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报道的传播政治学论文范文

地震报道的传播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研究综述

近年来印度主流媒体涉华报道量不断攀升，国内众多学者对印度媒体的研究也随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在知网上以“印度媒体”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得到200余篇研究文章，主题集中在“中国形象”“一带一路”“媒体发展”和“中印关系”等方面，而聚焦印媒对中印双边外交事件报道的研究文献还较少。在推进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领导人会晤和战略沟通起到把舵定向的重要作用，是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节点。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各种场合下已有过十余次会面，2018年4月武汉举行的中印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更是开创了两国领导人交往的新模式。而印媒相关报道直接影响印度民众的对华情感乃至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因此，当前围绕印度主流媒体对于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报道开展深入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另外，以往关于印媒的研究多以印度本土英文媒体为研究对象，虽然英文媒体在印度的舆论影响广泛，但是印度本土语言媒体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使用印度国语印地语开办的媒体。据社交平台分析系统社交烘培师（socialbakers）网站2019年末数据，印度所有媒体脸书主页中，粉丝规模前三名全部为印地语媒体，第一位是“今日电视台（Aaj Tak）”，拥有近2300万的粉丝；第二位是“ABP新闻（ABPNews）”，拥有超1930万粉丝；第三位是《觉醒日报》（Dainik Jagran），拥有超1460万的粉丝。此外，维基百科数据显示，2018年发行量排在前五名的印度报纸中印地语报纸就占了四个。综上所述，研究印度主流媒体如果少了印地语媒体，将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本研究以印度英语和印地语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探析印度主流媒体在中印关系发展事件节点报道的舆情概貌。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为基础，从报道数量、报道政治性强弱、报道倾向、报道主题和报道关键词等五个维度对印度主流媒体关于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即“金奈会晤”的报道进行分析。使用比较法，对比印度主流媒体和中、美、英、俄国际媒体在此次事件上的报道差异。

（一） 研究对象

强大的新闻通讯社和报业集团、覆盖广泛的广播电视、发展迅速的网络新媒体，以及获得深入应用的社交媒体，构成了印度主流媒体舆论场。其中，印度报业异常发达，据世界地图（worldatlas）网站2018年统计，世界报纸发行量排行前十名中，就有四家印度报纸，即《帕斯卡日报》（Dainik Bhaskar）、《觉醒日报》、《不灭之光报》（Amar Ujala）和《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综合考量印度本土发行量、覆盖面和受欢迎程度，本文重点选取以上四大报纸，以及《印度教徒报》（TheHindu）、《印度斯坦报》（Hindustan）、《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和《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等报纸媒体，脸书粉丝数排名前两位的电视台媒体：“今日电视台”和“ABP 新闻”，国家广播媒体“全印广播电台”（All India Radio），共计11家媒体作为分析对象，其中包含五家英文媒体和六家印地语媒体。本文选取的研究媒体受众覆盖广泛，具有主流媒体代表性，体现了研究对象样本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二） 报道文章样本选择

本研究基于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和便利性，在上述11家印度主流媒体的官方网站，以“习莫会”“习近平、莫迪”“金奈”“马哈巴利普拉姆”的英文和印地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间跨度为2019年9月1日至11月1日。所得数据进行二次人工筛选，剔除和“金奈会晤”无关的报道，共得到有效报道样本393篇。由于本研究是针对文本内容，故含音视频的报道只采集了其文本内容，不含音视频内容。

（三） 类目建构

本研究主要使用文本内容分析法，主要建构以下几种类目：1.报道政治性强弱：硬新闻、软新闻；2.报道倾向：非常肯定、一般肯定、客观、一般否定、非常否定；3.报道主题：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安全、社会、自然/环境、科技、人文/历史、会晤行程共八类，一篇报道最多分属于三个主题选项。4.报道内容关键词：此项类目内容非预先设定，是在分析过程中，逐渐丰富，便于进行后期统计分析。

三、研究分析和发现

1.报道量分析。数据分析发现英文报纸媒体和电视媒体对“金奈会晤”报道量更大。在393篇报道样本中，八家报纸媒体共计报道284篇，其中，《印度时报》以107篇的报道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主流媒体。《不灭之光报》是所有印地语报纸中报道量最多的，虽不及《印度时报》和《印度教徒报》这样的老牌英文报纸，但其报道量却超过了另外几家印地语报纸的报道总和。从报道语言上来看，英文报纸的报道占比68.7%，印地語报纸的报道占比31.3%。整体来看，“ABP新闻”和“今日电视台”作为电视媒体，在报道量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报纸媒体，纷纷挤进了报道量前五名。

2.报道政治性和倾向总体分析。分析显示，印度媒体对于“金奈会晤”的报道中软新闻和正面报道的占比较高。甘惜分教授主编的1993年版《新闻学大辞典》对“硬新闻”和“软新闻”的解释分别是：硬新闻，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软新闻，指那些人情味较浓、写的轻松活泼，易于引起受众感官刺激和阅读视听兴趣的新闻。本研究中政治性强弱的判断标准是整篇报道的侧重点以及是否含有政治表达，如《习莫会：印中古老关系的新维度》，主要介绍了中印两国从古至今的文明交往，没有任何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即归为软新闻。结果显示，在所有报道样本中，软新闻（163篇）占比为41.5%，如此高的软新闻报道比例在以往的重大外交事件报道中实属罕见，充分凸显了非正式会晤的报道特色。首先，非正式会晤较正式会晤气氛相对轻松，形式更灵活，话题也更开放，也就显得更富有人情味。其次，软新闻在此次外交事件报道中发挥了举重若轻的作用，既实现了时政新闻的及时权威发布，又提高了新闻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实现了硬题材的软着陆。同时，在393篇报道样本中，肯定和客观态度的文章312篇，总占比达79%。显示印度主流媒体对于“金奈会晤”给予了比较正面积极的报道。

3.报道主题和情感倾向交叉分析。总体来看，印度主流媒体“金奈会晤”报道主要集中在政治/宗教、人文/历史、社会、经济和军事/安全等五类主题，总比重达到93%。

（1）政治/宗教类报道量最大，占比41%。“金奈会晤”属于外交活动，政治类报道比重大毋庸置疑，其正面报道占比61%，如《非正式会晤开拓中印合作新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样本中的22篇非常否定的报道也全部出自“政治/宗教”类主题，其内容主要涉及边界、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等。

（2）人文/历史类报道占比21%，超过经济类报道，在以往印媒涉华报道中甚是少见，且正面报道比例高达92%。此次“金奈会晤”选在历史悠久的马哈巴利普拉姆城举行，无论是泰米尔纳德邦还是马哈巴利普拉姆都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让“金奈会晤”报道充满了文化气息，代表报道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的马哈巴利普拉姆与中国有什么联系？》等。

（3）社会类报道占比12%。“金奈会晤”是印度的主场外交，作为东道国的媒体更加关注印度社会的反应。相关报道倾向呈两极化分布，肯定的内容主要是印度为会晤举行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及印度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而客观性内容（略含否定）主要是会晤的举行给当地交通、学校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4）经济类报道整体上积极肯定了中印两国的经贸发展。如《中国媒体：二十一世纪不能少了印度》的报道中，通篇援引了中国媒体的报道，从经贸投资谈到了未来中印合作，中印友好关系的重要性，甚至用到“没有印度和中国，亚洲无法崛起”这样的高度评价。同时报道也提到中印间的贸易逆差问题，表示中印两国同意建立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来解决贸易相关问题。

（5）军事/安全类报道主要聚焦两国军方合作以及印度对“金奈会晤”所做的安保措施，客观和肯定类报道占了大多数，代表报道如《习近平决定加强军方互信》《习莫会“前所未有的”安全防护》等。

4.“关键词”分析。印度主流媒体“金奈会晤”报道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会晤内容知多少。在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武汉会晤”出现了139次，且对其都是积极肯定的评价，表示“武汉会晤”具有里程碑意义，使中印关系进入了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武汉精神”（Wuhan Spirit）和“金奈对接”（Chennai Connect）作为两次“习莫会”的代言词，分别出现了16次和28次，媒体一致表示，“武汉精神”给中印关系带来了新的势头和信任，而“金奈对接”标志着中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启。“中印合作”共计出现了72次，其中作为代表中印的“龙象”一词也出现了11次。印度媒体援引中方表述，龙象共舞是中国和印度的唯一正确选择，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印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出现47次。据印媒报道，两位领导人认为中印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两国将共同努力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呼吁各国加强反恐国际合作。

（2）中印联系古与今。“玄奘”和“周恩来”作为“金奈会晤”举办地和中国历史联系的代表人物分别出现了14次和12次。印度媒体报道称，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曾在帕拉瓦王朝时访问过泰米尔纳德邦的甘吉布勒姆。1956年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也曾率团访问过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还到访马哈巴利普拉姆小镇，所到之处受到印度群众的热烈欢迎。时隔60多年，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再次拉近了这里与中国的距离，中印人文交流将从古代开始不断绵延下去。此外，中国的“福建省”也出现了26次，印媒表示，选择在金奈举行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决定的背后是泰米尔纳德邦和中国福建省之间持续几个世纪的贸易和文化联系。福建省的港口城市泉州是中国唯一留有印度寺庙遗存的城市， 见证了两国悠久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也见证了泉州金奈的友好渊源。会晤期间，中国福建省和泰米尔纳德邦、泉州市和金奈市建立友好省城关系，为闽印交流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3）涉华内容褒和贬。习近平主席是乘坐中国国产“红旗”轿车从金奈前往马哈巴利普拉姆，而不是选择和莫迪总理一样的直升机，“红旗”轿车也因而进入印度媒体的视野，共出现9次，《不灭之光报》甚至在一篇名为《当红旗车撞上美国车，结果让你大吃一惊》的报道中，从技术方面介绍了中国“红旗”轿车的强大。此外有关“华为”和“一带一路”的表述都是“备受争议”，但随后印度政府在2019年12月底批准华为参与该国的5G网络试验，体现了会晤后两国合作的积极变化，另外在中国决定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排除在“一帶一路”倡议的范围之外后，印度表示并不反对探索其参与的可能性。

四、国际媒体对比分析

无论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还是历史渊源角度出发，中印间的大事，总会受到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大国的关注。本研究选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地语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美联社、路透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国之音”等六家国际媒体作为比较对象，主要从报道倾向和报道内容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印度媒体关于“金奈会晤”的报道和西方媒体相关报道具有显著差异。印度媒体主要是正面报道，充分肯定“金奈会晤”的重要意义，向民众传达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信号。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则更多关注中印边界争议，以及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舆论导向比较消极负面。其中，英国两家媒体的负面报道集中在香港、西藏、新疆问题。美国两家媒体共10篇的报道中，只有一篇肯定的报道，表示“自莫迪和习近平去年在中国举行首次非正式峰会以来，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余几篇都是否定的报道。其中以美联社最为突出，五篇报道全部是否定的，甚至包括三篇非常否定的报道，克什米尔、西藏和中印战争等相关内容所占比重非常大，在“金奈会晤”举行的重要时刻，美联社此举确有挑拨离间之嫌。除了中国媒体，同属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单个媒体报道量在所有作为比较对象的国际媒体中是最多的，且全部为肯定和客观报道，甚至有一条非常肯定的报道，认为中印两国领导人之间定期的非正式会晤可以大大消除两国现有的信任赤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地语广播，作为中国唯一一家用印地语对印度传播的官方媒体，全部26篇报道都是積极和客观的，从中印关系、中印合作、中印交流等方面阐述了此次会晤的重要意义，表示“中印关系迈入健康稳定发展新阶段，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离不开中印合作，加强交流合作，对于两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比中国和印度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中国主流媒体对“金奈会晤”的报道还是以硬新闻为主，主要聚焦会晤召开的意义和成果，而印度媒体的报道中软新闻的比例很大，除了必要的政治内容，在人文历史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报道。其次，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任何负面内容，而印度的一些媒体还是会发出一些负面声音。但针对“金奈会晤”的意义，两国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未来进一步加强中印合作已成为双方的一个共识。另外，两国媒体在自己的报道中，几乎都是援引双方外交部或专家学者的言论，消息源上几乎没有西方国家的身影。

五、对印传播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也是我国重要的西南邻国。对于作为中国重要的外交对象印度，如何做好对印传播工作将直接影响印度乃至世界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本文经过对印度主流媒体关于“金奈会晤”的报道分析，针对对印传播工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提高中印关系稳定发展重要事件节点软新闻报道比重，增强新闻报道的情景化和精准性。以往时政新闻常出现公式化的报道文字加上硬性的价值输出，往往达不到传播效果。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地语广播脸书主页（CRIHindi）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开始尝试克服模式化新闻思维，逐渐改变时政新闻中的政治语言，使用亲切的对话语言，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找到适合普通民众视角的报道切入点，加大“软新闻”的报道比重，提高报道的人情味和感染力，让时政报道变得更丰富、更生动、更真实。

2.为做好新闻编辑方法改进，就要从加强受众分析和研究，提升精准化传播能力入手。首先，印度民众宗教信仰复杂多样，不同教派的民众在价值判断与信息诉求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其次，印度地域文化差异大，南北印度无论语言、文化习俗还是政治生态环境都大不相同。针对印度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环境，我们必须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因地制宜提升精准化传播的能力。

3.加强中印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其一，印度媒体对华报道倾向存在差别，但此次分析所涉及的印度媒体中，没有哪一家是全部绝对的负面报道，这点明显区别于西方媒体，应积极地进行印度媒体梳理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媒体间的交流合作。其二，印地语媒体相较英文媒体对华关注度要低，绝大多数从业者从未来过中国，对真实的中国知之甚少。建议为更多印地语媒体从业者提供赴中国学习采访的机会，形成常态化、开放深入的合作交流机制，推动其形成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其三，印度主流电视媒体积极报道中印关系发展事件节点，建议探索与印度电视媒体合作的新模式，如开展联合采访、跨国视频连线、节目交流互换、新媒体合作等，让中国媒体成为其报道中国、了解中国的首要消息源，通过合作促进互信。但鉴于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在和印度媒体开展合作时，要讲究合作的方式方法，循序渐进谨慎推进，切不可急功近利，以免给我方带来被动的外交局面。

（本文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资助，课题编号GD1969）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地震报道的传播政治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大学生置身信息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渠道多元、信息多样的舆论环境使大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新的情况、新的特点与倾向。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如何选择时政信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所持态度如何，都必然对大学生的政治观取向产生影响，是事关国家政治稳定和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大事。文章就当代大学生时政信息来源选择的新特点和倾向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通过提高内容教育特别是方法论教育，提高传统媒体引领作用，提高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引导性，把握传播规律，强化信息公开，拓展大学生时政信息的获取途径等具体措施，加强和引导大学生时政信息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思路c关键词：大学生；时政信息；来源选择与利用

文献标志码：A

一、问题的提出

青年在任何社会都是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幻想，任何有远见的民族，都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在中国，大学生又是青年中文化水平最高、政治基础最好的一群，他们政治素质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越来越积极加入到以经济和信息为主导的全球化大潮中，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的发展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其中，西方国家凭借其信息技术优势，将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和态度倾向，通过高效率、宽覆盖、多媒体的信息传播媒介，向中国社会渗透和扩张。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当代大学生面对多元信息传播媒介，如何进行选择，对其传播的信息持什么样的态度，必然对大学生的政治观取向产生影响，这是

事关国家政治稳定和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大事。为此，2009年10月，笔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在对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1 50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同部分大学生进行了座谈、交流，基本了解到大学生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和做法，形成了当代大学生时政信息来源与利用情况的专题报告。

二、大学生关心时政信息的特点与倾向

大学生置身信息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渠道多元、信息多样的舆沦环境使大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新的情况、新的特点与新的倾向。

(一)当代大学生关心时政信息功利化趋向渐增

大学生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思想充斥社会，大学生在社会中某些不正确思想的影响下，在接受时政信息时也趋于功利化。大多数大学生认为：除了在校学习专业知识外，多了解国家目前的发展状况，掌握国际发展动态，对大学生来说很重要，对自己学习知识和日后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有益。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为了个人的消遣娱乐、学习知识和人际交流的比例在逐年攀升，而纯粹为了解新闻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且大三、大四和

研究生等高年级学生比大一、大二等低年级学生倾向更为明显。利用网络了解时政信息，其消遣娱乐、人际交流和学习知识的系数为122.而了解新闻的系数为56。利用手机消遣娱乐、学习知识和人际交流的系数为135.2，而用于了解新闻的系数仅为2.8(图1)。

同时，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在对时政信息的选择上也出现功利倾向。在国内事件中，大学生比较关心“三农”、社会腐败、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尤其是

对关系到自己未来前途的就业政策、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非常关注。在国际事件中，大学生比较关心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信息，尤其是比较关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等问题。数据显示，关于大学生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只有23％的学生选择会经常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中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全面了解的大学生比例也只有4.4％。大学校园网论坛上关于时事政治的帖子较少，点击率和跟贴也较低。

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当代价值多元化与受就业压力等因素影响。当代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的目的，主要是以个人成长、满足个人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而对了解新闻、关心政治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多元化的价值观与功利化的现实选择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成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诱因(图2)。

(二)对传统媒体的认同度下降，而对境外媒体的认可度上升

数据显示，大学生对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认同度较高。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63.5％的同学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认为《新闻联播》节目信息量大、时效性强。但大学生对肩负新闻舆论宣传重任的部分歧策性较强、

说教较多的报纸和刊物的认同度却比较低。调查显示，65％的同学基本不看政策性较强、说教较多的报纸和刊物，而选择“经常看”和“有时看”的人数比例仅占35％，其中“经常看”的人数比例只有5％(图3)。

选择“基本不看”的同学中大部分认为政策性较强、说教较多的报纸和刊物，事实报道过于枯燥沉重，缺乏趣味，难以符合大学生的阅读习惯。此外还有部分大学生对当前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正面报道过多，批评性监督性报道较少的状态表现出了一定的不满。他们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注重灌输社会的理想和要求，而忽视对社会存在问题客观深入的分析感到困惑。他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民素质不太高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存在矛盾和问题在所难免。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时还非常尖锐和突出，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如果对此关注不够，分

析不深，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行使舆论监督和批评的职责，不仅不能推进社会政治民主的进步，还会损害传播媒介在公众中客观公正的舆论形象，降低收视率和影响力，甚至贬损党和政府的民主形象。这部分大学生对当前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所持的这种态度倾向，显然是以两方国家传播媒介的表现为参照形成的。因此，面对信息全球化进程中国外媒体传播的冲击，面对英语水平越来越高，并能熟练掌握各种信息传媒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络技术，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迅速获取到多方面、大容量文化信息的当代大学生来讲，国内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较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本质，增强其对大学生政治思想意识深层次的影响，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传播技巧的问题。对此需要更加深入地调查研究大学生立足的社会文化背景，创造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传播技术和政治教育技巧，在适应大学生接受心理和认同心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主导政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生获取信息来源中，利用互联网、代理服务器和收音机，浏览、收听境外网站和电台的大学生比例在逐年增长。有不少大学生认为，来自境外的声音很新鲜，可多角度折射中国的现状。由于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考虑问题不够全面，

所以在评价某些时政信息的时候带有情绪化倾向，特别是评价一些突发事件显得不够成熟或过于偏激，因此较为容易受到国外媒体煽动性的影响，对政府产生抵触甚至对抗情绪。

(三)互联网渐成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主渠道”

从调查结果看，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的途径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在回答“您通过哪些途径获取时政信息”的多项选择上，被调查者对各种媒体的选择比例依次是：互联网68％、报纸64.5％、电视38.9％、广播2 1.2 0％、课堂1 9.2％、手机8％(图4)。

从图4可以看出，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来源比较广泛，互联网、报纸、

电视、广播等主要传媒方式皆占有一定比例，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获取信息所占比例高达76％，充分说明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生，获取时事新闻和政治文化信息的方式已经基本大众媒介化和网络化了，大众传播媒体和网络主体对社会问题和时事政治持有的态度和倾向，从根本上影响乃至左右着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倾向。当代大学生思想较为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不拘于某种固定的方式和渠道，大学生选择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时事新闻的行为正成为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并逐渐成为主要途径。

同时，调查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新闻)的时间情况显示，大学生利用网络媒体获取时政信息的时间最多。几乎50％的同学每天上网，74％的同学每天上网时间超过1小时，其中有62.2％的同学平均每天上网时间高达3小时，而花在接触传统媒体上的时间一般少于30分钟，甚至有50％的同学表示基本不收听广播。如以获得的时政信息量为100％的比例来分析，互联网占42.4％、报纸占27.6％、电视占14.3％、广播占8.2％，课堂占6.7％、手机占O.8％。可以看出大学生通过互联网获取的信息远远比通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取的信息多(图5)。

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来源的“一高(互联网)一低(传统媒体)”，在花费的时间上”一多(互联网)一少(传统媒体)”的现象，充分说明互联网正逐渐成为大学生获得信息来源的首要渠道。甚至有学生坦言网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改变了他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没有网络，他们获得时政信息的来源将大受影响，甚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将会中断。

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全面普及和大学生上网时间的增多。互联网将成为大学生获得时政信息来源的“主阵地”，对大学生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形下，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相关部门和组织开展对时政信息的相关引导工作(图6)。

(四)网络等新兴媒体对大学生影响呈现出负面化倾向

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获取时政信息的时间、数量在逐步增多，但网络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大学生上网更为关注一些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内容，个性的、时尚的、通俗平庸的内容被奉为潮流，凸显和强化了大学生极端消费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种不良的网络消费习惯将极大地冲击传统人文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念。网络营造的“拟态环境”使大学生习惯于生活在一种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脱离与现实外界的交流，价值体系难以得到较好的构建。网络传播强调方便、快捷和即时效果，助长了大学生的浮躁心理，易于形成急功近利的心理形态。同时，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大大便利了人们的信息交流。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管制，其中的垃圾短信、黄色短信、诈骗信息和反动信息等，必然成为影响在校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其思维方式、消费方式乃至行为方式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博客、播客、印客等“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也对当代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的观念与途径造成了一些不可低估的影响。

(五)对西方媒体传播的政治文化信息，信疑参半的倾向突出，理性态度有所增强

调查显示，随着大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开通，大学生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信息传播媒体的选择更为方便。调查发现，在选择国内传媒的同时，选择国外电台与报刊了解国内外时事新闻的大学生已达19.1％，比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文化热时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通过国际互联网“经常并喜欢访问”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有线新闻网等西方有影响的国外网站和哈佛等著名大学网站，了解时事新闻与下载所需信息的大学生已高达56.7％。从总体上看，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完全听信西方传媒报道，甚至唯西方报道是“真”、是“尊”的态度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绝大多数大学生已经能够冷静而理性地看待西方传媒，对其宣传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大学生理性、冷静、客观的倾向大大增强。通过座谈了解到大学生对西方传播媒体形成的这种理性态度，缘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国内主导文化传播媒体在新闻时事报道的广度、深度以及背景分析方面，比10年前大大拓展，透明度增强，且及时快速，好多新闻已先在国内传播媒体上有了报道。因此，对西方的报道有了一个比较的参数，对西方国家传媒所标榜的时事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二是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同在国际关系上屡屡制造事端，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遏制中国的发展，大学生对其的不满和厌恶情绪日益增加，进而形成了对美英等西方国家传媒报道持怀疑甚至反感的态度。三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极大地增强了大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南此也增强了对西方国家诋毁性宣传的抵御力。大学生对西方传媒由“信”到“疑”是一次飞跃，它表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学生在近几年社会主义主导文化传播媒介持续不断且方向一致的正确导向下，初步具备了抵御西方政治文化负面影响的能力。当然，还必须看到，能够比较坚定地抵御西方传播媒介影响的大学生为数还不多，12.7％的百分比还属少数，而“疑”还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变数，到完全正确的理性评判还有相当的距离。社会主义主导文化与西方传媒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还相当艰巨，社会主义主导文化传播媒介在传播导向和传播技术与技巧上的任何疏忽和偏差，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任何的放松和削弱。都可能引发“疑”的倒退，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加强大学生时政信息教育引导的对策和措施

大学生通过选择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全球信息网络与西方文化信息的接触有了明显的增加，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全球化，既强化了西方国家传播媒介对中国，特别是大学生的渗透力，也为大学生自由自主的选择提供了方便。大学生是抱着好奇心和多方面获取文化信息的动机选择媒介，而选择后产生的影响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帮助大学生打开了通向世界特别是通向经济、科技管理发达的西方社会的大门，了解到了不少新信息、新观念，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另一方面，

西方传播媒介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和态度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针对当代大学生时政信息来源与利用现状，加强当代大学生时政信息教育引导工作，提高大学生的辨别能力和政治洞察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内容教育特别是方法论教育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时政观教育特别是方法论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时政观，是我们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政治工作。作为教育主阵地的高校要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来抓。通过第一课堂的教育和第二课堂特别是社会实践的感染，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提升他们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社会责任感。学校要通过报告会、名人讲座、辩论会和国情教育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以此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时政观。要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引导鼓励学生的创新思想，鼓励成立学习研究政治问题的学生社团，鼓励教师与学生探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鼓励学生养成关心政治的良好习惯。要加强对党员、团员和学生会、年级、班级等骨干学生的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认识作为公民应该参与的投票、选举等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要通过学校课堂与社会舞台的互动，努力提高当代大学生掌握和驾驭时政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帮助他们提高运用科学的、正确的方法分析与判断时事信息的能力，引导他们在大事面前不糊涂，在大局面前不动摇。

(二)增强传统媒体的影响力

目前，传统媒体仍是大学生关注接受

时政信息的重要渠道，是媒体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所以我们依然要重视依靠传统媒体向大学生传播时政信息的工作。传统媒体要想在大学生当中树立良好威信，发挥自身功能，就必须研究与尊重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坚持“寓乐于教”，由应用型、传授型线性传播模式向思辨型、互动型转变，注重传播的语言技巧，把内容美和形式美结合起来。要吸收网络媒体的优点和新技术特点，利用新技术优化现有信息与传播的价值，加快报网融合，通过开辟数字报纸、手机报纸等平台，创新传播方式、转换经营机制，促进自身在多元传播格局下更快地发展。要改变单一简单的灌输式、说教式传播教育模式，增强传统媒体的互动性、参与性，进一步提高信息传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增强传统媒体的自身竞争力，真正发挥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主流作用，不断提升传统媒体在引导大学生时政信息中的认同度。

(三)引导大学生正确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

当前，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新媒体发展方兴未艾，拥有较高知识和开放心态的大学生永远是新兴媒体的探索者与使用者。我们要主动研究与尊重这一发展趋势，借鉴传统媒体引领当代大学生时政信息的成功经验，重视互联网、手机、博客、播客等新媒体对当代大学生时政信息传播与使用的影响，抢占网络等新媒体阵地。要加强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工程。规范新兴媒体内容，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发布信息，着力营造一个健康、积极、和谐、民主的媒介氛围和一个团结、互助、友爱、奉献的社会氛围。要通过制定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引导当代大学生的规章制度，探索新兴媒体引导当代大学生时政信息的规律和方法，努力为当代大学生提供正确、有益的时政信息，为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导向。

(四)把握传播规律，强化信息公开。拓展大学生时政信息的获取途径

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智者，也就是平常说的“明白人”，他们听到传言，会首先求证，并独立思考作出判断。判断之后，他们会告诉人们事情原委，传言中的那些不确实、不客观的信息就会停止传播。不良舆论的形成往往在很大层面上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因此，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学会成为新闻的第一定义者，按照公正、公开、便民的原则，主动出击，信息公开，抢占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让当代大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一方面要不断拓展和建设好主题教育网站或网页，主动把大学生关心、关注的事情在网络上及时公开，接受监督；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将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思虑周全，消除级别限制，早做工作，坦诚沟通，转化和消除矛盾，全方位地加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这样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敏锐力，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关心时政信息，关注舆论，并且能从根本上引导和影响大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时事政治持有的态度和倾向，抵制各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侵蚀和影响。

地震报道的传播政治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初创，创始人是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相对于传播研究的主流学派——经验学派（也称行政学派）而存在的。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资本；传播；权力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歷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莫斯可（加）.传媒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

[4]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J].现代传播，2002（1）.

作者简介：徐金忠（1988—），男，浙江湖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2011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