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好人思想范文

老好人思想范文（精选6篇）

老好人思想 第1篇

笔者在基层与安全员的交流中了解到, 有的安全员平时作业时能要求员工严格遵守规程, 认真执行标准化作业。但偶尔为了抢时间、赶进度, 就会注重结果而不在乎过程, 有一种不愿得罪人的“老好人”思想, 对工作中疑似违反安全规程和操作程序的行为, 碍于情面, 不提醒、不批评、不考核。

所谓“老好人”指的是脾气随和, 不愿得罪人, 缺乏原则性的人。笔者认为, 人性化管理是我们所提倡的, 但不愿得罪人、缺乏原则性就是缺失工作责任心, 安全意识淡薄, 是原则问题。违章作业不一定都造成事故, 但事故的原因一定是违章作业, 而“老好人”思想却能让侥幸的违章行为成为习惯。

员工中存在“老好人”思想, 遇到微小的隐患不及时排查, 该戴的安全帽不戴, 该系牢安全带的不系紧, 工作票有小问题的, 怕麻烦, 不改正, 不及时制止,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似团结、和谐、风平浪静, 但长此以往, 小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 “小疾病”最终可能形成“致命伤”, 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每位干部员工都要从思想上彻底消除“老好人”思想, 提高安全责任意识, 牢固树立规范操作、不怕麻烦, 不怕费事的思想, 像“啄木鸟”一样, 及时“诊疗”安全生产这颗大树身上的“疾病”, 坚决制止任何违章行为的发生, 从行动上养成遵章守纪、自我约束的良好习惯。

老好人思想 第2篇

恋爱达人：切忌过重的“老好人”思想

谁都不想做低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的人谈了很多次恋爱，每次恋爱中她都是低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什么把她推向了低位的火坑？

我们回顾一下高低位的判断标准——谁比谁更需要对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导致高低位的直接因素——需求感。是的，需求感太重必然会导致你的低位。你很需要他，他却不一定如此地需要你，这是很多关系破裂的原因。你为什么会需求感太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托付心态太重。

所以我在前文中说到，只要你有严重的托付心态，又不加以改善的话，那么你以后谈恋爱，会谈一次失败一次。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善意的忠告。而你所不知道的是，形成低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只是一句话——“我要做一个好人”。

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家庭、学校、社会对我们的教育。我们除了要学习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知识技能以外，还要学习一门重要的学问——如何做人。在中国，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思想负责向我们教授“如何做人”这门学问。儒家、道家、佛家、各种家的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融合，形成了坚实的“好人思想”。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社会和谐，处处为他人着想，替他人分忧。

为了让你安心做一个好人，很多咒语深深地刻在你的头脑中——“好人有好报”，“善有善报”，“好人多长寿”，“好人多福”。好人真的多福吗？要我说，其实好人多磨难。

什么叫“好人思想”？

在你的思维方式中，你总想通过自己的各种行为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好姑娘，我这个人很善良。

基于这一原则，你经常会有以下的行为：

与人发生矛盾了，你更多地会选择忍让，不发作。因为你的潜意识告诉你——我如果大吵大闹，与人争，与人斗，那么别人就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好人。

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更多时候会顾及他人的利益。因为你告诉自己，好人一定要对别人好，要为他人付出。

与男朋友冷战时，大家都在憋着不找对方。到后面，你实在支撑不住，你的潜意识一直在劝说自己，“发生这种事，他也不好过。尽管是他有错，但是他是男人，我应该给他台阶下，不然他不会拉下脸先跟我说话。我是他女朋友，我应该是一个善良贤淑的女朋友，多体谅他，多照顾他的感受。”

这个时候，是“好人思想”中的为他人着想在控制你——如果我不为他多考虑，那我怎么会是一个好女孩，好姑娘，好女朋友呢？

人都是花心的。但是你是不花心的，因为你是一个好人。

好人怎么可能花心呢？好人眼中的爱情是一心一意，至死不渝的。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他在喂另一个姑娘吃冰激凌的时候，你傻眼了吧。没有错，不要指望别人跟你有同等程度的“好人思想”。

什么叫“道德包袱”？

就是大家都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却迈不开脚，因为你的内心一直在告诉自己，“一个真正的好人是不会去做那件事的，做那件事的人都品德败坏。”

为什么好人多磨难？

因为在现实中，发生在好人身上最多的一件事是——被别人欺负。

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会被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你的上司甚至你的父母欺负。

是的，好人常被人欺负，包括你的父母。为什么？因为好人不会欺负回去。因为好人在一

个劲儿地对自己说：“好人是不会去欺负别人的，好人要与人为善。”人们敢于欺负好人的根本原因是好人不会惩罚，好人不会也不敢给别人一点颜色瞧瞧。

你的男朋友敢于肆无忌惮地找新欢，跟别人暧昧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你是一个好人。所以，他不怕你。哈哈，“他不怕你”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不怕你”正是你低位的原因。

想象一个画面，一个男人伤害了你，但是他并没有逃走，他只是远远地站着。你指着他大骂：你是一个混蛋，禽兽不如！！他并不回应，你甚至看到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他知道，他虽然伤害了你，但是你不会拿他怎么样，因为你是一个好人。

你的“好人思想”，你的“道德包袱”会让你不能拿他怎么样。

看到这儿，你可能要愤怒了，因为我自己都愤怒了。好人承载了太多的委屈和不甘。因为林子我也是一个所谓的“好人”，所以我跟你们一样体会过这些苦与泪。

那怎么办？那是不是不要做好人？ NO!NO!NO!好人可以做，好人必须做。只有好人才能最终获得心灵上的幸福。而坏人，与幸福无缘。

那么你就需要做一个有技巧的好人，即“奸的好人”。如果你的内心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做一个好人，那你更应该去做一个“奸的好人”。如果你去做一个纯好人，那么你早就被“消灭”了。

别人对你的无穷无尽的欺负和陷害会让你疲惫不堪，内心冲突不断。你会陷入人际关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直至各种心理问题爆发（自闭症，自卑，抑郁症等）。最终你会想出世，远离所有人，逃离这个可怕的世界。

可能这个描述还不够形象，让我们想象一下古代的清官和贪官。做一个好人犹如立志于要做一个清官——拯救天下苍生，忠于君王，以天下社稷为重。

老好人倪萍 第3篇

离开使她成名的电视后，她依然一再成为舆论焦点，因为职业，因为身为政协委员的言行，因为被授予一个名叫“共和国脊梁”的称号，不仅因为当演员获奖，还因为出书获奖，因为被称为半路出家的天才画家，有时，也仅仅因为容貌的变化。

二十多年前，她因长相端庄、镜头表现自然，从电影演员转为中国第一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那个电视频道有限的年代，她主持的《综艺大观》，成为中国老百姓每周六最重要的期待，在电视泛娱乐时代到来前，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好节目”，平均收视率18%，约有电视观众两亿。

连续主持了13年春节晚会，她几乎是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赵本山甚至曾把春晚观众对她的依赖编进了小品里。在与宋丹丹饰演一对受邀参与春晚的农家夫妻时，他说：“倪萍是我的梦中情人。”

一次，她去菜场买菜，被菜贩子拉住胳膊：“你是倪萍吧？怎么这么老？”菜贩子说着就哭开了：“是不是过得不好？”

当年的“大众情人”，如今已然53岁，通常情况，她不化妆就上街，与人聊天时，一反荧屏上的“端庄范儿”，插科打诨，笑点频出。

离开电视八年后，再回想当年，她说，“在那个时代，那个岗位，没有个性，一切都从属于节目”，而个人的一切，“都被这个舞台放大太多了”。

“倪大妈”登台

倪萍的最新动作，是出了本新书：《倪萍画日子》。

这已不是她第一次跨界。十几年前，她便出过自传《日子》，发行上百万册。两年前，又出版了讲述姥姥生活哲学的《姥姥语录》，还获得冰心散文奖。她说：“写母爱我还有自信写得不错。”

在一期深圳电视台主持人选拔节目《青春之星》上，作为评委的倪萍一上来就调侃参赛者，指着他的贝克汉姆式发型说：“你把头发弄一小撮儿，跟个粮仓似的干吗？我一看就不顺眼。”

在另一期与80后对话的节目上，主持人问：“您认为我们这代人会怎么称呼您？”

倪萍想也没想回答：“大妈，倪大妈。”众人皆笑，她认真地说，“我就是老了，再化妆，也化不成巩俐。”

然而看似洒脱的倪大妈，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哪怕是出本无关痛痒的书，也收到了不曾预料的指责。

在《倪萍画日子》里，她写了在机场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看起来很清贫的儿子，送母亲坐头等舱，这位母亲“手里拖着一个最多值几十块钱的拉杆箱，箱子上绑着两个超市卖花生油赠送的黄绿色编织袋，颜色艳得吓人，背上背着个已经背了至少七八年的双肩学生包，包的侧网兜里放着好几包饭店发的一次性餐巾纸和木筷子。”

“见惯了头等舱衣冠楚楚的要客”的倪萍，被眼前这位“要客”“震住了”，她看到“要客”的儿子隔着安检门与“要客”话别，觉得两种可能：一是春运经济舱没票了，只剩头等舱了；二是儿子想让母亲坐一回头等舱。

倪萍说，那时那景，她被感动了，“眼睛有些模糊了”。

网友跟帖里，褒贬不一，有人觉得倪萍写的真挚，心怀底层，有人则觉得“写的有点矫情，作者其实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没什么意思。”

她说；“坐头等舱，并不影响我心在底层，牵挂、心痛“要客”都是那么自然而来，我崇尚“要客”儿子的那份亲情。我们都贫穷过。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已经二十多年了，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一直是处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位置，尽管时时提醒自己‘你就是一般人，但下意识的东西有时很可怕，慢慢地就往你骨子里钻，钻到最后就长进你生命里了。”

“有些话有些事，换一个人，或许未必引起那么大的非议。因为她是倪萍。”有网友留言说。

“算了，不添这个乱”

1959年出生的她成长于体制，成功于体制。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批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倪萍于1979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三年后，她已经开始作为女主角出演电影，并在24岁时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1988年，倪萍作为嘉宾主持参加青岛电视台春节晚会，被中央电视台的女导演刘瑞琴发现，认为从镜头里看，这个女子很端庄，很会说话。

端庄，顾名思义：端平正直，庄严大方。“用那时候的话说很周正，没有邪气，工农兵形象。”很多年里，这也是倪萍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倪萍因此被调入中央电视台，许多年后，她不只一次回忆当初，是“组织给安排到了这样一个众人瞩目的位置上”，“如果现在让我去竞争，让我去秀，去海选，我不一定能出来。”

她始终还记得，第一次到《综艺大观》办公室时，十余个编导，甚至没一个站起来迎接她，“她们都嫌我老，嫌我丑，一个导演还说，我的脸和门框一样黑”。

倪萍很快证明了她作为“业余”主持人的实力。出任《综艺大观》主持人一个多月后，她正式入主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上场便是13年。看似轻巧，但只有内行人知道其中的不易。“倪萍往往一上台说话就一套一套的，听起来是即兴发挥，但实际哪怕只有两三分钟的串场，她也要很精细地准备。她从不敷衍。”一位了解她的人说。

机遇和个人努力成就了她。“（央视主持人）这个职业给我很多，把我塑造成一个好人，然后我就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在众人面前长期的伪装。”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主持岗位的倪萍，在影视剧中依然是“好人形象”，从《美丽的大脚》到《月嫂》，再到最近刚刚获得长春电影节影后的《大太阳》，她仍在延续她曾经央视舞台上的形象内核。

但“好人形象”延伸到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角色时，却似乎发生了偏转。在一些媒体报道里，她是一个“从不投反对票、不给政府添乱”的人，她把国家比作父母，她形容这种感情是，“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

她是个好人，却不是个好政协委员。有人评论道。

“我可以接受批评。”倪萍说，“但在政协会议的讨论和发言中，我是最刺头的，我提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少，这些都有文字记录，可以去查。”

2012年两会，因一句匆忙应付记者的话“你就当我是哑巴吧”，又有媒体给了她“哑巴代表”的称号，“事实上我每年都有好几个提案，光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就已经连续提了两年。”

然而再提起这件事，她仍有些委屈，“有朋友说，对于那些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报道和炒作，你是可以告他们的，你可以去打官司。我说，算了，不添这个乱。”

“这个国家是怎么了”

评论人李承鹏曾评价，他与倪萍的区别，“就是《李可乐抗拆记》和《姥姥语录》的区别，这不是两本书，是两个中国。不如你带我去姥姥的菜市场，我带你去拆迁现场，看我俩谁先崩溃。”

二人的争执，起于“共和国脊梁”风波。

2011年7月，倪萍被评为“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并出席了颁奖典礼，但事后，媒体曝出这一奖项的主办方曾向其他参选者收取参选费，该奖项组委会的几家主办单位事后受到民政部的行政处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对“挂名收费、评奖赚钱”社会团体营利模式的批判。

尽管倪萍事后澄清，她的获奖感言是：“和同时获奖的田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张继钢、史光柱他们相比，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我仅是沾了职业的光，又出名又得利的，我知道自己，我会努力的。”

但她并没能躲开质疑。

易中天在《此脊梁非彼脊梁》一文中，讽刺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收不收费，其实并不要紧。打着共和国的旗号，花着纳税人的钱，做着‘达芬奇的事，那就更加不可原谅。”“倒不是他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当时恰逢央视报道达芬奇事件，引发舆论争端，有网友也说，易中天对倪萍的调侃，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倪萍身上的央视烙印，尽管她已经离开央视主持岗位多年。

曾有媒体评论说：“对于公众而言，央视主持人是一个怪异的身份。它既会带来明星的光圈，又带有观众苛刻的审核。观众对于央视主持人往往有着“高标准严要求”。身为央视主持人，不能丑、不能老、不能说错话、不能行错事情。否则，动辄得咎。”

一年多后，坐在人迹罕至的咖啡馆里，倪萍坦然地说，“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件事我有什么错，我既没为拿这个奖送钱，也没从这个奖里拿过钱。”

时过境迁，倪萍言语间很平静。“我的内心很强大，我早就认为自己是脊梁了，脊梁不是那根骨头，而是由众多血脉组成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倪萍说，她并不认为这个国家没有问题，她也有自己的困惑：现在是党员不能说，做了好事不能说，捐款要偷偷地捐，做点好事就被人说是做秀……“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向前走就一定要把过去好的东西扔掉呢？比如说良善，比如说诚实，比如说宽容，比如说理想，为什么要扔掉呢？过去的东西就一定都是不好的吗？现在的东西就一定全是好的吗？这个国家是怎么了，总这样下去，会变成什么样？”

时代烙印再一次出现在她的解决方式里，“总要有人去解决问题，光靠骂，能解决问题吗？”

这是一场无人满意、亦无人获胜的争论，正如当下的中国。

“干吗让人讨厌”

2011年完成《姥姥语录》后，她开始给书画插图，画着画着就上瘾了。一年下来，她的水墨画甚至让很多美术圈内人士都刮目相看。

至今倪萍已办了两场画展，其中一次是在荣宝斋，这被视为很高的褒奖。她也会参加慈善拍卖，一幅画被拍到118万的高价。

拍卖那天，她在现场，一开始听到起拍价为20万元时，就大呼：“真的不值这个价钱。”而当价格攀升到110万时，倪萍急得操着山东话让助手去多拿些画来，要一起奉送，生怕亏了人家。

竞拍师在一旁提醒“物以稀为贵”，她才作罢。

53岁的倪萍，不爱上电视了，她每天四五点钟起床，送孩子上学，然后大部分时间在家里读书、画画儿，过着老派文人的闲散日子。

她订了三份报纸，会在一家人吃早饭时，唠叨各种新闻。“无论老少，都应该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咱是谁啊？咱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有次录节目，主持人介绍她是“画家”，她纠正说，“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业余画画儿的。”还有一次录影时，节目主持人将她介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她拉着人家说必须要改，“我不用这样，干吗让人讨厌，说主持人就行了。”

一次倪萍去开会，陈倩想着顺路去接她，结果会议结束了半天也没见倪萍出来，打电话一问，倪萍自己正坐公交车准备转地铁回家。

“她不是那种刻意的，她就是觉得不用人接，不用麻烦别人，她自己打车可以走，坐公交也可以走。”

陈倩记忆深刻的一次，倪萍特地从外地给她带了两个榴莲，“她自己也不吃，闻都闻不了，但她会想着给你带，她不玩虚的，说两句亲密的话什么的，她不会。”还有一次，去外地拍摄时，有粉丝买了花送给她，她生气地说，挣钱少的人不能给挣钱多的人买东西，说得对方寒心，她却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成了和姥姥语录一样“钻进她骨子里”的东西。

9月7日晚上，第九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她被邀请参加，组委会的要求是，让倪萍和老搭档赵忠祥同台回顾中国电视30年发展历史。倪萍最初不想去，上电视现在对她来讲是要下决心的事。但主办方一再说如果她和赵老师不去，中国电视文艺这段就空着。直到直播的头一天，才下了决心。

答应了的事，倪萍认为不能含糊，她把过去准备晚会穿的礼服找出来了，还提醒赵老师穿西服。

老搭档见面，赵忠祥一如既往的冷静，对倪萍的新造型“没有反应”。但当他们走上前台时，观众们乐疯了，网上调侃一片：“倪萍阿姨穿着婚纱就来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老好人思想 第4篇

2013年10月25日 14:51 来源：山西日报 参与互动(0)0

经中央督导组和省委同意，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教育实践活动安排，10月24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利用1天时间，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以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为标杆，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岗位职责和工作经历，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聚焦解决“四风”问题，促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袁纯清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中央第八督导组副组长崔曰臣到会指导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李政文代表常委会党组作全面对照检查。

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做了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通过重点学习和深入研读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系列重要讲话和有关文件精神，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觉悟；通过走出去听与请进来问、座谈了解与实地查看、问卷调查与登门拜访等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1199条；通过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机构负责同志之间等广泛开展谈心交流，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在此基础上，袁纯清主持起草常委会党组对照检查材料，党组成员自己动手撰写并反复修改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打下坚实基础。

常委会党组总结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查摆出“四风”方面存在的15个突出问题。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立法质量不够高、操作性不够强，监督力度不够大，工作落实效果不够好，学习的主动性、针对性不够强，改进会风文风不够到位，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代表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深入联系群众不够经常，坚持原则、较真碰硬不够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够严格；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改造主观世界的紧迫感有所放松，推进工作的责任感有所降低，创新进取的使命感有所减退；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制度规定不够到位，勤俭办事业的理念还不够牢固。针对这些问题，从主观世界改造、艰苦奋斗精神保持、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树立3个方面深刻剖析了思想根源，并从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优良传统、完善制度措施等3个方面提出13条整改措施。

常委会党组成员坚持和发展整风精神，围绕“四风”问题逐一对照检查，班子其他成员认真提出批评意见。在自我批评中，有的同志谈到，调研过程中走马观花的问题较为突出，深入调研、蹲点调研少，掌握真实情况明显不足，形成的调研建议可操作性差，发挥实质性作用少；有的同志谈到，对新形势下人大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思考研究、探索改进不够，工作中习惯于按传统、循惯例、凭经验办事；有的同志谈到，到人大工作后，“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心态较重，工作满足于走程序、过得去，艰苦奋斗精神少了，进取意识弱了，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的思想滋长了。大家在相互批评中指出，有的同志工作魄力和热情不足，在充分发挥人大的制度优势上有差距；有的同志有“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思想，工作中敢抓敢管的劲头不如从前了；有的同志对人大工作的深入研究思考不够，推动人大工作改革创新成效不明显，等等。

中央第八督导组副组长崔曰臣在讲话中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对这次会议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查摆问题严肃认真，剖析原因深刻到位，整改措施切合实际，开展了很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突出了问题导向，体现了思想自觉，是一个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在此基础上，下一步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将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认识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将教育实践活动办成群众满意工程。

巴金笔下的“老好人” 第5篇

关键词：巴金；《寒夜》；汪文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87-03

《寒夜》从始至终激荡着低沉压抑的曲调，描述着汪文宣逐步走向死亡的灰色生活。这位曾经满腹理想、热爱生活，对国家充满希望的新青年，在那个被战争笼罩的年代，由于时代、社会、家庭等的种种矛盾，变得懦弱无能、委曲求全、胆小怕事……他的内心似乎变得有些畸形，整日里的胡思乱想，与自己的思想斗争，从而加深了自己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折磨，各种各样的矛盾交替重叠出现，反复折磨着汪文宣的精神，精神上承受巨大的折磨，势必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状况，他一步步地走向死亡这条不归之路。

一、满腹理想，热爱生活，充满希望

汪文宣年轻时刻苦读书，是上海一所大学教育系的新式大学生，在思想活跃的年轻时代，他充满崇高的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对于教育事业，他充满了希望，想要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就是怀着这样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雄心壮志而投身于社会的。“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这是第五章汪文宣和妻子在咖啡店里坐着，他的带着怨愤口气的话语，从侧面可以看出主人公年轻时候的形象。还有一则是妻子曾树生的话语：“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曾经的理想，曾经的生活，已经过去得很遥远，但曾经憧憬过、希望过……不难看出，汪文宣有理想，有热情，也有反抗精神。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同学曾树生恋爱并私自结婚，后来和妻子共同怀着投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理想进入了社会，想着教育救国，大干一场。然而，未能如愿，一切都变成了曾经。曾经怀揣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如今已无法实现，痛苦地成为了半公半商图书公司的小职员，每天干着无聊的校对工作，还得时时刻刻看上司和同事的脸色。曾经的热爱生活，如今却变成了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地做着乏味的工作，并且母亲和妻子时不时的争吵折磨着他的内心，使他处处小心翼翼地极力维持着生活现状。曾经对国家和自己充满信心，可如今在漆黑而又寒冷的社会里日复一日地挣扎着，对于国家和自己，他看不到丝毫的希望。作品充分展示了汪文宣的理想和现实矛盾重重，也能看到他内心的重负和生活的痛苦。曾经和现实的强烈对比，与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残酷的战争和黑暗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汪文宣的性格和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出现了曾经和现在完全迥异的性格和不同的生活。同时从对以前生活的描述中，也不难看出汪文宣其实曾经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通过对汪文宣充满活力的年轻时的零星刻画，再到对汪文宣咳着血痰、患着肺病的中年的着重刻画，能够看出作者在用衬托和象征的手法，虽以汪文宣为主要描述对象，却勾勒出那个时代背景下社会上千千万万个与汪文宣有相似人生经历的小知识分子的遭遇。作者实际上是通过描写汪文宣曾经与现在的样子，来反映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的毫无自主。战争毁掉了一切，老实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们依然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未来，当战势好转时，他们欢天喜地。可是抗战胜利后，汪文宣死去，他的一切美好的曾经便真的不会重新来过，这很好地说明了抗战胜利依旧没能改变社会制度，个人的理想要想实现依然是个梦。由此看来，作者真正所要控诉的不仅仅是战争本身，最主要的是那个黑暗冷酷的社会，从贯穿作品始终的那种寒冷的意境也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作者描写汪文宣这个小人物，主要是控诉那个黑暗的社会，替小人物伸冤。

二、同情弱者，热爱家庭

“老好人”汪文宣心地善良，同情弱者。在第七章，汪文宣由于听了母亲关于妻子的一些牢骚话语，郁闷地独自走上街，恰巧在冷酒馆里遇见了也是在独自喝闷酒的老同学唐柏青。唐柏青是个文学硕士，曾经也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有为青年，可如今却由于妻子难产去世的不幸，理想被社会扼杀的不幸，内心受着巨大的创伤，以酒浇愁。面对老同学如此的遭遇，汪文宣完全崩溃，深深地感觉到他比自己还惨，心生同情，不住地劝解他。到第十三章第二次见面时，他看到唐柏青变得越来越糟糕，感到万分惊讶，“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他同情地邀请柏青去自己家里，极力地劝解，要振作起来，鼓励这位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尽管已经于事无补。

在第十四章，当邻居张太太听到警报后，十分害怕，找到汪文宣一家，寻求帮助，“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份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是“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面对张太太的述说，本来自身难保的汪文宣还是热情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十三章，汪文宣送别妻子后，绝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见“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这时，他内心深处被自己善良怜悯的神经深深地触动着，“他很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

汪文宣不仅心地善良，同情弱者，他还十分爱自己的家庭。他既是爱母亲的孝顺儿子，又是爱妻子的善良丈夫。对于母亲，他总是饱含深情和愧疚，他总是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经常劝她少操劳一些，让她早点休息，理解她的苦衷。为了母亲，他也在做适当的妥协，就汪文宣生病看医生这件事，汪母和妻子曾树生发生多次争执，母亲始终看重中医，而妻子觉得西医更有效，夹在中间的汪文宣左右为难，最终还是偏向母亲看中医（当然也有觉得看中医比较便宜的因素在里面）。对于妻子，他自始自终深深地爱恋着，甚至于妻子对他的态度会影响到他病情的起伏变化，在第十七章，当妻子和母亲吵架后，妻子找到他，气愤地说出要和他离婚，他极力地劝说妻子，而妻子根本听不进去，气冲冲地走了，此时，他大步地走在妻子的后面，“他的额上冒着汗，脸病态地发红，嘴无力地张着在喘气，脸上带着一种求宽恕的表情。”而等到和解后，他的精神一下子便好转起来。妻子到兰州后经常和他通信，最初，妻子的信里饱含无限深情，他平静地在家养病，给妻子回信，但是当妻子那封长信寄来，他满心欢喜地打开阅读，却看到妻子在吐露她的内心，倾诉她的痛苦，要和他“离婚”。“信完了，他也完了。他颓然倒在椅背上。他闭着眼睛，死去似的过了好一会儿。”回复完信后，“好像整个楼房全塌了下来，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他绝望地伏在书桌上低声哭起来。”此后，他的病情越发地严重。在妻子面前，他一直觉得配不上她，她浑身上下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是一位天使，而他时刻忍受自己精神痛苦和身体疾病的折磨。尽管他对于妻子的出走兰州内心极度地愤懑和不满，但还是忍气吞声地答应并送别了她，一心成全了妻子的幸福，而不考虑自己的任何感受，只是一味地忍耐、妥协。送走妻子回到屋里的汪文宣，“他一直没有能熟睡，他不断地翻身，有时他刚合上眼，立刻又惊醒了…天刚大亮，他听见飞机声。他想：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把枕畔那张字条捏在手里，低声哭起来。”这时的他，内心充满了绝望。在他自己已经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坐起来的病重时刻，“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拼死的决心，忍着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他为了妻子能够安心地过好自己的幸福生活，坚持写信，隐瞒病情，给妻子一个身体逐渐恢复健康的假象。当母亲不理解，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不让妻子知道他病重的情况，他无怨无悔地给出了5个字“我愿她幸福”，短短的5个字，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对妻子无私的爱，短短的5个字，不知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又使多少读者潸然泪下。

三、懦弱胆小，敏感脆弱，委曲求全

巴金在《谈〈寒夜〉》中提到：“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在第九章里，汪文宣身体不适，请了半天假回家休息，第二天还要给周主任祝寿，当母亲说可以多休息一天时，他说：“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他其实内心是本不想去的，但是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还是决定要去，内心是充满了纠结。在参加宴会时，“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作者对于汪文宣的这段心里描写足以看出他内心已经扭曲，他是如此地适应不了这个社会，可又偏偏强迫自己去进入这样的环境中，这是他内心极其矛盾的地方。他每天忍受着上司厌恶敌意的表情和同事们冷漠的面孔，心不在焉地工作着。并且在吃饭的时候，“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像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在战争笼罩的社会里，汪文宣曾经的美好的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已经残忍地被扼杀掉了，他已经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内心变得扭曲，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都在想是不是在针对他。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时的汪文宣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已经狼狈不堪，十分可怜。

有一天汪文宣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去吐了两次痰，“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这段描述足以看出汪文宣忍气吞声到了何种程度，他每天小心翼翼地工作，连吐痰这么小的事情都要看别人的眼色，最后还要咽回去，内心是多么的煎熬。当他病重时，同事们（除了老钟以外）都怕被他传染，不愿意与他同桌吃饭，还联名签字要他离开公司，最后公司支付了他一个月的薪水，满腔愤怒地离开了公司，他始终不敢反抗，只是在心里面怨愤，却还会为同事们考虑，怕真的会影响到他们。面对家人的牢骚，面对生活的苦难，他只是一味地唉声叹气，责备自己，时不时地还会脆弱地乞求、痛哭，他已经失去了男子汉大丈夫的禀性，变得懦弱胆小，以致于母亲和妻子也对他产生了失望之情。

就这样，在这黑暗的社会里，在这无边无际的“寒夜”下，汪文宣拖着一个疲惫的身子，带着一颗变得畸形的内心，在崎岖不堪的道路上，走得越发地艰难，想要控诉而又无法控诉，拼命地想活下去，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死亡！无论是那个灾难的时代，还是那个寒冷的社会，最根本的还是他自己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固有的性格悲剧，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像汪文宣一样的知识分子，在压抑地工作，穷困地生活着，精神上还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因此，作者塑造的汪文宣形象，有着丰富的意义。

汪文宣在那个战争的年代，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区域内，委曲求全、胆小怕事，甚至丧失自己的尊严和生命，被迫失去自己的理想、幸福，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回报他的唯有苦难和死亡。他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当时的社会培养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国民党腐朽的统治下安身立命。汪文宣一类的小知识分子，物质上过着极其紧张的生活，精神上也是受着极大的折磨，不愿意忍受这个社会，却又不得不每天与这个社会“打照面”。这批人在当时那个社会里，才能没有得到发挥，人格没有得到尊重，受尽了社会的折磨。当时的社会环境，就算再有理想的人，再有知识的人，在贫困、疾病、社会黑暗、精神折磨的情况下，再努力的人也会失去斗志，再善良的人也会被逼疯，也会家破人亡。

另外，汪文宣身上固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文中多次描写了汪文宣对母亲和妻子的迁就，母亲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妻子又是学着新知识，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走着小资路线，这两种思想碰撞在一起，必然有不可调和的地方，母亲和妻子，各执其理。汪文宣夹在中间，对母亲和妻子都深感愧疚，但却解决不了任何一个问题，唯独给自己的精神上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创伤，这些都是由于他的思想局限和混乱造成的。在那样的环境里，作者刻画汪文宣这个小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浓缩了多少个遭遇悲惨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他成了一个富有特征的典型人物，懦弱、胆小、苦难，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巴金在《谈〈寒夜〉》一文中也曾提到：“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

作者通过描述汪文宣这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在它的统治下，善良的普通百姓是没有生活出路的，最终都被逼得家破人亡，同时控诉了“好人得不到好报”的社会现实，为那些小人物伸张正义。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痛斥黑暗的旧社会，痛斥国民党的统治，多么希望出现新的社会制度，抚慰一下那些含冤死去的汪文宣一类的小知识分子的魂灵，同时给那些善良、忠厚的知识分子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巴金.寒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5-260.

白红标：圈内的“老好人儿” 第6篇

与孙红雷十年两次合作

《一代枭雄》是根据小说《青木川》改编的，初看剧本，剧本中纯纯的兄弟情让白红标很震惊，有点像《美国往事》和《教父》的感觉。孙红雷（饰演马帮之子何辅堂）是该剧的监制，在他严格的要求下，所有演员都必须到北京来试戏，可白红标当时正在拍摄《王牌》，档期实在调不过来，最终剧组大胆地取消了他的试戏，白红标便成了全组里唯一没经过试戏的演员。一进组，孙红雷就给白红标（饰演老乌）放了句话：“开机后如果你状态不对，我照样换你。”

第一天拍摄，孙红雷就让大家将之前所看过的五集剧本全部扔掉，在短暂的几天里，他把剧本全改了。大家都知道老乌是刘庆福手下的长工，但这个神秘的反面角色让白红标开机三天一直找不到感觉，3天后孙红雷很正式地告诉他：“你表演的痕迹太重，其实你只要演出十年后韩跃平的感觉就行，我需要这个人物有一个爆发力，就像打拳，一定是收起拳头再出击时力度更大。”在确定人物走向后，白红标很快就找到了感觉，拍摄进度也加快不少。

这是白红标与孙红雷《征服》后的第二次合作，11年的时间，虽然孙红雷已成为了大腕，但他对艺术的苛刻、对事不对人的做事态度依然不变。在拍摄一场简单的骑马戏时，他向白红标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以飞快的速度从拐角处骑到坡上，在指定位置停住，位置一定要精确。”由于马跑得太快，缰绳拉得太用劲儿，脚夹马肚太紧，白红标的脚趾还是受伤了，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他一直强忍着，直到第二天拍摄追逐的戏时，大家才发现他的脚趾肿得像个面包。白红标说：“孙红雷立马安排车送我去医院拍片子，还责备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在白红标眼中，工作中的孙红雷有时就像个孩子，“要是高兴了，还会在现场跳霹雳舞，放松一下，而我也会跟着一起跳。”而生活上的孙红雷，对老搭档却是格外照顾。横店的冬天很冷，孙红雷特意叫工作人员在现场支上两口大锅，全组一起涮火锅，他还再三嘱咐所有人，其中一口锅里不能涮大肉，因为白红标是回民。

《王牌》是白红标与林志玲首次合作，让他感触最深的是，林志玲对每个人都很热情，一点架子都没有，“她说话娇滴滴，其实生活中她一点也不娇气，不像有些艺人还非要在现场弄个房车。”

从歌手到演员

18岁时白红标便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独自闯荡，卖衣服、当推销员、当门童、开黑车，360行他做过很多，可最没想过的就是做演员。他从没学过声乐，也没什么特长，但从小就喜欢文艺，在北京打工的日子里，白红标偶然结识了歌手含笑，听完他的演唱，含笑便带他一起去唱夜总会。白红标回忆，当时唱一晚上可以赚30块钱，一起唱夜总会的还有零点乐队、杨坤、吴秀波、沙宝亮，现在他们都成了大明星。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得白红标嗓音还不错，于是便把他介绍给中央歌剧院的王信纳老师进行专业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白红标便开始登台演出，1993年获得全国新人演唱大赛优秀奖。

一个偶然机会，白红标得知有一部数字电影《爱的明白》正在选演员，问他想不想去试试，从小就喜欢看老电影的白红标一听到演戏立马就答应了。副导演叫所有前来面试的男演员站成一排，挨个自我介绍，中戏、北电、上戏，都是专业院校的学生，轮到白红标了，他看看两边，尴尬地说：“我没学校，我也不太会表演，我是个歌手。”介绍完自己，主创们将个别演员叫到屋内进行沟通，其他人员都在屋外静静等待。这让白红标觉得很尴尬，便决心如果一根烟的时间还没轮到自己，就立刻离开。没一会儿副导演将他请到屋中，询问他有一个从外地进城打工的角色是否感兴趣，白红标二话没说就接受了这个角色。在角色中他融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几次动情的表演，让一旁的导演边流泪边说：“你这还叫不会演戏啊。”

通过这次的表演经历，白红标又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2001年在跑组时他认识了高群书导演，有幸参演了他的电视剧《真相》，第二年跑组他又一次赶上了高群书导演的剧组《征服》，而这次，韩跃平这个角色高导早已事先给白红标留了下来。高群书认为白红标聪明能干，便一有戏就叫上他，还让他做执行导演，通读剧本，了解人物关系，给演员提词，听导演说戏，安排演员走位，这些基础工作让他对演员这份职业了解得更加透彻，为今后的表演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2010年电视剧《雪豹》的成功播出，让白红标又一次回归观众的视线，戏路逐渐打开。

“表演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每个角色都好像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白红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