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设计范文

考古与设计范文（精选5篇）

考古与设计 第1篇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认为田野考古比太空探索低人一等, 完全是因为无知。我的大学, 现在想来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考古学”这门课学好, 完全是原原本本把知识还给了老师。我有一批大学同学大三的课外实践活动就是去三峡进行考古挖掘。最后他们挖掘回来的部分战利品还放在学校的橱窗里展览了一段时间, 寄托着文艺青年的那种抒情调子, 考古在整个校园里似乎显得异常神秘、浪漫。我的遗憾就是考古学没好好学, 如果好好学, 即便不能成为考古学者, 在网络时代里搞出《盗墓笔记》那样的小说, 至少也不会写得太外行。

田野考古现在回想起来, 完全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而整个宇宙或者太空探索, 比如探索月球、火星、小行星等等, 都是地质学的一个变种。月球、火星等等在茫茫宇宙中, 不就等于是一块大石头吗?在探索这个问题上, 没有什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所以说, 田野考古和太空探索, 我认为本质是殊途同归的, 有人非要在这个问题上争出一个高下, 那是自卑的表现, 无知的表现。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先生就是学地质学的。而奋战在田野中的石油公司职工说不定也有搞地质学的, 本质上都一样, 只不过大家研究的重点、应用的环境不同而已。

类似于这种比较不是个案, 逐渐成为一种现象, 核心结论就是:凡是中国人搞的活动, 都不值一提。凡是美国人搞的, 那都是非常高大上。最近, 国家考古人员之前在丹东黄海海域发现的一艘疑似中日甲午海战沉没战舰身份终于取得突破。一组瓷器碎片的意外出水, 成为了破解“丹东一号”身份之谜的关键:篆书“致远”二字, 确认它就是100多年前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一个多月的水下摸索, 一百多件文物的水下打捞, 仅仅因为一组瓷器碎片的意外出水, 成为了破解“丹东一号”身份之谜的关键铁证。考古队员们对最新打捞上来的瓷盘碎片进行初步拼接, 盘子正中间一个并不明显的图案出现在眼前, 正是“致远”的繁体字。说实话, 这个新闻的出现于我而言, 激动之情和中国人的探测器成功落月可相媲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甲午海战中“致远”舰到底是怎么沉没的, 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现在, 沉没的舰船找到了, 终于有了新的研究突破口。国之大者, 在祀在戎。致远舰上能制作一批刻有“致远”字样的瓷器, 说明该战舰的入列是被寄予某种荣耀的, 当一艘战舰上的瓷器都刻着“致远”二字, 说明当时的国家精英在海军建设方面是经过精心筹划的, 当时的海军领袖和战舰指挥者, 能在上舰瓷器这个细节上花一番这样的心思, 值得点个赞。虽然我们知道结果, 大清的战舰最终还是沉没了, 甲午海战最终战败了, 甚至成为国运转颓的关键一役。今天的考古就是从探寻中穷尽一切可能研究当时海战之所以失败的任何蛛丝马迹, 让证物说话。

考古当然不仅仅是研究过去这么简单,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它或许本质上是对某种传统见解、主流见解的一种再认识, 甚至可以消除误解、消除成见, 看到国家、民族、个体背后的归属和依托。这样的研究同样是面对未知领域, 需要胆魄, 更需要耐心, 绝对不会比太空探索更容易。但偏偏在中国, 大家就是认为探索宇宙才是伟大, 整天挖掘老祖宗搞考古显得非常老古董。对于这样的无知偏见, 我们只能一笑而过。但如果你真的有了一定的经费, 开始开展各种航天活动, 又会有人站出来乱喷:为什么不把发射卫星的钱投入到贫困地区?这样的思维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国家经费是有限的, 与其花在短期看不到成果的航天领域, 还不如投入到贫困山区开展扶贫。似乎国家如何花钱, 永远是在不同部门或领域平衡调剂, 此消彼长。那么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根据国家远期愿景或规划, 每个国家部门或领域需要多少投入就给多少投入呢?

当国家很穷的时候, “此消彼长”的预算思维还说得过去, 但当国富民强从战略逐步成为眼前的现实时, 还是过往那种“此消彼长”的计划经济预算思维, 不敢去梦想、不敢去投入, 完全靠政府意志去配置资源, 那么我们所有需要飞速发展、卓越发展的领域, 怎么可能为未来梦想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源?“此消彼长”的计划经济思维造成了我们即便走到今天, 还是有人对于高科技领域的持续投入提出道德性质疑, 这种质疑最容易让政府以资源配置者、决策者的面目出现, 高高在上地弄出一套审核、审批流程, 最终让优秀的人才、优秀的团队不能及时地与所需的资源相匹配, 最终去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建设别的国家了。

非常可喜的是, 这种质疑的声音在中国越来越少。如果美国所有领域的科技研发都依靠国家的话, 美国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印刷美元, 这等于变相地向全世界借债。所以说, 有美元这个世界货币地位, 美国所有领域的高科技发展都不会缺钱, 差异仅仅在于这个钱国家出的多一点还是私营部门出的多一点。严格讲, 美国人所有高科技研发的成果应该让全世界人民受益, 因为这是建立在向全世界可以轻易举债的前提条件之上的, 但是现实总是很残酷,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拿到了全世界最优惠的借贷条件, 但是它并不想承担让其他国家无偿获取科技成果并最终受益的义务。这样的经济法则或者交易鸿沟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到解决答案。

这不是什么货币战争理论, 而是很容易能够理清的逻辑。如果人民币未来某一天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科研经费紧缺, 完全都不是问题, 我们惟一要解决的就是去识别哪些科技研发是对整个人类真正有益的, 这些领域能够开放到什么程度, 所有细分的科研领域中中国人能否在世界前沿阵地上占据一席之地。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整体的良性治理以及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否则, 没有实体经济的数据支撑和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 即使有了世界储备货币这样华丽的外衣, 我们也撑不起来。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权力越大者, 越要克制欲望对灵魂的侵蚀。

有了这样的认识, 我们再回过头看地下考古与太空探索, 就立刻明白争论高下多么地LOW。我联想到了“两小儿辩日”这样的典故, 那样的辩论虽然稚嫩, 但是很纯真。这样的纯真,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 理性、求真、务实, 这种不浮夸的纯真与好奇才是最可贵的, 至于未来我们在科技领域的开创与可能, 就让历史去好好见证吧。

考古与破案 第2篇

今年65岁的乔治·亨特教授是英国伯明翰大学一名出色的考古专家。当许多人赞叹他在学术领域取得的成绩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头顶光亮，满脸络腮胡子，鼻梁上架一副眼镜，夹着书本出入校园的学者。业余时间还担负着帮助警方寻找遇害人尸体的艰巨重任。

一个研究考古的资深学者。为什么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义务帮助警方去勘查和寻找被害者的残骸呢?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春天。一天晚上，亨特与妻子用罢晚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突然一件关于命案的报道吸引了他：伦敦北部某街区发生一起连环杀人案，警方正在全力查找被害人的尸体，以收集更加充分的证据指控嫌犯。镜头上。十几位调查人员用铲子大片大片的翻去地面上的土。以证实这里是否就是掩埋尸体的地方。

看到这里，亨特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看来，要想从泥土中获取秘密。必须用细筛子将土一点点地筛一遍，然后对留存物进行鉴定分析。而警方目前的做法，与其说是挖掘证据，倒不如说是毁灭证据更恰当。

第三天，亨特开车专门来到西约克郡警察局，找到刑事勘验技术部门负责人，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请您允许我毛遂自荐。我是一名大学教授兼考古学家，我可以无偿帮助你们，通过更加科学的方法。寻找到现场的遗留物和埋藏在地下的证据，让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和证据重现天日。”

起初，亨特主动请缨并没有得到警方足够的重视，得到的只是敷衍和拖延。很多人甚至对他的想法表示质疑。但这位考古学者并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地通过电话与警方交流寻找尸体的经验。他独特的见解和专业知识。特别是将考古挖掘手段灵活运用到刑事现场勘验中的方法，引起了警方极大的兴趣，于是警方决定给他一次表现的机会。

一周后，亨特跟随刑侦技术人员出了第一次现场。一名目击者将他们带到一片农田旁说：今天早展，他的牧羊犬在一堵坍塌的石墙下发现了一具被压着的尸骨。

经过现场遗骸的勘验。确定死者生前是个3岁左右的男孩儿。在调查中发现，这堵石墙后面住着一户居民。早在26年前，一名男子报案称自家孩子突然神秘失踪了。

调查人员很快找到了当年那个报案的男子。

这个当年的单身父亲回忆说，孩子失踪前并无反常情况。突然失踪后，他虽然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却始终没有找到孩子的踪影。眼前的遗骸让他陷入痛苦中。

看着眼前的现场情况。调查人员推断，孩子可能当年正在墙角下玩耍，突然石墙倒塌，孩子从此在断墙下埋了26年。

然而，观察许久的亨特却否定了这个推断。他用手慢慢移开压在尸骨上的大小石头，轻轻拨开泥土，发现尸骨上零散排列着一些整齐的石块儿。而且石块儿的大小相近。如果是墙体倒塌所致，决不会排列得如此有序。

亨特又对几块遗骨的破损情况进行了仔细分析，确认骨头上的裂痕并非石墙坍塌的砸伤所致，而孩子被压在石墙下之前就已经死亡。

根据遗骸的残缺程度，他还推断，凶手是在杀害了孩子之后。用一种有机物将尸体严实包裹后埋在石墙下面的。关于这点，他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只是把尸体压在石墙下面。腐尸的气味儿早就将食腐动物引来。它们会刨出尸体，然后叼着四处散落，不可能出现目前如此完整的遗骸。”

根据亨特的推断。警方很快将疑点指向了孩子的单身父亲。因为只有他才具备作案条件，外人是不可能轻易将孩子埋在他家门口的石墙下的。

但是。这名父亲不肯承认自己杀子埋尸的犯罪事实，而是质问调查人员：“你们凭什么怀疑是我?你们不是说我儿子的尸体是用东西包裹着的吗?那么，用来包裹尸体的东西呢?”

亨特自信地微笑着说：“先生，我刚才说过了，你当时包裹尸体的是一种有机物。26年时间，足可以让它在地下逐渐分解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当初是用麻袋包裹的尸体。”

一言出口。那男子的脸色骤然惨白，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那男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供认了他在26年前杀子埋尸的罪行。

当年，他刚刚离婚不久，精神及心理压力很大，情绪一直很低沉。那天晚上，他3岁的儿子不小心把克力酱洒到了床上，他大怒将儿子推下楼梯，造成孩子当场死亡。恐惧中，当天夜里他偷偷将孩子的尸体用一层层麻袋包好，然后埋在门口的石墙下。

不久。这名男子被指控谋杀，被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就这样。亨特成为了警方查案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从1983年至今，亨特已经成功协助警方寻找失踪遗骸或尸体数百例。百余名逍遥法外的罪犯因此而受到法律的惩罚。

二

“你只有更多地了解凶手。找到尸体的概率才越高。”这是亨特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2004年冬天的一个凌晨，一名女子来警局报案称：她家的邻居在昨天早上把九个月大的女儿临时委托她照看后。至今未归。

警方调查得知。失踪者名叫玛瑟娜，时年刚满19岁，平时以卖淫为生。根据与玛瑟娜熟识的一个妓女回忆说。她最后一次看到玛瑟娜，发现她是被一个头发稀少，发色金黄，身材魁梧的男人带走的。

于是，那个头发稀少的男子很快成了警方查找的重大嫌犯。经过几天的调查，警方的视线很快就落在一个名叫保罗的男子身上。

接受调查的保罗只承认当天晚上，他驾车载着玛瑟娜来到市郊树林，并在那里与之进行了性交易，却拒不承认他伤害过玛瑟娜，并称那天是他先开车离开树林的。而玛瑟娜是什么时间，怎样离开树林就一概不知了。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保罗与玛瑟娜的失踪有关，但警方始终没有找到玛瑟娜的下落。在缺乏主要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保罗谋杀显然是不可能的。

为了寻找玛瑟娜的下落，警方在案发地周围散发了大量的寻人公告。但始终没有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玛瑟娜依然毫无音讯。由此，警方作出断定。玛瑟娜活着的可能性近乎于零。假如她真的被杀害。那么尸体又藏匿在什么地方呢?

警方只好再次向亨特求助。

接手这起案件后。亨特仔细翻阅警方提供的有关保罗案卷。发现保罗是个十足的杀人狂魔，他曾因殴打猥亵妇女、杀人而三次被判无期徒刑。最后，都是在精神病专家的建议下获释出狱。

对于尸体的去处。亨特首先考虑到，丧失人性的保罗是否会将尸体肢解后抛弃，因为完整的尸体很难丢弃处理。但是，从保罗早先的犯罪记录上。他并没有过碎尸的经历。因此，亨特断定这一次保罗也不会肢解尸体。

他会把尸体藏在何处呢?亨特专门向有关精神和心理专家请教，分析了凶手的心理活动趋势。得出的结论是：凶手一般在杀人之后，与尸体共处不超过两个小时，驱车抛尸的路程也不会超过200公里，

于是，亨特立刻建议警方先从保罗住所的院子开始查找。这个院子地面约25米长，5米宽，由于缺乏管理，不仅杂草丛生，还堆满了凹凸不平的碎

石块儿。以及冒着一股股恶臭的垃圾。如此恶劣的环境给搜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然而，这些并没有难倒亨特，他根据院子的环境情况，准备用两根特制的金属探针进行勘测。两根金属探针通过电流可以辨别泥土的松软程度，一般情况下。用以掩埋尸体的泥土，会比没有挖动过的泥土松软。可是，这个院子的地面凌乱不堪，这个办法行不通。

接着，亨特又尝试使用地磁仪来来测土地经过挖动后的磁场变化，然而杂乱的院子使这个办法无法奏效。

最终，亨特决定用双手一寸寸的筛看泥土。尽管这个办法进行起来很艰难，但他深知，罪犯会处心积虑的将犯罪的痕迹掩盖，因此，他不能忽略每一寸土地。

亨特在125平方米的院子里整整查找了5个小时，终于发现，院角处的一个洼处的泥土似乎被人翻动过。于是，他马上建议警方带来专门从事寻尸的警犬来进行辨别。

警犬被带到他的面前。亨特先用一根长针深深插入泥土中，这样会让地下的气味儿释放出来。然后再让警犬仔细识别。然而，警犬并没有异常的反应，至此，他宣布这里不是藏尸地。

这时，亨特突然想起，保罗曾提起过带玛瑟娜去过的那片树林。会不会是那天晚上。保罗杀死了玛瑟娜后，将她就地掩埋了呢?

三

第二天早上，亨特独自驾车来到市郊树林勘查。他发现，这片树林由于植被茂密，地面上也是盘根错节，这样的地面环境是不易埋藏尸体的。除此之外，此时正值冬季，地面四处光秃荒凉，如果在这里挖坑藏尸是极易被人发现的。

尽管如此，亨特还是仔细搜寻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这片树林里发现了两丛可疑的常绿植物。这些植物不仅枝干低矮，而且树叶繁茂。将这片土地遮盖得严严实实。

亨特先弯下腰，用力紧了紧皮靴的鞋带。这样会让他脚下感觉更明显一些。然后，他缓缓地在常绿植物周围散步。表面上看。他与平日走路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他每落下一步都会通过脚底下的感觉，仔细揣摸和判断脚下土地结构的细微变化。

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他心里清楚，挖过的土地无论怎样踩压都不会很坚实。因为尸体埋在地下越久，覆盖上面的泥土越会往下沉。尤其是尸体的胸腔部位，泥土会随其腐烂和塌陷程度的加剧而越发下陷。

接着，亨特通过地上的断枝、破裂的枯叶、苔藓的深浅开始判定，是否有人挖动过土地：仔细查找生长得茂盛的植被，因为这片植被可能因腐烂的尸体充当养料而长的茂盛。

除此之外，亨特还寻找了这里的可疑标记，譬如，一块儿石头，一棵树等等。

根据他的经验，罪犯通常在掩埋藏匿某种东西后，都会在旁边做个标记。有的是方便于再次返回寻找，有的是显要自己的“不凡之举”。有的是想确定自己的罪行是否被发现……

亨特认为，杀人凶手的心理也不例外。然而，几番搜查后，他在树林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至此，尸体的搜寻工作没有进展，整桩案件的侦破完全陷入僵局中。

一周后，亨特应邀参加了玛瑟娜失踪案的侦破会议。会议上，他意外的从其他调查人员口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保罗最近一段时间在垃圾处理站工作。

亨特立即建议警方对垃圾处理站进行全面搜查，然而调查人员却称已经对垃圾处理站搜索过，认为那里没有藏尸之地。

在亨特的一再坚持下，警方再次来到了这家垃圾处理站。

垃圾站与马路仅隔一道篱笆，面积大约有700多平方米。到处堆满了刺鼻的废品和杂物，院子中央是一个焚化垃圾的水泥池子。据这里的员工说，玛瑟娜失踪的第二天。正是保罗值班负责焚烧垃圾。

亨特立即决定对焚化池中的灰烬进行检查，警方封锁了垃圾处理站。

根据记录，案发几个星期来，这里已经焚烧过很多垃圾。池中的灰烬最顶端宽达2米，深度约30厘米。

亨特穿上特制的纸制连身服和鞋套，小心翼翼地走进池中。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把小铲，谨慎地拨开灰烬。新燃烧的比较松软，早先燃尽的压在下面比较紧凑。亨特一铲一铲的把灰烬装入金属筛上筛掉，然后再仔细地在金属筛上寻找着有价值的遗留物。

一个小时后。亨特手中的小铲子突然碰到了一块儿坚实的东西。他轻轻地将上面的灰烬拨掉，发现是一小块骨头碎片。他和所有在场的调查人员都为之一阵兴奋，亨特立即让病理学家对这块儿骨头进行化验，结果显示：原来这是一块猪骨。

这样的结果无疑让人失望，然而这并没有削弱亨特的信念与决心。他蹲下身子，继续用小铲在诺大的焚化池内摸索真相。

两个小时过去了。亨特已经搜索到灰烬的最底层，仍是一无所获。就在所有人都准备放弃的时候，亨特却站起身来。双手缓缓托起金属筛，金属筛上摆放着一个黑色的小东西。

旁边调查人员立即上前查看，有经验的办案人员很快认出。这是一颗人类的牙齿。

之后，亨特又从灰烬中搜寻出了15块骨头。这些骨头有些甚至细微如发，显然是被人有意踩踏过的。后来，经考古学家证实，这些骨头碎片全部来自一个与玛瑟娜年纪相仿的女人。

2005年底。保罗被指控故意杀人罪。强有力的证据让他无法抵赖自己的罪行。

他终于承认：案发当天，他将玛瑟娜带回家中进行性交易，后来二者因嫖资问题发生争执，恼怒之下，他用手掐死了玛瑟娜。并在第二天驱车将尸体带到垃圾处理站进行了焚烧。

三个月后。罪恶滔天的保罗因故意杀人罪，被法庭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而负责为保罗做精神鉴定的医生说，他将无法再次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会用一生的时间在高墙下忏悔。

“凶手以为掩埋、焚烧了遇害者的尸体，就可以瞒天过海。而我偏要找到死者的尸体，给他们一次‘诉说’冤情的机会，用科学的证据将那些凶手推上法庭……”

23年来，就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亨特这位平凡的考古学家，用他的智慧和正义，让无数含冤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息。

梁思永与殷墟考古 第3篇

一、殷墟岁月——后冈发掘

1923年梁思永毕业于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 随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 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这段求学经历使梁思永成为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方科学考古训练的专家, 为其之后在田野考古事业上作出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夏, 梁思永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 回国后随即加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1931年春, 梁思永随考古组参加了对殷墟的第四次发掘, 由于他的加入, 使得殷墟考古工作从草创状态走上了正轨。考古组在梁思永回国前的1928年10月至1929年12月, 已对殷墟进行了三次发掘, 其地点均在小屯村附近。由于这三次发掘的目的多局限于发现甲骨, 在具体发掘过程中考古组人员也缺乏辨识复杂遗迹的能力, 所以这一时期的发掘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 作为最早的受过系统科学考古训练的梁思永, 带来了最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于梁思永先生在殷墟考古中所作出的贡献, 曾参加过殷墟发掘的夏鼐先生说:“梁先生确是野外考古的头等人才, 不仅工作技术方面是头等, 更重要的是那种负责的精神, 能照顾到全局, 同时又不遗漏细节。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的头几年, 参加的人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的田野考古训练的。大家都在暗中摸索, 想由尝试和错误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梁先生参加工作后, 才加以整顿, 面目一新。他费大力来改进田野考古技术, 拟定各种记录表格, 组织室内整理工作, 训练年轻人员, 使一切都渐入正轨。”[2]230因此, 梁思永参加的殷墟第四次发掘, 是殷墟考古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梁思永在殷墟第四次考古中, 主持了后冈遗址的发掘工作。后冈因在高楼庄以北的高岗上, 所以当地人将之称为后冈。对这处遗址, 考古组早在第二次来到安阳时就已经有所注意, 由于当时工作人员数量较少, 直到第四次发掘, 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 后冈的发掘才得以实现。在正式发掘工作开始的前两天, 梁思永与吴金鼎到后冈进行最后一次调查, 确立了挖掘方案:即从后冈最高处起, 向东西南北挖掘出纵横交叉的两道沟。这一方案的确定, 使得此次发掘可以尽可能全面地探视全冈遗址的大概内容。1931年4月16日至5月12日, 梁思永、吴金鼎、刘耀对后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由于受当地局势的影响, 挖掘工作被迫停止。随着殷墟的第五次发掘, 同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 对后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两次发掘共开探坑45个, 面积共601平方米。建筑遗物有首次发现的白灰面, 这种物质大概是黑陶时代祭天建筑的遗留, 以及可能是用于某种祭祀的长方坑和用途不明的夯土与石堆。出土实物有陶器、陶片、陶鼎、椎琢成的石器、箭头、骨凿等等[3]91。

在后冈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梁思永运用先进的地层学原理, “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问题”[4]3。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了中国的史前文明———仰韶文化后, 1930年11月由李济带队, 在山东历城城子崖进行的考古发掘, 找到了中国新石器另一体系的文化遗址———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相继发现, 使考古学界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两种文化的关系。紧接其后的后冈遗址的发掘, 为学术界提供了解开这两种文化之谜的钥匙。梁思永根据后冈遗址中每层的土色以及出土文物的不同, 推断出后冈是由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址堆积形成的。依据遗址的层位关系, 首次判明了这三种文化的序列是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但却晚于仰韶文化。对这三种文化相对年代的判定, 不仅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 也说明以小屯文化为代表的殷商文化与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轰动了中外学术界。

二、殷墟岁月———侯家庄西北冈发掘

如果说主持殷墟后冈发掘工作, 体现了梁思永在促进中国考古事业的思路及水平现代化这一方面的贡献, 那么在随后的殷墟考古中, 梁思永展现了他作为一名领导者及策划者对中国考古事业的推动力。

在殷墟进行的第八、九次发掘中, 后冈一带曾发现殷代的大型墓葬。这些墓葬立即引起了考古组人员的思考, 安阳殷墟既然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 那么在当时交通等各方面都不发达的情况下, 商朝的王陵应该不会离王都较远。经过实地调查和了解后, 考古组认为商代王陵很可能就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一带。梁思永作为殷墟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发掘工作的主持人, 随即带领考古组人员在侯家庄西北冈一带进行了发掘。这几次发掘, 相对于前期的殷墟考古, 在人力、资金等各方面都有较大提高, 特别是第十二次发掘, 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考古现场“每天雇佣500名工人, 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田野考古史上雇人最多的”[5]68。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梁思永不仅表现出了其作为一名考古专家的远见卓识, 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领导者运筹帷幄的高超能力。整个考古组在梁思永的带领下, 圆满地完成了发掘任务, 最终找到并确立了殷商的王陵区, 这一发现再次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对侯家庄西北冈的这三次发掘, 共发现大型墓葬10座, 小型墓葬1200多座, 以及成千上万件青铜器、玉器、骨器等等, 为殷商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资料。正当殷墟发掘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时,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殷墟考古工作被迫中断。抗日战争期间, 梁思永随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 从南京、长沙、桂林、昆明一路辗转最后到四川南溪李庄。这时已经患上严重肺结核的梁思永, 拖着病体, 对侯家庄的发掘记录作了初步整理工作, 并完成了发掘报告的初稿。后来由于这批材料和实物在战后被运到台湾, 最终由高去寻在梁思永初稿基础上增补修订完成, 收在李济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侯家庄》之中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 梁思永先生由于身体原因, 已不能再进行田野考古, 但梁先生一直关注新中国的考古事业, 为年轻考古人员的专业培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54年, 梁思永先生因病去世。梁思永先生作为中国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 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梁先生在安阳殷墟考古方面的成就, 至今仍为后学津津乐道。今年是安阳殷墟后冈遗址发掘81周年, 谨以此文表达对梁思永先生的怀念。

参考文献

[1]尹达.悼念梁思永先生[J].文物参考资料, 1954 (4) .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夏鼐文集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此段参考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辑.梁思永考古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9.

[4]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 1954 (7) .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第4篇

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因为服中药龙骨而辨认出第一组甲骨文，使来自安阳的龟甲兽骨不胫而走，从此中国历史的纪年，自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前移了近十个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发现之门。

1900年，道士王圆篆清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积沙时，长期密封的洞窟复现于世。敦煌石窟的发现，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醑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们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

1900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被千年流沙掩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与《汉书》的楼兰古城。沙埋古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闾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的边境重镇。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古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贝”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怯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怯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耳闻想象之词。楼兰古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怯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义是“城镇”。中外学者们进一步认定，“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怯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古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至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找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斯文·赫定终于见到了被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人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的支柱产业。

除了《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故事：于阗国边境有一个兴盛的城邦，叫曷劳洛迦，因为不信佛教，甚至灭法驱佛，受到上天惩罚，天降一周沙雨，将曷劳洛迦彻底湮灭，沙尘竟聚集成为巨大的沙包。每逢风雨过后，沙包附近就散落着历经劫难的宝物。离开丹丹乌里克，斯文-赫定北行贯穿沙漠的第一站，便路经了当地人叫“喀拉墩”的古城，古城为沙子覆盖，喀拉墩，含意正是“黑沙包”。斯文·赫定离去后，斯坦因在喀拉墩古城做了发掘，出土物品最奇特的是储存粮食的大陶瓮。喀拉墩古城与《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传说对照，应该有必然联系。但曷劳洛迦，无疑是“KROLAYNA”(楼兰)的异译，本意也是“城镇”。

新疆塔里木的绿洲城镇为沙雨埋没，出自古人对天灾突然降临的反馈。“沙雨淹没曷劳洛迦”，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例证。

首次报道发现丹丹乌里克、喀拉墩、楼兰等古遗址的斯文·赫定是瑞典探险家。丹丹乌里克与喀拉墩的再发现，本属沙漠探险的意外收获。而新疆的戈壁荒漠，每逢风沙过去就会出现古代器物，这由来已久，以致在塔里木竞产生了“荒漠找宝人”这个副业。而楼兰古城复显于世，为了解新疆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毋庸讳言，发现尼雅遗址、安迪尔古城等地的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而且吐鲁番、库车、拜城、焉耆等地的寺院与千佛洞等重要遗址遭到西方人员的掠夺性破坏，成批的文物被运往国外，引起了广泛义愤。这是封建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国家遭遇的缩影。它留下的教益已经成为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

从斯文·赫定开始，各国探险家们回国之后，总要就本次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比如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亚与西藏》，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古代和田》。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室。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生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

新疆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疆探险考察，我们对西域乃至对整部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出现更多的盲区。

作为中华文明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古城、楼兰古城、尼雅古绿洲等遗迹的陆续发现，足以证明：

以多民族、多信仰、多色彩著称的西域文明，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天山南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根本没有存在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时段。

在天山南北，“丝绸之路”是贯通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通道。西域文明的特点，来自它的地理位置、人文构成、历史变迁等因素。

考古与设计 第5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开篇指出文章内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学文化这一考古学家的主观行为而引发的一些分歧需要确立对其命名的原则及程序以尽可能的使它规范化。为了避免分歧达成共识，我们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命名准则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个部分，分别为“夏鼐‘命名四原则’”；“命名分歧”；“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命名确认’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则’”先简要概括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并转述了夏鼐先生20世纪提出的一个成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三原则”。第一，一种文化必须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类型的一直最好发现不止一处；第三，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者在三原则之后综合学术界主流观点，考古学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观点，归纳出第四个命名条件：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强调“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既要求是第一次发现的遗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遗址，面对几种选择时，定名要适当”①。关于作者自己总结的第四条原则，安志敏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中也有提到：“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惯例，一般是用最初发现的典型地点或富有特征的遗迹、遗物来命名”②。这不乏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与实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时也说：“尽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地点为原则， 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也出现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台文化举例说明。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讲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学界对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并无明显异议，但在理解过程和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举例分别列举了几种分歧现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严文明先生强调约定俗成但应在新发现和认识基础上重新进行概括这样一个观点。严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中谈到：“考古学文化史客观存在的，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认识却是逐步完成的”④。严先生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典型遗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来会发现其实它不处于此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地带。其次谈及张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强调“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中得“典型”。张先生严格规范了典型遗址的标准尤其强调其中第三点：考古工作必须有一定的质量及规模。

上述两种观点是在赞同以典型遗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细部的分歧。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否定这种以典型遗址命名的方法。像张国硕先生认为，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命名时，应坚持以首次发现的遗址命名，避免“典型遗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遗址的选择很难把握，但首次发现的遗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来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对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则”的一点看法。作者认为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够具体，“例如他没有明确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没有强调一个器物群至少应包括几种器型”⑤，并指出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围越划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作者以仰韶文化为例，对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命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尤其重点讨论了对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贤先生认为仰韶体系过于庞大，提出的一个解决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关中地区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晋南关中东部由磁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后岗二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依次对其命名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先通过罗列夏鼐，安志敏，张忠培，严文明等学者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基本没有分歧，并通过柴爾德对考古学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时间，空间，特征。作者认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过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时空维度常常是通过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导出来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论证了要研究透彻“三要素”之后才为某支考古学文化命名是不现实的。表明“特征的确认，才是考古学文化确立的关键”并且用这个观点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该以首次发现命名还是以典型遗址命名的问题。答案就是看此遗址是否体现所要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确认’程序”是作者个人对命名确认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实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内涵无明显分歧，在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具体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问题，随后提出自己的设想：作者认为考古学界应该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给予其审定命名的权利。只有通过审定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可以公开出现。笔者认为此种设想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考古学文化的纯洁性。对“‘命名确认’程序，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首先必须在原则上进行审查，并且依据进程适时调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学者提出命名申请→命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如有异议可暂缓议决或采取投票表决→对考古学新文化的命名审议通过后要发布“命名确认书”之类的公告。随后作者谈及考古学界关于命名确认的现状，夏鼐先生和尹达先生提过用群众路线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见实行。对于如何解决命名分歧问题，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对于新发现的考古遗存……如果产生争议， 也可以通过讨论或学术会议的裁定， 来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⑦这些年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一直处在一种较不规范的学术环境中。

最后，作者说道：“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事实上还能通过淘汰过程实现优化……但是这个自然淘汰过程显得过于漫长”⑧。笔者个人也很期待考古学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权威机构，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设想的那样，使今后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在规范的学术环境下进行。

综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一文结构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个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整体框架，环环紧扣，用整理归纳出来的学者观点将其充实，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匠心独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看法，例如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有助于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5][6][8]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4]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⑦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