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语境

后殖民主义语境（精选12篇）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1篇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当代中国语境

一、对后殖民理论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后殖民主义理论成为后现代之后席卷全球的文化批评思潮, 它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后殖民主义, 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形形色色冠以“后”这个前缀的“主义”一样, 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这导致1991年在纽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 学者们对应该如何定义后殖民主义仍然莫衷一是, 众说纷纭。按照德里克的概括, 仅“后殖民”一词就包含下面三种重要的意思:“1、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绘, 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 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2、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 缺乏具体的所指, 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 意义模糊不清。3、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 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第三种才是我们所谓的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安东尼·葛兰西 (Antonio Granmsci) “文化领导权”理论对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很大。他认为资产阶级有两种方式的权力, 一方面是“统治”, 体现为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一方面是“认同”, 即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和利益服务的意义体系, 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使赤裸裸的暴力, 而是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其中“认同”就是文化领导权, 他认为西欧要取得革命运动的胜利就必须进行长期复杂的阵地战, 而知识分子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他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 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弗朗兹·法农 (Frantz Fanon) 对殖民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他认为殖民主义不仅仅是在殖民地建立政治、军事的殖民统治, 而且以他们的文化优越感逐渐地侵略被殖民地人民。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是在政治殖民的掩盖下进行的, 它使这种殖民权力合法化, 使黑人在一种毫无意识的文化压迫中失去自我意识, 变成了在自我羞辱和灵魂自责中痛苦地挣扎的一群人。因此, 法农高度注重民族文化, “对过去民族文化的张扬不仅恢复了民族原貌, 也会因此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希望”。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位学者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大师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其对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话语权利”的分析, 在福柯看来, 知识和认识论的暴力与受法律认可的暴力一样, 都是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堂而皇之的行为。它借助了一种普遍化的话语, 使强加于人的暴行, 摇身变成为合情合理的言谈举止。这一理念在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学”的批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它折射出了东方学中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及其运作的痕迹。他采用“谱系学”的方法把历史知识从一种中心化、同一化的权力压抑中解放出来, 并以此对抗整体的、同一性的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福柯的“话语权利”分析和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成为赛义德“东方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1978年, 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 标志着后殖民批评的真正成熟,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出版于1978年) 独立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殖民话语, 也可以称之为殖民话语理论或殖民话语分析的领域。”此外后殖民批评的原创者还有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KKbbhabha) 。

后殖民理论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 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点, 是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在赛义德那里,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他曾对这个概念进行多次论述。赛氏在他的《东方主义再思考》中, 对“东方主义”作了较为明确的定义, “首先是指欧洲和亚洲之间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 一段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关系;其次是指发端于西方19世纪早期、人们据以专门研究各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的科学学科;最后是指有关世界上被称作东方的这个目前重要而具政治紧迫性地区的意识形态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赛义德同时指出, “东方主义这三方面之间相对共同的特性是将西方和东方分离开来的界限, 而我已经证明, 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不如说是认为的产物”。第二点, 文化身份问题。这涉及到“我”与“他者”, 后殖民理论认为, 没有理论上的纯粹, 甚至那些反对本质主义的人也不能保持“中立”, “不管事实是否得到公认——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第三, 对被殖民者的分析。第四, 对民族主义的探讨。应当说, 批判后殖民理论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 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 如果发展到最恶劣的形式, 便成为排外的法西斯主义。

二、后殖民理论在西方语境中的对话对象和功能

随着后殖民理论兴起, 批评家们开始运用这种理论展开后殖民批评。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和“有机知识分子”思想的启发下, 后殖民批评家们纷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方文化霸权, 并把研究的目光由学术界投向文化政治领域。法农在他对殖民主义的批评论著中就提出了后殖民批评所关注的一些理论主题。“从根本上来说, 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种从殖民历史角度的对西方现代性的整体反思。” (2002, 宋明炜) 。赛义德解剖了东方学知识与帝国主义强力的关联, 却没有简单地将西方/东方、压迫/被压迫简单地颠倒过来, 制造新的二元对立, 因为这样正好沿袭了殖民者的逻辑。因此, 当赛义德被称为“阿拉伯文化的支持者, 受蹂躏、受摧残民族的辩护人”时, 他为自己辩护称:“对他们来说, 我的书的价值在子向人们指出了东方学家的险恶用心,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伊斯兰从他们的魔爪下解脱了出来。这几乎与我自己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他不是站在反对西方的东方立场上的, 作为一个非本质主义者, 他甚至根本不承认有这样一种东方立场的存在。他明确地说:“存在这样一些地域空间, 那里生活着土生土长的、本质上与我们不同的居民, 可以根据与这一地域间相契合的某种宗教、文化或种族本质对这些居民进行界定, 这一看法同样应该受到强烈的质疑。”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主要并不是在为东方说话, 而是着力于清理西方自身的知识体系, 研究文化差异及其表述的问题。赛义德的意思是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 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 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西方更为紧密相联。”

“后殖民理论家们反对此前在英美学术界流行的新批评的文本解读和文学性讨论, 致力于考察西方政治实体与第三世界民族的文化转换和文化再现问题。” (章辉, 2010) “在西方语境中,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站在边缘立场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 显示出文化批判的意义。” (赵稀方, 2000) 从赛义德批判东方主义开始, 后殖民理论就显现其复杂性, 再加上后来一些学者们对后殖民理论把握的偏差, 后殖民批评领域出现了很多争议性问题。宋明炜在他的《谁是“他者”》中指出的: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家认为, 赛义德及其追随者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都是抽象借用西方当代理论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解构主义) 的知识话语来从事对殖民文化的观察 (尽管实际上, 后面两位理论家和赛义德在知识谱系和学术观点上有很大不同) , 指责赛义德等人的学术研究属于新的殖民主义话语, 与从西方知识霸权的话语笼罩下剥离出一个“真正”东方的努力南辕北辙——正如前文赛义德所说, 东方学与其说与东方有关, 倒不如说与“西方”更为紧密相联。在前文探讨后殖民理论的源头时, 我已经说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都深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影响。在西方殖民历史中, 为西方国家建立起“霸权”地位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 更重要的则在于文化霸权;在对东方学和各种殖民话语的考察过程中, 文化体制方面的历史研究因而成为必要的内容, 当然这就意味着, 需要对西方现代文化体制进行历史的反省。

对后殖民理论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功能, 章辉同样有过一段论述:“它通过检查现代西方知识在形成中与作为殖民地的东方之间的关系, 来重新评价其知识观念和话语构造背后的权力关系, 考察西方是如何把东方作为一个‘他者’来进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对照和控制, 由此创建不仅关于对象也关乎自身的知识和文化机制。”赛义德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批判东方主义, 他认为, 所谓的“东方”, 仅仅是“想象的地理”;斯皮瓦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者,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东西方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成及其构成进行解读。在其代表论文《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中, 通过考察“第三世界”和“世界性”的运作过程, 阐明了《简爱》是如何成为一个“偶像式女性主义文本”, 同时, 她还将《宽阔的莎加索海》和《弗兰克斯坦》作为《简爱》的重写, 以及对于“世界性”的分析——甚至解构——来解读。霍米·巴巴则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入手, 对殖民者外在的强迫权力如何通过被殖民者心理因素扭曲人性加以描述。

三、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后殖民理论引发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兴趣, 并推动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深入探讨。在中国, 后殖民主义也受很多学者的关注。美国“左”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 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始作俑者, 1985年他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有关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演讲, 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 1989年他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在大陆面世, 成为了九十年代中国后殖民理论的滥觞。《东方主义》在90年代初由张京媛、刘禾、张宽等前沿学者介绍到国内, 后殖民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十多年来, 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经历了基本理论译介、消化理解、本土运用和国际对话等相互渗透的阶段, 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门类, 相关的论文和专著数以百计, 蔚为大观。尽管后殖民理论的传播和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近几年在中国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我们还是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是否适用?

在中国, 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评, 实际上是中国后殖民问题的两个方面。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批评界, 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对此理论显得较为冷漠。学界中最早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来阐释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是张颐武, 他在其《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试图把中国文学放入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关系中来加以阐释, 旨在发现其中存在的影响与焦虑, 说明文化背后的话语与权力关系, 揭示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问题。《读书》杂志于1993年第9期刊登了张宽的《欧美眼中的“非我族类”》和钱俊的《谈赛义德谈文化》, 对赛义德的《东方学》 (1978, 英文本) 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及其思想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评析;陈晓明、戴锦华、张颐武、朱伟发表了《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文化》 (《中山, 1994年第一期》) , 他们已经开始试着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一话题植入中国当前的批评语境, 力图从这一全新角度来分析当前文化和文学中存在的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现象。90年代中期之后, 中国学者中产生了很多影响较大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和作品, 如王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 (1994年9月14日《光明日报》) ,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对话还是对峙?》 (《东方丛刊》, 1995年第3期) , 罗钢的《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等等。相比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批评, 中国学界对后殖民理论原著的翻译则明显滞后。直到1999年才出现张京媛和罗钢、刘象愚的译作。

许多人也许会因此而认为, 既然后殖民在中国发展迅速, 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难道还不能证明后殖民理论适用于当代中国的语境吗?这个问题的答案,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看后殖民批评在中国学界有多么热门, 而是要考虑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形, 而且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后殖民理论产生的背景。

上面我说过, 中国的后殖民理论滥觞在杰姆逊那里, 杰姆逊主要是一个“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如果从后殖民的系统说, 他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后殖民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支派。事实上, 后殖民理论的正宗, 是赛义德及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杰姆逊将视点集中在全球化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上。张颐武于1990年起陆续推出了一批以“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为题旨的论文, 开始思考以第三世界文化的形式来对抗国际潮流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不论是杰姆逊还是张颐武, 甚至曾经有一度的张宽, 他们对后殖民理论的运用都不能说是恰当的, 他们的批评我国学者的民族意识的崛起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这恰恰是赛义德这些正宗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要抵制的东西:

从它在中国大陆传播初期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出大陆学者们基本上只选取了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对立”和反“西方霸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接受。加上国内较长时间缺乏后殖民批评原著的译本, 使得大部分学者的讨论和研究限于单一的范围之内, 对后殖民理论阵营中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取向并没有更多的涉猎。最初谈论东方主义或后殖民的一些文章, 很少引证后殖民批评的原著, 偶有引用也是只言片语, 因此简单化和误读的现象也很突出。其中垢病最多的就是所谓“西方主义”的倾向, 即将赛义德当作是反西方主义的代表, 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 大力提倡民族主义, 使得后殖民批评进入中国之后变体为本土的民族保守主义理论话语。 (朱履骅, 2003)

在中国, “后殖民理论”被当作建构民族主义文化的有力武器, 西方后殖民理论家窑抵制的东西成为我们要追求的东西, 这对后殖民是一种“误读”。西方文化主流的批判到了中国的语境中, 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启蒙” (亦即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确立) 在中国一向就被“救亡”所压倒, 也就是说, 民族主义是主流, 而现代性话语则处于边缘, 此在西方是边缘对于主流挑战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则成了主流对于边缘的压抑。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后殖民理论被运用到中国, 却是通过削足适履完成的。汪晖曾经感慨:“没有一位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要取边缘立场对中国文化的内部格局进行分析, 而按照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逻辑这倒是应有之义。”撇开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 中国后殖民批评已经完全背叛了赛义德的非本质主义立场, 一个理论被颠覆至此, 我不认为它还能被称为原来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在肯定我国的后殖民批评取得的这些成绩的同时, 也要看到, 一些批评直接照搬国外的后殖民理论, 缺乏对具体语境的分析, 其后果是, 削弱了该理论和批评本身的批判意义和反思价值, 得出的结论也似是而非, 不但无助于现实和文化问题的解决, 也遮蔽了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陶东风, 2005)

所以, 后殖民理论要原封不动地进入中国当代语境, 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殖民理论家们所批评的对象是有针对性的, 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断。《论东方主义》中有这样的话:赛义德虽然是以一个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来写作, 但是他没有从任何特定的巴勒斯坦文化或属性寻求支持。赛义德说:“非但不失为阿拉伯人或伊斯兰国家辩护……像东方自身一样每个名称都代表着种种利益、要求、计划、野心和修辞, 它们不仅存在很大分歧……对此, 詹姆斯克利福德也有理解——“他 (赛义德) 非常彻底地强调‘东方’是一个构成的东西”。这是因为, 虽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最根本的就是,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曾经沦为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 而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史。赛义德以“东方人”的立场来写作, 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消除“东方人”这个范畴。与此相反, 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们从杰姆逊的“第三世界”理论出发, 在进行批评实践前, 就把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看成一个封闭的与西方对立的整体。前提错误, 结论也就会出现偏差。

同时,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 不能仅仅因为中国历史情况与之前的后殖民理论家们所探讨的不相同, 就完全放弃对这个理论的应用。“仅仅就此认为中国与‘后殖民话语’毫无关系, 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论点, 忽略了东方主义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它在日常生活的文化众多影响”。 (张京媛, 1999) 要将后殖民理论运用到中国当代语境, 还要作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中外后殖民理论和批评都需要清理, 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具体说来, 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做好理论的译介工作, 真正地理解后殖民理论;另一方面这一方面的批评实践必须超越后殖民理论以“西方作为主体, 东方作为他者”的理论框架, 只有跳出后殖民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知识框架, 才具有真正的实践可能。” (2002, 宋明炜)

参考文献

[1]罗钢, 刘象愚, 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张京媛, 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张其学.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M].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J].文艺争鸣, 2000 (3) .

[5]宋明炜.谁是“他者”[J].中国比较文学, 2002 (4) .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2篇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对策-兼论爱尔兰早期文学

对爱尔兰早期文学作品英译的案例研究,对曾经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以及其他许多有过类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遇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研究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以期达到我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弘扬民族的文化风格,从而达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的目的.

作 者：徐荣博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5刊 名：世纪桥英文刊名：BRIDGE OF CENTURY年，卷(期)：2007“”(12)分类号：H0关键词：后殖民翻译 爱尔兰早期文学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

自由主义美德与中国语境 第3篇

李强教授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译丛”，选择翻译了斯蒂芬·马塞多的《自由主义美德》一书，我认为它的出版不仅具有理论的价值，而且还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本书说起来属于一种我所提倡的“厚的”自由主义，它系统地矫正了理论界对于自由主义的片面性认识，从思想史和理论逻辑的双向层面，把自由主义的道德性揭示出来。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对手，诸如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等等理论看来，乃至在很多自我宣称的自由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尤其是个人主义的权利至上的理论基础之上，只是关注消极自由、限制政府权力、捍卫个人权利，以至于导致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公民美德丧失，社会共同体解体。作者指出，上述这些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位以及指责错了，并不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理论本性，在作者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伟大传统，即洛克、穆勒、美国国父们，乃至罗尔斯那里，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和宪政民主，与公民美德、社群主义乃至积极自由并不抵牾，而且是它们得以焕发活力的基础。诚如作者所言：“自由主义正义与权利建构了并且部分决定了自由主义公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方向、目标与观念。”

鉴于此，作者在书中不是探讨自由主义与美德的关系问题，也不是辨析权利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而是阐述“自由主义的美德”（Liberal Virtues）或“自由主义的诸美德”。在作者眼中，自由主义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汇集，自由主义能够建构一个现代的社会共同体，而支撑这个共同体的道德基础恰恰是来自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责任担当、宗教宽容以及公共理性等等，这些品种不是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样，只是为了实现个人权利，抵御政府权力，其实这些品质是社会性的，是维系现代共同体的道德基础，因此，它们是社会的诸美德。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兼容的，与共和主义也是不矛盾的。所以，作者认为在道德问题上，自由主义不应该逃避，而是面对问题，构建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自由主义不但能够捍卫人的权利，也能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理念，自由主义反对权力社会，但诉求公共社会，即建立在理性沟通、相互理解和宽容上的社会。我们看到，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体现了一种现代英美自由主义的新趋向，即不再寻求通过社群主义、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来补充自由主义，而是从自由主义内部建构自己的美德学说，这对于二十世纪以来所谓“薄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说是一种富有价值的理论矫正。

马塞多虽然调用了罗尔斯、德沃金、后期哈贝马斯等人的学说，并且接续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梳理出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德学说，提出了诸如“自由主义的社群”、“自由主义的共和”与“有德性的自由主义”等观念，并且陈列了自由主义诸美德，但在我看来，作者的自由主义还不够厚，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叙事还不够深入。其实，古典自由主义在厚的自由主义理论构建中，要比当代的自由主义显学恢弘得多，伟大得多，只有他们才足以应对与克服诸如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挑战。自由主义要建立自己的美德学说和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应该回归传统，这本书开启了一个路径，但远没有完成。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要比多元主义和公共理性深厚得多，搞清楚这个“早期现代”的古典自由学说，那么关于后来出现的所谓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必然就是自由主义的社群、共和与社会，只是由于十九、二十世纪以降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想越走越狭隘、片面和偏执，所以才把本来属于自己的道德与伦理思想的领地拱手让给了对手。现在是重塑传统的时候了。接续这个早期现代的传统，自由主义就不会为同性恋、吸毒、乱伦和基因技术的正当性背书，伟大的自由主义从来就是保守的，发蒙于传统人伦的思想，权利与德性是自由主义的两个比肩并立的正当性渊源，而适时权衡、决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考验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法律之智慧的最佳试金石。

上述问题回到中国语境，其实更为攸关。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权利的时代远没有到来，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有待制度性地落实，因此，自由主义的激进化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历史的正当性。但是，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所诉求的市民社会也面临日趋庸俗化、原子化乃至堕落的危险，因此倡导公民美德也势必要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内在责任。所以，关于权利与德性的自由主义，在今日的中国，都是人民迫切需要的，如果放弃了权利诉求，谁来制约政府的公权恣意？忽视了美德建设，谁来维系自由的社群和公共利益？那些打着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旗号大搞专制的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卡里斯马，贻害中国久矣，为了捍卫每个公民的权利，在今天的中国，也必须讲美德，但这个美德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美德，即只有一个自由的群体或社会，才可能孵化出真正的美德。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从实质上说，古今之辨、善与正义何者优先，都不是根本性问题，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权利与美德是一体的，一个硬币的两面，追求权利就是实现美德，实现美德就是捍卫权利。其实，这个道理，在诸多伟大的早期现代思想家那里，就是如此。例如，洛克是权利理论的现代开创者与倡导者，但同时也是秉持中世纪德性思想的现代传人，亚当·斯密既有《国富论》，更有《道德情操论》，甚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追求正义制度的礼制学说，与道德良知也是二而一的关系，良制仁学并行不悖。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4篇

一、确立能够代表“自我”意识的反思主体

对历史的反思首先要确立反思的主体, 他不是受西方启蒙主义“理性”思想的人, 也不是被同化的被殖民者, 而应是那些已经知道与殖民者和解不存在可能性, 对殖民者不抱任何幻想的人, 他们不会不自觉地把书写的笔触投掷于殖民者的界限, 也不会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视角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携带着各种程度的说服力的历史, 不可避免地试图宣称自己的至高无上地位, 宣称自己是一种主人的话语形式, ”[1]而被殖民者, 只有极力抵制殖民者的历史观念以及这种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虚构神话才能够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二、以历史的反思抵制后殖民主义思想的侵袭

1、以历史循环的预言警醒殖民行为

虽然新历史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认为“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2]“历史就不再是客观的、透明的、统一的事实对象, 而是有待意义填充的话语对象。”[2]p196但是对于历史的反思不在于历史本身能否达到绝对的真实的境地, 而是在对历史的思考中清醒地认识到历史背后的权利话语和意识形态, 并且消解这种权利话语和意识形态给被殖民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耻》中, 库切通过白人与黑人轮流在南非执掌权利, 表现了历史暴力的循环发展, 过去的欧洲人在这里为所欲为, 但是, 在当下, 却轮到白人在墙角的一隅苟延残喘, 当卢里希望露茜能将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事情讲出来, 控告那三个犯罪者时, 露茜拒绝了, 她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 换个地方, 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 在这里, 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 是我一个人的事。”[3]这里指的是南非, 作者认为人类历史在循环中获得平衡, 各个民族的兴衰有一定的周期, 在当下, 在这里, 南非的被殖民者获得了较大的权利, 库切以权利的更迭在某种程度上在提醒了殖民者对权利的占有只是一时的, 今日的被殖民者的处境就是明日自己的处境, 以此来消解权利的绝对性。

2、以沉默逃离后殖民语言体系

由于语言所指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意义, 因此, 通过研读以往渗透着殖民意识的历史, 需要突破两重障碍, 一是了解当时的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 并将当时的能指转向现在的所指, 另一层就是分析出当时的殖民者的心态以及这种心态下产生的主观意识以及在这种主观意识的映射下产生的文本,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民族历史的重构还是会产生失败并且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在对个人历史的述说中, 也同样无能为力。

在《耻》中, 听证委员们要求卢里表达一份忏悔, 一份能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悔过的声明, 其结果却是卢里表达的忏悔是压抑自己冲动的痛苦。个人对于自我历史的记忆是清晰的, 但是如果将对历史的述说寄托于语言将会是失败的, 因为语言与历史的距离和个人语言与他人理解的错位以及他人语言和个人理解的隔阂使我们无法交流, 这种无法交流所导致的沉默也是库切借以消解殖民权利的方式之一, 这样的沉默是对越界者的无声的抵抗, 通过将自己排除出的后殖民的语境体系, 表达自己对当下的否定。

三、对当下忍辱负重的生活的反思

对历史的思考使库切在小说中提出了自己对当下的思考。在《耻》中, 卢里再一次回到南非乡村时, 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像个农夫, 但是好像从之前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她将土地转让给了黑人佩特鲁斯, 作为同性恋的自己充当了佩特鲁斯的第三个妻子, 这样的权宜之策从近期确实可以让露茜过上安稳生活。因为历史的循环需要一定的时间, 他们不巧地生活在自己占弱势的时候, 而“他就在这里, 不会一阵烟云似的随风而去。他是生活中的事实。”[2]p231对于以这种消解人的尊严, 压抑人的本性的方式获得的暂时的稳定, 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因为露茜除了拥有太平日子, 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她是否能像她自己所以为的那样获得安稳的生活呢, 叫波勒克斯的丑陋的精神有些问题的可能是孩子父亲的男孩之后会对她有威胁吗, 佩特鲁斯是否真的可以履行诺言保护露茜不受伤害, 这些潜在的问题都不能保证露茜今后的安定生活。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库切在《耻》中提出了两种抵制后殖民的方式, 一种是以历史循环的预言警醒殖民行为, 让参与殖民行为的人意识到权利的非绝对性, 同时通过沉默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者的非法越界, 逃离整个后殖民语境、但是对于当下的选择, 库切没有给出明确的可实行的计划方案, 只是对预想方式的可能性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或许在委曲求全, 忍辱负重的权宜之策中, 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活。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了《耻》中所表现的历史意识以及如何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抵制后殖民主义思想的侵袭。笔者通过对作品的分析, 提出了文本中作者所展现的两个构想:一是以历史循环的预言警醒殖民行为, 二是以沉默逃离后殖民语言体系, 以此消解权利的绝对化和西方殖民者的话语中心, 此外对于当下沦落的殖民者忍辱负重的生活, 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耻》历史,当下,后殖民语境

参考文献

[1]高文惠: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5篇

作者：岳欣云 董宏..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总第186期)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总第186期)

摘 要: 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采用语境论世界观,并且把实用主义作为真理和意义标准。功能语境论挑战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试图发展出一个更为整合的教学设计框架;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专家也指出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的种种不足。功能语境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论争为思考我国教学设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关键词: 功能语境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

如果说建构主义主宰着当代的学习与教学设计领域有些夸大其辞的话,那么说建构主义在当代学习和教学设计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批评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毫无思想内涵,不能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和问题解决技能,而只是培养了顺从的和肤浅的理解。[1]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摒弃了客观主义认识论和旁观者知识论,关注学生个体经验和主动探究对知识建构的作用,并开发出了抛锚式教学、支架式教学等许多新的教学模式,掀起了学习和教学领域的范式革命。自建构主义被引进教学设计领域以来,欢呼与赞叹之声不绝于耳,批判与责难之词也时而有之,如有人批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不过是在新名词下对杜威、皮亚杰等人思想的拼凑,也有人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2]尽管如此,目前,无论在我国的教学设计理论领域还是在教育实践领域,建构主义都仍是最为流行和时髦的词汇。甚至有一些人把建构主义奉为圭臬,似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就是一种最先进的、无可替代的理论。最近,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的助理教授福克斯挑战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并提出一种新的教学设计理论——功能语境论与之抗衡。福克斯以一篇《运用功能语境论建构一个学与教的实用主义科学》的论文发表在美国“教育传播和技术协会”主办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发展》杂志上,发出了批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第一道檄文。汉纳芬、乔纳森等美国著名的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专家也纷纷在《教育技术研究和发展》上撰文进行还击。本文主要介绍他们的观点分歧和论争焦点所在,以期对国内的教学设计理论发展有所裨益。

一、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观

语境论是指“任何事件都被看作正在进行的、与当前和历史语境须臾不可分离的世界观“[3],是对分析还原机械论世界观的反动和批判,它的分析单位是正在进行的行动。语境论一词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Stephen Pepper的研究,他在1942年《世界的假设》一书中提出了四种基本的世界观——形式论、机体论、机械论和语境论。通常认为,行为主义教学设计建立在机械论世界观基础上,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一般接受语境论的假设。但福克斯却对此种流行的观点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此简单的归类不符合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相。这是因为语境论可分为描述语境论和功能语境论,两者都拒绝客观主义世界观,但它们的方法论有所不同。前者关注运用质性和叙事的方法理解一个整体事件的丰富性、复杂性、具体性和个别性,后者则试图运用量化的经验科学方法找到一般的、抽象的、跨越时空的规律,以预测和改变事件。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一般都接受描述语境论的假设,但却因此失去了功能语境论的优点。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也不都属于机械论,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在后期的发展就带有明显的语境论色彩,只不过这部分语境论属于功能语境论。那么,福克斯所说的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观具有哪些特点呢?

功能语境论一词是英文functional contextualism一词的翻译,functional意谓“功用、实用“,contextualism意谓“语境、上下文”。因此,功能语境论的主要特点也可从这一词的结构上看出来,即采用了语境论世界观,并把实用主义作为真理和意义标准。“这两个方面分别代表了语境论的基本隐喻和真理标准。“[4](pp.351~372)除此以外,功能语境论还把有限的科学分析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探讨一下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的特点。

1．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理论的本体论——语境论

功能语境论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分享着同样的本体论——语境论。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尽管运用行为分析方法探讨教学事件的规则,但在功能语境论看来,整体是基本的,对教学事件的分析和辨别则是第二位的。对教学行为和语境的分析并不能揭示教学事件的真相,而只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在语境论方法中,我们从整体开始,定位行动以及把它们分解为部分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整体才是首要的:有用的辨别和区分则是第二位的。“[3]可见功能语境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本体论主张是一致的,任何教学事件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分析,而寻求教学规则的主张只是某种权宜之策。因此,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对教学事件作分析时,永远不会忘记教学事件只有在整体中才具有意义,不把分析得来的教学碎片看作是教学事件的真相,教学分析只是教学设计的手段,回归整体才是教学设计的目的。教学设计及教学过程都是整体的,并与具体情境须臾不可分离。例如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认为教学技术需要与学习情境和教育目的相整合,根据一定的情境和目的来分析任何一种技术的设计和运用,认为以孤立观点看待技术只会造就单纯的技术家而无利于教育技术设计领域的发展。

2．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理观——实用主义

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拒绝客观主义“镜式反映”真理观,并把功能和效用作为其真理标准,即坚持实用主义真理观。实用主义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哲学领域的应用。对实用主义者来说,一种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理性在于它们在教学实践中的功能和效用,而不在于如何准确地反映和描述了教学现实。因此,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强调绩效和环境事件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绩效的分析,才知道哪些教学事件对学生发展有积极作用,并建立对教学有积极影响的知识和原理。从真理的主观性来说,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与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具有某些相通之处。“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建构的而不是发现的———只不过是实用主义观点的一种革新,这种观点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被皮尔士和詹姆斯所提出。“[3]只不过建构主义以个人经验作为真理的判断标准,而实用主义则根据事件的后果和效能作为真理判断标准,前者认为个人建构的就是合理的,后者认为有用的就是对的。两者都反对客观主义真理观的“符合论”。3．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理论的方法论——有限科学分析

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虽然坚持实用主义真理观,但为了避免走向相对主义的极端,主张采用经验证实的科学方法研究教学现象。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者坚信,科学的教学规则和教学原理是有用的,它的有用性就在于它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推广到其他教学实践,指导人们的教学行动。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由于过分关注对教学事件个人的、历史的理解而滑向了相对主义泥潭,无法为教学实践提供指导作用,这使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难以跨越教学设计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鸿沟,从而只能成为一种描述性理论而无法发展出设计性理论或规范性理论。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者也不主张科学主义,他们所说的教学科学是有限科学:它不再自封为认识的唯一有效形式;也不认为自己具有提供完全客观的分析或揭示教学事件真相的能力。这使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既关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教学设计原理和规则,也不把它的作用绝对化和夸大化。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教师本人的教学实践智慧而不是教学规则上。例如功能语境论者信奉梅杰制定教学目标的行为分析原则,因为他们认为教学目标如果不能测量,就无法评价教学产生的实证结果和绩效,就无法知道哪些教学知识是有用的、需要我们建构的。

总之,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吸收了斯金纳新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精髓,但又拒绝行为主义的客观主义本体论,代之以许多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者都信奉的整体的、动态的世界观,把正在进行的教学事件和行动作为其基本隐喻,并把 实用主义作为真理标准。但在方法论上却不像建构主义那样关注质化研究方法,转而采用了行为主义的科学分析和量化研究,这无疑显示出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超越行为主义与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鸿沟的野心。

二、功能语境论对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批判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把教学设计理论运用到教学实践,或无法从经验上证实它的有效性。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

1．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内部流派纷呈、价值分歧甚大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著述中“缺少理论清晰性和哲学基础的一致性”[3],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阵营内部观点林立,理论纷呈,角度各异,名称更是五花八门,“有多少研究建构主义的人,就有多少建构主义“[5],甚至有些理论如社会建构主义和个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它们的本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假设都分歧甚大,在所用概念以及价值倾向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实际上建构主义理论‘指许多观点,他们之间仅存在着极少的家族相似,并且通常表述着互相矛盾的观点‘。把自身鉴定为建构主义者,确实没有揭示出什么特定的哲学或理论倾向。“[3]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内部观点的分歧,势必导致指导教学实践的混乱,从而损害或削弱其实践影响力。而福克斯认为功能语境论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一样拒绝客观主义认识论,但却能为教学设计实践提供一个更为一致的哲学基础。

2．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相对主义倾向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过分关注教学事件的个人性、历史性而滑向了相对主义泥潭,难以跨越教学设计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鸿沟,无法为人类教学实践活动提供指导作用。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对多元性和特殊性的关注,有利于知识的创造和生成,但过度的开放和多元使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缺少边界和限制,会导致“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使教学设计者在实践中感到无据可依、无所适从。因此,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只能停留在描述性理论的状态,而无法发展出更具指导性的设计性理论或规范性理论。“语境论建构主义是一种知识或教学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教学的规范性理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目的和实践之间的断裂是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者如乔纳森等不得不承认的问题。”[3]而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吸收了行为分析理论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而能够形成相对抽象的、普遍的、跨越时空的教学设计研究成果,扩大了教学设计理论的应用性和推广性,使教学设计理论能够真正成为处方性、规范性理论。

总之,建构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的还原性和分析性,但其相对主义倾向又使其无法成为一个超越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合法成功者。功能语境论则认为它的教学设计理论逃离了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相互攻讦,在更高的层面上整合和超越了它们,在语境论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教学技术和设计的经验科学王国。

三、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对功能语境论的反驳

面对福克斯功能语境论的挑战,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专家乔纳森、汉纳芬等人也不甘示弱,并纷纷撰文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功能语境论并未像福克斯所宣称的那样,既吸收了建构主义语境性的优点,又吸收了行为主义科学性的长处,并同时避免了建构主义缺陷和行为主义的不足,从而成为一种整合性的、超越了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纷争的第三股力量。主要因为:

1．经验证实性不能作为评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优劣的标准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问题之一是无法从经验上证实它的有效性。而乔纳森等人认为,经验证实性不能作为评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标准。经验证实性是实证主义的判断标准,实证主义为人文精神科学提供统一方法论的狂妄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人文主义学者从来就没停止过对实证主义这一不切实际幻想的谴责。从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教学设计领域更多的带有历史、文化等人文精神科学的印痕,而少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用经验证实性的标准来批判建构主义就已经假设了科学主义认识论标准是高于人文主义认识论标准的,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经验证实是所有学习理论和教学模型的真理标准绝大多数理论就会失败。梅里尔和他的同事曾提出教学设计应建立在科学的坚石之上,然而,这块坚石恐怕也不像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坚固。“[6]

2．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语境论的世界观与行为分析的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性

功能语境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一样都坚持语境论本体论,拒绝客观主义“镜式反映”的真理观,具有主观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倾向。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为了不走向相对主义的一极,转而青睐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关注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性教学设计知识和原理。功能语境论企图通过语境论本体论与行为分析科学方法的嫁接,调和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矛盾,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是否会存在不一致甚或抵牾?对此,福克斯是这样回答的:“尽管语境中的行动、个人和心理学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但语境论认为一种既定的分析或许可以被成功运用到更多的个案。运用同样的术语和语言描述分析不同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事件是同样的,而是因为同样的分析都在为他们工作。”[7]即把教学设计作为整体是第一位的,对教学事件的分析和辨别则是第二位的。但是,功能语境论者坚持用科学分析方法来设计复杂、整体、动态的教学事件,确实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问题是,方法论与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世界观决定了方法论,反过来,一定的方法论也只能为某种世界观而不是与它相对立的另一种世界观服务。因此,功能语境论行为分析的方法论本身 的局限性使其只能研究教学事件静态、分割、共同的一面,而对整体、动态复杂的一面却束手无策。因此,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并没有像它所宣称的那样超越了建构主义和行为主义教学设计,而是倒向了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的一端。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更像一个科学哲学或工程学理论,它理论背后的假设和基础更接近客观主义而不是建构主义假设,它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更多是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8]“作为一种新行为主义理论,功能语境论考察了行为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提供一个描述语境的分析工具。“[6]

3．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没有开发出新的教学设计模式

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开发出了抛锚式教学、支架式教学等实践指导模式,而不是像福克斯所认为的那样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只是停留在描述性状态。相反,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则需要存疑。乔纳森等人认为,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没有开发出相应的教学设计模式,而是把人们久已熟悉的行为主义教学模式如个别化教学、直接教学等改头换面后重新粉墨登场,这似乎很难让人信服它是超越现有教学设计理论的不二选择。根据功能语境论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理性取决于其影响教学实践、指导教学实践的能力。因此,功能语境论要想真正超越建构主义,就必须开发出一些超越建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只在理论上宣称自己在教学设计方面的雄心,在教学实践中却拿行为主义早已开发的教学模式作为挡箭牌。

四、启示

福克斯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论辩,是客观主义教学设计观与主观主义教学设计观争论的延伸,代表了教学设计者试图整合行为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倾向,昭示着学习和教学设计领域的各种理论由分化走向对话和融合的趋势,也是科学理性与情境理性之间的一次有益交流。“功能语境论不必作为建构主义在教育中的替代者或竞争者。语境论的科学知识与建构主义的历史知识都可以被教育者运用。因为他们的相对价值要视目的和情境而定。为了建构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功能语境论表明———即使在后现代时期,教学艺术也可以建立在学习科学基础上。”[3]未来的教学设计定会走向多元和复杂。多元是指事物看法的丰富认识,也是对每种理论有限性的承认。教学实践是丰富的,仅用一种理论都很难完全解释其内涵。教学设计理论不是真理,只是论点或解释。没有一种教学设计理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每种教学设计理论都存在有限性或必要的“理论忽视”,但仅仅满足于多元就会造成对教学实践认识的割裂,而复杂性思维则要求我们关注多个教学设计理论之间的对话,在区分各种教学设计范式的同时联系它们,“一方面是在一个思想片断中对这个逻辑的应用,另一方面是在它不能被有效运用的盲洞中对它的违反”。[9]

参考文献:

[1]乔纳森主编.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C].郑太年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参见胡定荣.对建构主义教学论的历史、文化与实践的思考[J].比较教育研究,2005,(2): 24-28

[3] Eric J.Fox.Constructing a Pragmatic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with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6,(1):5-36

[4]欧内斯特.一与多[A].斯特弗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Gifford and Hayes(1999).p.294·转引自Eric J.Fox.Constructing a Pragmatic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with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6,(1): 5-36·

[6] David H.Jonassen.A Constructivist’s Perspective on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6,(1):43-47·

[7] Biglan&Hayes.(1996).p.52·转引自Eric J.Fox.Constructinga Pragmatic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with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6,(1):5-36·

[8] Michael J.Hannafin,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 in Learning andInstruction: Pragmatic Science or Objectivism Revisited?.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6,(1): 37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6篇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聊斋志异；蒲松龄

產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拉丁美洲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由于其奇异的意象和带有魔幻色彩的叙述而逐渐为人熟识，并在世界各个民族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利君在其《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定义：“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通常具有将客观现实和以某种信仰或观念意识为基点的主观真实相交融的特点，并常常运用夸张、怪诞、象征、打破时空界限等手法来进行非理性描写。”笔者认为这个定义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由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经常出现有鬼魂、充满荒诞或奇特的情节，较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国清代蒲松龄所创作的《聊斋志异》。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相似，《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有关牛鬼蛇神的志怪情节也同样来源于民间传统文化或者迷信，但另一方面，两者又具有一定的区别。因此，从魔幻现实主义的角度对《聊斋志异》进行分析和讨论，有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加强对《聊斋志异》的认识，同时，有助于提供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的眼光来探讨我国文学的志怪渊源，以更好地了解我国的民族性文学的精神内涵。以往对《聊斋志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对其现实主义意义的总结以及对蒲松龄与其他作家如莫言等的比较，较少有将其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讨论的研究。本文将初步分析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聊斋志异》中的体现以及两者的明显差异，并阐明该议题研究的意义。

一、聊斋志异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体现

（一）鬼魂形象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对于鬼、灵魂的叙写。如《王六郎》中“王六郎”便是只之前醉酒溺死在河里的鬼。在这篇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渔夫，每日到这条河上打渔并与河鬼共饮酒，于是人与鬼便结下深厚友谊。后来王六郎有过一次投胎转世的机会，也曾被“帝天”调到邬镇（今山东招远）做土地神，在这个过程中与渔夫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渔夫应六郎之邀去邬镇看望他时，还化作“风”接纳他，并托梦跟渔夫叙旧。对于人死后有灵魂，灵魂还可以与活着的人交谈、交结友谊，以及鬼魂在“帝天”的安排下可以投胎转世甚至土地神等这些神灵等观念，均是来自中国古代人们的传统观念。如在段玉裁对《说文解字》中许慎对于“死”的理解“人所离也”注为“形体与魂魄分离”。然而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鬼魂等观念，并不是蒲松龄本人的信仰，而是它采用的一种表现手法，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讽喻社会或者教化人民。如《王六郎》这篇便是借对王六郎这个善鬼和渔夫之间情谊的描写，赞美记念恩情的有情之人，如蒲松龄对王六郎的评价说“置身青云，无望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而有些篇章则是为了讽刺当时社会官制的腐败，如《梦狼》（第1051页）中的吃人的官僚、《伍秋月》（第664页）中暗喻现实官吏的阴曹差吏等。

（二）预言和预示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对于预言、预兆情形的描写，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主人公的梦境进行预示。如在《田七郎》（第473页）中，武承休便是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人告诉他有个叫田七郎的人将是他的生死至交；他醒来后一打听，果然有个叫田七郎的猎者；后来两人也确实像当初武承休梦中的人说的那样两人共患难。还有一短篇《金永年》（第633页），讲一个从商户金永年八十二岁了仍然没有子嗣，有一天梦见神人告诉他，“念汝贸贩平准，赐予一子”，不久他的妻子就真的怀上胎并产下一个儿子。预兆的理念源远流长，从夏商开始，就开始有占卜以趋利避害的行为；后来出现了系统记录占卜方法和翔实解释的《周易》；甚至记录东周前期历史的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页充满了对梦的预兆等的情节，如成公十七年《左传》记载了声伯梦的梦兆，三年之后仍然应验：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蒲松龄通过对梦境预兆的描写，表现了对正义和善良的肯定和对社会丑恶的揭露，表现在《田七郎》中便是对七郎为人品格的肯定，表现在《金永年》中便是对金永年从商公平的褒奖，还有其他的如《骂鸭》（第681页）便是对偷盗行为的讽刺。

（三）奇特的故事情节

《聊斋志异》也有很多对奇特现象和荒诞细节的描绘。如《偷桃》（第33页）便记录了一件发生在立春节日里的奇闻怪谈，一对玩杂耍的父子在衙役的要求下表演了登“天阶”而偷王母蟠桃的戏法，故事中天阶断裂，爬天阶的儿子遇难，躯干和四肢纷纷落下，然而被收集到箱子里后又重新组装起来，儿子便复活了。再如《小髻》（第352页）则是讲述了一群住在古墓里的小矮人的故事，被村民驱赶后只留下胡桃一样的小髻，令人读后觉得匪夷所思。这类奇特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俯拾即是，增添了整本书的神秘和荒诞的气氛。

二、《聊斋志异》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区别

《聊斋志异》与拉美经典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最明显的区别便是，蒲松龄在叙述故事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的个人议论。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在相当一部分的故事的极为出看到“异史氏曰”，后面紧跟蒲松龄的个人评价；有时则略去这四个字直接加以评论。而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这类现象却几乎找不到。在《小说叙事学》中，W·C·布斯将小说中作者的议论分为多种类型，包括“升华事件的意义”“概括整部作品的意义”等，这种文学叙述的作用就在于能够使读者接受作者在故事中寄寓的含义，以此更加突出作品的讽刺或赞美意义，增强其教化效用。如《田七郎》中，蒲松龄在结尾处的“异史氏曰”中说道“七郎者，愤未尽雪，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使荆卿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气概深沉地概括出了作者对七郎知恩图美好品质的赞美。而在《梦狼》篇中作者在结尾处用“不知居官者作何心肺，偏要以赤子饲麻胡也！”抒发了对压迫剥削平民官吏的讽刺。而在大部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当中，作家的叙述通常都是隐晦的。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不满，因此借助作品中异化的形象否定社会讽刺社会，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将人变成了甲虫。究其主要原因其实是拉丁美洲长时间的寡头政治统治下人民言论极其不自由，于是借助鬼魂的言行来批评社会的方式便显得更加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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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魔幻现实主义语境下研究聊斋志异的意义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中的拉丁美洲文学家们，借鉴欧洲的现代艺术手法并融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文学基础，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艰苦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现代主义个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并将之发扬光大，这是拉丁美洲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民族文学的弘扬和发展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文学中能够融合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魔幻形式创作的方式源远流长。从神魔小说的始祖《山海经》到汉末干宝《搜神记》，再到唐代牛僧孺《玄怪录》，明代吴承恩《西游记》，最后到清朝蒲松龄《聊斋志异》，无不是作者对民族文化、民间迷信、宗教以及神话等等相结合创造出的经典作品。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小说中存有对鬼魅玄怪的记叙渊源。

然而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浪漫主义风骨消逝了，失去了民族性的元素。尤其是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领域出现了过于强调文学现实主义性质的作品和理论，如鲁迅等人创作了大量写实作品期望唤醒国人陈腐的旧思想。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做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导思想之后，文学领域开始更加强调文学的政治、社会效用，审美价值和浪漫主义的情感特征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关注。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入后，唤醒了文学界对于中国自身魔幻文学传统的记忆。在这样的语境下研究聊斋志异，以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的眼光来探讨我国文学的志怪渊源，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的民族性文学的精神内涵，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甚至创造属于我国的独特的文学一隅。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我国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有相当多的体现，但两者在叙述方式和思想本质上也有区别之处。在魔幻现实主义的语境之下研究《聊斋志异》，能够帮助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分析我国传统文学，以促进我国民族文学更好地发展。

注释：

曾利君，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第25页。

（清）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本文所选《聊斋志异》中的篇章，若不加特殊说明均取自本书。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杜预注，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注疏》第1921-192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美）W·C·布斯著，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小说修辞学》第191-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谭君强著《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7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獻：

[1]（清）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

[2]（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杜预注.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美）W·C·布斯著.华明等译. 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0.

[5]谭君强著. 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6]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9.

[7]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D].四川大学，2005.

[8]刘湘吉.《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复生现象研究[D].暨南大学，2013.

[9]赵慧玲.《左传》与《聊斋志异》中的灾异预兆比较[J].艺术科技，2014，05：172+187.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7篇

爱德华·赛义德是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一起被称为后殖民理论的“神圣三剑客”。[1]153《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是赛义德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后殖民研究的里程碑,从《东方主义》到《文化与帝国主义》体现了赛义德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转型。

2、“东方主义”与理论转向

《东方主义》开创了后殖民研究的先河。按照赛义德的定义,“东方主义”至少包括这样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基于“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地理上的东西半球;第二层含义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话语权力的压制。基于这样不平等的关系,所谓的“东方主义”成了西方对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形成的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

《东方主义》首先受到福柯理论的影响,赛义德从“话语”的角度揭示政治与东方主义的密切关系,批判西方霸权主义。他指出,在东方主义领域,始终是欧洲在为东方说话,欧洲把东方纳入西方意识,真正的亚洲则处于沉默、被叙述的地位。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和霸权关系,东方饱受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东方主义乃是西方的“潜在自我与替代物”。赛义德对福柯的权力/话语观念的运用是为了支撑西方“自我”和东方“他者”的二元对立范式,即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这种“对立”造成了殖民话语系统,而其背后隐藏着文化霸权。由此,赛义德从福柯转向葛兰西,由权力话语理论支撑的霸权主义转向文化霸权理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再现”这一理论,即西方控制着媒体等文化传播手段,将那些历史事实记录、保留并流传下来,成为全世界公共的历史经验,在“再现”的过程中,东方成为西方的“他者”。反文化霸权主义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3、文化与帝国主义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赛义德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在更注意了在《东方主义》中几乎完全被忽视的非西方的文化作品形式。赛义德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帝国主义暗藏认知暴力,它诱使土著与之共谋,将民族文化变成“无声的他者”。[2]791在西方殖民扩张下,文化与帝国主义成功联姻。赛义德将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一世界性的文化形式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用现实的文化文本直接对应于帝国主义实践,以态度和参照结构为基础,采用现代复调思维,并借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手法,提出了一种以空间地理视角为基准的阅读方法——“对位阅读法”[3]296,探讨叙事与地理、空间、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把抵制、反抗的主题纳入到文化话语中,发掘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的实质。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不但批判了帝国主义文化,而且使原本沉默的殖民地文化获得了声音。他将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的文化反抗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帝国主义阶段;一个是自由主义者的反帝国主义阶段,也称后民族主义文化阶段。同时指出,民族主义文化中存在的权力体系揭示着霸权关系不仅存在于帝国主义文化之中,而且也可以存在于反帝国主义文化之内,仅仅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就不能彻底消灭文化霸权。如果不将民族意识转向人道主义,那么霸权体系仍将延续。

赛义德认为单一的文化实际上并不存在,故文化并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专利。[6]344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有着重叠的文化空间。赛义德不赞成民族主义式的西方文化霸权,而是倡导一种文化交流和多元共生的文化模式。由此打破了他在《东方主义》中坚持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提出当代世界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倾向,这种文化植根于所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经历。[1]65他提倡一种混杂性的文化模式,称之为“无调的合奏”。这种模式回避了基于固定的本体论类型的身份概念,是一种不以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为基础的文化多元主义,体现了赛义德的全球视角和人文批判精神。

4、结语

赛义德以其第三世界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叙事,从世界性的理论批判视角,把文化批判与权力话语相结合,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殖民地的反抗有机结合,体现了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向权力说真话”的人文批判精神。本文通过《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两部作品,审视了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历时性的剖析了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流变,以期为对赛义德及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摘要：赛义德作为后殖民批评的领军人物,从话语建构和文化批判的角度,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为沉默的第三世界发声,有力推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发展。《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是赛义德的代表作,本文通过这两部作品对赛义德作理论再现,历时性的剖析了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流变。

关键词：赛义德,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

参考文献

[1]、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M].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7-42,62-65,131,153.

[2]、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赛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9,774-798.

[3]、陶家俊.思想认同的焦虑——旅行后殖民理论的对话与超越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95-315.

[4]、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M].纽约:同代丛书.1979.

[5]、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8篇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关注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和文学的研究源于西方社会内部, 其属性为西方学术内部的自发反省和批判。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 葛兰西、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把后殖民的政治性批判更多地转向文化反思。跨文化传播使得后殖民理论成功吸引了曾经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注意力, 而且也使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跳出了同质文化内部的传播互动, 将其扩展到异质文化之间, 同时赋予了后殖民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文化霸权极高的关注。所以说将传播学放置到后殖民语境下研究, 就是把跨文化传播学放入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大背景下去研究, 对研究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基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近些年来前殖民地国家创作的反殖民题材的文学作品, 极大地吸引了后殖民理论家的注意。碍于非洲语言的复杂, “口头叙述”传播的特殊, 非洲作家的作品传入甚少。语言是传播的媒介, 英语在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充当了中坚力量, 研究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转播, 更能从一个巧妙的视角, 揭开殖民伪善的面纱。

非洲英语文学, 又叫“黑非洲英语文学”, 但是为了不增加其称谓的殖民色彩, 这里去掉“黑”字。最早的非洲英语文学作品是加纳的约凯瑟利-海福德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亚》 (1911) , 但是其译本没有传入国内。伴随着殖民侵略和民族反抗运动的开展, 非洲英语文学取得了快速发展。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英语文学成就显著,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埃克温西、阿卢科、图图奥拉、沃尔索因卡以及加纳作家阿尔马等是其代表人物。东非英语文学出现较晚, 20世纪60年代后才兴起, 肯尼亚恩古吉、格奥戈特、梅佳姆旺吉是杰出代表。南非的英语文学也人才辈出, 纳丁戈迪默、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J.M库切) 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为南非英语文学奠定了基础。非洲的民族传统、民族意识的觉醒, 对祖国的热爱、对殖民主义罪行的揭露, 构成了非洲英语文学的核心内涵。英语语言的运用, 使得非洲文学得以走向世界, 促进了非洲文化的传播。碍于非洲地方语言的众多、国内研究资料的不足, 本文选取了阿契贝、索因卡、戈迪默、库切四位非洲国家声誉最高的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宋国诚著的《后殖民文学:从边缘到中心》中, 把阿契贝、索因卡、戈迪默等列为后殖民作家[2], 而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也是公认的后殖民作家。

阿契贝 (1930) 首次被介绍到中国, 是196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中高宗禹译的《瓦解》的片段, 接着《外国文学动态》杂志1977年第五期用《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及其主要作品》一文详细介绍了阿契贝的创作。2007年, 阿契贝获得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国际奖, 国内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报道, 掀起了一股阿契贝热潮。在小说的翻译方面, 1988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发行了尧雨译的《人民公仆》, 2009年重庆出版社的重现经典系列全面引进了阿契贝全部的五部长篇小说《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和《荒原蚁丘》。阿契贝还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诗歌和童话故事。在后殖民研究方面, 姚峰的《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和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 (《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三期) 见解颇为深刻, 但总体来说还有大量研究空白。

阿契贝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 他的《瓦解》一经问世就获得了轰动, 被译为50多种语言, 传播到全世界。他的作品《瓦解》和《神箭》, 用英语讲述了非洲传统文化的魅力, 并对殖民者的入侵进行了鞭挞。阿契贝1975年发表论文《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 开了后殖民理论的先河。阿契贝提倡用英语创作, 寄予文学对殖民地的“自我界定”和“文化复位”的希望, 批判非洲中心心态, 强调非洲和西方的文明同样需要尊重, 他希望通过“非洲人自己书写非洲人的故事”重塑非洲形象, 使得非洲文化浴火重生, 倡导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这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索因卡 (1934) 是非洲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86) 的作家。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 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了索因卡。1983年高长荣主编的《非洲戏剧选》收录了李耒和王勋翻译的《路》。索因卡获得诺贝尔奖后, 国内对其研究热情高涨, 1987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沈静翻译的《痴心与浊水》, 1990年, 邵殿生等翻译出版了戏剧选《狮子和宝石》, 其中还收录了《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森林舞蹈》、《路》、《疯子与专家》等译作, 2001年出版周辉翻译的《阐释者》, 2004年出版蔡宜刚翻译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 200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阿凯的童年时光》。诗歌的译介, 主要有汪剑钊的《非洲现代诗选》、台湾贝岭的《狱中诗抄:索因卡诗选》;还有发表在《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期刊上的诗歌。对索因卡的后殖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2002年余嘉的硕士论文《森林之舞:后殖民语境下的索因卡剧作研究》和宋志明的博士论文《沃勒索因卡:后殖民主义文化与写作》, 对索因卡的研究十分深刻。

索因卡是具有强烈的非洲民族精神的后殖民作家, 他挖掘和继承非洲传统文化的精华, 结合希腊神话和优鲁巴族的神话故事, 建立以神话思维为基本特性的、和谐统一的传统文化体系, 来对抗理性的、技术的、分裂思维的“欧洲中心主义”。宋志明的论文《“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提出索因卡的诗歌创作本质上是一部“奴隶叙事”, 充满了殖民地作家的反抗精神, 具有显著的后殖民性。[3]索因卡虽然主张一种“超越性的种族复兴主义”, 但是也没有忘记对自己民族的愚昧性进行批判, 虽然其激进的抵抗方式, 是“在反抗的环境中想象过去”, 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但这都无法撼动他在非洲后殖民文学中的地位。

戈迪默 (1923-) 是南非著名的女作家, 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纸质媒体中, 戈迪默最早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界中是在1983年, 《世界图书》第3期发表晓颂的《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麦尔》一文, 接着董鼎山先生1987年在《读书》第八期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正义的南非女作家》。这表明在戈迪默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国内就已开始关注她。1992年漓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七月的人民》, 199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戈迪默短篇小说集》, 译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我儿子的故事》和2006年出版《无人伴随我》, 2008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贝多芬是1/16黑人》,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生》。戈迪默在国内报纸杂志中出镜率高, 但研究不够深入, 在后殖民方面, 《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路庆梅的《论纳丁戈迪默后殖民写作困境的超越之途》和王旭峰的博士论文《解放政治与后殖民文学:V.S.奈保尔、J.M.库切与纳丁戈迪默研究》 (2009) 研究较为全面。

戈迪默是混合性文化书写的代表作家, 她的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政治气息, 再现了种族社会的病态特征, 致力于将西方文化与非洲土著文化融合在一起, 追求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实现黑人与白人和谐共处。作品《虚妄年代》讲述了种族隔离下绝望无期的爱情悲剧, 《陌生的世界》描述了白人豪华奢靡的生活和黑人穷困潦倒的“黑白世界”, 《朱力的子民》预言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种族对抗事件王旭峰认为戈迪默持激进主义左翼立场, 笔者也认为在上述作家中, 戈迪默的反殖民力度最强, 一向被誉为“南非的良心”的戈迪默, 从人道主义立场述说了黑人革命解放的心理和行动。戈迪默用“介入的文学”对黑白和谐共存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构想既要对白人有本土化的认同, 又要保持黑人民族主义的独立。

库切 (1940) 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还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王丽丽的《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 (2000) 和张冲、郭整风的《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 影响较大。2002年9月, 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第一本库切小说《耻》。从2004年4月开始, 浙江文艺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库切小说文库”, 包括《青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彼得堡的大师》、《等待野蛮人》、《幽暗之地》和《内陆深处》等10部作品。在后殖民研究方面, 2010年举办的“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显著, 会议论文收录在《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中, 以及高文惠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 见解颇为深刻。

库切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对话隽永, 结构精致, 思辨深邃。库切虽然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饱受苦难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给予深切同情, 但又不时流露出贬抑的情绪。这种温和的抵抗方式, 王旭峰称之为“自由主义中间立场”, 反殖民力度不够。《等待野蛮人》驾驭了文明冲突,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对权力的审视和对历史的反思在对历史结构和文化霸权的挑战中, 库切建立了自己的理想国、个体是平等的, 野蛮人和文明人是平等的, 大家没有肤色、种族与性别的差异, 世界是平等、和谐和自然的。

正如阿契贝所说:“非洲人民并不是从欧洲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文化’这种东西的, 非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思想的, 它经常具有一种深奥的、价值丰富而又优美的哲学。”[4]四位作家都具有跨文化的写作背景、后殖民的生存困境、用英语语言写作的特点, 他们用自己的文学实践让非洲的文化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从以上的传播途径可以看出, 在1990年之前, 纸质媒体占主导地位, 新世纪左右, 互联网的发展, 使得电子媒体成了主力军。数据库的建立, 使信息从共享转向分享, 这是传播界的一场技术革命。文化帝国主义是媒介帝国主义现象的实质[5], 文化霸权更多的是信息霸权。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 充当了文化殖民的工具。殖民者用英语打开了非洲古老文化的碉堡, 也让那些说着非洲语言的作家用英语创作出了小说、诗歌和戏剧。据统计, 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消息来自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互联网流通的信息中, 使用英语的占90%。[1]葛兰西提出“媒介霸权理论”, 殖民者巧用语言工具, 瓦解殖民地的文化。同为第三世界的中国, 更应该注意英语语言殖民的隐蔽性, 以应对文化霸权模式在中国的复制。

跨文化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迅速发展, 标志着英语唯我独尊的文化垄断地位的失落和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文化多元时代的来临。非洲跨文化作家的作品, 为我们揭开了非洲文学真实的面目, 索因卡、库切等的后殖民文学实践, 使我们学习到非洲人民面对殖民侵略采取的抵抗方式。根据跨文化传播的原理, 在传播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是“知己知彼”, 信息传播过程中必须改变民族中心主义, 在文化价值观差异中求同。只有这样, 信息才能自如地在两套代码间切换传播, 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有效性。在后殖民和全球化的时代, 面对着强势的西方霸权主义话语, 处于第三世界的我们要寻求一种新的跨文化传播基调平等, 鼓励媒介朝着文化平等主义的方向进行探索, 贯彻协商、沟通、理解、融合的宗旨, 把跨文化传播引导到良性的、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童兵.跨文化传播和未成年人成长.传播学十年 (1998-2008) :阐释和建构[M].张毓强, 主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1]童兵.跨文化传播和未成年人成长.传播学十年 (1998-2008) :阐释和建构[M].张毓强, 主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2]宋国诚.后殖民文学:从边缘到中心[M].台北∶擎松图书, 2004.[2]宋国诚.后殖民文学:从边缘到中心[M].台北∶擎松图书, 2004.

[3]宋志明.“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J].外国文学研究, 2003.[3]宋志明.“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J].外国文学研究, 2003.

[4]伦纳德·S·克莱因.20世纪非洲文学[M].李永彩, 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1:5.[4]伦纳德·S·克莱因.20世纪非洲文学[M].李永彩, 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1:5.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9篇

一语境主义的辩护是公共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辩护理论中内/外在主义的争论延续至今,且日趋混乱。[1]在这场关于辩护要素的来源的争论中,内在主义阵营比外在主义阵营更为强大。但事实上两种主义都有不可克服的问题。这需从它们的基本特征说起。

“内在主义主张一个信念的可辩护性应该由我们的内在状态所决定。”[2]这种内在状态是一些内心因素、倾向与条件,它们构成心灵的活动过程。只有正确的心灵活动才使得信念得到辩护。外在主义则主张一个信念得到辩护不必要求主体把握全部条件,至少辩护的部分因素是外在于主体的认知视角的。[3]内/外在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辩护因素的可把握性( Accessibility) ( 它是主体意识在辩护中的体现) 。[4]内在主义要维护知识论主体性原则,强调认识主体的辩护责任。但在外在主义者看来,主体并不能负担起这样的责任。因为内在主义的“心灵的内在状态”的辩护作用几乎没有一样能经得起诘难,内在主义不可能找到能反驳怀疑论的可靠的心理活动。

但外在主义者试图突破主体性原则,为知识寻找外部的客观支持也有困难。比如,“可靠论无法为信念形成的方法是可靠的这一点提供一个独立的理由,因为根据可靠论,一旦我们要作出关于信念形成方法是可靠的这一信念,它必须诉诸信念形成的方法 ( 本身是可 靠的,引者加) ,从而导致 循环性。”[5]更为困难的是,如果可靠的辩护不为主体把握,那么如何确定一个过程是可靠的呢? 由谁来保证其可靠性? 由其他的主体来保证吗? 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内在主义! 或者由上帝来保证? 那这就不是哲学的知识论! 一旦这种外部的可靠性得不到保证,辩护如何可能?

如此,内/外在主义的争论似乎使知识辩护理论步入山穷水尽的困难之中。当然有一些不成功的内外融合的观点,在此不予繁琐地评介。让我们直指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 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都采取了个体主义的辩护立场,都错误地将知识辩护做了个体主义的理解。它们都将人类面向怀疑论为知识辩护混淆成单个主体为自己具有知识辩护的情况。这种个体主义的理解将内在和外在的界限具体化成脑壳或躯壳。寻求“心灵的内在状态”的内在主义自不必说。外在主义试图从单个主体的外部寻找客观的辩护,也正好落入个体主义圈套。于是出现这样的景象: 内在主义千方百计而又徒劳无功地寻找具有为确定性辩护的心理学现象; 外在主义试图跳出不确定的心理学描述,但对于寻找确定性的辩护又茫然无措。这场争论已经误入信念发生学和信念心理学的歧途,而这与探索知识和知识辩护的逻辑规范离题千里。这种迷失的根源在于知识论仍然没有突破近代以来确立的个体主义的主体性原则。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主体性原则? 不! 我们仍然坚持主体性原则下的辩护,即内在主义。只不过此处的“内在”是指“在人类意识内”,而不是“在个体心理内”。具有知识绝不是个人的事情。个人具有如何优秀的心理特征对于知识的辩护都是不充分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即使像爱因斯坦那样天才的脑袋,在相对论被证实和认同之前,也不是知识。知识必须得到公共的辩护,而不是私人的辩护,尤其不是私人心理主义的辩护。相应于我们的内在主义,外在主义的辩护就是在不被任何人意识到的情况下,有些东西仍具有为知识辩护的作用。我们反对这种观点。除非我们假定上帝能为人类知识辩护,否则用于辩护的证据,只能是人类意识中具有主体间性的公共的证据。从注重证据而言,我们的内在主义也可称为证据主义。语境主义的辩护就是这种公共的、证据主义的辩护。

二语境主义的辩护是实践的

当代知识辩护理论中另外一场重要争论是基础主义与融贯主义之争。它起源于人们对“回溯论证问题”的不同解决。

所谓“回溯论证问题”是指,如果一个信念A要得到辩护才能成为知识,那么为A辩护的信念B本身要么是自我辩护的,要么是得到其他信念C辩护的。而信念C要能为B辩护,本身要么是自我辩护的,要么是得到其他信念D辩护的。以此类推,辩护的责任就会无限回溯。

对于回溯问题,存在两种可以回避怀疑论的解决方案: 要么使回溯结束于某个得到自我辩护的信念; 要么辩护以信念间相互支持的形式完成于一个循环的封闭信念系统中。基础主义选择前者,试图寻找自我辩护的基础信念终止回溯; 融贯主义则选择后者,让回溯封闭于相互支持的信念系统内,使得每一个信念与其所在的信念集合相互融贯,组成一个自我辩护的信念系统。

但这两种选择都有致命缺点。基础主义有两个一般特征: 第一,基础信念必须自我辩护,不能在与其他信念的关系中得到辩护; 第二,其他非基础信念都依赖于基础信念的自我辩护。[6]但基础主义的问题正在于找不到确定的基础信念。基础主义可大致分为可错的基础主义和不可错的基础主义。但面对怀疑论的诘难,不可错的基础主义有关辩护和知识的主张显然太强,经不起怀疑论反驳,不可能得到满足。可错的基础主义不仅认为基础信念是可矫正的,还把信念之间的联系由不可错的演绎关系扩展到归纳关系和最佳推论关系,大大增加知识辩护的不确定性,导致怀疑论。总之,不可错的基础主义不现实,可错的基础主义又太妥协。基础主义难以令人满意。

与基础主义的处境相似,融贯主义辩护观存在“可选择系统”问题、“真理”问题和“输入或孤立”问题等三个难题。“可选择系统”问题是指,如果存在多个融贯程度相同,但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排斥的信念系统,那么按照融贯主义辩护观,人们在选择其中某一系统作为真理( 知识) 时,无法避免任意性。“真理”问题是指,除非融贯主义预设真理的融贯论作为前提,否则融贯主义不能说明自己的辩护与真理具有必然联系。而预设真理融贯论会导致循环论证,更不用说真理融贯论本身值得怀疑。由于合理辩护的标准是,经由它必定获得真理。融贯主义不能满足这一点,因此它的辩护是失败的。“输入或孤立”问题是指,由于融贯主义主张信念没有基础与非基础的区别,信念间的辩护关系是对称的,任一信念得到辩护就是能够通过其他信念将它推论出来。这种相互推论的关系杜绝了非推论信念的介入,而非推论信念往往就是经验信念或基础信念。如此,融贯主义的辩护不能解释经验如何输入信念系统,从而导致信念系统与经验世界孤立的问题。这一问题事实上是融贯主义最关键的问题。因为通过经验输入不但可以确定哪个融贯系统是现实的,而且可以确定该系统的真理性。

总之,非对称辩护的基础主义没有找到合格的基础信念; 而对称辩护的融贯主义则无法说明经验输入。两种辩护理论都没有给出合理的知识辩护,知识辩护理论的发展似乎又陷入了困境1。

但仔细分析发现,融贯主义和基础主义虽然面临不同的难题,产生难题的根源却是相同的: 它们都被回溯问题引入歧途,试图一劳永逸地为知识提供辩护,从而背上无限辩护责任的枷锁。激发基础与融贯之争的回溯论证实际上是一种假想的论证方式,它以绝对真理为目标,导致辩护责任的无限追溯。要解除回溯的困扰,首先需要解除绝对真理对知识的禁锢。语境主义的辩护观将得到辩护的知识与某个社会的认知目标得到满足等同起来,从而解除绝对真理对知识的禁锢,避免无穷回溯。正如安尼斯( D. Annis) 所说: “确定S在相信h上得到辩护,我们必须考虑S所属社群人们的实际辩护标准……要为信念h辩护,S必须能够以满足他们的实践和规范的方式面对他们的批判。”[7]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的认知目的是由生存实践决定的。为达到这种认知目的的辩护是在当时社会语境中的辩护。这种辩护不会企图排除所有错误的可能而获得绝对真理。因此在寻找语境主义的辩护界限时,我们必须从具体的认知目的和实际面临的问题入手。语境主义者特别注重阐明认知实践中的冲突性和论争性的维度。语境主义的辩护就是面向实际的挑战或疑问有理由地维护一种主张,而不是陷入无止境的虚构情境之中。在语境主义者眼里,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都被去语境的范式所挟持,将知识论的注意力限制在信念、感觉材料之类东西的推论或半推论的关系中,遗忘了辩护的实际目标和社会历史性质。[8]385总之,语境主义的辩护是实践的辩护。

三语境主义的辩护是动态的

既然语境主义的辩护是在实践中的辩护,那它就是一种动态活动。它面向现实中对知识的挑战展开,即语境主义的辩护总是处在“挑战( 反驳) - 辩护”过程中的动态活动。

陷入回溯论证陷阱的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实际上也陷入了辩护的静态理解泥潭,以致追求一劳永逸的辩护。这种失误发源于人们对辩护的基本意义的误解。现在人们理解的辩护的基本意义是: 一个命题得到辩护就是有某种理由和证据支持它。有学者将这个基本理解称为“要求许可论题”( RequiredLicense Thesis,简称RLT) ,即要求每一个诉求认知合法性的候选项得到许可。[8]402RLT具有很强的直觉合理性,以致人们认为所有关于辩护的理论都立足于这一论题,否认这一论题就否认了辩护的必要性。在这一论题的指导下,人们试图寻找起终极辩护作用的理由或证据,以期一举完成知识辩护的事业。

但这个论题错误地理解了辩护的性质。这种误解在英语中有一个语言使用的来源。人们使用“辩护( justify) ”这个动词,尤其是以被动形式使用“isjustified by”时,隐含了辩护项与被辩护项的二元关系。人们很容易将一个命题得到辩护理解成这个命题必须接受来自他处的支持。追寻来自他处的支持必然导致回溯论证。实际上“得到辩护的( is justified) ”还可以是形容词性的谓词,即“得到辩护”并不一定依赖他处的支持。[8]404

更为严重的错误还在于人们将RLT提升为一个全面的认知禁令。它用“除非得到支持,任何东西都不允许进入知识”的形式,从头到脚规定了认知的空间。它的目的在于排除人们的错误信念,因此它具有突出的规避错误的性质。这种性质要求在接受任何具体的理由为好时,要求很高程度的谨慎。这过高的谨慎在西方知识论与怀疑论互动的历史中源远流长。但过分谨慎将导致失去获得真理的机会。因为最好的谨慎就是对事物不做任何判断,这才不会有犯错的可能。但是知识辩护规避错误的目的是获得真理。因此,对于RLT避错的诉求要结合知识辩护的趋真目的来评价。从获取真理的角度考虑,需要对RLT的全面禁令性规范做出调整。

纠正RLT对辩护的误解的可行方案是引入一条维护信念免受质疑的最小认知许可原则。通过此原则,避免RLT将知识辩护的责任总是推给知识主张方,造成辩护责任的无限追溯的困境。最小认知许可原则类似于法律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只要不存在适当的理由挑战一个命题的认知地位,该命题就具有认知价值。通过增加“认知的无罪推定原则”,削弱RLT过强的避错性,进而保护辩护的趋真性质。

要清楚地界定“认知的无罪推定原则”就要弄清“适当挑战”的具体意思。我们从解释“挑战”开始。我们认为,“挑战”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互动活动,挑战直接质疑一个主张,认为它存在争论或问题。挑战的作用在于,直到找到证据支持该主张为止,暂时悬置该主张的认知价值。一般有两种类型的挑战: 论证性的挑战( argumentative challenge) 和直白的挑战( bare challenge) 。前者是基于理由的反驳; 后者不给出理由,而是直接发问“你如何知道”,要求主张方提供进一步的理由。两种挑战中,前者提出的反驳理由本身有需要辩护的风险,后者则没有这种风险。正因直白的挑战无辩护风险,它实质上是一个扩展辩护责任的方法。挑战方可以用它要求主张方承担无限的举证责任。直白的挑战显然是怀疑论惯用的挑战方法。知识论者不太可能阻止这样的挑战。所幸这种挑战并不总是适当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界定“适当挑战”。

既然存在两种挑战方式,界定“适当挑战”也应该考虑两种情况。我们认为,对于论证性挑战而言,当论证性挑战的基础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时候,论证性挑战将不起作用。适当的论证性挑战一定是合理的。对于直白的挑战而言,在一次论辩中,合适的直白的挑战不能连续使用。如果主张方对挑战方的一次直白的挑战给出了合理回答,挑战方除非提出论证性的挑战,不能再使用直白的挑战质疑主张方。挑战方不应该毫无代价地使用直白的挑战。在不断深入的辩论中,挑战者不能连续两次使用直白的挑战。这一规定将使举证责任公平化。如果直白的挑战总是将举证责任推卸给主张方,这就是不公平的辩论,因而是不适当的。总之,一个适当的挑战是一个合理的论证性挑战或非连续的直白的挑战。在一次认知论辩中,如果没有适当的挑战,一个信念就算得到了辩护。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辩护不需要他处的支持。一个信念不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辩护项的辩护才能成为知识,“得到辩护”并不暗含“被……辩护”。因此,RLT对辩护的误解得到矫正。当然一个挑战是否适当,最终取决于语境的现实性和认知目的确定性。这是语境主义辩护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语境主义的辩护是一种“挑战( 反驳) - 辩护”的动态活动,具有论辩的特征。据此,我们得到语境主义辩护理论的核心论题: “一个命题在一个语境中是得到辩护的,就是在该语境中,每一个针对它的合法性提出的适当挑战都能被克服。”[8]407这个观点允许这样一种辩护存在: 有时候即使没有辩护的理由( 证据) ,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反驳,信念也是得到辩护的。语境主义的辩护以克服适当挑战的方式,防止对辩护责任的无限追溯,既不过分谨慎也不轻率鲁莽。正是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界定语境主义的初始辩护概念———对于认知主体S而言,如果没有恰当的理由认为他不该相信“信念P为真”,那么“信念P为真”就得到了初始辩护。在没有被证明有罪之前,所有信念都是清白的。获得初始辩护的信念可以作为语境的基础信念,为语境主义的辩护提供起点———当然,这样的信念是可错的———它的可错性随着语境的转换或扩展、潜在的适当挑战的凸显而变成现实。在获得语境的初始辩护概念之后,知识辩护就不再无限倒退。语境主义辩护的动态性就体现在寻求适当性辩护的过程中。

四语境主义的辩护是可错的

从辩护的确定性程度看,在知识辩护理论中存在可错论与不可错论的争论。语境主义的辩护理论旗帜鲜明地站在可错论一方。这种理论立场根本上是由语境主义辩护的目标,即实用真理决定的。与绝对真理不同,实用真理是可错的真理( 知识) ; 可错的知识不可能得到不可错的辩护,可错的辩护只能得到可错的知识。

可错论与不可错论已经不是势均力敌的争论。目前大多数知识论者都是可错论者。原因很简单,如果人们仍然坚持知识能够得到不可错的绝对确定的辩护,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全盘接受怀疑论。想要一定限度地反驳怀疑论必须接受某些形式的怀疑论,承认知识和辩护某种程度的可错性。正如科恩( S. Cohen) 所说: “任何认同仅当r蕴涵q,S才能基于理由r知道q的知识论,都必将导致怀疑论结论。可错论反对这个蕴涵原则,因此避免了这种直接的怀疑论结论。”[9]91科恩道出了可错论的实质。既然可错论拒绝证据或理由能够蕴涵被辩护的知识,那么可错论就允许认知主体S基于辩护J知道命题P,且J只是使P成为高概率可能而并不排除非P的可能性。据此可得到如下辩护的可错性定义:

S可错地知道P,当且仅当( 1) S基于辩护J知道P; ( 2) J不能蕴涵S的信念P是真的。它的意思是,虽然S对信念P的辩护非常好,但辩护不能蕴涵或保证P是真的。[10]145可错性辩护的定义表明辩护证据与辩护结论之间的支持关系具有逻辑的不充分性。可错的辩护观主张知识辩护不需要基于演绎推论,证据不需要蕴涵结论。

这种可错的辩护为许多当代知识论者赞同。如普罗( J. Pryor) 说: “一个可错论者是这样一种人,他相信我们可以基于可错的辩护上具有知识,辩护不保证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11]费德曼( R. Feldman) 说: “即使S没有逻辑上决定性的证据为信念P辩护,S也有可能知道P。”[12]斯坦利( J. Stanley)也指出,即使人们关于P的证据在逻辑上与非P的真理性相容,某人也可能知道P。[13]这种可错性也是语境主义辩护的可错性。

但这种可错论据说带来了两个问题:

( 1) 由于它否定了证据与结论之间的蕴涵关系,它就否定了基于这种关系之上的必然真理。但是必然真理既然是必然的( 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 ,那就是不可错的。如此,这个定义太强而不适用于必然真理。面对必然真理与知识的逻辑可错性的矛盾,同时出于维护知识可错性观点和必然真理的考虑,有人试图对可错论的逻辑定义做出各种心理学的修改,将逻辑的可错性修改成认知心理活动的可错性。[10]但那些看似成功的解释只不过是在繁琐地描述人们发生错误的各种心理现象,完全背离了可错论辩护的规范性内涵。其实,这种表面矛盾的关键在于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经验知识中必然真理的性质和可错性定义中“蕴涵”的含义。

首先,人们错误地认为可错性的定义否定了逻辑蕴涵的必然性,从而否定了逻辑蕴涵的必然真性质。其实,可错性的定义否定的不是逻辑蕴涵的必然性,而是经验证据对知识结论的蕴涵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某些经验证据对于某些知识结论具有蕴涵关系,那也不具有逻辑必然 性,而是律则 ( nomological) 必然性或因果必然性; 相应地,知识论中所说的必然真理并不是绝对不可怀疑的逻辑真理。在经验领域,这种通常认为的必然真理仅仅是成真概率非常高的知识,在人们生活中非常实用的知识,如物理定律,而不是概率为1的绝对真理。上述挽救必然真理做法,其实是试图挽救绝对真理。这种挽救是不必要的。因此,辩护可错性的逻辑定义没有问题。

( 2) 可错论不仅听起来有些“疯狂”,而且它间接地接受了怀疑论,虽然它避免了直接的怀疑论结论。科恩指出,上述辩护可错性的定义等于说,S知道P为真,虽然他不知道非P为假。这首先听起来有些“疯狂”———一个人不知道P的矛盾命题为假,却知道P为真———这隐含着对矛盾律的违背。更为严重的是它还会导致怀疑论。因为怀疑论可以通过闭合原则构造出如下论证: 如果S知道P为真,并且S知道( P为真蕴涵非P为假) ,那么,S知道( 非P为假 ) ; S不知道 ( 非P为假 ) ; 因此S不知道P。[9]这正是怀疑论的结论。对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首先,认为可错论听起来疯狂是一种幻觉,是一种受绝对真理观迷惑而产生的幻觉。在没有把握绝对确定的知识之前,任何命题都具有不确定性,不具绝对确定的真值,而矛盾律是在假定命题的真值绝对确定的情况下使用的。因此,我们说S知道P为真,虽然他不知道非P为假,并不违背矛盾律。因为这里的真和假并不是绝对确定的,而是实用上确定的。再者,闭合原则作为逻辑原则本身假定了命题的真值绝对确定,跟矛盾律中的真值绝对确定一样。一旦假定绝对确定的真值,闭合原则本身就暗含了绝对真理。预设绝对真理直接导致怀疑论。因此,通过闭合原则曲折地推出怀疑论结论是多余的。而放弃还是接受绝对真理是可错论和怀疑论的分水岭。

当然,语境主义承认,按照绝对真理的标准,可错论归根结底暗示了怀疑论。但是,可错论的语境主义并不倾向于全面的怀疑论,除了承认绝对真理不可知外,语境的可错论者认为我们具有实用真理。语境主义在实践理性的语境中,以现实的方式思考知识。我们的“知识主张确实承诺了对确定性的要求,然而这种确定性实际上必须用有效的、世俗的和实践的术语来解释”[14]44。“知识的确定性是生活的确定性! ”[14]42当我们对知识的辩护达到如此地步———当非P的可能性并不影响我们按照信念P指导行动时,P就是我们的知识[15]———这个辩护就是成功的。语境主义在可错的辩护中,寻找知识的实践的确定性。

五结语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10篇

一近现代科学修辞理想主义诉求

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伽利略和牛顿就已经将修辞运用于他们的研究过程及结果的表述中。关于伽利略的修辞争论和立论艺术，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他的修辞的认识目的确立研究的正当性和观点的正确性，说服他人同意他的研究及观点，提高自己的地位。其实比亚焦利(Biagioli)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伽利略运用修辞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在提高自身地位的同时，迎合实际和可能的资助人，以提高资助人的地位并以此获得资助。[1]关于牛顿，巴泽曼(Charles Bazerman)的研究表明，他在1672年的“光和颜色的理论”一文中，采用了英国科学的既成比喻，改进了实验报告体裁(genre)，重构了观察结果，以便给出紧凑的实验叙事，使得其叙事形式很有力量，尽管观察结果和一些理论推理可能并非如此。[2]

不过，必须清楚，那时的修辞与我们今天的有所不同。那一时期的科学论文是个人的观察讨论和研究的动机、方法、历史的奇妙的混合物。这很不标准也不客观，由此导致争论的广泛展开，进而引发对科学论文格式的要求，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是沙宾、笛卡尔和霍姆斯。[3]54

争论的进行导致实验表达和论文写作形式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在实验表达方面，直到1800年，实验报告作为交流方式也并不多见，当时流行的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报告、人文地理、游记等，后来才发展成为具有清晰的争论证实型的探究性活动。在科学论文方面，不同学科的情况有所不同，化学论文的形式是18世纪30和40年代在德国最后确定下来。这同李比希与自然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有关。

到了19世纪初叶，科学论文进化了，提出了理想的科学论文相关标准:应该尊重事实像真理那样坦诚和深刻的事实，事实必须是可信的，不以陈述这些事实的人为转移;撰写论文、介绍事实时，用第三人称，不带感情色彩;采用被动语态，没有行为主体，使得论文看起来不妄下判断，不带随意性。之后科学论文的写作和出版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标准。

上述标准的核心是祛语态化(de-modalization)，其目标是确立无条件的真实的命题。根据逻辑学的分类方式，真命题可分为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有条件真实的命题在特定的场合才具有真实性，而在其他场合，其真实性只是一种可能性，即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虚假的;无条件真实的命题在任何场合都是真的。由此可见，越是接近无条件真命题的那些命题，它的真实性越不会受到情态场合的限制，也越让人确信。近代科学论文中使用的祛语态化的修辞的实质是，在进行科学论文的写作时，对文本进行操作，运用图形语言(图像、表格)、符号语言(符号、公式)等人工语言(或非自然语言)，忽视省略命题成立的偶然性以及其他限定条件，对陈述祛语态化从高度语态化的(heavily modalized)变为不太语态化(less-modalized)，使得事实的呈现看起来没有起源痕迹，并且与任何怀疑、相信、诧异甚或接受无关，即与任何个人和历史情境无关。这样一来，对科学命题成立的场合情态等的限定减少了乃至消除了，科学命题成立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减少了乃至消除了，普遍性增强了，科学命题的成立更有普遍性，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

总之，对上述标准的遵守和祛语态化的追求，导致科学修辞成为:“对科学实验和科学理论探索的修辞性理性重叙，对科学语体的修辞性建构，对科学交流的修辞性适应。”[4]433-435结果是科学论文概念明晰、数据准确、用词恰当、用语质朴、推理严密、结构完整。其中，事实是可信的，不随陈述这些事实的人而变化，不带个人感情色彩，不带随意性;论文的表述是正规的，具有特别的格式，如参考文献、实验部分、讲座和图表等。如此，说出来的好像是真理，揭示的好像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展现了实验事实的客观性、理论检验的确定性和认识主张的逻辑严密性，呈现出科学认识的真理性面貌。

分析上述科学修辞的祛语态化追求，是在理想主义科学观基点上进行的并且体现了理想主义科学图景:科学家是客观的、理性的，没有任何想象力的;科学方法是有效的、固定的，科学观察是中立的，观察语句和理论语句是二分的、归纳方法是有效的;科学事实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正确性能够得到实验和观察事实的完全确证的;科学认识是没有信念基础的;科学概念是明确的，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放之四海而兼准的。

鉴此，近现代科学修辞当属理想主义科学修辞。

问题是，这样的科学修辞能够反映科学研究真实的历史图景吗?

二理想主义科学修辞的祛语境化与返语境化

考察理想主义科学修辞，主要是用“祛语境化”的方式确立事实，最终目标达到“科学论文通常是对特定主张的论证，实验通常表现为一些更加理论化的主张的证据，争论只是为了分出对错。”[5]184这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舍弃了科学研究的具体历史展现，使得科学论文成为一本编纂的课本

通过考察科学论文可以发现，这些论文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危机，论文报道的是实际的事实，但同时又不是。它隐蔽了科学发现过程中人性因素的干扰。在许多方面，科学研究实际的内容要比论文中所呈现的内容要多。科学论文不是实验室记录，而且，即使有比较详细的实验室记录，也不会完完全全地反映出所有细节。在发表的论文中，文章的作者所遇到的失败和挫折一般都被删除了，留下的是那些具有说服力的内容和辉煌的成就。这掩盖了那些错误、偶然、机遇、直觉、想象等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使人们更相信他们说的是真实的东西。密立根在油滴实验过程中对相关数据的处理就是典型案例。

这是作为作品的科学，是一项文学的，也是艺术的创造。一本刊物上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是实际上所发生的全部事物的真实可靠的报道，而是研究历史的浓缩和理想化。由此看来，通常一篇我们认为很好的论文，并不一定能真正反映我们了解了些什么，揭示了什么，也不一定能反映科学的真正过程，科学研究真实的历史图影很多时候在论文的修辞过程中被掩盖或被有意更改了。就此而言，科学论文只不过是一本编纂的课本理想主义的教科书。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当代著名化学家贝格曼(Robert G.Bergman)的一段话或许会有所启示。

“我热衷于反应机理的研究即考察化学反应是如何进行的。为此，我常常需要合成一些特殊的分子，它们具有特定的结构特征。通常，我们研究小组的成员，在开始新课题时，先是按照文献介绍的方法，重复性地制备一种无机或金属有机化合物，然后把制得的材料用于新的化学反应。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最初试图重复的文献合成过程，几乎有一半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败了，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所要求的产率，仅仅按照文献介绍的方向去做，这些过程根本不能进行。这些处方中，有一部分在经过修改，或与原作者讨论后可以再现，但有一些，我们无论如何都重复不了。”[6]

(二)很少对科学文本进行哲学反思，使得科学论文成为真理的摹本

近现代科学修辞体现的是理想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典型地体现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过，科学哲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理想主义的科学观是不牢固的。

1．观察渗透理论导致观察并非是中立的

过去我们总认为，观察可以是中性的、客观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正因为如此，观察应该是事物本来面貌的真实反映。这就是说，由这样的观察所获得的科学事实就是客观的、真实的，理论语句与观察语句是二分的，这就给科学假说或科学理论的建立及其检验奠定了真实的事实基础，从经验事实的角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学假说或科学理论的正确。而现在，观察本身渗透理论，或者说有理论负荷，观察本身的正确性要受到理论的影响，而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又要受到经验的支撑或检验。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观察事实的客观性、正确性与科学假说或理论的客观性或真实性的循环论证。科学观察或科学事实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如此，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及被检验的科学假说或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也就得不到保证。这对科学认识的真理性是一个打击。

2．科学理论建构的相对性

科学家是采用多种方法来建构科学理论的，其中既有理性的方法，如归纳演绎方法，也有非理性方法，如直觉方法等。无论哪种方法，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必须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所构建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说明经验事实。传统的观点认为，建立在这样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是唯一的，也就是说，能够正确解释某一组经验事实的科学理论是唯一的。但是，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科学理论的建构方法是多样的，既有理性方法，如比较、分类、类比、归纳、假说-演绎方法，也有非理性或非逻辑方法，如联想、想象、幻想、灵感、顿悟、直觉等;科学理论的建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相对于一组实验数据，所构建出来的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可以看做是说明和预测的工具，但不可因此就盲目地认定为是真的或实在的表象。

3．科学理论正确性检验的不充分决定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经验事实对科学理论的检验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当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相一致时，就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当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不一致时，则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但是，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科学理论正确性的检验面临着逻辑学上的困难和多个理论竞争的困难。[7]这导致的结果是:当科学实验与科学理论的预言相一致时，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完全正确。科学理论的检验是不完全决定的。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科学真理性的基础是不牢固的，科学并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

(三)遗忘科学实践的人工建构性，使得科学认识呈现普遍性和无人性

理想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发现，但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出于解释的目的，科学家们期望获得广泛适用的普遍规律，哪怕付出不能精确应用于任何真实情况的代价。这样，他们的讨论便脱离了直接的自然事实，这使科学理论能够面向自然的基本结构。与实验知识一样，理论面向的也是经过整理的纯化现象，是对真实性的抽象。理论、模型甚至很多独立的事实并不以原初形式反映自然，而是对自然的特殊方面或隐蔽结构进行描述，或者力图描述特定的人工现象。”[5]206不仅如此，实验方法的应用使得科学认识具有地方性(实验场所的地方性)、人工性;科学研究中的商谈、协商、话语互动、前在成果以及利益博弈、选择决定等，使得科学认识具有一种社会性。鉴于此，科学是人工科学，科学事实是人工事实，科学认识是人工认识，科学实在论也就成为科学人工实在论了。

总而言之，理想主义的科学观是站不住脚的，相应地，与之相伴随的由传统的科学修辞所展现的科学认识图景也就成为可怀疑的东西了。

但是，基于理想主义科学观的科学修辞，很少甚至没有对科学认识的上述方面进行反思，反而坚持观察与理论的二分，遮蔽科学理论建构的非理性途径，认为科学理论建构的唯一性和正确性，坚信科学理论检验的决定性，认定科学认识的普遍性和无人性，进行相应的祛语境化，使科学论文以事实客观、理论正确的面貌出现，科学成为真理的化身。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基础上，对理想主义科学修辞的产物科学文本进行批判，重新解释，返语境化，进行科学修辞的认识论重建，从理性(the rational)到有理由(the reasonable)，从证实(validation)到劝导(persuasion)，从逻辑(logic)到辞格(figure)，[8]以揭示科学修辞背后的科学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真相，达成对科学的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是实施语义的下降，考察科学的具体历史，展现科学研究及其发展的历史性;

二是实施语义的上升，探索文本表象背后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内涵，消除科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影响，明确科学发现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真理的相对有限性;

三是走向语用解释，进行科学实践的社会考察，展现科学认识的地方性和社会性，明确科学认识限定的普遍性和科学事实的人工建构，明了科学的人工性。

这是科学文本的返语境化!

如果以科学文本的祛语态化为例，那么返语境化的过程就是“语态化”，也就是将陈述的语态化提高，增加命题的情态和场合限制，让命题有更大的特殊性，甚至是显得很有偶然性。

以对樟脑的研究为例，在化学上是以各种形式表示它的分子结构的，见下面系列图。

这些结构式或模型正确吗?它们被写在教科书上，而且很多时候祛语境化，被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正确。但是，图1只是碳的骨架图，类似于某一国际组织的缩写，如US表示的是United Kingdoms;图2表示的并不完全是樟脑的分子结构，因为它没有反映三维结构;图3并没有反映“真正的”原子间的距离(即按正确比例画出的分子);图4反映了原子间的距离，但是，它所代表的碳、氢、氧原子的球的大小有点任意性;图5更能“真实地”代表原子实际所占体积，但这种模型中原子的位置很模糊。而且，对于上述所有图示，只是静态结构，没有动态结构，都没有表示原子在它们位子上所做的谐运动。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上述的图形只画出了原子核的位置，可是化学的主角是电子，应该画出某时某刻在某处发现电子的几率电子分布图。[3]64-68一句话，上述表示樟脑分子结构的图式或模型是不完全正确的，是适于某种目的而不适于其他目的的表示方式。

这就是科学文本的返语境化，是对传统的理想主义科学修辞的反思、批判和再语境化，对于展现科学认识的真实历史和内涵，展现科学的有限性和人工性，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科学和推进科学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人们从科学主义走向反科学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科学发展和应用背景下的科学修辞语境化转向

实际上，理想主义科学修辞在科学认识中的运用有其内在原因。近现代科学是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诞生并发展的，它遵循的是自然的祛魅性、因果决定性、外在的可分离性、简单性和还原性，运用的是祛魅性原则、因果性原则、简单性原则、还原性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以及具体化的科学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等，对自然进行认识，获得的是经过严格检验的、具有准确的解释力和预见性的、逻辑严密性的知识体系，如此为理想主义科学修辞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条件。

但是，最新发展起来的科学，如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生态学等表明，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复杂性、经验性、非还原性、非因果决定性等非机械性的现象，具有一些不同于机械性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参见表1)。

对于这种特征的自然的科学认识，应该从自然的祛魅到自然的返魅，从自然的规律性到自然的非规律性，从自然的简单性到自然的复杂性，从自然的局部性到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坚持返魅性原则、非决定性原则、复杂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等，探求新的科学认识方法来对此进行认识。不过，这样的认识论原则如何得到体现呢?一种有效的认识自然的复杂性、有机整体性、非决定性等方面的科学认识方法又是什么呢?人类能否找到这样的方法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人类对这些对象的认识方法是不确定的，存在着诸多的无知，获得的是不确定的和规范化的认识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检验的不确定性，科学认识的非逻辑严密性，科学认识的非规范性和非标准性，科学解释和预言的非准确性。如此，传统科学认识的那种普遍的逻辑的严密性、外部的一致性、解释和预言的准确性就不能保持了，呈现不确定性的特征!人类对气象系统的认识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理想主义科学修辞那种追求并体现出来的客观性、标准化以及真理性就很难保持了。此时，科学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新的修辞方法使人们信服呢?科学是否进入到约翰霍根在《科学的终结科学没落时代面临的知识极限》所提出的反讽性科学阶段:科学理论类似于文学批评理论?如果是这样，则近现代科学所遵循的理想主义修辞策略就不适用了。面对多元性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以及科学认识的不确定，科学表述将呈现多元性，逐渐消除理想主义科学修辞的旨趣基于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去除人文化修辞，体现更多的非标准性、非规则化、主观性、边界条件性、可错性和语态化，转向文学化修辞的路径。如此，科学修辞学语言形式的“非规则叙述”(out-law discourse)将更多地出现。

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背景下对科学修辞的新要求，它必然要求科学修辞以理想主义的祛语境化走向文学性的语境化诉求，科学修辞与文化修辞具有更多的相同点。

不仅如此，现代科学研究还呈现出下面两个趋势:

一是科学不单纯是由认识目标引起，科学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在科学转化为技术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中，即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国家、企业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认识问题，需要科学去回答。这样的一类研究是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属于基础应用研究。技术科学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基础研究更多地从基础理论研究向基础应用研究迈进。

二是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一些由科学自身发展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重大科学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或者是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此基础研究也更多地与国家目标相联系，由国家来规划指导，从个人自由探索性的非战略性基础研究走向规划指导的战略性的基础研究。

由此，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外在性增强了，科学研究应该更多地与科学家内部研究团队、经济建设主体企业以及国家政府目标紧密关联，相应地，所运用的科学修辞策略和方法，应该由原先的着眼于科学研究自身及其科学家内部，更多地转向科学研究的外部环境，走向一种科学文本之外的面向社会交往的修辞实践。这更多地与选择决定、商谈协商、话语互动、前在成果以及利益资源等关联。是科学修辞和语境研究的另外一个新趋势从科学的内在走向科学的外在，从文本走向实践再进一步走向社会，是一种外在主义的科学修辞。

总之，科学修辞与科学认识活动相伴随，与科学观紧密关联。近现代科学修辞以理想主义科学观为基点，采取了科学陈述的祛语态化等修辞手段，体现了理想主义科学修辞诉求。这样的科学修辞是祛语境化的，展现了科学认识的确定性、规范化、准确性和严密性的真理面貌，与理想主义科学观相一致。实际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理想主义科学观是站不住脚的，应该对理想主义的科学修辞返语境化，反映科学认识的真实历史性、相对真理性以及人工建构性，还科学以本来面貌。不仅如此，科学已经开始对复杂性的、有机整体性的对象展开认识，对这类对象的认识的方法、知识、表达、境遇的多元性及其不确定性，必然要求科学修辞呈现多样性，将更多地走向文学性的语境化诉求;而且，基础应用研究和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兴起，必然要求科学修辞由科学研究内部更多地转向科学研究外部，走向一种科学文本之外的面向社会交往的修辞实践，进行外在主义的语境科学修辞。这是面向科学发展和应用的科学修辞语境化的转向。返语境化和语境化转向可以看做新形势下科学修辞的语境化重建，目的是反思、还原科学，解构理想主义科学修辞的逻辑推理至上、修辞者威权中心以及真理意义封闭，展现科学发展及其应用趋势，为理解科学和科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Biagioli M.Galileo,Courtier: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Culture of Absolutism[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93.

[2]Bazerman C.Shaping Written Knowledge:The Genre andActivity of the Experimental Article in Science[M].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

[3][美]洛德.霍夫曼.相同与不同[M].李荣生,王经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4]李小博,朱丽君.科学交流的修辞学[J].科学学研究,2005(4):433-435.

[5][加]瑟乔.西斯蒙多.科学技术导论[M].许为民,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6]Bergman R G.Irreproducibility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How Often Do Scientists Tell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Truth?[J].Perspectives 8,1989(2):2-3.

[7]肖显静.简单性与真理性是等同的吗?[J].系统辩证学报,2003(4):27-30.

[8]李小博,郭贵春.科学修辞学的认识论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4):12-13.

后殖民主义语境 第11篇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新闻专业主义；解构与重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5-4115（2014）02-53-1

一、专业主义在新媒体语境下的解构

（一）媒体面临的发展危机

化制度化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媒体规范化的运作，这样才能够保证媒体的良性发展。专业媒体机构是提升新闻品质的重要基础。专业媒体传播机构能够摆脱利益集团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影响，并且能够彻底地脱离政治经济对新闻传播产生的不利影响。新闻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开始常规化制度化发展，运作模式的更新使新闻的产生的惯例以及标准出现转变，这样有助于新闻生产规范化发展。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为新时期的媒体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契机，以公共利益为起点，这样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公众对新闻的认知需求，并且通过广告上获得更为丰富的经济来源。新媒体传播的影响，传统的非专业媒体传播渠道开始取得新闻发展的相关权利，这样就出现了新闻生产权的进一步分化趋势，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差距，使专业媒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社交网站的出现，自身专业化程度较浅，但是拥有新闻传播的权利，严重威胁了传统媒体的发展。

（二）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危机

在新闻媒体传播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数量众多，相互之间的交流复杂，同时没有形成专业的规范化管理机制，出现了新闻生产主体的进一步扩大，对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媒体传播打破了固有的传统新闻产生的过程，将他们彼此之间的信息相互叠加，产生逆向运行，对新闻的主体性，权威性进行了弱化处理，使大众对新闻内容很难形成统一的主流思想，使新闻工作者的权利被大众所攫取。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众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更多的新闻信息，在没有经过严格审核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电脑的传输途径对新闻进行上传，这与专业新闻媒体从业者对新闻的采集以及编辑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相比，具有很强的自由性，这对正规新闻的传播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新闻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贬值的风险

在新时期会出现很多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这对正规传统的新闻发展带来挑战，使新闻传播的公正性、客观价值受到猛烈的冲击。在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下，很难对网络传播媒体的客观公正性带来保证。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能够拥有职业道德以及专业的技能操作。但是作为大众消费者只能通过自身的喜好对新闻进行评价，缺乏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力，使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新闻信息的传播正在不断的外延，大量的信息被转发成为新闻进行传播。高质量的新闻已经不能够成为迎合大众口味成为热点话题，新闻的质量被不断的降低以博得眼球。

（四）新闻的伦理性受到影响

新媒体环境的建立使媒介出现了变化，新闻的理性与责任受到冲击。新媒体环境为虚假新闻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与机遇，使各类消息充斥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人们对虚假新闻的追求已经出现了畸形的发展，知识产权问题严重影响着新闻传播工作的发展。

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

（一）经过对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能够明确新闻专业主义出现的危机，所以要加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工作。我们要认识到新媒体语境新闻专业主义解构对新闻传播起到的推动作用，在开拓新闻传播途径的同时能够使新闻传播得更加广泛，使传播的新闻内容更加的丰富，所以我们要加强对新媒体语境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这样才能够保证新闻行业的良性发展。

（二）对新闻专业机构进行深化转型。新闻专业机构要明确认识到新媒体技术的优越性，建立多元化的新闻传播模式，将新闻传播转变为声音、图像等方式的综合传播，丰富新闻传播的渠道，对新媒体技术进行有效的利用。通过建立完善的网站，实现新闻的有效传播，并且根据不同的新闻受众类型对新闻进行分级处理，这样能够满足受众对新闻的爱好。

（三）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引导作用。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普通民众已经加入到新闻的制作与传播当中，所以新闻从业人员不能够只停留在初级的新闻制作与传播中，应该对新闻进行有效的筛选，加快管理建设的步伐，同时在众多新闻信息中提取出有力的消息，满足大众对新闻的需求，实现对新闻的深层次解读，加快意见引导语阐述，使大众都能够更好地理解新闻价值。

（四）新闻价值标准的重建与制定。新闻价值标准的重建主要集中的反映在对高品质新闻的传播与制作，实现大众之间的文化交流，新闻信息的增多，使众多信息不能够满足大众对新闻的需求，所以要通过制作高品质的新闻来满足大众对新闻的需求，加大人群之间的新闻互动，实现新闻的良性发展，在新闻重建的方面要充分地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力量，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感，建立大众认同的新闻伦理，这是新时期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重要表现。

三、结束语

新媒体语境时期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分析主要依靠媒体的内部，完善新闻伦理，并将这种行为付诸实践。对新闻专业进行重构，集中职业媒体的力量，这也是保证媒体实现新闻伦理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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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解构分析 第12篇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成新型传播关系形成, 很大程度上对传统意义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了新的解构:比如, 媒介资源和媒介渠道的丰富化, 导致大批量的“草根传播”和“公民记者”涌现, 对科层制新闻传媒机构产生了冲击;其次, 传播资源和媒介渠道使用的便捷性和低门槛性, 造成新闻信息容量扩充、新闻制作权泛化。传播层级泛化, 不仅消解了传统媒体主体的权威, 同时也使传媒机构专属权力逐步扩散化、弱化, 新闻责任和新闻理性旁落。此外, 新媒体技术也推动了新型传播交往关系的产生与变化。信息传播的范围实现全球化、传播者与受传者间曾经的绝对界限消除, 使新闻人的职业性身份显现危机。

1 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 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 也是新闻行业的信息宣传模式由以利益集团、政治权力为主导转变为以客观、中立作为方向的标志。这种职业价值理念和与之相关联的系统化职业的组构方式及可操作化工作模式, 主要包括专业培训、专职工作、自律精神、法律保障、专业协会等。

从内部分析, 新闻专业主义包含至少四方面内容:新闻价值标准、专业的新闻机构、新闻伦理以及职业新闻人。在专业的新闻机构管理与组织下, 职业新闻人只有以普遍得到认同的新闻价值标准为工作的尺度, 将新闻伦理作为基本道德规约和精神指向, 才能够使新闻生产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得到保证, 才能从真实、客观的层面上为作为新闻基点的公共利益服务。

2 新闻价值和理念的现状

非职业机构以及个人对新闻行业的涉足不仅使传统的新闻惯例与生产程式受到冲击, 还使得新闻理念本身遭受侵害。

通过高级教育与职业培训, 使受教育者能够放下个人情绪与喜好, 运用科学知识和真理, 采取客观态度从事新闻工作。通过大学与职业教育, 他们有可能形成普通人不具备的职业精神与职业技能, 使客观性的选择标准与判断贯穿在工作的过程中。

然而, 在信息权普遍化的时代, 媒介近用权泛滥, 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与培训的普通群众更多地成为新闻发布的主体, 新闻的采集、制作与发布中都带有了强烈的主观因素和个人色彩。新闻的外延在新媒体环境下不断被扩展, 新闻的边界也发生了游移, 新闻的定义越来越宽泛, 更多信息“泛化”成为新闻。新媒体技术支撑之下, 媒体不再争夺硬新闻, 动态新闻的传统地位受到冲击。公众不仅可能通过市场“无形的手”对新闻产生间接的影响, 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生产的某个环节, 使之逐步走向极端化、个性化和娱乐化, 新闻的生产方向同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发生背离, 建立新闻专业团体的内部话语体系与客观性控制机制变得愈加困难, 新闻生产必将走向自我否定。

而且, 非专业机构与非职业新闻人介入新闻传播领域, 使新闻业与基本的职业操守与新闻伦理日渐背离, 新闻生产中的新闻理性和新闻责任遭到侵害。新媒介助长了虚假新闻的蔓延, 为新闻信息盗窃铺设了便捷路径的同时, 曾经被新闻工作者所认同的新闻价值和新闻理念正逐步贬值。

3 专业传媒机构权力的现状

专业新闻机构在角色上由新闻信息传播渠道的控制者转向新闻内容的提供者, 并且传统新闻机构之间可以组织联合经营, 整合资源, 在信息的采集、制作与传播方面实行联动, 最大可能地降低资本、人力和物力投入, 使新闻生产成本降低, 新闻产品质量提高。职业新闻者应当进行新闻信息的筛选, 负责信息的解释, 主持公共意见的论坛, 巩固新闻和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地位, 有力引导公共议题讨论的方向, 构建新闻公共领域。重建新闻价值标准, 推动其向高品质、互动方向发展, 构建理想的语言环境。重塑新闻伦理, 维护新闻信息的有序、健康, 由传统的“理性”、“责任”向“事实”与“人文关怀”并重的方向转变, 体现“以人为本”, 呼唤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只要在职业性和专业化的传媒机构管理和组织下, 才能够保证新闻的生产形成一套制度化、标准化、专门化的运作流程与模式, 保证新闻生产的专业性、独立性、自主性。所以, 职业化的传媒机构是形成专业新闻最主要的保障。

首先, 机构设置的专门化能够确保新闻生产不依附任何政治机构或者利益集团, 因此能够摆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对新闻话语的组织方式、新闻内容等方面的操控或干预;其次, 职业的传媒机构标志着新闻生产的常规化与制度化, 极大地推动了新闻的生产质量与效率提升;另外, 专业化的传媒机构在运作上依靠市场, 市场的逻辑对于新闻生产的立足点起了决定性作用, 保证了新闻生产以公众的利益作为基点。

因此, 职业传媒机构维护了新闻生产的品质和基本秩序, 并有效维系着新闻生产的客观立场。但是, 新媒体的涌现使非专业机构与个人组织被赋予了新闻的生产权力, 使职业的传媒机构地位受到冲击。

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使新闻的生产权力发生分化, 在理论上讲, 任何个人或组织都能够借助新媒体平台进入新闻的生产领域, 模式各异, 内容多样, 并且其新闻生产不以盈利为目的, 并不需要

公信力是一种道德承诺, 一种价值观。媒介公信力是建立在自身所提倡的诚信机制和向社会所传播的道德规范上的。大众传播媒介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公众的信任度。而诚信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 没有社会公众的信任, 它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社会价值。媒介既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传播者, 也是社会价值观念的示范者, 媒体为公众所提供公共信息的真实性, 特别是新闻事实的真实性, 是维系传播媒体的生命, 也是取信于民的关键因素。建立媒体的公信力要付出很多努力, 但要破坏它却是轻而易举。滥用公信力造成的伤害更是无法弥补。

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 传媒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 可以说到了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有偿新闻、虚假新闻、低俗新闻这三大媒体公害的侵蚀, 其根源是传媒与企业、监管机构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运作机制, 此时, 群众的不满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 维护自身公信力则更是一种似乎很遥远的事情。传媒从业人员的素质问题也是造成传媒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对于捕风捉影、子虚乌有的新闻, 只要是卖点, 就能吸引人。而其后果却没有人愿意承担。某些传媒人员的作法表面上是在维护群众的利益、打击没有道德的所谓“罪人”, 实际上是伤害了群众的善良与同情, 赚取自身的受关注度。这种逻辑下媒体的社会责任怎能不出现扭曲, 公信力怎会不下降?

在国内, 也有一些传媒有着较高的公信力,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个国内在公信力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南方周末》。它不是机关报, 不是娱乐性、都市生活类报纸, 而是一张有着良好的传媒形象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大型时政周报。南方周末对热点问题题材的选择有两个条件:既为群众所关心, 也要利于社会进步。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动摇。它回归、坚守新闻本位, 以独立观察社会的视角, 广泛关注社情、国运、民生, 形成了反映社会、激浊扬清的独特风格;它以“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宗旨, 凸现出其人文关怀的倾向;它注重媒体操守和良好传媒形象的培养, 在读者中有较强的公信力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南方周末》的报训“有可以不说的真话, 但是绝不说假话”, 为黄文俞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说真话是新闻道德的底线。其批判内容多为滥用行政特

论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塑造

文丨钟淑珺李曼

摘要:公信力是一种道德承诺, 一种价值观。媒介公信力是建立在自身所提倡的诚信机制和向社会所传播的道德规范上的。媒介是社会价值观念的示范者, 建立媒体的公信力, 是取信于民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媒体公信力新闻道德新闻竞争

发行与广告作为维系其运转的支撑。

4 新闻工作者的安全问题

以发达的信息互联网络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冲击科层制专业媒体机构的同时, 对职业新闻人的职业身份受到威胁。在新媒体强大的冲击下, 专业媒体机构在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 必须更加重视媒体工作者的人生安全, 选择深度融合的路径, 将多种媒体优势力量综合起来, 重新建立起具有更高水准的机构。同时也要结合网络新媒体的开放性特征, 强化新闻信息的互动性与参与性, 取消新闻信息传播者单方面的控制, 保留给受众充足的表达空间。

在电子媒介普遍化的现代社会, 普通公众能够自由进出新闻的传播领域, 随意扮演新闻传播者和受众角色。然而, 这部分公众大都没有受到过专业的培训, 新闻专业知识与技能欠缺, 通常只是新闻传播领域的偶然介入者或者普通的新闻业余爱好者。

然而, 新媒体技术为这部分公众介入新闻传播领域提供了基本条件, 比如能够执行拍摄、录制、剪辑、处理等操作的工具与设备的普及, 推动了新型传播交流结构的形成, 使传播方式的单向性发生改变, 传统的以信息的传播者为中心的信息交流结构在由网络等新媒体构筑的时空范畴中失效了, 这一方面使新闻生产主体的范围扩大了, 另一方面也是职业新闻者的身份发生瓦解。由于公众能够对新闻进行自由采制, 并可以将其采制的新闻及时加以传播, 这种传播并不局限于某群体, 使新闻信息的传受主体不再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信息“把关者”职业新闻人的身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5 结语

综上所述, 新媒体预警给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巨大困境, 新闻专业主义的权威性、独立性被新媒体语境下的分权化运动所拉平、消解。但是, 这并不表示新闻专业主义遭遇了彻底的沦陷和失败, 也并不预示着新闻也面向全面的衰落或者消亡。从另一种角度说, 新媒体语境正在召唤新闻专业主义重构与新一轮赋权, 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新闻业集体转型、职业新闻人身份重构、新闻伦理与价值标准重建。

摘要：新媒体的发展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既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转型的机遇。本文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和所遭遇的困境与危机。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专业主义,解构

参考文献

[1]陶东风.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J].中国传媒报告, 200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