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城市投资环境

地区城市投资环境（精选11篇）

地区城市投资环境 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的是一条区域不平衡发展道路, 大致可分为东、中、西3个经济区域带, 东部发达, 而中西部相对滞后。其中的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省, 以占全国10.7%的土地, 承载全国28.1%的人口, 创造了全国19.5%的GDP (2006年数据) , 是我国传统的工业基地、粮食基地和矿产资源基地, 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 中部却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东部, 经济增长速度不及西部的“不东不西, 不是东西”的尴尬局面。因而, 自2004年3月,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来, 中部6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便备受瞩目。各省份亦相继提出了如“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中城市群”等区域发展计划, 其中“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更是于2007年底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体现了中央对促进中部崛起的决心和政策支持。

中部地区正面临着从“不是东西”到“承东启西”, 从“中部塌陷”到“中部崛起”的角色转换。 (1) 各省份要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优势, 苦练内功, 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纲要计划; (2) 离不开中央的政策支持和国内外的投资拉动。其中能否把握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契机以及吸引港澳台、国外的FDI投资是抢占发展先机的重要因素, “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政府的头等大事, 而是否具备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则是投资者考虑的首要条件。目前, 对中部投资环境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中部各省各自的资源优势、资金、人才和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定性分析, 缺乏对中部城市之间投资环境进行定量方面的综合评估。事实上, 中部城市之间亦面临着“引资”方面的同类竞争, 究竟中部哪些城市的投资环境较好, 武汉、郑州谁才是中部的“龙头老大”, 中部的投资环境与东部和西部相比处在何种位置, 具备哪些方面的优势与劣势?本文即以上述问题为出发点, 试图运用多变量统计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中部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定量分析, 对各城市的投资环境有一个客观把握, 以期对相应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起参考作用。

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1 评价对象的确定

本文着眼于中部地区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价, 因而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通过定量分析, 即用地区GDP和人均GDP两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并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 从中部6省中每省遴选出5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包括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 , 合计30个中部城市作为考察对象。同时, 为了比较中部城市投资环境在全国城市中的位置, 选取了东部的北京、上海、广州, 西部的成都、西安5个城市作为横向比较的参考对象。30个中部城市分别是:山西:太原、大同、长治、运城、临汾;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江西:南昌、九江、赣州、宜春、上饶;河南: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焦作;湖北:武汉、黄石、宜昌、襄樊、荆州;湖南: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

2.2 评价指标的选取

投资环境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的, 决定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或扩大规模的各种机会和激励因素。对投资环境的评价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动态综合系统, 涉及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众多领域。如何选择评价指标, 以及选择哪些指标是整个投资环境评价的关键。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区域性、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的选取应覆盖面宽, 有代表性, 能反映中部地区的总体投资环境, 既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 又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

参考张军涛 (2008) 对投资环境指标体系的设计, 本文使用《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7》中的数据, 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4类13个具体指标, 第一类是经济发展环境指标, 包括:反映城市经济综合实力的人均GDP (X1) , 反映城市金融环境, 金融体系活力的人均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 (X2) , 反映市场环境, 代表市场经济完善与活跃程度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X3) , 反映工业化水平的工业总产值 (X4) 以及反映经济开放程度和对外联系度的对外开放指数① (X5) ;第二类是城市基础设施状况指标, 包括:反映交通通达度的公路通车里程 (X6) , 反映城市交通服务水平和效率的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X7) , 反映供水服务水平的人均供水量 (X8) , 反映城市信息化水平的电信业务总量 (X9) ;第三类是劳动力状况指标, 包括:反映劳动力素质的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 (X10) , 反映城市劳动力成本的职工平均工资 (X11) ;第四类社会生活环境指标, 包括:反映社会设施和服务的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X12) , 反映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的城区绿地覆盖率 (X13) 。 (见表1)

3 研究过程及分析结果

本文通过以上构建的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 选择因子分析法从13个具体指标中提取n个公因子, 建立模型计算综合得分, 从而对中部30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综合质量进行排序。进而用聚类分析方法, 将30个城市分类, 并对各类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和分析。

3.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实质上就是浓缩数据, 通过对变量的相关性研究, 可以用少数几个变量来表示原来变量的信息。本文主要运用Spss16.0软件。 (1) 对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消除了量纲的影响。然后对相关数据进行了KMO统计量和Bartlett球体检验, 其中KMO值为0.817>0.5, 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 小于1%, 这些均表明数据具有相关性, 适合做因子分析。 (2) 应用SPSS16.0计算出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 根据累计贡献率>85%的原则, 本文提取了4个公因子, 其累计贡献率为86.747%, 可以基本代表原始数据信息 (见表2) 。 (3) 对数据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 求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见表3) 。

续 表

通过对因子载荷矩阵的分析, 可知第1主因子在人均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工业总产值、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电信业务总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这6个指标上载荷很高, 均在0.68以上, 主要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服务功能和教育科研状况, 该因子贡献率高达55.72%, 是中部投资环境评价体系中最具共性的因子。第2主因子在人均GDP、对外开放指数、公路通车里程、人均供水量、职工平均工资这5个指标上载荷较高, 主要反映劳动力成本、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第3主因子在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第4主因子在城区绿化覆盖率上载荷较高, 分别反映了城市社会福利水平和城市环境质量水平, 4个主因子中, 前两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已达74.5%, 后两个主因子重要性减弱, 贡献性加起来不到15%。

接下来, 根据SPSS软件自动计算出的各主因子得分, 以各主因子的特征值占4个主因子特征值总和的比值分别作为各公因子的权重, 采用加权求和法得中部30个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依据运算结果, 对各大中城市的投资环境得分值进行排序, 测算及排序结果见表4。因子分析后的综合得分反映了各大中城市投资环境的状况。

续 表

3.2 聚类分析

在因子分析基础之上, 我们发现对30个城市中的每一个城市来说, 前面抽取的4个主因子对其重要性都不尽一致。因而, 根据30个城市相对于4个主因子的不同得分, 采用层次聚类法对30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在定义类与类之间的距离上采用最远距离法, 用欧几里德距离表示样本间距离, 可得30城市树状聚类图 (见图1) 。并根据该图与各市投资环境综合得分, 可将30个城市分为5类 (见表5、表6) 。

4 投资环境分类与综合评价

通过以上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并结合表4、表5、表6可对中部30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做出如下分析评价。

4.1 中部城市投资环境分类评价

4.1.1 一类城市

全部为中部省会城市, 包括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和太原, 均为全国性综合城市, 经济综合实力强, 经济规模、效益和发展水平居中部前五位;省会城市高校云集, 科研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强;基础设施、政策法规完善, 市场容量大, 市场机会和就业机会多, 城市辐射范围广, 区位条件优越, 区际联系紧密;劳动力素质较西部其它城市高, 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大, 是中部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该类城市4个主因子得分均较高, 其中, 武汉更是力压郑州, 成为中部地区投资环境最佳的城市。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化工、冶金、纺织、造船、制造、医药等完整的工业体系。武汉是中国首批沿江对外开放的城市, 一直是外商投资中西部的热点地区和首选城市。其银行密度为全国第5, 是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同时武汉地处九省通衢, 交通地理位置绝佳, 铁路、公路网密集, 此外, 武汉高校、研究所众多, 科教水平高, 创新能力强。与武汉相比, 郑州虽然第1主因子得分高于武汉, 但其它3个主因子得分均不如武汉, 尤其是第2主因子, 反映了郑州的城市配套服务设施和对外开放度不及武汉。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助于提升郑州的整体投资环境。

4.1.2 二类城市

包括有江西省会南昌在内的16个区域中心城市, 区位条件各具特色, 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较高的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水平;该类城市与一类城市比, 第1、2主因子均不如一类城市, 仅在城市环境、福利等指标上具有一定优势。且该类别城市亚类之间差异较大。其中, 南昌虽同为中部省会城市但聚类为二类城市在于其第1主因子代表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服务功能和教育科研水平落后于其它5个省会城市。该类城市各主因子得分较为平均,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今后应加大对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加强区际联系以提升投资环境。

4.1.3 三类城市

包括马鞍山和铜陵两个隶属安徽的城市。将其单独聚为一类是因为两者的第1主因子得分与一类城市相比差距较大, 反映了两城市与综合性大城市相比经济基础和总体发展水平还存在差距。但第2主因子得分为五类之中最高, 表明两市在劳动力成本、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对外开放程度上具有比较优势。其中, 马鞍山是皖江开发的龙头城市, 皖江城市群的重要城市, 也是安徽省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 经济增速一直很可观。而铜陵地处安徽省中南部, 是一座新兴的工贸港口城市。长江黄金水道流经铜陵59.9公里, 水运条件得天独厚, 铜陵港是对外籍轮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 拥有5000吨级件杂货码头, 是皖中南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之一。其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 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优化资本结构、国有资本运营改革等试点城市, 享有一系列鼓励外资投入的优惠政策。

4.1.4 四类城市

该类城市的特点是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且多为国家老工业基地, 如大同、运城、临汾均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顶山是全国重要的煤炭工业城市, 赣州有“世界钨都”和“稀土之乡”之称。资源型城市的一大特点就是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以及环境污染严重。具体表现在该类城市第4主因子即城市环境质量严重低于中部平均水平, 得分均为负值。该类城市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把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结合起来, 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

4.1.5 五类城市

仅有山西的长治市。其第1、第2主因子得分偏低, 和中部其它城市相比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开放程度不高。而第3、第4主因子得分均居30城市之首位。表明长治在中部城市中是宜居型城市, 它是山西省唯一的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促进经济发展。

4.2 中部城市投资环境综合评价

4.2.1 中部主要城市之间投资环境分析

分析中部各城市的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以及排序, 我们可以发现中部城市中投资环境最优越的是武汉, 接下来是郑州、长沙等中部省会城市, 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城市首位度高, 代表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服务设施水平的第1主因子得分高, 表明它们集中了各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 集聚效应明显。因而, 目前在中部城市中由于城市群的发展刚刚起步, 各城市之间产业分工与合作尚未形成, 投资的首选依然以省会城市为主。

从综合得分上看, 得分超过1的仅有武汉、郑州和长沙;得分在0～1之间的有铜陵、南昌、合肥、马鞍山、洛阳、太原;余下的11个城市得分均为负值。说明中部城市的投资环境总体水平仍然较低, 特别是中等城市的投资环境较差, 且大部分城市投资环境低于中部城市投资环境的平均水平。

4.2.2 东、西、中部城市投资环境比较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部城市投资环境与东、西部相比所处的位置和具备的优劣势, 本文在已有的30个城市基础上加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5市共35个城市在相同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下进行因子分析。在85.77%的贡献率水平下提取3个主因子, 其中第1主因子代表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和城市服务功能, 第2主因子代表城市教科文水平和城市环境质量, 第3主因子是城市基础设施因子。在此基础上, 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限于文章篇幅有限, 仅选取综合得分大于0的13个城市进行简要分析 (见表7) 。

续 表

上海、北京、广州在第1主因子得分上遥遥领先;武汉、太原等中部城市仅在第2主因子上得分较高, 因而, 中西部城市与东部相比仍需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上下功夫、做文章。武汉虽然在综合得分上仍为中部之首, 但上海、北京、广州3市得分分别是武汉的8.6, 6.7, 6.5倍, 而西部的成都、西安则紧随长沙其后, 并优于合肥和南昌, 投资环境与中部相比并不逊色。武汉、广州、西安三者相比, 武汉在第1主因子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上弱于广州强于西安;在第2主因子教科文和城市环境质量这类投资环境软实力方面, 武汉、西安都强于广州;而第3主因子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州优势明显。在与东中西部的对比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东部地区投资环境个方面优于中西部, 后者在短期内较难超越, 但可喜的是, 中部地区在科研实力、环境质量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是提升自身投资环境的潜在因素,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应利用这种自身优势, 抓住“承东启西”的历史机遇, 实现中部崛起。

参考文献

[1].张军涛, 刘建国.辽宁省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08, (8) :82～83

[2].曾国平, 刘渝琳, 韩加强.重庆市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2003, (12) :130～132

[3].李同升, 程叶青.我国西部地区大中城市投资环境评价与分析[J].人文地理, 2002, (8) :18～22

[4].吴亚燕.我国主要大中型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价及实证分析[J].上海统计, 2003, (3)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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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景新, 尹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地区城市投资环境 第2篇

赣西地区城市内部居住环境宜居性对比研究-以江西宜春、萍乡、新余为例

摘要：对赣西地区的宜春、萍乡和新余三地的人居环境良进行社会问卷调查,对其生活便利性、居住安全性、环境舒适性、出行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五大宜居内容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对比研究,寻找不同城市区域宜居性规律并为其和谐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作 者：彭剑 作者单位：江西宜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宜春,336000期 刊：传承(学术理论版) Journal：INHERITANCE & INNOVATION年，卷(期)：2010,“”(2)分类号：X3关键词：宜居城市 居住环境评价 对比研究

东北地区如何发展城市化与城市群 第3篇

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

传统的工业城市化模式使得东北地区的城市化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境，必须要探索一条新型的城市化道路。这种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抓住新经济发展的契机，以形成新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为核心，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健康发展。我们认为，现阶段东北地区城市化的战略重点是：提高产业结构带动就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转换能力，促进东北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一是增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引起的每一轮社会经济结构转换，都会为城市化的推进释放新的动力同时也为城市化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因此，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动力机制是区域产业结构较强的转换能力，带动与其高度耦合的就业结构的转换，进而导致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不断聚集，即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高级化。

二是形成完善协调、合理分工的城镇体系。区域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应与区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并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东北地区大中城市比重大，93%的城市人口规模都在20万人以上，城市规模等级较高。从城市规模理论看，在20万-25万人以上，城市才能发挥较好的规模效益。另外，就东北状况而言，大城市仍然具有较高的聚集经济效益。东北地区大城市数量多是未来推动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明显优势，要发挥大城市的聚集功能。

同时，也要加速乡村城镇化的进程。由于大中城市发展较快，东北地区81%的城镇人口居住在大中城市，但至今仍有大约5000万人口居住在农村。毫无疑问，要通过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体来完成未来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全部人口转移任务，将会加剧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所以，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相互分工，紧密关联，有效配置城乡资源，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向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这是东北地区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方向。

三是促进东北南部城市群功能升级，带动整体发展。加快沈阳、大连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城市体系和国家城市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承担人才、资金、信息等各种要素流的枢纽任务，有效组织东北南部城市群在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包括职能结构、空间结构和规模结构的适时调整，实现城市群功能升级；打通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群发育的行政阻隔，加强城市间的有机联系，通过辽中南城市群的功能升级，带动整个哈大城市密集带的发展，形成更大区域尺度的城市群，使之成为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实体，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随着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整个东北地区为腹地的辽中南城市群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之后的第四大城市群。

对促进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是组建跨区域经济协作机构，促进形成城市群经济整合机制。当前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由于行政阻隔导致要素流动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由此切断了城市间要素流形成的有机联系，阻碍了城市群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要从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发展出发，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组建跨行政区经济协作机构，对公共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跨行政区的基础设施，进行统一配置、规划、开发建设，促进包括产业互动发展机制以及统一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的城市群经济整合机制的形成。

二是以城市职能分工为视角，加快区域内外城市密集区整合。首先，发挥大城市的增长极作用，把沈阳、大连等特大城市的发展逐步纳入全球城市体系。须完善其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全球及东北亚经济圈的视角，对其城市功能及产业发展方向进行定位，积极承担区域性国际城市职能，加速产业与空间的外向化进程。同时，要加速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经济技术扩散与产业关联，协调与中小城市的产业和功能关系，从大区域角度构筑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城镇结构体系。其次，沿哈大城市密集带，由近及远加快区域内外城市密集区的整合。

三是强化产业集聚效应对城市群形成的驱动力。产业聚集是城市群形成的驱动力。东北地区辽中南城市群的形成，便是通过对当地丰富的煤、铁、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布局了大量的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加上发达密集的铁路交通网络，吸引了能源、钢铁、机械、汽车、石化、造船、医药、食品等众多产业在沿哈大线的辽宁中南部集聚，进而兴起了一批密集分布的工业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产业集聚而具有密切的联系，最终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中心，以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以及营口和盘锦等为主体的首尾相连的辽中南城市群。今后，应继续强化这种产业集聚效应对城市群形成的驱动力，以东北南部城市群为核心，带动哈大城市密集带，促进东北地区城市群经济的发展。

四是把小城镇纳入城市群整体发展中，加速城镇化进程。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产品加工转化，建设一批特色鲜明、职能分工明确的小城镇；把小城镇纳入城市群的整体发展中。要使小城镇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产业链中的一环，并以特色化和专业化为主，使之成为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根基；以城市群规划替代传统的城市规划和乡村发展规划相互分离的规划模式。

地区城市投资环境 第4篇

1. 特大城市地区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

特大城市地区要解决环境问题, 首先必须抓住特大城市地区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笔者归纳目前特大城市地区环境问题基本特征有如下五点:

一、日益狭窄的空间与不断膨胀的需求之间矛盾越发尖锐。

特大城市地区是城市化的主要载体, 人口集聚扩散过程中开敞空间不断被蚕食, 然而人们对空间品质的要求又日益增高, 两者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如我国当前南方沿海某些大城市地区建设用地使用殆尽, 城乡规划也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

二、全球性与地方性问题并存。

例如大伦敦地区在制定城市政策时要考虑诸如全球变暖、酸雨、臭氧层空洞等需要全球合作治理的问题, 又要面对自身噪声污染、垃圾处理等地方性问题。

三、特大城市地区环境问题更具隐蔽性。

由于特大城市地区有宏大的范围和庞大的基础设施, 使城市的调节能力较大, 环境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技术的进步使得污染的程度减轻, 但其危害性日积月累, 一旦爆发十分危险。例如大城市地区的水污染, 日积月累富营养化, 一旦遇到高温天气, 蓝藻大爆发, 直接威胁城市供水安全。

四、特大城市地区的环境问题通常具有跨界的性质。

部分区域出现的问题通过大气运动、河流及海水流动等介质活动影响到另外一些地区, 如沙尘暴、酸雨、水污染、赤潮等。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征、跨界现象的存在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五、全面性和复杂性。

农业时代的环境问题, 以破坏地表植被、土地荒漠化为主, 表现为比较单一的作用方式。如今的环境问题, 不仅涉及到植被、土地, 而且还涉及到大气、水源、生物界等各个领域[2]。加之特大城市地区社会系统的结构复杂, 各种利益关系左右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 扑朔迷离的表象、综合复杂的成因, 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理清特大城市地区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 好比处理一根盘根错节的树木, 对于枝节的处理往往费尽力气, 不得要领, 最重要的是抓住根茎。特大城市地区环境问题是发展与资源之间矛盾日趋激烈的表现。主要形式为环境污染与环境压力, 决定于发展模式与资源有限性。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本质, 对特大城市地区的环境问题应采取源头治理。

2. 环境问题的文化制度根源

源头, 水发源处。比喻事物的本源, 直接意义指物质上的源头, 如三江源地区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源头”经常被使用的是引申义, 如华夏文明的源头、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等。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源头”笔者收集了以下一些观点。

一、环境危机源于对早已使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协调关系扭曲的犹太教和天主教的传播。

这是历史学家小里恩·怀特 (Lynn White) 对于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识的主要观点[3]。论据是在《旧约》的第一章里发现的。上帝说:“让我们把人做成我们的样子, 和我们一样。让他们拥有对海洋中鱼的支配权, 统治空中的鸟、城堡、整个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爬行动物。”怀特认为这暗示了“人们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开发自然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实际上是说“人主宰自然”是今天环境危机产生的价值观念源头。怀特的方法紧随其后: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更新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环境危机, 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新的信仰或者重新考虑旧的信仰[4]。目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初见成效, 然而信仰的建立和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二、也有研究机构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贫穷。

1993年英国颁布的《地方可持续发展框架》里有这样一段论述:穷人受环境问题波及的影响最大,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最差。贫困经常迫使人们做出一些不可持续的行为, 而富人却可以用金钱来摆脱他们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因此, 财富分配的不均引发了不可持续的行为[5]。事实上, 财富水平越高的人占据的社会资源和环境资源也越多。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通过经济网络, 富裕的人将自己生活的环境成本转移到贫困的地区。例如富裕的人占有更多的房屋、汽车等, 消耗更多的化石能源, 而受污染最重的是化石原产地, 比如中国的山西省。贫穷与富裕对环境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更多是对环境问题分布现象的描述, 而不是环境危机产生的源头。

三、比较务实的观点是把环境问题产生的源头归结于现行制度的残缺。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上发表了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 描述了英国曾有的土地制度[6]:15、16世纪的英国, 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 耕地虽然有主人, 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 也要把栅栏拆除, 敞开作为公共牧场——无偿向牧民开放。这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好事, 但由于是无偿放牧, 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 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公地悲剧”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少数农场主通过圈地, 将公共牧场私有化之后, 管理者增加投入, 通过几年养护, 牧场又完好如初。哈定描述这个案例的意图在于指出悲剧的根源在土地的权属制度上。

前面两种观点更多从源头的引申意义上做发掘, 第三种观点出发于环境问题产生的物质空间基础, 落脚于空间资源环境使用的权责制度。笔者认为“公地悲剧”之所以产生, 原因在于公共资源环境使用的权责机制不明晰, 并不必然通过“私有化”才能解决问题, “公地悲剧”称作“监管缺失之悲剧”更妥当,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把公共资源的使用和产生的影响纳入到有效的可持续的运作机制之下。在这种理念下引出环境问题源头治理的两种办法。

3. 源头治理的两种办法——从“公共卫生法”到“碳交易”

一、解决城市环境问题最先出现的办法是依靠政府管理。

以大伦敦地区为例, 伦敦在工业革命之后, 鉴于拥挤不堪、污物横流成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政府1875年修订了新的《公共卫生法》, 规定城市人口的最大密度和街区布局。这种以法律的形式管制空间卫生建设、公布实施的方法引出了1909年的《住房和城市规划法》, 要求“把所有居住区从野兽般的丑态中解救出来”。可以说现代城市规划属于依靠政府维护健康城市环境的办法之一。

二、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依靠市场。

这种想法源于环境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 环境问题源于传统经济学未把环境资源如空气、水纳入生产成本, 只是当作一般的生产要素对待, 而没有考虑空气、水是这样的资源在使用的时候缺乏市场。解决的办法是赋予自然资源环境以价格。碳交易, 排污权交易等等应运而生, 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还在不断探索和尝试。

依靠政府管理, 还是依靠市场?政府管理的根本在于建立权责明晰的管理制度;而市场的办法则在于用供需平衡的原则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二者殊途同归, 目标都在于使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两者相互配合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7]。

4. 特大城市地区环境问题源头治理对城市规划提出新要求

“源头治理”中的源头选取的是直接义, 包括对环境问题产生的物质空间进行监管, 制定空间资源环境可持续使用的权责制度。具体到城市规划中, 包括对于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管治和确立可持续的空间规划制度。

城市规划应当加强对公共环境的有效监管。这种监管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是拓展监管对象范围。将更多未被认识的公共资源纳入到监管之下, 这也是发展的趋势, 例如从早期控制污水的排放, 到现在控制碳排放等。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尚未纳入监管范围的公共环境, 结合我们目前的规划编制体系加入相应内容。可以尝试在控规指标中引入控制碳排放的内容, 已经有学者认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身不应是一个固化的终极理想目标的设定, 而应是一个基于资源、环境、安全承载底线要求的, 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动态的公共政策集合[8];在规划指标中加入能耗指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尝试, 建筑作为中国能源消耗的最大户, 有很大试验空间, 特别是目前各类生态城市技术指标的研究中已经反映出这种趋势。

二是使监管变得更加有效。主要是在我国目前通则式管理的基础上, 增加判例机制。增加对于个案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投入, 对于环境保护出色的建设案例给予奖励, 或者将现有的奖励机制具体落实到地块建设指标体系之中。城市政策直接反映环境价值取向又兼顾开发项目的经济利益, 使环境政策能够得到更彻底的执行。

(图片来源:1952年来自于盖蒂图片社网站, 2013年为笔者拍摄)

确立可持续的空间规划制度。我们目前的规划制度是在城市化加速、大建设背景下形成的, 这样的制度可以说是为高效建设服务的, 难免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显得薄弱。建设中追求速度、忽视质量, 重视眼前、忽视长远总体效果等都和追逐利益的制度体系相关。需要完善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设方案的决策往往不是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根据, 而是来自于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人居环境的建设从根本上看是一套可持续建设制度的确立。这种可持续的规划制度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体系, 能够实现设计过程可持续控制, 进行规划方案可持续评估, 并有科学决策机制和实施保障等。为建立可持续规划制度, 笔者提出三点浅议:

一是转变原有的目标体系。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从过去纯粹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体系, 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体系转移。要使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 要求在政府、商业、建筑和城市规划实践方面进行根本性改革[9]。可持续发展理念经过20年的传播为人类行为的彻底改变做了思想准备, 也为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可持续的规划管理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完成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 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

二是保证制度体系本身的可持续性。原有的空间规划制度框架需要开放性完善, 例如大伦敦地区, 既有从欧盟、英国到地区, 层层可持续政策框架指引 (1) , 又有独立的针对规划编制的可持续性评估和照顾更小空间层面的伦敦可持续设计和建造策略等, 从宏观到微观每个环节都保证规划本身的可持续。

三是在规划内容和成果中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分为硬性要求和引导性要求。对于直接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环境问题, 如水源地保护、空气污染物排放、避险绿地等进行严格控制, 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硬性指标;而引导性指标可以从城市规划作为城市能源政策载体角度出发, 尝试将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政策落实到规划制定和实施机制之中, 引导市场行为采取绿色环保技术和建设模式。政府为加强规划中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应制定对规划成果有约束和指导作用的可持续设计标准等。例如大伦敦市政府提出了“伦敦可持续设计和建造策略”:它结合伦敦市的实际发展, 对城市设计中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关键领域 (土地与建筑的重新利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节水;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改善微气候;提高交通可达性和环境舒适性) 、促进环境包容以及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可持续设计标准和指引。这可看作是英国第一个实施性的城市设计可持续设计标准[10]。目前我国规划体制中虽然强调城市设计贯穿于规划各个阶段, 但对于“城市设计的可持续性”还缺少因地制宜的分析和标准制定。

5. 结语

从工业革命到伦敦特大城市地区的形成, 更多“公地悲剧”埋下祸根, 灾难根源包含三个方面——对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片面认识、机械粗暴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建设管理规律把握不足。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传播, “人主宰自然”的关念逐渐瓦解;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不断进步;建设管理的经验日趋完善, 但也随时面临新问题的挑战, 城市规划应当担负起营建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使命。罗杰斯在《小小地球的城市》书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能够提供一个满足居住、水源、食物、教育、希望乃至自由这些基本人权框架。要让市民觉得拥有城市, 并对它的未来负责[11]”。要达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从根本上扭转不可持续的局面, 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在城市规划领域最重要的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制度。笔者认为城市规划需要扩展规划监管对象的范围, 建立可持续的空间规划制度, 对环境问题进行追本溯源的管理, 来应对人类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解决环境问题只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和规划的过程目标, 我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为了城乡生活更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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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ite Jr L.4.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J].Science, 1967, 155 (3767) :120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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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庭伟.全球转型时期的城市对策[J].城市规划.2009 (05) .P14

[8].邱跃.北京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的实践与探索[J].城市规划.2009 (05) P23

[9].理查德·罗杰斯等著.仲德崑译.小小地球上的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P23

[10].洪亮平, 李保峰, 祝宇峰.英国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策略[J].城市规划, 2006 (06) .P54-58

北方寒冷地区城市景观设计论文 第5篇

摘要:本文结合哈尔滨城市景观设计的实例，简要分析了当前我国北方寒冷地区城市景观的设计原则。并且通过对寒地城市的植物配置原则和配置手法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植物配置方案，从而创造出丰富的寒地植物景观。

关键词:寒地;寒冷地区;配置原则

一、 概述

城市景观反映的是一座城市的性质与规模。城市景观的设计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一些“特殊”城市如何做好城市景观的设计，比如――寒地城市景观设计。

寒地城市是根据城市所在地域的冬季气候特征所定义的一个概念，指北纬40°以北的高纬地带，其冬季漫长、气候寒冷而给城市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西安、兰州、拉萨、沈阳、哈尔滨等一些省区。

二、国外寒地城市景观设计

国外寒冷地区的城市景观设计起步的比较早，如瑞典、挪威等北欧城市通常采用建筑单体精心的围合出形态积极的户外庭院空间，并通过调动绿化、小品、围墙等建筑元素来降低风速等一系列措施，改善了室外局部环境的小气候，从而延长了人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前苏联针对寒冷地区城市的景观设计问题也提出了，建立气候防护单元、设施布局紧凑、注重街道走向和冬季风向的关系、发展室内景观等理论。

三、寒地城市景观设计的原则

(一)地域特色性原则

我国北方地区城市所具有的特定的气候条件及四季分明的景观，是创造北方城市地域特色的重要资源。国内外有许多的城市都善于利用北方特有的冰雪条件开展冬季景观建设及各种文化艺术和节日庆典活动，并相应的发展冬季旅游项目。我国哈尔滨在每年冬季举办各式各样的冰雪节旅游活动，利用松花江的冰面营造城市冬季景观。将冬泳、冰滑梯等冰雪活动汇集在一起，再利用江堤开辟雪橇滑道，建冰雪大世界大型主题公园;在太阳岛公园中举办雪博会、雪雕比赛，从而营造出一个别具特色的冬季游憩空间。

寒冷地区城市景观是基于自然及长期演化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人工建筑及景观形象。一些形式简单，布局紧凑，既利于冬季的防寒，又可以阻挡春季的风沙的城市地区设计形式，比较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模式。其中，封闭的人行系统就是北方城市特有的城市交通空间之一。比如，哈尔滨大型地下商业街、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空中步道都是为适应寒地城市气候而设计的。

(二)利用室内空间表现的原则

北方冬季的寒冷气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从事户外活动和公共交往的.需求，而室内环境的室外化则给我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尽量接近室外空间的室内化公共空间，为寒冷季节的室外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较为舒适的气候环境。比如设计有玻璃顶棚的街道、庭院、屋顶花园、空中步道及地下商业街等多种形式的室内化公共空间。这种设计方式不但可以引入自然光线与室外环境保持视觉上的联系，还可以在室内种植绿色植物，丰富冬季城市景观。

四、寒地城市植物景观设计要点

寒地城市其冬季漫长寒冷、日照时间短，植物随着气温的降低而进入休眠期，除了一部分植物具有冬季观叶观干等特殊观赏效果外，大部分的树木叶子干枯，呈现出一片灰暗的褐色。因此，寒冷地区城市植物景观的设计应以改变人们对冬季寒冷的感觉、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努力方向。

寒地城市景观设计中的植物选择方面：依据四季景观不同主题的要点选择植物。

冬季枝干形态优美的树种;常绿针叶树;各种风致优雅、婀娜多姿的常绿树树形，如偃卧形、悬崖形、临水形、迎客形、奔月形等。这些树种枝形飘逸，给人以优美的审美享受。如冬季美丽的雾凇景观;落叶阔叶树

落叶树木之美不仅在于其生长季节的叶、花和果，也在于其冬态条件下干的线条结构。除了充分挖掘树冠的自然形成外，还可修剪成各种人工形态，白雪覆盖后也可作为雪雕观赏。

枝干色彩与质地。与春、夏、秋三季比起来，树木的色彩在冬季是比较单调的，枝干多为灰褐色。但有些树种的枝干却具有鲜艳的色彩，如红瑞木、京桃等。应用这些树种可丰富冬季城市中植物景观的色彩，打破色彩单调的冬季效果。

冬季宿存果实的植物。宿存果实是冬季植物的另一景观，若在白雪的映衬下其观赏效果会更好。

结语

寒地城市景观设计的优劣在于能否创造丰富的社会交往活动，是否有良好的视觉空间感受，以及是否能满足寒冷地区城市居民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优秀的城市景观设计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面貌，而寒地城市景观同样有其独特的设计手法，产生有别于一般城市的风景。所以，在寒地城市景观设计中，应主要以城市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1]徐思淑,周文华.城市设计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2]李雄飞,王 悦.城市特色与古建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3]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4]陈自新.北京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研究.中国园林,1998年6期

[5] 李绍纲.寒冷地区城市旅馆中庭设计的几个问题.世界建筑,1984年2期

[6] 李佳艺.寒冷地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理念[J].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NO.4,Dec.2002.

[7] 欧阳红玉.寒地城市的园林植物配置[J].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N0.1,Jan.2004.

地区城市投资环境 第6篇

关键词：河南中部,生态环境,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0 引言

河南省既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又是新兴的经济大省和工业大省。包括省会郑州在内的豫中地区是河南省的经济和交通重心,全国铁路大动脉京广线陇海线在这里交汇,连霍、京珠、京港澳等重要高速公路经过此处,我国中部地区的航空枢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也位于此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豫中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20%以上,成为我国中部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引起全国瞩目。

1 豫中地区城市化现状

豫中地区近年来城市化是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基础工业快速增长之上的。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包括23个城市和县级市,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68亿元,位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在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构想》中,到2020年,中原城市群非农产业产值要占到区域总产值的95%以上;城镇人口要占到区域总人口60%以上;要把该地区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

以郑州市及其所辖县市为例,近几年该地区的城市化现状主要表现在:(1)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步增大,1995年其城镇常住人口为316.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2.9%,2010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463.5万,占全市总人口的63.1%,比全省的平均水平高出2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5%;(2)城镇数量增多,分布密度增大,郑州市所辖县级市已经增加至5个,大部分乡已经升级为镇,有些城镇已经呈现首尾相连;(3)城镇的经济实力增强,2010年仅郑州市国内生产总值4002.9亿元,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中部六省第3位;(4)工业与服务业产业产值增加,非农业劳动者比重增高,2010年郑州市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非农业劳动者比例已超过60%,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水平居我国中部地区前列。伴随豫中地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才能及早采取措施,这将是豫中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 城市化对豫中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豫中地区经过数千万年以来黄河冲积泥沙缓慢的自然淤积和几百代人长期不懈的开发,才逐渐演变成今天我国中部最具活力的平原地区之一。近十年来,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持续高速增长,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冲击是巨大的。目前郑州市内水域占市区面积已经减至千分之五以下,大多数湖水面严重退缩,尤以西流湖的水面减少最为严重。该地区人口密集,城镇众多,并且以平原为主,旅游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城市绿化具较大的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近年由于大搞开发建设,不但城市地表水面积减少,而且城市绿化用地被挤占,树林也大面积被砍伐。水体和绿地面积的减少,首先是引起城市生态气候的变异,导致了城市热岛的出现,冬季郑州市区郊区的平均温差超过5℃。

城市化发展也导致了豫中地区用水量急剧增长,近三年地下水开采量平均以每年将近0.5亿立方米的速度增加,郑州、许昌等市地下水严重超采。由于城镇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污染最严重地区主要分布在城镇及其郊区、排污河道两侧等。地表污染水体分布区呈现由点向面扩展的趋势。化工业的发展导致地表水与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监测结果表明地下水中有机污染物种类多,分布广。在郑州市周围21个点共检出236种重要有毒有害有机物,致癌物质如多环芳烃和酞酸醋等污染非常突出。在该地区监控河段总长度中,V类以下水质达到50%以上。

城市化发展导致该地区人居环境矛盾日趋尖锐,局部地区生态环境仍的继续恶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对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该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省内处于较高水平,城镇废水年排放量为11.97亿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为3991.6亿立方米,烟尘与粉尘排放量为63.21万吨,工业废渣与生活垃圾年产生量2367.2万吨。

豫中地区高速城市化需要进行大量的非农建设,部分城市规划过大导致土地资源压力增大,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豫中地区生态承载力90%以上依赖于耕地,其次为建筑用地、水域和绿化用地。由于河南中部草地资源十分缺乏,实际上大部分畜牧产品只能是由耕地提供的农作物和饲料等转化而来,导致该区域耕地需求压力更大,对耕地过度的开发利用是造成豫中地区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原因。

3 豫中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对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豫中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改变当前不可持续发展状态:(1)豫中地区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渐调整发展战略,大力保护、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在治理工业、农业、生活污染的同时,继续实施绿化工程,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以保持生态平衡。充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教育等多种手段,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把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2)未来几十年,豫中地区必须在降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人口素质,将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同时对人口进行合理布局,适度转移生态脆弱区人口,缓解生态压力以增强生态恢复能力。(3)高度重视资源环境开发保护的科技创新,建立实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开发保护科技体系,从城市间企业间的盲目竞争,转向整体协调,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共促豫中地区的繁荣。

地区城市投资环境 第7篇

关键词：支付结算体系,支付环境,大城市郊县,金融创新,支付服务水平

当前我国支付环境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基本状况

支付结算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和服务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完善和提高与金融创新具有密切联系。而根据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经验, 在技术推进、货币促进、财富增长、约束诱导、制度改革、规避管制、交易成本等诸多创新动因理论的分析下, 我国现阶段支付结算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呈现出明显的政府推动、技术推进和利润追逐三大特征。这其中:

一是表现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中, 政府及监管部门为应对国民经济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 维护金融稳定、做好金融服务, 大力开展了在加强支付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型交易工具推广应用、完善市场交易行为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创新, 从宏观层面和顶层设计上推进支付结算体系发展。如近年来, 在“政府与市场并重、监管与服务共举”下, 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 在实现电子商业汇票全国推广、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快速发展、打击银行卡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是表现为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电子化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大数据信息系统逐步推广、新型支付工具和手段不断涌现, 从而为支付结算环境的改善和提高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如根据支付结算系统委员会的统计显示, 近十年来, 我国新型支付结算工具日益普及, 现钞、票据等传统结算工具占比不断减少。截至2013年末, 全国人均拥有银行卡3.11张, 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501.58亿笔、1607.56万亿元。

三是表现为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而积极开展支付结算业务和服务方式的创新。一方面通过将支付结算业务与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业务相结合, 大力发展承兑、资金清算、卡基支付、网络支付等新型业务, 从而在充分发挥其作为资金运行载体和最终清算渠道作用的同时, 扩充商业银行盈利空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整合搭建统一的数据分析系统、推动银行卡跨地域跨机构联网通用、扩大ATM和POS机具覆盖面等举措, 提高商业银行服务网络的覆盖水平和营销能力, 从而在实现信息共享、降低“交易成本”中, 改善商业银行综合收益状况。

由此, 近年来我国支付结算环境在以上三大动力的推动、支撑下取得了显著进展, 特别是在部分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区, 实现了“基础设施高效化、服务网络立体化、支付工具电子化、业务品种多样化”, 对于满足交易主体金融需求、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发现, 受多方因素制约, 我国城乡支付结算环境不均衡的问题仍较为严重, 其中又以大城市郊县地区尤为突出, 从而影响了调动金融资源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

当前天津郊县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发展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 支付结算环境作为天津郊县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金融服务体系的立足之本, 在各方努力下其功能运用和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在加强基础建设、完善服务网络、创新金融产品等方面成绩突出。但其间我们仍发现:

一是从支付清算系统的使用效率上看, 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不足。自2005年以来,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了以大额支付系统、京津冀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商业银行行内汇划系统、银行卡系统和财税关库行横向联网系统、外币票据清算系统在内的“5+2”现代化支付结算体系, 为天津经济发展和新型支付渠道的使用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其中, 一方面非现金支付工具在农村地区的使用规模,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不足。如, 2013年蓟县、宁河、静海3个天津农业区县使用各类系统完成的非现金支付总量为7841.62亿元, 是同期中心城区的3.26%;非现金支付工具总笔数为2051.53万笔, 是同期全市的2.98%, 这显然同农村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城区的38.44%状况不成比例;另一方面则是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依托现代化支付系统和电子技术搭建的服务平台及支付渠道虽均已开通, 但使用效率不高, 发展程度不够。如, 网上银行作为当前功能最丰富的非现金支付方式, 在农村地区的业务量仅为中心城区同期的7%, 而操作方式相对简单的电话银行, 在农村地区新兴支付渠道中的占比为3.86%, 较中心城区高3.17个百分点。

二是从金融服务网络的覆盖率上看, 与中心城区存在明显差距。近年来, 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区县政府的共同努力、合力推动下, 天津市农村金融服务网络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截至2013年末, 蓟县、宁河、静海3个农业区县共有银行网点317家, 特约商户3675家、ATM522个、普通POS机2320户, 较2010年增长显著。但其中, 就金融服务网路的覆盖规模而言, 农村地区与中心城区相比仍差距突出。2013年, 天津农村地区银行网点和ATM的覆盖率分别约为1.55家/万人和2.56个/万人, 仅为中心城区服务水平的27.10%和21.05%。 (参见表2) 。

三是从支付结算方式的涉足领域上看, 现代化支付工具的接受程度和业务占比不高。2009年以来, 天津示范小城镇建设工作的启动和推进, 使得城乡一体化进程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 从而为新型支付结算工具及渠道的使用推广创造了条件。2013年, 天津市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业务总量为2051.53万笔、涉及金额3164.24亿元。但其中, 票据和托收业务是目前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的重要方式, 汇兑及银行卡业务优势不显。如当年天津农村汇兑和银行卡业务约占非现金支付工具业务总量的45.71%和8.01%, 不仅比中心城区同期占比低15.58和4.25个百分点, 也较全市平均水平低14.48和8.4个百分点。 (参见表3) 同时, 就银行卡发卡类型来看, 2012年天津市农村地区人均持卡量已达11.14张/人, 但99.07%为借记卡, 功能较为有限。

当前天津郊县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存在不足的原因

一是行业管理部门在主客观上推动力相对不足。这主要是指行政力量在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就天津农村地区而言, 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在区县无分支机构的状况使得行政力量覆盖面不足, 导致在推动相关政策深入基层、确保落实上存在难度, 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另一方面,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和不同乡镇经济结构的显著差异, 使得管理部门在科学认识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合理有效地制定政策上面临挑战, 导致有时出现政策目标与农村现实相脱钩、“事倍功半”的状况。如2013年, 天津农村地区ATM、特约商户和POS机的布放数量“不升反降”, 分别比2012年减少了32个、307家和4162个。

单位:万笔、亿元

备注:农村地区是指蓟县、宁河、静海三个县中心城区是指和平、河西、河东、南开、河北、红桥六个区。

单位:个

备注:中心城区是指和平、南开、河西、河东、河北、红桥;农业区县是指宁河、静海、蓟县

二是银行机构拓展农村网点成本高、收益低, 自身意愿不强。银行机构开设网点涉及网点租金、装修装潢、机器设备、网络建设、员工工资等经营成本, 保守估计需要上百万的资金, 与城市的网点建设成本差别不大, 但收益较城市则有较大差距。虽然农村地区业务量较多, 但业务金额普遍较少, 且大部分为取款为主, 在银行的沉淀资金较少, 成本收益率较低。经统计, 2013年天津农村地区平均每台ATM机具一年存取现金16.24万笔, 金额3.25万元。而全市平均每台ATM机具一年存取现金为23.70万笔, 金额5310.22万元。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网点较少的问题, 人民银行大力推广助农取款, 但就实施情况来看, 由于需要收取农民银行卡跨行手续费, 农民的使用意愿不高。

三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与现代化支付业务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市场环境和配套设施有待提高。目前, 农商行、邮储银行和农业银行三大农村主力金融服务机构的乡镇从业人员对支付结算工作仅限于办理业务, 缺少专业管理和指导。精通汇票、本票、支票、银行卡等新业务的人员缺乏, 直接影响了农村支付结算业务的推广和宣传。

此外, 由于目前农村居民家庭在收入及消费方式上仍以现金为主, 且金融机构服务网点与其居住地距离较远, 从而制约了新型支付工具的推广和支付环境改善工作的推进。如在对天津3个农业区县300个农户家庭的抽样调查中, 有50.67%的受访者的收入形式为现金;同时, 银行网点距农户家1公里以内的仅占调查对象的15.67%, 有58%的网点距农户家在2公里以上。

四是农村居民家庭对新型支付结算工具的认知度低, 严重影响了当前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和农村金融服务网络的拓展。目前, 一般农户 (特别是偏远乡镇) 对金融产品的认知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仍习惯于“钱货两清”传统结算方式, 对刷卡、票据等新型、非现金支付工具缺乏认识、存在顾虑, 从而严重抑制了非现金结算的需求, 进而也影响了各类支付服务渠道和网络在农村地区的搭建和延伸。如根据对全市3个农业区县300户农民家庭随机抽样调查显示, 在84.33%的持有银行卡的农户中, 每月使用5次以上的仅占22.03%;在用途上, 则占比最高的为取现, 其次依次为实体店刷卡、公共事业缴费、转账汇款和网上购物;而在“不使用”的调查对象中, 有42.50%的表示为不了解或不会用银行卡。

改善天津效县农村地区支付环境的政策建议

一是要加强银政合作, 借助商业银行的触角和渠道, 使金融导向政策得以有效落实。这其中, 应通过政策引导与商业自主、行政力量与市场资源相结合的方式, 打造可持续发展机制。一方面可通过“银行下乡”费用补贴、税费减免、以奖代补等优惠政策, 引导金融服务资源持续流向农村, 激发金融机构愿进农村、想进农村的动力和意愿;另一方面则考虑通过细化考核评价指标、完善约见谈话机制等督导举措, 将分析考核的对象从商业银行分行向其农村地区支行延生, 提高和强化“由上到下”的政策传导效果。

二是要创新服务模式, 根据经济发展特点进行市场营销、推广特色产品, 降低银行经营成本, 拓展农村支付结算服务网络。这其中, 一是应针对农村地区居住分散、交通条件差等特点, 加快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支付工具的业务发展、完善农村电子支付交易规则。在为农村客户提供更多、更安全、更便捷的支付工具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发展服务对象、满足不同层次群体的结算需要;二是应积极开发和推广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根据不同乡镇的经济发展状况, 推广开发与旅游、养老、休闲等农村特色产业和发展方向相适应的支付服务网络和产品, 进一步拓展业务空间和服务网络;三是应大力发展惠农通、金融服务站等低成本金融服务产品。在乡镇小卖部、小饭馆等地普及惠农通等小成本电子机具, 满足农民日常小额支款、查询、转账等需求, 同时将惠农卡等银行卡与代发涉农资金、财政补贴、代理公共事业收费、代发低保等农民日常生活所需相结合, 既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成本, 又提高了农民的用卡需求, 方便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天津市宁河为例, 仅2013年, 在270个行政村安装此类电子机具283台, 每台成本低于1000元, 全年交易额每台超过1000万元。

三是要加大投入力度, 通过加速人才培养、增大资源倾斜, 提高农村支付服务水平的提高。这其中, 一方面就“软件”而言, 应结合支付结算业务的发展形势和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引入高学历人才和进行岗位轮训、技能培训, 使一线人员对支付工具及其相关产品有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认识, 从而提高对外营销能力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就“硬件”而言, 应从长远着手, 继续加大在农村地区的ATM和POS机投放力度。并通过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 积极引导和鼓励乡镇机关、学校等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福利机构的收支均使用现代化支付工具, 从而提高支付渠道和产品的使用效率。

三是要做好产品宣传, 在农村金融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提升中, 为农村支付环境的改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其中, 一方面应针对农民金融知识欠缺的实际特点, 注重对使用支付结算工具和手段的常识及意义进行介绍宣传, 将广大农民引导到新金融产品服务体系中来, 让农民敢用、会用各种非现金支付工具;另一方面则应通过采取免费试用非现金支付系统业务、制订城乡有别的支付结算收费标准、财政专项补贴和降低农村地区结算资费标准等措施, 改革现行的结算业务收费模式, 使农民切实感受到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便捷与实惠, 培养其新的支付习惯。

参考文献

[1] .何德旭.中国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65.

[2] .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R].2014, 3

豫南地区城市住宅节能研究 第8篇

1 豫南地区发展现状

近年来豫南地区社会与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而购房者不具备判别建筑内在品质优劣的能力，选购住宅时只能从房子的外观形象得出“高档”、“低档”的表面印象，大量建造并高价销售“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劣质住宅，蒙骗购房者，浪费社会资源，所以有学者将之批为“垃圾建筑”。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采用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先进技术，建造标准也很低，材料低劣、施工粗糙，比如：墙体、楼板不隔声，户间干扰严重，屋面、外墙保温隔热性能低下甚至常有渗漏水现象发生;二是其户型平面也缺乏深入推敲和精心设计。各功能空间要么大而不当，要么局促狭窄;水电管线任意排布，使用不便，影响美观;尽量压缩结构安全度，为了所谓的“立面需要”强行违背结构力学原理造成无谓的造价提高。甚至有的房产商将最低标准的外墙内保温抹灰偷偷改成普通混合砂浆抹灰;更有的房产商将一个小区内相同的两栋楼分别委托给两家设计院，让两家比赛谁的设计“含钢量”低，并以此为据决定谁能获得后期工程的设计合同。

2 建筑节能改造遇到的难题

2.1 缺乏完善的建筑节能改造评估体系及相应机构

建筑种类繁多，不可能找到绝对的公式和办法可以套用。开展节能改造设计之前，一个完善的建筑节能改造评估体系及专业部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参考他们的工作流程，把前期评估工作重视起来。

2.2 建筑改造至今仍然缺乏相关技术规范的指导以及相关地方的法律法规的支持

既有建筑改造的相应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只有《既有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JGJl29-2000) ，改造工作主要参照上述新建建筑的节能规范来开展。法律法规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并对建筑物节能设计与建造做了明确规定，但作为政府指导性法规，需要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配合出台更深入具体的法律法规;而建设部颁发的《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作为部门规章约束力尚有待加强。

3 节能省地设计整体策略

3.1 住宅阳台空间的设计

居住空间，因为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地方，也是最不容易得到居民满意的一种建筑设计。尤其在国家提出既要省地，又要节能的政策以后，给住宅设计的舒适问题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清华大学江亿院士是节能技术研究的权威，基于其住宅遮阳和双层皮玻璃幕墙在住宅中研究，我认为住宅阳台空间有以下问题值得推敲。

1)阳台的空间宽度应该满足凉晒衣物，赏风观景而已，满足基本日常一两个人行走即可，过大的进深则会影响相邻房间的采光和舒适度。现在住宅的阳台一般为1.2米～1.5米，有时侯住户封阳台时自己扩出来的0.5～0.6米的出挑尺寸，现在阳台的尺寸最大尺寸可达1.8米。2)按照豫南地区的建筑间距计算方法，当突出主墙体长度大于1.5米时按照突出部分算建筑间距，小于1.5米且总长度大于建筑总面宽1/2时，建筑间距按照突出部分算起。因此，城市住宅北侧尽量设计阳台，以满足杂务及冬季食物储存。阳台进深尽量缩小，允许阳台板出挑0.5～0.8米，设计一定高度的漏空栏板或栏杆，加以安全防护措施。阳台长度一般为南向房间总尺寸的1/2～1/3。阳台是接受阳光沐浴，呼吸新鲜空气的场所，不是仓储空间，其实阳台一旦解除了杂物堆放的压力，休闲赏景也就无需很宽很长了。

3.2 调整建筑的层高有利于住宅的节能省地设计

把住宅层高控制在2.80m以下，不仅是控制投资的问题，本身就是为了为住宅节地、节能、节材、节约资源。例如对发展住宅专用电梯、通风排气竖管、成套厨柜等均很有现实意义，有一个明确的层高，这类产品的主要参数就可以确定。另外，2.80m层高的规定，在全国执行已超过十年，普遍能贯彻执行，北京、天津等市能做到2.70m，个别地区曾强调顶层和底层在技术处理上的一些问题而放宽了规定，现已基本解决。

3.3 建筑平面的自然通风与节能省地设计

利用风压来实现建筑自然通风，首先要求建筑要有较理想的外部风环境(平均风速一般不小于3～4m/s)，其次建筑应面向夏季主导风向，房间进深较浅(一般以小于14m为宜)以便易于形成穿堂风，此外由于自然风变化幅度较大，在不同季节不同风速、风向的情况下，建筑应采取相应措施(如适宜的构造形式，可开合的气窗、百叶等)来调节室内气流状况。例如冬季在保证基本换气次数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通风量以减小热损失。如图1窗户的位置及开启形式

3.4 建筑材料方面的节能

按照3R原则，墙体材料的生产要尽量少用或不用天然的化石类原材料，多利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渣、废弃物等;墙体材料的生产要节约能源，采用低能耗制造工艺和不污染环境的生产技术;产品设计以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不仅不损害人体健康，还应对人体健康有益;产品应具有轻质高强的特点，要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应具备多方面的功能，如保温、隔热、防火、阻燃、隔声、防射线等;产品的施工应用应简易、方便;墙体拆卸后，废弃产品可回收利用。

总而言之，设计从住宅的群体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及细部构造设计、能源源头节能、能源再利用设计四个角度，全面考虑寒冷地区城市住宅的节能省地型住宅设计策略，能有效的提高建筑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城市一些居住用地的不合理开发和住宅日常能源的日益紧张, 如何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成为当今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技术集成和设计整合, 探索全面提升住宅综合品质的技术体系, 促进住宅建设向着“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负荷小、成本低、效能优”的产业现代化方向发展。而这些解决问题, 只有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 才是缓解能源、改善环境的一种重要良好途径。

我国城市滨河地区演进模式初探 第9篇

关键词：演进,中断,变异,衰落,模式

我国是河川之国,很多城市是在大山大河之间发展起来的,城市傍水而建,由水而兴。在自然状况下,城市滨河地区的生成及演变过程是一种缓慢的积淀和变化,它不断再生、进化并逐渐扩张。但是,在复杂的政治政策、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等深层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下,浩瀚的历史长河奔流至今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印迹。针对滨河地区的变化方式以及现状的历史遗存,我国滨河地区的演进模式可以划分为中断模式、变异模式和衰落模式。演进模式的划分将有助于对城市滨河地区进行客观有效的历史分析,为进一步的更新改造提供依据。

1 中断模式

中断模式是指滨河地区在其产生以后,它的许多组成要素因为条件的变化,停止了发展的脚步,体现出一种中断的关系[1]。这种演进模式有真实的滨河历史遗存,滨水区的建筑、街道、构筑物、水街等反映历史面貌的物质实体应是历史遗存的原物,具有历史典型性和鲜明的特色,并有一定规模,视野所及范围内水滨历史风貌基本一致[2]。如今,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滨河区,有的是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历史地段,有的是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的记忆,它们均是满足了当时特定条件下的相应功能的技术性产物。而现在,它们失去原有的功能,成为一个纯粹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仅作为记忆而显现出来。

1.1 古代滨河地区发展的中断

在古代,我国的城市始终都是封建社会型的城市,城市的发展还是以农业的发展为推动。城市有着缓慢的变化和发展,也有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发展方式上没有根本变化。作为古代贸易的集散地,城市滨河地区是城市与河流接触的界面,码头众多,船只来往频繁,自然发展成为城市商业贸易的中心。水运的方便,使街巷沿河而设,把居住、商业、手工业和交通高度集约在滨河区狭长地带。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以后,我国传统滨河地区受到了冲击,很多滨河地区的发展被迫中断。例如,无锡京杭大运河两侧滨河地区至今仍旧保留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使滨河地区的发展凝固在明清时期。

1.2 近代滨河地区发展的中断

在近代,外国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使很多沿海沿江城市被开辟为商埠或设立租界。由于当时封建社会老城区建筑拥挤、街坊密度高,因此,商埠或租界选址大多选择在交通便捷的城市滨河地区。另一方面,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后,一些新建工厂的选址也大多在城市附近的滨河地区。由于近代城市功能的发展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得近代滨河地区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色。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滨河地区的发展出现了中断现象。尽管如此,毕竟它们经过了上百年的社会变革、发展,无论从社会、经济、文化的任一方面,仍然可以感受到它曾经的痕迹。

2 变异模式

滨河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的发展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变异模式是指最初形成的滨水地区结构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部分保持了其原有结构形态的某些特征和组成要素,体现出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造和更新。这种改造和更新或许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或许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我国传统的滨河地区有着很多古老的东西,但也在不断的产生新建筑和设施。当时的新建筑,若干年以后又成为陈迹。随着时间的洗礼,有些成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标志物。

2.1 发生在近代的滨河地区变异

在近代,我国原来的封建城市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及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发生了局部的变化。古老的滨河地区作为城市的起源,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其各组成物质要素实体和空间的形式、风格、布局等应不断适应城市时代功能的需求,从而突破原来的框架,出现新的功能或导致原有的部分功能衰退。而新的内容由于受到外界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形式。例如,南通是近代发展较快的城市,因老城区密度较大,其新发展地区选在城西及护城河濠河两岸。其中,在南濠河沿岸的东段开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医专、南通农科学校、南通甲种商业学校、图书馆、博物苑等。在濠河中段,则利用宽阔的水面逐步修建为游憩中心,有东南西北中五个公园。

2.2 发生在现代的滨河地区变异

每个城市都有“新陈代谢”过程,在城市发展的时空中,滨河地区的空间结构及肌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以后,任何滨河地区格局都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在历史上发生故事的场所和物质空间今天可能已不复存在,留存下来的建筑文物也会丧失它们相互间应有的空间关联。伴随着现代老城建设的填空补齐,见缝插针的方针,出现了“新老并存”现状。例如,汉口沿江地段存在着大量的历史建筑,大部分是近代租界的办公楼和金融建筑群,如江汉关、汇丰银行大楼、花旗银行大楼等,它们已经形成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历史风貌街区。然而,在这些历史建筑的空隙中,却搭建了现代营业建筑,街区整体形象混乱,功能定位不明确[3]。

3 衰落模式

衰落,一般指事物已失去原有的活力,由高潮走向低谷的发展趋势。城市滨河地区演进的衰落模式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滨河地区结构形态的许多组成要素,因条件变化,无法适应城市新的需求,出现衰退现象,被历史发展所抛弃,体现出一种衰败落后的状态。这些滨河地区历史文化和景观资源较少、衰落程度和规模较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物质性、功能性和结构性衰落,甚至已经被大规模废弃。

3.1 河流水系的衰落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城市滨河地区兴起与发展的生命线,因此,河流水系对滨河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河流尤其是护城河束缚了城市扩展的范围,因此,它们被人为的荒废或填埋,使滨河地区被削弱、缩小或者废弃,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如广州护城河,在清末民初,护城河及城内渠道由于污染严重,成为城市的污染源。在民国拆城墙修马路的运动中,既有的一部分护城河被填充,导致一部分城市的滨河地区消失。同时,自然原因例如河流改道,水源短缺等,也导致一些城市的滨河地区衰落。

3.2 滨河地区的衰落

当我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后,近现代城市文明对传统城市滨河地区的冲击是巨大的。城市滨河地区呈现爆炸式的发展,超过了正常的限度,带来了许多弊病。河流成了城市的排水沟,水路运输也已被陆路运输所代替。滨河地区丧失了它的平静,居民和绿地不断消失,环境质量一再下降,往日人们依水而居的祥和景象不复存在,滨河地区相对没落。

城市滨河地区演进的衰落模式会导致它原有空间形态的遗失,原有文化风貌的淹没,很多滨河重要的珍贵遗存,一经破坏就难以恢复。而且,衰落模式不仅是影响滨河环境的物质要素,还可能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社会人文因素。当然,或许城市的滨河地区只剩下古树、祠堂、骑楼、牌楼、小桥、水井等都可以作为断壁残垣,但是仍然无法抹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依然是我们精神所依的文化家园。

4 结语

城市的滨河地区对于人类始终有着一种内在的持久的吸引力。通过对城市滨河地区进行客观有效的历史分析和现状研究,探索我国滨河地区的演进模式,既有利于加强对城市滨河地区的全面认识,又有利于在当前的滨河地区更新实践中从多层面、多方位入手,更好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实现历史与现实目标较好的融合和衔接。

参考文献

[1]阳建强,吴明伟.现代城市更新[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志芳,孙鹏.历史地段型滨水区景观保护的内容和处理手法探析[J].中国园林,2000(6):36-39.

[3]李国敏,王晓鸣.城市滨水区的开发利用——以汉口沿江地段为例[J].规划师,1999(4):124-127.

促进城市滨水地区要素的综合组织 第10篇

关键词：滨水；要素；综合组织；城市设计

中图分类号：TU-8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2-0030-07

近期我国许多城市都在开展大规模的滨水更新与开发，重点项目如哈尔滨松花江江滨重建，沈阳中心运河改造，天津海河沿岸开发，太原汾河两岸规划，成都府南河综合整治，合肥护城河古城公园建设，上海黄浦江两岸地区更新，宁波三江口地区规划，杭州钱江新城开发，广州珠江沿线规划等，滨水项目成为许多城市建设的核心与热点。在滨水地区开发实践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呈现出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素各自为政。滨水地区要素众多，既有建筑、广场、道路等与城市腹地共有的要素，也有河流、桥梁、堤坝等滨水地区特有的要素，但在开发中要素往往以规划控制线为界，独立设计与实施，彼此之间缺少协调与组织。这不仅带来了局部空间形态的不连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开发模式的单调，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建构一些反映地域文化特征的滨水地区空间形态。

一、要素各自为政的具体表象和深层原因

滨水地区要素各自为政的具体表象如下：

河道：除了桥梁，在河道范围内不允许建造任何建构筑物，以满足通航和泄洪要求。因此，其他要素几乎不可能突破河道蓝线建造。河道是滨水地区表现最为独立的一个要素。

桥梁：随着车行交通的飞速发展，桥梁多数成为服务于车行交通的设施，功能多样性退化。由于桥头有举势，引桥与城市基面有一定的高差，如果桥梁与邻近要素相接，这部分高差关系较难处理，因此桥头往往与其他要素脱开设置，即使不得已贴邻建造，也只作被动的调整，如在桥梁与建筑相接的情况下，往往将建筑无窗的侧立面靠向引桥，避免开窗被拦腰截断。

堤坝：以防洪作为唯一主要的目标，堤坝一般紧邻河道设置，用钢筋混凝上实体将河流与城区割裂开来，致使水体与绿地虽然相邻却无法生态互渗，较高的堤坝也阻挡人们通向河流的视线。如上海苏州河堤坝高出城市标高2米左右，有时在堤坝旁边行走，根本感受不到苏州河的存在。考虑到防洪，堤坝上不得建造任何建筑实体，下部空间一般也很少利用，堤坝以一个在空间和形态上都相对独立的要素而存在。

绿地：城市规划法规对沿河绿地有明确的限宽界定，规定沿岸留出一定宽度的绿地，不能建造任何功能性建筑，以保证沿岸的公共性，这一法规几乎被严格地落实到每一处滨水用地，因而通常所见沿河地带总是紧邻河流延伸着一条等宽的绿化带，其他要素不得“侵入”这一区域。

道路：在滨水用地更新开发中，有时在沿河设置快速道路，让过境交通迅速穿越城区。这种做法不仅在空间上将两侧的用地、要素分割开来，而且快速的车流也将从城市腹地进入滨水地区的许多人流阻挡在外，如杭州钱塘江以北老城区一侧虽然在江滨建立了休闲设施，却由于快速千道的阻隔，降低了人们近水的意愿。另一方面，道路属于市政工程，总是在开发前期先行实施，很少参与和其他要素的整合设计，如近期上海正在对老外滩进行改造，中山东路将有6条车行道改为隧道从地下穿越，许多参与外滩城市设计投标的单位都希望通过在城市地面以下，隧道之上没下沉广场、过街步道，将滨江公共开放空间和后侧历史建筑有机联系起来，但由于隧道顶标高接近地面且已经开挖而无法实现。

建筑：水乡城镇在历史上通过“一河一街”、“一河二街”、“有河无街”的断面交替互换，建筑与街道交织渗透，构成了建筑时而枕水而筑，时而远离河流的丰富格局。但在新的滨水地区开发出，由于沿河绿化的限定以及防洪的考虑，建筑只能在绿化之后甚至道路之后设置，又因为开发利益驱使，建筑大多紧邻红线建造，致使沿河建筑一字排开，形成单一的界面。

要素各自为政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三点。其一为规划分区的严格限定。规划强调功能分区，制定了严格的控制线，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滨水开发的秩序，但使得各要素往往囿于控制线范围内独立设计和开发。如蓝线将河流与其他要素分隔开来，绿线将绿地限定在内，几乎不允许其他要素的介入，其二是专业学科的分化。由于专业细分，往往建筑由建筑师设计、桥梁成为桥梁工程师的专职、堤坝由水利人员进行专项设计、道路由道路工程师设计，各专业设计单位缺乏合作，不能对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环境之间作全面的考虑，常常出现单体效果尚好，整体组合不佳的情况。其三为城市建设管理的干预。各要素开发归属各部门管理，包括水务、绿化、环保、交通、建设等，各部门关注点不同，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水滨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常常出现矛盾，如老外滩新一轮改造中规划了一些突出黄浦江的水上平台以增加近水的机会，但水务部门出于防洪及安全考虑，大多不予批准。从某种程度上说，建设管理部门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加剧了专业设计的分化。

其实，滨水地区形态不是取决于这个或者那个要素，而是由各个要素组合为一个整体而被人们感知。因此，对滨水地区要素进行综合组织十分必要。

二、综合组织对传统滨水开发的提升目标

1促进要素的多功能发挥

综合组织要尽可能扩展要素的功能，促进同一要素的多功能复合。通过综合组织，桥梁不仅满足跨河交通，也可能成为水上广场、水上公园，甚至成为居住场所；堤坝在满足防汛的前提下，可以成为停车空间，或是城市快速干道从内部穿越的载体，或是滨水娱乐设施的载体；道路不只具备通行职能，也可成为观水休闲的开放空间；建筑不仅是工作或生活的场所，也可临水而筑发挥防汛功能。

2增加亲水面和亲水视角

滨水地区最大的资源和优势是亲水。综合组织要增加亲水的立体层次，平面深度和亲水视角，使得不仅近水空间要亲水，远水空间也要亲水；不仅步行空间要亲水，车行空间也要亲水；不仅公共空间要亲水，私有空间也要亲水，不仅在岸上亲水，更可提供水上开放空间用以亲水，等等。以平面分区为主的规划设计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要素进行综合组织才是解决的途径之一。例如，旧金山罗尔码头将临水建筑底层架空，引导城市内部广场伸向滨水区，使离水较远的游客也能看到水，扩大了观水范围，增加了水滨吸引力。

3实现滨水土地的立体高效利用

滨水土地资源有限，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水滨用地是滨水开发的重要课题。如果滨水两岸都限定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绿地范围，规定不得

设置绿化以外的任何要素，那肯定不能带来最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特别是在滨水核心区段，只有优化组织各要素，在局部地区进行多功能立体配置，才可能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如纽约曼哈顿河滨方案通过立体化组织，将商店、戏院、博物馆、运动场和餐厅等布置在沿岸绿地的下方，既满足了滨水绿地的规划要求，也保证了土地的高效利用。

4关注文化特征和地域差异

传统滨水开发往往严格遵循规划控制线，由于蓝线、绿线、红线等三种控制线一般沿着河道走向平行设置，就形成了较为单一的沿河绿化一道路建筑或绿化建筑道路带状平行布局的单调模式。但是，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不同，滨水空间的特征也不同，因此综合组织要对此进行优化，创造适宜本区域的独特的空间形态。一方面，要关注滨水空间的文化特征。例如，在水乡城镇滨水地区保护更新中，就要有选择地突破控制线，依据传统格局适当布置一些枕水建筑以再现水乡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要反映地域差异，例如，在凹岸采用带状平行布局模式可以烘托岸线形态，而在凸岸则可调整要素，将实体要素集中布置以形成视觉的焦点。

二、综合组织的途径

1规划控制的适度开放

规划的分区机制有“利”但有“弊”。有利的一面表现在，在工业社会河流以水运交通职能为主的背景下，有效的功能分区便于管理与操作：临河的绿化带把码头区的脏乱与城市生活相隔离；其后的道路可以将货物快速地运送到内城；建筑的后退限定保证了水滨公共空间不被占据。但是规划分区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地块内功能使用单一，不能适应功能复合的发展趋势；刚性边界使各要素局限在控制线内，减弱甚至隔断了要素之间的联系；单一的滨水用地规划模式，无法创造丰富多样的水滨形态，等等。

因此，为了满足现代滨水区多元化发展，水资源多样化利用的趋势，需要促进规划控制的适度开放，在滨水局部地区打破功能分区的刚性界限，为要素的综合组织提供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开放。一是开放边界，允许其他要素进入以及自身向其他要素渗透，也为两要素联结部位的结合设计创造条件。二是开放上部或下部空间，即对传统二维的用地功能配置进行革新，促进三维立体的空间叠置，提高滨水上地的利用率。

2城市设计的有机整合

要素开放自己的界限，为要素的综合组织，为促进各要素的空间渗透创造了条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开放反映在空间形态上是要素与要素之间相互渗透，要素与城市空间相互渗透。”而这种渗透的具体实施则需要城市设计的介入。“从某种程度而言，城市设计的精髓就是处理城市要素的相互关系。”

在城市核心滨水区段，需要在规划控制适度开放的基础上，运用城市设计方法促进要素的相互渗透，这正是现阶段滨水地区开发所缺失的一个步骤。可以运用咬合、跨越、交织、重叠、融合、穿插等多种方法，对要素进行整合，优化滨水地区的功能和形态。例如，建筑与绿地的交织穿插，有助于生成层次丰富的空间形态；堤坝与道路的重叠设置，可以促进人车动静分离，建筑跨越河流布局，能够为建筑内部空间创造新的观水视角，等等。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特征采用不同的整合方法，有助于展现滨水地区的地域差异和文化特征。

3专业合作与专业综合

要素综合组织的最终实现，仍需落实到各专业的具体设计中去。各专业需要在城市设计的指导下，加强专业合作，促进综合组织。例如，针对前文提及的桥头和建筑脱开建造的现状，可以促使桥梁工程师与建筑师的协商与配合，在两者同时建造时进行联结部位的合作设计，或在某一要素先期建造时为未来另一要素的衔接预留可能。

在加强专业合作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设计师的综合能力，在自身所学专业之外，增进对其他要素设计的了解和运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与其他专业合作的能力，也可能在设计某一要素时，融入其他专业的设计思想，进行重新组合，编制出新的“整体”。例如，日本的黑川纪章、荷兰的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美国的贝聿铭等著名建筑师就在设计桥梁时，促进了建筑与桥梁的复合，生成了“新”的建筑型桥梁。

四、综合组织的具体措施

1要素边界的交织穿插

针对沿河蓝、绿、红线平行设置的常见模式，如能对这些边界优化组织，使局部弯曲、转折，甚至突破边界插入内部，则有助于创造独特的滨水空间形态。例如，在临河绿地中局部点缀建筑，甚至将建筑直接置于水边，可起到烘托标志物的效果。悉尼港的开发就是成功的案例，它将大部分建筑限定于港区的后方，而把悉尼歌剧院置于前方突出岸线处，临水而立，其间是大片原有绿地，这样做既达到了保护绿地的目的，也使歌剧院与后方建筑群在位置、体量上形成强烈对比，产生了“众星拱月”的效果，并且将歌剧院设于港湾前方转角处，也强化了其地理特征(图1)。

2要素联结部位的结合组织

将两要素相邻的边界开放，使有可能对要素邻接部分进行整合，促进两要素在此处的结合设计。这样有助于突破要素因红线为界，形体脱离的现状，促成相邻要素联结部位在空间和形态上的顺畅衔接，例如，当桥梁与建筑相邻时，如果桥的踏步设置能与不同标高的建筑入口结合考虑，则既可以促进建筑的可达性，也能引导人流上桥或下桥。周庄富安桥为江南水乡仅存的桥楼合璧的立体型建筑，桥两端紧靠着四个桥楼，桥梁在中部设置了几级紧贴茶楼人口且与桥平行的石阶，使人可以从桥中央直接步入茶楼歇憩，或者也可继续往下到达转角平台，进入另一侧人口标高稍低的茶楼。而转弯再下几级台阶，则到了桥的人口空间，此处是一个专售旅游用品的商店，这一空间恰巧位于第一个茶楼的下方。富安桥通过十多级踏步的有机组织串起了三处建筑人口空间，也很好地展现了水乡文化特征(图2)。

3要素上部空间的利用

规划对于土地使用功能的划分是平面化的，功能是单一的，也使得与河紧邻的空间只有一个层面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水体，城市设计提倡功能多样化，并擅长对多个功能空间进行立体整合，这既可以促进滨水土地的高效利用，也能同时生成多个层面的近水空间。例如，巴黎贝尔西公园附近的道路紧邻塞纳河设置，建筑在道路后侧一字排开，退后一定距离才能观水。而法国财政部大楼是一个例外，它将一个侧厅横越过马路，驾于塞纳河上，营造出城市“大门”的感觉。这种将建筑与道路分层设置，跨路临水而筑的做法，对于建筑而言，获得了近水空间，取得了独特形象；对于道路，则获得了对景，在单调的汽车行进过程中形成了视觉的亮点。道路上部空间的有效利用，既不影响道路的使用，也不剥夺建筑的近水权利(图3)。

4要素下部空间的利用

要素上部空间的利用可以增加观水层面，同

样的，要素下部空间的利用也有类似的作用，并且有助于滨水地区的动静分离和减小地面建设压力，巴塞罗那滨海区将大部分过境交通压到地下，费城宾斯区在人行平台下方设置城市干道等，都有这样的考虑。而且人车的分层设置，也为同时满足不同人群的观水需求提供了可能。在滨水地区，不仅步行游客、建筑内部人流希望观水，在滨水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地铁内的乘客也有观水的权利，怎样同时满足他们的观水需求，又不互相干扰呢?人车分层设置是解决的方法之一。如巴黎在城市的多个滨水区段，将车行道(城市快速干道、地铁、RER城郊快速火车网线)设于河岸下方，并将车道向河流开敞，既减少了车行与步行的干扰，又同时满足了步行者、乘车人，以及后侧建筑中人群的观水需求，争取了观水面的最大化(图4)。

5一要素作为另一要素的重要组成

在用地规划上两个要素各自独立，而在空间形态和功能组织上，一个要素已经成为另一要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例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滨水地区有一个跨越河流的观演场所，在河流的一侧结合保留下来的18世纪西班牙城堡的滨水平台设置了露天舞台，而在河流的另一侧则建起了层层跌落的观众席。利用河流转弯的有利地势，舞台与观众席恰好分设于凸岸和凹岸，形成了对舞台的向心性，十分利于观演。而且河流从中部穿越而过，又可引入外部观众，使水上游船成为特殊的观演场所，既活跃了演出气氛，也为水上旅途增添了几分乐趣。在这里，穿越广场的河流已经成为广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扩大了广场的视觉范围，也增进了广场的空间活力(图5)。

6要素的复合与融合

上述各项要素综合组织的措施主要是在平面或竖向空间内对各要素进行整合，而要素的复合与融合则是在同一空间内将两个或多个要素进行一体化组合，各要素在平面或竖向空间内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要素的复合与融合可以促进要素的职能优化和优势互补，更高效地利用滨水资源。如英国巴斯的布尔泰尼桥(Pulteney Bridge)在设计时考虑到与市镇最主要的商业街大布尔泰尼街相衔接，桥的内侧布置了两排共计11家连续的商业店面，使人在闲逛的同时不经意间就跨越了埃文河。这座桥从内侧看是纯粹的商业街，而外部则为典型的栖居式桥梁，可以看成是建筑与桥梁的复合(图6)。近年来，一些设计师以建设“生态桥梁”、“水上城市”等为目标，希望能够把建筑、广场、交通、公园等都集结于桥上，探索人类寄居水上的可能。因此，滨水要素的复合与融合在未来可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五、城市设计案例实践与运用

杭州滨江区位于钱塘江南侧，随着新世纪杭州城跨越钱塘江发展，滨江区江滨地区成为沿江重要景观和活动区域。2002年，区政府委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设计研究中心进行滨江区江滨地区城市设计，其后又对核心公共空间部分的建筑、景观和市政等进行综合设计。项目于2006年建成使用，现已成为西湖博览会的主会场，由于核心部分由城市设计到单体方案均为一家设计单位组织设计，因此一些综合组织的方法比较顺利地得以贯彻和实现：

河道与其他要素的穿插渗透。城市设计中有两处突破蓝线。一处为钱王广场，平时是观潮、餐饮、休憩的场所，节日时进行各种庆典、民俗活动，希望局部突出江面10米，以利于观潮并可凸显其核心广场的地位。另一处结合传统的“迎潮泅江”活动，伸出江面40米建观景台，作为勇士泅江的下水平台。在实施过程中，前者在与水务部门多次商讨后，最终以结构出挑的形式得以建成，而后者由于突破蓝线太多未予批准，

绿地与其他要素的交织穿插。控规在沿江限定了100米宽的绿化用地，城市设计对此进行优化，一方面，对绿地边界进行调整。将规划的公园绿地的一半与相邻的文化娱乐用地的一半互换，不仅打破了等宽的绿化布局，构成了建筑时而突前，时而后退，与绿地穿插渗透的生动形态，而且促进了大面积块状绿地与重要功能区域结合设置，使绿化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在绿地中点缀建构筑物。将东侧餐饮街延伸至钱王广场，建构餐饮、酒廊的柱廊建筑，作为广场的南界面，也形成餐饮街的尽端收头。此外，还在绿化用地内设置了几处茶楼。在绿地中穿插实体建筑，不仅美化了空间形态，也为开放空间提供了充足的服务设施(图7)。

建筑与桥梁联结部位的综合组织。科技广场西侧天桥尽端设置了茶楼，桥头既是通向江滨的过渡空间，也作为茶楼二层人口的缓冲空间。而从桥头一侧的叠水踏步逐级而下，可方便地到达茶楼的一层人口。天桥为茶楼组织双层人口创造了便利，而茶楼也赋予了天桥丰富的桥头空间。

要素立体组织。考虑到防汛大堤高4米，在软件园区采用立体组织要素的方法，抬高活动基面至6米，设天桥跨越闻涛路通向坝顶，而在其下方布置社会公共停车库，上方建造研发塔楼，立体布局既减少了交通的干扰，也使主要功能区域都能获得亲水的可能(图8)。文化公园也采用了立体组织用地的方法，上部为公园，地形起伏，覆土植树；下部为公共停车库，满足滨江区域的停车需求。

桥梁与街道的复合，餐饮街跨越闻涛路的天桥延续了南侧餐饮街的沿街灰空间，两边建柱廊，在形式上取得呼应，并在开敞空间内设花坛、座椅、灯柱，希望营建良好的步行氛围，建成多要素复合的桥梁综合体。

此项目对于要素综合组织的多方面运用与成功实践，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为城市设计的大胆突破。城市设计最初就设定了对要素进行综合组织的目标，对已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了调整，促进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上述对于绿地形态的修整就是一例。此外，还对闻涛路进行局部调整，在核心区将直线线型改为适度的曲线线型，改变断面，加大步行空间，使闻涛路从控规定位的城市快速干道转变为区域生活景观道路。其二为多专业的密切合作，核心区综合设计涵盖了多个专业，包括建筑、景观、道路、桥梁、结构、给排水、照明等，在城市设计的总体协调下，各专业合作设计成为实现要素综合组织的关键。例如，闻涛路的设计，由建筑师预设道路走向和断面，然后与道路工程师进行商讨，对不合理的曲率等进行修改，由道路工程师完成施工图设计。几处天桥和桥梁的设计均有建筑师的参与，跨越文涛路的“S”型桥梁则由建筑师主持设计，促使建成的桥梁不同于一般的水工构筑物，成为滨水公共开放空间的重要组成。

六、结语

“城市的要素，无论是建筑、公共空间或道路等，本来就是开放的、互相联系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开放的基础上，促进要素的相互渗透。上述措施并不能全面、系统地阐释滨水地区要素综合组织的方法，只是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模式，具体实施还需要设计师根据滨水地区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特征进行相应的操作，并由此积累更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第11篇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 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 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 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 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 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 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 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 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 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 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 (1949~1978年) 。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 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 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 从本质上讲, 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 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 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 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 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 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 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 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 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 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 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 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 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 “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 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 近年来,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 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 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 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 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 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 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 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 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 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 也包括宏观动力, 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 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 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 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 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

发展经济学认为, 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 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 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 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国家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 由点及面, 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 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 吸引外部要素流入, 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 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 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 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 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 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 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产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 调整现有农业布局, 结合生态环境特点, 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 增加农业剩余, 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 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 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 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 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 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 改造传统工业, 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 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 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加快城市化进程。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 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

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 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 为推动地区城市化, 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 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 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

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 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 通过制度创新 (变迁) 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 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 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 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 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 加大土地制度创新, 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 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 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许抄军, 罗能生, 王家清.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 2007.8.