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转移

京津冀产业转移（精选10篇）

京津冀产业转移 第1篇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趋势和经济客观规律, 而产业的区际梯度转移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加快建立能够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但由于京津冀三地政府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孙久文、丁鸿君 (2012) 使用该指数对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分工度进行了分析 (如表1) , 发现北京与天津、天津与河北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同构现象[1]。尤其是天津与河北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从2005~2010年, 津冀两地区域产业分工指数的走势呈现下滑态势, 从0.831574653下降到0.646720354, 反映出津冀地区产业同构化现象出现恶化趋势, 产业分工水平明显下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数据 (见表2) , 北京与天津的产业相似系数虽然在逐年下降, 但直到2011年仍然达到了67.18%。产业同构带来的后患就是要素市场趋同和区域产品市场恶性竞争, 价格扭曲致使市场失灵, 使经济效率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

资料来源:孙久文, 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 (7) :52~57

%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统计数据库

(2) 区际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地方政府出于考核压力, 有可能在生产和交换等各个环节设置不利于行政归属不在本地的企业或个人的规定, 从而偏向本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 北京现代汽车被要求“救活”北京原有的汽车厂;北京市出租车换型过程中, 北京市先后颁布了整车的设计方案和技术标准, 每个设计方案都是以北京现代伊兰特、索纳塔为底板, 而最后招标结果不出意外地也是北京现代汽车胜出;北汽福田多功能汽车厂选址密云, 密云县政府要求该厂3000名职工中的80%要在本地招聘;廊坊虽然距离首钢、天钢很近, 却在胜芳镇建设产能600万吨的钢铁制造基地。在法规方面, 比如天津市地方法规规定, 凡是外地施工企业施工产值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 就必须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 企业所得税全部在当地缴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 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就业方面, 比如2009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批准招商引资企业招用本市城乡劳动力比例要达到50%以上, 用人单位当年新招用人员中本市城乡劳动力比例要达到50%以上等[2]。

为了化解产业区际转移引致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突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 破除阻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障碍, 本文试图建立横向分税制。产业区际转移横向分税制是一种区域利益让渡与再分配的长效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对于区域产业价值链延伸十分重要, 还是化解区际经济利益矛盾、区际冲突,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必不可少的工具。

1 文献综述

Martin and Rogers (1995) 提出了FC (Footloose Capital Model) 模型, 在FC模型中, 流动要素的重新布局导致产业活动的重新布局, 这种产业的重新布局使一个区域受益, 另一个区域受损, 造成区际经济利益冲突。从劳动所有者的角度看, 市场和规划者都在资本富裕的地区配置了过多的企业[3]。张维迎, 栗树和 (1998) 认为地方之间的经济发展竞争是导致地方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4]。John Mc Laren (2002) 提出了潜在地方保护主义理论, 认为地方保护主义不断上升的原因是协调失败, 而协调失败源于两大因素:部门细分沉没成本和谈判摩擦。这将导致区域内的专业化程度加强, 分工程度提高, 而省际的分工减弱, 从而使地方保护主义的预期供给能够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 形成一个帕累托次优均衡。地方保护主义是形成省际矛盾的原因之一[5]。Richard Baldwin, Rikard Forslid, Philippe Martin, Gianmarco Ottaviano and Frederic Robert-Nicoud (2003) 提出了对流动要素的省际间税收竞争, 使得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选择过低的税率[6]。税收竞争同样可以诱发省际矛盾。部分专家学者证明了, 省际间的税收竞争将导致均衡时的税率低于社会最优税率, 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征缴力度并导致更低的福利水平 (Hongbin Cai&D.Treisman 2004, 安虎森2009) [7,8]。Baldwin, Okubo (2006) 将Melitz的企业异质垄断竞争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 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新新经济地理学分析异质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关系, 发现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企业分类选择效应;一种是企业区位选择效应。效率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从小区域向大区域重新选址, 逐渐将企业定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与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的随机性产业聚集不同, 该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非随机的空间选择, 能够促进中心区的生产率的提高, 迫使边缘区生产率的降低, 这就是企业区位选择效应。国家为了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财政补贴的政策, 非合理或者不够力度的补贴会对本地市场效应产生强化作用促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向中心区的集中, 而低生产率企业受成本的影响, 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而迁往边远地区, 从而形成更为稳定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这个结果就是企业分类选择效应[9]。汪伟全 (2009) 从公共管理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了地方利益产生的背景, 认为行政分权为地方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政治基础和行政保障, 而财政性分权为地方利益的实现创造了经济动力和激励机制。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利益也成为地方政府彼此竞争、发展经济的动因[10]。Andrew (2009) , Feiock and Scholz (2009) 在借鉴Krugman“核心边缘”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ICA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ve) 框架, 建议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安排相互合作提高彼此对经济活动吸引力, 用以提高区域整体福利而不是采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用以相互竞争[11,12]。

国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只有德国存在横向分税制, 而国内对分税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税上 (张伦俊, 王梅英2003;张伦伦2006) [13,14]。横向分税既是区际产业转移协调的主要内容, 也是区际税收竞争的一种结果。Tiebout (1956) 提出区际税收竞争是提高政府效率和居民福利的一种方式[15]。与之相反, 近期文献的主流观点认为对流动要素的税收竞争将导致政府低效率, 使社会处于帕累托次优状态, 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Gordon 1983, Zodrow、Mieszkowski 1986, Wildasin 1988) [16,17,18]。Hamada (1985) 证明了存在税收竞争的两个不同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协调, 可以实现国际贸易的帕累托改进, 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

2 理论基础

本文借鉴哈马达模型分析同一国家区际税收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图1) 。

假设一个国家存在两个省, 分别为省1和省2且两个省存在一定的经济依存度。J1为省1的地方税收政策, J2为省2的地方税收政策, 远离原点为税收政策扩张。由于两个省存在一定经济依存度, 所以一个省的税收政策必将对另一个省产生影响。u是无差异曲线, 代表本省经济利益, 是J的函数, 即u=u (J) 。u1、u2、u3是省1的无差异曲线, 离原点越远代表本省经济利益越高, 则u1

接下来, 本文分析省1、省2不接受税收协调的情况。当一个省选择本省税收政策时要面对另一个省给定的税收政策, 因为哈马达模型假定了两个省的经济依存使得对手省的政策会对本省产生影响, 那么就需要借助“反应曲线”这一博弈工具。所谓“反应曲线”表示当对手省政策给定时, 本省有可能出现的政策选择。省1的“反应曲线”用R1表示, 它是由B1点与省2的税收政策J'2和由此政策而产生的省2的最大效用无差异曲线u42交点S的连线;同理省2的“反应函数”是R2。当省1、省2不接受协调且同时采取税收行动时, R1与R2的交点N即为省1与省2税收博弈的“古诺均衡点”。很显然, N点远离“契约线”B1B2, 不具最优效率, 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另一种情况, 当省2率先行动采取税收政策J'2, 省1看到省2的税收政策, 选择自己的“反应曲线”R1应对, R1与J'2的交点S是此次动态博弈的“斯塔克尔伯格均衡点”。该点一方面远离“契约线”B1B2, 同样不具效率, 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另一方面, S点在省2的无差异曲线u42上, 使得省2较省1获得了更大的省际经济利益, 即先发优势, 那么这个斯塔克尔伯格均衡点也是不稳固的, 因为省1不甘心只作个“追随者”。哈马达模型说明这样的结论:不进行区际税收政策协调会使区际经济利益无效率, 而进行税收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区际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3 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在产业区际转移时主要体现为区域税收的争夺, 横向分税制可以作为区际产业转移时的协调路径, 有助于实现区际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本文涉及的横向分税制所分享的税收是指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属于地方的部分, 与中央税无关。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研究区际产业转移横向分税制。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层次存在落差性, 各自处于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位置。北京科技研发全国领先, 技术创新中心和市场营销中心发达, 因而占据产业链条的高端位置;天津的制造业拥有优势, 处于产业链条的中端位置;河北省在区域中具有明显的低价劳动成本优势和基础制造业优势, 产出上大都属于资源型初级加工的低附加值产品, 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见图2) 。因此, 京津冀应按照新型产业分工的思路来重构产业链体系, 通过区际产业转移横向分税制打造京津冀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 实现京津冀三地融合互补、联动发展、错位竞争、互利共赢的格局。

4 区际横向分税制

4.1 区际横向分税制构建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横向分税制。本文将以首都钢铁公司 (简称首钢) 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为例, 使用案例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京津冀地区在区际产业转移时应如何建立横向分税制。

加州大学教授Shapley L.S因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53年给出了n人合作博弈利益分配的一个解的概念夏普利值 (Shapley Value) [22]。夏普利值的主要思想是:按照局中人对联盟的贡献来分配合作得到的总收益[23]。这种思想体现了最优与公平的双赢概念, 是纳什均衡的演化, 是联盟稳定的基础。本文借鉴夏普利值的思想构建区际产业转移横向分税制, 以期达到区际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首钢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 对推动首都产业结构重新布局, 打造首都经济圈,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直接贡献。首钢搬迁至河北, 临海而建, 不仅辐射京津冀等多个省市, 还大幅降低原料和产品运输成本。首钢搬迁至河北, 采用世界先进技术, 生产技术含量高、质量等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端产品, 推动了河北乃至华北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首钢搬迁, 还为北京西部地区拓展了发展空间。首钢搬迁后, 原址将变身为高端产业、绿色产业的聚集地, 为首都产业布局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的活力。这是一个对京冀双赢的区际产业转移经典案例, 但也面临地方利益冲突, 原因在于首钢对北京地方税收曾作出巨大贡献, 一旦转移到河北, 北京必将面临税收损失的问题。借鉴夏普利值思想, 区际横向分税的纳什均衡是:按照各区域对产业的贡献来分配合作得到的总收益, 北京与河北两区域应按照对首钢公司产出的边际贡献率比例分享首钢上缴的地方税。那么, 本文就需要测算京津冀各区域对产业产出的边际贡献区位边际贡献率。区位边际贡献率是衡量:一个区域内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政策对辖区内产业产出的边际贡献。与区位商不同的是, 区位边际贡献率是针对区域而言, 而区位商是针对产业而言;区位边际贡献率是反映区域经济的指标, 而区位商是反映主导产业的指标。由于产业类型众多, 为简化研究, 本文不一一对各产业产出进行测算, 而是选取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GDP指标反映了全部产业产出的综合情况。

4.2 京津冀区位产业边际贡献的实证测算

Tobler (1970) 提出地理学第一定律 (First Law of Geography) :“任何事物在空间上都是关联的;距离越近, 关联程度就越强;距离越远, 关联程度就越弱。”[24]地理学第一定律揭示了空间数据的空间依赖性, 即空间数据自相关。空间数据的依赖性违背了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样本独立不相关假设, 所以经典计量经济学对空间数据的估计可能是有偏的。为了克服空间依赖, 本文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各区域区位边际贡献率进行实证测算。

4.2.1 京津冀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使用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对京津冀区域经济数据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进行检验。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177, 代表京津冀177各县域单元, wij是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选取边界相邻原则 (Queen Contiguity) 确定空间权重矩阵, 即如区域i和区域j有共同的顶点或共同的边, 则称区域i和区域j相邻, 记wij=1;否则, 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 记wij=0。本文选取2012年京津冀地区县域GDP值作为经济属性值x (1) ;x珋是经济属性的平均值。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的取值在-1与1之间, 取值大于0表示正相关, 越接近与1表示相邻区域的经济属性相似性越强, 也可以理解为集聚;值小于0表示负相关, 越接近-1表示相邻的区域相异的经济属性越强, 也可以理解维空间分异;如果取值接近于0, 表示各区域经济属性是随机分布的, 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京津冀各县域GDP全域自相关Moran指数I=0.1735, 如图3, 说明京津冀各区域经济属性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

对于Moran指数I的估计结果可以用标准化统计量Z来检验其显著性水平。

如果Z统计量的值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96, 则表明京津冀地区空间自相关性显著。通过Arcgis10.0软件计算Z=4.197>1.96, 说明京津冀地区县域GDP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京津冀除西部山区Z检验不显著外, 其他大部分地区都通过了P=0.05的Z检验。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由于忽视空间自相关效应 (空间依赖) 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问题。

4.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描述

经反复试验, 在京津冀177个县域单元为样本的空间自相关效应有可能存在于模型误差中, 本文选择建立空间误差修正模型 (式3) , 通过将空间权重矩阵Wij引入模型误差项中, 修正空间依赖, 克服由误差项引起的空间自相关。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市域单元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 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统计年鉴, 以neigbour=6为原则构建空间权重矩阵Wij, 选择GDP为被解释变量, 选择专利申请授权数PAT、区域就业总人数w、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TFAI为解释变量。专利申请授权数PAT反映了科技创新的能力, 本模型使用该指标测度北京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河北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本模型使用区域就业总人数w测度河北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天津在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硬件”上具备比较优势, 本模型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TFAI测度天津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数据描述: (如图4~图7)

4.2.3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与估计结果

较为常见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为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 和空间误差模型 (Spatial Error Model, SEM) , 二者均在截面数据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权重矩阵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判断使用何种模型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最大似然估计值LOGL和拉格朗日乘子LM-Error、LM-Lag的检验情况;见表6-5, SEM模型最大似然估计值LOGL为8.75, SAR模型最大似然估计值LOGL为1.62, 类似于F检验, 最大似然估计值越大说明模型整体效果越显著。此外, LM-Error为6.88, 远大于LM-Lag的0.0005, 且LM-Error的P值仅为0.048远低于LM-Lag的P值0.981, 说明选择空间误差模型更优, 模型设定错误的概率仅为4.8%, 且模型的空间自相关来源于误差扰动项。

本文选择建立空间误差模型 (SEM) , 如式6.2, 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将空间权重矩阵Wij引入模型误差项中, 修正空间依赖, 克服由误差项引起的空间自相关。建立空间误差修正模型 (SEM) :

注:***代表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 *代表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

5 结论

依据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 , 北京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是0.478, 天津是0.435, 河北是0.14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拟定区际产业转移税收分享合同时应参照上述贡献率作为税收分享权重, 为简化运算, 取整后三地横向分税比例为北京∶天津∶河北=3∶3∶1。

依据夏普利值的思想, 在拟定区际产业转移合同时, 京津冀三地政府应按照三地对产业的区位边际贡献率比例进行税收分享, 即横向分税制。北京的企业转移到河北时, 税收分享比例是3∶1;天津的企业转移到河北时, 税收分享的比例是3∶1;北京的企业转移到天津时, 税收分享的比例是1∶1。

5 对策建议

5.1 区域考核指标一体化

不同区域只有拥有共同利益, 才可能拥有共同目标;只有拥有共同目标, 才可能协调一致行动, 突破行政边界分割, 打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 重构区际利益协调的激励结构, 降低区际协调的交易费用, 所以中央政府应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由“军阀混战”变为共同利益, 通过横向分税制, 促进产业区际梯度转移, 化解区际产业引致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5.2 纵向协调与横向协调相结合

京津冀区际利益协调机制应采取纵向协调与横向协调相结合的方式, 以横向协调为主, 纵向协调为辅,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积极性, 兼顾效率与公平, 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纵向协调是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简称国家发改委)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合并成立国家区域管理和协调委员会 (简称区管委) , 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作为区际协调的超级行政机构和区际矛盾的仲裁机构, 以减少部门职责的交叉并提升机构权威性, 由一名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主任, 可以下设区域规划司、环境保护司、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管理司、京津冀协调管理司、长三角协调管理司、成渝协调管理司等。区管委的主要职能是区际经济利益协调、区际经济利益矛盾仲裁、区域规划、预算的编制以及区域规划落实监督等。区管委的设立能够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最大限度地克服行政边界导致的地方政府有限理性。中央权威协调仲裁机构的设立, 可以重构不同区域在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 降低省际经济利益协调费用, 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所以, 区管委要被赋予足够的权威, 可以驾驭地方政府;否则, 一个乏权无术的区管委将导致“囚徒困境”继续上演。国家区域管理和协调委员会作为区际经济利益冲突的仲裁机构, 仲裁结果具备法律效力。区管委的权威性还包括可以协调国务院各部委。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区域管理和协调委员会并不是要干涉地方政府内部事务, 它只是省际经济利益矛盾的仲裁和协调机构。它的职能边界只发生在区际矛盾产生的地方。

横向协调是指京津冀三地政府建立常态化的“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横向跨界协调, 构建横向分税制, 促进区际产业转移。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由京津冀各市市长组成, 定期召开高层领导会议, 探讨各城市之间发展思路的对接, 对省际重大项目进行表决, 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形成规范的对话与协商机制。联席会议主席可由北京、天津、河北省内各市市长轮流担任。市长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或秘书处, 为常设机构, 负责落实联席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策。办公室或秘书处设在北京, 便于和中央及时沟通。各市的发展改革部门是市长联席会议各项决策的具体执行部门。

摘要：产业的区际转移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 造成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争夺, 阻碍了产业的梯度转移, 影响了价值链的有序延伸, 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基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视角, 通过对横向分税制的探索, 试图构建产业区际转移利益协调机制, 以期能够打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 突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 破除现行体制机制的障碍, 以经济的内在联系为基石, 化解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理顺产业发展链条, 促进区域合理分工。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接与合作 第2篇

生意社08月04日讯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与产业选择

我们这里所讲的京津冀，主要是指京津冀都市圈，该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环渤海区域经济核心所在，是未来中国北方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依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对京津冀三地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了明确定位：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以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为主。同时，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林立，人才高度密集的优势，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型企业相结合，积极发展高新产业，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主，逐步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

天津城市的功能定位是构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生态城市。天津主要发展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现代商贸、金融保险、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并适当发展大运量的临港重化工业。

河北省作为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是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此外，河北省在第一产业中着重发展农业和牧业，作为京津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京津冀应该紧紧抓住有利时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做大做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

京津冀可实现对接合作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选择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中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同时带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考虑到京津冀地区原有优势产业基础，京津冀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可在以下“十大产业”展开：

(一)新能源。2009年，北京八达岭新能源产业基地建成，重点发展风能、太阳能，目前已经汇集了一批企业和研发机构。而天津新能源产业保持了40%以上的发展速度，近年来又聚集了一大批世界级新能源企业，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在风力发电、绿色储能、太阳能光伏等领域很有竞争力。2009年，河北提出“建成太阳能光伏电池产业强省，在光伏发电、半导体照明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取得突破”的发展目标，目前已建成国内太阳能光伏电池产业重要制造基地。

可见，京津冀地区在新能源领域已形成明显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北京具有技术、人

才、机构和市场优势，应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研发。天津具有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重点发展新能源研发与成果转化。河北可以发挥新能源产业制造基地的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产品及相关设备制造。

(二)新材料。北京承担国家新材料领域计划项目占全部项目的40%-50%，已成为我国新材料研发中心，目前在新型半导体、人工晶体、稀土永磁、纳米材料和超导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已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天津在硅材料、钛材料和氟材料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河北省已建成河北邯郸、唐山等产业基地，形成了以特种陶瓷、光电、化工、纺织、医药、金属、建筑等为特色的新材料产业。

京津冀三地新材料产业可以共同发展具有互补性的领域为合作主线，整合现有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利用京津已具备的领先技术成果和津冀已有的工业体系，加快形成产业特色和规模化，抢占国内重要位置，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三)电子信息产业。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重点是移动通信、数字电视、软件及信息服务业、高世代平板显示、集成电路、计算机和下一代互联网应用等六大领域。天津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以上，其中移动通信、新型元器件产业和计算机外部设备等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河北建成了廊坊、保定、石家庄、秦皇岛四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并已初具规模，全省27家重点企业进入2008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

可见，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应着重于研发与转化和联合制造。北京突出研发中心地位，重点发展电子信息高端产品，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技术及产品。津冀两地可充分利用较好的制造业基础，提高质量、扩大规模，积极发展成为电子信息产品的规模化研发转化基地，并进行大规模产品生产，完善整个产业链条。

(四)软件产业。北京的软件产业规模、软件人才数量、重点软件企业数量分别占据中国软件产业总量的20%、20%和24%，2009年北京软件产品收入77.8亿元。天津软件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华苑软件园为主，泰达、空港及东丽软件园为辅的特色软件产业发展格局。河北已累计认定软件企业258家，登记软件产品1505个，认证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的企业52家。2009年软件产品收入21.3亿元，同比增长49.5%。

而且，京津冀软件产业的合作大于竞争。天津与北京已建立了京津软件产业共同体(简称京津软共体)，河北虽然软件业目前发展水平还不高，但对应用软件技术及产品的需求较大，可积极加入京津软共体，成为京津软共体合作与服务的主要对象。

(五)生物医药。北京中药现代化产业链和疫苗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初步具备发展产业空间集聚的条件。“十一五”期间国家44%的重大新药创新平台落户北京，每年诞生40%的生物医药成果。天津目前拥有5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8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科技产业化基地及众多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河北已建立起包括药品、药材、药械生产、医药经销与服务在内的医药产业体系，化学药品原药制造在全国地位突出。

可见，京津冀地区在生物医药方面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河北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北

京和天津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技术水平。三地应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开展在中药现代化、化学合成药和医药生物技术三个领域中的技术交流合作，打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六)生物育种。北京已经启动了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正在重点开展小麦、玉米、蔬菜等新品种的选育，已培育出抗旱玉米、超高产二系杂交小麦等一批新成果。天津在动植物新品种选育、作物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等领域也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实施了100多个技术推广工程，建立了320个科技示范基地，农作物良种率达94%，畜禽良种率达到90%。河北将主要力量集中在粮、棉、油农作物和果蔬新品种选育与开发、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和农业降耗增效技术、畜禽水产高效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增值技术等方面。

河北作为京津冀地区农业大省，面临产品结构失调、产品竞争力较弱、农业发展资源基础薄弱等问题。因此，三地应加强合作，加大京津两地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与应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七)节能环保。北京节能环保企业已超过1600多家，2009年全市万元GDP能耗比上年降低5.57%，万元GDP水耗降低8.12%。天津正在建设6个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初步形成5种循环经济模式。2009年天津万元GDP能耗为0.84吨标准煤，同比下降6.03%，“十一五”以来累计下降20.1%。河北作为京津冀地区重工业大省，近年来在节能环保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2009年万元GDP能耗比上年降低5.02%。

京津冀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理应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其他省市做出表率。因此，首先要对整个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要求能耗多、排污大的企业节约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进行综合利用，根据资源条件和产业布局，合理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间共生组合，推进京津冀地区循环经济大发展。

(八)电动汽车。北京电动汽车产业重点建设“一园、两公司”。“一园”指北京新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园，“两公司”是指北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和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以电动车辆研究中心为龙头，优化和集成汽车、发动机、电池、电机等方面的优势力量，已形成混合动力公交车、家庭轿车和纯电动轿车的多品种竞争优势。

京津冀地区应整合资源、分工协作，依托北京和天津的研发资源优势，搭建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平台，推进汽车关键系统研发，同时依托区域内整车企业，积极推动电动汽车的研制及产业化，并加快新能源汽车关键系统及零部件企业建设，形成产业链。

(九)现代制造业。根据“十一五”工业发展规划，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石化新材料产业、都市工业(重点在于食品饮料业、服装纺织业、包装印刷业、文体用品业、工艺美术等几个行业)、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天津以滨海新区为主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初步形成，重点发展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冶金、航空航天等产业。河北制造业重点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业、食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产业。

可见，京津冀地区现代制造业发展应注重发挥各自优势和加强分工协作，北京应以新技术研发为重点，力求占据行业和产品的高端，天津应以滨海新区为依托，重点打造现代制造

业研发转化基地，河北应发挥产业规模优势，建设规模化生产及配套设施生产基地，三地共同打造、完善梯次结构产业链条。

(十)新兴服务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包括现代物流、金融、旅游、会展、文化创意等。

1.现代物流。2008年北京市社会物流总额达4.1万亿元，近3年年均增长27%。北京将利用3年时间重点打造5大物流基地(顺义空港、通州马驹桥、房山良乡、平谷马坊和大兴京南)，力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都市物流体系。2007年，天津物流业增加值425亿元，相继推出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集装箱物流中心等12个重点物流示范区。河北物流业将着力打造“一带两通道”格局，即“环京津物流产业带”、“冀东物流通道”和“冀中南物流通道”。

发展京津冀物流产业要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航空、公路和铁路枢纽和滨海新区天津港的海运优势，加快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同时三地要积极携手推进一体化公路交通、铁路体系建设。

2.金融业。北京坐拥“一行、一局、三会”(央行、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3家政策性银行、8家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总部，集中了60%的中国银行业务，80%的货币资金调动总量，70%的保险业务。天津目前拥有15家内资银行、15家外资银行、13家保险公司、两家证券公司和两家信托公司，正在形成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十一五”规划又鼓励滨海新区发展离岸金融、产业投资基金等业务。

京津冀地区应共同打造北方的金融中心，北京发展定位为金融决策和调控中心。天津金融业可致力于建设面向港口经济和制造业的金融服务体系。河北的金融机构设置和集中程度相对较弱，要发挥区域金融带来的辐射作用，配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3.旅游业。首都北京不仅有故宫、颐和园等传统旅游景点，还有31个奥运场馆组成的“后奥运游”资源。同时，北京的文化休闲、教育旅游资源等也十分丰富。外国建筑文化旅游资源、民俗旅游资源及工业产业旅游资源共同构成了天津的特色。河北旅游资源居全国第二位，是全国唯一兼有海滨、平原、湖泊、丘陵与高原的省份，全省拥有各类旅游景区500多处。

京津冀旅游业发展应整合各地旅游资源，突出各地特色优势，全局规划、合理有效开发利用资源，以互利共赢的协作模式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具体来看，北京应突出政治、历史旅游，天津应突出特色、民俗旅游，河北应突出自然风光旅游。此外，三地旅游企业间应加强合作与宣传，做大做强区域旅游品牌。

4.会展业。北京已经具备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重要会展中心城市的条件，国际排名已经从10年前的全球第24位进入“十强”。天津会展业虽然起步晚，发展较慢，公司规模普遍较小，未形成品牌展会，但目前已有80余家注册会展公司。河北的会展业集中于石家庄和廊坊两个城市。2008年，石家庄市共办展会61次，但多数规模较小。廊坊2007年举办各类大型会展86个，同比增长30%，其中大型会展占总数的50%以上。

为促进京津冀地区会展业的发展，政府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加强监督管理，并在提供硬件设施、城市配套服务等方面多做工作；区域内部应加大行业整合力度，建立一批具有自

主品牌的展览会；会展企业间应加大合作力度，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5.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支柱产业之一，2007年实现生产总值将近1000亿，占全市生产总值7.6%。北京已分两批确认21个文化创意产业区，涵盖了9个行业，覆盖全市13个区县。天津文化产业布局将按照“四带多点”的框架展开，即开发建设中心城区都市、滨海新区开放型海洋、北部山区休闲旅游、周边区县民俗等文化产业带。

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要以京津两地现有的文化资源为依托，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多个垂直关联型产业集群，建立产业战略联盟。同时各个产业集群间采取差异化发展模式，打造具有特色的知名文化创意企业和集聚区品牌。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发展的着力点

京津冀都市圈在“十二五”期间，只有把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契机，找准自己的产业发展方向，共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产业链，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以使京津冀都市圈在环渤海区域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为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践中政府和企业应在以下方面用力：

第一，加大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相互合作。京津冀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资源优势不同，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因此三地之间存在良好的合作基础，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战略定位和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第二，完善京津冀都市圈产业链，加快形成产业集群。京津冀地区许多产业尚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大大削弱了产业整体竞争力。各地区应积极整合资源、分工合作，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并进一步形成产业集群，是提高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遵循京津冀都市圈产业错位发展的原则。目前京津冀各地区部分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现象，各地竞相发展同一产业或同一产品势必造成资源浪费并加大内部竞争。因此区域产业发展应注意部门错位、产品错位、功能错位的发展。

产业梯度转移促京津冀一体化 第3篇

合理的产业梯度转移对整个区域内经济结构的整合、优化、升级有着推动和促进作用。

从第一产业来看，首都经济圈范围内，河北是农业大省，其中，廊坊市、衡水市、唐山市的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28、4.69、9.06，在首都经济圈范围内占有优势。由于北京、天津受第一产业资源开发空间狭小、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条件的限制，高耗能、劳动密集型的粮食种植业相比河北，处于劣势地位。从成本收益角度衡量，由于京津地区地价、劳动力成本都高于河北，因此，将第一产业大部分转移到河北是合理的选择。此外，将农业生产大部分集中到河北地区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商品化水平。

从第二产业来看，三省市共同有优势的产业有食品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对于这些有共同优势的产业，京津冀三地应联合协作，擴大产业规模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区域整体竞争力。此外，应根据产业之间的梯度，合理分工。北京应选择最具优势的电子通讯、生物制药等行业进行重点发展；天津在机械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方面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河北在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等方面最有优势。对于有优势但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的行业，应进行产业转移。例如，尽管北京和河北在建材工业上都有优势，但该产业在北京的发展空间就不如河北，应转移到河北，这对两地的产业结构升级都有助益。

从第三产业来看，由于先天资源禀赋和省市经济功能定位不同，京津冀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较大差异，从高到低呈北京—天津—河北的顺序。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第三产业在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GDP中的占比分别为：76.85%，47.75%，35.3%。从巴黎、华盛顿、东京等世界其他首都圈发展经验来看，首都经济圈对其周围城市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会越来越强。通过进一步发展三地间物流和交通条件，将批发、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由京津转移到河北，使京津两地集中更多资源用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同时，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带动河北当地就业。

产业转移与生产要素流动是密切相关的互动关系。劳动力要素方面，劳动力就业结构、素质结构和流动结构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产业的移入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劳动力从劳动报酬率低的农业等产业转向劳动报酬率较高的产业，为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提供支持，进而提高落后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从京津冀三省市的实际情况来看，河北的劳动力数量多，但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京津两市则相反。京津可通过将一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生产基地转移到河北，研发机构留在京津，这样降低京津产业生产成本的同时，解决了河北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

资金要素方面，产业转移为加强资金地区间流动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趋利性提供了客观条件。由于北京的资金密集度已非常高，相对于天津和河北，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较低。因此，只要有具备发展前景的产业转移到津、冀两地，北京的资金会流向津、冀，以获得比北京本地更高的收益。

技术要素方面，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巨大动力。产业梯度转移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产业的技术升级创造了有利经济环境。北京是我国许多技术创新的发源地，科技实力较强，天津和河北可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进行合作，以增强区域间可见转化和产出。从地方财政预算内科学事业费支出这一指标来看，北京市用于提高技术方面的投入最高，天津次之，但也仅仅为北京科技投入的1/5左右，河北省各地级市的科技投入总体而言比京津都相差甚远，省内情况来看，石家庄市、唐山市、沧州市的科学事业费在河北省各市中支出较多，都在1000万元以上，其他城市则不到1000万元。因此，在技术要素方面，北京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天津市以及河北各市应围绕北京，开展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并将已成型的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中。

在河北省围绕京津的区域，有24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连片，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相比，处在同一发展水平，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

京津冀区域制造业产业转移研究 第4篇

产业转移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或过程。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形成了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上的相对差异,构成了产业转移的基础。国外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不同领域对产业转移机制进行了分析,如“雁行模式”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及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等。国内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研究的时间较短。熊必琳等[1]改进了现有产业梯度系数方法,并据此分析了我国产业转移的阶段特征以及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构想。徐谷波等[2]和李慧等[3]利用产业梯度系数研究了长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产业发展取向差异,并据此提出了该区域内部产业分工协调及与周边省市产业承接的相关对策。贺清云等[4]、周五七[5]、贺曲夫等[6]运用产业梯度系数分析得出中部和沿海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行业作为确定中部各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重点行业的重要依据。杨杰[7]、龚晓菊等[8]和詹新宇[9]通过计算产业梯度系数进而确定西部地区承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戴宏伟等[10]、朱洪兴等[11]运用梯度转移理论进行了京津冀地区经济梯度划分,并据此提出产业转移发展的战略。全诗凡[12]以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和产业份额的结构变化来分析京津冀产业分工的现状和演变过程。王建峰等[13]通过考察区域产业承接能力、信息和交通便利性、产业距离、产业梯度系数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分析京津冀产业转移效应与各种因素的动态变化关系。刘安国等[14]从不完全竞争视角出发,以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理论为基础,结合使用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分析识别京津冀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徐永利[15]选用产值比重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对京津冀三次产业梯度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据此提出河北与京津产业“逆梯度”协作的建议。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于指导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实践,加快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步伐,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运用产业梯度系数来分析区域间产业梯度差异已经成为共识,但多数使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利用改进产业梯度系数进行分析研究的较少。其次,产业梯度系数更多地反映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基础和条件,而转移的方向和趋势并不能确定。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的产业梯度系数以及制造业产值份额等指标,对京津冀区域内两市一省30个制造行业的产业梯度差异进行分析和测算,并辅以制造业各行业空间布局变动数据,考察了京津冀区域内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与走向,以期为各区域进一步明确产业定位,加快区域间制造业转移提供参考和借鉴。

2 从产业梯度势差看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基础

产业梯度能够综合反映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分工的阶梯层次差异,是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产业梯度的概念来源于区域经济学中的梯度概念,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在地图上的表示[16]。戴宏伟等[17]最先用区位商(LQ)和比较劳动生产率(CPOR)的乘积来衡量区域产业梯度水平,并称之为产业梯度系数(IGC)。该方法弥补了区位商方法无法准确表示区域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但却未能准确地反映资本与劳动力组合差异所引起的偏差。为了综合考虑劳动力、技术和资本要素的作用,对现有产业梯度系数进行改进,鉴于产业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在实际应用中,用区域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CPOR)反映区域产业技术的相对水平,用比较资本产出率(CCOR)反映区域产业的盈利能力,以区位商、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比较资本产出率三者乘积作为衡量产业梯度大小的取值。如此,改进的产业梯度系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IGC'为改进的产业梯度系数,LQ、CPOR、CCOR的计算如公式(2)~(4)所示。当下列条件中有一不等号成立时,即IGC'i≥IGCj',其中,i,j=1,2,……,N,且i≠j,即表示地区i的某产业具备一定的梯度比较优势,具有向其他区域转移的必要条件。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各指标变化情况,也综合考虑各区域各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北京、天津和河北两市一省2011年30个C门类两位数制造业大类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数和资产总额等指标数据进行研究和探讨。原始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各省市统计(或经济)年鉴。

注:IGC'B、IGC'T、IGC'H分别代表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产业梯度系数

根据产业梯度系数的大小,将京津冀内部制造行业梯度系数划分为3个梯级(如表1):(1)第一梯级为IGC'i≥2,用★表示;(2)第二梯级为1≤IGC'i<2,用▲表示;(3)第三梯级为IGC'i<1,用X表示。其中,第一、第二梯级所在区域为产业发展相对优势地区,梯度值越高,表明产业发展优势越大;第三梯级所在区域为产业发展相对劣势地区,表明目前不具备产业发展优势。

从数据结果可见:(1)大多数制造行业梯度势差较小或不存在梯度势差。在京津冀30个制造行业中,除了农副产品加工、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8个行业处于第一梯级,梯度势差较大、梯度优势比较突出,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13个行业处于第二梯级,具有一定的梯度势差外,其余9个行业梯度分布相对均匀,梯度势差较小,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发展优势。京津冀两市一省地理位置相邻,资源禀赋相当,产业定位相似,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现象等,可能成为导致京津冀大部分制造行业未形成显著的梯度势差、未发生大规模区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2)北京、天津和河北在较少的制造行业上具备作为产业转入地的基础。北京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方面处于较高梯度;天津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处于较高梯度;而河北在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处于较高梯度,具备了作为这几个行业转入地的较好基础。(3)与北京、天津相比,河北在制造业发展方面处于较高梯度,但尚未形成较大优势,很难成为京、津制造行业的首选承接地。从表1可见,在21个具有优势的制造行业中,河北占了15个,但其中10个都处于第二梯级,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但未必成为产业转入地的首选。以上几方面综合起来看,京津冀大部分制造行业转移的基础还不够坚实,转移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大。

3 从制造行业空间布局变动看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趋势与走向

为了全面考察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和走向,从而分析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的实际情况,本节选择2003年和2012年两个截面,以京津冀30个制造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作为原始数据对其内部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4年和2013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以及《河北经济年鉴》。

通过对2003—2012年间京津冀内部各省市制造行业产值变动情况进行观察发现,京津冀内部30个制造行业总产值基本呈增长之势,仅有极少数行业出现下降趋势,而各行业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产值份额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借鉴范剑勇、冯福根等人采用的方法,即运用各区域相应行业增加值占全国该行业增加值比例的变动趋势对区际产业转移状况进行衡量,选择京津冀两市一省30个制造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京津冀区域比重变动趋势作为指标,来分析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趋势与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ij表示j地区的i行业工业总产值,∑j3=1Xij表示京津冀区域i行业的总产值,eij表示i行业总产值占京津冀区域行业总产值的份额。利用该公式对京津冀内部2003年、2012年制造业产值份额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和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

表2和图1大致反映了京津冀内部制造行业转移的趋势与特征:(1)京津两地多数制造行业产值份额下降,转出迹象明显。在京津冀区域30个制造业行业中,北京有24个制造行业产值份额呈下降趋势,仅有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以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6个行业产值比重有所增加;天津除了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还有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8个行业产值比重略有增加之外,其余22个行业产值比重均呈下降之势。(2)河北可能成为京津冀内部多个制造行业的主要转入地。河北的制造行业产值份额变动态势与京、津两地大有不同,除了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还有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行业产值比重略有下降之外,其他行业产值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表2可见,很多制造行业呈现京津份额减少而河北份额增加的情况,如饮料制造业(+6.36)、烟草制造业(+34.95)、纺织业(+24.35)、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1.29)、皮革、毛坯、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6.66)、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25.52)、家具制造业(+24.75)、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33.61)、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26.86)、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34.0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9.64)、化学纤维制造业(+10.38)、橡胶制品业(+21.37)、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7.1)、通用设备制造业(+10.9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8.88)以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21.89)。(3)京津冀内部制造业存在一定的逆梯度转移的趋势。2003—2012年,河北食品制造业(-15.69)、医药制造业(-5.96)、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86)、专用设备制造业(-10.93)、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2.22)等制造行业份额减少,而对应的,北京的医药制造业份额增加了7.52%,专用设备制造业份额增加了2.54%,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份额增加了25.85%;天津食品制造业份额增加了29.3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份额增加了32.95%,专用设备制造业份额增加了8.39%。

当然,仅仅凭借京津冀内部制造业空间布局变动情况并不能全面反映制造业转移的方向和趋势,因此,本文选取2003年、2011年京津冀区域制造行业在全国制造行业中的产值份额指标来反映京津冀区域制造行业转移的大致走向,即哪些行业在内部发生了转移,哪些行业向区域外部进行了转移等。事实上,一个产业产值份额的降低不止与产业转移有关,还受投入不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里仅仅用这个指标反映一个大致趋势。

从2003年到2011年,京津冀区域30个制造行业中,有22个行业在全国制造行业的产值份额呈减少之势(见图2)。结合图1以作如下判断:(1)30个制造行业中,极小部分制造行业在京津冀内部发生转移,如:行业7、13、23由北京、天津转入河北;行业18、22、30由天津转入北京和河北;行业20由北京、河北转入天津;行业25由北京转入天津和河北;行业29由天津、河北转入北京。(2)30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发生了向京津冀区域外的转移,如3、4、5、6、8、9、11、12、14、16、17、21、26、28等14个行业由北京、天津转出,部分转入河北,部分转入其他区域;1、10、19、27等行业由北京转出,部分转入天津、河北,部分转入其他区域;行业24由河北转出,部分转入北京、天津,部分转出;行业2由北京、河北转出,部分转入天津,部分转出;行业15由天津、河北转出,部分转入北京,部分转出;行业18由天津转出,部分转入河北和北京,部分转出。分析这些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其一,虽然河北的制造业增速较快,但产业发展的软硬环境等方面与京津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致使部分京津制造行业流向京津冀区域外。其二,各地均在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部分制造行业出现了由河北、天津流向北京的逆梯度转移现象。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改进后的产业梯度系数和制造行业产值份额指标对京津冀两市一省30个制造行业的梯度势差和空间布局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全面考察了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基础与优势,以及制造行业转移的趋势与走向,主要结论如下:(1)将产业梯度系数按其数值大小划分为3个梯级发现,京津冀区域大多数制造行业梯度势差较小或不存在梯度势差,各区域制造行业发展平平,优势不显著,尤其是河北,虽然在制造业发展方面处于较高梯度,但因发展优势有限,作为转入地的基础还不够坚实。(2)从京津冀各区域制造行业产值份额变动情况来看,京津两地多数制造行业产值份额下降,转出迹象明显,而河北可能成为京津冀内部多个制造行业的主要转入地,并且京津冀内部还出现了制造行业逆梯度转移的现象。(3)从京津冀制造业在全国的产值份额变动情况来看,30个制造行业中仅有极少部分的转移是发生在京津冀内部,而多数行业都是部分在区域内部转移,部分转入区域外的其他地区。

京津冀产业转移 第5篇

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优惠政策

为加快推进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以下称“示范区”）及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的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吸引和鼓励海内外创业领军人才和知名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机构）进入示范区发展，特制定本政策。示范区引进的海内外创业领军人才和生物医药企业在享受《关于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政策措施》（津政发[2006]46号）及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同时，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目标

第一条 制定符合示范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需要的创业创新优惠政策，旨在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聚集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知名企业、科研机构，吸引和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经过5-10年的努力，将示范区建设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优秀人才的聚集区、研发转化的核心区、产业发展的标志区。

第二条 示范区位于滨海新区，土地规划面积不少于10平方公里，投资100亿元建设符合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不少于100万平方米的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场地。

第三条 通过政策的实施，力争5年内实现“2115”发展战略目标，即5年吸引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200名，支持重大生物医药研发转化项目100项，聚集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科研机构）1

100家，带动形成5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规模，使之成为滨海新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区，带动国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二、吸引人才

享受人才鼓励政策的对象是指符合相关标准和条件（附件

一）的领军人才。领军人才应当是能够引领和带动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团队带头人，拥有知识产权清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市场开发前景和产业化前景的生物技术与创新药物项目并带项目、带资金、带团队来津创办企业的创业人才；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运作能力和投融资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经纪人才。

第四条 设立 “领军人才引进专项资金”，每年2亿元，其中市财政1亿元，各功能区配套1亿元，由市人事局牵头制定资金管理细则。对引进海外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产业化前景项目的创业领军人才由专项资金给予300万元经费资助（含200万元项目资助和100万元安家补贴）；由“滨海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设立专项资金对领军人才的入区项目提供500万元风险投资扶持;由各功能区设立专项资金对入区产业化项目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对于国内的创业领军人才可参照执行）

第五条 对示范区引进的海外创业领军人才，连续3年每年在示范区工作半年以上的，可按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帮助解决其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可依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授予其《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生物医药领域技术经纪人进入示范区，对其引进的高水平研发项目和投资在区内实施转化和产业化的，由所在功能区给予奖励，引进项目投资实际到位额1亿元以下（含1亿）的，奖励1%，超过1亿元的，另奖励超出部分的0.5%。

三、机构和项目支持

享受机构和项目支持政策的对象是指示范区引进的国内外知名企业（科研机构）及分支机构、引进海内外创业领军人才入区创办的企业，以及在区内实施研发和转化的项目。

第七条 对示范区内生物医药研发型企业、科研机构从事科研、中试以下所需的进口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技术资料、研究用试剂耗材、生物活性材料等，按国家有关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八条 对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医药企业、科研院所进驻示范区建立研发总部，从事研发与转化，由所在功能区给予500－2000万元的研发或产业化经费补贴。

第九条 由引进的海外创业领军人才在示范区创办的企业，视为境内企业，经认定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优惠，企业所得税留区部分的全部，营业税留区部分的50%，自纳税之日起5年内返还给企业并全部用作企业研发资金。

第十条 市科委每年安排生物医药研发转化专项计划，用于支持新药研发与转化，资金额度不低于每年1亿元。对药物发现和药效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30－5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对临床前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100－2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对Ⅰ期临床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50－1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对Ⅱ

期、Ⅲ期临床试验以及生产性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500万元以上的科研经费资助；对获得国家Ⅰ类新药证书的项目给予500万元产业化资助；获得国家重点科技项目资助的，给予资助经费50%（最高1000万元）的补贴。

第十一条 在示范区内设立国家药品审评办事机构及技术服务机构，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为企业提供药物分析测试、GLP（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CRO（合同研发外包）、CMO（合同加工外包）、信息咨询、数据存储和处理、国际申报等全程服务和支撑，加快新药研发和审批速度。

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高层次技术经纪公司和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进入示范区，经认定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机构在示范区购买生产、研发用地的，根据其投资规模、投资密度和项目质量等因素给予相应的建设扶持。示范区引进的生物医药企业租用厂房3年内给予最高100万元租金补贴。

四、金融支持

第十四条 “滨海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20亿元）优先支持区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对于风险投资机构在示范区内选定投资的生物医药项目，按不低于实际投资额的20%提供跟进投资。

第十五条 在示范区内筹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金”，资金总额不少于50亿元，用于支持示范区内生物医药企业发展。

第十六条 鼓励示范区内生物医药企业上市融资。对示范区

内生物医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或在非上市公众公司交易市场（OTC）中融资并用于新药研发和产业化的，由所在区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五、受理与考评

第十七条 创业领军人才及其项目的受理、评审认定由市科委会同市人事局负责组织“领军人才专家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的创业领军人才可参照执行。

第十八条 对创业领军人才实行认定和考评制度，每年认定两次，对经认定的创业领军人才，每三年进行考核，考核标准按照领军人才创业项目合同书的有关条款执行。

京津冀产业转移 第6篇

一、理论概述

产业转移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将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另外的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经济现象。产业转移可以理解为, 由于外部经济环境、自身资源禀赋等原因, 经过理性选择, 促使资源定向流动和合理优化的过程, 所以伴随这个过程, 劳动力资源、管理资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等也相应发生转移。产业协作是指在合理的地域空间范围内, 将同一产业链条内的企业所拥有的优势资源、相关产品、配套服务等资源上下协调, 密集的聚集在一起, 通过开放性的产业协作, 资源的恰当流动, 保持该地区、该行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

产业协作会吸引其他区域向该地进行产业转移。区域的经济繁荣离不开优势产业的发展, 而产业资源的内外部交流协作所激发出来的创新力和规模相应是支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 产业协作往往是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源。这种近距离的资金、技术、人才、设施的相互协调使得该区域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监管可控性、知识价值溢出等优势, 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持续创新的目的, 这种现象会形成吸引力, 吸引该区域以外的产业向其转移。

产业转移会促进承接地产业协作的发展。当产业转移企业因外部经济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升级等原因需要向其他地区转移时, 转出企业必然会考虑两个方面, 首先是承接地的生产成本因素;其次是产业配套能力。所以, 当产业承接地的产业链条越完整、越符合转移产业的需要, 那么对转移产业的吸引力就越大。同时, 伴随着转移到承接地的产业越多, 那么承接地的基础设施、配套能力等优势会在更大程度上完善和提高, 进一步提高产业承接地的产业协作水平。这样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符合经济规律的运行。

二、河北省对接京津两地转移产业遇到的基本形势

(一) 河北省承接京津转移产业的可能性。

首先, 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差异明显, 理论上存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能性。未来北京市的产业定位主要集中在发展现代服务业, 天津市的产业定位主要是打造先进制造业, 不符合产业规划的产业项目有可能对外转移。这对于京津两市外延的河北省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其次, 河北省在地理区位上优势明显, 河北省环抱京津、人文相近、山水相融, 不存在空间阻碍和文化差异。京津冀三地在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方面也正在进行有效的建设和改进。2015年两会期间, 北京市表示将着力打通一批断头路,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基于铁路、公路、高铁等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 将使得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融合更加紧密。另外, 河北省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在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等方面存在优势产业, 为承接京津转移产业提供良好的产业支持条件。总体来说, 河北省在承接京津转移产业方面具备十分理想的基础环境。

(二) 河北省承接京津转移产业的困境。

2014年全国各省GDP排名中, 河北省GDP总量为29, 421亿元, 位列第六名, 全年GDP增速仅为6.5%, 排名倒数第四。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局势更加复杂多变, 环境压力日益加大, 河北省经济发展遇到了不小的挫折, 这其中自身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也是导致发展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如今在迎接京津冀协同发展, 积极承接京津转移产业的过程中, 河北省将会遇到如下两种困境:一是河北省想引入的产业, 京津未必想转出。根据河北省以往的产业结构来看, 多是钢铁、化工、冶炼等能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仅能源消耗高、产品附加值小, 而且对环境具有高污染、高排放的特点。2014年河北省经济增速放缓, 也多半是由于政府对污染企业的治理形成的结果。河北省需要引入的目标产业应当是能够优化自身产业结构、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 并非传统的一般产业。与此相对应的京津两地, 首先考虑转出的产业也将是这些低端落后的产业。如此看来, 这与河北省的需求初衷将存在明显的不匹配;二是京津能够转出的产业, 河北省未必能顺利承接。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得知, 京津两地的主导产业多处于产业链条的中下阶段, 具体行业如医药、汽车、电子产品、精密机械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河北省主要是产业链条的中上阶段, 具体行业如煤炭、化工、钢铁、零配件加工、皮革等产业。就三产来说, 京津地区的金融、信息、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形成第三产业的主体。而河北省依旧主要从事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初级的传统服务业。这种产业断崖现象很可能限制了河北省的产业支撑、发展的能力。

三、调整河北产业结构, 拓展产业协作的新思路

(一) 积极引入符合河北省产业特点的项目, 不追求“高精尖”。

正如上文分析, 河北省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 这个阶段河北省更应该努力承接那些有助于产业技术升级、延伸产业链条等特征的项目。根据目前河北省产业现状分析, 产业链条中比较适合的项目包括:石化产业中的精细化工、钢铁行业的特种钢材、医药行业中医药中间体、催化剂、精密加工设备、装备制造行业等。

(二) 承接产业转移, 加强行业协作, 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

在京津冀三地协作发展, 产业转移承接的过程中, 笔者认为应当关注产业项目的布局, 也更加专注吸引先进的生产要素, 比如资金、人才、知识技术等, 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与京津地区的优势资源分享这些生产要素, 使之成为河北省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河北省与京津协同发展过程中吸引产业转移发展自身经济是一种途径;另一方面河北省自身以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著称, 但是对京津提供的农产品、基础服务方面还有更大的潜力去开发。以农产品为例, 北京市蔬菜消费份额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山东省, 河北省的蔬菜进京的比重不足30%。对此, 河北省应该积极吸引京津的资金、技术投资支持, 依托河北的第一产优势, 形成有特色、绿色、安全的农业生产、加工基地, 为京津提供基础农业、初加工农产品。

(三) 破除单向引入思维, 谨慎突围去进行产业协作。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 河北不仅仅是单向的承接, 也要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取舍, 把不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产业勇敢地转移出去, 将这部分产业项目引到那些产业梯度稍微低阶的地区。同时, 利用河北自身的比较优势, 向省外进行产业布局, 延长自身产业链, 寻找更多的价值空间。比如, 向上与京津展开合作, 成立研发中心、实验室, 学习先进理念和商业模式;引导过剩产能向省外、国外转移。

四、促进河北省承接转移产业对策建议

(一) 建立综合协调机制, 促进产业协作。

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具体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 但企业的发展、产业的升级改造都离不开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河北省在培育产业协作, 承接京津产业方面, 既要充分尊重市场运行规律, 也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综合管理机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 共同推动涉及产业项目、财税、环保、交通、社保等方面的协调机制的建立。综合考虑三地的产业结构, 比较优势等特点, 有目标、有计划地进行产业布局。同时, 不应分割地看待京津冀三地的角色, 应该把作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三地是在国家统筹安排下的经济发展区域。因此, 三地政府更应积极协作通过建立起来的综合协调机制, 共同向中央政府寻求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财政支持、税收支持等扶持。

(二) 继续推进工业园区建设, 结合自身特点确定区域产业定位, 增加产业协作的可能性。

为了更加合理的实现产业协作、产业聚集, 进一步开拓园区规模和影响力, 聚集更多的同业企业在同一区域内的分工协作。加大园区的深度建设力度, 配套设施更加完善, 以优良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效益来吸引有关产业的入驻。

(三) 通过自身人才培养与京津两地的人才引进相结合的方式, 提升产业竞争能力、产业支撑能力。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根本是人才运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 整合资源创造财富的过程。河北一直面临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尴尬局面, 历来相对于京津两地处于人才、资金、技术的劣势。应该投入更多的经费, 吸引京津两地的优秀人才, 引进新产业模式、新产业思想、新技术, 带动并刺激河北省的经济活力, 进而保证河北省真正成为京津两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前景提供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邢子政, 马云泽.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倾向与协同调整之策[J].现代财经, 2009.2.

[2]高健.京津冀区域经济中河北省产业结构分析[J].经济视角, 2013.11.

京津冀产业转移 第7篇

现今社会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重, 雾霾, 沙尘暴成为经常出现的天气现象, 人们的环保意识随之提高, 许多发达国家通过FDI等方式将本国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外贸外资的利用取得巨大成就, 但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京津冀地区环境恶化尤其明显, 京津两市利用其与河北地区的差距, 把本地区部分第二产业企业转移到河北地区, 一方面完成自身的产业机构升级, 另一方面解决本地区的污染问题。虽然在短期内污染产业的迁入地和迁出地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会受到重大损害。近年来, 京津企业又面临着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 而政府相继颁布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 使京津地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 随着京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加之当地政府对环境污染控制治理的加强, 使得第二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 向外部呈现明显的扩散趋势。因此, 目前迫切需要研究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即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输出污染密集型产业这一事实。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力于推进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同时为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提供借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区域经济学家克鲁默等人依托赫希曼和威廉姆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 同时引入弗农等人首创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 建立了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理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我国许多学者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梯级产业转移的想法。何钟秀、夏禹龙、冯之浚等国内学者明确提出了一种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梯度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 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 然后依据产品周期循环的顺序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 梯度推移主要通过城市系统来进行。李具恒、李国平从自然要素、经济要素、社会因素、人力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制度层面拓展广义梯度理论, 把梯度推移理论从单向度发展为多向度。张可云根据“区域生命周期理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两方面探讨了区域产业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并且推导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二是产业与技术存在着有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扩散与转移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以及《河北统计年鉴》, 分别选取了1990年-2010年每五年的数据以及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各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关数据, 同时又将第二产业划分为工业和建筑业。由于天津与河北2014年年度数据没有公布, 故而缺失该地区2013年的产业梯度系数。

2. 产业梯度转移模型

本文借鉴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建立产业梯度转移模型。戴宏伟认为是由产业集中度和劳动生产率决定产业梯度的高低。熊必琳等人则认为还要考虑资本要素。一方面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另一方面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互相替代关系, 本文采用区位商和集中系数的乘积作为产业梯度系数。

产业梯度系数=区位商X集中系数

其中Q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生产总值, Qi表示i地区总产值, Qj表示j产业全国总产值, Q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Pi表示i地区就业人口数, P表示全国就业人口数。

三、京津冀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及环境影响

a:第二产业产业梯度系数, b:工业产业梯度系数, c:建筑业产业梯度系数, d:第三产业产业梯度系数

1. 结果与分析

对得到的产业梯度系数表分析可知: (1) 从1990年到2013年北京第二产业的竞争优势逐年下滑, 且下滑幅度很大, 其中工业部分竞争优势的下滑幅度明显大于建筑业。虽然对于采掘业, 纺织业以及金属冶炼等需要依附自然资源的行业北京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 但是对比2012年数据可知, 北京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京津冀地区依然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同样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2) 北京在第三产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如果仅从区位商的数值来看, 北京的第三产业在京津冀地区具有相对优势, 且其优势越来越明显,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大。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具有绝对竞争优势。房地产业、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3) 从1990年到2012年天津地区第二产业的竞争优势同样也在逐年下降, 但是与北京相比下降幅度很小, 基本保持在一个很平稳的水平。通过分析数据可知天津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化学燃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同时天津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4) 天津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不过还是明显低于北京, 同时近两年其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但是天津在住宿、餐饮业还是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5) 从1990年到2012年河北地区第二产业的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主要体现在其工业部门的竞争优势, 但是河北建筑业的竞争优势逐年减弱。通过近几年数据可以看出, 河北在纺织业、烟草制造业、印刷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业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6) 从整体来看, 河北的第三产业完全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唯有在金融业与天津相比还有一些竞争优势。

2. 京津冀地区第二产业区域内转移的原因分析

一是京津冀地区之间存在的“成长差”, 或者说是地区产业主体之间的“利益差”。由于在工资、房租、原材料价格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产业主动由北京这个高成本区域向天津、河北这个低成本区域流动以控制成本上升。同时地区间还存在依靠产品和要素流动建立的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产业现有区位的推力和目标市场区位的拉力, 使得北京第二产业向津冀地区转移;二是政策因素。相比于天津、河北, 北京更重要的工作在于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发挥科技创新中心作用, 北京集中了大量的高校和研究机构, 但由于北京发展受资源环境制约, 北京需要将自己的研发成果产业化, 因为只有研发成果和市场相结合、与生产力相联系才能产生经济绩效。而天津是我国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 工业基础雄厚。2012年, 天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3万亿, 其八大优势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90%。天津的产业分工定位介于北京、河北之间, 将以优化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为主。由于政治地位的特殊性, 北京对环境管制尤为苛刻, 一般性制造业方面, 北京市要求退出“聚人多、占地多、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两多三高”产业, 为了支撑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河北成为承接这些产业的首选之地。

3. 产业转移对京津冀地区环境的影响

对比历年数据可以看出, 北京废水排量逐年增加, 其中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4306.34万吨, 但是从人均废水排量来看基本没变。北京二氧化硫及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逐渐减少, 尤其近几年北京将聚人多、占地多、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出去, 导致二氧化硫及二氧化碳的排量减少幅度大增。天津废水排放总量同样是逐渐上升的, 与2011年相比, 2012年天津废水排放总量增加了15666万吨, 同比增长超过了23.33%。天津废水排放总量急剧增加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增加, 但是主要是天津工业发展造成的。天津大气质量同样出现恶化,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以及二氧化硫的含量明显增加, 并且高于历年含量。河北省历来是中国能源消耗大省, 煤炭一直是河北省主要消耗能源, 占河北能源消耗总量的90%左右, 其次是石油消耗, 约占河北省能源消耗总量的8%, 且一直居高不下。虽然自2009年开始, 天然气和一次电力的使用总量持续攀升, 但就能源消耗总量而言, 天然气和一次电力所占的比重依然很低。相对清洁能源偏低的使用量明显无法缓解河北持续恶化的环境污染, 二氧化硫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年增加, 且其排放量显著高于北京和天津。

四、结论

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 属于产业转出地区。在北京调整产业结构, 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势必需要将那些劳动密集型及原料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 集中精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调整过程中, 北京需要制定比原来还要严格的产业减排标准, 推进整个区域优化发展。针对天津、河北这类产业转入区域, 特别是河北地区由于近几年工业化的推进, 那些高增长、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虽然为河北带来了极大的工业产值, 但是同样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河北地区需要努力提高能源利用率, 建立合理减排制度, 大力发展新能源, 同时河北省要加大重污染企业排放监管, 加强钢铁、水泥、电力及玻璃这些污染企业的排污治理, 实现经济转型与环境和谐发展。

京津冀产业转移 第8篇

1 京津冀产业发展环境及政府作用机制

1. 1 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

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之一, 地域相连、文化相近, 同属一个经济区, 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区、工业区、港口区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近年来, 京津目前产业结构偏重资源型和重型化, 并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产业从根本上说与京津资源和环境特点不相适应, 并对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理论和现实中可以发现, 京津的一些产业出现了正加速向河北转移的趋势。

京津冀实施产业转移具有可行性。京津冀三省市有各自的要素优势, 京津拥有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 河北省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 与京津形成良好的互补性。从空间上, 京津冀三省市地域联系紧密, 交通设施齐全网络发达; 其次, 从社会文化上来看, 京津冀三省市文化交流频繁, 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工业企业可以跨区域进行投资; 再次, 从区域发展政策上来看, 京津冀各区域政府正试图打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行政区划差异所造成的彼此之间思想和体制障碍, 主动制定规划并达成共识, 互相开放市场, 构建合理有序的竞争发展环境。

北京提出建设知识型加服务型区域, 金融、保险、旅游、文化等高端服务业, 如今, 北京的服务业已经占到经济的77% ; 天津也已经发展成为上千万人口的城市, 服务型资源得到充分发挥, 服务业在整个经济比重里也逐渐上升, 逾50% ; 10年前的河北, 基本属于资源装置型工业, 随着北京逐渐退出一般的制造业, 其中包括部分的高端制造, 加上天津因为土地资源有限而无法接收的制造业, 河北也已经走向资源深加工的产业结构。

1. 2 政府干预京津冀产业转移的依据

京津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 是北方的经济发展中心, 对整个华北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辐射作用, 但是京津冀区域发展并不平衡, 甚至, 随着京津产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它们与河北的经济差距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京津冀地区由于存在不合理的经济梯度, 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 其他城市不能很好地衔接, 城乡之间二元结构明显, 导致产业带动能力差。

由于地区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 京津在传统第二、三产业方面已经失去优势, 而对于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第二产业及金融业、文化产业等新兴第三产业有比较优势, 而河北省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 ( 多为传统行业) 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目前, 京津冀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链, 如果京津的产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 而新兴产业又没有及时培育发展起来, 那么, 这种产业转移将有可能导致京津经济的衰退, 产业竞争力也将随之下降; 北京作为“龙头”城市, 对环渤海地区有很强的辐射作用, 聚合功能却明显不足, 大量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 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京津两大都市比肩而立, 产业结构非常类似, 经济竞争的动机强烈而开展互补性合作的动机很低; 对河北省而言, 产业转移也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京津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三省市经济差距的缩小, 都需要加快当下的产业转移以使京津特别是北京有更大的空间迎取国际产业的注入, 从而为河北省带来更多经济技术的发展机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政府介入, 政府干预有利于加快产业转移步伐, 维护区域经济安全,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1. 3 政府在京津冀产业转移中的作用方式和表现

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时期, 由于计划体制的惯性影响, 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 再加上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形成的地方利益冲突, 地方政府在推动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上具有一定的差异, 从而在经济市场化中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各级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经常对经济发展进行合适或不合适的干预。

1. 3. 1 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的主要方式

一般包括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两种方式, 前者包括直接投资和行政干预, 后者包括政策诱导和法律规范。

1. 3. 2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中政府作用的主要表现

1弥补市场失灵, 规划引导产业转移方向。2协调地方政府利益、维护区域的经济安全。3政策诱导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4营造产业转移环境, 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证明, 通过政府作用促进产业转移承接, 是实现经济发展、缩短差距的重要工具。

2 政府推进产业转移的建议

作为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和环渤海经济圈中心,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该区域本身开发开放水平和环渤海区域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全局都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政府在产业区域转移中要发挥组织、领导、协调、服务的作用。营造良好的产业区域转移环境, 利用优势地区的空间资源, 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与行业发展规划, 有效指导产业转移承接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 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经济中心必先为市场中心, 增长极的经济增长有赖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必须打破地方行政力量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预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作用, 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促使地方政府行为真正适应市场化进程, 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市场的融合和发展, 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运作环境, 实现产业转移的可持续性。

其次, 转出地与转入地政府之间实现双赢。为了更好地实施区域产业转移战略, 必须加强转出地政府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 全面制定落实京津冀地区产业协调发展规划, 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构建京津冀的区域产业链的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京津冀地区人才、信息、技术的交流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 应注重发挥创新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摘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 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各方的关注, 政府在产业转移中发挥的作用也是越来越重要。本文通过对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政府作用的主要方式和表现的分析, 提出有关政府推进产业转移的建议, 希望这些研究能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从而加快产业转移, 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带动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政府作用

参考文献

[1]叶堂林.“十二五”期间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与整合研究[J].开发研究, 2011 (1) :23-26.

[2]魏后凯.北京工业发展优势、战略定位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研究[R].北京: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委托项目研究报告, 2005.

[3]陈红儿.区际产业转移理论探微[J].贵州社会科学, 2001 (4) .

[4]刘修军.区域产业转移与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D].青岛:青岛大学, 2009.

京津冀产业转移 第9篇

1.承接京津产业对于河北省的机遇分析

1.1地理位置优势对于承接工作的促进性

河北省地理位置靠近京津地区,它们的山水相连、人们生活方式和民间文化相似,河北省在承接京津产业工作过程中不用考虑到地域和人们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河北省自身具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源、能源资源以及自然资源,经济市场中存在着众多的优势产业,例如新能源、电子、煤炭、金属、制药、汽车以及建材等,这样保障了河北省的经济环境能够符合京津产业的承接工作。同时河北省与京津地区的交通也较为发达,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铁路、高铁都在有条不紊的展开对接建设工作。由此可得出结论,河北省在承接京津产业中具备了得天独厚的经济产业优势和地理优势。

1.2京津冀产业的差异,产业结构含有梯度转移的条件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会导致不同地区经济体之间有效产生一定的梯度,从而完成一定的产业空间推移。伴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创新发展,这种推移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样能够进一步缩小各地区经济的差距,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谐发展。京津冀地区要想推动区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严格按照“北京-天津-河北”的顺序推进,不断提高梯度空间的推移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京津地区在传统第二和第三产业上已经失去了优势,北京的制造业正在逐渐向京津冀地区进行转移,与此同时北京正在大力发展高端产业,例如计算机、通讯等。河北省作为京津冀产业结构的一部分,要充分发挥出产业机构的互补作用,利用梯度差异,实现自身产业的优化升级,做好来自于京津产业的转移准备工作。

2.承接京津产业河北省需要面临的主要挑战

2.1京津“空吸”作用的影响

由于北京和天津地区经济较为的发达,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更大,所以就造成了周围地区出现了“空吸现象”。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较大,导致更多的人才和资源都集中经济发达地区,相较于北京和天津,河北省经济相对于落后,所以这样又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进一步的增大。

2.2人才资源过度集中与京津地区

北京地区作为我国的首都,自古以来经济都较为发达,各项资源都比较丰富,能够吸引到众多民间资本的投入,无论在职工福利薪酬上,还是未来发展潜力上都具备一定的优势。 天津地区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在国家政策上能够得到大力的扶持,经济发展迅速。当前,河北省与京津地区的人均收入上存在明显差距,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河北省不具备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实用型、高素质人才,从而严重阻碍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3未能有效建立健全的合作交流机制

由于京津冀地区在经济追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更多的是站在自身角度考虑问题,出于自身的利益去寻找合作机会和方向。虽然,当前京津冀政府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进行合作与协商,在个别产业发展领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总体来说效果并不怎么明显,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有待进一步共同加强。

2.4缺乏专业化的公共管理组织

京津冀地区过于看重自身的利益,未能全面认识到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制定的决策未能从全局角度出发, 往往只能关注到某些区域的发展,推动京津冀地区整体发展的效果偏差。例如河北省为了最大化满足北京市对于高质量水资源的需求,在未能有针对性采取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就让地区水库上游的农民放弃水稻种植,造成此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地区缺乏专业化的公共管理组织,各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分配,从而制约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有效提高河北省承接京津产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实现河北省产业的优化升级,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就必须有效建立起健全的合作协调机制,从全局角度出发考虑未来产业的发展,明确共同的发展目标,加强各区域的管理工作,合理分配各项资源。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改革,产业转移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京津冀地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关键部分,直接关系到全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河北省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工作过程中,虽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同时也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省区域经济。本文将进一步对承接京津产业专业、河北省的机遇与挑战展开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京津,产业转移,河北省,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1]刘琳.全球化条件下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03):23-25.

[2]戴宏伟,马丽慧.借势与造势——京津产业转移与河北产业结构优化[J].经济论坛,2013(05):142-145.

[3]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1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从长三角到泛长三角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05.

京津冀产业转移 第10篇

一、产业对接转移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 要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 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来说, 这同样是一个全局性的指导理念。具体来说,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就要做到:

(一) 坚持创新发展

1.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要关注京津转移企业是否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产业转移后是否有利于秦皇岛当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建议政府建立“人才关怀基金”, 为科技创新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及杰出人才给予适当的奖励, 照顾创新人才的生活, 为其解决后顾之忧。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激发创业主体的活力, 占领创新创业的人才高地。

2. 不断探索产业转移新形式

目前, 在对接京津高科技产业转移上, 秦皇岛开发区正在打造“科学家+企业家”的模式, 并取得初步成效。以后, 应进一步探索产业转移的新模式, 为企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这些可供借鉴的新模式主要有:第一, 在教育产业转移过程中, 逐步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 政府将土地无偿划拨给到秦皇岛落户的学校, 学校以土地入股的形式与运营商进行合作, 由运营商投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的市场化运作能够有效地解决资金难题;第二, 创新疏解方式。目前, 在北戴河新区正在打造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教育产业转移的“滨海大学城”, 建议在疏解方式上, 可以探索将外迁的高校和北戴河的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外迁的大学应充分发挥学校在科研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在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负起北戴河镇建设的责任, 提升北戴河区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 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三, 创新产业对接内容和形式, 精准对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目前, 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性产业, 并且在软件、计算机服务业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已经形成了绝对的龙头地位。对于秦皇岛来说, 可以招商引资, 吸引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进入秦皇岛, 特别是与秦皇岛的特色民俗文化相结合, 打造出具有秦皇岛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二) 坚持协调发展

产业对接转移既要立足秦皇岛, 充分利用秦皇岛的地理区位优势, 又要将其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布局中, 坚持与其他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三) 坚持绿色发展

坚守生态文明的底线, 以生态文明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倒逼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 对于京津一些“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 如煤炭、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等产业, 北京要关停, 秦皇岛坚决拒绝承接;另一方面, 在教育、医疗、科技等产业的对接转移上, 也应该身体力行, 奉行“节能减排、循环发展、低碳生活”的理念, 带动产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目前, 秦皇岛的空气质量虽然在京津冀地区名列前茅, 但每年优良的天气只有70%多, 与其他一些中外文明的旅游城市还有差距, 可以通过治水、治理空气、植树造林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生态空间。

(四) 坚持开放发展

一方面, 要正确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引进来”要将重点放在秦皇岛当地产业的转型升级,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便于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 提升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另一方面, 通过教育、科技、体育、医疗等产业的转移, 着力打造秦皇岛“国际教育、国家交流、国际康养、国际休闲旅游”的品牌。

(五) 坚持共享发展

在产业对接和转移的过程中, 要始终守住民生的底线, 让老百姓共享改革的成果。秦皇岛港是全球最大的煤炭输出港, 天津港实力强劲, 2014年, 在天津自贸区所在地天津东疆保税区, 秦港股份与天津港集团各出资50%, 共同组建成立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实现了津冀港口的强强联合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议进一步在秦皇岛建立东疆保税专营店, 让秦皇岛的老百姓享受政策红利,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 提升产业转移质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端发力, 通过提升供给质量、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经济新的发展动能和增长点。秦皇岛在对接京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也始终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引, 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升产业转移的质量:

(一) 合理布局, 务实操作, 有序促进产业转移对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初, 秦皇岛就结合自身优势提出疏解和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六大平台”, 目前秦皇岛正在根据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原则, 有序重点地建设“三大承接平台”:一是在北戴河区、北戴河新区, 主要承接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旅游等产业转移;二是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承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的转移, 三是在西港滨海新城区主要承接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咨询机构的转移。目前, 河北各地相继出现了负责疏解功能的指挥部、招商引资小组等机构, 但是, 如果在实际操作层面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 缺乏务实操作, 又急于求成, 产业对接依然不能落地。

(二) 产业转移过程中, 不仅要注重量的优势, 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例如, 目前, 秦皇岛对接京津产业转移已经由点到面地全面铺开, 产业领域涉及电子、信息、制造业等, 建议大力推动这些产业的智能化, 突破一些产业的关键技术的瓶颈, 研发出智能化的高水平的产品, 甚至对全国的产业升级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三) 注重产业的转型升级, 提升企业及产品的科技含量

秦皇岛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 2015年旅游收入超过300亿元。建议推动旅游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开发四季旅游产品, 将旅游由海边向高空、高山、深海拓展, 由观光旅游向体验旅游、休闲旅游拓展, 重点发展高端康健产业, 推动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 促进产业政策落地

产业政策要落地, 政府就必须要布局谋篇, 整体规划, 做好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主要包括:第一,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 各级政府正在努力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之后还要努力实现网络、信息一体化;第二, 转变政府职能。以往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形成的, 今后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引导产业发展。例如, 政府可以采取适度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资金的流向, 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较强的特色产业集群;第三, 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和公共政策改革, 消除产业转移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例如, 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 为京津企业落户秦皇岛提供便利条件。此外, 为落户秦皇岛的京津企业提供税收政策上的优惠, 通过各种方法为企业减轻负担, 为企业松绑, 激发企业活力。

参考文献

[1]工业和信息化部.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Z].2016—06—13.

[2]王海潮.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关联性分析——基于CNKI (2012-2014) 的文献研究[J].经济论坛, 201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