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缓慢而曲折，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涵。文章在深度对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历史内涵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了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深刻实践，强调了其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品格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实践，并分析了其深远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国化实践 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导推进了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此定义的内涵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同其他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环境、并被新的环境所接受、认同以至发扬光大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同的历史实践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形式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论断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是什么”，而应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进行梳理后，探讨“怎么样”和“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历史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经历有几个鲜明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选择这几个阶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一是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的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具有开拓意义；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肇始于此，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涵、深度和形式各有不同。

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革命或者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旋律。而马克思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就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曾依据唯物史观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正在为中国前途命运上下求索的志士仁人一下看到了希望，所以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引导中国革命事业、甚至引领中国未来的指南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还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普遍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这个“民族形式”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式。“具体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是其他的形式或实践，这是由当时中国那个风雨如晦、战乱纷飞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而中国经济实践只能在革命实践的笼罩下散乱地、碎片式地存在，即使如延安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活动，也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更谈不上市场经济了。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仍然是混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及社会学的中国化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以“计划经济”为手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绩得益于我国有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从整个时期来看，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其发展规律，且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管得太死，统得太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羁绊和限制，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曲折。与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真正开始，倒不如说只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立足中国国情、集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的冲动行为。1956年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正如李铁映同志所言：“长期以来，不从具体实际出发，用一个标准来要求社会主义的实践，采取了一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历史条件的政策措施，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还使已有初步基础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①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时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长足发展，这同时也是中国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首先，我国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期任务；其次，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再次，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指明了中国要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坚持了唯物史观，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深刻地、生动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在曲折发展中创造着新的辉煌。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真正价值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着重要推动作用”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深刻探索和实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能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要，始终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以后，我们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丰富其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深刻、最全面、最生动的中国化。

秉承了与时俱进品格。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马克思曾经指出，他所提出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据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中国计划经济发展的17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要进行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相继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发展。实践证明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依据这一论断和中国国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国上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任务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一重要论断的确立符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在中国的具体化，堪称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创新。

第二，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正确论述，及时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党的工作重心确定为经济建设。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市场经济，严重排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人们固有思维的误区。邓小平突破了这些固有思维，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这些论述如闪电划破夜空，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在经受了“文革”浩劫后，我国本就薄弱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受重创，生产力亟待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历史决策。党的十三大又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并将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阶级斗争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再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把两项重要工作提上日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竭动力。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绝对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这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潮流，试观当今世界各国，哪个不是在努力改革自身陈旧落后的体制，积极融入世界潮流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到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等等，都在改革的大旗下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还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扩大市场资源；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潮流，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新的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后，计划与市场的相互渗透出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且这种互渗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得日益广泛化、深刻化，以至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从西方“凯恩斯革命”以及苏联引进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的改革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邓小平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并最终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为社会体制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并进入高速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颠覆，而是按照其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飞跃，推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邓小平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好在哪里？好在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描绘的能够把人类引向平等、自由和富裕的道路；好在我们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好在它的顶层设计是为了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制度自信的根本，只有建立制度自信，才能保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建立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促使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抒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还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开放朝着多元化、深刻化方向发展，这些经济实践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开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贯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错误认识，找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佳结合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道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即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最终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我们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提出了十大经济政策，使中国沉着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也创造一种国家管理方式、危机处理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等等。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引领了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学术思想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共同培育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面对这一创举，在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不止，则影响不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中国化实践还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李铁映：“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邓小平经济思想体会”，《求是》，1996年第23期，第3～9页。

②裴小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第64～76页。

③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第148页。

责编/石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经济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引起生态问题的原因。它从人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要承认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入手，指导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处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建立正确的消费模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资源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态观；人与自然；经济发展；资源环境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内容

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就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引起生态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但人又是社会存在物，具有高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这集中表现在人具有理性、道德和劳动的能力，表现在人们的沟通与交往，表现在人生产与生活的社会关系中。作为存在物的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具有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容。

1、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道：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人本身与自然的关系，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基础，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钥匙和关键所在。生产劳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然而，人类劳动实践不能随心所欲，要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就是说，生产劳动作为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体现了主体性与客观性、能动性与受动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对物质生产劳动做了生态化的理解，揭示了人类劳动的本质，体现了马克思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思想。

2、人与自然的最终归宿是和谐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孤独的个体与外在的自然的纯物质性关系，也不是基于人的感觉的直观性关系，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为中介的社会性关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中，以一定的社会形式，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进行和实现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在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发展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破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出路。建立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通过整体规划对人的物质生产进行调节和控制，既保证自然生态的平衡，又保证人类的直接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从而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对紧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是：①环境污染严重，对社会发展和人体健康构成危害。②人口众多，资源有限，不合理利用和消费方式加剧了资源短缺程度；③自然环境脆弱，工业化进程加快，治理不足，人与环境矛盾日趋尖锐。

1、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

近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求得一方富裕的情况仍较普遍，环境污染由城市向农村，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由环境承载能力较大地区向环境脆弱地区转移、蔓延的趋势较为明显，经济发展已受到资源与环境等因素的严重制约。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追求环境污染最小化，即人类和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稀）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要求晚婚晚育。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骤然减少了人口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但我国人口的庞大基数和增长惯性，给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给资源和环境造成了空前的压力，也给我们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3、膨胀的物质欲望和资源环境的“病态”，人与环境矛盾日趋尖锐

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享受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牺牲了环境与资源换取得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酸雨蔓延、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正是由于人类在发展中对自然环境采取了不公平不友好的态度和做法导致的。而环境与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正通过上述种种问题对人类进行着报复。这种威胁和危害关系到当今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前途。

三、正确认识、处理环境问题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1、资源、环境与经济复合系统给我们带来的建议

资源、环境与经济复合系统模型认为，自然环境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中同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影响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自然环境中可以用于生活和生产的物质称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处于紧密联系的资源—环境系统之中。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是由资源、环境、经济三个子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而构成的开放的、動态的复杂巨系统。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是将其视为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协调发展有赖于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缓冲能力、经济的生产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协调控制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的相互适应。这种系统的观点所要求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要求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人们必须建立正确的消费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是上策。

2、建立正确的消费模式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只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消费，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十八大明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为根本导向，结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消费模式正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演变，逐步建立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模式。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应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形成健康积极的消费模式，将资源和环境纳入经济发展考核指标，优化资源结构。

3、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终出路

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简介】

李莉（1988—），女，汉族，四川省达州市人，四川传媒学院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与文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劳资关系理论是以分析劳资关系行为主体、环境、规则以及冲突的解决的方式,由于局限于劳资关系的表面,因此有关劳资关系的形成的本质被完全掩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揭示劳资关系的本质,并分析资本主义具体生产组织内各个因素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同时从资本主义技术动态角度看,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趋势造成内生性失业,工资视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增长的现实趋势,造成了积累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失衡。

关键词: 劳资关系;生产组织;工资与利润;失业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劳资关系理论模型的分析局限于现象层面,将劳资关系定位为雇工与雇主共同协商并雇工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向雇主提供劳动,同时遵守雇主要求其实现劳动效益的指令与规则,以换取一定量的货币工资。这是一种劳动与货币的平等的交换,由此,隐藏在平等的交换行为背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被掩盖了,资本主义中的劳资关系所特有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本质规律也被排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观点。第一,雇员的劳动与雇主的资本交换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因此,劳资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及相应生产关系的框架才能理解。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劳资关系不仅现在生产过程中的雇主与雇员的矛盾,而且体现在生产组织内的技术与分工、结构层面以及制度。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劳资关系不仅仅涉及到劳动市场均衡实现的微观的问题,它更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的关联,劳资关系的内在规定的工资与利润将会对经济中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劳资关系内的雇主与员工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一个微观的、局部的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的经济现象。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资关系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关于劳资关系本质理解,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规定性是资本雇佣劳动。这意味着: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却对劳动力具有所用权的自由人。 “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资产阶级得到了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导控制权,而雇佣劳动者处于被动从属地位[1]。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创造出商品,并在生产过程价值不断实现增值的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从而剩余价值就生产出来了,活劳动的被动从属地位就意味着必须不断被资本家改正和调整,以便满足在外部的技术进步与该生产组织内部的分工的动态过程中资本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第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处于主导的、统治的地位,雇佣劳动处于从属的、被统治的地位。在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中洞悉劳资关系的本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与活劳动的结合形式的不断变化,这种历史演进与生产力的发展为劳资关系的本质提供了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是劳资关系的载体

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组织阐述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为一个通过劳动力买卖组成的并通过复杂的分工和协调来从事为交换而协作生产的社会实体,资本主义生产组包括:(1)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形成的,反映了内部的雇佣劳动关系。(2)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建立其基础上的管理活动分工以及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双方冲突与合作的制度安排。因而,劳资关系是生产组织的基本关系,具体的生产组织为分析劳资关系的本质提供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是劳资关系的载体。

第一,技术的进步与生产组织内的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决定因素。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生产组织内的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生产组织内分工越细,劳动越有规则性和机械性,越具有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分工的发展促进机器的进一步发展,此时生产组织内的分工以特殊的比例人数为规则从事工作,并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变成了属于资本家的一个机构的单纯肢体。”[2](1)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生产组织结构,马克思说:“不仅使集体劳动者的质上不同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规定这些器官的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的相对人数或工作小组的相对大小,创立了数学上的固定的比例。”[3] 此生产组织内结构层面决定资本雇佣劳动的过渡阶段。(2)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由于生产组织内的结构的狭隘与市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随着技术进步突破劳动对资本的限制并改变其生产组织内的结构,形成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科层制。该结构与直接劳动过程中工人适应机器的分工和专门化相适。工厂初步形成了以雇主为顶点,以不同的部门负责并有少数技术人员辅助来控制劳动过程的科层组织。该结构是雇主行使权力的载体,此阶段雇佣工人在科层结构中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此生产组织内科层结构决定资本雇佣劳动。第三,资本主义的制度影响劳资关系。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确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实际上,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动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4]。(1)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度的竞争和排他性转化为资本的竞争的外在压力和生产组织内追求剩余价值动力,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执行资本的职能,这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直接结合,而是通过资本雇佣劳动方式结合。(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制度决定了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性,工资的增减取决于利润的增减。雇主对劳动成果有了直接支配权,这就实现了成本与受益的内部化,同时这也是激励雇主行为的基本动因。此生产组织内的分配制度也反映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3)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组织内雇主和雇工对市场和社会的变化进行适应的选择,但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重新建立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新契约,在多数雇主反复选择和决策中最终形成了以劳资集体谈判制度为核心的劳资关系新形式。就产生了产业内的合作,合作式的劳资关系不是利益冲突的消失,把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期间,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 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5]。谈判制度仍然没有改变生产组织内资本雇佣劳动的模式。

三、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影响宏观经济的失衡

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资之间分配为基础。伴随劳资之间分配而产生内生性失业与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的现象。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的进步过程具有特别的社会形式,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一般趋势,意味着技术进步呈现出替代活劳动的特性,大规模失业现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固有的常态。决定失业的变动,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6]。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总额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总额的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和积累形成了对抗性矛盾的关系模式,而这矛盾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在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7]。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可以理解为一个传导机制:收入分配差距—最终消费品需求不足—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全社会普遍生产过剩[8]。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资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决定着宏观经济的失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2.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49-359.

[4]North.D. Structure and ChangeinEconomicHistoryYaleuniversi-

tyPress,1983:2.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9.

[6]Kalecki M 1971 “Selected Essag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9.

[7]杨天宇.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47.

A Research on Marxism Economic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 Theory

HAN Ai-guo,SHEN Dan-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University, Taiyuan 030051, China)

Key words: wage-labor relation;wage-labor capital;product organization; wages and profits; unemployment

(责任编辑/ 吴凤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在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在于扩大需求，在于促进和消费国内市场，由此，商贸流通在促进消费和开发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和交换几个方面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主要从财富的产生和交换进行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商务流通理论进行研究比较，可以为我国建立新型商贸流通理论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两种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以及总结。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比较

1 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

1.1 马克思经济学

毋庸置疑，每一种经济学的产生都存在一定的背景和条件，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密切联系，其代表的是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解决困难。马克思经济学，阐述了资本主义必将面临灭亡的结局，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的相关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提出的发展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会跟随时代的脚步，汲取精华，摒弃糟粕，逐步向好发展，实现自身的完善和提升。马克思经济学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马克思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国贸易走向国际化的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经济学。

1.2 商贸流通理论

1.2.1 商品流通内涵与过程

商品交换起初的形式是以物易物的形式交换，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货币出现在历史舞台，故后期的商品交换就转变成了通过货币作为媒介的交换。商品反复交换形成循环系统，各种不同的循环系统=组合一起就形成一个相对循环的系统，这两个系统结合在一起即为商品流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其实认为流通分为很多种，诸如商品流通、资本流通等。真正的商贸流通其实是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划由购买、售卖两个阶段组成，这两个阶段来共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商品流通的过程上文也有提到，第一階段是购买，第二阶段是售卖。商品流通的起初的形式——商品交换要受时间、地点等限制，发展到后来的商品流通能够打破时空等限制，以货币为媒介，进行所有权的转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能使商品的价值有所实现。

1.2.2 商品流通时间和费用

商品的流通时间指的是两部分的时间：一部分是购买时间（即货币转换成生产资本需要的时间）;另一部分是销售时间（也就是将商品转换成货币的时间）。众所周知，商品的流通时间越短，则资金周转的时间就会变短，从而资金的利用效率也会变高。

关于商品流通的费用马克思经济学划分为纯粹流通费用、生产性流通费用两个部分。

1.2.3 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

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是商贸流通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重点研究的内容，资本流通指的是以商品作为媒介实现货币之间的交换，而商品流通指的是以货币作为媒介实现商品之间的交换。由此也可以看出二者有一定的区别，首先是流通的起始不同，再者媒介也存在不同，另外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目的也不同，商品流通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而资本流通是为了实现货币的价值（交换价值）。另外资本流通中的起点和终点的货币的价值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数量。

1.2.4 商品流通的危机性

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商品流通的危机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流通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一致性。通俗的来讲，之前的以物易物的买卖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商品流通中的买卖却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卖了之后不一定买，买了之后不一定卖，这样就会造成商品流通如果在交换的某个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则会造成交易或者买卖中断，从而造成有一些人东西卖不出去，这是商品流通面对的危机性所在。

2 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

2.1 西方经济学

从时间顺序上来讲，西方经济学的时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的时间更早。所谓的经济学，其实就是很多文献资料综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体系，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也是如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很多的派别，有的派别被重视，有的派别的地位则很低。

西方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的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对于经济表面的一些深刻的见解，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对资产主义的矛盾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进行研究。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微观经济学是对于“理想社会”进行宣扬和推崇，“理想社会”即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产生的;而宏观经济学着重于整体的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的经济进行分析研究，其经济分析的目标是国民收入作为的经济总量。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从总的来看，其实质上宣扬的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理想社会”，认为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私有制下的。另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大重点是国际贸易的问题。

2.2 商贸流通理论

2.2.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

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所研究的除了国内贸易外还有国际贸易，这对于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贸易进行的前提是每个国家都存在有自身独特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发挥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在关于国际贸易这方面的假设相同，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市场是处在完全竞争之下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国内存在优势后，才能以高价格出口国外，从而能够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当进口的商品低于国内时，产品的价格自然会降低，这样的循环过程最终会达到全球的产品价格处于均等的状态。且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也认为商品要素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2.2.2 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

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简单来讲，其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在于对产品（即生产要素）、需求、市场环境等方面。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有一席之地在于企业的产业，而企业的产业发展也依赖于国家的体制机制。

2.2.3 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

新兴的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给西方经济学开拓了新的思路，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方面进行微观模型的构造与思考，并据此形成了规范的体系。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交换、生产等环节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3 两种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

3.1 研究视角的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在对商贸流通进行研究时，是从四个角度（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来研究的。对于商品的流通問题，马克思经济学也将生产和消费包含进流通中，而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是商贸流通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重点研究的内容。而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财富的主要来源和交换等方面，前文对于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还有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已有详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3.2 研究问题的不同

毋庸置疑，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对商贸流通理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视角仍存在差异，这也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商贸流通理论方面研究的问题也会出现差异。西方经济学相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商贸流通理论的研究内容比较狭窄，其分类下的经济学所研究得也比较单一。而马克思研究得比较全面。

3.3 研究范式的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商贸流通理论方面的研究上在研究范式上也存在差别。马克思经济学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在对商贸流通进行深刻、细致的研究中是以相关理论作为基础的，有着更开阔的视野。而西方经济学则是注重商贸流通的实践性，也可以说是应用性，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缺乏相应的理论来支撑。

3.4 对现实的影响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对于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商贸流通时更加注重流通环节，这启示我们要在以后要重视商贸流通业，而且马克思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能够在提升流通效率的同时降低流通的成本，同时在培育大型的流通企业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经济学其实对于所有的经济运行的理论指导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有一些理论和经验能够与现实的实践相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方经济学中的部分观点和经验也值得我国加以参考和借鉴。

4 结语

众所周知，商贸流通在促进消费和开发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和交换几个方面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主要从财富的产生和交换进行研究。本文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商务流通理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比较，解释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深刻内涵、商品流通内涵与过程、商品流通时间和费用、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以及商品流通的危机性，而且解释了西方经济学的含义，简单解释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还有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笔者通过分析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商贸流通理论上存在着四大不同，分别是研究视角的不同、研究问题的不同、研究范式的不同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当代有重要的启示。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商贸流通也正在快速发展，我国亟待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商贸流通体系。通过笔者对于本文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研究的视角和内容等都比较狭窄，而且缺乏深厚的理论支撑，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我国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作为研究重点，同时也需要吸取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优秀之处，从而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爱平，宋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陈军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务流通理论的比较[J].商业经济研究，2016，（08）.

[3]任保平.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1，（02）：1-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影响一直被忽略。我曾试着搜集这方面资料，收获不大，故对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并不看好。

孙大权博士的近著《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一扫学界陈见，以“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为主线，揭示了那一代学人引介和钻研西方经济学的努力工作。孙博士受四川朴实学风熏陶，史学功力深厚，竟被他找到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学社的资料和档案，汇集成书。在此基础上，他有理有据地论证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国内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压倒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在学界、商界以及媒体上拥有更大的影响，他们所传播的西方经济学思想才是当时的主流。

刘大钧是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曾经留美，时任清华教授，后被誉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1923年，刘大钧联合马寅初、戴乐仁、陈达等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发起建立了中国经济学社。

1927年以后，随着留美经济学生陆续归国，中国经济学社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工商界很多企业家、银行家的鼎力资助，研究活动日益丰富。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经济学社每年都举行年会，邀请学、政、工商各界人士参与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学社还主持出版了多份学术刊物，如《经济学季刊》，并统一了自严复以降一直处于混乱境地的经济学名词翻译。

同时，学社很多成员在学术上也取得不错的成就，方显廷、何廉、唐庆增等都有重要论文在国外著名期刊上发表。可惜抗战爆发后，学社活动渐入低谷，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得不转而研究特殊的战时经济。

解放以后，中国经济学社的很多成员更远走他乡，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等都是如此；一部分学者留在国内，但治学方法和方向发生极大改变，如马寅初、吴景超、巫宝三、赵乃抟等，都弃理论而研究思想史。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掌握了话语权力，创造出全新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从而抑制了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

几十年来，研究过程中对这段历史有意无意的忽略，加上图书馆选书藏书时自带的偏见，使得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被掩埋于地下。我们只能从那些流亡海外的学者用外语书写的只言片语中，看出民国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本书则列举了更多有益的线索。

这本书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书后所附的数百位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经济家）的小传合订，记录了他们的简要生平、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这或将成为日后民国经济思想史探究者不得不参考的工具书。翻阅这些小传，很多名人的生死年月甚至都不能确定，国家动乱、史料荒弃的情形可见一斑，只能俟有心人续之补之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以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为主题的。基于这种互动关系,马克思将人本目标不仅看做是一个终极目标,而且落实为一个当下目标,即通过创造二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反对将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无限期悬置,而在现实中违背这一原则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将终极关怀的价值目标落实为现实关怀,在现实中具体探讨实现终极关怀的途径,从而实现一种“全程”关怀。

[关键词]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

刘仁营(1977—),男,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裘白莲(1981—),女,华东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2008年十一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与科学发展观”(项目编号:08ZX14)重要成果。

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进步,但从现实的层面看,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和发展的倒退。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这个阶级”。也就是说,经济效率、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发展之间,可能是一种正向的促进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反向的阻碍关系。这样就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种具体的“阻碍”关系如何转化为一种根本的“促进”关系呢?人们应该通过创造“阻碍”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在最终突然质变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历时态“促进”关系呢?还是应该通过逐步化解“阻碍”关系,而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地“同时、同步”发展?这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对人类的局部关怀与整体关怀、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人们通常认为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种是“改良”说,一种是“革命”说。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绝对化的结论都是不合时宜的。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坚持共时态的矛盾辩证法与历时态的社会进化论,并在现实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具体答案。整体来看,对人的关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它既包括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包括对人的当下关怀;既包括对人的发展状况的直接关怀,又包括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关怀;既是具体的、目前的、局部的关怀,又是全面的、长远的、彻底的关怀。因此,我们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终极关怀,将终极关怀无限期地悬置起来,而在当下做违背人本目标的事情;也不能抛弃对人的终极关怀,只顾[前的短暂利益,安于点滴改良,对人的发展采取盲目的机会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实践中具体探讨化解“阻碍”关系的机制和途径。终极关怀理应是具体的、现实的终极关怀,而不是抽象的、神秘主义的终极关怀。

二、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宗旨

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区别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特征。现实主义的立场使马克思总是从对人的当下关怀出发分析问题,但马克思的[光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当下,为当下而当下,而是将对人的当下关怀看作人的整体解放过程的一个环节,从当下关怀中感受和发现人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并将这种现实趋势和可能性与人的最终解放联系起来,从而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既立足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超越对人的当下关怀,走向对人的终极关怀。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各种文本中,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例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背景下,人的全面的生产能力的训练、世界性的全面的交往关系的形成,以及在全面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全面的知识,这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特征和生存方式,发现了一个由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联合组成的社会到来的可能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必要劳动时间的不断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的事实中发现,单纯地从自由时间这个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来看,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因为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劳动时间越短而自由时间越多,人的自由程度就越大,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步伐就越快;马克思从对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考察中发现,随着劳资之间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的加剧,生产资料越来越从劳动者手中转到资本家手中,越来越从多数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资本占有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占有方式和管理方式便在整个社会化了的生产力中难以发挥作用,于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占有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劳动者重新占有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重建以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还从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制和簿记制度的发展中发现,随着个体生产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的逐渐加强,一种以整体理性为基础、个体理性为动力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萌芽正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自发生成,这种萌芽的发展壮大将为整个人类生产从无政府主义的盲目状态中走出来提供可能,为人对自己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的自觉调节提供现实条件,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自觉地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终极关怀的例证。

然而,在马克思去世后成立的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例如伯恩斯坦那里,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维度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和抛弃,只剩下了对人的当下关怀维度。我们今天重温这段理论史,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伯恩斯坦指出,“何谓最终目的?我认为运动即过程的连续就是一切,反之,预先详细地决定了最终目的,无论怎样的目的,对于运动都是不重要的。在关于运动发展的先见的理论中认为在原则上决定了运动的方向和性质的,正如一般的预先决定了的目的那样,是必然常常陷入空想论的境地,并且到了某一时期,恐怕可能妨害运动的真的理论和实际的进步。”[1](P150)

按照伯恩斯坦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一个逻辑论证上的循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公式是马克思的著作所要论证的结果或结论,但马克思在论证这些结果或结论的过程中,又将这些结果和结论当作论证的前提。因此,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他的理论并没有最终成为一种科学,而是被他所接受的空想论的教义所困惑。马克思从空想论那里继承来的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不可靠的。我们的现实行动不能以空想论指出的最终目的为指导,而应该从无产者的现实利益要求出发。“不管处于任何发展阶段上,不足以满足劳动者当前的利益的理论或主义的宣布,总是应该放弃的。”[1](P159)所以,对人的任何终极关怀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针对伯恩斯坦公然抛弃终极目标的做法,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卢森堡认为最终目的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两样。针对“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她指出,“如果运动不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的本身是算不了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才是一切。”[2](P25)

客观地讲,伯恩斯坦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是要人们从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中走出来,立足人现实,面向人现实,采取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现实的策略。伯恩斯坦反对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问题。就伯恩斯坦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点来看,他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他为了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而完全抛弃对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背离。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二元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立足于对人的当下关怀的,而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蕴含着超越当下而追求进步的终极关怀维度。我们上面提到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从现实关怀到终极关怀的分析思路,伯恩斯坦并没有真正领会其现实意义,他仅仅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被现实证明是不科学的结论。所以,他实质上是抓住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过时的具体结论大做文章,而没有从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层面上来分析问题。

而卢森堡的观点则正好相反,她强调了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方面,这是其合理之处。她坚持马克思的真理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她因为当时革命重点的需要,还没有来得及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不能成为我们批评她的理由。尽管笔者在这里仅仅是将这种说法推到极端,但这决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因为这种只追求抽象的终极关怀,而忽视现实的人道目标的行为,的确在后来的苏联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如果说伯恩斯坦忘记了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那么斯大林的哲学就是忽视了现实目标和当下关怀。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两者之间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

三、对人的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基石

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有理论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应该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历史的目标构成的,而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式的神秘主义的结果。马克思对人的当下关怀,是从人本价值和客观必然性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从现实人道的角度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从对人的当下关怀中寻找人的自由解放的客观依据,而不是将一个抽象目标强加给现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存在三种基本状态作了集中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以大量的现实资料和较长的篇幅来阐述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造成的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过程的被迫性、出卖劳动力过程的表面的自由平等、进入工厂之后的被压迫和剥削以及对他们走出生产过程后的一贫如洗,进行了深刻而具体的揭露;而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则以更多的精力和兴趣来关注俄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解放道路,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对人的发展过程的直接关注的文本依据。立足于人的生产劳动这个存在方式,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深刻之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学空场”的观点,其实是将唯物史观的误解形态——生产力实体论当作了其合理形态,才得出的错误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停留于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现象层面的描述,他还抓住了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存在方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一“命根子”,从关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角度,从生产劳动的发展的角度,关注人的发展趋势。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囿于人本身,他从人与生产劳动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阐释人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依次考察了人的生产关系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几种形式,并考察了生产方式从封建行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几种形式;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把人的占有方式区分为“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三个阶段,并具体考察了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组织方式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具体过程。乍一看,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在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实际上,这正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具有现实性和深刻性的关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不仅是现象层面的直接的关注,而且是本质层面的根本的关注。马克思对人的关注的现实态度和唯物主义立场,使得马克思摆脱了抽象人性论的肤浅,从而与那些批判马克思理论是“人学空场”的抽象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

立足现实,关怀芸芸众生。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60多年里,发生了许多马克思所无法预测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人类在进步,世界在进步,但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根本问题却依然存在: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越了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世界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合理,发达国家的少数世界富豪垄断和占用了世界大部分资源,而有超过14亿的人口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正在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努力。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教育、医疗、住房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人上不起学、医不起病、住不起房;制度和体制改革又直接带来了分配方面的问题,社会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针对这些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原来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指导。但有某些经济学家,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禁锢,仍然坚持和宣扬生产至上论、效率至上论的发展路线。因而,从根源上批评拜物教式的经济价值观,是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十分紧要的事情。

四、终极关怀结合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实现途径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人的当下关怀是通往终极关怀的必由之路;而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统领当下关怀的思想灵魂。如果说对人的当下关怀实现的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量变”,那么对人的终极关怀,即人的彻底的完全自由和解放就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前提条件,量变只有朝向质变的方向发展,并超过“关节线”,才能达到质变。这里所谓的量变的主体实质上是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保证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们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劳动在发展的根本方向上是朝向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因此,这里所讲的为质变准备条件的“量变”,不是任意的量变。一方面要求这种量变在根本方向上不背离根本目标,因为实现根本目标的过程如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它能最终有利于根本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量变必须是“结构内的和谐量变”,因为如果这种量变的单方面发展影响了其他要素的发展,使得其他要素向背离最终目标的方向倒退,那么这不仅无益于最终目标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对最终目标的破坏和背离。因此,质变的实现要求量变朝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必须具体落实为一个个符合人的发展要求的当下关怀。没有这样一些具体的现实的环节和过程,人的彻底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只能沦落为抽象的乌托邦。

如果说对人的终极关怀需要当下关怀来实现,那么当下关怀的具体展开又需要终极关怀这个灵魂来统领。对人类的最终命运的立场不同,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理论和所有行为的方向朝向哪里。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本主义者。现实主义与人本主义在他那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马克思的深沉的人文关怀理念,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P7)他决心学习那些高尚、伟大的人物,“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3](P7)。

马克思创立和践行了自己的辩证的经济哲学,而当代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与时俱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她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价值主旨和精神实质,而且具体探讨了将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结合起来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途径。科学发展观不仅追求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历时态”意义上的统一,而且追求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内在的、“共时态”意义上的统一,从而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科学发展观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科学发展观反对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悬置起来,要求将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具体化、操作化、现实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看作一个实现的“全过程”,并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对人的终极关怀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信念,而是具体的可以身体力行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探讨了实现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相结合的途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统筹兼顾”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人的发展与经济建设、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的发展与核心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其中将“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结合是其最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动的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其当代形态——科学发展观,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当下关怀历史地、辩证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当下关怀来实现终极关怀,通过对人的终极关怀来统领当下关怀,从而将“终极”关怀的思维转化为一种“全程”关怀的思维,才能走出历史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二律背反,走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1]第二国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2]刘佩弦等.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龚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