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范文

风险传播范文（精选8篇）

风险传播 第1篇

风险传播是指“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2)或者“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传播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3)传播媒介不仅是风险沟通的中介,同时也是风险沟通的主体之一。本文将从“参与风险定义与建构”的媒介角色出发,分析其在风险传播过程中成为风险制造者的原因和表现。

一、“参与风险定义与建构”的媒介角色认识

随着风险社会的进一步加深,人们发现科学和一些权威专家已经不能对某些事件或情况做出确定性的、准确的解释或具有指导性的建议。对于同一事件,专家们的意见却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伴随着现代化风险的发展,社会科学家像所有人一样,依赖于被外在于他们的领域的专业人士控制的二手的非经验。”(4)科学对于理性的权威被风险社会打断,风险定义与建构的主体也因此变得多元化。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指出,我们接受经过媒介筛选、过滤的信息,并认为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用从媒介营造的“虚拟现实”里获得的经验,去理解或想象现实的世界。在风险传播中,媒介用文字、图像以及各种数字信息具象化风险,媒介对风险选取的传播角度、报道侧面直接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认识。普通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风险,实际上是一种由传媒提供的“再现风险”,可以说,传媒是人们感知风险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通过风险传播参与了风险的定义与建构。例如,2009年2月10日,俄罗斯与美国的卫星相撞事件。由于该事件的发生地是在人类普通视力远不能及的太空,几乎我们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均来自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有许多媒体都制作了数码动画,再现卫星相撞的瞬间并模拟碎片的散落情况,普通民众都借此来判断该事件对自身有无风险和风险大小,并决定是否采取相关应对措施。

媒介参与风险定义与建构的角色,使它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双刃性。准确、恰如其分的风险预警,如实、全面的风险信息,正确的风险引导将带领社会成员妥善应对风险,采取正确的风险决策;相反,如果媒介肆意夸大、扭曲风险信息,则会影响成员对于风险的判断,引起焦虑和恐慌,加重风险的危害性甚至导致新风险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就成了风险制造者。

二、媒介风险制造的表征

回顾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会发现很多由于传媒的不当风险传播而加剧甚至引发风险的案例。美国国内媒体对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媒体在2003年非典暴发初期的集体失语;“毒香蕉”、“纸包子”等,部分媒体已经成为风险的动力甚至源泉。媒介成为风险制造者的表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当设置风险议题,进行风险炒作而加剧或引发风险。默顿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自我实现预言是指,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它引发出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来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该理论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风险传播在巩固或动摇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

社会成员对于风险的认识,大多来自媒体对风险的定义和建构。假设媒体因其渴望重大新闻的心理,再加上“眼球经济”的驱使,不当设置风险议题,扭曲风险信息,夸大风险危害性,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人为制造风险信息,进行风险炒作,必将引起社会成员心理恐慌。“一旦恐惧成为普遍存在的心态,问题和困难就会被过分夸大,而可能的解决办法却被忽略。驱动惧怕和恐慌的机制是一种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语言。”(5)

2008年爆发的“蛆柑橘”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8年10月4日,四川一家媒体发表名为《好可惜!万吨柑橘长蛆被深埋》的报道。从10月20日开始,手机短信和QQ群里开始流传关于广元“蛆柑”的消息。接着各大报纸、网站、论坛等开始广泛报道此事,并冠以各种轰动的标题。在翻阅相关资料时笔者发现,这次广元“蛆柑”的局部疫情正是被某些媒体肆意炒作,冠以“蛆橘”、“柑橘生蛆”等容易加重人们心理恐慌的称呼,再加上特写图片的“烘托”,使得事件局面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导致整个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地柑橘完全陷入滞销状态,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正是由于媒介不当设置风险议题,引起成员大范围恐慌,并最终使风险得以实现。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成了风险制造的源头。

风险信息提供不充分而加剧或引发风险。正如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在其名著《信息论》中所指出:“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生活着的过程。”狭义的信息就是指能够消除受信者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但是由于风险信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媒介自身的疏漏、相关利益链条的限制等,导致媒介在进行风险传播时提供信息不充分,关键信息缺失等,从而使受众在接受风险信息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对风险的不确定,导致受众心理上的恐慌,加剧或引发新的风险。

2009年3月,我国各媒介均报道了强生婴儿卫浴产品含毒的新闻。一时间民众恐慌,各大城市商场纷纷将其产品下柜,许多消费者要求退货。4月3日,国家药监总局通报其评估结果,认定产品中检测到的微量甲醛和二亚烷,在国家现行《化妆品卫生规范》允许出现的“杂质”范围内,同时检出量远低于世界各国对化妆品中杂质二亚烷存在的限定值。如果在此次风险传播中,媒体能先了解相关专业知识,给受众提供全面的风险信息,强生公司所遭受的危机就完全可以避免。

忽略报道中的风险隐患而导致新的风险。在新闻媒体日常的报道中,常常忽略了其含有隐匿的风险因素,并对这样的风险隐患缺乏正确的引导。当这类风险隐患到达某些社会成员那里时,便演变成了新的风险甚至危机。如从2009年3月底开始,墨西哥、美国等地相继暴发甲型H1N1流感。在疫情暴发初期,世界各国均以“猪流感”为名报道此事。由此导致了世界各国猪肉大幅降价,养猪产业受到很大冲击。4月30日,世卫组织正式将“猪流感”改名为“甲型H1N1”流感,力图将风险降至最低。

媒体对于自身报道中风险隐患的忽略,反而引发了新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易发性已经获得广泛共识,新闻报道必须要注意信息的务实并辅以正确的社会引导,这样媒体才能避免自身成为新风险的源头。

三、对于媒介风险制造的预防策略

在传统社会里,风险定义的主体是个人,风险治理则主要依靠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力量。但在风险社会中,由于风险涉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风险治理主体也变得十分多元化。在进行风险传播的过程中,媒介不仅要承担预警、定义风险的责任,还应把自身看作是风险治理的主体,从利于风险治理的角度引导受众,预防自身成为新风险的制造源头。第一,媒介除参与风险的定义与建构之外,还应认清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风险的预防和治理,在风险传播中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风险信息,坚决摒弃为吸引眼球而进行风险炒作的行为。第二,在风险传播过程里,媒介应注意从事实出发,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供准确、全面的风险信息和完善的风险交流平台,力求使受众通过媒介提供的风险信息,能进行准确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决策。第三,媒介必须对舆论加以正确引导,指导受众正确对待媒介提供的风险信息,避免形成新的风险。媒介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风险传播中发挥应有作用,最终形成以国家、社会、媒介和个人四位一体的风险应对网络。

注释

1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第102页。

2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lntroduction:l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9

3郭小平:《“怒江事件”中的风险传播与决策民主》,《国际新闻界》,2007(2)。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舆论传播现状 第2篇

关键词：网络；谣言；风险社会

2014年8月4日，云南鲁甸发生级地震，救援队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与此同时媒体也全面关注，但在救援关头，救援人员浑水煮面的消息沸沸扬扬的传播开来，@中国之声首发：[云南鲁甸震中龙头山镇食品匮乏 救援人员用浑水煮面]据最新消息，震中龙头山镇的龙全中学目前食品匮乏，只能吃外面输送进来的泡面，地下水和自来水因为地震水质现在比较浑浊，目前救援人员只能用浑水泡面做饭。消息发布后，被@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转载。随后质疑声起，@新京报：[“战士泥水煮面”引热议 救灾者咋解决吃水问题？]救灾者咋解决吃水问题？泥水煮泡面，吃了会不会生病？许多网友为救援人员担忧。蓝天救援队队员：会带足够饮用水；救灾武警：尽量不饮灾区水；壹基金救援联盟：会采取净水措施；汶川地震救灾者：救人要紧浑水也会直接吃。随后，[环球时报记者马俊]在这次救灾中，有关“震中食品匮乏，救灾官兵用浑水泡面充饥”的一组图片格外令人揪心。环球时报记者5日就此向前方救灾部队求证时得知这是一则假新闻。一名前方救灾部队的负责人向《环球时报》记者确认，经查证，没有发现救灾过程中出现相关情况。

如今，网络让人们更便捷得获取信息，与此同时假新闻，各种谣言也在不断地博取大家的眼球，网络谣言的传播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在过去的两年里经久不衰的灾难谣言，政治谣言都相继爆发，如果把谣言视为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病毒”，我们该如何面对？

一，风险社会及网络谣言的概念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Beck）是一位特别关注风险社会、生态启蒙、生态政治和全球化的社会学家。1986年，他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将现代社会解释为风险社会，标志着风险社会理论的诞生。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称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贝克曾论断“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当下，“网络谣言”的风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不良因素。因此，就宏观层面而言，网络谣言的出现，导致其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的稳定，进一步阻碍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谣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目前对谣言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谣言大致是指未被证实真伪的有关人，事，机构的论断。目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被较多研究者接受的定义是指一些未经证实却被广为传播的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包含不确定性，同时暗示环境中可能存在潜在的威胁，能够提高人们对环境中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能够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警觉和管理危险。[2]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谣言最初是指“歌谣式的传言”，然而，经过几千年文明的发展，谣言几乎等同于恶意的谎言，被定性为负面信息。网络谣言是指互联网平台作为主要传播和扩散手段，具有传播门槛低，扩散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

近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风险社会理论展示了贝克的现代社会观。他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各种风险，这些风险是现代性导致的后果，它们的来临意味着未来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当下，网络谣言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不良因素。因此，就宏观层面而言，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导致其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的稳定，进一步阻碍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从风险社会视角下看网络谣言传播现状

目前全国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类型越来越多，包括与灾难，治安，食品，财经，政策法规，政治外交，官员腐败，娱乐八卦，科技健康等等有关的谣言。如何控制网络谣言的传播，已经成为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谣言与风险正是一对“孪生兄弟”，透过谣言看中国，或许能对社会风险和国民心态有更深刻的认识，中国在进行大转型的同时，也进入了风险社会，民众的安全感和社会的信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谣言应运而生。透过谣言，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人与人在一定程度上面缺乏信任，矛盾重重，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他们的公信力在不断下降，造成谣言丛生。其次，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弱势群体。2012年广被传播的“世界末日”谣言，就是一个案例，大家似乎都或多或少听信这种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期待有这样的一种社会大转型。再次，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恐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2013年9月底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等五个城市所做的关于整治网络谣言舆情的专项调查显示，高达八成的公众认为我国网络谣言传播情况比较严重（“严重”20%，“比较严重”60.4%），并认为多数网络谣言是有害的（认为“当然都是有害的”26%，“多数是有害的”54.4%）。九成多（93.6%）的公众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认为“非常有必要的”54.4%，“有必要的”39.2%）。这足以反映当前社会对于我国网络谣言泛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公众对于整治网络谣言持积极态度。[3]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社会，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现代化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均伴随着社会风险的产生。社会风险是导致社会非和谐状态的重要因素，这些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尽管我们不能从整体上消除所有社会风险，而风险一旦被反思和监控，就有了规避、利用、减小的可能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风险，我们可以发现风险本质上是社会或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因此必须以社会结构的分析作为基础，才可以掌握到风险的特性及其变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自觉性，最终形成一种开放沟通的、反身性的风险理性。与此同时，网民是网络谣言的受害者，给他们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心态，还会引发社会恐慌情绪，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干扰网民正面判断以及加剧群众对社会信任危机。

三，网络谣言的对策和措施

在风险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问题，而且当目前流行的规则只考虑了极端例外情形下的社会责任时也是如此。网络谣言的出现归结于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的产生，这是需要国家和全社会需要正视的问题。网络谣言的越来越盛行关键在于治理谣言的制度还不够健全与完善，对于网络谣言的危害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我们首先要对网络谣言传播的现状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认识。近年来，大多是互联网该类新媒体对谣言的传播影响较大，但是，无论传播渠道如何更新换代，对谣言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民心，因此对谣言传播治理，也需从社会民心出发，仅从法律层面来治理，是远远不够的。以下仅提供自己的建议。

首先要更多利用软手段，来引导社会心理，政府面对各种谣言大多依赖于硬手段来治理，虽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是永久之计，积极回应网络谣言所表达的社会诉求，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引导网民正确认识网络谣言，例如信息公开，网民教育等等。其次，尊重谣言所折射的国民心态，积极回应谣言所要表达的社会需求，发挥其社会的正功能。再次，在政府领导下，全体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控制，防范体系的抵制系统。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抵御风险，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要求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出发来化解当代风险问题。（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区）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15.

[2] [美]埃瑟.戴森.數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风险传播 第3篇

一、推送信息失实——主体受众信任崩塌

这类常态风险的易发机制源于信息制作所谓的合理想象。广告创作在高风险时代运用的手段更加丰富多元且不可控。电子信息化的现代手段的创作参与也加剧了这种“不可信任度”并且照片与摄影在传媒领域一向是被操纵的对象, 而且作为实事证据的参考能力也日渐消失了。这种媒介资源的稀缺性与广告主体的短视行为使得夸张宣传成了放大广告效应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加剧了这种机制放大的可能性。

二、传播绩效量化困难——代理机制发展举步维艰

从广告代理制度在中国的标准化来看, 广告传播绩效的量化困难导致了广告主与广告公司之间的信任危机“我知道我的一半广告费被浪费掉了, 我只是不知道浪费的是哪一半。”——Joho Wanamaker。这种说法不仅体现了行业运行机制的一种无力和无奈, 也间接体现出了表象下的受众内在记忆机制。广告传播促使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 而记忆过程又伴随着线性的衰退规律发生, 并且这种衰退机制存在着个体化的差异, 故无法产生一个完备的量化机制来框定所有效能指标。虽然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 但大数据催生下的程序化购买的大范围标准化还需一些时日。现通行的衡量指标仍然是“旧时代”的产物。 (如收视率、收听率、千人成本等) 这种指标的运用不仅缺乏更为精细的科学化论证, 也体现出了服务意识在国内广告公司中的淡薄。

三、文化符号差异——传播接受的敌视与抵制

国际传播视野逐渐地成了广告传播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在全球整合营销传播的背景下, 多元文化符号不匹配所导致的风险案例更是频频发生。并且这种风险机制所诱发的蝴蝶效应更是难于逆转且危害巨大的。在跨国整合传播的背景下, 国际品牌在统一与协调中难以找寻平衡, 而全知文化视角的形成所付出的成本也较难把控。这种产业及传播模式本身的统筹困难, 使这种风险爆发成为必然。如果从宏观经济学的规模与效率出发考虑这种“规模不经济”又体现在了各个层面, 包括了本身国际市场的细分与合并所导致的传播效能折扣效应及其成本上升等风险。而传播主体的“本位化”又使这种风险机多加了一层主观的偶发催生因素。

四、媒介素养提升——批判性接受程度增长

大数据、新媒体、网生代等等众多的新标签标志着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 而包裹在这种种新技术下的媒介受众素养也不能与往日同日而语。过度传播的社会中, 具有私人利益性质的信息在公共空间中传播受阻更为明显。并且国内广告信息由于其特殊媒体体制下所呈现的强媒体, 弱公司态势导致本身信息内容制作粗糙且同质化严重, 加剧了受众的消极抵制机制, 并且这种机制也泛化到了广告所涉及的各种媒介样态之中。

受众本身在接受视觉观点时也蕴含了“批判性观赏”机制, 这种机制又外显为受众的各种行为, 如主动换台规避广告信息、启动心理抵御机制拒绝接受“令人反感”的强迫视觉消费等。当伴随着媒介科技走下神坛不再神秘, 受众媒介素养与日提高不再被动。这种媒介参与大众化、低门槛地快速进程使得受众对于媒介内容的创新要求爆发式的增长, 对广告信息内容的最终实现效果与说服手段的要求也大幅增加。这种风险机制蕴含在了广告营销在国内发展的必然阶段之中。而作为制造内容的传播者一方, 对于受众媒介体验的固有传统认知也影响了其创作过程中对于视觉结构、形象、创意的运用。市场体制导致的低廉特效、特定发展阶段导致的唯经济利益的短视行为、甚至虚假与欺诈都增加了这种抵制接受的风险。

五、社会、生态责任缺失——公共空间破坏及相关伦理问题

对于公共空间中的传播伦理问题, 早在学者汉娜·阿伦特阶段就开始探讨, 而广告这种私人利益代表给公共空间所带来的破坏也早已成为众多学者诟病的核心问题。从穷街僻壤到繁华商道, 处处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户外广告。而这种现象除了被指认为一种公共空间的不和谐元素外, 也被冠以了强迫消费的名号。

随着广告伦理研究的兴起, 广告传播在社会中的传播问题也日益的浮现。如谐音广告语的文化误导问题、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问题、跨国传播中文化符号的本土化误读问题等都导致了广泛的文化批评与接收抵制。

广告行业是时间行业, 也是空间行业。占用时空与兜售时空便成为其最主要的盈利方式, 那么这种公司空间的混入便成了产业发展的必然模式。除了对于时空资源的占有以外, 广告的手段还包括了对这种资源的一种创造性的运用, 深发延展也加剧了人们对这种产业发展模式的抵制。广告是市场经济、流通与消费的必然产物, 深受大众文化的影响, 而大众文化的流行性选择中, 不会总是混入道德评价, 而在注目利益先驱的机制中, 这种负面流行与广告传播的联动便会产生不符合主流道德观念的传播主题与“有意误读”。而全球化的进程与广告的跨文化传播加剧了编码与解码难度, 从而使这种误读风险更易发生。

论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机制 第4篇

1 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

现代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产生巨大财富的同时, 也由于人们在应用科学技术中出现的不当行为和管理失误所引发的技术性灾害 (Technological Disaster) , 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发生的各类伤亡事故约为2.5亿起, 这意味着每天发生68.5万起。全球每年约有320万人死于技术失控或失策导致的灾难, 占各类死亡人数的5.2%。我国的技术灾害状况同样十分严重,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资料, 目前我国由于技术原因引发的灾害 (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事故”) , 每年都要夺走十多万人的生命,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仅2011年一年, 在各类技术灾害中, 共死亡75572人 (2011, 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提出的最

新测算方法, 我国技术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 远远超过了各类自然灾害的损失。据此推算, 中国目前每年各类技术灾害的经济损失至少应在6000亿元以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作用”, 使技术灾害的管理和防治问题成为亟待人们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 对于技术风险的研究有所涉及, 主要体现在“科技异化”、“科技负效应”等研究中, 技术风险研究并未引起学者的太多关注。风险社会理论诞生以后, 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的根源归之于技术发展的独特见解, 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从技术风险的主观建构层面来理解当代技术风险, 可以克服传统的技术学、经济学的视角, 侧重于分析风险客观层面的局限性, 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内涵、特点与本质。技术风险己成为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因, 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 对现代技术风险进行跨学科研究, 可以整合社会学、制度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力量, 有利于学科融合。因此,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进行技术风险研究, 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风险的规避机制, 可以提前采取措施, 防范技术风险演变为技术负效应和技术灾难, 减少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降低公众的技术忧患与技术恐惧意识, 提升公众发展技术的信心。另一方面, 当前,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不充分, 但科学技术发展暴露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生态危机、核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风险以及化学技术风险等已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因此, 研究、探讨一条“自主创新与生态文明并举”的技术风险规避道路, 对于以较低的技术风险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 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 既是一项科学行为, 又是一个文化表达的过程。虽然, 人们在保证健康、安全和长寿上投入了巨资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 但人们在技术灾害面前却变得更加脆弱。特别令人费解的是, 甚至连只有很小物理后果的技术风险事件都往往引发强烈的公众关注, 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 这在传统技术风险分析层面是不曾料到的。公众认知是直观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的产物, 更普遍地反应了文化价值。因此, 社会最大的困境在于, 一方面需要用技术风险的分析来设计公共政策, 另一方面, 目前的技术风险概念不足以预测和解释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反应类型。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公众技术风险体验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之后 (罗杰.E.卡斯帕尔, 1988) , 仍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被技术专家评估为很微小的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有时会造成巨大的公众反应, 并会伴随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有时甚至会出现后继的物理技术风险。解释这种现象并使得技术风险分析的实践对其更加敏感, 是技术风险社会管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现存的解释, 虽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 但仍不完整。时常还会有些矛盾之处。事实上, 我们应该认识到, 这些冲突的观点照亮了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不同方面。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技术风险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分析以及塑造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个体反应结构的综合理论。这种综合理论能够解释技术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及文化进程相互作用, 可以增强或削弱公众技术风险认知和技术风险相关行为。反过来, 行为模式会产生次级社会或经济效应, 也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自身的实体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体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对个体和团体理念产生的影响、还有社会、社区和经济对其作出的回应一起构成了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的整体现象。

2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信号放大机制

在传播理论中, 信号放大指的是在由信息源向传输者传播, 并最终到达接受者的阶段中, 信号加强或减弱的过程。这些信号被传输者或接收者解码, 使得信息被理解。每一个传输者都有可能改变原来的信息, 通过加强或者减弱, 添加或者删减所收到信号的方式, 向下一个传输者或信息接收者发送一簇新的信号, 然后这些信号再被解码。实际上, 传播的过程要比以上的单纯信号传输过程更为复杂。只有在一定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 信息才会对接收者有意义。信息源和信号并不是独立的实体, 而是被接收者视为一个整体, 正是接收者将信号与信息源或传输者相连, 并推断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信息源接收者的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 但这个模式仍然足以作为分析沟通过程的启发式框架。

在技术风险传播中, 每条信息都可能包含事实的、推断的、价值相关的、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信息指信息的内容 (如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是X毫克/天) 和信息的来源, 如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的检测。推断性信息指可以从已经陈述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 如排放对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然后这些结论可能要被分成不同的类别经受评估, 如排放超过了允许的水平。除此之外, 还可能附加带有强烈价值指向的文化象征来唤起对特定形象的记忆, 如“大企业”“国防工业”“高科技”等。

对技术风险传播的研究证据表明, 技术风险信息中附带的象征是引起潜在接收者注意和塑造接收者解码过程的关键因素。例如, 如果传播源被描述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家、或是科学院的专家组织成的团队, 技术风险信息的内容就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 来自这样的技术风险信息源的风险信息会被视为可信的, 并能成功地通过传输者或接受者的筛选。相反地, 由核工业发布的新闻公告会被视为不太具有可信度, 除非技术风险信息的其他方面可以抵消公众对技术风险信息来源公平的质疑。

技术风险信号传输者会测定每个技术风险信息成分的放大情况。如果一个事实陈述被重复多次, 尤其是被不同的技术风险信息源重复, 则会引发对该技术风险信息准确度的较大信任。对推断过程的详尽描述, 可以转移潜在猜测准确性的注意力。如果一项技术风险信息, 具有高度认可的社会价值, 也可能会增加接收者对技术风险信息证据不充分的容忍度。当然, 一个权威性的传播源可以 (至少在短期内) 补偿无价值的事实技术风险信息。但公众和媒体的添加或删减应该是强化或弱化原有技术风险信息最有效的单一途径。因此, 在技术风险传播和接收两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信号的放大。技术风险传输者对送往接收者的技术风险信息进行系统安排, 反过来, 技术风险接收者又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解读、消化和评估, 技术风险传播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但应该指出的是, 一个技术风险的传输者也应是一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这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根据对制度规则、角色要求和预期接收者利益的考虑, 对原技术风险信息进行描述后使其成为新技术风险信息, 并将它传送给接收者。因此, 通过传输者, 在接受技术风险信息和技术风险信息重新编码时, 技术风险信息源信号可能被放大了两次。从而, 传播中的信号放大在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整体结构中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位。

3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社会结构放大机制

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指的是技术风险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 从未促进技术风险结果的现象。正如在这个框架中的应用, 技术风险事件和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使得这一点变得明晰技术风险只有在处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范围才有意义。这样, 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 (绝对) 和“失真” (由社会决定) 的技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 构成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性是决定技术风险性质和重要程度的必要因素。我们从信息系统入手, 信息系统就像是一个立体收音机, 它会以两种方式来放大技术风险事件:一是强化或弱化个体和社会团体接收到的关于技术风险信号中一部分;二是根据技术风险的属性和它们的重要程度, 过滤大量的信号。

通过直接的个人技术风险体验或有关技术风险信息的接收都可以产生信号。这些信号被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进行处理, 所谓的“放大站”包括以下情况:1) 执行和传播技术风险技术评估的科学家;2) 技术风险管理机构;3) 新闻媒体;4) 政治或社会组织;5) 社会团体中的意见领袖;6) 同辈及相关群体的个人关系网;7) 公共机构。

在社会放大站中, 通过传播渠道 (媒体、书信、电话、直接对话) 产生并传输信息。此外, 每一个接收者都参与了信息强化 (或弱化) 的过程, 因此, 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充当了技术风险信息放大的角色。这些放大的关键步骤包括以下内容:1) 信号的筛选 (只有全部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被进行了处理) ;2) 对信号进行解码;3) 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处理 (如在推断性信息中使用认知启发式) ;4) 给信息附加社会价值, 以便于管理和政策借鉴;5) 与所属文化及相关团体进行互动, 以解读和确认信号;6) 构想忍受技术风险或采取行动反抗技术风险及其管理者的行为意图;7) 采取个体行为或加入团体行为来接受、忽略、忍受或改变技术风险。

一个成熟的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应该是最终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要经历较多或较少的强化或弱化。这一理论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预测公众反应的特定形式以及新技术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的详细结构, 就必须有待时间的检验。它还应该可以对能够强化或弱化公众对技术风险反应的技术风险源属性和社会领域属性进行识别和分类。技术风险社会放大将大量产生行为反应, 反过来, 行为反应会产生次级效应。因此, 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两个阶段:技术风险信息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传者放大及其受众的响应放大。

4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媒介放大机制

社会放大的根源在于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 不管是直接的个人体验还是通过技术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事件和管理系统获得的间接、次级体验。对于技术风险活动或事件的直接体验可以使令人愉悦的 (如驾驶机动车) , 也可以是令人惊慌的 (汽车相撞) 。总体上来说, 对于巨大事故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象性, 强化了技术风险认知。但直接的体验也可以对技术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可操控性有一个回馈, 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察角度, 增强了人们避免技术风险的能力。这样, 鉴于直接的个人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风险放大器, 它理所当然也可以发挥弱化技术风险的作用。但是, 很多技术风险并不是人们直接经历的。当直接个人体验缺失或不足的时候, 个体们会从其他人和媒体那里获得有关技术风险的情况。信息流成为了公众反映的一个关键因素, 并充当了技术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 有可能影响社会放大的信息属性。

抛开信息的准确性和特定内容不谈, 大批量的信息也可以充当技术风险放大器。在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 大规模的媒体覆盖不仅报道了事故, 还界定并塑造了事件本身。该事件的报道不仅重创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信誉, 而且在三年后, 仍有7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当然, 连篇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其他竞争信息源上挪开, 转向特定技术风险问题。此外, 新闻媒体也逐渐变成各种当事者为利益争锋相对的战场。无论怎么平衡各种报道, 都没有足够把握使得政府令人安心的声明能够有效抵制引起恐慌的信息。使公众免受惊吓要比吓到他们难得多。大量的信息也会调动对特定技术风险的潜在恐惧, 并强化对过往事故、管理失误的记忆, 扩大对特定失误、事件或结果程度的想象。这样一来, 提供信息的技术或活动就可能被视为是相当危险的活动。

信息的第二个属性是专家之间的争辩容易提高公众对真相的不确定感, 增加技术风险是否真的被认知的疑虑, 并能降低官方发言人的可信度。如果公众已经开始对技术风险产生恐惧,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对专家间的分歧更加关注。

毫无疑问, 信息的第三个属性戏剧化程度是技术风险放大的有利源。2003年中国“非典”的媒体报道中宣称, “非典”的死亡率极高, 几乎无药可医, 在报纸版面中, 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上千人死亡!”强化了人们对事件灾难性潜在死亡感知的记忆。如果在没有矫正方法的情况下, 错误信息源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媒, 那么甚至一个微小事件, 都完全都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波澜。

信息渠道也十分重要。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的信息通过两个主要的传播网络流通新闻媒体和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作为技术风险“放大器”的新闻媒体也因它们在公众舆论和社区进程设置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受到学者的关注。由于媒体对罕见或重大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进行的报道比例失调, 人们根据受到的媒体报道篇幅来对死亡主要原因进行猜测也就不足为怪了。非正式的人际传播网络在一般意义上包括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和社团内的联系。虽然我们对这样的网络了解较少, 但毫无疑问, 人们不会撇开其他社会事件或同辈们的观点去孤立地考虑问题。虽然个人的朋友或同事提供了用以证实技术风险认知的基准点, 但他们很大程度上会持有一种普遍的文化观或偏好, 所以, 强化技术风险或弱化技术风险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人们惧怕技术风险, 谣言就会成为影响公众认知和态度形成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团体互动范围内, 对技术风险的解读一般会融入更大的价值和分析框架中, 来对抗与原有理念相冲突的新信息。因此, 可以预想, 人际传播网络中, 公众会导致技术风险认知、管理偏好和关注度的分歧, 专家也会在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选取中表现出文化偏好。最终, 技术风险信息中使用的特定术语或概念, 可能会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团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这些用语也可能会引发它们本意完全不相干的联想。

5 结论

综上所述, 除了以上四种机制之外, 社会进程还会导致发生对技术风险本身的积极反馈。如果有害物质运输事故发生在接近废料处理厂的地方, 那么可能导致对运输线路的反对和阻挠。这样的行为自身就可能引起事端, 于是增加了未来事故的可能性, 并扩大了事故的后果。或者, 也可能引发反对者的蓄意破坏, 对在处理废料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进行复制。尤其是对一项技术或设备存在强烈的公众关注时, 基于各种机制, 有关健康和安全的技术风险可能会在社会进程中被放大。因此, 以上分析, 只存在一部分范例来描述我们称之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现象。但是, 了解这种现象是对其潜在影响, 包括设计和技术、技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排序以及设置健康和环境标准等, 都是进行技术风险评估的必要前提。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框架, 其目的就是为了着手构建一个可以解释如下问题的综合理论:为什么看起来微小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往往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以涟漪状扩散, 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因此, 技术风险传播这一概念化的过程, 需要精心设计, 参考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 经验主义研究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理论构建提供更为重要的实验和理论范式。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方法 , 以信息传播的系统理论为基础较深入分析了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技术风险传播的信号放大机制, 社会结构放大机制、媒介放大机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是信息传播系统与社会文化和心理系统互动的结果 , 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后的社会行为反映, 是上述三大系统耦合作用的直接后果。

关键词：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

参考文献

[1]珍妮·X·卡斯帕森, 等.风险的社会视野上:公众、风险沟通及风险的社会放大[M].童蕴芝, 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2]珍妮·X·卡斯帕森, 等.风险的社会视野下:风险分析、合作以及风险全球化[M].李楠, 等, 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3]大卫·丹尼.风险与社会[M].马缨, 等, 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9.

新媒体背景下风险传播及策略研究 第5篇

1 风险传播内涵概述

早在80年代, 就有外国学者对风险传播做出了概念界定, 指出:“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 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 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1]风险传播是对“风险”相关的综合要素进行传播的一种形式, 以“风险”发生的过程构成划分风险传播[2], 其内容则可分为:一是风险传播的预警阶段, 对“风险”提前宣传, 广而告之, 以防范“风险”的发生;二是风险传播处置阶段, 对正在进行中的“风险”进行时时公布和更新, 及时与公众沟通, 控制舆情, 将“风险”导致的负面舆论影响降到最低;三是风险传播的反馈阶段, 对“风险”造成的影响进行总结分析, 通过媒体传播引导公众认识, 使舆情恢复到正常水平, 恢复社会稳定、良好秩序。事实上, 风险传播多数是指风险事件的传播。

2 新媒体背景下风险传播带来的新挑战

因为媒介不同, 传播形式不同, 并且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交互方式也有所差异, 这种差异在新媒体盛行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 也成为新媒体背景下风险传播带来的新挑战。

2.1 风险放大机率增加

新媒体传播中提高了风险被制造和放大的机率, 这是由于新媒体具有对话性、开放性、参与性等特点, 提高了公众对风险信息的获取速度, 同时言论自由也促成了风险信息的快速传播。新媒体是一把风险传播中的“双刃剑”, 它给公众提供了参与风险传播的桥梁、平台, 增加公众主动认知和防范风险的意识, 但也因其门槛低, 操作便捷、传播速度块、丰富的传播形式、公众便于参与等特点增加了风险被放大, 增加被“制造”、被杜撰而出的机率。因为在新媒体中人们通常不考虑信息的出处、真实性等就妄加评论, 掺杂个人极端情绪, 再被二次甚至多次传播, 放大潜在风险, 甚至是引发恐慌, 给社会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2.2 交互影响程度加深

新媒体传播突破了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之家的界限, 任何人在都可以在新媒体下的虚拟平台发表意见、观点, 具有较为充分的话语权。公众的大量参与使风险传播交互影响更明显:一是可以对风险及时传播和“发声”, 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增强防范意识;二是通过公众参与互动形成舆论, 强化政府部门风险管理意识, 保障人民各项安全。公众在新媒体中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转化为主动的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 成为媒介主体, 参与公共事务, 在风险传播的各方进程中作用影响明显。

2.3 风险传播视角多元化

普通大众使用和介入使自媒体的门槛较低, 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传播的话语权从传统媒体向普通大众的转移。新媒体信息的发布和转发的“把关人”功能弱化, 风险也正在此, 加上新媒体出现多元化的风险传播的视角产生了不同影响。商业视角中, 为博取眼球, 获得经济利益, 增加受众, 风险信息被利用以达到商业目的, 如当前微信传播中, 为博眼球, 促进微信营销, 传播不实风险信息, 微信也因此并被冠以“谣言的温床”的称号;媒体报道视角中, 新媒体扮演的是传播媒介角色, 最大限度的反映和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在风险发生时, 具有提供全面及时事件信息、提醒公众, 普及风险意识的社会责任。总的说来, 多元化的风险传播视角都在考验媒体的素养、在传播风险信息中的态度。

3 新媒体背景下应对风险传播挑战的策略

3.1 积极发挥媒体“把关人”作用

在一个社会发展中, 信息的传播依赖于媒体, 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不仅是媒体人的职责, 也是媒体人应有的职业目标。因此在信息传播中, 降低风险甚至消除风险都成为媒体重要任务。强化媒体“把关人”作用:一是建议提高进入门槛, 增加实名认证, 全面把控参与者信息发布传播情况, 控制风险传播源头;二是对发表在各自媒体平台信息进行全面审核、筛选, 对那些缺乏客观、真实的信息严格过滤, 杜绝再次传播, 避免制造风险或把风险扩大化;三是风险信息传播正式化、公开化, 通过把关, 把风险信息及时、全面、真实、客观地传播给公众, 预防因不了解风险情况而带来的焦虑感。

3.2 加强对新媒体传播的监管力度

新媒体发展时间短暂, 在当前这种井喷式发展中不间断出现各种问题, 如网络造谣、杜撰等, 片面强调高关注、高点击率、转发效应而不经辨别的传播方式增加风险机率, 因此, 加强对新媒体主体的监管力度, 有利于规范其行为, 促进其自我管理。首先, 完善上级信息监管机构的功能和作用, 对涉及到媒体主体进行全面信息监控, 过滤不良、存在潜在风险或扩大风险的信息。其次, 要完善法律法规督促媒体自身发挥信息监管作用, 通过法律强制性要求媒体承传播责任, 既要降低风险, 又要正确传播和处置风险。最后, 增加公众参与监管的渠道, 督促媒体不断整改, 进行有益于大众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3.3 培养公众的风险理性传播意识

作为媒体应具有一定的社会担当感、职业道德感, 积极发挥传播正能量作用, 这是媒体最基本的职责, 也是媒体的天职。在当前公众对新媒体具有高度粘性, 越来越依赖于新媒体传播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繁杂, 公众难以辨别, 这就增加了风险传播范围和加深影响程度, 因此, 信息传播媒体承担着提醒公众、教育公众, 提高其认知和辨别能力的责任, 扮演正面角色, 传播正能量。首先, 媒体要传播风险知识, 包括传播特征、过程、机制等。其次, 普及风险传播规范意识, 尤其是对触犯法律的案例、法律条文进行宣传, 培养公众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底线意识。最后, 引导公众养成正确的风险处理态度和行为, 在风险传播中也能发挥正面作用。

综上, 我们看到风险传播给媒体带来的挑战, 要从媒体自身、监管部门、公众多维度去处置和应对风险传播。

参考文献

[1]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9) .Chapter1:Introduction: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

气候变化报道中的风险传播论析 第6篇

一、气候变化报道的现状

气候报道不同于气象预报、气象报道, 它是环境新闻报道中的一部分, 是人与气候环境发生关系的事实的报道。近年来, 环境问题倍受关注, 我国媒体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报道逐年增加, 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气候灾害的频发和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增强, 数量达到一个高峰。如中国最大的环境类报纸《中国环境报》2009年共计刊发110多篇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周报《南方周末》在2009年共发了80多篇报道, 二者都数倍于几年前的报道量。[1]

从我国特别是近些年来的发展状况来看, 当前的气候变化报道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1.从报道方式上看, 脱离了以往就气候报道气候的模式, 将气候变迁放入大的环境新闻范畴中, 将气候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 从更深地层面上思考、探索气候变化给人类自身命运和文明的演变带来的影响。

2.从报道手法上看, 报道品种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消息、通讯之外, 述评性新闻和深度报道在气候变化报道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深度报道, 开始显露头角, 成为气候变化报道的“拳头”。这对应着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分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 受众对极端气候产生的原因、变迁及演变趋势的关注度不断加深直接相关。

3.从报道主体上看, 报道主体日渐丰富。以往气候报道多散见于专业性媒介以及中央级党报、省级报纸中, 随着环保意识日渐深入人心、低碳生活的提倡,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带来的震撼, 以及我国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担负的道义和责任的增加, 已经有更多的新兴都市类媒体对气候变化报道愈加重视。如今气候变化报道的主体已经由单一媒介发展到报纸、电台、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类媒介组成的立体式传播结构。特别是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为气候变化报道提供了全新的传播环境和信息平台。[2]

4.从报道认识上看, 大多媒介已经对“近代气候变化是由自然的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共同造成的, 而近50年来全球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 当然也包含了自然的因素”这个结论有了一致的共识。在此共识的基础上, 大多媒介都自觉的站在检讨的立场上, 以人性的观点对气候的异常变化进行深刻反思。虽然不乏怀疑论者, 但数量日见萎缩, 在公共议程设置上掀不起大风浪。

5.从报道策略上看, 不同的媒体在气候变化报道中正在形成各自鲜明的特色。尤其是一些传统媒介, 如报纸在气候变化报道上走在了前列, 实现了气候变化报道领域上的突破。2009年《南方周末》率先设置了绿色新闻版, 随后一批都市类报纸也纷纷举起了绿色环保大旗, 以“关注生态、关注民生”的名义, 设置气候报道专版, 如《新闻晚报》“气象万千”专版、《南方都市报》“风云榜”气象新闻专版。尽管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仍沿袭旧的传统, 以“气象”包罗“气候”, 但在传播理念上已经有了整体的指导意识, 通过固定版面设置长期议程, 在传播实用信息的同时, 及时性、后续性的报道大量涌现, 甚至占据头版。

二、气候变化报道中的风险传播视角

早在2006年,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就计算出, 如果人类任由全球气温继续升高, 那么气候变化最终带来的危害有可能相当于每年损失掉全球GDP的20%。[3]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甚至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一系列的政治外交危机, 从而影响到国际政治战略格局的演变。另外, 气候的异常变化也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有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如何正确的看待气候变化所产生的这些不利的方面?如何在新闻中既客观如实的报道, 又不造成社会恐慌?这就需要我们在气候变化报道时既要注意风险传播预警, 又要注意受众心理调适。

气候变化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不确定性的传播恰好是新闻报道的偏好。此种惯例, 常常制造现实的道德恐慌或将公共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在气候变化报道中对风险的传播, 不仅存在着商业尺度、价值尺度, 而且还存在着媒介素养尺度和公共危机尺度的判断。

(一) 商业尺度决定气候变化报道中风险传播的幅度

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认为, 风险源于科学的副作用, 肇始于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相对于经济风险、食品安全风险, 由气候异常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更容易因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歧见的结果而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因此, 媒体在对气候变化进行报道的时候, 在风险传播尺度的把握上更容易逾矩越规。

一些媒体, 尤其是某些都市类媒体为了博取眼球而哗众取宠, 个别记者、编辑由于流动性大而不够专业, 或迫于“工分”、领导所好, 报道上喜欢夸大或危言耸听。如“上海**年后将被淹没”、“哥本哈根, 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等等[4]放大了风险的系数和级数, 过度渲染或失实报道风险, 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和潜在的社会动荡。

(二) 价值尺度统驭气候变化报道中风险传播的高度

媒介对环境的型塑具有正负功能。当媒介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最大限度地无限接近其本原, 并因提供正确有效的信息消解了真实的扭曲, 为合理的秩序建立做出贡献时, 我们说媒介具有正功能。相反, 当媒介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不一致、充斥着矛盾、混乱, 从而导致失衡、失序、颠覆时, 我们说媒介产生了负功能。

在气候变化报道中, 应将价值尺度作为风险传播的原点。当代中国社会正进入“高风险社会”, 高风险社会, 气候异常变化只是众多风险之一, 相对于下岗失业、毒奶粉、通货膨胀、房价高企不下等社会、政治、经济风险, 它的关注度注定是以媒介推动为主, 受众接受为辅。

(三) 媒介素养尺度把握气候变化报道中风险传播的态度

风险传播是一个以公众感知为基础的、多元复杂的、信息互动与民主对话的过程。为使这一过程有效的实现, 媒介素养应从公众的媒介批判走向公民的媒介参与。[5]

媒介素养能够在危机发生时通过提供信息、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警示公众等方式有效地化解危机。通过危机过后的信任重构, 将舆论从高度聚合状态恢复到日常分散状态。对气候异常变化所带来灾难的恐惧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增加, 以及后工业化社会资源的浪费与耗竭, 从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的反馈。

2010年, 一个关于“千年极寒”的神话在各大媒体传播开来, 文章转载一位据称来自波兰的气象专家的警告, 欧洲可能面临“千年一遇”的新低温, 中国等亚洲国家也可能难以幸免。消息披露后, 引发不小的震动, 羽绒服、电热毯等御寒产品一时热销。事后证明, 这则最初来源于俄罗斯Regmum新闻网的报道原文中根本就没提到中国, 而这则报道又来源于波兰TokFM广播电台一次语焉不详的采访。但消息被国内媒介转载后, 一时之间, 千年极寒这个词语火遍全中国。

动辄百年一遇的洪水、百年一遇的旱灾, 当N年一遇的前缀与气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媒介在报道中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以人为风险, 制造了一幅危机四伏的“图景”, 将恐慌扩大化, 将危机传播组织化。

(四) 公共危机报道尺度影响气候变化报道中风险传播的公信度

根据诺依曼的假说, 舆论的形成与以下三个条件有关: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 由此形成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 由此产生累积效果;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 由此产生遍在效果。气候变化报道对受众的影响, 不仅在于它的预判性和客观性, 更在于灾害过后它的悲情性描述和深刻性警告。悲情性描述和深刻性警告是风险传播中经常运用的手段, 蕴含着刺激公众情绪的大量因子。在公共危机面前, 公众的情绪容易被媒介左右, 随着公共危机中巨大的破坏力、影响力的释放, 在传播时应充分重视并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都市类媒体加入气候变化报道的行列, 以及传统媒介和网络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在风险传播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如政治、文化、社会等。当气候发生异常变化产生公共危机时, 传媒在预警风险、报告风险、化解风险之外, 也有可能放大风险、转嫁风险甚至制造风险, 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大规模报道或不当报道, 也有可能引发社会恐慌。[6]

气候变化报道中风险传播的公信度, 不仅考验着媒体的准确性、及时性和预警能力, 更考验着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媒介通过巧设议程, 将公众的关注度引导到公共利益上, 缓解风险传播带着的整体社会紧张情绪, 通过舆论的引导, 将公众对风险的接受度保持在一个可调适的范围, 以灵活的弹性和容度应对可能随之而来更大的风险冲击。通过知情权的满足, 控制信息的流向、流量的平衡, 实现媒体的社会责任。

三、媒体在气候变化报道中的风险沟通

对气候异常变化的关注, 事实上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随着气候异常变化所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展, 影响越来越广泛, 破坏作用越来越大, 人们对其关切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 在气候变化报道中, 媒体应擅于进行风险沟通, 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正确的引导受众的认知。那么, 如何才能在气候变化报道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呢?

首先, 普通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风险, 实际上是一种由传媒提供的“再现风险”。可以说, 传媒是人们感知风险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 媒介通过风险传播参与了风险的定义与建构[7]传媒对风险的呈现与建构, 提高了社会风险能见度, 媒体不仅将关于气候异常变化的各种信息传递给公众, 而且通过各类新闻品种, 如消息、通讯、评论、组合报道等形式, 对气候变化观察由单维变为多维, 将一些原本关注度不高的, 或者只由专业人士了解与知晓的知识、观念传播给受众。这种传播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专业态度的普及过程, 当专业的态度上升为普遍的理性时, 公众对风险的潜在危害、危险与威胁在沟通过程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其次, 气候的异常变化以全球变暖为基本特征。随着气候的变暖, 冰川积雪中储藏的水量可能会下降, 2030%的动植物可能面临着灭绝的风险, 会影响人类的健康, 同时对工农业生产也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对于这些风险, 媒体在建构时, 应将其视为一种机构、个人、团体的公关策略, 将环境中个人的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

由于“每一个利益主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 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利益风险”[8], 因此在报道时, 应注意将气候异常变化的思考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通过媒介的预警功能, 使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所适应, 即在正反两方面之间进行有机建构, 不仅向大众报道气候变化的信息, 而且通过新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塑造, 使政府在应对异常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害和采取的应对措施时, 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认可。

最后, 气候异常变化产生的自然灾害, 难以避免, 但通过及时发布信息, 向公众警示风险, 能避免灾害人为恐慌进一步扩散。通常情况下, 风险潜伏期阶段, 虽然气候变化是个长期的议题, 但由于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 大多受众不会把它放入日常生活考虑范畴内。只有到了风险爆发阶段, 也就是公共危机阶段之后, 公众才开始普遍地关注。公众的关注, 更多来源于对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潜在担忧。这种担忧容易被媒体放大, 这种放大性机制是媒体结构性的困境, 它与媒体构造下的时空关系、传播交流结构和多元利益主体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当前情况下, 破除媒体的这种结构性困境, 需要媒介恪守报道原则, 坚持真实性、公正性、客观性, 并注意全面性。一般情况下, 当危机成为舆论热点时, 公众会积极地与媒介保持互动, 媒介应注意反馈信息, 根据反馈及时的调整报道策略, 改变报道方向, 改进报道力度。

四、气候变化报道中风险传播的几点注意事项

气候变化和环保意识紧密相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事实上是全社会环保意识提高的体现。气候变化报道, 必须保证报道的平衡, 即事件真实与普遍真实相结合, 在报道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灾害新闻中, 除了准确、客观、公正外, 以及注意报道平衡、恪守新闻伦理之外, 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将气候变化报道与科学知识普及相结合, 消除因风险传播所带来的恐慌情绪。人们对越不了解的东西越怀有畏惧心理, 新闻在报道气候异常变化所带来的异常灾难时, 应表现出专业精神, 体现出人文情怀, 以专业的角度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灾难, 以积极、健康的心态看待自然灾害。

第二, 将媒体的瞭望功能与风险定义功能相结合, 呈现气候变化报道中的风险景象。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建构着风险。从人文的角度来讨论风险沟通与风险民主, 比硬梆梆的报道风险议题更切合受众面对风险发生时需要抚慰的焦虑心理。在气候变化的风险报道中, 消息作为最基本的报道手段, 应与通讯、评论、深度报道, 特别是解释性报道交互使用, 既报道风险灾害面, 又报道面临风险时人的意志力、政府的执行力和来自全社会的支持与关爱, 以及在遭遇风险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共同克服困难, 社会深切同情的一面。

第三, 将社会价值的塑造与民主决策的开展相结合, 批评性的审视风险治理模式。任何一次大灾难的发生, 都是重新呼唤社会价值的良机。社会价值不仅体现在扶贫救困、慷慨解囊上, 还应该体现在如何以民主决策的方式形成有效的救助机制。发生洪水、地震、泥石流等时, 媒体每次都会大幅度地报道各级政府、各地群众如何捐钱捐物、向受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 但对个体和来自NGO (非政府组织) 方面的救助行为报道甚少, 也极少在灾难发生后, 组织相关专家和部门探讨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的、多样化的救助机制。在救助方法和救助手段上媒体理解报道上的偏差, 使得对风险治理模式的审视缺乏立体。

风险问题的多面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 使得媒体在对当前气候变化风险传播的报道中, 必须以保障公民最大限度地享有知情权为前提, 以风险反思意识贯穿始终, 以新闻职业道德修养为基础, 这样才能积极主动地担负起舆论在气候变化报道中风险传播的引导作用。

摘要：气候变化报道中涉及大量的风险传播。本文从商业尺度、价值尺度、媒介素养尺度和公共危机尺度四个方面对气候变化报道中的风险传播视角进行了分析, 分析认为, 有效的风险沟通与传媒对风险的呈现与建构、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恪守报道原则等紧密相关, 因此, 只有将气候变化报道与科学知识普及、媒体的瞭望功能、社会价值的塑造和民主决策的开展相结合, 才能保证气候变化报道中的风险传播得到有效实现。

关键词：气候变化报道,风险传播,实现,媒体

参考文献

[1][2]杨丽华, 马继, 严世敬.对我国媒体气候报道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 (8) :208-212.

[3]刘世昕.气候变化可能损失全球GDP的20%[EB/OL].http://news.163.com/06/1204/06/31FQR66V000120GU.html.

[4]朱国平.气候报道的专业精神[J].中国记者, 2010 (2) :72-74.

[5]郭小平.风险社会的媒介素养:“风险传播”的视角[J].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 2007 (12) :7-9.

[6]范红霞.解释、建构、变迁、反思:危机中的风险传播和媒体使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讨会综述[J].当代传播, 2010 (5) :46-49.

[7]胡扬.媒介风险传播与风险制造[J].新闻爱好者:下半月, 2009 (9) :32-33.

布病移动传播风险评估方法的建立 第7篇

1 评估方法的选择

引起“布病”传播的风险因素有很多,但风险大小却各异,“布病”的发生多是由各种风险因素相互共存而引发的,因此在评价布病发生的风险时,就必须综合考虑诸多因素,依据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本研究就是采用综合评价法即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即目标树图,构造成对比较判断优选矩阵,利用求特征值的方法,确定各个风险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即权重,并对其权重值进行一致性指数(CI)检验和随机一致性比率(CR)检验,最后根据权重值的大小即风险性大小,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控制管理措施,将患病动物移动造成布病传播的风险降到最低。

2 风险因子的筛选与分类

通过调研、查阅资料及多次专家研讨,依据传染病传播与流行的三大要素即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动物,分析与梳理其引起布病传播与流行的动物流、人流和物资流三大环节上,并结合我国各地养殖生产与流通现状,选择出能引起布病传播风险的明确、具体、可行、可靠的各类因子进行分类,共分五大项,58个小项(包括二级因子与三级因子)。

3 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在评估过程中,利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的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是由总评价目标(目标层)、一层风险因子(准则层)、二层风险因子(指标层)和三层风险因子(策略层)构成目标树图。首先分析各评价因素的逻辑关系,对评价方案做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系统分析,初步拟定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层次模型,采用德尔菲法,进一步征询国内同行专家的意见并进行研讨,并结合生产实际,将引起布病传播与流行的风险性(A)分为准则层(B) 5项,指标层(C) 38项,策略层(D) 20项。详见图1。

4 权重值计算

在同一层,对目标树(图)自上而下分层次一一打分,使用1～9比率标度(对比打分)法,依据任意两个评价目标对总评价目标(目标层)作用价值大小而进行相互比较,分别给各评价目标赋予一定的值,建立成对比较判断优选矩阵。根据层次分析法相应公式计算出归一化权重系数,权重系数要通过可接受性检验,即一致性指数检验(CI)和随机一致性比率检验(CR)。CI<0.1,权重值可以接受;CR<0.1,该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5 组合权重值计算

根据一层因子、二层因子和三层因子的权重值,计算方案层每一因子的组合权重值(Ci),组合权重值(Ci)为一层因子权重(Wi1)与二层因子权重(Wi2)和三层因子权重(Wi3)之积,即组合权重(Ci)=Wi1Wi2Wi3。组合权重值越大,说明“布病”移动传播的风险性就越大,反之风险性就越小。详见表1。

6 防控措施和应用办法

根据组合权重值大小,即风险性大小,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防控“布病”移动的控制措施和应用方法。对单一案例,可以考虑直接依据权重值大小和“布病”阳性畜移动范围大小来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对于养殖场可以按照以下评分原则,对每一评价指标层进行逐一打分,打分范围为0～100分。设得分(评价指标测量值)为Pi,计算综合评估指数GI (GI=CiPi),并依据其综合评估指数(GI)的大小将风险等级划分为“低度风险”、“中度风险”和“高度风险”3个级别。GI在30分以下为低度风险;GI在30～60分之间的为中度风险;CI在60分以上的为高度风险。根据风险等级大小采取相应控制措施,使“布病”移动传播与流行的风险降为最低。

饲养场评分原则:

对于养殖场进行“布病”移动风险评估,如果是已知有阳性感染畜检出,转移,风险最大,测量值可定为100分;留养其次,测量值为75分;屠宰居中,测量值为50分;无害化处理风险最低,测量值为0分。

对于流产物及分泌物及正常产胎衣和胎盘,随意丢弃风险最大,测量值可设为100分;无害化处理风险最低,测量值设为0分;流产物及分泌物出售风险性较大,测量值设为70分;正常产胎衣和胎盘风险居中,测量值设为50分。

对于非免疫畜与免疫畜,按假定健康群对待,但因检测时机未必恰当,是否是感染畜概率各占50%,因此如果转移,测量值定为50分,留养25分,屠宰10分。

对于其他各项因子,在“布病”移动传播中的权重值虽然不同,但对于一个动物群体或个体是否是布病阳性群体或个体的概率是50%,因此其他各项的测量值均设定为50分。

风险传播 第8篇

关键词：产业链,复杂网络,风险传播

引 言

产业链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管理创新链条, 打破了以往企业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倡导精深、灵活的专业分工、协作, 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价值链分工深化发展的重要体现[1]。产业链风险是伴随产业链的产生而产生的, 其潜伏在产业链上的企业和部门之中, 具有二维属性, 以损失发生的大小和损失发生的概率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产业链风险通常不易被察觉或是被察觉之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但其危害不容小觑。事实证明, 若其不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和规避, 就会降低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效率, 甚至有可能导致产业链某个环节的断链, 影响产业链整体的正常运转。

自从1998年Watts和Strogatz提出了WS网络模型以来, 国内外关于复杂网络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层出不穷。产业链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网链结构, 由众多的成员企业构成。企业之间相互作用, 同时受到其他产业链和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将复杂网络理论引入产业链风险传播问题的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复杂网络的风险传播模型, 动态考察产业链节点企业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以节点间关联为媒介的传播规则, 不仅对于丰富与深化产业链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而且对于企业更为准确地进行风险评价和风险决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 国内外将复杂网络理论和产业链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 仅有的少数成果主要是用复杂网络的拓扑性质定性地解释产业链运作问题, 而对于应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产业链风险传播问题鲜有提及。从文献梳理结果来看, 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链风险理论、复杂网络理论和风险传播理论3个方面。

1 产业链风险研究综述

1.1 产业链和产业链风险

产业链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分工的研究[2]。以亚当斯密为代表, 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直到马歇尔将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 强调企业间分工协作的重要性, 这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关于产业链理论的研究[3]。但是, 在国外相关的学术研究中, 对于价值链、供应链等微观层面的链条的探讨较为广泛和深入, 而对于中观层面的产业链却几乎没有涉足。因此, 有学者说产业链概念源于国外而兴于国内。据蒋国俊考证, 1985年我国学者姚齐源和宋武生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现模式区域市场》中首次提出了“产业链”一词。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国内关于产业链的研究层出不穷, 主要涉及产业链的概念、类型, 产业链的形成机制、构建研究, 以及产业链优化整合、应用研究等等。

产业链与供应链虽然都是依附产业存在但是二者有所不同。产业链研究的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价值实现关系, 其中包括供应链关系、生产加工关系、价值增值关系等;而供应链可分属为不同的产业或区域, 研究的是产业与产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企业内部之间资源供应关系[4]。

产业链风险潜伏在产业链中, 时刻威胁着产业链的正常运作和发展。目前产业链风险的定义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但对于具体的产业链, 学者们给出了针对性较强而适用性较窄的产业链风险的定义。郑寿春等[5]认为石油产业链风险是指石油产业链的石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受风险因素的作用和石油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间的相互影响, 使石油产业链发展和石油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差, 从而有受损的风险和可能性。刘毅军[6]等指出天然气产业链风险是由于受风险因素的作用和天然气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协调以及发展的不平衡而对产业链的发展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和损失严重程度的综合反映。陆彩霞[7]则把农业产业链风险看做是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测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 使产业链环节中农业企业 (或农户) 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差, 从而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在本文中, 产业链风险指的是在来自产业链内部和外部风险因素的影响下, 部分链上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从而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和严重度的综合。

1.2 产业链风险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产业链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对相关产业链进行风险识别, 找出潜伏其中的风险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并提出相应防范措施; (2) 借助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建立风险评价模型对产业链风险值进行量化描述。

产业链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 并且将直接影响风险分析的成败。目前, 国内学术界对相关产业链进行风险识别多是使用调查列举的方法。郑寿春等[5]通过对石油产业链深入分析, 认为地质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是石油产业链面临的三大风险, 并进一步解析出五大风险因素, 即石油资源自身因素、政治因素、市场因素、运输因素和技术因素;赵金[8]通过对中国移动TD产业链发展现状的分析, 认为中国移动3G产业链风险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1) 与3G产业链非直接相关的风险, 如产业链节点企业的信任风险、合作管理风险、文化和战略融合风险、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 (2) 与产业链直接相关的风险, 如TD发展战略导向风险、市场风险、绩效分析。采用相同研究方法的文献还有刘毅军[9]等对天然气产业链和下游市场的风险因素分析以及李杰义对农业产业链风险的识别[10]。可以看出, 不同的产业链存在不同的风险, 风险又继续被解释为各种风险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 以目前产业链风险识别的文献来看, 关于风险识别的方法较为单一, 只是通过专家经验来判断, 缺乏对客观资料和事故的量化分析。

产业链风险评价是在产业链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对风险发生的概率, 损失程度进行全面考虑, 评估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 并与公认的安全指标相比较, 以衡量风险的程度并决定是否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的过程。刘毅军等[6]假设只考虑一种风险因素对产业链节点发生作用的情况下, 产业链风险Y=g (X1, X2Xn) , 其中Xi为节点i的风险且可根据观测统计和专家判断以确定节点i的风险分布情况。该文献首次提出量化产业链风险, 为产业链风险评价奠定了基础。赵金和刘毅军均指出层次分析法可以用于产业链风险重要度进行排序, 但赵金未给出具体分析步骤而刘毅军等[11]则使用该方法建立了天然气产业链下游区域市场风险平均指标体系并给出指标权重的修正方法, 最后结合灰色系统理论得出产业链风险值。与上述不同的是, 郗伟东等[12]使用算术合成法、模糊评价法和模糊推理法3种方法分别确定风险评价指数, 再通过修正参数库及采取风险厌恶型决策准则的方式降低3种算法结果的差异以得到最终的风险值。

1.3 小 结

上述文献为产业链风险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只是静态、独立地考察了产业链风险, 而没有系统全面地考虑产业链风险可能借助产业链上节点之间的关系发生转移和传播。对此, 栾敬东[13]提出产业链风险之间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 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单独作用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陆彩霞[14]把农业产业链看成一个“中间性网络组织”, 认为在对农业产业链风险分析时要坚持系统论的眼光, 农业风险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存在相互放大和传导行为。这些文献虽然考虑到产业链风险在产业链节点上的动态转移和传播, 但是没有对该传播行为的规则和路径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对单个或多个风险通过在产业链节点传播最终导致的产业链损失无法准确地预测。因此可以得出, 学术界对产业链风险的研究历程在经历了静态孤立地考察演变为动态系统地分析之后, 产业链风险传播算法和模型的研究是该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显然, 研究产业链风险传播问题需要借助传播理论。

2 复杂网络研究综述

2.1 复杂网络研究现状

关于复杂网络的研究始于1998年, Watts和Strogatz[15]通过大量研究发现真实的现实网络并非完全是规则或随机的, 而是处于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基于这种思想, 他们建立了WS网络模型, 通过以概率p切断规则网络中原始的边并选择新的端点重新连接构造出一种介于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的网络小世界网络。考虑到这种构造方式对网络的连通性造成负面影响, Newman和Watts提出了WS模型的替代版本NW小世界模型。在此之后, Faloutsos等在研究域间系统时发现了节点度的幂法则[16], 且该法则适用于许多实际网络。由于这种特性无法用明显的特征尺度来描述, 因此这样的网络被称作无标度网络。1999年, Barabasi和Albert[17]将增长性和择优连接性引入网络构造, 提出了第一个复杂网络演化模型BA模型。该模型节点服从幂律分布, 是典型的无标度网络。

2002年, 汪小帆[18]发表在国外杂志上的一篇关于近年来国外复杂网络研究所取得重要成果的回顾性总结是相关学者统计的第一个国内学者对于复杂网络理论研究的介绍。在此之后, 朱涵、谭跃进、朱志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复杂网络的研究进展。目前, 国内关于复杂网络研究主要分为以下4个方面:

2.1.1 复杂网络理论研究

朱涵的《网络“建筑学”》[19]被认为是国内期刊中第一篇关于复杂网络的介绍。这篇文章以小世界、集团化和无标度等新的概念为中心, 介绍了复杂网络的研究进展。之后吴金闪等[20]以统计物理学的视角观察网络, 认为网络是包含了大量个体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 并整理和总结了复杂网络的主要研究结果, 对无向网络、有向网络和加权网络3种网络的静态几何量研究的现状分别做了综述。刘涛等[21]从统计特性、结构模型和网络动力学行为3个层次简述了复杂网络相关研究, 并着重介绍了网络传播行为。

2.1.2 复杂网络模型及特性研究

谭跃进[22]等提出节点重要度、网络结构熵和标准网络结构熵的概念并描述网络结构熵与连接度分布之间的关系;李旲[23]等就具有幂律度分布的复杂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进行了研究, 并针对因特网提出了计算平均路径长度的公式;吕金虎[24]等基于提出的时变复杂动力网络模型, 给出了基本的网络同步准则;对复杂网络的演化模型,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李翔[25]等将局域世界的概念引入到BA网络模型中, 提出了局域世界演化网络模型;陈庆华[27]等通过对网络节点进行重新连接建立了BA网络模型的拓展模型。

2.1.3 复杂网络理论的应用研究

朱志[27]探讨了复杂网络引入到社会网络研究的合理性, 并给出了社会谣言传播网络研究的方向。王静[28]等建立了基于小世界网络手机短信息的传播模型, 并利用改模型研究了网络的近邻数和手机用户的信息转发概率对手机短信息传播的影响。江可申等[29]将小世界网络应用到企业动态联盟中, 研究如何在提高网络全局功能的条件下实现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邓丹[30]等在对新产品开发 (NPD) 团队交流网络的特征参数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了NPD团队交流网络的交流频率和交流集中度等对团队创新的影响。

2.1.4 复杂网络理论的实证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有周辉[31]利用我国广东地区SARS疫区相关调查历史数据证明了现实社会中流言传播具有小世界网络、无标度网络的的典型特性。陈洁[32]等统计得到中国电力网相关数据表明中国电力网具有小世界效应和无标度特性。陈永洲[33]应用复杂网络工具研究了诚实公交巴士复杂网络的结构性质及其演化规律, 发现3种空间下的城市公交巴士复杂网络都具有“小世界现象”以及城市公交巴士拓扑网络中的连接节点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2.2 小 结

经过十余年的迅猛发展, 复杂网络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并应用到计算机、经济管理、医药等领域, 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是, 不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应用研究方面, 国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针对这种现状, 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入开展: (1) 考虑带社区、层次结果的加权演化模拟和动态网络结构特征以更加贴近真实系统的运作规律。 (2) 在无向网络的基础上, 探索有向网络的网络特征和网络行为。 (3) 在将复杂网络和真实网络结合的过程中, 不断修正其网络参数的度量方法并探索新的网络参数。

3 风险传播研究综述

3.1 风险传播研究现状

目前对风险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信息技术和公共新闻行业等领域。

由于金融行业本身具有高风险的内在属性, 使得相关学者对该行业中潜在风险的识别、评估及防范等方面的研究较之其他行业明显偏多, 风险传播的概念就是首先在金融行业被提出的。胡雪芳[34]指出金融行业中的风险传播就是金融集团产业发生的经营困难, 即财务风险可能传播到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 并导致其他管理有效的附属机构甚至整个集团出现严重风险。李昀[35]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传播可细分为风险传递效应和传染效应。前者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内错综复杂的股权、管理、业务纽带加速了个体风险向系统风险的演进, 后者指即便集团内部实施优先责任制并构筑了“防火墙”, 外界仍会将濒危子公司的经营失稳、信用降级推及集团整体, 从而导致集团业务全线停顿。Lyn C.Thomas[36]则建立了关于期间结构和债券价格信用风险传播的马尔可夫链模型, 使用随机过程理论建立利率模型, 并以马尔可夫链理论描述债券信用评级变化。

对信息技术领域中风险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张永铮团队的贡献。他们建立了由众多包含风险属性的网络节点及其访问关系所构成的风险网络, 同时基于还原论和整体论思想提出了精确传播算法RH算法[37]。结合上述二者, 建立了风险传播模型并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和相比传统方法的优势。一年后, 他们又提出了基于邻近传播和最小入度的近似算法APMI算法[38], 并通过模拟实验分析了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风险源密度等3个方面因素对APMI算法和RH算法的性能或准确性影响。

针对公共新闻行业中风险传播问题, 郭惠民[39]认为公共关系中的危机传播是基于现实危险的传播, 而风险是未来的, 风险传播则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之虚拟的传播。由于风险在未来的不确定性, 加剧了人们的担心和忧虑, 风险传播也由此成为风险管理的重点。郭小平[40]发现传者和受众的媒体素养直接影响风险传播的过程与效果, 如果媒体素养不高则会造成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殷莉[41]等则认为风险传播是新闻传媒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传播策略上应该将大众传播媒介和网络媒介联合起来进行风险传播, 这样既传播了风险又把风险传播的负功能降到合理区间。

3.2 小 结

上述文献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对风险传播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但仍存在缺陷和不足。一方面, 对于风险传播后可能出现的结果没有量化, 无法告知传播前后的不同;另一方面, 对于风险的防范措施只是提出历史经验和主观判断下的建议, 没有数据的支撑使得说服力欠缺。针对这两个方面, 今后一段时间内对风险传播的研究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进一步展开对风险传播主体、客体和载体的研究以完善风险传播理论。 (2) 探索风险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传播的概率的测定方法。 (3) 通过构建风险传播算法和传播模型的方式, 考察多个风险因素及风险载体共同作用情况下风险可能传播的路径和可能造成的损失, 从而提出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强的风险防范建议和措施。

4 总 结

目前, 虽然国内外数据库并未收录关于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到产业链风险传播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 但是已经有少数学者开始尝试将复杂网络理论和产业链理论相结合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刘建平[42]指出旅游产业集群网络与复杂网络有着共同的行为模式, 而朱冰心[43]则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到供应链应急管理中。这些文献一方面论证了将复杂网络理论和产业链理论相结合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关于这两大领域进一步结合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复杂网络理论和风险传播理论交叉研究方面, 虽然没有直接结合的研究成果, 但是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到知识传播、疾病传播、流言传播等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热切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总的来说, 三大领域交叉所产生的理论融合对于后续研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用复杂网络的视角重新审视产业链, 链上企业可以被看作复杂网络中的节点, 产业链的逐渐壮大和强强联合则体现了无标度网络的增长性和择优选择性, 进而用复杂网络参数度量产业链, 对产业链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2) 建立基于复杂网络的产业链风险传播模型, 动态考察风险在产业链网络中的传播规则、路径, 为企业制定风险防范决策提供参考, 提高整个产业链上风险管理的效率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