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分析论文范文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人口；社会发展；受教育状况

一、壮族人口发展的特点

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壮族人口主要聚居在广西以及云南、广东、贵州和海南省。壮族祖祖辈辈生活在祖国南部边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得出一些壮族人口发生的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壮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同全国总人口和汉族人口相比是比较快的，但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相比却比较慢。②壮族人口增长速度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③不同地区居住的壮族人口增长速度差异也较大。④进入8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壮族人口的年均增加量及年均增加速度明显减缓。

二、壮族受教育状况及其变迁

分析这个问题本文选取两大维度去说明壮族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发展变化，它们分别是：①职业，从各行各业的职业分类中把握人群受教育状况的大致分布情况；②年龄，从年龄的分层上去把握壮族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大致分布情况；

首先，职业状况。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把壮族人口的职业形式划分为七大类，并以这七大类的基础之上分别调查出其职业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它们分别是：第一、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专业技术人员；第三、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四、商业、服务人员；第五、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第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第七、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从六普数据可以看出壮族人口从事的主要职业还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这一大类。鉴于此本文分别从壮族人口从事的第一大主要职业的数据中去调查这些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以此来更好的评估壮族社会的发展变迁。

从以下表格当中的数据来看，在从事这一职业的壮族人口中，未受过教育的总人数为26061人，约占这一职业人口总数的3.9%，小学文化的约占40.4%，初中文化的约占49.9%，高中文化的约占5.3%，大学专科文化的约占0.39%，大学本科文化的约占0.5‰。研究生文化的约占十万分之四左右。据此可以得知在这一职业当中的受教育状况是呈现橄榄球型分布，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初中文化。

其次，年龄分布。以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及变迁为代表，壮族人口主要聚居在广西以及云南、广东、贵州和海南省。所以本文分别以广西省为例，利用六普的数据分析一下这一年龄结构中各年龄阶层的受教育状况。

根据六普广西省分性别、受教育程度6岁以上人口的数据人口分布是呈橄榄球形分布，其中小学和初中教育人口分别占了34.8%、42.6%，占据了广西省全省受教育大口数量的大部分。

三、壮族受教育状况变迁与人口发展变迁的对应关系分析

壮族受教育状况的变迁与人口发展变迁可以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得到一些最新的答案，它们当中壮族的总人口数量是基本持平的，受教育状况的人口的分布，本文主要从分年龄组状况进行分析。

分年齡组一般将壮族的受教育人口大致分为以下十二个组别，分别是6-14岁、15-19岁、20-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45-49岁、50-54岁、55-59岁、60-64岁、65岁以上。根据六普的数据分析来看，前四个年龄组别的受教育人口数占的比例都比较大，说明壮族人口当中的适龄受教育人口的基数也占比例比较大，而中间的几个年龄组别的人口受教育状况所占比例就相对之前的四个就少了一些，这也说明由于时代或社会发展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等影响因素导致这些年龄组别的人群受教育状况都不如一些年轻人。总体来说，从年龄别分组来看，壮族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是一个正金字塔形的分布结构。

四、结语

经过了六普的数据分析后，我们可以简单的从壮族人口受教育状况中间接了解壮族人口数量和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也是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壮族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也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重视壮族人口的教育也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同时也要尊重壮族本民族的民族特色，发展其特色产业，为壮族社会的持续性良好发展做出一份新的力量。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成宇飞（1990.5～），河南省，云南大学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职称 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城市治理。

第一作者简介：靳明明 （1993.10～），河南省，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第二作者简介：井奕杰 （1989.8～），河南省，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职称 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经济。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社会阶层流动进入了以市场化为主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职业高级化为主轴、以内涵式流动为特征的常态流动阶段。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良性流动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分层使高等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中产生不公平现象已成为社会现实。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重点是促进教育机会实现的平等,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阶层;阶层流动;高等教育;社会公平

苏叶兰(1963—),女,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技术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与教育管理;(江西南昌330009)詹莎(1989—),女,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江苏南京210094)

200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以职业作为分类基础,依据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份额的不同,把社会成员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和五大社会等级,比较准确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阶层的变革和现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以此为发端,关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成为热门课题,有力地促进了对社会阶层结构这一基本国情、地情的掌握,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社会阶层流动的新特点

近10年来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与此前20年相比,在流动规模、流动动力机制、流动速率、流动路径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阶层流动的总体规模相对缩小。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性流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流动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身份、户籍身份、阶级身份的限制,大量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城市失业、半失业群体自主创业,成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辅之以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海潮。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从改革开放前占总人口的80%迅速下降到占人口比例50%左右,4亿左右人口通过自主择业转变社会阶层,提升了社会阶层地位,堪称世界社会阶层流动的奇观。这是一个非常规的、快速的、向上流动的特殊时期。与之相比,近10年社会流动规模则相对缩小,如果把城市化提高作为参照,合理预计每年阶层流动1000万人左右,1亿左右人口转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

(二)阶层流动的动力机制发生变化。20世纪后20年,社会阶层流动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打破了政治分层、身份分层,使中国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下岗人员自主择业和再就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吸纳了大量转移和新增的就业人员。[2]这20年社会阶层快速流动是伴随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外延性特点。而近10年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主要是市场力量带动的社会职业高级化的趋向,带有内涵性特点。

(三)代内跨越式流动的概率大幅下降。在20世纪后20年,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向上流动几个社会阶层、社会等级的事例比比皆是,从底层跃升至最高层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中国富裕阶层迅速膨胀。近10年由于经济发展进入常规化阶段,代内阶层跨越式流动大幅下降,更多的是逐层上升流动。总的流动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比率较低,下层流入上层的机会减少,社会下层、边缘群众流动获利明显减少。

(四)阶层结构定型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社会阶层基本完备了,只是结构比例有所不同。新的阶层结构基本定型,各阶层的界限开始清晰。各阶层之间流动性减少,代际继承性增强,社会开放度降低;产权、资格证书等排他性增加,白领职业、社会管理职业,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资格从事,进入新兴产业(如房地产业、金融、高技术产业)的门槛大大提高;居住地、子女入学区隔开始出现,各阶层之间居住分化,富人社区、中间阶层社区、贫民社区成片集中出现,学校和住宅紧密相连,子女入学区隔自然形成;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消费分层日益明显;阶层内的联系网络形成,本阶层交往密切,跨阶层交往明显下降。[3]

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进入以市场化为主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职业高级化趋势为主轴、以内涵式流动为特征的常态阶层流动阶段。

二、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良性流动中的促进作用

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密不可分,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在常态阶层流动阶段,要实现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必须突破社会阶层的流动瓶颈,加速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壮大中间阶层比例,这样既可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又可形成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全面和谐。加速中间阶层发育壮大,要促进现有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更主要的是使新增加的就业人员职业的起点就位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而要做到这一点,高等教育就成为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和阶层流动方式。

(一)高等教育能使个体最大限度地拥有综合资源。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三种最基本资本。[4] 作为文化资本最重要来源的教育,就有一种最终为受教育者提供三种资本的能力。高等教育不仅使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而且通过文化资本的运用,谋求到更好职业,获得更高收入;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工作环境更好,拥有更丰富、更优越的学缘、业缘关系,从而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积累重要的社会资本。就我国国情而言,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善,帮助弱势群体进入中间阶层,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向其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高等教育是影响代际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在社会存在经济社会地位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摆脱出身所带来的个人发展方面的局限,显著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不公平。研究表明,在影响代际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后赋因素,并且越是处于社会下层,教育因素越突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极端而典型的例子。良性的社会流动应表现为后致性因素,体现个体的努力与奋斗。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子女要超越父母所处阶层,改变自身命运,最大的可能就是接受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更好的位置。

(三)高等教育是获取更好职业的重要通道。丹尼尔•贝尔早就预言,大学教育是阶级地位的仲裁者。当代职业分化、职业白领化、专业化成为趋势。专业化的职业都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及相应的资格证书,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没有取得相应资历、资格者被排斥在许多职业之外。教育对就业市场进行了分割。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未来职业的发展道路。

(四)高等教育是取得更高收入的重要保证。教育程度的差别,使得各阶层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别。这种现象出现在各个领域和各种类型的国家。人力资本理论为工资差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认为教育的收益在20%～25%之间,而一般资本的收益率在10%左右。有调查显示,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分别为0.025和0.027,而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0.06～0.07,即多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增长6%～7%。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已经成为现实。

(五)高等教育是社会声望的重要来源。在现代社会的阶层划分中,非物质因素、价值观也是重要的参照系。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征,影响社会对人的主观评价。精神气质因素在个体职业生涯、阶层流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精神气质、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特别由是高等教育塑造的。

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和示范效应,刺激和激励着青年特别是家庭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青年勤奋学习,力图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积累知识,提升素质,改变自身命运,寻求美好人生。这也成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动力之源。

三、与阶层流动相关联的教育公平现状

以1999年高校扩招为契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效卓著。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1 885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1 7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水平基本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但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教育公平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社会分层的条件下,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存在的。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的社会制度来探讨教育公平,应把它与社会阶层结构和由此产生的阶层差别结合起来,与国家制度、政策相联系;不能把教育公平理解为人人接受同样的教育,强调教育结果绝对平等。既要看到教育不公平的现实,又要看到其产生的根源,尽量从社会各阶层受教育的权利、机会的角度加以比较分析,才能客观有效地理解教育公平。

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有了很大改进。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赋予了每个人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考制度没有关于社会阶层的歧视性规定,高等教育机会的实质平等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普遍的社会合法性。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加。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0万人迅速扩展到2005年的504万人,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占世界第一位,为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提供了多样化的实现途径,只要有上大学的愿望,基本上都能有学上。与高等教育精英化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教育公平上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和个人选择的存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还有固化的趋势。

(一)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高等教育起点公平主要指的是入学机会均等。尽管在入学机会上,高考采取的各省、市、区从高到低按分数录取原则,并不考虑家庭出身。但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很大差异,占全国40%左右的城市人口占用了70%左右的基础教育财政拨款,东、中、西部的基础教育差异也很大,导致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考生在高考时就面临着先天不足,处于劣势。在录取指标分配上,区域间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所占比例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和中心城市高校在本省、市、区招生数量占了相当大比重。例如,每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招生名额占总名额1/6,南开大学招天津考生1/4,复旦招上海考生40%,浙江大学招浙江考生近70%。越是发达地区,高等升学率就越高,高考录取最低控制线也越低。

现有的社会分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来自较好家庭条件的考生在学习条件、素质养成和特长训练方面拥有先天优势。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家庭条件好的考生倾向于选择优质、重点高校,而家庭条件欠佳和农村地区考生趋于保守,在选择学校类型时,费用低廉、政策优惠(如师范、农林、地质)的高校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与贫困阶层子女因经济原因而难以享有高等教育机会相反,富有阶层考虑的已不是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而是更多地追求教育机会的品味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在争取高等教育机会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5]

从高等学校录取情况,可进一步发现社会分层所引起的入学机会不均现象。2005年1月,“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课题组发布研究结果: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平均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家庭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刚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从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看,该课题组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

(二)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个体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在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均等时仍起着很大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校园学习、生活中,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续到大学教育阶段。

我国是实行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国度。我国高等教育运作经费中财政只占20%左右,而学生承担了50%左右,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4倍,已严重超过教育部按高校日常运行成本25%提取的学费计算标准。大学本科四年学费相当于城镇家庭4.2年、普通农民家庭13.6年的纯收入。高额的学费之后,是更高的生活开支,如果到发达地区就读,负担更高。贫困家庭学生不得不勤工俭学,课余打工,这必将影响他的学业。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则有足够时间、精力来丰富自己的学习、生活。

校园生活方面,贫困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在学习上,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培育。进校后还要忙于筹集生活费用,进而影响到他们在综合能力、素质方面的锻炼。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更多担任学生干部,在群团拓展、人际交往、自身能力培养方面获得了更多机会。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不只是在获取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使人获得本领的机会均等。但先赋的阶层地位再次扩大了入学机会上既有的不公平状态。

(三)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公平。阶层地位较低的学生在融入社会、就业机会上的劣势,与他们在报考志愿时出于经济考虑、稳妥考虑而就读学校质量不高、专业一般不无关系。起点不公平影响到过程不公平,进而是学业成就、结果的不公平。单凭一纸文凭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用人单位关注点已转移到重点大学文凭,转移到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组织管理能力,甚至是家庭背景上面。低阶层家庭学生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学期间缺乏锻炼,再加上在“人情关系社会”找工作,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择业时处于劣势。个体把教育转换为随后的收入能力、发展潜力,受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很大。学生学业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们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异。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打破封闭的社会代际传承方面,还是难以彻底摆脱来自社会阶层地位的制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的实质是高等教育机会实现过程中的不公平。究其原因,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外部原因;也有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校发展不够,教育政策失衡,高校管理效率不佳等内部原因;还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因而,高等教育不公平具有综合性、客观性和社会性特征。

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危害是相当严重和深远的。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不同的人,人生起点高低不同,由此影响人的就业,进而影响人的一生。更深层的影响则是:教育不公平复制着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阻塞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固化社会结构,这必然会引发社会下层的不公平感和被掠夺感,激发社会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形成努力向上、拼搏奋斗、勇于成就的社会精神,不利于尽快完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增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展和体现。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对创建和谐社会具有先导性作用。

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是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得到与自己智力水平相当的合理开发,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人的潜能,使他们进入社会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定位,逐渐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明确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思路和责任。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放在与高等教育发展同样重要的地位。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必须打破人人接受同样教育的迷思,遵循抑制先赋教育原则、适度竞争原则、促进效率原则。我国应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重点从教育机会均等转变到教育机会实现平等上来;把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从人人能上学转变到确保人人能上学和上好学并重上来。政府要增强责任意识,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制订切实可行的改进目标和政策。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改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重大社会责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计划,并加以落实、考核。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要树立教育必须公平的理念,在教育的全过程体现公平的要求。

(二)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要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这是教育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要均衡发展以义务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实行以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模式,改善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财政转移支付要把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作为重点之一,为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奠定基础。中央财政要对高等教育实行倾斜性的地区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中、西部扶持建设一批优质高校,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要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政府资源用于各类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建设,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

(三)完善高等学校招生机制。我国应改革现行的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机制。主要由中央财政出资的高等学校,应大致按各省、市、区考生比例划分录取指标。东部高校在录取指标上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学生录取比例。省、市、区一级政府应注重城乡考生录取比例的平衡,制订农村考生录取最低控制指标,并据此制订相应录取分数线。

(四)规范高等学校的管理机制。我国要逐步减少部属高校的数量,实现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改革高等学校的考核指标体系,有效抑制学校盲目扩张的冲动,对高校超出自身能力,盲目建设新校区、升格、增设院系要有约束机制,把考核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学生就业率等内涵发展指标上;建立高校收费审批制度,从严审查高校设立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对不执行政策规定的要从严查处,高校收费标准的调整不得高于当地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水平;实行高校分类评估制度;要根据综合性高校、专业性高校、职业技术学校、民办学校等不同类别,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和办法,增强教育评估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为社会提供公开、准确的信息,引导社会公众正确选择就读学校。

(五)建立弱势群体的资助体系。在高等院校实行“高收费、高资助”的政策,根据学生家庭收入状况,结合就读学校收费标准,对贫困生予以相应比例的学费减免,同时扩大免收学费的学校和专业数量,不让一个贫困学生因贫不能上学。疏通社会勤工俭学的渠道,对特困生,由政府和大学提供适应学生特点的勤工俭学岗位。对大学毕业一年后仍未能找到工作岗位的贫困学生,由政府资助购买岗位以实现就业。

(六)健全终身教育的机制。除了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传统高等学校外,我国要充分利用电子、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发展“开放学院”,加大网络远程教育投资,实现高等教育电子化、信息化;通过高等教育信息化来摆脱高等教育的空间地域限制,使没有条件进入高等学校脱产学习的社会弱势群体,能通过影视、音像、电脑、报纸等现代传媒接受高等教育;提倡社会成员终身学习,打破高等教育的年龄限制,实行高等教育终身化,使社会成员不断更新知识技能,在学习化、知识化社会中不会因知识断层而面临生存环境恶化,社会地位下滑,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社会的学习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游龙坡,徐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若干特征[J].东南学术,2007,(6).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王英杰,刘慧珍.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叶萍】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解放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迅速，过多的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率先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人口控制思想，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当前，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口控制 思想 意义 周恩来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增长一直比较快。庞大的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突出问题之一，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周恩来的贡献最大。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率先提出一系列的人口控制思想，坚决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遏制住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当前，我国的人口增长状况进入历史新阶段，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必须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

建国初期，我国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实际上却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如当时就限制避孕，并对因多子女造成的家庭困难给予生活补贴。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和国家逐渐意识到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特别是周恩来，在实践中更是直接感觉到实行计划生育的紧迫性。

首先，这是缓解生存压力、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早在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感觉到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不大。”［1］“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2］直到现在，我国每年还要进口大量粮食。除了粮食，还有就业。新中国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但是妥善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是一个繁重的任务。由于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我国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每年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并不多。因此他一再提醒：“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短期内还不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3］虽然我国还有大量未开发土地，但是向那里大量移民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其中多数生存环境是比较差的，不适合大规模开发。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才能缓解生存压力，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其次，这是保护妇女儿童，实现中华民族健康繁荣的需要。妇女占人口半数，要充分发挥人的生产者作用，必须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解放后，广大妇女获得了解放，但是由于孩子多，广大妇女仍主要忙于家庭事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妇女是社会产品的纯消费者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的不合理状况，难以发挥生产者作用，更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而影响男女平等的切实实现。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才能彻底解放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同时，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教育孩子，国家可以创造更多的条件培养下一代，从而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掀起新科技革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越来越取决于科技发展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显然，实行计划生育不仅是少生孩子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1956年八大上，周恩来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4］

再次，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既要求物质资料生产有计划发展，又要求人口有计划增长，“如果对计划生育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5］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条件改善，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据统计，从1950-1957年，全国人口便从54167万增加到64653万，年均增加1311万，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也大大超过同期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迅速增加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后，人口发展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周恩来对此表示极大的担忧，特别在1970年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们连人口增加都解决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6］周恩来的倡导下，60年代中期，我国在城市和部分农村推行计划生育。1970后，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中，大大缓解了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的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人类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率先提出系统的人口理论，特别是他认为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只有战争和瘟疫才能解决人口问题。正因为如此，人口控制理论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人多好办事，人口迅速增加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人口增长规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许多人虽然看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对其本质缺乏理解。

周恩来在实践中认为，我们不能全盘否定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一定客观性”，“人口增加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马尔萨斯说了，我们就否定人口增殖力相当大”。［7］当然，他也提出：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计划生育标志着几千年来把生育行为仅看成个人私事的旧观念，变为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社会主义新观念，是人类生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1965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8］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我们的人口控制与资本主义的人口控制之间的本质区别，为推行计划生育扫清了思想障碍。

正当我国开始大力提倡计划生育时，反“右”开始了。社会上一些人把人口控制理论当作右派进攻的口辞加以批判。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后，社会上一度掀起批判新人口论的思潮，有人甚至威胁要把马寅初划为右派，严重干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开展。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了马寅初。“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9］并一再指出马寅初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之间有原则区别：“人口多确实是个问题，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10］由于周恩来的努力，马寅初没被划成右派，并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免受冲击；计划生育也得以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大力推行，为我国后来成功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三、实行计划生育必须采取多种手段

中国人口众多，增长迅速，而实行计划生育又面临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和现实利益的再分配，困难可想而知。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根据国情和政策，巧妙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手段，保障了计划生育的落实。

首先，开展计划生意宣传，提倡晚婚和节育。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深刻的思想革命。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关键在于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周恩来号召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动员，而且本人在党和政府会议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遗余力地宣传计划生育，特别是对青年人。1962年春，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会上说：“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8周岁的男女不管结婚未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11］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晚婚和节育。所谓晚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后结婚；所谓节育，指一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孩子。同时大力宣传节育知识。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先搞试点，主要是抓城市，农村要结合医生下乡，有重点有步骤地搞；争取20-30年使人口增长率降到0.1%，避免过急和强迫命令。通过宣传教育，群众逐渐理解国家的政策和困难，就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自觉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从而为推行计划生育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从1970年后，我国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主要还是靠宣传工作”。［12］

其次，健全各项相关制度。计划生育既然是国家计划问题，就需要硬性的制度规范，实现“又要自愿又要有所约束”。［13］当时，受平均主义影响，我国在农村分配口粮、城市分配住房时，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并对因子女多而造成的家庭困难给予补助，客观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为避免因平均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提出“今后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14］计划生育涉及医疗服务，在当时成本较高，普通群众难以承受。为减轻人民负担，在1965年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出最好避孕器械、药品不收费。当时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他提出大幅度降低价格，其差额由财政补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1970年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他提出避孕药品免费供应，节育手术也免费。［15］计划生育，特别是节育手术，要占用劳动时间。他提出：职工手术后休假按公假处理，工资照发，在农村给予适当的工分补贴。各项制度的健全大大规范了人们的生育行为，激发了群众的节育积极性。

再次，完善节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安全有效的节育技术直接关系到广大节育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关系到节育者对计划生育的支持。节制生育的办法有人工流产、避孕、绝育，周恩来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避孕。在周恩来倡导下，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加强了避孕技术研究。到“文革“前夕，各项避孕技术都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应当指出，当时手术带来的痛苦还比较严重，还影响群众积极性。1965年8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出：最好是口服药，省事。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推广避孕要考虑农村的特点。1970年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他提出：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6］在研制避孕药的同时，他也提出“最彻底的就是绝育”。关于绝育，他在1963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男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提倡男的结扎输精管。据日本朋友讲，男的结扎输精管没有后遗症，最好由男的动手术。”［17］与此同时，他号召计生医疗人员上门服务，方便群众。计划生育技术的广泛推广满足了广大群众的节育要求，为计划生育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四、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周恩来倡导下，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其人口控制思想也深深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国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实现了人口增长类型转变，进入世界人口低增长国家行列，大大缓解了因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们面临的人口形势仍很严峻。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最佳人口规模为6亿人左右。实际上，大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13亿，远远超过最佳人口规模。而且，当前我国人口增长率虽然较低，但是由于基数庞大，就是以目前的速度，每年仍将增长800-1000万，绝对增长量并不小。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结婚年龄，我国将再进入一个生育高峰期，经济社会发展将再次面临较大压力。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大增，但是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仍很大，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也许有人担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会影响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世界发展证明，一个国家长期依赖劳动力低成本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必须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只有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我们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没有过时。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在受到挑战，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面临着反弹风险，特别是一些名人富人超生问题正在引起全社会的注意。据社会普遍反映，目前发达地区及富裕阶层，两胎及多胎现象早已为人所知。按照有关规定，超生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可是那点抚养费对名人富人算不上什么，无法有效遏制他们的超生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名人富人虽只占少数，但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而且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上具有极大影响力，容易对普通民众产生示范效应。长期这样，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必将严重，并形成局部一些不和谐因素。党和国家仍应该仔细研究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并结合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国策国法的严肃性。○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231.

［2］周恩来经济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298.

［3］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231.

［4］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348.

［5］闻岩.周恩来大事本末［M］.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1998.444.

［6］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7］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349.

［8］许涤新.纪念毛泽东90诞辰为做好人口工作而努力［J］.人口研究.1984.(1).

［9］朱正直.马寅初传［M］.北京出版社:北京,1986.207.

［10］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 .349.

［11］翟振武.错批一个与误增三亿质疑［J］.纵横.2000.（7）.

［12］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3］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445.

［14］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445.

［15］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6］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7］彭珮云.党和国家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论述［M］.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1997.17-18.

责任编辑 梅 宏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有关收养问题研究的文献的整理,从收继问题,国内外收养的类型、目的和原则进行梳理,最后从研究方向、学科差别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比较总结,认为国内关注的领域可以拓展到少数民族的收养研究。

关键词:收继收养制度宗族

key word: Receives following the adoption system the patriarchal clan

作者简介:张伍呷,女,四川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人类学。

收养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存在古老社会制度。它作为社会亲属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不同的文化社会,收养的目的、类型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就学者们对收养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相关文献的综述

(一)、收继的研究

收养与宗族的问题。收继现象始终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是构成拟亲属关系的方式之一,也是家庭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環节。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即遵循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嫡庶关系来组织和统治社会的社会制度,因而宗族在收养者与财产的继承之间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根据有关宗族的族谱,美国学者James Watson通过对香港新田的文氏村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在分析很多收养案例后得出结论:宗族内部的分支争斗是导致收养外人这一异常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①宗族各分支都是拥有财产的集团,很自然分支成员希望在自己的宗族内收养,,这样可以限制外人对他们财富的侵占。养父每次从族内另一分支(或别的宗族)中收养一个后继者,就意味着为始祖留下的财富里增加了一个分享利益的人。所以超越了父系等级范围的收养则不太可靠,那很有可能被卷入宗族分支之间争权夺利的纷争循环中,而这种内部争斗正是中国势力强大宗族的特点。对于那些在更近的父系亲属里找不到养子的养父来说,这些争斗让宗族内部的收养危险性增大了。在这种社会环境里 ,收养较为可靠的可能性就是跳过本族圈子,到贫穷的外族人那里去挑选继承人。

19世纪安徽社会中收继现象较为普遍,毛立平在研究收继问题时以安徽地区为中心,对19世纪中国收继的不同类型与程序、收继与宗族的关系、有关收继的制度规范与实际收继行为间的差异等方面进行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平均14%的家庭发生收继或出继行为,来解决一些家庭的“无后”的问题。从宗族角度讲,收继可以分为族内收继和族外收继两种情形,各需履行不同的收继程序,中上层家庭以族内收继为主,下层家庭则族外收继多于族内收继。国家和宗族对收继的前提、原则和被收继人在新旧家庭中的地位做出种种规定,但制度规范与人们的实际行为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②

(二)、收养类型类型和目的的研究

中国国内的收养类型都是比较统一的说法,即族内与族外收养。族内收养也称过继,被收养者在父系中越过自己所属的一分支或一系到另一分支或一系里去延续将要断了的香火;族外收养则是跳过本族圈子,到贫穷的外族人那里去挑选继承人。从宗族角度讲,可以将收继分为族内收继和族外收继两种,也称为同姓收继与异姓收继。异姓收继可分为收继与出继双方有无亲属关系两种情况。③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对上门女婿的收养,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极其穷困的女婿,让他们改姓或者是让他们的部分儿子跟祖父姓,其实等同于入赘,不过这被人们视为确保继承人的办法里最危险的一种。

国外的收养形式则有很大差别。古巴比伦人具有很强的契约观念,如果没有签订契约,那么收养关系便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收养的类型分为三种,一是对婴儿的收养这是古巴比伦人常见的一种收养类型,即没有孩子的夫妇对别人的婴儿进行收养,以延续世系,养子为去世的养父母举行葬礼和相关的宗教仪式。二是对成年男子的“经济收养”,这种收养不是为了延续世系,而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互惠,其实质是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财产转移。三是对奴隶的收养。很多契约显示,普通夫妇和那迪图女祭司收养奴隶作为养子(女)。养子(女)享有的人身自由取决于对养父母赡养义务的完成。④古代亚述奴孜地区的收养分为三种类型:赠送土地所有权的收养、购买土地所有权的收养和涉及兵役份地条款的收养。⑤罗马将收养分为自权人收养和他权人收养,后者又分为完全收养和不完全收养。在日本社会里,收养有三种类型:女婿收养、婚外情人收养和以逃避继承为目的的收养。婿收养是当今日本最重要的收养之一。

在谈到国内收养目的研究中,Watson提到首先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灵魂观念每个儿子都有义务为父亲(祖父等等)生育子孙来传宗接代,供奉祖先的灵魂。其次是也有许多物质方面的因素促使那些无后的人为自己寻找继承人。根据惯例,一个人死了即使没有留下遗嘱,他的财产会自动由其父系血亲中最亲近的人来继承。易健雄等人则是从社会整体角度将收养的目的按时期来总结,在原始社会末期,有些地区出现了把别一氏族的成员、包括未被处死的俘虏收养入族以使本族繁荣起来的收养制度,此时的收养目的完全是为了氏族的整体利益,即补足氏族人口及扩大氏族规模,可称为“为族的收养”。 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家族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单位,收养主要作为维系家族繁衍的补充手段而存在此时的收养可称为“为家的收养”。 家族衰微之后,家庭上升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收养主要是为了养父母的利益,可称为“为亲的收养”。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一战以后收养制度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被赋予解决未成年人的养育问题、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这可称为“为子的收养”。⑥

国外收养的目的。古巴比伦人的收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出于立嗣需要的收养,除了立嗣的需要,经济利益的需求也是古巴比伦人收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对成年男子的收养,则体现了收养的经济目的,实质是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财产转移手段。这种目的的收养在古代亚述奴孜地区的发生与发展都同样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驱动力,尤其是后两者,更是体现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借“收养”之名,行获得土地所有权之实。对于家制度的日本,女婿收养实际上是与祖先崇拜伴存的宗教事项的继承,他承担着主持祈祷列祖列宗永存的宗教祭祀仪式的责任;婚外情人收养是一种供给情人的途径,它引起对收养人财产的合法分享。这也因为日本的收养概念和亲子关系概念远远宽于双亲与未成年子女间的关系的概念;在日本,收养可以用来逃减遗产税,这是因为它是征收个人继承税而不是征收遗产整体的遗产税。⑦逃税收养还被逃税审查机率很小所刺激。原因之一是税务局在审查方面相当谨慎节制,因为收养之类的家务事的调查往往包括稳私争议。

二、结论

在对收养问题的研究方面。收养类型的研究,国内主要是以族内收养和族外收养两种主要的形式,而收继的问题则无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宗族制度深刻的关联,这也是学者集中探讨的主要领域之一。国外的收养类型则是较为丰富,如古巴比伦对婴儿、成年男子和奴隶的收养,日本对女婿、婚外情人收养等,基本不存在联系宗族的问题。收养目的研究,通过中外的对比可以发现,收养的目的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国外古代的收养行为更多是以经济利益行为为目的,存在很明显的金钱交易关系,而国内的收养则是更多与传统灵魂观念。

在学科方面,研究收养问题时除了从社会理论视角思考外,更多的学者是侧重在了法学上,关注的是收养法律的完善及法制对收养行为存在的缺陷、收养双方权益义务保障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面,鉴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基本仍然是以定性理论研究为主,也有文献通过定性研究法来探讨个别问题。

我国当前的收养在宗族逐渐弱化的情况下,主要應该是非亲属间的收养,那么对于这种非亲属的收养存在的社会功能如调节人口和财产,补充家庭劳动力等又如何;其次,对于少数民族收养问题的研究很少,我国也存在跨民族收养,那么同样也可以关注被收养孩童的双重文化社会化问题。

参考文献:

[1]JAMES L. WATSON ,《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chinese lineage》,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VOL.26NO

[2]毛立平,《19世纪收继问题研究——以安徽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3]林济,《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中国农史》2003

[4] 易健雄、蒲奕,《养老与收养——论我国步入老年型社会后收养制度的完善》,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0月

[5] 李海峰,《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世界民族》2006年第2期

[6] 霍文勇、吴宇虹,《古代亚述奴孜地区土地所有权和收养问题研究》,历史教学,2005

[7] Taimie L.Bryant,《Sons and Lovers Adoption in Japan》,《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2

注释:

① JAMES L. WATSON ,《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chinese lineage》,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VOL.26NO.

②毛立平,《19世纪收继问题研究——以安徽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③毛立平,《19世纪收继问题研究——以安徽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④ 李海峰,《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世界民族》2006年第2期

⑤霍文勇、吴宇虹,《古代亚述奴孜地区土地所有权和收养问题研究》,历史教学,2005

⑥ 易健雄、蒲奕,《养老与收养——论我国步入老年型社会后收养制度的完善》,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0月

⑦ Taimie L.Bryant,《Sons and Lovers Adoption in Japan》,《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2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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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我国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28、土地制度安排与半城镇化问题研究：分野、论争及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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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民权利和贫富分化问题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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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浅析近代德国公民身份的发展轨迹

35、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质量和效率

36、当代中国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下篇）

37、２００８年高考文综历史命题十大热点导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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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我国高等体育专业教育同质化及特色化发展

40、现阶段全国社会发展的统计观察与思考

41、在创新社会管理中解决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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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城市协同治理的社会组织：结构、机理与增效

45、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制度研究

46、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理论问题的百年探索与创新

47、“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48、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学校教育的现状与思考

4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生成轨迹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构成复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提供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思路，为制定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依据，使人口结构的改善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起来。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人口政策 经济发展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内容

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

两个假定：如果人口不受到抑制，将会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只能以算术级数率增加。（1）

两个抑制：现实抑制，对已经出生的人口施加限制，增加死亡率，抑制人口增长使物质资料与人口之间保持平衡；道德抑制是指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措施来降低人口出生率，阻止人口增加。（2）

（二）、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评价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示了人口发展的方向，但没有考虑人口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人口增长不受到抑制的例子，因此两个级数是否准确也无从考证，该理论仍具有很大的缺陷。

两个抑制作为平衡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增长的因素是合理的。而且，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增加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是存在的。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从主客观两方面指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

二、我国人口的发展及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背景及历程

人口增长不仅受政策的影响，还受到人口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更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3）

1954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 601938035人，大大超过中国人口数量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固有观点。（4）马寅初在《新人口理论》中写道：从累计资金和加速累计资金的角度，从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促进科学研究、保障粮食供应等等角度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增长。1971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为控制人口提供了法律保证。1980年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二）、计划生育制度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图1、图2对比显示了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前后我国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达到了30‰以上；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经历一番波动后持续降低，并在1998年之后一直低于10‰。这些都说明计划生育制度对于人口的控制的作用明显，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缓和，国家对人口的调控作用明显。

（三）、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

1、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2001年——2009年工业在我国GDP中的所占比重一直在40%左右浮动，第二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人口红利对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新生人口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与之对应的人口红利也在减少。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性别比例失调。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显示大陆男女性别比为105.20：100，（以女性人口为100），人口比例的不协调也最终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三、结语

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处理我国的人口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为我国人口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有利于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与人口两者的关系，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祝和中译

（2）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邬沧萍、谢楠《1980—2010 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4）杜丽群《中国的人口现状与对策分析基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新思考》

（5）《中国人口年鉴》1995、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