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精选6篇）

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第1篇

国际调节与国际经济法学科理论新视角论文

「摘要」伴随市场国际化产生国际调节机制。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互相配合、制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际市场调节机制体系。国际调节需要相应的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这种规范国际调节、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即为国际经济法。国内外国际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他们把平等主体间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即商事关系也纳入进去，是一种大国际经济法观点。大国际经济法观点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调节及其立法的产生和发展，将促使人们对传统国际经济法理论作反思，并在国际经济调节及其立法的基点上重构国际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

「关键词」国际调节，国际经济法，规制与保障

市场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涵盖着一定社会经济的各行业、部门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再生产各环节，它是由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及运行组成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犹如自然界各个生态系统一般。在同一市场中，各种要素有机联系和制约，形成完整的体系。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形态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各国和各地区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相对独立、彼此基本隔绝的市场。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加之资产阶级革命消除了封建割据，各国范围内的各个分散的小市场相互渗透、融汇，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此亦即所谓“国民经济体系”。很早以前，也出现一些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活动。只是由于过去交通、通讯等条件限制，特别是各国政权当局的严格管制，加之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经济自身缺乏强烈要求，跨国境的商品交换长期未得到发展，更形成不了国际市场。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达，科技发展同时还使交通和人们间其他联系工具和方式更加发达，跨国境的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交往逐渐发达起来。

20世纪终于出现规模空前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继续发展。市场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并呈阶段性。如果说中世纪末航海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战争，可视为市场国际化的前奏，那么，19与20世纪之交，轮船、火车、航空及电话、电报业的兴起，以及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正式拉开了市场国际化的序幕。

至20世纪末叶，由于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加之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结束，各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相应放松或取消，为国际经济联系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和深刻的发展阶段。推动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只有它才为全球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因特网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通过点击鼠标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们发生各种联系，实现信息、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通。其速度、规模和范围是过去包括在诸如铁路、航海、航空以及电话、电报等交通、信息条件下所不能比拟的过去人们所谈论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当时主要还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一种现实的状态和趋势。市场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系统和体系，其中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结构比例关系大致均衡和协调，并且是在不断的“不协调协调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协调;经济的总体运行大致平稳和逐步发展，并且是在不断的跌宕起伏中求得稳定和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其中必然有某种机制和力量在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力量和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多种多样。

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维护、促进作用的，有些则是反面起阻碍、破坏作用的。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能够或起码当初期望能够发挥维护、促进作用的力量和机制，被称为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内部(自身固有)的与外部的两类。内部调节机制主要指市场调节，即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外部调节机制是指诸如政治的、社会的等各种力量和因素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自觉施加的影响。后者例如20世纪以来发生和逐渐加强的国家调节(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调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其调节机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场调节。19世纪末出现生产社会化并形成垄断以后，市场机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调节经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它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发挥配合、辅助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调节机制的二元化。因市场国际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也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只不过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

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如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市场盲目性与滞后性等固有缺陷，单靠它难以实现充分和有效的调节;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乃主要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自各国，他们分别受到各自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仍然受到各国的国家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碍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调节作用，并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各国设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即如此。因此，国际市场迫切需要有新的调节机制，藉以协调或统一规制各国的国家调节，并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的不足。这种调节机制即为国际性调节，或称国际调节。这样一来，国际市场的调节机制便“三元化”了。

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市场国际化进程同步的。因为没有国际性市场，便没有国际性调节的必要;而没有相应的国际调节，国际市场便难以正常运行，甚至难以形成。同前面所述市场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际调节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着阶段性。在国际市场萌芽阶段，市场的规模和运行主要由相关各国奉行的外贸政策的自由和开放性程度决定，各相关国家偶尔也会进行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19世纪以后，首先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跨国境经济贸易活动逐渐发达，各国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协商增多。

18还出现“欧洲协作”这种多国协作形式，在其存续整整一个世纪中召开了一系列多边协商会议，形成了比较连续和稳定的协商制度。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放弃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一度掀起贸易自由化高潮。1880年英、法两国率先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双边协定“科布登切维勒尔条约”，并首创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模式。在英、法的带动下，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自由通商、航海条约，还签订了莱茵河自由航行公约。这些即为早期的国际性调节措施，这些措施使当时国际贸易额大幅度上升。

随着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在对国际性市场进行协调和调节的双边、多边条约继续增多的同时，一些带全球性的公约和国际性组织也逐渐出现。其中重要一点的例如：18欧洲成立了莱茵河管理委员会、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1874年成立邮政总联盟、1883年成立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1886年成立国际保护文学艺术作品联盟、18成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以上这些国际组织虽然主要是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因而被人们称为“国际行政联盟”)，但同经济也不无关系。20世纪以后，为适应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加强国际性经济调节，建立作为其载体的国际调节组织形式。

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第2篇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经济参与世界大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下是这一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2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  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  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

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国际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2  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

3  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  购买力平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理论与实践评析 第3篇

一、国际经济协调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经济协调的概念辨析

在介绍国际经济协调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协调”和“合作”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一些说明。加拿大学者Wendy Dobson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可以用一张谱线图来表示(如图1所示),最左端是冲突,最右端则是一体化,即各国将很大一部分自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共同实施政策,如欧盟。谱线图的中点是政策独立:各国都把其他国家的行为看作是既定的,不打算对这些行为施加影响,也不打算受这些行为的影响。在政策独立和一体化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协调和合作。Michael Artis和Sylvia Ostry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对“磋商”(negotiation)、“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词作出了区分①,指出“合作”一词本身既可以被用作一般的词描述所有的合作形式,即从最低级的形式(磋商)到最高级的形式(协调),也可以描述介于上述两级之间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形式,其中最低级的形式磋商,其起点是信息交流;最高级的形式协调,这是一种由于认识到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而改变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而使各国的有关政策趋于一致的合作。所以,“协调”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是“合作”的一种高级形式。

中外学术界对“国际经济协调”(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Wallich(1984)曾提出过一个比较经典的定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在认识到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后,显著修改国家政策的一种尝试②。David Currie(1990)认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③,Kenen(1990)指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一种政府间明确的经济合作形式,是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过程和彼此在政策执行上所遵守的承诺和约束。Webb(1995)指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单方面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政府间就相互不同的政策目标协调统一,并就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工具和实施路径统一设计的行为④。张幼文(1999)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简称“国际经济协调”或“政策协调”,是指以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的前提下,就汇率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在有关国家之间展开磋商、协调,或适当修改现行的经济政策,或联合采取干预市场的政策行动,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⑤。

资料来源:Wendy Dobson,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Requiem or Prologu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1: 3.

根据以上所述,“国际经济协调”的概念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协调产生的原因是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各国的经济政策存在“溢出效应”时,国际经济协调才有其必要性。第二,协调的目标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协调的目的就是寻求在各协调国家均能接受的前提下使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尽管各国的各自得益可能有所不同。第三,协调的主体是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区域经济集团、国际经济组织等。第四,达成协调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共同明确的承诺(包括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并依此作出一揽子经济政策调整和改变,如对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修正、联合干预市场等。第五,协调的内容包括不仅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竞争政策、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环保政策、能源政策等微观经济政策。

国际经济协调传统上主要偏重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际经济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也相应拓展和深入,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各国的微观经济政策也进入国际经济协调的内容。此外,国际经济协调的含义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国际经济合作所覆盖的范围更加宽泛,而且它强调通过扩大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加强进出口贸易和跨国界资本流动等形式的国际经贸往来,实现有关国家经济福利的共同增长。国际经济协调更强调在利益发生冲突,或无法确保相关国家的经济福利同时达到最大化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宏观、微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以寻求在各协调国家均能接受的前提下使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

(二)西方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概述

西方学者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起步较早,Meade早在1951年就强调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的重要性。Richard N. Cooper(1968)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间货币政策策略相关性的问题,认为由于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加深使一国实现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加大,缺乏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将会代价高昂。由于七国集团(G7)进行协调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股研究国际经济协调的热潮,研究成果众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Koichi Hamada(1985)在其所著的《国际货币相互依存性的政治经济学》中对货币领域的国际协调(特别是对国际货币体制的选择)进行了策略分析;(2)Stanley Fischer(1987)探讨了相互依存的程度,国际经济协调的理论、历史背景和发展前景⑥;(3)Jacob A. Frenkel等(1988)对国际经济协调的范围、方法和效应给予了详尽的分析⑦。由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际效果不彰,20世纪90年代有关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随之转入低潮,如Richard N. Cooper(1994)分析了国际经济协调的形式、妨碍国际经济协调的原因⑧。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似有重新转热之迹,如Laurence H. Meyer等(2002)从理论模型和历史经验两个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协调进行了全面的总结⑨。西方学者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研究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前期基础,但他们的研究仅囿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视角较为狭窄,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协调,更没有考虑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特殊主题。

(三)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1.相互依存性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普遍特征。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决定了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博弈论(Theory of Game)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亦即决策主体面临两难选择时,如何选择最佳的对策。博弈论认为,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经济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一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及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经济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他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作出尽可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经典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可以很好地说明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假设有“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两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每一国都试图针对通货膨胀的冲击确定其最优货币政策。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和“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来衡量两国相应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表1为本国和外国货币政策战略选择博弈,表中支付矩阵分为4个方格,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货币政策不同组合条件下的两国“痛苦指数”的数值。例如,方格Ⅱ中的数字表明当本国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外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本国的“痛苦值”为-7,而外国为-10。两国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使“痛苦指数”最小,即每一方格中“痛苦指数”的绝对值越小越理想。

2.在封闭条件下,两国决策者只需根据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就可以确定本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如果每个国家都奉行使自己的“痛苦指数”最小的货币政策,同时假定另一国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那么在表中所假定的支付矩阵条件下,对于本国来说,无论外国采取宽松的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本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都是最优的,因为这使得本国在每一种情况下的“痛苦值”(即损失)都最小(分别为-7和-9),所以选择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本国的占优策略。同理,根据对称性原则,外国选择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其占优策略。因而最终博弈的均衡就处于方格Ⅳ,即两国都选择紧缩性货币政策,两国的“痛苦指数”都为-9。这一均衡解是唯一的,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对于两国来说,方格Ⅳ的结果并不是最优的。如果两国能够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进行协调和合作,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就会达到方格Ⅰ,两国的“痛苦指数”都为-8,比不合作时的结果都有所改善,这实际上就是两国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当然,要使方格Ⅰ成为长期的或稳定的均衡,两国就必须作出约束性承诺,对违反约定的行为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和严格的监督机制,否则两国都会有欺骗对方的动机(因在本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对方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本国的“痛苦指数”将由-8降为-7)。

由此可见,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如果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进行协调,而是各行其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对这些国家都不是最优的。如果各国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则可能会带来共同利益,从而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直接消除或解决国际经济交往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或利益纷争,也不意味着它能帮助各国制定一套最优的经济发展战略,但确实有助于人们理解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各种利益冲突格局所包含的利弊得失结构,并能为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设计一套更加完善的博弈规则,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国际经济协调的方式

国际经济协调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即相机性协调(discretion-based coordination)与规则性协调(rule-based coordination)。所谓相机性协调是指根据经济面临的具体条件,在不存在规定各国应采取何种协调措施的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各国间的协商确定针对某一特定情况各国应采用的政策组合。这一方法实际上是一国经济调控中相机决策的推广,一般认为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针对不同的条件就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协调,并且这一方法也较为灵活,各国可以根据即时的需要寻求合作,能够保持相当大的将政策用于实现本国经济目标的自由,而缺点在于可行性与可信性较差。从可行性看,每次政策协调行动实际上意味着各国政府间的一次讨价还价,这样一次次的政策协调会带来很高的决策成本,并且也难以对各国政府进行制约,易于产生竞相违约及“搭便车”现象,缺乏可持续性。从可信性来看,这种方式下的协调措施完全由各国协商决定,缺乏一套明晰的规则,这便会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通过影响公众的心理预期而发挥政策效力。

规则性协调又称机制性协调,是指各国通过协商建立某种机制或组织,按照明确议定的规则来指导各国采取政策措施进行协调的协调方式。规则性协调或机制性协调的优点在于其已经达成的合作协议对于参与各方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与强制性,从而保证合作能够连续地进行,使参与各方的政策运用符合一定的规则与制度安排,并且能够显著降低协调的成本。但是这种协调的不足之处在于,参与国政策运用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是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此外,规则还可能存在非中性,不利于保障弱势成员的利益。

二、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特点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惨痛教训,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赖于一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各国必须通过国际经济协调形成一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保证世界和平与发展。二战后,尽管不同形式的国际经济协调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大小不一,但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协调结合在一起,从总体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按照历史的纬度可以将二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一)国际经济协调的第一阶段

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进入了全面的复苏阶段,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渐加深,这就要求加强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都陆续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如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发达国家建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协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经济协调的形式以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性协调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当时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通过关贸总协定的六轮多边贸易谈判,使世界各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大幅降低,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二是国际经济协调主要体现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意志,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框架,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而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操纵了这些国际经济组织,从而主导了国际经济协调。这种以美国为核心、以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规则性协调为主体的国际经济协调,仅仅是国际经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其协调地位也逐渐下降。

(二)国际经济协调的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第一,国际金融环境趋于动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国际储备货币趋于多元化,这使得国际金融体制更加复杂化,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国都迫切需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以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第二,经济增长缓慢与高通货膨胀并存。20世纪70年代,除日本外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经济增长缓慢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困境难以自拔。各主要发达国家亟需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政策的协调,以求走出经济低谷。第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西欧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美国的经济地位日趋衰弱,从而使得世界经济格局从原先的美国一家独霸发展成为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日本和西欧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要求增加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而美国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利用其整体的实力优势与日本和西欧在世界市场上展开激烈的争夺。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和欧共体之间以及日本和欧共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多,各种非关税壁垒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第四,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两次石油价格的暴涨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高通货膨胀率引发了人们对能源问题的关注。

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原有的国际经济协调已经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对国际经济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阶段国际经济协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G7开始在国际经济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1971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G7: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年、1977年出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G7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发布的。G7的正式成立体现了国际经济协调从原先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协调逐渐转变为多国共同协调。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G7在国际经济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协调的主要内容涉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贷款等。(2)国际经济协调的领域进一步扩大。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入,除了在协调的形式上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协调的领域也不断地向参与国的内部经济体制、产业政策、财政及货币政策等方面渗透。例如,G7首脑会议要求与会国对各自的国内政策作出相应的协调;国际债务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债务国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美国、欧共体由于长期对日本贸易逆差,从而向日本施压,对日本的经济体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等。

(三)国际经济协调的第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迅猛发展,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协调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这一阶段的国际经济协调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1.国际经济组织继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是其局限性日益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以来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金融自由化、稳定汇率、调整国际收支以及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当危机爆发时无法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并且其提供贷款所附带的一系列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对受援国的经济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所以近年来遭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批判,尤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呼声愈加强烈。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特别是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2.G7的协调效力趋衰,改革呼声不断加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G7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成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有所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长期以来,美国推动国际经济协调的动因常常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往往忽视自身原因,而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别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单方面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此外,由于发展速度落后于发展中国家,G7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有所下降,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其代表性和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纷纷提出G7的改革方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扩大为“十四国集团”(G14),吸收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2)加强包括G7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的功能;(3)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五国集团”(G5),成员包括美国、中国、欧盟、日本、沙特阿拉伯。

3.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地位初步得以显现。二战后,在国际经济协调领域中,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而建立的。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许多困难由于自身经济规模有限无法自己解决,而且又常常是历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因此强烈地要求参与到国际经济协调中来,以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另外,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经济协调也确实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从2003年开始,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常常邀请部分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共同参与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讨论,“G8+5”峰会日渐常态化,这正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协调能力的增强⑩。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更是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新兴发展中国家要想提高影响力的话,内部的协调和合作仍有待加强。

4.中美高层经济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逐步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成为影响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和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既有主导者,美国逐渐认识到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已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大势。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延续霸权,美国认识到必须对中国采取接触和合作的方式,诱导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确保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两国双边层次的经济协调对于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美高层经济协调包括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

作为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相互调整与适应的机制,中美高层经济协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围绕着两大主题进行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斗争与妥协:一是美国以中美贸易失衡为由,加大干涉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力度,中美在经济体制差异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将进一步凸显;二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中美围绕各自承担的“国际责任”的限度存在分歧。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特别需要新兴大国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在面对能源和环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时,中国的合作是美国保持影响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速度加快,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对自身基本国情和国内发展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并据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继续通过中美高层经济协调机制加强与美国在双边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有序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要警惕美国向中国转嫁调整成本、转移国内矛盾,要求中国进行单方面政策调整,诱导中国承担无限的“国际责任”的企图。

5.G20有望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G20原本是1999年为防止东南亚金融危机再次发生而创立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每年就国际经济和货币政策开展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各国加强经济协调、协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意愿十分强烈。2008年11月在美国的倡议下,首次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其后,2009年4月、9月、2010年6月、11月,G20领导人峰会相继在英国伦敦、美国匹兹堡、加拿大多伦多、韩国首尔召开,G20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五次G20领导人峰会围绕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经济组织、改善国际金融机构监管、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有着积极的作用。G20领导人匹兹堡峰会更是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领导人峰会也将形成机制化。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尤其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美国将G20作为提振其全球领导力,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G20峰会的召开,顺应了国际经济体系变化的现实,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与发达国家平等协商国际经济问题的平台,开启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序幕。但是,由于各国理念、制度和利益的差异,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并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G20峰会的前景尚不明确。如美国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匹兹堡峰会提出“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并试图将其作为G20峰会的首要议题,借此向中国等贸易盈余国施压。再如后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政策协调的难度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抵制美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使G20峰会从应对危机的应急之举向机制化建设迈进,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三、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也相应拓展和深入,这就对国际经济协调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霸权相对衰落的美国已无力独自承担“最后贷款者”的角色,传统的国际经济协调已不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面对新的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格局,美国等发达国家应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协商,共同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顺利转型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摘要：作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现象,国际经济协调始终在战后世界经济的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概念、西方研究概况、必要性、方式等角度,对国际经济协调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按照历史的纬度将二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的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归纳了各阶段国际经济协调实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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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第4篇

[内容提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因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作 出的贡献,被授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 篇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 他用十分简单、通俗、易懂的 数学 模型论证了资源相似的两国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且贸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这是现代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对近30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提出了垄断竞争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核心的创新就是 把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引入了国际贸易研究。克鲁格曼不仅在他的新贸易理论中引进了 规模经济这一因素,而且还将“消费者喜好消费的多样性”这一假设作为基础。虽然克鲁格 曼的新贸易理论也有一定的弱点,没有考虑企业的异质性,但其新贸易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 与传统贸易理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通常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克鲁格曼的 开创性文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其中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从区域非均衡层 面为劳动力 和企业在城市的集聚提供了一种解释。通过这一模型使我们了解了城市产生的原因和自我维 持机制,而模型的逆转又向大家揭示了城市集聚的空间演化还有其他可能性。克鲁格曼的金 融学研究背景,使其对历史上两次金融危机作出了成功预言,也让这次奖项的颁布格外令人 回味。克鲁格曼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对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和社会不平 等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剖析。

[关键词] 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贸易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 金融 危机 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119-06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19点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 析贸易 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克鲁格曼1953年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在纽约的郊区长大。1974年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哲学 博士学位。1982年至1983年在白宫任经济顾问。曾先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教,20 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至今。1991年38岁的克鲁格曼获得了颁发给40 岁以下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他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 爱将。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 出版了二十余部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无论是国际贸易领域还是国际金融领域都留下了他 经典的足迹,几乎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读过他的《国际经济学》,这已成为国际 贸易方面教科书的不二选择。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紧跟时事且文笔清晰流畅,为广大 读者喜闻乐见。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也被称为继凯恩斯之后 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有10多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国际贸易再思考》、《萧条经 济学的回归》、《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汇率的不稳定性》、《预期消退的年代》 、《美国怎么了?》、《流行国际主义》、《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 等。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克鲁格曼2008年之所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就是表彰他在分析贸易模式方面所做 的贡献。那么,何谓贸易模式?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谁与谁进行贸易往来,贸易什么东西。国 际贸易模式的形成,有的是由于气候、矿产资源等自然条件的结果,有的归因于不同国家间 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有的是因为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和使用中的 相对密集程度不同,还有一些是由随机因素决定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每个 国家都专门生产并出口本国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它们之间的 贸易就能为每个国家带来利益。在李嘉图的贸易模式中,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不同国家各产 业部门之间唯一的不同之处,也是决定国际贸易的唯一因素。而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中, 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这一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源于不同国家之间商品的价格存 在差异,而价格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生产成本有高有低,生产成本的高低是因为各国生 产要素价格有差别,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别又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 生产要素丰裕,其商品价格必然就相对低一些,反之,则高一些。因此,生产要素丰裕程度 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贸易主要应该在存在一定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之间 发生,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这一理论似乎能解释大部分的国际贸易。然而, 新的挑战又出现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出现了相对于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模式 的越来越大的偏离,即绝大部分国际贸易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横向贸易,而不 是发生在有着较大要素禀赋差异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时,国际贸易不仅在不同 行业中发生,而且在同一行业和同类产品中也存在着大量国际贸易,这在发达国家之间更是 如此。这一类贸易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多或少既出口又进口相同的产品。比如,瑞典现在既出 口汽车又进口汽车。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中国只能出口纺织品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根本不能出口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是说,已有的理论已无 法完全解释新的现实。

1979年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 和国际贸易》, 他用十分简单、通俗、易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资源相似的两国也可以进行 国际 贸易,且贸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这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论文,对近30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在这篇文章中,克 鲁格曼提 出了垄断竞争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核心的创新就是把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引入了国 际贸易研究。克鲁格曼指出,“新的模型让我们完全明白:不断下降的成本是贸易和从贸易 中获利的独立源泉。同时也使我们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由报酬递增和要素禀赋共同决定的 贸易世界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2]。他认为“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中,一国 能生产的 产品种类和其生产规模都受到该国市场规模的限制。但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能形成一 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该世界市场当然比任何单个国家的国内市场都要大。各国也因此从限 制中解脱出来,在一个比贸易前要窄的范围内从事某些产品的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同时, 通过从别国购买自己不生产的产品来扩大消费者可获取的商品种类。因此,即使国与国之间 没有技术上的差别,贸易仍为互利性的生产提供了机会”[3]。克鲁格曼不仅在他 的新贸易 理论中引进了规模经济这一因素,而且还将“消费者喜好消费的多样性”这一假设作为基础 。例如,一些美国人想要欧洲生产的宝马摩托车,而一些欧洲人则喜欢美国生产的哈雷戴维 森摩托车。这样,宝马和哈雷戴维森都能够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构建自己的摩托车品牌并降 低成本,使欧美消费者均能以较低的价格享受诸多选择。可见,新贸易理论既能够解释产业 内的国际分工,又吻合了现实中的贸易模式。因为,作为消费者,我们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 的品牌诱惑。当人们满足了食品和住房等基本需求以后,似乎会更倾向于选择消费的多样化 和消费的变化,而选择消费的多样化,会希望产品种类越多越好,但从生产者来看,规模经 济会因生产成本的降低使产品种类越少越好。如何解决规模经济和消费多样化的两难冲突, 这就是通过贸易使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增加。虽然,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也有一定的弱点, 没有考虑企业的异质性,而企业之间在生产率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非所有企业 都会进行对外贸易,因此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了,有的企业则在市 场竞争中规模扩大了。但是,新贸易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与传统贸易理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因为,每个产业中有很多差异化的产品,两国之间可以基于规模经济进行差异化产品的产 业内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可以不表现为某个产业的只出口不进口,而是表现为出口大于进 口的净出口,使H-O模式与克鲁格曼模式浑然一体。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有助于我们 认识 到,传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很可能会被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取代。因此,中国今 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很多具有规模经济产品的出口大国,而纺织品等传统比较优势的产品出 口很可能会减少。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还告诉我们,存在规模经济的产业,内需大的国家 往往可以在出口贸易中具有优势,成为该产业的净出口国。这些观点对我们当前如何应对全 球金融危机,如何扩大内需,如何使庞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贸易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创者

在克鲁格曼关于“生产规模的增大能够减少单位产品的成本”和“消费者更喜欢多样化的产 品”假设下,他解释了即使有同样生产要素结构的国家之间也可以产生贸易,后来他发现这 两个假设也能够应用于经济地理这一经济学分支的研究上。这一发现,使兴趣广泛的他又将 经济学的边界拓展到地理学的领域,促成了国际贸易学和经济地理学这两个经济学分支的融 合。众所周知,新经济地理学是关于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的新兴经济学分支,是在传统经济 地理学中加入了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垄断竞争因素,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新领 域。克鲁格曼指出,当两国或者两个地区在各个方面都相同,而仅仅人口规模不同的情况下 ,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实现规模生产所需最佳规模,因此产品价格能够更低,也能付出 更高的薪水。这就会造成劳动力进一步向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这一观点似乎较好地解 释了城市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也是其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思想的雏形。1980 年克 鲁格曼又撰文提出了“本国市场效应”概念,认为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生产要素 就会向大的市场集中。在“消费者更喜欢多样化的产品”的条件下,“本国市场效应”使得 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会有更高的真实工资水平,并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品种,从而吸引劳动 力向已经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这种流动可能导致城市的形成甚或可能导致中心-外 围体系的形成。11年后,克鲁格曼又发展了这一理论。“通常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出现的标志 是1991年克鲁格曼的开创性文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其中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 从区域 非均衡层面为劳动力和企业在城市的集聚提供了一种解释。”[4]这一模型的核心 是,企业 愿意把生产区位选在最大的市场,从而节约销售运输成本。而市场的规模,依赖于居民的数 量和其收入水平。这种机制会产生制造业集中在其中一个区域的中心-外围模型。它可以通 过市场进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形成城市集聚;又会通过市场拥挤效应,使集聚在中心城市 的企业竞争加剧,利润减少,迫使企业重新选择区位,搬迁到外围区域,形成中心-外围模 型的逆转。通过中心-外围模型使我们了解了城市产生的原因和自我维持机制,而模型的逆 转又向大家揭示了城市集聚的空间演化还有其他可能性。这一机制支持着在世界各地随处可 见的爆炸式的城市化过程,期间,快速增长的巨型城市为人口越来越被减少的外围所环绕。 可见,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城市集聚理论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东部地区三大城市 群的建设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两次金融危机的预言者

虽然克鲁格曼主要是由于“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2008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其实他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 区理论,开创了汇率领域研究的新方向。金融学的研究背景,使保罗•克鲁格曼对历史上两 次金融危机作出了成功预言,也让这次奖项的颁布格外令人回味。当90年代上半期西方发达 国家纷纷出现经济衰退,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面临经济负增长的困境时,东亚经济却一枝独秀 ,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世人不得不对东亚刮目相看,各国强烈感受到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和作用,国际舆论惊呼:东亚创造了经济奇迹,世界经济重心将由欧美向东亚转移。 而他却于1994年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针对世界银行给予亚洲经济增长以“东 亚奇迹”的评价,激烈批评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和劳动力 要素投资拉动,而不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仅靠大投入而不进 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是“建立在浮沙 之上,迟早幻灭”。克鲁格曼的这番言论曾激怒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人,也引起了经 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 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当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对克鲁格曼的文章作了回应。笔者 也曾在《当代亚太》1996年第6期上撰文《试论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兼析东亚奇迹 是否虚幻》,批驳了克鲁格曼的观点,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克鲁格曼的“ 预 言”成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99年,他的新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问世,该书对墨西 哥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曾指出:“ 短期中的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涉及到需求不足。日本发现,传统 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法起到足够的作用。这种问题可以发生在日本,我们敢肯定欧洲经济, 乃至正在膨胀的美国经济就不会陷入类似的陷阱吗?”[5]今天回过头来重温这句 话,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2003年,克鲁格曼曾在其出版的专栏文章合集《大破解》中抨击过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 策。他认为,从长期看,布什政府减税、增加公共开支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发动伊拉克战 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后引起严重经济危机。2006年2月13日他在《纽约时报》 上撰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作了预见性分析。他指出,从进口与出口规模的简单比较就 可以发现,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要多57%。这种“超消费”是通过向日本、中国和中东 石油国家借债的方式来完成的,是不可持续的。或早或晚,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得不下降, 住房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他还指出,由 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将面临一种“崩盘式”的调整。 2008 年8月15日,克鲁格曼又在当天的《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指出,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 格会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 房产。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 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他认为,正是布什推行了过于宽松和缺乏监管的政策,才催生了此 后的金融泡沫,最终引爆今天的危机。其实,在2006年2月13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就撰文 ,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作了预见性分析。在克鲁格曼看来,这场金融危机和上世纪90年代 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同样严重的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可与大萧条时期相提并论。最 近,他还抨击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就像“用金钱换垃圾”。他认为,除 非联邦政 府为它所购买的资产支付远高于市值的价格,让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捡个大便 宜,而由纳税人承担代价,否则,金融体系仍然会因资本短缺而陷入瘫痪。如果政府准备向 金融机构提供资本,它应该得到出资方有权得到的东西,即所有权。这样,如救市计划奏效 ,收益不会全归最初把事情搞杂的那些人。

新国际分工理论述评论文 第5篇

分工理论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经济学文献开始关注“分工”这一概念始于17世纪晚期。从18世纪开始，特别是亚当·斯密论证分工几乎是经济进步的惟一因素之后，直到19世纪末，分工问题在经济理论著作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分工问题不再是经济研究的主题，而被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这与马歇尔(1920)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有关，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这使得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工问题)变成了要素、产品数量与价格的相互影响(资源配置问题)。尽管随后就有扬格(1928)指出马歇尔这样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分工问题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回归起到了很大作用，一篇是豪客尔(1956)的，一篇是斯蒂格勒(1951)的。前者唤起人们分清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区别。该文指出，斯密的分工经济是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一般的概念：即使没有事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当事人关于专业化选择的决策不同，也有可能因为分工经济产生事后生产力的差别。后者延续扬格(1928)的研究，部分区分出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工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新国际分工是一个纷繁复杂、动态变化的过程，诸多层面的相关问题还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现有的理论范式还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国际分工。对近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重要观点

自从弗洛布尔(1978)的著名论文《新的国际分工》发表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展

弗洛布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作者通过对德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全球区位演变的分析论述道，此前形成的极少数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其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则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开始从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欠发达国家由此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生产”。

弗洛布尔认为，新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和地理位置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减少了；(2)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的改进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基本的简单步骤，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学会；(3)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赫里克(1982)论述的新国际分工与弗洛布尔比较接近。但他揭示出了资本—生产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改变。他选择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作为国际分工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传统的国际分工占主导地位，基本特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用制造品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之后，体现为第三世界国家用制造品换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品。这种改变显然也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结果。贝隆(1981)、拉斯蒂(1985)、马斯达帕(1998)定义的“新国际分工”与赫里克基本相同，也是从资本—生产—商品的关系来论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的。

(二)“新国际分工”是国际垂直一体化

在题为《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所有权的优势》这篇著名论文中，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并没有明确指出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但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他们对于垂直一体化的所有权优势提供了准确的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分工方式，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跨国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方式的FDI开始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1990—1995年，采用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长了20％，而1996—2000年间，则每年增长了40％(UNCTAD，2002)。

(三)“新国际分工”是“订单制造”(或者“外包”)

罗斯杰把订单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简称CM)称为网络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罗斯杰对订单制造的定义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设计、程序工艺、装配设备、后勤、营销渠道、仓储、售后服务等环节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和服务贴发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业则一般没有品牌。订单制造是IT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亮点，每年达到20％—25％的增长率。根据“技术预测者”的计算，2000年全球的订单制造达到了880亿美元。而IT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CM从“美国模式”变成了全球的大规模生产模式。CM不限于IT行业，通讯行业、汽车行业、空间技术等行业都有。订单制造导致了专门从事订单制造企业的产生。订单制造业开始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而订单企业则成为跨国分工网络的载体。

(四)“新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分工对福特制、丰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卢锋认为，分工首先是企业内分工，以始于20世纪初的福特制为代表。[9]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生产方式是：从大湖附近矿山运来煤炭和矿石，全部过程，包括热处理、制模、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总装等数百种工艺，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厂完成。克鲁格曼形象地说，雷格工厂一头吃进的是煤和矿，另一头吐出的是轿车。其次是企业间分工，以20世纪80年代风行世界的丰田制为代表。以丰田汽车为例：这是一种多层次生产方式，总公司只进行最终组装和基本原材料供应；数以百计的企业在第一层：次级组装，大部件生产；数以千计的企业在第二层：单个部件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在第三层：工程性服务。此后就是产品内分工，以产品为对象的分工——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开辟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为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契入点，这正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网络的细密化。

(五)“新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变化的国际分工

在《全球化与“更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弗朗西斯描述了比弗洛布尔(1978，1980)的“新”国际分工“更新”的国际分工。他认为，弗洛布尔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因而认为新国际分工的根本特征是中心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外围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被逼到外围。可是，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虎”的崛起否定了弗洛布尔的观点。[10]

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长。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来说明这一点。到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校生达到3540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3370万。其中技术类在校大学生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700万/580万)。技术类大学生在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分布最多，达到460万(其中中国120万，印度100万)，而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分别只有270万、200万。拉美地区的技术类大学生也达到了140万。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禀赋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里德尔(1996)的研究，一个国家有没有绝对数量的技术人力资源，对于这个国家能否参与基于知识的经济活动具有关键的意义。发展中国家技术类人力资源的增长将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分布决策，使发展中国家卷入新的国际分工。罗尔(2000)和伯曼、马欣(2000)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1]

(六)“新国际分工”是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

格里(1998)将“全球商品链”定义为：一系列企业围绕着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网络将居民、企业、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2] 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商品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其作用开始超越政府之间的经济交往作用。[12]

(七)“新国际分工”是基于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的国际分工

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的基本内涵：跨国公司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角，推动跨国公司促进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契约转让、生产一体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构成和生产组织的改革，新国际分工的直接动力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13] 新国际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的差异，以及分工中区域分工优势的升级转换规律。再之，新国际分工促使企业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因而企业、地方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地方、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各种利益的需要而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竞争，竞争成为新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

(八)“新国际分工”是市场价格引导的国际分工演变为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分工

冼国民(1994)认为，主权国家对于要素流动的限制，对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对国际分工的调节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成长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及其协调机制。[14] 随着传统国际分工部分被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场机制就被跨国公司的层级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见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调节资源在各国企业之间的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使当代国际分工出现了转型：在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由跨国公司内部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予以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这样，当代国际分工就成为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包括其他传统类型国际分工的混合结构。

(九)“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性质从“剥削”转向“经济互补”

多杜辛(1993)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尽管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不仅个人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国家之间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殖民地时代的阴影，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受“自立发展”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机会，拒绝参与国际分工。[15] 在《互补性——国际分工的新趋势》这本书中，多杜辛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国际分工是以“剥削”为特征的，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是以“经济互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要素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国内国外要素的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的更高效率。

(十)“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从为国家服务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服务

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后工业化》中，伍(1994)从市场功能/企业功能对比这一角度来研究新旧国际分工的对比。他引用了哥德斯丁(1976)提出的这一命题：企业内交换是一种后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机制具有某种替代作用，不过前者只能平衡企业内经济，不具备后者平衡整个社会经济的功能。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换”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的一半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近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使得企业内交换逐渐将市场平衡社会经济的功能弱化了，国际分工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新的国际分工与旧的国际分工相比，减少了传统剥削，增加了经济互补作用，但这是以扭曲所在国的市场功能为代价的。伍认为，跨国公司力量的来源是对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具有控制力，这使得它们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最终将发展为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参与国际分工，不如说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企业内分工。

二、对新国际分工理论的综合分析

我们注意到，上述研究几乎都论述了新的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有关。盎德深咨询公司的一篇工作论文形象地称跨国公司为“全球网络人”，这提示我们，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是一种基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分工，而不同的学者看到了网络的不同的部分，从而研究了不同的国际分工。下面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网络”吸收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推销自己的产品来增加企业利润；而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就开始在第三世界大量复制生产体系，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生产”，通过“生产网络”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价值，这正是弗洛布尔看到的“新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其他地方复制生产系统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对这个生产系统拥有所有权。如果需要，就是“垂直一体化”，如果不需要，就是“外包”。当生产地既可以是国内又可以是国外时，就可以有四种选择：国内垂直一体化、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外包、国外外包。跨国公司到底选择哪种分工模式，要看哪种模式有利于增长企业利润。这四种分工模式构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如果跨国公司选择拥有所有权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垂直一体化”，这正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理论预见的“新国际分工”。如果选择没有所有权控制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外包”，这正是罗斯杰(2002)看到的“新国际分工”。这里我们看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6](P25)

跨国公司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后，就会谋求生产网络的细密化，以便在全球捕获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理论上，从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这个分工细化的路径可能产生分工经济，于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采用产品内分工，这正是卢锋(2004)看到的“新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又可能采取四种分工模式：国内、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国际外包。可见后四种分工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

上述三种研究都只是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单一视角进行观察，因而掌握到的是新国际分工局部的性质。

格里和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的研究视角更大一些。格里定义的“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将观察视角从跨国公司一个特定的价值链扩展到跨国公司的商品网络，发现了新国际分工更多的性质。比如观察到生产网络对于其他企业、国家、地区的分工的整合性。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跨国公司对于这一网络的主动构建性，也没有对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予以足够的重视。孟庆民等比格里更加重视跨国公司在新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性，可是“跨国公司关系网络”这样的定义过于抽象和宽泛。

上述四种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弗朗西斯用动态的眼光考察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变化。理性的跨国公司必然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全球生产网络，以便动态地最大化企业价值。弗朗西斯看到的原来的附属企业在国际分工链中地位的上升可以看成是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这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结果：把更高的工序给资源条件更好的企业，选择资源条件更次一些的企业替代它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附属企业主动采用了新的技术框架，发生了分工地位的跃迁。

上述五种研究更加重视的是新国际分工的“现象”，而冼国民的研究更加重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分工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社会分工受市场机制的引导，企业分工受管理机制的引导。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时，社会分工的显性地位就被企业分工取代了，这势必带来世界经济联系的深刻变化。只不过，冼国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更进一步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具体生产活动，可以发现新国际分工更加生动的性质。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交易的商品，相对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卢锋论述的“企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上述五种研究都是实证的，多杜辛、伍的研究是规范的，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新国际分工的“好”或者“坏”。

三、启示：新国际分工引发的新问题及亟待研究的领域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新国际分工”可以概括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每一部分都由分工链(或者国际分工或者国内分工)组成，它将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种资源整合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形成一个基于分工网络的共同利益。[17] 总结起来，新国际分工“新”在：(1)新国际分工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主导的；(2)导致了新的生产现象——产品内分工：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霍布斯巴，1979)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瑞奇，1991)。

由于产品内分工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笔者提出应该寻求重新解读国际贸易数据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可能是由于B国(或者C国)跨国公司在A国的子公司通过企业内贸易方式出口引起的，而且A国的顺差反而是B国(或者C国)收入：比如A、B两国最初贸易平衡；A国跨国公司在A、B两国实行产品内分工，分别完成X、Y两部分工序，X是高端价值部分，Y是低端组装部分。A国出口X到B国，B出口X+Y(作为一个产品)到A国，A再将X+Y出售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海关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从事低端生产的B国比A国出口量还多，看似是B国打破了贸易平衡，实则主要由A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引起，而且利益的大部分仍然在A国。不过这里还有诸多问题没有研究，比如如何在理论层面上更新当前国际海关统计通行的原产地规则赖以建立的传统分工、贸易理论，等等。

国际贸易新理论概述论文 第6篇

论文摘要：新贸易理论对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种种新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也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建议。因此，文章对新贸易理论的一番述评，对于当前贸易理论的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新理论；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回顾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分支始于亚当・斯密。1776年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并不难理解，但是，它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乃至人类认识史上，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

1941年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说，克服了斯密绝对成本说的明显局限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保罗・A・萨缪尔森称它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地基础”。

继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对上述理论的挑战。围绕里昂惕夫之谜所作出的种种理论分析，补充丰富了要素禀赋理论，增强了这一理论对国际贸易实践的解释力度。在雷布津斯基以及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完善补充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流行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逻辑严密，形势完美。但是这也正是其缺点所在，毕竟现实世界并不如其想象的完美。

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内涵、产生、发展及特点

(一)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内涵

新贸易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Paul・Krugman等人创立的新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制度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变量关系、环境问题与公共物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狭义上看，仅指以Paul・Krugman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克鲁格曼曾形象地概括说，如果要举一个什么是新贸易理论的具体事例的话，就可能是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成是完全发生在像小麦这样的商品上，而新贸易理论则将世界贸易看成完全发生在像飞机这样的商品上。

(二)新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工业发达国际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

2．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

3．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4．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迅速取得国际竞争优势。

当国际贸易实践中出现如上所列等新现象后，人们首先往往希望能够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加以解释和说明。当贸易理论家们将这些新情况与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加以对照时，发现这些理论不能或者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因此，也必然会引起贸易理论家们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局限性进行重新思考并进行现实修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罗・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兰开斯特、赫尔普曼、埃西尔、布兰德(Brander)、斯潘塞、伊顿和格罗斯曼等等。

17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该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者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D―S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生产中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则具有多样化的消费偏好。这二者实际上存在着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两难冲突。而从这一角度考察的结论就是，即便不存在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对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需求也可以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D―S模型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70年代末期，Paul・Krugaan首先将D―S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的分析中并大有所获。克鲁格曼借用了D―S模型的分析方法并做了少许修改。首先较为系统地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嫁接人国际贸易中针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差别产品等范畴来构筑新的`贸易理论模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克鲁格曼在“以进口保护促进口”一文中证明，在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采取较高的进口关税这种战略性政策来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幼稚产业，当本国市场容量足够大，将会使其获得静态规模经济效益，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在此基础上提高其出口竞争能力，从而促进出口。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这些论著都大大丰富了新贸易理论，使其实用性进一步增强，在贸易理论界引起了广泛深远的关注和影响。

(三)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创新特征

1．理论假设前提：逼近现实。首先，市场结构的假设由完全竞争转为不完全竞争，同时放弃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承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按克鲁格曼的话说，“这种不完全是经济学家认识的不完全，而不是真实世界的不完全。”其次，将分工模式由高度抽象的2x2X2模式，回归到现实中，大胆地探索了J×N×M模式下的贸易结构和贸易利益格局。

2．全新的结论。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构成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在以上理论假设前提下，我们来看新贸易理论给出的结论：

首先，贸易原因。新理论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了解释。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的影响是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空白。林德尔的“重叠需求理论”运用“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概念，论述了需求偏好相似对于国际贸易的地理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影响。

其次，贸易构成和贸易量。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相比较，由于市场的规模变得更为庞大，产品变体种类增加，消费者可选择空间更大，为达社会福利最大(至少更大)，两国必然互相进行对方的变体商品，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而传统贸易理论则只考察了产业间贸易，忽视了产业内贸易，与现实相距甚远。就贸易量而言，根据林德的“相似偏好”或“重叠需求”假设，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

最后，关于贸易结果，也就是贸易利益的产生与分配。传统贸易理论不考察动态利益，是一种静态贸易利益，这种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的潜在动态利益：

(1)基于规模经济的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效率；

(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生产；

(3)生产的合理化。加剧不完全竞争行业的竞争，优化资源配置；

(4)产品多样化。整个世界市场比之某一国内市场而言，其规模优势明显，全球各企业竞争的结果是相异产品种类增加，增进了世界福利。

三、新贸易理论的创新之处

新贸易理论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一系列新变化新现象时，传统贸易理论不能完全做出解释，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继承修正并建立新的模型从而提出的。我认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创新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考察：理论创新：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们不仅从国家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产业和企业本身竞争的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的是克鲁格曼。政策创新：在贸易改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或者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是新贸易理论中重要的政策理论。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