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家庭迁移范文

农民家庭迁移范文（精选4篇）

农民家庭迁移 第1篇

关键词：非永久迁移,交易成本,预期成本,预期收益

1 迁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1.1 经济性成本

1.1.1 就业成本

非永久迁移的农业劳动力为了进入城市, 寻找就业机会, 除了要携带身份证外, 还必须有计划生育证明、外出务工证明、技术专长证明等供迁入地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查验。在迁入地他们须办理“暂住证”, 每月需交费。在大多数地区还须向社区组织缴纳“治安管理费”、“卫生费”等非常规收费。非永久迁移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 还须承担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税负和工商管理费用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对于从事同样经营活动的本地劳动者, 地方政府给予多方支持和税费优惠。这等于是外来劳动力拿钱买异地就业权, 收益被无故分享, 导致了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就业成本的升高。

1.1.2 生存成本

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在原籍的居住费用可能几年或十几年前就已支付了, 并不构成现实的生存压力, 但在非永久迁移过程中在没有任何补贴情况下, 昂贵的房租花去了他们相当部分的收入。他们的生存成本偏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减少居住方面费用支出, 有的非永久迁移劳动力把自己的居住水平压到了非人道的状态。他们一般都合租于城乡结合部, 人均居住面积很小, 有的不足2平方米。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则大多住在工棚内, 或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材料搭建的棚屋内, 往往成为城市卫生中的死角。

1.1.3 交通成本

随着劳动力迁移距离的扩大, 交通费用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这部分成本在那些远距离异地迁移的劳动者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 春节期间大部分非永久迁移者都有较长时间没有工作任务, 留在城里不仅无所事事而且坐吃山空。另一方面, 春节期间无论是传统观念和习惯, 还是心理、生理等原因, 非永久迁移者都会回原籍过春节, 因而每逢春节前后便出现一年一度的“民工潮”。据调查, 出门在外的非永久迁移者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难题就是车票难买, 且春节期间车票价格普遍上涨, 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他们对之普遍不满, 但也没有办法。

1.2 非经济性成本

1.2.1 心理成本

虽然“暂住证”、“身份证”制度的实施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合法化, 但由于阻碍和制约劳动力正常流动的相关体制改革没能及时跟上, 大量的非永久迁移劳动者不能实现彻底的迁移, 难以享受到与迁入地居民同等的待遇, 加之社会习俗传统观念的影响, 非永久迁移劳动者的绝大多数还要承受一种非经济的心理成本。

首先, 在城里打工往往远离家乡和亲人, 与家人聚少离多, 因此必须在心理上忍受孤单和种种不适应。同时, 由于长期处于流动中, 无法做长久居住的打算和安排, 也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对子女的教育, 更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情感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和行为。

其次, 非永久迁移者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往往存在隔阂甚至敌视, 而当地政府部门在就业、教育、生活等方面对非永久迁移者也多实行歧视性政策, 甚至通过不定期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减少非永久迁移者的数量。

1.2.2 风险成本

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中的风险会因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不完善而增加。相对于原籍人口来说, 他们缺少了土地和亲朋关系等最基本的保险因素;相对于迁入地户籍人口而言, 他们缺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区组织等最基本的保障。非永久迁移劳动者在新的环境、新的职业上带有更大的探索性, 可能会与环境及其他因素发生更多的摩擦, 直接导致风险成本偏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失业风险偏高。同是处于失业状态, 迁入地户籍城镇人口在当地政府部门“再就业工程”的帮助下, 再就业的机会比非永久迁移劳动力要大得多。而且在有些地方, 当经济出现困难和就业压力增大时, 首先裁减的是外来的非永久迁移劳动力。二是伤病风险增大。非永久迁移者一方面没有固定的住所, 饮食营养差, 生活无规律, 加上大多从事脏重苦险累活, 在生理上受到的损害比不迁移者或本地户籍人口多得多。此外, 工伤、车祸等事故的发生概率也大得多, 还容易成为犯罪力量的侵害对象, 尤其是女性。一旦受到伤害, 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给予保护。另一方面, 社会保障体系中, 由于伤病保险是个难点, 进展较其他险种为慢, 而在伤病保险中对外来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保险则几近盲区, 大量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风险可想而知。三是劳动过程风险增加。在部分非公有制企业招收的外来非永久迁移劳动力中, 有些基本权利都难以保证, 随意扣押身份证、不允许员工外出、出场搜身等现象时有发生。劳动条件差, 工伤事故频繁, 工时过长, 拖欠克扣工资等会对劳动者造成危害。

1.3 机会成本

由于现有体制约束, 非永久迁移者的土地使用权无法流转, 有些耕地甚至被抛荒, 以致因外出而放弃的务农收入得不到补偿, 这是非永久迁移者损失最大的一部分, 也是影响农业劳动力是否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在下表中列出了12个外出打工人数较多省份的农村家庭人均务农收入。可以看出, 对于每一个非永久迁移者来说, 外出打工就意味着每年要放弃大约1200～2000元的务农收入。如果农业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收入无法弥补这部分机会成本, 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非永久迁移。

另外, 非永久迁移者外出打工后, 各种形式的农民负担照交不误, 但却无法享受上缴费用后应该得到的社区福利;原有的各种生产工具和家庭生活设施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 这些无疑都成为非永久迁移者的机会成本, 形成社会资源的净损失。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2 迁移行为选择的交易成本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极大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条件下, 农业劳动力是否迁移、怎样迁移都将受到交易成本大小的影响。也就是说, 农业劳动力将在比较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基础上, 决定迁移行为的选择。但是, 农业劳动力选择的迁移方式 (非永久迁移和永久迁移) 不同将产生不同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 并且即使同一种迁移方式也会由于劳动力本身的特点而产生不同的预期成本。因此, 当农业劳动力在进行迁移选择时, 通常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

对于农业劳动力来说, 非永久乡城迁移的预期收益主要包括农业劳动力进城的就业收益, 这种收益可分为:货币性收益, 即农民在城市就业所获得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 对农业劳动力有强大的进城拉力;技能性收益, 即在城市务工的各项劳动中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 在一定意义上, 这是他们进城后所获得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的人力资本。因为农业迁移劳动力的就业相对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 所以对于大多数农业劳动力来说, 预期收益基本上是相同的 (扣除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异) 。而非永久迁移的预期成本根据劳动力本身特点的不同会产生较大差异,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 预期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 应该说, 每个非永久迁移者的经济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非经济成本, 如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越高、承受风险能力越大, 则这个人的预期成本就越低, 反之, 则相反。这样, 农业劳动力在非永久迁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迁移, 否则就不迁移。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 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地放开, 乡城之间劳动力迁移数量也在逐渐地增加, 这说明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选择了非永久迁移。

然而, 对于收益大于成本而选择非永久迁移的劳动力来说, 选择永久性迁移却十分困难。在城乡隔离还没有完全打破的条件下, 通常永久性迁移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已经习惯了非永久迁移模式, 在农村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可以让他们在城市里遇到困难 (生病、失业等) 时回到农村并且用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是如果进行永久性迁移, 在现行的体制下, 土地不能够流转, 这意味着他们最后的保障也失去了。显然, 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 对于大多数农业劳动力来说, 选择永久性迁移的预期成本远远大于预期收益。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 农业劳动力仍然主要选择非永久迁移的方式, 选择永久性迁移的劳动力却很少, 这也说明了目前选择永久性迁移的预期成本仍然大于预期收益, 从而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永久性迁移。

3 小结

通过对非永久性迁移的交易成本分析, 可以看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非永久性迁移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为了促进农民工逐渐转向永久性迁移, 应该从提高预期收益、降低预期成本的角度出发, 使进行永久性迁移逐渐成为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当前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调查 第2篇

当前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调查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邹玉叶

指导老师：唐振先

摘要:本文通过农村住户资料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的现状、结构及要进行快速增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等，并探讨增加农民收入的策略和途径，促进农民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农民纯收入，来源，制约因素，对策与建议

0引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虽然我们对于农村家庭经济来源这个领域的调查比较陌生，但是我们从小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村的情况，加之我们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和理论性文章，逐渐的了解到农村家庭经济来源问题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农村占大多数的现状之下，农村的经济发展关乎国计民生，对于农村家庭经济来源的了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只有在了解了中国广大农村家庭经济来源的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地探究其原因，探讨增加农民收入的策略和途径。

1数据调查

抽样数据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石亭子镇241名村民去年的家庭经济年收入5000以下的占调查人数的33.34%，5000~10000为28.99%，10000~20000为21.74%，20000~30000为8.7%，30000以上的仅有7.25%。各收入段比之去年平均增加10%。其中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39.24%来自外出打工，13.92%来自农产品收入，7.59%来自养殖业，10.13%来自家庭副业，5.1%来自本地乡村企业收入，6.33%为自己的企业，其它为17.72%，农民收入方式多却各种所占的比例都低，尤其是来自本地乡村企业收入，仅占了5.1%。相比过去几年，农民家庭平均收入有所增长，但是增长速率不大。农民纯收入来源分析

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农村住户全年人均纯收入为4137.5元,比上年增加529.4元,增长10.5%；从收入来源的四个层次看,其中农民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可分解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整体上家庭收入呈三增一减趋势。

1.1 工资性收入稳中有升

随着经济运行的企稳回升和物价、务工工资的上涨，与上年同期相比,农村住户各种来源的工资性收入也程度不同的增长。2002年本镇人均获取外出从业收入为1208元，对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为41.9%，比1997年增长了74%。五年来农民共获得工资性收入为4567元，平均每人每年913元，年均递增11.7%，高于人均纯收入增速4.6个百分点。

1.2 家庭经营纯收入略有增长

2002年本县农民人均从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得到的纯收入为464元，比1997年增长28.2%。对农民纯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16.1%，分产业看，二产业的贡献率为7.8%，三产业的贡献率为8.3%。五年来农民共获得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为2207元，人均每人每年441元，年均递增5.1%，略高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递增速度0.4个百分点。五年来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呈马鞍型，2000年是高峰期，人均502元，比1997年和2002年高出127元和38元。

1.3 转移性收入稳定增长

2010年，农村住户转移性纯收入人均增加133.4元,同比增长24.2%。在增加的来源中,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和带回收入人均达6.9元,同比实现了零的突破;城市亲友赠送人均11.2元, 同比增加8.4元,增长291.8%;报销医疗费下降70.0%;两相比,由于呈增长的收入来源所占数额较大,所以,整体转移性收入也呈现稳定增长趋势。

1.4 财产性收入降幅较大

从两年资料对比看，住户财产性纯收入降幅较大，人均减少35.7元,下降25.6%;其中,利息收入下降8.5%,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下降80.4%,其他股息和红利、租金以及其

他财产性收入等程度不同均有所增长，但由于前两项减幅较大，使财产性收入总体下降25.6%。

从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数据四个部分增减情况分析，可以看出未来中国农民家庭收入会上升，但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目前农民家庭经济增加速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农民收入快速增加的制约因素

3.1 农民家庭经营规模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首先是土地规模小，农民人均耕地仅为1.2亩，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受有限耕地面积的制约，使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极少，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小而散，规模经营无从谈起。其次是畜牧规模养殖户少，畜牧养殖散户多，畜牧养殖户不到全市乡村户数的1%，不利于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2 农民文化素质低，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由于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本身文化素质低下，对农业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存在很多困难，导致农产品生产科技含量不高，经济效益不佳。同时，部分农村劳动力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外出务工因缺少一技之长，存在找工作难的问题，即使找到了一般也是收入低的苦活脏活。

3.3 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

由于大部分农产品没有收购保护价，使其价格变化幅度增大、变化频率较快，农民的生产经营存在后顾之忧。如2006年的大蒜价格高刺激农民的种植愿望，增加了种植面积，2007年价格大幅度下降，造成农民对大蒜种植风险心理，种植面积减少。

3.4 自然灾害增加了农民发展的顾虑

目前农民由于基础实施薄弱，仍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如遇大的自然灾害，将影响农产品产量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去冬的大雪灾害将陈家庄村养猪户张某新建的养猪大棚压塌，直接经济损失达30000余元。今年严重干旱，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粮食产量减收三成多，直接导致农民农业收入下降了22.1%。

3.5 农民生产、销售信息渠道不畅通

掌握信息不及时，只是根据往年习惯组织生产，农产品的销售以坐等收购上门为主，直接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据调查，2007年一月份毛猪收购价格一些乡村为7.7元/公斤，而大部分地区为8.5元/公斤左右。

3.6 农民种植成本增加

据调查推算，以种植玉米为例，今年农民每种植一亩玉米直接费用为310元，增加了近55元，增幅达20.0%。其中：种籽平均每亩为50元，与去年每亩44元相比提高6元,增幅13.6%；化肥平均每亩费用是120元，与去年每亩97元相比提高23元，增幅23.4%；玉米除草剂平均每亩费用30元，比去年增加了3元，增幅11.1%；农机耕地、拉运平均费用100元，比去年增加20元，增幅25%。另外还有农具购置等费用也都不同程度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导致了农民种植成本大幅增加，影响了农民的收益。调查中还发现，今年的主要农资如化肥、粮食种子等价格一路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较大，特别是化肥平均价增幅近20%；如磷铵每袋零售价160元，比去年增加了35元，上涨28%；尿素每袋价格105元，同比上涨15元，增16.7%。种子价格平均每公斤也上涨1.5-3.0元，涨幅为12.5%，如农大84号18元/公斤，同比增加了2元，上涨12.5%；农用柴油同比每吨上涨近1000元，增幅为15.2%。

针对影响我国农民家庭收入快速增长的因素，为了能达到预期愿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建设新型农村过程中的难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和对策

4.1 农民家庭收入组合化

村民可以根据自己家庭实际情况，自行组合几项家庭收入，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请求各大 高校的教授或专职人员给予科学的指导家庭收入组合化，例如一户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农产品的种植同时可以适当的选择养殖业，这样既可以提高家庭的收入，又可以把一些资源的合理运用。

4.2 建立起农产品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

农业、畜牧等职能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收集各方面生产、价格等市场信息，并及时向农民发布，化解由于信息梗阻而导致的农业风险，避免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保障。

4.3 积极拓展农民就业渠道

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种，一是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完善政府扶助、面向市场的培训机制，提高农民科技致富或转岗就业的能力，为农民工外出就业打好基础。二是增强农民工自主创业能力，积极引导返乡农民自主创业，并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促使他们在本地大胆创业，扩大从事二、三产业经营的能力,带动就近劳动力就业创收，进一步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4.4 继续扩大养殖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养殖效益

从农村生产规模方面：一是推进规模养殖，提高抗风险能力。坚持以规模养殖和小区建设为重点，推广一系列标准化规模养殖模式，进一步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二是培植壮大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化经营。充分利用全县生猪生产资源优势，从政策、资金方面支持向屠宰、生鲜肉、肉制品一体化方向发展，增强企业精深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三是科学管理，尽可能的减少养殖成本，促进养殖效益的稳步提高。

4.5 进一步加大投入，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通过加大“三农”投入，强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是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直接或间接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力举措。总结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把目光更多地关注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民收入少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要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和保护力度；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转移农村劳动力等。同时了解他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分析其收入增长慢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小康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M]

[2]农户家庭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2008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王秀芝.二元结构下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05期

农民家庭迁移 第3篇

关键词：理性行动理论;迁移意愿;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107-06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强大的再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医疗教育、以及普遍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农民迁移至城市，这是中国目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本走向[1]。

除非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强制性迁移，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意味着无数人的决策，权衡利弊，决定去留。目前我国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大规模的自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属政府通过各类政策引导下的自愿性迁移。因此，人口流动过程中涉及了无数农民的决策，决定是否进城打工，并进一步居留城市。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在何种条件下，农村居民更倾向选择向城市迁移;第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的主体单位是个人还是家庭。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性行动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许多社会学家在使用数据分析社会行为的时候，往往热衷于分析某种行为差异性的具体原因，而并不试图建立社会行动的理论解释[2]。实证数据分析的资料多自于个人数据，但在分析这些数据时，研究者却很少考虑个人在选择某种行为时的目的、意愿，行动的主观意义，对个人行为的解释通常归因于个人的社会特征及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根本不提“介入行为目的”，这就是数据分析的悖论。

对数据进行有关社会行动的分析与解释，理性行动理论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这不仅仅在于理性行动构成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部分，更在于社会生活的规则性主要源于理性的社会行为，而对社会规律和规则的探究恰恰是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旨[3]。理性行动理论可以捕捉行动的趋势，提供概率性的预测，对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提供主观意义方面的理解，从而为宏观社会现象的内在活动机制与运作提出解释，这正是数据分析有能力揭示的结果。

目前，国内已有对迁移意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他们注重于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迁移意愿差异，而忽略了从决策者的主体意愿出发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探讨，试图弥补这个缺陷。

（二）对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

在分析当前的农村至城市的迁移行为时，国内的研究更注重于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如年龄、学历、性别、收入等[4]。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新移民经济学派的斯塔克提出劳动力转移的相对贫困学说[5]，指出迁移决策背后的理性计算更多的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家庭被看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家庭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行为决策的核心[57]，少数研究涉及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8]，全家共同迁移的被调查者更有可能选择留城[9]，但是由于分析的薄弱，得出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

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认为，许多使用数据分析的社会学家们并没有给予包括理性行动理论在内的社会行动理论应有的兴趣[3]， 国内对理性行动理论的讨论还停留在科尔曼的理论框架中[10]，仅有部分研究涉及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同，理性行动理论充分认识到决策者的社会“嵌入性”[11]，认为个人的社会行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综合各方面因素权衡之下做出的决策。托达罗[12]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来自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城市的就业概率，迁移因素中涉及个人基于经济状况的理性选择，在户籍制度严格的中国也是如此[13]。蔡禾等[1]认为迁移多是农民工基于人力资本及城市生活方式认同的经济理性选择和地域性因素及制度合法性保障的社会理性选择。托达罗及蔡禾等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个人想法在这个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以及家庭户在农村地区地区不仅是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生产单位这一基本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将探讨个人是如何基于家庭结构而做出理性决策，以及这其中的机制是怎样的。

（三）研究假设

在本文中，我们将家庭结构操作化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是否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是否有子女。随着年纪的变化，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人群的迁移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城市中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户口体系上，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教育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大，家里是否有学龄子女会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随着年纪的增加，个人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建立，放弃已有的生活模式成本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迁移的成本会大幅降低，迁移意愿较高。并且，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自身与父母对医疗资源的潜在需求都在逐渐增加，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初步断定了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组假设：

假设一：

假设1a：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假设1b：是否至少父母一方在世对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二：

假设2a：是否有子女对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2b：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其他西部省市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此次调查在西部省市范围内使用了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抽样），采取入户调查的方法，分别在陕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宁夏、广西、新疆、西藏、贵州、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市进行了调查。最终该调查获得了有效农村样本6 523个。变量的具体描述。

（二）研究方法

在对比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以及家庭结构与迁移意愿的关系时，本文使用了列联表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了卡方检验。在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是否受到家庭结构影响的时候，我们使用了二项式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建立了两组嵌套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表达式为：

lnpi1-pi=β0+∑βjxji+∑βkxki

其中，p 为选择迁移的概率，lnp1-p为迁移意愿的对数比率（log odds），β 为回归系数，xj 为家庭结构变量，xk 为控制变量。此模型设定家庭结构变量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决定了人们的迁移意愿。通过对客观数据的模拟，我们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从中发现家庭结构变量与迁移意愿变量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居住意愿的二元分析

首先，对所要分析的变量进行二元分析，对假设进行一个初步的验证。分别分析了迁移意愿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不同父母状况下的迁移意愿;是否有孩子与迁移意愿的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逐渐下降。18～25岁年龄段的居民中有47.6%的人打算5年内定居在城市，或者已在城市定居;而随着年龄的增高，这个这个比例逐渐降低。卡方检验表明，迁移意愿与年龄的关系高度显著。此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迁移意愿与家中是否有在世的父母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32.5%计划在5年内迁移城市或者已经在城市定居;而在父母均不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5年内迁移城市的打算或者已在城市定居的比例仅为20.1%。从百分比来看，有至少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更高，与假设相符。家里是否有子女与个人的迁移意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家里有子女的农村居民中，有26%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而没有子女农村居民中，有42.1%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没有子女的农村居民有更强的迁移意愿，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但是，这两组变量的关系都有可能受到年龄的影响，显示出虚假相关，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回归分析，以证明变量间的真实关系。

（二）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家庭结构变量分别放入模型，做了两组嵌套模型来进行分析。其中，模型一为基准模型，模型二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模型三加入了交互项来看年龄与家庭结构变量如何作用于因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

模型一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教育和婚姻状况之后，年龄变量依旧对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迁移意愿逐渐下降，35岁之后，随着年纪的增长迁移意愿降低的幅度增大。此外，性别和婚姻变量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迁移呈正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二元分析中，我们初步验证了是否有父母在世与迁移意愿之间的关系，即父母在世提高了迁移的意愿。但是，模型二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等其他变量之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有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虽然在控制年龄后，父母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但不能排除父母在世变量在不同年龄段的作用有所不同的可能。在模型三中，我们加入了年龄组与父母是否在世变量的交互项。加入交互项的目的是检验在不同的年龄组里父母是否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效果是否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年龄和有父母在世变量的主效果仍然是负向的，但交互项回归系数（除去与26～36岁年龄组的交互项）呈正向影响，且统计显著。换言之，虽然年龄愈大，迁移意愿愈低。但是，在同年龄组中，父母健在部分地提高了迁移的意愿，而且此效果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这说明了，虽然整体看来，年纪越大迁移意愿越低，但在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中，有父母在世的人迁移意愿要更大，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表4给出了是否有子女与迁移意愿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结果更易解读，本组模型选择年龄组5为参照组。在这组模型中，年龄的影响依旧非常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意愿逐渐降低。在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是否有子女后，所得的结果与二元分析一致，即有子女的人迁移意愿更低。但是，模型三的结果表明，在加入了交互项之后，此变量的效果就不在呈统计显著。这说明，是否有子女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与年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没有子女的影响，实际是有没有学龄子女的影响，这与我们的推测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交互项中，只有前两个是显著的。可以推测，比起年纪最大的一组（大于55岁），有孩子的年轻组的迁移意愿较低，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多处于学龄期间，而其它年龄组的子女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不重要，所以交互项并不显著。

以上两组模型的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二元和多元分析所揭示的模式可以从农村居民的年龄所代表的生命历程阶段以及家庭结构中找到解释。迁移是有选择性的。年纪较轻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迁移的机会成本较小，经济回报较高，因而迁移的动力最强。但是，对年纪较轻的农村居民而言，如果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子女，正处在上学阶段，对教育的需求非常突出，虽然城市的教育条件比农村好，但是由于户口的限制，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并不能平等的享受教育资源，所以他们的迁移意愿较其他人要更低。而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的子女已经离开了学校，或者进入后中学时代，迁移对子女上学的影响不大，所以家里是否有子女对他们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在农村生活时间较长，在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嵌入性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照看留守儿童，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则迁移的成本会相对降低。并且，他们的父母已经迈入老年，对好的医疗条件更有需求，加之城市医疗资源的获取相对容易，城市的医疗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因此，家里有父母会促使非新生代农村居民有更强烈的迁移意愿。以上的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表明了迁移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各方面因素的理性选择行为，并非是完全基于个人特质的选择。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机制有代际差异。家里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对教育资源的需要较高，虽然城市中的教育资源更好，但是对他们来说难以获取，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就较低;家里有父母的农村居民可以帮助照看在农村的生活，帮助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降低迁移成本，并且城市中医疗资源具有优势，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较高。

以往大部分有关迁移意愿的研究将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城市做工往往是迁移的第一步，农民工代表着农村中已经具有一定迁移意愿的人群。基于农民工调查的研究回答了农民工是否计划成为“永久性城市居民”，但对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由于自我选择误差，其得到的回答并不准确。本文使用了“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数据，对西部12省份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整体分析，该数据资料包括了城市及农村样本，因而弥补了之前大部分研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所可能造成的偏误，对全体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分析。

迁移是一种选择性行为。以往的研究和本文所叙述的研究都表明，如果要实现农村居民向城镇逐步转移，年轻的农村居民最有可能实现迁移。但是，在教育资源等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抑制了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成为阻碍农村居民迁移的重要因素。迁移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制度的阻隔，因此，要解决该问题，首先应进行制度改革，更加合理的进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建构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教育制度;其次，针对农村居民整体上收入较低以及城市教育成本相对较高的现实情况，对在城市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最后，针对目前普遍出现的在城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认同危机”以及该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服务机制，让他们真正的融入城镇生活。

如果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那就应该打破教育资源获取的壁垒，消除农村居民迁移的障碍，让农村居民的孩子可以更平等地享有城市教育资源，这样才可以走出城镇化的困境，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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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Inten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Western China

HAO Yufei1，CHEN Jiemi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Texas A&M UniversityKingsville， Texas 77843， U.S.）

Abstract：Guided by rational action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structure factors o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 We contend that rural residents intentions to migrate into cities are rationally formed and are based on concerns of the whole family units，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s onl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Change Survey， we found that the presences of older parents and young childr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dividuals decisions of whether to migrate. When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ose who have schoolage children are less willing to migrate， and those who have older parents alive are more willing to migrate.

对农民工迁移的经济学分析 第4篇

关键词：民工荒,二元经济,金融危机,城乡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跨部门流动方兴未艾。通过研究,对劳动力迁移获得概括性的认识。

一、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变化和特征

(一)劳动力迁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在不断增加,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经历了民工潮阶段,外出就业已成为我国农民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1997年后亚洲金融风暴,国有企业因改制和转型开始出现大量待业和下岗人员。2001年开始,鉴于外出就业的困难期,新外出务工人员数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降。2003年在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新变化,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工人短缺现象,媒体称之为“民工荒”。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从沿海地区到内陆省份,尤其是农民工较为集中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许多农民工因无活可干,纷纷提前返乡,第二代农民工回流。

(二)农民工流动的过程呈现几大特点

在广度上,由单一的劳动力扩大到举家外出务工;在年龄层次上,由青壮年扩大到中年甚至是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于教育情况,转移人口中呈现文化多层次性,且以文化层次较低者居多;于转移的时间观念,日趋淡化;从区域方向看,从主要流向广东、福建始向江苏、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向内陆省份扩散;从产业流向看,从主要在工业企业进入到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发展;关于兼业性,所从事职业日益转向多样化,外出务工的许多村民到农忙时节会返乡搞农忙,完后又返回原务工地,奔波于两地的工作场所。

二、农民工流动变化的过程分析

就典型的2003年“技工荒“和2008年“第二代农民工回流”来分析。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刘易斯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但是2003年在出现的“民工荒”。于是有关专家提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转折点。这是总量供给剩余下的结构性的民工短缺问题,短缺的工人主要是25岁以下的年轻女工,短缺的企业主要是那些工资较低的企业,比如工人月平均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劳动保障部课题组,2004年)。

自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运转困难,用工数量减少,裁员似乎成为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一些在外务工多年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金的人员开始考虑回乡创业,因此,如何改善农村的投资和创业环境,协调处理好外出务工与回乡创业的关系,时下一步亟待引起关注的社会问题。虽然如此,农民工外出的人数仍然很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亿人,其中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已达1.4亿人,占农村从业劳动力的1/4,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目前制造业从业人员的55%、建筑业和采掘业的80%、服务业的60%是农民工。

三、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无限供给与有限剩余的反复及逆转等一系列变化中,其发生的可能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结构性问题;工资福利和权益保障问题;区域和行业分流。除了以上的基本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做了综合性的具体原因分析以及更进一步的制度分析。他们一般归结为户籍、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等方面的制度调整,或者认为这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体制性方障碍使得农民工难以真正转化为职业工人的结果。

(一)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其中经历了一个从内到外、从松到紧、从无序到规范、由歧视到公平的过程。即1979-1983年的控制流动;1984-1988年的允许流动;1989-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动;1992-2000年的规范流动;2000年后至今的公平流动。

(二)户籍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户籍制度所依托的社会经济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暂住证农转非政策的转变与农转非指标的取消小城镇户口制度改革(自理粮户口)蓝印户口恰当的户籍开放。传统的城乡隔离体制的松动及其改革,是农村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的政策前提。

(三)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农村大量人口向城市涌入: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夸大,是引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直接原因。

(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更多是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的,获得经济收入是外出最为直接的目的。

四、农民工采取了多样的转移方式下,带来了相关影响

在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里来,而宏观经济一旦恶化,农民工利用各种渠道扩大找工途径,即由老乡或亲友介绍,自闯,家庭成员带出,买城市户口等。这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一是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充分和存在大量虚假信息的条件下,外来工主要通过私人网络关系去寻找工作,逐步走出盲目性;二是利用人际网络寻找工作和其他途径寻找工作所得到的工资收入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却可以节省成本;三是由于他们多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城里人不愿干的工种,加之不是有组织的有序流动,因此外出人员犹如无根的浮萍,职业稳定性差,因而有较高的流动率;四是短期博弈而不是长期共处的劳资关系,会伴随着大量的欺诈行为,劳资双方很难建立信任,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不利于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五是最低工资标准未真正起到调节工人工资的作用,民工的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其安全系数和城市归属感较低;六是大量外来农民工以其年轻的体力、勤劳的智慧和默默的奉献支撑了城市和制造业的发展,支持了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和传统农业的改造,也带动了城乡资本的大流动、大组合,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五、面对农民工迁移的挑战,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积极应对

“半工半耕”和城乡二元户籍划分、乡土社会的传统社会规范和社会公众对农民工的认知心理,这是农民工高流动性或不能真正转化为职业公认的主要的社会制度背景。制度背景只是最基本的变量,从职业的角度考虑,低工资以及伴随着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是中介变量。在农民工与资方博弈的过程中,能打破现有平衡的主要力量是政府,政府应该建立与经济发展以及物价水平相联系的、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并认真执行。

(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的策略:在发展战略上高度重视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和城镇化;在政策布局上,紧紧围绕加快农民工流动转移这一主线,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改革创新城市政策体系,为农民工进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多管齐下加大新农村建设力度,为返乡农民工就业创造条件。

1.在政策体系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继续改革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制度,清除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二是改革城市住房制度,加快建立低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三是针对农民工收入低、就业不稳定的特点,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低交费、广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建立健全劳动用工制度,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五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增强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力度;六是运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建立可持续的管理体制;七是要高度重视对40岁以下尤其是2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加大技术训练力度,切实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2.在农民工回乡创业方面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二是要加强对农民的金融支持,建立和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体系;三是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力度,提高村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及道德素质。

(二)政府去寻找新的资源与力量,中国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在中国大量出现的直接并主要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的民间公益型组织。

(三)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效应叠加,劳动力流动比以往频繁。产业转移有两种导向,一种是政策性导向,比如,广东实行“腾笼换鸟”战略;一种是市场性导向。面对企业迁移潮,中国内陆省市应把“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相结合,凭借自身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低的优势,加大招商力度,尽力争取打算迁移的企业来本地注册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