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理论范文

福利理论范文（精选8篇）

福利理论 第1篇

国美先后对永乐和大中以及陕西峰星的收购,使得黄光裕在家电连锁业的三个重要对手仅剩下了张近东一人,国美和苏宁成了一二级市场上仅有的两个强势家电连锁品牌,国内家电零售业进入双寡头竞争格局。国美成功并购了永乐,并购后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如何?我们将结合威廉姆森福利权衡理论进行深入分析。

1 影响消费者福利的因素

第一、价格。国美并购永乐、大中后,规模和市场份额都扩大了,市场势力对消费者影响主要就是反映在价格上。家电连锁零售商的价格战,最终收益的都是消费者。第二、便利性。随着国美规模的扩大,家电制造商愿意自己的产品进驻国美销售渠道,大大丰富了国美产品的多样化,满足了人们对家电产品多样化的需求。第三、服务。新国美不断壮大,其服务标准也不断提升。第四、购物环境。随着家电零售业竞争的加剧,新国美更是加大投入改造店面,营造温馨的购物环境,留住顾客提升竞争力。

2 国美并购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基于威廉姆森的福利权衡理论

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分析了一方面并购导致垄断而带来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福利减少,另一方面并购使得并购企业获得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给并购企业带来了成本节约,威廉姆森模型对两方面进行权衡,得出并购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关于国美并购永乐、大中后导致家电价格不升反降,用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的推广模型分析,并购后价格下降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图1。

D:需求曲线;C1:并购前国美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C2:并购后国美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P1:并购前的家电价格水平;P2:并购后的家电价格水平且P2<P1。

国美并购永乐、大中后,在区域市场上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使得其对上游家电制造商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以及大宗订货获得了家电制造商的更多优惠,从而降低了成本,图中阴影部分B1即为价格下降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增加;图中阴影部分B2即为规模效益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节约,即生产者福利的增加。由于B1+B2>0,即国美和消费者的总福利增加。

3 国美并购后价格降低的原因及条件分析

第一、国美并购永乐、大中后价格降低的原因分析:首先,家电产品是耐用品,其市场需求曲线相对富有弹性,消费者有能力影响企业运用市场势力的能力。其次,家电连锁零售行业中同质性经营严重,我国家电连锁业的经营和盈利模式决定了企业规模变成了决定企业收益的最大要素———“你有多少店”。因此,各个连锁零售商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反而以低价吸引顾客,营造“人气”。第二、国美并购永乐、大中后价格降低的条件分析:我们建立下面的模型来分析假定家电零售市场上有N个家电零售商,国美和永乐进行并购,不失一般性,假定并购前国美、永乐销售量分别为x1、x2且满足x1叟x2>0。沿用Farrell和Shapiro的分析思路,假设非并购企业并购前的总销售量为X-12,我们假定当且仅当并购使得欲并购企业想要提高其共同销售量时,均衡的总销售量才会增长。这一性质的成立依赖于下面两个作为充分条件(尽管不是必要条件)的假设:

令表示并购前家电零售市场中的总销售量,国美、永乐并购前的一阶条件是:

把(1)和(2)两式相加,得:

4 小结

总的来看,国美并购后使得国美和消费者的福利都增加。国美现有竞争对手及潜在的竞争对手使得国美暂时不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潜在的竞争有效遏制了国美市场势力的滥用。

摘要：首先分析了影响消费者福利的因素,然后结合威廉姆森福利权衡的推广模型分析了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并且分析了国美并购后价格下降的原因及条件。

关键词：国美,福利,福利权衡模型

参考文献

[1]孙冰.“黄光裕能否一统家电天下,新国美会否成为垄断者”[J].中国经济周刊,2006.10.30.

[2]Williamson,O.E.1968.Economies as an antitrust defense:The welfare tradeoff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8:407-126.

福利理论 第2篇

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共同关注的主要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与政策意义。劳动就业为社会福利制度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福利为经济市场运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二者互为前提，相得益彰。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社区层面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降低社会排挤与社会分隔，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使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成了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形式，利用欧美学者与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欧美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以便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方兴未艾的“再就业工程”提供一些相关的思想路径和实践经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就业与社区就业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

那些叫做福利的福利 第3篇

“内部版”《非诚勿扰》

游戏公司加起班来都是没日没夜，造就了一大批工作狂+宅男=光棍。上海一家游戏公司为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借鉴了时下非常火爆的相亲节目的做法，上演了一出“内部版”《非诚勿扰》。HR部门邀请近百位窈窕佳人，与众经济适用男联谊。现场有吃有喝，美女如云，速配成功者还有机会获得精心准备的奖品。据说文案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部属于我们的恋爱白皮书，相遇、回眸、牵手，有时爱情就那么简单。联谊将不定时、不定期、不定式举办，非诚勿扰。

升级版

员工恋爱有现金奖励

厦门有一家公司老总多次强调，只要公司内的单身员工在年内找到另一半，年终奖加领500块。理由很简单，幸福就是生产力。“有了另一半工作就会更有动力，更能安心工作，更有责任感。”公司员工对老板的良苦用心领悟得很到位，“尤其是男的，有了女朋友后压力就会比较大，要赚钱要买房，自然渴望薪水多奖金多，那就要靠认真努力工作了。”

你的健康公司在乎

最有安全感的救助福利

Cisco公司有一项非常特别的福利项目，就是由一家医疗服务机构提供24小时的紧急医疗救助。保证员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享受全天候的安全保障，服务内容甚至超出了医疗保险的范围，包括急病和社会不安因素、人身意外等构成的危险等。员工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通过打对方付费电话获得帮助。

比免费健身更多

亚健康肆虐职场，公司开设免费健身课、免费瑜伽课也不新鲜了，为了方便员工早锻炼结束后直接到公司上班，有公司老板下令在公司洗手间隔壁辟出了两间淋浴室。淋浴室装修得跟四星级酒店的卫生间差不多。除开淋浴房，还有吹风机、梳妆台，洗完澡，员工大可以慢悠悠地吹干头发再上班。

升级版

心理健康才是真的健康

贴心的失恋假

如果企业有员工失恋了，就可以获得5天的“失恋假”用来恢复情伤。上海市某企业推出的这样一条新福利，让不少员工感到既新奇又感动。有员工表示失恋后的一周是最难熬的，与其工作时焦躁抑郁，不如趁5天假期散散心、或在家静养、或和朋友玩闹，会恢复得更快。失恋假在网上热传的同时，一份最易失恋职业排行榜新鲜出炉。首当其冲的是咨询公司。由于过着“旅行箱永远处在备战状态”的日子，此行业的人员荣登榜首。

过犹不及版

尴尬的离婚假

有员工爆料，他工作的公司尝试过“离婚假制度”——员工离婚了，和结婚一样，可以休假一个星期。起初，员工觉得公司领导是一片好意：离婚即使不值得庆祝，也有一点和结婚相似——很多琐事的打理需要时间。然而，福利出台了，公司有5个人离婚，但没有一个人提出申请。为什么？享受了此种福利，等于主动将自己“已经离婚”的消息向公众宣示，而离婚又不是什么好事情，谁愿意大肆宣扬呢？

够福利吗？你

最“高”的福利

前段时间我国低空试点开放，有公司老板便想把企业中层的年终福利改成学开飞机。得知报考一个私照需要13万元左右，没有超过年终福利奖金范围后，老板当场就拍板下单。这家公司给8位中层主管都报了名，预计总共花费百万元。此项福利的“高度”、境界、预算，都好“高”啊。

相形见绌版

福利？广告？傻傻分不清楚

“欢迎致电XX传媒公司，日本知名广告创意品牌，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候……”这个“个性化”的彩铃正是一家日企给一位签下大单的员工的福利。该公司员工一致认为，这个“彩铃”广告的成分大于福利。“或许它的好处就在于证明我还在职，然后告诉打电话的人没打错电话。”“被福利”的当事人调侃说。

集体婚礼公司出钱

但是！

网友Anson是一家知名外企的员工，她所在的公司可以为员工举行免费的集体婚礼，四个家属的餐饮费、场地、司仪、化妆、服装等费用全都公司出。不过Anson口中的这项豪气的福利这几年来却没有人“消受”过。原来这项福利还有个附加条件——新人们当天要到企业旗下的5个子公司绕一圈，“被游街”、“被观望”，太可怕了！

编 辑唐婷

福利理论 第4篇

一、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社会福利测度思想

Sen于1980 年第一次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认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1]

可行能力概念中包含了功能性活动与可行能力两个核心内容。 Sen指出,功能性活动(Functions)指的是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所处的生活状态。[2]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很多,既包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比如拥有健康的身体、充足的营养、基本的居住条件等;也包括更复杂的成就,例如感觉快乐、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功能性活动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因为它反映的是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则是功能的派生概念,是一个人拥有不同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潜力以及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自由选择的基础。例如,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则有机会选择令人满意的工作。 因此,功能是能力的外在表现,能力是功能的内在基础。 Sen认为在社会评价和政策制定过程中, 应该集中注意人们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注意他们的生活质量,消除人们生活中的障碍,以便使他们更自由地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即满足人们的可行能力。[3]因此,福利的测度既应当关注功能性活动,也应当评估能力水平。

可行能力理论还强调福利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认为不同群体和个人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人们的福利水平存在差异:一是个人异质性(包括疾病、年龄、性别等体质特征)会导致人们的需求不同,也会导致人们无法将潜在的能力完全转化为外在的功能性活动;二是环境的多样性也会影响人们实际的生活水准;三是社会因素(包括社会风气、家庭氛围等等)也可能影响人们能力的培养和功能性活动的获取。 探讨各种可能的因素对福利的影响,才能对个人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提出指导性建议。

二、可行能力理论应用于福利测度的验证性研究

最早展开可行能力实证研究的是Sen本人,研究的范畴主要集中在证明可行能力比单一的经济指标更适合度量人们的福利水平。 Sen利用1980~1982 年的数据,证明了在此期间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的7 倍之多,但是如果按照国民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教育等方面排序,结果却大相径庭。[4]Sen由此发现人均GDP的增长并不等同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Sen针对西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进行研究发现财政补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失业者的收入损失,但是由失业引发的其他可行能力剥夺却没有改善,失业者的福利水平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提高。[5]

此后,其他学者采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证明可行能力更贴近于人们实际的生活状态,也与福利显著相关, 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们的福利水平。Ellman采用1987~1993 年的数据分析得出前苏联解体后急剧下降的生活水平对人民的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却不能从价格、收入和消费数据中得到。[6]因此,他认为与单一的经济指标相比,可行能力更适用于度量人们的福利水平。 Schokkaert和Ootegem首次采用微观数据分析可行能力在福利测度中的适用性。 他们通过调查1979 年比利时的失业人口后发现, 物质因素与失业人员的福利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与福利相关的还有其他功能性活动,因此建议采取非经济政策提升失业人员的福利水平。[7]Balestrino和Sciclone考察了意大利居民在教育、健康、居住条件、就业等功能性活动,同时对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和以功能性活动为基础的福利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排序并不相同,由此认为福利度量中应当重视人们的可行能力。[8]Anand用家庭固定样本调查了5000 多户居民,获取了10 万人的访谈数据,分析健康、社会生活、闲暇实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可行能力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可行能力与福利显著相关。[9]

三、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度量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

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度量社会福利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思想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自由指数、性别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根据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分别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国民生产总值3 项指标加权平均得到。 从1990 年起UNDP每年使用该指标能量各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状况。 HDI已经成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且在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衡量社会福利的工具。 HDI因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对政策制定和发展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同时也因其测量范围狭窄和测量方法简单而饱受诟病。

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拓展了可行能力的范围,同时试图将数理上的指标组合计算方法纳入到福利测算中,评估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Kuklys采用英国家庭固定样本调查1991~2000 年的面板数据,结合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居住条件、健康状况等功能性指标分析英国5000 多个家庭福利水平的变化。[10]Martinetti采用1994 年意大利家庭调查数据,将功能性活动分为健康、教育、知识、社会交往和心理状况5 个方面,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分析人们的福利水平,同时还考察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异质性因素对可行能力的影响。[11]杨爱婷、宋德勇从功能和能力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进行了测算,研究结论显示,能力不足使得中国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低下,同时对比后发现,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质量和能力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12]

四、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度量弱势群体的福利状况

可行能力理论不仅用于测度和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更关注于可行能力的不公平。 因此,可行能力被剥夺最为严重的弱势群体自然成为学者们聚焦的对象。

第一,采用可行能力理论分析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Balestrino选取了意大利281 个贫困家庭为样本,分析人们的福利状况和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 仅有少数家庭是纯粹的收入因素导致的贫困,大多数家庭表现出功能性贫困。[13]Klasen用14 个功能性活动对南非支出贫困和功能性贫困进行了测量和比较。 指出一些群体受到更多的功能性剥夺从而生活贫困,其中17%无法用支出贫困来衡量。[14]

第二,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度量儿童的福利水平。 Phipps选取出生时体重、焦虑程度、注意力集中程度等十种针对儿童特点的功能性活动作为福利评价的指标,对比挪威、美国和加拿大0~11 岁儿童的福利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这三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但挪威儿童的福利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国家。[15]Tommaso选取印度6~12 岁的3000名农村儿童作为研究对象, 将出生时的生命体征、肢体健全程度、感官想象力、儿童社交能力等7 个功能性活动作为可行能力列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他们的福利水平。[16]

第三,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度量土地流转前后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 高进云选取了武汉市城乡结合部的5 个区进行调研,在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下提出了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使用模糊评价方法对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衡量。 结果显示,农地城市流转仅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但农民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社区生活、环境、农民心理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17]徐烽烽、李放等对苏南地区农户展开调查,在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下讨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市社会保障过程中农户福利的变化,结果显示“土地换保障”后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强调改善农户的福利关键在于增强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18]贺丹和陈银蓉在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下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过程中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总体福利水平明显降低。 因此,政府对安置区居民的补偿不能单纯依靠货币补偿,应采取复合补偿方式。[19]

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福利测度实证分析评价

已有的在可行能力框架下进行的实证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多重视角,实证度量的技术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但是,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展开的实证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发达国家。 Sen的可行能力方法对信息量的要求较高,更适合于采用微观调查数据。 但是,目前大样本和具有连续性的微观调查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可行能力指标的设计也以发达国家的社会环境为背景。

第二,功能与能力指标的选取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着重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们有理由选择自己珍视的生活。 因此,功能与能力指标的选取和指标所占权重应当符合特定群体的特征。 但是,目前的指标选取和赋权主要基于研究者的主观感受。

第三,缺乏对福利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研究。 Sen强调福利水平受到个人异质性因素、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是,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构成福利的功能和能力指标设计,较少关注上述因素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的福利测度实证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仍存在诸多可改善的空间。 今后在此领域展开的研究应当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可行能力的提升,福利测量维度的选取应当符合研究对象的特征,同时应当关注人们福利水平多样性的外在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福利改善的政策建议。

摘要：经济发展与福利缺失长期并存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传统的经济福利测度方法无法准确度量社会福利水平。可行能力理论为社会福利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外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度量福利水平的适用性研究和以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为对象展开的应用性研究,但在研究对象的选取、福利测度的功能性活动范畴和福利水平的异质性因素分析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福利理论 第5篇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薪酬福利,设计应用

经济不断发展, 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发生很大变革, 逐渐以人为中心, 促使企业构建的激励模式, 使工作人员的能力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在企业经营中, 薪酬福利的管理工作不仅仅是薪酬水平提高的过程, 企业应该建立新型的薪酬福利, 采用全新的管理方法, 吸引人才, 提供企业竞争力。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所以, 相关人员可以通过心理学理论分析员工, 以此设计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薪酬福利体系。使心理学理论在薪酬福利设计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并提供有效的依据。

一、薪酬福利机制

1. 薪酬福利的制定

现代成功的企业中, 在薪酬福利管理方面, 要结合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两方面内容。在企业建立之初, 发给员工的薪资, 是给予其较高的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 这种方式与销售员的薪资有些相像, 工作初期工资很低, 但若是完成销售单就能获得较高的提成[1]。在企业成长期, 这种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发展, 抓住机遇, 获取更多的利益。短期激励能够促使员工更好的发现机遇, 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能够通过长期激励来保持, 所以, 较高的基本工资能够将人才留住, 以短期激励的方式使人才突出自身优势。

2. 薪酬福利的设计

企业要尽量使薪酬福利合理, 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实现双赢, 所以要建立一套完整、公平、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 并能合理反映出各职位的价值。

(1) 基本原则

公平性、竞争性、激励性、合法性、保密性、经济性是薪酬福利体系设计应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 其中公平性原则包括内、外部公平, 即表示无论在企业内还是企业外, 都要使员工感觉到自身所做出的贡献与得到的薪酬相匹配;在现代企业中越来越重视保密性原则, 这是由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造成的;企业的竞争性和激励性能够通过促使员工薪酬达到相应效果, 但是这种方式也会使企业负担增加, 人力成本也有所提高, 所以, 相关人员在运用有限资金时, 要采用合理的方式, 切实提高企业的经济。

(2) 薪酬结构的设计

薪酬结构式一种工资的等级结构制, 薪资的制定是根据员工在工作岗位的知识、能力水平, 以及劳动环境元素来判断的, 这种薪资能够体现员工在企业中的工资等级和工资标准制度, 工资等级一般分为以下几种[2], 详见表1。

二、心理学理论的应用

企业人员配置比较合理, 并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现代企业中的员工, 主要是销售人员, 根据心理学理论分析, 销售人员主要运用地固定基本薪资和高佣金的形式。通过薪酬福利设计形式和心理学理论, 该企业工作人员的薪资结构具有多样化的特定, 并体现了心理学理论的作用。

1.员工主观能动性得到提高

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调动, 能够体现薪酬福利结构的优势, 促使员工形成主人翁责任感, 从心理上转化对工作的认识, 从被动工作变为主动工作, 能够主动承担起岗位需要的要求和职责, 使员工的竞争意识得到激发。同岗位的员工通过相互竞争, 不同岗位的员工通过协调和配合共同促进企业发展, 员工价值也得到了体现[3]。

2.员工更加了解自身工作

现代企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每一个岗位在这条产业链中都具有独特的机制, 通过心理学理论的作用, 能够让员工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非常有价值, 并且对企业是一种促进作用。企业管理者应积极处理这种情况, 使其充分明确岗位的具体职责, 可以通过对各岗位员工进行培训的方式, 让员工对自身工作价值能够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然后更加积极的投入工作。

3. 推动企业改革

企业需要创新,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只有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源泉, 所以企业要对员工进行激励, 让其拥有创新的思想, 还要了解到工作的实际意义。通过这种方式, 让员工在不断发展的企业文化中, 提供自身素质和能力, 并对自身能力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 感受到企业对自身的信任, 提高自身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企业的内部改革, 往往通过这种方式推动, 现阶段企业管理者可能存在一定错误观念, 没有认真思考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4]。一些无成本的激励方式也能取得一定效果。例如, 企业应从人本管理中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 通过心理学理论分析员工期望, 并实现已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还可以为工作增添一些乐趣, 对人性化管理更加重视。

三、结束语

通过上文对心理学理论在薪酬福利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这种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发展方面的优势, 能够有效提供企业的创新能力。薪酬福利体系的制定和设计能够拥有方向性, 并更加明确, 然后通过心理学理论的充分运用, 员工主观能动性得到提高、更加了解自身工作、推动企业改革, 这些都是在薪酬福利设计应用中的有利体现。

参考文献

[1]张梅.企业人事制度中的薪酬福利管理初探[J].湘潮 (下半月) , 2011, 6 (7) :197-198.

[2]赵文嫣.浅谈现代企业薪酬体系改革设计[J].现代营销 (学苑版) , 2011, (7) :145-146.

[3]郭翔宇.激励理论在薪酬设计中的应用[J].中国商界 (下半月) , 2009, (3) :124-125.

福利理论 第6篇

福利国家的概念本身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制度形态，在这一社会制度形态下，国家提供了慷慨、昂贵的福利计划，承担着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高额支付;另一方面，在其重要代表作《福利国家经济学》中，福利国家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尼古拉斯·巴尔指出:“‘福利国家’是指有政府参与的四大方面活动的简称:现金津贴;卫生保健;教育以及食品、住房待遇和其他一些福利服务[1]，即社会政策意义上的福利制度”[2]，从而给作为社会制度形态而存在的福利国家的运行带来潜在风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欧元区国家为代表，许多福利国家陷入困境乃至出现支付危机即证明了福利国家风险的存在。而最近愈演愈烈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福利国家风险的最新例证。那么，福利国家风险的定义是什么?福利国家究竟面临着什么风险?有没有什么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福利国家风险产生的原因?本文尝试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如表1所示，就福利国家运行的目标，福利国家经济学主要奠基人尼古拉斯·巴尔认为包括效率、维持生活水平、减少不公、社会融合、行政管理的可行性等五个方面，共计12大目标。依据这些目标，结合笔者对于福利国家风险的理解，本文研究的前提假设为:福利国家运营目标的实现程度与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成反比，即目标实现程度越高，则其面临的风险越低，反之则风险越高。相应的，我们可以尝试给福利国家风险下一个定义:福利国家风险就是指源于决策者知识的有限性与被保障者欲望无限性的矛盾，作为一种社会政策意义上的福利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管理缺陷、政府失灵、道德风险与负面激励等客观诱因的存在，福利国家生产与输出社会福利的过程相对于原定目标会产生一定偏离，从而给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的福利国家带来风险与冲击。

资料来源: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7-11.

二、X-效率理论:一个分析的视角

企业内部不仅存在投入产出效率、资源配置效率，还存在X-效率[3]: (1) 生产活动不只是可以借助现代数学和物理方法精确描述的一种技术决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决定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活动。 (2) 个人的行为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具有确定和坚持标准，通过计算和注意细节，努力追求极大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关心标准，不注意计算和细节，也不努力追求极大化的倾向。 (3) 应该把个人的努力 (体力和脑力的运用) 视为是个人对他 (或她) 自己精神 (或) 和由外部环境确定的动机作出反应的结果，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应该是一个机械的常量，而应该是一个任意决定的变量。 (4) 个人的行为具有惰性特征，在惰性区域内，常规的激励方法是失效的，人对外界环境变化不敏感，努力程度也是常量，激励则需要努力程度为变量。 (5) 生产过程不是一种机械过程，企业也不是一部将投入变为产出的高效转换器，X-效率的实现要依赖企业全体成员的努力，在企业中，上司、同事和传统都会对个人的努力水平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6) 劳动合同是不完善的，雇员对于提供多少某种技能水平上的努力，具有相当的自由处置权。 (7) 企业主 (委托人) 和雇员 (代理人) 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8) 市场结构与X (低) 效率有关，垄断企业不仅会造成低配置效率，而且会造成缺乏动机、有机会不利用的X-低效率。 (9) 在减少X-效率方面，特别是在不完全市场中，企业家的才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或者对低效率企业直接发生影响，或者作为竞争者对企业发生间接影响。依据如上命题，由于X-效率的存在，将导致企业产出的不固定，同时企业将很难达到新古典理论意义下的最小成本:就X-效率对产出的影响而言，给定一组投入向量X=X (X1, X2，……，Xn) ，得到最大产出为Qmax=Q (X1, X2，……，Xn) ，最小产出为Qmin=Q (X1, X2，……，Xn) ，则实际产出为Q∈[Qmin, Qmax]。即存在X-效率的情况下，产量不像在新古典理论中那样是确定的。就X-效率对成本的影响而言，由于X-效率的存在，企业将很难达到理论意义下的最小成本，一般短期企业的总成本函数是C=C (Q) +C0，其最小成本是min C，由于X-效率的存在，总成本多了一部分ΔC，变成了C'=C (Q) +C0+ΔC，其最大成本是max C'，一定有max C'>min C，则实际的总成本C一定是落在区间[min C, max C']内。同理，由于平均成本AC=C/Q，则min AC=min C/Q, max AC'=max C'/Q，则实际平均成本为AC∈[min AC, max AC']，即在存在X-效率的情况下，平均成本也在带状区域内，很难处于最低状态[1]。同样，我们认为，X-效率理论对于成本与产出的影响同样适用于再分配领域，适用于对福利国家运营目标及福利国家风险产生诱因的分析。

三、福利国家运行X-低效率诱发的风险:对成本与产出的分析

(一) 阿瑟·奥肯漏桶理论模型

X-效率对于成本与产出的影响同样适用于再分配领域。实际运行中，福利国家的运行效率目标存在着漏出量，亦即福利国家的运行目标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X-低效率现象。阿瑟·奥肯的“漏桶理论”天然地诠释了福利国家运行X-低效率现象存在的原因:如果对富裕家庭征收一定的附加税来资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得到的资助总量一定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这笔资助在转交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要花费成本，如行政管理成本;同时，这种政策所带来的行为主体心理变化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因此，这种政策就成了一个漏桶，而其漏出则代表了社会保障制度效率的损失。换言之，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在运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漏出量，从而导致社会保障X-低效率。萨谬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的经典经济学教程中用收入可能性曲线阐述了理论上的奥肯漏桶[4]:如图1所示，A点标志着GDP的最大化。在无效率损失的条件下进行再分配，经济将移向E点。然而，收入再分配的实际环境中，由于漏出量的产生，再分配的路径有可能是ABZ。因此，社会必须决定牺牲多少效率来换得较大的平等。所有人都想避免将经济引向C点的非效率分配计划。为便于说明，图1将人口分成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组，横轴表示收入较高的一半人的真实收入，纵轴表示收入较低的一半人的真实收入。在再分配开始以前的A点，没有税收，也没有社会保障，人们仅依靠自身工作收入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经济中，A点将是有效率的，趋于零的再分配政策实现了GDP的最大化。但是，在A点，高收入人群得到的收入大大超过低收入人群，于是人们可能会致力于税收和社会保障等以增进公平，希望到达收入分配平等的E点。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不会降低国民收入，则经济将会沿着实线从A点移向E点，并由E点沿45°线向O点移动。直线AE的斜率是-1，表示从富人桶中拿走一美元正好使穷人桶中增加一美元收入，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然而，由于负激励效应，高税率一方面会降低富人工作和储蓄的热情;另一方面，获得再分配后，贫困的刺激程度降低，穷人的工作热情也会下降，加之必不可少的管理成本等，效率的加总流失将导致国民收入总规模的减少。如图1所示，实际收入的设定边界，由于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所造成的缺乏效率，再分配路径从原来的AE直线变为ABZ曲线。为更清楚地说明社会保障X-低效率现象及其诱因，我们运用X-效率理论体系假设逐一辨析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的漏出现象。

(二) 公共部门的“X-低效率”:成本扩大的风险

与市场失灵一样，再分配领域中也常常存在着政府失灵，并带来公共部门“X-低效率”，从而引发福利国家风险。首先，由于公共部门所独有的垄断性、封闭性及其产出的特殊性容易导致效率流失:一是公共部门实行科层制，缺乏激励机制，容易导致效率损失;二是由于公共部门自身的垄断性，缺乏竞争压力，容易导致效率损失;三是由于公共部门具有封闭性，公众有效监督困难，公共部门的“X-低效率”现象难以抑制;四是政府产出具非市场交易性质，成本与收益分离，这种分离使得政府提供一项给定的产品难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很难对其进行绩效量化考核;五是政府产出的质量和效用难以用具体数字来衡量，难以为政府产出设计成本制约机制。其次，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性导致公共部门非配置低效率的产生。劳动力产权由劳动力产权权能、权益和权责三位一体组成。当劳动力产权的界定存在残缺时，劳动力的交易成本将上升，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将下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健全以及制度环境对劳动力产权对应的合理权益保障不到位，一些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从而导致了“X-低效率”问题[5]。再次，公共管理领域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性导致效率损失。在公共部门内部，不同等级代理人之间存在权力和责任相分离的扭曲现象。基于信息不对称，风险规避性的代理人很可能采取非合作性的博弈行为，其结果通常表现为:公共部门扩张、权力变异、职能泛化、腐败滋生、消极怠工、寻租行为等。因此，从X-效率理论的基本思路出发并借鉴其他经济学家的分析，行政部门的X-低效率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6]:多余的行政成本、多余的行政产出、行政产出的短缺、生产性努力的低水平。具体而言，政府失灵使社会保障产生如下效率损失，导致成本的扩张[7]: (1) 政府强制人民统一购买社会保险，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不能反映消费者的偏好，带来效率损失。任何企业和个人不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选择，这些购买或支付如用于其他方面，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效益，这种机会成本使得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未能达到最大化。此外，政府供给数量越多，社会保障福利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中由社会保障替代的部分越大，工作积极性就越低。 (2) 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的一种物品，带有一定程度的均衡贫富的性质。对于消费者而言，缴的保险费越高，享受的津贴不一定越多，权利和责任的关系部分地被割裂。政府过度介入整个领域，排除了市场主体进行交易的灵活性，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和低效率。 (3) 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低效率。在委托代理下，政府作为“经济人”，在趋利避害的引导下，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条件下，会做出不理性行为，导致行政管理成本大增:如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加，管理费用的提取比例逐年提高，办事效率却越来越低。 (4) 政府介入社会保障，独立从事社会保障事业，没有其他机构参与竞争，引发低效率。例如，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与产出效率无法进行横向比较，使得基金运营和管理经常处于低效率状态。

(三) 道德风险与负面激励[8]:一是造成社会保障基金在征收、运营、管理、发放和使用环节的基金流失，使社会保障资源运用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边际效益。社会保障各参与方的道德风险使社会保障基金有形无形地“跑冒滴漏”，降低了社会保障的效率。二是使社会保障的需求与供给发生扭曲。在社会保障中，第三方 (社保机构) 付费和政府补贴的存在，使得社会保障受益者个人消费社会保障资源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由于被保障者欲望的无限性，导致了社会保障受益者对社会保障产品的过度需求。在费用控制不严或可以转嫁给第三方的条件下，社会保障产品供给方出于多种经济利益的冲突，也会过于“慷慨”地提供社会保障产品，迎合和刺激参保者的过度需求，使社会保障成为消耗资源的“黑洞”，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沉重负担。

2．负面激励抑制产出。

负激励因素导致的社会保障X-低效率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福利国家高税收和高福利产生的替代效应会形成“失业陷阱”与“引致退休效应”，影响劳动供给，客观上造成成本上升，产出下降为表征的社会保障X-低效率现象:由于福利国家严重的制度负激励缺陷[9]。同时如果保险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劳动者在职期间缴纳的保险费总量与未来的退休金不直接挂钩，还会诱使个人更早退休，即“引致退休效应”，影响有效劳动供给。二是福利国家过高的社会保障缴纳还会形成对劳动需求的抑制。雇主为雇员向社会保障机构纳费是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如果纳费过高，会在两个层面抑制劳动需求:一方面由于人工成本增加过快，无疑会使企业产品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甚至失去市场，从而影响劳动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超过企业承受能力，企业就会努力用机器代替劳动力，影响劳动需求。三是社会保障的提供对储蓄与投资有负面影响。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10]:一方面，既然社会已经事先在收入中提走了用于积累的收入，个人收入中不再包括积累资金，个人原则上就不必为未来退休后对“风险”的消费进行太多的积累，从而减少了储蓄和投资的动力;另一方面，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险模式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将社会保险的供款当做收入，并给予即时支付，从而导致这部分款项没有进入国内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正因为此，马丁·费尔德斯坦声称，目前美国国内资本市场上的资本要比它应该有的少几万亿美元，而社会保障可能已经导致美国的私人储蓄下降60%[11]。

四、福利国家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与管理缺陷诱发的风险

源于决策者知识的有限性，福利国家制度的设计与管理不尽如人意，容易诱发如下风险。

(一) 税收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不当会引起风险

政府纠正不平等的主要工具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税收方面的主要税种是社会保障税 (费) 和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 (费) 设计和征管不当会导致社会保障X-效率的损失，税 (费) 率过高时，其负面因素有: (1) 资本排挤劳动引起较高的失业率; (2) 应纳税群体转入非正规部门或地下经济从而达到逃避社会保障税 (费) 的征收; (3) 企业、个人与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各类博弈等。这些负面因素将直接导致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的损失。以公平为目标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安排一般会采用累计税制。基于市场过程的不公平实行所得的累进税是对市场的一种纠正，具有再分配的效果。但如果设计和征管不当，它同样会导致社会保障X-低效率。税制设计方面，理论的拉弗曲线表明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会减少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热情，这种税制就损害了效率。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对青壮年在职员工实行高额累进税，用于支付老年人较为丰厚的待遇，使青壮年在多付出劳动时收入却不增多，从而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引发代际矛盾，这个教训值得注意[12]。再加上住房补助和其他福利，经过二次分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近十年来，逆向配置的现象不仅未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扩大:以人均离退休退职费水平为例，机关高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高于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不同体制退休退职费的相对差距而言，1990年，机关人均离退休费是企业的1.2倍，到了2005年机关人均离退休费是企业的2.1倍;1990年，事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是企业的1.1倍，到了2005年，事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是企业的1.9倍，企业和事业、机关单位人均离退休费的差距平均每年分别以5.4%和6.8%的速度在扩大[13]。

五、福利国家风险的控制建议

(1) 基于社会福利的棘轮效应，政府应高度重视社会保障政策、制度的设计与管理，特别是制度设计中对于道德风险与负激励的防范问题，应尽量减少全局性的、制度层面的风险损失。 (2) 应合理确定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边界，达到社会保障领域中政府与市场行为的均衡，减少因政府失灵引起的风险。同时，应当减少对内部风险的干预，以防止理性个人依赖国家向其提供各种福利。 (3) 社会福利的提供应有效激活失业者，福利国家不仅是一种社会保护系统，更应成为一种有效的就业工具。 (4)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实质是福利过度的危机。为防止福利过度，一国的福利制度在运行模式及服务规模上必须与该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7) 。

摘要：本文用X-效率理论对福利国家运营目标及福利国家风险产生的诱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实际运行中, 由于X-低效率的存在, 福利国家的运行效率目标存在着漏出量;源于决策者知识的有限性与被保障者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制度设计管理缺陷、政府失灵、道德风险与负面激励等构成了福利国家风险的客观诱因。

福利理论 第7篇

1 构建试验过程中动物福利问题评估方法的目的及原则

1.1 目的

便于试验者对动物试验过程中的动物福利问题进行评估, 如从动物试验前的福利保障、动物试验中的福利保障、动物试验过程中的急救、动物痛苦的评估与处置、动物安乐死、对患病与死亡动物的处置等6个层面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全方位系统地进行评估[2,3,4], 以明确试验过程中动物福利状况, 找出影响最大的动物福利问题, 并采取相应措施逐步改善。

1.2 原则

可操作性, 即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要易于操作;集成性, 即要从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要素综合进行考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可参与性, 试验相关人员都可以参与动物福利评估。

2 构建实验动物福利问题评估方法的技术路线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集理论, 结合专家咨询法 (Delphi法) , 确定动物试验过程中对实验动物福利的影响因素[5,6,7,8,9,10,11,12]。通过专家问卷的形式确定各指标的权数, 收回答卷, 进行数据处理, 根据分析结果, 确定影响实验动物福利问题的关键。

3 动物福利问题评估方法构建的步骤

3.1 建立动物福利问题的分解结构

根据结构或功能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分解成为几个简单的子系统, 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试验过程中动物福利问题的分解结构, 见图1。

3.2 确定每种福利问题的权重

权重是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 合理地分配权重是量化评估的关键。研究采用Delphi方法,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再回收、重新发放经总结的新的调查问卷、回收, 统计分析得出有关指标的权重 (见表1) 。选择的专家来自全国医药农学院校及相关科研单位从事实验动物管理的工作人员。基于专家自身的经验和知识, 每位专家对于每种福利问题的权重, 均可提供一种基本的判断。通过整合和分析这些判断, 可得到每种福利问题的权重。

3.3 建立福利问题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代表性、可测性和独立性的原则, 建立每种福利问题的最典型指标, 用来构建福利问题评估指标体系。

3.4 指标归一化

评估指标体系主要有数字的、百分数的和定性的3种类型的指标, 对于定性的指标由于使用单位和尺度不同不能马上进行比较。为提高评估精确性, 可将所有指标归一化转化为一个百分数。计算公式:undefined。 式中:cjk和ajk分别为每个指标的百分数值和归一化值。因此, 0 ajk 1 (1 j m, 1 k n) , Σaundefined=1 (1jm, 1kn) 。

3.5 计算福利问题的综合值

计算公式undefined。式中:Ajk、Aj和A分别为每层次福利问题的综合值, Tjk为校正系数。

3.6 模糊聚类

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分析影响程度较大的福利问题之间的模糊关系, 将表现为强相关的那些福利问题总结为关键的福利问题。使用专家评分法估计对象之间的相关性, 2个对象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1) 之间, 数字越大, 表明相关性越强。最后评分值的加权平均值为rij, 它是对象i和j的相关系数。对所有i和j (i, j=1, 2, , m) 可以得到一个mm的矩阵:R= (rij) mm。如果R满足条件, , 并且rij≥λ, rjk≥λ, 则rij≥λ。R可以被认为是相似矩阵R, 在此λ∈[0, 1]为聚类标准, 当此值接近1时表明将对象i和j聚类到同一组的可能性很高。因此通过R可将具有强相关关系的影响程度最大的福利问题聚类到专门的关键福利问题一组中。

3.7 排序

按照以下原则对关键福利问题进行优先排序:实验动物质量的保证及动物试验结果的可靠性、稳定性;符合动物实验室长期的发展策略;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投入;充分考虑实验室的现状和技术水平;员工熟知和掌握动物福利有关知识;需要在短期内实施并有所改进。在排序过程中, 对于每种关键福利问题首先要确定主要的解决措施, 根据实验室自身条件进行评估, 然后决定关键的需要解决的福利问题。

具体排序步骤如下:1) 确定关键福利问题的目标集合Xi ( i = 1, 2, , l) 。2) 确定因素集合Fj (j=1, 2, , m) , 根据以上排序原则确定, 其权重通过向专家咨询而获得。3) 确定评语集合Vk ( k=1, 2, , n) 。4) 确定判断矩阵R= (Ujk) mn, 其中R是需要排序的每种对象的不同评语水平值。首先, 需要确定每种关键福利问题的主要解决措施;然后, 考虑实验室的具体情况, 根据专家知识和经验评估这些措施的可行性; 最后, 采用以下方法将评估结果转化为数值Ujk。假定s (s=1, 2, , h) 是专家意见, 有Ujk (S) =1当对象xi同因素fj属于评语Vk时0当对象xi同因素fi不属于评语Vk时, undefined。5) 计算评估功能值D (Zk) ( k = 1, 2, , n) , 得到分值zk=VjajUjk , 其中aj (j=1, 2, , m) 为每个指标的权重0D (Zk) 可转化为一组权重undefined, 其中t为给定的负实数, Zundefined为Zk的t次幂, Ck为每个说明水平的分值, 可以得出最后分值:undefined。6) 根据C (xi) 对Xi排序。具有最高分值的福利问题是影响程度最大的也是最应该被解决的问题。

4 数据处理

将收集的数据经过因素分析评估体系, 采用SAS系统中的PROC CORR计算多个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应用模糊综合评估法对关键福利问题进行优先排序, 确定影响动物福利问题最大的因素, 从而有针对性地逐步改善和提高动物的健康和福利状况。

5 结果与讨论

5.1 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动物福利问题进行分解

由于不同福利问题之间的关系复杂, 可将福利问题的评价看作是一种非结构性的决策问题, 并将定量和定性指标均考虑在内。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动物试验过程中所有的福利问题进行分类, 并建立实验动物福利问题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使用这种指标体系, 每种福利问题对动物产生的影响程度可被系统全面地评估, 其各自计算的综合值被用于确定影响程度较大的福利问题。

5.2 采用模糊集理论对影响关键动物福利问题进行排序

采用模糊聚类方法确定影响程度较大的福利问题。模糊聚类可用于区分和分类影响程度较大的福利问题, 并总结成为关键的福利问题。之后应用模糊综合评估对关键福利问题进行优先排序。由于目前还缺乏相关的判定标准, 因此关键福利问题的排序也可被看作是一个模糊多因素、多水平的问题。模糊综合评估是一种合适的方法, 它考虑了所有相关的因素, 并能够在定性和定量指标之间建立联系。因此, 模糊综合评估可用来对关键福利问题进行优先排序。

5.3 用Delphi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分配

应用Delphi法确定影响动物福利的6种主要因素的权重。该方法在护理科学和健康研究方面报道较多, 但在动物研究尤其是动物福利研究方面未见报道。

5.4 首次将层次分析法、Delphi法和模糊集理论结合起来, 建立一种新的动物福利问题评估方法

以动物试验过程中的动物福利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而不是以动物福利水平为研究对象, 因此与以往指标体系中所确定的评价指标不同。本研究通过对动物福利问题进行分析排序, 提出最需要解决的福利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本研究提出的应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集理论的动物福利问题评估方法, 其中重要的一步是利用Delphi 方法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分析动物试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实验动物福利问题, 确定首先需要被解决的关键福利问题, 从而逐步完善动物试验过程中各种标准操作规程, 确保动物试验结果的准确性与客观性。这种方法具有的优点是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 可以有效地进行动物试验过程中实验动物福利问题的筛选和评估。

摘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集理论, 结合专家咨询法 (Delphi法) 建立实验过程中动物福利保障方案, 系统测定每种福利问题对动物的影响程度;应用模糊集理论将影响较大的福利问题归类到关键的福利问题并进行排序, 结果得到最优先的问题就是最应该先解决的问题。在解决动物福利关键问题上, 该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广泛参与性的特点。

关键词：动物福利,评估,层次分析法,模糊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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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理论 第8篇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国务院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就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后三年内将新增加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济适用房,总投资将达到9000亿元,其中,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高达6000亿元。然而时隔一个月,互联网上的各大媒体就出现了部分省份弃建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请来相关专家学者对是否应该停建经济适用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经济适用房政策于1998年正式实施以来,至今已有10年的时间,其间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受到了诸多的责难,对是否应该取消经济适用房的讨论从未停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经济适用房10年间在拉动内需、抑制房价、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等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经济适用房政策明确规定准购对象为低收入者,诸如开着宝马车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现象,并非是政策本意,而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执行偏差。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消除政策执行梗阻是有效发挥政策效果的关键。

经济适用房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政策意图

经济适用房是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经济适用房虽然具有政策性限价的特性,但它同样进入市场流通环节。因此经济适用房是住房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住房商品的性质。正是因为经济适用房具有准公共物品和市场商品化的双重性质,所以经济适用房在稳定我国住房市场价格,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保障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在我国1998年房革至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的举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1994年经济适用房在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首次被提出。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背景下,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从根本上破除了旧的住房制度,标志着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中心的住房供应体系改革目标的确立。首次提出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住房的供应体系,使得经济适用房,作为特定时期的过渡性住房在整个住房改革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济适用房政策作为国家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被确定了下来。住房产业的市场化有效的拉动了内需,这一影响深远的决策,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其效应持续了10年,并使得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2004年至2007年我国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一些地区中低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高达10:1。为稳定住房价格,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颁布,该文件首次对经济适用房实行动态管理并将住房保障的落实情况纳入对城市政府的政绩考核之中,经济适用房成为调节住房价格的有效手段。

2008年,时隔一年,国际金融形势巨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国务院颁布的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刺激计划,意图通过对保障性住房的巨大投入来带动建筑、钢铁、家电等市场的需求,进而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现阶段,在金融危机和商品房价格涨幅过快的背景下,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既能够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又能稳定住房价格,同时还能满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可谓是一举三得的重要举措。

福利经济学、政府干预理论视角下经济适用房的功能分析

福利经济学是从福利角度评价经济体系运行的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影响福利的因素,对不同经济状态的优劣进行比较,并从理论上阐述增进社会福利的各种可能的途径。

1、经济适用房住房保障体系中效率与公平的结合体

1920年阿瑟塞西尔庇古(A.C.Pigou)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庇古从边际效用基数论、收入的转移、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论述,庇古认为,影响国民经济福利的因素有二:即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要增加经济福利,就要增加国民收入,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因素理解为效率与公平因素。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货币的边际效用可以因一个人的货币收入增加而减少,因此,一个人的收入愈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愈小。由此推论,如果政府采取征所得税之类的措施,将货币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一些给穷人,就会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而使社会福利总量增加。收入的转移可以通过建立社会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的政府补贴等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但是不论实行哪一类收入转移,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要使投资于福利事业的结果能给社会带来更大收益。经济适用房正是政府采用收入转移方式,对社会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一项社会福利,其在开发建设中采取政府导向,市场运作的形式,通过划拨土地、减免税收等政策扶持,引导市场主体和市场力量参与到住房福利的建设和供给中来,这种供给模式的“准市场化”合理的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建设和开发中来,不仅能够提高福利供给的效率,而且还能够减轻政府负担,增强社会、经济的自治能力。经济适用房以限价的方式出售,通过资本循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实现拉动内需,保证国民收入总量的同时,又能够为社会提供保障性住房,可谓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体。

2、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功能

许多人将1929年首先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与2008年由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相比较,虽然两者之间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对前者的分析中获得一些启示。1929年的经济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倡导政府“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了质疑。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其代表作《通论》,凯恩斯在著作中提出了有效需求论和通过国家干预调节经济以求减少失业的政策主张。无独有偶,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推行新政,通过政府加大公共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利息率等措施在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现阶段,国务院提出的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扩大内需计划是非常合乎时宜的。

庇古和福利经济学的先驱约翰阿特金斯霍布森(J.A.Hobson)都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推崇者。霍布森提出了一种消费不足和储蓄过度会导致投资过度的思想,并以此解释国民收入的下降。霍布森研究的社会核心问题是循环发生失业,资本和土地的不能使用。他不赞成国家越节俭,社会财富就会越多的学说。当财富落到少数人手中时,过度储蓄便会产生,这时政府必须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来进行干预;收入再分配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将刺激工业生产,促进更充分更稳定的就业,进而达到增加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庇古在论及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指出:当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背离时会影响经济福利,因此政府应进行干预。其中,当某些耐久性商品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不一致时,使用者就不会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这样会减少社会投资,引起上述背离现象的发生,使得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无法达到高效的配置。

当前出现的部分省份扩建廉租房停建经济适用房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所致。地方政府在开发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需无偿划拨土地,减免相关的行政收费和税收,经济适用房建设的资金全部由地方政府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自行解决;而在廉租房的建设中,中央财政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支持。

地方政府通过收入转移的方式,将大量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投入到廉租房的建设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达到了公平的目的,但是却忽略了当前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大福利事业供给为社会发展带来更大收益的福利投入效率原则。

经济适用房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能够带动建筑、钢铁、家电等市场的需求,通过以低利润、低价格的方式出售给低收入家庭,以政府出地,开发商出力的合作形式,有效的利用了社会资本,形成了社会福利投入资本的可循环模式。在低收入家庭对经济适用房的消费需求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满足、房屋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加大福利事业供给为社会发展带来更大收益的福利投入效率原则。

廉租房在实现住房保障过程中,只是以低价向租住者收取租金,福利建房的资本没有通过出售的方式得以循环,租住的房屋也会因为使用权和所有权的不一致,而缺少必要的修缮措施,进而减少社会资本的再投入,因此也就无法对保障国民收入总量做出贡献,社会经济福利的总量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廉租房在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总量等方面,无法达到与经济适用房相比拟的效果。

人性假设理论下,经济适用房存在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商品的有效供给,必须以其需求的特点为前提条件,公共政策产品也不例外。管理科学以对人性的假设为理论基础,本文将借助麦格雷戈著名的XY人性假设理论,对保障性住房的目标群体需求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经济适用房在其目标群体需求中存在的必要性。麦格雷戈著名的XY人性理论假设当中,Y理论将人性假设为“自我实现的人”,而X理论中则认为人的天性是懒惰。在Y理论的假设下,保障性住房的目标对象都具有不断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精神,当低收入家庭在租住廉租房相当一段时间后,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在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人性驱使下,将会对改善住房条件提出要求。而这时积聚的财富与购买普通商品房的能力之间尚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在这个时候,购买经济适用房将成为低收入家庭实现改善住房条件、拥有一套属于自己住房的有效途径。假设从X人性理论出发,目标群体长时间的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住廉租房,由于安于现状的人性,将使其对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福利形成过度依赖,即使其有购买自有住房的诉求,但是缺乏了经济适用房的过渡形式,也会使其诉求无法得以实现。马克思将人性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廉租房的退出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廉租房保障对象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想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住房的愿望,将会受到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差距的无情打压,一旦这样的社会关系被固定下来,人性懒惰、缺乏自我实现的天性将被巨大的外力所禁锢。没有经济适用房作为过渡性住房的保障体系,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的巨大浪费,试想在停建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下大举建设廉租房,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在毫无选择性的情况下接受着这样的社会福利,不仅会给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同时也会损害低收入家庭对福利的选择权力。因此,经济适用房仍然是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经济适用房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

结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与效率统筹兼顾的社会,我国构建的住房福利保障体系也必须是公平和效率的结合体。在对保障对象给予社会福利的同时,还要使投资于福利事业的结果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要充分尊重保障对象的福利选择权力。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激发保障对象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主观能动作用,形成一套完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促进社会福利效率的最大化。经济适用房特有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功能满足了公平和效率的统筹兼顾,是实现居民住房需求的有效方式,因此经济适用房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摘要：针对经济适用房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本文运用了福利经济学、人性假设理论,结合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对经济适用房实现资本循环、拉动内需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运用人性假设理论,对住房保障对象的心里需求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适用房能够实现,在为保障对象提供社会住房福利的同时,使得投资于福利事业的结果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并且充分尊重了保障对象的福利选择权。因此经济适用房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福利经济学,人性假设

参考文献

[1]张士昌.陶立明等:社会福利思想[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2][英]A.C.庇古:福利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