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观察论文

考古学观察论文（精选9篇）

考古学观察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北方地区,汉代,基层居住址,考古学观察

中国古代社会自古就是农业社会, 是一个以乡村社会为基础的, 以城市、仕宦为表象的社会。了解基层乡村社会对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古代社会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作为中国两千年帝国时代形成和定型时期, 了解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不仅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有一个整体而全面的把握, 同时也是我们了解两千年中国乡村社会的根基。从考古学视角来看, 了解乡村社会要从已发现的基层居住址、聚落址来入手。过去考古学界多注重都、城、陵的研究, 即使关注汉代平民墓葬的研究, 所了解的也不过是逝者的世界, 而对生人社会, 我们还是知之甚少, 同样史籍文献中零星的记载亦让我们难以窥其全貌。所以基层聚落遗址的观察、研究对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基层社会有着重要价值。笔者试图从中国北方地区的汉代居住址为出发点, 探讨汉代农民的基本生活状态, 以求有所突破。

就目前所知, 北方地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数百处, 但多为新闻报道或者年鉴通报之类, 信息过于简单, 发表简报或者报告仅有数十处, 而发现房屋、院落等遗迹的则更少, 其中河南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1、辽阳三道壕村落遗址2、河北井陉南良都汉代遗址3、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4、凤城刘家堡子西汉遗址等遗址遗迹遗物丰富, 年代集中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 简报内容全面。本文试图从以上遗址出发, 对北方地区的汉代居住址略作探讨。

以上数处遗址可分为三种聚落形态, 分别以洛阳西郊汉代居住址、辽阳三道壕汉代聚落遗址和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为代表。第一种洛阳西郊汉代居住址, 为城中的农民居住区。第二种辽阳三道壕汉代聚落遗址, 为一般农村聚落遗址。第三种内黄汉代庭院遗址, 为黄河滩地内的垦殖性6农村聚落。

城中农民居住区, 房基规模都不甚大, 一般为一到两间, 总面积20-30平方米左右。虽然居住在县城之中, 手工业可能成为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从出土的铁斧、铁锛等铁制工具以及集中出现于粮仓、囷内的石质谷物加工工具可以看出。但根据伴出的大量铁制生产工具如犁、锄、铲、镰、斧等可知居住者亦有部分为农民或者说有部分未完全摆脱农业的城市居民。未发现庭院遗迹, 井发现亦较少。以洛阳西郊东区南段为例, 四条探沟发现东汉房基三处, 水井、水道各一处。虽仅发现一眼水井, 但是水井制作讲究, 且工程量较大。水井到8.2米未见底, 井台用砖错缝斗角叠砌而成, 井口至下深2.3米处全部砖砌, 紧接水井的西边有一水道, 皆用整砖铺砌。相对比房屋遗址, 可知此种水井应不属于某一个别家庭, 而是公共设施。而水井两边的石子路笔者推测亦为水井的附属建筑, 或者为方便取水所建。同时房屋遗址中附属建筑发现较少, 仅有灶址、灯台、粮仓之属。是不是我们可做一下推断:此区域内虽未能像文献中所讲“室居栉比, 门巷修直”, 但是亦有一定的规划, 且每户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经济体, 部分公共设施的共用以及生产生活中的互补使得这些人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

根据此类房屋的面积规模、附属建筑以及伴出遗物, 可推测此种家庭模式应为核心家庭。以洛阳西郊314号房址为例, 南北两间, 面积约33平方米, 实际居住面积约29平方米。北方底部堆积很厚的灰绿色土, 推测为贮藏粮食的仓房。如果属实, 则实际居住面积仅南房约18平方米。铁器有犁1、刀2、环1、钉12, 其余器形不明。陶器多位碎片, 器形有盆、罐、瓮、瓿、缸、鋗、碗、汲瓶、细柄豆、甑、洗等, 遗迹模印长颈青龙的盒状器1、纺轮11、陶丸2、打磨圆形陶片30多片等。此房屋内发现的生产工具只够一个劳动力使用, 且居住面积也仅够一个核心家庭居住。贾谊在《陈政事疏》中提到“秦人家富子壮则分出, 家贫子壮则出赘”, “曩之为秦者, 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 犹尚未改”。成年分家, 自立门户在城中的农民居住区应该是存在的。

手工业作坊与农居相间分布的农村聚落, 整体分布无序、较分散, 未发现有规划的迹象。院落分散分布, 相互间隔十数米到数十米不等。院落面积300-600平方米不等。每个院落各成一独立的系统, 院落内基本都炉灶、土窖、水井、厕所、畜栏、垃圾堆等附属遗迹, 且各个院落之间相聚15、30米或者更远。发现大量铁制农业生产工具, 如锄、镰、䦆等, 陶磨等谷物加工工具、土窖、畜栏内牲畜粪便的积存的普遍发现以及碳化高粱遗存证明当地农业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遗址内发现七座砖窑, 分布于院落之间, 第一、二号窑址紧靠在一起, 同土窖方木井、露天炉灶和土窖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窑业生产体系。发掘者推测当地的农民副业的生产已经渐渐转向专业化。报告中未提及有发现砖墙或者铺地砖, 其他建筑中同样未发现大面积用砖痕迹, 从侧面反映当地农民砖的生产是为外销而非自己使用。村落边缘有宽阔整齐的铺石大路, 呈半围绕状, 应为聚落与外沟通之用。结合铺石大路、车辙痕迹以及普遍存在的大面积畜栏, 可推测当地的窑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虽然三道壕遗址中未提及房屋面积的大小, 但是第一号居住址中出土了大量铁制生产工具, 有铁䦆4、锄4、镰4、以及铁道、铁锥等说明一户家庭劳动力不止一个, 有可能两个甚至两个以上。院落之间七座砖窑的分散分布说明其为分散经营, 而非为某一手工业主所有, 结合六座院落, 可知必然有充足的闲散劳动力从事窑业生产。且每户家庭都有畜栏、独立的水井, 更说明家庭规模相对会较大, 结合院落面积在300-600平米之间, 可推测此处聚落的家庭模式可能为主干式家庭, 一对老年夫妇与子女及儿子配偶一起生活。《汉书-路温舒传》有云: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 亡金革之危, 饥寒之患, 父子夫妻戮力安家, 然太平未洽者, 狱乱之也。《盐铁论-水旱篇》云:家人相一, 父子戮力, 务为善器。以上记载当为此种家庭的写照。

黄河滩地内的垦殖性农村聚落, 面积一百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十三处西汉晚期的庭院遗迹, 各院落分布分散, 间隔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虽然发现有主道路 (宽约20米) 、次道路 (宽约8米) 、小路三级道路系统, 但整体来看聚落呈分散、无规划状态、各户隔田垄相望。就已勘探和发掘的范围看, 庭院一般为两进院落, 面积1000-2000平方米左右, 第一进院落一般配置厢房建筑, 第二进院落一般为主房, 两到三间。井一般开凿于院落之前大门之外。厕所为独立建筑, 建于院落之后, 有后门相通。相似生活经验或者固有的生活习惯构筑了较为统一一致的院落格局。院落四周有围墙, 墙内外有树, 根据残留树叶判断为桑树、榆树等, 院落四周有田垄环绕, 根据遗址霉菌污染的研究显示三杨庄遗址周围为农田、果园混杂的环境7。大量石质谷物加工工具和铁制农具的发现从侧面反映当地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 虽未发现牲畜饲养遗迹, 但牛蹄足迹、石磙、石磨的发现证明当地畜力在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一处编织遗迹外未发现其他手工业遗迹, 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生产是当地人生存的主要途径。

三杨庄遗址位于黄河滩地之上, 且最后为黄河所吞没。由于它独特的环境和地理位置, 以及独特的结构模式注定不能将其是为汉代普遍存的聚落形态。孙家洲认为其为汉人“新起庐舍”, 在滩地之上戮力垦殖, 自立根生, 未受当时政府的压制, 逐渐发展为较为富足的群体8。故其家庭模式可能亦不能以汉代农民家庭的普遍形态来考量。

以内黄三杨庄二号庭院遗址为例, 为两进院落, 第一进有门房和东厢房, 第二进有西厢房以及三间主房, 住房后墙的西北侧有一厕所。门房面积约8平方米, 东西厢房以及主房单间面积均不清楚, 但从坍塌面积来看, 主房面积最大, 东西厢房较小, 估计总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甚至更大。因未揭露完全, 发现的遗物相对较少, 陶器有甑1、槽1、壶1、豆1、碗1, 铁器有犁铧冠1、斧1、䦆1、剑1、镰1、刀1、削1以及部分难辨器形的残铁器。石器有石磨2、石磙1、圆石臼3、方石臼1。虽然发现有限, 但是数量较多的谷物加工工具证明此户家庭存在大量的粮食生产以及加工。因为同样的情况出现与其他十余处院落, 所以每户家庭应为独立的生产体系, 参照房屋设置等笔者推测此类家庭应为主干式家庭或者扩大式家庭, 存在多个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以上三种类型的聚落形态反映了三种不同的生存状态, 第一种生活在城中的农民, 自己的房屋仅能够提供自己居住使用, 部分公共设施的共享 (如水井和生产工具9等) 使得个人无法脱离集体而生存, 同样, 即从事农业、同时个别也参加手工业生产1使得他们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 而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既通过农业生产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 也从事手工业等生产来补贴家用, 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洛阳西郊314号房址中发现的模印长颈青龙的盒状器、铺满、陶羊头、陶鸟是此论断的有力证据。

第二种聚落中的农民家庭生活相对富裕, 既从事农业生产以保障基本的生活, 也从事牲畜养殖等活动以辅助农业生产以及交通等。而相对较发达的窑业生产也对当地人的生活质量起到了改善和提高的作用, 三道壕遗址中普遍发现的琉璃珠、琉璃耳珰等装饰品正是当地相对富足的生活的反映。从这种情况出发, 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地的居民虽然本质上还是农民, 但是生产、生活内容已经与我们传统意义上仅仅从事耕织等农业活动的农民大不相同了。

第三种垦殖性聚落中的农民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可能从其他地区迁徙而来, 自力更生, 在黄河滩地之上从事农垦、种植等农业活动, 通过长时间的生产活动逐渐富足, 修建庭院、宅舍, 但不幸的是同样是支持他们生活的黄河最后吞灭了他们的家园。这种非常态的聚落模式和非典型的人群虽然同是农民, 却依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也并非汉代庄园主, 只是某个特定时段、特定地点以及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人群。

三种不同的聚落状态、三种不同人群, 鉴于材料的局限可能不能完全展示汉代基层的农业社会是何种生活状态, 但是作为三个不同的个案, 三个不同的图景, 同样可以拼凑出一副多样化的农村社会, 以给我们窥视偌大社会的一角。以仅有的发现为线索, 随着不断更新的考古发现和阐释理念, 寻找解读汉代乡村的密码, 我想这可能会是汉代考古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注释

11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一九五四年秋季洛阳西郊发掘简报》, 《考古通讯》, 1955年第5期;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 《考古通讯》, 1956年第1期;郭宝钧:《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56年第2期;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56年第4期

22 .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 《考古学报》, 1957年第1期

33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太考古队:《井陉南良都战国、汉代遗址及元明墓葬发掘报告》, 《河北省考古论文集》, 东方出版社, 1998年

4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 《考古》, 2004年第7期;刘海旺:《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见》, 载《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 (《法国汉学》第11辑)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10年第3期;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与乡里行政》, 《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

55 .冯永谦崔玉宽:《凤城刘家堡子西汉遗址发掘报告—兼论汉代东部都尉治武次县址之地望》, 载《辽宁省考古文集》 (二)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66 .孙家洲:《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民居住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77 .周伏忠陈家昌解复红陈晓飞常丽:《三杨庄汉代遗址霉菌污染种类鉴定与分析》, 《河南科学》, 2010年第12期

88 .孙家洲:《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民居住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99 .此处所说的生产工具的公用是根据在洛阳西郊305号、320号、310号粮仓内发现数量较多的犁、锛、铲等生产工具, 而居住中发现的则较少。

考古学观察论文 第2篇

美国弗吉尼亚州 詹姆斯敦

詹姆斯敦是英格兰在北美洲最早的永久定居点，也是美国最重要的考古遗址。2015年，研究人员发现并证实，在詹姆斯敦著名的1608教堂圣坛下，埋葬着四具遗骸。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说：“我们发现了首批驻扎在美国的四个英国领导者。”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分别是牧师、士兵、贵族和探险家，正是这四个人通力合作，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如今，四百年过去了，人们终于能辨认出他们的遗骸。

二、神话中的水银池

墨西哥 特奥蒂瓦坎古城

考古学家戈麦斯和团队在墨西哥古城特奥蒂瓦坎一座最古老金字塔——羽蛇神金字塔底下挖掘出不少文物，并在一处封闭了约1800年的地道中发现了水银。研究团队表示，发现地点位于羽蛇神殿的下面，而这可能预示着将发现一座国王墓穴或宗教祭祀大厅。研究团队认为，水银在古墨西哥十分难开采，应该是用来象征死后世界中的河流和湖泊。

三、追踪奴隶起源

圣马丁岛 菲利普斯堡

研究团队对埋葬在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菲利普斯堡Zoutsteeg地区的三名非洲奴隶遗骸进行了一次全基因组分析。通过研究分析，这个“Zoutsteeg三人组”中一人为成年男性，两人为成年女性。他们很可能来自非洲而不是美洲大陆。

这项研究通过使用一种称为全基因组捕捉的技术捕获了这些保存不良的DNA，从而探索非洲奴隶的遗传起源。该研究团队称，这些发现表明了，基因组数据可以用于追踪死亡已久并且保存得并不好的个体的遗传祖先。

四、世界上最古老的饼干

德国 雷根斯堡

考古学家在德国雷根斯堡的一家博物馆附近进行了挖掘。在第18世纪的枢密院中，他们发现碳化了的两块椒盐脆饼。考古学家称：“我们从未有机会发现和复原过烘焙食品，它们一般不是被人吃掉了，就是被用去喂养狗或鸡了。”研究人员推测，这两块饼干有可能是被一个厌恶烘焙的人故意扔弃在厕所中的。

五、小山猫的墓

美国伊利诺斯州 斯普林菲尔德

考古学家在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发现了一只山猫的墓穴，这只山猫长眠于一个类似人类墓葬的古老坟墓中，身上还戴着由熊牙、贝壳制成的项圈或项链。

这个坟墓的形成时期，大致是在北美洲中东部最著名的印第安文化——霍普韦尔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00年—公元500年）。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动物以这样的形式下葬，有专家怀疑这只山猫可能是2000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很喜爱的一只宠物。

然而，也有动物考古者否定这种说法。他认为，这只山猫可能对印第安人有着重大的精神意义——曾居住于此的霍普韦尔人有时候会用动物的形象作为萨满守护神。

六、凯尔特王子的陵墓

法国 拉沃地区

考古学家在法国拉沃（Lavau）地区的郊区，发现了铁器时代凯尔特族王子的墓地。

墓地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墓中发现了一系列奢侈的陪葬品：来自地中海的船只、黄金珠宝和战车。考古学家在墓地中还发现了一口青铜锅、一只装饰精美的陶瓷酒瓶。“这些发现证明地中海地区和凯尔特人曾有过贸易往来。”公元前6世纪末5世纪初，伊特鲁里亚文明和希腊城邦崛起，这些地中海商人为了寻找奴隶、金属和其它珍宝，开辟了和大陆凯尔特人的贸易航线。

七、青铜时代的新娘

丹麦 哥本哈根

1921年，一具保存完好的青铜时代女子的骸骨在丹麦的艾特维附近出土，丹麦人称其为“艾特维女孩”。最近，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她并非当地人，其中涉及到青铜时代的联姻故事。

研究团队分析了“艾特维女孩”沉积在牙釉质的锶元素，发现她极有可能在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区长大。研究人员相信，她曾离开家乡到日德兰，嫁给当地一名酋长。

青铜时代是酋邦之间扩大结盟的时期。研究人员推测，死于16至18岁之间的“艾特维女孩”，可能是为了协助结成一个联盟或促成某项交易而出嫁。

八、最古老的艺术

印度尼西亚 苏拉威西

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七个洞穴中发现了约有4万年历史的史前绘画，描绘了“鹿豚”等动物以及人类手部轮廓，改写了艺术史。

科学家通过使用高精密方法测定这些绘画的年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欧洲洞穴绘画是早期人类艺术成就的摇篮，但根据此次发现，这些绘画与欧洲第一批洞穴绘画同时，甚至可能更早。

九、最早的石器

肯尼亚 西图尔卡纳

石器工具的制作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最新的发现表明，石器工具的出现甚至早于我们已知的人类出现的时间。

研究人员称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旁边，发现了由人类祖先制造的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工具：距今约330万年的石片。这一时间比之前已知最古老的工具还要早70万年，表明人类祖先在智人出现之前的几十万年便已经能够制造工具。

考古学家称，新的证据表明古老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或许也能够制造工具。

十、新发现的人类近亲物种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南方古猿与早期人类之间的过渡物种。如今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处洞穴中，科学家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他。

洞穴中发掘出了1500多块该物种的骨骸，覆盖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各个年龄段。科学家判定，这是一种以前未知的物种，将其命名为“Homo naledi”。

研究表明，成年的Homo naledi人直立身高1.5米左右，体重大约45公斤，身材苗条，腿比较长，有着肌肉发达、强劲有力的关节，而牙齿和下颚等的特征与早期人属物种相似。他们的脚也和现代人几乎没什么区别了，十分适合独立行走，但肩膀旋转度超过了我们，说明他们经常攀爬。

目前还不能完全确认他们的生活年代，科学家推测最远可追溯到250万年前。

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浅议 第3篇

一、中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1948年, 美国考古学者瓦特泰勒在其博士论文《考古学研究》中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考古学提出了挑战, 指出:“考古学家的目的决不只是进行准确的田野发掘和发表发掘报告, 也决不只是进行准确的地层比较和器物类型划分。”他批评当时美国的考古学过于重视对人工制品的分析, 而忽视对人工制品折射出的非物质方面内容的研究, 忽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体化。他认为, 考古学是一门行为科学, 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人工制品所反映的人的关系和行为上。

五十年代, 英国的柴尔德以探索社会进步规律为考古学研究的宗旨, 提出了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发展阶段论的学说。

从六十年代起, 出现了“新考古学派”, 它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 掀起了一场争论多年的“新考古学运动”。“这个新学派的研究基础是文化唯物主义, 研究的目标是了解人类行为的过程, 探索人类文化的进程及其动力, 因而又往往把这种考古学叫过程 (主义) 考古学” (1) 。实质上它是“文化概念的拓展及理论方法的更新” (2) 。随后的二十年, 传统考古学和新考古学在激烈争论的同时也在互相渗透。近二十年来, 考古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意识形态对物质遗存形成的能动作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出现诸多流派, 有中程理论、认知考古学、社会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等。其中, 中程理论包括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两种研究方法, 特别是实验考古学中的微痕分析法, 有时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中国, 1930年梁思永的后岗三叠层标志着中国地层学的确立。1948年出版的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基础。此后, 苏先生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学说。八九十年代, 以俞伟超为代表的考古学者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俞伟超和张爱冰在合著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 (3) 中提出了考古学的十大理论:层位论、形态论、文化论、环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全息论、艺术论、价值论。其前三论 (老三论) 构成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框架;中间四论是在六十年代以后考古学新阶段中出现的, 处于不断修改和补充中;后三论是新提出的, 可以叫做“新三论”。同时关于全息论还提出“全息考古学便是考古学的最高阶段, 也是最后阶段”的观点。以上十论基本上构成了理解考古学的性质、目的、任务、方法的一个体系, 使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更加系统化。尤其是环境论、聚落论及后三论的提出, 使考古学面貌为之一新。1991年, 一批有关环境考古的论文在我国首次集结出版, 可作为环境考古学这一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在我国开始形成的标志。同时, 各学科开始互相渗透, 一些学科的概念理论逐渐为其他学科所利用。现代自然科学也越来越多地在考古学领域被应用, 如遥感技术、测年技术、电子扫描、X射线、化学成分分析等。

以上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提出, 不论在考古学整个发展历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修正、更新、发展和进步的表现, 凝聚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 是他们智慧的结晶。

二、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

考古学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门学科, 它涉及的范围极广, 包含的内容庞杂, 面对的遗存种类繁多, 从人类的产生到史前时期再到历史时期, 从天文地理到科技艺术再到生活习性、社会形态, 几乎无所不包。考古学得以立足于科学之林, 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科学方法论, 有系统的技术、方法和理论。

因此, “考古工作者的训练应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4) 。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运用已有知识、吸收前辈成果的基础上, 不断地总结经验, 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造和更新, 再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具体的实践。

(一) 要让中国的考古学与世界接轨。

1.不封闭、不盲目自大。若不能做好这一点, 其结果只有被动和落后, 这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即是很好的证明。中国考古学的产生更伴随着许多文物的破坏和掠夺, 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地肆虐、挖掘。考古学的教科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这虽然有弊有利, 但仍是每个中国人都感觉无奈的事实。令人痛心的是在当代, 1986年, 英国人在中国南海暗地里打捞出一艘满载清初瓷器的沉船, 并将瓷器在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这是由于当时中国水下考古技术的落后。但一次落后, 不能永远落后, 我们要利用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技术, 更要超过他们的理论和技术。

2.考古的资料、技术、方法和理论方面要及时和世界互动。我们应“先翻译介绍一些外国的新东西, 再逐步做一点具体的研究” (5) , 再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外国去。更何况“许许多多课题, 只有国际合作才能成功” (6) 。

3.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世界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世界各国的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把中国的考古学放到世界的范围内来研究, 可以拓宽研究的目的和眼界。中国有世界上少有的几千年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世界范围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世界史乃至人类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 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自古重视文史, 载籍汗牛充栋, 又不断出土已佚和未知的简帛书籍。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资源优势, 善于结合实际使其和考古发掘互相印证, 增加可信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 我们不但要走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结合的道路, 而且要和人类学、社会学, 生物学、环境学等人文和自然科学密切联系。比如妇好墓出土的玉人跪坐雕像, 一直被看作是有着等级差别的奴隶, 后来与民族学相联系, 我们从其发式和服饰推断其可能是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的俘虏, 并进一步研究应为哪个或哪些民族, 等等。这样就打破了思维定式和传统的观念的束缚。

老一辈考古学家大都学至国外, 非者也是借鉴于国外。所以我们要在外国经验技术的基础上更新创造, 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创造出更加先进合理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引领世界潮流。老一辈考古学者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创新方面已不断地努力, 如区域文化、比较研究、全息考古、信息考古等的提出和应用。中国是考古学的处女地, 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去开发。

(三) 考古工作者对自身素质和要求的不断提高。

1.多读。宽广的知识面对考古学工作者非常重要, 只有不断充实, 考古学工作者才能不断提高水平。正如古语云:“知而获智, 智达高远。”俞伟超先生说:“搞考古的, 最好什么都懂一点, 因为古代的东西, 并不是你想要它有什么就有什么, 而往往什么都包括。我们考古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隔膜, 要打破这种隔膜, 就得读一点别人的书, 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想什么” (7) 李学勤先生主张读常见的书, 他说:“常见的书还没有读, 却一味去猎奇求异, 绝非善读书者”, “读书应当分别精读、泛读精读能够培养良好的学风” (8) 。

2.多写。“有新的想法就把它写出来, 有的东西老是不写就会被窒息。写是一种锻炼”。 (9) 产生的一些见解即使是很幼稚的, 也要写下来。考古学的著作一般专业性很强, 应该在注意专业性的同时, 充分考虑扩大读者的范围, 从而让考古学成为一门受大众欢迎的学科, 成为一门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学科, 使更多的人能从中获益。

3.多思考。张爱冰曾以《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为题, 描述俞伟超先生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强调在思考的同时注意新发掘、新发现、新动态, 并善于反思。考古资料是有限的, 但人的思维是无限的。经常动脑, 人的思维就会变得更加开阔和灵活。学习考古前辈和大师们的理论和学说, 会为他们敏感和精密的心灵所折服。

4.多实践。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 埋头于故纸堆中, 闭门造车;而要和实际相联系,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 在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总之, “热情地投身到当前的改革潮流中去, 思索时代精神, 理解新时代的要求, 尽快汲取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的考古新方法和合理的考古学新理论, 保护好大片尚未被充分开垦的考古遗存原野而认真地精耕细作, 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古文化、古文明的具体发展道路并从全球角度来抽象其一般规律, 自觉地从为了今天’的目的出发来进行研究, 应当就是当前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10) 。“我们这一代考古界的年轻人, 要想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除了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踏踏实实做一些工作外,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11) 。

参考文献

[1]俞伟超.考古学思潮的变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 1990, (3) .

[3]俞伟超, 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 1992, (6) .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986.

[7][9]曹兵武, 戴向明.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8]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10]俞伟超.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9.

[1]俞伟超著.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舌尖上的考古学分析 第4篇

水煮鱼是道传统名菜？错，它不过30年的历史。

那些餐桌上“出镜率”颇高的名吃，你是否了解过它们的身世？它们有的是当地人根据地方环境创造的最优解决方案，有的只不过是偶然为之；有的地方名吃有着鲜为人知的真正故乡，有的则是靠名人效应。

北京只是烤鸭的第二故乡

很多地方名吃都有着鲜为人知的祖籍，比如烤鸭、爆肚和涮肉，在它们被贴上北京特色的标签前都有着曲折复杂的身世—北京，只是它们的第二故乡。

先说烤鸭。在明代为标榜烤鸭正宗通常会冠上“金陵”二字。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把这种用秸秆将烤炉烧热后灭火，凭炉壁温度将鸭子烤熟的吃法列入宫廷御膳。如今烤鸭作为北京名吃，其实是搭了朱元璋四子朱棣迁都北京的顺风车。

当时，随皇族一起北上的还有已经出名的南京湖鸭，它们以稻谷为食，多肉肥嫩，特别适合烹制。迁都北京后，朱棣经常从江浙一带经大运河将谷米船运至北京，一路上粮食难免因船路颠簸而散落，官吏们便将谷米收集喂养随船而来的南京鸭，南京鸭的肉质不断进化。到了京城，它们先是被饲养在南苑，也就是今天的南海子公园，清朝中期被迁到西郊玉泉山一带，那里优良的水质让鸭肉变得更加肥嫩鲜美。

从南京到北京，生活的逐渐适应必将带来食物的相互融合，“烤鸭”这一吃法也逐渐从宫中流传出去。第一家经营烤鸭生意的是开在宣武门外的“老便宜坊”。当时的兵部员外郎杨淑山受托题词，还特意冠以“金陵”二字。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陵”二字也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100多年前，河北冀县杨家寨人杨寿山因为家乡的灾荒逃到北京，先在前门外肉市街做生鸡鸭买卖的生意，渐渐攒下了积蓄。随后，他盘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干果铺，做起烤鸭生意。杨寿山并没有参照市面上烤鸭的传统手艺，而是将焖炉改成挂炉，用果木生火代替秸秆，鸭子入炉后火不熄灭，通过不停地调换位置直到受热均匀。这一改良让烤鸭皮脆肉嫩，大受欢迎，挂炉烤鸭一跃成为市面上的主流，而杨寿山经营的这家烤鸭店就叫做“全聚德”。

如今，华人的海外迁徙已经将烤鸭带到了世界各地，甚至成为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1年当选时庆功宴上的主菜。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小布什当选美国第43任总统的当晚，他和七、八位亲友一同来到离华盛顿市中心不远的北京饭店，他照例没有看菜单，点了烤鸭和几个特色菜—因为烤鸭，小布什一家都是饭店的常客，他的父亲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更在此用餐不下50次。

与“全聚德”创始人杨寿山经历相仿的早年“北漂”还贡献了京城的又一知名小吃—“爆肚”。民国初期，京城的爆肚摊不下几十家，其中著名的多是山东回民老板—北京天桥爆肚王、前门爆肚冯、东安市场爆肚金生隆、东四爆肚满，只是各家将这道山东名吃在做法和调味上略加改良。

最出名的是爆肚冯，因为店家总能记清不同客人爱吃的部位和口味—牛肚分为百叶、肚仁、白叶尖、厚头，羊肚更细分成九个部位，每个部位口感不同。汆烫的火候也有讲究，有的人爱吃开锅就捞的嫩口，有的人喜欢略嫩不烂的嚼劲，有的人觉得“咯吱咯吱的”最对味。清朝光绪末年，爆肚冯一度抓住了宫中太监们的胃，遂经推荐成为御膳房的特供。

如今北京一些坚持做涮羊肉的老馆子仍旧坚持着1000年前蒙古大军的传统—绝不会出现冻肉卷、肥牛等配菜，一定是手切的新羊肉。

另一名吃涮羊肉的“祖籍”也不是北京。它最早源于忽必烈统帅的蒙古大军。军中吃羊肉通常是将其烤熟。一次军队的进攻时间突然提前，做传统的烤肉已来不及，一位火头军也就是炊事员灵机一动，将羊肉切成薄片，在沸水中一涮便熟，捞上来拌上佐料让士兵们填饱肚子。没承想这一情急之下的无奈做法不仅受到好评，还让士兵们打了胜仗。涮肉的吃法得以保留，后来传到北京。

根据《悦食》报道，如今北京一些坚持做涮羊肉的老馆子仍旧坚持着1000年前蒙古大军的传统—绝不会出现冻肉卷、肥牛等配菜，一定是手切的新羊肉；也不会有宽粉，因为最初涮肉是不会用到漏勺的，宽粉煮熟后滑而沉，用筷子是夹不起来的。

“连锅闹”出的重庆火锅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名吃都有着复杂的过去，它们中的很多都是深谙地方环境的人们根据需求就地取材，创造出的性价比最高的吃法。比如，重庆火锅就源于嘉陵江边纤夫们的就地创造。

作家余德庄在《重庆火锅的由来》中介绍，嘉陵江上的纤夫终日以木船为家，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全部在船上解决，吃饭自然没得讲究，一口锅、几副碗筷便不错。他们索性将各种食物一同放入锅里煮，并给这种吃法起了个喜庆的名字—“连锅闹”。

作为社会的最底层，纤夫们消费不起肉食，而每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他们不得不寻找高能量的食物作为补充。凑巧重庆的屠宰场大多聚集在江边，那些市民们不屑的禽类下水都会被直接丢掉，这反倒成了纤夫们求之不得的“加餐”。

纤夫们将鸭肠、黄喉、毛肚等洗净后一起“连锅闹”，为了除腥，在锅中放入大量的辣椒和花椒，这便是重庆火锅锅底的雏形。而这些食材对汆烫的时间特别有讲究，一旦时间过长就变得难嚼，比如“毛肚要刚好起泡泡，鸭肠要刚好起绞绞”，纤夫们只能守在炉边一边涮一边吃，便有了今日火锅的吃法。

真正将重庆火锅从纤夫小圈子推广开来的是两位年轻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海棠溪古桥南北桥头各开张了一家砌着几眼土灶的火锅馆。南桥头的叫叶荣昌，北边的叫李文俊，他们用纤夫们的做法卖“连锅闹”，只是两人在调味上稍有改良。两家店的食材也多数取自被丢弃的禽类下水，所以价格便宜。纤夫们就索性直接上岸吃现成的，两家小店常常门庭若市，慢慢地吸引来重庆市民光顾，两位也成为最早经营重庆火锅的生意人。

类似的吃法还催生了如今遍及全国各地小吃摊头的麻辣烫。和火锅不同，麻辣烫是将食材穿在竹签上，在汤底中烫好后一齐端上餐桌。正宗的吃法是客人抓一大把竹签，用筷子一捋，菜和肉纷纷掉入调味碟里，再慢慢享用。在西南方言中，“冒”是动词，当“焯水”之意，老百姓把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热菜叫做“冒菜”。

其实，水煮鱼是道创意菜

还有一些名吃既没有复杂的身世，也没有深厚的地缘特征和历史，它们甚至没经过厨师们的苦心钻研，只是不小心的偶然为之—比如曾经作为川菜的代表风靡全国的水煮鱼、毛血旺，都是厨师不经意间的发明创造。

水煮鱼到如今不过30年的历史。1983年，在重庆地区举办的厨艺比赛上，一位川菜世家出身的师傅以一道与当时烹制肉类截然不同做法的“水煮肉片”获得了大奖。比赛之后，每有亲友造访，他都以这道菜款待。

一次，厨师的发小前来探望，这位朋友顺便带来嘉陵江草鱼做伴手礼。厨师为了款待朋友决定制作拿手菜“水煮肉片”，只是这位发小从小忌吃大肉，无奈之下，厨师看到了木桶里蹦跳的草鱼，就这样，第一盆水煮鱼诞生了。没想到，鱼肉的鲜美和麻辣的厚重让这道菜口感更佳。后来，这位厨师对水煮鱼加以改良，直到1985年这道菜基本定型，随后流向全国。

毛血旺的出现比水煮鱼要早五、六十年。也是在重庆，当时的瓷器口镇有一胖嫂当街支起卖杂碎汤的小摊，用猪头肉、猪骨加豌豆熬成汤，放入猪肺叶、肥肠，再放入老姜、花椒、料酒等调料用小火煨煮。一日，胖嫂偶然将生猪血旺放入汤里，发现血旺越煮越嫩，味道更鲜，这便成了毛血旺最初的雏形。

更不经意的偶得还在继续—卖汤面的武汉小贩李包怕剩下的面条放馊，将面煮后放在案板上。他一不小心打翻了麻油瓶，就索性搅匀用扇子扇凉。第二天卖面时，将这浸了油的面在热水里一烫，再加些佐料，味道更好，从此有了武汉“热干面”。

山东小伙老刀从青岛赶路到天津，途中饿了摊起山东煎饼，并把随身带着的油条放在煎饼里，放上大葱，抹上面酱，裹起来吃，便有了今天的“煎饼裹着”（煎饼果子）。这也是为什么独有天津人将油条称为果子。

除了偶然的发明创造，和今时一样，早年间食物的流传也要靠“名人效应”。

比如，油条最初叫油炸桧。1000年前，岳飞被秦桧及其妻子王氏陷害。京城临安（临杭州市）的百姓听闻很气愤，一家专卖油炸食品的小吃店老板顺势从盆中抓起一块面团，捏成一男一女两个小人，并将它们背靠背粘在一起丢进油锅，一边做一边喊“油炸桧喽”！这一谴责的方式传遍全国，各地做烧饼的摊子都出现“油炸桧”—油条，并一直流传至今。

据说台湾名菜三杯鸡最早的故乡是江西，还和南宋的文天祥有关。南宋末年，文天祥因战败被元军押到元大都（北京），打入死牢。和文天祥同乡的七旬老太听闻后前往探监，以为文天祥已经英勇就义，带了一只火鸡和一壶老酒以告慰亡灵。没料想，丞相还活着。老太后悔没有带熟食，就买通了同为江西人的狱卒，两人一起将鸡宰杀切块，倒上三杯米酒充作调料用瓦钵煨制，成为丞相的最后一餐。“三杯鸡”的做法就此在江西流传开来。

被迫离乡的沙县小吃

还有一些名吃通常以地方冠名，比如沙县小吃、桂林米粉、重庆鸡公煲、黄焖鸡米饭……从籍籍无名到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更奇怪的是，这些“地方特色”有的甚至连当地人都不知道，非要到北上广写字楼聚集的办公区或者商场云集的商业区转上一圈，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家乡还有这种美食。

黄焖鸡米饭就是一例。近一两年，这道济南传统美食频繁出现在都市白领打工族的餐桌上。实际上，这道源起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食在济南已经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如今迎来的第二春要从“杨铭宇黄焖鸡米饭”说起。

根据《企业观察家》的报道，2011年6月，创始人杨晓路和合伙人在济南开了第一家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因为这道菜制作简单，几人决定以快餐连锁的形式，走招商加盟的路线。当商家们纷纷加盟，看到有利可图的店家随之效仿，“泉聚阁”、“美膳阁”、“翰香苑”、“韦亮记”，越来越多的“招牌”黄焖鸡出现。加盟商越来越多，它们也将黄焖鸡带出了济南，专营黄焖鸡的小店开遍了全国。对于只想在街边小店找口吃的人来说，正不正宗早就不重要了。

因为连锁经营让地方美食遍地开花的还有成都小吃、桂林米粉、重庆鸡公煲……以及不得不提的沙县小吃，它的“全国化”过程说来有些悲壮—一切都源于地方自救。

网络上有个著名的段子形容沙县小吃遍及范围之广—“沙县小吃是为了保卫国家而特设的情报机构”。沙县小吃之所以遍布全国各地，是因为20年前沙县当地的民间融资崩盘，背负着巨债的当地人只能靠这种成本低廉、操作简单的地方小吃背井离乡地讨生活。

几百年来，沙县当地人用标会的方式维系着民间资金的流动。标会对于沙县来说，就像沙县小吃遍及全国那样普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沙县这一传统—横穿县城的沙溪河直通到福州，运来盐巴，而周围县市的人若要买盐巴必来沙县。一来二去，当地有了搞贸易的传统，做生意没本钱，就靠标会来融资。

沙县小吃进入上海时，沙县政府给每家店补贴1000元；沙县小吃打入北京，沙县政府给每家店补贴3000元。据统计，目前全县外出经营小吃的人员有5万多人。

根据雅虎财经报道，直到1990年，沙县的另一传统赌徒进入标会，标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标来的钱不再用于应急或者做生意，而是拿去赌，赌输了就再来标，直到资金彻底断了。1991年，沙县八大会头纷纷出逃，标会，瞬间崩了盘。

背负债款的沙县人决定做小吃生意讨生活，没想到生意红火，更多的沙县人便奔向了城市。先是集中在福建的厦门、福州等地，后来沙县政府为了推广小吃，在1998年成立了“小吃办”，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开推介会。2004年，沙县小吃进入上海时，沙县政府给每家店补贴1000元；2007年沙县小吃打入北京，沙县政府给每家店补贴3000元。据沙县当地统计，目前全县外出经营小吃的人员有5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全国的沙县小吃店面数量貌似早已超过这个数字。

那些“山寨”中国的外国名吃

在马可·波罗等使者的努力下，很多外国名吃都有着中国血统，这听上去实在令人惊喜，因为，终于找到了一个领域，我们变成了“被山寨”的那一方。

芝士火锅

据说，当年马可·波罗在返意的途中借宿阿尔卑斯山附近小镇的农夫家。他非常怀念中国热气腾腾的火锅，无奈农夫家中只有一瓶白酒、一块奶酪和几片面包，他在失望之余，将奶酪溶于白酒中，发明了“瑞士芝士火锅”。

冰淇淋

唐朝末期，人们掌握了夏天制冰的方法，人们在伏天将冰块刨出冰屑，加上糖和香料制成了“第一代”冰淇淋。13世纪，马可·波罗把冰淇淋配方带回意大利，后来传入法国后，由皇后的私人厨师加工制成“终极版”冰淇淋。

比萨

传说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后对中国北方的葱油饼日思夜想，他在朋友家的聚会中找到一位那不勒斯厨师，两人将馅料放在面饼上烘烤后进食，大受欢迎。这位厨师后来配上了那不勒斯的乳酪和食材，创造出了“比萨”。

寿司

鲜卑史及其考古学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第5篇

一、鲜卑起源及早期社会状况

(一) 所谓骑马民族

说起鲜卑, 就不得不提及绵延数千年之久的骑马民族, 所谓骑马民族, 望文生义, 即马背上民族, 其存在与发展与亚洲相对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从亚洲湿润地带北部向西, 东以兴安岭、阴山山脉、南山山脉, 南以喜马拉雅、昆仑等山为界, 向西延伸至里海、黑海北岸的欧亚内大陆, 包括了蒙古、青海、青藏高原, 一直到塔里木盆地、吉尔吉斯草原和南俄罗斯草原的干燥地带, 深处内部, 无法受南上暖流或北下海风之影响, 雨量稀缺, 满目草原和沙漠景观, 而介乎湿润与干燥地带之间的山岳丘陵地区因为有着高山冰雪融化汇成的河流, 故养育了以河流为依托的大小绿洲, 在古代, 被认为是粟特人和高加索人的活跃区域。1而游牧民占据的, 主要就是欧亚内大陆的干燥地带和西南亚的干燥地带, 这些草原的原住民, 或半猎半农, 半猎半牧, 或半农半牧, 逐渐发展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作为游牧民族一部分的匈奴和突厥, 他们在长期称霸内陆亚洲的同时也觊觎中原地区充足的人口和财富, 但对于中原之地, 也仅仅是侵寇和掠夺, “上 (汉武帝) 乃下诏:‘……匈奴常言汉极大, 然不耐饥渴, 失一狼, 走千羊。乃者贰师败, 军士死略离散, 悲痛常在朕心。’” (《资治通鉴》) 而发源于东蒙地区的鲜卑及乌桓, 却走着不同于匈奴和突厥的道路, 早在新石器时代, 他们便从事畜牧和粗放农耕相结合的生计方式, 作为东胡之遗种, 一方面深受匈奴影响, 另一方面匈奴退居漠北时马上临阵倒戈, 他们时而同匈奴一起南下入关侵略农耕区, 时而作为中原王朝的门户镇守北疆同匈奴作战, 这与其经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 我着重探讨一个问题, 即在两汉直至魏晋期间, 为什么鲜卑与乌桓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民族国家。窃以为原因有三:第一, 在牧主农辅的经济结构下, 鲜卑、乌桓较之匈奴更具地缘性, 各部孤立性和封闭性较强;第二, 从兴安岭直至北长城沿线系鲜卑、乌桓居住地, 在日益增长人口的压力下, 不得不依附于中原王朝, 可反被较之先进的文化体系所分化其势力, 滋长了各自为阵的倾向;第三, 由于特殊的依附关系, 致使乌桓、鲜卑一出现统一努力中原政府便立即进行打压 (当然, 到了西晋晚期, 这种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

(二) 鲜卑之源流

关于鲜卑之名由来, 时人多有腓侧, 一种言鲜卑最初为“带钩”, 或言“衮带头” (郭落带) , 也有说鲜卑为一种鲜卑语名“郭落”之瑞兽, 第三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即鲜卑是为山名, 《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 别保鲜卑山, 因号焉”, 即言鲜卑之名由鲜卑山而来, 史学界对其地理位置多有猜测, 多指为辽河上游一带, 《魏书·帝纪·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 或内列诸华, 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 受封北土”, 又言“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世为君长, 统幽都之北, 广漠之野, 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 淳朴为苏, 简易为化, 不畏文字……”略微分析不难看出, 稍晚的史书记录竟然更加详备, 不但有山名、地理环境概况、生计方式, 其方位之说也遵循汉文化五行之说, 其祖为黄帝之子昌意, 实际上这种莫衷一是的文化依附性正体现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 同时, 也能透露出一些信息, 即后来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较之于东胡鲜卑, 其族属和发展轨迹是有很多区别的。这里, 还有一个问题, 鲜卑山与拓跋鲜卑发源地大鲜卑山是否同属一地?1980年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发现的北魏李敞刻石可与《魏书·礼志》和《魏书·乌洛侯传》记载比照, 虽然对于嘎仙洞祝文关于拓跋鲜卑起源于南迁史实多有追溯之意, 不可尽信, 但是至少可以确定拓跋鲜卑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过。那么两座相去三千余里的鲜卑山又是为何?一些学者, 如马长寿先生认为, 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的划分导致了两个鲜卑山的出现, “从汉人的文献记载言, 东部鲜卑在前, 拓跋鲜卑在后, 二者显然有区别。但拓跋鲜卑贵族统一中原后便把鲜卑名称霸为己有, 对于鲜卑段氏、慕容氏称为‘白部’或者‘徒何’, 对于宇文氏集团称为‘匈奴’”2, 所谓东部鲜卑, 是相对于拓跋鲜卑而言, 是汉魏后形成的概念, 确指活动于辽河流域的慕容、段氏部族, 而冠以鲜卑称号的拓跋部, 于文献中常出现魏晋后, 公元2世纪中叶匈奴瓦解,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 盖因匈奴分裂后, 其人民东移“诣辽东杂处”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宋书·索虏传》也言:“匈奴有数百千种, 各位名号, 索头亦其一也”, 马长寿先生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认为“拓跋”一词, 可能寓有“鲜卑父胡母 (胡, 一说指匈奴, 也有说东胡之遗民) ”之含义。这期间, 鲜卑檀石槐建立了一个囊括蒙古草原的部落联盟, 使很多游牧民族族称上发生了鲜卑化, 因此, 笔者认为同其他部族一样, 拓跋鲜卑也经过了从“匈奴余种自号鲜卑” (即假称) 到檀石槐鲜卑部落联盟之称, 再到自觉以鲜卑为族称的阶段。由此可见, “鲜卑”一词见于史册, 当在东汉初。如出自战国人之手《逸周书·王会篇》及《山海经·海内西经》, 甚至西汉初贾谊的《新书·匈奴》篇及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都只提到东胡与乌桓, 未见“鲜卑”。而一些更早的史籍, 如《国语·晋语》卷八之“鲜卑”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作“鲜牟”) 、《楚辞·大招篇》提到“小腰秀颈, 若鲜卑只”

(三) 鲜卑族的社会衍变

鲜卑人兼营农猎牧, 其狩猎主要是为了得到虎豹貂等野兽皮毛, 然后作为商品交换到中原各地, 人称“天下名裘”, 《魏书·帝纪·序纪》载:“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农业上, 以青稞、东墙 (似蓬草, 实如葵子) 为主, 通常在夏季经营农耕, 冬季再去打猎, 因而各家户有固定居所, 住房沿袭匈奴“房车”结构, “以穹庐为舍, 东开向日” (《后汉书·乌桓传》, 文献亦载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 人民犹以氊庐百子帐为行屋” (《晋书·吐谷浑》) 。他们多把头发剃光, 只留头顶部分, 《宋书·索虏传》言:“索头虏, 姓拓跋氏”, 即为一种索头的习俗, 妇女婚时蓄发, 将其分开编成发髻, 头戴高大冠帽, 是为“句决”, 饰以黄金和碧石。饮食方面, 除了食肉饮奶外, 也食用部分粮食。部落管理上, 数百数千邑落为一“部”, 推举一位“大人”, 不世袭, 召集部众时, 大人将刻有刻纹的信标传往各邑落, 部众无一定氏姓, 以大人之名为氏姓。到了东汉末年, 男系子孙世袭倾向开始出现, 但同时存在推举制度。《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曰:“其性悍塞, 怒则杀父兄, 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 父兄以己为种, 无复报者故也”, 这样的记述言母族、妻族对部落权利的影响, 反之讲, 也同样意味着父子相承的族外婚已经出现。与族外婚相适应的是嫂婚制的出现, 即“父兄死, 妻后母, 执嫂。若无执嫂者, 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 死则归其故夫”。在结婚方式上, 男子私通将女子带回己处, 百日后使媒求婚, 然后男子前往女家劳动两年, 新居财物由女方供给, 这样的以母族、妻族为主导的婚俗被认为是和后妃在政权组成中的居重地位有着直接关系。宗教信仰方面, 鲜卑信萨满教, 以牛羊为牲, 崇敬天地鬼神, 其中包含有山川崇拜、自然物崇拜 (太阳崇拜, 亦有一说为昆仑崇拜, 即崇拜天地) 以及动物崇拜, 鲜卑以驯鹿为贵, 也尊诸狼, 这与其深厚的匈奴背景有关, 葬俗方面, 使灵魂上马, 以狗为先导, 直至守护灵魂至“红山”, 北燕冯素弗夫妇墓壁画中绘有狗, 亦有殉狗两只, 《后汉书·乌桓传》或言:“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被认为是东胡旧俗, 红山即为鲜卑人观念中彼界之地, 往生之所。3

毋庸置疑, 鲜卑族的社会衍变是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中完成的, 它体现在饮食、信仰、生计、葬俗各个方面, 其中较明显变化的是信仰体系的变化, 即佛、道之说的传入, 早在代北时期鲜卑就有奉道现象, 北魏太武帝拓跋珪、道武帝拓跋焘都不同程度的在鲜卑族内扩大了道教的影响力, 较之于道教, 佛教的传入稍晚, 在拓跋鲜卑进驻中原之后, 可能初情是为了使鲜卑族更快融入到汉文化体系之中做出的决策, 值得商榷的是, 虽然在政策上, 大部分鲜卑族, 特别是鲜卑贵族接受了佛、道之说, 但民间信仰上, 仍存在萨满教因素的崇拜, 北魏太武帝禁止“私养师巫”, 孝文帝时再次加强这一政策实施, 可见, 民间依然对萨满崇拜持亲近态度。

二、鲜卑与乌桓

(一) 鲜卑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乌桓与东部鲜卑最初分布于蒙古草原东南部的西剌木伦河、老哈河流域, 乌桓在南, 即老哈河流域, 鲜卑在北, 即西拉木伦河流域。这一区域可分为三个小区:西拉木伦以南为黄土地带, 宜农业;西剌木伦以北, 分为东西两区:西边为沙坵地带, 宜游牧, 东边是森林地带, 宜虞猎。4与鲜卑相近的是, 乌桓以妇女劳动为主, 因为妇女社会地位高于男子, 即使是邑落成立后, 母权与舅权还是处于较高地位, 以保留婚后夫随妻居制、服务婚制和母系氏族复仇制等风俗为体现。《三国志·魏志·乌桓传》称“大人以下, 各自畜牧营产, 不相徭役”, 其完备的农村公社制度, 很可能对鲜卑“部落制”产生了影响。乌桓较于鲜卑汉化时间长、程度深, 因而其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 从邑落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其民很早便与长城障塞内的汉人错居杂处, 这也是为什么乌桓一直以来没有立国的原因之一了。鲜卑和乌桓分化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出现在是檀石槐部落军事联盟前后, 檀石槐部落军事联盟成立之时, 鲜卑进一步向北方草原扩张, 与匈奴融合, 而当联盟破裂后, 东部鲜卑继乌桓后较早的转向中原发展, 而拓跋鲜卑这一变化稍晚发生, 这样就可以解释由于拓跋鲜卑较早取得北方的统治权, 其自身畜牧习气并未变, 因而大肆改农田为牧苑, 从而与汉民族产生了较多冲突, 直至导致灭亡。

鲜卑与乌桓的共生关系还体现在民族迁徙上, 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五百年间, 乌桓与鲜卑间的移动以及汉族迁徙大致为四个潮流:第一是二世纪草原各族牧民的流动 (由于匈奴国家的分裂导致) ;第二是四世纪汉族的外徙和乌桓、鲜卑的内徙;第三是四、五世纪中原汉人、鲜卑人向北魏代都的迁徙;第四是五、六世纪漠南和代都鲜卑等族向中原的迁徙5。乌桓被曹魏柳城后移民入中原以及苻坚灭燕徙乌桓杂类于北地和冯翊期间, 又与东部鲜卑错居杂处, 所以乌桓内徙经历了鲜卑化再汉化的过程。《魏书·帝纪·序纪》云:“ (始祖神元皇帝) 五十八年……其年始祖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 故欲沮动诸部。因在庭中砍钺斧。诸大人问欲何为, 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 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大人皆信, 各各散走”, 乌桓被曹魏征讨后势力大减, 虽然在语言、习俗上和鲜卑相同, 但这一时期拓跋鲜卑迁至漠南时必与乌桓接触, 致使一部分乌桓加入拓跋力微所领导的鲜卑部落联盟。

乌桓人口较之于鲜卑总体少, 其集中之地为四郡乌桓, 即上谷乌桓九千多落, 辽西乌桓五千多落, 辽东乌桓一千多落, 右北平乌桓八百多落, 总计三十多万人, 即所谓的幽州乌桓6。幽州乌桓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于汉地, 经济条件较好, 常以本土特产与汉贸易, 因而在汉与南匈奴敌对时幽州乌桓表现的十分恭顺, 他们常追随乌桓都尉去朔方、雁门出击匈奴, 直到东汉末年虽然乌桓对汉政府对其利用多有不满, 但整体上依然是与汉和睦的, 而这一时期由于曹魏的打压, 乌桓出现了分散和融合, 分散体现在乌桓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有婚姻交流, 融合体现在大部分乌桓部都作为拓跋鲜卑的外加部落, 通过族外婚的形式融入到了鲜卑体系中, 因而《魏书·官氏志》言:“诸方杂人来附者, 总谓之乌桓”。代北时期的乌桓与鲜卑的共生逐渐转为了融合, 乌桓两部铁弗和独孤, 史书记载独孤部、铁弗部自称乌桓, 又称匈奴, 是为两部父匈奴、母乌桓或者父乌桓、母匈奴所致, 后一直称自己为乌桓。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说, “作为外家部落的乌桓对拓跋君长的政治介入, 构成了代北时期拓跋君位不安定的关键因素”7。从田先生的话也能窥得, 正是由于乌桓的母权、舅权风俗通过婚姻缔结方式融入到了拓跋鲜卑体系中, 使得后妃对君权造成影响, 也直接导致太武帝拓跋珪实行“子贵母死”制度以限制母族和妻族。

(二) 余论:护乌桓校尉考和鲜卑的“大人”

“护乌桓校尉”是两汉时期管理和监督乌桓事务的重要官职, 元狩四年 (公元前119年) , 汉武帝迁乌桓人于五郡塞外, “始置护乌桓校尉, 秋二千石, 拥节监领之, 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后汉书·乌桓传》) 。护乌桓校尉驻节幽州, 王莽时更名为“护乌桓使者”, 后乌桓叛乱, 护乌桓校尉职权并入“使奴匈中郎将”。东汉光武中兴后“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 开封府, 并领鲜卑, 赏赐质子, 岁时互市” (《后汉书·乌桓传》) 。据《后汉书·百官志》载护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 主乌桓胡, 拥节, 长史一人, 司马二人, 皆六百石”。由此可得, 护乌桓校尉首先行监领乌桓内附之众, 处理乌桓事务, 其次校尉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以防与匈奴勾结, 最后, 在东汉时, 并兼领鲜卑, 掌管乌桓、鲜卑的岁贡、质子和互市之事。“二千石”与“比二千石”考汉制, 以俸禄多少为准, 如“中二千石” (一百八十斛, 一斛十斗) 、“二千石” (一百二十斛和“比二千石” (一百斛) , 较之于郡守、诸侯王相官禄为二千石, 故东汉较之西汉, 护乌桓校尉较郡守为低了。至魏晋, 护乌桓校尉职责又有变化, 由于曹操北征乌桓, 使其内迁长城以南, 乌桓族的战略意义于是变得弥足轻重,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文帝践柞, 曰豫为乌桓校尉, 持节, 并护鲜卑”, 《晋书·唐彬传》载:“太康十年 (239年) , 以唐彬为使持节, 监幽州诸军事, 领护乌桓校尉, 右将军”。很明显, 魏晋时护乌桓校尉由一个行政监察官授转为兼有监督南迁族和经略东北地的军事主管, 也因其享有皇帝钦点“持节”而声威显赫, 这一程度上说, 东汉持节之校尉又比西汉校尉更具声威。再来看看护乌桓校尉遣军抗击匈奴时的活动, 如明帝永平十六年春, 护乌桓校尉文穆, 将太原、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各郡兵及乌桓众, 计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和帝永元六年 (94) 冬, 新归附的十五部北匈奴人反叛, 欲逃回漠北, 汉遣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等兵, 共四万人进讨。以上为编入护乌桓校尉管领的乌桓骑兵, 战时由校尉征调, 但另有一部分精选队伍调归各郡指挥, 称“突骑”, 不属护乌桓校尉统领。综上所述, 护乌桓鲜卑自两汉至魏晋, 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两汉初置、复置的因俗而治的羁縻;2.使持节的军事职能加强;3.魏晋时由中央官职转变为固定地方兼职;4.由于中央政府统治弱化, 最终军事职能削弱和消失8。对于研究乌桓、鲜卑与汉政府间关系的学者, 护乌桓校尉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根据对一些文献的查阅和解读, 且交待一下余见:两汉至魏晋的护乌桓校尉制可以看作是汉中央政府主动意义上汉化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 一定程度上戍卫了汉北部边疆, 也促成了民族融合, 但较之于完全农耕化游牧部族来说, 这种“因俗而治”的手段更符合乌桓人的利益, 既保留了游牧传统, 自身粮食和商品业已得到补充, 虽然汉政府和乌桓多有利用对方之嫌 (乌桓或随校尉出战匈奴, 或联合匈奴侵略汉地, 汉政府也利用乌桓铁骑远涉云南平定农民叛乱引起乌桓人不满) , 但私以为这种利用关系是文化对话的最佳方式, 也正是因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之举, 才使鲜卑较早接触到了汉文化, 为其建立北方政权打下了基础, 甚至可以将雁、代地区乌桓、鲜卑族定居壮大看作一次亦农亦牧的鲜卑族早期经略汉地的一次尝试和准备阶段也不为过。当然, 后来游牧族在北方坐大也是之前中央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

再及, 第一节骑马民族中分析游牧有两种传统:匈奴、突厥传统和乌桓、鲜卑传统,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鲜卑亦农亦牧的生计方式和靠近中原的地缘特性, 使其在政治诉求上“中国化” (即汉化) 近与单单抢掠中原财物, 铩羽而归的匈奴存在着较大差异, 这也可以解释只有鲜卑是同时期游牧族中唯一称霸中国北方的民族的原因了。

鲜卑族“大人制”在历史上并不是孤例, 除同见于乌桓、匈奴和西域诸国外, 《魏志·倭人传》也记载了所谓“大人”:“其俗, 国大人皆四五妇, 下户或二三妇……”那么这里的大人又是否具有相同的概念呢?大人一词, 常有尊其称的含义, 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奉玉卮, 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 不能治产业, 不知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 孰与仲多?’”, 另有《汉书郊祀志》载:“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 至东莱, 言夜见大人长数丈, 就之则不见, 见之迹甚大, 类禽兽云。”大人在这里又被异化为时人东去求神人之事所遇的巨大之人, 称“大人”, 可见, “大人”有实词化的巨大之意, 亦有表尊敬的含义。《汉书·五行志》亦载有:“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有大人长五丈, 足履六尺, 皆狄服”, 再来看看《山海经·海外东经》对大人的描述:“大人国在其北, 为人大, 坐而削船, 一曰在磋丘北”,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解释说, “中国东北诸种称大人之号, 乃由来久矣!”即大人是对东北游牧民族的一种泛称。到了后汉乃至三国, “大人”专指塞外胡族对其部落首领的称呼, 匈奴中以单于为首领, 但单于之下, 也有大人存在,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 (建初) 八年, 北匈奴三木楼誉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 款五原塞降。”这里的大人应该是邑落中的首领, “大人”一词是汉语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 或有“长帅”“大单于”“君长”别称, 也对来降的统帅者称“大人”, 是中原文化对匈奴部落制的一种理解, 即各部落大人组成联盟, 推其首领为单于, 而值得注意的是大人同单于一样, 是世袭的。但乌桓、鲜卑的“大人”与匈奴又有不同, 乌桓、鲜卑“大人”多有推举, 如檀石槐就因勇健卓绝被推为大人, 同样, 《三国志·鲜卑传》又记到:“轲比能本小种鲜卑, 以勇健, 断法平端, 不贪财物, 众推以为大人。”这些经推戴的大人, 在入朝中原王朝时, 也被封为“王侯”, 赐印绶。檀石槐时期, 又将大人制度附以新的含义, 他把鲜卑领域分中、东、西三部, 各部设许多大人, 互相制约, 同时受檀石槐之制约, 即为一种大人之大人的结构。这种做法也一直延续到拓跋建国之后, 《魏书·官氏志》记道:“太祖登国元年, 因而不改, 南北犹置大人, 对治二部, 是年置都统长, 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因而, 乌桓、鲜卑的大人是经历了从部落首领到官僚化过渡的过程, 实则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和政治集权的表现。

综合分析, 可以看出大人在不同民族间的用法和含义, 比如在汉语中, 大人具有多种含义, 或实之, 或虚之, 还被特别用来描述夷狄之巨大人, 这些描述都是塞北游牧民族邑落族长的意思的多方转化, 乌桓、鲜卑区别于匈奴单于统领各部大人的情况, 产生了大人之大人的结构, 不难看出部落的集权和“大人”的王侯化 (即从魏志所载邑落具声威和德高者的长老到后期凌驾于族人之上的至高统治者形象, 最鲜明的表现是大人由推举制转变为世袭制) 是受中原王朝的影响, 同样, 也可以认为各部的大人, 是后期拓跋鲜卑官制向中原王朝官制过渡的阶段表现, 是北魏官制的萌芽。

三、鲜卑墓葬及相关研究

(一) 鲜卑考古学文化

这里所提及的鲜卑, 主要是指南迁过程中的鲜卑, 其中包括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新中国成立后, 对于鲜卑的研究和考古挖掘有着重大发现, 一大批遗迹被揭露, 主要有三类:其一为辽宁和青海的慕容鲜卑遗迹;其二为从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以迄内蒙古河套东部的拓跋鲜卑遗迹;其三为南迁更远的代魏时期分布在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的遗迹。前两类主要证实了鲜卑诸部迁徙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化以及汉化程度, 体现在从丛葬墓到单葬墓的变化趋势和随葬品的变化, 后一类主要说明了虽然北魏封建制度逐步深化, 但在文化上依然残存原始风气, 如葬式、葬俗方面。具体又如在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义县石椁墓;黑龙江发现的早期拓跋鲜卑墓葬、乌兰察布盟墓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初期墓葬、北魏平城遗迹等。现总结一些鲜卑墓葬在南迁过程中表现的异同和时代特征, 罗列如下:1拓跋鲜卑墓葬异同:公元4世纪之前, 墓穴及棺多为前宽后窄的梯形, 4世纪以后仅有棺保留了梯形形制, 前宽后窄墓穴基本不见;侈口长腹罐为主要陶器器形, 3世纪后出现了长颈壶, 5世纪以前随葬品多实用炊器, 5世纪以后多为明器;镂孔双耳铜 (铁) 鍑和金属牌饰是主要的随葬品, 带状装饰物同样较流行, 如“郭洛带”, 5世纪以前牌饰画面形象多为鹿和马, 5世纪以后开始出现野猪、神兽 (拓跋鲜卑墓葬常出土有鹿形金属牌饰, 学界认为鲜卑神兽即为驯鹿, 这与其早期游猎生活密不可分) ;4世纪以前拓跋鲜卑墓葬随葬有诸如桦皮器、弓弭、石镞、刀剑等特色器, 这与拓跋鲜卑其自身文化原始性和尚武有关。2.慕容鲜卑墓葬异同:墓穴平面为梯形和长方形, 是主要的墓葬形制;敞口舌状唇壶是主要陶器器形, 3世纪后瓮成为后期陶器主要器形;马具和金属牌饰为主要随葬品, 特色器为步摇冠和甲骑具装。9

(二) 鲜卑的迁徙

鲜卑的迁徙分为慕容鲜卑的扩张 (即东部鲜卑迁徙) 、拓跋鲜卑南迁和秃发鲜卑兴起, 根据对拓跋鲜卑墓葬的发现和分期研究, 大致将其迁徙路线描述如下: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东大井→三道湾→百灵庙→西沟子村 (和林格尔) →平城→洛阳10, 大致经历公元1世纪至5世纪, 各墓形制都为前宽后窄, 葬式为仰身直肢, 头向西北, 都有殉牲存在 (以完整马匹和狗的殉牲为主, 狗在鲜卑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前文所述使灵魂上马, 以狗为先导就证明了其游牧打猎的原始特性) 。慕容鲜卑的扩张主要以建立地方政权为表现, 有吐谷浑, 前燕和后燕, 西燕, 南燕。秃发鲜卑原属于拓跋鲜卑一支, 因其迁至河套地区, 被称为河西鲜卑, 西迁经黄河西岸至宁夏贺兰山东麓再南下至陕西和甘肃东南, 后聚居于青海湖一带, 建立了南凉政权, 其墓葬形制与拓跋鲜卑多有相似, 所以秃发鲜卑墓葬文化是研究早期拓跋鲜卑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证据。

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迁徙并不是相互承继或者单线式的, 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并进式的迁徙过程, 如在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的墓葬中均发现了侈口长腹罐 (拓跋鲜卑墓葬中的典型器, 而慕容鲜卑墓葬侈口器在各期交替出现, 推测为慕容鲜卑受拓跋鲜卑影响) , 马纹、鹿纹金属牌饰都为常见器形, 慕容鲜卑之步摇冠与拓跋鲜卑郭洛金银带饰似有联系, 另有慕容鲜卑冯素弗墓发现的铜提梁锅与拓跋鲜卑铜鍑相似, 这说明鲜卑各部的迁徙是存在文化互动和共生关系的。鲜卑迁徙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同样北迁中的汉族流民和鲜卑自身南迁地受汉族影响, 拓跋鲜卑入“匈奴故地” (在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 可能也接触到了西域文化因素) , 墓葬数量众多, 随葬品增加, 汉文化因素大量出现, 表现在骨器、殉牲的减少和陶器、牲畜、家禽、牛车等俑器的增多, 这说明农业因素成为南迁中的鲜卑族的重要生计方式, 再后期, 砖室墓和洞室墓逐渐取代了竖穴土坑墓, 这些都说明了鲜卑族正在走向从游牧民族向定居农业民族的转变过程, 其社会形态也由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

学界常用鲜卑南迁墓葬男女墓葬随葬或葬式的变化试图来说明鲜卑经历着从母权制度残余向父权社会的转变, 可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进化论观点真的适用于鲜卑个例的研究吗?鲜卑族从诞生伊始直至北魏时期, 一直没有完全脱离母权和舅权对其政治文化的影响, 简言之, 鲜卑族内部历来有尊母重舅的旧习, 所谓从母权至父权社会的进化观点是有些生硬的, 至少, 从母子合葬和男女合葬墓围绕在单身男子墓中间是看不出来这种进化观点的, 社会的演化从来都不是单线, 拥有必然性规律的, 而是由一些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间共同作用于历史事件中, 可能又有人要说, 子贵母死制度不正是父权对母权的削弱吗?但是子贵母死制度恰恰证明了母家和妻家对于北魏统治的影响力才使得一些阶段性政策的出现。也有人试图从文化圈理论, 即文化传播观点去解释鲜卑族内部的文化互动以及与汉文化的联系, 但实际情况是北方各少数民族间, 与汉族社会间通过姻亲缔结和迁徙已然出现了杂处一家的现象, 例如田余庆教授在《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共生关系》一文中直言, 道武帝拓跋珪在进行离散部落制度时, 对于独孤部的族属问题十分头疼, 因为独孤、铁弗历来有“入匈奴则为匈奴, 入乌桓则为乌桓”的观念, 其匈奴父、乌桓母或者乌桓父、匈奴母的情况十分普遍, 以至于在北魏写史时也含混其词:“诸方杂人来附者, 总谓之乌丸” (《魏书·官氏志》) 。可见, 对于鲜卑迁徙中与各族文化研究所获考古学资料要谨言慎行, 切不能呆板僵化的先入为主。

(三) 鲜卑“毁器”葬俗研究

前文列举了鲜卑慕容部与拓跋部的些许墓葬, 其中, 所谓“毁器”葬俗基本上是贯彻其历史的始终 (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 。其“毁器”葬俗主要集中在陶器、金属牌饰、铜镜和铜 (铁) 鍑几类随葬品上。首先, 从起源上看, 毁器葬俗最早出现于史前时期的黄河流域, 如青铜时代西团山文化墓葬的“毁器”葬俗, 其性质被定义为东北地区原始土著, 而后, 诺颜乌拉的匈奴墓葬11也发现了“毁器”现象, 至于鲜卑以后的高句丽、渤海和女真“毁器”葬俗更加普遍。有学者认为“毁器”葬俗是鲜卑族在各种文化因素下共同作用的结果, 更可能是北方民族一贯的丧葬传统, 从东胡青铜短剑墓的“毁器”葬俗对比与其有着直接承继关系的鲜卑的毁器葬俗, 应该属于一种文化的继承, 而是否来自于匈奴, 也是一种可能的观点。另外, 作为“毁器”的载体, 又有着从具有鲜卑族属特征的铜鍑到汉文化因素的铜镜和陶器的变化, “毁器”的覆盖面更加广泛, 这种现象既体现了鲜卑与外界的联系密切, 也可能证实了“毁器”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主动行为, 是一种增强民族认同和自豪感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 慕容部与拓跋部在交流过程中, 不但有着物质层面的随葬器的交换和影响, 其各自的“毁器”葬俗也传入到对方的文化体系中, 表现在毁器载体不仅有慕容鲜卑特征的侈口舌状壶, 亦有拓跋鲜卑标志性器夹砂敞口长腹罐, 这对于鲜卑民族内部归属感和民族自信心也有很大的帮助, 就目前来看, 慕容鲜卑墓发现的“毁器”特征的随葬品仅有陶器和金牌饰, 金牌饰也多集中于王子坟山墓葬中, 相较于慕容鲜卑, 拓跋鲜卑的“毁器”葬俗多体现在民族特征器物上, 造成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可能与慕容鲜卑较早南迁并接触融合了汉文化有关。

从人类学观点看, 这种“毁器葬俗”的出现, 是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或者衍变的一种形态, 即从完整观省美到残缺美的转变, 表现为对与人世间相对应的文化不完整性、个人物品通过焚、烧、毁形式转到死亡和终结生命、隔绝生死界限的复杂而神秘的文化内涵, 是一种原始禁忌文化模式。应该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大创举。有一部分学者常把多见于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俗认为是后来契丹人“毁器”“毁尸”葬俗的渊源, 但据实际考古发现来看, 至少在鲜卑墓葬中并未发现骨骼因人为的“断尸”而发生残缺现象, 恰恰相反, 根据鲜卑人的信仰体系, 生命源于天地自然, 生于土, 自然也归于土, 非自然死亡或者遭戮之人是不允许进入丛葬墓地的 (丛葬葬俗, 鲜卑古老葬俗制度, 受到一定重视, 在拓跋鲜卑早期墓葬中仍有显现, 如南杨家营子墓、扎赉诺尔墓群和完工墓, 最近几年由于学界多对完工墓文化性质, 即是否属于鲜卑墓葬多有疑虑, 现搁置疑问, 所以单以扎赉诺尔墓为例说明——该墓群有少量丛葬形式, 墓中尸骨不超过十具, 一般为四具, 随葬丰富, 且都具有木棺, 上下排列, 母子合葬改为小孩从葬男子墓, 其年代应稍晚, 较之南杨家营子, 汉文化影响更明显, 随葬品种类更繁。) 关于鲜卑“毁器”葬俗研究, 少有关注, 期待更多考古发现和人类学调查为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解惑。

尽管早期鲜卑之史料寥寥可数, 也存在较多疑虑, 但这正是以重现历史为己任的考古学所要做的。本文在辑录一些大家之论据和史书所实载的同时, 也较多的运用个人鄙陋言以图窥得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 虽是一家之言, 冰山一角, 却也实是学习之心得, 竭尽己力希望做到“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鲜卑之于中国王朝之作用, 不言而喻, 上承秦汉兴, 下启隋唐盛, 对于中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些本文未能涉及的代魏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盛状虽未能表, 但其内涵始终是寓于中华文化之中并与之发扬的。

摘要：鲜卑族系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 族源属东胡部落, 兴于大兴安岭山脉。先世是商代东胡族的一支, 秦汉时从大兴安岭一带南迁至西刺木伦河流域。曾归附东汉, 匈奴西迁后尽有其故地, 留在漠北的匈奴10多万户均并入鲜卑, 势力逐渐强盛, 最终成就代魏之业。笔者关注的重点在于鲜卑起源及早期社会状况、鲜卑与乌桓的关系和鲜卑墓葬及相关研究方面, 以期探考鲜卑文化的些许问题。

关键词：鲜卑起源,鲜卑与乌桓,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鲜卑墓葬,迁徙

注释

11 .引自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一章“骑马民族及其活动舞台”, 主要论述了亚洲游牧民族产生的地理环境因素.

22 .出自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 本书详尽论述了乌桓与鲜卑史及相互影响.

33 .本段内关于鲜卑、乌桓社会状况的白话文描述系《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传》原文翻译所得, 部分引用原始材料.

44 .区域划分观点来自于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55 .引自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66 .幽州乌桓, 是两汉期间与中央汉政府存在直接互动关系的乌桓部, 也是乌桓相对集中的区域,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在“幽州乌桓及其三千突骑反战斗争”部分进行了详解.

77 .摘自田余庆《拓跋史探》一书对乌桓的解释.

88 .观点引自林幹的《两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

99 .引自孙危的《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

1010 .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宿白先生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一文中有所涉及, 孙危在其基础上, 做出了从东北、内蒙古至河南洛阳的迁徙路线, 这种路线确定是建立在考古墓葬和遗址分期和分区基础上的.

考古学观察论文 第6篇

这本新作, 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在这里, 我仅从方法论的角度, 向有兴趣的朋友引介。

学域整合的研究视野:建筑考古学的兴起

众所皆知, 土木结构的中国建筑并不耐久, 加上中国封建政治更迭时的破坏, 隋唐以前的建筑实物几乎付之阙如。然而, 大约早在东汉时代, 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体系已然成形, 深入的了解实有其必要性。

当缺乏完整史料的困境遇上了关键性课题时, 过去的研究不是语焉不详, 就是纯从文献臆测、论断建筑, 因此产生了许多无法说服人的假说与看法。

杨鸿勋教授的贡献, 正在于他提出了建筑考古学的理论方法, 实际地解决了古代建筑史学的困境, 也对过去忽略空间史料的考古学本身有所助益。

正如这本书中所提:“从考古学来说, 古聚落、古城市、古建筑遗址和古墓葬是同等重要的考察对象。就建筑史学而言, 前期阶段缺乏或者没有遗留下完整古代建筑实物, 惟有依靠考古学才能获得文献所不能提供的实物材料”。

可说, 杨先生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有价值的学域整合的视野, 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推到了学术之林的最高处。

从风格分类学到科学的建筑史

《宫殿考古通论》是建筑考古学方法论的集大成之作。

在书中, 杨先生进一步阐述了其认识论与方法论, 指出科学性的复原对建筑史研究的重要性, “建筑考古学的核心是复原研究。复原的首要原则在于忠实于遗迹现象;另一方面古聚落、古城、古建筑的复原, 需要借助于必要的有证据或根据的科学论证”。

换言之, 我们可以清楚理解, 建筑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实物复原科学, 必须透过理论的辩证获得新的诠释。

在这里, 我认为杨先生的见解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一个核心的老问题, 那就是常规建筑史可说是一门“风格的分类学”, 以形式主义的风格作为铺陈建筑史页的主轴, 而建筑考古学所欲指涉的已经是一个科学性的认识论的范畴, 一方面透过考古史料复原建筑实物, 一方面也还原了古代建筑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应有地位。

宫殿建筑的发展:中国建筑史辉煌的一页

在这本巨著中, 杨先生隐含了一个时间的序列, 以大量的、严谨的资料论证清代以前中国宫殿建筑的发展, 其中包括我们目前尚不熟知的“南越王和闽奥王的宫殿”、“渤海国上京王国”、“西夏皇帝的陵塔”、“无中都宫殿遗存”、“明口都与南京宫殿遗存”等。

这样一来, 既完整地丰富了中国宫殿建筑发展史的脉络, 也为中国建筑史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第7篇

关于“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定义问题, 笔者非常同意夏鼐先生的意见, 他根据并采纳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的观点, 即以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经常伴出的类型品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志, 具体可表述为“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1这一概念是借鉴了20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所谓“文化---历史学派”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界定, 这说明了对于考古学的研究而言, 虽然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地域或流派之间其研究目标和方法不尽相同, “但是,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相似的,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也应是相似的”。2就这一点, 笔者觉得最初即是作为舶来品的考古学, 在中国植根并发展壮大, 虽然要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而确定自身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旨趣, 但是作为研究方法和对研究对象概念的使用上应该具有国际视野, 借鉴世界上被普遍接受和通行的概念, 这对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探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不是说生硬的照抄和照搬, 这一过程讲求的是吸收、是内化, 既要有民族特色又要坚持国际通则。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知识信息化的时代, 靠孤立的个人单枪匹马般的奋斗显然不能够达到协作共赢所拥有的高度, 时常接触一些国外的技术和方法甚至是理论, 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反观自己的研究, 笔者相信是有益于研究层次的提高和研究旨趣、视野的开阔的。

对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解,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 从概念本身应该看到, 考古学文化是一种具有明确时空框架和典型特征内涵的客观实在, 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不仅要看到纵向的遗存年代排列, 也要关注遗存横向间的关联, 也就是对遗存同时段的分类研究。其次, 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夏鼐先生说:“文化的名称如何命名, 似乎可以采用做通行的办法, 便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 (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址) 的小地名为名。3这一方法长久以来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并运用, 命名即意味着确认, 所以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应该慎之又慎, 笔者注意到, 规定一种考古学文化要把握住典型遗存, 张忠培先生认为典型遗存的判断应该考虑一下三方面标准, 即反映古代居民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规模以及遗存的保存情况较好;遗存在年代及地域上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 而不是那些过渡性遗存;考古工作有一定的质量及规模。4在此, 张先生提出的遗存年代以及地域上的相对稳定性, 可以理解为文化特征的辨认, 而这在实际的操作中是有一定困难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在平面上是一个几何形状的面, 其中会有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 一般而言, 中心地区特征表现较突出强烈, 而边缘地区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外缘部分由于与其他文化相互接触甚至是碰撞, 处于一种文化的临界面之地位, 缺乏代表一时代的质的稳定性, 无自己特有的文化内涵及特征, 性质上具有中和的特点, 这与张先生提到的过渡性遗存不能界定考古学文化一样, 是故只能以处在中心区域的典型性遗址命名之。倘若以边缘区域遗存甚至是某一种特殊孤例性特征为考古学文化命名, 会带来研究上本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像所谓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内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一个庞杂体, 将众多的处于明显可以区分出来的不同遗存同归于其中, 只能是糊涂一团。比如说仰韶村遗址包括了8个时期的堆积, 单就“仰韶文化”里就包括了半坡、庙底沟、秦王寨等有明显差别的遗址点, 所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探索和研究, 最终否定了所谓的“大仰韶文化”的概念, 而取之以“仰韶时代”, 同样的“龙山文化”也最终认定为其专指以山东城子崖龙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龙山文化, 并不存在所谓的“河南龙山文化”等概念, 而“龙山时代”的概念是可以使用的。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还要明确其定位问题, 有学者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并且明确指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物质的遗存, 也不是全部人类古代社会历史, 而只是考古学文化所表述的这部分人类古代社会历史”5。这里张先生主要想区分的概念是研究的“资料”和“对象”, 是不一样的, 资料是指古代的遗物、遗迹, 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关于古代环境、古代生活的全部信息6;而对象则是学科活动领域。但是, 在笔者看来, 考古学文化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 考古学的研究要关注的最终还是要归结为文化背后反映出的人和人类社会。文化是由人们共同体创造的, 考古学研究需要通过对物质遗存进行解读和阐释以揭示创造这些遗存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也就是所谓的“透物见人”。这似乎涉及到了考古学研究的目标问题, 虽然考古学研究的目标随着这一学科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环境大背景的不同而不断地有所前进和发展。考古学文化研究遗存似乎仅在于追求对文化的描述, 而对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却很少关注, 这也就是所谓的“新考古学”对传统的“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只能“知其然, 而不知所以然”之状况的极力批判的原因, 新考古学强调考古学应该致力于研究文化发展的过程, 即研究人类文化是如何和为何发生变化的。7“新考古学”过分强调通过建立模型和理论设计方案, 之后利用考古资料进行验证。

二、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类型学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中国考古学引入类型学大约是本世纪30年代:梁思永在1931年发掘后岗时, 之所以把众多的地层归入三个大的文化层中, 即所谓的“后岗三叠层”, 其实就是应用了类型学的原则;吴金鼎发掘侯家庄高井台子后, 也曾把仰韶晚期遗存同龙山文化期遗存进行了对比;刘燿在大赉店的报告中, 曾把大赉店的中下层与后岗的中下层即龙山与仰韶文化的遗存进行过简单的比较。8这些都是类型学在中国最早的应用。类型学脱胎于生物学的分类方法, 它本质上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借助分类方法的形式在考古学领域的体现。类型学作为一种着眼于器物的外部形态的发展演变的分析方法, 其指导思想是:相信器物是变化着的, 而这种变化又是有规律可寻的。有关类型学的基本方法和作业程序, 前辈学者已有比较多的论著和文章述及, 在此, 笔者不再赘述。下面进谈一下对类型学的几点认识。

简单地说, 类型学是通过对遗存形态的排比, 以确定遗存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方法。村落、城堡、建筑、陶窑及窖穴一类遗迹、死者的墓葬 (即墓地) 、不同质地的工具、用具、武器及装饰品这类遗物等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是与人们共同体的爱好、习俗、传统、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制度及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通过对遗存形态的排比研究, 可以探讨: (1) 同一考古文化或同一谱系诸考古文化遗存的扬弃及其规律; (2) 同时期诸考古文化遗存的异同及由此体现的相互关系; (3) 不同时期、不同谱系诸考古文化遗存的区别; (4) 由上述所能见到的生产技术、社会制度及组织、社会生活、习俗信仰、文化传统及关系诸方面的变异与发展。9由此可以看出, 类型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考古学研究中, 主要就是对考古学文化的基础性分类和排比。因此可以说它就是对考古遗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上的分类操作, 其操作流程是一个完整的从分析归纳到综合提高的过程。

类型学的重要研究步骤即为对遗存的分类, 分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语言所代表的分类来了解古代生活, 但什么是有意义的分类?今人研究可以采用的分类方法如若能够达到几百、几千种, 那么这其中肯定包括了古人自己的最初意义上的分类, 因为古人的分类也有一定的标准, 这标准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和特定的思想意识, 这就是今人探寻的有效线索。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有意义的分类是人们自己所选择的对周围物质世界的分类, 即在对世界的诸多可能的分类中为人们选择的那一种。10这无疑是为我们进行类型学操作是提供了一种指引, 这接近于所谓的“认知考古学”所倡导的通过遗存去解释或者揭露其隐藏的人类行为、思想意思和精神信仰等, 追求一种“透物见人”的解读。

类型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是形式逻辑, 可以说对遗存的分类和排序就是在对其演变的规律性进行逻辑判断, 是故, 类型学必须遵守以下逻辑规则, 即:任何一种样式都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界说, 也就是型式的划分要明确;判断的标准要一致, 以避免不同样式在认知上产生混淆;任何一种分类成果或方案都要经得起验证。这些研究并非遗存本身所要求的, 所以这些研究不包括功能、观念意识方面的判断。但是, 这并不表明在类型学研究中不存在辩证逻辑的思想, 在今天看来, 必要的辩证逻辑思想是必须的。辩证逻辑判断和分析包含功能和动因等内容的判断, 比如关于空足三足鬶的源头系实足鬶的探讨, 陈冰白先生认为大汶口M47中的一类“地瓜鬶”或者是“羊乳式袋足鬶”, 从其口部形态看应源自于同一 (即大汶口文化) 的实足鬶类器, 但由于其造型是由三个袋足直接捏合在一起然后上面接口, 故无腹部形态可言, 所以很难说从这样一种形态出发去寻找它在实足鬶类器中的祖型。但经过陈先生研究得出, 西夏侯M8:18鬶大汶口M47:34鬶的出现时一种非凡的创造, 而后这种创造作为诱因引导了大汶口M98:14实足鬶向大汶口M47:付24空足鬶的演变, 在大汶口M47:付24鬶的后继者流传至中原腹地 (谷水河Y1鬶) 后, 又作为参照体引发了谷水河H2釜形鼎向庙底沟二期文化釜形斝的改造。11这一研究过程体现的就是类型学研究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有机结合思想。形式逻辑是操作与表述的基础, 而辩证逻辑是思考和引导的指导思想, 通过探讨器物形态演变内涵的功能和制作技术方面的内容, 并积极探索其演变的诱因, 从而得出了在器物发展中存在着文化因素的“模仿和改造过程”这一文化发展模式的结论, 这是类型学研究应该达到的一个层次所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考古学被国外同行誉为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然而同时也是一个引发了较多反思和迷茫的时期, 特别是一批年轻的研究者纷纷检讨中国考古学的现状, 在诸多不满中, 类型学似乎成为众矢之的。他们批判学术刊物中充满着枯燥无味的分型定式的论文, 这类文章不要说门外人看不懂, 就连考古工作者自己也不耐烦看。从哲学上讲,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除归纳法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推理演绎法。类型学基本上是分析归纳法, 并且在长时期的运用过程中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考古学研究中忽视了推理演绎法, 这也是对类型学的不满出现的症结所在。12是的, 类型学就本身而言, 是有着一下几点固有的局限性的, 即它只是分析物质资料外部形态的方法, 凭借它不能直接达到历史的深层, 一般的研究是见物而不见人的;对外部形态的研究, 类型学也只注意遗物间像与不像的比较, 至于这些外部形态上可能反映出来的制作技术、审美观念、风俗信仰等信息则很少关注;类型学得出的只能是一些相对概念构成的结论等。

自蒙特留斯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 (亦称《先史考古学方法论》) 中创立类型学以来13, 其能够经历这么多年的沧桑巨变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类型学对器物外部形态的研究有多种角度, 类型学只是专门在像与不像之间有意义信息的方法, 它并不十分注意孤立存在的单个器物或遗存, 而是集中精力在最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中寻求具有一般意义的信息;类型学在划分文化、类型方面也有其独到的作用, 它提供的由相对概念构成的逻辑变化过程, 对文化谱系的研究是核心方法。笔者认为就中国当前的考古学发展现状而言, 类型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是还有很高的提升空间, 比如说, 虽然我们已经对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有了大致了解, 但是这个框架中的空白点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填补, 类型学当然责无旁贷;另外只要我们能够怀揣一份冷静而理智的心情来看类型学, 既看到其长处又要清楚其不足, 如类型学的各种研究成果都只是一种方案, 是一种思路, 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 是需要综合各种方法论证其合理性的, 它既是研究的启动点, 但并不能得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类研究模式, 倘若一味的对其求全责备, 是否有太过勉强之嫌呢?

三、有关区、系、类型研究和聚落考古的认识

“早在《瓦鬲的研究》中, 他 (苏秉琦) 已经从当时得到的材料出发, 寻找陶鬲的发展谱系, 并由这个角度来对商文化、周文化、西北青铜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渊源, 开始进行探索。50年代以后, 随着各地的材料的大量增加, 又从分析黄河中游至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开始, 并接着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南方地区的印纹陶文化、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长城地带的新石器至青铜文化等遗存, 分别考察期发展序列、区域差别及相互关系, 最后归结为一个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总课题。这个课题的最终目的, 无疑是绘制一幅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图, 真正把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研究清楚, 从而理解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基础上, 以便更好的把握今后的前进方向。”14这是对苏秉琦创立区系类型理论的前奏的一个简短的概括, 正式发表应该是1981年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文中提出, 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主要可以分为六个大区, 即:陕晋豫邻近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而每个大区内又可以被划分为若干区域类型, 且在文章最后提到“有趣的是, 如果我们把我国的版图分为面向内陆河面向海洋的两部分的话, 那么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面向内陆的部分, 多处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 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 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15, 这样的划分和总结, 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成果。结合这一理论的产生背景, 苏先生在极大地压力和重负之下, 能够冷静的沉着的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进方向思索着, 这种反思和不断进取的品质首先是值得敬仰的, 这是将学术追求的境界提高了一个层次的体现。在张、俞两先生所著《编后记》中, 直截了当的指出所谓区系类型研究就是文化的谱系研究。现在看来, 这种解读是比较贴切的。关于区系类型理论在提出之后被广泛应用于具体的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研究之中, 诸多学者都有过相当详细的论述, 此处不再赘言, 下面仅谈一下浅显的认识。

区系类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文化的发展形态是一种多元格局下的一体化进程。这一理论有学者指出与西方的文化的“时空框架”研究是类似的, 当然, 文化的谱系研究基础就是各地区文化的时空框架的构建, 但是仅仅这些是不能够达到文化的一体化进程研究目标的, 所以两者有很大区别。有关中国境内的文化区的划分, 苏先生在后来的论述中又进行了一些修正, 这是伴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客观过程的。现在看来“文化区”这一概念的界定都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体现在文化区在时间上有限和在空间上存在着变异两个方面, 可以理解的是, 并不存在太长时段的同一类种的文化区。一种文化从内部变化而言是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的, 从外部因素可以说其不是封闭的, 它会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也促使了某一文化自身的嬗变。从另一个角度讲, 将文化区看作是一个板块的话, 那么经过不断地文化传播、迁移以及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区的核心可能变成文化区的边缘, 那么相应的, 想要探索这一区域内的文化的发展谱系问题似乎困难重重。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彼此之间可能会发生融合、兼并、替代等变化, 在分布范围上, 也许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发生扩大、缩小、游移甚至消失的情况, 这更加使文化的谱系构建难上加难。可以认为, 区系类型学说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学说, 是考古学文化理论在文化的结构体系方面的一种发展。不管怎样, 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理论框架, 其最终的主旨是了解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这也说明了中国考古学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出理论, 来具体指导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而不是像苏联考古学在某段时期内完全照搬马、恩的经典哲学理论, 中国考古学的前进方向必然会是立足自我和不断创新。

再来看聚落考古。聚落考古学的发展起源于美国, 将聚落形态当作一个方法论上的焦点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始于安第斯山区研究所在四十年代从事的秘鲁北部海岸的“维鲁河谷研究计划”。这一方面划时代的代表之作是1953年发表的戈登魏利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 他相信一个考古文化的聚落形态与其说是研究的目的, 不如说是研究之手段, 而其目的则是“史前社会的非物质与组织方面的解释。张光直先生将聚落考古学根据崔格尔的阐释定义为: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并且指出了地理学和民族学对聚落形态设计的蓝图对于考古学研究聚落的借鉴意义。16而张忠培先生则认为“实质上的聚落考古, 在我国30年代即已出现, 殷墟宫殿区与王陵区的揭示, 便是这类研究”, 并且指出, 聚落考古应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即:其一是单一聚落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研究;其二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三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同一谱系不同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聚落分布的分析;其四是不同谱系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的相互关系, 以及这类聚落形态、布局、结构, 和它们的异同的探讨;其五是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其认为, “聚落考古, 实是考古学引进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原理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 目的是探讨居住于一聚落中人与人的关系 (或曰聚落社会的结构) , 和聚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 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17以上是前辈学者对聚落考古的概念、内容和目的的总结与研究, 这是有相当大的意义的, 聚落考古学的引入, 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笔者看来, 聚落考古学仍然是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框架内对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一种革新而已, 其优势在于一种较开阔的视野和关注人群、组织、社会结构的大局观。比如说, 在考古学上讲“同时”, 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显然不容易回答, 因为我们无法将发掘所得到的一件遗物或遗存确切到历史上曾经的某一天, 而只能是某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无法达到时间点的精准度, 只能是时间段的模糊时期性。这一“同时”的界定对于聚落考古的研究至关重要, 因为一个聚落的连续堆积过程可能是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上千年的, 在这一连续堆积的过程中也会有连续的变化, 张光直先生即认为, 当一种变化在整个聚落单位的空间之内如果发生到质变的程度, 即发生到整个文化体的平衡性遭受到损坏的程度, 则需要另行开始一个新的聚落单位, 在每一个这样界说下来的聚落单位之内的所有遗物现象便都在这个意义上是“同时”的遗物和现象。18有学者认为在聚落考古中若是能够找到当时人类的活动面, 几个证明一些以及之间的共时性问题, 但是实际操作中这是很困难的, 因为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活动面既难以界定也难以发现, 更多情况下是被破坏掉了。笔者在马岭进行聚落考古田野发掘实习时, 对此有亲身经历, 比如说, 在某一层下发现一座房屋基址, 在屋内靠基槽处会有一堆红烧土硬块, 可以认定为灶类遗迹, 另外通常会在靠门的外部地方发现一灰坑,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串遗迹组, 这类遗迹组也是在相对的时间内“同时”。在聚落考古中遗迹组的判断和界定对于遗迹间的功能联系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 这需要田野操作的精确性, 地层学严格卡定层位关系, 同时要做出正确的功能判断。同时, 聚落面的同时揭露也是聚落考古所要求的, 比如说, 在马岭, 仰韶晚期和后岗一期的聚落面是基本上整个发掘区同时被揭露出来的, 那么就能够得到房子、灰坑、灶、陶窑、壕沟、墓地等各类遗迹的功能分区和联系, 并且利用航拍照片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从大的角度类看, 聚落考古还要通过不同遗址间的聚落关联来研究同一文化区甚至是不同文化区内的聚落形态的相互关系, 进一步了解聚落分化和城乡分野的联系, 乃至于研究聚落当时的组织形态和结构特点的不断演变为政权的出现和国家文明的产生等问题研究提供一些证据和启迪。

对于聚落考古, 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聚落的布局、聚落的变迁等都是研究社会形态的重要基础。古代的人群怎样生活, 他们生活的聚落的布局, 比如说墓葬区和居住区的安排, 其背后暗含的民俗信仰以及与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都值得注意。聚落考古学强调的多学科交叉、跨领域协作的研究理念要求田野工作更加的科学化, 比如说要想研究聚落存在时期的生态环境, 就需通过收集植物和动物标本通过孢粉分析等科技手段进行鉴定, 更需要古生物学、气象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的介入, 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基本的资料。另外聚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 使得中国考古学者对“新考古学”以及所谓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认识不断地拓宽和深入, 这无疑给一向缺乏理论创建的中国考古学提供了刺激因素。

四、小结

以上仅是笔者两年来对考古学文化的理解和一些浅显的思考, 在阅读了前辈学者的著作后深感中国考古学的进步较之于欧美考古学的发展史而言, 速度是令世界瞩目的, 在短短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 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底子薄, 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有一种片面的和非理性的倾向, 注重资料的积累和好大喜功的挖宝心里进行考古发掘, 导致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上的建树和田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不精确甚至是错误的不堪使用的发掘报告, 这样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在考古田野发掘的过程中, 一定要伴随着研究的进程。对基础材料的解读和阐释也许只有亲手触摸和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够得到比较理想的成果, 真正的客观不是无所作为的死板的发表材料, 想要达到客观也许在理性的分析讨论之后才更加体现出遗存资料的客观性。另外, 考古学要“透物见人”, 就需要不断充实的中间理论来将基础材料进行翻译, 使得遗存背后反映的人类行为、思想观念和组织状况等内容。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一样都是关注人类的发展的学科, 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借鉴和引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 形成所谓的“考古人类学”对于走向没落的人类学研究也许是无奈的前途, 而对于考古学的发展而言, 这也许是自身的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理论的深化, 为考古学对于古代的人类社会研究的新出路。

摘要：考古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已有近百年的历程, 这期间所走的道路也算得上是曲折激荡, 经历了诸多坎坷过后, 中国考古学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不断地自我反思和孜孜求索, 从而能够不断地取得进步和发展。关于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与著作, 前辈学者已有相当多的论述, 故此不赘述。这里, 笔者仅就几个方面浅谈一下自己对于中国考古学的点滴思考, 本文将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谈与考古学文化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概念本身的理解、类型学、聚落考古和文化谱系研究的研究与探索。

考古学观察论文 第8篇

一、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构架

2世纪初,随着莫高窟藏经洞大量美术作品的发现,拉开了世界关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由国外专家带动的田野考古,改变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博古学)的散乱体制,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考古学体系,[1]即便如此,其中“尚缺少着中国人的努力”[2]60年代以降,出土艺术品的数量相对丰富起来,[3]为美术考古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资料基础。[4]80年代伊始,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促进了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确立。[5]

中国美术考古学至今尚处在概念界定的阶段,上世纪80年代艺术学逐渐脱离于文学、哲学学科,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由此而触发了关于美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讨论。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倾向于艺术学科和倾向于考古学方向

中国美术考古学能否独立,不仅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国内外相关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方法的探讨。以观念形式为主线的图像学研究方法,以“中层理论”为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层位学”、“类型学”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以“中间层次”为主的风格学方法。此外,还有国内诸多学者多是基于以上理论而做的具体研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确立,基本奠定了界限范围和研究方向的基础,为中国美术考古学风格谱系的深入研究开展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美术考古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有关研究方法及理论确立尚多争议,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大多延续了田野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6]主要借鉴于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7]但往往流于形式,把考古标本与古代美术史简单串联起来,将其作为传统考古学中标型学的补充,缺乏独立的品格价值

考古学与艺术学有着各自关注的重点,考古学的理性规范与作为从审美意识形态出发的艺术学有着原则性的差别。[8]而在全球化文化极度交融的今天,新的研究结构促使艺术考古学必须结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使之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形态和目标。“全球化”之下的本土文化并不是以单一文化、单一观念、单一环境的形式存作,而是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融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和民族特征。相对于考古学理性注重出土实物而言,艺术学更加关注于作品本身所反映的艺术观念、技法体系和文化特征,这种看似两极的研究观念如何相契,显然是艺术考古学必须解决的课题。广义而言,考古学与艺术学有着诸多相通性,例如物质对象的相同、研究资料的同步性、时代风格与断代的契合性等等,狭义而言,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些相对独立而又密切相连的技术手段(研究方法),来系统,准确地诠释考古标本的艺术价值和文化特性。

美术考古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前提不但需要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亦要形成一套区别于研究方向的独立研究体系与方法,能够解决其他学科所不能深化研究的问题。

美术考古学的确立,首先应该打破传统考古学与美术学的专业界限,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考古资料,作遵循两者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寻求一条相对包容且互补的“解释构架”。这种相互补充的构架形成一种常规程序,也就为美术考古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系统,在此语境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即可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原创性和能动性。

二、风格谱系的构成向度

风格体系作为中国美术考古学的一个基础研究系统,需要一个具有比较统一的普适性社会观念,作为将各时期形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基础,以便将各时期进行横、纵向比较,使之形成整体流变体系。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定居的传统社会,每一时期都会形成较为统一的社会传统和整体审美观念,首先满足了“时代风格”基本的社会普适性基本要素。中国古代美术是统治阶层意愿的传达,特别是中古之前的美术,贵族的喜好决定了艺术创作的艺术取向和价值。古代美术作为社会高层消费品,表现技法更加容易形成一种主导性的表达形式。然而,时至今日,有关古代美术的风格定义却颇为泛滥,对于某一阶段“时代风格”的确认,学术界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既有文化风格的阐释,又有图像风格的解释甚或以社会体制而命名。特别是面对画面风格的明确定位时,大多绕过艺术本体而言他,往往会陷入图像学的“互文”性状态,忽视了绘画本体在各个阶段时期所显现出的,以技法程式所体现出的时代特有共性特征。

之所以有此结果,大多是由于理论研究者虽然具有较强的逻辑观念,却缺乏艺术创作实践能力,面对作品中所显现的具体技法特征和创作观念无法对应理解。往往把“可述”的历史强加于“可视”的作品当中,绕过画面的可视本体元素而进入背景分析,被动落入文化学的圈套。

任何艺术表现都是为了一定的内容表达,就如秦汉艺术都具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在两者关系中,作为内容的属性是被动的,形式赋予表达意愿以不同的形态,使其产生外在形式的不同,获得自身独特的属性。在两者范畴内,既具有相互转化的特征,同时还具有各自区分的相对性,文化论学者对于两层关系上的处理,往往会将内容视为整体,而将表现形式视为部分关系,显然将艺术表现排除在独立性之外。因此,面对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特定研究主体和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设定美术考古学独立的主导性研究方向和研究途径。

对于中国考古学中美术风格体系的确立,首先应将关注主题设定在特定考古艺术品的审美特性、形式组织及沿承关系之上,在不否定传统的描述可视与可述之间的既定关系的同时,通过现实视觉与再现分析的对应比较来确立艺术作品的既有风格。为可视与可述的结合提供一个全新的认知角度,建立单一作品和时代序列本体元素新的视觉描述规范,并以此建立适合明确阐释艺术品独立本体特征和时代特点的研究体系。

中国考古学美术风格确认的研究,不单要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严密性,同时还要在解决具体作品问题和时代作品问题上具有明确的实操性。因此,我们首先应以考古发现为依据,梳理出具有明确断代、明确地域,分时期、分序列、分类型的图像序列。再次,以图像为基础,对应各时期影响绘画创作的文化、社会、政治观念,树立各时期壁画背景信息的对应分类序列。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美术考古学风格谱系研究的基础数据库。进行研究分析时力求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将持续绘画视像结构的形态进行历史纵向与同期横向的直观比较,总结其具有历史发展常规性的时代风格流变趋势。对应实物形象与形象本身的结构意义以及各个单体画像与周围图像间的联系关系,以人类进行艺术创作的普适性共有经验来理解考古资料,同时考虑到影响人类创作经验的沿承因素和外在影响,以参与性的方式,从视觉角度“重建业已失传的证据”,来定义考古美术作品的“风格结构”意义,并以此来建立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的风格系统体系,以“技艺”本身发生、发展的逻辑性本体因素,对应整体风格转变的综合性因素,总结出各时期风格演变的整体趋势,从而对各代典型持续性风格能够明确定位。

三、图像本体的视像结构

如何用理论明确表述视觉形式,相对于用语言来诠释绘画风格,“视觉”就显得更加明确、直接。当面对一幅古代艺术图像的发展逻辑性本体因素,我们能看到什么。从直观视觉角度不妨更加纯粹地提炼出作品本体视像的基本元素,作为阐释其美术风格的表述基点。

在中国式画面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要素是造型、形式、线形和空间。因此,以这些典型要素作为分析对象,并关注各阶段所能给画家提供的创作观念及技术手段,在各自独立体系中持续性演变规则。通过现实视觉与再现分析的对应比较来确立作品的表现风格,以形式程式、普适造型、线型规则、空间秩序等风格特征作为描述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确认各时期时代风格以及在发展史中的地位与意义。显然会对考古美术作品本体元素视觉描述规范的建立,提供一个可视与可述结合的一条全新的认知角度。[9]

1. 普适造型

对特定时期的考古艺术进行考察时,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作品的作者,但是不能忽略在这一时期人文境域限定下,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中古时期的平面图像表现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符号性质,即用一种自身创造的意识形态来代替现实实体,它不但具备了一定的普识性表意共识,也是人的主观意识飞跃。[10]这种中国特有的比象观念,在之后的绘画中非常易见。艺术形式的发展必然受到阶段性历史的局限,从一个看似简单的艺术程式的表象及技法形式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宗教、经济、哲学、物质基础等历史现象。技法程式中显现着各种观念的影子,包含着各种社会观念作用下的普识性社会审美倾向,这种特性是艺术家对各种造型元素进行主观条理化和规则化的表现定式: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论述神经系统与心理经验时说,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存在着等同的关系。中国传统观相术亦认为,人的外在表现与人的内在素质具有同一性。中国传统观相术是一种综合规律的观察方式,采用的是定性的分析方法,根据人的各种体征表现来确定人物的性格、命运。相人术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当普及,甚至普通民众都具有一些相人的简单知识,这种普及现象的基础就是,它必须具备一种相当便捷的操作手段来支持。古代相术家经过长期实践,将这种看似复杂的哲学观念转化为一种具有操作性的视觉形态,从人的外在形象特征上进行性格化的总结分类。即通过观察大量人群的外在形态及性格特征、利用归纳法总结出人的性格与人的某一外在特征相对应的概率比例,并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建立起一种人物性格观察程式这种带有明确指向意义具有符号性质的单元组合,其整体富有意义地表示为一种“指涉、再现和意义”[11]的构成组合结构,它是人类绘画早期的表意性表现形式的必然现象同时,这种类型化传统造型法则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是一种动态的模式,随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转变而变化的,时代特征即随此转变而显现,把握各阶段的普适性特点亦就掌握了各时代的基本造型特征。

中国传统的普适造型法则,并不是由知觉对象本身的这些由“技术”直观翻版“客观人物”性质本身传递的,[12]是由造型中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典型化特征,与观者神经系统中的类型性社会经验相切合所形成的普识性平面造型。与观者的感知和心理产生共鸣,得以在艺术造型中体现出“视觉力中的表现性含义”,[13]正如叶瀚所说:“美术关乎社会文明之征兆。”

2. 形式

中国传统形式观念注重结构的象征性与画面之内的秩序性,并赋于象征性的表现形态来传达内在的精神状态。在中国传统画面中结构性线群是表现形态的主体,而装饰线群则是辅助于结构线群对“真实”体积的表现它的作用主要是丰富画面秩序,并随着结构性线群的变化而转化。

秦汉时期本土“概念化”平面形式基本是由表现形态的外框线和内部填充线群所组成,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性质,隶属关系非常明确。魏晋时期西来体积表现观念通过线性转化,晕色几乎被结构线群所代替,画家想以线表达体积的意图则非常明确。(图1)唐代伊始,随着画家对结构性线群表现的逐步明确,迫使画面中的装饰线群也必须符合这种追求“真实”的线群组织要求。(图2)

中国传统平面艺术是以几个相对集中的线群来塑造复杂形体造型,由表现转折结构的结构性线群及丰富画面的装饰性线群所组成。每一组线群都代表着一种方向上的暗示,线群之间的配合就是各种“暗示”相互呼应、相互平衡,构成了一个感觉意义上完整的中国绘画线群组合。这种平衡不是现实形体上的物理平衡,而是画家对于画面中线的主观分布,在视觉上所产生的意象整体。是通过线条相加而成的具有共同走向的线群之间的配合,所形成视觉感知上的“真实”形象

3. 线形规则

绘画创作就是艺术家落迹留痕的过程,通过画家落笔于媒介上的痕迹得以传达形象和意境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最为重要的痕迹非“线”莫属,作几千年的用线史上,线形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明晰的发展轨迹,创造出了不同的时代线形风格

关于线形的研究,早在南朝时期,谢赫即提出了著名的“骨法用笔”,并且他还将线形笔法作为独立的观照体系。然而,传统画论中关于笔法的论述,大多将其放置在一个相应的品格之中,对用笔的速度、势度及多向的变化进行描述。这些笔法描述似乎使我们体会到了各代的线型特征,但如更深一步了解,就会发现这些描写大都存在于写意式的文学语境之下,不但不能具体地看清这些线型的面貌,甚至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困惑。随着20世纪以来,考古学不断提供出一幅幅断代明确的历史依据,从而使我们能够逐渐地看清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画的基本线型特征。就线条而言,它最初只是作为一种零件存在于绘画之中,本身尚谈不上独立的价值。早期人物画线条的作用主要以“存形”为目的,画家的关注点并未放在线型之上,线条被动地受形象所制约,只是借轮廓线来框定形体。线型只起到一个把握形体,划分色界的作用,线条本身并无实际意义。(图3)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线型的重要转折时期,画家得以从“存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开始关注线型在绘画中的表现作用,对线形的重新认识也是这一时期画家的重要追求。值得说明的是,此时对线形的理解还处于初始阶段,从无规则用线方式的大氛围下,能够画出标准、圆润、持续平滑的线条就是一种进步。由于书法用笔的介入,唐代绘画中的“线”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为其灌注了更多的精神内容。此时的线条对刻画人物内心活动与表情动态的一致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4]至此,中国绘画中的“线”已经不是西方几何学中所谓的“线”了,而是在特定的用笔方式,即“描”法所造就的基本造型元素,其自身的规范化成为中国绘画中最早定型的线形艺术处理手段。

究其根本,中国古代人物绘画的用线轨迹,从用笔的发展角度来看只有两大类。即匀速行笔,较少变化一类;以及变速提按,变化丰富一类。两类用线在压力、速度等物理因素和工具、操作等技术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铁线描的平行行笔速度均匀,毛笔施与纸而的垂直压力相同。提按线形则是在行笔中加入了垂直提按的运动,利用垂直压力的不同使得线型产生粗细变化。

4. 空间秩序

绘画所显示的空间关系,并不是单纯现实物象的直接反射,它与人的视觉感知经验、主观表达方式和画面形式表现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绘画是将材质本身作为背景,将表现形象脱于“基底”之上,以获得视觉模拟的深度感,而不是借助现实物象中的体积、光线及时差来决定画面的空间概念。这种悬浮的现象显然不是其本身的物理实质,是由于观看者大脑注意机制的心理误差所造成的视觉主观选择性现象。

传统画家将现实中不同环境下的不同事物,从新平列、相错组合在同一幅画面中,得以形成前后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是由不断的层叠所造成的视觉错觉,作为基底的材质面永远保持本身的“整一性”,[15]每附加一层的同时,下面一层图像就自然成为上面图形的“基底面”。这种处理方式不同于西方画家在画面中极力将不同事物放在同一环境之内的“全景装置”[16]中国古代传统画家往往用错维和填充的方式将不同角度、不同空间观察的景象描绘在一幅画中,甚至有些情节毫不相干,即使是多层图形的大小也不受透视所限制。这样的一种处理观念,为感性的形式表达提供更大空间,画家可以主观地在画面中添加所要表现的景象,而不会产生视觉上的不适和突兀感。

这个层次就如人们上台阶一样逐步深入,在视觉上形成跳跃性的、由里向外或由外向内逐层深入的效果。这种中国式的“图底”关系相当微妙,画面中的每一个单体都是一种平面化元素,它们同时处于整体画面所呈现的三度空间之中。各单元之间既是一种平面排列,同时又呈现出一种向深度延展的视觉效果(图4)由于这两种看似相互对立视觉构成模式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式的画面“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形式和更为深刻的含义”。[17]

传统绘画中的平列纵深现象,源于南北朝(386—589)的“二元”透视模式。[18]当表现形体以“二元”形式出现时,就会从心理上引导观众的视线前后纵向平行移动,而不是像焦点透视那样在画面中只有一个焦点。

传统画家有意识地这样处理人与景的关系,现实中人与景之间的作用关系,被画家主动舍弃。这样就为观者提供了一个主动遐想的空间,当人们在观看这些作品时,会无意识地联想到平时所见现实物象的空间经验,并且根据自己的视觉经验将画面从新整合。

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关系并没有仅停留住画幅之内,而是无限延展。画家利用“游观”的观察方法,削弱了背景中视觉焦点所体现出的空间状态,从而使观者产生无限深远的假设空间。“这个无限的空间却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的某一个精确的位置上自我矛盾地呈现出来的。”[9]画家有意削弱各单元本身的焦点,并且由于各单元的形式感相同,使得画面保持了整体、统一的效果,使得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组合不会显得突兀。甚至于“逆透视现象”也会在画面中得以“合理化”呈现。换言之,中古时期的传统画家并非只凭眼睛或单一视点来描绘自然,会把它想象为某种变动不居的“由各种感觉同时理会的东西”更加偏重画面所表达的人文价值。作者将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状态的人物统一在同一个时间框架之中,“画面中的表现对象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他们所代表的是从历史和人类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没有时限的儒家理想人格典范。”[20]

考古学：我们所见证的人类文明 第9篇

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很紧密的联系。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物质遗存，而物质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遗迹指城址、墓葬、聚落等不可被移动的遗存。遗物指随葬品、建筑构件等可移动的遗存。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发源于欧洲，以后传到世界各地，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地层学来源于地质学，利用地层之间的堆积、打破、平行关系，可以确定地层的早晚关系以及地层中所出文物的相对年代。对文物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可以推断出不同时期的器物形制以及组合方式，对文物相对年代的判断有重要作用。

各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围都是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古代历史时期，所以它的上限是人类出现，各国考古学年代下限各不相同。在我国，一般以明朝灭亡（1644年）作为考古学的下限。对考古学按研究的年代范围划分，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

史前考古学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史前时代，由于没有文字，考古学承担了研究人类早期历史的全部任务。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是历史文献的记载也不都是正确的或完整的，需要利用考古材料来证实记载的真实、纠正文献的错误、补充史书的缺漏。这个阶段的人类文明史在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相互配合下被重现，这便是历史考古学的价值所在。在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所以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界线也是不同的。考古学除了按年代范围划分，也有其他的划分方式：如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划分，可以分为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随着科技的发展，也有按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来划分的，如航空考古学、水下考古学。

一点报考建议

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学好考古除了掌握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外，还需要掌握多种知识与技能。

首先是熟悉历史。对于考古工作者，尤其是搞历史考古学的人来说，如果不熟悉歷史，就会犯两种错误：第一种是不能将考古材料与历史建立起联系，那么考古材料的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第二种就比较严重了，在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就胡乱猜测，可能闹出笑话，这在考古界并不少见。所以搞考古工作的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学修养，这样才能使考古材料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其次要掌握简单的摄影技能。在考古界，人们特别重视资料的完整性，所以在考古过程中，一切现象都要记录下来，在所有的记录手段中，摄影无疑是最便捷和直观的。如何又快又好地将文物的本来面目拍摄清楚，是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摄影技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好能配备一台单反相机。

再次，一些电脑软件的运用最好也能学一学，如PS、CAD等。测绘仪器，如最好可以掌握全站仪的使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古少不了进行野外工作。在野外，大部分的时候条件都比较艰苦，有时也需要做一些体力活儿，所以需要强健的体魄，有意愿报考考古专业的同学平时也要重视锻炼身体，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对在体力上处于劣势的女生来说，选择考古专业除了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外，对身体状况也要正确评估。很多考古队不招女生，大多数考古工地甚至不设女厕。

我的田野工作感悟

考古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科学的显著特征就是重视田野工作，虽然田野工作比较辛苦，但也充满乐趣。6月到8月，我与两位师兄跟随老师在山西大同发掘一处汉代城址，亲身经历了田野工作。

工地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寻找住处，我们把目标锁定在距城址大约一公里的村子里，在村支书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一处空置的窑洞。窑洞分为三间，其中两间有炕，我和两位师兄与老师住一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派来的四个探工师傅住另外一间。房东管我们吃饭，窑洞的租金与饭钱一起交给房东。我们所住的村子主要种植黄花菜，家家门口都晒着好几簸箕的黄花菜，每年到七八月份都会有专人来收购。村里几乎家家都养一头奶牛，当然，牛粪的味道也是比较重的。

就这样，我第一次体验了考古工地的生活。第一个月的任务是通过观察和用洛阳铲钻探，搞清楚城址的城门、护城河、马面、瓮城、道路的位置，后两个月的主要任务就是发掘。我们每天早晨七点起床，八点到工地，上午干到十二点收工，下午三点再继续干，六点收工，晚上的任务就是写工作日记，整理出土的遗物，还是挺忙碌的。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候是吃晚饭时，房东的饭菜做得很可口，大家围成一桌，喝着冰镇啤酒，有说有笑，尤其是听着探工师傅们讲他们过去考古的趣闻，也有不少收获。

我们生活上的困难主要集中在洗澡不便和对气候的不适应上。北方农村最大的不便就是洗澡，我们习惯了每天冲澡的人刚开始还真有点儿接受不了，村里没有澡堂，我们只能每过一周租一辆面包车去县城的澡堂洗澡，洗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大同地处山西北部，气候比较干燥，加上夏天天气炎热，所以我和师兄都出现了发烧、嗓子发炎等症状。老师几乎每年都会有几个月在工地上度过，他处理这种问题很有经验，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子，亲自给我们买药、倒水。在老师的悉心照料下，病很快就好了。与老师和师兄弟们朝夕相处，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尽管考古学属于冷门学科，不被大众所了解，甚至有人还会把考古工作者与盗墓贼等同看待。但是当你看到那一片片瓦、一件件陶器、一幅幅壁画、一粒粒碳化的粮食，你脑海中就会出现古代人类生活与劳作的场景，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都会在你的脑中闪现，对历史的敬畏感油然而生。只有考古学才能带给你这样的体验。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上大学的机会，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