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社区范文
安置社区范文(精选10篇)
安置社区 第1篇
1 身份认同的危机
1.1 职业的变化
以前在农村社区,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既是他们生活的来源地, 也是他们心灵的寄托地, 自然农民这一身份也就是他们的唯一身份, 他们天天经历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但是进入安置社区之后, 土地消失了, 居民被迫去农民化, 农民要找寻其他职业, 以养家糊口, 但是由于安置社区居民的学历和其他方面的局限性很难找到高薪体面的工作, 尤其是妇女和老年人。像年轻人, 由于有点文化, 学历也相对高一些, 可以去企业或服务行业工作。像中年人, 有的可能只能通过出租房屋或者在小区开麻将馆来获得生活来源。总体说来, 安置社区居民职业有了明显的变化, 都已经是非农民了。
1.2 户籍的变化
农民支撑了大部分中国人口的组成, 农业也是本国的第一产业, 在农村, 农民的户籍大多都是农村户口。现在农民进入安置社区之后, 户籍相应的变成城镇户口, 每月老年人可以拿500元社保费。
1.3 对自己所属身份的认同变化
对于安置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 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 一种认为自己是市民身份, 对于每种身份认同都有自己各自的理由, 总结起来就是, 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的一类人, 他们觉得虽然没有土地了, 但是待遇还是和农民差不多, 对未来的老年生活还是会产生担忧和不安全感。认为自己是市民身份的一类人, 他们觉得自己现在住的安置社区与市民住的商品房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粮食、蔬菜等都是从农贸市场买, 不用自己种, 很多都是工人, 有自己的单位, 和城市里的人也差不多。
2 文化堕距
文化堕距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及文化功能整合理论基础之上的。整合理论认为, 社会文化体系的各部分、各分支在功能上是互补的, 部分和分支对于整体有不可缺少的功能, 如果各部分的变化不一致, 就会发生社会解组现象。社会冲突自身的时代性和永恒性, 决定了社会文化模式的变迁性, 社会的整合、转型, 引起文化模式的整合、转型。
2.1 原有的小农经济等文化观念与现行的生活环境之间的不适应
以前的农村社区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农民吃的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粮食, 自己养的家禽家畜, 一派忙碌淳朴的景象, 但是进入安置社区以后, 生活环境虽然变得比以前洁净了, 但是公共空间明显缩小了, 以前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干柴堆起来的小山丘, 家家户户都有小灶头, 现在很多居民只能用液化气或者天然气, 以前的小农经济不复存在, 吃的用的都需要购买, 生活成本立马就升高了, 很多社区居民肯定就感觉到不适应, 尤其是老一辈的农民, 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 省吃俭用, 每天吃的蔬菜都是自己家种的, 既绿色又实惠, 换了生活环境肯定会感到很不舒服。
安置社区居民熟悉的是农业经济模式和农耕文化, 习惯了集体财产之外个人还可以拥有“自留地”, 自身不知不觉间会带有一定的小农意识。反映到安置后的生活中, 他们会抢占社区公共绿地种花种菜, 会利用楼道堆放杂物, 会在楼顶天台饲养家畜, 也会把鸡鸭养在屋子里, 不考虑是否会影响到邻居的居住环境。
2.2 以前的惯习和现在的规范之间的冲突
“惯习” (habitus) 这一概念最早并不是由布迪厄所使用的, 而是一个传统的哲学概念, 最早出现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论述中, 黑格尔、胡塞尔、韦伯以及涂尔干都曾使用过“惯习”这个词。
滕尼斯指出, 规范是行动或日常行为的一般规则。它面向作为理性生物的人, 或从作为理性生物人的愿望出发, 规范他在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不该做什么。滕尼斯认为, 规范的本质一般被理解为一种否定或限制, 即理解为对人的自由的某种限制。
人们一般将规范分为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 正式规范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农民搬入安置社区之后, 很多行为都必须符合规范的模式, 而不是像在农村那样随心所欲, 很多在农村是私有财产的, 到安置社区都变成了公共资源, 既然是公共资源, 它自有自己的公共性, 任何人不得随意侵入, 必须按照一定的法规章程, 或者是经过安置社区大多数居民的同意认可。之前对于几十年的农村社区的生活, 居民都习以为常, 感觉生活的很自由, 但是现在到了安置社区, 养成的惯习被各种规范所取代, 居民都叫苦不迭, 普遍感觉到不适应, 不如意十有八九, 造成了居民很多的不方便, 经常跑去居委会反映各种情况。有了规范, 才能形成统一, 侵犯规范, 如果这项规范已经成为法律条文了, 那么这不仅仅是违反规范的问题, 甚至是违法行为,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很多农民之前学历都是很低的, 有的都是法盲, 一般都会谈法色变, 但是安置社区很多规范都和城市社区差不多, 逼迫着农民与时俱进,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使农民在行为和思想上产生了一些脱节现象, 安置社区环境中的规范对农民之前的惯习冲击很大。
非正式规范包括舆论和道德等, 居民进入安置社区之后, 私密空间比原来增多了, 以前在农村社区, 一家有事, 邻居都出来看热闹, 纷纷指指点点, 但是进入安置社区之后, 住房格局变化了, 家家户户都有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这种心理, 居民有了自己的隐私空间, 搬弄是非, 闲言碎语的事情减少了。
2.3 以前的“礼俗社会”与现在的“法理社会”之间的不协调
过去的农村社区, 其乐融融, 大集体形成了大热闹。邻居家的婚丧大事村民都会尽职尽责, 把它当作自家的事情去完成。到了安置社区, 平日里都冷冷清清的, 就看着一扇扇大铁门, 毫无生机, 小区内也只有一些老年人在车库前晒太阳聊天, 妇女抱着孩子溜达, 很多传统文化也在慢慢地消失殆尽。
法理社会是在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 由于工业化对专业的分工要求越来越细, 人际关系无法再靠血缘、亲情来支撑, 而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的规章制度, 从而通过强制性的契约明确每个社会角色及其职责。
安置社区推崇讲道理, 以理服人, 一改农村社区的礼俗社会和人情社会, 各种大小事都按照规范和法律条文来办, 求情和人情已经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
3 邻里关系的淡化
邻里, 在社会学中被称做基本群体。基本群体, 又可叫做首属群体或初级群体, 是指经常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所形成的具有紧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
“远亲不如近邻”这一说法已经慢慢地不适用农民安置社区了。在农村社区, 农民早晨一开门就会和邻居问好聊天, 很多农民甚至是端着早饭碗去邻居家串门, 家里没有油盐酱醋第一个就会想到去邻居家借或者拿, 改天再还, 由于农村社区的同质性强, 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 攀比心不强。但是自从进入安置社区之后, 居民普遍感觉邻居陌生化, 交流减少化, 久而久之, 邻居的各种功能都不能显现出来, 甚至很多已经不及远亲, 安置社区居民很多有事情, 都会找亲戚朋友帮忙, “远亲不如近邻”的名言几乎一去不复返了。
4 信任感的减退
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际关系研究是一种熟人社会, 邻里之间信任度高, 而且邻里之间生产和生活方式相似、关系较纯朴, 因而邻里关系主题是和睦的、充满了人情味”。但是安置社区居民由于换了生活环境, 居住模式, 居民类型等的改变, 他们的信任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则由以前的“熟人社会”变成了现在的“陌生人生活”, 居民的信任感立马下降了很多, 防范意识普遍增强。安置社区居民原来住在农村社区, 相对来说, 也比较闭塞, 民风也比较淳朴, 农民的思想观念也相对简单, 现代社会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的不良现象在农村社区也比较少见, 在农村社区, 农民天天都是大门敞开, 但是到安置社区之后, 居民的住房都是独门独栋, 空间减小, 人员复杂, 居民的警惕心也变高了, 信任感肯定会下降很多, 再则亲戚邻居都不怎么互相关心, 自己管自己, 再则媒体宣传的入户骗人敲诈行为也给居民敲响了警钟, 使居民更加不相信陌生人。
4.1 安置社区居民的特殊信任
原本在农村社区, 亲人和邻居一般都住的比较近, 可能都是挨着, 姓氏相同可能都居住在同一个村落, 所以一有急事或者需要帮忙喊一下就行, 几乎天天见面, 所以相互的信任感也比较强。但是现在在安置社区中, 很多亲人和邻居都离得比较远, 都不知道对方每天的行踪和近况, 久而久之产生了疏离感和距离感。
对于亲人, 很多安置社区居民以前和现在都是比较信任的, 尤其是小家当中的, 但是对于邻居, 情况就不容乐观, 之前因为经常串门或者去邻居家吃东西之类的, 所以信任感还可以, 但是现在虽然住了很久, 很多都不知道姓什么, 哪里人, 陌生感立马上升, 信任感肯定是大大折扣。
4.2 安置社区居民的普遍信任
4.2.1 对社区其他居民的信任。
由于笔者调查的藕乐苑安置社区离藕塘镇中心只有1km的距离, 所以安置社区里面不可避免有很多原来的城镇居民, 城镇居民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集镇上, 他们一直没有田地, 以工人的身份自诩, 很多安置社区的农民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肯定有很多差异, 难免会产生很多分歧, 互相看不惯也在所难免, 安置社区的农民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乡土认同感和排外意识, 两类人由于出生地、成长背景、语言、风俗习惯不同, 形成不同文化圈, 文化冲突典型, 但由于生活在同一区域, 朝夕相处, 不同文化又相互影响、交流、融合, 交往中的平等性诉求, 不信任感日益凸显出来。
4.2.2 对政府的信任变化。
在农村社区, 农民和政府的接触较少, 所以对政府没有什么感官认识, 一般都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政府的举措, 但是毕竟离村民地理距离很远, 所以心理距离肯定也相当远。但是政府要来动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子了, 他们就和政府有了一些接触, 强拆事件在全国屡见不鲜, 如江西宜黄强拆事件, 一度导致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 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钉子户。对于笔者调查的藕乐苑安置社区则没有出现任何负面事件, 政府对农民的强拆补贴也是循规蹈矩的, 农民提出的要求也基本都能满足, 所以政府在拆迁过程中也扮演好了领导角色, 得到了此地民众的肯定, 所以对政府的信任感也从无到有了。
4.2.3 对社区组织的信任变化。
从农村社区进入安置社区, 相应的社区组织也发生了改变, 从村委会变成了居委会, 即我们经常听到的“村改居”, 从常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 “村改居”就是将村民委员会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改为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组织, 过去在农村社区, 农民都把村委会当作调解庭, 大大小小的事发生了都找村委会, 从村民选举到家务事都去村委里, 以前听到村民说的最频繁的一句话就是找大队里的人去, 或者就是向大队里的人汇报, 这个大队就是所谓的村委会, 村委会的村干部就是乡亲们的父母官, 所以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度也很高, 同时也很尊敬他们, 他们说话的分量在村里也很重。但是现在进入安置社区之后, 村委会改成了居委会, 居委会管得就没有村委会多, 这也是地域性质决定的, 农村社区有土地, 里面夹杂的各种因素非常多, 土地流转, 土地分红等, 再则一些家务事都会找村委会, 但是安置社区很多事情都简化了, 很多居民白天工作, 晚上吃晚饭, 晚饭过后就是跳舞、散步、打麻将这些闲暇活动, 物质生活提高了, 精神层面的元素增加了, 鸡毛蒜皮的杂事减少了, 所以要求居委会插手的事情也减少了, 安置社区的居委会都是管一些行政事务, 至于很多后勤服务都是物业公司来管理, 使居委会的管理范围减少了很多, 减轻了很多负担, 这也是模仿城市社区的“三位一体”模式, 即居委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进行一体化管理, 毕竟安置社区的局限性, 很多方面都不能和城市社区相媲美, 但是和农村社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但是就是因为居委会管的少, 居民和居委会人员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有事才会去, 没事聊聊天的场面一般都不会出现在居委会, 居委会的官僚气息也比村委会浓郁很多, 这也导致了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明显小于村委会。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农民安置社区产生, 而且这种类型的社区数量在迅速扩大, 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理论界对于安置社区居民的问题都非常关注, 农民安置社区的和谐发展, 是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苏南地区,农民安置社区,问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7.
社区安置帮教简报 第2篇
我社区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由社区书记任组长,辖区段警、领导工作人员为成员。制定刑释解教人员监管机制,认真落实“日定位、周听声、月见面、季评议、年考评”措施,严格执行报到、报告、请假、变更居住地等制度以及人民法院禁止令。
规范排查分析,做到每月自查、法定节日必查、敏感时段和重要时期严查,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动态。规范风险评估,对请假外出以及有其他异常动向的社区矫正人员科学测评其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和再犯可能性,实施有针对性管控措施。
安置社区 第3篇
关键词:安置社区;新市民;就业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3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2011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城镇人口达到6.5亿。伴随着我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而来的,就是各城市对建设因素用地需求的大量增加,从而使城市的发展不得不向周边地区扩展,进而造成城郊土地被大量征用。“随着城市国有土地供应的饱和,针对城郊集体土地的征地拆迁就成为国内各大城市推进城市化水平的首要途径。” ①而大规模地城郊集体土地的征地拆迁催生了“新市民”这一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这些新市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虽得以住进楼房、获得了城市居民户口,但在生活方式、固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方面仍保持农民角色意识和行为,没能真正融入都市生活。新市民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关系到新市民自身能否安居乐业,而且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二、R社区就业状况
(一)R社区新市民基本情况
就业者的基本信息
在梅溪湖196名调查者中,有42名已就业者,占总样本的21.5%,他们目前已经顺利实现了就业,且均从事非农工作,表1-1为就业者的基本信息。
从表1-1可以看出,42名待业者有以下特点:男性就业人数明显多于女性,这样有可能与样本中的男女比例相关;文化程度偏低,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有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47.6%,其中拥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1%;100%的就业者身体健康;90.5%的已就业者有配偶,比例较高。
就业者的就业现状
(1)工作形式。76.2%的已就业新市民都是受人雇佣(打工),仅有23.8%的新市民从事自由职业。已就业的42名新市民全都从事非农工作,在第二产业就业的有10人,主要集中在装修和工程建筑方面;27名新市民从事第三产业,涉及的工作种类有保安、保洁、出纳、司机、导购、小学教师、公司职员、园林绿化等。
(2)月收入(缺省值为1)。在月收入方面,社区已就业者的月收入主要集中在1500-4000元之间,收入水平多处于中低层次。其中,有2人的月收入处于1000元以下,占4.8%;1人的月收入处于1001-1500元之间,占2.4%;10人的月收入处于1501-2500元之间,占23.8%;18人的月收入处于2501-4000元之间,占42.9%;6人的月收入处于4001-6000元之间,占14.3%,;4人的月收入为6001元以上,占9.5%。
(3)工作地点。在工作地点方面,大部分人在长沙市内工作,小部分人选择社区就业,极小部分人在长沙市外工作。其中,有7人在安置小区内就业,约占总就业人数的16.7%;2人在本社区内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4.8%;15人在河西地区内工作,占总人数的35.7%;13人在长沙市内工作,占31%;有4人在湖南省内工作,占9.5%;1人在湖南省外工作,占2.4%。
(4)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方面,大部分已就业居民的工作时间在8小时左右。其中,有9人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以上,占总就业人数的21.4%,有30人的工作时间约为8小时,占总就业人数的71.4%,有3人的工作时间为半天,约占总就业人数的7.1%。
(5)是否拥有经营执照。就业者或其雇主拥有相关的经营执照比例高达80.6%,但仍有19.4%没有相关经营执照,属于非正规灵活就业。
(6)工作的获取渠道。在获得工作的渠道方面,社区内已就业者获得工作的渠道基本是通过家人、亲友、邻居介绍,说明强关系对居民就业的工具性支持较大。其中,23人通过家人、朋友、邻居或亲友找到目前的工作,占总体的55%;4人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占9.5%;9人通过媒体获得工作,占14.3%;其余6人通过自己求职获得工作,占14.3%。
(二)R社区待业者的就业期望
从调查分析的情况看,许多拆迁农民多年来都处于无业状态,尽管多次寻找工作,却未能如愿,有少部分居民的生活因此竟然陷入了相当困难甚至危急的状态。很少有人没有工作是因为钱够用了或者觉得工作没意思,绝大多数没有工作的居民都愿意工作,尽管他们或者因为失去了农活觉得没有能力,或者就是因为没有条件、渠道和机会。
1.待业者就业意愿
在130名待业者中,有88名愿意找工作,42名不愿意再找工作(表2-1)。在对愿意找工作的88名待业者进行进一步访谈时,我们了解到他们愿意找工作的主要原因有:让自己过得更好(21.7%),让家人过得更好(31.8%),发家致富(16.2%)。
2.待业者就业期望
在130名待业者中,88名待业者愿意在找工作。他们在找工作时考虑的首要因素(缺省值为3)主要有:工作地点(36.0%),工资与福利(25.6%),劳动时间(12.8%),劳动强度(10.5%)。考虑的次要因素(缺省值为6)主要有:工资与福利(34.9%),工作地点(22.9%),劳动时间(14.5%),劳动强度(9.6%),工作环境(9.6%)。
由表2-2可以看出,工资与福利、工作地点、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是待业者找工作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此外工作环境也是待业者找工作考虑的主要因素。
就业期望包含不同的内容,在此,重点对待业者就业地区、行业选择、薪酬要求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3:
首先,从就业地区的选择来看,本社区内(23.9%)、河西地区内(23.9%)、长沙市内(30.7%)最多,长沙市外(10.5%)的比较少。其次,从行业选择(缺省值为2)来看,待业者比较看好服务业(53.5%)和建筑业(14.0%)。最后,从最低薪酬(缺省值为3)要求来看,大部分待业者可以接受的最低薪资在1501元至4000元之间,约占78.1%。
三、R社区新市民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1.新市民就业率低
在196名调查对象中,仅有42人实现就业,就业率仅为21.4%。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顺利实现就业,才能为新市民的新生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为新市民的美好生活提供支持。
2.已就业的新市民就业质量堪忧
就业质量不高,可以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资月收入少、工作职业声望低等三个方面看出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低,反映出新市民的劳动维权意识还较为薄弱,当发生劳动纠纷时,其基本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新市民就业存在不稳定的隐患,就业稳定性差。新市民由于自己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就业技能,就业集中在职业声望较低的职业,工作层次不高。
3.新市民的就业观念有待转变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新市民在择业的时候,就地域范围来看,大部分新市民倾向于选择离家近的企业,他们希望在长沙市内工作,不希望去市外工作;就工资来看,他们对工资的期望普遍高于长沙市相关职业平均水平。这些不切实际的就业观念也是阻碍新市民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
四、对策建议
1.着力增强就业能力 ,大力拓展就业渠道
首先,增加待业者的就业选择。政府或社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社区就业岗位,如社区保安、便民商业、社区车辆看管、环境绿化美化、物业维修、专业服务等工作岗位。
其次,增加待业者的就业能力。对于有培训意愿的待业者,政府、社区或企业应该增加就业技能培训,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工作能力。在培训内容的选择上,应该尽可能因人而宜,充分考虑不同待业者的就业需求,提高针对性。
第三,激发待业者的就业意愿。不能完全否认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 部分待业者自身技能、文化程度与过高的薪酬要求存在明显的距离。应促使这部分待业者转变就业观念,回归现实,脚踏实地,激发其就业积极性。
第四,政府或社区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待业者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政府或社区尽可能推荐或提供工作地点较近、技术要求较低、工作强度适中的工作,针对女性待业者,还要考虑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尽可能推荐安排工作时间自由、工作强度较小的工作。
最后,激发待业者的就业动机。在待业者中,想找工作的待业者更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对于个人精神需求和价值体现考虑不多。所以,政府或社区为待业者推荐或安排工作时,首先应该考虑满足待业者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在考虑精神需求。
2.大力创造创业条件,提供创业帮助
首先,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创业引导帮助工作。在引导和促进新市民创业的工作中,应当将工作重点放在一些重点对象上,有针对性的着重培养那些创业意愿较强的居民,比如年纪相对年轻的居民。对于一些掌握一定技能,并有丰富的经验的新市民,可以采取先引导、先帮助的方法,让一部分的新市民先创业。这一部分居民的成功创业将在新市民中营造出良好的创业氛围,从而激发另一部分新市民创业热情。而在这个引导帮助的工作中,政府或相关部门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带动一个地区的新市民创业。
其次,提供合理有效的帮助和指导。在指导和帮助新市民创业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新市民自身的特点,包括其行业偏好、个人优势和困难等,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而在调查中反映的新市民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则开展普遍性的帮助与服务。
3.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强化信息服务
一是健全新市民就业培训机制。新市民的就业培训需求是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部门需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培训,什么类型的培训适合他们。根据市场的培训需求,通过招标方式,为新市民就近就业提供全面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服务,不断提高职业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二是多渠道提供就业培训信息。就业培训能否取得良好效果,一方面取决于培训机制是否完善,另一方面被培训者的认知程度。往往新市民们都比较看重眼前能够看到的利益,如果他们看不到培训能够带来的好处,那么就会导致他们对对培训兴趣不高,这就直接影响了新市民的就业创业状况。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就业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宣传力度,争取让更多的新市民获取到信息。
注解:
①兰明涛.城郊征地拆迁中的新市民生计问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2.
参考文献:
[1] 兰明涛.城郊征地拆迁中的新市民生计问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2.
[2] 席东欣.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D].佳木斯大学,2013.
[3] 何德海.中国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以哈尔滨市为例[D].吉林大学,2012.
[4] 毛芳.征地农转非人员就业研究——基于潼南县桂林街道的调查数据[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
[5] 朱冬梅、方纲.城郊失地农民就业意向、就业选择与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以成都市龙泉驿区、郫县、都江堰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8(1).
[6] 张馨予.国家征地后失地农转非人员就业问题研究——郑州市三个城中村的调研报告[J].考试周刊,2010(5).
安置社区 第4篇
基础设施属于公共物品, 居民之间是共享的。目前全国有6923 个城市街道, 8.7 万个城市社区建成街道社区服务中心3515个, 社区服务站44237 个,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50.81%。在“十一五”期间,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 (国发〔2006〕14 号) ,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在社区建设和服务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 拆迁户安置社区会越来越多, 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区建设现状和服务水平。
2 拆迁户安置社区基础设施利用现状调查研究
2.1 调查对象和目的
2.1.1 调查对象
嘉兴是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先行规划, 先行发展”的城市之一, 目前有城市社区 ( 居委会) 近200 个, 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 必备的城市社区公共基础设施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调查研究嘉兴市拆迁户安置社区基础设施利用现状。通过对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 不同居住年限的社区居民分发问卷, 详细交谈来收集数据。另外笔者还多次前往相关部门进行访谈, 综合多方面的信息来深入分析社区居民的基础设施利用现状。
2.1.2 调查目的
此次调查目的有两个
2.1.2.1 通过社区实地走访, 访谈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了解拆迁户安置社区基础设施利用现状。
2.1.2.2 在科学的数据分析基础上, 找出拆迁户安置社区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上面的不足, 提供合理可行的解决建议。
2.2 调查方法和样本分析
2.2.1 研究方法
2.2.1.1 文献研究法。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 为分析问题打下理论基础。
2.2.1.2 问卷调查法。走访社区, 对社区居民分发问卷, 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整理出初步的数据, 再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得出科学的数据, 为提出解决建议提供理论依据。
2.2.1.3 访谈法。通过对相关管理部门内部人员面对面访谈, 得到更加完整的信息。
2.2.2 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利用课余时间, 进行实地走访, 共发出120 份问卷, 面对面回收120 份, 有效问卷109 份, 有效率达90.83%。在这次调查中, 按年龄分类, 20 岁以下11 人, 占比10.09%, , 20-50 岁62 人, 占比56.88%, 50 岁以上36 人, 占比33.03%, 按性别分类, 男性48 人, 占比44.04%, 女性61 人, 占比55.96%。
2.3 调查数据分析
2.3.1 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不能使居民满意
通过上面的表格, 笔者可以看出, 在接受调查的109 位居民中, 64% 的居民对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为一般, 18% 居民对基础设施感到满意, 18% 的居民对基础设施感到不满意。
由此可知, 在接受调查的拆迁户安置社区中, 大多数居民对基础设施满意度不高, 只有小部分社区居民对基础设施感到满意。
2.3.2 基础设施损坏时不能够得到及时维修
从表2 中可以看出, 在接受调查的109 位居民中, 51% 的居民认为当基础设施损坏时不能得到及时维修, 20% 的居民则认为基础设施损坏时能够得到及时维修, 29% 的居民没注意基础设施是否损坏, 又是否得到了及时维修。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 没注意社区内基础设施是否损坏的居民依然很多。笔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一些设施已经损坏几年了都还没维修, 任由其停止工作。
2.3.3 健身器材不能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在笔者回收的109 份有效问卷中对健身器材不满的居民有62 人, 占总人数的56.88%。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62 人中, 90% 的社区居民对健身器材不满是因为健身器材种类少, 不能够满足居民需求, 而29%的居民对健身器材不满意的另外一大原因是设施损坏, 8% 的居民则是因为器材被占用, 5% 的居民认为健身器材的选址不合理令他们不满, 3% 的居民是其他原因, 比如健身器材不够用或者距离自己家较远等原因。
种类单一的健身器材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甚至成为一个摆设。而健身器材损坏不仅会降低社区居民对健身器材的满意度, 影响其利用率, 而且损坏的健身器材还有可能威胁社区居民的安全, 成为潜在的安全隐患。
2.3.4 绿化面积小且照明较暗引起居民不满
在回收的109 份有效问卷中, 有53 名居民对绿化照明不满, 占总人数的48.62%。
从上表笔者可以看出, 居民对绿化照明不满的原因较为分散。68% 的居民认为照明较暗, 43% 的居民认为绿化面积小, 无法满足人们对绿化的需求, 而26% 的居民则认为绿化被占用, 9% 是因为其他各方面原因, 笔者会在下面具体阐释。
除此之外, 笔者在社区内发现, 绿化照明度较暗, 部分原因是由于社区内的绿灯和平时在公路上见到的路灯有很大不同, 它很容易被灰尘覆盖导致照明较暗。
2.3.5 社区绿化管理不到位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 多处居民反映社区绿化无人修剪, 各种植物肆意生长, 低楼层住户家里的阳光甚至被高大的树木遮挡。
在环境污染严重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绿化带的规模大小, 我们也可以通过绿化带的大小看出社区管理部门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此外, 尽管有很多居民反映社区绿化面积小, 但也存在一些居民在原本是绿化带的地段种植蔬菜等破坏绿化的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社区的整体形象, 也降低了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3 提高嘉兴市拆迁户安置社区基础设施利用率的对策
3.1 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
3.1.1 抓好社区干部队伍建设, 提高专业素质和工作技能。
在组织干部队伍培训的基础上,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提高管理能力的同时加强与群众的联系, 杜绝形式主义。多方面考虑居民需求, 避免出现需求不对称的现象。
3.1.2 不断健全管理部门服务组织体系, 扩大居民参与度。
社区管理部门不仅要提高管理能力, 更要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居民实行自我管理, 切实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扶植、鼓励、支持、完善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群众组织。积极引导社区居民适应社区环境, 颁布公民公约, 规范居民行为。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引导居民对管理部门的监督工作, 各相关管理部门广纳良言并及时改正不当的行为, 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3.1.3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服务机制, 进一步落实服务责任。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 虽然管理部门安排了人手定期检查社区内基础设施的损坏情况, 但仍然有居民反映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及时维修。如果不能进一步落实责任, 定期检查便成了形式主义, 并不能真正提升服务质量。
因此可以建立目标考核制, 明确工作职责, 规范管理制度, 创建统一标准, 强化督查督办来确保管理服务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3.2 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3.2.1 社区建设既要体现规范化, 又要注重自身的特色。
社区规范化建设不仅包括规范管理, 也包括提供规范化的服务。在走访中,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有的社区尽管有某方面的服务, 却没有较为规范化的管理机制来保障其正常运转。同时拆迁户安置社区既有城市社区的缩影, 也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很有必要。可以通过问卷调查, 将相关的意见箱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来了解民意, 也可以选出住户代表来反映居民需求并付诸实践。
3.2.2 强化培训, 突出基础设施服务标准化队伍的建设。
在走访中, 笔者了解到拆迁户安置社区内的工作人员年龄偏大, 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懂如何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这样既降低了工作效率, 又加大了工作难度。
而且强化培训, 不仅要培训专业知识, 更要转变工作人员的思想, 对居民反映的问题做到及时处理, 定期回馈, 养成敬业的工作态度, 塑造良好的社区形象, 打造和谐的社区环境。
4 结论
拆迁户安置社区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而增多, 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位公民的切身需求, 但社区作为一个小单元, 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合理需要是社区管理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
研究嘉兴市拆迁户安置社区的基础设施使用现状, 便于我们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为更好的建设“两美”嘉兴奠定基础。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拆迁户安置社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上, 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从社区相关管理部门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建设和谐社区。
摘要:文章从拆迁户安置社区资源利用现状出发, 通过运用统计学和管理学知识对嘉兴市拆迁户安置社区基础设施利用现状进行逻辑分析, 找出拆迁户安置社区在基础设施利用中存在的共同问题,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分析得出科学的改善方案。本文认为, 深入了解嘉兴市拆迁户安置社区居民的基础设施利用现状, 对进一步提升社区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具有深刻意义。为此, 笔者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建议。
关键词:拆迁户,安置社区,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1]俞鸿.加强社区建设管理的几点建议[N].柯桥日报, 2011-09-04.
[2]陈锐, 周永根.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标准化[J].城市问题, 2013 (07) .
社区拆迁安置工作问题报告 第5篇
一、在工作中出现在问题
(一)领导重视不够,活动开展不经常。当前领导
干部大多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利用社区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投入精力比较少。甚至有的社区领导片面认为:上面没有具体的要求,社区文化活动搞不搞无所谓,即使上级有要求了,也只是凑几个文艺节目应付了事;有的社区领导缺乏组织文化活动的能力,乱抓文化活动的现象普遍存在,认为社区文化活动就是找几个会吹、拉、弹、唱的人登台表演一下,把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生活当成一种负担来看待。
(二)文化人才匮乏,技能培训不经常。据了解,现在社区文化工作者大多是“半路出家”,90%以上不是专门的文化科班出身,对文化活动的开展还停留在一知半解上。满足于传统文化活动的比较多,针对新形势下居民对物质文化的实际需求,创新开展文化活动的人才十分匮乏。有的街道依赖思想严重,认为上级相关部门会安排培训,街道办班培训怕麻烦,致使社区文化工作者、文化骨干技能培训不能经常化,社区文化工作者、文化骨干素质提高不快,创新开展文化活动能力水平比较低。
(三)缺少活动资金,制约文化活动开展。由于社区的一切财政开支全靠政府财政拨款,有的拆迁安置社区辖区内没有企业,也就不存在有外来收入,加之社区经费本身就匮乏,专门用于开展文化活动的经费更是少而又少。拆迁安置社区大多成立晚,基础弱,家底薄,没有专项经费,这也是制约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瓶颈”,是拆迁安置社区文化活动质量不高、不经常的症结所在。
(四)居民素质偏低,文化团队组建困难拆迁安置社区的居民前身大多是农民,成为新市民后,虽然环境变了,生活节奏快了,对生活质量抱有较高的期望值,但因自身能力素质偏低,自卑感强,观念和思维模式还没有真正与城里的居民同步,再加上新市民来自不同的村落,受以往散居文化影响,对参与集体文化活动积极性不高,有的即便有文艺特长也不愿主动献计献策,使文化骨干选拔、文化团队组建十分困难。
二、解决措施
(一)深抓宣传教育,把转变观念放在首位。针对拆迁安置社区里的新市民、新环境,要在社区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及时引导新市民自觉追求先进的文化需求和高品味的文化生活。一是通过会议,做好宣传发动,提高居民对开展社区文化活动重要性的认识,端正对开展文化活动的看法,变被动开展为主动开展,变个人参与为人人参与。二是通过文化骨干,营造典型引路,对已发展起来的社区文化骨干,要高度重视,重点培养,在抓好他们培训帮带的同时,积极为他们搭建发挥特长的舞台。三是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引导居民转变观念。新的拆迁安置社区,各项基础十分薄弱,文化活动在短期内很难形成气候。从基础厚实的城市社区请来文化团队,为新市民“示范表演”,现身说法,多管齐下,引导新市民改掉畏难情绪,要像城市老居民那样活出兴趣、活出自信、活出自豪感、活出新形象来。
安置社区 第6篇
关键词:安置小区,社区化管理,农民,进城
一、拆迁安置小区管理问题呈现的特点
随着吴江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农民进城步伐也随之加快, 据统计, 目前吴江已建成的农民公寓房安置小区有28个, 打破了传统的城与村、村与村的界限, 诞生了诸如“城中村”和“社区村”等概念, 拆迁安置小区的管理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思想认识问题。
受原农村住房观念及生活习惯的影响, 搬迁农户公共意识淡薄, 存在各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破坏绿化和公用设施, 农具杂物乱摊乱放, 在公共场所生煤炉, 利用小区绿地种菜、种庄稼现象普遍存在。另外, 由于被拆迁农民集中居住的被动性, 使住户抱着“不是我要住, 是政府要我住”的想法, 加上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不到位”, 使农户产生抵触情绪, 故意不配合小区管理。
2. 管理体制问题。
农民逐渐从土地剥离转变为市民,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村居权力的交叉、相撞必然产生, 多村杂居、两头不管的“真空地带”、村“管不到”且社区“管不了”的现象客观存在。另外, 小区住户大多为中低收入人群, 人员结构复杂素质参次不齐, 呈现“三多”现象, 下岗失业的多, 征地失地的多, 低保家庭困难的多, 成为社会管理的“盲区”、社会稳定的“雷区”。
3. 小区配套问题。
农民安置小区与一般的商品房小区相比, 政府往往为了节约成本, 安置小区周边配套布点不够健全, 给农民带来诸如出行、教育、就业等衍生问题;另外, 随着近年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 农村基础设施的配套逐步健全, 部分小区布点的基础条件并不比农村优越多少, 导致部分农民不愿搬入安置小区, “逆城市化”现象时有发生。
4. 住房出租问题。
得益于优惠的动拆迁政策, 部分农户在拆迁过程中拿到2~套房, 自己住一套外, 还有富余的房子用于出租。造成拆迁安置小区除本地农村居民集居外, 还有大量的外地务工者集中居住, 外地人口流动性大, 卫生意识淡薄, 管理难度大, 随之滋生出一系列环境卫生、社会治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在加快农民集居的过程中, 除需要加快公寓房建设, 缓解公寓房供需矛盾外, 在农民安置落户后, 还要加强后期的一系列社区管理, 实现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居。
二、解决拆迁安置小区管理问题的几点建议
1. 推进安置小区的社区化改造。
通过将安置小区纳入社区化统一管理, 引导农民在生活、身份、意识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一是尽快建立社区服务组织。对已建成的农民集中拆迁安置小区, 应该尽快建立集“管理、服务、文化、组织、自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社区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安置区居委会的管理职能作用, 改善社区服务条件, 提高社区吸引力, 积极引导农民进城;二是尽快引入物业管理。根据农民拆迁安置房小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小区住户的意愿, 可采取政府或村委出资+小区门面出租+小区居民交纳物管费等多个途径获取物业管理费用, 引入安置小区物业管理模式, 通过几年的努力, 逐步过渡到市场化的物业管理;三是加快撤村建居。部分具备条件的行政村, 要在切实保护农民根本利益前提下, 加快“撤村建居”;尤其是要加快推进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小于0.1亩的行政村“撤村建居”;针对部分问题突出的“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行政村, 要稳步推进“撤村建居”, 同时要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经营、集体资产处置、社会保障并轨等问题。
2. 突出安置小区的城市化优势。
通过凸显社区生活配套、功能和服务优势, 吸引农户搬迁入住。一是突显安置点的配套优势。立足今后5~10年的发展, 在2010年划区调点的基础上, 加快完善安置点周边的功能布点, 充分考虑群众生产、生活、就业的便利性, 实现安置点与城镇之间的功能互补, 服务配套, 协调发展, 切实保证安置点的基础配套优势;二是突显安置小区的生活条件优势。以建设国家级康居示范工程为宗旨, 提高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的使用率, 提升住宅品质和档次, 彻底提高安置小区农户的居住和生活质量;三是突显安置点的服务体系优势。不断创新服务形式, 以创建“便民、利民、惠民”服务体系为目标, 拓展并延伸安置社区服务中心在健康医疗、居民养老、教育培训、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服务功能。政府继续加大投入资金与建设力度, 逐步实现社区服务设施功能最大化、人员专业化、配置合理化, 不断地全面提升社区服务的保障性、利民性、公益性水平。
3. 加快安置农户的市民化转变。
一是固化农村分配权益。引导农民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转入城市生活, 要在切实保护农户利益的基础上, 通过土地入股从传统土地经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通过社区股份确权量化将集体经济分配权固化下来, 在确保原有分配权益的基础上, 实现身份上的转变, 能够进城生活、创业与就业;二是完善农民城镇就业社保体系。加大对进城务工农民在就业培训、援助及就业安置等方面扶持的力度;实施城乡一体化, 建立失业保险、失业登记统计及就业基本培训免费城乡统一制度, 建立健全城乡劳动力资源市场调查制度。在“农保”、“土保”接轨“城保”等方面加快步伐, 不断加紧实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接轨政策, 从而全面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元化;三是加快进城农民户籍身份的转变。打破原有户籍制度, 深化城乡户籍改革, 逐步缩小城乡户籍居民间的待遇差别, 积极引导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进城农民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鼓励他们在城镇就业和定居, 探索制定进城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政策。在农户各项权益得到稳定保障的基础上, 通过政府引导整体集中拆迁安置居住的农民安置区, 必须实行城镇式社区居委会管理模式, 使农民不仅居住进城, 身份也进城。
4. 加强安置小区的组织化管理。
安置社区 第7篇
一、农民与失地农民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对比研究
1. 农民的经济收入与支出
农民在传统村落中的主要经济收入分为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在乡从事非农经营收入、外出务工收入、集体经济收入和其它各种收入。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是指:家庭承包制以后依靠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 是最基本的收入方式。从事非农经营收入是指:中国经济改革以后, 农民在农业生产以外进行的商业、工业等收入。这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 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内容。外出务工收入是指:农村闲置劳动力外出为别人打工, 以赚取工资的形式进行。这种收入性质已经成为当今农民增加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方法。而大量的农民工也为城市建设, 发挥自己的光和热。集体经济收入是指:我们俗称的“大锅饭”, 在改革初期较为常见, 但是近年来的各种企业改革已经使得这种收入逐渐减少。其它各种收入来源:包括农民自发的资产投资的收入、政府财政政策的收入、租赁买卖房屋土地的收入或者亲朋好友的赠送等各种收入。
农民生活在传统村落中的经济支出主要包括:维持生活的基本生活费用、农业所需的水电费用、农民医疗费用、教育子女的费用、其它休闲娱乐的费用。此外, 最重要的一项花费是买房盖房、婚丧嫁娶也是农民花费最多的费用, 甚至有农民可以花费掉很多年的积蓄。农民在进行机械农业生产时, 所用的运输工具、劳作机器也需要很多的开销。
2. 失地农民的经济收入与支出
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 以农业生产为最大的经济收入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他们靠什么才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维持生活呢。根据研究发现, 现有的失地农民的经济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安置时开发商给予农民的一些补偿措施。一般的补偿措施是一次性货币补偿, 也有重新择业补偿安置、农业生产补偿安置、入股分红补偿安置、异地移民补偿安置、“征地保障”补偿安置;另一种是在安置后, 农民主要靠出租房屋、开设商铺、承包工程、外出打工等获得经济收入。一部分失地农民获得大量安置房, 获得安置房的失地农民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获得财产收入,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 房屋出租的价格也会有所增加。使得财产收入总体水平有所增长。失地农民在原有安置房的基础上修建成“门面房”, 这部分房屋一般依靠主要交通要道, 开设洗衣店, 服装店, 旅店, 餐馆, 网吧等获得财产收入。承包工程或外出打工者, 多数长年不在安置社区中, 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财产收入。
失地农民生活在安置社区中后, 经济支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失地农民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销, 例如电费、水费、物业管理费、暖气费、燃气费、电话费、网络费等都需要农民自行去支付, 这些日常开销已经比农民失地前的日常开销增加了很多很多, 所以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 我们应该在安置设计规划设计中加以考虑并合理设计。
二、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对安置社区规划设计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维持可持续生计的研究, 农业生产以前唯一的经济来源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 失地农民主要靠开发商给予的多种补偿方式存活, 并且很多失地农民自行在现有的安置社区内进行房屋出租、开设商铺这些商业形式, 已经成为当今失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收入。当然还有一些失地农民的经济来源包括承包工程, 外出务工等等。开发商给予的货币补偿,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 农民最多可以依靠其生活5~10年, 可是5~10年后呢?他们只能靠外出务工、承包工程、出租房屋、开设商铺的形式带来家庭的经济收入。目前唯有这些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 农民的这些商业行为都是依托安置社区, 所以作为我们建筑师在规划设计安置社区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点来增加失地农民的收入: (1) 考虑安置社区的组团分布, 增加农民出租房屋的可能性; (2) 考虑交通流线, 增加社区浏览趣味, 加大农民开设商铺的可能性; (3) 考虑社区商业面积, 扩充农民商业面积; (4) 设计社区会所, 为日后农民再就业培训增设场地; (5) 考虑广场设计, 维持村民传统交易集市, 增加收入增设场地; (6) 考虑安置社区可耕绿地设计, 降低村民生活成本; (7) 考虑安置社区户型设计, 更好的户型组合, 能使房屋更加快速的出租。
三、结语
通过对农民与失地农民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对比研究, 我们发现失地农民已无农田可种, 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从农业生产转型到房屋出租、开设商铺、外出务工等形式。这些商业活动都与安置社区规划设计息息相关, 从中体会到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在此前提下, 我们对安置社区的提出一些设计建议, 这些设计建议究其根本都是为了增加失地农民的可持续性收入、降低生活成本, 为他们可持续生计打下基础。作为建筑师的我们, 应该充分考虑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问题, 并且在日后的设计中加以归纳总结, 探索出安置社区规划设计新方法, 为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到最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友新.失地后的失衡一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调查[J].中国土地, 2004 (6) .
[2]宋斌文.中国现阶段农民失业成因分析[J].经济前沿, 2003 (10) .
[3]潘科, 朱玉碧.关于失地农民安置方式的探讨[A].土地制度创新与征地改革论文集[C].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 2005.
[4]冯靖, 龙德才.拆迁安置小区规划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城市问题, 2006.
[5]彭致禧.住宅小区建设指南[M].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安置社区 第8篇
和合家园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镇, 计划修建安置用房142万平米, 用于安置龙兴镇和石船镇的失地农民, 分三期, 合计安置3.5万人。一期安置5429户, 约1.4万人, 已于2012年7月份入住, 二期安置3906户, 9000人, 已于2013年7月入住, 三期安置1.2万人, 于2014年7月入住, 小区业主全部都是农转非人员。
初期, 两江新区管委会采取了政府、居委会少干预, 主要靠引入市场上比较优秀的物业管理公司, 依托其专业化管理能力, 来进行安置型社区治理的模式, 于2012年3月引进了重庆助友创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这种管理模式的现实表现却不尽人意。一方面, 物业管理公司根本不能收齐物业费, 一直亏损, 在一些社区事务管理上, “安置民”根本就不理物业公司, 我行我素, 破坏社区环境;另一方面, “安置民”对物业公司也不满意, 还发生过群体事件。最后这种模式没能成功。
现在, 和合家园采取了两江新区龙兴石船管理会和龙兴镇镇政府、居委会联合治理的模式, 该模式相较于主要依托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要行之有效一些,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物业费大部份能收齐, 但还是有少部份人不愿意交, 而且物业费收取很困难;二是, 社区居民对物业管理仍不满意;三是, 物业管理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 现在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模式。
二、安置型社区治理问题成因分析
(一) 矛盾的长期积累
在征地、赔款、安置的各个过程中, 都或多或少地积累了这样那样的矛盾。政府在这一系列活动中, 主要是采用了传统的“领导式”管理模式, 统包统管, 而不是以“服务”为主的治理模式, 这就导致一方面, 一些矛盾长久得不到解决, 只是暂时被堵住了,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另一方面, 政府什么都要管, 又管不过来, “安置民”一有事不满意, 不管是不是该政府负责, 都去找政府, 基层政府苦不堪言, 疲于应对, 还得不到好评。现在龙兴石船管委会与龙兴镇镇政府接管和合家园的物业管理就有这个原因, 政府花尽心思想把安置型社区治理好, 但结果却不令人满意。
(二) “安置民”市民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政府对“安置民”价值观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也有针对性的开展了一些“新市民”培训课程, 取得了一定的的成果。但要“安置民”的价值观一下子从中国发展几千年形成的“小农意识”转变为市民价值观, 这还需要一个慢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政府目前在安置型社区治理过程中就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一下子对“安置民”要求过多, 也导致了一些矛盾。
(三) 安置型社区非就业人数偏多
政府前期开展了一系列就业培训, 也涌现了一些就业典型, 但能提供的岗位还是不够。目前, 安置型社区主要有以上下两类人群没有就业, 一是, 60岁以上不太适合继续参加工作的人, 二是, 还有很大一部份40岁到50岁的“安置民”未就业。拆迁把他们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 但是因为年龄、劳动技能的缺乏, 再加上拆迁款让他们短期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 很大一部份40岁到50岁的人未就业。这部份未就业“安置民”以前就是左邻右舍, 远点也就隔个村, 彼此相互都认识, 空闲时大家就聚集在一起, 也讨论拆迁、物业等问题, 一有哪点不满意, 大家就一起去找政府、找领导, 给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三、安置型社区治理模式改进建议
(一) 更好地发挥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的作用
政府要抓大放小, 该管的管, 不在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就让社区自己去管理, 更好地发挥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的作用, 政府只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和基础实施建设。在村委会变为居委会后, 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让“安置民”自己来选举居委会负责人, 让那些党性觉悟高, 真心为“安置民”办事的人来为安置型社区服务, 提高社区的凝聚力。让“安置民”自己来成立业主委员会, 让那些有正义感, 有服务意识, 有服务能力, 愿意为社区出力的人来组成立主委员会, 让他们来选择物业公司, 而不是政府来指定一个物业公司, 这样就能更好地选择“安置民”所需要的物业, 即使有不满意的地方, “安置民”也不会来埋怨政府。
(二) 进一步促进就业
要着重帮助那部份40岁到50岁未就业的“安置民”就业。一是, 多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例如把物业公司收费、扫地、保安、花草维护、水电工的工作给他们, 在中国的“熟人文化”下, “安置民”对社区物业的不满意要少很多, 而且物管费的收取也会更加容易;二是, 坚持技能培训, 培训一些他们能快速上手的劳动技能;三是、要强化未就业“安置民”的就业意识, 让他们发挥预热, 做更多对社会有意的事。
(三) 进一步丰富社区文化活动
进一步丰富社区文化活动, 落实这方面资金投入, 增加“安置民”的社区意识, 主人翁意识, 把心思放在构建和谐社区上来, 而不是一天去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场地、设备, 引导大家文明跳坝坝舞;在社区图书室里要有最新的报纸和多一点养生读物, 让大家多关心国家大事和养生问题;和外面的单位 (如高校) 加强联谊, 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文艺演出;开发一些适合老年人参加的运动 (如门球) , 帮助老人们打发时间。
四、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继续, 安置型社区还会不断增加, 如何更加有效的治理安置型社区, 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关系政府和“安置民”的事, 也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关系我们每个社会公民的事。
参考文献
[1]何利松.农转非居民安置型小区物业管理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区域试点, 2010 (05) .
[2]朱扬.安置型社区和谐管理长效模式的构建[J].重庆第二师范学报, 2014 (04) .
安置社区 第9篇
关键词:灾后重建,山地型,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实践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村发展的关键工程, 强调把城乡社区规划建设成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 以改善居民生活, 缩小城乡差距,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种新型规划建设模式, 新型农村社区将成为农村改建、重建工作的重点。对于灾后重建的山地型农村, 将新型农村社区的政策、理念在灾后重建安置规划中科学合理实践, 既能合理运用山地型地区的自然资源、地形地貌, 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 又能够尊重自然、和谐共生, 保护山区自然生态系统。
本文选取的安康市汉滨区大竹园镇七堰社区在灾后重建规划实践中, 坚持以人为本, 统筹规划, 依托山水自然条件, 对现有村庄进行有效整治, 将新铺、七堰、金鸡、小沟四村规划成交通区位便捷、配套设施齐全、居住环境优美的具有陕南民居特色的居住新区。本文通过对七堰社区灾后重建安置规划方案探析, 提供经验借鉴, 以有效引导山地型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
1 七堰社区概况
七堰社区是2010年7.18陕南泥石流灾害的重点避灾移民搬迁安置点, 以受灾最严重的七堰村命名, 是为灾后重建与避灾移民搬迁集中安置而规划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七堰社区安置点位于大竹园镇西北部, 距安康城区74.5公里, 同紫阳县蒿坪镇毗邻接壤, 距紫阳县33公里, 毗邻G65包茂高速, 交通便利。地处巴山余脉腹地, 依山傍水。
七堰社区安置点在灾后重建规划前, 现状用地较为完整, 除沿蒿大路两侧分布有村民住宅外, 其余大部分为水田, 周边自然植被良好, 环境优美 (见图1) 。
2 总体规划构思
2.1 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在山地型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 不仅关系到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可持续性, 而且也关系到土地利用的安全性。七堰社区土地利用规划遵循了如下原则。
2.1.1 以人为本
要统筹考虑原地重建、异地重建等的各项用地需求, 适当调整基本农田布局, 优先安排过渡安置住房、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农民生产与生活必需的建设用地。
2.1.2 科学布局
由于山地型地区适合居住与耕种的土地资源有限, 所以要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引导各类建设用地合理布局, 提高公共设施、绿地等用地水平。同时以地质灾害调查评估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为基础, 客观评价土地利用的安全性。
2.1.3 节约集约用地
坚持城乡和区域统筹, 强化功能恢复提升和用地整合, 充分发挥存量土地的利用潜力, 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 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
2.1.4 保护生态环境
加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 逐步恢复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 建立生态功能良好的景观格局, 增强景观的生态服务功能。规划后, 土地利用更加高效集约, 各类用地布局更加合理, 社区避灾能力得以提高 (见图2、图3) 。
2.2 规划布局结构图
遵照节约用地、就近安置的原则, 七堰社区安置点选在新铺村二三组内, 被七堰沟分为纸厂梁组团和新铺组团两块, 用地呈东高西低, 南高北低, 相对高差约55米, 东西长1000米, 南北宽200~500米, 规划用地面积为18.1公顷, 其中纸厂梁组团为9.2公顷, 新铺组团为8.9公顷。土地利用更加高效, 规划布局更加合理, 符合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要求。
七堰社区规划时, 科学合理设计, 规划采用“一轴两心三组团”的串珠式空间布局形态。“一轴”:沿滨河路形成的功能联系轴。“两心”:沿蒿大路以南, 生活主干道以北的七堰沟两侧为公共配套服务中心 (主中心) 和鳖盖子组团以东, 嵩坪河以北的与镇区共享的公共配套服务中心 (副中心) 。“三组团”:中部的纸厂梁组团、西部的鳖盖子组团以及东部的新铺组团, 其中中部的纸厂梁组团和东部的新铺组团为灾后重建集中安置区 (见图4) 。
3 七堰社区总体布局
3.1 规划原则
3.1.1 安全第一原则
按照避洪、避滑、避泥石流, 选择高地的“三避一高”避险原则, 重新选择安置用地。
3.1.2 以人为本原则
按照以产兴业、居住舒适、方便生活的原则, 通过新村社区建设, 既解决灾民居住问题, 又解决灾民生活来源问题, 逐步提高村民生活水平。
3.1.3 注重特色原则
根据安置点位置, 结合周边环境和今后发展潜力, 注重环境、景观、建筑的特色塑造。
3.1.4 坚持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则
结合现有村庄建设, 在注重规划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基础之上进行高标准、高起点规划, 逐步建设成为功能分区明确, 公共设施配套, 基础设施完善, 环境优美, 文明和谐的示范新区。
3.2 功能结构
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对该片区的定位、现状用地情况以及山地型地区的地形地貌特征, 构建“一心、两带、四区”的功能布局形态 (见图5) 。
“一心”:沿蒿大路以南, 生活主干道以北的七堰沟两侧为公共配套服务中心, 用地面积为2.17公顷, 主要布置社区中心、卫生院、宾馆、邮政、电信、银行、集贸市场等。
“两带”:一带是沿蒿坪河南岸全部敞开, 形成亮丽的滨河景观带;另一带为沿七堰沟两侧布置绿化带, 既作为河沟安全距离, 同时也作为人们休闲的场所。“四区”:分别为安置区、多层居住区、低层居住区及联体民居区 (即生态居住区) 。
3.3 规划布局
整体上考虑景观序列和视线通透的要求, 规划时将建筑分层数、高矮布置在不同区域, 确保从北侧高速路或东西两侧入口来看整个片区有良好的视觉效果 (见图6) 。
规划沿蒿坪河布置为低层公共建筑, 多层居住建筑和安置住宅布置在外围山脚下, 建筑高低有序, 以免前后视线阻挡;生态居住区利用纸厂梁作为绿色背景, 建筑沿等高线采用退台式布局, 可以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景观;在纸厂梁顶结合现状台地规划一座观景楼和一处广场, 在广场上布置受灾警示塔, 记录本次受灾基本情况, 同时在生态居住区内沿着山脊方向垂直等高线布置纵向梯道, 将山顶公园与别墅区连为整体。从对面高速路来看, 远处绿山环抱, 层次分明;近处建筑白墙黛瓦, 错落有致 (见图7) 。
4 住宅规划
4.1 户型设计
由于山地型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 户型规划设计时特别注重通过合理的院落设置和建筑造型达到建筑良好的采光通风, 同时兼顾绿色生态、循环经济、地域特色。
本次安置规划共计安置户数为567户, 户均4.0人, 可容纳约2268人。其中安置区用地面积为4.4公顷, 可安置174户;联体民居区用地面积为2.88公顷, 可安排89户;多层居住区用地面积为1.50公顷, 层数为六层, 可居住228户。低层建房区用地面积为1.70公顷, 底层为商业, 二层以上为居住, 采用独院式布局, 可居住76户。
安置点选用两种户型, 以便适应不同需要。户型一开间7.8米, 进深12.5米, 基地占地面积为102.7平方米, 按两层计算总建筑面积为165.88平方米;户型二开间8.0米, 进深10.8米, 基地占地面积为88.0平方米, 按两层计算总建筑面积为160.40平方米。
4.2 联体生态住宅
生态居住区内, 户型规划采用长进深窄面宽户型和联排建造模式, 以适应社区多山少地的特征, 同时住宅中融入生态理念, 既绿色节能、生态环保, 又有助于节约土地, 降低建造成本。
联体生态居住区在景观生态规划时, 科学合理地运用山、水等地形地貌, 因势利导, 形成了高低错落的建筑空间, 与周边融为一体, 又兼具自身特色。同时联排建造也显现了较好的节能效果, 不仅大大减少了建筑外表面积, 而且在体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了体形系数, 使得夏季得热减少, 冬季热量流失减少。
联体生态居住区住宅在规划建设时, 优先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如电能、天然气等, 大力推广沼气能等可再生能源, 鼓励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坚持建筑材料绿色化, 大力推广应用空心混凝土砌块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确保居住建筑绿色节能、生态环保,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见图8) 。
5 公共配套设施规划
公共设施规划应适应居民的活动规律, 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防灾、配建设施及管理要求, 创造安全、卫生、方便、舒适和优美的生活环境。
规划结合社区规模, 根据《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公共设施建设标准》的要求, 建设配套公共设施 (见表1) 。
6 基础设施规划
6.1 道路竖向规划
本次规划充分尊重现状地形地貌, 科学合理布局道路网, 在满足场地排水的要求下, 尽量减少工程量, 道路结合地形依山就势, 因地制宜, 最大限度展示山区城镇的特点。建筑依托道路采用退台式布局, 入户路与道路利用台阶进行联系, 尽量不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道路坡度控制在3‰~8%以内, 满足规范要求 (见图9) 。
6.2 工程规划
6.2.1 给水工程
(1) 用水量
规划区总居住人口2268人, 最高日综合生活用水指标取200L/人d, 则居民生活用水量为453.6m³/d;公共建筑面积35466.6m², 公共建筑用水综合指标取100m³/万m²d, 则公共建筑用水量为354.5m³/d;绿化用水量取1.5L/m²d, 路面喷洒用水量取1.5L/m²d, 则市政、绿化用水量为144.5m³/d;消防未预见和漏失用水量取15%, 则总用水量为1095.5m³/d;取时变化系数Kh=2.0, 则设计秒流量为25.4L/S。
(2) 管网规划
给水干管布置于规划路人行道下。消火栓均为地上式消火栓, 最大间距不超过120m, 消火栓所接管径不小于100mm。车行道下给水管覆土深度不小于0.7m, 若不满足时按规范要求加防护套管。
6.2.2 排水工程
考虑到卫生要求及远期发展, 本次规划排水采用雨、污水分流制。
(1) 污水系统规划
规划区污水量按总用水量的85%计, 则污水总量为931.2m³/d;设计污水量总变化系数取KZ=2.3, 则平均设计流量为24.8L/S。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污水管道统一收集后接入小沟口污水处理厂。规划区内所有生活污、废水必须经化粪池处理后方可排入污水干管。污水管道采用混凝土管, 污水管道坡度不得小于3‰, 检查井间距不大于50m。
(2) 雨水系统规划
设计暴雨量参照安康市暴雨强度公式:
式中p取1年, t取15分钟。
雨水管采用混凝土管, 沿路中布置, 雨水系统中设防盗式雨水口收集排除地面雨水, 管道坡度不小于3‰, 与污水管垂直交叉时, 管道外皮间距不得小于0.15m。雨水经雨水管道统一收集就近排入安置点附近的河道 (见图10) 。
6.2.3 电力电讯规划
(1) 电力规划
规划区电源由蒿坪镇城镇电力网接入, 在各用电片区布置变压器统一供电, 供电负荷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法进行负荷计算, 居住建筑每户按6k W计, 公共建筑每平方米按60W计, 则规划区的总用电量为5529.99k W, 同时率系数取0.7, 折减系数取0.8, 则变电容量为4838.74k W, 选用6台800k VA和1台630k VA的变压器, 可满足用电要求。路灯沿道路每隔40m设置一盏, 灯型和灯具在具体设计时选定, 要求造型简单、美观、耐用。
(2) 电讯规划
规划区的通讯线路由蒿坪镇城镇电讯网接入至区内的电信所, 再由电信所统一分配。通讯网及对外网向“三网融合”的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发展, 居住建筑每户按1部程控电讯计, 公建按200平方米一部计, 则规划区的程控电话为745部。干线采用地上地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敷设, 分支至交接箱采用地下室, 交接箱或光纤用户接入单元采用室内布置 (见图11) 。
6.2.4 防洪规划
本次规划蒿坪河和七堰沟均按20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设防。
(1) 蒿坪河右岸单侧布防, 防洪堤总长为1550米, 基础埋深1.5米, 设计堤高4.3米, 行洪宽度控制在27米。
(2) 七堰沟采用两侧布防, 防洪堤总长为650米, 基础埋深1.0米, 设计堤高4.0米, 行洪宽度为16米。
7 结语
灾后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包括灾后村庄的恢复性建设, 又包括灾后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村庄特色的延续性以及预防灾害的应急性。灾后重建安置规划应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合理开展土地利用规划、户型规划、生态建设规划及配套设施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对原地重建、异地重建土地要进行科学布局, 节约集约利用, 以提高山地型地区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对建设用地开展安全性评估, 包括地质灾害调查评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估, 必须通过科学选址, 确保所选区域无地质灾害和山体滑坡发生, 保证山地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场地的安全。
户型规划:在户型设计上注重通过院落设置和建筑造型等被动式技术实现良好的采光通风, 同时兼顾绿色环保、循环经济及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因需制宜规划层数、层高及户型的开间进深;同时在户型规划时要根据山地型地区的地形地貌特点, 探索生态型的联排建造模式, 打造联体生态居住区。
生态建设规划:主要包括生态保护、人居绿色以及经济高效等方面。生态保护分为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农业生态的保护;人居绿色则从建筑材料的选取和种植庭院绿化方面入手;经济高效通过发展生态产业以及使用可再生清洁能源来实现。
配套设施规划:主要包括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和基础配套设施规划。公共配套设施规划中, 要根据社区规模和功能分区, 合理设置公共配套设施的数量和位置;基础配套设施规划中, 要因地制宜做好道路规划、给排水工程规划、电力电讯规划及防洪工程规划, 提高生命线工程的避灾能力。
参考文献
[1]熊国平, 王爱军, 盛楠.川西新型村庄规划探索——以什邡市洛水镇渔江村灾后重建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 2010, 34 (5) :92-96.
[2]李军社, 李洁华, 王伟哲.山地型新农村灾后重建规划探索——关于商洛市太吉河镇江西沟村灾后重建规划的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41 (3) :516-520.
[3]刘永湘, 李何超, 申京诗.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思路和方法[C].2008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8:1471-1480.
[4]孙施文, 邹涛.公众参与规划, 推进灾后重建——基于都江堰灾后城市住房的重建过程[J].城市规划学刊, 2010, 188 (3) :75-80.
安置社区 第10篇
在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背景下, 生态移民成为解决西部环境问题和促进西部发展的必然举措。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生态移民的现状, 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本文试图从人类学视角下对生态移民实践中的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文章认为在注重资金、政策、制度等的政府必要行为时也应该认为关注民族的地方性文化再适应与民族凝聚力的合理导控, 关注移民主体的价值观念形态及其文化的变迁。
一、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
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不可避免地对移民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 人口迁入可能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移民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合理时, 后果将会更为严重。“生态移民是以保护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政府行为, 它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对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 既包括生态移民行为, 也包括移民主体本身。孟琳琳、包智明在《生态移民研究综述》一文中认为“生态移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生态移民这一行为, 即将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分散的居民转移出来, 使他们集中居住于新的村镇, 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二是指移民的主体, 即那些在生态移民实践中被转移出来的农牧民。”生态移民问题从人类学视野下看, 我们应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 更多的关注移民搬迁后,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的变化、在人类学的民族志表述移民经历的文化变迁和社会适应、社区凝聚力的维持等问题, 从而实现“使移民迁出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移民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不受损害;移民迁入地的原住户不吃亏;移民能稳定解决温饱并逐步走向富裕等4重目标。”在目前疏勒河灌区移民实践中, 关键是解决好疏勒河灌区移民过程中生产与生态环境协调, 这是实现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对生态移民实践中的环境保护的思考
生态移民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 也不仅仅是当地人、当代人的问题, 它更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多方利益群体的社会问题。十多年的移民实践表明, 疏勒河灌区移民安置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疏勒河灌区以农业生产为主, 一方面, 整个灌区上游截流, 下游垦荒, 在大量开发土地的同时, 又没有及时进行配套的农田防护林网和公益生态林建设, 导致土地大面积沙化、盐渍化和草原退化。另一方面, 由于项目区移民群众生活困难, 无力购买生活燃料, 除用农作物秸秆解决燃眉之急外, 大量采挖周围红柳、白刺、天然林等野生植物来解决冬季取暖, 有的甚至还采挖野生甘草、锁阳、地骨皮等中药材进行贩卖, 使地表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使这一地区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导致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人口迁移必定会对移民迁入地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尤其疏勒河流域本就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 人口迁入可能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移民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合理时, 后果将会更为严重。
生态移民要求控制迁入地环境的良性发展, 移民基地的脆弱环境始终要以移民为主体来治理和改造。移民对环境的影响是复杂的, 它更多地取决于移民的思想观念、文化特点、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政府的组织策略等。移民从原住地迁移而来, 其思想文化不能立即适应新的要求, 无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而艰苦的转化过程, 甚至是新旧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过程。因此, 如何正确地组织生态移民活动, 重视发挥对生态环境的正面影响, 避免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对生态移民实践中社区发展的政策风险性思考
生态移民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 生态移民掺杂了许多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移民安置过程中政府行为的介入, 包含着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指向。在生态移民进程中, 国家是生态移民制度的供给者, 而被搬迁者只是被动地接受, 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能否成为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 必然要考虑在生态移民这种制度变迁中利益受影响的群体的行为。
生态移民工程在当前的制度架构下遭遇的困境是, 政府主导的模式, 难以保证政府选择与移民需求完全一致。由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需要限制土地开垦, 对于西部靠地吃饭的众多移民来说生产生活遇到了环境等多个因素的制约, 从而使更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矛盾集中在移民与政府之间, 对移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而削弱了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 这样造成社区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导向的偏差和迟缓发展。社区的发展政府作为指挥者承担着很大的政策风险和管理成本, 众多的矛盾因此而转嫁到政府头上, 人们往往忽视这一政策变化本身的社会经济背景, 尤其是在由政府具体负责移民安置的计划与实施责任的情况下, 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而基层政府的工作难度在这一条件下也大大增加了。
认为移民群众素质低也是一种主流解释, 虽然它一定意义上符合实际, 但低估了移民面对生活的能力, 尤其是错误地判断了一个基本问题:用移民群众自己的话来说, 他们是在自己的锅里吃饭, 不可能到别人锅里吃饭。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移民群众的决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我们不能仅凭结果来否认其内在合理性。
对疏勒河移民区而言创建和谐的社区环境是政府长期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社区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所以有必要从自然地理、政治、法律、经济、民族政策、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针对性地在人口与土地资源如何配置, 近期开发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社区经济文化建设与民族关系等问题入手, 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并且注意从中选优。
四、对生态移民实践中地区的社会治安的文化思考
“社区是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力量, 它为其成员准备好了价值、规范和法律, 生活在社区中的人必须按规定行事。”生态移民在本质上就是要构建一个全新的社区, 使社区成员或家庭远离生态环境问题或贫困的处境。但在关于社区构建的具体情况及其发展却缺少足够的“以人为本”式的关怀。于是“在移民中常常引起一种无权感, 并产生感情上的疏远, 特别在整个社会被从熟悉的环境中连根拔除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在原来的社区结构和社会网络解体的时候, 在原来关系密切的团体被分散到不同的新地点的时候, 社会凝聚力被削弱, 且产生团体行动的潜力也随之消失。”
疏勒河流域迁入移民均来自贫困地区, 迁入后耕种的土地均是新开垦的荒地, 由于移民对土地的后期改造投入不够、科技水平不高、耕作习惯不同, 造成土地效益低下, 大部分移民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与当地农民生活水准和收入差距较大, 另外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开荒, 移民与当地群众争夺耕地、水源的矛盾日益加剧, 加之部分移民法制观念淡薄, 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样看来移民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适应。“从移民本身来看, 迁移所具有的带有一定解放意义的性质, 使他们获取接触新的经济、文化的机会不断增多。但是, 对于移民所离开的以及正在迁入的社区而言, 迁移活动似乎是对原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打乱与破坏。”在疏勒河移民安置区, 作为一个社区文化尚未完全定型的移民社区, 迁入地的移民与旧有的居民在资源利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一套各自的传统价值理念, 一套属于自己的共有的社区价值理念并未完全形成, 原有的文化理念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 移民的传统价值观出现了一定的混乱, 这就必然导致一些更为严重的危害。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提高移民收入是解决生态移民社区稳定的有利保证。由于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 社区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可以反映社区构建过程中移民适应变迁的程度。同时, 也是生态移民成果的具体展示。然而, “问题的关键在于, 除非我们能够通过合理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来阻止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 否则, 所采纳的任何一个办法都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解脱而非根本解决。”因此, 移民家庭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及发展对于生态移民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五、总结
生态移民的主体是被移之民, 因此进行移民安置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 还应包括为了提高被移之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文化需要多元并存, 单用任何一种民族的生态价值观, 去实施人为的生态改性并不能维护生态的安全, 反而会夸大人为生态灾变的范围。”因此对于不同的移民环境而言, 我们在注重资金、政策、制度等的政府必要行为时也应该注重民族的地方性文化再适应与民族凝聚力的合理导控, 必须找到在生态移民实践下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关注移民主体的价值观念形态及其文化的变迁, 而不应该将人们的生存行为放大为社会中存在的生态忧患, 更不应该为了迁就社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发展的客观事实, 迫使移民主体改变生态与文化环境。
摘要:生态移民作为一种经济政策行为, 同时也触动了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变等重大问题。文章试图从人类学视角下对生态移民实践中的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加强移民社区的文化变迁及文化适应等人类学方面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人类学,生态移民,环境保护,社区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于酒泉市疏勒河项目区移民安置调研报告[EB/OL].甘肃省扶贫信息网, 2008-06-03.
[2]、乌力更.试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跨省安置与生态无人区的划定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 2007 (2) .
[3]、孟琳琳, 包智明.生态移民研究综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4 (6) .
[4]、李笑春, 陈智, 叶立国, 董华, 刘敏, 张君, 聂馥玲.对生态移民的理性思考——以浑善达克沙地为例[J].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4 (5) .
[5]、 (美) 埃弗里特.M.罗吉斯著;王晓毅等译.乡村社会变迁[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6]、 (美) 迈克尔.M.塞尼著;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编译.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M].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6.
[7]、马伟华.从人类学角度解读宁夏吊庄移民中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 2008 (3) .
[8]、费孝通.社会学初探[M].鹭江出版社, 2003.
安置社区范文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