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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再评价范文

来源:漫步者作者:开心麻花2025-12-201

安全性再评价范文(精选9篇)

安全性再评价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我院肿瘤病区使用神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参麦注射液的全部住院患者为再评价对象, 观察记录患者的药品应用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2 方法

1.2.1 再评价前期工作[3]

方案首先经过我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方可实施。再评价工作开展前首先对参加研究人员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有:参麦注射液适应证、用法用量和不良反应;再评价方案具体实施步骤、《参麦注射液安全性再评价监测表》和《筛选卡》的填写;不良事件处理措施。

1.2.2 开放式对照研究[3]

①筛选组病例:根据患者情况, 每例接受参麦注射液治疗的住院患者均作为筛选组病例填写筛选卡, 无遗漏和重复。②观察组病例:筛选组出现药品不良反应, 且怀疑该反应与参麦注射液有关的病例, 纳入观察组, 填写监测表。③对照组病例:选择筛选组未出现药品不良反应的病例, 与观察组病例同期 (+7 d) 给予参麦注射液、且原患疾病与观察组病例相同或相似的2个阴性病例填写对照组监测表。

1.2.3 不良反应/不良事件观察[3]

从第一次用药开始 (即第1滴药液进入人体) , 密切观察30 min, 观测有无不良反应/事件发生, 30 min后采取医护人员定期检查或由患者主动汇报的方法观察, 患者出院后电话回访直至用药后15 d, 停止主动观察。15 d后仍接受患者的主动汇报, 并注意鉴别与用药的相关性, 加以记录。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事件立即上报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2 结果

2.1 患者基本情况

此次共填写参麦注射液安全性再评价筛选卡472份 (其中53份有药物过敏史) 。筛选病例分布于各个年龄段, 患者32~85岁, 中位年龄61岁, 具体情况见表1。

2.2 单次用药剂量

参麦注射液的说明书规定用药剂量为20~100 ml, 临床医生根据临床经验及患者的情况, 分别给予20、30、40、50和60 ml5种不同剂量, 具体情况见表2。

2.3 溶媒选择

参照参麦注射液说明书, 选用5%葡萄糖注射液稀释较为适宜, 我院临床使用较多的溶媒为5%葡萄糖注射液和0.9%氯化钠注射液, 具体情况见表3。

2.4 不良反应观察

472例病例中发生不良反应3例 (0.63%) 。2例表现为呕吐、1例表现为心跳过速, 均在短时间内好转或痊愈, 对原患疾病无影响。

3 讨论

由于药品上市前研究的局限性和上市后临床应用的不合理性, 决定了每种药品的批准生产上市并不意味着对其评价的结束, 而是表明已具备在社会范围内对其进行更深入研究的条件[4]。通过对参麦注射液进行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 探讨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为临床合理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我院肿瘤病区参麦注射液的使用剂量在20~80 ml之间, 常用剂量为40 ml和60 ml。此次收集的数据显示, 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使用剂量均为60 ml, 但由于60 ml组例数较少, 不能较好的反映单次药物用量与不良反应发生率之间的关系, 建议临床使用时剂量不宜过大。

参麦注射液药品说明书中描述, 该药用5%葡萄糖注射液250~500 ml稀释后应用。从表3可见, 本次观察中有142例使用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作溶媒, 考虑可能与部分患者有或疑有糖尿病有关。观察结果显示, 虽然两种溶媒均出现不良反应, 但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与文献报道一致[5]。

不良反应的发生, 不仅与药物本身有关, 还与患者的病理生理状态, 尤其是遗传、代谢、酶系统等密切相关。在此次研究中, 共观察472例使用参麦注射液患者, 发生不良反应3例, 主要分布在40~69岁年龄段, 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可能与老年人对药物的敏感性减低有关。

综上, 此次研究通过观察参麦注射液在我院肿瘤病区的使用情况, 发现临床用药基本合理。但由于不良反应病例数较少, 不能较好表明药物剂量、溶媒、个体差异等对不良反应的影响, 仍需进一步观察。

摘要:目的 综合评价参麦注射液临床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探索中药注射液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的方法和模式。方法 以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我院肿瘤病区应用参麦注射液的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 从用药开始至出院, 观察记录患者的药品使用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472例患者中, 发生不良反应3例, 发生率为0.63%。结论 参麦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临床使用较安全。

关键词:参麦注射液,安全性,再评价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中药成方制剂卷2010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469.

[2]王春胜, 张伯贤, 杨满玲.参麦注射液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研究报告.天津药学, 2011, 22 (5) :24-26.

[3]高宁, 罗志琴, 谢广茹, 等.参麦注射液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医药导报, 2011, 30 (7) :961.

[4]朱舒兵, 喻锦扬, 唐晓红, 等.注射用炎琥宁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研究.中国药房, 2011, 22 (47) :4491-4493.

考核、评价再评价工作制度 第2篇

1、目的:通过对人员的评价再评价,确定其是否适合本岗位工作;培训后对参与培 训人员进行考核,确定培训的有效性。

2、范围:质管科全员和生技科对质量影响较大的人员(关键工序人员)。每年底对全体员工的考核。

3、内容: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工作态度

3.1对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包括:

3.1.1质管科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质量体系的维护运行情况;质量检验的准确率、及时率;质量反馈的处理率;生产工艺改进验证情况;不合格品处置情况。

3.1.2生技科的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情况;生产计划完成情况;过程质量控制知识;技术文件的完整性;产品技改情况;安全生产事故率;生产人员管理情况。

3.1.2.1净化车间员工的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生产任务完成情况;清洁卫生情况;与其它工序配合情况。

3.1.2.2采购中心的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降低采购价格、减少库存积压、采购物料的质量、供应商评价。

3.2.1.3行政科的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招聘完成率、培训完成率、健康体检完成率、体系运行情况、对人员的评价与再评价、各项法规的制定与实现。

3.2.1.4销售科的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合同履约率、客户满意度、客户意见处理。

3.2.1.5管理者代表的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注册完成率、认证完成率、换证完成率、体系运行情况。

3.2.2对工作能力的考核评价内容包括:

3.2.2.1专业能力:医疗器械的基本知识(功能、构成、生产、使用)掌握情况,如项目管理、生产计划与控制、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3.2.2.2计算机能力:办公软件应用能力。

3.2.2.3语言能力:沟通技能、交际能力;理解能力、书面与沟通能力。

3.2.2.4综合能力:责任心,独立工作能力,吃苦耐劳,有团队精神;策划、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工作的条理性; 数学运算能力,思考、逻辑能力。

3.2.3工作态度的评价标准包括:优、良、中、差。

3.3评分法对人员进行评价:

首先是选定岗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采用一定分值表示每一因素,然后按预先规定的衡量标准,对现有岗位的各个因素逐一评比,求得分值,经过求和最后得到各个岗位的总分值。其基本步骤是:

a确定岗位评价的主要因素。

b对各评价因素区分出不同档别,并赋予一定的分值。

c对各岗位进行评价。给各岗位每一因素打分,然后汇总,计算出各岗位的总分值。d根据各岗位的总分值进行排序,得到相对分值的高低。

4、每年年末对公司所有职员进行业绩考核和岗位评定,行政科填写《员工考核评定表》。

5、评价标准

90~100:优; 75~89:良; 60~74:中;60以下:差。

6、行政科按上述办法对员工进行日常工作业绩的评价和年终绩效考核,可随时对各部门员工进行现场抽查,对评价结果为“差”,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人员,应安排培训或转岗,使员工的能力与其从事工作相适应。

7、考评的结果可作为提供薪酬管理,人事调整,人员培训的依据和基础。

8、对人员进行再评价的条件及濒次:

8.1每年一次,年底对各岗位人员进行再评价;

8.2对换岗人员进行再评价。

9.评分细则(共100分)

9.1质管科

质量体系的维护运行情况;10分

质量法规知识;10分

过程质量控制知识10分质量反馈的处理率;10分

生产工艺改进验证情况;10分

质量检验知识;10分

卫生和微生物学知识。10分

9.2生技科

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情况;5分

生产计划完成情况;5分

过程质量控制知识;5分

技术文件的完整性;5分

产品技改情况;5分

安全生产事故率;5分

生产人员管理情况。5分

9.2.1采购

控制采购价格;5分

减少库存积压和货物的及时供应;5分 采购物料的质量、数量、符合性;5分 供应商评价。5分

9.2.2操作工

生产任务完成情况;5分

个人和环境的清洁卫生情况;5分

与其它工序配合情况。5分

9.3行政科

招聘完成率;10分

培训完成率;10分

健康体检完成率;10分

体系运行情况;10分

对文件的收集、整理和记录;10分

对人员的评价与再评价;10分

各项法规的制定与实现。10分

9.4销售科

合同履约率;25分

客户满意度;25分

客户意见处理。20分

安全性再评价 第3篇

1 近两年全面开展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的品种

2009年7月21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启动了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工作。将双黄连注射液、参麦注射液成为首批再评价品种, 鱼腥草注射液、鱼金注射液作为第二批综合评价品种, 组织开展综合评价。要求各相关药品生产企业对照《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基本技术要求》开展相应研究, 并按照要求准备资料。

2 近两年安全性再评价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因素

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相关因素较复杂。据多个研究报道, 除可能与患者体质、合并抗菌药物、合并用中药注射剂、过敏史及给药途径、用量、浓度等因素有关外, 由于中药制剂本身成分复杂, 有效成分、原料和生产过程发生的细微变化, 均可导致成分体系发生改变, 影响其质量, 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药物自身有效成分因素也是主要原因。

2.1 双黄连注射液不良反应因素

双黄连注射液中的金银花含有的绿原酸和异绿原酸, 不仅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 还具有致敏作用, 可引起变态反应, 是引起过敏反应的主要原因之一。金银花、连翘中含有皂苷, 剂量过大或浓度过高可对呼吸中枢产生不良反应[1]。

2.2 参麦注射液不良反应因素

参麦注射液中含有人参皂苷, 过敏患者发生胸闷、气促、烦躁的症状也与人参皂苷所致的ADR相似, 所以怀疑人参皂苷是引起过敏反应的介质之一。另外参麦注射液中成分复杂, 含有多糖等大分子物质, 这些物质作为抗原直接入血, 也易引起变态反应。

2.3 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因素

鱼腥草注射液本身是含多种挥发油的混合物, 主要有效成分鱼腥草素极不稳定, 易氧化聚合, 致使鱼腥草及其制剂质量不稳定, 是不良反应的一个诱发因素[2]。鱼腥草注射液中含有的绿原酸被认为是半抗原物质, 与血浆蛋白质结合后具有致敏性[3]。另外鱼腥草注射液中添加的辅料聚山梨酯-80含量高达0.5%, 研究显示, 聚山梨酯-80也是导致鱼腥草注射液过敏反应的主要诱因[4]。

2.4 鱼金注射液不良反应因素

鱼金注射液主要成分金银花中的绿原酸, 经一定反应与蛋白质结合后具有致敏作用。据文献报道[5], 观察静脉注射鱼金注射液结果发现:鱼金注射液 (含吐温-80) 给药组出现血压急剧下降和心率过缓现象, 重者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现象, 而不加吐温-80 (聚山梨酯-80) 组的给药组对血压和心率无明显影响。提示可能吐温-80是鱼金注射液引起休克或死亡的原因。鱼金注射液静脉滴注多引起过敏反应, 而肌肉注射较为安全。

3 总结

从上述几种中药注射剂来看注射液均有多种有效成分[6,7,8,9], 仅对某一成分做最低含量要求, 很难保证中药注射剂的质量稳定。药材和生产过程发生细微变化, 均可导致成分体系发生改变, 影响其质量, 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建立药材、中间体、中药注射液成品的指纹图谱, 建立多指标质量标准, 能更好地控制中药注射剂质量。

因此,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生产与质量控制环节进行监督检查, 督促企业做好风险排查、开展工艺验证和相关研究, 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要按照相关技术要求, 积极研究原料药、中间体和制剂的质量标准, 提高企业内控标准, 保证产品批间的一致性, 确保产品质量。对于多家生产的同一中药注射剂, 鼓励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和行业协会联合开展研究, 共同提高产品质量标准。

摘要:目的 通过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再评价, 探索开展药品再评价工作的方法和机制, 积累工作经验, 完善其他高风险类产品的监管。方法 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SFDA) 正式启动了以双黄连注射液、参麦注射液为首批, 鱼腥草注射液、鱼金注射液为第二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工作。结果与结论 对现有中药注射剂在安全性、有效性、合并用药等方面进行再评价, 控制其安全风险, 确保质量的稳定和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才能更好发展中药注射剂这一特色中药剂型。

关键词:安全性再评价,双黄连注射液,参麦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鱼金注射液,中药注射剂

参考文献

[1]王勤华, 刘彦臣.双黄连注射剂不良反应的原因及其防范[J].黑龙江医药科学, 2005, 28 (3) :86.

[2]易艳, 梁爱华, 刘婷.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原因分析[J].中国中药杂志, 2008, 33 (21) :2439.

[3]粱进权, 邹元平, 邓响潮.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的文献调查与分析[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03, 23 (8) :487.

[4]闫位娟, 李连达, 张美玉, 等.含聚山梨酯80中药注射剂对Beagle犬致敏性研究[J].中国新药杂志, 2010, 19 (15) :1369.

[5]刘杰, 陈海金.鱼金注射液的一般药理学研究[J].中国药物与临床, 2009, 9 (3) :223.

[6]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WS3-B-2104-96 (双黄连注射液)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标准 (中药成方制剂第11册) [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0:38.

[7]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WS3-B-3428-98 (参麦注射液)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标准 (中药成方制剂第18册) [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0:170.

[8]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WS3-B-3264-98 (鱼腥草注射液)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标准 (中药成方制剂第17册) [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0:170.

关于诗经的再评价 第4篇

个问题

夏传才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百年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完成了《诗经》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从观念到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诗经学前辈大师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贡献,使受益的我们,对《诗经》的认识脱离传统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说达到他们时代的认识高度,还有待我们丰富和发展,其中某些观念和论断的偏颇,也有待我们来更新。

一、《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诗经》是一部什么书?古人说它是“圣经”,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时的大师们称它是“民歌总集”,最有影响的当是胡适先生,他说:“《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1]。当时古史辨学派诸君或称“民歌总集”,意思是一样的。从胡适到古史辨派,他们拨开笼罩在《诗经》上的两千年迷雾,扫荡封建性的说教,为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作出贡献。他们的“民歌总集”说,对中国现代诗经学,乃至欧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学者研究《诗经》,大多研究《国风》中的“民歌”。如闻一多先生,他只研究《风》诗[2]。研究《雅》诗《颂》诗的学者极为少见,说《诗经》是“民歌总集”或“歌谣总集”,就把《雅》、《颂》视而不见地撇开了。

在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P·Mercel Garnet)的《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是西方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把全部《诗经》作为古代的歌谣。这部书1919年出版法文版,1932年在英国美国同时出版英文版,1942年又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3]引起热烈的反响。

在俄国,从19世纪末的汉学家王西里院士(瓦西里耶夫B·Bacnjlbeb)到20世纪中期的汉学家费德林院士(H·T·ФеЛоренко),在他们的《诗经》论著中都称《诗经》是民间的乐歌,《国风》全部是歌谣,所以《诗经》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著《钟与鼓———口头词组《诗经》研究》[4],运用西方研究欧洲上古中古民歌的套语理论(帕利—劳德理论)来研究《诗经》将它全部作为口头歌谣创作。

5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经》的“民歌”说更盛极一时。论者们首先确定《国风》是民歌,而《国风》160篇占全部《诗经》的多半,所以可以说《诗经》大部分是民歌,再根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保存其民主性精华”的指导方针,剔除贵族有《雅》《颂》之作,《诗经》自然就是“民歌总集”了。庸俗社会学家又进一步演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当时的劳动人民是奴隶,所以《诗经》是奴隶的反抗之歌等等,出笼了许多奇谈怪论。《诗经》是“民歌总集”之说,在中外的影响都广泛而长久,但是历来都有人不相信,例如:

20年代的鲁迅,在大学讲中国文学史,他注重《诗经》的文本。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这部讲义中就不理会当时的“民歌总集”说,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5]这是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后来他计划撰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在提纲中称《诗经》为“周诗”。30年代朱东润曾向“民歌”说提出挑战。他的长论《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6],比较详尽地考证《国风》绝大部分诗篇作者并非出自民间,当然,《诗经》也就不是“民歌总集”了。可是他的挑战并无人应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50年代末胡念贻发表论文《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7],提出“把《国风》和《雅》的一部分笼统地说成民歌,不符合它们的实际内容”,他考察论证这些诗篇的作者属于社会各阶级,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统治阶级人士的书写文学。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当时,这个问题也不能展开讨论。

在《诗经》中寻找可以鼓吹阶级斗争的诗篇,即使穿凿附会,也太难了。在中学教科书里只能收进《伐檀》《硕鼠》两篇,大学中文系教科书也不过20篇,经过他们的“剔除”,《诗经》这部世界性的文学遗产,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既然没有庸俗社会学可以利用的,“文革”时期便发展到极端,干脆把《诗经》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列入要破除的“四旧”之中,付诸于火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所谓“民歌总集”说,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便是对自己的否定。

新时期以来的十余年,能够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认识逐渐明确了。

《国风》是15个国家和地区用地方乐调演唱的歌诗,它们的作者有大小贵族、下级士吏、自由民,却很少劳动者之作,它们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歌诗,反映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现周代社会的风貌,具有更大的认识价值。因为用地方乐调演唱,所以它们和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运用了民歌的艺术形式,有些作品带有民歌的色彩,乃至《小雅》中有些贵族写的诗也带有民歌的风味,但它们毕意已上升为书写文学。我们不否认《国风》中也有少数篇章,是原来流传的口头歌谣的记录,但已经过整理者的加工润饰,它们保留着民歌的胚胎,也已经成为书写文学。

贵族公卿列士创作的《雅》诗,在体制、韵律、比兴、固定词组等艺术形式方面,也与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这只说明作者对民歌学习、借鉴乃至模仿,它们本身并不是民歌。大《雅》中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保存着周民族古老传说和口头歌谣的遗存,也经过后人加工改写。

《颂》诗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贵族乐歌,追溯源流,它从古老的祭歌发展而来,但它与原始宗教祭歌已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朝廷的作品,不是口头文学。

综上所述,《诗经》不是民歌集,但它与民歌有密切联系;它不是口头文学,却是由口头文学发展进化而来的最初的书写文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是中国古代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歌集。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飞跃性进步。没有这个飞跃,便没有整个的中国诗史。它继承了民歌贴近生活和富于人民性的优良品性,全面地吸取了民歌创作的艺术经验,创造出艺术优美、思想内涵丰富的歌诗,开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诗史是由《诗经》开始的,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二、为什么要研究《诗经》

为什么要研读《诗经》,研究这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诗歌集,有什么现实意义?《诗经》用为学校教科书,已有约3000年历史了。早在孔子之前,《诗经》已是贵族学校的必修课程。春秋时代,在列国交往中赋诗应对,是行政外交人员必须具备的才干;贵族社交活动也离不开引诗、赋诗,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他要求掌握三百篇诗应用于政务,出使办外交能够赋诗应答。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任务了。

其实,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列国兼并,赋诗专对的用途已经不多,孔子整理《诗经》作教授学生的教材,更加注意诗的作用的其他方面。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深刻概括,兴,指感发情志,即诗歌艺术的激发感染作用,启迪陶冶人们的情操。观,指诗歌内容的认识功用,古人称为观俗,考察政治得失,我们现在则说认识生活。群,指交流情意,密切人际关系,加强了解和团结。怨,指对黑暗政治和丑恶现象进行讽喻和批评,即我们现在仍然说的,把诗歌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兴、观、群、怨这四种功用,现在仍然有效,不过诵的诗并不单指《诗经》,而指一切优秀的诗歌,当然也包括《诗经》在内。

孔子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单就字面讲,是增长博物知识。读《诗经》和其他诗,增长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在小、中学即进行诗歌阅读教学,除了陶冶情操,也还有增长知识和提高语文能力的作用。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孔子认为读诗要达到思想端正,即我们现在要求“三好”学生的第一条,“思想好”;他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温柔敦厚,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认为,读诗可以陶冶这种美好的人格。孔子说的陶冶情操,是就《诗经》的文学功用而言的,我们读《诗经》的优秀篇章,还可以受到它的艺术感染,通过它生动的形象、优美的韵律、真挚的感情而激起心灵的颤动。

关于通过《诗经》的艺术描写,形象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外国人早就提出这个见解。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M·Edouard Biot)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8]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他把《诗经》看作了解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分列体格、衣著、饮食、居室建筑、农牧、狩猎、渔钓、政府机构、军队、战争等等20个项目依次简略介绍。20世纪中期俄国费德林院士也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9]他们说的“百科全书”,自然是一种夸饰性的形容,意在说明《诗经》对了解古代中国社会有多方面的认识作用。

中国古人早就提出“六经皆史”,把《诗经》作为研究历史的真实可信的文献。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一方面把《诗经》中的史料应用于先秦史的研究;一方面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验证或重释诗篇。《诗经》中史料可以利用于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研究,即使诗中的那些草木鸟兽虫鱼,也是古代博物学以及古代农业史、天文学史等学科宝贵的信实材料。对《诗经》时代及前《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祭礼、民俗、原始艺术等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20世纪末期起在中国正在积极展开。这些宏大的工程必将提高我们对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认识。

《诗经》语言学,又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还要求一字、一词、一音地细致而精确地去考察研究,所以相当艰巨。《诗经》的语言(雅言),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是研究汉语史最可信的上古语言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考察古文字、古音韵以及词汇的发展演变;总结其规律,将推动汉语的发展。外国学者也以《诗经》语言为材料研究古汉语,其目的则是探讨人类各种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

从三百篇的注疏来说,词语训诂是研读《诗经》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古人已经做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没有完善。乾嘉时期起繁盛一时的《诗经》小学,对《诗经》文字、音韵、名物,乃至异文等的研究,也留下许多阙疑和难点。在当代,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不断进展,运用古文字学的新成果来研究《诗经》的字词,当不断提高《诗经》训诂水平。

《诗经》词语的基本词汇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里,在我们现在的口头语言中和书面语言中使用;《诗经》中有二三百条成语仍具有生动丰富的内容,被现代人使用。为什么《诗经》作者能以简洁精确的词句构造成优美的乐章,其语言的逻辑性、形象性、和谐悦耳的音乐性,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学习和研究《诗经》中仍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将提高我们的语言表现力。

《诗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学作品了,其中许多篇章,现在读起来,仍是琅琅上口、生动感人的抒情诗。18世纪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经称赞《诗经》这些抒情诗迷人的艺术魅力。19世纪初,当《诗经》多种译本在欧洲流传,法国大诗人雨果说“路易十四时代,人们是古希腊学者,现在人们是东方学者。”[10]古老的作品历经岁月沧桑仍然闪耀艺术光辉,其艺术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借鉴其优良的经验,发展我们当代的诗歌文学。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提倡学习和研究《诗经》的现实意义。

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一点一滴地做起,把它们的精神融入现代新文化之中。《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又是被称为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的人类三大古代文学典籍之一。它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杰作,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和研究,从而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并吸取其优良的成份,发展建设中国现代的新文化。

三、《诗经》艺术经验还值得借鉴吗?

对《诗经》的艺术经验应该如何评价,是不是还值得当代文艺创作作为借鉴?

我想起1950年郭沫若先生的一段话。郭先生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稍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在全国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界具有权威性影响。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提纲挈领地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总结。他认为“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因为“它保留着民歌民谣朴素的人民风味”,“有自然和生动的情趣”,“口语的形态”,“整齐谐适”的音韵;“《国风》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当简单,喜欢用重复的辞句反复咏叹”。他又指出《国风》“叙事的成份很少,”“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成份,没有什么悲壮的成份。”“《雅》《颂》是宗庙朝廷的贵族文学”,“《周颂》好些是断片的东西,„„拿文学价值来说,却是最无聊的”,“含有诅咒的一部分变雅尚可取。”他的结论说:“作为今天在写作上的借鉴,如果是技术上的问题,《诗经》是太古远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问题,那倒还有很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首先告诉我们民间文艺的生命,比贵族文艺或宫廷文艺的生命更丰富,更活泼。„„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由民间艺术的加[11]工。”我在80年代初的《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12]一文,肯定了郭先生对现代诗经学的贡献,提出他的《卷耳集》是体现“五四”精神、《诗经》诗体今译的开创之作,认为他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体系的奠基者之一。不过,郭先生的这篇谈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

郭先生谈到两个方面的借鉴问题,一个是艺术经验(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借鉴,一个是创作方向或创作思想方面的借鉴。

关于艺术方法、技巧的借鉴,郭沫若认为古老的《诗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了。他只承认《国风》保留了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谣风味,如口语化、自然的韵律,所以主张现代人直接去学习民歌民谣等民间文艺。其实,《诗经》是中国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第一部诗集,它吸取了民歌的全部优良品性,又经过艺术加工。它运用口语,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它与乐曲密切结合,韵律自然、灵活而变化多端,节奏琅琅上口而铿锵悦耳,重章叠韵,它们源自民歌而又加工提高为有强烈音乐性的优美的抒情诗。郭先生说的“调子简单”,应该理解为简洁精炼,而这正是中国古典诗的优良传说。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能说“调子简单”吗?拙著《诗经语言艺术》[13]曾尝试对《诗经》的语言艺术作初步的总结,考察了它的诗体、韵律、多样的诗歌修辞手段、象征和隐喻的意象以及赋、比、兴的丰富的创作经验,这篇文章不可能多作重复。我认为《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是中国当代新诗需要学习借鉴的。以郭沫若今译的《卷耳集》为例,我们肯定其开创性的贡献,但又必须指出,他今译的《国风》40首,就信、达、雅而论,不仅许多地方失去原意,在艺术上也不如原著简洁优美。郭译只能说是郭氏自己的创作,调子不简单了,可是没有了简洁明朗、韵律和谐的美感。

对于《诗经》艺术经验的认识,郭先生不如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庞德(E·Pound)。这位美国新诗运动的领袖、西方意象派大师,特别推崇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的意象,1954出版了他选译的《诗经》英译本14向欧美诗坛介绍《诗经》以简洁的语句构成优美深邃的意象。庞德的诗体英译和郭沫若的诗体今译都像是他们的个人创作,距离《诗经》文本较远,但对《诗经》意象的领悟,庞德超过了郭沫若。我认为,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从他“五四”时代成名的新诗,到他晚期的旧体诗,在艺术上不足的正是诗的意象。

至于郭先生说到《国风》没有波澜壮阔和悲壮的成份,我认为不必解释,抒情小诗就是抒情小诗,如同我们不能要求剧作家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像历史小说一样。《诗经》的艺术创作经验是一座宝藏,中国的屈原、魏晋诗人、唐宋诗人都曾从中吸取艺术营养。我们这一代,不能把这座宝藏丢了。

要在创作方向上向《诗经》借鉴,郭先生说对了。他说学习《诗经》向民间文艺借鉴,这个见解也很对。但是,发展新诗,提高创作质量,仅仅向民间文艺借鉴,还是不够的。

60年代为推动当代新诗发展,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新民歌运动。这个运动,我认为是不成功的。为什么?首先,是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民歌,诚然有它优良的品性,如内容贴近生活、思想富有人民性,抒情真挚直率,语句平易自然,韵律明快灵活,以及即情即景运用比兴等,这些艺术品性,已为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面继承。由民间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的转化,是文学艺术划时代的进步。民歌与诗人精心构思、反复琢磨的书写作品相比较,毕竟有粗细之分、文野之分、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只有民歌才有人民性和艺术价值,如果这样,等于否定了全部中国诗史。在这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都去找民歌、仿民歌,连大诗人艾青也不得不写“张大妈,六十八,耳不聋来眼不花”,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现代诗歌将滑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说,借鉴民歌的艺术经验,决不是仿民歌。古代伟大诗人向《诗经》学习借鉴的,主要是创作精神,即贴近生活,关怀民生,追求政治清明,批判社会黑暗;即立足现实,有感而发,情操高尚,真情流露。李白赞美《板》《荡》精神,杜甫提倡“风雅”,陈子昂、白居易先后举起“风雅比兴”的大旗。这个“风雅比兴”传统,造就了一代唐诗达到诗歌发展的顶峰。整部中国诗史证明:继承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兴盛发展,出现大诗人,为天空增添光辉的星座;背离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步入歧途,诗坛黯然失色。

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当代诗人应该重视这个经验,创作新时代贴近现实、服务人民、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

四、《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

《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在本文前面两个小题目之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前些时,国家最高科研机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曾经向我说:“《诗经》研究的题目现在很难找,所以文章难写,因此发表的少了。”当时我只能不置可否。确实,常有人表示:前人已经把《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现在没什么可写的了。我回答:“阁下不入门,焉知堂奥深。”

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由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重要的转型,到现在,还不满一百年,它真正进入建设时期时间还要短些,应该说现代诗经学和各项研究,还只开始不久。

从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而言,我们对传统诗经学两千年的发展过程,还未能进行彻底的清理:各家各派的名著没有完全研究和深入研究;因而许多成果和经验还没有接受。仍然有前人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在重复那些艰难的探讨,或出现不必再有的失误。传统诗经学遗留下来一些重大学案,我们大多仍未能解决或未能圆满解决。现代诗经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很快,著作和论文累计几千项,也需要我们加以整理。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家一派、一个个课题进行研究,明了其得失,总结其成果和研究的经验教训。由于对传统诗经学和现代诗经学发展过程总结不足,因此,至今还无人写出一部总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并能鉴往知来的《诗经研究史稿》。

前面说过,《诗经》训诂搞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完善;音韵、名物考证、异文,留下更多问题;辑佚和辨伪,也有工作可做。例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诗经韵读》,代表了一个时代《诗经》音韵研究的水平,有人则说其拟古音大都不正确。向熹教授的《诗经词典》,代表了当代《诗经》字词训诂的较高水平,在中外获得好评,而他经过继续研究,却进行修订,并准备再修订。霍松林教授讲解《关雎》一诗,说原诗因脱简掉了四言句四句,是掉了还是没掉,真掉了的话掉的是什么词句?《诗经》脱简阙文或错简错置的现象是存在的,那么,都是什么,根据又何在?种种问题都有待研讨。

《诗经》的一字一词都需要重新验证,然后存正更讹。一字一词的训诂,用于阐释作品,常常产生对诗义的不同理解;用为历史资料,会造成对历史的误断。《诗经》农事诗在60年代曾展开一场争论,就是因为对诗中的名物、制度有不同的理解。近年颇为兴盛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对古文献的解读,也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再者,西周社会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更是历史学界五十年未能解决的大老难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诗经》中的农业劳动者是奴隶?农奴?还是自由农?诸如此类,我们可以说,不是没有研究的题目,题目比比皆是,不过研究不能浮光掠影,必须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要求更多的知识,付出更艰辛的劳动。

《诗经》的文学研究,包括对305篇的诗旨、内涵、艺术技巧,作出正确的阐释和审美的分析,以及在全民中普及这份文学遗产,总结《诗经》艺术创作经验,发展现代新文学,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前面已经说过。仅仅近20年,出版的《诗经》各种注译本(全本或选本)已不下百种之多,大体上说,有一部分各有所长,也有一部分只是拚凑成说,陈陈相因。我们能不能集中力量,共同合作,编撰一部新的能够流传较久的注译本呢?希望这个注译本的词语训诂、内容阐释、艺术点评和诗体今译,都能够集现代诗经学成果之大成,达到新的较高水平,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能够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20世纪的古文字学、考古学都有长足的、重大的进展,金文、甲骨文研究和陆续出土的文物文献,已经并将继续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资料,提出新的研究题目,并解决一些问题。怎能说没有题目写呢?上海图书馆公布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诗论》,上海的报纸作了报导,连续发表几篇文章说是孔子的《诗论》,提出可据以更正文化史上的某些成说;经过更多学者研究考证,那是子夏(卜子)之作,并非孔子之作。可见一定要经过认真的考证研究、共同讨论,最后才能审慎地作出科学结论。现在,各国的世界文学教科书,都讲述《诗经》;从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研究《诗经》。对这一世界性学术的研究,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也有得有失。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把诗经学在全世界提高到新水平,也是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正站在21世纪的开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开展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层面的《诗经》研究。多元的,包括政治上的多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信仰)和学术上的多元(多种多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方位,指文学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比较文学以及文献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的各个方面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多层面,理论性和资料性,普及和提高,古译今和中外互译等等。现在诗经学又正在进行新的转型,它的建设时期正在开始。一切正在,怎么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我们站在21世纪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世界学术、争取世界民主与持久和平的高度,就会感到肩负重任。等待我们致力的课题,不是几位大师或一代学者所能完成的,而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注释:

[1]胡适《谈谈诗经》(1925),《古史辨》第三册。闻一多研究《风》诗,著有《风类诗钞》、《诗经新[2]义》、《诗经通义》及一批论文,所释所论全属《国风》均见《闻一多全集》。[3]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中文译本译为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4]王靖献《钟与鼓》,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中译本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朱东润《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1935年发表于《武[6]汉大学文史季刊》,后收入其《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胡念贻《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收入其《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比奥《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原载《亚洲研究》,1843;后收入英国理雅各(JamelLegge)的《诗经》英译本为附文,1971年出版。

[9]费德林专著《史学、文学、哲学之源》(1969)中的《诗经》部分,译文见《费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0]雨果《诗歌作品集》,据周发祥转引自赛义德1979年在伦敦出版的《东方主义》51页,见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11]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原载1950年《文艺报》,收《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拙稿《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原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收拙著《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1993。

[13]拙著《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台北云龙出版社,1990;修订本加“新编”二字,语文出版社1995。

[14]庞德的选译本称《孔子颂诗集》,1954年在美国出版。

作者简介:

夏传才,192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广大学院高级文学创作课程讲座教授、日本宫城女子大学特聘研究员、中国诗经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顾问、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著有《诗经研究史概要》、《诗经语言艺术新编》、《十三经概论》、《思无邪斋诗经论稿》等专著。

《倪焕之》再评价 第5篇

《倪焕之》是叶圣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最初连载在1928年的《教育世界》上, 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倪焕之, 作为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在历经社会变革和动荡的岁月中不断追寻价值并最终走向了绝望的历程。诚如叶圣陶所说“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本《倪焕之》, 曾经有过倪焕之这样的人他有良好的心愿, 有不切实际的理想, 找不到该走的道路”[1]313-314。倪焕之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些青年人的特点,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记忆, 为我们认识那些逝去的梦想与困惑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在创作中, 叶圣陶虽然也与许多作家一样, 秉承“为人生”的文学理念。但是他的小说创作却独具一格, 既不同于鲁迅“直面人生”的锐利, 也不同于茅盾“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宏愿, 而是凭借他冷静的观察和浓厚的感情, 将其温柔敦厚的气质溶入进“表现人生”的创作中。他的作品既有对客观现实的冷静描写, 也有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描摹, 因此使得作品既带有一定程度“讽”的意味, 又仿佛带着极大的“同情”, 其“题旨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多义性”[2]。

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 作品既呈现出了广阔的社会时代进程, 也生动刻画了主人公倪焕之在其中所经历的转变, 对于作品的主旨是在着力展现时代对人心的影响, 还是在借时代的变化来反映主人公的心灵历程, 随着小说历经80几年的风雨, 评论者对此所作的评判也颇有不同。例如在20世纪的大多数评论中, 评论者们基本延续了茅盾对《倪焕之》所作的评价, 从时代性、社会性以及革命性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评析。但是, 随着时代气候的改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 一些评论者试图倡导回到作品本身和作者独特的创作方法上来, 重新认识和评价《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即关注评论者对《倪焕之》所做的这种评价转变, 主要从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及主人公形象的再评价中, 分析现有评价中提出的新观点。

二.《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的重新定位

(一) 评价标准的转换:从“时代”到“人心”

对《倪焕之》最早且最有影响的评价来自茅盾的《读<倪焕之>》。评论推崇《倪焕之》为一部“扛鼎”之作, 认为在小说中描绘了广阔的世间, 展现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后至五卅惨案、大革命失败的进程中, 时代壮潮对人的影响。夏丏尊在《关于<倪焕之>》中也同样认为小说是“全力描写时代”的“划一时代”的作品。但是, 沿着“革命现实主义”这一路径的评价方式, 评论对于小说没有展示主人公在革命中的成功转变以及全面描写革命历程也颇有指摘。茅盾指出, 小说的缺陷在于后半部分没有能够展现人物如何推动时代的进步。因为在他看来“所谓时代性”, “在表现了时代空气外, 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 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动又怎么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3]。

但是近来, 一些评论者表示以这种评价标准对叶圣陶的小说进行评价, 犹如以斤两论短长, 认为应该对《倪焕之》在现代文学史上进行重新定位。阎浩岗在《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2003) 中, 认为“小说最根本的天职是关注人的生存, 展示人类各种生存状况, 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探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2], 因此不能简单以“革命现实主义”标准来评价叶圣陶的小说创作, 而是从小说艺术本身和作者创作方法独特性的角度进行评价。他通过考察叶圣陶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认为《倪焕之》在艺术上的成功, 真正的原因在于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大动荡年代的心路历程, 小说的重心在于“人心”而非“时代”。他用“生存状态小说”命名叶圣陶的作品, 认为叶圣陶的创作宗旨是描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揭示其内心世界, 具有跨越时代感染人心的作用。这对于重新认识《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重新理解倪焕之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青年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另外, 德国学者顾彬在《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 (2002) 一文中, 也认为“小说承担了描写现代英雄的困境的任务”, “在倪焕之这个形象上, 叶圣陶描写了一个处于持续变动的世界中的现代人的状态”[4]。他在“现代性”的角度下, 解读了倪焕之面对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转换中所不能解脱的“彷徨”。这同样指出了《倪焕之》在描写“人心”上的独特价值, 提示我们从新的角度深入发掘这部作品的价值。

(二) “心灵叙事传统”的开创

评论者在提出对《倪焕之》进行评价标准转换的同时, 也对这部作品的内容和结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解读。从认为小说具有描写社会巨变以及知识分子心灵变迁的双重史诗性, 到最终提出小说描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外在社会事件只是提供了必要的叙事框架, 从而全面过渡到突出小说在叙写“人心”上的价值, 提出《倪焕之》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

例如, 何希凡在《叶圣陶的教育情节与倪焕之的心灵变迁》 (2005) 中指出《倪焕之》“既是一部恢宏壮阔的社会巨变的史诗, 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心灵变迁的史诗”[5], 倪焕之的形象具有代表时代青年的精神典型意义。但是并未真正脱离以“时代”标准评价小说的方式。而冯鸽在《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 (2010) 中则完全跳出了这一评价方式, 指出“人物的外部人生轨迹也就是传统的情节成了一个叙述框架, 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倾诉成了结构的中心”[6], 小说的这种文本特征表明作者的叙事兴趣不在外在故事情节的编排, 而在人物内在心理的呈现, 对主人公的心理历程的呈现和反省是这种叙事的意义所在, 从而她把《倪焕之》称之为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叙事”作品。另外文章也指出这样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叙事作品, 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种集体性的“激进性”心理状态。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走向集体的行为做出了预言, 是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价值所在。

三.倪焕之形象的再评价

(一) 倪焕之身份的定位

众所公认, 《倪焕之》中所塑造的倪焕之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但对于倪焕之所代表的究竟是何人, 其所走的道路又如何, 评论者们对此却莫衷一是。20世纪的大多数评论者从政治性角度评析倪焕之, 较为普遍的看法是, 认为倪焕之显示了时代的潮流对他的深刻影响, 体现了这一历史潮流中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7]。普遍认同把倪焕之定位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 对于倪焕之的转变历程及其所走的道路, 在这些评论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但总得看来, 这些评论更多的是站在政治性的角度对倪焕之进行解读从而对作品做出相应的评价, 乃至对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都做出了评判, 但却缺失了对人物心理的具体分析, 忽略了作品在人物心理刻画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新时期, 评论者站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 不再局限于对倪焕之进行政治上的定位, 而是把视野放在了整个时代进程中, 寻觅倪焕之所代表的精神典型。

例如, 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 是启蒙者, 是拯救者, 是革命者, 是先驱者, 集多种身份于一身”[8], 认为倪焕之始终怀抱着的是“教育救国”的理想, 从小学教员时的“一切希望悬于教育”, 直到加入革命者的行列, 依然是把教育当作是革命的“凭借”, 因此指出倪焕之身上体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坚持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改造、振兴中国的信念。当然, 这样一种定位拓宽了倪焕之所代表的形象范围, 但难免有拔高之嫌, 实际上没有指明倪焕之的典型意义。现在一些评论提倡回到作品本身, 从而把倪焕之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来看待, 分析他们在社会变动中的心灵历程, 本文以为这是符合实际的。因此, 文章接下来以这种身份定位为基点, 进一步分析新的评价中对倪焕之心理所做的深入解读。

(二) 倪焕之心理的解读

可以看到, 倪焕之的一生, 虽有一股做出一番事业的劲头, 却在追求理想和遭遇现实之间徘徊, 始终“找不到该走的道路”[1]314。作品中倪焕之也对自己进行了简短的评价:“我是个简单不过的人。烦恼的丝粘在心上时, 哪怕只是蛛丝那样的一丝, 我就认为捆着粗重的绳索。但是, 希望的光照我的心象阳光照着窗户时, 什么哀愁烦恼都消散了, 希望就是整个世界”[1]100。毫无疑问, 倪焕之的这种心态和性格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些青年人的特点, 具有生动的典型意义。

冯鸽认为倪焕之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激进性的人生诉求, 正是由于这种“激进性”心理, 造成了他始终处于一种忧郁感伤的否定性精神状态, 变成一个积极的寻觅者和生命的流浪者。“倪焕之的否定性情绪不是对理想追求不到或者追求理想受挫而感到的伤感失落, 而是在人生一个阶段的理想实现之后感到不满足而带来的空虚感和没有寻找到新目标的迷茫痛苦。他痛苦的不是追求的本身, 而是目标的失缺和理想实现的不完美。”[6]同时也指出这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性生存状态, 一种生命哲学, 正如鲁迅笔下的过客, 不断前行, 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作者认为倪焕之的这种心理实际上是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 但这样一种“国家天下”的责任感却是与知识分子所处的个人立场相悖, 他们无法超越这种困境, 因此在“文本叙述中始终蕴含着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现代性母题:个体和集体的尖锐冲突”[6]。当然也有学者把这囊括进“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精神悲剧的叙事母题”中, 指出小说文本以“教育培养的幻灭婚姻理想的幻灭事业理想的幻灭”三站式幻灭进行建构, 是这种母题叙事的基本结构。并剖析了倪焕之式的知识分子, 认为他们虽然不缺少道德和知识层面的贤才, 却没有改革社会的能力, 即“有明辨是非的才’, 却无寻求办法的能’”[9]。

我国新时期学者对倪焕之形象的重新解读, 为倪焕之在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中确立了重要的位置。

四.结语

对《倪焕之》进行评价, 或许我们真得需要重新回到作者那里, 回到作品本身, 从作者独特的创作方法中理解作品的艺术性。叶圣陶曾经谈到他在创作小说时的想法, “我一直不把写小说当作甚胜甚盛的事所谓讽它一下也只是聊以自适而已;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 我是不甚相信的”[10]120。事实上, 他与具有浓厚社会批判性的写作者在创作理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他认为文艺的目的就在表现人生, 在“表现一切的内心”[10]50, 由此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唤起同情, 增进人们之间的了解。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11]的原因。在他笔下, 由于真实的展示了个体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 作品“具有了超越特定时空的永恒价值”[2]。那么, 《倪焕之》的出现, 是否真的唤起了人们的同情, 现在的读者又是否依然能够感应到倪焕之的心灵, 这在研究者们以贴近作品的姿态重新对其进行评价的进程中, 应该是会存在的。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倪焕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2]阎浩岗.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J].文学评论, 2003 (4) .

[3]王晓明.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 (下)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P75.

[4]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J].清华大学学报, 2002 (2) .

[5]何希凡.叶圣陶的教育情节与倪焕之的心灵变迁[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05 (2) .

[6]冯鸽.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J].西北大学学报, 2010.5.

[7]乐齐.《倪焕之》与叶圣陶的文学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 (3) .

[8]张江元.知识分子的心灵“镜像”:中国现代小说的“教育救国”理想[J].文艺论坛, 2009 (1) .

[9]张静.“叙拉古”悲剧——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精神悲剧的叙事母题[J].作家杂志, 2010 (3) .

[10]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再评价问题研究 第6篇

从制度的初衷看,设置两种评价方式的根本目的无非是所谓以评促建(或者以评促改),通过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促使有关方面关注、发现企业内部控制的缺陷并予以披露和修复,从而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从2009年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实施,到18项应用指引和评价指引、审计指引分别于2011年、2012年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和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施行,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的评价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随之产生了一些质疑和问题。

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实践及其问题

李丹平收集了2011年我国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68家企业披露的2011年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这些企业所进行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进行了研究,发现23家企业(占33.82%)仅仅提及财务报告相关控制目标,17家企业(占23.88%)未提及内控缺陷认定标准;35家企业(占52.24%)详细披露了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其中重大缺陷认定定性标准包括15类,基本涵盖《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列举的内容;28家企业制定了相对数、绝对数等定量标准。38家企业(占55.88%)披露了内控缺陷,其余30家企业则未提及内控缺陷;披露内控缺陷的企业对缺陷的整改措施和整改情况语焉不详。68家企业的评价报告显示,虽然评价指引规定有“至少应当披露”的内容,但是自我评价应该怎么做、必须披露哪些内容显然大相径庭。特别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两个极端问题都有点不知所措,或者信心不足:第一,如果内部控制评价一团糟,评价报告完全造假,结果会怎样?第二,如果内控评价到位、披露详尽,结果又会怎样?

笔者认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内控缺陷整改情况说明过于抽象,说明内控评价工作往往止于披露,离“以评促建”的目标还很遥远;其根源在于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缺乏完善的再评价机制,即有关方面(如监管机构、外部关系人)对企业内控评价的好坏不够关心,或者虽然关心但是无法进行适当评价,或者虽然能够作出适当评价但是无法通过评价发挥必要影响,由此导致实际工作中,企业没有动力把内部控制评价做实做好,从而在自我评价中过于随意,对评价的结果想披露多少就披露多少、想怎么披露就怎么披露。

二、内部控制评价的再评价机制

本文所称内部控制评价的再评价机制,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营造特定环境、创造必要条件,使监管机构和企业外部关系人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作出适当评价,形成行政、经济、道义等方面的影响,激励企业切实做好内控评价、实现以评促建目标的一个完整系统。

1. 再评价的主体:监管机构、外部关系人

即使没有正式的再评价机制,现行制度提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及其报告的要求,说明内控评价及其评价是有需求的。企业自身是第一需求人:通过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可以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落实,较好地实现内部控制目标。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企业的需求是有限的。企业的追求主要是其关注的特定内控环节和事务,内控评价有助于强化那些环节的控制就够了;至于内控评价报告怎么写,披露的内容对外部单位和人员有没有价值,企业并没有详加考虑的动力。内控规范的制定者是第二需求人:内控规范的制定者有兴趣和动力推动规范体系的贯彻实施,因此对高质量的内控评价工作和内控评价报告有明显需求;但是从企业内部控制系列规范来看,内控规范的制定者也缺乏明确的职能和有效手段来实现对企业内控评价的监管。企业的外部关系人是内部控制及其评价报告的第三需求人:从萨班斯法案到COSO内控框架,都是肇始于保护企业外部关系人的利益,因此外部关系人应该是内控评价及其报告的本原需求人。但是外部关系人影响内控评价工作的途径稀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外部关系人中的股东赖以表达自己影响力的方式是“用脚投票”;其他关系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和潜在投资者等,基本上处于逆来顺受的被动地位。显然,要构建内控评价的再评价机制,必须要有适当的制度安排,让监管机构、企业外部关系人真正有动力、有能力对企业内控评价进行再评价,同时要为再评价发挥影响疏通渠道。

2. 内控评价的再评价制度

根据现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内部控制主要还是被视为企业内部管理事务。一是内控规范对相关工作只作粗线条勾勒,内控目标设定、内控缺陷的认定标准和程序、内控评价报告的内容及其重要程度和详细程度等等,基本上都依靠各企业自我判断、自行决定。二是内控评价相关制度是一个单向过程,缺乏反馈机制、无法形成循环。比如,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企业董事会的责任”,“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应当报经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批准后对外披露或报送相关部门。”但是如果企业董事会没有按规定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找不出依据;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外披露或报送相关部门后,内控评价报告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戛然而止,企业是否需要对披露和报送行为承担责任,公众和“相关部门”如何使用该报告、是否有权对企业披露和报送评价报告追究责任,也找不出依据。在某种意义上说,披露评价报告与发布天气预报性质类似。

笔者认为内控规范建设的方向应该明确并逐步加大企业对内控评价报告的责任,比如,如果企业故意造假或者过失错漏,要明确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同时还要规定,对企业披露和报送的内控评价报告进行再评价是监管机构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为内控评价报告的编制、披露和报送规定行政责任。由于评价报告存在不应存在的缺陷,导致合格使用者正常使用评价报告产生损失的话,可以依法追究企业责任;由此设定相关民事(经济赔偿)责任。由于企业在内控评价中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可能造成相关企业或行业声誉受损,因此可以由企业所在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专业团体对其行为进行谴责;由此设定企业内控评价工作的道义责任。

3.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时披露的问题

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及其规范建设,通常对比参考会计和审计工作及其标准建设。会计方面设置了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两套审计制度。类似地,内控规范体系为了尽可能提高企业内控的有效性,也设置了两套评价制度,即以评价指引、审计指引的形式,确定了企业内部自我评价、外部机构独立评价。但是会计和内部控制两个领域的具体做法又有差别:会计系统方面:制度法规只要求企业披露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层面没有对内部审计报告的披露和报送提出要求。中国内审协会发布的《第2106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审计报告》提出,“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将审计报告提交被审计单位和组织适当管理层”。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内控评价指引要求,“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应当报经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批准后对外披露或报送相关部门”。

企业内控自我评价、注册会计师外部评价同时公开披露,让很多人对如何看待二者关系感到困惑。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可以从审计指引第九条找到线索:“注册会计师应当对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进行评估,判断是否利用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内部控制评价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工作以及可利用的程度,相应减少可能本应由注册会计师执行的工作。”这说明,内部控制评价可以被当作内部控制审计的基础,高质量的自我评价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更快更好地完成内部控制审计。

虽然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要求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进行评估,并不意味着这是将内部控制审计作为内部控制评价的再评价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评估”的目的仅仅是为内部控制审计工作需要付出的劳动量作出估计,而不是对自我评价工作质量尤其是评价报告作出正式鉴定,并以此推动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4. 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评价的制度衔接

笔者认为,要求企业同时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评价报告,确实有点令人费解。如果两个报告内容通常一致,那就不必同时披露;如果两个报告内容通常不一致,那么用户势必面临着要自己判断孰是孰非的问题。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注册会计师的内控审计报告更为权威、可信度更高,那么企业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似乎有画蛇添足的意味。

参考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安排,较好的做法是企业将企业报告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关联起来,将注册会计师实施的内部控制审计确定为对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再评价制度:按照现行制度,企业是无法出具内部控制报告的,原因是企业内部控制主要属于企业内部管理的范畴,实际工作中的弹性和自由裁量的余地太大,不可能要求企业像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出具财务报告那样严格遵照内控规范要求并出具内部控制报告,因此监管机构和企业外部关系人无法了解企业内部控制相关信息,变通办法是要求企业对内部控制工作进行自我评价并较为详细地将评价情况披露出来。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可靠,可以由注册会计师通过内部控制审计进行鉴证。

笔者认为,现行做法是注册会计师直接评价企业内部控制工作情况并据以作出内控有效性的结论,这种制度安排可能不如直接设置内控评价的再评价制度。第一,监管机构和外部关系人需要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第二,他们对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通过企业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形式实现)缺乏判断能力,因为作出准确判断既需要深入了解信息的途径和能力,又要具备必需的专业知识,所以请专业机构和人士帮他们对企业披露的信息作出判断是合理选择;第三,注册会计师直接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而不是企业按制度规范编制并披露的自我评价报告)涉及面太广、工作量太大,作出全面准确判断的可能性较低而且责任太大,监管机构想要对注册会计师的懈怠和敷衍应付行为追责也不现实。如果把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确定为对自我评价的再评价制度,以上问题都迎刃而解。

三、开展再评价需要关注的问题

1. 自我评价需要进一步完善

如果确立内部控制评价的再评价制度,那么再评价的对象就是自我评价报告。自我评价报告作为监管机构和外部关系人了解企业内控情况的信息来源,需要在现有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比如,标准不能太模糊、要求必须更明确。2011年68家企业披露的自我评价报告整体上过于抽象,无法让用户清晰全面地了解企业内部控制的全貌。尤其是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缺陷的改进措施等关键内容的披露要求,应该给出更为具体的规定,不能让企业一语带过。目前,企业披露的自我评价报告对关键问题的披露语焉不详,背后的真相包括了缺陷认定不到位、认定了缺陷但是对性质和严重程度判断不同、对缺陷其性质和严重程度认定准确但有意不予披露等多种情况,需要通过评价指引进行规范。

2. 将自我评价报告作为企业内部控制工作责任认定的依据

在注册会计师的财务报告审计中,一旦出现财务造假等重大问题,追究责任的时候,涉事人员总是相互推诿,为自己开脱。在内部控制审计中,由于内部控制审计更为复杂,责任边界更为模糊,推诿现象不可避免。在ST大地欺诈发行股票案庭审中,蒋凯西反复申明自己不懂财务,在绿大地一直只是个挂名财务总监,在何学葵任董事长期间,虽然公司已经上市,但公司实际是典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何学葵一直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决策者和执行者,公司很多的重要经营管理决策,均出自何学葵一人。何学葵则辩称,对于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这三项控诉内容,她本人是在监管机关立案调查后才知情,自己并未参与其中,也未指使操纵任何人参与;而所有与犯罪有关的文件上有她的签名,她自己只是履行程序,并不知晓其他人的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即使ST大地的内控失效,只要认真地进行了内控自我评价,那么涉案人员的责任就一目了然了。

3. 全面、透明地披露是做好自我评价的关键和最好激励

不可否认,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有的事项在认定和判断时的确存在模棱两可的现象。笔者的看法是,如果真的不能认定或者判断或者认定和判断的争议太大,那就不要勉强,只需详细记录相关情况并充分披露出来就行了。因为如果真的是重要问题,时间和事实会作出定性、判断和确认的。强调并坚持全面、透明地披露相关情况,还在于它能保护无辜因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无论是企业的业务活动还是会计、审计和内部控制等管理活动出现问题,有过错过失的总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坚持全面透明披露原则,可以激励大多数人在面对违规现象时,据以撇清与自己的关系,在过程中抵制违规行为,在结果上保护自己,企业内控规范和其他制度因而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

4. 内控评价指引和内控审计指引的内容协调

学生评价标准的再审视 第7篇

长期来受狭隘的教育价值观、陈旧的人才观的影响,对学生评价更注重智育、忽视德育,注重学生的校内表现、忽视社会实践功效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甚至出现“一刀切”的评价方式,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我国高校大学生的评价体系目标、方法、内容上都有明显的不足和缺陷。

主要体现在学生普遍存在一味的注重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却因实践动手能力差无法运用的现象。长期以来,对大学生的评价多倚重学科知识,特别是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关注评价学生的知识、智力和技能,而不评价情感、意志、个性、人格等非认知因素的发展,忽视了综合素质的考察。另外一个问题是忽视学生各个时期个体的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往往以一次年终考核来评定学生的优劣,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性评价,是一种单纯的结果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最大的问题是评价结果的绝对性,注重学生成绩的定量检测,忽视定性的评价或分析,对应试指标的注重,导致了学生对考试成绩的盲目崇拜。传统的学生评价标准不利于学习和教学,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

二、学习现状与传统评价体系的矛盾

本次以贵州财经大学大一、大二、大三的不同专业不同性别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大学生的家庭状况、学习成绩、学习需求、学习挑战以及影响其学习积极性的内外因素等。问卷于5月进行了预调查,后又对问卷进行了反复测试、评估和完善,较好地保证了调查问卷的信度。此次调查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1437份,回收率为95.8%,问卷收回以后对问卷进行了编码和危机处理并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的重点主要是不同性别学习成绩之间的差异,学习成绩主要设置了五个选项,将学习成绩分为不同的五个阶段,从A到E分别对学生学习成绩在班级的排名进行赋值,所以得出的均值是有意义的,并且均值的大小反映了成绩排名的情况。另一个分析是对不同性别参与课外活动时间、迟到早退的次数以及旷课次数作为对学生学习成绩的验证,分别设置了从A到F以及A到D进行赋值,选项越大均值越大,时间和次数相应的就更多。最后将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分为学习认知、合作学习和人际关系、学生自我认知和自控力几个方面分别研究不同性别的差别,从以上几个方面进一步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表现进行分析,选择项一共有四项,分别以A到D从1到4的赋值,分析比较均值。分析结果如下:

(一)学习成绩分析

1. 不同性别学习成绩状况

从独立样本t检验的表格分析结果来看,sig的值是0.001,小于0.05,看假设方差不相等一行的sig<0.05,得出性别与学习的成绩排名有显著的差异。在成绩排名中,男生的均值为3.2440,女生的均值为2.6627,通过赋值,均值越大,在班级的排名越靠后,可以看出男生的均值明显比女生的均值大,说明女生的学习成绩比男生的学习成绩优异。

2. 用传统评价方法分析学习成绩现状

在每周参与课外活动的时间、每周迟到早退的次数、一级每周的旷课次数这方面的sig<0.05,说明在这三方面都存在性别之间的显著性差异。从均值的比较来看,男生每周参加课外活动时间的均值是2.541,女生的是2.1939;迟到早退次数男生的均值为1.8241,女生的是1.6519;对于每周旷课次数,男生均值是1.7612,女生是1.4807。根据对这三项选项的赋值,均值越大则时间和次数越多。这里可以看出来男生的逃课和迟到早退的次数也远大于女生,通过迟到早退的情况传统的学生平准认为这是男生成绩不如女生的原因,但是也可以看出男生的社会实践和参与程度远高于女生。

(二)不同性别学生学习表现分析

1. 学习认知水平的性别差异(参见下页表一)

从表一结果可看出,不同性别在学习目标上的sig<0.05,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学习目标方面的均值为2.4660,女生的均值为2.5645,男生的均值高于女生,根据选项的设置,均值越大证明男生比女生越有清晰的学习目标。

2. 合作学习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的性别差异

笔者将合作学习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细化为多个方面,主要从应对学习挑战、主动完成学习、水平记忆、师生互动和同学间的合作学习等几个层面,这几个层面的sig值均小于0.05,证明在这几个层面存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显著差异,通过对比比较均值,男生的均值平均小于女生的均值,从A到D选项代表1到4的大小可以看出,均值越小则表现越好,证明男生的学习合作能力和人际交往的几个方面都优于女生。

3. 学生自我认知和自控力的性别差异

笔者将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自信心、求知欲等六个因素归纳为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控力。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看出,在这六个方面的sig值小于0.05,证明不同性别在这几个方面有显著差异,通过比较均值可以得出,男生的均值明显低于女生,均值越小表示在这几个方面男生要优于女生,表现得更为积极。

(三)结论

男生的课堂出勤率普遍低于女生,但是男生参与课外活动的时间明显高于女生,证明男生的社会实践比较多,相对男生的课堂出勤则较少,按照传统的评价体系,男生的出勤减少和活动的增加都会影响到成绩状况,学习成绩不优异。

男生在合作学习和师生关系、学习目标以及学习的自我认知和自控力上的表现均优于女生,可以看出男生不仅仅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注重与同学之间的合作性学习,注重与教师的交流和关系,有清晰的学习目标,对自身的控制力强,对专业更感兴趣以及更加自信,这些与男生的学习成绩的现状不相符。男生的积极性与学习成绩的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高校学生的评价标准和机制,成绩对于评判男女学生的学习状况并不全面。

三、高校学生评价机制改善对策

(一)树立合理的学生价值评价观念

高校要改变传统的学生评价观念,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并在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实践。注重学生交际能力,学生不仅要处理好与同学的关系,也要加强师生的交流;注重学生的德育,不仅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方式,而且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德育的培养,从而注重学生各方面的全面发展,避免“一刀切”现象。

(二)确立多样化的学生考核方式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者要改变对学生的考核和评价方式,考核方式应该注重多元化,学生成绩占考核中的一部分,还应考虑学生课堂当中合作学习的态度和能力,注重学生的学习实践水平,加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三)自我评价体系的完善

学生的自我评价应建立在成绩与各项综合能力的基础之上。不能绝对性地评价自己,只注重自己在理论知识、智力、技能方面的发展,还需要通过积极参加课内外活动、加强与同学老师之间的交流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人际交往能力。

参考文献

课堂教学评价的再思考 第8篇

一、注重评价的人文关怀

“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同样一个“好”字, 可以说得平淡如水, 让人感到有勉强应付之嫌, 也可以说得激情满怀, 让人感受到你发自内心的赞赏。对学生的评价, 老师应渗透情感因素, 要全身心投入, 评价语言要发自内心, 以真情动人。如阅读流利、充满感情时, 教师应满怀喜悦地对他 (她) 说:“你读得真棒!”当学生读得不理想时, 教师应友好地添上一句:“再努力一下, 你会读得更好!”……只有动之以情, 方可晓之以理, 也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在心理安全和放松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二、评价方法的多样化

课堂上, 教师要恰如其分地运用激励性评价。激励性评价包括语言激励、情感激励和动作行为激励, 等等。充满机智的语言激励, 不仅能促进学生思维的敏捷和灵活, 更能使课堂妙趣横生、充满笑声, 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刘燚老师在执教《雨点儿》一课时, 出题后指名学生读题, 她是这样评价四个读题学生的:“你是笑着读的, 可见你打心眼里喜欢它。” (生一) “你叫得真亲热!” (生二) “你读得真顺溜!” (生三) “你的儿化读得特标准!” (生四) ……在这种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下, 每个学生的参与热情都十分高涨。除语言激励外, 情感激励和动作行为激励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一个充满希望的眼神、一个赞许的点头、一个鼓励的微笑, 拍一拍学生的肩膀, 甚至充满善意的沉默, 都不仅仅传达了一份关爱, 还表达了一种尊重、信任和激励,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评价方式更具亲和力, 更能产生心与心的互动, 其作用远远大于随意的口头表扬。

三、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因而课堂教学中的评价应该由师生双方共同参与, 不仅有教师评价, 还应有学生评价。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教师要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 灵活地引导学生进行“自评”与“互评”, 使学生对自己、对他人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学生评价的范围也很广:可以评价学习材料和学习过程, 评价同学的知识掌握和运用, 评价自身的长处与不足, 通过评价使学生的思维趋向活跃, 在评价中产生智慧的火花和积极的情感。

四、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学生与学生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 这就需要教师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针对学生不同实际, 采用分层教学评价。教师可以根据平时对学生各方面表现、能力的观察, 在心中把学生分成若干个不同的层次, 当学生发言、练习时, 教师用一把弹性的尺子 (即不同的要求) , 关注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点滴进步和变化, 作出评价。不管是教师评, 还是学生评, 都应关注纵向重于关注横向, 不能经常性在不同水平的学生之间作横向比较, 而应引导学生关注被评价者前后学习情况的纵向变化。

五、评价内容的多元化

能激发学生内驱力的评价, 一定是内容翔实、有根有据的。新课程课堂教学学生评价重视知识以外的综合素质的发展, 尤其是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情感态度、合作、创新、探究能力的发展, 因此, 评价的落脚点更多。作为教师, 要善于用敏锐的眼光去捕捉学生身上瞬间即逝的“闪光点”, 即找到学生个性化表现的落脚点, 使表扬具有情景性, 然后再寄予鼓励期待的语言。要善于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 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 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建立自信, 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 促进学生在已有水平上继续发展, 适应人才多样化的要求。

六、巧用否定性评价

高校课程考核评价改革问题再探析 第9篇

关键词:高校课程考核,课程评价,改革

课程考核涉及教学过程的多个环节,其对整个教学过程起着检验、反馈、诊断、调节及导向等多种作用;可以说,考核评价是课程教学过程的“指挥棒”,对指导与改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意义重大。面对当前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要求,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现行课程考核方式方法,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课程考核评价经验,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创新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方法,促进我国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稳步健康发展。

一、我国高校课程考核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课程考核评价观念相对陈旧与落后。目前 ,我国高校课程考核评价在观念上表现得较为陈旧与落后, 与现代化的人才教育观、教学观和质量观不是很协调。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高校现行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法下,学生基本上处于被动应试状态,多数学生都是参与一些共性东西的考核,学生很少有自由发挥的空间,非常不利于现代教育所要求的学生发散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二 )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方法相对单一。当前 ,我国各高校课程考核评价更多的还是采用“试卷”、“期终考试”、“总结性评价”等方式、方法;对于学生的考核评价主要是看最后的试卷成绩。真实情况是仅凭一张试卷并不能完全衡量或者看出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学习情况,由于这种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方法有很大的偶然性,也决定了不同学生“成绩”的偶然性,并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结合高校课程教学实际,学生的每门公共课、专业课成绩多是“一锤定音”,学生一旦在唯一的一次考试中发挥不佳,就可能会影响“学业”,因此不能通过仅有的一次考试就决定学生的“命运”,这种单一的方式、方法难免有失公平。

(三 )课程考核评价内容偏理论、书本化。当前 ,我国各高校普遍存在学生为了考试,考前进行突击的现象,特别是考前几周时间学校之前并不拥挤的图书馆、自习室却人满为患,学生将努力不是用在平时,而是仅仅用在考前几天、一周或者几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考核方式、方法有问题,但另一方面,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考核内容有问题———过于偏重理论、偏重书本内容,学生可以在短时间通过“突击”提高成绩。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 则势必会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造成严重挫伤,非常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

二、我国高校课程考核评价改进、改革策略与建议

(一 )转变课程考核评价观念 ,摒弃落后观念。我国社会已经进入激烈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人才教育观、教学观和质量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本着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们摒弃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课程考核评价观念,积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指导思想,在课程考核评价环节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为目标,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深刻反思现有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方法,积极进行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方法创新。

(二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尝试多种考核方式。新时期要求我们对学生做到多方面的评价 , 决不能以 课程的期 终考试等总结性评价方式作为学生最终学习评价的评定标准。应该注重学生的平时表现,如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学生的问题回答积极性及回答情况,以及学生的平时作业完成情况,等等 ,这些都可 以作为教 师平时用来评价学生的依据,并将这些“评价”纳入最终考核过程。此外,可以考虑采用其他评价形式,改变书面闭卷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如:对于操作性较强的课程可以使用“实践操作”方式考核,而不是“试卷”。对学生进行课程考核评价是不可避免的, 但为了提高当前高校课程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多元评价体系、多种考核评价方式绝对是一剂良药。

安全性再评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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