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胜利法

阿Q精神胜利法（精选4篇）

阿Q精神胜利法 第1篇

那么, 就说一说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

在《阿Q正传》第二章《优胜略记》中有这样一段:“阿Q很自尊, 所有未庄的居民, 全部在他眼里……加以进了几回城, 阿Q自然更自负……未庄叫‘长凳’, 他也叫‘长凳’, 城里人却叫‘条凳’, 他想, 这是错的, 可笑!”。在这段话中, 突出写了阿Q的自尊, 盲目的自尊。在他眼里, 自己全是对的。有自尊当然是好的, 不过, 也要有个度, 变成阿Q这样一个盲目自尊, 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或者总以为自己比别人优越那样的人, 是很难立足于当今这个社会中的。

阿Q同样自欺欺人夸耀“先前”的阔和设想儿子的阔来藐视别人, 忌讳自己的癞疮疤而又骂别人“还不配”。在他被碰头的时候, 人家说:“阿Q,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 是人打畜生。”阿Q却哀求说:“打虫豸, 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被碰了几个响头之后, 阿Q也心满意足地走了。他觉得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 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 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被人碰了几下头, 阿Q还是那么想得开。被人打了一顿却在心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 儿子打老子”, 打不赢别人的时候别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 甚至在其他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灵的时候便痛打自己的嘴巴, 这样来“转败为胜”。现实生活中, 自欺欺人的人是有的, 有时候在生活中碰到一些晦气的事, 而且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候我们总不能一直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吧, 老是处于这种状态中, 那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这时候, 借用一下阿Q精神, 是很有必要的。但像阿Q, 那是绝无仅有的了。

在弱者面前, 阿Q俨然如赵太爷的威风, 但在强者面前, 他又十分懦弱卑怯。被抓进县里的公堂, 他的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 便跪下去了。欺软怕硬, 这是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现在的社会中, 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这种人, 就是现代的阿Q。

阿Q的麻木健忘是惊人的。即使刚被打完, 他立刻忘记被打, 而且很快便飘飘然起来。阿Q对自己的弱点神经过敏, 那头上的癞疮疤成了他的禁区, 因而犯了禁忌证, 但一面对实际的屈辱却又麻木健忘。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 却很快就忘了, 反倒跑去看热闹。最后被把总抓进大牢, 判了死刑, 他仍不知死期已到, 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示众时还想设法去博取观众的喝彩。真是惊人的麻木。阿Q麻木健忘与现代人相比, 又有本质的不同。阿Q是受到封建制度压迫的产物, 而现在的人们, 麻木健忘是总结社会之经验。不该麻木时麻木, 改健忘时不健忘。麻木健忘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毛病, 实质上讲, 是一种心灵的扭曲。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一个人遭到失败、受了屈辱后, 不能面对现实, 而是用自欺欺人的办法, 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满足。适应环境不仅是一种生产选择, 而且是一种生存本能。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对环境的无奈适应, 是一种比较消极的适应手段。它一般产生于积极的适应手段难以奏效或难以实施之时。阿Q并非不想反抗, 并非不想用积极的手段去适应未庄的生活。比如, 他一开始并没有去偷盗, 而靠好双手吃放, 只是在这一机会被无情剥夺, 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活困境之后, 他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以偷盗为生。再如, 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 也并非不想反抗, 但他没有能力和勇气反抗, 因为他必须活命。因此, 一切所谓的积极手段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无法实施, 也就是无法去同化, 只好改变自己, 包括自己的意识和思想。于是, 精神胜利法就诞生了。在一个压迫深重的、灾难深重的社会里, 为了适应环境, 为了基本生存, 为了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 精神胜利法成了被压迫者的最后一道心理屏障。作为一个草芥生命, 阿Q也是值得同情的。

精神胜利法一度为阿Q赢得了短暂的心理满足和心理平衡, 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带有一定的自我欺骗性, 除了可以短暂改善失衡的心境, 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个体在获得了虚假的心理平衡和虚幻的自尊感之后, 往往会失去改变的愿望和动机。它可以保存人最后一点自尊, 但其保护能力极其有限, 人在暂时的屏障之下还是应积极寻找出口的。

在我们生活中, 也有许多阿Q。凡是这样的人, 他不能正视它的弱点, 而且用可耻笑的说法来加以掩饰, 我们就叫他“阿Q”, 于是他就羞惭了, 凡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弱点, 而又没有勇气去承认, 去克服, 有时还浮起了掩饰它的念头, 我们就想到了阿Q, 于是我们就羞惭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自尊心当然不能靠自欺欺人来维护, 然而无论怎么说, 安慰自己, 总比嫉妒别人, 寻求报复, 懊恼丧气, 自暴自弃等等恶劣的心态和做法要好得多。仅仅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说, 当遇到不顺心的, 有几分阿Q精神病不一定有什么不好, 这也许是阿Q精神的另一面, 实际上是排解郁闷, 调整心态的一种自我解嘲或大度幽默。

阿Q身上集中了鲁迅眼里国民性的丑陋。阿Q性格的核心是“精神胜利法”, 即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饰现实生活的失败。精神胜利法的核心是“优胜”, 鲁迅概括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用了两章的文字, 标题就是“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精神胜利法的出发点是“优胜”, 但无法解决与现实的“失败”的矛盾, 最终进入“精神胜利”中去。“失败”时“自欺”, 但“优胜”时则必“欺人”。忌讳而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 甚至以辱为荣, 鲁迅认为就这样造成了无可救药的奴性。若不治疗这种精神状态, 中华民族就不能摆脱落后的现实。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就是他意识到国人精神的病态和丑陋, 因此他在作品里用犀利的语言剖析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种种病态现象, 让读者跟随他笔下的人物同喜同悲, 也许国人会在这些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从而拷问自己的灵魂。鲁迅谈到自己写《阿Q正传》的初衷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一下子就推诿掉, 变成旁观者, 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 又像是写一切人, 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写出旧中国的人生, 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愤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 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 唤醒那沉睡的民众。当然, 他的苦心没有白费, 评论界一直给予这部作品高度的评价。作为一部成功地文学作品, 也唤醒了很多沉默麻木的国人的灵魂。

精神胜利法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 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 进而屈服于现实, 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 为摆脱绝望地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 确实人坠入了更加绝望地深渊。

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者的“人生哲学”, 自己明明处于劣势, 但却又因为外在种种的失落, 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 它并不会使自己编的更好更强,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

阿Q精神胜利, 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胜利。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中, 无处不可以发现阿Q的影子。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扎在人们的心里, 阿Q盲目自尊、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 也就是中国人的盲目自尊、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阿Q这种精神, 是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 被压迫被残害而形成的产物。

阿Q的遭遇和性格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劳苦大众的遭遇和性格的普遍反映, 而《阿Q正传》则是旧中国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 利用讽刺反射出了种种现象, 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奴隶生活的深刻写照, 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被压迫的历史缩影。

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之一, 它成功地塑造出阿Q这个世界画廊中的不朽的艺术形象。阿Q, 是旧中国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精神胜利法”是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阿Q不满别人的压迫, 想反抗又不得力, 使用精神上的胜利掩盖实质上的失败, 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 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精神胜利法”是整个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阿Q,性格,精神胜利法,国民性

参考文献

[1]何其芳, 《论阿Q》 (《60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 1982年9月第一版1982年9月第1次印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P253, P254

[2]林兴宅, 《鲁迅研究》1985年第1期

[3]田录梅, 张丽军《老调新谈——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解读》 (《语文建设——课文新解》) , 2008.4, P45、P46

[4]《鲁迅论创作》1983年7月第1版1983年7月第1次印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P15

阿Q精神胜利法 第2篇

凌川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开心的事，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失败，面对这种处境，怎么办呢?一味沉陷在其中而不能自拔，当然是不可取的。因此现代人懂得如何来缓解自己的情绪，这便是所谓的精神安慰。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其中之一种。我们当然不可将这种正常的排解心理困惑与苦痛的方法都谓之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与正常的心理安慰的主要区别在于所面对的生活内容的不同。有些事我们不能苟且，不能容忍，应该作出抗争，以求得实际的胜利。例如阿Q在被打时，本应该反抗，而不说一句“儿子打老子”便完事。在对待这类事时，如果无原则的退让，无原则的自宽自解，那便是真正的精神胜利法。生活中还有些事情本不需要过多的计较，如果我们也去计较，并以不如别人为耻，同时用某种方式来自譬自解，以求得精神上的愉悦，则也可称为精神胜利法。比如我们天生丑陋，我们只能承认，不必以为羞耻，更不必用“儿子才会长得漂亮”来安慰自己。不是任何事我们都要比别人强，有些事不如他人也是十分正常的`。如果我们以这种心态来对待生活，则我们就会远离某些阿Q气。

正常的精神安慰对人的心理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从失落中走出来，都必须学会调节心理，使它获得某种平衡。否则，我们将长期处在名利的斤斤计较中而痛苦。阿Q的错在于他没有任何的原则，凡事都计较，凡失败都要求得某种程度的超越。而他又不是通过现实的奋斗来实现，只是作一番精神上的假想，求得虚妄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只会麻痹人的斗志，为我们的苟且偷生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不利于现实的改造，不利于人类的进步，是我们应该扬弃的。

当我们事业失败时，我们常会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当我们受人欺侮时，我们会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我们失恋时，我们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些安慰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只有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我们才能赢得最后的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只会作虚无的宽解而不能够有切实的行动，那就不免带有几分的阿Q味了。

9月13日

阿Q精神胜利法 第3篇

一、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认识

夏志清认为, “阿Q是清末时中国乡下最低贱的一个地痞” (P29) , 虽然阿Q没有家, 也没有固定的职业, 给别人做短工, 但是阿Q很“自尊”, 这加重了阿Q形象的喜剧性。他虽目不识丁, 却看不起未庄中的两位“文童”, 也同样鄙视赵太爷。“精神胜利”的巨大魅力在于可以虚无的满足, 阿Q的心目中, 没有人比得上他, 乡下人和城里人都不如他。但是弱小却是事实, 为了自尊, “他估量了对手, 口讷的便骂, 气力小的便打”, 还有一招“儿子打老子”的好手段, 即使自轻自贱也要弄一个“第一”, 精神自慰的温床使他的心灵扭曲。阿Q是未庄最不讨人喜欢的人, 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阿Q迷茫的, 可悲。因为他没有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地位而言, 《沉沦》中的“我”是个知识分子, 可是他却极端自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弱国子民, 所以“除了具有‘五·四’后青年共同的时代苦闷和忧郁外, 他还得承受一种弱国子民的屈辱”, 他沉痛地喊出对祖国强大的渴望, 自卑了极端。丰富的知识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反而让他最终成为了一个精神的孤独者。他自己看来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众人皆浊我独清”, 这一点和阿Q的“第一”哲学在结果上有一定的相似, 不过精神上的孤高成为他最的大负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患上了忧郁症。留学日本, “支那人”的身份别使他倍受歧视。他冷淡, 内心却希望与人交往, 与人谈的畅快淋漓, 回到住所又自责言多语失。他不愿“沉沦”, 但又不可自拔, 最后在“沉沦”的绝望中投海自杀。复仇在他的心中占有了很大的比重, 可是他没有把复仇欲望转化成动力, 他的爱国也只是对祖国羸弱的抱怨, 他自己没有处理好祖国和个人的关系, 没有把握好自己, 所以他的“沉沦”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 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最终身首两处;“我”虽是留学生, 但是忧郁也把“我”逼向了绝路。他们都没有从给自己找到人生坐标, 所以美好离他们越来越远。阿Q作为下层劳动无产者, 却看不到自己的被压迫地位, 因此他无法觉悟。《沉沦》中的“我”作为知识分子, 明知道祖国等待“我”, 需要“我”, 却在痛苦中“沉沦”, 这是报国向志的沉沦。两个形象虽然大相径庭, 却表现出两个阶层的国民性特点。

二、对两性关系的认识

阿Q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非常传统, 始终恪守“男女之大防”的圣训。他调戏小尼姑不是出于性的本能, 只是把自己的痛苦转嫁而已。小尼姑的脸上滑腻的感觉, 加上小尼姑骂他“断子绝孙”唤醒了他的性意识。尽管他认为“凡尼姑, 一定要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 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 一定要有勾当了”, 可是当他动了“凡心”之后, 就上演了一出求爱的闹剧。阿Q求偶是很正常的, “他之所以敢向吴妈求爱, 就是因为他觉得吴妈以一个女佣而寡妇的身份与他是般配的。”他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误区, 男女接触被他定性为一种引诱, 这也是旧社会对于男女关系的认识。恪守“男女之大防”的阿Q寻找爱情的尝试最后以自己赔礼道歉而收场。“精神胜利法”冲昏了他的头脑,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觉得他的思想是对的, 所以对事情也就不会去论证, 加上性冲动的驱使使他失去了理智。恋爱的悲剧也是他“精神胜利”悲剧。

《沉沦》中的“我”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要比阿Q进步得多, 可是忧郁使得他无法得到爱情。他太需要爱情了, 爱可以使他孤独的世界丰富起来。但是, 他自卑, 忧郁, 甚至在面对女孩子的时候都不敢开口。他渴望和女子交谈, 可是自卑使他实现夙愿, 他应该向阿Q学习, 至少阿Q有追求幸福的勇气。他只能用一些变态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性苦闷, 他不想“沉沦”下去, 却抵挡不住欲望的驱使。“弱国子民”的身份与孤僻自卑的性格使他不得不自我压抑。强烈的爱欲以扭曲的状态表现造成了心理上对性恐惧, 这加剧了忧郁和焦虑。他每次“犯罪”以后, 他又觉得惭愧, 决心改正。在一天天的自我斗争中, 他完成了“沉沦”的过程。在得到快感的同时他的忧郁一步一步的加深, 最终导致了他人生的悲剧。在即将葬身大海的时候, 他把这沉重的苦闷与祖国、民族的灾难联系起来。无可否认, 这是使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因素。

二、结论

总之, 关于阿Q和《沉沦》中的我, 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 至于我们的国民性, 我想, 他们都是国民性的代表, “精神胜利法”是, 变态的忧郁也是, 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国人落后的国民性。要想改变中国, 就要摒弃盲目的自信, 自尊, 也要摒弃那种过渡的自卑心态, 只有努力才能强国。

摘要：《阿Q正传》中的阿Q和《沉沦》中的“我”是两个具有变态心理的人, 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我”的忧郁是变态心理的不同表现:一个极度自负, 一个极度自卑。这两种变态的心理构成了我们落后的国民性。

关键词：扭曲,心灵,精神胜利法,变态心理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鲁迅.阿Q正传.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12月北京第一版。

[3]张汝梅.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 2006年

堂·吉诃德与阿Q精神胜利法之比较 第4篇

一、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指的是人耽于幻想, 脱离实际, 使得主客观严重分裂、理想与现实相脱离, 生活在自我缔造的幻想世界里不能自拔, 沉醉于那种臆想的自尊中, 对自己的失败命运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它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物”, 是弱者面对失败,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为求自我解脱而所做的精神逃遁, 以获得自欺欺人的心理平衡的现象。

精神胜利法是人类的共同本性, 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但是正如张梦阳所指出的, 阿Q与堂吉诃德虽是精神兄弟, 但因各自带有独特的民族精神, 体现出深刻的差别[2]。

(一)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

西班牙的疯颠骑士堂吉诃德属于“主观冒进型”, 他常把头脑中想象的虚幻世界混同于真实的社会与人生, 表现为精神的迷乱, 重要的是他沉浸在主观幻觉中, 会以百倍的勇气向想象中的敌人冲杀而去, 越战越勇, 从来不知道退却, 有着追求理想的执著与为理想而献身的意志和热情。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比如, 在吃了亏以后, 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3], “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 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 表示时势要好转”。他曾在一群赶路的商人面前口出狂言, 惹是生非, 结果被他们中间的一个赶骡的小伙子“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打得像碾过的麦子一样”。在遭受了“暴风雨似的一顿棍子”之后, 他没有反思和悔悟, “倒是私自庆幸, 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 都怪他那匹马不好。”在遭到众骡夫的报复时, 面对雨点般的石子, 堂吉诃德本来无可奈何, 却又设法寻找心理平衡和精神解脱:“你们这伙下贱小人, 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掷吧!向前吧!来吧!尽量跟我作对吧!回头你们自己瞧瞧, 你们这样愚蠢粗暴,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当他被关在笼子里押解回乡时, 他认为自己为“理想”而备尝艰辛是那样高尚, 心想:“我在牢笼受苦就是光荣, 我带着枷锁心上也舒服。”他使用精神胜利法是为了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 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 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

堂吉诃德虽“一生惑幻”, 但他“临殁见真”, 在临终前醒悟过来, 最终睁开痴迷的双眼, 看清并诅咒了骑士小说的虚妄。他是在领悟到人生真谛以后才离开尘世的,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我们展现了一点理性的亮光。塞万提斯赋予他的主人公丰富的内涵, 在表面上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嵌入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 阿Q的精神胜利法

中国的农民阿Q则属于“内心退缩型”, 他一遇障碍, 就惯于退却, 自轻自贱。即使被逼到了绝路, 他不是进行反抗, 而是“自己打自己”。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例如他自诩姓赵[4], 夸耀“先前阔”, 未庄的人们常常揪住阿Q的黄辫子在墙壁上碰四五个响头, 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 为了保持心理平衡, 他总是暗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挨了赵太爷的打, 便以“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 儿子打老子聊以自慰”。当别人用“光”、“亮”、“灯”和“烛”等字眼来取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 阿Q又想出这种报复的话:“你还不配”。作为“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 阿Q本该感到羞愧和悲哀, 然而他却心安理得地想到“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甚至因此对周围的人不屑一顾:“你算是什么东西呢!?”当别人对赵太爷和钱太爷的儿子称赞时, 连老婆都没有的阿Q竟幻想着:“我的儿子会阔多啦!”阿Q毫无独立意识、自由人格, 是一个完全失去自我的精神胜利者, 大举他的精神胜利旗帜, 完全不去正视现实, 却又在虚妄的幻想中获得荒谬的自我陶醉, 以虚拟的胜利来自我麻醉、自欺欺人, 借以逃遁现实, 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 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 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

即使临死前画押, 阿Q本来“立志要画得圆”, 没想到手中的笔突然“向外一耸, 画成瓜子模样”, 这时他又冒出“孙子才画得很圆”这个念头, 让人感到他的意思似乎是:我好在画得不圆呢, 要不然, 老Q我就得喊别人爷爷了, 那岂不是辱没了我的身份?至此, 精神胜利法达到极致, 也将阿Q推向悲剧的顶点。

二、差异原因探究

同样惹人发笑、令人同情的“精神胜利法”在堂吉诃德和阿Q身上,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及内在含义, 这是因为不同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各有其侧重点, 站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上, 裹挟着不同的文化源流, 他们在人物身上所寄予的精神特质必然是有差异的。

(一) 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一个偏远乡村拉曼却的村野老儒, 年约五十, 体格强健, 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下级贵族。这位绅士, “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 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 看得爱不释手, 津津有味, 他好奇心切, 而且入迷很深, 竟变卖了几亩田去买书看, 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这样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发了狂, 立志要当骑士, 去行侠猎奇, 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

因而, 堂吉诃德是一位有教养的骑士, 他能读会写, 知识丰富, 涉猎广泛, 好发长篇大论, 具有高于时代、超于常人的社会理想[5]。他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 他是个为了维护正义, 拯救世人, 甘愿牺牲性命的无畏勇士。他痛恨专制残暴, 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 锄强扶弱, 把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尊敬妇女, 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 企图通过自己的刀剑, 消灭一切不平和暴行, 建立他所理想的, 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世风淳朴、人人平等的“太古盛世”。

塞万提斯实际上把自己的爱憎与希望寄托在主人公身上, 但是, 他的主观思想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矛盾之下造成了堂吉诃德的悲剧[6]。

而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一个赤贫者, 三十岁左右, 样子平平常常, 又瘦又乏, 拖着一条黄辫子, 头皮上亮着块癞疮疤, 满身虱子。阿Q的社会地位低下, 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无产者;他无家无室, 孑然一身, 被统治者剥夺得一无所有, 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 寄居在土谷祠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割麦便割麦, 舂米便舂米, 撑船便撑船。”他的财产, 除了一顶破毡帽, 一付旱烟袋和几件最起码的破衣衫外, 便一无所有。阿Q不识字, 无文化, 谈吐木讷, 他所拥有的学问也不过是从条凳、葱丝烧鱼、打麻将和女人走路的姿态等方面区分城乡的差别。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能活着, 没有理想和目标, 当然最终也“投机”革命, 可结果却落了个杀头的罪名, 从而葬身于革命, 做了革命的牺牲品。

阿Q的不觉悟以及农民阶级所固有的狭隘、自私性, 与

WENJIAOZILIAO

堂吉诃德的崇高理想相比, 任何“精神胜利法”的表现都让人“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二) 社会背景

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具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精神胜利法, 是和西班牙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16世纪末的西班牙和五四时期的中国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7], 旧思想的畸形毒害, 使堂吉诃德和阿Q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

14至16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摇撼乃至摧垮了中世纪的神学殿堂。人揭去了蒙在脸上的神秘阴郁的黑纱, 肯定生命、个性、理性这些人生价值, 人文主义理想一时成为时代思潮。塞万提斯恰好诞生在这场文化运动的高潮期, 他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但少年时期的塞万提斯随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也曾充当过一位红衣主教的侍从, 有机会前往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 并阅读了大量的新型作品。1571年, 他参加抗击土耳其人进犯的“雷邦多海战”, 负伤回国途中, 遭土耳其海盗劫持, 被囚阿尔及尔, 1580年才得以归国。这些经历与意大利作品中的人文观念, 无意中已深深植入他的骨髓, 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堂吉诃德》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整个社会, 公爵、公爵夫人、领主、僧侣、士兵、匠人、牧羊人等700多个人物, 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 但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堂吉诃德身上, 不仅有旧的、应该抛弃的一面, 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新的、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性时期, 黑暗专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 但帝国仍以空虚而渺小的自大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 其流毒遍于全国。与此同时, 民族意识逐步觉醒, 新生力量不断壮大,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应运而生, 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鲁迅就是站在时代前列向封建主义发起攻击, 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力量的伟大代表。与塞万提斯一样, 鲁迅也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世家。家道的中落使鲁迅从小就体会到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 留学日本、接触西方新思想更使鲁迅感到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精神的必要。因此, 鲁迅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进行创作的。正像他自己说的“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就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长期深入观察之后, 创造出来的不朽的艺术形象。阿Q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 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 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抨击的靶子, 其精神胜利法正是作者竭力批驳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因而, 堂吉诃德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性质是有显著差别的。

(三) 文化根源

堂吉诃德和阿Q使用精神胜利法的目的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观念不同, 而这些正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彼岸理想来抗拒此岸现实和中国儒家文明认同世俗等级社会的缩影[8]。

西方社会虽然也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但由于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 其终极关怀在彼岸世界, 是彼岸“上帝之城”的自由、正义与博爱。对基督教坚定的信仰哺育了西方人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堂吉诃德可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文学典范。他相信骑士小说中的荒唐故事, 是因为心中有一位正义、博爱的上帝, 相信“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 保护童女, 扶助寡妇, 救济孤儿和穷人”, “相信骑士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 是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膊”, 所以他不仅相信从前有过高贵、正义的骑士, 而且坚信是“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 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 一般人所谓的黄金时代。各种奇事遇险、丰功伟绩, 都是特地留给我的。我是有使命的。”总之, 堂吉诃德是以“上帝之城”的价值标准作为处事信条的, 心中蕴涵有美的光辉、理想的光辉, 所以他明知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 却要为实现“黄金时代”、“重振已经衰亡的骑士道”而奋斗。

西方文化执著于信仰, 崇尚殉道精神, 真理愈辩愈明, 堂吉诃德最后终于认识到骑士的荒谬性。他在临终前说:“我从前是疯子, 现在头脑清醒了。”“现在才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 只恨悔恨已迟。”

中国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为本的文化, 无论中国的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不推崇信仰。中国人在官运亨通时一般信仰儒家, 而一遇到麻烦则会逃到道家去寻找安慰。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造就了中国人“中庸”的人生态度。至于下层不开化的平民百姓, 如阿Q之辈, 有的仅是盲从而已。阿Q的盲从使他成了“替罪羊”, 在临刑之前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何要被砍头。

政治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 也是文学研究生态的重要维度[9], 鲁迅是抱着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写作《阿Q正传》的。事实上, 阿Q这个人物也被读者视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象征。鲁迅对中国文明作过深刻的剖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 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 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 有贵贱, 有大小, 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 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 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 不能动弹, 也不想动弹了。”这种文明必然会养育出卑劣的狼、羊双重人格:见了狼是羊, 见了羊是狼。阿Q就是这种狼、羊双重人格的典型:在强者赵太爷、秀才面前, 他固然只有挨打的资格;在弱者小尼姑面前, 他却敢于肆无忌惮地动手动脚, 又摸又拧!这种狼、羊双重人格者在权势者面前, 绝对逆来顺受, 一旦得势, 则必定极其凶残, 鲁迅是把阿Q作为中国文明的“标本”来批判的。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造成的差别是堂吉诃德与阿Q的最大不同之处, 堂吉诃德不像阿Q那样一味地服从或利用丑陋的现实人生, 而是以一种正义的理想、理念去抗衡和矫正丑陋的现实人生。

三、小结

堂吉诃德生活在“骑士道”已经过时的时代, 他只是中了“骑士文学”的毒, 用精神胜利法营造出自己的世界。阿Q是在中国这片土地, 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 积久的小农经济, 长期的儒家思想的统治, 是阿Q身上抹不掉的千年烙印, 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中国国民奴性的体现。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孕育了这两个既具有相似之点, 又有同中之异的世界文学典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堂吉诃德和阿Q因各自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性, 从而成为了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不朽典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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