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讽喻诗特点

白居易讽喻诗特点（精选6篇）

白居易讽喻诗特点 第1篇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三千余首，是唐朝诗家中存诗最多的。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喻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这些讽喻诗将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从多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上承《诗经》，汉乐府、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上也自树一格，被誉为“唐代《诗经》”。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B、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对，体现了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缚戎人》描写一个“一落蕃中四十载”的汉人的遭遇。他为了返回故乡，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贪功的边将抓住当作“蕃虏”，“配向江南卑湿地”，含冤莫辩。这个“汉心汉语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实的爱国情感。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已之私利。《红线毯》、《歌舞》、《缭绫》等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醉生梦死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别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发财，喜新厌旧而被抛弃，《井底引银瓶》中年轻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被逐。《议婚》、《太行路》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妇女们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对宫妇问题尤为关注，象《上阳白发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爱情的老宫女，《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对腐朽的宫女制度的严正抗议和血泪控诉。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切中时弊，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大都选材真实、典型，主题明确、单一。《秦中吟十首》是“一吟悲一事”，《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就使诗的主题专一、明确，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他所有的讽喻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

白居易的讽喻诗极善于运用简练的外貌描写，细致的心理刻画，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写景、议论等多种手段，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如《卖炭翁》中的卖炭翁，《观刈麦》中的贫妇人，《上阳白发人》中的老宫女，《新丰折臂翁》中的老翁，《轻肥》中的宦官等，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如《卖炭翁》中，对卖炭翁的形象、心理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刻划，连细节都十分精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就是著名的心理描写的警句。在对卖炭翁矛盾心理的揭示中，突出了一车炭对他的重要性，从而深化了“苦宫市”的主题，笔端饱注对这位贫苦农民的同情，倾向性很鲜明，却避免了议论化。这一点在《上阳白发人》中表现得更突出，诗对她孤独寂寞的生活环境和凄凉的心境的描写，抒情味很浓，诗中透露的悲剧气氛很感人。

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也是讽喻诗的重要特色。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d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再如《观刈麦》、《村居苦寒》中作者和农民的对比，《买花》中富人与田舍翁的对比等，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使读者从鲜明的对比中，看到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剥削者的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直接发议论，也是讽喻诗的特色之一。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都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象《买花》、《重赋》、《轻肥》、《杜陵叟》等诗，都是先有具体的叙事，生动的描写，接着是画龙点睛的议论，对事情作评说深化主题。

质朴自然，通俗平易是讽喻诗语言的主要特色。白诗的语言以通俗平易为基本风格，往往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娓娓陈述，唱叹有情，扣人心弦，间有议论，发人深省，语言的通俗和尖锐的讽刺相联系，真正做到“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他的讽喻诗的语言接近于人民的口语，随口而出，如话家常，然而语虽平易，意却警策，所以袁枚在《续诗品》中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白诗语言是“用常得奇”，这些品评都较为中肯。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由于白居易救治现实的功利色彩太浓，所以相应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写时事的作品，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说教意味偏浓。在语言运用上，或是太过激切，或是过分通俗、浅显，结果有失诗歌语言的蕴藉、含蓄、精炼之美。但偏不概全，瑕不掩瑜。白居易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作用，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讽喻诗白居易]

白居易讽喻诗特点 第2篇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学校领导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能够将我们备课组近期的备课成果提供给大家研讨。在当前“海量阅读，单元主题学习”的新课改中如何实施语文教学，是我们众多语文老师要面对的课题。现在我就今天所讲的这节课谈一下我粗浅的做法。

一、材料的取舍。

要上好单元主题课，我们教师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围绕教学目标选择富有针对性地材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材料的取舍问题。在本次诗歌赏读课中，我们备课组选择了白居易的讽喻诗进行了经典赏读。为了便于学生的理解，加大课堂的深度，补充了李绅的《悯农》，《世说新语》《水浒传》中的相关情节。

二、教学思路

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我主要设计了三个环节对白居易的诗歌进行赏读。即：读懂诗歌，读懂诗人，读懂社会，读出自我。三个环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每一个环节中又设计了不同的.诵读方式，让学生对诗歌进行赏读。如第一环节中的“侧耳倾听读诗歌”采用名家配乐朗诵的方式，让学生对诗歌进行赏读。再比如第三环节的“绝知此事要躬行读社会”让学生在赏读《观刈麦》的基础上赏读类似的三首古诗。

白居易讽喻诗特点 第3篇

历数中华诗苑中关于诗歌改革的论述, 从孔子、郑玄、刘勰到唐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 略作评议, 该是孔子、郑玄是开山, 刘勰是诗文总论 (纯理论) , 李、杜多片言居要 (包括元稹) , 集大成, 深入思考, 系统发声的是白居易。白居易的诗论不仅在当时一声炮响, 震惊天下, 而且从那以后直到今天, 仍然轰鸣诗苑, 为诗苑圭臬。这其间奥秘值得细加探究。

白居易诗论从《白居易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1962版) 看来, 有诗歌、书信、序言等数十篇章, 常为人称引的有《新乐府序》、答策问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元九书》。

《与元九书》是写给同是沦落天涯的知音好友, 当时大诗人元稹的。是系统回顾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对诗歌革新的种种思考与见解 (标尺) , 对己是诗作、理论分类汇展, 对朋友是倾吐衷肠, 嘤鸣嘱托, 对诗苑则振臂一呼, 电掣长空。白居易的革新诗文和革新理论, 从出现到当今, 光芒不褪, 成为诗文革新的经典。

白居易的改革设想和理论因何而来?特色是什么?

一、白氏诗论, 是时代、民众、作家和诗文本身发展的需求。

(一) 初、盛唐之诗, 可谓高峰叠起, 诗人辈出, 光焰万丈, 陈子昂、张九龄慷慨高歌;张若虚豪迈绝唱;王维、孟浩然清亮应和;李白、杜甫登峰造极。

营造了雄视前古后难追攀的唐诗高峰。可是安史乱后, 高峰横断, 荒峦草蔓。国有中兴之时, 诗无继贤之作。弊端频生, 或崇尚绮靡, 发展齐梁浮艳, 如杜甫批评的“齐梁后尘”;或堆砌典故, 书橱式的展览, 或只咏小我, 叹老嗟卑, 惶惶呐呐;或相互捧场, 成为哄抬广告总之, 诗苑诗作, 多失“诗经”以来的风人之旨。用现代语来说, 诗歌背离了当时“主旋律”和诗歌本身的特质。佳作锐减, 庸品成堆, 民众厌恶, 诗人心惶, 因之, 更新改革的潮流奔涌而出, 不可阻挡。志者、智者相继提出改革的主张, 发出改革的号召。

(二) 白居易前后觉察诗歌弊端, 提倡诗歌改革的不乏其人, 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和元稹等, 李白倡扬诗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杜甫论述更多, “王杨卢骆当时体”、“恐与齐梁作后尘”、“晚岁渐于诗律细”等。

韩愈、柳宗元着重于文, (要“文起八代之衰”, 说明当时文风和诗风一样“衰”得厉害了, 不是“文以载道”, 而是文以济私。) 白居易、元稹着重于诗。但系统、郑重地谈诗改革的唐前唐后无过于白居易, 有关影响更谁也比不上白氏之论。

二、白氏诗改理论的主旨和特点:

(一) 白氏诗改理论的重要文章有:

《新乐府序》、《策林节录》、《与元九书》、《六十九、採诗以补察时政》、《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解》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元九书》 (该信较长, 节录如下) :

天之文, 三光首之;地之文, 五材首之;人之文, 六经首之。就六经言, “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莫始乎言, 莫切乎声, 莫深乎义。诗者,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 下至愚马矣, 微及豚鱼, 幽及鬼神, 群分而气同, 形异而情一。

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言者闻者, 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 採诗官废, 上不以诗补察时政, 下不以歌洩导人情, 乃至於谄成之风动, 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国风变为骚辞, 五言始於苏、李、骚人, 皆不过者, 各系其志, 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 止於伤别, 泽畔之吟, 归於怨思;彷徨抑郁, 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 梗概尚存, 故兴离别, 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 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 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 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以还, 得者蓋寡, 以康乐之奥博, 多溺於山水;以渊明之高古, 偏放於田园。江、鲍之流, 又狭於此。如兴、梁鸿《五噫》之例者, 百无一二焉, 於时六义寖微矣。

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 “雨雪霏霏”, 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 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 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於此, 而义归於彼, 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 澄江净如练”, “离花先委露, 别叶乍辞风”之什, 丽则丽焉, 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于时六义尽去矣。唐兴二百年, 其间诗人不可胜数, 所可举者, 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 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 世称李、杜。李之作, 才矣奇矣, 人不逮矣, 索其风雅比兴, 十无一焉。杜诗最多, 可传者, 千余篇。至於贯穿今古, 尔见缕格律, 尽工尽善, 又过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庐子》、《留花门》之章,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之句, 亦不过三四十, 杜尚如此, 况不逮杜者乎!仆尝痛诗道崩坏, 忽忽愤发, 或食辍哺, 夜辍寝, 不量才力, 欲扶起之。

自登朝以来, 年齿渐长, 阅事渐多, 每与人言, 多询时务, 每读书史, 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即位, 宰府有正人, 屡降玺书, 访人急病。仆当此日, 擢在翰林, 身是谏官, 月请谏纸, 启奏之外, 有可以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 而难于指言者, 辄咏歌之, 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 副忧勤;次以酬恩奖, 塞言责, 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有可以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 而难於指言者, 辄咏歌之, 凡闻仆《贺雨》诗, 而众口籍籍, 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 众面脉脉, 尽不悦矣;闻《秦中吟》, 则权豪贵近者, 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 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 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 不可徧举。不相与者, 号为沽名, 号为诋讦, 号为讪谤;苟相与者, 则如牛僧孺之戒焉。

题为新乐府者, 共一百五十首, 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 或移病闲居, 知足保和, 吟翫情性者一百首, 谓之“闲适诗”。谓之“感伤诗”。谓之“杂律诗”。

仆志在兼济, 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 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 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 独善之义也。

时之所重, 仆之所轻。至於讽谕者, 意激而言质;闲适者, 思澹而词迂。

节录的这部分主要说诗的经国济民的重大作用, 和古今体现诗歌作用的有关诗作, 和当时纷然丛生的诗病与自己的治救之见 (改革的主张) , 并以自己作品的反响来强化诗歌必须革新的意见。白居易为何写这封信?因为他深深感到当时诗坛的弊端和衰败诗象。大量作品远离了“诗经”以来的“关注民命”的传统。写诗者既不深入社会采风, 也不了解民众要求、心声。白居易要力矫时弊, 创作了“新乐府”“唯歌生民病”, 又大声疾呼号召为时为事, 不能只是吟风弄月、叹老嗟卑, 或者互相应酬庆吊, 这是将诗歌“经国之大业”矮化了, 大失风人之旨, 有愧诗人身份。当然, 这封信也是嘤鸣求友, 共襄诗改盛举。

不过这里应郑重说明白氏的“为时为事”是是指诗作要写当时关系国计民生之大事, 而不是迎合执政者的颂词, 更不是追逐时尚, 图解政策, 或者附合大人物的言论。一定要执笔作诗时, “唯歌生民病”。

再有白居易的“时、事”是揉和在一起写的, 不追风 (时) 逐雨 (事) 。他的“新乐府”就是这些主张的标本, 卖鱼翁、卖炭翁、轻肥莫不如此, 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或所咏者看似是小事, 其实是大事, 小中含大之事。

再有还必须理解认识白氏此论, 是改革诗风的系统工程的一部份, 是制度性的、机制性的, 而不是短效性的急救药。

(二) 白氏诗论的主旨性、统一性、系统性超迈前古:

1. 如前所述, 白氏诗改理论创作主旨是以《诗经》、时贤佳作和自己的作品为例, 突出作诗主旨应是唯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 叙载民众的痛苦生活, 作君上施政的参考 (依据) 。

2. 白氏诗论反复强调的革新锋芒涉及内容、形式和作者、读者的感受, 多方面、多角度阐发自己主张, 但又总是处处突出重点, 推崇先进。

多处称引古贤佳作, 评论得失, 如对“朱门酒肉臭”和“澄江静如练”的不同评论。

3.“时”“事”的重要性、先进性的融汇共辉。

同韩愈的文以载道一样, 白氏的诗以载道的“道”也内涵丰富, 有内容方面, 有时、地方面, 有形、艺方面, 但总体说来, 所咏“时、事”要 (1) 与时俱进, 领先时代; (2) 针砭时弊, 补救缺失; (3) 眼前给力, 长远持续 (获益) 等。绝对可称系统、郑重的谈诗改革的唐前唐后无过于白居易, 有关影响更谁也比不上白氏之论。

三、白氏诗论的影响:

(一) 白氏诗论整合“诗经”以来的诗的社会功能, 强化主流意识和强化对政局、社会、民众、君主、大臣的正面作用, 白氏诗论是当之无愧的国学经典、诗苑法典。

《与元九书》就是一座纪念碑!白居易还有其他辅助“碑铭”, 如《采诗以补察时政》: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 补己之过, 所以立理本, 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 建采诗之官, 俾乎歌咏之声, 讽刺之兴, 日采于下, 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於事则必动于情, 然后兴于嗟叹, 发于吟詠, 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 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詠, 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 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 则知重敛以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 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 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 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 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 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 政之废者修之, 阙者补之, 人之忧者乐之, 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 决之使导, 善理人者, 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 下必知也, 教有锱铢之失, 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 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 内外胥悦, 若此而不臻至理, 不致昇平, 自开辟以来, 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 知天下。”斯之谓与。

可见诗歌的作用, 已被强化到施政必读, 施政依据, 和民心所归, 民风所尚的地步!

(二) 白氏认为当时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可或缺的革新之列, 具体说来, 内容要为民, 形式要简化, 语言要通俗易懂, 他有几则诗论说:

制从长庆辞高古, 诗到元和体变新。 (《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篇无定句, 句无定字, 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 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於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

凡人为文, 私於自是, 不忍於割截, 或失於繁多, 其间妍媸, 益又自惑, 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 讨论而削夺之, 然后繁简当否, 得其中矣。 (《与元九书》)

“新乐府”是体式方面的, 从语言来讲, “元轻白俗”, “老妪能解”, 就是说的白居易诗是以提炼的民间口语, 画社会实景, 吐民众心声。

(三) 对前代的改革作了总结与推崇, 为后代的改革指出了必然性, 树立了榜样。《策林节录》六十八有:

国家以文德应天, 以文教牧人, 以文行选贤, 以文学取士, 二百余载, 焕乎文章, 故士无贤不肖, 率注意于文矣。然臣闻大成不能无小弊, 大美不能无小疵, 是以凡今秉笔之徒, 率尔而言者有矣, 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 往往有虚美者矣, 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 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於后, 则混真伪而疑将来。臣伏思之, 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 上以纫王教, 系国风, 下以存炯戒, 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 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 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覈质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 则补察之义废矣。虽彫章镂句, 将焉用之。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 反害谷者也;淫词丽藻生于文, 反伤文者也。王者删淫词, 削丽藻, 所以养文也。谕养文之旨,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 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 虽华虽丽, 禁而绝之。若然, 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 著诚去伪, 小疵小弊, 荡然无遗矣。 (《议文章碑碣词赋》)

这里白氏举了大量的例子, 从正反两方面, 强化他倡扬的诗歌革新的意义、力量和不可轻忽的作用, 让人信服。

白氏创作和理论的“活水”从何而来?一是从社会民众中来, 没见过那些恶吏、恶行, 是写不出《卖炭翁》、《卖渔翁》的“心忧炭贱愿天寒”、“卖鱼未足充饥肠”的。这是一般“活水”。另一股则是前贤的爱民经典, 白居易自己也说《诗经》里好多篇章为他的创作树立了榜样。不仅《诗经》, 还有与他同朝的李白、杜甫的作品也启发、指引他的创作, 他十分钦佩“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就可见这股“活水”对他创作的渊源影响了。

“活水”清冽, 佳酿香溢, 白氏诗论的良好影响自然张扬。

“为时”“为事”“唯歌生民病”, 已成为社会流行语, 人们的“口头禅”了, 影响之深广, 可以概见。总而言之, 白氏诗论内容上深强为民, 形式上优化新体, 科学总结, 以身作则, 知难而进, 组建队伍, 都是一空前古, 让我们得到启发, 得到鼓舞, 情不自禁地奉为圭臬, 沿路奋进!

摘要：阐发白居易诗歌改革的论述文章为时而著, 歌诗为事而作的主旨和特点。

略论白居易的讽喻诗 第4篇

论诗赋用讽喻一词并不始于白居易，前代已有，班固《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钟嵘《诗品》评左思诗“得讽喻之致”。白居易立“讽喻诗”一名，《与元九书》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

唐王朝自安、史乱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宦官掌握禁军大权，专权贪暴，无恶不作，甚至皇帝的废立也出于其手。封建官吏之间的派系斗争日趋激烈。这一切都使得唐王朝的政治更加黑暗。元和年间，唐宪宗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措施又给日薄西山的唐王朝带来了一丝光明。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就是在这种满目疮痍又有一线光明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他在《与元九书》中叙述了写作讽喻诗的这种时代背景，“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史书，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疾病。仆当此时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補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元和二年（807）秋天，白居易被召回长安，自集贤校理充翰林学士。第二年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后来的宰相多半由其中提拔，又称“内相”。左拾遗是谏官，负有向皇帝进谏的职责。这时是白居易一生中政治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一方面，唐王朝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另一方面，现实又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身为左拾遗与翰林学士的自己是有责任向皇帝提治理国家的建议的，而新即位的宪宗也颇希望恢复大唐盛世气象并且作了相当努力。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的辉煌组诗《秦中吟》、《新乐府》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代表。他重视向朝廷谏诤讽喻还和唐代的政治历史传统深有联系。唐太宗即位后，鉴于隋朝的统治顷刻灰飞烟灭，十分注意虚心听取臣下的谏议。《贞观政要》一书中，有《任贤》、《求谏》、《纳谏》等篇，置在全书的重要位置中。《贞观政要》于开元年间形成以后，成为唐代列朝君臣的重要政治读物，唐太宗的许多做法也为列朝君王所遵循。白居易在《策林·採诗》一篇后，接着就是《纳谏》一篇。其《新乐府》五十首，首篇为《七德舞》，歌颂唐太宗的功德。又有《道州民》篇，赞美道州刺史阳城敢于谏诤、抚恤百姓的行为。这也促进了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

白居易讽喻诗的创作目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他把这类诗篇是当作谏书来使用的，以自己的诗歌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用简洁概括的语言直接指出了自己的创作目的：“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就是说白居易自己写的讽喻诗是供朝廷施政参考的。他把自己看到的民生疾苦和种种外界事物，感而成诗，供皇帝和有关当政者取为鉴戒；不是为了追求诗歌文辞之美。这一概括虽然是指的《新乐府》诗，但大体上适用于他的全部讽喻诗。白居易在写作《策林》时就已经强调诗歌创作要能反映现实、达下情、起讽喻的作用，主张统治者应当採诗以補察时政：“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策林六八·议文章》）白居易的这种诗歌创作目的正是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的经典《毛诗序》的观点，强调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强调了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为现实而作，用来“裨補时政”，使诗歌成为一种改造现实社会的工具和武器，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白居易推崇杜甫的《石壕吏》、《新安吏》、《留花门》等诗篇正是基于这样的诗学认识。白居易把目光对准了一切社会的黑暗进行了犀利的讽刺。《重赋》、《杜陵叟》、《黑潭龙》、《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讽刺唐王政府的横征暴敛与爪牙的贪污强暴。从《与元九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这些讽喻诗的现实斗争性：“凡闻仆《何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脈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对于讽喻诗的思想内容，白居易提出了以“六义”作为标准，见于《与元九书》。白居易的风雅比兴之论源于汉儒的言论，如《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与繘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远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在风、雅、颂三者中，白居易更强调风、雅二者，这同他提倡採诗和写作讽喻诗来规劝当权者、裨補时政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他对于美、刺二者，更强调刺。他所写的讽喻诗中讽刺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少数的颂美之作，目的往往是在提供榜样，希望当权者效法，从侧面进行了讽喻。如《七德舞》中对唐太宗功业的赞扬，“饥人卖子分金赎”、“三千怨女放出宫”、“剪须烧药赐功臣”等既是对太宗功德的赞扬又可看作是对当今皇帝的期望，希望宪宗能够发扬先帝的圣德，再造大唐的盛世。白居易讽喻诗的内容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广泛地反映了中唐时代的种种政治现象和社会民生，尤其是对民生疾苦的反映，所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继承了杜甫的诗歌传统，特别注意表现人民日常的辛劳和受压迫的苦难生活，如《轻肥》、《买花》、《村居苦寒》、《采地黄者》等。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相当明确地指出了其讽喻诗的艺术特点，“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词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敷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虽然是对新乐府诗而言，实际上是指出了其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所谓其词质而径，是说其诗的文辞质朴和直接了当，通俗明白。质朴是说其诗采用古体，不像近体诗那样讲求辞藻、对偶、声律，倾心于语言声色之美。其言直而切，是指诗的语言刚直激切，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其体顺而肆，是指体调流畅，便于歌唱。我们读一读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等诗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其讽喻诗的这些特点。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的形成与其诗歌的内容和创作的宗旨是密切相关的。

作为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讽喻诗的创作继承发扬了《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传统，他的讽喻诗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第5篇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 关心民生疾苦, 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瞒的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 一直是那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所毕生追求的, 这反映出他们“ 达则兼济天下”的善良愿望和宏伟志向。批评时政，为民请命，是个得罪人甚至得罪当局的差事，需要有胆有识，目光锐利，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别人不敢写的文。在用诗歌评议时政的诸多古代诗人中，唐代白居易当属佼佼者之一。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唐朝的时评，影响深远。

笔耕不缀的诗歌创作陪伴白居易走过了他那坎坷不平的一生，而其中的讽喻诗则把白居易一生的几乎各个阶级特别是中后期同广大劳苦百姓的命运深深地串联到了一起。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汉乐府》以至前人陈子昂、杜甫等旨在“ 讽喻”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出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 写下了许多“ 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的讽喻诗篇, 放射出白居易诗歌现实主义的光芒，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中, 著名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到讽喻诗的特点和创作主旨时言: 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明确讲讽谕诗的创作主旨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对于白居易讲的“为君”而作之语, 今人多有误解, 即把“为君”理解成为了君王的利益。其实，白居易的讽喻诗歌并非“溢美”君王, 他所说的“为君, 为臣”不过是一种体面话, 其实质是“为民”而作, 所谓“唯歌生民病, ”“但伤民病痛”, 这才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的“为君”, 并不是为君王的一己私利而作, 更不是溢美君王。溢美君王, 这正是白居易所反对、厌恶的。在《新乐府·采诗官》中, 白居易就严厉批评了诗歌史上“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的现象, 明确反对以诗歌来“赞君美”。从表面上看, 白居易的讽谕诗中似乎也有赞美君王的诗歌。如《新乐府》的第一首诗《七德舞》就是歌颂唐太宗的。可是 白居易写《七德舞》实际上自有深义。他是“时衰而思古之盛王”, 借历史上的榜样来劝导、教诲当时的君王。明人陈子龙曾讲:“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 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如此, 颂, 是为了“刺”。白居易希望能以自己的讽谕诗来打动君王, 发挥对君王的警示、教诲和劝导作用, 甚至希望君王能够“恕己及物”,“以心度心, 以身观身”, 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的讽喻诗虽然是“为君”而作，但就其为讽谕最高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的出发点来说，它们同“为民”又有其一致之处。这种“为君”与“为民”两方面相反相成的状况，正如实地反映了讽喻诗思想倾向所固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两个侧面的对立统一。总之,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以君王为读者的, 他是在写一种教诲君王的诗歌。写作讽谕诗来教诲君王, 改善社会, 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是落空了, 但讽喻诗创作和讽谕诗学思想并不因此而失去其价值。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有很多诗篇都表达了他对广大受苦受难农民的关注。《杜陵叟》一诗，小注为“伤农夫之困矣”，可见这首诗的内容是同情农民生活的困苦。白居易写了农民生活受苦受难的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上天的自然灾害，另一个则是人为的灾祸。

一个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守着一顷多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农夫之困”了。然而“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自己以后的加官进爵打下基础，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用百姓的血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吧！“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岂不是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吗！

看到“杜陵叟”们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祸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实在是义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这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作者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或许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豺狼”。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其讽喻诗中像这样揭露贪吏的诗作岁为数不多，但却警策痛快，真切感人，充分显示出诗人疾视贪暴，悯念生民疾苦的深厚人道主义感情。

白居易诗歌当中还有一部分尖锐地触及到当时的妇女问题。在这类诗中，诗人以十分同情的态度，真实地描写了在封建压迫下妇女的痛苦生活和她们的悲惨命运，并对摧残妇女、压迫妇女的残酷的封建制度做了无情的鞭挞。相比而言，对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堪称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少有的佳作。全诗通过一位上阳宫女被囚禁折磨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典型事例，强烈控诉了封建帝王强征民间女子以供奴役的残暴罪行，既形象而又富于概括力地显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饱含着对宫女的深切同情。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作为典型，以一当

十、当百、当千，并且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做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上阳女子进宫时是16岁的妙龄少女，如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60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44年，并且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全部都被摧残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一个“残”字，透露出多少悲苦！

这首诗的结尾正是这样写的：“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结尾的这一段落，用感叹的语调和讽喻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一片恻隐之心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对被压迫妇女命运的关心，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浅析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对比手法 第6篇

摘要：白居易讽喻诗大量采用对比，主要分为阶级对比，作者与他人的对比，其他对比。用对比绘物抒情，使得事物的特征更为鲜明突出。

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对比手法 劳动人民

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成百上千的诗人在那一时期先后出现，他们以各有特色的诗篇，从多方面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在众多诗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这不仅仅表现在他流传下来诗篇的数量上，更因为他在艺术创作上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在诗人流传下来的一百七十余首讽喻诗中，诗人大量采用对比的写作手法，通过对比导出题旨，于对比中体现爱憎的感情。我就诗人讽喻诗中的阶级对比、诗人与他人的对比、其他对比这是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阶级对比

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

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的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

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以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首诗是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一，题目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作者将其概括为“轻肥”二字，用以形容奢靡的生活。

全诗按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写宦官走马赴宴。接下来六句为第二部分，写赴宴的场面。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写江南的大旱。

前两部分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宦官的骄横神气及其豪奢的生活。第一部分重在写人，“意气骄满路，俺妈光照尘”，骄横的意气能够充满道路，马鞍的光亮可以照耀灰尘，这自然会吸引路人的目光，并使人发出“借问何为者”的疑问，得到的答案“是内臣”。巧妙的一问一答点明了骑马人的身份。内臣亦即宦官，伺候皇帝的奴才，怎

么能够这样神气十足呢？原来这些人都佩戴着朱绂、紫绶，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所以才如此骄横。“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交代了内臣所去的地方，诗歌也自然地进入了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从神态、装束、身份等方面落笔，把人物外貌及其心里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部分着重写物。作者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场丰盛的酒宴：上好的美酒、各样的珍馐、鲜美的水果、稀有的海鲜。虽然没有对内臣们饮酒作乐的场面做正面描写，但是他们大吃大喝、大腹便便的丑态已经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把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心满意足的神态描绘出来，与开篇“意气骄满路”一句交相呼应。

诗歌的前两部分用繁笔把内臣饮宴行乐的生活暴露得淋漓尽致，第三部分却只有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把天差地别的两种生活并列在一起，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竟至“人食人”，不发一句议论，却把受灾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得触目惊心，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繁简结合、前后对比的手法，使整首诗结构富于变化，腾挪跌宕的气势分外强烈。

二、作者与他人的对比

《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菜地黄者》中“愿易写贱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

生活。《村居苦寒》写隆冬季节，作者和“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的对比。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见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絁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这首诗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从“八年十二月”至“农者尤苦辛”为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诗人描写了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季，生活贫困的农民缺少御寒衣物、夜不能眠的痛苦。在第二部分中，诗人为自己不必种地劳动，却能紧闭家门、穿裘衣、盖绸被以躲避严寒而深感愧疚和不安，并产生了“自问是何人”的深刻思考。

在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是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三、其他对比

《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就是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写于元和五年（810），诗人当时正在长安担任左拾遗。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持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本诗布局巧妙，前四句写游览名胜、主客欢饮的愉快场面，同后十六句所描写的强取豪夺的丑恶场面构成强烈对比。对受害者和害人者的描写也是层层深入：受害者先喜，后惧，终恨；害人者起先是没有交代身份的“暴卒”，而后亮出“采造家”、“神策军”的身份，最后，诗人指出他们的头领是“中尉”，“承恩”二字矛头更是直指皇帝。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这些作品只是白居易讽喻诗的一部分，但都运用了对比手法，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正是因为这些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使得白居易的讽喻诗独具特色。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罗宗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

上海古籍出

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罗宗强、陈洪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白·杜甫·白居易名诗经典大全集》杨芳云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