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观论文

科学技术观论文（精选6篇）

科学技术观论文 第1篇

试析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哲学论文

[摘要]海德格尔通过对技术的追问阐发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病因，分析了技术时代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同时。海德格尔又通过他独特的语言观和艺术观提出了拯救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和对语言、艺术的沉思，都既具有其合理意义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海德格尔;技术观;语言观;艺术观

20世纪以来，现代技术获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其所发挥的威力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今天，技术正变成全球性的力量，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同时，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生存质量的改善并不总是成正比的。技术对文化整体的深远影响，不能不令人深思。对此问题的有效回答涉及到对现代西方文化的评价。海德格尔正是从这一视角开始了他的技术之思。

一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考及其所发表的论著主要集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都是由他的一系列演讲整理而成的，并于1971年结集出版，名为《关于技术的追问》。其中主要的文章有两篇，即写于1949年的《关于技术的追问》，1954年的《科学和反思》。

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近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思维方式、理论模型、先进设备，都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和物质基础。然而人们也意识到，与技术水平日益提高相伴随的却是人类生存家园的屡遭破坏，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反思：既然技术被认为是人类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为什么它反而成了人难以控制甚至人反受其控制的力量?换言之，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们在从事技术活动的过程中是并不需要关心技术的本质问题的。因此，对技术的本质进行追问，这显然是一个技术之外的哲学问题。经过一系列艰深的推理论证，海德格尔认为：在古希腊时期，技术曾作为一种技艺和艺术，是一种认识方式，一种让显露的方式，使“存在物从遮蔽中而特地进入其显象的显露中去，techne(技术)，从来不指制作活动”。然而，随着现代化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人们对它的偏执误解和滥用，海德格尔认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技术正在被扭曲：

首先，技术已变成一种“限定”(stellen)。“限定意味着：从某一方面去取用某物(从氮的方向去取用空气，从矿石的方向去取用土地)，把某物确定在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定位在某物上。”海德格尔举例说，水电厂被置于莱茵河水流之中，它把莱茵河水流限定在水压上。这样一来，莱茵河在技术时代只作为水压提供者而呈现出来的面貌，就与诗人荷尔德林眼中的莱茵河完全不同了。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时代，不仅人限定了事物，而且人本身也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

其次，技术已成为“强求”(Heraufordem)。这种强求向自然提出了开采和储藏它的能源的无理要求。在技术时代的耕作方式中，“土地不作为土地，植物不作为植物;在动物饲养中，动物不作为动物;在能量获取中，莱茵河不作为莱茵河，等等;而是技术展现攻击性地对待它们，强求它们的存在，使它们变成可估计的，可统治的，使它们变成单纯的格式，成为供毫无顾忌地贯彻权力意志充分利用的贫血的东西”。这样，强求得到了严重侵害事物的存在的特征，在这种严重侵害中，事物被迫放弃它们本真的存在，被迫得到单纯的物质性和功能性的存在。事物只得到一个异己者，只得到它们的本质的破坏者，如此而已。

最后，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已成为一种“框架”(Ge-stell)。也就是说，技术成为框架似的完全束缚着人，束缚着人的视野，使人只知道从事技术的制造和生产，这种原来人类认识世界的去蔽方式，现在反而使人受其制约和束缚，成为遮蔽的主要表现。实际上，科学技术已成为意识形态，它已被许多人认为是绝对值得信赖的东西，是唯一包医百病的济世良方，是真理的唯一化身。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时代由于技术的秩序化和千篇 一律化，已失去本质上的丰富性，人成为只为技术、服从技术的“技术动物”，这样也就出现了生存困境、环境恶化、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海德格尔陷入这样的沉思：“在技术化千篇 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

二

海德格尔的深思体现了他对人类家园问题的关怀。海德格尔认为，由于现代人过于执迷于技术，运用技术对自然进行算计、盘剥与征服，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地球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了，变成荒芜的地球、“迷失的星”，因而现代人觉得“无家可归”了。面对人类因技术的滥用而导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试图提出拯救人类的思想。为了说明拯救是可能的，海德格尔援引了荷尔德林的一段诗句：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便有救。

海德格尔界定了“何为拯救?”他认为：“拯救并非意味着从危险中夺回某物。拯救的真正意义是指，某物自由地进入其现身之中。拯救大地不是控制它征服它。”也就是说，拯救是让事物自由地显现自己，敞开自己，是使事物在整体上“居于它们自身之中，这意味着它没有限制地居于相互关系之中”，而不是开发与耗尽、控制与征服事物及其自在的相互关系。有了拯救的目标，现在就要有拯救的手段和方法。在此，海德格尔借助了语言和艺术：

首先，海德格尔阐述的关于语言的思考与传统的语言观截然不同。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及其语言的推崇与偏爱，是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的用意是什么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及其语言中，人与存在保持一种原始的亲近。自柏拉图之后，尤其是到了技术时代，这种亲近关系被“主体一客体”二元对立的概念化语言打破了，存在与人隔离、疏远了。海德格尔试图令人相信，在诗性的语言中，存在经历着自身，存在与思想统一于“言说”。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进行表达的工具。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事实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只因语言自己言说，人才借此而说话。语言言说的根据不在人，而在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问题”应当从哲学移交给“思想”。“思想”与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前逻辑的、前概念化的，也即是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与存在保持的那种亲近状态，返回到“主体一客体”对立形式之前的古希腊语言中去。海德格尔这种全新语言观的实际思想主旨就在于改变技术时代人们对任何事物都试图支配和操纵之的蛮横态度，而这种态度只会掩饰事物的本质和敞开与澄明，从而影响人类的认识本身。洞察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实际主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晚期对“语言，作为存在之家”的诉说那么痴情。其次，海德格尔对艺术的沉思也委实与众不同。他所说的“艺术”有他自己特殊的规定性：“艺术既不能认为是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认为是精神现象，它属于转让的敞开。经由转让的敞开，存在的意义’才能被规定。”这表明，他所沉思的艺术是不同于通常的艺术的，是服从于他的存在问题的。梵高所画的一双农妇的鞋，在海德格尔看来就别有一番意味：道出了人对大地(自然)的从属关系。后期海德格尔特别注重大地是人的`居住地，是人的立足之处，是人持久的根基。这是他诗意的说法。用一般的话来说，大地也就是地球和自然，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应该加以维护的，而不应该像技术时代的人们那样，听任任何无限度的科技发展的误用乃至破坏。这也正是海德格尔诗意的说法中的潜台词。海德格尔的艺术沉思，除了绘画和建筑(如希腊庙宇等)外，还涉及到了少数与他有相同思想倾向的诗人，如荷尔德林、里尔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他认为，每一首诗都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使人从技术的生产方式的经验中，从统治利用自然的欲望中转人对世界进行思考性体验的生活中，即回到浑然一体的自然中。海德格尔的艺术沉思中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动机：在艺术中为形而上学寻找出路，以使人类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中解脱出来，以便拯救被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技解得支离破碎的自然，以拯救已被科学推到毁灭边缘的人生世界，即人的生存本身。

三

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和对语言、艺术的思考，都既有合理意义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海德格尔在尼采之后看到了技术文化是一种危机文化，因为作为万物统治者的人是中心。虽然技术人在技术中寻找自己的安宁，但他在根本上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人被技术束缚，他便在虚无中被击得粉碎。事实上，当我们反观人类文明的发展旅程时，可以看到，无论是生存困境、“文化冲突”，还是环境恶化、资源危机问题，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的矛盾问题。技术的展开与物质福利的增长，与人的存在、自由、幸福的矛盾的增长有某种联系。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文化的问题。海德格尔对提示这些问题贡献颇大。我们应当如海德格尔那样，关注我们当前打上技术烙印的文化的重大问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视野中，他对技术的考察反思是与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即从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家园出发来思考问题，体现了十分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色。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一路凯歌的今天，在科学技术极速膨胀所展示的灿烂成就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

我们在深刻领会海德格尔技术批评理论的现实意义的同时，还应看到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海德格尔为了把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病因说透，过分强调技术时代的危险，对技术的巨大解放作用，却完全只字不提。而事实上，与现代科技完全对着干是徒劳无功的，况且在具体情境中解决种种现代危机不能不求助于现代科技。既然科学技术最具有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性，人类舍弃科学技术再回归自然又不可能，那么我们就不必拒绝接受现代科技的赐福。正确的态度应是既重视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工具合理性，又重视对价值合理性的不懈追求。海德格所提出的拯救之方，即他的晦涩的语言观、艺术观的寓意在于强调自然是人生存的根基，人必须在天地之间获得自己的生存尺度，因而归根到底是“自然为人立法”，这就与康德哲学中“人为自然立法”这一根本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而实际上这两种主张都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单向的立法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互动统一，就是自然合乎人之目的性与人之合乎自然规律性的统一。

科学技术观论文 第2篇

摘要：《考工记》是中国第一部论及设计技术的著作，本文从《考工记》看中国传统设计技术观，分别从《考工记》所提出的“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国传统设计技术所遵循的原则。文章的最后通过对中西方设计技术的比较，力图探索出一条利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设计技术之路：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设计技术思想，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考工记，设计技术，天人合一

《考工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著作。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中国现代教育家张道一先生等知名人士都对《考工记》有过深入的研究。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仍有争议。闻人军先生根据古代度量衡制、历史地理称谓的演变、金石乐器、青铜兵器形制的发展，并结合相关史书记载与先秦出土的文物资料，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将《考工记》定为“战国初期齐国的官书”

1.《考工记》：中国第一部关于设计技术的著作。

这部先秦时期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论及设计技术的.理论著作，它代表了中国传统的设计技术观，并对后世的设计技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李约瑟博士在评价《考工记》时，对它的研究价值予以了肯定，称其为研究中国传统技术史最重要的文献。

《考工记》言简意赅，包含着丰富的技术信息，论述了百工器物制作的产生及各器物的特点，并详细介绍了当时设计的三十个工种：“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考工记》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内容涵盖了我国先秦时期的设计技术及古代优秀的技术观念，蕴含着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

2.天时、地气、材美、工巧。

创物要顺应天时。宇宙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万事万物应与之相顺应，人之为器物应当顺从天时，方得以为器。文章论述到“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1];”今人看来与设计技术毫无关系的天时，却是十分重要的。

创物要适应地气。“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原始综合科学概念。“地气”包含地理地质、生态环境等多种客观因素。“橘逾怀西北为枳，鹃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11”进一步诠释了“地气”的重要性。

创物要选用上好的材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翠玉白菜是在一块完整的一半灰白、一半翠绿的玉石上雕刻而成，匠人充分利用了材料的特点，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绿色部分雕成菜叶。翠玉白菜的精良是建立在材美之上的，若是没有好的材料，不可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器物。

工巧与以上三种较为客观的因素相比，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考工记》开篇之段写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11这里的“知者”与“圣人”即设计师，“巧者”、“工”即是匠人。匠人要熟练的掌握技术，并将技术传承下去。《考工记》中强调“知者创物”与“巧者述之”。匠人通过向“知者”学习、将设计技术付诸实践。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11是《考工记》的设计技术观。下文进一步解释“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我们在评价器物的精良与否就可以此作为评判准则。中国传统的设计技术观在《考工记》中得以展现，因而“天时、地气、材美、工巧”也是我国传统设计技术观之精髓。

3.《考工记》的设计技术观对当今中国设计的启示。

现代设计技术观过多侧重于科学技术。它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使得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以中国阴阳五行哲学来看，由于成本与技术的因素，商家不愿花高额的代价去处理淘汰品，使产品无法循环再利用，久而久之会对地球造成污染。因而，现代设计技术过多的重视眼前利益，缺少正确哲学理论的指导。

中国传统的设计技术观更主要的是就文化层面而言。在中国的古文中的“术”就是“技术”，“科学技术”是“术”的一种，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术”的时代。中国传统设计技术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重在一个“道”字。孔子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纠。”古代哲人将“道”作为万事万物之源，“道”具有永恒性。李约瑟在其著作中也肯定了“道”的意义：“道’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绝不是反科学或反技术的。

它预示了道对大自然所加的一种近乎于神秘又近乎于理性的支配，而这种对大自然的支配，只有确切知道和了解“道”的人才能做到[3]。”器物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需求，更要唤醒人们的使命感，将生活方式引导到良性的轨道上。

4.结语。

《考工记》是中国古代器物制造的经验总结，全文渗透着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作为中国首部有关设计技术的著作，今天仍对我们有着指导作用，当代设计师可以从这部经典著作中挖掘出丰富的珍宝。在中国设计师探索中国设计的进程中，面对西方眼花缭乱的设计流派容易迷失方向。《考工记》像一盏明灯，让中国设计师看到设计的本质与正确的设计技术方法论，它指引着中国设计前进的方向，让中国设计重新回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参考文献：

[1].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1991:7 - 14

[3].(英)李约瑟著，汪受琪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Ml.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英)李约瑟著.陈立夫等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

论杜威的科学划界观 第3篇

1 实用性标准与科学真理

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科学总是与真理密不可分的。综观哲学发展的历史,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 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无不以真理性来规定科学的本质。到了逻辑实证主义时代, 科学已等同于真理。杜威虽然把科学看成是人类应付自然环境的工具, 但他并未因此而否认科学本质的真理性, 然而他对真理的理解却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杜威所持的是一种“实用的”真理观。何谓“实用的”, 他认为皮尔士赋予了其精确的意义, “实用的”表达了与人的目标的联系。杜威指出, 在传统的观念中, 真理一词的用处常常仅限于指称命题的逻辑特性, 而不涉及人类的具体目标与社会的需要, 即真理是“纯粹的”而非“实用的”。传统哲学认为, 知识的对象是那种独立于人的不变的终极的实在。所谓的客观真理就是对实在的“符合”, 对实在所具有的最后的自足的形式的掌握。它是固定不变的, 与人的目的和社会的需要等因素无关, 因而也是“纯粹的”。 在他们看来, 一切类型的观念和学说之所以是科学的, 就是因为它们是对于“实在”的真实的摹写。 杜威认为, 虽然这种看法与先验论是相对立的, 但是它们对于人类的具体目标和需要却同样持一种冷漠的态度, 因而这种所谓的客观真理其实就是那种把真理中具有人类意义的因素删除掉的一种机械论的绝对主义, 这是“一种机械论的绝对主义取代了先验论的绝对主义”[1]。把人的因素排除在真理之外所遇到的问题是, 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真理, 即使实际上达到了也是如此。这其实就是自柏拉图以来人们在知识论上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么, 什么才是科学的真理, 这一难题又如何解决呢?在杜威看来, 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人的意义赋予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意指对事物所做的某种解释, 这种解释使这些事物在使人的目标和人的活动效能释放出来方面具有成效地发挥作用。”[1]只有这种“实用的”真理才是科学的真理, 才能使科学与形而上学等非科学区分开来。他认为, 所有的概念、理论它们既不是先验论者所坚持的那种先天的理性原则, 也不是反映论者所说的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它们只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做的某种解释或假设, 只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因此, 判断某些概念和理论是不是科学的, 我们并不能从它们自身性质来确定, 而只有通过它们行动的效果来检验, 它们的效能和价值就全系于它们工作的成功与否。如果它们能“真地”成功地指导人们的行动而取得预期的效果, 那么它们就是科学的, 否则便是非科学的。简而言之, 只有具有“实用的”真理性的观念或概念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教育学之所以被我们称为教育科学, 并不是因为它符合了某种客观实在, 也不是因为它是某种逻辑上的自洽真理, 而是因为它对于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判断、计划、观察的态度和习惯起到了指导作用。化学、物理和生物学中的进行一系列的关于普遍命题的综合, 如果这些命题只在逻辑上是自足的, 而并不能帮助我们去建筑一座桥梁或帮助我们找到流行性伤感的根源的话, 那么它们就称不上是真正的科学。

杜威指出, 如果我们把 “纯粹的”真理当做衡量科学的最后标准, 那么也许只有数学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科学。按这种看法, 连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科学地位也将遭到质疑, 因为这些学科的唯一科学的部分, 乃是严格地属于数学的部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许多“实用的”知识都配不上科学的称号, 社会学和心理学那就几乎根本不能列为科学了, “医药得到了最大量的实际知识, 但攀不上科学的尊严地位, 只是一种方术” [2]。这样, 科学就变成了一块圣地, 产生了一种宗教的气氛, 以至一种崇拜偶像的气氛。科学似乎就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脱离了联系而成了一项为少数人所独享的事业。而事实上, “科学一词的含义很广”, 它有着更自由和更带有人情味的意义。“画家和物理学家一样懂得颜色;诗人和气象学家一样懂得星辰云雨;政治家、教育家和戏剧家也和职业的心理学家一样真正地懂得人性;农人也和植物学家与矿物学家一样, 真正地懂得土壤和植物。” [3]在此, 杜威反对把科学一词仅仅限指自然科学, 认为这样会形成一种带有宗教气氛的科学主义, 这既与事实不符也不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 科学应该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因此, “我们必须把它理解得够宽, 以便包括通常认为科学的一切学科”[4]。

把“实用的”真理性作为科学划界的基本准则, 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实用的, 这必然会遭到人们, 特别是科学研究者们的误解和反对。杜威对此进行了辩解, 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引起的。其中一个是人们认为个人动机在每一次科学活动中应该是为了某种实际上的特殊应用。杜威认为尽管许多的科学发现都曾经是这样被激励起来的, 但这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件偶然事件, 并不代表科学活动本身。科学的真理并不为个人的嗜好所左右, 它包含着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 科学活动也不是为了一种固定的预定终结。第二个原因是人们认为科学的应用就等于是“商业化”的用处, 这就更增加了因此所产生的恶果。杜威认为, 应用科学曾经这样大部分变成了为了达到私有的和经济的阶级目的而利用的东西, 但这也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偶然的事情。当科学被这种动机所限制时, 其后果对于科学和人生都是有害的。因此, 我们应该扩大应用这个观念, 使它包括人类经验的解放和丰富的一切方面在内。

杜威肯定了科学本质的真理性, 赋予客观真理以人的意义, 把“实用的”真理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基本原则, 从而把人的因素引入到科学划界标准中来, 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科学划界思想。强调科学划界标准中的人的因素, 这是对实证主义科学与价值无涉的绝对划界标准的有力批驳, 对其后科学划界问题的研究以及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等科学哲学家的划界理论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印迹。科学即自然科学, 科学划界专属于自然科学领域, 实证主义这种科学主义行径, 遭到了杜威的严厉批判。在杜威看来, 科学并不是远离人们的生活而高高在上的, 而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倡导科学的人文化, 提出应该把科学拓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杜威对科学划界问题的论述正是在这种“广义的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的, 我国学者后来所讨论的“广义科学划界”, 我们可以在杜威这里找到相似之处。

2 经验性准则与实验验证

科学与经验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哲学史上, 经验论与唯理论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论战。自培根以来的经验论者注重经验而轻视理性, 认为一切科学只能来源于经验;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蔑视经验而抬高理性, 认为经验是不可靠的, 把经验放到一个次要的而且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位置。在杜威看来, 这种分歧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于经验缺乏正确的理解, 因为经验不仅是“经验的”而且是“实验的”。

杜威指出:“现代科学的骄傲在于它具有显然经验的和实验的特性。”[5]一切科学的陈述都是从具体的经验中起源并发展起来的, 而且必须在具体的经验中加以实验和检验。他说:“科学的良知是如此之敏感于经验的必要性, 以至于当科学在重构过去之时, 科学自身也不能满足于从一系列即使是数量非常庞大的、积累而成的、在逻辑上自洽的证据中得出推论相反, 科学着手去重构关于热、压、湿度的条件, 以便在实验中真实的再现科学家所已经推论出的东西。”[6]简而言之, 科学活动的真正起点是经验, 而科学家的预言或所推论出的东西是否有效、是否科学, 则依然需要经验来提供判据。如果离开了经验的检验, “科学法则就会成为纯理论的抽象, 以它们自己彼此的一致性为根据而加以检验;而那种认为科学不同于中世纪冥想的特点则立即消逝无踪了。”[5]换而言之, 科学其实就是经验的科学, 如果离开经验来谈科学, 那么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特征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 经验性就成了使科学与形而上学等非科学区分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则。杜威强调, 从历史上来看, “近世真正科学的原理哪一件不是要经过经验的实验, 经得起实验的才是真正的科学”[7]。许多旧的学者以为科学是不自外而自内的, 认为离开经验而根据一种独立自足的推理就能够得到科学的真理, 于是他们便闭目冥想出许多逻辑上自洽的真理来。但是, “这种真理虽然可算是理想中的宝塔、宫殿, 但能与天然界的事实相符与否, 实在没有保证。故也不是科学”[8]。因此, 杜威认为:“无论观察如何详细, 推理如何正确, 都算不了真知识, 非经实行不可。实行把推论实地试验一下, 始知观察推论是不是正确。没有这一层, 只可算是假设, 不能说是真理、真知识。”[8]我们可以看出, 上文中所说的经验与实验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在杜威看来, 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的经验其实并非是一种“经验性的经验” (experience as empirical) , 而是一种“实验性的经验” (experience as experimental) 。所谓“经验性的经验”是“指对各种各样行动的记忆所积累的结果而言, 这些行动不受理智反思的控制, 而这些仅仅是积累下来的记忆是能够实际用来应付当前的情景的”[3]。它仅按常规方式办事而不受因果关系的约束, 是一种非理论的、非科学的经验。典型的事例就是某些医术仅仅依赖于过去偶然有效的药方而不是依赖为什么这个药方有效而别的药方不灵验的道理;或如桥梁的建筑者仅仅依赖他过去所进行的工作以及所发生的结果而不知道其中所包括的一般的物理关系, 来构造一座桥梁。这些由于偶然条件所获得的结果的观念是非科学的, 甚至是反科学的, 因而也难以取得成功。“实验性的经验”则是实验性的, 它重视实验在检验这种经验中的重要作用, 经验成为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不断生长的、活生生的东西。它受人们对条件及其后果的理解所指导, 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经验。这种经验是科学所不可缺少的。比如桥梁的建设者根据物理数学的相关知识, 经过反复地实验后而建成一座新桥。这两种经验之间的差别是:一种经验所涉及的是一些未加控制的变化而另一种经验所涉及的则是一种在指导和控制之下的变化[3]。当然, 这种差别虽然从根本上看来是很重要的, 但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分隔, 前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后者。

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同样强调科学的经验性, 强调经验对科学的证实与检验。但在他们那里, 经验只是诸多现成事实的堆积, 经验对于科学命题的检验仅仅是一种静态的逻辑演算关系, 科学认知是一种外在的旁观者的活动。在杜威看来, 这是“把知识和美感的静观等同起来, 而把尝试、工作、对事物的操纵和管理都排除在科学之外”[9], 把科学看成是“诸多现成知识, 由事实和定律组成的学科内容”[10]。医学、管理学等许多应用学科都被实证主义者排除在科学之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 卡尔?波普尔也进行过尖锐地批判, 但是他的证伪原则把经验对于科学命题的检验同样看成是一种静态的逻辑演算关系, 科学也仅仅只是一种静态知识体系。而在杜威的哲学中, 经验不再是诸多的现成事实, 经验是“实验性的”面向未来的, 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 是人类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行动。简而言之, 经验“首先是做 (doing) 的事情”[2]。经验对于科学的检验内在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之中, 本身就是一种实验性探究活动, 它不是要去发现预先设定的什么静态知识, 而是要在解决人们具体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问题中获得科学的认知。因此, 杜威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静态的知识体系的作法。在他看来, 科学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实践活动, 然后才是一种知识体系。他说:“科学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一术语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指内在地寓于整理好的事实中的属性, 而不包括使事实确定为事实的方式以及整理事实的方式。或则, 它可以指观察、描述、比较、推理、试验以及测试等理智活动, 这些活动在获得事实并把它们转化成连贯的形式时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术语应能包括上述两层意思。但既然整理组合的静止属性取决于前期的动态过程, 澄清这种依赖性就十分必要了。在使用科学的’这一术语时, 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方法, 然后参照方法强调结果。”[11]

科学不仅是理论, 更是一种实践活动, 这是科学观上的一大进步。对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 杜威也不象其他科学哲学家那样只从理论上进行逻辑验证, 而主张要经过实验, 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这对于科学划界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知道,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 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 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 才是可能的”[12]。

摘要：作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 杜威对科学的独特看法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科学观, 而这个科学观却又是以科学划界为基础的。杜威的科学划界观把实用主义中的实用和经验作为基本准则。实用性表现了人把握和构建世界的能力, 它与真理性密切关联。经验性体现了人直接感知和理解世界的能力, 它与检验和验证科学的经验与实验相联系。

关键词：科学划界,实用性,经验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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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创新与出版资源观 第4篇

[关键词]华文出版；文化创新；出版资源；出版资源观

[作者简介]朱宇，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创新是出版的本质，创新不是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探讨层面，必须通过出版实践实现出版的创新，而谈创新的出版实践活动，又离不开对出版资源的正确认识及对其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出版创新与出版资源的关联性研究成为出版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数字信息时代，文化创新是基于深切的人文关怀基础上的创新，需要出版人具备开阔的全球视野、敏锐的市场观念和真诚的服务意识为导向的出版资源观及积极的创新出版实践。反观现实，出版业暴露出的问题包括对出版创新的理解和实践的偏差，一味在市场的喧哗中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急功近利，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出版造成对出版物质资源的浪费；对优质内容资源的漠视或简单开发，实际也造成对出版文化资源的损害；论资排辈，忽视能力，不愿付出心力培养新人，造成出版人才成长环境的恶化，使人才队伍后继乏力。凡此种种，表象上是对出版资源的浪费，实质上是迷失在市场的汪洋中，忘却了出版的本质，以及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出版强国的梦想还将会有更长的路要走。

一、出版与文化创新

21世纪的今天，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出版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出版产业链、出版产品链、出版过程都发生了变化，但出版的本质没变，出版的本质还是文化。在出版产业中，文化是目的。出版产业对社会的贡献，社会对出版产业的需要都决定出版的这个本质属性。不管技术手段如何变化，出版产业始终需要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因此，出版产业以文化建设为目的，是出版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创新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而出版工作是打造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创新是出版发展的重要源泉和不竭动力，出版创新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前提，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唯有创新，才能使出版不断保持生机与活力，才能更好地传承优秀文化。

创新的表现是多样的，它可以是新产品的引进开发，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制及采用，新的目标市场的开辟，原材料与新供应源的获得，也可以是企业新组织形式的实现，后者包含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有研究者认为产品的创新是本质的创新，因为出版归根到底是内容产业，通过内容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影响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出版创新主要还是企业创新，而企业制度与企业价值两方面最为重要。因为出版的种种创新必须有体制的创新做支柱、作保证。事实上，就作为内容产业，依赖人的智慧、服务人的精神与心智的出版业而言，创新是它的本质，也是它的永恒主题。不管是对文化本身还是对出版企业来说，创新都是核心竞争力的支撑，是品牌建设的基础。当今的出版竞争实质上就是创新的竞争。唯有创新，才能更好地完成传承积累优秀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丰富文化需求的职业重任。

二、 数字信息时代的出版资源

在出版理论界，长期得到广泛认同的是以罗紫初为代表提出的广义出版资源观，认为出版资源是构成出版经济活动各种要素的集合。按出版资源的属性及其在出版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将其划分为出版人力资源、出版信息资源、出版资本资源、出版技术资源和出版社会文化资源。

1. 数字信息时代，出版资源及其构成要素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近年来，出版体制和机制创新取得重要进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领域的政策，非公有制经济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如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湖北海豚传媒公司，年销售收入均已经超过一个中等出版社的规模，品牌价值更实现了几何增长。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领域，逐渐打破行业的垄断，推动出版企业真正实现市场化，全面推进所有制和分配机制变革。书号不再是稀缺的垄断资源，出版人力资源的构成更趋于多元，更趋于合理，出版资本资源更是有了新的构成和更重要的意义。出版业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地域、跨所有制的具有真正商业意义、高效率的资本运作。

2. 数字信息时代，读者受众的注意力成为宝贵的出版资源

注意力，是指人们关注一个主题、一个事件、一种行为和多种信息的持久程度。在信息过剩的社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往往会形成一种商业价值，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在经济上，注意力往往又会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在这一意义上，注意力就是把精神活动投注在特定的资讯项目上。这些特定项目进到受众的意识中，引起受众对特定项目的注意，然后受众便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人们对某项事物并未考量做出某种行动，就不算注意到这项事物的存在。而由这种注意力所形成的经济模式，就是注意力经济。出版经济活动是典型的注意力经济，作为注意力经济的出版业，必须探索如何配置企业现有的资源，以最小的成本去吸引客户的眼球，培养属于自己的消费群体，以获得最大的无形资本（即消费者的注意力）。在当今出版产品极其丰富的情况下，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同类产品及信息非常繁多，只有抓住消费者注意力的产品和信息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

3. 数字信息时代，企业的影响力同样成为不可忽视的出版资源

企业的影响力与受众的注意力是密切相关的。在注意力严重匮乏的时代，消费者的注意力对于企业来说，就成为比货币和信息更重要的资源。如何合理利用注意力为企业谋求更大利益，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个企业应该懂得需要给注意者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也就是企业要给注意者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注意力目标。如果企业不能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品牌，仅靠消费者的无意注意力，就很难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让企业的形象为大众所认知，其实质就是适应大众的主动意识，满足大众的欲望和知觉，激发大众的兴趣和关心程度，建立与大众和谐一致的情感目标。因此，出版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打造优质的、个性化的品牌，使消费者的被动注意力转化为主动注意力，通过提升消费者对出版企业的忠诚度，对产品的“熟悉度”留住消费者，利用消费者的“有意注意力”，培养更多固定消费人群，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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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信息时代，出版技术资源因其重要性凸显而得到高度重视

数字技术的成熟与广泛使用使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发生深刻变化，甚至影响出版业产品链和产业链的变化，影响出版业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我国每年出版三十余万种图书，其中55%左右在出版后逐渐退出流通领域，这些图书中不乏具有研究价值、参考价值、收藏价值的图书，是重要的文化资产，这类图书的断版造成资源的大量流失；而短版图书中包括难以大量销售的学术著作、专业教材、信息资料、艺术作品、古籍、回忆录等图书，这类图书由于经济等原因往往难以出版。尽管目前断版书、短版书的市场还是一个小众市场，但它关系着文化积累、文化传承以及弘扬历史的重要使命，而按需出版技术的成熟，使出版社可以在获取相应的数字化信息后，经过排版，直接用黑白数码印刷机印刷书籍内文，用彩色数码印刷机印刷书籍封面或彩色插页，再经过印后加工，装订成册，按需出版技术使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保护，也使这部分社会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开发。

三、出版文化创新与出版资源的关系

出版资源是出版企业通过出版创新活动，完成其基本使命的基础条件，出版资源与出版文化创新具有紧密的联系。

文化创新是出版的重要功能。社会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承续、向前发展，不断更新变化，主要是因为编辑出版活动能不断地与新时代的创作活动、阅读活动交互传播新的信息，推出先进的文化，给已有的文化结构增加新的血液，创造新的生命和价值。事实上，在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中，吸引读者眼球的无不是那些整合优质出版资源的内容优质、匠心独运的出版品种。借用出版家陈原先生的一句话，干出版就是要“盯住前人，想着后人”。也就是说，在出版资源的利用上，出版人要高度重视传承古今中外名人的文化成果，以一个出版家的眼光和鉴赏力，精心打造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精品。

要给后人留下体现我们时代精神和追求的真正文化精品，出版企业就要在出版创新活动中处理好出版的事业性和商业性关系。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出版家邹韬奋就提出了出版的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矛盾统一问题，他说的事业性是指出版的文化价值，商业性是指出版的经济价值，同时他提出了两者“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美国著名出版家贝利也曾指出，出版业首先在于其文化事业的性质，大部分出版商不把自己仅仅看做是简单的生意人，他们非常重视各类图书的文化作用，考虑问题既从文化方面考虑，也从商业方面考虑。

在出版活动中，文化创新是本质，出版资源是基础，每一个出版产品都是出版资源整合的结果。在数字信息时代，出版产业链和产品链的变化使出版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及由此带来的市场不可预测性增强，对出版资源的整合及系统开发的要求更高了。

四、出版资源观的一个前提、一个视野、两种意识

观念和意识决定行动与作为。现实中实践的偏差出于观念的落后与偏差，因此，解决观念的问题是改变现状的关键。出版学是人的科学，为人的科学，深切的人文关怀是出版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应是出版人谋求出版创新的立足点。基于此，出版人还应有一个视野和两种意识——开阔的全球视野、敏锐的市场意识和真诚的服务意识。

1. 一个前提——深切的人文关怀

这个问题涉及对出版本质和功能的探究，出版不是政治工具，也不仅仅是休闲娱乐的媒介。出版业毕竟是通过作品的出版反映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品格，编辑出版人也应思考如何为这个时代、为后人留下一些高品质、高品位的作品，而不尽是迎合喧嚣、嘈杂市场的浅薄、应景之作。因此，编辑出版人在从事出版活动时，在出版资源的发现与利用上要有基本的职业观念和责任意识，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

编辑出版人要有人文情怀。对人民的状态、人民的心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有特别的关注才会有特别的发现，才会有特别的选题方向，才会有对社会、对作者、对作品的深刻、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对社会民生的人文关怀还表现为一种忧患意识。常怀忧国忧民之情的学者对问题更敏感，也更乐于进行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考。这种思考不是愤青似的情感宣泄，也不是没有建设性的片面指责，更不是随意谩骂，这种思考是一种冷静的思考，是一种忧思。编辑出版人要在众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中寻求这种共鸣，发现有忧患意识的作者，甚至引导作者培养忧患意识。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处在转型与快速发展时期，问题多，各种观点纷繁。有忧患意识的编辑，能够在关注同一问题的众多作者中发现有独到、深刻见解的作者，能够在众多作者一窝蜂论述某一问题时发现预见其他被忽略问题的作者，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精神产品。这方面不乏典范，如三联出版社的许多作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的“理想国”品牌，这些都是以富有文化内涵的优秀作品感染读者的典范。

2. 一个视野——开阔的全球视野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出版人需要拥有国际化视野，积极参与出版的全球市场竞争，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借鉴，充分发挥出版物的跨文化传播功能，更好地实现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出版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一方面是有意识地了解、关注全球大市场，而不仅仅是关注一国、一省、一地的资源；另一方面是能“走出去”，真正站在世界舞台上，参与市场的竞争，以获得优质的出版资源，包括全球优质的产品资源、人才资源、市场资源和资本资源。因为世界各地读者有不同的阅读兴趣，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东西方两种文化对于对方的关心与了解程度不对称，要真正实现中国出版“走出去”，参与全球出版竞争这个目标，中国出版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需要做的是出版人要有全球视野，在出版活动中为真正能够拥有世界大市场积极创造条件。

真正能够拥有世界大市场，需要有足够的文化核心竞争力。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说：“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为文化内容。各种传播渠道、各种表达方式仅仅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样式，而真正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精神、在于它的内容。我们现在之所以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不够，就是我们创造的内容、回答和解决人类文明进步所共同关注的这些问题还没有站到一定的历史高度上，还不能够引领世界文化潮流。” 要使中国的出版产品得到世界读者的关注和接受，就需要在了解世界不同地域受众的阅读习惯、文化观念方面下足工夫，整合优质出版资源，以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能够接受的叙述方式、表现形式，创造出内容有吸引力、形式有亲和力、传播有影响力的作品，能够和所有的文化形态进行平等对话与有效合作。而创造这样的作品，拥有这样的能力，实际上也是当代出版人面向世界，与国际出版机构对话的条件和资本，是锻造文化软实力、真正从出版大国转变为出版强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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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种意识之一 ——敏锐的市场意识

出版物是商品，出版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需要自负盈亏，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谋生存和发展，因此，出版企业必须抓市场，出版人也必须具有市场意识。

出版在本质上是内容产业，出版内容是否契合受众的需求是出版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数字信息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发出版资源，提升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提高出版企业的实力，赢得更大的市场，是每个出版企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出版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有一作家曾在博客上批评中国的出版行业，说“它的内在活力被彼此抄袭、粗制滥造侵蚀，它没有足够的筹码应对强势电商的狙击，而国门外的跨国资本正对它虎视眈眈，经济效益的压力使它在亦步亦趋中失落了文化人的骄傲，还要面对平均每年只读4.5本书的中国读者”。这些的确是客观现实，是部分出版人缺失出版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丧失职业荣誉感和职业精神的表现。要改变这种现状，出版企业就要从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出发，把握规律，通过出版创新，从简单适应受众注意与需求到引导、经营受众注意与需求，通过注意力经营，正确引导读者，推动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美国营销专家拉里·莱特曾指出：“拥有市场将比拥有工厂更为重要，而拥有市场的唯一办法是拥有占统治地位的品牌。” 品牌是在营销或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自身具有特定的名称和标志，用以将产品与消费者等关系利益团体联系起来，并带来新价值的一种媒介。出版品牌包括它拥有的出版人、作者，包括企业的声誉都是出版企业的无形资产，是重要的出版资源，代表着出版企业的企业形象和文化内涵，是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当然它也是易碎品，需要企业和出版人的悉心呵护，精心培育。

4. 两种意识之二——真诚的服务意识

从本质上说，出版业是服务业。因此，服务意识是编辑出版人必须具备的专业意识，真诚的服务意识体现着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精神。编辑出版人的服务意识，应体现在服务作者、服务读者（受众），进而通过出版优质出版物服务社会这三个方面。

当下多元化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使出版业进入多元化阅读时代。编辑出版人必须对读者群进行细分，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多元化阅读需要，给读者提供更丰富的阅读体验，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读者、服务读者。

出版业激烈的产品竞争背后是残酷的人才竞争，包括作者资源的竞争。出版企业充分挖掘、利用作者资源，既包括利用名作者资源，也包括挖掘、培养新作者资源。有一定名望、为读者所熟知和尊崇的名人作者资源是出版企业得以占领市场的重要资源之一，但是名作者资源比较稀缺，不容易获得。而新作者中也有许多有潜力、可待挖掘的人才。在出版物市场竞争中，争取名作者资源的同时，积极挖掘新作者资源，把有潜力的新作者培养成名作者，能够为出版社赢得更多关注，成功实现出版物营销，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编辑要有“发现能力”。编辑不仅要能发现好的选题，还要能发现好的作者，这实际上也是为市场服务的能力。

出版社为作者和读者高质量的服务也表现在以包容的胸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接受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的作者创作的作品，为社会、为读者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文化的多样性既有其客观规律，也有着历史现实依据。中央的文化政策很明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修养的人可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文化作品。

出版社为作者和读者高质量的服务还表现在充分利用作者资源，为出版营销服务。出版活动通常以产品为核心，围绕出版产品的特点进行营销宣传，同时宣传出版社品牌。因此，编辑需要了解作者，通过对作者写作风格、出版物内容以及特点的分析，凝练出作者的优势和写作特色，提炼出版物与市场同类出版物相比的最大特点、与读者需求的契合点、与社会潮流趋势的联结点，并通过理性分析，使得出版物的卖点更加清晰，结合本社的出版定位，选择恰当的营销手段，为出版物的成功营销和出版社的品牌营销打下良好基础。

总之，实现出版业的新突破，就要把出版创新当做出版业的生命线来抓，在同质化时代寻找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出版人的创新意识，培养出版人的创新理念，加大出版物的原创力度，在已有的出版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新道路，在继承中“推陈出新”，多出版内容新颖的原创作品，通过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通过出版资本资源的有效运作，努力营造有利于出版业发展的创新环境。对于以内容产业为主导的出版业，创意就是生产力，就是差异性战略，就是市场需求，就是为读者创造价值，就是竞争优势，就是职业水准，就是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就是打造文化软实力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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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观论文 第5篇

摘要：

系统科学作为现代的科学方法论，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工业产品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来研究。系统科学从不同的角度对工业产品系统进行剖析，对工业产品设计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孔子的师德观论文 第6篇

孔子的师德观论文

林语堂先生说：“孔子对教育的看法，其见解、观点是非常现代的”。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位影响至深至大的教育家，孔子首创私学，删经订礼，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光辉的一面。尤其是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师德的论述，更受后人推崇，以致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他的影响“江汉已之，秋阳以曝之，皓皓乎不可尚也”。这主要是由于孔子高尚的师德，崇高的“人品声望使人仰慕”（林语堂语）。但近年来，对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师德理论的研究和评估仍显不足。研习和领会它，对教育工作者不无裨益。我在指导学生选修《〈论语〉选读》时，偶有得，辄记之，以飨同仁。

作为一个唯道德论者，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纲领是相通的，认识论和伦理观是统一的。孔子说：“六艺治于一也”（《史记滑稽列传》），即说明了这一问题。为实现同一目标，建立一个德化的大同世界，政治、道德、知识的教育是融为一体的。其中道德教育处于至尊地位。孔子一方面寓政治、道德教育于知识教育中；另一方面又通过知识教育以提高政治、道德的认识。教育思想是其政治“仁爱”纲领的内容之一。从“仁爱”的总原则出发，孔子对师的要求严格地统一在“修己安人”这个政治纲领之中。“修己”是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情操，是求仁获仁，实现政治纲领的途径；“安人”是外在的规范原则，是行仁。“修己”是“安人”的前提和基础，“修己”的目的是奉着一颗“仁爱”之心去“安人”、“安百姓”。“安人”是“修己”的终极目的，体现在教师的道德观念上，就是要求教师通过“不厌”的学，进行“修己”、“正己”，加强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内在情操，从而奉着“不倦”的“诲人”精神去“正人”、“安人”。一方面通过知识的传授“安人”；另一方面以自身的言行举止、道德情操感化学生，即所谓“风行草偃”、“润物无声”，达到“安人”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提倡的言传身教。后儒将孔子的这一思想阐发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八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确认识孔子的有关教师的思想，是不能与其政治思想割裂的。以政治伦理为前提和向导的孔子的师德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乐道敬业，诲人不倦

孔子大半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是非常看重乐道敬业的。在他看来，这是对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要求。他认为，教师，应不为名利所动，因此极力反对教师追名逐利，随波逐流。要求为师者要“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要“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他非常担心“道之不行”，说“吾道，一以贯之”，极力赞誉乐业精神。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尔。”“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对颜渊执着的乐道精神他大加推崇，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最能体现孔子志道乐业精神的是这一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赞扬了一个人坚持理想，恪守志向，不为邪恶名利动摇的高风亮节。孔子本人就是一个乐道敬业的典范。

奉着高度的乐道精神和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孔子要求教师以“不倦”的精神“诲人”――教育学生。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他的学生子贡对他的这种负责精神赞扬不已，慨然道：“教不倦，仁也！”孔子的这种以“仁爱”为实施基础，以学生为出发点的“不倦”的“诲人”精神主要表现在热爱学生上。

首先，孔子对“自行束以上者，皆能诲之”。并通过“听其言，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广泛地了解学生的个性、特长、志向、品行和知识水平等情况，对每个学生了如指掌。如他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等等。由于对学生的情况了解得全面，因此孔子在教学中能针对不同的学生，做到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学、思”，“学、习”，“学、行”的结合，提高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能力；启发诱导学生的求知欲，做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同时孔子针对学生不同的个性和爱好，进行分析教学，并就同一问题针对不同学生作不同的回答，鼓励学生多问、敢问，养成多问的学习习惯。

其次，孔子的“诲人”还表现在“无隐”上。孔子将自己所知、所学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也。”这段表白，充分体现了一个师者应具备的风范。《论语》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陈亢问于伯鱼：“子亦有异问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其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趋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趋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由此可见，孔子确实是本着爱人之心育人的，对学生“无隐”，对其独子孔鲤也无“异闻”，视其子与其他弟子同。当然，“无隐”并非只将自己所知所学平等地传授给每个学生，应“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在传授知识时，应有所选择和鉴别。以“立己”之道“立人”，“达己”之道“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无隐”思想的基础，也是“不倦”、“诲人”的突出表现。

再者，孔子教导学生要有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并富于挑战精神，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认为“人皆有过”，只要“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若“过而不改，是为过也”，学生应当如此，为师者更应注意，以此作为基础，学习要择善而从，不善而改4，要有分析，有鉴别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或优点，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对为师者不应一味笃奉，惟命是从。要“当仁，不让于师”，面对真理，要敢于怀疑一切，富于挑战精神。

最后，孔子也强调教师要注意加强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和情操，教育学生要“直”面人生。从孔子为政的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是反对体罚学生的，主张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避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等等。

乐道敬业，诲人不倦，是孔子师德观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为师者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归宿。这是孔子师德观念的精髓所在。

2、学而不厌，教学相长

学，在孔子看来，不仅仅是学生的事，也是教师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他反对为师者不学无术，胸无点墨。主张为师者应“敏而好学”，以防“六蔽”。因此孔子在各种场合都十分强调“学”的重要性。另外还要求教师通过“不厌”的学，才能“博学多能”，而不能像器皿那样，只有一种用途或只被当作摆设，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学而不厌，博学多能”是为师者应具备的重要条件，是“诲人不倦”的力量源泉，是教书育人的先觉因素。孔子毕生勤学不辍，“诲人不倦”，堪称“师表”。他说：“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不益。不如学也”。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学”对“修己”和“诲人”双方面的重要性，孔子自十五岁就“志于学”，他自认为“非生而知之者”，因此“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入大庙，每事问”，通过“时习”、“自省”、“无常师”、“不耻下问”等途径不懈学习。即使到了晚年也不放过学习的机会。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是孔子对自己不辍致学精神的高度概括的表白。孔子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他还要求“学”要持之以恒且有进取精神，“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他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此学要积极进取。他对弟子颜渊的进取精神赞誉不已，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善其事”，“致其道”，只有学才能“利其器”，因此他时刻警惕“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致其道”，“善其事”是孔子“学而不厌”的根本动机。

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意识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因此他主张教师向学生学习，接受来自学生的启发，提出了原始的教学相长思想。他说的“起予者，商也”，“回也，非助我也”，“当仁，不让于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肯定“后生可畏”，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达。

3、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孔子在讲“学”“思”的同时，亦十分注重“行”，即要求教师要以自己的行动感化学生，也就是孔子提倡的身教原则。在《论语》中，这方面的言论大多数是针对从政者讲的，但其精神则更须从教者领会和贯彻。孔子的身教原则，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3、1 以“行”立人。孔子认为，不论是为学者还是从教者，其行为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他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求教师应以行立之以榜样，树之以表率。告诫学生从师当“听其言，观其行”，“耻其言，过其行”，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在孔子的这种教育下，学生中形成一股“躬行君子”的风气。

3、2 以德感人。要求教师通过对学生施行心理的影响，从而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次，季康子告诉孔子国内盗匪横行，他深以为忧。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多种场合，孔子都采取了“欲无言”的态度。子贡不解就问：“子如不言？”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因此，只要为师者“身正”，则又有“何言哉”，否则“则为之也难”。同时，孔子要求教师能“自讼”“内省”“躬自厚而薄责人”，凡事多从自身找原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多做自我批评，应“求诸己，不求诸人。”

3、3 以形塑人。要求教师应注意自身的外表仪态，应“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不必过分讲求“猛”，这样也可以达到“正人”、“安人”的目的。

孔子的身教原则要求教师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仪态应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偏废。“绘事后素”，“文质彬彬”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教师“逮之躬”，“躬于行”，“道之以德”，塑之以形，则学生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励”，照样可以使“其事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身教的目的，才真正能称其为师表，真正发挥教师的表率作用。

4、群而不党，周而不比

在强调教师外在修养的同时，孔子也比较注重教师的内在情操。一方面，他主张教师应有坦荡的胸怀，凡事应从大局出发，切忌固执已见，自以为是，虚伪奸诈。他说：“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坦荡荡”，“巧言令色，鲜矣仁”等，认为君子如不注意这些，就会有乱德，乱大谋之嫌。鉴于此。孔子对为政为师者规范了许多德目。如“君子仁而不佞，”不“狂”不“狷”，“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温、良、恭、俭、让”等。另外，孔子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要求为师者应“躬自厚而薄责人”，“求诸己，不求诸人，”凡事多找自身的缺点。在不知遇时，“不愠人之不知，而愠不知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病无能，不病人之不己知”，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他强调为师者应注意团结，“尊贤而容众”，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不利于集体团结的事情。他说：“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