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结构范文

报业结构范文（精选11篇）

报业结构 第1篇

惠州报业传媒大厦位于惠州市江北区西区8 号小区, 占地面积约为5 万m2, 总建筑面积约7. 4 万m2。工程地下2 层, 地上33 层, 其中裙楼会议中心、餐饮楼均为4 层, 建筑总高133 m。主楼平面36. 0 m × 32. 6 m, 会议中心平面77 m × 34 m, 结构3 层需提供29. 1 m × 33. 6 m的无柱大空间且跨越两层, 餐饮楼平面38 m × 35. 7 m。餐饮楼与主楼间设抗震缝, 会议中心与餐饮楼、主楼通过连廊、顶棚连接。主楼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 裙楼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裙楼连廊和顶棚结构采用钢结构, 主楼屋顶设有17. 4 m高、28. 2 m跨度装饰构架采用钢管桁架结构。

2 基础设计

2. 1 工程地质情况

本工程场地上部第四系覆盖土层, 下伏基岩为白垩系的沉积岩。土层自上而下分别为:

(1) 人工填土层: 松散, 层厚0. 4 m ~ 3. 5 m;

(2) 粉质粘土:呈可塑状态为主, 层厚0.7 m~9.1 m;

(3) 细砂:饱和, 呈松散状态为主, 层厚1.7 m~3.8 m;

(4) 粗砂:饱和, 呈稍密状态, 层厚1.7 m~4.2 m;

(5) 淤泥: 饱和, 呈流塑状态, 高压缩性土, 该层仅在1 个钻孔中有揭露, 层厚2. 1 m;

(6) 粉质粘土: 为泥质粉砂岩风化残积土, 呈硬塑状态, 层厚0. 6 m ~ 7. 0 m;

(7) 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层: 岩芯多呈半岩半土状~ 碎块状, 岩质软, 层厚0. 50 m ~ 11. 90 m;

(8) 泥质粉砂岩中风化层: 岩芯多呈块状~ 短柱状, 岩芯破碎, 厚度0. 5 ~ 7. 1, 该层岩石属软岩, 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类;

(9) 泥质粉砂岩微风化层: 岩芯完整~ 较完整, 厚度0. 8 m ~9. 9 m, 该层岩石属硬岩~ 较硬岩, 岩体较完整~ 完整, 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Ⅱ类或Ⅲ类, 天然湿度单轴抗压强度fr= 5. 6 MPa ~31. 2 MPa。

2. 2 基础选型

项目主楼、会议中心、餐饮楼地下室连成一体, 主楼与裙楼间高差大, 竖向荷载差大, 为较好地避免差异沉降, 项目采用大直径端承桩, 并根据结构部位、荷载级别选用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层、泥质粉砂岩中风化层、泥质粉砂岩微风化层作为端承持力层, 同时地下室主楼周围设置沉降后浇带。主楼双核心筒采用 (9) 桩、 (12) 桩承台, 外框架柱、裙楼框架柱采用单桩承台, 传力直接, 经济性好。主楼桩端以泥质粉砂岩微风化层为持力层, 裙楼桩端以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层、泥质粉砂岩中风化层为持力层, 其中主楼桩身直径采用1 400 mm, 1 600 mm, 1 800 mm, 2 000 mm, 单桩承载力特征值分别为14 500 k N, 20 000 k N, 24 700 k N, 35 600 k N。地下室开挖时, 可同时消除人工填土、细砂、中砂、淤泥层, 因此大直径端承桩成孔工艺可采用人工挖孔, 该桩型可通过桩端扩大头充分利用桩端岩层承载力, 经济指标高。

2. 3 承台设计

核心筒承台承受的桩反力大, 承台厚度3. 5 m、平面尺寸达13. 6 m × 12 m, 同时核心筒范围内建筑设有电梯, 高速电梯井设计深度达3. 5 m, 采用普通桩承台需要整体下降, 施工难度大同时极不经济。本项目核心筒承台采用分阶承台, 使用Midas软件划分单元进行应力分析, 并根据应力计算结果计算承台配筋, 典型切面应力标准值分布见图1。

可见分阶承台受力不同于普通承台: 支座、跨中的 σx均较大, 支座受拉区高度为0. 6H, 水平跨中受拉区高度为0. 25H, 斜底边跨中均为受压; σz除斜底边上半部1 /4 跨受拉外, 其余均为压应力。

3 结构设计

3. 1 主楼结构设计

主楼平面呈方形, 楼梯、电梯设置于平面中间 ( 详见图2) 。结构设计利用电梯筒和楼梯间围闭墙体设置剪力墙, 形成26. 7 m ×9. 4 m核心筒体作为主要抗侧力构件。

1) 18 层以上由于 (12) 轴~ (13) 轴建筑功能变形, 该范围部分无法设置Y向剪力墙, 导致核心筒无法通高设置, 经计算发现扭转效应大。为保证结构对称性, 18 层以上 (10) 轴~ (11) 轴相应减少部分Y向剪力墙, 仅中间保留9. 7 m × 9. 4 m完整核心筒作为主要抗侧力构件, 能有效减少扭转同时经济性较好。

2) 建筑对外围立面层净高要求不高, 结构设计通过加大四周框架梁截面来增强结构的整体抗扭刚度的同时还能有效减少应力迟滞效应。

3) 核心筒与框架柱的竖向压缩变形不协调易导致楼层框架梁产生较大的附加弯矩。设计通过优化核心筒剪力墙、外围框架柱截面, 能有效控制竖向压缩变形差。

4) 为保证框架梁与剪力墙的可靠连接, 当支承框架梁的剪力墙厚度小于500 mm时均加设扶壁柱。

3. 2 大跨混凝土楼盖设计

会议中心平面结构3 层需提供29. 1 m × 33. 6 m的无柱大空间且跨越两层, 建设单位要求大跨度楼盖不使用钢结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项目按普通混凝土楼盖设计, 经分析计算发现, 梁截面较大同时梁端负弯矩大, 传至边框架柱后, 导致柱截面过大。会议中心大空间层高较高, 梁截面尺寸自由度大, 但平面上建筑功能不允许采用大截面柱。通过在框架柱顶设置减震钢铰支座可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 详见图3) 。

经复算确定: 大跨框架梁截面为650 mm × 1 800 mm, 边框架柱截面为700 mm × 700 mm, 大跨框架梁向相邻设备层延伸一跨确保大跨楼盖的整体稳定。大跨框架梁挠度为1 /1 194, 裂缝为0. 28 mm。裂缝宽度难以满足规范二a类环境不大于0. 2 mm要求, 工程采用环氧树脂钢筋的措施解决防腐问题。

3. 3 主楼顶大跨钢桁架结构设计

由于建筑造型需要, 主楼屋顶设南北侧封闭, 东西侧开放的装饰构架, 构架高17. 4 m、跨度28. 2 m。构架主要竖向荷载支撑点设在天面层 ( 标高133 m) 南北侧悬挑梁上, 为尽量减少构架自重, 结构采用钢管桁架结构。主楼顶风荷载极大, 同时由于鞭梢效应, 地震力极大, 钢管桁架柱、桁架梁形成的抗侧刚度难以抵抗。在不影响建筑立面效果的前提下, 工程于136. 52 m设混凝土架空梁层为桁架柱提供侧向支承, (10) 轴, (11) 轴核心筒处转角剪力墙上升至146. 5 m为Y向钢桁架梁提供支承 ( 详见图4) 。使用Midas Gen建立整体模型, 并通过分组指定阻尼比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多遇地震作用。与主楼独立模型相比自振周期由3. 712 s增至3. 733 s; 与钢管桁架结构独立模型相比, Y向地震作用下中桁架柱弦杆轴向力由10. 3 k N增至30. 4 k N。Midas整体分析模型能充分考虑地震作用时主楼高耸混凝土结构与钢管桁架构架的相互影响作用。

3. 4 裙楼连廊式钢结构设计

工程北侧为主楼、餐饮楼, 南侧为会议中心。餐饮楼与会议室中心在3 层, 4 层处均设有16 m跨钢连廊; 在21. 7 m标高层北侧主楼、餐饮楼与南侧会议中心均通过20 m跨玻璃钢雨棚连接。通过整体多塔建模分析, 钢连廊、雨棚钢梁两端采用固定支座时, 由于地震作用下各幢上部结构地震响应振动不协调, 钢梁会产生很大的轴向拉力, 易出现跌落现象。设计通过在钢梁北侧一端设置单向滑动抗震钢铰支座, 并根据罕遇地震分析结果, 雨棚层Y向最大不协调变形差为63 mm。项目将滑动支座滑动量限定为± 80 mm。滑动抗震钢铰支座能将各塔间各向不协调变形强制导引为Y向滑动释放, 并有效防止跌落。

4 结语

1) 根据不同上部荷载选择不同桩端持力层, 核心筒承台采用分阶型, 经济性较佳, 分阶型承台应进行有限元分析设计。

2) 根据建筑功能变化, 合理调整结构布置, 能较好地保证结构对称性, 增强抗扭刚度。

3) 通过加设柱顶减震钢铰支座, 大梁细柱的大跨混凝土楼盖是可行的。

4) 楼顶大跨钢桁架充分巧妙利用核心筒, 可解决抗侧刚度不足问题。

5) 不同塔楼间设置连接结构时, 可通过一端设置滑动抗震钢铰支座有效解决因地震响应振动不协调导致的破坏。

摘要：以惠州报业传媒大厦工程为例, 介绍了工程的基础设计方案, 着重从主楼、裙楼大跨混凝土楼盖、裙楼连廊式钢结构、主楼顶大跨装饰钢桁架等方面, 阐述了该工程的结构设计方法, 有效保证了结构设计的安全性。

关键词：框架结构,基础设计,混凝土楼盖,钢桁架

参考文献

[1]JGJ 3—2010,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S].

[2]GB 50017—2003, 钢结构设计规范[S].

报业结构 第2篇

高效的组织结构是传媒企业实现经营战略的重要工具，是媒体获取和维系核心竞争力的先决条件。美国学者钱德勒提出“结构跟随战略”理论，认为当企业采取不同发展战略时，为了保证战略的成功，企业必须变革它的组织形式来适应企业战略的需要。

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诞生以来，我国已经组建了49家报业集团，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政策推动，近年来报业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开始了向综合型传媒集团的战略转型，报业集团的发展再次面临着一个新的突破关口。各地报业集团除了少数是由“报社+报社”合并而成的以外，大多是在政府主导下辅以市场手段，以党报为龙头加上若干子报、期刊以及各类多种经营公司的模式结合而成的报业联合体，这种组织方式对治理报业散滥差、提高市场集中度，加强对新闻宣传的控制与管理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环境特别是报业发展战略的变化，这种“主报+子报”的组织形式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比如产权不明晰、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集而不团”，资源整合不够，没有产生预期的协同效应；不利于报业的“四跨”发展。因此，创新组织结构对于报业集团实现战略目标、保障其高效运作并提高市场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报业集团战略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探索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形式。当前，报业集团整体及其所属媒体的转企改制取得重要突破，许多集团都把党报从集团分离，使之以事业部的形态与集团下属子公司等并列，实现了从报办集团到集团办报的转变；同时成立集团公司，比如事业性质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组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企业化运作，设立董事会及经理班子。还有天津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新晚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的成立，这些都为报业集团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报业集团不是报纸等许多媒体的“混搭”，从分散经营到形成合力是组织变革的必然要求。比如南方报业正在实施从“多品牌战略”到“媒体聚合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强化集团的战略管理和调控能力，以形成协同效应与核心竞争力。总体而言，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创新还在探索之中，新一轮的组织变革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主报支撑型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创新

主报支撑型报业集团就是党报不仅是集团的旗舰和龙头，而且是集团的经济支柱，各子报刊的发展相对较弱，需要党报的带动与扶持。党报在集团的资源整合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即以党报为中心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如整合新闻采编队伍，形成统一的新闻公共稿库，推进报网融合以形成宣传合力等。这种类型的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的创新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整个报业集团被视为一个整体，以主报（党报）为核心整合配置各个媒体资源推动产业化经营，整体上形成以内容经营和产业经营为主体的组织架构，实施集团战略管控模式。具体做法是打破各个报刊的界限，从集团层面整合采编资源和经营资源。整合强调集团的主体地位，强调主报的主导作用，强调主业的规模意识。这种模式的缺点是各子报的自主经营受到限制，也不利于开展以资本为纽带的多元化经营。比如天津日报传媒集团以《天津日报》的两分开为基础整合资源，提高媒体管控效率。从集团层面将《天津日报》、《每日新报》、《城市快报》3家报纸体育部和球迷报的宣传资源及采编队伍整合为集团体育新闻中心，将4家报纸的摄影记者整合成集团的视觉新闻中心，成立津报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体育新闻中心的经营部门，实行企业化管理。体育、视觉两个新闻中心的组建从结构上打破了原有以报纸为单位的条块结构，结束了各报体育、摄影报道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了以内容经营和产业经营为主体的“扁平事业部”模式。集团整体转企改制，成立天津日报集团传媒有限公司，整合经营资源，将所属非时政类报刊的所有权、经营权及广告、发行、印刷等经营性业务和资产剥离出来，整建制地进入企业集团。

二是以各媒体包括党报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从决策、管理、运营三个层面完善集团组织架构，实现从“主报+子报”的行政管理向战略引导下的集团化管理的转变。比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提出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治理结构，按照“成本核算，预算管理，基数承包，超额分成”的基本原则实行两级管理。集团决策层包括集团党委和公司董事会，集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集团成立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集团党委会与集团公司董事会合一，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了四大主体地位——领导决策主体、人事管理主体、资产管理主体和投资发展主体。集团在决策管理职能中更加强调战略规划、经营策划与人力资源管理。运营层包括宁波日报在内共22个独立核算单位，集团赋予各单位相应的自主权，包括经营权、用人权、经费使用权、分配权。

子报支撑型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创新

子报支撑型报业集团占多数，具体又有两种情况：

一是以产权（资本）或品牌为纽带，以核心子报为中心建立多层报系子集团作为二级企业法人，推动资源整合，形成以报系（子集团）为骨干、主报单列的组织架构，主要适合于子报力量较强、业务结构复杂、规模较大的报业集团，有利于报业集团突破媒体形态、业务范围、经营区域和所有制的限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主要连接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实现向综合型传媒集团的转型；其缺点是各个报系分散经营，协同发展的难度较大，不利于形成集团整体合力与核心竞争力。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突破原有的以单个报纸为单位的组织架构，通过若干媒体形成的二级集团来整合经营，在“一媒体一公司”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以品牌媒体为龙头的子集团。2009年初成立由《钱江晚报》、《今日早报》和钱江视屏新闻网组成的都市报方阵——钱江报系，这是打造党报、都市报、专业报、县市报、财经、时尚生活等6大报系子集团的开始。这种子报系架构既符合做大做强《钱江晚报》的战略目标，又有利于通过受众市场细分，确立各媒体错位发展的清晰定位，变同质化的内部竞争为协同作战。最早建立报系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对报系实行公司化改制，南方周末报系已经基本完成公司化改造，实现了以一个报系控股公司依靠资本纽带管理下属媒体的管理模式。而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则以品牌为纽带打造一批二级子集团，比如以旗下《生活报》为核心联合省内8个城市的地市报作为生活报的地方版，成立生活报传媒集团，又以旗下《农村报》为核心成立黑龙江农村传媒集团。

二是以产权为纽带建立母子报刊法人治理结构，就是把核心子报建设成为集团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宣传上加强舆论导向把关，经营上完全按照产权制度规范管理，这种治理结构可以使报业集团作为母公司（控股公司）按市场机制配置子报资源，不但实现了都市类媒体“事转企”，也为子公司进一步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的拓展和融资并发展为报系子集团打下了基础。比如大众报业集团成立半岛传媒有限公司作为大众报业的独资公司，把半岛都市报社的资产全部装入该公司，半岛都市报社经营广告、发行等业务的专业公司，作为半岛传媒的子公司；又引进战略投资者，成立了半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众报业集团按照控股股东的法律规定来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还将一些较弱的子报划归半岛传媒。大众报业集团与临沂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双方以产权为纽带，共同出资组建山东沂蒙晚报传媒有限公司和山东鲁南商报传媒有限公司，分别经营《沂蒙晚报》和《鲁南商报》。

以资本平台为依托推动组织结构的重塑

资本市场在报业集团加速其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布局，建立综合型传媒集团的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依托融资平台，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加大资源整合步伐，实现转型升级是许多报业集团的优先选择，这种发展模式通过资本运作构建产业链，能够打破各种资源分割，形成以资本为纽带、各类媒体融合发展的综合型传媒集团的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模式主要适合于那些已经拥有资本平台的传媒集团，有利于促进报业集团经营业务尽快实现向建立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但它的局限性主要是：按照目前政策，报业无法整体上市，不利于媒体上市公司的整体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等问题。

以成都传媒集团为例，它是由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广电集团合并而成。上市公司博瑞传播以及母公司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成为成都传媒集团的投资平台、融资平台和经营管理平台。集团依托融资平台，进行改制创新，以《成都商报》为核心，充分整合集团内部的各种资源，打破内部媒介间的屏障，将集团旗下报纸、广播、电视、有线网络、期刊、网站等媒体连动运作，形成了一个布局比较完整，形态比较优化，载体丰富运转有效的媒体集群。具体做法是：集团各组成单位彻底地企业化改制，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集团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按照采编经营两分开的原则把报业、广电、网络等各媒体可以分开的经营性资产和资源，全部进行剥离装入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日报、商报、晚报大部分的广告，还有所有发行、印务，集团所有媒体的后勤、物业等也全部改造成公司，成为市场主体。这些资源全部交给博瑞投资运营。博瑞投资迅速获得传统媒体很多经营资源，迅速做大，其中一部分优质资源整合到上市公司。此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通过资产注入粤传媒，实现了集团与控股上市公司关系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全资产上市。

以报业流程再造推动全媒体组织结构的变革

互联网的崛起打破了各类传媒的界限，为报业整合新媒体向综合性传媒集团转型提供了契机，从集团层面推动组织结构的变革以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势在必行。借助新媒体再造报业流程，探索报业集团全媒体式组织结构是报业集团必然的选择，这从许多报业集团更名为“传媒集团”可见一斑。

比如烟台日报传媒集团通过成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打通集团内部各个报纸等媒体之间的界限，再造采编流程，以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写，多次传播，不断增值”的需求。并对集团及其媒体的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即全媒体中心与各系列报（实为编辑部）并列，中心记者以多媒体方式采集新闻，并通过网站、手机报、传统报纸、数字报刊，以及多媒体视屏实现多级发布。

目前不少报业集团都建立了多媒体的数字化平台，目的就是通过平台实现新闻资源在不同媒介间的共享与整合。比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建设集新闻内容采编分发、经营管理于一体的全媒体的数字技术平台。还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成立南方报业新媒体有限公司，以整体之力加快新媒体建设步伐，全力向全媒体集团转型，初步形成了覆盖报刊、网络、手机报、广电、户外传播全媒体发展的战略布局。

报纸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对报纸传媒功能的替代效应而出现下降的趋势。为了适应电子媒体的竞争，报纸的改革内容上从“新闻纸”向“观点纸”、“服务纸”转变，形态上除了发行印刷报纸外还出版网络报纸、手机报纸等，尤其是iPad等移动阅读终端以版面的形式呈现报纸，使报纸的采编流程包括排版模式乃至经营模式得以保存和延续，报业凭借全媒体形态将继续发挥大众传播的功能与作用。

报业结构 第3篇

AGV 出手不凡

AGV，全名是“无线群控机器人自动输送新闻纸系统”，它虽然个头不大，但绝对是深圳报业印务的“大明星”。深圳报业印务根据报纸印刷生产特点和需求自主研发的这套系统曾荣获第五届“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全国印刷行业百佳科技创新成果奖、深圳市科技进步奖，其技术引领性、创新性毋庸置疑。

这套AGV系统虽颇具“明星”风范，却十分“亲民”，投入使用后除可有效实现纸卷入库、出库、输纸、装纸等操作的全自动化外，还能在工作空闲时自行完成充电，大幅减少了人力投入，节省了生产成本，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印刷数字化水平，可谓出手不凡。

ERP 再上层楼

深圳报业印务的另一件“数字”大事，无疑当属其ERP系统的再升级。继2002年试水ERP系统后，深圳报业印务于2009年与AMT集团合作开发了新一代ERP系统，该系统包含20余个模块，彻底消除了以往成本核算中的信息孤岛问题。据介绍，开发这套ERP系统只花费了200多万元，但其投入应用后的第一年就给深圳报业印务带来了1000万元的成本节约，第二年又持续节约了500万元。除了巨额效益之外，这套ERP系统还使得深圳报业印务的数字化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更荣获了第五届“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全国印刷行业百佳科技创新成果奖。

可变印刷 续写辉煌

近年来，随着数字印刷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新媒体对传统报业冲击的加剧，深圳报业印务也加大了数字化的步伐，嵌入式融合可变印刷技术便是其最引以为傲的数字化探索。该技术是在报纸轮转印刷机上配备新的在线喷墨印刷装置，通过控制中心连接可变元素数据库，在报纸轮转印刷机全速运转的情况下，实现可变条码、文字、图像等内容的印刷，让每份报纸都独一无二。在该技术的研发过程中，深圳报业印务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先后解决了版面精确定位、可变数据高速传输、可变数据信号高速采集控制等难题，使报纸具备了一对一的服务能力，形式更加新颖，可读性和参与性更强。

目前，深圳报业集团旗下的《晶报》、《深圳晚报》已经开始应用这一技术印刷可变条码、二维码、图像等，在吸引读者、提升发行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广告的附加值，加强了广告商与读者的互动，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愈加汹涌的数字化浪潮下，深圳报业印务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并以第三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冠军、享受深圳市政府津贴的专家张龙为代表的一批技术骨干为班底，在日益宽广的数字化大道上，演绎着别样的精彩。

浅议报业集团的星系结构特征 第4篇

对于价值星系这一概念,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的《基于价值星系的超企业研究》一书中给予的解释是, 价值星系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态。作为一种中间组织形态, 价值星系具有实体的性质, 其存在形态既可能是有形的, 也可能以虚拟的形态存在。其功能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 既能弥补纯市场调节的局限, 又能避免单一企业协调的不足。

目前, 集团化运作已成为国内报业的发展趋势, 除国家正式批准的39个报业集团外, 许多报纸也在走着集团化经营的道路。报业集团的组织模式与产业结构与价值星系描述的价值链经营模型是相似的, 而且, 我国的报业集团大都是由一张主报和几家子报在行政干预下合并而成的, 正经历整合的过程, 因此国内报业集团在起步运作中应该重视价值星系的运行机制和价值增值模式。

一般来说, 我国的报业集团都是以主报+子报子刊+其它产业的模式组成的, 无论是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还是报纸的影响力来看, 主报都是集团星系的核心企业, 而子报子刊和其它产业, 如物业、印刷、连锁店、咨询、房地产等构成了星系中的模块企业, 主报利用自身拥有的高位资源优势, 带动子报子刊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这个系统中, 主报、子报刊和相关产业不是简单的组合关系, 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在于相互之间的价值传递, 甚至相关产业之间也有价值的传递关系, 因此, 在这个系统中蕴藏着多条、多向的价值链条。当系统中的某个企业与其它任何企业都没有价值传递关系时, 该企业则失去了存在于该系统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的报业集团刚刚成立不久, 且是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组合在一起的, 因此, 认清报业集团的星系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1) 确定核心企业, 占有高位资源。作为一个集团, 有多个报纸和多个产业, 在这些报纸和产业中, 我们要找出核心企业, 这一企业必须具备高位资源, 即组织能力、技术标准、品牌、商标、商誉、市场准入、市场网络和顾客关系等。一般来说, 报业集团中的主报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 比子报更具备品牌、商标、网络、标准、组织能力、人才积累等高位资源。这种资源不能简单地从盈利能力上来评价, 因为高位资源有强烈渗透性和整合力, 它发挥的价值是无形的、长久的, 也许在某一时点上, 房地产的利润超过了报纸的利润, 但房地产却不能成为报业集团的核心企业, 因为主报的存在决定了集团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 在集团运作中, 主报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

(2) 整合集团各模块企业, 注重各模块企业之间的价值链增值关系。之所以把原来独立经营的几家报纸组合成一个集团, 就是为发挥出集团运作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 也就是取得1+1>2的效果, 这就要求集团内的各模块企业不是简单的相加, 而是组成有机的价值增值关系。比如出版业务与报社之间存在业务联系, 可以共享印刷设备, 报社记者的采访网络会给出版社带来更多的出版资源, 甚至有的记者就是很好的作家、精准的社会发展的记录者。再如, 咨询模块企业可以有效利用报社长期积累的信息资源和相关知识;广告设计模块可以发挥报社长期积累的广告业务经验, 并在业务中相互补充;连锁店可以使报纸的发行网络有更多的利用价值等等。

依照模块企业间的价值关系来整合集团产业群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国内一些报业集团成立之初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 曾经犯过简单组合、四处布点的经营失误, 结果是集团大而不强, 经营失利。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1998年, 由《经济日报》及其原有的子报子刊和划拨过来的其它报刊组合而成, 作为成立较早的中央级报业集团, 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15种报纸杂志的刊号;报社的原社址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 散布在京城的子报子刊和现在大片的社址都是丰厚的地产资源;报社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信息优势、人才优势和品牌优势也是非常宝贵的无形资产。但是, 成为报业集团之后的经济日报并没有通过规模优势实现增值, 反而一直在读者心目中颇具重要地位的《经济日报》主报也处于下滑状态。被称为三大经济类报纸的《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反而后来居上。在众多原因中, 集团与新加盟的子报子刊没有建立起基于价值创造的链条关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对于那些子报子刊而言只是换了一个主管单位, 运作方式依旧, 资源的整合根本没涉及, 集团不但得不到利润回报, 甚至还要予以不菲的资金投入。再看南方报业集团的教训, 南方报业集团曾在成立之初的短短三四年内就因大量投资于与报业毫不相干的产业而亏损1.4亿多元, 如投资近5000万元建设一家制药公司, 投资4000万元和几百公里外的偏僻地区联办两家水泥厂, 投资近2000万元到三水与当地镇办企业联办瓷片厂, 投资上千万元到海南搞房地产, 投资300万元到东莞联办食品厂不但没有赚到钱, 还为股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其内部模块企业与核心企业完全脱节, 失去价值增值关系, 各模块之间也缺少内在的价值联系, 整个集团也就失去了价值创造的能力。

(3) 注重发挥知识资源的非耗竭性和散射功能。报业经营的本身就具有知识创造的特点, 其产品报纸的内容就是知识、信息、智力的积累体现。挖掘报业本身的知识资源将是一个富庶的金矿。■

“报业女王”衰落记 第5篇

虎豹别墅是胡仙的父亲胡文虎于1935年建造的。它位于香港岛半山大坑道，总面积9万平方英尺，为东方园景式建筑，最大的特色是别墅内有大量的佛、道传说的山壁雕塑，透出诸多警世寓意。这所别墅是香港富有特色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星岛报业集团的标志，更是胡氏家族的祖传家业。虎豹别墅的出售意味着胡仙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

人们不禁叹息，曾经享誉海内外的一代“报业女王”，胡仙究竟缘何落到这般地步？

继承父业，成为一代“报业女王”

“最畅销的药品，必定是千千万万人最常见的药。”这句话出自“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口。胡文虎制售的“万金油”、“八封丹”、“头痛粉”等“虎”字商标药品，使他成为富冠南洋的亿万富豪。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南洋虎”在经营万金油的同时，于1918年在新加坡创办了第一份海外中文报纸《星洲日报》，接着又陆续在新加坡、厦门、香港、曼谷等地创办《星华日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报业王国。

1954年9月4日，72岁的胡文虎因心脏病复发，在檀香山与世长辞。接掌胡家报业的是他最小的女儿胡仙。那一年，胡仙只有22岁。当时，星岛报业尽管名声在外，但业务经营却相当不景气。当年《星岛日报》只是一间在湾仔道有一幢4层办公楼的报馆，而其附属子报《星岛晚报》则处于负债状态。

对年轻的胡仙来说，这无疑是一大挑战。

上任第一天，胡仙独自一人和员工一起步入报馆乘电梯上班，并不时以微笑和熟人打招呼。她分头到各个办公室看望大家，听取属下对重振报业的建议。这样一来，整个报馆上下对她有一个极佳的口碑和印象。“老板没有架子，充满活力，善于体贴人，是个值得信任并有追求的领导。”

员工们的评价正是胡仙所需要的，她知道星岛报业最需要的是凝聚力、士气和信念。最初的胡仙是精明强干的，她赢得了属下的高度信任。

随后，胡仙又接连做出了一系列出色的举动，星岛报业变得越来越兴旺。1972年，星岛报业在香港上市，并在80年代雄霸香港报业广告，一度垄断了地产广告收益，其经营收益无人能与之匹敌。鼎盛时期，胡仙名下控制的报章多达7份，包括《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快报》、《天天日报》、《华南经济日报》及在深圳创办的《深星时报》。她还斥巨资收购了著名的文化传信公司。

那时，星岛集团及文化传信的市值高达84亿港元，胡仙本人拥有50亿港元。此时，星岛集团俨然是一个稳如泰山的报业王国，胡仙则成为这个王国名声显赫的女王。

初涉物业，获暴利亦埋下祸根

1985年在一次土地拍卖会上，香港尖沙咀广东道太阳广场——地王正在叫价，由于地皮在九仓的海洋中心对面，地产界均以为九仓志在必得。然而在拍卖的当天，九仓竟然竞价失败，地王由洋人以6．36亿港元投得。第二天，当《星岛日报》出版后，众人方知竞购地王，是胡仙与怡胜太平洋联手操控。

仅仅半年以后，胡仙以8．3亿港元将地王转卖，获利近2亿港元。如此丰厚利润，比起办星岛报业一年才赚得1亿多港元来，自然让胡仙大为心动，从而引发她大举投资地产的念头。

从此，胡仙除了进军香港地产外，还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大举出击，参与了近20项物业投资。特别是在她策划星岛搬迁澳洲期间，由于经常赴澳的关系，对投资澳洲地产的兴趣尤为高涨。当时，就曾经有人说她是“加入豪赌行列”。

从1989年起，海外地产市道一落千丈，胡仙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1992年9月，在股东大会上，胡仙首次承认以往投资海外地产比例过高，导致星岛集团背上巨额债务。尽管如此，她并没有打算就此在地产上歇手。同年12月，她开始雄心勃勃地涉足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

1996年1月，胡仙连同香港的新创新公司、广州市煤建公司、广州五羊房地产公司在广州翠湖山庄投资了16亿元，指望扭转投资地产的不利境地，可是这个巨型项目并没有像她想象的成功。

由于负债累累，1992年起星岛集团开始进行债务重组，变卖资产救急。胡仙首次出售的财产是其个人名下持有的《快报》，当时以3500万港元卖给了南华证券；后来她又向香港烟草商何英杰借巨款还债。经过重组后，星岛又现出生机，到了1994年获利达4.25亿元，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

本来胡仙是有机会翻身的，1993年香港地产市道转好，但她没有及时脱手以清偿债务；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股市、楼市再次升温，《星岛日报》股价达5元，但她没有把握机会出售股权，又一次坐失良机。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星岛股价跌到不足1元。胡仙彻底绝望了，她的个人负债已达6亿元之巨，终于被逼下决心出售祖传物业，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虎豹别墅。

出售股权，失去了整个祖业

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更令人揪心的事还在不断袭来：为了偿还巨额债务，她不得不出售所持有的星岛集团所有股权。

1998年5月，胡仙召集星岛股东开会，正式申明将与第三者洽售星岛股权。随后名力集团宣布与胡仙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名力拟占51％的股权，并由新公司动用3．69亿元，向胡仙购入她所持有的星岛集团五成股权，从而成为星岛最大的股东。胡仙在售股套现后，通过新公司继续持有星岛重要的少数股权，仍留任星岛集团主席。然而仅隔几天时间，名力集团审核《星岛日报》账目后，要求大幅调低入股比例，收购计划遂无疾而终。l998年7月，星岛在深圳出售《深星时报》51％股权。同年8月，胡仙售出文化传信的股权，市场同时传出国际传媒集团LAZARD计划收购《星岛日报》，涉及资金5.4亿港元。

国际传媒集团正在与胡仙签约之际，不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1998年12月，中企发展基金也有意向胡仙收购23％股权，交易条件是中企基金将委任两名执行董事及两名非执行董事进入星岛董事局。中企有权在两年内再购入10%股权，届时胡仙股权将由27.04%降至17.04%，因而失去星岛大股东地位及控股权，不过仍留任主席。应该说，这个收购计划对胡仙来说是下策中的上策，胡仙似乎还能够接受。

而让胡仙大伤脑筋的是，她昔日的恩人何英杰此时反目为仇。

何氏1991年曾借5亿港元给胡仙脱困，胡仙拖了7年未还清，何与胡依然相安无事。直到胡仙将星岛股权售于中企基金而放弃国际传媒集团后，何氏才大动干戈。

据说，与何氏关系密切的国际传媒集团一直有意染指华文报业市场，但其收购条件之一，就是胡仙退出管理层，而这正是胡仙所留恋的职位。何氏认为国际传媒集团是国际知名集团。由于胡、何两人意见相左，收购计划又一次陷入困境。

何英杰在1998年12月15日，正式要求胡仙偿还尚欠的2.9亿港元。翌日，何氏家族向胡仙发出“法定要求偿债书”，这是债权人展开破产申请的第一步。19日，何英杰通过儿子何柱国名下的一家公司正式入禀法院，指控胡仙未能清还借贷，要求法院颁令胡仙破产。

1999年1月8日，何英杰展开破产的第二步，正式向法院起诉，申请胡仙破产。这意味着胡仙如果在短期内不能还债，她的财产将拍卖摊分。3天后，破产管理局向胡仙发出临时接管令，告之已临时接管其资产，以防资产流失。这样，一代“报业女王”面临破产的困境。

1999年3月，经过几番风雨的胡仙终于被迫同意，将星岛报业出售给国际传媒集团。根据收购协议，国际传媒集团将以每股1.25元的价格悉数收购胡仙持有的50．04％股权。惟一可告慰胡仙的是，她虽然不能继续担任星岛主席，但仍可出任董事会的特别顾问6年，每年获得900万元利润分成。据此胡仙可套现3.16亿元，偿还债权银行1.1亿元，剩下约2亿元可还何氏。另外，胡仙还可从国际传媒集团贷款6300万元，加上较早出售虎豹别墅所得的1亿元，要再偿还9000万元于何氏应不成问题，何氏家族因而也不再逼迫胡仙破产。

胡仙如果专心致志一直从事报业，绝不会落到这般地步。星岛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曾说：“她的失败，在于不专于本业又遇人不淑，过于投机又欠缺运气。”

美国报业的困境与中国报业的发展 第6篇

有哪些原因导致中美报业发展趋势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中国报业在日后的发展中应该吸取美国报业的哪些经验教训?仅在2009年的头3个月, 论坛报业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公司、新闻纪事报公司和费城报业公司4家美国报业巨头相继申请破产保护。4家报业巨头一共经营着33份日报, 如论坛报业旗下就拥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知名报纸。

2009年4月, 有着百年历史的美国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止出版印刷版的报纸, 专注于经营其新闻网站, 成为美国首家停止印刷的全国发行的报纸。为了筹集资金进行业务重组, 纽约时报公司今年3月宣布出售部分总部办公楼, 6月又有消息称其有意出售旗下的《波士顿环球报》。

根据统计, 美国报业的广告收入几年来不断下降, 2007年的报纸广告额为422.09亿美元, 比2006年下降9.4%, 创下1950年以来报纸广告的最大降幅。2008年报纸广告收入形势更加严峻, 广告下降幅度达到12%。此外, 发行量和阅读率也每况愈下。

相比较之下, 中国报业则正在深化发展。根据世界报业协会2008年6月发布的数据, 中国有26家报纸进入了全球日报发行量百强。国内的发行量前5名依次是《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广州日报》和《信息时报》, 其中《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排在全球的前10名, 《参考消息》的日均发行量超过了318万份, 《广州日报》的日均发行量达到185万份。

2009年6月16日, 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了《中国500强最具价值品牌榜》, 中国媒体前五强依次为CCTV、凤凰卫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广州日报。广州日报的品牌价值为72.26亿元, 增幅达到10.4%, 人民日报 (75.98亿元) 、参考消息 (72.96亿元) 均分别比上年的65.32亿元、65.21亿元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作为党报市场化发展的先锋典范, 广州日报创造了报业品牌价值连续3年增长两位数的奇迹。

美国报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 这决定了报纸必须商业化、娱乐化。从黄色新闻风靡19世纪, 到大小假新闻层出不穷, 都是由美国报业的本质决定的。

目前美国各报业公司之所以陷入困境, 与并购风潮造成的行业泡沫不无关系。与其他行业类似, 绝大多数美国报业并购是通过借贷融资完成的, 因而导致报业公司负债率过高。金融危机袭来时, 价格泡沫破灭, 所需偿还的利息使公司不堪重负。

美国绝大多数报纸都是区域性报纸, 本身读者群就不大。根据世界报业协会去年发布的数据,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今日美国》, 日均发行229万份, 不要说日本的三大报、德国的《图片报》、英国的《太阳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 连韩国的《朝鲜日报》都比不上。

笔者2001年在美国求学时就发现, 媒体与传播学界的关注焦点早就转移至电视媒体, 当时的网络媒体还只算是“小兄弟”。现在昔日的“小兄弟”羽翼已丰, 金融危机又席卷全球, 数面夹击, 美国报业陷入困境并不难理解。

太平洋彼岸是水深火热, 我们这一边则是如火如荼。两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 从本质上决定了报纸性质、办报目的的不同。

中国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报纸自然也不例外, 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此同时, 发布的权威消息也会更为准确、翔实, 这一点就能吸引不少忠实读者。

与美国不同, 我国民众仍然有着比较强的读报需求。今年4月,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虽然新型数字化、网络化阅读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但报纸仍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我国成年人报纸阅读率为63.9%, 人均年阅读报纸约88.6份。

应对危机举措可供借鉴

为应对报业危机, 美国各家报纸使出浑身解数, 帮助报业渡过难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中国一样不可阻挡, 面临着各种机遇与挑战, 我国报业发展之路悠长而艰难, 美国报业应对危机的举措也可供我们借鉴。

树立公信力。世界品牌实验室有关负责人评价说, 公信力是媒体的第一生命, 是评判媒体品牌价值的重要指标。在追求新闻多样化的同时, 我们不应忘记对权威报道的关注。作为“喉舌”, 我们有渠道发布权威准确的消息, 也有义务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过去一年来, 遵循“追求最出色的新闻, 塑造最具公信力媒体”的理念, 《广州日报》在奥运期间全国首创编辑部前移以及日本泡沫十年跨境报道、金融危机美国现场报道等一系列拳头新闻策划, 都增强了报纸内容的实力。

报纸“瘦身”节约成本。由于小报更适合在公交、地铁、车厢等拥挤的公共场所里阅读, 因此得到了不少读者的青睐。同时, 小报也可以缓解纸价上涨以及经营成本增大的压力。在金融危机下, 传统报业进一步实行了小报化改版。在我国, 也有不少报纸已经向“窄报”进发。中国内地最早采用窄报的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都市快报》。2002年8月, 《南方日报》成为第一份启用“窄报”的党报。今年6月, 《广州日报》也进行了“瘦身”改版, 反响不俗。

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当今媒体就像“合纵连横”, 竞争中包含合作。危机当前, 美国各报社间寻求合作, 共享资源, 以此来降低成本、扩大影响力。从去年开始, 美国缅因州、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等地的大量报纸开始共享资源。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包括《纽约每日新闻》、《水牛城及纽约州新闻》等在内的5家主要报纸共同组建内容共享联合体, 全部内容的共享于今年5月实现。美国《华盛顿邮报》与《巴尔的摩太阳报》也于去年年底表示, 两家公司同意将于2009年起共享部分新闻故事以及图片。

除了在内容上相互共享, 报纸也加强广告营销方面的合作。2008年初, 纽约时报公司、《今日美国》所属的报业巨头甘尼特公司、《洛杉矶时报》所属的论坛公司和《旧金山纪事报》出版商赫斯特公司就已联合创建了一家广告营销网络公司QuadrantOne, 由该公司负责整合4家报业公司的读者群, 以与其他报业争夺优质的广告客户。这些合作方式都值得中国报业学习。

利用互联网壮大力量。目前, 中国的各大报纸纷纷在互联网上开设了电子版, 免费供网民阅读。这在增加阅读率的同时, 还可以吸引客户在电子版上投放广告, 增加广告收入。

过去美国不少报纸和杂志的电子版都是付费阅读, 或者是当天的版本免费、查阅历史记录则需付费, 如此一来就将网上阅读电子版的大门关小了。为此, 新闻集团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2008年11月就表示, 他计划取消《华尔街日报》网站的订阅费, 他相信, 此举将大大提高网站的访问人数及相关广告收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止出版纸质报纸后, 打算专注于自己的网络版报纸, 向用户提供每日电子邮件版报纸, 并且每日更新网络版。

报业结构 第7篇

一

改革开放以来, 自1995年始至2013年终, 《人民日报》经历了四次改版, 其阶段分别是:1995年、2003年、2009年和2013年。这几次改版都以扩版的形式进行, 同时对各个版面的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 分析《人民日报》的几次改版, 应着重把握以下几方面:一是改版的直接动因;二是改版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三是改版的最终目标。

首先, 《人民日报》的几次改版最大、最直接的动因是为了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 党报增强宣传力和影响力的主动突围。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晚报、都市报热, 到新世纪初期互联网的逐步兴起, 商业门户网站对传统纸媒开始了第一轮冲击, 传统纸媒受到的影响逐渐增强, 再到后来“传统媒体竞争白热化, 电视同质化现象严重, 党报边缘化问题突出, 报纸消亡论’甚嚣尘上。”[1]更为严峻的是,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异军突起, 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舆论生态和媒介格局, 传统媒体, 尤其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进一步式微, 重塑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时不我待。

其次, 在确立党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 《人民日报》的几次改版集中围绕着报道的内容和方式进行, 《人民日报》独有的严肃、深刻和公信力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 在确立党报党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 灵活地改变报道的内容和方式, 多发、善发有深度、感人、可读、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闻报道, 往往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 通过对《人民日报》改版以后头版稿件变化的研究, 可以明显看到:改版以后的《人民日报》, 在报道内容上批评报道及经济、民生、国际新闻增多, 领导人和会议新闻逐步减少;在报道形式上, 短、快、新的新闻与深度性调查报道相结合, 党报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新闻的可读性、影响力也随之增强[2]。

最后, 《人民日报》的几次改版都是顺应时代变化而做出的主动突围, 改革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重塑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人民日报》的改革为中国党报的改革树立了方向和标杆。“传统媒体, 尤其是报纸, 要在网络时代生存下去, 必须要有全新的思维来从事新闻报道[3]。具体而言, 党报要敢于担当社会责任, 在社会热点和关键事件上敢于、善于发声, 不仅要作为党和人民的传声筒, 更要发挥解读器的功能, 树立公信力, 并积极利用新媒体, 使之成为党报改革的有力武器。

二

从1996年开始, 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是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的结果是使中国传媒业原先的单一结构走向多元结构, 从而转变媒体的增长方式[4]。在这一层次的调整中,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直走在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前列, 既从体制上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又在集团实践中很好地贯彻执行, 分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改革, 有利于厘清报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从体制机制上看,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改革实践突破了报业集团改革的藩篱, 整体上实现了由部分剥离向整体转制的转变, 指明了中国报业改革在体制上发展和突破的方向。报业集团改革的第一步是实现经营业务和宣传业务的部分剥离, 但是“这种剥离并不充分传媒集团需要实现整体转制’, 即事业法人与企业法人的剥离。”[5]

从目前南方传媒集团的整体实践来看, 传媒集团在整个报业集团的运行实践中扮演着如下几个角色:

1. 整个集团资源的合理配置者

在集团办报阶段, 报业集团首先是集团所有资源的配置者, 根据不同细分市场的竞争形势, 有效配置集团的资源, 推动媒体在各自细分市场的竞争和发展, 为它们的成长创造价值。此外, “集团要为下属媒体创造价值, 就是为它们提供资源、知识、技术和能力的支持, 推动它们打造媒体品牌, 不断地影响、引导和激励品牌媒体不断创新。”[6]236

2. 整个集团报系结构和媒体发展的协调者

从2003年开始, 南方传媒报业集团相继成立了“21世纪报系”、“南方周末报系”、“南方都市报报系”, 从内容上看, 在报业集团内部成立报系, 通过文化理念的统一、市场战略协同和内部资源整合, 获得强大的协同效应, 为报系内媒体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价值, 并逐步培育出相对一致或接近的亚文化群体, 有效地推动各报系内部各个媒体的全面发展。从运营上看, 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降低集团的运营成本, 使整个集团资源的利用率提高, 加快报系内部各媒体的发展。

3. 传媒产业化战略运营的创造者

随着中国整个报业集团竞争的加剧, 单靠集团内部资源已经很难整合出更大的创新优势和平台资源, 不断变化的媒介市场环境对于报业集团化向纵深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报业集团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传媒产业集团, 传媒集团根据报刊产业发展的需要, 通过清晰的产权纽带, 从战略运营的层次联结报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资源, 并根据市场竞争的不断变化, 将各种各样的资源调配成为最佳的资源组合, 保证集团在动态的变化中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6]240

三

通过对《人民日报》的四次改版和南方报业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推动中国报业改革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力量, 而根本动力是报业为了更好地生产以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 而进行的自主性的探索行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区域, 报业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不尽相同, 但是各自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呈现出纵向的交叉和沿革的关系, 报业改革整体上呈现出政治推动和报业自为的双重逻辑。

传媒媒体向新媒体转型需要有新思维。以往我们比较习惯于从传统媒体角度出发, 这种思路最明显的是“挑战回应”, 即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形成挑战, 新媒体砸了传统媒体的饭碗, 传统媒体被迫回应, 造成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二元对立, 从而造成传统媒体发展新媒体时实践与理论脱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新媒体垫高了中国传媒业的海拔, 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必须从固有的藩篱中走出新路, 以更加高远的视野来确立自己的方位和高度。”[7]这次上海的报业改革之初就与百度搜索引擎相对接, 《东方早报》启动的新媒体项目暗示了政府高层与报业集团自身对于新媒体的重视, 但是真正要以新媒体的思路来办媒体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

从报业集团内部来看, 在建立完善集团本身资源整合平台的基础上, 内部应形成有序竞争、重点发展、各司其职、相互联动的运行机制。以这次的上海报业改革来看, 在集团层面树立报业集团的独立法人地位, 集团集数据、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面资源于一体, 在各个环节支持报业的内部运作, 像《文汇报》、《解放日报》这样的党报应该按照党报改革的思路, 树立影响力和公信力, 以公信力和公共利益为最高准则, 而在具体的报道中则以深度、整合、有价值的解释性报道见长, 其他报纸和杂志在各自细分的市场中运作, 淘汰重复的竞争产品。

从报业集团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来看, 需要着眼于“一个大棋局的整体效果”。就这次的上海报业改革来看, 上海报业改革的根本动因在传统媒体之外, 意在打一场大仗, 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而着眼于一个大棋局的整体效果。

摘要：通过对《人民日报》的四次改版和南方报业改革的分析, 认为:90年代以来推动中国报业改革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以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 其根本动力是报业为了更好地生存以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 而进行的自主性探索行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区域, 报业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不尽相同, 但是各自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呈现出纵向的交叉和沿革的关系, 报业改革整体上呈现出政治推动和报业自为的双重逻辑。

关键词：报业改革,《人民日报》改版,南方报业改革,上海报业改革

参考文献

[1]林明娟.党报改革的变与不变——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报》三次改版[J].新闻知识, 2011, (1) .

[2]甘先锋, 刘冰.从头版稿件变化看《人民日报》新年改版[J].媒体时代, 2013, (10) .

[3]李良荣, 童希.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新思维[J].现代传播, 2010, (10) .

[4]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J].新闻大学, 2006, (2) .

[5]黄玉波, 张金海.“部分剥离”到“整体转折”——当前中国传媒产业体制改革初探[J].新闻大学, 2006, (3) .

[6]范以锦.南方报业战略——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

报业结构 第8篇

关键词：日本报业,中国报业,报业经营

大众化报纸的出现对人类的新闻传播事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广播出现前, 报纸一直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力量而被公众所依赖。此后, 在广播和电视的先后冲击下, 报纸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但通过各种形式的改革, 报纸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与广播、电视三分天下, 在竞争中互相包容, 共存于人类的传媒生活圈。而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这种均势有被打破的态势。网络媒体从产生至今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却走过了传统媒体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以中国为例, 至2008年6月, 中国内地网民人数已达2.53亿 (1) , 网民使用网络的时间也日益增加, 大大超过了使用报纸或广播的时间。网络媒体的多媒体性、无以复加的时效性、信息的海量性、使用的便捷性等长处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 因而对传统媒体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在现阶段, 这一冲击对报纸尤为突出。在中国, 自2001年以来, 作为报刊业经营收入主要来源的广告总量虽然还保持着增长, 但增幅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2005年和2006年更是下降显著。对于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国报业而言, 这股寒流给报业发展带来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也因此出现了“报业拐点到来”的论证。而2008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寒冬更使得报纸的生存遭遇了极大的危机。不仅是中国, 在世界范围内, 报纸都面临着发行量巨减、读者结构老化的衰退之势。许多国家的学界和业界人士都悲叹:报纸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灭亡的命运。

与此相对应的是, 日本报业虽然也受到了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冲击, 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比如, 据日本报业协会统计, 日本平均每户家庭阅读的报纸从1993年的1.22份下降到2006年的1.02份。 (2) 但到目前为止, 日本报业并未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日本依然是世界上的报业大国。据世界报业协会最新统计, 日本报纸日均发行量为6800万份, 仅次于中国, 居世界第二。考虑到日本的人口总量只有1.3亿, 仅及中国的1/10, 这一发行量是惊人的。此外, 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10份报纸中, 有7份在日本, 分别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中日新闻》、《产经新闻》和《东京体育》。其中, 《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的日均发行量均超过1200万份 (3) 。此外, 日本报业协会统计出, 报纸具有高度忠诚的读者。报纸的平均订阅年数是12.9年, 超过9成的民众阅读报纸, 每周平均阅读的天数是5.6天。超过半数的读者认为报纸是不可缺少的信息源, 拥有社会舆论力度, 可以了解各地方发生的事情, 并具有知识性 (4) 。可见, 报纸依然是深受民众认同的主流媒体。除了报纸的高质量带来的高信誉外, 本文认为, 日本报业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国性报纸占据主导地位

一般来说, 读者倾向于阅读具有接近性的新闻报道。接近性包括心理上的接近性和地理上的接近性。因而, 相对来说, 地方性报纸具有全国性报纸难以企及的优越性, 但日本正好相反。在日本报业市场上, 全国性报纸居于统治地位。《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中日新闻》五家全国性报纸占全国报纸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 其余的发行量由各地的100多家报纸瓜分 (5) 。全国性报纸的成功意味着发行量的优势, 从而奠定了日本报业大国的地位。

全国性报纸紧密联系读者, 重视增强与读者的情感联结。各大报社都成立了报友俱乐部, 为订阅者提供各种优惠服务。同时, 展开面向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各项社会活动, 包括联谊会、体育赛事、文化展出、竞赛演讲、音乐会等等。另一方面, 它们努力在地理上接近读者, 强化对地方的渗透, 挖掘地方新闻, 制作地方版在当地发行, 增加对地方报纸竞争的筹码。如《读卖新闻》就通过4个总社和包括分社、总本部、总局、分局在内的遍布全国的350多个采访点, 制作出上百种地方分版发行。朝日新闻社则认为, 只有在地方和基层才会有鲜活的素材和在大城市采访不到的新闻, 只有写出具有当地特色和有重要价值的新闻, 才能与其他报社进行竞争。

2、强有力的发行支撑

当前世界各国在报纸发行体制上主要有三种形式:依靠零售、订阅与零售相结合、专卖。日本报业主要依靠专卖体制。报社自办发行网络, 与发行销售店签订专营合同, 销售店则为该报社提供专一发行销售服务。一般来说, 一个区域设立一个专卖销售店。专卖店的主要服务是送报上门, 以最快的速度将报纸送到各个订户的家中, 同时上门征收报款, 对读者进行回访, 征求读者意见。另外, 它们还会争取所在地区的插页传单广告夹在报纸中, 由此获得一定的派送广告插页的收入。专卖店是独立经营核算的主体, 但报社也会投入资金协助建立并维护发行站的运作。目前日本全国共建立有报纸专卖店2万多个, 近50万从业人员。47个都道府县, 平均每个都有近500个销售点。此外也有复合专卖店和合卖店的形式, 前者主要发行固定报社的报纸, 但也发行少数几份其他报社的报纸。后者则把在该地区内发行的所有报社的报纸一起发行。日本93%以上的发行依靠的是这种专卖店送报上门的方式, 零售和邮送发行的比例极低 (6) 。

对读者来说, 在订阅方面, 有专门的人员上门收订报纸, 订户一般一个月支付一次报款。而且, 读者可以随时订阅, 只要一个电话, 销售店的人员就会立即登门为读者办理订阅手续。在阅读方面, 每天报纸都能在第一时间送到家门, 读者不会错过信息的时效性, 极为便利。

3、不亏本的发行价格

报纸存在二次销售, 第一次销售是将报纸销售给读者, 第二次销售则将读者销售给广告商。由此, 报社能获得两类收入: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在许多国家, 由于实行低价策略, 报纸的发行收入甚至不足以弥补印刷成本, 发行是亏本的, 真正使报纸赢利的是广告收入。但日本报纸单在发行上就能做到不亏本或有赢利, 发行量越多越赚钱, 因而竞争不再仅仅是对广告商的争夺, 更是对订户的竞争。它也使报业经营受社会经济波动的影响降低。

能够做到这一点, 主要得益于日本长期实行的零售价格维持制度。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唱片、音乐磁带和CD在内的六种文化产品在零售店销售时价格要保持统一, 不允许为了促销而采用降价手段。在这种制度下, 报纸避免了因降价而可能导致的恶性竞争, 因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当前, 多数大报的月订购价格为3925日元 (相当于每日花费人民币9元左右) , 这一价格超出了印刷和纸张的成本。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订户越多, 专卖店所能获得的利润越多, 约为40~60%不等。这就刺激了专卖店尽可能地为扩展订户而努力。同时, 在这种较高的价格下, 虽然专卖店赚取了其中近一半的利润, 但报社仍能从发行中获得不菲的收入, 从而降低了对广告的依赖性, 抗风险能力得以增强。

4、国民阅读习惯的维系

日本国民一般都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 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这为报纸培养了众多的潜在读者。加之订阅报纸极大方便, 因此, 国民普遍养成了读报习惯。但随着现代科技的日益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了疏远文字的倾向, 而把电视、游戏机、漫画作为主要的媒介接触对象, 近年来网络的兴起更是网罗了大批青少年。为此, 报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维系年轻人对纸媒的接触, 强化报纸的影响力。如各报社派出一些记者到学校里和老师学生座谈, 让他们了解报纸, 并且用网络的方式和他们沟通。其中最为系统的举措是始于1988年的NIE即Ne w s pape r In Education计划。这项活动是报界与教育界合作进行的, 主要是在学校教育中开展以报纸为学习对象或把报纸刊载的内容作为教学、学习辅助材料的活动, 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日本报业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NIE全国委员会, 设立了NIE基金, 为开展NIE活动的学校提供财政帮助并进行与此相关的教育研究。截至2008年, 全国共有NIE实践学校538所 (7) 。在世界各国读者年龄结构普遍老化的背景下, 日本报业的NIE计划对唤起年轻人的阅读兴趣, 维系国民的阅读习惯具有一定的作用。

当前, 中国报业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报业同行可从日本报业中借鉴成功经验, 以推动报业的恢复和发展。

1、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大报

中国所谓的全国性报纸一般是中央级别的各种机关报, 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金融时报》等。它们大约仅占全国报纸总发行量的17%, 发行量最大的《参考消息》也不过为262万份 (8) 。与《读卖新闻》、《朝日新闻》超过千万份的发行量无法相比。在地方上, 读者比较习惯于阅读当地报纸而忽略全国性报纸。这使得中国报业缺乏一种整体影响力。面对13亿的人口, 全国性报纸完全可以更有作为, 加强地方分社、各地记者站的实力, 加大对地方信息的采集, 制作比较细分化的地方分版, 争取获得读者的亲近感。另外, 也应时常通过当地的分社、记者站开展一些加强与当地民众联系的活动, 提高报纸的亲和力。

2、发行与征订方面亟待改革

长期以来, 中国报纸实行邮发合一的体制。这一体制的弊端是邮局效率不高, 在二、三线城市及偏远地区, 当日报纸有可能第二天才能送到。在信息时效性空前的今天, 这种速度使报纸在与其他媒介的竞争中完全丧失了主动性。目前, 部分报纸 (主要是地方性报纸) 实行了自办发行的制度, 但在服务上尚有较大的欠缺。由于人力不足, 虽然有针对家庭的上门服务, 但在时效性上仍显不足。而且服务仅限于发行, 并没有开展读者调查或回访活动, 失去了与读者沟通的机会。在征订方面, 不论是邮局发行还是自办发行, 均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 等待读者上门并有较严格的征订时间限制。当然, 要建立像日本那样庞大系统的发行队伍, 仅靠报社的一己之力是难以达到的, 需要广泛地与社会资本合作, 吸引业外资本进入报刊发行市场。

3、尝试多领域经营日本报纸的高售价是中国无法借鉴

的, 尽管当前中国报纸的售价与印刷成本严重倒挂, 甚至需要广告收入补贴发行亏损, 但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低报价水平, 在各类媒介竞争激烈的今天, 如不考虑国情提高报纸售价, 将会直接导致发行量的锐减。因而, 在不能依靠发行赢利的情况下, 为了降低报业经营的风险, 就不能仅仅依靠广告生存, 而必须拓展创收领域。在这方面, 日本的各大报社除了经营传媒产业外, 还兼营如旅游、交通、房地产、保险等方面的业务。

4、使报纸参与到学校教育中

NIE工程并非为日本首创, 但日本NIE的系统化和长期性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既有全国性的委员会统筹发展, 又有专门的基金维持活动和研究的进行。中国虽然也是报业大国之一, 报纸的日均发行量超过1亿份, 为世界之首, 但作为有13亿人口的大国, 在人均读报水平上却与日本相距甚远, 这就需要让报纸走进学校, 如以免费的形式将报纸引入课堂, 使报纸成为教科书或教辅读物, 扩大报纸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培养年轻人的读报兴趣, 才能提高人均读报率, 充分发挥人口聚集所带来的潜在的巨大的读者市场的优势。在现阶段, 要开展NIE工程, 客观上要求所参与的报社一方面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公信力, 同时, 必须取得教育界的支持。教育界应认识到让报纸走进学校对加深学生对文字的亲近感、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拓展学生的视野等方面具有普通教材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而能与报界通力合作, 协调NIE工程的开展。

参考文献

[1]、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年6月

[2]、刘振生:《朝日新闻社:报业经营管理的经验与困境》, 《新闻与写作》, 2006年第1期

[3]、崔寅:《解析日本报业专卖发行体制》, 《传媒观察》, 2006第11期

报业结构 第9篇

华商报业集团是我国在国内多个区域参与报纸经营管理的传媒集团, 它以陕西《华商报》为基础, 业务涉及报纸、杂志、网络、印务、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经过十年的发展, 华商报业已经成长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媒文化企业集团。从市民生活报到公信力报纸、从单一模式到批量复制模式、从单一发行到整合营销、从单一的《华商报》到如今的多报多刊多网, 华商报业集团用华丽的转身形成了特有的“华商报”品牌模式。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唱响“民生新闻”主旋律。华商报始终把“奉献最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作为办报的基本理念, 而“贴近读者”则是《华商报》一贯的办报宗旨。以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关注的焦点, 以民众的视角表现民生价值和人文关怀理念, 为民众提供了在实际生活中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

第二, 独特的版式风格。《华商报》的视觉设计和形象包装吸收了国内外报纸的优点, 确立以港报为主的高度商业化的版式特点, 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视觉识别:鲜明色彩特点符合北方审美意识的相对稳定的版式推广风格。

第三, 独到的新闻传播理念。坚持报纸是一张“有用纸”, 打出了“奉献最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的传播诉求, 实现了由追求可读性到追求新闻信息有用性的转变;采取轻松、幽默的娱乐化传播方式, 追求一种阅读快感;除了突出信息服务功能外, 《华商报》的另一特点是体现人文关怀。为灾区群众募捐、帮民工讨工资、为读者寻找失散的亲人等都是《华商报》新闻报道的重要题材。

第四, 行之有效的“配送”模式。《华商报》在事业上升阶段采取了压缩生产成本 (主要是发行成本) 的手段, 方法是推出“黄马甲配送”。配送不是《华商报》首创, 但是《华商报》的配送队伍堪称一流。配送的实质是扩大报纸发行推广人员的服务范围, 充分利用市场资源, 实现发行人员满负荷工作, 降低发行成本。

南方报业集团传播理念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身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 于1998年5月18日正式挂牌运作。2005年7月18日,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集团现拥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等“十报”, 《南方月刊》等“六刊”, 南方网等“三网”, 一个出版社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在200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评选中,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报业综合品牌价值达到87.24亿元, 高居全国平面媒体集团之首, 已经成为报业品牌经营中的一面旗帜。

南方报业集团的品牌模式特征主要在于实施新媒体挺进战略, 实现了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突破性的进展。成功构筑报纸、出版社和网络三大平台的立体化组合, 逐渐朝着传媒业品牌集团的方向延伸, 以“品牌媒体创新力量”为轴, 以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图书出版、文化会展、文化实业和传媒的社会公益活动为“七大舰队”, 全面出击, 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品牌群体架构。

第一, 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实行的是“多品牌”经营, 集团下属的子报、子刊都有明确的目标市场和目标受众。如《南方周末》是一份覆盖全国的高品位报纸, 知识分子是其核心读者群, 其传播口号是“南方周末:记录时代进程”。《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 目标定位于广东各界高层次、有影响力的受众, 其品牌传播的广告语是“高度决定影响力”。

第二, 独创的“报系”经营理念, 形成了巨大的协同效应。目前,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已经拥有3大报系:南方周末报系、南方都市报报系和21世纪报系。如南方周末报系以南方周末为核心, 旗下有《南方人物周刊》和《名牌》两个刊物。南方报业集团“报系”发展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移植和复制成功的经验;能够更好地利用集团和报系的品牌资源, 缩短新办媒体的成长时间;决策更直接、更快;能更迅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两大报业集团品牌传播的比较

“华商报业”的发展策略与“南方报业”发展模式都是集团化和跨媒体发展趋势的产物。然而, 两者又各具特色:

品牌的利用方面。“华商报系”成员中的后来者都是基于《华商报》早早打下的品牌和在陕西读者群中传统的强势地位而开办的, 这较好地利用了品牌效应。但是相比南方报业“报系发展”的多品牌战略, “华商报系”的品牌则要逊色不少。南方报业多品牌的优势在于它无论对整个集团的稳定收益还是对市场的抢占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说, 在不断变化的媒介市场中竞争, “南方报系”的发展比“华商报系”更安全。

受众市场的覆盖。在这方面, 华商报业与南方报业难分伯仲, 都涵盖了报纸、期刊和网络等媒体。然而, 除此之外, 南方报业势力庞大的媒体军团还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农村报》及21世纪报系这种专业性极强的媒体, 而这些更偏向专业化的内容都是“华商报系”所缺乏的。从这一角度看, “南方报系”的优势更为明显。

在地域扩张方面。这一点二者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与《南方日报》征战上海、广州、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不同, 《华商报》走的是西北+东北+华北 (一些报业竞争力不是很强的二线城市) 的路线, 颇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味道。但是更多的人把华商报业的布局理解为直辖市战略。而南方报业则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联手打造《新京报》, 强势进入北京报业市场, 成为中国媒体跨地域经营的一个成功范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内市场中, 《南方周末》具有其他全国性周报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尽管《华商报》以日发行50万份的姿态傲立, 但就其影响力来说也只是一个城市报, 而不像《南方周末》那样成为一份覆盖全国的高品位报纸。

联系城市背景比较。经过了几年的拼搏奋战, 《华商报》成了西安报业市场的强势媒体。“西安报业市场的纷争实际上在2003年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在西安报业市场, 已经没有谁可以把《华商报》打倒, 除非它自己倒下。” (1) 西安的报业市场渐趋形成华商集团“独领风骚”的局面。反观广州的报业市场,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持续上演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国演义”, 其竞争的结果是目前广州报业的发展领先全国, 三大集团都成为国内报业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自我的南方报业集团, 相比安于在寡头垄断中独领风骚的华商报业集团, 显然更具创新的动力和竞争力, 其保持竞争优势的前景更为乐观。

华商报业的经营对策

虽然在集团化的过程中, 华商报业也在不断地摸索、学习与创新, 但是南方报业集团强势的多品牌战略、更细化的受众定位、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环境更符合当下报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华商报业必须正视不足, 应对激烈的经营挑战。

强化人才战略的实施。“经营媒体时代人力资本是真正的核心资源, 优秀的人才是保持传媒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持久动力。” (2) 华商报业集团可以根据核心能力创建的需求及发展愿景, 制定人才培养战略, 建立科学的人才培训模式和方法。同时, 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实现传媒资本的市场化和人力资源的资本化。华商报业先后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成功建立起的校报联合培训体制说明, 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无论是对华商报业集团还是对整个陕西地区报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适应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和办报理念。主动顺应数字革命的发展趋势, 突破传统模式, 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型与创新 (3) :一是在思维模式上, 实现从大众传播时代到分众传播时代的突破。从“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 巩固和扩大报纸的受众基础。二是在产业模式上, 实现从平面媒体到“数字内容产业”的突破。通过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出版载体的现代化、出版内容的数字化, 推动产业升级。三是在管理模式上, 实现从事业法人到事业、企业双重法人的突破。四是在竞争模式上, 实现从同质竞争到创意竞争的突破。内容为王, 创意为先, 从新闻报道、发行营销、广告经营、活动等方面全方位提高报业的创意策划水平。五是在发展模式上, 实现从规模扩张到品牌扩张的突破, 进行高层次的战略竞争。六是在博弈的模式上, 实现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突破。在竞争中, 更强调理性和双赢, 与其他媒体和行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

摘要：华商报业集团在侨联的支持下异军突起, 用华丽的转身诠释了一个让媒体同行敬佩的“华商报”模式;南方报业集团的报纸多品牌差异化定位、独特的“报系”发展模式, 凝聚和体现着“南方人”大胆、创新的精神。作为一个小有成功但仍年幼的报业集团, 华商报业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华商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品牌模式,比较

注释

1 傅丰敏:《试论报社核心能力的创建模式》, 《中国报业》, 2001 (12) 。

2 沈志强著:《报业集团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发展》, 《现代传播》, 2003 (5) 。

报业危机，教授打理 第10篇

The American newspaper is dead. Long live the American newspaper!

OK, so reports of the demise2) of daily journalism are a bit premature3). But you can’t open up the newspapers today without reading bad news about the papers.

Declining circulation and advertising revenues have forced newsrooms to trim their staffs, which means less real reporting. A few city papers have closed, while others fill their pages with fluff4) pieces or wire service5) stories. Put simply, it’s getting too expensive to gather news.

So here’s a novel idea: Let’s get university professors to do it. For real. And, best of all, free of charge.

Remember, most professors aren’t paid for what they write now. When I publish an article in an academic journal, I don’t earn a cent. But I also don’t engage more than a handful of readers, mainly fellow specialists in my own field.

It wasn’t always that way. A hundred years ago, many of the leading ligh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wrote for the popular press. If we want to revive the press—as well as our own struggling disciplines—we might look to their example.

Consider Robert E. Park6), founder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fter earning his Ph.D. in 1904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in Germany, Park became secretary and press agent of the Congo Reform Association. Park’s muckraking7) magazine articles exposed Belgium’s vicious atrocities8) in the Congo, helping to turn world opinion against the colonial regime of King Leopold9).

Park returned to academia in 1914, when he was hi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ut he never saw a bright line between his new professorial duties and his old journalistic ones. Indeed, Park insisted, a sociologist should be “a kind of super reporter” who covers “long-term trends” rather than “what, on the surface, merely seems to be going on.”

In my own field, history, top scholars also cultivated lay10) audiences: most notably, the husband-and-wife team of Charles and Mary Beard11) who produced bestselling textbooks alongside a broad sheaf of magazine and newspaper articles. Ditto12) for the new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where Franz Boas13) and his students—especially Ruth Benedict and Margaret Mead—wrote regularly for the popular press.

Today, with the press itself in peril, we need to do the same. Economists could report on the recession, of course, providing on-the-ground14) analyses of bank failures, housing foreclosures15), and more. Biologists could cover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issues, English professors could write about the book and film industries, and anthropologists16) could send dispatches from faraway lands.

At the professional schools, news-gathering opportunities would be even greater. Law professors could cover knotty questions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ranging from the detention of suspected terrorists to church-state separation. Medical school professors could describe the latest advances in patient treatment, architecture scholars could write about design, and professors of education could report on school reform.

So what would be in it for them? Right now, nothing. The way you get ahead in academia is to write for other academics, period17). But we can change that, too.

Suppose that 30 or 40 prominent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urging their faculty to publish in popular venues—and promising to consider such articles in promotion and salary decisions. Believe me, you’d see more and more professors writing for the newspaper.

To be sure, some faculty would continue to turn up their noses at18) it. As the historian Patricia Limerick has quipped19), these professors resemble the people nobody wanted to dance with in high school; as a defense mechanism, they pretend that they never wanted to dance in the first place.

But I think plenty of academicians would want to dance, if the academy rewarded it. And it would be good for their disciplines, too. These are tough time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specially, which need to justify their budgets to already-strapped state legislatures and donors. What better way to prove your worth to the public than to write for it?

Professors won’t be a panacea20) for newspapers, of course. Many of us don’t know how to write for lay readers, first of all, so we’ll have to learn. But we have a lot to teach, too, about nearly every subject that a paper might cover. And did I mention that we’ll work for free?

美国报纸已死。美国报纸万岁!

的确,关于日常新闻报道已死的说法有点为时过早。但只要你打开报纸,到处都会看到有关报业的坏消息。

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减少,这使得编辑部不得不裁员,而裁员就意味着实际报道的减少。有些都市报纸已经倒闭,剩下来的那些,版面上也都充斥着垃圾文章或者从电讯社得来的报道。简单地说吧,搜集新闻的代价已变得过于昂贵。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新鲜的想法:何不让大学教授们来搞搞新闻呢?我是说真的。而且,还不用花一分钱,多好啊。

不要忘了,现在大多数教授写东西都是没有报酬的。我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就没有拿到一分钱。不过我的读者也少得可怜,他们主要是我这个领域内的同行专家。

但情况可并不总是这样的。一百年以前,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很多领军人物都为通俗刊物写稿。如果我们要振兴报业——同时也振兴我们自己那垂死挣扎的学科——或许我们该向前人学习。

就拿罗伯特·E·帕克来说,他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初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1904年获得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刚果改革协会的秘书和宣传员。帕克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揭发黑幕的文章,揭露了比利时政府在刚果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使得世界舆论纷纷指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殖民政权。

帕克于1914年回到了学术界,受雇于芝加哥大学。虽则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在他的新职责和过去从事的新闻业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帕克坚持认为,一位社会学家应该同时也是一位“超级记者”,要进行“长远趋势分析”,而不仅仅停留于“某处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之类的表面性报道”。

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方面,也有一些顶尖学者致力于为外行读者扫盲,尤其是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这对夫妻搭档,他们除了在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之外,还写了一些畅销教科书。同样,在新兴的人类学科方面,弗朗茨·博厄斯和他的学生——尤其是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都经常为通俗刊物写文章。

今天,在报刊业朝不保夕的情势下,我们也需要这么做。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写写经济衰退,对银行倒闭、房屋止赎权等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生物学家可以写写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问题;英语教授可以写写图书出版业和电影业的状况;而人类学家,即使身处遥远之地,也可以写些电讯稿发过来。

在专业学院,搜集新闻的机会甚至更多。搞法律的教授可以写写高等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从对恐怖活动嫌疑犯的拘留到政教分离等内容皆可涉及。医学院教授可以描述一下疾病治疗方面的新进展,建筑学者可以写写设计,教育学教授则可以报道一下学校改革的情况。

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利可图呢?就目前来说,无利可图。如果你想在学术界取得成功,就得为其他学者写文章,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也可以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假如有30或40所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敦促其教师在通俗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承诺将这些文章和晋职晋级、提升薪酬相挂钩。那么,相信我,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教授为报纸撰写文章。

当然,还会有一些教授对此嗤之以鼻。正如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利默里克不无讽刺地指出的那样,这些教授就像中学里找不到舞伴的那些可怜虫,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他们假装自己根本就不喜欢跳舞。

但我认为大多数的学者还是愿意跳舞的,假如学术界给以奖励的话。这对他们的学科发展也是有好处的。现在,社会和人文学科的日子很不好过,尤其是在州立法委员会和捐赠者的资金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他们得证明自己的科研预算合乎情理。要向公众证明自己的价值,最好是给他们写文章,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吗?

报业结构 第11篇

此次互联网技术的变革, 对传统媒体产生强大的冲击, 其中尤以报纸冲击最大。根据美国报业协会 (NAA: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1年, 美国报纸行业的广告收入同比下降了7.3%。2与之相对的是, 数字新闻消费者2011年继续增长。根据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的统计, 顶级新闻网站的月独立受众数量增长了17%, 3虽然数字新闻消费者的收入还不能够填补印刷版报纸的损失, 但是美国报纸数字化转型却为寻找出路的报业人提供了一线曙光。

本文借由分析美国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 反观我国报业数字化生存现状, 以提出相应的改革对策。

一、美国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

1.产业链结构数字化

经过2000年的大兼并, 美国15家最大报业集团中的3个从此消失。现如今, 由终端生产商、通讯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掀起了新一轮兼并收购的浪潮。例如Youtube资助路透社生产新闻产品;AOL (美国在线) 购买了《赫芬顿邮报》;Facebook则和《华盛顿邮报》、《卫报》等结成了合作伙伴, 并于2011年3月买下了《新共和》杂志。4

产业链的数字化整合彰显了媒介融合和跨媒体经营的发展趋势, 也是媒体生态环境剧烈变化的必然选择。

2.内容数字化

在数字内容的呈现方式上, 美国报业经历了从印刷版报纸PDF原装上网到切合不同终端特点来呈现的变化过程。例如在新闻网站上, 考虑到桌面电脑的大屏幕, 重磅新闻多以专题报道的形式呈现。对于移动终端, 则借鉴印刷版报纸排版的栅格法则, 不堆砌内容, 用醒目的蓝色箭头和页面顶部的全局导航滑动块等方式有效地引导用户浏览。此外还加入了信息分享、针对某信息发表观点及投票等功能。5

3.艰难的收费之路

在免费的大环境下, 传统报纸一方面害怕由于收费失去页面浏览量;另一方面, 又不甘心花费巨大成本生产的内容被无偿使用。两相博弈下, 2011年《纽约时报》对其网络版实施了收费策略, 截至当年年底已成功吸引到39万用户。与此同时, 150家中小规模的城市报纸也宣布跟进《纽约时报》的收费模式, 即少量浏览免费, 但想阅读更多内容或者是无限制接入则收费。6

此外, 美国还开始了收取版权费的尝试。2012年1月, 一家名为新闻权利 (NewsRight) 的公司上市了, 它成立的目的是为新闻原创者向新闻集成网站收取版权费和执照费。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美国最重要的报业公司都参加进来7, 这表明了报业集体开战的决心。

4.组织结构调整

媒体组织结构也适时调整, 以适应数字化新闻的采写和编辑规律。如2006年11月, 甘尼特公司旗下全部报业开始实行“数字优先”的战略转型, 资源配置以新媒体为主, 报纸为辅。与媒体组织结构整合伴随的, 是报业IT系统的升级与优化, 可以将新闻素材编辑成不同终端所需要的内容格式, 既实现了海量节目内容的制作, 也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8

5.人员精简

自媒体的发展, 改变了过去报社完全依赖专职记者采写新闻的传统。很多报社开始大量招聘兼职记者、公民记者、邀请自由撰稿人和专家学者供稿。在招聘年轻记者时, 也加入了一条“新规则”考察应聘者是否有与读者互动和数字化编辑的能力。

二、中国报业数字化生存现状

美国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尝试对我国报业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 我国报业从业者也在苦苦地思索着出路。

(一) 报业网站及数字报纸

为弥补报纸时效性的不足, 报纸开始思考在网络上的延伸, 建立起官方网站, 如人民网、凤凰网、南都的奥一网等, 这样公众不仅能够读到纸质报纸的内容, 还可以通过滚动字幕获知最新的消息以及通过BBS等互动社区参与讨论。

纸媒还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数字报纸, 如《浙江日报》推出了具有朗读功能的数字报纸;《安徽日报》数字报可以像传统报纸一样翻页;《人民日报》则设有讨论区, 读者不仅可以对内容打分, 还可以发表对文章的评论。

(二) 微博平台

以新浪微博为例, 截至2011年12月21日, 已经有600家各类报纸在新浪开通官方微博。然而发布的微博消息大多数是纸质版的概括或提要, 其末尾大多附上网络版报纸的链接。仅有少数报业公司能够针对微博平台量身定做内容。

(三) 移动终端

海峡都市报闽南版于2011年起开始针对IPHONE和安卓平台研发移动终端阅读器, 经讨论命名为“海都互动报”。然而截至今日, 该阅读器都是免费的。相信这也是很多报业不愿做移动终端阅读器的重要原因, 目前可行的盈利方式就是流量分成, 但前提是运营商能突破行业垄断壁垒把流量收益拿出来分成, 是一种受制于人的盈利模式。9

可以看到我国报业同行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 然而多是各自为战, 未能团结一致。此外报纸内容多是免费提供, 经济效益尚不明朗。

三、中国报业的数字化改革对策

报纸的数字化, 绝不仅仅是内容的简单移植, 而应该从产业链条、组织结构、内容建设、人员安排等多个层面深入改革, 美国及西方报业同行改革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同时又不能生搬硬套。

(一) 深入改革、自主创新

媒体的改革与其所处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息息相关。虽然报业“事业性质, 企业化经营”为报业参与市场竞争指明了方向, 然而现下的报业改革却仍然在重重压力下步履蹒跚。为了给报业改革提供良好的条件, 我国的传媒控制体制应该由过去的“抓大放小”向“放大抓小”转型, 赋予报业集团一定的自主权。10

(二) 盈利模式和产业链条多元化

当前我国报业盈利模式单一, 主要依靠广告为盈利手段, 使得报业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和挑战下非常脆弱。《南方都市报》比较早地意识到了互联网本身的价值和作用, 2005年收购商业门户网站“深圳热线”, 改名奥一网。现今, 南都目前的盈利主要来自互联网广告、数字版权、无线增值业务、电子商务四大方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则在产业链条延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提出了“3368”阶段性任务, 即:着力打造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3种媒体, 加快构建报纸发行商务网、图书及报刊发行网、酒店管理服务网3个网络, 培育壮大报业、新媒体、图书发行与物流配送、印刷、酒店旅游、房地产6大支柱产业, 到2008年底打造出8个年收入超亿元企业。11

(三) 针对不同平台打造内容

1. 纸质版

报纸同质化严重, 出路之一就是重视对新闻报道的组织与策划, 以使编辑部发出统一的声音, 打造报业品牌独特的形象。

其次, 报纸应重视深度报道。正如, 日本学者中马清福在《报业的活路》中所说:在摸索报纸发展之路时, 我们发现报纸的优势之一就是电视和网路无法匹敌的“分析力”和“解说性”。

此外, 报业纸质版的优势在于对区域新闻的报道上。因此, 要将国家政策宣传与当地民生情况相结合, 避免仅仅是传达会议内容;另一方面, 多加入一些当地衣食住行、文化习俗、就业信息等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

2. 微博平台

在建设微博新闻平台时, 应注意结合热点, 通过与读者的互动来调控舆论动向。此外, 微博平台是打造报业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 要在内容和语言的运用方面, 彰显报业品牌的个性。最后要指明的是, 微博新闻读者和纸质版媒体的读者并不是同一个群体, 很多区域性报纸的微博内容可能会囿于自己的区域, 只发布与该区域有关的内容, 这就会错失了拓宽读者群体的机会。

3. 移动终端

根据NAA发布的报告12显示, 选择移动终端的读者, 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告知、能够与他人分享、便于搜索以及阅读的趣味性。由此可见, 为了提供读者良好的阅读体验, 在移动终端阅读器的设计方面应该便于读者阅读和分享。此外,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 应该充分发挥读者的能动性, 发动读者提供新闻素材, 此时移动终端还应该发挥意见平台的功能。

四、结论

2005年, 菲利普迈耶提出了“报纸消亡论”的假说, 他推测:到2043年第一季度末, 日报的读者将归于零。13这个假说是否成立暂且不说, 但是从报纸的受众群来看, 在今后的15年到20年内, 报纸的生存问题不大。然而留住现有的读者、培养未来读者群、数字化转型则是当下报业改革必须思考的问题。14

摘要：互联网技术变革, 对传统媒体产生强大的冲击, 尤以报纸冲击最大。美国报业已产生了衰退的趋势, 美国报业集团纷纷采取对策, 通过产业链、组织结构、人员安排、收费模式、内容等几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数字化转型。本文通过对美国和我国报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 提出我国报业数字化改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