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的一角范文

冰山的一角范文（精选5篇）

冰山的一角 第1篇

作为后发晚生型国家, 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渐进也是缓慢的, 这一点在外交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 外交似乎只是政治精英的“私事”, 单凭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和外交官的机智魅力就足以驰骋外交沙场。信息的垄断和不对称, 使外交决策的民主性丧失了客观上的可能。然而, 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 外交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信息传播技术成为这场变革的助推器。自此, 媒体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传统媒介被形象地比喻为记者与外交官间的“录音笔和镁光灯”, 新媒体则由于和国际政治的频繁互动而被戏称为“国际政治的掮客”, 而今天, 以播客 (Podcasting) 、脸书 (Facebook) 、推特 (Twitter) 、微博 (Weibo) 、微信 (Wechat) 等为生力军的自媒体更使外交这项“精英专利”被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跨国公司甚至公民个人所分享。自媒体的出现, 为现代外交营造了新的环境, 形成了新的压力, 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自媒体与媒体外交

关于自媒体, 迄今尚无一致的权威定义, 但学者们都在竭尽所能地描绘这个现代社会的网络新宠儿。美国新闻学会的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出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利斯联合提出的“We Media (自媒体) ”研究报告, 里面对“We Media”下了十分严谨的定义:“We Media (自媒体) 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1]相比如此考究的定义而言, 美国硅谷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为其专著《自媒体》 (We the Media) 定下的副标题: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似乎更能揭示自媒体的灵魂内涵——“草根新闻, 来自大众, 为了大众”, 这不就是对自媒体最恰当最生动的诠释么?Grassroots和We两个单词影射了自媒体的核心内质:每位受众亦是信息源。正是自媒体的这一特质, 对传统的外交模式产生了冲击, 并推动了现代外交模式的变革。

1922年, 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首次从理论上探讨了媒体对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他甚至犀利地指出:“显而易见, 我们的公众舆论是间歇性地同各种情结发生着联系, 同野心、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见、阶级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 它们以各种形式歪曲着我们的看法、想法和言谈举止”[1]但其实媒体外交的本源甚至可以追溯至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十四点演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外交必须始终在众目睽睽之下坦诚进行”。尽管十四点原则最终流产, 但“公开外交”使媒体名正言顺地参与外交事务成为了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信息流通与分享成本被降低, 媒体则由自身的职业优势, 在外交领域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媒体既成为各国政府借以宣扬自身意志从而获得有利舆论环境的重要工具, 又成为众多非政府和非国家实体加入对外政策辩论并对全球政治体系提出质疑、挑战和制衡的平台, 还以独立的“圈外”决策层的身份在外交领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2]

以笔者之见, 媒体外交是相对于传统的封闭式外交而言的新型开放式外交, 一项外交决策的出台是合力的作用结果, 而施力主体可能包括本国和对方国家的政府 (甚至具体到不同的部门) 、利益集团、媒体和受众, 运作过程也含有“掣肘”之意味。正如学者尤耳·科海恩 (Yoel Cohen) 的诠释:“媒介外交是指新闻媒体与现代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和民众对国际事务兴趣的增长己对外交产生了冲击, 反之, 政策制定者也利用大众传媒为己服务, 同时也对它进行必要的控制。”[3]

二、媒体外交的新纪元:自媒体引领的外交改革

时至今日, 以Twitter和Weibo为代表的自媒体已深入生活、深入人心。有一个颇具趣味性的比喻:当你的微博粉丝超过100个, 你就是一本内刊;超过100万个, 你就是一家电视台;超过1亿个, 你就是CCTV。但也有人对此并不认同, 《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一篇时评, 认为“自媒体”是个被夸大的概念, 因为不是随便某人就可以成为媒体。如果要确证“十八大何时召开”、“莫言有没有获得诺奖”, 人们绝不会到某位明星的微博上看, 因为它无法真正承载起“媒体”的功能, 无法跨越“公信力”的门槛。[4]

笔者并不打算就上述观点与时评作者商榷, 那亦非本文主旨。然而依笔者浅见, 时评作者恐怕混淆了应然和实然、事实和价值。自媒体的诞生并不以取代和颠覆传统媒体为目的, 相反, 了解自媒体的价值和产生背景, 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眼前的世界。

改革开放前, 我国外交系统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内部运作系统, 具有纯粹的政府政治行为属性, 这与建国以来逐渐形成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化政治体制密切相关。集体的利于高于一切, 因此就需要“一个声音”、“代表多数”来“一致对外”。再者, 建国初期的外交议题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敌友观和阵营观贯彻于一切外交事务之中, 因此也并不存在民众参与外交决策的空间和必要。改革开放后, 媒体更多得被看作是一个产业, 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1]同时, 媒体控制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放松, 加之国际交往日趋频繁, 外交事务逐渐向经济、文化、环境、安全等方面延展, 使得媒体能更多地参与到外交事务当中。

现代传媒增加了外交进程的可视度和透明度。但是, 技术的进步终究只是这场变革的助推器, 真正的内生力量, 是公民意识的觉醒。正因为此, 自媒体的产生和发展, 给现代外交事业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现代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 个人意识不断提升, 带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个人色彩。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交往频繁的国际大社会中, 人们对信息不仅有着好奇和渴望, 也具备获取的手段和能力。一条微博状态、一篇博文、一张照片、一段视频都可能引发一项外交事务。政府不再是一切外交事务的逻辑起点, 相反, 面对敏感棘手的外交问题, 一个不留神就会陷入尴尬和被动, 不得不穷其智慧迅速应对, 缩短反应时间, 以维护本国的良好形象, 更证明自身执政能力的不容置疑。下图是笔者尝试绘制的一幅反映自媒体如何影响传统主流媒体和政府外交决策部门的流程图:

冰山一角:自媒体引发的外交风波

案例一:韩国“白狗村”辱华事件[5]

2007年7月27日, 一位网名叫“初四”的留学生上传了韩国白狗村宠物商店辱华的视频和帖子到论坛、博客和视频网站。该宠物商店悬挂了一幅由天安门、长城、红旗和华表组成的图画, 只是这幅天安门城楼挂像被置换成一只宠物狗。所有观看到视频和帖子的网民都陷入极度愤怒之中, 并通过留言和转帖的方式进行抗议、宣泄愤怒, 言辞激烈、态度坚定。

事发后, 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于31日紧急约见韩国驻华使馆有关官员, 就韩国商店辱华标牌事件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韩方澄清并即采取措施。韩方则表示重视中方关切, 允诺尽快核实并予妥善处理。

事实上, 在外交人员采取行动之前, 这位名为“初四”的学生已“先发制人”, 不仅联合同学们与店员交涉此事, 并向中国驻韩使馆打电话反映了此事。

案例二:日名古屋市长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书信抗议[7]

2012年2月20日,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在纪念馆官方网站和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公开抗议信, 只因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的政府代表团时, 公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南京政府随即在其官方微博上驳斥、谴责并暂停官方交往, 一天三次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于当天驳斥了河村隆志的言论, 但河村市长仍拒绝道歉, 并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日中友好。但通过自媒体的共振效应, 中日两国民间的批评声音一致声讨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 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案例三:Twitter革命 (6)

2009年4月, 摩尔多瓦首都发生暴力示威活动, 示威者不满选举结果, 连续冲击议会大厦和总统府并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正是Twitter网站为此次暴力示威活动提供了平台, 摩尔多瓦青年组织Hydepark、Think Moldova等通过Twitter进行联络和策划, 组织青年人发起暴力抗议。

时隔不久, 6月举行的伊朗大选上演了相似的一幕。在抗议活动中, Blog、Twitter、Facebook等自媒体成为示威者彼此联络、传递信息、发泄不满和积聚外界同情的重要渠道。而事后不久,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就公开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交媒体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 因为“这样的新技术让独裁政府非常难以控制信息”。有证据表明, Twitter在上述两起暴力抗议示威活动中都扮演了匿名发帖, 传播虚假信息, 制造虚拟民意的战略角色, 美国情报机构也参与了摩尔多瓦骚乱, 组织示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网站Hyde Park还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文化和教育局的资金扶持。[8]

通过对以上三则案例的检索、整理与分析, 笔者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 在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等新媒介环境下, 话语权的冰山已出现裂缝——媒体外交的参与主体可以不再是政府官员或主流媒体, 公民个体的信息源足以引发重大的外交事务, 督促政府有所作为, 同时倒逼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即使将公民个人界定为外交主体稍显牵强, 也至少证明外交事务执行者、参与者和代言人的多元化趋势。

其次, 传统外交依赖职业外交官们的智慧和技巧, 但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 更取决于驾驭信息的能力。自媒体形成的压力能够迫使政治精英们不断修善其身, 自我学习, 提高执政能力, 如王逸舟先生所言“有助于外交家和政治决策者用更加复杂全面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8]

第三, 传统主流媒体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 [9]自媒体淡化了政治经济属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媒体缺乏政治影响力, 相反, 其辐射性更强。

第四, 以自媒体和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有效运用是发达国家实现其国际利益的前瞻性、长远性手段, 其虚拟性与隐蔽性特点使其成为一只外交“无影掌”, 对任何新媒体覆盖的地方都触手可及, 正如赵可金先生所言“运作本国媒体用于媒体外交方面做得最出色的, 当今世界上莫过于美国政府”, [10]这对我国而言既是经验亦是警钟。

除此以外,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 自媒体形成庞大的草根舆论场, 使世界逐渐意识到, 中国的老百姓已不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被政府牢牢钳制的, 没有一点自由的声音。

结语

学科融合的冰山一角 第2篇

例如，一位教师在谈到小学语文与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时写道：“课文中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但抽象的解释再多，学生却不一定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位教师以教学生做实验，让其亲身观察实验结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如《赵州桥》一文有这样一个问题：‘50多米长的桥面，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的大桥洞，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这么长的桥面的呢？这时，我就让学生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先让学生准备一张长方形的图画纸，用两个长方形的文具盒作桥墩。再让学生将图画纸平放在桥墩上，然后把橡皮轻轻地放在纸中间。结果只放一小块，纸就凹陷下去了。接着，把纸握成拱形，嵌入两个桥墩之间，再将橡皮放在纸桥上面，纸桥却没有凹陷，连放橡皮两三块照样也能承受。通过对比，使学生明白拱形桥面比平面形桥面能承受更大的重量。”

武大弊案高校腐败冰山一角 第3篇

“我早就听说了。”武汉大学2006届毕业生杨菲菲告诉本刊记者, “但武大还是武大。”

杨菲菲“早就听说”的事情是, 该校第三、第四把手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双双被捕, 这一消息在国庆长假之后轰动全国。

和杨菲菲有着同样看法的人还有不少。记者连续几天在武汉大学走访时也发现, 这所有着“中国最美丽大学”美誉的校园运转如常。

然而, 与学生的看法不同, 武汉大学不少教职工认为平静的背后却可能是暗流涌动。“现在是静观其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重生表示, 最近两年武大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但问题始终都没有彻底解决。“现在是彻底揭开盖子的时候了。”尚重生说。

“地震”

10月9日, 武汉大学在其学校主页上挂出消息, 证实“我校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原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受贿罪, 先后于9月13日和9月26日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事实上, 此前的一个多月甚至更早, 该消息就已经在武汉大学校内疯传。

武汉大学大四学生杨维维首次听说这一消息是在9月16日。那天上午, 正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昏昏入睡的她被老师的“爆料”所惊醒。

“我还是知道得比较晚的。”杨维维告诉记者, 早在9月初有关校领导被捕的消息就已经传开了。此时, 武大的学生已从校领导的日程安排上看出了蛛丝马迹。

武汉大学校团委下属学生媒体未来网的学生记者张晴发现, 在9月11日的新生开学典礼上, 身为常务副校长的陈昭方未按惯例露面, 而龙小乐则出席了该活动。

此后一个月, 武汉大学主页上挂出的新闻也称, “陈昭方被捕后已被免去常务副校长职务, 龙小乐在被拘留前已被免去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职务”。

早在今年3月, 张晴试图采访时任该校“樱花节”负责人的陈昭方, 遭到婉拒。

武汉大学学生金德庆认为, 开学初听说这一消息后, 全校传言四起, “很多武大人开始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疯狂状态。”

据武汉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 陈昭方在9月3日被带去该校教务处问话, 此后没几天, 龙小乐被从会场直接带走, 直到10多天后被检察机关正式批准逮捕。

“这是事发后, 党委书记李健在中层干部通气会上通报的。”该人士向记者表示。

媒体的报道出现在一个月之后, 有关武大两高层双双落马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此后, 记者观察到至少有不少于10家外地媒体迅速从全国各地云集武汉。

10月12日, 记者为此专程来到承办此案的湖北省检察院。该院宣传处处长郭清君表示, 湖北省检察院已经就此成立了专案组, 由该院反贪局具体负责侦办。

郭清君表示, “两人涉嫌受贿罪已经被正式逮捕了。”但对案件详情以尚处于侦办过程中为由, 表示不便透露。

窝案

事实上, 在陈昭方、龙小乐被批捕之前, 武汉大学后勤部门已经有中层干部涉案遭到调查。

记者了解到, 在武汉大学校内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 陈昭方等人主要是涉嫌在建设该校弘博公寓中收受了承建方的巨额贿赂。

武汉大学纪委一工作人员透露, 早在今年5月, 武汉大学后勤部负责人江建勤就因涉嫌违法违纪被逮捕。在江建勤被捕后, 又有多名学校中层干部接受调查, 直到该校分管基建、后勤、财务的主要领导陈昭方、龙小乐被供出。

因而, 在陈昭方、龙小乐前后脚双双落马后, 有关武大爆出腐败“窝案”的说法甚嚣尘上。

也有消息称, 陈昭方、龙小乐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除了涉及该校的基建工程, 还牵涉到武大与武汉宏博集团等企业投资合办的东湖分校, 但这一说法没有获得武大官方的认可。

10月12日,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公开回应称, 陈昭方是在1999年至2000年间修建学校公寓的过程中涉嫌收受贿赂被捕的, 与东湖分校没有关系。

记者就此找到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求证时, 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正在侦查过程中, 目前并没有任何消息提供。

顾海良所称的公寓即为该校位于校门外广八路上的弘博公寓, 由武汉弘博集团承建。这之后, 宏博集团董事长巴能军又和武大合作建设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等多个独立学院。

据武汉大学一教职工透露, 在江建勤被逮捕后, 巴能军也在大概一个月前被湖北省检察院逮捕。

郭清君也介绍, 目前, 陈昭方、龙小乐、江建勤等人的具体案情正由湖北省检察院统一侦查, “前后案情应该是有联系的。”

此外, 据与武汉大学毗邻的华中科技大学一中层干部透露, 前两年武汉各大院校蜂拥而起的独立学院已经逐渐爆发出不少问题, 并且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有关调查也正在进行中。

越来越多高校领导干部因基建、后勤、招生等问题下马。公开资料显示, 在高等院校云集的武汉, 包括湖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多所学校都有高层涉案。

枪击案

此前, 陈昭方等人已经多次遭到该校教职工的联名举报。

今年已经59岁的陈昭方在武汉大学工作多年, 自1999年起历任武汉大学总会计师、副校长, 并于2003年出任常务副校长, 长期分管基建、财务、后勤等工作。

比陈昭方年长两岁的龙小乐则长期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2000年, 该校与武汉大学合并, 龙小乐此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副书记, 直到2005年升任常务副书记。

不过, 据与陈、龙等人有过接触的武大学生透露, 两人平时表现得平易近人。尚重生也透露, 在学校期间的为人处事上, 陈、龙至少表面上对人友好, 并没有表现出令人反感的一面。

6月3日, 武汉大学原后勤职工周凯提着手枪冲进该校行政楼, 劫持一名女同志为人质后, 已经把武大推向娱乐中心。

据武大一名教职工透露, 当时武汉大学所有中高层干部正在会议室开会。僵持之际, 周凯和警方对射, 前者身中四枪, 被当场击毙。

“周凯原本就是一沙’霸, 很多工程建设都只能用他的沙石。”该职工透露, 周凯与武汉大学的后勤部门和基建工程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枪击案”发生后, 因周凯被当场击毙, 此案很快由公安机关侦结。

“事实上, 并没有完全揭开盖子。”尚重生说, 原本还期待此案能继续深挖下去, 但没想到很快就戛然而止了。

至于“枪击案”与武汉大学腐败案是否存在关联, 目前还不得而知。针对互联网和某些媒体的猜测, 郭清君也表示“类似说法有些牵强”。

高架桥

除此之外, 武汉大学与武汉市有关“高架桥”之争, 也是促发外界联想的重要缘由之一。

2000年, 武汉市建设二环线的规划通过国务院的审批。按照这一规划, 由街道口过来的高架桥将沿珞狮北路修至茶港然后转地面, 沿途经过整个武大杨家湾校区, 而武大正门口的八一路也将成为行往二环线高架的重要路口。

这一方案遭到了武汉大学的极力反对。

就在武汉大学和武汉市政府的博弈之中, 双方的微妙关系再一次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

“这个规划几年前就开始做, 但作为方案沿线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单位, 我们直到桥建集团来借地的时候才知道高架桥要从我们学校过, 当时觉得非常惊愕。”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光是武大任命的高架桥“校内评估小组”组长, 他在向记者谈及此时, 难掩激动情绪。

此后, 双方展开了数次沟通。最后一次重要的沟通是在2008年5月4日, 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市长阮成发带队来到武大交流。这时, 珞狮北路高架桥已经开工。杨松在会议上表示, “双方对高架桥问题有矛盾, 主要是因为没从大区域范围内把问题考虑透, 还可以讨论, 毕竟现在高架桥还没有出地面, 不是说今天我们来就定了。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不久之后的2008年6月3日, 高架桥终于停工。

在此期间, 武汉大学通过在校园网上发布《高架桥七宗罪》等文章称“武大到了最耻辱的时刻”, 激起了全校更大范围的反弹, 并一度有消息称该校不少学生提出了游行申请。

与此针锋相对, 一篇名为《不谋一城, 难谋一域》的文章批评武汉大学仅为一己之私罔顾大局, 再一次把武汉大学推向了武汉市、武汉市民的对立面, 这也让武汉大学招致了更多的指责。

如今, 一年多过去了, 高架桥工地围挡里依然一片沉寂。

10月13日, 武汉市政集团高架桥项目负责人杜新德告诉记者, “高架桥”自去年做到8号桥墩之后就再也没有往前推进了。

“我们一共提了三四种方案上去。”杜新德介绍, 至于到底该怎么办得听上面的指示。

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天, 武汉当地媒体发布消息称, 《武汉近期交通建设与组织规划》于12日通过专家组评审, 武汉将在3年内投资566亿元, 实施包括新改建二环路、建设高架桥在内的多项规划来缓解交通压力。

显然, 对于地处街道口交通肠梗塞地带的珞狮北路一带而言, “高架桥’建还是不建”仍将是武汉缓解交通压力无法回避的问题。

“武大迟早要出事”

就在“枪击案”刚刚侦结、“高架桥”依然搁浅的时刻, 武汉大学的两位高层领导腐败案发。

不过, 对于又一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武汉大学的不少师生员工对此反应平淡。

“早就应该出事了, 怎么现在才出?”武汉大学著名教授邓晓芒对记者表示, 该校接连爆出的丑闻已经足以证实武大的沦落, “拖到现在才出事已经是奇迹了。”

自1979年开始就一直生活在武大的尚重生也认为, 近些年武大的内部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 “早已经积重难返了, 不出问题才怪。”

尚重生认为, 不管牵扯到哪些方面的因素, 陈、龙两人因涉嫌受贿被逮捕的事实是确凿无误的。

事实上, 由陈昭方分管多年的后勤等工作早就招致了全校上下太多的诟病。

武大的本科学生徐纯称, 每次到了就餐时间, 到哪吃饭都会成为她头疼的问题。这让徐纯更多地选择去校外餐馆吃饭, 据她观察, 武大周边的各种餐馆都生意红火。

尚重生也介绍, 他所住的住宅小区很多情况下都是垃圾成堆, 安全也缺乏有效监管, “武大的教师住宅算是武汉高校住宅之中最差的。”

“心思没有放在服务师生、办好学校之上。”尚重生认为, 这造成了武汉大学某种程度上的离心离德, “易中天这样的人为什么就在武大呆不下去?”

与此同时, 尚重生认为武大的“官僚作风”也影响着校领导正视现状。在尚重生的印象中, 之前武大的某些校领导很少去管具体的事。

无法否认的是, 在校领导序列中排名仅次于党委书记李健和校长顾海良的陈、龙两人的落马, 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武汉大学的动荡。

2008年11月, 原校长刘经南因年龄原因退休,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李健出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时任党委书记顾海良就地转身出任校长。这一罕有的高校领导任命方式一时间也引起了不少议论。

据尚重生介绍, 就在陈昭方被捕后不久, 武汉大学有领导依然表示, “陈昭方还是很有工作能力的。”

他认为, 武汉大学痛定思痛的契机在于“揭开盖子搞清楚所有问题”。这位自称对武大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切感情的“名嘴”以“敢言”著称, 他坦承, 武汉大学太需要“迈步从头越”了。

邓晓芒也认为, 陈昭方的落马“并不见得是其品质上有多坏”, “换我在他那个位置上呆15年, 我也一样会贪。”

他认为, 官本位意识、行政化体制对大学校园的侵蚀, 监管体制的缺位是造成武汉大学现状的深层次原因, “而且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问题。”

怪异行为只是冰山一角 第4篇

判若两人的孩子

4岁的庆庆是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孩，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喜欢她，所以庆庆每天去幼儿园都欢天喜地的。可是有一天，庆庆一反常态，闹着不想去幼儿园。老师告诉庆庆妈，庆庆对幼儿园有抵触情绪，是因为连着两次在小组游戏对抗赛中败北。庆庆妈连哄带劝，教庆庆“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一再告诉庆庆，游戏不可太当真，重在参与。庆庆情绪好转了些，但从那以后，三天两头不高兴，磨磨蹭蹭不肯去幼儿园。庆庆妈发愁了：“这孩子怎么这么脆弱呢？一点小风雨都经不起！”

7岁的小北是个体格结实的男孩，上小学一年级。别看他长得人高马大，内心却不够强大，在学校碰到点不顺心的事就哭，老师过来劝慰，他就一头扎到老师怀里，惹得全班大笑。小北的爸爸感觉儿子有点女孩子气，没少教训他，还利用假期把他送到训练营去接受挫折教育，但没过两天就把他接了回来，因为训练营的老师实在受不了，小北动不动就哭，像个三四岁的孩子。小北的爸爸束手无策，说：“这孩子该不是得了什么病吧？性情像个女孩，不，像个三四岁的女孩。为什么他长不大呢？”

铭昊是一名高二男生，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他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是同学们的追赶目标，也是老师的宠儿。可是谁也想不到，突然有一天他说学习没意思，不再交作业了。老师找他谈话，希望他排除干扰，重整旗鼓，家长也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带他去建筑工地参观，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当卖力气的农民工。铭昊不为所动，也不向老师和家长说明原因，就是不再用功学习。不久后，铭昊在超市行窃被捉。铭昊妈大惑不解：“昨天还是尖子生，今天就变成了问题少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孩子为什么突然之间判若两人？对孩子怪异行为的矫正为什么收效甚微？原因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治标不治本当然收不到理想效果。

情绪障碍是病根

孩子突然之间判若两人，出现莫名其妙的怪异行为，往往是情绪障碍的外在反映。对孩子的此类表现，家长的容忍、批评教育都不可能管用，只有增强孩子调节情绪的能力，怪异行为才可能悄然消失。

每个人都难免有情绪困扰，有情绪困扰常常是因为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遇到挫折或压力过大的情况，负面情绪便会突然爆发。中小学生自制力较差，这种时候很容易出现异常行为，只有到20岁以后，大脑前额叶发育成熟，他们才能具备调节情绪的能力，不会再出现冲动的反应。另一方面，孩子往往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或者有情绪问题不被父母重视，只好长期压制在心里，于是调节情绪的能力停留在幼稚阶段，用原始的哭闹或肢体动作来表达。所以，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

3岁以前的幼儿，原始情绪可分为正向情绪（如高兴等）和负向情绪（如生气、难过、害怕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经验的增多，孩子慢慢会发展出一些社会化的情绪，如喜悦、幸福、紧张、嫉妒等。因此，父母首先应该观察孩子在生活中是否有不同的情绪表现出来，或是对于不同的情绪是否会有不同的行为、表情来表达。孩子上学以后，如果孩子所感受和表达的情绪仍停留在原始的状态，像个三四岁的孩子，如高兴就拍手、大笑，生气、不高兴就哭闹、摔东西或找妈妈，父母就要警惕了，因为孩子的情绪发展和表达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显得较为幼稚。上文提到的小北就属于这种情况。

除了孩子的情绪发展是否正常以外，父母还要关注孩子的行为是否有外向性问题。所谓外向性问题，是指攻击、破坏、违规等个人无力控制且对外界有干扰的行为问题。研究发现，很多小学生可能在焦虑、压力大、忧郁、失望时会出现外向性的行为问题。相反，有些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比较隐忍，不会干扰他人，甚至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爆发，往往被父母忽略。这些内向性的问题表现方式可能是沉默、退缩、被动的拒绝，甚至是自我孤立。上文提到的庆庆就是这种情况。

研究证实，父母比较容易注意到外向性的问题，可以在早期就介入，而内向性问题比较容易被忽略，所以一旦变成被注意到的问题，通常状况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上文提到的铭昊，长期被父母严格教育，尽管他表现优秀，但他对于失败的恐惧，以及心理压力过大，使他对学习产生了厌烦、退缩。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使父母错失了最佳的介入时机，当他表现出撒谎、偷窃等怪异行为时，再矫正情绪问题已经很难了。

有些成人有莫名其妙的偷窃欲、恋物狂甚至强迫症等，根本原因正是童年时内向情绪的压抑，以及长年的问题未被及时发现和矫正所致。这样的问题累积到青春期或成人，以其他症状显现，处理起来就会费时又效果不佳。所以，情绪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的问题是调节情绪的能力发展迟缓、内向情绪不当的表达且被忽视。由此可见，关注孩子的情绪问题，及时引导孩子表达情绪，正确矫正孩子的负向情绪，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重点。

情绪表达须训练

培养孩子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父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训练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

父母首先要了解孩子的智力水平、口头表达能力和人际互动能力是否大致跟同龄孩子处于同一水平。因为智力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会影响孩子对于环境的了解，也影响孩子对情绪概念的理解和正确表达情绪的方式。如果孩子是属于智力水平、口头表达能力和人际互动能力较差的，出现情绪障碍几乎是必然的。

针对这种情况，建议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向孩子示范在各种情境中正确、多元的情绪表达方式。比如，妈妈看到孩子又犯错了，可以直接说出来：“你又做错了，让妈妈很伤心，好像是妈妈教不好。妈妈不想再说了，你自己先想想错在哪里？”“你这么大声吵，让妈妈心很烦，我不想说话了，我等一下再帮你。”经常明白地示范说明情境、个人心情、情绪表达的行为这三者的关系。情境就是“你又做错”“你这么大声吵”，心情就是“妈妈伤心”“妈妈心烦”，结果就是“妈妈不想再说了”“不想说话”。也可以用上述句式，对号入座孩子的表现，让孩子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关系，最好教孩子学会用上述句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样的训练可以帮助孩子渐渐学会如何适当地表达情绪。

此外，父母要注意观察，孩子表达情绪的不当行为是否被鼓励。很多家长常因受不了孩子的吵闹而做出让步，这就是错误地鼓励孩子的不当行为。如果父母或周围的人不停止这种错误的鼓励，很难改善孩子的情绪困扰。

第二，根据孩子的先天气质制订对策。

除了能力之外，孩子的气质也可能影响情绪表达。心理学研究证实，每个孩子的气质有九个向度：活动性、规律性、趋避性、适应度、反应强度、情绪本质、坚持度、注意力分散度、反应阈等。有些孩子比较开朗，有些孩子比较忧郁，有些孩子比较固执，有些孩子没有主见，有些孩子反应慢，有些孩子有一点情绪就大惊小怪，父母要区别对待。孩子的气质不一样，情绪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如果父母借用别人的经验，或根据家庭教育书籍所说的一般性方法应对，有可能不被孩子接受，甚至错过最佳的介入时机。

第三，营造情绪表达的家庭学习环境。

家庭是一个心理环境，也会影响孩子的情绪。有些父母本身有负性情绪，或因工作压力过大，或因夫妻关系不睦，经常在家里情绪失控；有些父母对于情绪、冲突的处理方式不妥，采取哭闹、打骂、威胁等不成熟的方式。因此，父母看到孩子有情绪问题时，不妨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情绪表达方式，如果有的话，孩子的问题也仅是如镜子般反映出家里的问题。这时候，与其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不如先改变父母表达情绪的方式，如果父母面临压力、挫折、冲突，可以用比较成熟的方式处理，就可以减轻孩子所受到的伤害，也不会助长孩子的情绪困扰。

日常生活中，父母可以利用故事书、戏剧、生活事件与孩子讨论不同角色的不同观点，让孩子学习如何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父母也应利用机会，示范如何正确地表达情绪。如好朋友不愿意借给你玩具，父母可以跟孩子扮演自己和好友等不同的角色，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父母经常把家里的客厅当成剧场，经常做这种训练，孩子就有机会学到以不同角色的立场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调节情绪的能力便会慢慢增强，怪异行为自然会减少，甚至销声匿迹。

“家暴只是性别不平等的冰山一角” 第5篇

李洪涛，1950年生，北京人，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妇女署项目专家、卫计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专家，从事反家暴研究和推广。

采访李洪涛的那天是3月8日，这一天本来叫“妇女节”，近年又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名字“女生节”“女神节”。3月，也是《反家暴法》开始实施的日子，这位反家暴专家还未来得及提反家暴，就连声叹道“无奈”“寒心”“太愤怒了”，因为她刚看完一条新闻：大学校园女生节惊现淫荡横幅。在李洪涛看来，反家暴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更是对平等健康性别文化的倡导。

走出家暴并不容易

1992年，大陆有了第一条妇女热线 “红枫热线”，李洪涛是第一批志愿者。“当时正赶上企业转制，下岗下海。来电的女性谈的话题百分之七八十是丈夫下海，去南方，有了情人，其中也有不同意离婚遭受虐待的。”当时，李洪涛在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教书，讲家庭社会学时多是书本上的理论；到了妇女热线，才感受到现实中女性百转千回的愁肠。每次4小时的工作时间要接十几个这样的电话，她觉得沉重而无奈，既为她们的境遇担忧，更因为自己无法改变一点什么而有种挫败感。

志愿者一干就是几年，其间李洪涛也做过妇女小组和社会调查研究。当时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普遍认识就是夫妻之间的简单矛盾，即便是受害者的亲友也多信奉“清官难断家务事”。

直到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家庭暴力”这个词才进入中国，同时认定这是一种对妇女权益的侵害。在这种理念之下，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活动也开展起来了。1996年，李洪涛组织了单亲母亲支持小组，这是我国最早关注单亲母亲群体的组织。每周单亲妈妈们都会坐下来聊一聊，如何面对婚姻破裂，如何改变之前在婚姻中扭曲的观念，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寻求支持，等等。“不少单亲妈妈在离婚过程中遭受家暴，但她们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生活。”

2000年，一项对湖南、甘肃、浙江3省9个市县的调查让人震惊：3000多个样本中，34.7%的家庭有过家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公权力的介入，家暴受害者无法得到实质性帮助。遭到家暴选择报警，反而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因为担心离家后生活没有着落，对于家暴只能忍受；一位女性在遭遇家暴后，敲开邻居的大门，想求得一点帮助，没想到平日关系很好的邻居竟然冷漠地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这样令人心痛的故事李洪涛听了太多。

20多年中，李洪涛接触了无数家暴受害者，倾听他们的诉说，传递给健康的理念，帮他们设计应对策略。有些受害者重新获得了幸福，有些则依旧在挣扎和纠结——摆脱暴力对身心的控制并不容易，。十几年前，一位高知女性因长期遭受家暴找到了李洪涛。最近，她因为遭受严重暴力离开了家，想离婚，李洪涛帮她找了律师。但一个月后，她又选择了回家，一是丈夫向她道了歉，二是担心如果离婚，损失太大。

“我能理解，不同女性在不同生活处境中有不同的策略，但是在暴力关系里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怎么可能有健康和幸福呢？但社会工作有个原则，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我们还可以继续等待，当然也可能她一辈子都不会出来。”李洪涛不再像20多年前那样沉重和无奈了，耐心、尊重成了她的黄金准则。“有一点可以肯定，你给了她那么多信息，这已经能促成她的改变，她会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成功的标准不是她是否离婚，她的观念、行为策略有改变也是我们的成绩。”

社区、医院等多部门联合干预

2000年，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建立，中国的反家暴研究和行动开始系统地开展起来。这是一个多组织协作的范例，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法学家、律师、社会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李洪涛作为理事会副主席参与其中。“项目伊始，我们就希望反家暴工作是以整体推动的方式进行，启动了10多个项目。包括家暴现状调查，家庭暴力受暴妇女口述访谈，选定城市、农村家暴干预试点做多机构干预家暴的尝试，医疗系统介入家暴项目，针对媒体工作者的反家暴培训，等等。”

那时，正赶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国首部关注家暴题材的电视剧热播，家暴作为社会问题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但仅仅关注是不够的，如何能让更多相关部门遇到家暴情况时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李洪涛和反家暴网的同仁们展开各种反家暴培训，既有性别平等意识宣讲，也有筛查、上报等具体措施。他们还选择了北京右安门街道、延庆农村，作为城市和农村社区多机构干预家暴的试点，家暴受害者、妇联组织、社区工作者、医生、警察纷纷参与其中。

在李洪涛的推动下，医疗开始介入家暴。1998年，她到美国旧金山参加预防家暴的研讨培训，当时，医疗介入家暴在美国已有一二十年，但对于我国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很多家暴受害者遭受暴力后不报警，也不寻求援助，但會到医院看病，尤其是急诊科、骨科、神经科、五官科。如果医生具备基本的筛查意识和能力，就能及早发现家暴，可以给受害者提供一些帮助，也可以转给其他机构帮助受害者。”

两年后，北京丰台区铁营医院成为全国第一个试点。铁营医院地处城乡结合部，居民结构复杂，流动性大，文化素质偏低，家暴时有发生。耳科大夫刘宝珍经常遇到耳膜穿孔的病人，大多是遭受丈夫殴打的妇女。不少家暴受害者在这里得到了帮助。

对反家暴的思考和参与走向深入

随着对家暴干预推进的深入，李洪涛接触了更多的家暴案例，她发现家暴有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如何以不同的方法应对不同的案例，如何判定家暴的危险程度？“如何避免北京的董珊珊8次报警但仍受暴致死的惨案？”成为她一直思考的问题。2008年，她在台湾遇到了中正大学教授林明杰，后者倡导的家暴危险评估量表以及风险分级管理、联席会议让她受到启发。李洪涛引进了家暴危险评估分级管理的概念，还与正在北大读博的石河子大学心理学教师麻超一起将家暴危险评估量表进行了本土化修订。2013年，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项目试点在湖南长沙的浏阳和开福区启动，开始了危险评估量表和多机构合作高危案例联席会议制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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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春伊始，一位女士到妇联投诉，丈夫酒后将她打得伤痕累累，仅2013年，丈夫就3次当着儿子的面对她拳脚相加，填写量表后，确定为高危。第二天，妇联通知司法、医院、社区，请这位女士到医院做伤情鉴定并入住庇护所。第三天，司法调解员与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心理咨询师到庇护所对受害者进行心理辅导。第五天，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第七天，这位女士回到了家，社区、社会工作者、学校等方面跟进，帮助这一家三口进行沟通，最终这个家庭的暴力被有效遏制。

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热播，到李阳家暴案引发全民关注，再到四川女子李彦因家暴杀夫分尸由死刑改判死缓，家暴话题探讨将民众的思考和参与引向深入；从2008年第一张人身保护令，到立法、司法及政策建议，法律体系在逐步完善；从家暴找妇联，到政府、民间机构反家暴资源的合作，从医疗、社区干预家暴成功试点，到建立危险评估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各种探索创新如星星之火……

2015年12月，反家暴法终获通过。此前人大法工委召集了20多名专家对草案提建议，李洪涛也在座。“草案仅提出‘殴打、捆绑’等造成伤害的行为定义为家暴，但在实际生活中，威胁要杀你或者‘要死一起死’这类话，也许没造成伤害行为，却非常危险。”最终，“经常性谩骂、恐吓”也被纳入了家暴范畴。

社会政策缺乏性别敏感

如今，66岁的李洪涛依然活跃在反家暴第一线，这种热情和坚持来自于她青年时的梦想。18岁时，她走出北京著名的101中学，在黑龙江北大荒度过了青春10年，“‘文革’中强调出身、政治化，让人感觉很压抑，这让我从心底向往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家暴是男女性别不平等关系在家庭中发展到极致的体现，它根源于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其实，家暴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都是牺牲品。”李洪涛希望，人们可以透过家暴这冰山一角，看到潜藏在水下的巨大冰川——对刻板固化的性别制度和支配服从的暴力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清理。

“在我当知青的年代，社会提倡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当然那时的男女平等是以男人为标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性别议题和女性处境面临更大的挑战。“商品化、娱乐化、消费主义，要求你美艳温柔，成为性的玩物；加之我们原有的男刚女柔、男尊女卑等以男人为中心，遵从妇道的性别机制相互运作，女性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

“如果我们只有很空洞的男女平等的口号，也不去倡导新型的性别文化，更没有对社会政策、制度的性别敏感和监督奖惩机制，社会和谐发展就是空话。”在做单亲母亲支持小组项目时，李洪涛深切感受到她们是被制度所排斥的，“当时买房要算工龄的，一个女人带孩子本就不容易了，工龄也只有一个人的，無形中就要多付钱。再比如‘五好家庭’第一条就是夫妻恩爱，直接把单亲家庭排除在外了，谁说单亲家庭就一定不幸福美满了？”时至今日，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政府的某些政策缺乏性别意识，比如男女不同龄退休，招工中歧视女性也得不到惩罚。社会应该建立普遍的性别平等机制，比如媒体应该承担起性别平等监测的责任，发现有性别歧视的做法就要曝光、亮红牌。”

采访临结束时，李洪涛告诉记者，前一天她刚从新马泰旅游归来，这趟旅程并不愉快，“旅行团中的几个男人肆无忌惮地讲着荤段子，有些女人们竟然还在附和”，却很少有人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