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精选9篇）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第1篇

近代中国真正接受西画要从五四运动开始, 一些励精图治的年轻学子出国深造, 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的教学和科学技术, 并且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美术理论, 回国后把中国的落后传统美术进行改良, 从此, 一场真正的现实主义改革拉开了序幕。这种初期的“现实主义”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审美角度, 可以说是一种破旧立新, 并且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前进步伐。

当翻阅西方的艺术演变史,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每一个流派的产生都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思想境界, 代表着一个阶级的崛起和灭亡, 代表着一次社会变革的出现, 都是当时历史和社会的艺术写照, 能告诉大家当时社会人的心态, 告诉我们他们所经历的故事和想要表达的东西。当社会开始逐步淘汰一个派系一种理论, 更新一种思潮的时候, 便说明它不符合于这个时代, 开始已经要被时间所淘汰, 这时便会涌现出一批新生力量来为历史推波助澜, 来给历史变迁做掌舵人并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手法。实际上, 这种变迁也是在整个社会理念和社会进步要求中派生出来的。而现实主义却贯穿了整个美术发展史的始终, 整个世界都与这种绘画观念结下不解之缘, 无论是西方后来由现实主义派生出的印象主义还是中国在多元画探索渴求中蜕变出的各个风格主义, 现实主义始终让艺术附着于社会的基础上, 赋予画家一些特定的历史较色扮演者, 让他们不会在历史的长河里被人所更新和取代。

我们经常说要求新求变, 而这种变化应该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 能否在社会这个鱼龙混杂的圈子中得到人们的赞同。西方特有的艺术理念在工业化的发展中经过时间的磨砺蜕变成了多种艺术风格, 特别是美术和欧洲后工业时代的一些艺术派系, 更加多元化, 而我们国家在表面上加大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 各流派也在发展。例如行为艺术的登台, 观念艺术的进入, 似乎也有很多关注点,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没有经历到欧洲和美国的各个时期的时候, 我想现实主义还是最能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艺术的发展要紧跟历史和整体文化形态的潮流, 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艺术必定会向多元化发展。

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国家人民对建立美好的社会国家的迫切愿望的催进, 我们开始对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照搬照抄, 无论是政策、法规、经济、就连艺术也没有例外。开始用一种模式一种理念、一个方向来创作, 造成了这个时期艺术作品的单一化、简单化、集体化, 而这个时期我们画家对历史事件的关注和真实人物的写实表达, 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加上强烈的英雄主义, 使画面带有一种浪漫艺术色彩。1964年以后, 由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对绘画的影响, 现实主义的品质被渲染成另一种色彩, 深刻性、真实性、纪实性、批判性、全无踪影, 艺术又成为政治的工具, 宣传个人崇拜, 伪造情感、艺术家丧失了创作的空间, 更谈不上审美的取向, 虽然主题还是从客观现实出发, 但是已经从现实主义轨道上偏离

写实绘画在中国发展的初期, 在中央美院的各位教授的刻苦开拓中, 配合俄罗斯和欧洲艺术理论在一些艺术学子孜孜不倦的努力下, 加上我们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溶于到这种教育方法中, 欧洲的艺术模式终于在我国形成了一种美术教育体系, 进而发展到全国上下的各个美术院校, 使我们国家的画家整体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增强了我们对重大历史题材的描绘, 把传统和现实相统一, 把艺术创作形式和艺术语言与绘画题材高度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小高潮,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当时革命现实主义的延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我们的主席又一次就我国的艺术问题给出了评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 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4]毛主席的讲话又一次给我们的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 开拓了我们的艺术视野, 在艺术保持住为人民服务、为现实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创作理论基础不变的情况下, 艺术和文学是可以百花齐放的, 也就是说艺术可以从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发展。

世界经济与国家间对话程度发展, 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频繁, 距离缩短更使艺术表现语言和艺术体系的多样化进程飞速发展, 西方思想的一拥而入更使经济的繁荣的中国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之我们的艺术发展也由当初的学习借鉴到多门类派别的层出不穷和多样话发展于是复杂的西方艺术门类, 成了艺术家满足内心需求升华崇拜的纠缠目标, 出现了混乱和盲目, 和无从下手, 艺术需要多派别发展, 需要多元化, 需要革新, 和新鲜空气, 但不是从盲目和崇拜中沿袭, 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背后, 是否也有一种理念和文化底蕴的体现, 真正的艺术也许不需要千锤百炼, 但一定是要发自内心, 绝不是一种随性。

艺术的目的并不简单的是愉悦, 而是对物象本质, 现实本质, 透过现实的表象发掘和对社会活动的参与, 确实绘画需要多种语言, 这更能让艺术更直接的面对感觉, 而不是像纯数学那样只要通过符号就可以了, 艺术需要手段需要语言, 但是, 当这些创新和科研表现手段凌驾于现实之上, 脱离甚至背离现实, 又是一种多么滑稽多么空洞的表象, 艺术脱离现实, 脱离现实的不是真艺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C].人民出版社, 1942

[2]冷林, 赵力, 中国当代油画现状[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3

[3]李超, 中国早期油画史》[M].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第2篇

——答《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提问：“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从洋务运动、1898年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历史人物虽然未能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全部，却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从总体上尚未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从始至终他们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

近代史学者袁伟时认为，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像现实这样地高昂。”

6月2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寓所接受了本刊专访，这位年过八十的近代史家在其退休之后，迎来了其研究成果的收获季节。他已出版的代表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文化：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论衡》等等。

袁伟时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代化艰辛进程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历史无法割断。百年苦难无非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积垢的冲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与未死反复搏斗。”

他说，“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制度文化没有自我更新能力”

《瞭望》：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认为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晚清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袁伟时：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不同命运。

《瞭望》：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在加以描述与解读时，你更愿意借用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

袁伟时：我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是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二是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是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

四是陈寅恪认为当时的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瞭望》：你认为陈氏关于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具有时代意义？

袁伟时：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不理性的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

《瞭望》：在这一区分之后，其制度文化部分正是阻碍中国近代进程快慢的原因？

袁伟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制度文化的辩论与改革自近代以来无法避免。

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我认为，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晚清经贸发展的限制 《瞭望》：你认为中国的制度文化重要缺陷之一，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足并使中国社会缺乏经贸自由？

袁伟时：从历史经验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是以商人为活动主体的市场经济，其前提是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与经济上的相对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但尚有变通的可能，那么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随处可见，对于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业活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

《瞭望》：请你具体分析一下晚清经贸发展所受到的限制。袁伟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的经贸发展长期受到三道枷锁的桎梏。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与卑鄙的标记。抑商重农成为历代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中国历朝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而是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屡见不鲜。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就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明朝嘉靖（1522-1566）则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经贸无法顺利发展。

《瞭望》：这些状况的形成也是与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分不开的？

袁伟时：用乾隆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瞭望》：清朝秉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给自己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袁伟时：一是边患频仍。二是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直至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这样的“盛世”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危机。

郑和下西洋400年后，英国人以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的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最终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的场所。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

《瞭望》：从晚清的历史结局来看，其知识阶层的思想潮流未能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

袁伟时：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

《瞭望》：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袁伟时：第一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瞭望》：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

袁伟时：明末清初，利玛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在这一中外交流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

后来的清朝当政者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瞭望》：与此同时，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无法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袁伟时：一是耗费中国青少年年华的四书五经，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顾炎武在17世纪就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最终被废除，但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晚清培养人才的速度已赶不上革命爆发的速度，新的知识阶层成了埋葬大清帝国的主力之一。

《瞭望》：中国社会也没有建立容许辩论和保护“思想罪犯”的机制。

袁伟时：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瞭望》：你认为没有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的最后一点原因是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袁伟时：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

《瞭望》：“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对于历史人物你认为不应该苛求，晚清历史人物的缺陷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 袁伟时：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晚清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瞭望》：中国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有何特点？

袁伟时：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有“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瞭望》：就国家与社会的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袁伟时：在前现代的西方，王权和神权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

《瞭望》：这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催生出西方的议会制度？ 袁伟时：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

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英国乃至世界的宪政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瞭望》：晚清新政的失败以至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都与中国的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未有根本改变相关？

袁伟时：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首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为重要拐点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战火连绵，而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却被置诸脑后。

明代后期：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 第3篇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的诸位作者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证方法，同时注意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他们广泛披阅官私修撰的各种明代通史、政书、笔记、方志、文集、传记、谱牒、碑刻、契据、档案和类书、丛书，挖掘出丰富的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和理论阐述，形成了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观点。所谓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化。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发展，至明代已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社会转型的苗头，在明中期虽已出现，但到明后期才较为普遍、显著地成长起来，所以将明后期视为转型的启始更为稳妥。以往学术界一般用“资本主义萌芽”、“市场经济萌芽”、“早期工业化”、“早期近代”等概念来表明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不仅对变迁的程度估计较低，而且对变迁的社会属性的论证也不明确。这部专著用“社会转型”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社会变迁，说明这个社会变迁并不限于经济基础，也表现在上层建筑，是社会整体的变化。实质上是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转型”概念的提出，既讲清了变化的程度，又点明了变化的性质，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形态和特点。

遵照人类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异，是否发生了转型，应该做全方位的、综合的、整体的评估。所谓明后期社会转型起步，应该是指这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发生变化的开始。《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除导论外，共设九章，分别考察了明代后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城镇、市场等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城乡阶级关系的演变，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斗争的新形态与统治阶级危机的加深。早期启蒙思想的涌现，文学艺术的革新与市民文学的兴盛，传统科技的总结创新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着重揭示各个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和涌现的近代性因素。以往学术界虽有研究“晚明”或“明后期”的论著问世，但或是着重论述某一方面的专史性著作，或是研究某个专题的论文汇编性著作。这本书是第一部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综合研究明后期社会整体变化的时代变迁史专著。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这部专著除提出“社会转型”的核心观点外，对明后期各个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及其近代属性的论述，也多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关于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国的学者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曾掀起两次研究的热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命题不断遭到某些人的质疑、诘难甚至嘲讽，相关的研究便逐渐趋于沉寂。不少学者从此缄口不言“资本主义萌芽”，即使原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也抛弃此说，仿佛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这本书的作者却旗帜鲜明地重新肯定资本主义萌芽论，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明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向前进，认为它不仅出现在丝织业、矿冶业，也出现在棉织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印刷业、商业和农业。又如对明后期的改革活动，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改革的背景、措施、效果及其阻力的探讨上，这本书则突出强调，隆庆和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挽救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更重要的在于其施行的一条鞭法所包含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实行赋役货币化。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是摊丁入亩，适应了农民和手工业者挣脱封建人身束缚的要求，这些都是以往的经济制度不曾出现过的新因素。再如对明后期的党社运动，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具体事件争论的是非判断层面，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争论后面所蕴藏的时代精神，一是敢于挑战权威的议政精神，二是要求“公论”、“共治”的政治主张，三是形成具有近代政党色彩的政治组织。这些涉及明代后期多领域新变化近代属性的论述，有些是前人未曾发现而为作者首次提出的，有些虽有前人论及，但这本书论述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超越，不仅对其发展过程估计较高，而且观点也更加明确。

这本书还对明后期社会转型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作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不是不能产生近代社会因素，之所以迟迟未能向近代社会迈进，是因为在发展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从明清之际的历史来看，社会转型遭到巨大挫折的逆向力量主要有两个。一是明后期封建特权制度失去约束，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日益失控，无限制地掠夺财富，导致资源和利益分配极度失衡，造成贫富悬殊、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引发强烈的社会大动荡，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二是文明程度低于内地的清王朝在入关之后进行长达四十多年的民族征服战争，并在很长时间内实行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明后期出现的转型趋势发生逆转。正是由于封建政治腐败造成的明末社会大动荡和接踵而来的清初逆转，使中国延误和丧失了百年宝贵的发展时间。待到清乾隆年间中国社会重新回归到原来的转型轨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英、法已先后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样，中国的发展步伐也就落在了西方的后面。这是个极其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

浅析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 第4篇

1.中国传统音乐说唱音乐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经济形势和市场发生了变化,为了养家糊口,农民逃荒流入城市,其中一批农民便是说唱的民间艺人,从此说唱音乐开始盛行。说唱音乐的兴盛包括曲牌体类,弹词类曲种和少数民族曲种的兴盛。曲牌体类的兴盛指的是从山东琴书到四川轻音,从单弦到大鼓的形成过程,代表作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反映社会现状的弹词类曲种的兴盛是指苏州弹词,马调,粤曲的发展过程,代表作有《杜十娘》。少数民族曲种的兴盛时期代表作是 《山伯英台》。列强的入侵不仅带来了说唱音乐的盛行,还使说唱音乐发生衍变。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中国音乐也开始注入西方音乐的血液,中国农村说唱渐渐转化为城市新兴说唱,从此中国音乐文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说唱音乐的衍变主要包括曲种的创新,时调小曲衍生新曲种,说唱音乐的戏曲化,地区民间音乐混融,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的产生,代表作不胜枚举。

2.中国传统音乐戏曲和乐器的发展

除了说唱音乐,中国戏曲也得到了繁衍,其中包括皮簧腔系剧种的繁衍,诸声腔的流变,梆子腔系剧种、滩簧腔系剧种、少数民族戏曲的繁衍。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戏曲音乐随着时代需求发生了变革,其中有人们所知的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走向盛世,海派京剧的形成,以《红楼梦》,《西厢记》 为代表的新剧种的音乐革命等。

说唱和戏曲都需要器乐,音乐的衍变伴随着器乐的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器乐方面主要是民族器乐的改革和发展和乐器名家的出现。乐器名家如拉弦乐名家阿炳,民族器乐的变革如广东器乐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间器乐演奏形式等。

二、中国新兴音乐的近代历史

1.中国新音乐的萌芽

我国近代音乐史学转型还体现在中国新兴音乐的萌芽、建设、发展等过程。中国新兴音乐萌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1840年以来,基督教的圣咏歌唱在我国一部分群众中的影响颇深。中国早期基督教会在一些地区开办学校,开设音乐课,开办音乐会等。(2)除了基督教对我国音乐教育造成影响外,洋务派和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先后对新型音乐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学堂乐歌的代表作有李书同的《送别》,《采莲》等。(3)西方军乐队催生了我国早期新式军乐队,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军队均建有军乐队。同时,早期新军歌得到流传,这些军歌鼓足了军人们的士气,让革命力量越挫越勇。

2.中国新音乐的建设

中国新音乐的建设指的是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新型音乐社团的建立和音乐活动。 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的主要矛盾突出,顺应教育改革建设的需求,音乐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少改进,各种相应民主和自由的音乐社团 “拔地而起”,新型的教育和学术性的音乐社团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大同乐会等应运而生。各种活动如民乐和戏曲社团的活动、工农革命歌咏活动等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代表歌曲有革命歌曲《奋斗歌》等。

(2)新音乐文化的不同思想建设。这里主要有三种思想,分别是肯定传统“旧乐”,走“西化”道路;公开鼓吹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公开鼓吹走“复兴国乐” 的道路。当然,当时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发展,大部分音乐家持第一种主张和思想,但是在不同思想的相互斗争中,我国新兴音乐才能更出色。

(3)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指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早期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体现在中小学音乐课程制度的改革和音乐教程等书籍的编制方面,早期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专业的音乐机构的建立方面。

(4)“国乐改进”事业的发展和新兴音乐名家及其歌曲创作。刘天华是国乐改进事业的代表,他具有当时先进的国乐改进思想,并为国乐改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代表作品有《病中吟》《月夜》等。

3.中国新音乐的发展

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革命、救亡、抗战、解放音乐的创作大量产生:音乐随着战争的发展,步步成长,因此出现了一批批代表当时文化, 社会风貌,战争局面的音乐创作,如抗战初期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代表解放区音乐的王久鸣的《跟着共产党》;(2)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研究发展迅猛:音乐教育事业自开展以来,从未停下有力的步伐,它随着教育事业和音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 该时段音乐思想和音乐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王光祈著的《东方民族之音乐》、《论中国古典歌剧》等。

三、结语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读书笔记 第5篇

提及中华民族漫长5000年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莫非中国近代那风云变幻的60十年，即1840年—1919年这段时间。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领域哦的变革都在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引发的量变叠加产生了质变。这关键的60年不仅本身十分重要，更是对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历史都起着决定性影响。这短短的60年中，中华民族带给世人无数次叹息和惊喜。

龚书铎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便是用客观而冷静的口吻，细致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进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看似平静的文字下，暗藏着这几十年中华民族的挣扎以及斗争。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大致了解一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事迹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给自己以前对这段时期不够完备的历史知识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同时，这本书也给了我许多思考。

首先在宏观方面，该书很好地向我展示了一个研究历史以及其他学科的角度。该书在前言中就提到，研究和撰述文化史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定义文化，因为广义文化的概念几乎无所不包，作者选择按照狭义文化来撰写。事实上，无论是何方面的历史研究，都需要事先为自己的研究核心下好定义。马克思·韦伯说过，研究不是停留在自在之物本身，而是我们去赋予其意义。社会科学如是，人文科学更应该如此。为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赋予准确阐释应该是研究的第一步。第二个问题是用什么体例来撰写该书。在面对整体综合和具体领域分门别类两种体例的选择时，作者选择了将它们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互相作用，文化自身各个具体领域也是互相影响渗透，需要有宏观的宗论，也需要具体领域的阐述来展示各个方面的特点。这样的布局，让读者既可以整体把握，又能深入各个不同层面，条理清晰。

同时，作者将文化史放在社会整个政治经济大背景下论述，接着再对文化各个细分领域各个击破，有学者评价其“宏观不空，微观不琐”。这也给我提供了一种研究新闻传播演变的思路。众所周知，新闻学，特别是传播学，都不是简单的可以独立研究的学科，它和其他各个学科的融合性很强，其中许多理论也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借鉴或演化而来，因此，研究新闻传播的演变，必须要将其跟社会大背景，以及其他领域的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弄清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其次，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部分内容分析都一遍遍向我强调了，评价历史事实和人物需要

客观公正，在摆出史实时，也要有正反两方面，评价时也应站在历史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当今角度出发，否则历史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第三章中提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数千年吾国国学之精粹，各取其长，进而参考东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这和我们当今大力弘扬的文化观点是同质的。

从微观上面来看，该书让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加深了认识，以前仅仅从中学课本以及不多历史的资料里了解中国近代史，所知的事件和人物都相对片面，该书对许多历史事实和人物进行了较为客观、平均的介绍，让我现在对其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比如，以前单单知道，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每次总是有保守派的阻力，但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推翻，这一时期的大体趋势是逐渐远离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西方文化。而这本书在《近代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这一章节中，还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近代中国的国粹思想，“国粹派”的观点之一——对孔子和儒学不是作为胜任和圣经来崇拜，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分析研究，至今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这本书的理论性较强，但由于是关于历史研究的内容，也有着丰富的历史史料作为证明和补充。个人认为，该书与自己以前读过《西潮·新潮》的正好互为补充，一个偏重于宏观上理论性的介绍中国近代文化，一个是以个人的视角和经历记录中国的近代化。它们结合起来为我细致的描绘了中国近代的几十年的景象。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第6篇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及立法

中华民国成立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并于1912年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 立即着手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立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 南京临时政府取消清末学部, 设置中央教育部, 总管全国教育事务。教育部设总长和次长作为正副长官, 设参事拟定法规文件;另有秘书掌管机要事务, 视学掌视察学务, 技正与技士掌技术事务。教育部内设三司一厅, 即专门司、普通司、社会司和总务厅, 司 (厅) 长下属佥事, 分掌各项事务。南京临时政府对地方教育行政则一时无暇顾及, 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 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 总理全省教育事务, 县教育行政仍沿用清朝“劝学所”制。

为了改革清末封建主义的学制与课程等, 1912年1月19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 规定:改学堂名为学校, 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 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 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 一律禁用”;民间通用之教科书, 有尊崇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的, 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 可随时删改;“废止旧时奖励 (科举) 出身”的做法, 一律称该类为学校的毕业生;增加自然科学、应用知识方面的课程;立即着手编写新教科书。这两个法令的颁布, 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 保证了民国初年普通教育的改革, 促进了普通教育的发展。

在整肃封建教育的同时, 南京临时政府着手探究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宗旨。蔡元培于1912年2至4月间, 在《教育杂志》与《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 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 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对清末颁布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

二、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教育及立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在建立中央警政管理机关的基础上, 对地方警察机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发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警察法令。鉴于清末警政极端腐败, 南京临时政府决意加以整顿, 认为:“民国成立, 凡百待兴, 欲将巩固其基础, 必先修明内治。夫内治机关首重警政, 欲求整顿, 尤须以改良警学、养成警才为前提。”基本以“巩固国基”和“修明内治”为出发点, 南京临时政府确定了“现在整顿警政, 先从改良警学入手”的教育方针, 大力推行警察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多层次的警察教育体制, 且每个层次均各有其不同的要求和组织规程。

在中央, 南京临时政府以清末江南巡警学堂为基础, 于1912年2月14日由内务部组建了警务学校, 颁发了《内务部警务学校章程》, “以养育警务人材为宗旨”。作为中央和省级警察机关培养警官的最高学府, 该校由内务部警务局局长孙润宇兼任校长, 归内务部直接领导。内务部警务学校附设巡警教练所, 制颁了《内务部附设教练所章程》。与警务学校不同, 教练所是为解决“巡警需人”的实际困难而开设的, 培养的是一般警务人员;学员称学警, 仿日本巡查教练所成法, 每期两个月, 每天授课七小时, 并先于警务学校招生。

由于这一时期政局动荡与局势复杂, 南京临时政府难以对各光复省区地方警察教育作出统一规定, 只要求它们参照《内务部警务学校章程》和《内务部附设教练所章程》相机筹办。据此, 南京巡警总厅仿照清朝末年南京各区所设巡警补习所做法, 于2月28日发布命令, 要求各区成立与清末巡警补习所类似的巡警传习所, 培训在职巡士。1912年4月1日, 内务部专门颁发了《规定巡警学校及教练所章程咨各省都督文》, 以规范统一地方警察教育。

应该指出的是, 南京临时政府对警察教育所作的上述规定并未完全付诸实施, 有些警察教育法规虽然公布但还来不及实施, 也有些警察教育法规只是刚制定的草案, 还未正式讨论通过。但不可否认的是, 南京临时政府对警察教育所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警察教育方面的进步要求, 对于后来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察教育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评价

综观南京临时政府的警政建设, 可以清楚地看出,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警察法制建设。但是,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其警政建设本身又带有明显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无力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 也没有来得及对清朝极端腐败的警察机构进行全面而认真的改造。同时,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十分复杂, 总揽警政的中央内务部中革命党人居次要地位, 且不少起义省区的政权 (军政府和军政分府) 也大多掌握在旧军阀和旧官僚手中, 造成南京临时政府力莫能及, 从而使孙中山发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警察教育法令难以推行。

但是, 正如有学者评论:“不论是临时性的法规, 还是未经正式通过的草案, 或是虽经公布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者, 只要该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和立法指导思想, 为当时所必需, 对后世的立法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就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哪怕当时只是提出某项立法任务, 或者只是确定一些立法原则和初步构想尚未拿出具体方案, 也应作为一个认识或准备阶段, 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

总而言之, 南京临时政府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警察教育法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与开创性的实践, 尽管当时它们不可能得到全面而有效地贯彻执行, 但其为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基础, 具有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柳卫民.中国警察教育立法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6.

[2]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柳卫民.警察教育若干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7.

近代中国宪政文化浅析 第7篇

近代中国的宪政思想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制度, 而是与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即“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 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仅是西方发达的原因, 也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 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价值主义的宪政观。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政价值首先是民族主义, 其首要目的是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

在西方, 宪法的哲学基础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自由主义, 其基本价值在于通过规制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 借以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然而, 在近代中国, 宪法的基本观念是国家主义, 其初衷不在于支持个人自由或民主政治, 而旨在求强、求富。中国知识分子求强求富的民主宪政方案, 影响了其对西方宪政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 以致在传播宪政思想时都不同程度地篡改了民主宪政的精义。

二、近代中国的“西宪东渐”及反思

(一) 宪政文化引入中国的近代历程

在19世纪下半叶, 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灾难, 有识之士开始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寻求出路。由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变策略, 由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经世致用的思潮转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从经世致用的儒家经世学出发, 首次把“师夷制夷”方略付诸于行动, 开始发展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 以实业救国, 但是最终失败了。此后, 师学西方宪政体制成为了“师夷制夷”的主导方向, 王韬、郑观应提出了更新的“借法自强”方案:君民共主思想。这时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 怎样才能实现国富民强。这是他们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 也是他们不能掌握西方宪政价值的根源。但是王韬、郑观应等人革新政治, 开始走到中国宪政思想的边缘, 为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勃发积奠定基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迫使国人开始觉醒, 这些觉醒的有志之士要求进行专制政体的改革, 同时将西方“民权”的思想引入, 作为反抗专制主义的强大武器。因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 传统文化的纲常名教是和专制主义政治孪生的, 是中国致弱的根源。专制不破, 国家不兴。同时, 康有为一直坚持其“三世”循序进化理论, 主张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国家富强、民主、平等。梁启超则认为宪法既是宪政的旗帜和标志, 也是国家权力、法度的合法来源。总之兴民权、设议院是梁启超振兴中华的主要途径, 并希望中国以此来实现富强。但他们所主张的国家富强之道, 是对宪政价值的误读。这种政治诉求是带有明显的实用工具主义的理论色彩的。

对于宪政理念和宪政价值的理解,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进步, 仍然停留在用宪政实现国家富强的框架内。在孙中山的宪政方案中, 最重要的是权能区分、五权宪法、革命程序、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的军权等学说。他希望把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手中, 并由政府直接治理全国事务。这样, 人民就有了直接的民权, 政府又有了权能, 国家必然富强。

但受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 孙中山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革命者一直无法提供一个稳定的宪政实施方案。后辛亥革命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 战乱不仅摧毁了宪政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还用专制与武力绞杀了宪政的最为基本的保障人权的价值观念。这一切引发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对于专制权力憎恨的起点, 摒弃一切传统观念砸烂传统中国的一切信仰价值, 启发国民的科学与民主觉悟,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真正推行国民参与的民主宪政。但这一矫枉过正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宪政在传统中国的兼容性问题, 相反, 一味地批判传统文化使得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目标在于求强、求富、救亡, 而宪政的要义却在于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借以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宪政价值的误读就注定了, 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将充满波折。

(二) 近代宪政文化的缺失及反思

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由于缺少西方宪政文化的基础, 因此充满波折。其失败的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宪政建设的进程。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居于主导性的地位。这样封闭的自然经济是不会产生自由、平等、个人权利、法治等宪政思想, 产生的只能是君君臣臣、等级特权、君主专制这样的思想意识。不能对国家的宪政建设产生有力的影响, 甚至还会阻碍民众的宪政意识。因此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会成为宪政建设的绊脚石, 从而严重束缚了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步伐。

第二, 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

在近代的中国, 宪政一直都被赋予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期望, 即整个时代的主题:救亡图存, 富国强兵。对宪政文化的思索与关注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深入。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语境从一开始就和西方的宪政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不可能萌发出具有西方宪政意义的文化。因为近代中国背负着国人振兴中华, 国富民强的使命, 这种情况下的宪政是带有政治诉求的, 具有工具主义的色彩。对比西方宪政的产生, 则是建立在稳定政治经济环境下对于民众既得权利的保障, 以及限制权力专制的基础上。借果为因, 这种特定的历史与政治诉求的不同, 从起初就预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精英所谓宪政理想的失败。

第三, 人治传统与淡薄的法治意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律和契约是密切相关的, 法律就相当于所有民众之间共同签订的契约。而在我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社会下, 人民所处的环境并不能培养他们的契约精神。民众缺少契约精神意识, 也会同样地缺失法律的意识。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一宗法社会注重血缘关系, 国家不过是家庭的放大, 家庭又像是国家的缩影。因此民众对于法律的认同是有限度的, 特别是当法律与“礼”相冲突时, 人们往往会摒弃法律而选择尊“礼”。这种对“礼”的过分推崇, 会直接导致对于法律的轻视, 从而与宪政文化越走越远。另外在这种礼治的运行下, 宗族、家庭内的纷争往往不能单纯靠契约解决, 其他一切宗族家法关系也不能仅靠法律就能够理顺。随着“引礼入法, 礼法结合”, 礼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更多, 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更深入, 既被赋予德化的功能, 又和古代社会的宗法伦理相结合。从而与国家所需的宪政理念越来越远。历代各朝的皇亲国戚、官僚等因身份而成为法律的特权阶级, 拥有“官当”、“八议”等特殊待遇, 除此之外, 还以宗族主义为核心, 明确区分了尊卑、长幼、夫妻、亲疏等不同名分, 并赋予了其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与宪政国家所需求的平等的精神相去甚远。

三、结语

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是在极其被动、无奈的困境中摸索前行的。我们是在外国列强野蛮侵略的痛苦中被迫去寻求走出困境的方案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 先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 去培养国家各个阶层的市民精神。我们只能在西方列强侵略我国, 统治阶层又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 不想做任何实质上有益于民主、宪政的困境下进行民主宪政建设。这样的宪政运动历程注定充满着波折, 甚至是停止与倒退。从一定意义上讲, 宪政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富强的有力助手, 也表明了整个民族的权利意识。因此必须树立民众的宪政信仰, 并且认同宪政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 民众才会明白宪政意识的培养对于推动宪政建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中国近代婚俗文化的变革 第8篇

1 近代中国婚姻观念的变革

1. 1 婚姻自由成为法律条文

近代中国婚俗文化的转折点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一致的。鸦片战争后,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通商口岸的开放为各种西方文化的传入提供了捷径。旧文化和新文化互相激烈碰撞, 在交流中逐渐融合。婚俗制度和婚俗文化更是不例外。清末民初, 一些旨在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旧习俗的救国主张, 而改造习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变革传统的婚姻陋俗, 而倡导婚姻自由成为新婚俗的核心价值。

婚姻自由就是“盖以婚姻大事, 不可不慎重之, 而慎重之至, 则非自男女自约自结不为功”, 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题上所享有的充分自主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由于进步知识分子对婚姻陋俗进行了理性的批判, 使一些觉悟者开始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 正是在这新婚姻观的导引下, 社会上的婚姻习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开始出现。

婚俗文化的新变革, 开始注重将婚姻自由列入婚姻法规和婚姻契约。民国四年, 司法部附设的法律编查会, 先后制定民法草案。关于婚姻制度方面, 民法草案亲属篇草案第三章有详细规定, 如“夫妇不相和谐, 而两愿离婚的, 得离婚”等。这一草案虽未成为正式法典, 但具有法律效力, 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民国时期有些地区还专门制定婚礼草案和法规, 作为人们婚姻生活中所遵守的准则。民国初年成立的并受孙中山等人支持的“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 在其暂行草章第一章中“关于实行改革之条件”的九项内容里, 就专门涉及婚姻陋俗的改造, 即“婚姻自由, 但非达法定年龄不得结婚”, “守义、守节、守贞听其自由, 父母翁姑等不得强迫行之”。但民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得婚姻自由并没有彻底法制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 在倡导创立的一系列新制度中就把婚姻自由放在重要位置。1931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该条例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第一部婚姻立法, 正式确立婚姻自由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婚姻法》, 废除了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原则的现代新型婚姻家庭制度, 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也随之被废除, 从此, 中国社会真正进入到婚姻自由时代。

1. 2 贞节观念影响式微

贞节观是封建礼教束缚女人的一道枷锁, 在春秋战国以前已有了贞操的观念, 宣扬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道德行为。到宋代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元、明、清要求妇女守贞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封建贞操观是一种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性道德观, 它压制妇女的生理机能, 蔑视妇女的人格和尊严, 剥夺妇女追求爱情的权利, 甚至剥夺了她们作为社会人的起码权利。

近代以来, 随着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关系逐步终结, 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观念的不断深入, 女性个体意识极大地增强了, 在两性关系上, 封建贞操观受到猛烈的冲击。人们要求个性解放, 个性自由, 打破两性关系中对妇女的束缚, 男女平等即使在事实上还没有得以实际的实现, 但至少在法律上已得到认可。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在民国初年就倡议女子“守义、守节、守贞听其自由, 父母翁姑等不得强迫行之”, 这些号召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约束社会性别行为的一种文化传统, 传统贞节观的影响逐渐式微。昔日贞操观所指的女性对男性忠诚的片面要求开始被男女共同遵守的婚姻家庭伦理、性伦理所取代, 新的婚姻观逐渐形成, 继承了传统贞节观对人们性关系方面的约束。与传统贞节观不同, 在清除对女性的众多人性束缚时, 也加强了对男性的束缚, “贞节”不再单指女性而言, 男性也要求与女性同等的恪守贞操道德。

封建贞节观念式微的表现是离婚与再嫁婚俗现象开始增多。民国时期“法庭诉论, 男女之请离婚者, 实繁有徒, 此皆前此所未有”, 各地离婚案件也逐渐增多, 再嫁风气也日渐兴起, 有些妇女已不以再嫁为耻, 有的寡妇通过自由恋爱, 重新组建了家庭,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夫死再嫁, 视为固然。甚有一而再, 再而三者”的现象。

2 近代中国婚礼仪式的革新

2. 1 文明婚礼的兴起

近代以来, 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改革传统婚姻的主张日益兴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移风易俗发展为一场政治色彩浓郁的群众运动, 婚俗作为家庭习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改变, 文明婚礼应运而生。文明婚礼在上海首先出现, 并逐渐的扩展到全国。

近代文明婚礼, 是在近代新式教育产生、女子得到自由的基础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出现, 随之女学堂出现, 于是女子有了自由的可能, 这给新式婚姻奠定了基础。上海最先开埠, 拥有了推广新式教育的资格。在此基础上, 民国知识界人士的婚姻形态出现了新式的变化。近代文明婚礼是相对于封建婚礼而言的, 主要强调在仪式仪礼上摈弃三媒六聘的封建方式, 向西方学习, 在仪式上体现平等自由的思想。蔡元培的婚姻是新式婚礼的例子, 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 多位媒人上门, 蔡元培对做媒者提出了五项条件, 在当时来说可谓耸人听闻: ①女子须不缠足; ②须识字者; ③男子不娶妾; ④男死后女子可再嫁; ⑤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蔡元培最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女子为妻, 这在当时是对中国古代旧式婚姻“六礼”婚俗的挑战。

在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的带动下, 新式婚礼日益流行, 民国政府也表示要“采取世界现行之通式, 参照中国历来之风俗习惯, 厘定民国婚丧通行礼节, 颁行全国, 以资适用。”由于各地条件不同, 不能都举行正规的文明婚礼, 人们往往参用新礼, 把旧式婚礼加以改造。这种改革, 使中国传统婚礼出现了许多变化。但是,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 尚有相当多的阻力, 所以文明婚礼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到绝对的自由, 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只是就婚礼的仪式而言的。

2. 2 婚礼形式的变革

民国时期, 青年男女开始大胆向传统封建势力挑战, 举办文明结婚, 许多人效仿西式婚礼, 将婚礼选在会堂或礼拜堂举行: 新郎、新娘穿着燕尾服和披纱礼服, 由证婚人 ( 多是请社会知名人士或西洋牧师做证婚人) 宣读证书, 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相对行鞠躬礼, 向来宾行受贺礼, 来宾演说等。以当时党政要员及名人的婚礼为例, 婚礼的举办程序显现出特有的意味, 其大体程序是: ①来宾入席 ( 奏乐) 。②主婚人证婚人入席。③新郎入席。④新娘入席。⑤读证婚书。⑥用印。⑦新郎、新娘行礼 ( 相对一鞠躬) 。⑧新郎、新娘谢来宾 ( 一鞠躬) 。⑨礼成。在这些中西合璧的“文明”婚礼中, 西式马车取代了传统花轿的迎娶, 后来又发展为轿车代替马车, 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车轿迎娶新娘的礼节并未改变, 婚礼体现了融汇中西的特点。

由于文明婚礼需要一定的场面, 而且大都置办酒席, 花费较高, 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 又有一种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体结婚”方式出现。最初时“集体结婚”由市政府倡导和主办, 因而受到社会欢迎, 还出现了商办集体结婚的营业公司。

总之, 清末民初中国婚俗变革经历了由政治经济变化到思想观念变迁再到婚制婚俗变革这样一个过程。婚俗变革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关系的变化相承相应, 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婚俗变革承上启下, 既是明清之际城市市民反对封建婚姻斗争的继续, 又是五四时期婚姻解放以及社会主义新婚俗的先声。

参考文献

[1]梁景时.清末民初婚俗变迁唯物史观探幽[J].通化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 , 199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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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繁荣的原因探究 第9篇

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 儒学或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一直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虽然曾经有外来文化传入中国, 但都在儒家思想文化的肌体内予以同化、吸收。其影响无论在统治阶级或知识分子中, 还是在普通百姓中, 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儒家思想文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义务感,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反映形式和不同的内容侧重。在封建社会里, 他们或著书立论, 发表政见, 关注社会的发展, 或直陈胸臆, 提出谏疏, 表达对朝政的意见, 或通过某种文学艺术形式表示对世情关注的情怀。他们这种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的核心是关注民生, 同时还关注国家的统一与强盛, 而且还具有尽忠尽职的敬业精神。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赋予这种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新的涵义, 即在关注内忧的同时, 还必须关注外患, 反对外来侵略, 追求民族独立。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所具有的内在活力, 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身具备了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动力。

二、西方文化的冲击

西学东渐始于明朝中后期,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清后,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对外实行闭关守国的政策, 这就使中西文化交流一直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直到鸦片战争后, 西方文化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开始迅速传入中国, 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 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民族, 开始“开眼看世界”, 向西方学习, 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经历了从物质到制度, 再到文化的学习与探索历程。现在, 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 随之而来便是科学, 因为科学是民主的利器。在人类文明史上, 科学的发展与政治的革新有不解之缘又相辅相成。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 (于) 他族者, 科学之兴, 其功不在人权说下, 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很明显, 这种科学是理性批判精神, 它不同于自然科学, 但包括自然科学。因而, 它不仅针对迷信、宗教, 而且还针对千百年来束缚着人们思想的陈腐教条, 是打碎精神枷锁, 使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的锐利武器,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 (维) , 无理由之信仰, 欲根治之, 厥为科学。”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入, 先驱们的广泛宣传和大力提倡, 给中国近代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通, 使近代文化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并使之具备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没有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就成为近代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自身因素和内在规律。首先,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文化构成的变化, 即既丰富多彩, 又肤浅粗糙, 没有完整的体系。近代以后, 文化类型除原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之外, 还有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 甚至到后来还传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不仅如此, 近代文化的丰富性还反映在各个领域、部门的变化。这种变化, 一方面表现在传统文化中一些领域逐渐衰落, 如经学的衰落,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就是明显的反映;另一方面, 表现在许多文化新领域的出现, 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教育等的逐渐兴起。其次,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文化内在结构的调整。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有变化和发展。但是, 这种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只是伦理纲常的体系化和严密化, 从而在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个儒学文化体系, 伦理纲常作为这个文化体系的核心, 支配或影响着文化的各个方面。进入近代,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播过程中, 民权、平等和科学思想的提倡和传播, 蔑视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支配地位, 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核心地位, 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尽管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还浓厚地存在着, 但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和广泛。近代文化内在结构的这种质的变化, 使之成为近代文化区别于古代文化的根本点。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近代文化确实进步了, 可谓丰富又复杂, 但是当我们冷静审视这一“丰富”局面时, 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肤浅与粗糙。无论对经学的冷落, 还是对新兴学科的兴趣, 都是表面的。西方先进的学科虽已传入, 可真正得其精神者有几何?所以, 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 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思想的资产阶级新文化, 虽然已经开始冲击儒学的核心地位, 但仍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四、近代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文化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 可谓相辅相成, 关系密切。在一般情况下, 文化的发展依附于政治, 或者说政治形势的变化势必影响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 文化的昌盛大多来自统治政策的开明, 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势必摧残文化的发展。然而, 就是在这种黑暗的专制时代, 出现了短暂的文化繁荣。这表明近代文化的发展与军阀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北洋政府之后, 虽然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钳制文化发展的措施。但是, 国家毕竟已经实行了民主共和政体, 即使是军阀, 其政策也不可能无视国家根本大法的存在。这就在法律上赋予国民以各种自由和权利, 从而使言论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的各种活动合法化。另外, 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 势必革新人们的思想观念, 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又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契机。辛亥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民众, 但鼓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民族主义, 而不是民权主义。国民性无论其优劣, 总是一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 不仅是文化的深层积淀, 也是文化特征的深刻反映, 所以任何对国民性的理性批判, 总是要伴随着对文化的反思, 寻根朔源。因而, “要巩固共和, 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即消除国民思想中传统文化的腐朽成份和负面影响, 革新国民的思想观念, 调动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势必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总之, 近代中国出现文化思想繁荣的局面不是偶然的, 有其深刻的原因, 这些原因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化繁荣的局面。对这些原因进行探析, 可以更好地从中总结经验, 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摘要：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 动荡不安, 民不聊生, 可就是在这动乱的时代, 出现了文化思想繁荣的局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西方文化的冲击、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近代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繁荣,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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