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行政伦理建设论文

基层行政伦理建设论文（精选6篇）

基层行政伦理建设论文 第1篇

一、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行政伦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基层行政伦理促进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公务人员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具有较高的行政伦理素质。如果没有具备较高的行政伦理素质，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要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政府良好的诚信形象，也将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的信心，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基层行政伦理促进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具有较高行政伦理水平的政府体现为一种文明的政治理念，它要求政府是一个公正、透明、法治、责任、廉洁的政府并体现出平等、正义等进步价值。政府守信、公正、公平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基层行政伦理促进依法行政。只有政府信守”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承诺与行政理念，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才能有力地推动依法治国，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二、当前我国基层行政伦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广大国家公务员的道德风貌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他们不仅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道德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而且，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念也正初步形成。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基层行政伦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1、政府信用缺失。一是行政规则随意多变。决策过程不民主和不科学将导致政策的不切实际、互相冲突、变化多端，使行政相对人无所适从。二是行政行为公信力受质疑。行政机关不能及时有效公开行政规则以及其他理应公开的社会公共资信。社会实际存在的信息与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不对称，其后果只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以上这些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本质是行政权力主体放弃或违背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进行非公共的活动，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

2、服务意识淡泊。部分政府机关”坐、等、看"思想观念尚未根本扭转，服务对象不清，主动服务意识淡薄，对服务行政[抱冷漠和消极的态度，这就颠倒了公共行政的目的与手段，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宗旨。市场经济使传统的行政伦理体系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道德说教连同计划经济体系一同淡化，许多政府部门责任意识缺失，公仆意识淡薄，，严重腐蚀了行政权力。

3、本位主义比较明显。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一些公务员在社会比较中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于是，在本团体与其他团体、与国家利益的分界处，极力地维护本团体利益，有的甚至利用本单位的职能权力去谋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其他团体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公共行政的实践面临着诸多挑战，削弱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力量，危及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的政治稳定，损害了民族精神、向上信念和凝聚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加强中国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对策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使行政伦理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从以下方面加强建设：

1、加强行政主体的伦理教育。行政伦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行政伦理教化和行政伦理养成，以内化为公务员的行政道德素质和良好的道德人格，实为治本之策。首先，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法制化。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和培训。在方式上应该灵活多样，脱产和在职相结合，定期和临时相协调。其次，借助榜样示范，选取符合政府需要的价值观。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要向榜样看齐学习，强化正面典型的示范诱导作用。再次，重视思想教育，将传统与当代教育结合起来进行，使广大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行政道德重建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

2、强化社会监督。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营造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限制和约束个别的伦理失范行为，督促政府重诺、守诺，取信于民。推动政府的科学决策，促进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使各项工作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这样，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地取信于民。

3、创新行政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公务人员等行政主体所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行政文化的创新与进步，将促进行政伦理观念的变革，保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进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应强化国家公务员是普通公民的正确观念;在管理文化上，公务员要养成民智集中者的行为习惯;在文化心理上，培育公务员是普通劳动者的健康心态。

4、加强行政伦理法律建设。进行道德立法和道德制度化建设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外在保障。在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强化道德他律性，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让守德者获福，败德者获罪，切实保证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主义需要行政伦理的支撑，我们要发挥优良的行政伦理优良传统，改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行政伦理观念，不断改革创新，促进和谐社会主义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卓娅，论服务型政府中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5)

[2]、王文科，公共行政的公共利益追求及其伦理诠释,《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1)

[3]、林炳淦，基层政府行政能力的伦理价值,《福州党校学报》，，(6)

【摘要】：行政伦理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文分析行政伦理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指出当前我国基层行政伦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加强中国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对策。

【关键词】：和谐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对策

基层行政伦理建设论文 第2篇

通过对行政伦理的学习和授课教授的案例精彩的讲解与剖析，使自己对行政伦理这门课程有了了解和认识。对行政伦理的起源、概念、定义和延伸的理论有了了解，也明白了政府公职人员如何去树立行政执行，如何在开展工作中树立服务意识。同时对于现实存在的问题有了肤浅的看法。

现对学习后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

伦理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持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行政伦理就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行政伦理是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是行政权力的重要制约机制之一。

伦理与行政伦理界定：伦理（道德、法律），伦：人伦；条理；顺序；类别。理：条文；道理；管理；整理。伦理：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外）。道德：尊奉“道”的一种德行内省（内）。法律：以国家意志为形式的强制性规则总称可视为伦理之“底线”。行政伦理：国家意志执行中的道德理念总称。

行政伦理的基本内涵：不同视角下的不同结论（主体性角度、政治性角度、层次性角度、职业性角度、现实性视角、体系性视角）；基本范畴（八大范畴：理想、态度、义务、技能、纪律、良心、荣誉、作风）。基础：廉政，价值体系的核心：勤政目标：行政人格。

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鉴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公共行政伦理不能仅仅停留在规范论或美德论等的传统论域之中，必须从制度基础层面做出澄清才能获得共识，从而保证公共行政伦理的有效进行，这正是目前中国公共行政的薄弱环节，也应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依照行政学首创者威尔逊的设想，将政治与行政区分开可以保证行政队伍的稳定、行政活动的专业化以及行政程序的持续性，这是基于他对政治包含不同层面活动形式的深刻洞察。他认为民选的代表(政客)通过政治程序决定政府应采取何种方案，行政官员则负责具体执行这些方案。也就是说，将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划分成不同的类型，由两类人群分别去担当。所以，他主张，一旦一个机构的使命得到确立，立法机关通过了行政机关的预算，那么政治过程便结束了，行政过程也随之开始。在他看来，行政活动的本质就是实施决策。不难看出，威尔逊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印记，简单地将行政活动当作纯粹技术化的活动，行政人员必须完全摈弃个人好恶，持价值中立立场进行工作。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几十年政治、行政二分的实践证明，完全无视价值和道德原则的行政人员是冷冰冰的行政工具，不仅无助于公众利益的实现，反而会伤害公众的利益。

行政伦理涉及的是行政活动的价值导向之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价值导向一经确认就可以成为政府内全部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日常行为的整体价值目标，影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由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在西方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之出现了公共行政伦理的吁求。与前者相比，公共行政伦理突出的是公共性、公众性和社会性，制度基础不再是传统的行政机关或政府官员，还扩展到市民社会、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更大的范围。

公共行政兴起后，人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强调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价值信守的责任，否则，公权就容易沦为私利的手段，行政活动就会背离其初衷。而且行政活动决策，即政府公共决策是根本不同于私人决策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私人决策的后果最终是私人自己来承担，但公共决策的后果最终却要由公众来承担。一个有钱的人如何支配他的钱只是一个私德问题，但政府官员如何支配财政预算就不能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偏好，而必须服从公共意志。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许多学者在行政伦理研究方面做出了探索，提出了有关公共行政道德基础、清晰而简明的主张。无论如何，他们都坚持了宪政这一基本理念，宪政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制度基础。

中国现代行政可上溯到民国时期。此前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只有“家政”或“朝政”，而无行政。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无从产生。

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行政实践，充分总结了中国历史教训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失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论述加以实践化运用，开始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革新，创造了新天地。

在近30年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充分意识到了现存的行政体制对市场、对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进行了多次改组、重塑，并展开了较为深人的行政机构改革。然而，不可否认，成效远比预期的小。若做横向比较，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行政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究其根源在于缺乏为公共行政伦理设置切实可行且有足够稳定性的制度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的快速传播，使得部分政府人员在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偏颇。如影响比较的孟连事件等，使得政府在处理一些问题时，缺乏从行政伦理的角度看待和解决。

其实，西方公共行政伦理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分赃制、寡头制、黑金政治等也曾困绕他们多年，但随着逐渐确立起宪政理念的核心地位，公共行政伦理才走上了正轨。

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是其社会职能的体现，这样的社会职能又受制于不同的公共行政体系的制度安排。概括地说，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在当代有三种主要形式:(1)在党政一体的制度设计中，公共行政人员主要是政治的代言人;(2)在普遍民主的政体中，公共行政人员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者;(3)在代议制政府下，公共行政人员是各种利益的协调者。我国正在实施的包括政体分开的行政改革力图突破党政一体的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制度又要避免代议制政府的动荡，因此，行政改革的目标是确认普遍民主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公共行政活动中由于“委托人缺席”，不存在完备的委托代理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公共行政活动缺少制度激励，使得普遍民主的政治理念追求仅仅维系于公职人员的思想觉悟之上，必然变得非常脆弱。在全国的人大代表中企业领导、政府官员、其它行业的人员占据多数，基层农民占据很少，反映农民真正问题实质的不多。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有的脱离实际，也是造成对政府不满的一些成因。如何看待政府人员的不道德行为和现象，如何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伦理水平和观念，也是需要政府不断去摸索和提高的方面。

可以说，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伦理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不明，政府的功能定位和服务定位，政府的公职人员如何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如何去代表民众行使权力等等，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伦理的主体定位不是很清，也正是角色不明或错位才导致了公共行政活动中不道德现象的大量发生。行政行为的最终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有令人满意回答的问题。由于制度基础不明确、不切实，这就给行政活动留下了太大的伸缩空间，造成了行政活动的随意性。

效益和功利这样的可视、易于量化的目标就受到各级政府和行政人员们的追捧。现代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主要支柱是其政绩，但若仅仅为了追求政绩，可能会驱使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择手段，这就根本背离了公务活动的初衷，所以必须对政绩进行价值引导，给出经过道德辨思的政绩观。

基层行政伦理建设论文 第3篇

关键词：行政决策,行政伦理,失范,指导作用

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基层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日益紧密, 其行政决策直接作用于基层人民群众, 并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基层政府作为连接上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纽带, 其行政决策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行政决策的成败也关乎着整个社会工作的成败。因此, 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潮流中,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基层政府行政决策问题就显得必要而紧迫。

1基层政府行政决策失误中行政伦理的成因

行政伦理价值观作为公共决策的一个基础, 它影响、制约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的活动, 渗透到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在基层政府决策失误中, 其行政伦理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决策主体的“官本位”思想。基层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 会出现公权滥用的现象。基层政府在法定决策权范围内出于不正当、不合法的动机而背离客观实际和国家法令所作出的行政决策。二是基层政府行政决策外部环境的行政伦理偏差。伦理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 与决策主体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政治生活的民主、平等程序直接制约着决策主体的价值观。同时, 市场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了决策主体价值取向的紊乱。三是整个政府组织体系的“官僚化”。在公共利益实现最大化的过程中, 公共权力具有的最大特点就是服务性, 是一种为人民利益实现服务的工具。然而官僚制使公共行政成为彻底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工具,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官僚制作为统治制度来看待的, 依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在这里, 权力成为角逐的对象, 在公共领域出现某些官员行政目标的异化, 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赋予官员的权力和地位, 变成了一些人实际追求的目标。

2行政伦理失范的危害

公共行政本质所蕴含的伦理价值是行政体系存在合法性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合法性程度取决于其伦理价值与公民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间的趋同程度。在追求效率目标下, 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固有的伦理秩序被打乱。政府职能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 经济一体化和多元文化的对撞, 使原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对公务员来说变得更加模糊。一是失去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任何政府要生存和发展, 必须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包括法治、效率、择优、专业分工等衡量标准, 但衡量合法性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和保持公民的信任。现代社会, 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支持和信任, 是以政府充分理解、尊重和实现既维护公民的利益、权力资格和权利地位为交换条件的。二是失去政府的权威性基础。政府权威具有公共性和合理合法的强制性特点, 它总是深深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代表公共利益的需要, 是民众授权并受法律约束的政府。因此, 政府权威的基础来源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支持。三是失去政府服务的有效性。如果公共行政由于一些人为的或者体制建设上的缺陷, 导致与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之间有所偏离, 那么公共行政的进程就会遇到阻碍, 使政府的服务效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3优化基层政府决策中行政伦理观

(1) 行政伦理制度化。

行政伦理制度化主要是指人们将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 并强调行政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指向是从制度方面解决行政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 表现为人们将行政过程本应追求的伦理要求制度化, 并在具体的行政过程得到执行和遵守。行政伦理制度化的主要途径就是行政伦理的法治化, 也就是通过立法程序将一定的行政伦理以法律、国家意志的形式明确表现出来并使之具有法律的效力。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治理行政伦理失范问题共同的趋势和通行的做法。

(2) 行政决策主体的培育。

作为在行政领域占据着行政职位的行政人员, 是具有双重人格的。除了具有作为经济关系中的一般人的物质追求外, 因其特殊的地位、特殊的职位, 还具有“公共人”的人格。由于处在行政领域, 那么行政人员就不能被视同与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人。通过培养和强化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通过内心价值观和伦理准则的作用, 调整行政人员的行政和伦理行为。

4结论

综上所述, 基层政府公共决策是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一个基本手段, 公共决策也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主要形式, 公共决策的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基层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质量和效率。公共决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深远。要使基层政府做出公正、公平的决策一定要从伦理的角度对政府决策者进行主观上的伦理规约。

参考文献

[1]丁文宏.当前人生价值观念的嬗变、成因和对策[J].咸阳师专学报, 1996.

[2]于兆波.立法决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王伟.行政伦理概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4]王人博.法制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我国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浅析 第4篇

关键词：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57-01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基层公务员。

基层公务员是公务员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属于单一制的国家，中央政府是最高的政府权力机构，而基层政府属于中央政府的下设机构，“中央”和“地方”之间是上下隶属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地方政府定义为，在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设置的治理国家部分地域的政府，即所谓的基层政府。基层公务员就是指在我国基层性政府中从事行政工作的专门性政府工作人员，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工资福利的政府工作人员。

（二）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是指有关对政府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不仅包括政府行政活动的领导、决策和执行的全部过程，同时也包括行政活动主体的合理性与行政管理过程正当性的判断，而且还包括对政府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道德表现及政府组织在政治活动中的价值追求。总之，行政伦理一般是指对执掌国家公共权力公务人员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

二、我国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困境及根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建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从总体上看，行政伦理的水平还是高的，基层公务员基本上做到了廉洁自律和对人民负责。但随着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政府外部行政环境的发展变化，基层公务员在处理工作事务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行政伦理困境，基层公务员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问题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务员自身欠缺行政伦理的素质。

基层公务员自身的行政伦理素质，对公务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基层公务员作为公职的履行者和政策的执行人，其伦理素质在社会上的可信度和威望有着重要的影响。基层公务员作为公共权利的执行者，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外部环境的改变下，面对各种诱惑，倘若基层公务员的执政能力和行政伦理素质欠缺，就会导致他们在行政伦理认知、信念、意志上变得薄弱。出现滥用公共权力，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职位要求的职责，甚至严重渎职。

（二）官本位特权思想严重。

在传统上，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促使基层公务员在行政伦理建设的过程中出现困境。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没有公仆意识，出现高高在上的或是搞特权和特殊化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现象。由于官僚主义盛行，“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基层公务员要积极树立廉洁自律的意识，杜绝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择手段、毫无顾忌、贪污腐败。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基层公务员要抵挡住腐朽思想的侵袭，把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取福利。

（三）公务员行政伦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

我国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政权力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只有拥有良好的制约机制，公共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常运行。

三、我国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探讨

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密不可分，行政伦理的建设，是公务员提高自身修养的基础，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通过运用伦理的方式，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这对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探讨意义深远。

（一）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

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是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第一，加强对基层公务员的行政伦理知识教育，特别是要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一个人的品行在工作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第二，积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自身修养，基层公务员只有不断的提高和完善自身的修养，才能更好的适应工作，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行政伦理素养。最后，要积极开展有关实践活动，通过活动的方式来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基层公务员要提高伦理道德修养，在实际遇到的行政伦理问题，更应该积极主动的应对。

（二）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法制化。

在构建服务型的过程中，公务员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是最基本的前提和保障。通过对公务员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建设，利用法律来规范和建设公务员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伦理道德，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和准则。通过法律法规来维护和规范公务员履行自己职责和义务的行政伦理的稳定性。为了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就必须完善和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积极推进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和实现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的法制化。

（三）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首先，由于我国的行政伦理机制建设起步比较晚，关系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因此，导致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个监督主体职能和范围界定上的模糊，并由此造成在监督职能上的交叉和重叠，在监督责任上出现互相推诿，监督职能上受到弱化。其次，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充分利用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的力量，对公務员的行为规范起到监督的作用。（四）营造良好的公务员行政伦理环境。

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前提，在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的过程中，行政伦理的建设依赖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就表明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发展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基础。其次，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保障。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最后，积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的合法的权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环境，并不断的提高人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结语

基层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在平时的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拥有特定的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以外，更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认识到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群体的特殊性，公务员是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玲玲.行政伦理视角下我国公务员行政责任实现途径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0.

[2]韩志明.行政责任困境的制度分析[D].吉林大学，2006.

[3]谢军.行政伦理及其建设平台[J].道德与文明，2002（4）.

[4]郭媛，温志强.论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治理[J].人力资源，2010（11）.

行政伦理论文 第5篇

一、关于行政伦理和社会道德

行政伦理，主要指的是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理论体系。正如遵守社会公德对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不可或缺，一切涉及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机关、团体或组织，其日常活动，尤其是政府公共行政的有序和高效，都离不开公共行政伦理建设。良好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在公共行政理念方面表现为良好的理想、信念、宗旨与价值观念，并具体化为“为民”、“责任”、“服务”等;社会道德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直以来都被人们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道德建设整体都得到了发展，但也面临着转型，随着转型压力的递增，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失范状态是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而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作为社会失范状态的一个方面，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

二、关于目前我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现状

尽管文明的趋势是上升的，但是，社会道德良心已经进入了它的休眠状态。以的“彭宇案”为起点，到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从苏丹红到三氯氰胺，从瘦肉精到染色馒头等关系到人民最基本吃饭的问题;再到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到的冷漠人心的“小悦悦事件”等关系生命道德的问题;再到的复旦大学“投毒事件”，这些都是国人道德上的缺失，没能坚守住自己诚信、良心的阵地，为了一己私利，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置之不理的结果。至此，几乎每天网络上都会爆出让人担忧的违背道德常理的相关事件，许多学者也进入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得出主要的两种观点：一是道德信仰危机;二是道德行为失范。它降低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损害了我们民族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成为今后国家发展进步的障碍。

三、社会道德失范和道德滑坡现象的原因分析

1.教育滞后的影响。教育滞后主要表现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在学校，教育过于功利性，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在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就业率，而忽视了学校的育人功能。家庭方面，很多家长忙于工作和事业忽视对孩子的德育教育，忽略了对孩子品德教育的重要性。社会方面，德育教育空白无力，没有形成主流，而且在对优良的道德行为、典型道德模范宣传不足。

2.功利主义的驱使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可以昧着良心踩在别人的身上追逐名利、践踏道德。社会正在形成一种不良的风气，由此导致人们责任心的丧失。我们已经在道德滑坡的环境里越走越深，不能正确的分析具体的情况，已经处于道德规范的迷茫期和困惑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坚持自己原有的价值观。

3.舆论导向的影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变幻时期，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价值规律，而自由而平等的交换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观日渐深入人心，人们通过交流平台自由的发表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致使舆论导向也随之发生改变。

4.自身文化素质因素的影响。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思想的禁锢。在这种氛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生长生为一种“服从”文化。人们在这种几千年的熏染中，逐渐成为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人们的处世之道，而“家”文化使中国人“重私德、轻公德”的思想根深蒂固。

5.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社会评价是社会的行为主体根据已有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标准，对社会某一现象或者社会事实进行评判，然后为其定义一个积极或者消极的意义。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逐渐走向多元化的阶段，人们就会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这种行为进行评价，出现相应的利弊权衡。

6.世俗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对物质和金钱、欲望的满足超越了道德伦理的价值。西方思潮在向我们不断袭来，我们在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至上的同时，忽略了传统道德的要求，在接受西方思潮的时候，并不能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四、解决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对策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吸取各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让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承下来，也要积极利用社会道德舆论的力量引导与完善各项制度，填补转型中制度设计的漏洞。

1.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氛围。社会上发生的很多的有关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情，由此导致了人们的冷漠性。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可以从“学雷锋”做起，不吝啬我们的每一滴爱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需要帮助的人伸手双手。各行各业应在自己的岗位上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创新。

2.道德教育宣传，树立正确社会向导。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报刊等传播工具，树立典型，加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学校应该改变传统的理论教育方法，通过隐性教育法把德育内容潜移默化渗透到学生身上，并使其内化为其良好的道德素质。社会上应加大宣传力度，把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社会向导，自觉净化心灵。

3.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良好社会道德意识。社会道德问题根源于社会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各种制度、法律的完善。

4.道德教育至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爱国主义教育、法制观教育、价值观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健康人格教育等都应成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把道德教育推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5.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积淀着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一个传统文化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传统的力量从源泉上净化社会不良的风气。

6.政治文明建设并完善相关的法令法规制度。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两手抓。逐渐扩大社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还权于社会，形成自律性的公共道德规范管理约束自己。允许舆论的批评监督，逐渐扭转社会舆论和风气对违背德行为的价值颠倒的判断。

五、结语

行政伦理结课论文 第6篇

行政伦理角度下的公平与效率

培养单位：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行政管理

作者姓名：22021010024 达明月

指导教师：麻宝斌 教授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Candidate：Da Mingyue

Supervisor：Prof.Ma Baobi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China

行政伦理角度下的公平与效率

22021010024 达明月

摘要：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全面发展和加强社会保障的两大目标，而效率与公平之间具有统一性，需要两者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二者是不能兼得的，在生活中和在行政环境中，都面临着效率与公平进行价值选择，在它们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本文通过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性并结合案例来进行分析，以及依据行政伦理的道德目标来对公共行政在其之间的价值选择提出见解，并且针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也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选择。重点在于如何在现在的基础上加强贯彻公平原则，维护公平正义。重建公平比单纯强调效率意义更为深远。

关键词：公平效率 价值 行政 伦理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Abstract:Efficiency and equity are the two major goal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re is a unity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which need to complement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However,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m.They can not have both.In life and in the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value choice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so a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combined with cases, and puts forward opinions on the value choice betwe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moral goal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Moreover,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also chooses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The focus i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and safeguard equity and justice on the current basis.Restoring fairness goes further than simply emphasising eff.一、公平与效率在行政伦理下的涵义

从伦理意义上来讲，公平指的是社会财富中的公正、合理，要求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公共行政的公平观是政治正义的组成部分，要求政府政策应服务于公共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公平配置社会资源，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开展行政活动时要平等地对待一切社会成员，而不只是服务于某些特定成员。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共同地、永恒的价值追求，追求社会公平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追求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组织自身的性质决定的，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公众普遍的要求，要立足于解决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行政效率是指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得到的劳动效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比率关系，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从事行政工作的质量和评价。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行政效率就是政府效率，政府效率就是政府生产力，它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综合生产力。行政效率可分为三个层次：组织效率（高级决策层所表现的效率）、管理效率（中间管理层所表现的效率）和工作效率（基层工作人员所表现的效率）。这三个层次的效率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是不能单独存在的。[1]

公共行政的目的是效率，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平。效率是发展速度，是社会发展机制；公平是一种社会价值和社会心理状态，是社会稳定机制。市场经济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社会分配不公上，政府则可以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通过行政行为公平、行政程序和行政制度公正来维护社会公平。

二、公平与效率具有矛盾性

然而，效率与公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统一又表现在效率是最终实现事实上公平的基础和主要途径，公平是效率的保证。而其矛盾表现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平的实现，追求公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效率的提高。

对现代社会的国家和政府而言 ,恰当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公平与效率的良好配合以及高效互补，是公共行政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威尔逊将行政学的目标界定为两点：一是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做什么工作。二是政府怎样才能尽可能高地效率和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低地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组织有很大的效率优势。最大特征是职业化和专业化，能有效完成较大规模的复杂任务，适应了工业化对政府的要求。

可以看出目标是清晰且难以达到的，政府方面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是具有矛盾性的，因为效率与公平是现代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两大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社会发展是指经济、文化、政治等全方面的发展，它们共同的目标是公平与效率。在全方位的社会发展中，不能单纯的追求某一种发展，比如在一段时间内社会或者政府所制定的计划是倾向于经济和政治的，则忽略了文化的进步，那么长此以往文化方面的滞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方面如经济的发展。由此看出，社会文明的任何一方面进步,都不应该是以牺牲其他方面文明进步为代价的单项突破 ,而必须是有机协调发展。所以在社会全面发展的意义上 ,公平与效率理应是同时并举的两个目标。提高效率代表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公平代表着

在推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实践中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这两方面同等重要。实现社会物质或精神文明的前提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即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做出的选择。而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2]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从而要求人们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便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因此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公平分配社会资源是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实现“公平”，意味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也确切感受到了公平，即自己的权利、物质、利益等得到了平等的对待，而如果大多数民众没有切身的感受到公平，认为当前的资源分配没有达到公平，那么就可以认为社会没有有效的实现公平。由此可以看出，想要让大多数人们认为当前的资源分配是公平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等各个决策中，不能只关注公平，效率、效能、效益等指标都是在行政中不能忽略的要素，在现实生活中，公平与效率两个目标的实现总是很难同时达成:，或效率优先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或公平为首而损失一定的效率，国家和政府经常要在这“两难”中进行选择和权衡。这样，社会进步在实践的层面上，集中体现在如何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问题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推进效率和在有效率的前提下达成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3]

如果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以利益的角度出发的考虑，认为好的制度安排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效率，为了效率，甚至可以牺牲公平。这种选择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国家整个的经济水平有所提升，人们在物质方面能感受到了改进，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在文化、精神文明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果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也就是说，不管制度安排多么有效率，只要它不能促进公平，制度本身就无实际意义，只有保证公平的优先性，才能真正提高效率。这是将公平、正义放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市场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往往容易舍弃公平，从而造成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少数的富人可以通过货币优势获得一些额外的权利，即大部分民众没有享受到的权利。但是如果过分追求公平，只是兼顾效率的话，政府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实现公共物质利益的水平就会降低，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水平低下一定会影响公平的实现，从而导致恶性循环，人们对政府不满意，政府因而不能顺利的进行公共行政和干预社会事务，集体利益受到了损失，最终公平与效率均不能很好地实现。

因此，追求公平忽视效率会降低人们的物质水平，那么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共同贫穷。而过多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平，让大多数群众感受到了资源配置不公平的存在，就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以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效率与公平是很难做到兼顾的，所以公平与效率难以达成一致，其矛盾性会给政府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生活案例：在称重和计量工具还没有被发明的古代，有七个人一起生活。大家各司其职，缺一不可，日子过得平淡且规律，唯独有件事让大家心烦，那就是每天进餐时如何均分玉米粥的问题。他们尝试很多分粥的方法。起初，他们通过商定选一个人出来专门负责分粥，但实行起来才发现，这个负责分粥的人每次分给自己的粥都是最多的。随后他们又通过投票改选几次，但每次都是这种情况。

既然设立专人分粥行不通，大家就轮流当分粥的人，每人一天。虽然每个人都有了给自己多分粥的机会，但却存在着更大的弊端——每个人只有在自己主持分粥的那天才吃得最饱，而在没有权利分粥的六天只能吃个半饱。看到这种局面，组长痛定思痛，决定承担分粥的角色，且发誓保证公平。最开始几天，组长还能坚持公平分粥，但很快，奉承和献殷勤的人多了，组长迫于人情压力，公平分粥这件事也就干不下去了。七个人再次聚到一起讨论，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以期形成一个完善的分配与监督体制。终于，分粥这件事做到了公平公正，但由于委员会运作流程复杂，等分粥完毕时，粥都凉了。

三、公共行政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价值选择

虽然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在公共行政中也应当寻求一个平衡，不能完全做到两者兼顾，也要本着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的原则，尽可能的协调两者的关系。如何以最小的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对于市场机制不能进行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要实行干预，但是要干预的恰到好处，不能过分限制市场行为。公平收入的措施也要适当，使收入实现均衡，但是也不能过分地限制富人，用少数人的财富来救济多数人的贫穷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公平与效率都是政府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因而要做到两者兼顾，但是两者兼顾只是一个总体要求，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平与效率的选择要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任务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依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和移动。强调效率的价值多些，还是强调公平的价值多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价值选择，这与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关。一般而言，生产力越落后，效率在目标选择中的地位越重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公平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4]

但是，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公平与效率，在某一具体阶段确实无法平衡时，我认为可以着眼于实现公平。因为，公平相较于效率而言，真正体现了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休谟认为，公平是一种人为美德，其产生和存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状态和条件。物质条件上，正是因为有了一定的财富又不够充分，公平才有存在的必要。从人性上看，人类的自私心需要从公平的美德来约束。亚当斯认为，公平是一种激励机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公平待遇时，才会努力工作。并且公平渗透到了广大民众的生活中，点点滴滴都离不开对公平的诉求，比如公民的社会地位、权利的获得与义务的履行、收入分配以及各种机会的获得与选择等。因而可以看出公平关系着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以及直接关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发展。然而效率，更多的是相对于市场而言的，提高效率可以更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但这是对于社会和市场整体而言的，对于个体来说，追求理性效用的最大化，却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行为，以致决策失误，产生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从而导致公众的实际需求不能满足，人们的真实感受被忽视，容易引起人民的公愤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阻滞社会的全面发展。另外，公平无论怎样发展，怎样延申，都不会造成负面的结果，都会更加地让民众感受到了被重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人们的支持。但是效率的过分延申，容易引起相反的结果，得不到民众的认同与肯定，因而最终还是需要公平来弥补。[5]

政策的核心原则就是确保公共计划得以公正实施。而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扮演着社会公众代理人的角色，承担着受委托的责任，它要起着制定和维护竞争规则的作用，这些规则的作用就是解决社会公平，由此看来，政府及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也时刻离不开公平，公平在一定层面上就是正义的体现，社会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制度是社会公平的保障。

关于效率，它是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的，因为追求效率，是人们自然产生地行为，在工作和学习中，潜意识地都在追求效率地最大化，效率是自发、自然和客观的。并且效率是可量化的，可以依据具体问题来不断调整各种要素的结构来提高效率，因而对效率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人类的这种竞争性和趋利性，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会保持一定效率，因而我们没有理由担心效率低下和行政运作的零和游戏问题。但是人们一般不会强烈的主动追求公平，所以在公共行政中，公平应当是重心。[6]

四、关于新公共服务中的效率与公平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伯 特·丹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该理 论认为，把公民当成“顾客”的观念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应把传统的对效率和业绩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回应性的关注上来。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掌舵而非划桨，而新公共服务则认为政府是服务而非掌舵。它重视人而不是生产率，它所强调的社会公平包括公共部门和公民两个方面，体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协商新关系。新公共服务在兼顾效率与目标达成的同时，力图提升社会公平与责任，使公 共行政具有适应性和动态弹性以更好地回应社会治理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新公共管理。但新公共服务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政府与公民的选择性协商机制会导致讨论过多而行动不足，多元化民主治理与治理者的关系的协调等。新公共行政在强调社会公平核心价值的同时并不排斥效率的价值，新公共管理在号召回归效率的同时也关注责任和公平价值，新公共服务在兼顾效率与目标达成的同时，更加强调其目的性，使得公共行政学对效率与公平的追求达到两者平衡。正是由于关注的重点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来回摆动，才形成了公共行政学价值追求百年演变的单摆模型。[7]

五、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价值选择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而 阶段的工作重点便是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解决改革中产生的这些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重视公平问题。现阶段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公平问题产生的。比如，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如果再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给深化改革带来巨大阻碍。其次，从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政策中也可以明显地发现公平的重要性。面对着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第 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视公平大的作用也是必 不可少的一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公平”达 20 多处。这些都体现了党和国家让改革成果惠及每一个 人的决心，也体现了现阶段强调公平的重要性。一段时期的国家政策就是反映这个国家这个阶段至关重要的问题，由此可见，公平问题值得更加强调。[8]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目标之间的选择。在目前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效率仿佛是人们极力追求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透露着对高效率的诉求。近几年来公共政策一直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原则。效率得到了高度重视，我国现代化发展迅速，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生活也获得了改善。然而，维护好公平与正义的目标没有实现，人们的思想落差较大，加上收入分配的不公，人们心生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有序发展。公平被忽略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出现利益矛盾，腐败现象发生。由此看来，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不能完美地平衡公平与效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和政府也应当不断探索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公共行政如何在保持高效率的同时，维护好公平与正义是重中之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政府的首要责任和神圣使命。[9]

维护公平与正义也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项根本原则，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所以达到公平是全社会的目标。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以上，已远超国际警戒线。我国目前收入差距不仅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两极分化空前大的时期，因而政府应该及时地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各种政策的调整以维护公平。

维护公平与正义也是由我国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我们政权的基本属性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的工人、农民一直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严峻考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更加能够使广大工农改善生活条件与公平分享社会资源，但是从现实来看，工农阶层地位已不断边缘化、底层化，这正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因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提了出来。

当前社会显现的具体问题中，较突出的有教育与医疗的不公平，例如教育资源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分配不均。新中国建立以来，走的是一条以牺牲农民利益来快速发展工业化国家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一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和城市一起加入到富裕的地区当中，一部分农民也率先进入富裕者行列，但其在教育投入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从教育资金的投入来看，基础教育生均费分配不均突出地表现在发达地区与边远落后地区，且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因此要深入贯彻教育平等原则。例如在入学机会上，从源头出发，严厉监察机制约束“关系户”等权力寻租的现象，普遍提高城乡，重点与非重点学校间基础设施方面的水准等，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平。[10]政府需要强化政策缺位的事后补足，建立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机制，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堵塞腐败滋生的机会等。[11]事实上，公平问题的重置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社会的诸多方面，不管哪项政策措施，都 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人们的安康，体现人之尊严。就像奥肯所说的那样，“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进而“在一个有效 率的经济体制中增进平等”。[1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