

当前, 国家进出口商品质量检验、检疫部门对边境贸易实行与一般贸易同样的政策, 这给边境地区的边境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由于边境贸易规模小、时间紧、批次多、品种杂、成本高, 而收费标准、收费项目与一般贸易同等, 边贸企业难于执行。国家进口商品质量检验、检疫部门应根据边境贸易的特点制定适合边境贸易的进出口商品质量检验、检疫收费标准、收费项目, 简化查验手续和方法, 对边境贸易实行优惠政策。

3. 扩大边贸企业规模。

在发展对朝边境贸易时, 必须重视规模与效益的统一, 以规模带动效益。在政府的引导下, 在自愿的原则下, 组建企业集团, 组成“联合舰队”。“联合舰队”联合经营, 统一行动, 一致对外, 并建立区域性营销网络, 实行跨国经营, 提高经营规模, 以规模提高竞争能力。要想组建边贸企业集团, 首先必须确定合适的集团核心企业, 选择一些有对外经营权、效益好、有实力、信誉好的骨干企业, 以他们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对边贸企业集团的组合可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水平一体化形式, 即将经营相同或相似产品的边贸企业进行横向重组, 组建“贸贸”相结合的企业集团, 这有利于充分利用各边贸企业的销售渠道和信息资源, 提高经营资源的利用率。二是垂直一体化形式, 即边贸企业进行跨行业重组, 打破生产、流通、科研等相分割的局面, 将贸、工、农、技等不同领域内部化于边贸企业集团, 将各产业的优势结合起来, 实现边贸的规模经营。边贸企业集团的组成主体也应该是多种的, 既可以是省内、又可以是跨地区、跨行业和跨国的企业组合。既可包括大中型国有企业, 又可包括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等。借助实施“大经贸”战略契机, 大力发展对朝边境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