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精选8篇）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第1篇

关键词：收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面板数据

停产、限电、淘汰落后产能,这样的事似乎与发展经济不相协调,但近两年却在中国大规模发生,这无疑和“十一五”末节能减排大限有关。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强调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同时决定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但可以看出,各地并没有真正转变经济方式,“拉闸限电”仍是常用的节能减排方式,因此,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不仅必要,还具有深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最著名的莫过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它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G·Grossman和A·Kureger提出[1],该假说试图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当人们越富有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人们越富有,越有能力降低环境恶化程度;经济增长有利于经济结构向低污染型生产转化;经济增长有利于加速降低环境污染强度的技术的进步。

自从环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提出后,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数据类型可分为三类: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以及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它只能说明收入高的国家或地区比贫困地区有更清洁的环境,而不能预测这些国家或地区以后的环境形势,即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静态关系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动态性[2]。对于第二种方法,目前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结论也并不相同,一种认为存在EKC[3],但也有人认为认为EKC并不成立[4],这可能和选用的样本及样本容量有关,因为时间序列数据大都需要平稳性检验,而平稳性检验对小样本尤其敏感。对于面板数据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实际上,跨国研究为了推断出单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环境和收入的关系,就含蓄地假定了所有国家将遵循这种模式。同样,为了推断整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环境恶化状况,跨区域也含蓄得假设了所有地区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而这一假定并不总是成立的。

国内外研究在建模时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用污染指标对GDP或人均GDP建立二次多项式或三次多项式模型,根据模型参数的符号判断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具体形式。这在发达国家或许是可行的,但若研究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关系则存在一定问题。因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本质上是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而人均GDP并不能完全代表人均收入,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由于中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较低,使用人均GDP代表人均收入无疑会高估中国的收入水平,不能准确反映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摒弃人均GDP指标,先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用各省城镇和农村的CPI进行消胀,再将消胀后的城乡人均收入用农业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每个省的人均收入,最后再用环境污染指标与真实的人均收入建模,判断二者关系的具体形式。

二、模型框架与数据说明

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有比较完备的环境数据,如果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检验的效力不太充分,因此本文考虑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的大国性质,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而这一激励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锦标赛竞争。在锦标赛竞争下,地方政府选择了基本相同的发展模式,由此造成了市场分割、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这恰好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提供了基础。

EKC模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二次多项式:

式中,Eit为污染排放量指标,Iit代表人均收入。若β1>0,β2<0,则为“倒U”型曲线;若β1<0,则β2>0为“正”型曲线,通过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得环境质量转折点I=-β1/(2β2)。

EKC模型也可以表示成三次多项式:

若β1>0,且β2<0,则为“倒U”型曲线;若β1<0,β2>0且β3=0,则为“正U”型曲线;若β1<0,且β2=0,环境恶化程度呈直线下降,若β1<0,β2>0且β3<0则呈现“倒N”型;若β1>0,β2<0且β3>0则呈现“正N”型。

人均收入指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并分别用各省份2000年不变价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农业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每个省的人均收入。

污染排放量本文选取了六个指标: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工业烟尘排放量(吨)、工业粉尘排放量(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万吨)。由于部分省份近几年已经没有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如天津),并且固体废物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一定导致环境污染,尤其是掩埋垃圾的处理及回收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5],因此本文没有采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指标。各污染指标的变量名分别为:feiqi(工业废气排放量),so2(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yanchen(工业烟尘排放量),fenchen(工业粉尘排放量),feishui(工业废水排放量),cod(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收入指标的变量名分虽为:I(人均收入),CI(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RI(农村人均纯收入)。

由于污染指标口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所变化,为了保持指标口径的一致性与可比性,除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外,其他变量数据范围为2000—2009年,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数据范围为2003—2009年,所有变量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为了减小数据的变动幅度,对每个变量对数化处理。

三、收入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关系

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属于短面板,即时间范围较短,空间范围较大。对于短面板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如果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与解释变量相关,称之为固定效应模型;如果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称为随机效应模型。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少见,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面板数据包括时间和区域两个层面,可能产生异方差问题,从而使最小二乘法失效,因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现象。

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首先进行三次多项式回归,如果三次多项式回归不显著,再进行二次多项式回归。经过模型试算,当采用三次多项式回归时,模型的共线性严重,出现了F统计量显著但t统计量不显著的情况,因此最后的回归结果均采用了二次多项式回归。另外根据估计结果的DW值判断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如果存在序列相关,在估计方程中加入AR项以消除序列相关现象。分别对六类指标与人均收入作EKC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

(一)水污染与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3)式可计算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收入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位于人均收入3 827.63元,这一估计的经济意义在于:只有当人均收入超过3 827.63元时,工业废水排放量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即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工业废水排放量将减少;但在人均收入低于3 827.63元时,工业废水排放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增加。2009年,除西部地区和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西外,其他省份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均超过3 827.63元,表明一半以上省份都越过EKC曲线左半段,进入右半段。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p值。

2.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4)式可计算出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人均收入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位于人均收入1 012.32元。化学需氧量的转折点大大低于工业废水排放的转折点。包群等利用人均GDP作解释变量也得出了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转折点比工业废水排放量转折点低的结论[6]。

(二)废气污染与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5)式计算该曲线转折点可得到临界值为人均收入12 209.87元。当人均收入低于12 209.87元时,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当人均收入超过12 209.87元的临界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工业废气排放量减少。将2009年人均收入地区分布进行比较,只有上海、北京两大直辖市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这一临界点,其他省份都与这一临界水平有较大差距。

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6)式计算该曲线转折点可得到临界值为人均收入3 197.1元。当人均收入低于3 197.1元时,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当人均收入超过3 197.1元的临界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工业废气排放量减少。

根据人均收入地区分布,2000年有13个省份的人均收入低于临界水平,到2009年仅有四个省份的人均收入(2000年不变价)低于临界水平。就二氧化硫排放量而言,我国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转折点。

3. 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7)式表明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即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27个百分点。

4. 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8)式表明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烟尘排放量下降,即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个百分点。

与二氧化硫相比,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影响更大、更直接,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时,对工作、生活环境要求也随之提高。

四、收入类别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关系

以上分析了人均收入与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关系,但在现实中,每个人均以社会人存在,或为城镇居民,或为农村居民。由于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乡居民在诸多行为方式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按收入类别研究各种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具有非常高的同向变动趋势,如果放到一个模型中进行估计,将会造成严重的共线性,给模型估计和解释带来困难。因此,本文分别用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进行回归,然后比较回归系数和转折点,从而得出二者的差异。估计结果见表(2)和表(3)。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p值。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p值。

(一)水污染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由(9)式可计算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人均收入关系的临界水平为6 568.23元,由(10)式计算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农村人均收入关系的临界水平为2 643.87元。城镇居民的临界水平为农村居民临界水平的2.48倍左右,并不是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能承受水污染,而是因为城镇居民以饮用自来水为主,工业废水对他们的生活用水影响不大;而农村饮用水以井水为主,贫困地区多为手挖井,富裕地区多为机井,即便井深达到200米左右,地下水的质量仍然受到工业废水的影响。2009年,仍有16个省份农村人均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以下,13个省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之下。

2.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按(11)式计算的城镇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3 428.92元,按(12)式计算的农村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828.82元,前者是后者的4.14倍。这两个转折点均低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转折点,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国家限制工业废水排放,但主要限制的还是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与氨氮排放量,例如“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2010年年底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总量要比2005年年底消减10%;“十二五”期间,将在减排指标选择上,适当增加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因子,将主要污染物由两项扩大到四项,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二)废气污染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根据(13)、(14)式可计算两个曲线转折点的临界水平分别为13 766.59元、5 166.75元,前者为后者的2.66倍。

2. 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城镇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5 767.54元,农村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2 230.54元。从人均收入地区分布看,2009年,仍有七个省份(主要是西部省份)的农村人均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下,仅有两个省份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之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于煤炭,根据BP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09》主要国家2008年煤炭占能耗消费结构分别为:美国24.6%,加拿大10%,法国4.6%,德国26%,英国16.7%,俄罗斯14.8%,日本25.4%,韩国27.5%,印度53.4%,中国69.4%,可以预见,继“十一五”、“十二五”把二氧化硫排放量列为总量控制的污染因子后,“十三五”甚至“十四五”、“十五五”都会把二氧化硫排放量列为主要控制因子。

3. 工业粉尘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可知工业粉尘排放量与城镇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随着城镇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即城镇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42个百分点。

由表3可知工业粉尘排放量与农村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随着农村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即农村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03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工业粉尘排放量对城镇人均收入的弹性略高于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弹性。

4. 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可知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城镇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城镇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量将平均下降2.16个百分点。

由表3可知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农村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农村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量将平均下降1.76个百分点。工业烟尘对城镇人均收入的弹性大于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弹性。

综合工业粉尘、工业烟尘对人均收入的弹性可知,由于平均说来城镇居民文化水平更高,城镇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更强,城镇居民的收入更高,政府对城市更重视等原因,导致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高的环境质量偏好。

五、结论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必然成立。

从对六种污染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四种污染物与人均收入间倒U型关系成立,但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倒U型关系不成立。结合国内外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与否与污染物类型、样本数据的选择、估计方法等有关。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仅仅是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或定律。假说是具有实证证据支持的假设,如果一个假说的真实性经过了反复证实,最终获得相关研究者的一致认可与接受,才可视为法则和定律。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且不同污染指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不相同。

2.在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关系曲线中,城镇人均收入临界水平高于农村人均收入临界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高的污染承受能力,或农村居民对环境质量的偏好高于城镇居民,更有可能的是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对环境管制比较严格,“九五”计划提出平均每年5%的节能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削减指标;“十五”规划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十一五”规划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对未如期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和行政问责,因此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较早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环境规制导致环境质量改善时,城镇居民的临界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3.环境质量是政府管制程度的函数,而管制程度则是收入水平的函数。

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后,环境质量是否改善取决于管制程度,而管制程度一方面和国际压力有关,但更多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博弈,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与政府的博弈等。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改变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增加节能减排的内容;另一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为清洁型技术的研发、利用提供支持,增加企业降低污染排放的积极性,变强制性管制为激励性管制。

参考文献

[1]Grossman,G..and Kuerger,A.Economic,Growth and theEnviron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2),353~377(1995).

[2]Arrow K,Bolin B&Costanza R et al.Economic growth,carrying capacity,and the environment[J].Science,1995,15:91-95.

[3]Carson,Richard T.&Yongil Jeone,t al,The Relationshipbetween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Income:U.S.Data[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4),:433-450.

[4]Hannes Egli.Are Cross-Country Studies of the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MisleadingNew Evidencefrom Time Series Data for Germany[R].FEEM WorkingPaper No25,2002.

[5]Stern D.I.2,004.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Kuznets curve[J].World Development,8,1419-1439.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估计 第2篇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估计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涵义 库兹涅茨通过考察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作出了人均收入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倒 U型变化的.假说.该假说的含义是 : 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绝大多数人是小生产者,收入差距很小 ;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资源占有的差距开始扩大,社会再分配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 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再分配机制愈益完善,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是如此 : 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之前,人口总量不大,经济增长速度很低,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有限,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 在现代经济增长最初阶段,主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采用污染型技术,加上人口增长显著加快和过于强调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造资本进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清洁型技术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环境污染又逐渐减轻.需要指出的是 : 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突破生态不可逆的阈值,是出现这种倒 U型变化的基本前提,否则,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

作 者：李周 包晓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100732刊 名：科技导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年，卷(期)：“”(4)分类号：X5关键词：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第3篇

库兹涅茨曲线是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也呈现倒U形曲线。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如图1所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考察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但它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忽视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实际上把经济增长视为外生变量,假设环境状况的恶化不足以阻碍经济活动,不会阻止经济增长,而且环境恶化的不可逆转性也不会影响未来的收入。换言之,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但是,事实是存在着环境的“承载阈值”。由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当污染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也就是超过环境的“承载阈值”时,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受到环境的限制,甚至遭到环境的报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人们的收入反而会下降,具体如图2所示。

图2中,L2是环境承载阈值,L1是环境安全警戒线。当人类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超过环境安全警戒线时,如果政府和民众还不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进行保护的话,环境系统有可能崩溃。那么,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呈AXDC曲线走势,而非AXDEFYB走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承载阈值并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它随着环境污染状况的恶化而不断降低。这意味着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时间随着环境状况的恶化而提前。

西方环境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推算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人均GDP范围大约在5 000-10 000美元。实践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已经纷纷进入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阶段。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同时发展环境技术与推进环境友好经济政策的结果。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目前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一、二阶段。那么,中国是否必然步发达国家后尘,走所谓“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已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措施。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如图2所示,在超过了安全界限的ADEFB轨迹下,至少有一部分类型的环境破坏(如生物多样性损失)将成为不可逆的损害。更何况我国现在的环境退化程度已经远远高出西方国家同等收入水平时的退化程度,甚至我国在人均GDP不足1 000美元时,便接近了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时的环境退化水平。如果简单地沿袭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很可能经济会如图2中所示的AXDC轨迹那样,未及获得经济的更高发展整个生态系统便陷于崩溃。所以,如何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弧度,以一种低于安全警戒线的路径实现经济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生产方式不同,它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都仅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但当前的循环经济仍然只是在技术层次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资源制约日益增强,循环经济必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我国政治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存在私人资本统治国民经济的制度基础,不存在私人资本对利益的追求,也就不存在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但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障碍,使得生态环境也处于没有产权的随意索取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国逐步意识到了环境问题,但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事实上一直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一直被置于边缘地位。虽然我国已经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了国家环境保护机构,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推进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循环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所以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当前任务是进行循环经济技术研究的同时,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的制度体系,使循环经济能在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内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行发展。

三、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1. 缺乏公众的参与。

一方面由于宣传不够和信息不对称,公众不容易获得循环经济信息,加之传统生活方式,造成一般社会成员对发展循环经济认识不足,社会参与意识薄弱;另一方面,目前缺乏大量的群众性环保组织,造成中间环节缺失,单靠政府推动很难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2. 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体制。

发展循环经济在推动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方面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建立不易回收的废旧物资回收处理费用机制等,这些都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激励。但我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回收处理体系和费用机制。

3. 缺乏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

工艺、技术装备落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我国关键技术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科技整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15-20年。在大型燃煤电厂烟气脱硫、城市垃圾资源化、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和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等重要领域的一些关键产品还没有自己的制造技术,我国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技术装备水平也亟待提高。

4. 法律法规体制不健全。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强制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如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制定了综合性或单项的发展循环经济,资源利用的法规。日本2000年颁布《促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法制上确立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行动规则,日本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有基本法、综合性法律,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3个层面。在立法体制上采取基本法统领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这是日本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的最重要保证。我国目前涉及循环经济内容的法律主要有《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从数量上看,这方面法律不少,但这些法律相当一部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定之前制定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标准不统一,可操作性差,因而循环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支持。

四、对策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与参与水平。

大力宣传《循环经济促进法》,着力培养人们节约资源能源,循环利用物质的意识;对企业界要宣传和推进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对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倡导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提高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绿色消费意识与表率作用;搞好循环经济专业人才培训,重视专业人才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

2. 建立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

用法律形式约束政府、企业和国民必须履行循环经济的义务,对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循环型社会会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法律、法规和制度作保障。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借鉴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有关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用法律法规制度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

3. 注重科技创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虚心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开发和建立包括环境工程技术、废品、物资源化技术等新技术,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多产出、低污染、高效益。

4. 建立消费拉动、政府采购、政策激励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

一要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品;二要在政府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推动政府绿色采购;三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以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例如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建议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区域环境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5. 大力扶植生态环保行业,逐步走向产业化。

从发达国家情况看,生态环保行业正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实现赢利。我国应大力发展生态环保行业,将其作为一个极有发展前途的大产业去经营,不断扩大规模。政府应给予设备投入和科研投入等支持。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粗略地揭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形关系。但除倒U形状之外,EKC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还可能出现其他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转折点以及达到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修正的前提下,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探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分析目前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循环经济,思考

参考文献

[1]田海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

[2]王勇.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对策探析[J].中共郑州市委学校学报,2009(1).

[3]田立新.经济增长条件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案的改进[J].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5).

[4]赵云君,文启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在我国的修正[J].经济学家,2004(5).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第4篇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 (1955) 在研究财富分配问题时, 提出著名的“倒U假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 (1991) 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发现SO2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1] Panayotou (1993) 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如果用纵轴表示污染水平, 横轴表示经济增长, 得出一条“倒U型”曲线 。

EKC理论说明: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时, 如图1的A点, 该国或地区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加重, 但当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高度后, 图1的O点, 该国或地区的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相应减少。[2] EKC如图l所示。

二、广西工业发展阶段和环境污染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 广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85～2011年期间, 全区人均GDP从471元增长到25, 326元, 翻了近27倍。产业结构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发生变化:2011年, 三次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7.5:48.4:34.1;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53.3:19.1:27.6, 工业总产值高达4851.37亿元, 占总GDP 的41.4%。根据陈佳贵综合测评法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标准 , 广西的工业化程度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陈佳贵的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环境质量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方面:1985年, 广西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即工业“三废”产生量分别是111, 049万吨、906亿标立方米、793万吨。而到了2011年, “三废”产生量则分别增长到101, 234万吨、29, 853亿标立方米和7, 438万吨。在1985～2011的25年间, 广西工业产值的高速增长同时带来工业污染剧增。广西主要年份工业“三废”排放量如表2所示。

三、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理论。

EKC的一般计量模型为:Y=β0+β1X+β2X2+β3X3+ε。表达式中Y表示环境压力;β为模型参数;X为人均GDP值;ε为误差项系数。β1、β2、β3反映Y与X之间关系曲线的形状。当β1>0, β2<0, β3=0时, 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呈现标准的倒U型。但是许多学者进行EKC实证研究时得出不同的非标准线型;当β1>0 (或者β1<0) , β2 =β3 =0时, EKC呈直线型, Y随X的增加单调递增 (或递减) ;当β1<0, β2>0, β3=0时, EKC呈正U型, Y随X的增加先递减后递增;当β1>0, β2<0, β3>0时, EKC呈正N型, Y随X的增加先递增再递减后递增;当β1<0, β2>0, β3<0时, EKC呈倒N型, Y随X的增加先递减再递增后递减;当β1=β2 =β3=0时, EKC呈水平线, X对Y没影响;当β1、β2、β3都不等于0时, EKC呈三次曲线, 出现的线型是N型或S型。因此, 倒U型EKC曲线只是多种形式中的一种, 不能涵盖所有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

(二) 模型构建。

根据数据选取的可行性原则, 指标分别选取人均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来自广西1986～2012年历年统计年鉴, 由于时间跨度较长, 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广西的具体情况, 借助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多种曲线回归模拟, 结果发现三次回归曲线能够较好的反映广西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3]

(三) 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拟结果。

1.工业废水排放量。

从表3的模型结果来看, 广西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型拟合效果较好, 其中R2=0.572, F=9.348, t检验sig=0.000, 显著性水平较高。进一步由参数b1、b2 、b3 的数值可以得出EKC曲线呈倒N型, 符合上述EKC曲线的第5种特征。拟合图像图2可明显看出广西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确实存在EKC的倒N型特征, 曲线在2008年出现转折点, 此时广西人均GDP达到14, 652元, 此后工业废水排放量下降趋势明显。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关系十分复杂, 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关系有可能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工业废水排放量有可能转为上升趋势。

2.工业废气排放量。

由表4的模型输出结果看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型拟合效果较好, 其中R2=0.960, F=167.322, t检验sig=0.000, 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 不过由参数b1、b2 、b3 的结果得出工业废气的EKC曲线形状不在前面描述的范围内。由图3拟合图形可知,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 而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现递增的现象。

3.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从表5看出工业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型拟合效果比较好, 其中R2=0.990, F=706.824, t检验sig=0.000, 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由参数b1、b2 、b3 都不等于0结果得出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属于三次曲线关系, 可能呈N型或者S型。拟合图像如图4所示, 工业固体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的EKC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 呈单调递增趋势。由参数可以预知未来的走势将会出现转折点, 但是要达到转折点需要具备很高的经济实力。

综观广西EKC图发现, 广西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尽管废水排放指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但总体上处于广西历史高水平。工业废气、固体排放的两大污染指标则仍然呈快速上升趋势, 增幅大。

四、结语

广西工业“三废”和人均GDP的关系曲线说明, 不是每个地区的EKC曲线都符合相关学者所证实的模型。由于各个地区的历史因素、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存在差异, 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广西目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经济增长多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从长远来看, 广西这种“高增长, 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因此只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并且政府要承担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加大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投入, 加大“三废”的治理力度。[4] 此外, 大力推行知识型服务业、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北部湾经济区等重要经济战略的实施, 广西具有发展服务业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 只要进行产业结构适度调整, 服务业将可能成为广西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要：本文通过对广西25年内人均GDP与工业排放污染物“三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发现了三大污染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各异, 其中两大污染物排放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可知, 广西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高增长, 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时期内不轻易发生改变;广西今后的环境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取向。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工业化,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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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凯, 周朝明.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南京为例[J].上海管理科学, 2009, 3

[4].张捷, 张玉媚.广东省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及其决定因素——广东省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迁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 2006, 3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第5篇

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问题的增加, 环境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更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是指一国经济在发展初期, 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 环境污染程度即环境质量会逐渐得到改善, 因其类似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 也被称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 国外大量学者用各国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或者面板数据, 对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研究, 部分研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 and Krueger (1990) , 发现大部分污染物如二氧化硫 (SO2) 、总悬浮颗粒物 (TSP) 等排放随人均收入先增长而后下降的倒U形曲线, 其转折点峰值大约位于6000美元阶段。美国哈佛大学学者Panayotou (1993) 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时, 通过对54个国家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固体悬浮物的人均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加以考察, 发现三种污染物与人均GDP皆呈倒U形关系, 转折拐点约在4500美元。我国一些学者也尝试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检验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张晓 (1999) 使用国家的纵向历史数据发现, 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已呈现出较弱的EKC特性。吴玉萍 (2002) 对北京19851999年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各环境指标与人均GDP的变化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浙江省GDP年均增长13.1%, 从一个国土小省和资源小省变成了经济大省。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和固体废弃物使得浙江省整体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基于此, 本文从浙江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入手, 分析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二、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模型构建

(一) 浙江省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估算

本文选择浙江省19812009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数据做研究, 选用最能代表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三个指标, 数据来源是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各年的数据, 由于反映浙江省环境污染指标有3个, 因此在计算综合污染指数时, 需要考虑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个指标的权重数。关于权重数的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的权重, 即各指标经过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后, 如果指标的属性值相差越大, 表明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越重要, 用标准化方法计算得出浙江省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二) 数据的平稳性和因果关系检验

1.单位根检验

本文模型变量属于时间序列数据,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需将浙江省人均GDP和浙江省综合污染指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检验变量是否平稳。恩格尔-格兰杰基于残差的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下表, 可以看出, 浙江省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均满足一阶平稳条件。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推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因此进一步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检验结果如下表, 可知浙江省经济增长从滞后一期开始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 污染从滞后二期开始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

(三) 浙江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构建

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 国际上通常用采用二次多项式和三次多项式来表示, 本文基于三次多项式构造关于对数形式的联立污染方程, 以及相应的联立产出方程来考察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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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程中第一个方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程, Pt代表在浙江省第t年的综合污染指数;pGDPt代表第t年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t代表影响环境质量的其他变量。第二个方程为产出方程, 即拓展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Kt代表在第t年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Ht代表人力资本存量。

(四) 浙江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变量的选取

1.经济规模增长的规模效应。

格鲁斯曼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随着经济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经济活动副产品污染的增长。鉴于人均GDP的增长是反映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本文用浙江省人均GDP (pGDP) 代表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2.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构效应。

在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中, 工业对环境污染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 而第三产业对污染影响小, 本文用浙江省工业占GDP的比重 (industry) 代表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构效应。

3.科技进步的技术效应。

技术进步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产生重要的作用, 企业不断采用新的生产技术, 单位产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水平会不断下降, 对环境产生有利影响。本文用全社会科技活动投入经费 (kytr) 代表科技进步的技术效应。

4.政府环保政策的消除效应。

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政府将加大环境投资并强化环境监管, 对环境污染起到遏制作用, 将产生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消除效应。本文采用政府的环保投入 (hbtr) 来代表政府环保政策的消除效应。

(五)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联立方程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上表所示, 在联立方程中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程中, 基于人均GDP的三次项估计结果的污染方程总体通过显著性检验, 各项系数的t统计量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人均GDP一次项系数大于零, 二次项系数小于零, 三次项系数大于零, 即浙江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先上升而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N”形曲线, 并非国际经验中的倒U形曲线。同时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起恶化作用, 而技术进步和政府环保政策则起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 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浙江省产出水平的重要因素, 各项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 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起着负的影响。

综合上述回归结果, 得出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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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结论

第一,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N形的特征, 即随着经济 (人均GDP) 的增长, 环境污染不断加重,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不明显地短暂下降, 然后从90年代末开始又迅速上升, 这与国际经验中环境污染随着人均GDP增加呈现先加重后降低的倒U形是不一致的, 这主要是浙江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所致。第二, 浙江省产业结构的结构效应 (工业占GDP比重) 对浙江省环境污染情况呈正相关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省工业化经历了由轻工业化到重工业化的进程和工业结构内部污染排放严重的产业快速增长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尤其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工业化进程使得污染排放迅速增加。第三, 科技进步的技术效应对环境污染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 即科研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这是因为科研投入提高了生产技术, 进而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第四, 政府环保政策的消除效应对环境污染呈负相关的影响, 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省环保投资不足、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强, 环境立法落后, 环境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五, 环境污染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负的影响, 即环境污染的加重最终会影响产出, 减缓经济的增长, 这说明西方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并不是浙江省环境污染治理的最优政策选择。

(二) 对策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高速增长是靠资源大量消耗来实现的, 因而环境质量的下降是必然的。当前浙江省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 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会保持快速增长, 因此浙江省的总体污染情况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呈上升趋势。只有正视这个问题, 树立科学发展观念, 寻找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最佳结合点, 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2.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企业科技水平

着力发展对环境污染较少的高科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浙江省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同时对一些能耗大的行业, 如钢铁、金属冶炼加工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进行整合, 实现规模经济, 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并提高污染处理能力, 使单位产值的生产能耗和污染进一步降低。

3.加大环保投入力度, 完善环境政策组合

政府的政策制定对环境保护有很大的影响, 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排污费收取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排污行为。未来浙江省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应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和加快环境立法, 完善环境保护政策,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

摘要：基于1981—2009年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三废”数据, 通过标准化办法计算反映其总体污染水平的综合污染指数, 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建立由污染和产出并包含若干变量的联立方程模型, 探讨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双向关系。得出结论: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N形, 并非国际经验中的倒U形;造成浙江省环境污染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构效应, 而技术效应和政府环保政策的消除效应起着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浙江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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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玉文, 徐中民, 王勇, 焦文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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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学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批评综述[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9 (5) .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第6篇

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Kuznets)在使用大量的资料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收入分配程度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收入分配的变化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但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从小到大,而当经济进入充分快速发展阶段时,收入分配差距又会逐渐减少,在数轴上两者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形状。后来,Grossman and Krueger(1991)在对美洲32个经济体中52个城市的大气质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一个经济体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也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程度从最初的较轻,开始慢慢加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污染的程度又会逐步减缓。Panayotou(1993)进一步证实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状况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并借用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所得到的倒U型曲线关系,首次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如图1所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多数国家处于脱贫或经济刚开始起飞阶段,支柱产业仍为第一产业,这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三高”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污染排放强度增大,用于治理污染的经费投入有限,能源消耗速度加快,环境质量日益下降。此时由于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资源消耗程度大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即经济发展超越了临界值(Y*)时,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也达到顶点,之后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这是因为此时产业结构发生调整,清洁技术的进步使得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低污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提升,人类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意识加强,开始治理环境。各国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重视改善环境的质量,发展经济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是通过多途径多渠道逐步改善并提高环境质量。即,一旦经济增长位于拐点(Y*)的右侧,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或者说“保护环境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方法是变得富裕起来”。

Selden and Song(1994),Shafik (1994),Grossman and Krueger(1995),McConnell (1997),Suri and Chapman (1998),Andreoni and Levinson(2001)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得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呈倒U形。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解释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众多学者们主要从经济结构、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国际贸易、市场机制和环境政策等多个视角出发,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进行理论探讨,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认识。

1. 经济结构

grossman&Krueger(1991),Panayotou(1993)等从经济结构视角出发解释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这些学者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产生是经济规模效应与经济结构效应两者自然演进,相互作用的结果。作用机制如下:经济增长必然要增加投入,而增加投入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与原材料。即产出增长意味着污染排放的增加,从而导致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是主导染的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大幅度下降,环境状况随之得到改善。

2. 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

发展水平初期,人们很少对环境质量产生需求;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境质量需求收入弹性会逐步增大,人们不仅愿意购买环境友好产品,而且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压力,从而促进当地环境质量的改善。O-Sung(2001)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验证了,只有当经济个体效用中环境舒适度对物质消费的边际替代弹性大于1时,才可能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的环境状况改善阶段。而Manueli(1995)也指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其国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量会急剧上升,这些会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关系。

3. 国际贸易

一些研究者认为国际贸易会扩大一国的经济规模,由此提高污染水平,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国际贸易是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Lopez(1994)等学者从国际贸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出发点来探讨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发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环境规制的差异性,“污染”会通过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这种“生态倾销”使得发达经济体环境状况好转,使之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下降段(拐点的右侧);同时造成发展中经济体环境恶化程度加深,使之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段(拐点的左侧)。

4. 市场机制

与经济增长相同步的是市场机制运转的进一步完善,此时,能源、原材料以及污染物(比如碳排放)都被纳入到市场体系中,而内部成本也逐步取代了原先的外部化成本。自然资源由于发展初期的过度使用而逐渐变得稀缺,其价格上涨也随之上涨,厂商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不断通过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来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同时促进厂商采用低能耗技术来进一步降低成本。Thampapillai et al.(2003)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该结论的合理性。Lanoie and Roy(1998)的研究也发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市场参与者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如商业银行拒绝给高污染企业贷款,公众选择购买绿色企业的产品等,外部对企业施加的压力对维持或改善环境质量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5. 环境政策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这促使政府加大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并通过制定法律政策以立法的形式来强化环境管制,这将产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政策效应。部分学者以此得出结论:库兹涅茨曲线的下降段(即拐点的右侧)主要是政府环保政策的正确实施所引致的,与人均收入增加不相关。Torras and Boyce(1994)研究也发现,发展中经济体较少考虑是否应该采用生态环境友好政策,但在高效民主的经济体中,生态环境友好政策却很容易被采纳和实施。

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质疑

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假说提出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结论呈现多样化趋势。一方面,大量学者对不同经济体、不同时期内的数据进行计量研究,论证了经济与环境之间倒U关系存在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关系并非呈倒U型,而是呈L型、N型、U型等多种类型,进而对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从EKC模型内生缺陷、EKC是否真实存在等多个角度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了质疑。对质疑EKC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有五种观点:(1)认为EKC存在内生缺陷;(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论证缺陷;(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指标问题;(4)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脆弱性;(5)质疑EKC是否真实存在。

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存在内生缺陷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质上是研究经济增长对当地环境质量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单向性的线性关系。但真实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即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DeBruyn(1998)研究发现,EKC模型估计的不准确性,主要是由于其没有考虑到收入水平变化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动态关联效应。另外,经济并不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唯一要素,技术水平、教育程度、公民的环保意识以及政府的环境政策同样影响着环境质量的变化。再次,EKC假说的前提条件是生态系统不存在生态阈值(Ecological Threshold),但事实上,当污染存量超过生态阈值,生态系统由于失去自我恢复能力而崩溃,经济发展只会进一步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EKC会继续沿着实线部分上升,EKC转折点将不会出现,如图2所示。

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真实存在

有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假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真实存在,则意味着无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出现得多高、多晚,环境恶化终将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但实际上,这种存在是短期的、局部的,有时甚至还是一种假象。其原因在于,许多学者使用的实证研究法,大多采用跨国数据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曲线的上升段的数据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而曲线下降段的数据来自发达经济体,这种简单粗糙地把横向的分布特征类推为纵向的变化规律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说服力。并且发达经济体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方式把污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换言之,发达经济体的环境质量的改善是“损人利己”的结果。对此,钟茂初(2005)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长期内针对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EKC仅仅是在短期内针对某些特定的环境影响而存在的。

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在国内的推进及最新进展

我国正处于工业高速发展阶段,相应地,生态环境质量也遭到恶化,这引起国内众多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探索。国内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起始于2002年前后,此后发展迅速。最近几年,对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正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国内文献采用参数模型来研究二氧化碳EKC。

1. 利用参数模型研究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的概述

大多数国内学者采用参数模型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多数学者采用我国20年内的样本数据,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由于采用大部分研究没有进行模型稳定性检验并且研究方法多样,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有所差异且缺乏说服力。林伯强、蒋竺均(2009)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中国二氧化碳EKC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研究方法不同,其结果差异很大。王锋、吴丽华、杨超(2010)研究发现人均GDP为中国碳排放增长率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许广月、宋德勇(2010)对中国碳排放EKC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整体及其东部地区存在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而西部地区不存在此曲线,并估算了EKC转折点。刘华军、闫庆悦(2011)研究发现,碳排放EKC为倒N型,除京沪津三大直辖市外,其余省市自治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均处于上升段。郑长德、刘帅(2011)的研究结果发现,各省市自治区的CO2排放在地区分布上存在一定区域集群效应,即CO2排放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经济越落后CO2排放越低。

2. 利用非参数模型研究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的概述

目前国内学者很少采用非参数方法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符淼(2008)利用非参数方法对我国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三种污染物EKC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废水曲线为两端略微上翘的倒U形曲线,EKC转折点为1.9万元;废气曲线为线性上升曲线,斜率约为1.04;固体废物EKC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上升变平缓趋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线性上升趋势。刘明磊、朱磊、范英(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市自治区CO2边际减排成本(Marginal Abatement Cost,MAC)差异较大,碳排放强度与宏观经济成本、减排难度都呈负相关性;研究同时发现,忽略能源消费结构的制约不仅会低估碳排放绩效水平,还会导致CO2的边际减排成本(MAC)估计不准确。

五、总结

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状况,本文作了上述综述,刻画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该理论研究状况的基本轮廓。总之,虽然学者们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不尽相同,但解释的原因相类似。大多数文献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环保技术的进步和环境政策的改革是推动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而当地的经济增长特点,比如国际贸易、进出口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可能是导致当地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计,随着学术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探讨的深入,经济增长和环境系统的“黑箱”(black box)将会日趋明朗化。

摘要：在综述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存在问题及对该理论质疑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仔细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学者们大多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环保技术的进步和环境政策的改革是推动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而当地的经济增长特点,比如国际贸易、进出口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可能是导致当地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文章最后介绍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我国的研究推进及最新进展。

参考文献

[1]Grossman,G.,and Krueger,A.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Cambridge MA,1991.

[2]Thampapillai,et al.,"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ffect and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C]",Leave from Macquarie University NSW.

[3]Panayotou,T.,"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Working Paper for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Programme,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Geneva,1993.

[4]张学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批评综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5]于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回顾与评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8).

[6]符淼.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拐点和影响因素[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

[7]钟茂初,张学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及研究的批评综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第7篇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 (Kuznetscurve) , 说明人均收入与分配之间的关联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倒U型曲线被证实可用于表述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 如工业生产产值与劳动力之间的比重, 企业发展的运行轨迹, 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等。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等人, 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能对美国本土环境的影响问题, 首次使用42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分析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联关系, 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 (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总悬浮颗粒物等) 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倒U形曲线, 即初期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加剧,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趋缓, 1993年Panayotou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简称EKC) 。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 学者们对其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笔者在综合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长株潭城市群1990年至2010年的城市化水平 (反映经济发展程度) 和环境污染物浓度中三个主要指标 (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总悬浮颗粒物) 的相关数据, 建立关系模型, 深入分析其相互关系, 并提出建议。

二、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及环境状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 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 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 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 结构紧凑。2007年,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9年, 长株潭GDP总量达5509.04亿元, 为2005年的1.74倍, 前四年年均增长14.8%, 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0个百分点。占全省GDP总量由2005年的40.6%上到至42.2%, 四年上升1.6个百分点。2009年长株潭城市群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2396.58亿元, 为2005年的1.97倍, 占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37.1%上升到2009年的49.7%。规模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前四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2.0%, 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2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23.6%上升到2009年的31.1%。2009年, 长株潭城市群实现地方财政收入351.56亿元, 占全省的40.6%, 比2005年提高3.3个百分点;增长24.1%, 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快7.2个百分点;对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54.8%, 拉动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9.5个百分点。

长株潭三市废水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化工、有色、钢铁三大行业, 占三市废水污染总量的73%。而长株潭三市空气中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酸雨污染严重, 属于我国重酸雨区, 也是省内酸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量分别占全省的27.4%、28%、27.2%。废气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火电、建材、化工和有色冶炼行业, 占三市废气污染物总量的88%。

三、计量模型构建与分析

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提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因素, 长株潭城市群实例选取人均GDP这个具体经济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 (侧面反映城市群建设水平) , 选取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总悬浮颗粒物三个具体的环境指标来反映环境质量的程度 (或生态环境的好坏程度) 。

长株潭城市群实例研究采用二次多项式简化模型, 其形式为:

其中Yt表示为t时刻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指标, xt表示为t时刻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水平, 即人均GDP指标, β0表示常数项, β1和β2分别代表xt、xt2的待估参数, εt为随机误差项。

从此模型可以得到, 由于各β组合形式的不同, 对应有不同的曲线, 具体的区别为:当β1>0, β2<0时, EKC曲线呈倒U型;当β1<0, β2>0时, EKC曲线呈U型。另外, EKC曲线的转折点是用上述二次多项式简化模型求一阶导确定, 令一阶导为0, 确定EKC曲线转折点。

根据1990年到2010年 (因部分年份数据无法确定, 从中抽取6至12年数据研究20年的发展趋势) 长株潭城市群人均GDP及环境污染情况具体数据, 并利用上述二次多项式模型拟合求解结果如下:

由三组计量模型的曲线及其趋势可以看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指标与生态环境指标的演变轨迹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都呈倒U型发展。就总的趋势来看, 长株潭城市群已处于经过了某个转折点, 经济增长在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阶段。从曲线具体数据分析可知, 2002年以前, 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恶化呈上升驱势, 这主要是由于此阶段长株潭城市群的工业化发展急剧提速, 社会意识主流形态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导向以生态环境换经济发展, 特别是到了2002年生态环境恶化程度达到了峰值。自2002年以后, 政府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环境, 特别是自2006年以后, 随着高新技术、节能技术以及绿色概念的普及, 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四、关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环境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的建设, 提出以下建议。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根据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规划, 找准各市定位,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 推行清洁生产等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大力发展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 加快产业转型。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加强监管, 实行环境污染问责制度。将环境生态保护作为市场运行机制中重要的一环, 建立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政策体系。同时, 加强生态环境监管, 强化政府职责, 形成生态环境准入制度, 极力倡导绿色导向, 形成社会舆论监督氛围。

摘要：采用长株潭地区城市群1990年到2010年的城市化水平以及环境污染指标数据进行分析, 由三组计量模型的曲线及其趋势可以看出:长株潭地区城市群建设指标与生态环境指标的演变轨迹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均呈倒U型。就总的趋势看, 长株潭地区城市群已处于经济增长在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阶段。为了更好地促进长株潭地区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 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实行环境污染问责制度;强化政府职责, 形成社会舆论监督氛围, 加强生态环境监管。

关键词：长株潭地区,城市群建设,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KRUEGER A.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C]//Geneva:NBER, WorkingPaper, No.3914, 1991

[2]PANAYOTOU T.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Geneva:Working Paper WP238,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93

[3]SELDEN T M, SONG Daq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4, 27 (2) :147-162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 第8篇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工业生产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温室效应的增强,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促进经济增长虽仍然是国家的一切出发点,但这种增长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和保护环境相联系,包括控制温室气体(GHG)排放。在2009年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也承诺了应该负有的相应责任。世界各国都在为减排做出自己的努力,而发展低碳经济,实现自己的减排目标无非成为各国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随着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也在为实现低碳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内国外学者在碳排放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国内学者在碳排放方面所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运用的方法包括进行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分析,基于环境负荷IPAT控制方程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间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回归模拟等。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对环境库兹涅兹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主要研究集中于考察四种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即SO2、CO2、NO2)排放与收入问题以及欧洲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覆盖率与人均GDP的关系。

二、方法与指标选择

1. 理论与方法介绍

在众多的考察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最具有典型性的实证。其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研究表明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倒“U”型曲线。即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污染的程度也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经济发展水平的的提高,环境污染的程度也加大;当经济持续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到达某个稳定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环境的污染程度也会由严重变轻。这种情况将呈现出一种倒“U”型变化趋势,因此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这种先变坏后改善的现象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但是有些专家也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形状不一定就是倒“U”型,在某些情况下,EKC可能是倒“U”型,也可能是“U”型,“N”型,倒“N”或三次曲线。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展开,低碳经济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环境与生态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通过建立EKC曲线来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显得越发有必要。江苏省处于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比较大,也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通过建立EKC曲线来考察该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为该省更好的进行经济建设,保护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2.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为了方便数据的获取,本文选取1995年至2007年江苏省人均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人均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指标,建立EKC模型。其中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C为碳排放量;Ci为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为能源的消耗量;Ei为i种能源的消耗量;Fi为i类能源的碳排放强度,Si为i类能源在总能源所占的比重。这里Fi的取值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R].2003.

数据来源: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碳排放量及人均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公式计算。

三、实证结果分析

当今的研究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主要有四种形式:二次函数型、三次函数型、二次对数型、三次对数型。本文将二次函数型、三次函数型及对数型三种方法进行优化选择,其曲线的拟合图如图1所示:

从检验结果看,三个模型Sigf值都为0.000,均小于0.0001,因此方程都是极显著的,但是从拟合情况的优劣来看,拟合三次方曲线的决定系数Rsq最大,达到0.997,近似等于1,因此最后确立选用三次函数,构建以下模型:

Y=C0+C1X+C2X2+C3X3+ε,其中,Y为人均碳排放量,X为人均生产总值,C1,C2,C3是系数,ε为随机误差。

利用SPSS软件和Excel,对1995年至2007年的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均碳排放量进行Y=C0+C1X+C2X2+C3X3+ε的非线性回归分析,其结果如图2所示:

回归结果如下:Y=1.866-1.927X+1.291X2-0.202X3

从回归结果与上述图形来看,C1<0,C2>0,C3<0,三次函数形式的模拟环境污染程度将呈现“U”型曲线,而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从图2来看,江苏省的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随后继续上升的过程,这一现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95年至97年,在这一阶段江苏省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在96年至97年间江苏省的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降低到最低点。第二阶段为97年至2002年,在这一阶段江苏省的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这种上升的趋势比较平稳。第三阶段为2002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继续上升,并且这种上升趋势随着经济的增长越发明显。由上述分析可知,江苏省的工业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碳排放量EKC曲线尚未达到转折点,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加仍将持续增长,因此,有必要对江苏碳排放控制的投入保持较高的水平。

在第一阶段,即95年至97年间,江苏省的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我国进行经济体制转变,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特别是在1996年我国采取措施淘汰、关闭了一些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小企业使得碳排放量得到一定的缓解。其次1997年我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工业及相关行业受到不同程度上的重创。第二产业是江苏省经济支柱,工业的重创使得能源的需求量减少,能源的消耗量也随着减少进一步促使碳排放量的降低,因而使得该时期江苏省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

在第二阶段,即97年至2002年间,江苏省的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江苏省的经济得到恢复,工业及相关行业亦相继发展,碳排放量逐渐增加,但是由于此阶段为第二产业的复苏阶段,江苏省的工业并没有立即得到迅猛的恢复,因而对于煤炭的需求和消耗量增加的幅度不是很大,碳排放量的变化也并不是十分明显,因此,该阶段呈现出江苏省的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的情形,但是这种上升趋势比较平稳。

在第三阶段,即2002年至2007年间,江苏省的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继续上升并且这种上升趋势随着经济的增长越发明显,这主要是因为2002年后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作为江苏省支柱的第二产业也蓬勃兴起,对煤炭的需求和消耗量逐年增加,促使碳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其次,江苏省政府并未对工业及相关行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采取足够的重视,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碳排放量。

四、政策性建议

从1995年至2007年江苏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看,江苏省仍处于工业发展期,江苏省的碳排放量仍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增加,也就是说江苏省碳排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果必须依靠政府及江苏省所在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

1. 调整能源结构,加快低碳技术的开发

煤类能源对CO2排放贡献率大,它每生产一单位能量所释放出的CO2比石油多29%,比天然气多80%。煤类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只有20%,但其排碳量所占总排碳量的比例却达到了75%左右,是名副其实的排碳大户,合理调整能源结构可以有效的降低CO2的排放量,这也需要技术的支撑。积极发展低碳技术,需要运用知识能力的提高,即要提高创新能力,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大力发展风能、水能、太阳能来替代对煤类能源的替代技术,减少各行业对煤类能源的需求,从而减少各行业的碳排放量。

2. 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会产生较大影响,同等规模或总量的经济,如果技术水平相同而产业结构不同,则会导致碳排放量相差较大。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发展时期,江苏省也不例外,工业、交通运输业、石油化工等第二产业都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这些行业都属于高能耗、高排放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行业成为减少碳排放量的又一大措施,但是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江苏省可以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大力发展能耗较低、污染较少的第三产业,以第三产业带动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并逐步实现第三产业在江苏省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此来取代第二产业的重要位置。

3. 征收碳税

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控制碳排放是政府实行经济调控的又一重要手段。国外一些企业已在上世纪末开始征收碳税,并将征收的碳税用于新能源的开发与使用,对该国家的节能减排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国当前也应逐步开始征收资源税和碳税,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使用税收杠杆限制其碳排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碳税的征收一方面可以鼓励那些低污染、低排放的企业,同时又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起到了限制作用,积极引导其进行合理的能源消费,从经济手段上控制碳排放。

五、结束语

减少碳排放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的排放量,这将是一个引起社会关注的话题。

本文通过建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相关性,其最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在95至97年间江苏省的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而97年至2007年间江苏省的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并且没有迹象表明江苏省的碳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呈现“U”型。鉴于当今江苏省的碳排放趋势,有必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就此现象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可以通过调整能源结构,使用其他能源代替煤碳能源,加快低碳技术的开发;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对企业征收碳税,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本文希望通过上述手段在保持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少碳排放量,为江苏省更好的进行经济建设,保护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江苏省1995年至2007年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1995年至1997年该省的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减少,1997年至2007年间该省的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呈“U”型。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发展时期的国情决定的,为解决该问题,江苏省应该提倡低碳经济的发展,从而为该省更好的进行经济建设,保护环境作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